田野调查方案

田野调查方案（共8篇）

田野调查方案 篇1

大理白族婚宴文化传承调研方案

以大理市银桥镇古马久邑村为例

一、调查地点和对象。

地点：大理州大理市银桥镇古马久邑村。该行政村隶属大理市银桥镇，地处银桥镇南边，距镇政府所在地5公里，到镇道路为水泥路，交通方便，距大理市3公里。东邻洱海，南邻下鸡邑，西邻大丽路，北邻阳波。辖14个村民小组。现有农户 929 户，有乡村人口3685人，其中农业人口 3675 人，劳动力 2329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人数 1044 人。村支书、村主任：杨腾雷 电话：***

对象：马久邑村村民

二、调查日期和时间长短

调查日期：12月—2月。调查时间主要在寒假期间，具体时间要等村中有人结婚之前跟村主任联系。到达调查点后，根据实际情况拟定具体调查时间和具体活动安排。

三、调查人员的组成

摄影1人、记录4人、当地村民向导一人。联系人：杜丽花 摄影：朱林坤

访问记录：杜丽花、杨辉、李梦晓、陆春香 财政与后勤：陆春香

四、调查的目的和意义。

目的：了解大理马久邑婚宴文化。

意义：了解婚宴文化的传承，了解大理白族婚宴文化与人文风貌的联系。

五、调查地点的典型性

大理州马久邑婚宴实行宾主为宾客每家备一桌饭菜。邻近宾客无论到与否，宾主都会把预备的饭菜送到宾客家。

六、调查的主要内容

大理州马久邑白族的婚宴文化

（1）、婚宴的传承（2）、村民对婚宴的态度（3）、从婚宴中体现的人文风貌（4）、为民族对白族婚宴的看法

七、详细的调查提纲。

（一）婚宴起源、传承

1、请问你知道你们这样的待客方式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吗？

2、这样的晚宴方式有什么渊源？

3、与以前相比，现在有那些改变？

4、是你们自己一直保持着这种方式还是政府曾提出过要求？

（二）、本民族对子婚宴的态度

5、你是否思考过你们待客的晚宴与别的地方不同？

6、你觉得你们的待客晚宴方式好吗？

7、与别的地方相比你觉得这样的晚宴有哪些优点、缺点？

8、如果这样的婚宴慢慢汉化，你会怎样感想？

9、相比较让酒店包办与自己家中以传统的方法办婚宴，更愿意选择哪种方式？

（三）、婚宴体现的内涵

10、你觉得这样的婚宴方式主要表现些什么？

11、这样的婚宴方式主要传承着那些传统美德？

12、还有别的哪些方式来表现这些传统美德？

13、对一家人一桌婚宴的方式你们有什么看法？

14、你们办婚宴都是这样的吗？如果不是，你觉得这样的方式好吗？与你们办婚宴的方式相比较，有什么优点？

15、它主要表现了些什么样的文化内涵？

（四）、食物的传承

16、婚宴中哪些食物是必须有的？他们各自都体现哪些特别意义？它们是什么时候流传下来的？

17、信任是否需要吃一些特定的食物来庆祝新婚？如果有是哪些食物？他们各自体现什么意义？

18、这些有特定意义的食物流传至今是否有所改变？是怎样改变的？

八、自己具备的条件以及前期准备。

自己具备条件：有熟悉的人在马久邑，自己是大理本地人参加过多次白族婚宴。

前期准备条件：1.摄影设备、录音设备、照相器材。

2．生活用品：御寒衣物、防晒物品、照明设备、常备药品。

3.笔记本、调查记录本和调查日记本。

九、详细的经费计划和调查路线

调查经费：去一次的往返车费300元，吃住每天60元，参加婚宴的礼品每次100元、预计3次（共300元），其他开支500元。共计5500元。调查路线：昆明直达大理，大理车站到马久邑。

组员：杜丽花、杨辉、朱林坤、李梦晓、李春香

田野调查方案 篇2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的国家。据考古证实, 我国在西汉时期已有麻制成的纤维纸, 东汉蔡伦改良造纸法之后, 造纸技术得到普及, 自此造纸业蓬勃发展起来。南漳古法造纸则是由我国最古老的麻纤维纸传承而来, 完整地保留了中原地区造纸业的样貌。它兴起于清末, 位于湖北荆山山区, 交通极为闭塞, 致使当地经济落后, 造纸业逐渐衰落。而另一方面, 发展缓慢的经济和生活方式, 反而使得陈家作坊及一些废弃古作坊得以保留。

一、南漳古法造纸的历史渊源

在距湖北襄阳约百公里的南漳地区, 古法造纸在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百余年间一直是当地的第一大产业, 如今更是鄂中地区现存唯一的活态古法造纸区, 南漳优越的自然条件是支撑造纸产业的根本。

南漳地处荆山山脉之中, 植被丰富, 生物多样性高, 现在是湖北省荆山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其境内水系发达, 有蛮河、漳河、沮河三条重要的河流, 与其支流形成水路网。并且此处河水皆为源头水, 水流不大且稳定, 水质极佳, 能够为纸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长期稳定的高质量水源。

最重要的是, 南漳山区雨量充沛、气候温润, 在河谷两岸有大片茅竹林生长, 并且产量稳定。茅竹是造纸和制作造纸工具的优质原料, 行家称其为“麻”。正是这充足的原料吸引纸民安家, 也为日后南漳造纸业的壮大提供了根本保证。

南漳古法造纸兴起于清末太平天国起义之后, 战乱迫使湖北咸宁一带的纸民举家搬迁避难, 携带资金和技术来到南漳地区, 一家家小作坊在此生根, 并逐渐发展成庞大的造纸产业。

南漳造纸业的鼎盛时期是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初期, 产品主要是用于祭奠祭祀、做鞭炮的火纸。其火纸工序复杂, 选材考究, 质量上乘, 易燃无烟, 有清香, 灰烬呈灰白色, 可做药用, 远胜其他废弃材料制造的火纸, 所以广受欢迎。当时, 做好的纸由当地人用特制的木架子从深谷背上山, 徒步送到武安镇装船, 经蛮河入汉水, 销往全国。

南漳的造纸作坊最初多修建在各条河流的源头, 后来随着造纸业扩大便沿河发展。当地也逐渐形成了多个有名的造纸世家, 最显赫的是咸宁陈家, 也是南漳古法造纸流传至今唯一的一户仍在坚持造纸的作坊。

南漳造纸业在鼎盛时期有几百座作坊, 遍布各条河流的干支流, 新中国成立后逐渐萎缩。十年前仍有不少纸厂在生产, 但近几年广西甘蔗种植业产生的废料广泛用于机械造纸, 并向南方各省倾销, 南漳纸的纯手工高成本生产无法与其竞争, 绝大多数作坊已经停产歇业。

二、从陈家作坊看南漳造纸技法和产业现状

陈家祖上是南漳地区首屈一指的造纸世家, 他们也是今天南漳地区唯一一户仍在坚持造纸的纸民。

陈家祖籍江西, 随清末“江西填湖广”的大规模移民迁至湖北咸宁, 后因太平天国之乱迁至南漳冷水河, 再辗转迁至今日生活的漳河河谷。陈家的造纸产业至今已经传了九代人, 族人多以造纸为业, 拥有众多作坊。

陈家现在的当家人是陈三爷, 他的作坊位于漳河源头, 此处共有三户陈家族人居住和生产, 陈三爷家位于中间位置, 叫做中场, 其他两家分别位于沿河上游和下游几公里处, 叫做上场和下场。这三处的老屋均为内部木构、外附砖泥的晚晴民居, 其中下场的老宅规格最高, 形制大气, 精致肃穆, 青砖雕刻至今清晰可见, 但内部木结构已陈旧失修, 纸民已迁走从事其他行业。

陈家作坊的造纸技术是南漳的代表, 其工序复杂, 大小有72道, 其中最重要的几个步骤如下:

砍竹:造纸的原料是每年清明节前后砍下的嫩竹, 再截成1米长的竹筒。陈家坚持有计划地砍竹, 绝不破坏自然保护区境内的生态环境。

打竹:用水碓把竹筒打碎, 在这一步需要把竹筒打成一簇簇的竹纤维, 然后捆扎起来。

沤竹:把纤维放到两个约10立方米的石灰池中用陈家自制的天然石灰沤100天, 这是造纸过程中时间最长的步骤。

打碓:将沤好的竹料用水碓继续捶打, 直至打成黄色粉末状。再把这些粉末倒进石板做成的纸槽里, 纸民站在纸槽里赤脚用力踩踏, 使纸浆尽可能均匀, 然后就可以倒进抄纸用的大水池中了。

加纸药:在抄纸之前需要加入纸药, 陈家用的纸药是山上采摘的一种叫做杨条的树枝。将杨条在抄纸池中浸泡一会儿, 能够增加纸浆黏度, 也使得抄出的纸更加光滑、容易分开。杨条是非常重要的辅料。

抄纸:抄纸是整个造纸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 也是最需要技术和经验的工序。抄纸的工具是一个1米长0.6米宽的木制帘床, 上面放置一张用竹篾编制的抄纸帘。纸民双手握住帘床两端在抄纸水池中有节奏地左右荡几次, 抄纸帘上就留下了纸层。抄纸关键在于均匀流畅、一气呵成。之后, 把抄纸帘取出反扣到一旁的垛板上, 用手均匀地按压纸帘挤出水分, 就可以揭开纸帘留下一张湿润的纸层。

打钓:抄好的一垛纸非常湿润, 需要用大型的木制工具“钓”来压出其中的水分。钓使用杠杆原理, 靠人力来操作。

松纸:钓好的纸会根据纸张性质来松纸。比较厚实的火纸直接分成15厘米高的一摞, 用手固定一角, 另一只手像揉面一样反复揉搓, 直到把每一张纸都分开。比较薄的纸则要用镊子等工具从一角开始非常小心地揭开每张纸。

炕纸:陈家之前一直将松好的纸放在山脚下自然晾干, 但河谷潮湿, 晾纸需要好几天。现在陈家专门砌了一个用来烘干纸的类似于火炕的火墙。将湿纸平铺在火墙上, 用茅草刷子把纸刷均匀, 几分钟便可以烘干一张纸。

另外, 造纸工具的制作也是纸民世代相传的手艺。

抄纸帘:陈家的抄纸帘是用极细的竹篾制成。南漳的茅竹纤维较长, 非常适合做长竹篾。秦明炎师傅每年把新采的竹子劈成长约40厘米、宽约2厘米的竹条, 扎成捆放在河水里浸泡使它充分湿润。然后用专用的月牙形刀具削出一根根极细的竹篾。这个过程非常辛苦, 工作一整天大概只能做出2两左右的竹篾。如今很少有人在做这个工作, 外地的一些厂子也到陈家作坊来购买竹篾, 这也是陈家的一个收入来源。

水碓:陈家造纸用的水碓都是纸民自己上山取木亲手制作, 动力是作坊外的木制水车。水车是秦明炎打造的, 他非常自豪也不无遗憾地说, 如今南漳一带能打水车的只有他一个人。

三、南漳古法造纸和陈家作坊的价值分析

南漳造纸的方法与《天工开物》十三卷记载的蔡伦造纸过程基本一致, 整个过程没有使用任何非天然的材料和现代科技成分, 不使用机器动力, 木机械全靠水力和人力推动, 是名副其实的古法造纸。其产品由自然界采集的原材料加工而成, 成品以及加工过程中的废料也能够回归自然, 整个产业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正是面对当下环境问题值得借鉴的朴素且智慧的生产方式。

我国古时的造纸作坊不少, 留存下来的却不多, 至今仍在坚持生产的更加稀少。云南的高黎贡手工纸非常幸运地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 而南漳古法造纸由于交通闭塞, 一直隐于深山无人知, 2012年才在遗产保护志愿者的努力下进入了中国古纸谱。在这样的条件下, 陈家作坊能保留下来实属不易。

陈家作坊的宝贵在于它是一处活着的历史, 陈家的机器仍在平稳地转动, 陈家的老屋仍在被使用着。它不是我们常见的遗址重建或是场景表演, 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产和生活的过程。这个过程自近代一脉相传至今, 没有被打断、修改、粉饰, 而是直接地呈现给观者, 一如百年之前。

同时, 围绕纸民生产生活的硬件也具有宝贵的研究价值。例如具有典型清末木构民居特色的陈家老屋, 造纸使用的大型木制机械和轻型竹木工具等。

南漳古法造纸和陈家作坊的最大价值, 在于其完整地传承了当地特色工艺的生产技术和生活体系, 不仅呈现出我国传统手工造物方式的技艺, 同时也体现了其与自然共生的理念, 以及朴素的民间手工生产者自古以来的朴素价值观。襄樊学院教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首席专家叶植撰文认为:南漳山寨、陈家作坊、清代老屋和逻围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反映的是一个百年前的完整的社会信息, 这是南漳古法造纸和陈家老屋的核心价值。

四、结语

南漳古法造纸是我国古法造纸传承至今的宝贵见证, 它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为我们探索中国传统造物方式提供了很好的样本。在上世纪工业发展大潮中, 它逐渐被抛弃, 但在新世纪开始的工业化反思和回归自然的浪潮里, 南漳纸民朴素的生产方式和对于环保的坚持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样本, 为满足后工业时代的环保需求提供了方案。南漳古纸胜在纯净, 所以在此前提下, 纸民应当开发新的更具实用性的产品, 并且寻求更多的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合作, 为古纸生产打开新的局面, 并将它更好地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刘仁庆.中国古纸谱.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

[2]宋应星.天工开物.长沙:岳麓书社, 2002

护肤好物 田野调查 篇3

看过天然护肤品的制作过程，自然会明白，为何天然产品总是偏贵。然后会觉得，将天然产品跟高级大牌的价格相比，是多么愚昧的事。因为前者，真的每一滴都是植物的精华， 也是农民和提炼者的心血，而且，小品牌产量不多，都等有心人把它们带回自己的家。

无添加工序

将时令的香草（这一季是澳洲茶树）打碎，放进令油水分离的机器，以柴火加热蒸馏，上层是澳洲茶树精油，下层是澳洲茶树化妆水，沾一些，已可立即拍上脸，完全没添加化学成分，纯朴天然。

致温柔的岁月 苦茶油

其实苦茶籽不是主角，苦茶油才是保养品的重要成分。苦茶油之美，当中最早将苦茶油用于美容层面的，正是日本。桩油（苦茶油的日本名称）护发油，正是不少人到日本药房必买手信之一。

一颗乒乓球大小的苦茶籽，含有极高的维他命A、E，还有极少在植物中出现的活化细胞成分，对抗氧化、软化皮肤有极好的功效。经老农人工摘采、日晒手剥等程序，再将苦茶籽冷压取油，也就能获得当中最纯正的美颜成分。如此好油，近年却遭城市人遗忘，因此几年前一位有心人回到苗栗乡间与农民奋斗，接手传承苦茶油技术，并研发成相关保养品。

苦茶油微体验

“一颗茶籽，从含苞到结果，每颗都要一年时间，一大箩接近十公斤的苦茶籽，才能压出两瓶苦茶油，每一滴，都是农民的心血。”彭翊茹如是说。台湾有许多依赖种油茶树维生的农夫，特别是翊茹乡下苗栗，那里年年产出优良茶籽，却因成本高，不敌平价却良莠不齐的进口茶籽，于是翊茹跟老公全身投入为台产苦茶油开拓市场。“想起儿时婆婆就是以苦茶油作护肤品，年纪大了皮肤还是很有光泽，便钻进保养品研发。”短短半年，他们成功研发了第一支苦茶油洁面油。新产品令农民生计得以维持，也令翊茹的敏感皮肤大大改善。

翊茹说：“所有产品，我都亲身使用，自己安心，才能推出市场，尤其我快要生孩子，我觉得连他的保养产品也由父母亲自调配，是一份很窝心的礼物。”每次使用苦茶油产品时，想起这份温和是送给初生婴儿的心意，我就觉得，我待我的皮肤真不错。

天涯何处寻 芳草

在苗栗的另一处，有个上千平米的“朴草园”，正是台湾护肤品的农地。以自然农法种植各种香料和肥皂草，而自然农法的最大法则，就是适合的地，种适合的植物，不施肥、也不下农药。

“土地像人一样，每一块，都有她的个性。找对了，土地就有了生命，会一直活着，并有足够的营养来滋长植物。”许仁和花了几年时间，在本来已经荒废贫瘠的土地上，种植香草。原来香草本身就不太吸引害虫，亦不需要人工施肥，让香草靠自己去吸收土壤中的营养，活性反而更强，香气更浓。因此在这里长大的香草，好像尤加利、迷迭香等等，叶子的油包粒粒都很饱满，油包内的油，正是按摩油或清洁液的香味和功效来源。刚从泥土里采来的香草，随即拿到农场里的提炼房加制，令每一瓶护肤品，都新鲜得还散发着泥土的香气。

柳丁刚从树上摘下来，新鲜无比，值得一提是这里废弃的橙皮与咖啡粉都会重归土地，化作肥料。

1.苦茶净透洁颜油：以苦茶油作基底油的洁颜油，卸妆效果不错，用后不会很干燥。

2.苦茶柔嫩洁肤乳 ：洁肤乳含的苦茶油分较少，不能卸妆，只能作基本面部清洁，质地轻盈易推开。

3.苦茶美肌精华水 ：精华水颇浓杰，用化妆棉涂上皮肤后，感觉很滑很舒服，保湿超强。

4.纯净白手工皂：含72%的苦茶油，极敏感的皮肤也可使用。

5.茶籽粉手工皂：手工皂里有一颗颗茶籽粉，吸油力很强，适合油性皮肤使用。

6.森林浴手工皂：有绿茶香的苦茶油手工皂，用后皮肤很清爽。

7.护发油 ：苦茶油最原始的用法就是护发油，茶山花印调配后，护发油更易被吸收。

8.护手霜 ：淡淡花香味会留在手上好一段时间，苦茶油修护指甲边的效果好好，倒刺也减少了。

老祖宗“辛辣”智慧 姜

这六、七年间，台湾推出愈来愈多姜制产品，每年用上最少三千公斤的姜。这些姜的背后都有个小故事。落户台东去种植姜，除了是土地合适，更重要是，种姜给了台东戒毒福音村内的更生人士，一个重生的机会。“近年我们对姜的需求大增，机缘之下跟台东的戒毒所有了合作机会，我们提供姜种，他们负责出地和种植，收成时我再以比市价高一点的价钱买回来，这样，不但确保姜的质量，更生人士亦可有一技之长。”所以说，他们用的每块都是“良心老姜”。

一块姜，可以驱寒、杀菌、消炎、去腥、止呕、促进血液循环……能解决许多生活小疑难，都是祖先累积下来的智慧。而且民间还有用姜柠乐医治感冒，坐月子吃猪脚姜。看来，姜在我们的生活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田野调查手册 篇4

简介

田野调查概述

2.1

田野调查是什么？.2.2

谁需要做田野调查？

2.3

田调在搜集什么资料？

田野调查前置作业

3.1

行前装备

3.2

小组分工

搜集资料

4.1

媒体教材出版搜集.4.2

网络线上资源检索

田野调查工作实务

5.1

图照拍摄

5.2

采访记录.5.3

田野笔记

田调数据处理

6.1

前言

6.2

田调资料的流失

6.3

田调数据处理的远景.简介 田野调查(Field Study)是近几十年来新兴且热门的研究方法，其实践与应用的范畴亦相当广泛，尤其在设定与开展研究课题之前，往往要透过各种实地参与的经历与过程，待取得第一手原始资料之后，才能够在研究工作上有所进展。

不论是从事艺术文化保存的工作，或是地方文史的研究者，甚或是现职于中小学的教学工作等，为了拓展研究视野和补强学术的深度，或是自行编制补充教学的教材等，都有可能要参与实际的田野调查。

有关田野调查记录工作的准则与要点，虽然有其严谨的学术规范与要求，实务进行中也可以透过自己的经验累积来弹性调整，但是若欲在日后将田野搜集的成果资料，转换为数字模式的多媒体教材时，那么从一开始田野工作执行上，就必须慎重采用何种的作业方式。本单元较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为多媒体教材的制作，预留更多的应用与空间，以避免规格不符而重复作业。因此田野工作上除了技术性的机械操作能力之外，更应该思考与建立一套永续搭配性的作业模式，以因应未来各种教材与前瞻发展的需求。

为了广结各界同好，交换彼此的田野心得，在此诚邀 各界先进的赐教，为日后田野调查的工作模式，提供更具前瞻性的规划与改进，以发挥更大成果效益。

田野调查概述

2.1

田野调查是什么？

田野调查是 来自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论，即「直接观察法」的实践与应用，也是研究工作开展之前，为了取得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前置步骤。「田野调查」原文“field study”或“field research”，其中“field”直译为「田野」，亦即所有实地参与现场的调查研究工作，都可称为「田野研究」或「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涉猎的范畴和领域相当广，举凡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行为学、人类学、文学、哲学、艺术、民俗„„等，都可透过田野资料的搜集和记录，架构出新的研究体系和理论基础。因此，田野调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辅助过程，更是研究者可以多多善加应用的利器。

2.2

谁需要做田野调查？

只要是要从事实务性质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都可能需要透过实地的田调工作来达成目的。故就其功能性而言，不论是从事文化保存工作、地方文史研究甚，或现职于中小学教学工作等，尤其为了因应乡土艺术教学、九年一贯课程统整，以及小班教学精神等政策的落实，有关自行编制或补充教学教材之工作，是目前改进现有教科书编印不足的最佳解决之道，不仅可以灵活支持教学进度的设计，增进课程单元的内容深度，活化实质上的教学效益。

针对九年一贯或小班教学计画执行而言，在编制规划辅助补充教材的之前，可能有几个重点仍必须思索：

(一)首先是如何来提升学习兴致？

(二)内容安排与组料组合会否重复教科书的僵化信息？

(三)另就教材本身的效益而言，其往后的延伸性和衍生性是否能兼及？

由于研究内容或教材设计，其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会随着各地方人文、地文和水文的差异，便有其不尽相同的范畴与见论，因此与其抄袭或引用学者论点之余，也应同时亲自下到田野做实地的记录见闻，如此必可强化研究的深度；若欲转化为教学教材时，更须再整合成为「学习」与「信息」并具的多媒体教材，让同业老师与任教的学生，均藉由该批教材的提供，互动地扩充课程单元内的视野与格局。

为了达到这个期望与目标，不妨就参考笔者所提之浅见着手，也就是透过田野和搜集工作，来增进学术研究与教学教材的品质，一改老旧或概念相袭的片面知识学习模式，同时再补充更新而活化的信息资料，相信在未来的研究工作或教学活动上，会有更丰富而多元的成果效益。

2.3

田调在搜集什么资料？

田野调查是要到现场实地记录与工作，而这些记录成果更是可以带回，或再次转换成为研究展示的成果，这种透过田野调查的实地采访和记录，便是第一手宝贵资料的取得，至于最典型的资料搜集型态，不外乎有下列四大项目：

(一)采访记录：藉由受访者的口述、操作或表演者示范的录制，所搜集到最直接的影、音记录，若再摘录写成为文字稿，并且再经过严谨内、外考证之后定稿，此份文稿即是最忠实的田野采访纪实。

(二)拍摄记录：针对现场实地的古建聚落、造型艺术或重要人物的拍摄记录，其搜集到第一手的影像图照资料，是田野纪实专文中不可缺少的左证图像来源。

(三)翻制记录：田野过程中若征得原收藏者同意，翻印或翻拍传世祖谱、古籍、图稿、剧本、谱例、秘籍或老照片等珍贵资料，更是日后进一步研究的基本材料。

(四)测绘记录：有关空间现场的实地测量，或是造型艺术品的大小尺寸，以及仿真方式的简图或描图等，有实际的数据与简图，方便日后资料整理和现场复原的仿真。

田野调查前置作业

3.1

行前装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田野工作所需配备的器材工具，种类繁多不一而足，原则上是能够方便行事、工作便利，以及能够维护自身的健康与安全，在轻便且易携带的条件下，都是可以考量配备的范围。因此举凡能够设想得到的文献图籍、文具器材、摄录器材、随身装备、特殊仪器、雨具、药品„„等，能够齐全又不造成行动负担者为佳。

3.2

小组分工

田野调查是属团队工作(team work)的性质，因此需要团体同心协力、集思广益，同时执行上要达到分工合作及分工合宜，才不致格局太小而无工作成效。田野小组分工方式：

(一)采访编制：记者、助理、音控、文字

(二)拍摄编制：导演、场记、摄影、灯光 4

搜集资料

为了有效获得田野调查的成果，延伸现有信息的范围与不足，行前必须增补其它相关的资料搜集。一般所搜集的资料多是以平面的书籍出版品为主，事实上除了图书出版品之外，还有其它的媒体出版也是具有参考价值。下列以乡土艺术教学为例，略做补充的说明：

4.1

媒体教材出版搜集

媒体教材是指非书性的出版品，一般也就是指影、音节目，或是拜当今数字信息化的科技昌明之赐，出现整合影、音、像之多媒体出版品。调查市场上已经发行的媒体节目，均可做为乡土艺术教学的辅助教材，远比自行筹资规划制作要来得便捷，有关最常见媒体产品的属性，约略可分为下列三类：

1.音乐类──录制地方传统戏曲、传统音乐表演之音乐出版品，市面常见者为录音带和光盘(CD)。

2.影像类──拍摄音乐戏曲、工艺美术、地方风土或艺师匠人之影像出版品，市面常见者为录像带和激光视盘(VCD)。

3.多媒体──结合影音像资料汇编之数字化节目，并透过计算机读取系统的播映，是当今较为先进的应用媒体产品。

4.2

网络线上资源检索

相关信息网站的检索，是世纪末网络环境(Net work)所带来的便利性，能够透过网络资源查询乡土教材的网址相当多，包括

1.社区网站，2.民俗网站3.教育资源，4.学术网络 5.专题网站

在当前网际网络发达的时代里，如何善用此庞大的资源已经是不可忽视，然而新兴网站的架设犹如雨后春笋，有些网站却因乏人管理而资料陈旧，甚至关闭而未为所知，所以只有不断地造访网站的数据库，以及随时上搜索引擎查询新网站，如此才能掌握最新的脉动。

田野调查工作实务

5.1

图照拍摄

拍摄技术在现代化数字科技进步之后，已逐渐开始颠覆传统的作业模式，但不论是采用何种系统的作业模式，原则上均要符合忠实而完整的精神，以利图像复原仿真与后制作业的进行。一般来说田野调查的拍摄工作，之前多有如下的程序：

(一)普查记录

首先针对被拍摄对象进行普查工作，进而忠实记录拍摄对象的现况，以增进日后拍摄完毕之后，能够再做图像比对或对照的了解；另外也可透过普查过程，来观察拍摄对象的细节，以确定将要拍摄时的重点，同时也可事先仿真拍摄的实况，如此便能掌握被拍图像数量与拍摄的内容。只要拍摄之前的普查记录愈落实，则待拍摄工作完成之后，将来图像的记录便可以愈精确而完整。

澎湖马公天后宫 1999.11 台湾艺术学院雕塑系

(二)测量记录

不论现代化数字科技如何地进步，拍摄技术必须同时与测量记录搭配应用，拍摄对象物的体积大小，是图像档案建立的基本资料，图像本身具备实体空间因素，更不能缺乏测量数据做为仿真。因此具体的测量数据，是日后测绘、比例图的计算时的重要参考基础。同时拍摄前的测量工作，还可顺便测量出拍摄位置与定点，或是规划出环绕路径的卫星轨道，如此便可做360度环绕拍摄，然后进行3D立体动画的绘制。

金门琼林风狮爷 1999.04 澎湖马公天后宫 1999.11 台湾艺术学院雕塑系

(三)拍摄工作

拍摄工作的品质好坏，就在于操控光学仪器或数字影像的技术是否良好；光源充足也是摄影上不可或缺的要件，所以在工作分组上，应该一并考量灯光控制与提供的编制；还有如何发挥团队合作的效益，也会影响到拍摄的成果。

嘉义城隍庙 1999.04 鹿港龙山寺 1999.04 台湾艺术学院雕塑系

(四)拍摄工作编组

1.导演：

主导拍摄工作的指挥者，并掌控拍摄内容、取景角度，以及相关工作事宜。

2.场记：

协助导演做好拍摄记录，包括图像序号与底片编号，同时根据普查之编号检索拍摄的对象，并确实清点是否遗漏，以及临时增删与变更事宜。

3.摄影：

实际执行拍摄的任务，但须按照导演的指令，再行完成拍摄事宜，每完成一个拍摄动作，必须清楚回报，以利场记做好登录。

4.灯光：

协助摄影工作，提供完善之光源，摄影品质之良窳，端赖灯光控制是否得宜。

5.2

采访记录

田野调查另一重点记录，是对人的口述采访，与图像拍摄相互搭配应用，透过口述记录转化成文字记述，再经内考证、外考证筛选之后，即是第一手资料的田调纪实。

(一)准备工作

采访前的准备工作，并不只限于器材、电池和录音耗材的准备上，在此之前还有更重要的调查工作，也就是研究查询被采访者的学经历和专长资料，或是将要采访主题的人时地物之背景资料。尤其是在出发之前，负责实际采访的人员，必须事先备妥将要发问的问题，同时也要另案的配套问题待命，如此才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内，发挥最大的采访成效。

(二)考证工作

采访完毕后即获得宝贵的口述记录，当然将来可以转换文字，或是收音转制成多媒体。不过口述的记录，往往接近于口述历史或回忆录的形式，是否能够完全采信？这是研究者必须面临的考验。

在此不妨借助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即对史料进行内部考证、外部考证：

1.内部考证：是指对被采访者的考证，从其过往的人品、德行和诚信来看，以及受访时的态度等，来判断对应时的内容可信度。

2.外部考证：是针对采访内容上加以客观求证，由于任何人在交待过去的事迹时，难免会有口误，或是一时将人时地物的事实混淆，此时的查证可帮助双方厘清，避免日后以讹传讹。

不论如何，有关于考证的方法有相当多，但原则上身为田野调查的采访记录者，首要工作是在忠实记录各项资料，包括受访者的原音资料及口述文稿。相关的考证工作应属事后的研究范围，切勿在田野调查的期间，因查证尚未完全而妄下定论。

(三)工作编组

1.记者：

主导采访工作进程，事前备妥背景资料，汇整采访重点、问题，以及临时应变与紧急突发等事宜。

2.助理：

协助记者数据汇整与场面控制，同时可配合记者，向受访者交叉请益问题。

3.音控：

全程监录采访的过程，确实检查机器运作正常，收音效果良好，以及空白带是否充足。

4.记录：

摘记口述中之关键词词(Key word)，若有不明应适时发问，以利事后录音转文字稿之进行。

5.3

田野笔记

在田野调查工作的过程之中，相关的现场笔记亦非常重要，为了方便区分日后在使用上的属性，约略可以分为「田野日志」与「田野杂记」两种类型：

(一)「田野日志」

是指田野工作期间的一般纪实，以较为客观和理性的态度，钜细靡遗地记下所有的见闻，透过实地临场的经验和纪实，来补强学术研究探讨上的左证。

(二)「田野杂记」

在此则是记录工作期间当下的感受和心得，以记录者当时的角度、看法、立场或心情来阐述，在莫过于极端、偏执的冲动下，内容上可以较为主观和感性的传述，日后可以转化成游记或文学性的撰文基础。

不论是客观理性的记录，或是主观感性的心得，只要是忠实于当时的见闻与当下的观感，都是尽力去还原与追忆田调现场的重大线索，而且两者必须同时发挥互补和互动的效应，才尽可能呈现出田调现场的完整性。

尤其当这些文字记录，是要延伸为推广性的教材时，若过度着重于理性而平铺的学术报告，则丧失了阅读的趣味性与可看性，这是很难发挥推广教学的效益；但若太过强调自我主观的陈述论说，甚且毫无客观的事实可做依据，如此则不具备做为教材参考的价值了。客观与主观如何拿捏？尺度如何才能得宜？全端赖于当时田野调查过程中，「田野日志」与「田野杂记」的记录是否详实和完整。

田调数据处理

6.1

前言

自从十九世纪末「光学」(optics)科技问世之后，出现以曝光、感光及显影技术为呈现的图照摄影(photography)，接着又出现将感光胶卷快速卷动之下，形成连续动作记录的影像摄影(film)；同时当模拟式的记录模式广被应用之后，声音的保存更可透过唱针或磁头，从电唱片或录音带中读取到数据原音。从此人类的历史文明，走向更新的纪元。

时序进入二十世纪末的今天，不论是图像、影像等拍摄的器材与耗材，或是各种等级的录音设备及价位，可以说已经是相当地普及化，因此任何机构或个人，多有机会能够去接触实际的操作，或者是以此做为专责的职务。

以身为地方文史研究或是教学工作者而言，如何来拓展研究的资源，或教学教材的搜集，最简便的解决之道，乃透过田野调查与记录，获得第一手的原始素材和资料，接着进一步根据自身的教学研究内容，继续规划与制作各类型的衍生多媒体。

多媒体的工作乍看之下，宛如是相当艰巨的工程，事实上在今天数字科技化的时代里，套装式应用软件已经带来相当便利的条件，对于从事第一线田野调查的工作者而言，并非是想象中那般困难，只要在田调资料后续处理的过程上，注意到下文所举的事项，相信可以让田调成果有更丰富生动的展现。

6.2

田调资料的流失

田野调查所搜集的成果记录资料，固然富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这些原始资料仍会随着岁月与人为因素，最终也有生命终结的一刻，这是从事资料搜集与记录工作者，无法避免与无法逃避的现实问题。有关田野记录资料的生命结束，究竟是要如何说起？

(一)材质毁损

田野记录的图像所使用之相片、底片、幻灯片和胶卷，或是影音资料的录像带、录音带等格式，就材质本身来说，深受自然气候和保存条件的限制，故不论防潮设备如何精良，时间一久依然会有化学性的氧化、退色和发霉，录像带、录音带亦会有受潮、消磁等情形。一旦发生了材质性的损坏，则再多么珍贵的图像记录，也只好徒负奈何。因此，如何转换成耐久性的材质格式，是田野搜集工作首先正视的问题。

(二)规格不定

随着科技化的演进和更新，造成各种田野记录的规格系统紊乱，例如图照规格中有4x5、120或135的分别，其变异性与功能各不相同，其中只有135格式才能适用于幻灯片播放；至于影像部份则较为严重，例如有放映式的8厘米、35厘米胶卷，也有V8、Hi-

8、Beta、VHS、Super-VHS、Beta-Cam的录像带格式，在这么多的机械规格之中，除了品质效果落差甚大之外，其播映系统是完全不兼容，尤其是有些器材根本已经在市面上停产淘汰，空有这些宝贵资料又要如何来读取和研究使用？若是如此这些记录不就形同废弃物？因此，我们更要思索田野记录资料的终端储存系统，应该要放在器材系统兼容性较高，而且至少在短时间内不易受时代汰换的先进规格中。

(三)检索不易

当田野调查工作多年之后，其成果记录必然会累积到可观的数量，接着便将要面临到如何检索使用的问题。造成检索不易的因素，可以概分为两个层面：

1.是在资料搜集前置作业上的疏失，如文字记录不详实、目录汇编不精确，甚至连最基本的标题、制作、地点、日期、来源等记载都缺乏，如此，愈庞大的成果资料，反而愈造成整理或检索上的严重困扰。

2.是后续自动化检索系统的缺乏，此项是本单元强调的重点，因为不论资料多寡与良窳，一但在使用上搜索不易或是根本寻找不到时，这批资料的下场与档案毁损并无差异。事实上透过现代科技来建立检索系统，以目前的条件并非困难之事，唯一要求是必须符合数字化的储存模式。当然也可以仰赖人工的查询模式，只是越到后来会更耗时又费力，既知如此何不在一开始就确立数字式规格。不论如何，若空有丰富的数据库，却很难有效而快速地检索使用，那么就形同一座无用的宝库，最后只有被闲置和遗忘。(四)前瞻不足

从事田野调查的工作，无非是想要对主题有着最忠实的记录，但同时也应该为这些成果记录资料，预做更具前瞻性和生命力延伸的规划，换言之田野记录所建立的数据库，不仅只于消极、被动式在检索机能上，反而必须透过后续的整合与开发计画，才能产生更积极而主动的生命延展力。

这些辛苦累积下来的田野记录，下列有几点观念不妨拿来自我试问：

1.未来是否具备衍生开发制作的条件，如果可能性都没有的话，即使被检索出来的影、音和图像数据，又能发挥什么性质的延伸功用？

2.所谓衍生开发制作的能力，系指这些影、音和图像数据的品质，能否再次编辑或剪辑制作成为新产品？

3.资料的储存规格是否具备资源共享的便利性？假若这些条件都符合具备的话，何不更进一步来编写企划脚本，主动开发制作乡土艺术教学各类型应用的辅助教材？

6.3

田调数据处理的远景

基于从事乡土艺术教学的教师立场，进行田野调查与记录工作时，除了避免资料生命的快速终结之外，究竟其前瞻的意义和远景在哪里？事实上若能针对前述所提及的四个问题，一一克服之后，至少已经是在实践田野记录的前瞻性目标。在此简单提出二点作业原则来探讨：

(一)数字化储存

数字化(digitize)是新兴资料储存的系统格式，也是当今高科技时代所带来的新观念，简而言之，系将各种田野搜集的成果资料，经由外围设备格式化之后转存进入计算机中，从此即可面对前述所出现的问题来迎刃而解：

1.储存材质之恒久性

目前有关图照部份最广为应用的方式，即是转存成为「图照光盘」(Photo CD)，录像带部份则可压制成为「影像光盘」(Video CD)的模式，声音部份亦可透过计算机录音程序，做成WAV或MP3的格式烧录在光盘里。这些数字化储存在光盘片的后影、音、像等资料，若不是人为刻意的刮损破坏，事实上较不受制于自然气候条件的影响，同时在讲求安全性及恒久性之下，可经由计算机再从烧录机来制作资料备份。当然新颖的数字相机、数字摄影机，更可以将所拍摄的资料直接读取，再存入计算机硬盘中或烧录成光盘，省去不少扫瞄、格式化等的麻烦。不论如何，计算机硬盘毕竟有限，故仅能提供作业时的暂存空间，最后还是要以光盘片做为终端储存区，此乃顾及安全性、恒久性之外，另一种经济因素的考量。

2.读取规格之简易性

经过数字化之后的影音像资料，在当今的计算机软件环境中大多可以兼容，例如：Photo CD内的图档(graphic files)，可以预先设定成压缩档”*.jpg”、普通位图”*.bmp”，以及高密度输出的绘图文件”*.pict”或”*.psd”(photoshop)，这些档案多可在现行通用的绘图软件中读取。还有Video CD内的影像文件(video files)，常见者有*.dat或 MPEG解压缩的形式，凡Windows 95以上多可在Microsoft所配备的附属应用软件下读取；同时又可透过影像剪辑软件，转存为较小格式的”*.avi“(video for window)，以及”*.mov”(quick time)等格式，读取系统也并不困难。声音档中的*.wav也是相当容易读取，至于新兴的MP3格式有其专属软件，但目前要取得并不困难。

3.检索系统之便利性

上述数字化的影音像资料格式一旦建立之后，本身即可经由后制作业的过程，设计各种不同程度与需求的查询程序系统，或是建立联结(link)与关键词(key word)的搜索条件，日后在检索与查询使用上，就可以快速而有效地找到资料对象，对于教学、研究与自修者具有相当大的效益性。

4.衍生制作之前瞻性

事实上因应乡土艺术教学时，所搜集到的田野调查记录资料，其数字化的效益并不仅止于要解决前三项的基本问题，反而在此具有更积极的前瞻性目的，也就是如何藉由已经完成数字化的成果资料，开发撰写各型教材应用的企划脚本与构想，以及在计算机数字操作环境系统之中，迅速完成各种多元化的衍生制作，例如专书出版、影带出版、演示文稿系统、查询系统、网页制作等。(详细项目请详下文(二)「前瞻性企划」)

(二)前瞻性企划

执行数字化处理之后的影音像记录资料，只要再赋予更实际的企划脚本，即可开发更为前瞻性的衍生制作成品。「衍生制作」的效益概念，是来自于数字资料的「资源共享」性，并且能够在数字操作系统之中，达到便利、快捷及无限次的使用。故从「前瞻性」作业模式的角度来看，田调记录工作应该要讲求一套具备一贯性、效率性的模式，也就是从一开始在执行记录制作之时，就必须想到记录资料搜集建文件的规格，以及未来如何将资料成果继续衍生制作。按照现行的科技条件，并前瞻未来下一世纪的适用趋势，将图像记录资料数字处理之后，再继续延伸其应用生命的延展力，可能是较具前瞻性的作业模式规划。

就「衍生制作」的完整流程而言，一般可概分为三大阶段：

1.第一阶段──前置作业

为素材搜集的阶段，不论采访录制、图像拍摄、文字搜集等实际执行工作与调查过程之中，所征集或撰写的田野记录，图像、影像、音质和文字记录的丰富与否，是直接关系到未来资料建文件品质的好坏。

2.第二阶段──数字作业

所有资料尚未进入数字化建文件储存之前，都只能被视做暂时储存状态而已，因为录音带、录像带、底片、相片和幻灯片等的保存期限并不长，更谈不上进一步的检索和制作。当所搜集的资料转制为Photo CD、Video CD和声音档案片之后，这些田野成果记录资料，不仅已经具备永久储存的条件，更是未来执行衍生制作的基本素材来源(source)。

3.第三阶段──后制作业

也就是本文所强调的后续「衍生制作」。奠基于上述已经完成数字处理的影音像和文字source资料，然后研发各种类型的制作企划，再进一步编撰实际的脚本内容，接着就可正式执行「后制作」的共作。在此举出现行市场最通行的五项产品：

(1)专书出版：透过自动化编辑软件系统，整合图像文件和文字文件资料之后，进行计算机版面编排，三校之后输出网片，即可上机印制与装订成书出版。

(2)影带出版：编写剪辑剧本与旁白脚本，然后藉由数字剪辑软件串接合成，并经影音特效处理之后，即可完成精华篇或专题性的影带出版品。

(3)演示文稿系统：编写企划大纲与演示文稿内容之脚本，然后结合影、音、像和文字等资料，再应用各型演示文稿软件，制作多媒体之演示文稿节目，以发挥最大的导览说明功效。

(4)查询系统：编写企划架构与旁白脚本，然后结合影、音、像和文字等资料，再应用各型多媒体制作软件，制作发行光盘产品(CD Title)，或是辅助教学产品(CAI)。

田野调查方法分析范文 篇5

狄金华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回顾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田野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梳理出村落、基层市场共同体、乡（镇）以及县四个基本的田野研究单位，并以此为基点讨论了中国农村研究分析范式的现状与突破空间。研究发现，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的兴起有着自身的学术逻辑及路径依赖，同时田野研究的单位选择与研究范式的变更之间存在着辨证互助的关系。

关键词：田野研究

研究单位

分析范式

20世纪以来，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关注和研究是国内学术界与国际汉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其关注面之广，研究成果之丰，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仔细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发现，基于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有关中国农村的研究形成了若干个分析范式[1]，例如社区分析范式、经济区域分析范式，同时若干新的分析范式的雏形开始出现或正在生成之中。其中任何一种分析范式的提出，往往都与田野研究单位的转变有着种种关联；同样，任何一次田野研究单位的转变，也给研究范式的拓展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事实上，不仅田野研究的单位选择与研究范式的变更之间存在着辨证关系，而且不同田野研究单位的选择也使得所呈现出的中国农村社会图景有所不同，其或是乡土社会的自洽图景，或是农村社会生活被国家主宰化的格局。这种不同的图景不仅使中国农村得以用不同的样态呈现，同时也使中国农村研究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因此，无论是在展开田野研究时，还是在进行文献探讨时，学者们都有必要明确了解其单位选择问题。而本文就是试图从村庄、基层市场共同体、乡（镇）以及县四个基本的中国农村田野研究单位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不同田野研究单位与农村研究范式的内在关联，并力图分析不同田野研究单位的学术贡献及其瓶颈所在。由于本文的目的主要是通过阐释与分析农村研究的单位选择来寻求中国农村研究的突破，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研究综述，所以对于众多的论著只是择而论之。

一、作为传统的村落研究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开拓者吴文藻先生（1988）结合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理论展开了对“社区”的系统化研究。吴文藻先生主张以“社区”为基本的研究单位来了解社会，由此推动了中国社区研究学派的产生与发展。

早期的研究者单一地将“社区”界定为“村落”，例如费孝通（1998）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而且“从地理上讲，传统乡村社会的村庄之间具有比较清晰的地域界限，在不同的村庄之中，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都是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进行的”（王曙光，2007）。因此，中国的村庄便具有了独立的文化单位和社会单位的性质。正是由于村庄的这种独立性与封闭性，才使得以村庄为基本单位展开对中国农村的研究具备了逻辑基础。为此，中国早期社区学派的“社区”研究事实上就主要是有关中国村落社区的研究，研究者试图以此反映一般民众的生活，进而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做出评论。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等正是这种努力的结果。这些作品在当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奠定了中国本土社会研究的世界性地位。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些作品也因为其对村落社区研究单位的运用而受到质疑。例如弗里德曼（1963）就提出在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能否采取在其它原始部落中采用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的质疑。弗里德曼所思考的是单个村落研究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代表性问题，即对小地方的描述能否反映大社会？弗里德曼的结论是否定的，他认为功能的整体性不足以把握有长远历史传统的文明大国的特点，因此，社区不是社会的缩影，对于中国的研究还得借助于文献，并做更大范围的研究。弗里德曼的这种批判本质上是对由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太平洋民族志模式而发展来的中国社区论的质疑，即认为这是“将一个区域性的范式认定为人类普同性的范式后又将其运用到另一个区域性范式的建构之中（”王铭铭，2005）。在解构原有村落社区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弗里德曼创造性地提出了宗族分析范式。与此同时，施坚雅（1998）在四川盆地实地研究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以集镇为单位的市场体系的分析范式，认为集镇而非村落是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生活更为合适的基本单位。这些对分析单位的反思，都对这一时期海外中国农村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在中国大陆重新恢复以后，国内学者又重拾曾经给中国社会研究带来过辉煌的社区研究传统，这样，曾经遭受质疑的村落社区研究也因此而再次引起学术界的反思。有学者指出：“对一个村庄或社区通过进行观察，获得对社区的详细材料，并对这一社区进行精致的雕琢，从中获得了一个完整的社区报告，”这种乡村研究的发展本身“为地方性的资料细节所困扰，而忽视了一种整体的概览和思考”（麻国庆，1999）。这种质疑显然并非仅仅针对于村落研究，而是扩大到了对整个个案研究方法的一般性价值的追问。但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国家，面对如此急速的社会变迁，研究者们又意识到，田野调查因其具备操作上深入而持久的潜力，对于理解社会仍然独具优势，而就把握社会存在的复杂性而言，深入性可能是较广泛性更加重要的需求。因此，个案村落仍然是研究者进行乡村研究时所重视的考察单位，因为这种研究方式不仅能细致入微地再现个案对象广阔的生活图景和社会变迁形貌，也仍然为认识超越个案的宏观社会提供了一条可以接近的道路（胡鸿保，2006）。特别是在王铭铭等（1997）提出“小地方大社会”[2]的概念之后，更促使研究者对村落研究方式进行重新定位与思考。

另外，一些政治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将研究重心转向乡村后也逐渐意识到，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个案研究，不可能对全国农村的政治状况有一个真切判断。为此，他们曾提出“个案式思考”的概念，主张在进行个案调查时，以个案村为文本，寻找对对象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贺雪峰，2003）。但这种个案社区的研究范式仍然面临着传统村落社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即对处于特定时空坐标中的村落社区进行研究，若忽视了村落社区的开放性，或一味地强调从宏观层次上看待村民的生活，而看不到村庄生活自洽的一面，则极可能使对村落的研究再次走入迷途。尽管如此，研究者们也注意到了微观村落中往往包含着的非村落的宏观国家因素和非当下的悠远历史因素，为了避免一村一个理论的“嵌入式观察”陷阱[3]，一些研究者主张以开放和历史的视角看待个案，以对其做出更加深入的理解，进而通过对个案的深入解释形成一种研究乡村特性的方法，而这一方法与定量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吴毅，2007a）。因此，这些研究者虽然仍将村落作为研究单位，但视野却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村落。例如于建嵘（2001）的《岳村政治》采取从县、乡、村步步深入的方法，岳村成了作者进行相关研究的表达对象，这种“县—乡—村” 的多层次研究路径为读者提供了较岳村本身更大的容量和视域。吴毅（2002）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则以川东双村为例，研究了20世纪整整100年个案村落的“地方性知识”与“国家”及“现代性”因素的互动。宏观与微观、历史与当下的贯通，使研究文本不仅呈现出个案村庄小历史的变迁，也将整个20世纪中国乡村变迁大历史的轨迹揭示出来（杨俊凯，2003）。同样基于单一村落社区无法承载实践复杂性的考虑，仝志辉（2004）在《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一书中以对四个村庄的比较来呈现超越单一村庄的社会关联。诸如此类的努力，将“社区研究”变成“在社区中研究”，放大了村落社区研究的效用。但尝试也有不成功的“短板”，即一些研究不免存在以来自村落的经验去验证或映证某种理论的嫌疑。正如有学者所担忧的，“把复杂的关系、丰富的材料简单处理成用以证实或反驳某种概括的„个案‟或„例子‟，从而犯下布迪厄所批判的将理论„逻辑‟强加在充满模糊感和权宜性的„实践逻辑‟上的致命错误”（应星，2001），从而减小了个案研究发现理论的特殊价值。由于受到国家—社会分析范式的影响，研究者们发现，随着整个民族国家目标的逐步实施，中国各类村落社区的历史都记录着国家权力向乡村不断渗透的过程。这样，“在一个村落的小地方，同样可以感受到国家的权力运作”（赵旭东，2003）。在欧伊（1989）的研究中，其为了说明农村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强调必须对“村庄”这一研究单位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村庄是处于国家和社会交叉部分的一种特有的组织单位，农民在这个地方生活和工作，收成在这里收割和分割，农民在这里获得收入和分配的物品，国家也在这里征购粮食”（孙立平，2000）。正是在村庄这一基本单位上，国家和社会相遇了，这也就意味着村庄这一研究单位在理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样的研究思路，使村落研究的意义又重新得到确定。研究者们重新将研究的视角拉回到村落的有限区域之内，通过细致的研究来把握国家权力与民间生活的相互影响，即国家的规范是如何影响村庄的发展及村民的生活的，国家的指示与规则又是如何被规避、扭曲和被漠视的。

纵观村落研究的传统，学者们虽然立足于不同的学科视角，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论诉求，但基于村落研究而形成的社区分析范式无疑都将村落视为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4]。在这一场域之中，不仅个体为了自身的地位与利益而努力，同时个体在行动的过程中又与村落外的社会空间发生联系，由此推动着具体的村落场域与其它的场域发生着诸多的关联。由此，基于村落社区研究而拓展的社区分析范式通过“深描”展现了中国农村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也为深入理解农村生活的自身逻辑提供了有效的手段与视角。特别是在“场域建构主义”的策略之下，由于村落、村落之外、村落中的社会事实、村民以及研究者和研究文本都具有建构性，在每一项具体的村落研究之中，它们都会“遭遇”，并共同促成了研究成果的诞生，虽然由此带来了村落研究无法回避的代表性质疑[5]，但也恰恰是这种“质疑”与“抗争”破除了村落研究所暗含的“本土—他者”、“城市—农村”、“国家—社会”等二元论，让作为场域的村落真实地再现出来。这一方面为宏观社会的呈现奠定了基础（林聚任、刘翠霞，2008），另一方面对村落社区分析范式的质疑和完善也进一步成就了宗族分析范式和基层区域经济分析等范式。

毋庸置疑，中国农村社会的内容与复杂性远非村落所能包容，传统时代如此，现代性因素急速增生的现时代更是如此。因而，在学术重心下沉中生成的当代中国农村研究若以村落为单位虽然其情可谅，但若要更加全面地展现农村社会的复杂性与完整性，提升研究的解释力，就势必要求研究视野的放大和研究单位的提升。

二、成为经典的基层市场共同体研究

乔启明（1934）和杨懋春（1963）早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接受农村社会学训练时就意识到了市场体系的意义；林耀华（2000）在《金翼》中分析黄东林与张芬洲家庭发展时，已注意到了家族的发展与集市的关系；费孝通（2001）的《江村经济》也讨论了集市在乡村商品交换中的作用；杨懋春（2001）则更是在其《一个中国的村庄：山东台头》中生动地描述了村庄与市场的联系。

尽管以村落为研究单位的研究者大多已意识到村庄与外界之间的联系，但在施坚雅（1998）看来，以往的研究者在过分地强调小社团的同时却未能对村庄与外界的联系给予足够的重视。他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中，试图矫正这种只着眼于小社团的研究倾向：

“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活之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我要讨论的是，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施坚雅，1998）

施坚雅（1998）通过对四川盆地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实际的社会区域并不是村落，而是他所处的基层市场区域。“单纯的村落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构成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的应该是以基层集镇为中心、包括大约18个村庄在内的、具有正六边形结构的基层市场共同体”。这一“基层市场共同体”既是一种社会结构，同时又是一个文化载体。它与同一区域内的权力结构、宗教活动呈现紧密的关联性，而且其区域范围与通婚圈的大小基本一致；同时，基层市场区域内农民的习俗、方言、风味食品以及穿衣戴帽的方式、绣花的图案都具有较强的同质性；而不同市场区域间所使用的度量衡也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基于此，施坚雅提出，基层市场共同体不仅是亲属、宗教组织、秘密社会、宗族组织、方言乃至“小传统”的载体，同时也是一个农民自给自足的范畴，一个分立性相当大的社区。事实上施坚雅（1998）本人已经注意到，跨村落的宗族与基层市场社区之间存在某种互动关系，由于农民家庭的社交活动主要在他们的基层市场社区内进行而很少在其外进行，同一个市场体系内宗族间的联系可能会永久存在，而在不同基层市场区域中地方化的宗族之间的联合常常受到时间的冲击。对此，国内的人类学家也意识到，从功能上来讲，中国集镇“不是简单的市场，而是库拉圈[6]、互惠场所、夸富宴[7]的举行地、再分配的网结、社会的竞技场和文化展示的舞台”（王铭铭，2005）。

尽管以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基本田野研究单位本身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也遭到了诸多学者的深刻批评；但当一个研究单位不是被当作概念游戏而是被视作收集资料的方法时，那些问题就可以相对淡化，基层市场共同体仍然可以视作一个比较有效的田野研究的选择单位。以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研究单位，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诸多的启示，也逐渐成为了一种分析和解释中国乡村市场以及整个中国社会构建和运行的综合理论模式。费正清（2000）将施坚雅关于“基层市场共同体”的概念表述为“集市社会”，它“既是一个经济单元，又是一个社交世界”，“这些旧的集市社会已经成为组织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天然基地”。在费正清眼里，集市社会是了解中国社会本质的一扇窗口。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研究显然也对孔飞力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孔飞力（1990）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便力图强调市场共同体与团练组织之间的关联性。对此，孔飞力亦不讳言，称赞“施坚雅的中国集市研究的杰出成就，将社会层次和非正式农村组织等等复杂情况与人民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勾划出的活动范围联系了起来”，而孔飞力对中华帝国晚期地方武装的兴起与基层市场的关系的关注则直接受到了施坚雅相关论点的启发。在对湖南临湘团练结构进行个案研究时，孔飞力承认“采用了施坚雅的集市规模的分级方案”，又称“在其他地区，我们也发现了集市结构与地方武装相关联的充足证据”（孔飞力，1990）。目前国内有学者以乡村集市为基础展开对韩江中上游客家传统社会经济的研究，研究者之所以将乡村集市确立为研究重点，也主要受到了施坚雅的影响。因为乡村集市作为区域经济结构的基本单位，是重要的研究切入点，以定期集市为主要特征的墟镇又是观察更大区域社会结构的参照系。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乡村经济组织单位和基层社会结构的组成之一，直接扎根于乡土社会，与地方宗族、庙宇相互交错，相互影响，深入揭示这三者间的关系可以说是解读客家传统乡村社会的关键所在（周建新，2003）。

施坚雅的基层市场共同体研究对美国史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吊诡的是，其原本只是试图矫正人类学家只顾小社团研究倾向的努力，却使得“一整代的美国史学家都以为中国的村庄，在经济上、社会上都高度结合于大的贸易体系”。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著名的比较史理论家西达·斯科波尔：

“……我们必须留心，传统中国共同体的基本单位并非个体村落，……而是包括一组村庄的市场共同体。……虽然农民在个体村庄内居住和工作，但市场共同体才是他们真正的世界。他们经常到定期集市作买卖，取得工匠的服务、贷款、参加宗教仪式，以及寻找婚姻对象。”（转引自黄宗智，2000）

受施坚雅对于乡村市场研究的影响，庄英章（2000）在其《林圯埔：一个台湾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一书中通过对林圯埔这一集市区域中生态环境与历史背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深入分析，探讨了在一个长时间内生态的、经济的及社会文化的因素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这一研究路径的展开，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台湾人类学研究中过于“注重小社区的现时状态之研究，根据功能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的种种现象，而忽略了较大区域的研究”状况的反思与突破。

将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研究单位，在学术界日渐引起重视的同时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质疑。基层市场共同体虽然被施坚雅看作小农的“自足的世界”，但由于没有得到其它调查材料的佐证，施坚雅的研究结论并不能被简单地推广到全中国。以农民的社交观为例，黄宗智（2000）研究发现，在华北平原，村庄仍然是农民生活的界限。对于这种不同于施坚雅根据四川盆地调查所得结论的论断，黄宗智（2000）并未断然地否定“基层市场共同体”的合理性，而是探究了造成这种认知差异的原因，即两地居住型式的不同（华北平原的房屋集结成一大群，成都平原则由很多分散的坝组成）与商品化程度的不同（四川盆地的商品化程度比华北平原高很多），“两个区域的这些差异——在居住型式上及商品化程度——使人联想到市场对四川盆地小农生活的影响，可能确实大于村庄共同体，但在华北平原上则未必如此”。

虽然基层市场共同体的分析框架也受到中外学者的质疑[8]，但是它确实提醒汉学人类学家需要关注一个方法论的困境，即社会人类学家所研究的小型社区一方面是大社会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中国现实，它们最多只是一种关于中国的“地方性知识”（王铭铭，2005）。同时，施坚雅以其独特的方式向研究者们展示了经济区域分析范式在中国农村田野研究中所呈现出的不同于村落研究范式与宗族研究范式的异样图景。这种图景不仅是以追求异文化的传统人类学者所忽视的，同时也是过于关注现代性和权力关系的农村社会学、政治学学者所未能重视的。

三、方兴未艾的乡（镇）研究

以乡（镇）作为基本单位来研究中国的农村社会则至少可以追溯到许烺光。许烺光（2001）的《祖荫下》即是以云南的喜洲镇为研究单位来分析当地乡村的亲属制度、信仰体系、人格与社会流动。但许烺光的研究显然只是吴文藻“社区”研究的不自觉拓展，虽然他在无意之中开创了以乡（镇）为研究单位的先河，但其却未能对乡（镇）作为一级农村研究单位展开足够的理论反思。真正自觉地反思以乡（镇）作为中国农村研究基本单位的学者是日本学者福武直。福武直在同一时期出版的《中国农村社会的构造》一书中重点考察了华中地区自然村落与城镇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的政治、经济基础、宗教关系，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村落共同体”模式并不符合中国农村的实情，村落既不是封闭化的，也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外界社会处于有机的联系之中。在否认“村落共同体”的基础上，福武直提出了“乡镇共同体”的概念，他将“共同体”理解为农民基本生活得以维持的农户聚集区域，乡（镇）即是这样一个区域，在此区域之内，农民跨越村落进行日常生活的交流与市场交换（转引自郑浩澜，2006）。

虽然福武直提出了“乡镇共同体”的研究单位，但其却未能开展有效的研究。1984年初，费孝通在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之后，郑重地宣布了他的研究结论：小城镇包含了“大问题”。对于费孝通个人来说，小城镇研究将他的社区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层面，一个新的研究单位。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环节，小城镇凝结了中国社会结构变动中的种种矛盾。自1979年中国农村实行改革以来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都与小城镇联系在一起。在费孝通看来，选择小城镇作为社区研究的单位，不仅可以揭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基本矛盾，从中也可以看到隐含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矛盾。从小城镇出发进行研究将更容易对社会整体进行把握。事实也是如此。正是对小城镇研究的拓展，费孝通展开了对城乡关系和城乡体系的研究（丁元竹，1995）。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在延承费孝通小城镇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发现小城镇的建设与乡镇企业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乡镇政府的运作紧密相连。因此，他们进一步拓展了对若干个案乡（镇）系统而规范的社区调查，特别对乡（镇）的行政、经济与其它各类经济组织进行了重点研究（马戎、刘世定、邱泽奇，2000a；马戎、刘世定、邱泽奇，2000b）。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诸多学者对乡（镇）的田野研究进一步推进了本土乡（镇）研究的发展。

萧风霞（1989）的《华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乡村革命的协从》可以看作是对乡级社区研究的一个有益探索。然而，她的研究虽然以珠江三角洲一个乡级社区的调查结果来展现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关注，却并没有对乡级的政治权力给予充分重视，仍然将乡与村统一起来进行分析，没有扩展研究单位的自觉。

吴毅先生的《小镇喧嚣》可谓是真正以乡（镇）为基本研究单位有意识开展的系统性研究。吴毅（2007b）在完成了对双村长时段、历时态的记述后，以对当下“乡域政治”运作过程的展示与剖析为希冀推出了《小镇喧嚣》。在《小镇喧嚣》中，吴毅虽然坚持其一贯的个案研究传统，但是将基本的分析单位由村落提升到了乡（镇），正式提出将“乡域”作为农村政治的研究单位。在他看来，对于微观政治研究而言，村庄政治并不能包容农村政治的全部内涵，至少现代意义上的官僚科层体制及其规范性运作过程这些重要环节在村庄场域内是缺失的（丁卫，2008）。“乡域”的概念孕育着一个突破，它为在较村落更为宏观的时空场域中探讨农村政治提供了可能。

当前，乡（镇）作为一个基本的田野研究单位已经为部分研究者们所重视。究其原因，则是因为乡（镇）与中国农村政治的发展与运作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基层政治过程未必能为村庄所包容，相对而言，将研究单位由村庄提升到乡（镇）不仅更贴近现代民族—国家大体系背景下的乡村基层政治特征，同时对于乡（镇）政治的考察无疑也更能够“体现出乡村基层政治在体制与非体制、结构与非结构以及制度与文化的贯通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时空统一性和完整性（吴毅，2007b）。

将乡（镇）作为基本的田野研究单位同时也与政权建设的分析框架传入中国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关系。学者们通常认为，乡（镇）组织本身就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部分，是国家权力下沉的一个表现，因此对乡（镇）的研究则更有助于理解国家政权的运作。而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也再次助长了对乡（镇）的田野研究，因为乡（镇）政权作为最基层的政府机构，其直接与农民打交道，国家的力量与社会的力量在这里直接汇合与接触，对于乡（镇）运作的研究不仅可以呈现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而且可以再现两者之间的互动与交融。这种“乡域政治”的研究不仅克服了“村庄政治研究在时空展示上的局限”，而且部分地解决了“县域政治研究在田野操作中的困难”；它不仅凸显了“一定时空关系网络中事件—过程本身所具有的社区整体感”，而且有助于展现乡（镇）、村、组各个层级之间的互动与关联（吴毅，2007b）。

以乡（镇）为基本单位的田野研究已作出了不少努力，特别是政治学学者在此领域的探索，以至于“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的雏形正在逐渐形成。不过，作为一种分析范式，“乡镇共同体”还有诸多的问题需要明晰。例如，在顾及到国家力量对乡（镇）共同体的影响之外，如何确立乡（镇）共同体内部的多元化主体，如何理顺各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探寻乡（镇）共同体内部分化与整合的机制，以及确立转型中乡（镇）共同体的变迁路径等？只有这一系列问题得到了解决，乡（镇）共同体的分析范式才能够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与接纳。

四、有待深入拓展的县域研究

对县域的研究虽然不像对其它研究单位的研究那般出众，但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科学恢复和发展的30年间，对县的研究一直未曾断裂，并推动县域政治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苑丰，2008）。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自秦推行郡县制以来的2700余年里，县一直被作为中国的基层行政区域单位而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作为一个有着长期历史整合的有机社会，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经被视为一个较为完整的空间体系、经济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它是基层意义上最完备的“国家”（樊红敏，2008）。

当前学术界对于县这一研究单位的的重视部分缘于农村社会的改革。于建嵘（2007）认为，农村综合治理改革的突破口在县。因为乡（镇）虽然是一级政府，但不是完整的政府，人大没有办法开会，没有检察院、法院和公安，诸多职能其都无法承担。所以农村社会改革不能总抓着乡（镇）这一方面来做文章，乡（镇）改革一定要和整个县的改革相结合。

虽然围绕县域展开了诸多的研究，但真正将县作为一个分析单位提出来的还是杨雪冬先生。杨雪冬（2006）将“县”赋予了其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中观分析单位的地位：

“从政治体制整体来看，县并不属于微观制度，因为它不是整个体制的最低端，更不属于宏观制度，因为其影响不是跨区域的，应该归为中观制度。这种中观性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其有一定的人口和地理规模，拥有完整的政治行政功能，可以反映出国家行为的一致性和制度的整体性；二是其处于国家与社会的交接面上，与其他更高层次的政治单位相比，和微观社会组织的联系更直接、密切，运行也更具有多样性。”（杨雪冬，2006）

正是由于县的这种中观性，以及其在中国整个政治体制中的转承角色，以县为单位的研究“不仅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整个体制的运行和变迁，而且能够较为集中地体现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杨雪冬，2006）。杨雪冬将县区分为五个维度，即作为地理—文化单位的县、作为区域市场的县、作为行政层级的县、作为政治系统的县以及作为政治主体的县，进而论述了以县为单位的分析框架在理解20世纪以来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权力在乡村社会中实现形式转型的形态以及乡村社会与国家形态的交互作用：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县不仅是整个政治行政框架中层次最低的、最完整的正式制度综合体，也是实现区域经济规模化的最小单位，更是国家与社会互动边界上最完整的国家单位。通过对县的考察和研究，我们既可以看到制度的统一性及其结构性特征，也能够看到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互动过程，更能够清晰地看到制度中的能动者，制度运行的多样性以及多样性背后的要素。”（杨雪冬，2006）

基于对一个县的个案分析，杨雪冬先生（2002）提出了县域的基本框架，即对县的研究应该把它放在城市化、分权化、民主化以及依法治国进程的背景下，将其划分为制度结构和制度主体两种形态，然后按照以下三个路径进行。第一个路径是把县作为一个制度主体进行分析，从纵向（它与乡（镇）、市、省乃至中央的关系）以及横向（它与同一个地区或市内其它县的关系）上研究它和其他制度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个路径实际上研究的是县在整个制度结构中的地位。第二个路径是把县作为一个制度单位框架，分析在县的范围内各种关系的形成、调整以及变革情况。按这个路径进行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县这个单位来折射整个体制的运行以及体制在不同县域下的变异；第三种路径则是将前两种路径结合在一起，既要分析县在制度中的主体间关系，也要探讨不同县所形成的主体间关系，并分别分析其原因（杨雪冬，2006）。

县作为一个田野研究单位的提出，与全面展现农村社会复杂性与丰富性的学术需求有关。以政治研究为例，与“村治”和“乡政”相比较，以县为单位进行的考察将更加完整和体系化。同时，国家政权建设的分析框架也是促成县作为田野研究单位的理论动因。因为只有县才具有完整的科层制意义上的组织架构和运行基础，这一组织架构和运行基础在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构成了基本的“问题域”。但值得注意的是，若坚持以田野调查的方法来研究“县政”，势必会遭遇到单个研究者不易把握的问题，结果是，对于“县政”的田野研究往往因为研究者无暇兼顾结构和过程这两方面而呈现出“非驴非马”的状况。可以说，迄今为止，尚未见到比较成功的以田野方法所做的“县政”研究。当前仅有的为数不多的几部关于当代县级政治的研究著作都始终未能摆脱以科层化体制描述替代对应政治过程分析的困境[9]。

县作为一个田野研究的单位，它呈现出比村落、基层市场共同体和乡（镇）更丰富的农村图景。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县政府是一级完整的行政组织，因而对县域的田野研究更能够完整、全面地探讨国家、制度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但同时也因为县内地域的广阔，单个的研究者不可能轻易地把握县域农村的全部图景。因而，研究者往往在田野研究中无法兼顾结构和过程这两方面，从而有可能既无法很好发挥田野研究揭示复杂情态的优势，又自废了制度性分析的长处。

五、结语

对于田野研究单位的确定，虽然可以有多样化的选择，但具体的选择往往受研究者的研究主题及其所采用的分析范式的影响（见表1）。当研究者试图进入农村社会时，村落社区成为其确定田野研究单位的首选。无论是“以小见大”的缩影论研究者还是类型化的比较研究者，都看中了村落社区个案研究有利于展现出农村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优势。但是，这种强调村落社区内部社会联系而忽视村落内外经济联系的研究思路必然要受到经济人类学学者的质疑与拷问。以施坚雅为代表的学者将田野研究的单位拓展到基层市场共同体就是这种质疑与反思的实践。与强调社会视角和经济视角不同，政权建设研究范式明显加大了对制度与结构的重视，其对政治发展与政治运作的分析必然要求加强对农村政权组织的分析。立足点是强调科层性还是强调科层性与乡土性之间互动的差异性，区隔出了县和乡（镇）两个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

表1

不同田野研究单位的比较

研究单位

经典文献的作者

费孝通

林耀华

杨懋春

施坚雅

许烺光

福武直

杨雪冬

研究旨趣

社区生活

经济

科层性与乡土性之间的互动

科层性

主要学科视角

社会学

人类学

政治学

人类学

政治学

社会学

政治学

社会学

分析范式

村落

基层市场共同体

乡（镇）

社区分析范式 经济区域分析范式

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

县域分析范式 县

与以村落和基层市场共同体为田野研究单位所形成的相对成熟的社区分析范式和经济区域分析范式不同，以乡（镇）和县为单位的田野研究正在酝酿（或可能酝酿出）新的农村分析范式——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和县域分析范式。已经呈现出一定雏形的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虽然以制度主义的视角考察了作为科层制底层的乡（镇）基层政权组织运作，以及“乡域政治”在科层性与乡土性之间的交融图景。但是要想获得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乡镇共同体”的分析范式还必须做到能透析共同体内部的多元主体，厘清其结构关系，并在田野研究中打通宏观与微观、国家与地方、体制与非体制及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变量之间的关系，以确保乡村基层政治在体制与非体制、结构与非结构及制度与文化的贯通方面所呈现出来时空统一性和完整性（吴毅，2007b）。如果说基于乡（镇）的田野研究令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的雏形开始浮现，那么以县为单位的田野研究则只是提供了“县域分析范式”（姑且这样称呼）诞生的可能。要使“县域分析范式”真正得以产生，研究者至少应该确定县域分析范式的基本元素及框架，即县域内组织与群体的构成、属性及其关系，不同组织、群体实践逻辑的异同以及科层制同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关系等等。

虽然农村田野研究单位的选择同研究者的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但是研究者依据研究主题选择具体的研究单位时，仍然有必要对研究单位本身作出深入反思。以村落为单位的田野研究虽然有助于理解一个社区范围的社会结构及文化特征，并能够从“小地方”窥见到“大社会”，但缺乏时空拓展性的先天不足使其备受争议。以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基本单位的研究虽然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诸多启示，但由此而建构出来的一套分析和解释中国农村社会构建和运行的综合理论模式却引起了学者们更多的质疑。基于对村落田野研究单位的反思，乡（镇）作为田野研究的单位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相对于已经高度官僚化、科层化和部门化的县级单位来说，乡（镇）无疑更能体现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体制性与非体制性、结构性与非结构性，以及制度与文化的贯通方面所呈现出的时空统一性和完整性（吴毅，2007b），但乡（镇）本身的代表性也是学者们质疑的一个方面，同时当田野的地域从村落提升到乡（镇）时，社区生活研究的完整性随即被大打折扣。而以县为研究单位的田野研究无疑进一步放大了乡（镇）在社区生活完整性上的不足，同时也使得田野研究的方法无从切入，尽管其在完整的意义上更好地呈现了国家性。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就同一主题选择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进行研究，其结论也可能呈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局面。以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为例，如果是将村庄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所看到的往往是农村社会生活中的乡土性的一面，而容易忽视国家权力在农村社会中的存在；相反，如果以乡（镇）作为基本的研究单位，虽然有利于对国家因素的观察与分析，但同时也容易忽视农村社会生活中的那些乡土和日常生活的因素，从而导致对农村日常生活自主性的低估（孙立平，2000）。因此，学者们在研究中也都一直在谨慎地选择着具体的田野研究单位。

总之，各个田野研究单位的利弊往往发生在具体的研究之中，研究者应结合特定的研究目的，根据研究的主题及适用的分析框架选择合理的田野研究单位，并对其作出自觉的方法论反思。只有这样，才可能使其研究更契合于农村社会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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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周庆智：《中国县级行政结构及其运行——对W县的社会学考察》，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

*本文部分观点的形成得益于与吴毅教授的讨论，感谢郑丹丹博士阅读了原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的错误由作者本人承担。

[1]“范式”这一概念，在1970年库恩提出之后，斯图尔特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即范式是信仰、价值、程序以及在科学家群体中被共同认可的以往科学成就的集合，范式指导他们的研究活动，他们在自己的学术训练和相同的研究经验中获得对这种范式的认知（转引自周晓虹，2006）。

[2]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一个处于当代社会场景中的微小的村落社区，其自身的发展历程与近现代中华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同步。因此，通过对一个村落社区发展历史进行叙述，可以展现出现代国家权力不断向乡村渗透的过程，即通过“小地方”的分析能够达到研究“大社会”的目的。

[3]所谓“嵌入式观察”，即在一个村庄呆上不长时间即寻求理解模式的表达，并以此模式作为对下一个调查村庄进行观察和模式提炼的参照。此种观察法极容易导致循环性理论模式的产生和模式之间的相互循环论证。

[4]“场域”（field）概念为布迪厄所创设，他认为“场域”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者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也即，“场域”的基本含义只是指产生于特定系统中的相互关系。（参见布迪厄、华康德，1998）

[5]关于村落研究的代表性质疑问题，本人在《个案研究的意义及其研究拓展——兼论中国农村的社区研究传统》一文中进行了专门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6]库拉圈（kula ring）是马林诺夫斯基（2002）在《西太平洋的探险者》中描述的新几内亚东部特洛布里恩德群岛的一种交易形式。在这里，邻近的岛屿基本上构成了一个交易圆圈。后有研究者认为，库拉圈不仅仅具有经济的意义，还可维持各岛的和平，消除紧张和敌对，是包括仪式、交换、巫术、旅行、社会关系、社会整合等在内的复杂综合体（参见哈维兰，1987）。

[7]夸富宴（potlatch）由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最初予以细致描述，后来经由本尼迪科特（Ruth Benedict）再度解释的夸克特人的夸富宴仪式。在一次夸富宴仪式中，地方上的首领会以看似非常浪费的方式，把他们所拥有的大量的物品和财产都拿出来分掉。一般都被后来的人类学家看成是一种再分配的经济制度（参见Kottak，1994）。

[8]面对汉学界的批评，施坚雅对自己的理论作出了不断的修正。1971年，他提出了一个以村庄（而不是以集市）为中心单位的分析模式。他似乎有意把红枪会一类的现象包含在内，又似乎有意矫正自己以往过分强调“基层市场共同体”的偏颇。这个以村庄为主要社会单位的模式认为，一个自然村庄要经过“开放”和“封闭”的“周期”（转引自刘永华，1993）。

[9] 参见杨雪冬（2002）和周庆智（2004）等。

田野调查(首都博物馆展品) 篇6

——首都博物馆展品

2012年暑假的时候去北京玩，去了三次首都博物馆，自己看了，听了介绍之类的觉得挺有趣的，回来之后也稍作整理（上网查了一下相关资料）。希望有机会自己也能去考古。

错金银牛形铜灯 东汉

1980年江苏扬州邗江县甘泉2号墓出土的东汉（25～220年）文物。通高46.2、牛身长36.4厘米。与早期铜灯相比，设计更为合理，制作更为精美。除具有一般铜灯的烟尘导管装置外，圆形灯盘上可推移开合的灯罩已由原来的封闭型变成镂孔透光型，能更好地起到散热、挡风和调光的作用。通体遍饰精细的龙、凤、虎、鹿以及各种神禽异兽等错金银图案，作品线条流畅飘逸，工艺相当精湛，是汉代众多青铜灯具中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上乘之作。这类象生形灯具在汉代十分流行，巧妙利用形体本身的有机部分作为导烟管，如人的手臂，牛的双角，凤、雁的颈等，反映出汉代人为防止燃油灯对室内造成污染的环保意识。

虎牛铜案 西汉

1972年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出土，高

43、长76厘米。主体铸成一头大牛形状，为处理好巨大的牛头带来的不平衡感，设计者在牛尾连铸了一只猛虎，使案在左右平衡、力度对比、节奏变化、画面安排和气氛渲染方面显得十分和谐。大牛腹下与足间还另铸了一头小牛，使案更加富于变化，也更加稳重。大牛的沉稳、小牛的胆怯、及老虎的残暴，在此形成强烈对比。

成化斗彩葡萄杯 明代

明代瓷器珍品。1962年北京海淀出土。高4.8厘米。胎骨薄至透明。外壁用彩色绘葡萄纹，青花勾线，微带绿色的鹅黄，熟葡萄一样的紫色，显得娇艳透亮。底书“大明成化年制”款。

红素罗绣平金龙百子花卉方领女夹衣 明朝

明朝定陵出土的孝靖皇后王氏红素罗绣平金龙百子花卉方领女夹衣。方领，对开襟。从图案的设计看，所绣百子画面精彩生动。各组画面上的童子从1至6人数不等，共组成40余个场面。每个场面儿童的嬉戏方式和神情各不相同，有的斗蟋蟀、戏金鱼，有的练武、摔跤、踢毽子，有的爬树摘果，有的站凳采桃，有的放风筝、玩陀螺，有的放爆竹、捉迷藏，有的扮作教书先生处罚弟子，有的学武松打虎姿态揪打花猫„„儿童天真活泼的神情刻画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前后襟及两袖还以金线绣有九龙，其姿态有升、有行、有坐，富于变化，体现出了明代宫廷艺术中龙的造型特点。铜人头像 商周后期

铜人头像是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出土的一组铜像，造型特别，人像被塑成杏状立眼，蒜头鼻，代表了当时的文化风格。

嵌错金银铜编钟 战国时期

1972年出土于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该器物一套14枚，尺寸依次次递减。最大一枚高27厘米，最小一枚高14.6厘米。这套编钟，长方形鼻钮，两铣下垂，通身以浇铸和错金的技法，饰以精美的花纹。妇好铜偶方彝 商代武丁时期

1976年发掘于殷墟妇好墓，该方彝器身横长两倍于纵长，犹如两个方彝之组合，故郭沫若先生称之为偶方彝，是商代酒器中绝无仅有的罕见器形。器身两长边口沿各有七个缺口，是专为放置酒斗设计的。

史墙铜盘 西周恭王时期

1976年于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出土。通高16.2厘米，口径47.3厘米，深8.6厘米。史墙盘是西周微氏家族中一位名叫墙的人，为纪念其先祖而作的铜盘，因作器者墙为史官而得此名。此盘造型规整，纹饰精美，敞口，浅腹，圈足，腹外附双耳；腹部饰凤鸟纹，圈足部饰两端上下卷曲的云纹，全器纹饰以云雷纹衬地，显得清丽流畅。盘内底部刻有18行铭文，共284字，记述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六王的重要史迹以及作器者的家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最长的一篇铜器铭文。

击鼓说唱俑

东汉

1957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天回山。高56厘米，做明器用，是一件富有浓厚民间气息和地方风貌的优秀雕塑作品。铜猪尊 商代晚期

一九八一年在该省湘潭县出土。尊长七十二厘米，高四十厘米，重十九点七五千克。从口两侧獠牙来看，属于一只野公猪，又具有一些家猪的特点。猪背设带盖椭圆形口，为酒的出入口。尊盖上缀凤鸟，肘部饰夔龙纹。前后肘部有横穿的管孔，可以穿系绳索，供人抬举。为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惟一以野猪形象作为整体造型的器物。

青花凤首扁壶 元

1970年，出土于北京旧鼓楼大街豁口元代居住遗址。高18.7厘米 口径4厘米。此壶为鸾（雌），现存北京首都博物馆。

金漆菩萨立像 清

高172厘米

底坐高18厘米

金漆菩萨立是18世纪时清廷为承德避暑山庄的佛寺大规模制造的佛像中的一尊，融合了汉、满、蒙等不同民族的风格。

这件立像高1.72米，一般如此高大的立像都是铜等金属材质的，而这件造像是漆器的。众所周知这是最难保存的一种文物，而这件17世纪的漆雕能保存得如此完好实在难得。白玉团龙嵌宝石带饰、白玉龙首嵌宝石带钩 明 白玉团龙嵌宝石带饰，长9.7厘米，宽5.1厘米，昌平区明十三陵定陵地宫出土。此器出自万历棺内，正中心嵌白玉团龙，两端如意形金托上嵌红、蓝宝石和珍珠，底部为花丝云纹，四壁在花丝上嵌“八宝”花纹，造型新颖，做工精致，华贵富丽。

白玉龙首嵌宝石带钩，钩长3.6厘米，腹宽2.5厘米，通长14.2厘米，昌平区明十三陵定陵地宫出土。此器出自万历棺内，龙首形，背上四个金托中分别嵌红黄蓝宝石，龙额饰绿宝石，龙睛饰猫晶石。该器玉质细腻润泽，线条流畅，华贵富丽。

白玉仿痕都斯坦菊瓣碗 清 一对2件，高5.1厘米，口径9.2厘米。此玉碗壁薄不足1毫米，重45克，饰两层纹饰，外壁琢卷草纹和五瓣花，腹部琢外凸内凹的细瓣番莲纹。整器轻薄剔透如蛋壳，纹饰繁密柔美，琢刻技艺高超，抛光技术堪称一绝，是清代宫廷造办处仿痕都斯坦薄胎玉器中的代表作。

金翼善冠

明万历

定陵出土金质冠饰。出土时放置在万历帝棺内头部北侧，装在一个圆形木盒内。金冠由前屋、后山(分前后两片)、角三部分组成。金冠通高24厘米，后山高22厘米，冠高14．7厘米，冠口径20．5厘米，重826克。金冠全部由金丝编结而成，各部分由粗金丝连缀而成，外面用双股金丝编结成的辫形条带压缝，两个折角单独编成，下部插入长方形管内，后山镶嵌二龙戏珠。后山下沿围绕一周卷草纹花边，宽0．3厘米；后山下部制成的冠形帽饰。冠口略呈椭圆形，嵌有金口圈，内宽108厘米，外宽0．2厘米。金冠制作工艺高超，纹饰生动有力，是明代金银细工的精品。

钧窑天蓝釉贴花兽面纹双耳连座花口瓶 元

1972年出土于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元代遗址，高 ：63.2厘米，口径：15.2厘米，足径：17.5厘米。口沿外折呈五瓣花形，长颈、丰肩收腹，下连五孔座，颈与肩部附摩羯形双耳，瓶腹贴模印兽面衔环，兽面的上额有一“王”字，通体施天蓝色釉，釉色肥厚凝润，有大量的缩釉孔口沿、腹部和器座点缀着大块紫斑，形制高大饱满、气势宏大、华贵，胎质坚硬，坯体厚重，底部露胎处因烧制时的氧化过程呈现赭红色。展示了元代瓷器造型的力度之美，瓶身与器座连为一体，不可分离，瓶座为直口，束颈，颈部有兽头探出，器座五面镂空。连座瓶多见于宋元时期的龙泉窑，钧窑极为少见，该器出土了两件，均已破碎，后经粘接修复而成。景德镇窑青白瓷缠枝牡丹纹温凉缽 南宋

高11.3厘米，宽18.6厘米。1998年征集于重庆奉节。此缽造型少见，唇口，鼓腹，平底。外壁有一圆形孔，专用于注水至夹层空处，起隔层保温的效用。缽内腹凹下，无纹饰，为盛酒之处。通体施釉，釉色青中略带白，釉面晶莹润泽。外壁工艺极精，刻饰缠枝牡丹纹，花枝线条流畅，写实性强。论其造型、工艺堪称时代佳作。

吉州玳瑁纹碗 宋 口径18.5厘米，高7.2厘米。重庆荣昌窑藏出图。玳瑁釉，是以铁为呈色剂，仿海龟背部褐色和淡黄色斑块花纹烧制的窑变结晶釉。饮食用具。2004年荣昌县窖藏出土。口敞，弧形腹，近足处无釉，白色矮圈足。碗胎质细密，外型美观，制作精致，施黑釉，釉质肥厚，晶莹滋润，釉中呈现多个玳瑁状的黄褐色斑块，色彩柔和绚丽，为宋代瓷器珍品。

龙泉窑玉壶春瓶 宋

高26.5厘米，口径13厘米。重庆忠县出土。又名玉壶春壶。该作品在宋代大量出现，多用作酒器。唐代司空图《诗品•典雅》中：“玉壶买春，赏雨茆屋” 诗句，即用玉壶打“春”酒，故“玉壶春”是酒名。该瓶外形秀丽，线条柔和，曲线变化圆缓，敞口，细颈微收，颈部以下渐次扩宽，腹呈下垂瓶胆状。通体施梅子青釉，釉层肥厚莹润，釉色类青玉。现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越窑青瓷人形柱盘口灯 六朝时期

高15.6厘米，口径111厘米，地径10.7厘米。1951年西南文教部移交西南博物馆博物院。盘口平沿，人形灯柱，人物胖面、高眉、鼓目，嘴下存胡须，双手置胸，人端坐于承盘中央，背有一孔，承盘外底一孔与灯柱相通。通体施青釉，釉面光洁、润泽，釉色青中泛黄，口沿四方各存一黑色斑块。此灯造型独特，是同类器中的珍品。

铜胎鎏金掐丝珐琅三足香炉 清

高66厘米，此器器型高大美观，豪华富丽，用于宫廷陈设。器身通体施天蓝色珐琅釉，彩色缠枝莲间饰万寿团花，以铜镀金象首为足、耳。该器寓意太平吉祥，掐丝细腻流畅，制作工艺复杂精致，表现出乾隆时期掐丝珐琅器物向多种技法发展的倾向。

鎏金铜面具

辽

长11厘米，宽19.5厘米。这只鎏金铜面具是依据死者的面容锤揲而成的。五官与死者真容相像，眉毛刻画精细，紧闭双目，鼻梁高挺，闭唇，高颧骨，面目清秀，耳垂上有穿孔，从上述特征判断死者应为女性。面具周边穿连有细密的铜丝，便于和头部网络连缀，是覆盖于死者面容上的葬具。

景德镇窑青花折枝花卉纹盖罐 明 洪武

通高66厘米，口径25.3厘米，足径23厘米海淀区学院路邮电学院出土。此器器身作十二瓣瓜棱形，绘饰仰莲纹、折枝花卉和朵云纹；荷叶形盖与花心状纽，构成一朵盛开的莲花。青花色泽有别于元，是洪武早期景德镇官窑产品。景德镇窑粉彩茶梅纹盘 清雍正

高51厘米，口径8厘米，足径15.5×10厘米。此盘为景德镇官窑烧制，侈口，浅腹，圈足。以豆青釉为地，从外足绘茶、梅各一株，枝干由盘底经口沿直至内壁及盘底。这种过枝装饰，是雍正时期的特色。纹饰以淡粉、褐、杏黄、珊瑚红等色彩渲染。色调鲜丽柔和，充分表现出所绘纹饰浓淡不一和阴阳向背的质感。外底有“大清雍正年制”青花款。是为宫廷、王府餐宴用器。

景德德镇窑珊瑚红地珐琅彩花鸟瓶 清雍正

高21.5厘米，口径3.5厘米，底8.2厘米。此瓶通体以珊瑚釉作地，以珐琅彩绘碧桃和翠竹。腹部和颈部各有一只小鸟，蜜蜂飞舞于花丛，呈现出一派鸟语花香、春意盎然的景象。珐琅彩瓷耗工费时，彩料大多依赖进口，烧造极其珍秘稀少，传世品罕见。目前所见，如此瓶形制纹饰，国内仅此一件。

景德镇窑粉彩百鹿图双耳尊 清乾隆

高45厘米，口径24.2厘米，足径16厘米。这件百鹿尊造型规整，胎体厚重，颇有气势。器形硕大而不见笨拙，雄浑之中尽显精致。器身绘百鹿图，运用粉彩红、绿、蓝等色，色料纯净，色调柔和。采用勾勒、皴擦、洗染等中国画传统技法，将烟云缭绕的山峦、浓荫蔽日的苍松、神态各异的小鹿描绘得淋漓尽致。山涧流水潺潺，谷中芳草如茵；咿咿鹿鸣，盈谷布野，或追逐嬉戏，或凝神伫立，或溪畔酣饮，或林间小憩„„百鹿尊雍荣华美，多陈设于宫内御前，用以称颂帝王统治下的歌舞升平。双鸟朝阳纹牙雕 新石器时代

该牙雕长16.6厘米、残宽5.9厘米、厚1.2厘米。图案刻于象牙上，是打磨得很光滑的一件堪称国宝的文物精品。正面用阴线雕刻出一组图案，中间为一组由五个大小不等的同心圆构成太阳纹，外围周边刻着炽烈蓬勃的火焰纹，象征太阳光芒。两侧对称刻出一钩喙双鸟（鸡），面向太阳，成对称形，似在引吭啼鸣。蝶形器的边缘衬托着刻工精细、线条流畅的羽状纹。除了鸟（鸡）和太阳纹中心以圆锥浅钻之外，两鸟（鸡）两侧各对称钻通三个圆孔。这样，蝶形器上就一共有六个圆孔。上四下二。背面制作较粗糙。鸟盖人足铜盉 西周

高34.6厘米、身径20.6～21.8厘米。1993年晋侯墓地31号墓出土。扁椭圆体曲流形盉，顶有长方形口，口沿外侈，上为圆雕的振翅鸟形盖，以熊形链与器相连。器前有昂首曲颈的龙首形流，后为兽首形鋬。器足为两个裸体的半蹲人形，身前倾，背负器身，形象极其生动，非常逼真传神地表现出这两人负重时的姿态。盉身两侧饰三周圆形纹饰，中间是蜷曲的团龙纹，其次是一周鳞纹，外圈是斜角云纹。盉身上部饰体躯相交的龙纹，有细雷纹为地，两侧为鳞纹。这件盉造型别致，构思奇特。龙虎四环铜鼓座 春秋

残高

29、直径80厘米，重约100千克，1980年安徽省舒城县孔集出土。此器造型奇特，口沿作虎首和龙盘绕一周。虎竖耳，怒目圆睁，张口作吼啸状。龙独角上翘。器身满饰蟠虺纹。外壁饰四个衔环铺首，并铸有铭文两周，形象生动。上周约98字，下周约52字。因锈蚀严重，难以辨认通读。

跪射俑 秦

跪射俑，身穿战袍，外披铠甲，头顶左侧绾一发髻，左腿曲蹲，右膝着地，双手置于身体右侧作握弓弩待发状。跪射武士俑的塑造比起一般的陶俑要更加精细，对表情神态和发髻、甲片、履底等的刻画生动传神，并且文物原本的彩绘保存状况极好，真实表现了秦军作战的情景。

凤鸟莲花漆豆 战国

田野调查方案 篇7

“应然”与“实然”的矛盾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对于学者而言, 了解事物的“应然”状态很重要, 但是了解事物的“实然”状态可能更重要。吉尔兹认为, 社会科学的分析就是要力图按照事物的本原作为分析的基础, 而不是按照学者在心灵上认为其“应该如此”或“需要如此”来观察事物。[1]为什么要通过观察来发掘社会运作的隐秘进而获得社会运作的“实然”状态呢?吴思通过提出“潜规则”这个概念回答了上述问题。他认为, 有些事情尽管在理论上可以说得冠冕堂皇, 但在实际中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运行方式, 如果对社会的“实然”状态知之不多, 而一味地按照所想象的“应该如此”来代替“实际如此”, 必定就会对社会的理解发生巨大的偏差。[2]根据笔者的观察, 教育领域也存在着很多表面上冠冕堂皇, 实际上却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这些“应然”与“实然”相偏离的问题中, 学校的教育目标最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学校教育目标十分重要, 它规定着学校发展的方向, 如果学校的教育目标发生偏差, 那么对于教育的健康发展是十分有害的。学校作为一个教育机构, 从理论上或者从“应然的”角度看, 其目标应该是促进所有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审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关于这一点, 应该说是无可置疑的。但是, 在实际的运行中, 学校的目标, 或者说学校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如此。为了了解学校“实然的”教育目标与“应然的”教育目标的脱离, 笔者采用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进行了研究。文化人类学要求研究者深入到包含所研究问题的社会现场, 采用观察、访谈等资料收集手段对研究对象进行长期的观察和思考。笔者在三个星期的田野调查中, 到一所农村小学进行了蹲点调查, 与学生、家长、老师、校长和教育行政官员进行了多次深入访谈, 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假设。

二、学校对“应然”教育目标的偏离

学校教育的目标, 应该是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育、美育等诸方面的全面发展, 那么, 学校是否真的以此为目标呢?首先来看看德育的情况。在提到教育内容时总是说“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把道德放在首位, 说明了道德在教育内容中的重要地位。但实际上, 道德从来没有成为学校首要的目标。我们首先用一个典型的个案来证明这个结论, 鲜活的案例往往比抽象的理论更能够说明问题的实质。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了这样一个个案:六年级的阿明 (化名) 同学有偷窃的习惯, 曾经偷窃过多位老师的财物。对于这个在道德上存在重大缺陷的学生, 老师们应该给予比普通同学更多的的教育、指导和关怀, 因为此类学生的道德缺陷如果不能在学校中得以纠正, 到了社会以后可能会走上更严重的违法犯罪道路。但是, 学校领导和老师并没有采取特别有效的措施来挽救阿明, 学校采取的措施, 仅仅是预防性和警告性的, 一些老师甚至并不愿意管教这个孩子。学校对关于德育的淡漠, 还表现在对思想品德课的敷衍上。思想品德课是促进学生基本道德发展的重要课程, 但是品德课却受到了极大的忽视。笔者调查这所学校, 1~3年级的思想品德课由学校校长兼代, 校长事务比较繁忙, 很多次课都无法正常上, 一个学期上不了几节课。4~6年级的思想品德课由各班级的班主任兼代, 班主任经常把思想品德课变成自习课, 让学生复习其他科目。即使在次数有限的思想品德课上, 老师们也没有按照思想品德课所要求的那样, 采用多种方式影响学生的心灵、改变学生的道德行为。大部分老师照本宣科, 把教材上的内容讲解一遍, 然后让学生把思想品德课本上的思考题目和答案写在作业本上, 以应付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检查。与此同样, 音乐和美术课也受到了忽视。经典的教育理论认为, 音乐和美术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人的发展十分重要。斯宾塞认为:没有油画、雕塑、音乐、诗歌以及各种自然美所引起的情感, 人生乐趣会失掉一半。[3]一些教育学家还认为, 美育不仅具有独立的价值, “对学生智、德、体各方面的发展也起促进作用”。[4]这样重要的教育内容, 在教育实践中又是怎样的呢?首先来看一看美术课。这个学校一直没有专任美术老师, 美术课由各个班级的语文或数学老师兼代。按照课程表上的要求, 每个班级有两节美术课, 但是兼代美术的语文或数学老师一般会把其中的一节变成语文或数学课, 实际每周只上一节美术课。几乎每个班级都是这样, 这成了一个公认的“潜规则”。美术课的专业性很强, 不是每个老师都能胜任美术课, 很多老师只能让学生自己照着美术课本画画。再来看看音乐课。2009年9月之前, 一个中师毕业的年轻女老师负责全校的音乐课, 音乐课还是比较正规的。后来, 学校领导发现这个老师讲课水平不错, “高水平的老师不讲正课挺可惜的”, 所以从2009年秋季起学校领导决定让这个老师教“正课”, 全校音乐课由各个班级的语文或数学老师兼代, 音乐课也像美术课一样由一周两节变成了每周一节。大部分老师不懂乐理, 就教学生唱流行歌曲, 有的老师自己不会唱, 就让文艺委员教学生唱。很多学者认为农村学校的音乐和美术等课程教学质量之所以很差, 是因为农村学校缺少合格的音乐和美术教师, 但是, 农村学校对音乐和美术等课程不重视,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学校看来, 音乐和美术等“副科”是可有可无的。最后再看看出现在课程表上的其他课程。按照国家和省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 这所学校也开设了地方性课程。笔者调查了六年级地方性课程的授课情况。六年级的地方课程叫做《种养》。学校的课程表上规定每个班级每周上两节课, 但是《种养》课的实际地位连音乐和美术都不如, 每周一节课都保证不了。老师基本上不讲授这些课程, 也不指导学生自学这些课程, 更没有引领学生将课本上的知识付诸实践。为了应付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检查, 老师们要求每个学生准备一个《种养》课的作业本, 老师在自习课的时间内 (或者是在有关部门组织检查的前夕) , 在黑板上列出几个问题和答案, 然后让学生把问题和答案抄到作业本上。这样, 一本本漂亮的作业就会在检查的时候出现在教育官员的面前。

三、学校“实然”的教育目标

上文用了很多笔墨来说明学校并没有把德育放到其应该具有的高度, 也不重视以音乐和美术为代表的审美教育, 更不重视地方性课程。笔者的论述无非是要证明这样一个问题:学校实际的主要目标并不是我们认为学校应该具有的目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那么, 当前学校“实然”的教育目标是什么呢?围绕着学校的目标, 笔者与学校的多名老师进行了访谈。结合与老师的访谈和笔者的观察, 借鉴经济学对企业目标——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表达, 笔者将学校“实然”的目标定义为“追求学生考试成绩的最大化”。这个定义不仅仅适应于小学, 对于初中和高中而言同样适用。关于“学生考试成绩的最大化”, 需要作两点解释。第一, 这个考试成绩指的是“主课”成绩, 而不包括诸如音乐、美术等“副科”成绩。对于小学而言, “主课”是指语文和数学, 当然, 在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小学, 可能还包括英语等科目;初中和高中的“主课”不仅包括语文和数学, 还包括英语、物理、化学等科目。第二, 学生有时是指所有的学生, 但有时并不包括所有的学生, 因为学校教师并不是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学生。首先, 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是老师们最为关注的, “尖子生”不仅仅是需要倍加呵护的“成才”苗子, 而且尖子生最能够体现老师和学校的教学成绩。其次, 在小学阶段, 全体学生的平均成绩是教师和学校追求的重要目标, 但是初中和高中的情况就不同了, 在初中 (特别是初三) 和高中, 学校的教学成绩是由考上重点高中或大学的学生人数来体现的, 而不是由全部学生的平均成绩来体现, 因此, 学校并不追求全部学生平均成绩的最大化, 老师们仅仅追求有升学希望的那部分学生的成绩最大化, 班级里面很多“学困生”的学习状况, 老师是漠不关心的。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学校“实然”教育目标与“应然”教育目标的背离, 也就是说, 教育的目标发生了异化。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首先异化成了对智力发展最大化的追求, 即对部分学科成绩最大化的追求, 而在初中和高中, 这个目标的异化程度更为严重, 表现为对部分学生智力发展最大化的追求。

四、对教育目标异化原因的考察

教育目标之所以发生异化, 其根源之一需要从高考中寻找。高考不是我国中小学的教学大纲, 但高考所起到的作用, 却远远重要于教学大纲。高考是我国中小学教学的实际指挥棒:高考不考查一个人的品德, 学校就放松对学生品德的要求;高考不考音乐、美术和地方性课程, 这些课程对于学校来说就可有可无, 高考成为小学和中学的教学中心。高考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小学教学的指挥棒, 是因为高考在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命运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教育经济学认为, 受教育者接受教育, 是受教育者对自身的一种投资, 因为接受教育可以提高受教育者的人力资本水平, 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可以为受教育者带来货币 (如工资) 和非货币 (如声誉、社会地位等) 的收益。教育社会学认为, 受教育者接受更多的教育, 获得了更高的学历之后, 更有机会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5]在我国的高考制度下, 高考是通向大学的必经之路, 受教育者若想接受更好的教育, 获得更好的学历, 就必须在高考中有较好的表现, 而要在高考中有较好的表现, 就必须从小学开始为高考而准备。随着我国近几年高考扩招, 学生考大学越来越容易了, 以前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现象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有些民办高校对高考分数的要求很低, “交钱就可以上大学”。与此相伴的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大, 很多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 “毕业即失业”的现象不再是新闻了。那么, 在这种背景下, 高等教育的地位是否下降了呢?高考的社会影响是否降低了呢?通过与学生家长的访谈发现, 虽然考大学日渐容易, 而且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 但是家长们并没有降低对考大学的需求。家长认识到, 虽然大学生找工作都很困难, 但是读了大学毕竟为找一份好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很好的条件, 不读大学, 可能连找到好工作的机会都没有。当然, 在这种情况下, “读什么样的大学”就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读一个好大学, 毕业后的就业压力要小一些;读一个不好的大学, 毕业后的压力就大一些;读那些不对高考分数有要求的大学, 毕业后的就业就更缺乏保障。选择什么样的大学, 高考的成绩是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因素, 所以,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并没有改变家长、学生、教师对高考的态度, 高考仍然是中小学教学的指挥棒。目前很多地区进行了力度不一的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 这些改革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改变“一切为考试而教, 一切为考试而学”的现象, 那么, 此类改革是否能够实现改革的初衷呢?根据笔者的观察, 这类改革难以取得预期的目标, 最后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高考的社会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一旦教学改革或课程改革降低了一个地区或一所学校“应试教育”的能力, 这样的改革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 改革往往会夭折。南京市教育局曾经在全市范围内进行过素质教育, 但是由于素质教育的推行, 在短期内降低了该市学生“应试教育”的能力, 使得南京市在2004年高考中失利, 引起了包括南京媒体在内的社会各方面的强烈批判, 最后, 南京市教育局顶不住社会压力, 不得不终止了已取得初步成效的素质教育, 向应试教育回归了。[6]这个例子充分地说明了高考所具有的强大社会影响力, 也说明了改革高考所面临的巨大困难。

五、对改革的一点思考

“实然”教育目标偏离“应然”教育目标, 影响了我国教育的健康发展, 而高考正是导致教育目标异化的最主要原因。因此, 对高考内容适当地进行改革, 同时逐步改革“一考定终身”的大学录取形式, 对于解决学校教育目标的异化问题, 使学校教育目标真正回归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 高考改革一定要慎重, 这个复杂问题, 不可简单地对待。有人可能会认为, 既然现在的学校不重视德、美、体, 那么在选拔人才和评价学校教育质量的时候加上这些因素不就行了吗?这个问题, 说来简单做起来复杂。以道德为例, 道德虽然很重要, 但是, 道德可以衡量和评价吗?如果可以评价, 会不会导致学生为了在道德评价中得高分而出现“假积极”现象?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再比如体育, 很多地区在计算中考成绩时, 体育成绩也核算在内, 由于体育考试更容易产生腐败, 所以在很多地区, 体育成绩的高低变成了幕后交易的对象。再比如音乐和美术课, 如果全部纳入到高考总成绩之中, 将会导致我国城乡教育的更大差距, 因为在我国农村基本上没有合格的音乐和美术老师。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 尽管高考制度需要改革, 但高考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需要我们审慎地对待, 任何轻率的对待高考改革的措施, 带给我们教育的, 可能不是促进而是伤害。

参考文献

[1]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M].王海龙, 张家瑄, 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74.

[2]吴思.血酬定律·潜规则[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4:353.

[3][英]斯宾塞.教育论[M].胡毅, 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2:30.

[4]王道俊, 王汉澜.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415.

[5]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186.

田野调查奠定灾后重建基石 篇8

灾区研判——处理好高技术与田野调查的关系

进入灾区后首先可以通过北京渠道拿到的，是各种遥感解析和判读，并号称可以提供给中央作决策支持。但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马上可以看出其中存在的误读、误判、漏判现象是十分惊人的。分析下来，一方面判读者对这个地方的原始状态并不熟悉，这里山高、谷狭、沟深，地形复杂，震前也是滑坡、泥石流、洪水等各种地质灾害多发地区，缺乏历史积累的判断往往新旧难辨；另一方面，大面积的塌方和滑坡在大多地段几乎形成垂直断面，图上无法判断，大量遗漏。最后真正对临时安置选点和灾后重建起到现实指导作用的，是四川地调队经过一周左右大量艰苦田野调查所提供的数据。以汶川为例，此县原有地质灾害点160处，震后新增3590处，其中直接威胁县城安全的新增危害点达79处，而图上判读全部点加在一起不足100处，看来迷信高科技害人不浅。

同样依据地形图做出的建设适宜性用地评价也综合了若干种常规数据判读，但结论却与现场情况大相径庭。貌似可用的地段往往处于已有地质灾害或潜在地质灾害的严重威胁之中。这反映出一个深层面的问题——随着高科技手段取代传统田野调查，在现实中引发了“双刃剑”现象，正在形成对传统田野调查的忽视。“办公室地质师”、“办公室规划师”大行其道，位高权重，人威语重，而脚踏实地的“田野地质师”、“田野规划师”人微言轻，默默无闻。这种趋势其实在近年城市规划教育和职业活动中已有体现，只不过这次表现出的后果更严重，甚至误导决策会危及生命！“读万卷书”在信息时代并非难事，但“行万里路”已使许多的人望而却步，这样成长起来的规划师将令人堪忧。

临时安置——协调好时间、速度与工程常识、系统组织能力

以活动房的方式分三批安置城镇居民，一开始就有个十万火急的时间表，在现实中这份时间表面对诸多挑战。选定场地对汶、理、茂三县而言十分困难，仅严防次生灾害一项就否定掉2/3以上的最初选址。场地平整压实后，采用C15#和C20#砼局部固化才能铆固活动房的基础，稍有工程常识的人都知道砼初凝到可以上人要三天，基本牢固要七天，在实际操作中汶、理、茂地区除少量用原运动场和已有固化地面的废弃料场、废弃国企原址、甚至道路路面当临时安置场地外，其余新征用地尽管日夜赶工到6月3日也还没有一块可以达到最低限度的场地安置标准。

活动房的安置绝非有场地、带安装队上来就干这么简单，现场遇到的问题很多。拆房子问题：汶、理、茂多数房屋大震不倒已属奇迹，但不倒之房多为危房，安置点周边或邻近危房如不及时拆除，在余震中将危机四伏。我国建房力量庞大，拆房能力很小，专业队伍奇缺。汶川县拆房成本现为20元/㎡，随着市场意识复苏此价格还会上涨，而且私房和已购商品房震后处理政策迟迟不能出台或草率行事，都会引发群体事件。此地山多平地少，不拆，临时安置已很困难，更谈不上灾后重建。还有运力问题：从交通运力角度讲，汶、理、茂均没有摆脱“孤岛”状态，主要交通线均存在大量塌方不断的路段，落土、飞石不断，其通行能力不足震前的1/20，“余震不足惧，行路如赌命”已成生活常态。三县均无水泥、钢材、防水材料等储备，场地处理、灾民自救自建均材料奇缺，通往成都的最短线路可能数年都无望打通。所有县对外交通通道“瓶颈”路段少则几处，多则十几处，长达数十公里，尚无可预期的完全通畅前景，随雨季到来反有严重恶化的可能。

还有用地问题：除茂县县城城址用地稍有宽松，尚有些可用外，汶川、理县已无后备可建设的土地资源。至于乡镇多临江、背崖、沿路，民众无处安置，仅考虑学校和卫生院的临时安置也有半数乡镇无地可选，如打耕地的主意更会引发严重后果。以汶川为例，全县耕地106,800亩，受灾90,000亩，其中灭失（滑坡后不存在了）40000亩，严重受损（滑坡导致无法安全耕种）48,000亩。以当地农业生产能力（大约每亩土地需要1/3个劳动力）计算，则意味着已经产生大量的因灾失地农民。如果进一步占用耕地解决临时安置则情况会恶化，所以，异地安置，甚至生态移民计划应紧急启动。从这些可以看出临时安置和灾后重建都有系统统筹的问题，不能偏重一方，不能条条块块各管一块，这样难免顾此失彼，甚至自相矛盾，难收实效。

民族文化的传承——以人为本 生存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