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报告

田野调查报告（精选8篇）

田野调查报告 篇1

内蒙古自治区矿区与牧区的矛盾冲突

-------------隐藏在环境背后的争端

王佳宁 10033007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

摘要： 随着环境问题的不断凸显，怎么去解决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要，然而，隐藏在环境背后的其他社会问题也在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矛盾冲突随之而来，到底什么成为矛盾冲突的导火索？

关键词：环境矛盾冲突利益

目前，我国的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其中，废气、废水、废渣的排放量大，污染面积广。在矿区大气，水体，土壤普遍受到污染。因此，了解调查矿区环境和污染的现状并采取预防措施和治理的措施，保护矿区环境，阻止矿区环境恶化趋势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矛盾”就是事物在变化发展过程中的对立统一，它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长将这个法则称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为辩证法的核心，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的时候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的非常清楚了，就能更好的用理论去指导实践。

在内蒙古自治地区除了畜牧业外有很多的第二产业和而第三产业推动这当地经济的不断发展，其中钢铁和金属矿业已经称为内蒙古自治地区的主要经济来源。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牧区与矿区的矛盾和冲突也日益凸显，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始终存在于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

在这里不得不重新提起美国美国心理学家谢里夫的群际冲突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群体成员的群际态度与行为，群际的利益冲突导致群际冲突。其中群体利益就是“群体安全的真实或想象的威胁，一种经济利益，一种政治优势、一种军事重要性或其它”由此可见，“利益”是决定群际之间产生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利益”会涉及到多个方面。引起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矛盾的主要有由于语言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不同而形成的交往障碍，以及民族偏见和民族歧视等，这些都是历史所遗留的至今仍没有得到解决的因素，到了近代社会并且一直到现在由于大量的移民也是产生矛盾的因素其中为了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而对牧区造成的不良的环境问题也是矛盾冲突的因素之一，并且不断的上升。

李晓霞在对新疆维汉竞争于合作的调查中提到“利益”也是影响民族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她说：“共同的利益往往不一定导致民族团结互助，进过实证研究利益多会引起族际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对家乡的调查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使矿区与牧区产生矛盾冲突的不仅仅是严重的环境问题，而是隐藏在环境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污染赔偿和占地赔偿。

一、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白音诺尔铅锌矿”蒙文译为“美丽富饶的湖”它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的北部，是北方少见的大型金属矿区。1979年建矿，到目前为止已有30年的历史了，其中

汉族人口占70%蒙古族占30%，大多数人都是这周边地区的汉族人口，他们是年轻的时候来到矿区进行建设，然后在矿区安家在这30年间和他们的子孙形成了现在这个小具规模的城镇，他们主要以上班为主，每月都是拿矿上的固定工资来维持生计，由于矿区的土壤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所以没有人务农。标准的八小时工作制，但是让人们的工作并不轻松，四个班时不同的人倒班上，比如第一批人是八点上班，下午四点下班，第二批人就下午四点上班，凌晨十二点下班，第三批人则凌晨十二点上班，第二天早上八点下班，就这样三批人轮流二十四小时进行生产，直到每年年终的时候他们才有十几天的休息时间。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展成为采选、冶炼、机器加工制造配套成龙的现代化大型矿山。矿区现在有两个采区，两个选厂，一个提升运输工区，一个铅冶炼厂等六个主体生产单位，有变电所、水暖站、运输车队、质检中心、跌路转运站等配套机构。矿区现以整合当地资源为依托，不断延长企业发展的链条，二期投资一点八七亿元，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果。

蒙古族本来就是一游牧为生，听当地的蒙古族老人讲在矿区还没有开发之前，这里每年都是草木茂盛，而且赶上雨水充沛的年头可以供两三个大队牧民的牛羊繁衍生息，不用整体迁徙，就在这一个地方就能过好几个春夏秋冬。随着第一支勘探队的到来，陆续的开始大量的外来人口迁入，直到今天能看见的山全部被炸药炸的面貌全非，山被削平掏空，平地被废渣堆成小山，清澈的河水被尾矿砂污染成暗绿色看不见水底还散发着刺人的气味。蔚蓝的天空变的乌烟瘴气，随处可见的生活垃圾，夏天的时候草长得高不容易看见埋在草下面的垃圾，等到冬天的时候，枯草上面挂慢了各式各样的塑料袋，各式各样的生活垃圾都被倾倒到离生活区较远一点的草地上，老人说看了好不心疼，也想找汉人去理论一下，可是汉话说不好，也不知道应该找谁才有用，又没有文化，汉人还很霸道，找了也没有什么改进。自己家的儿子也在矿上上班，怕领导给小鞋穿！也就这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过来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牧区的一部分牧民也会选择到矿区上班，主要是上班的收入比较稳定，不再是靠天吃饭，要是遇上大旱或者是雪灾的年月一家人也能有吃有喝，不至受冻挨饿。虽然和汉族人的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一样，但是都不会影响上班，都是买体力的活，一样能干好，日子长了汉话也学会了不少，生活也算越过越好！但是这一部分牧民仍旧是归当地政府管理，政府与矿区协商由矿上出钱政府为这30%的牧民盖起了整齐的砖瓦房，70户牧民住进了宽敞的瓦房，每一户人家除了三间房子外还有一个四分地大的院子，院子里有圈养牛羊的敞篷，不少牧民家现在都在自己家院子里的小园子力种上一些常见的蔬菜，每当刚刚进入夏天的时候就能吃上新鲜的蔬菜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了汉族人生活的很大影响。但是，他们仍旧喂养牛羊，他们仍旧拥有国家分给他们的草场，只是数量相对以前变的少了。

1、草场污染治理费

2011年的6月25号在矿区的行政楼下面聚集了200多牧民，他们要求矿区对被污染的草场进行治理，并且强烈要求矿区对他们进行经济赔偿。随后几天就发生了武装特警与牧民之间的暴力冲突事件。

乌云琪琪格，女，蒙古族，访谈时间2011年7月20日，访谈地点 乌云琪琪格老人家。在一个牧民的介绍下笔者找到了在发生暴力冲突事件那天受伤最严重的琪琪格老人，在她的家里了解到整个事件的起因因和经过。初次看到这个瘦小的老人很难想到她会和什么“冲突”“暴力”这一类的词联系到一起。到老人家里后，老人很热情的把我们让到屋后，倒上热气腾腾的奶茶，端出自己家做的奶豆腐，听着她用不怎么流利的汉语和我们交流，一会汉语一会蒙语，黑瘦的老人的脸上似乎还有没有从事件中平息的恐惧与愤怒。

笔者向老人说明来意后，老人在座位上颤颤巍巍的站起来不多一会拿出了她在医院排的片子和脑CT图片，还有医院的检查结果。她的丈夫一个颧骨很高很高的蒙古老人一言不发的站在琪琪格老人的旁边。老人眼睛里含着眼泪哽咽着像笔者叙述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其

实，我们很早就找过矿上的领导，希望他们能把我们这片的草场好好的治理一下，毕竟这是我们生活唯一的经济来源，我们家就一个女儿，世代都是靠着草原吃饭，可是，最近自己家的牛羊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突然暴死，以为就自家牛羊这样，原来不止我们这一家，后来大家在一起分析来分析去可能是和牛羊吃的草有关，牛羊吃了大量的被污染的草，矿上的选厂和冶炼厂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尾矿砂，由于我们这个地方一到春秋和冬天风就特别的大，矿上的沙子漫天的飞，那些有毒的尾矿砂就被刮到牧民的草场里，大量的草库伦都被沙子掩埋，春天牛羊吃了、死了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因为这件事牧民多次找到矿区领导，但是，最后都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最近，在离咱们这很近的西乌珠穆沁旗发生了牧民被轧死的事情，蒙古族人都起来反对这件事，我们其实也想借着这件事想把我们的问题解决了，就在6月的时候咱们嘎察的牧民差不多都去矿区行政楼下面去找领导，想讨个说法，可是几个带头的牧民被留下后就把我们都送回来了，还威胁我们说要是我们还不走就把我们抓起来！到了晚上，那几个被留下的牧民回来后说矿上已经把污染治理费给政府了，和他们已经没有关系了，每年30万的污染治理费，我们根本一分钱也没有看到，而且环境根本没有得到什么治理。几十年得钱到底哪里去了！为什么牧民连一分钱也没有看到！他们越想越生气，第二天就找到了白音乌拉镇政府，可是政府又把责任推到了环保局，这样一来二去，那都不承认钱被拿走了，我们都是踏踏实实的牧民，每家都有牛啊羊啊的，跑来跑去的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日子还过不过啊！可是就这样跑了一个多月却什么结果也没有，就这样我们一气之下就把在我们这附近的矿区生产用的供水井给停了！让他们再生产！让他们再污染！看他们没有水怎么办！”老人说到这里！笔者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牧民和武警的冲突事件！他们把矿区生产不可缺少的水井停！停上一天，矿上就会损失上亿的资金，何大何小啊！到底那笔钱到哪里去了？老人又接着说：“我们把水井停了，每家出一到两个人一起去那里看着，不让汉人把锁打开！两个小时一换班，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1点多的时候！正好换到我去那里，刚到那就儿就看到，有好多的车，是警察的车，还鸣着笛闪着灯，十多个车朝这边开了过来，不一会就开到离水井几十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了好多穿警服的警察!他们都带着面罩，左手拿着盾牌，右手拿着好像是黑色的棍子（电棍），前面一个穿着便衣的人，手里拿着一个话筒（扩音器），那些人排着队就朝着面走了过来，拿着话筒的人，冲我们喊说什么我们已经犯法了，叫我们马上打开水井！我们站在那里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那些穿制服的人都已经走了过来了！拿话筒的人喊了一句‘冲啊’穿制服的人就过来把在场的所有牧民都围住了，开始又拖又拽！连打带踢，我一个大老婆子怎么能禁得起这么折腾，就感觉被人拽到了然后就有一股很呛人的烟钻到心里，钻到脑子里，脑袋特别的疼，眼睛也疼，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老人说道这的时候用衣服的袖子擦了擦脸上的眼泪，一旁一直沉默的蒙古老人满脸愤怒的说：“什么警察啊，警察不是打坏人的吗，我们安分的老百姓也要打吗？什么‘冲啊’我只有听见红军打日本鬼子的时候才喊‘冲’呢！四五个穿制服的人打一个个手无存寸铁的牧民！他们还是不是人！打一个都黄土埋半截的老婆子！他们是牲口吗？”老人一边说，一边骂！愤怒的像草原上要复仇的草原狼！笔者在当时围观的人中了解到老人中所说的很呛人的白色的烟原来是特警队投放的烟雾弹。琪琪格老人的老伴儿话音刚落，进来一个穿着水泥厂工作服的中年妇女，老人说着就是他们的女儿，在新建的水泥厂上班，出事那天女儿正在上班，听到消息后马上就跑去了，老人的女儿在我身边坐下说道：“你说说，那些人怎么那么狠呢！那家的孩子不是爹妈样的，那么大岁数的老人也打，小年轻的也打！只要被围住的牧民或轻或重都被打了！我跑过去想把妈妈扶起来，被一个人拽住不让我进去，警告我会挨打，我说里面有我妈妈他才松开我，我在来的路上看见在离出事不远的地方的一个小低洼站着一排穿的很好的人，都是一副官样！有几个是我们到行政楼下找领导的时候见过的，还有几个是在白音乌拉政府找领导的时候见过的！这是什么领导？藏起来看着老百姓挨打吗？”老人的女儿越说越激动，后来也哭了起来，满肚子的委屈一下子都说了出来。

笔者还了解到，被打伤的牧民到当地的医院就诊的时候医院拒绝为他们看病！牧民只好到离矿区几百里地以外的镇医院看病！可是镇上医院只为牧民打一些根本没有什么作用的葡萄糖、盐水等。事情发生的两个星期以后牧民每个人得到了200元得污染治理费，矿上用黄土掩埋了裸露在外面的尾矿砂，嘎察里的每两户牧民政府为他们盖了一个盛垃圾的地方！还给嘎察配了一辆翻斗车和一辆铲车说是用来清理垃圾，最后请了乌兰穆旗的文艺团在牧区举行了一场那达慕大会。

这样的解决方案让笔者匪夷所思！如果从建矿10年以后开始计算，每年矿区给牧民30万的污染治理费，到现在为止20年得时间600万的污染治理费到底哪里去了呢？牧民根本就没有得到这笔钱，环境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这么一大笔钱到底做什么用了呢？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下，谢里夫的群际理论核心内容又一次很好的诠释了这次民族冲突事件，经济利益同样是引起民族冲突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实例引起人们对在这方面对民族关系的重视和研究，在矿区和牧区交界这样一个复杂的地理环境下,各种意想不到的矛盾冲突潜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样的矛盾并不是在一天之内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在不断的加深，在某个条件的驱使下爆发。在上述的事件中，到底什么才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索？是被破坏的草场？还是因为吃了被污染后死去的牛羊？都不是！是拿比巨大的不知道去向的污染治理费。笔者在与当地牧民交流的过程中，有80%的牧民是想在的到自己应有的那笔治理费后息事宁人的，有20%的人是在得到应有的那部分钱后，依旧坚持要求在将环境彻底治理改善后，要给他们保证接下来不在受到环境威胁，坚决要求自己的草场环境得到长久保障。然而，这一小部分人的态度能否真正的得到认可和接受他们的权利能否得到真正的维护？

这次冲突事件，直到笔者在调查结束后，仍旧没有结束，牧民不满意政府或者是矿区行政单位的解决结果，笔者了解到，他们仍旧要继续上访，直到得到自己合理的赔偿后。

在这样巨大的经济利益前和严重的矛盾冲突中，环境似乎显得那样的无辜！矿区以污染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牧民以环境的被污染为借口来获得经济赔偿，到底那一方才是环境真正的治理和维护者？那被污染的环境到底到什么时候的到真正的解决？

就这个问题笔者找到了矿区环境的相应管理的领导，他说矿区的环境治理一直是很棘手的问题，但是在环境方面矿区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在环境治理方面，尤其是在对尾矿砂的治理上。由北京有色金属设计研究院总院设计等级为四级尾矿汇水面积为0.78平方千米，山沟长度为1.6千米，沟底平均坡度为0.069，目前堆积32米，干滩长度为120米。前期采用堆石坝，后期采用上游法尾矿堆坝。这样的设计是污染的程度大大的降低，但是仍旧是不可避免。笔者亲自到了两处较大的尾矿坝，今年虽然采取的是用泥土将尾矿砂掩埋的方法来阻止砂子的漫天飞舞，但是，灰绿色的砂子还是清晰可见，而且会有很大的刺激性气味。

除了矿区生产产生的大量污染外，不可忽视，也是每天显而易见的矿区居民生活垃圾同样严重的污染这环境，这样的污染不仅仅只局限在他们的居住地点，也严重的污染这牧民的草场。

矿区居民人口多，居住集中，有着整齐规律的房屋排列。然而他们的生活垃圾却却在街道上！房屋的后面！暂时没有被占用的空地上随处可见！比方居民冬天生锅炉后的煤灰、夏天烧炕的煤灰、做晚饭后的废水、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垃圾袋等等。每到夏天难闻的气味开始蔓延！笔者在问到这个问题是，负责环境的领导是这样解释的，矿区将生活环境垃圾处理承包给个人，每年矿上会付给承包人20万元钱来作为环境治理的费用。其它的事情和处理的结果他们会在年终的时候得到他们的环境处理汇报。

笔者了解到这个生活垃圾处理的承包者，是一对在矿区居住很多年得夫妇，夫妻俩一开始再铅矿经营了一家规模中等的酒店，现在又承包了一个沙石厂。原来生活垃圾清理并不是

他们唯一的工作或者说经济来源。他们购买了承装垃圾的车并且雇人处理生活垃圾他们并不是每天都清理垃圾，而是几个星期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清理一次，他们同时会采取用土将垃圾就地掩埋的方法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然而在冬天的时候仍旧能看到漫天飞舞的各种颜色的垃圾袋！而且能看到在牧草上挂这的各种垃圾！这并不是小问题。很多牧民因为这件事情曾找到矿区居民，但是最后都不了了之。其实，这又何尝不是矛盾冲突的因素呢！

2、草场占地赔偿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在笔者家乡附近有几个大型的煤矿，一直带动着当地经济的发展，像白音华煤矿和霍林河煤矿，他们所产的煤远销各地，在另一方面也给予内蒙钢铁事业的大力发展。然而，要想把这样的黑色资源运出去，交通成为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当地政府在上级的指示下修建了超载路，专门供运煤的大车进行运输。这看来是一件非常造福百姓，并且十分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事情。可是，矛盾也随之而来。

张某 汉族个体司机访问时间2011年7月29日访谈地点：白音华煤矿

“拉煤，累是累可是也很挣钱，以前路不好走，来回用的时间长，煤虽然拉的少但是仍然能够挣钱，现在超载路修好了可是每次拉煤却根本就不挣钱了。超载路限制每辆车每次运煤的吨数，交警差的相当的严，如果不超载根本就一分钱不挣，甚至有的时候还赔钱，如果那次超载被交警抓到，损失就更严重，除了要交罚款外，时间也被耽误在路上。有的时候为了躲避交警，许多大车会连续几天停在某个地方不上路。在后来，大车司机们商量看能不能走出一条自己的便道，这样每次就能多拉点，多挣点钱。没办法我们只好在牧民的草场上走，我们也不白走，答应给他们钱，这也有十几年了，可是谁想到今年他们再路上挖了很多的坑，摆满了石头，一定要向我们要这几十年的占路费。为了这件事，我们好话不知道说了多少，蒙古人认死理，怎么也不同意，我们来硬的，谁知道他们更狠，你要开车走，他就躺倒你车轱辘底下。刚躲过那些交警，又来了一帮这样要钱的。”

在上面的交谈中，在一次看到因为利益导致的矛盾从冲突，拉煤司机也是为了生存不得不重新占用牧民的草场，笔者对便道的宽度进行了粗略的测量，宽只有5米多，仅仅只能通过一个大车，如果有两个大车相向而行的话必须的有一个大车停下来，先叫另一个通过，大车司机们没有太多的侵占牧民的草场，与他们几千亩的草场比起来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地现在正在修建铁路，中铁局是按每亩地一万元对被占草场牧民进行赔偿的。要是按这样的价钱计算，这路被大车司机走就不划算了，所以牧民就要求大车司机从新对他们做出赔偿！

这样看来，使汉族与牧民之间矛盾不段加深的不仅仅是因为语言，生活习惯，民俗风情等，越来越主要的还是不断出现的经济利益。

田野调查报告 篇2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的国家。据考古证实, 我国在西汉时期已有麻制成的纤维纸, 东汉蔡伦改良造纸法之后, 造纸技术得到普及, 自此造纸业蓬勃发展起来。南漳古法造纸则是由我国最古老的麻纤维纸传承而来, 完整地保留了中原地区造纸业的样貌。它兴起于清末, 位于湖北荆山山区, 交通极为闭塞, 致使当地经济落后, 造纸业逐渐衰落。而另一方面, 发展缓慢的经济和生活方式, 反而使得陈家作坊及一些废弃古作坊得以保留。

一、南漳古法造纸的历史渊源

在距湖北襄阳约百公里的南漳地区, 古法造纸在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百余年间一直是当地的第一大产业, 如今更是鄂中地区现存唯一的活态古法造纸区, 南漳优越的自然条件是支撑造纸产业的根本。

南漳地处荆山山脉之中, 植被丰富, 生物多样性高, 现在是湖北省荆山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其境内水系发达, 有蛮河、漳河、沮河三条重要的河流, 与其支流形成水路网。并且此处河水皆为源头水, 水流不大且稳定, 水质极佳, 能够为纸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长期稳定的高质量水源。

最重要的是, 南漳山区雨量充沛、气候温润, 在河谷两岸有大片茅竹林生长, 并且产量稳定。茅竹是造纸和制作造纸工具的优质原料, 行家称其为“麻”。正是这充足的原料吸引纸民安家, 也为日后南漳造纸业的壮大提供了根本保证。

南漳古法造纸兴起于清末太平天国起义之后, 战乱迫使湖北咸宁一带的纸民举家搬迁避难, 携带资金和技术来到南漳地区, 一家家小作坊在此生根, 并逐渐发展成庞大的造纸产业。

南漳造纸业的鼎盛时期是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初期, 产品主要是用于祭奠祭祀、做鞭炮的火纸。其火纸工序复杂, 选材考究, 质量上乘, 易燃无烟, 有清香, 灰烬呈灰白色, 可做药用, 远胜其他废弃材料制造的火纸, 所以广受欢迎。当时, 做好的纸由当地人用特制的木架子从深谷背上山, 徒步送到武安镇装船, 经蛮河入汉水, 销往全国。

南漳的造纸作坊最初多修建在各条河流的源头, 后来随着造纸业扩大便沿河发展。当地也逐渐形成了多个有名的造纸世家, 最显赫的是咸宁陈家, 也是南漳古法造纸流传至今唯一的一户仍在坚持造纸的作坊。

南漳造纸业在鼎盛时期有几百座作坊, 遍布各条河流的干支流, 新中国成立后逐渐萎缩。十年前仍有不少纸厂在生产, 但近几年广西甘蔗种植业产生的废料广泛用于机械造纸, 并向南方各省倾销, 南漳纸的纯手工高成本生产无法与其竞争, 绝大多数作坊已经停产歇业。

二、从陈家作坊看南漳造纸技法和产业现状

陈家祖上是南漳地区首屈一指的造纸世家, 他们也是今天南漳地区唯一一户仍在坚持造纸的纸民。

陈家祖籍江西, 随清末“江西填湖广”的大规模移民迁至湖北咸宁, 后因太平天国之乱迁至南漳冷水河, 再辗转迁至今日生活的漳河河谷。陈家的造纸产业至今已经传了九代人, 族人多以造纸为业, 拥有众多作坊。

陈家现在的当家人是陈三爷, 他的作坊位于漳河源头, 此处共有三户陈家族人居住和生产, 陈三爷家位于中间位置, 叫做中场, 其他两家分别位于沿河上游和下游几公里处, 叫做上场和下场。这三处的老屋均为内部木构、外附砖泥的晚晴民居, 其中下场的老宅规格最高, 形制大气, 精致肃穆, 青砖雕刻至今清晰可见, 但内部木结构已陈旧失修, 纸民已迁走从事其他行业。

陈家作坊的造纸技术是南漳的代表, 其工序复杂, 大小有72道, 其中最重要的几个步骤如下:

砍竹:造纸的原料是每年清明节前后砍下的嫩竹, 再截成1米长的竹筒。陈家坚持有计划地砍竹, 绝不破坏自然保护区境内的生态环境。

打竹:用水碓把竹筒打碎, 在这一步需要把竹筒打成一簇簇的竹纤维, 然后捆扎起来。

沤竹:把纤维放到两个约10立方米的石灰池中用陈家自制的天然石灰沤100天, 这是造纸过程中时间最长的步骤。

打碓:将沤好的竹料用水碓继续捶打, 直至打成黄色粉末状。再把这些粉末倒进石板做成的纸槽里, 纸民站在纸槽里赤脚用力踩踏, 使纸浆尽可能均匀, 然后就可以倒进抄纸用的大水池中了。

加纸药:在抄纸之前需要加入纸药, 陈家用的纸药是山上采摘的一种叫做杨条的树枝。将杨条在抄纸池中浸泡一会儿, 能够增加纸浆黏度, 也使得抄出的纸更加光滑、容易分开。杨条是非常重要的辅料。

抄纸:抄纸是整个造纸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 也是最需要技术和经验的工序。抄纸的工具是一个1米长0.6米宽的木制帘床, 上面放置一张用竹篾编制的抄纸帘。纸民双手握住帘床两端在抄纸水池中有节奏地左右荡几次, 抄纸帘上就留下了纸层。抄纸关键在于均匀流畅、一气呵成。之后, 把抄纸帘取出反扣到一旁的垛板上, 用手均匀地按压纸帘挤出水分, 就可以揭开纸帘留下一张湿润的纸层。

打钓:抄好的一垛纸非常湿润, 需要用大型的木制工具“钓”来压出其中的水分。钓使用杠杆原理, 靠人力来操作。

松纸:钓好的纸会根据纸张性质来松纸。比较厚实的火纸直接分成15厘米高的一摞, 用手固定一角, 另一只手像揉面一样反复揉搓, 直到把每一张纸都分开。比较薄的纸则要用镊子等工具从一角开始非常小心地揭开每张纸。

炕纸:陈家之前一直将松好的纸放在山脚下自然晾干, 但河谷潮湿, 晾纸需要好几天。现在陈家专门砌了一个用来烘干纸的类似于火炕的火墙。将湿纸平铺在火墙上, 用茅草刷子把纸刷均匀, 几分钟便可以烘干一张纸。

另外, 造纸工具的制作也是纸民世代相传的手艺。

抄纸帘:陈家的抄纸帘是用极细的竹篾制成。南漳的茅竹纤维较长, 非常适合做长竹篾。秦明炎师傅每年把新采的竹子劈成长约40厘米、宽约2厘米的竹条, 扎成捆放在河水里浸泡使它充分湿润。然后用专用的月牙形刀具削出一根根极细的竹篾。这个过程非常辛苦, 工作一整天大概只能做出2两左右的竹篾。如今很少有人在做这个工作, 外地的一些厂子也到陈家作坊来购买竹篾, 这也是陈家的一个收入来源。

水碓:陈家造纸用的水碓都是纸民自己上山取木亲手制作, 动力是作坊外的木制水车。水车是秦明炎打造的, 他非常自豪也不无遗憾地说, 如今南漳一带能打水车的只有他一个人。

三、南漳古法造纸和陈家作坊的价值分析

南漳造纸的方法与《天工开物》十三卷记载的蔡伦造纸过程基本一致, 整个过程没有使用任何非天然的材料和现代科技成分, 不使用机器动力, 木机械全靠水力和人力推动, 是名副其实的古法造纸。其产品由自然界采集的原材料加工而成, 成品以及加工过程中的废料也能够回归自然, 整个产业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正是面对当下环境问题值得借鉴的朴素且智慧的生产方式。

我国古时的造纸作坊不少, 留存下来的却不多, 至今仍在坚持生产的更加稀少。云南的高黎贡手工纸非常幸运地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 而南漳古法造纸由于交通闭塞, 一直隐于深山无人知, 2012年才在遗产保护志愿者的努力下进入了中国古纸谱。在这样的条件下, 陈家作坊能保留下来实属不易。

陈家作坊的宝贵在于它是一处活着的历史, 陈家的机器仍在平稳地转动, 陈家的老屋仍在被使用着。它不是我们常见的遗址重建或是场景表演, 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产和生活的过程。这个过程自近代一脉相传至今, 没有被打断、修改、粉饰, 而是直接地呈现给观者, 一如百年之前。

同时, 围绕纸民生产生活的硬件也具有宝贵的研究价值。例如具有典型清末木构民居特色的陈家老屋, 造纸使用的大型木制机械和轻型竹木工具等。

南漳古法造纸和陈家作坊的最大价值, 在于其完整地传承了当地特色工艺的生产技术和生活体系, 不仅呈现出我国传统手工造物方式的技艺, 同时也体现了其与自然共生的理念, 以及朴素的民间手工生产者自古以来的朴素价值观。襄樊学院教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首席专家叶植撰文认为:南漳山寨、陈家作坊、清代老屋和逻围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反映的是一个百年前的完整的社会信息, 这是南漳古法造纸和陈家老屋的核心价值。

四、结语

南漳古法造纸是我国古法造纸传承至今的宝贵见证, 它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为我们探索中国传统造物方式提供了很好的样本。在上世纪工业发展大潮中, 它逐渐被抛弃, 但在新世纪开始的工业化反思和回归自然的浪潮里, 南漳纸民朴素的生产方式和对于环保的坚持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样本, 为满足后工业时代的环保需求提供了方案。南漳古纸胜在纯净, 所以在此前提下, 纸民应当开发新的更具实用性的产品, 并且寻求更多的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合作, 为古纸生产打开新的局面, 并将它更好地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刘仁庆.中国古纸谱.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

[2]宋应星.天工开物.长沙:岳麓书社, 2002

护肤好物 田野调查 篇3

看过天然护肤品的制作过程，自然会明白，为何天然产品总是偏贵。然后会觉得，将天然产品跟高级大牌的价格相比，是多么愚昧的事。因为前者，真的每一滴都是植物的精华， 也是农民和提炼者的心血，而且，小品牌产量不多，都等有心人把它们带回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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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乒乓球大小的苦茶籽，含有极高的维他命A、E，还有极少在植物中出现的活化细胞成分，对抗氧化、软化皮肤有极好的功效。经老农人工摘采、日晒手剥等程序，再将苦茶籽冷压取油，也就能获得当中最纯正的美颜成分。如此好油，近年却遭城市人遗忘，因此几年前一位有心人回到苗栗乡间与农民奋斗，接手传承苦茶油技术，并研发成相关保养品。

苦茶油微体验

“一颗茶籽，从含苞到结果，每颗都要一年时间，一大箩接近十公斤的苦茶籽，才能压出两瓶苦茶油，每一滴，都是农民的心血。”彭翊茹如是说。台湾有许多依赖种油茶树维生的农夫，特别是翊茹乡下苗栗，那里年年产出优良茶籽，却因成本高，不敌平价却良莠不齐的进口茶籽，于是翊茹跟老公全身投入为台产苦茶油开拓市场。“想起儿时婆婆就是以苦茶油作护肤品，年纪大了皮肤还是很有光泽，便钻进保养品研发。”短短半年，他们成功研发了第一支苦茶油洁面油。新产品令农民生计得以维持，也令翊茹的敏感皮肤大大改善。

翊茹说：“所有产品，我都亲身使用，自己安心，才能推出市场，尤其我快要生孩子，我觉得连他的保养产品也由父母亲自调配，是一份很窝心的礼物。”每次使用苦茶油产品时，想起这份温和是送给初生婴儿的心意，我就觉得，我待我的皮肤真不错。

天涯何处寻 芳草

在苗栗的另一处，有个上千平米的“朴草园”，正是台湾护肤品的农地。以自然农法种植各种香料和肥皂草，而自然农法的最大法则，就是适合的地，种适合的植物，不施肥、也不下农药。

“土地像人一样，每一块，都有她的个性。找对了，土地就有了生命，会一直活着，并有足够的营养来滋长植物。”许仁和花了几年时间，在本来已经荒废贫瘠的土地上，种植香草。原来香草本身就不太吸引害虫，亦不需要人工施肥，让香草靠自己去吸收土壤中的营养，活性反而更强，香气更浓。因此在这里长大的香草，好像尤加利、迷迭香等等，叶子的油包粒粒都很饱满，油包内的油，正是按摩油或清洁液的香味和功效来源。刚从泥土里采来的香草，随即拿到农场里的提炼房加制，令每一瓶护肤品，都新鲜得还散发着泥土的香气。

柳丁刚从树上摘下来，新鲜无比，值得一提是这里废弃的橙皮与咖啡粉都会重归土地，化作肥料。

1.苦茶净透洁颜油：以苦茶油作基底油的洁颜油，卸妆效果不错，用后不会很干燥。

2.苦茶柔嫩洁肤乳 ：洁肤乳含的苦茶油分较少，不能卸妆，只能作基本面部清洁，质地轻盈易推开。

3.苦茶美肌精华水 ：精华水颇浓杰，用化妆棉涂上皮肤后，感觉很滑很舒服，保湿超强。

4.纯净白手工皂：含72%的苦茶油，极敏感的皮肤也可使用。

5.茶籽粉手工皂：手工皂里有一颗颗茶籽粉，吸油力很强，适合油性皮肤使用。

6.森林浴手工皂：有绿茶香的苦茶油手工皂，用后皮肤很清爽。

7.护发油 ：苦茶油最原始的用法就是护发油，茶山花印调配后，护发油更易被吸收。

8.护手霜 ：淡淡花香味会留在手上好一段时间，苦茶油修护指甲边的效果好好，倒刺也减少了。

老祖宗“辛辣”智慧 姜

这六、七年间，台湾推出愈来愈多姜制产品，每年用上最少三千公斤的姜。这些姜的背后都有个小故事。落户台东去种植姜，除了是土地合适，更重要是，种姜给了台东戒毒福音村内的更生人士，一个重生的机会。“近年我们对姜的需求大增，机缘之下跟台东的戒毒所有了合作机会，我们提供姜种，他们负责出地和种植，收成时我再以比市价高一点的价钱买回来，这样，不但确保姜的质量，更生人士亦可有一技之长。”所以说，他们用的每块都是“良心老姜”。

一块姜，可以驱寒、杀菌、消炎、去腥、止呕、促进血液循环……能解决许多生活小疑难，都是祖先累积下来的智慧。而且民间还有用姜柠乐医治感冒，坐月子吃猪脚姜。看来，姜在我们的生活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城乡一体化田野调查报告 篇4

为用城乡统筹的思路来解决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两年来，成都市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其成效应该如何评价？进一层说，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应当如何解读成都市的“城乡一体化”？为了科学地回答上述问题，本调查运用经济学、社会学原理，从区（市）县、乡镇、村、农户四个层面分层抽样，在成都市所辖19个区（市）县中选择10 个区（市）县为样本区域，共选择34个乡镇102个村为样本点，1020个家庭为入户访谈对象，分别采用《样本点情况表》和《入户访谈问卷》进行调查；并运用抽样调查以样本推断总体的科学法则，力图从总体上客观、真实地反映成都市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的主要方面、主要成绩和主要问题。全文是一篇几万字的调查报告，已收入“同心同德共建和谐社会·成都论坛”专题论文集。“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说，“书斋学者慎谈‘三农’”。本文几位学者走出书斋，以实地调查为成都的发展献计献策，其精神值得嘉许。由于篇幅较长，编者在此摘登精要部分，以飨读者。

一、对于成都市城乡一体化进程总的评价

调查表明，成都市以产业演进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以制度环境创新为先导推进城乡一体化，终于在农民生活改善上修成了正果。如果说电话用户数量和机动车数量增长表示农民生活改善，那么，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的质变则表明成都市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长效机制的形成。长期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低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这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症结所在。成都市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举措，牵住了“三农”问题的牛鼻子，2002年到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5％，较大幅度超过成都市和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同期增长率7．8％和7．7％，为城乡居民共同富裕、构建和谐成都奠定了基础。

二、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推进产业演进

由于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与当地产业发展水平的依存关系，城乡一体化的实现条件就是该区域是否有足够的产业演进发生。因此，政府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着力点，就应当围绕产业演进展开。如果某个区域没有相应的产业演进发生，政府要在这里推进城乡一体化就只能是一厢情愿。从总体上看，成都市应当继续从推进产业演进入手，大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多元化，充分发展能够大量吸纳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为失地农民就业、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

（二）进一步优化制度环境

1．加快农民居民身份转换，促使职业身份转换与居民身份转换相一致

农村居民户口转换是促进农民职业身份转换的重要制度安排，而成都市农村居民身份的转换进程在总体上大大滞后于职业身份的转换进程，因此，加速农村居民身份转换是推进成都市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方面。

2．继续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为了使农民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基本一致的生活医疗保障，首先，成都市应该继续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财政支持力度，重点解决好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进一步提高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参保率。第二，应深化农村卫生体制改革，规范农村医疗服务行为，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继续扩大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覆盖面。第三，应继续对符合条件的农民（如五保户、残疾人等）普及最低生活保障，并制定相应的转移支付措施，确保资金的稳定性。第四，应进一步提高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人数比重，逐步完善农村养老方案，采用养老保险与家庭养老、土地保障相结合的方法，使农民真正从中受益。

（三）进一步增加公共产品

1．建立完善的农村劳动力培训体系，进一步提高农民掌握技能的程度

对于影响成都市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五大因素（技能、性别、教育程度、耕地面积、年龄）的回归分析的结论是，技能的影响最大，掌握某种手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率比没有手艺的增加95．82％，即在某一个区域，有技能农民的比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因，因此，提高有技能农民的比重成为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手段。因此，政府应当建立完善的农村劳动力培训体系，进一步提高农民掌握技能的程度。

2．建立完善统一的劳动力供需信息服务平台

沙村田野调查 篇5

前言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有二十余年历史。但位于珠江三角洲中心地上的沙村，改革放开的历史却只有十年。在1991年沙村的土地被国家征用作为一个新开发区一部分前，沙村仍然是中国大陆农村最闭塞、愚昧、落后的地区之一。征地后，到手的真金白银、走入城市的梦想、继续发大财的幻觉，曾引起村民极大的热情和希望。

使人感到可怕的是，村民的这种热情和希望只维持了约三年时间便转为忧虑和失望。

本项调查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实例，说明中国一些农村地区在某种情况下，从希望转向失望的过程中，普遍的愚昧落后、简单幻想、特别是干部的低能腐败及权力网络的非法运作怎样起作用。其中可以看到，宽容与社会公正的重要概念，在这一变化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也看到，正是市场经济要求向新的组织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时候，农村原有的集体经济却瓦解了，又没有新的经济力量将农村经济组织起来的预兆。这不得不令人感叹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还何其漫长。

沙村现在册的村民有一千二百多人，其中有小部分人出外就业或做生意，很少生活在村里。沙村姓氏杂乱，有程、褚、张三大姓，其中只有张姓出自同一家族。程姓和褚姓派系甚多，来自不同地域，同姓之间有时也以结义或认干亲的方式联谊，但并没有某个姓氏修祠认宗。

历来沙村所在地区的地理优势都未被人发现、利用。十年前，沙村所在地区还被水网隔离，半岛内没有公路，只有一条通往县城的土路，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而且没有土地，只有烂泥滩和乱石岗。54平方公里的地面上，竟有40多个打石场。如此破落闭塞的地方，在当时政府眼里完全没有投资开发价值。如果不是一个著名外商经多番考察后，决定在这里投资进行整体开发，这个地区不会有现在的繁华富裕。外商于1991年底征地后，经十年的努力，沙村所在地区已经成为珠江三角洲的交通枢纽，在原来烂滩乱石塘上，一座美丽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悄然屹立。

沙村就依在新城之旁。村内新楼鳞次栉比，争相比高斗靓。窄小的村道上摩托车川流不息，私家小车往来穿梭。村民欣喜结束了艰苦的农耕生活，可以一啖城市人的安逸。不过，村民没有了土地，户籍身份又属「农业人口」，享受不到城镇居民的福利。沙村也改制为「沙村管理区」，但其权力组织结构并没有变化，只是换了块招牌而已。

新城有步骤有节奏地建设着，并不像中国其它许多新兴城市那样轰建楼宇商场厂房来吸收外来人流。新城的建设，远远没有村民所设想的那么快。随着村集体经济在几年内迅速萎枯，村民开发初期的热情渐渐冷淡下来，失望和迷茫也渐渐加重。他们并没有像他们预想的那样一夜暴富，永享安逸。

种种复杂有趣的故事就在这种背景下展开了。

一、外商征地：「那时候村里有钱」 沙村原有耕地1123亩，加上河滩烂地、山地等，共征用土地1362亩，沙村所在的镇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按1992年沙村所在市发放的文件规定，每亩补偿12000元，其中包括「土地赔偿费」、「青苗赔偿费」、和「劳动力安置补助费」。沙村共得征地款1634.4万元，除支付青苗补偿费和劳动力安置费5,020,582.09元外，还有约1132.3万元。经过村支部会议决定，社员大会通过，先一次性发给村民每人4000元，从1994年开始，三年内成人每人每月300元，16岁以下200元生活费。发放的资金来源除征地款外，还有村所属的四个石场的承包金，村自留地的转让金。

沙村有自留地约230亩，按照村1995年前公布的数据表明，共转让自留土地110亩，每平方米价格从250元到450元不等，应收金额22,077,804元，实际收到10,702,604元，尚欠收10,875,200元。欠款的追回情况以及1995年及以后的土地交易状况，直到2000年才公布出来。2000年，管委会要求所辖的各个管理区成立财务公布栏，公布建筑工程、固定资产、收益分配、征地情况等。沙村2000年11月的《征地补偿费收支情况公布表》中，征地应收金额为15,085,040元，表中没有标明征地时间，所以征地的历史情况不清楚。经过与1994年的征地公布表相对照，发现原来已收到的征地金额在新表中没有反映出来，这15,085,040元中，有9,270,200元是1994年公布表中的拖欠款。按正常理解，沙村从1995年至2000年期间，卖出20亩地，应收款5,814,840元。（据办事处1994年10月30日的《南沙东部七个管理区征地及相关情况一览表》显示，沙村于1992年以250元一平方米的价格转让土地50亩，于1994年以每平方米450元转让约120亩，共计44,289,000元。与村1995年前公布的22,077,804元相差一倍多。文中取用村公布的数据）。

从1992年到1995年间，沙村实际从土地获得的资金有27,046,604元。村民每月的生活费从1994年初开始发放，至1996年中就因村无钱而终止。据有些村民估算，自1992年之后到现在，每个成人从村得到的资金是一万三千元左右（除青苗赔偿费），现任村委妇女主任认为有一万六千元。因为财务收支的实际情况在沙村很敏感，做干部的都会回避有关资金的话题，连村民推举的理财小组都不能轻易查阅村的财务帐，本文就只能以估算的方式来测定村集体资金的提留状况。以每人16000元，全村人口不分老少1200人计，村分配给村民的生活费约1920万元。四个石场1996年度交承包款1,789,333元，占当年村总收入的56%左右；1997年度石场向村缴交1,587,000元，占村总收入的42%左右。可以说，石场是沙村的主要经济来源。从可以搜集到的公开数据分析，沙村至少从1996年起就已经入不敷出，石场承包款及其它收入基本上都用于支付村的日常事务和村民公共的教育、医疗福利。所以，村集体掌握的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数目就是征地费用减去分配金额。以1996年前实收的征地款27,046,604元计，村集体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大概为784.66万元，加上尚未收到的1087.52万元，共计1872.18万元。

搞清楚了这个数目，就可以理解沙村人在征地后的1993-1997年间的一系列投资行为。这些投资，都是依赖于有雄厚资金支撑的心理，拿句村里人的话来说就是：「那时候村里有钱」。

二、投资黑洞：「集体没有钱了」

沙村被外来资金推动着，不觉意间戏剧性地走上现代化之旅。大笔资金如梦降临，沙村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也没有安排使用钜额资金的经验。那么，沙村人是怎样运用这笔钱的？又得到了甚么样的结果？

一开始，村委会就给了村民一个重诺，提出除每月的生活费外，另外还有每人20平方米的住房补贴。村委以这个为目的，开始招商兴建商住楼，全村没有一个人反对，以为将来一定是路路通顺，有资金又正逢开发，肯定会发大财，个个都沉浸在轻松富裕起来的美梦中，没有仔细思量投资的风险。

商住楼的底层设计为独立商铺，第二层为大商场，三楼到六楼为住房。村委以760元一平方米的价格承包给了外地建筑商，这个价格还只纯是土建承包价，并不包含填土、水电、设计、管理等各种费用。要实现对村民的承诺，村委至少要补贴1824万元，这无疑是个沉重的负担。

尽管干部们信誓旦旦，村民们满怀希望。承诺还是不能兑现。A、B栋商住楼在1996年底完工时，村委的财政就已经外强中干，一句「集体没有钱了」，打算将商住楼卖出去，村民的20平方米就泡汤了。村民顿时一片哗然，但也无计可施。

商住楼虽然没有带给村民普遍的收益，但却让小部分村民轻轻松松地赚了笔。商住楼出售之初，村里无人问津，书记很是着急，后来一位在外做生意多年的村民程苏回到村委做事，向书记保证一个月内全部卖出去。他认为商住楼在高尔夫球场旁边，环境好，价钱又低，没理由卖不出去。程请了几位外地朋友去商住楼转了几圈，又特地在村子里走走，遇到有村民问，他就说是来买楼的。这一招还真灵，他带来的一位朋友买了一套，村里人听说这件事就纷纷来讯问。一时间，众人都认为会有外地人来买房。村委趁机出台另一个政策，鼓励村民订购商品房，只交房款的四层，另外六层可以等到村民找到外地买家之后再补齐。两栋楼很快以每平方米780元的价钱订购一空。买楼的村民除了两、三户是自己住的外，其它的都在外面找买家，这些村民与外界交往相对多些，人面广，大多在村里做过干部或是干部的亲戚，通过关系介绍把楼转手卖给了香港、广州等地的客人，平均一套房净赚一万元。村长的儿子订了三套进行转手交易，不到一月时间全部卖出赚了三万多元。

村里人又见到发财的机会，争着落订金订购未完工的C栋，但这次却没有交上好运气，遇上了烂尾楼。C栋至今还留着门窗未装，一直搁在那里。村民说，村里拖欠承包商工程款，承包商顶不住，在2000年时撤了出来。C栋的业主很多是外地人，又交了房款，几年来一直不能入住，意见很大，但也无可奈何。村支书对此也回避不谈，并不十分理会。

承包商从村委拿不到应得的工程款，私下里将建楼的内幕爆给了几个村民。他揭露说表面上他以每平方米760元承包，但实际村里只给了他500元一方，且现在还拖欠工程款。商住楼投标伊始，村里就在传说商住楼的承包做了手脚，实价只有500元。牵涉其中的干部个个守口如瓶，财务室的会计和出纳都是支书的亲戚，村委不让村民理财小组的人查帐，使得这种传说犹为诡秘，更象真的。承包商泄露的口风证实了村民的猜测，却没有可得到手的真凭实据。不过，商住楼投资失败是不争的事实。A、B两栋楼共支出6,297,664.20元，C栋已支付1,506,748.94元，至少还要付93万元才能结算。三栋楼已支出7,804,413.14元，卖楼（包括住宅和商铺）的总收入才3,859,911.82元，回收金额还不到支出的一半。虽然每栋楼的第二层还有待销售，但目前不太有希望卖出去，因为这层是按大面积商场来设计的。在沙村这样一个既非商贸区又非娱乐点的村落，如此的设计令人啼笑皆非。

沙村的干部将房地产投资失利归咎于搞得太迟。每每提到邻近的金村房地产搞得风风火火卖价高达1200元一方，他们都遗憾没有把握住时机，似乎没有人反省过投资的严肃性。倒是一班村民觉得当初不该搞房地产，但也不是从投资风险的角度来检讨的，大多数人认为搞房地产垮了是因为干部贪污，另有极少数人认为当初应该投资厂房。

沙村另一个至今让人非议不解的，是与江西某企业合资的地毡厂。地毡厂从1993年10月至1994年10月一年内，共投入资金1,624,669.38元。1993年的一天，管委会的一个干部带了个江西老板来沙村，老板表明有意与沙村合资建厂，招商心切的沙村村委干部很是欢迎。老板在东莞有一个地毡厂。村委很快组织党员去东莞的地毡厂参观，稍后村委干部又去到江西的总厂考察，一回来就召开党支部大会，决定上这项工程。合同签定沙村出场地出资金，江西厂家提供技术和工人。还有一个香港股东，香港股东没有真正投资金到地毡厂，地毡厂借着他的名成为「中外合资企业」，以图享有更多的优惠政策。沙村将原来的大会堂改为厂房，又从江西购进一批设备。设备运到了才知道是些旧货。地毡厂还是开工了，由沙村和江西厂派来的人共同管理，沙村村长兼经理管理日常事务、财政和销售，江西人负责出产品。这个半手工业的小工厂很快就因销路不好而关闭。投入去的钱没见到效益就不见了。村里花了十多万元的诉讼费与江西厂打官司，最终将设备材料报废，180多万元的投资，一年间便剩下一万余元。

村民眼见着钱象丢进水里一样不见了，当然不肯罢休。理财小组多次要求查帐，村委以理财小组无权查帐几番拒绝。村民据理力争，指责干部「如果没做违法的事，就不怕查帐」。村民与干部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村委干部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指示财务室拿出部分帐目。理财小组发现一笔38万元的材料款不清楚，钱是付给江西厂的。理财小组的人申称没见过这批材料，不明白为甚么还要付钱给江西厂。

1993年，沙村专门成立了发展公司，由支书兼任总经理，其它支委兼任副经理等其它职务，又在党员村民中招聘了几个职员负责具体事务。发展公司的支出收入都要经过书记签名。商住楼是发展公司负责的其中一个项目。此外，还有道路修建、规划、填土量方等，都由发展公司负责。村先后向发展公司投入94万元，又向村民募股集资31.3万元购买了拖车和桩机。

1993年时，建筑业很热，村委认为拖车和桩机的出租前景好，发展公司也可以揽到些工程。1994年时，经济过热，国家紧缩银根，市场开始疲软，建筑业受的影响尤其剧烈。沙村拖车和桩机的租赁大受影响，1996年底，拖车和桩机就开始停放在村委前的空地里日晒雨淋，变得锈斑斑。

从1993年5月到1996年12月，发展公司收支相抵后只赚了183，349.16元。几年来共付给村和村民股息25万元。入股村民的损失，最后由村出钱补贴了一部分。

沙村还开办了其它如水电公司之类的小公司，但目前幸存的只有发展公司。发展公司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自从2000年3月石场被统一关闭之后，村委决定裁员，在发展公司做事的聘用职员现在只剩下两个。

折腾多年，沙村所做的投资血本无归，更不要说为集体和村民带来收益。真正为沙村持续带来收入的还是村集体的传统副业：石场、荔枝林、鱼塘，加上计生罚款和土地转让。石场是高度污染环境的项目，但其每年的收入却占村总收入的一半左右。2000年3月，石场关闭，沙村的集体经济更是跌入低谷，基本的福利开支都难以应付，参加合作医疗的村民看病后迟迟不能报销药费。面对这种困境，村委表示要积极想办法增加收入，并号召全民支持村委的工作，共同捱过这两、三年。但村民却十分怀疑村委的承诺，对集体经济的去向并不乐观。沙村的经济危机没能唤起村民共同进退的集体精神，相反，让村民更加感受到不能依靠集体，要靠自己。

沙村还有几笔不太清楚的自留地交易款，共有15,085,040元，这笔钱不知有没有收到。如果没有收到，这笔已经拖了六年之久的资金不知甚么时候能收回来；如果已经收齐，那么，集体经济至此可谓名存实亡。

现在我们遇到一个悖论：改革开放将市场机制引入，经济必须向新的组织化、规模化发展的时期，正好是农村原有的集体经济解体的时候，而且既不能用过去的行政强制方法重组农村经济，又没有看到市场的力量能够把农业经济向现代集体型组织起来的前景。关键是资源散失、产权模糊，又还未有创新的力量。

三、八仙过海：贫富开始分化

村民并不十分清楚外商的征地款赔偿的是哪些田地，也不清楚外商以甚么价补偿给政府。村里传闻，征地时把优质田当一般地收，高尔夫球场征去的林地至今没有补偿。所以，沙村有部分失业的村民对外商不满。尽管外商在沙村所在地区的投资普遍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素，而且沙村的劳动力已有约80%在外商投资项目中就业。

根据外商与沙村所在市国土局1991年拟定的《预征土地协议》，外商以水田每亩66000元，旱地每亩33000元，山地每亩10000元的价格补偿给国土局，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青苗补偿、劳动力安置补助费、附着物补偿费、农田水利集资费、定购粮基金、口粮差价基金。实际情况如何，因为资料不齐，不得而知。集体投资连连失利，使一部分人的村内收入陷入困境；另一方面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又使一部分人多了选择机会，增加了收入。特别是有些人增加了水平不低的「来历不明」收入。沙村村民的生活逐渐出现贫富分化。目前，沙村有用二百几万修建祖屋的富人；也有月底要去小士多店赊口粮的贫民；只要夫妻中有一个找到工作做的，三餐也不忧；两夫妻都有工做，日子就过得平稳安乐。

村民还是喜欢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他们可以八仙过海各现神通。只要不犯法，抓住机会就上。机会要靠广泛的关系网络才能抓住。一些胆大聪明勤快的村民主动出击四处联系交朋友，以期获得信息或是分享各种资源。村中的几个首富都是从包工头做起，有长年在外包工程的，有承包沙村石场的，也有在征地中获得钜额青苗赔偿费后从事工程业的。做工程，一时间成为赚钱的代名词。改革以来，工程的水分多，已是大陆民众的常识。只要有关系，就能揽工程赚大钱。揽工程就是拉关系。对农村来讲犹为如此，农村教育文化水平普遍低于城市，除务农外的技术性工作，农民懂得最多的还是盖房子，这个传统行业在农村有一批熟练工匠。农民有了钱，第一件事就是修新楼。征地的收入，使得沙村一带的农民有条件旧房换新楼、小屋变大厦。鹊起的建楼潮，忙坏了村里的建筑工匠，为应付越来越多的工程，工匠中有点资金和胆识的，就拉起了小队伍搞承包。村中最有钱的王氏兄弟和郭某就这样白手起家做起来。后来，郭将服务范围扩展到了外面，不再在沙村做工程。实际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拉关系。沙村一个叶姓老板，近十年时间以低价承包了沙村两个石场。村中传说他与书记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往来，比如帮书记还赌债等。按理说，他利用各种手段借用权力资源获取暴利，在某种意义上侵吞了集体资源，村民在心理上也应该反感。奇怪的是，村民却并不怎么恨他，反而一些村民还对他有敬佩之意。大部分的村民靠打工、做小生意和跑船运积累家财，还有十几户人承包了村里的荔枝林。种荔枝辛苦一年赚得也不多，还要看老天爷。有门路找到工做，有稳定收入就最理想。1992年、1993年时建筑业很兴旺，石场生意很好，沙村人积极买船跑水运运送石材沙石很是红火，跑一次往返三天时间赚千多元轻易而举，有的村民说那段时间甚至一天可以赚到三千元。1996年后，运输业不景气起来，很多以前开船的男人找不到工程，就赋闲在家，这些中年男人不容易找到适合的工作，平时就聚在一起打牌打台球赌博，家中女人有工作的，倒也没甚么，两夫妻没工做的，就只有吃老本。2000年5月石场清场后，对大多数村民的经济都没甚么影响，村民认为不关也没钱发；对少数跑水运的家庭来说就是个打击，船空闲着没有用，男人也停工在家，主要收入来源被截断，一时间找不到其它事做，村委招聘干部位置有限，没有关系还进不去。有二十来家村民在这时掀起了个建楼的小高潮。一边听人叫穷一边见到这么多人新起楼宇，好不让人费解。村民却觉得很正常，平时很忙，没有闲工夫打点这些，现在没事做，又有积蓄，当然要起楼啦！

越是困难，如何赚钱就越变得让人费尽心神。村民做的一些小生意，显现出村民对投资的谨慎和计算的精细，这些品格与集体行为的草率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位原在村里做过多年会计又在村水电站做过出纳的老村民──根叔，在村撤消水电站后，在牛湾码头附近开了个小沙场，投资才一万多元。他详细地对我讲述了开沙场的过程：他先联系在镇里做事的老朋友，征询各种意见，有朋友认为做沙场好，而且保证介绍人买他的沙。顶下别人的沙场要花多少钱，一方沙能赚多少，怎样请工人，怎样调动工人的积极性，用甚么方法可以节约成本，一月要卖多少方沙才能维持正常动作，他都一一计算过。沙场运作第一年，根叔赚回本钱，扣除日常开销外，还赚了部手机。后来因为沙场所在地要建大工程，根叔退了出来，根叔停止沙场生意时，沙村还欠根叔万多元沙款。

大多数沙村人都很勤劳，舍得为家庭奔波。也有些好吃懒做，对工作又挑三捡四的，一旦村停止发放生活费后，就日显窘迫。有一位村民这样评述沙村村民：征了地有钱分，那些人不会想到，没眼光，也看不到这样的环境不会好长，拿着钱也不珍惜，大手大脚浪费得很，钱要珍惜的嘛，要投资才能钱生钱！有些人穷，抵他穷，他没工做，好心帮他在石场找到工作，他还摆架子认为自己是做技术的怎么可以做力气活。这个村民讲得也是事实。沙村在征地后的几年中赌博成风，大笔银钱输给外面来的人。沙村也确实有几个游手好闲，没有家底，还靠老婆养的男子，这种人在村里不能博得其它人的同情。让村民同情叹息的，是那些已失去劳动力的孤寡老人，是那几家只剩些老弱病残没有能力挣取生活的穷困户。有一个老党员的凄苦景况，更成为人人都要引述的例子。村民引述他的例子，借此表明目前的沙村有多么不公平，集体有多么不关心村民，做了那么多年的党员还落得个如此凄凉的下场。太平盛世中，一般人很少会为银钱挺而走险。但现在，据说村里有人冒险运输走私油，有人在外省与人合作翻制三级片，有各种参与非法活动的人。有意思的是，村民对此倒没甚么意见，认为大家都是求生活。一位妇女讲，如果她老公不是在前年底找到份工，也只有跟人去走私油了。在这里，可以看到村民的道德观与法律观念有出入。口头上，村民也讲法，事实上村民对法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理解。实际操作中，合法与否，不是决定行为的标准；「可不可以做」，才是决定行为的关键，这个标准与法的标准尺度不同，这个标准更为宽容。杀人放火做不得，走私漏税却可以悄悄做。为商住楼销售出谋划策的程苏说：「一开发，我就主动找四个兄弟来开会，说现在是共产党领导，即是共产主义时代，将来要转变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转变阶段属于混乱阶段，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找它一笔钱，将来就麻烦，当然不是打砸抢，在混乱阶段有好多东西，比如可以偷税漏税，但是一旦逐步建成了那个制度，找钱就比较艰难了。在开发时，就算打穿头都要在这几年找笔钱。」这种心理已普遍在村民和干部心中扎了根。村民间形成的共同评价标准，不仅适于个人行为，也适于集体行为。村民更多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来评判事件，这使得法的监督力量在农村大打折扣。一方面掌权者可以瞒天过海肆意而为；另一方面村民虽然意见多多却依然容忍。只是，当各人掠食机会不平等，尤其是干部与普通村民间掠食机会不平等时，冲突就发生了。

或许有干部上台之初也抱着为民为社区报务的心理，并非一早就策划好怎样掠夺集体财产。但发生在沙村所在地区甚至整个大陆普遍的贪污腐败现象，不得不让人拋开揣测个人本性善恶的问题，而来关注这样一个事实：为甚么民众会认为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中，无论甚么人掌握权力，其结果大致都会差不多？

村民共同评价标准的产生，可以看到沙村社区管理体制的混乱不合理。「掠食」在一般人心里成为「可以做」的事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出现这各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非法的、不合理的行为已相当普遍；二是对被集中的权力基本上谈不上有甚么监督约束力量。而这后一点，更隐藏着一个非理性的预设：集体的领导者本性公正无私、才德兼备。

四、基础破裂：村民对集体的失望

「集体」一直是农村社会主义的基础。村中干部就以「集体」的化身、代言人来体现党领导村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这一基础发生很大变化。

初入沙村，就闻到村民与干部间强烈的火药味。因集体资源分配而衍生出的冲突纠缠不清。征地之前，集体所有的船运业和石场承包给了个人，村民也包产到户各自单干，干部与村民在公社化高度集中劳动中形成的依赖关系已经破裂，人与人之间轻松相处。群众有时也会对干部不满，但并不牵涉到普遍的利益，所以干部与村民之间关系还可以说是疏松中还有和谐。

然而一个原本可以为村民带来极大利益的发展机遇，却使干部与村民之间的关系紧张对立起来。原因是，征地所得的新财富将村民与干部重新绑在集体经济的船上，而权力的性质及其追求的目标已发生根本变化。按规定，村所得的征地款要提留50%以上来作为发展资金。这个规定的前提是认为：农民自身处理经济的能力不强，钱分配后，资金分散不利于发展；也可以防止村民使用不正当；集体提留起来，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从而保障村民以后的生活。在讨论征地款分配方案的社员大会上，大部分村民也同意这个规定，认为由集体来操作，赚了钱有得分，自己可以坐享其成。悲剧的前奏往往都甜蜜动人。沙村也逃不脱这样的命运。如果不是当初将一切都设想得太美好，今天的沙村人也不会如此失落。这个有关今后幸福生活的规定，一开始就错在制订者、执行者和普通村民都低估了个体农民的能力而高估了集体的能力，没有认识到集体的领导者同样是没有做过大额投资的农民。

在对个人与集体能力的评价中，社会公正的原则就已经被历史遗留下来的偏见和习惯拋在了一边。

中国的文化传统向来「重群体而轻个人」，人是群体的人，是群体的财产，为了群体的利益应不惜牺牲个人。几十年来，意识形态的需要，也促使官方文化大力宣扬集体的重要性和正确性，宣扬领导者代表集体，他们的行为是集体行为，他们的能力和决定不容置疑，一切个人利益都要服从集体利益。这是一个系统的意识形态预设。它假设了掌握现行体制权力的领导者一定是社会中可信赖的精英，他们都公正无私且才德皆在普通人之上；领导决定是不能怀疑的；上级领导者选定的下级领导者必定是最佳人选。

既然集体的领导者都「公正无私」，法律和监督对他们来讲，就是多余。所以不难理解现实中司法力量的软弱。现行的法律实质上对打着「集体」旗号的种种行为无可奈何。「集体」的观念，在大陆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着思想领域的主流，在现实社会中更被许多人当作滥用权力的借口，而「集体」就为借用人带来无穷好处。

沙村村委领导下的一次次集体投资，都是在发财的激情锣鼓中开场，几个跑龙套的才出来亮个相，就草草收场了，没有一次不蚀本。而沙村村民自己在外做生意的，大多可以得到些回报。村民在投资过程中谨慎精细又捱得苦，相比之下，村委的举动任性草率，似乎没想过投资也有风险，而且处处夹杂着个人私利的算盘。他们不是缺乏生意头脑，村委们自家搞生意成功的就不少。为甚么会这样呢？根叔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我自己的生意，当然要用心机啦。为集体做，做了也不是你的。」

集体的力量在许多时候强于个人力量，但集体力量并不是在任何场合都是个体力量的叠加，集体内部的整合结果也可能是正负抵消。集体和个人在社会公正原则面前是平等的，不能藉以某一方控制压抑另一方。可惜的是，「集体高于个人」作为官方文化，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都铺天盖地摆设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

「集体」，其实是没有一个确定实体的虚词，最终仍以个人作代表，像一个实体似地做出决定或行使权利。在沙村，「集体」既实在又虚，甚么时候实甚么时候虚，就要看场合了。

五十多年来的农村行政体制都是书记说了算，一张嘴话事，第二把手只是个陪衬。这倒也培养出了书记或第一把手的「主人翁」精神。书记说：「哼，他算甚么？我还有一百五十亩田」时，书记全权代表了整个村集体。这个精神也表现在对村集体的投资项目做出决定的过程中。通常书记有了想法后，会预先与村委其它几个支委开小会讨论，然后召开党员大会或村民大会，将村委的决定知会村民一声。下面的人有没有意见不重要，因为村委干部认为群众的素质不高，不一定能理解村委的决定。召开大会只是形式上需要。实际上是村委几个人甚或某个人代表集体做了决定，此时的集体是实在的，包含有几个或一个实体人物。

投资失败后，干部说「这是集体的决定，又不是我个人决定的」。这时集体变得虚幻起来。在「集体」中找不到一个可以为投资行为负责的实在个体，集体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个推辞。在一个现代企业中，项目的负责人可能因为某个项目失败而被追究责任。但在我们的体制中，因为「集体领导」正确的预设，所以没有成文的规章制度来追究领导者的责任，除非发生重大事故，上级指示追究领导者的责任。至于投资失败，在「投资有风险」的掩盖下，鲜有被追究责任的。在农村，向一个虚词──「集体」，追究投资责任，得来的也只是无关痛痒的几句检讨。

无法追究「集体」责任，实际上是掌权者利用权力来遮闭自己、隐瞒真相、推御责任。在这种情况下，「集体高于个人」实际上成为权力者制造社会不公正的籍口。「集体」的投资行为成了干部用来掠食的手段。但在没有外来力量追究干部掠食前，掌权者依然可以在「集体」的掩体里进进出出，演一幕幕投资闹剧。比官员掠食更为可怕的，是长期依赖集体的民众对集体失去信任。沙村人为「集体高于个人」的逻辑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眼见着一笔笔资金落花流水般不知所踪，村民对集体的依赖就转变成极度的不信任，表面上是对现任村委干部不信任，实际上是对进入集体领导中心的任何人都不予以信任。

对集体的失望，慢慢演变成对干部的反感，甚至产生对抗情绪。干群关系日趋恶化。无论干部还是村民，都生活在远离理智的社会不公正里。在这样的环境中，村民很少能分享权力的掠食机会，而干部的行为也受到村民夸大的指责。从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到村民开始有意违反公正原则来评价干部的某些行为。对村民刺激最小的一项大工程，是2000年建成的「广播电视大楼」。这个名最初由村委干部叫响，后来普及全村。所谓「广播电视大楼」，实质上是由广州某电视台一个中层干部牵头，组织一批广州人在这里出资修建的住宅楼。沙村卖土地，负责代理建筑事务等。建楼的钱不由村里出，村民也就不太关心。即使如此，村民在大楼建成后也颇多微词，嫌村里赚的钱太少。有党员讲，在党支部大会上讨论时，书记提出这幢楼准备以1300元一平方米的价格来计算。其时，沙村所在地区住宅的建筑成本在500-600元之间，书记夸下的海口，当然不能被投资者接受。经过磋商，双方订下包括土地等所有费用在内的价格：每平方米1000元。这个价位比预期的少了300元。本来，市道的情况村民也清楚，卖1300元是不可能的。但多年来的积怨、生活中出现的艰苦，使村民再次指责村干部不守信用，欺骗群众。村民这次的指责，可以说是强词夺理。当问及几个村民是否了解建筑行情时，他们都表示很清楚，但「那些干部说过要卖1300元的，没有卖得到，就是欺骗。」这些村民并没有失去理智，这只是村民在无奈中采取的策略，以期加强外界对书记或其它甚么人的不满。以不公正来对付不公正，让人觉得可怕。当一个社会处处都充斥着这种戾气的时候，就已经危机四伏了。村民对干部行为的不满情绪，衍生到村的其它政策。只要是支出的项目，从村委管理费、公款吃喝费，到教育福利支出，都会有人提出批评。管理费、吃喝费用高是事实，批评得有理。对教育福利支出的批评就颇让人费解。

随着新城的发展，大量外来人才的涌入，沙村村民已意识到自身文化技能的不足。现在村民一致认为教育重要，中青年一代的父母也愿意为子女教育花钱。但在评论村对教育事业的支出时，他们却普遍抱怨村每年用于小学校的钱太多，教师工资太高，有一千元那么多。事实上，村用于小学校的资金（包括聘用教师工资及各项费用在内），一年十五万左右，1996年度对小学校的支出只占当年总支出的3.63%，1997年为4.12%。

近期，村民对教育支出的意见集中在新建教学楼事件上。2000年3月左右，村集体囊中空空时，管委会教育办提出沙村小学与邻村小学合并，在沙村小学修建一栋新的教学楼，教育办出资三十万，管委会出资五十万，邻村几十万，沙村五十万。教学楼最初预算是一百七十多万，最后需要大约二百万。尽管改善教学条件对沙村有利，但对一些村民来说，这是笔无谓的投资。

村民对教育支出普遍抱有意见，一是怀疑干部在教学楼修建中获利，二是集体发的钱越来越少，想从教育经费中节约开支。后一个原因，让人觉得悲哀。一年十五万左右的小学教育支出，即使全部拿来分给村民，一个人也只分得到一百二十多元。绝大多数村民生活也算小康，一百多元还不够交一个月的手机费。村民对教育支出意见的自相矛盾，主要是体现了村民对「集体」和当权者的不信任。

「个人」的行为自己可以控制，个体认为甚么事值得就做甚么，个体的投资掌握在自己手里，有一定安全感。而「集体」的行为，村民个人不能控制，集体的利益分配也不能保证对个体公平。「集体财产」为集体所有，也即为集体中的每个成员所有，名义上的所有权者是一个个村民，它的使用权却是「集体」，行使使用权的是模糊不定的「集体领导者」。这有点像股份制。与股份制不同的是，不论大小的股东都有权选择参与或退出。「集体财产」不同，它是几十年来由村民不分彼此共同累积起来的，要公正地将「股权」分还给村民很难，因为全村老少一千多人在财产的创造中贡献不同，政策也不可能允许村民瓜分，村民没有权利选择退股，除非自动弃权。所以，好的集体对村民来讲就是：有钱分。村里流行着一个有关「集体」的生动比喻：集体好比一家之父，村民是他的子女，父亲找得到钱，儿女才会去亲近他，他才能将儿女拉拢在一起；父亲找不到钱，当然就没人理他了。现在集体找不到钱，也就失去了亲和力。村民也像干部一样，应着不同的场景出入「集体」。做人有如斯的儿女，是大不幸。「集体」有这样的「分子」，是自讨苦吃。

村民不能自由组织经济活动的时候，只能从「集体」的大锅里分饭吃，这时的「集体」有号召力；现在村民知道「集体」靠不住，又各有赚钱的门路，所以「分子」并不都要依赖「集体」，此时的「集体」不再是保命的米饭，而只是外带的一桌菜肴，不过有人手快抢了山珍海味，有人手慢只捡了条青菜，就此吵吵囔囔起来。「集体」在沙村已经失去它原有的含义，变成干部和村民根据需要随意进出的「场所」。一旦它手中掌握的资源枯竭，徒具一副空壳，就对「分子」们失去了吸引力，也不再有号召力。「树倒猕狲散」时，还高唱「把一切奉献给集体」，也无事于补。

「集体高于个人」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逻辑在现实中已很难再演绎下去，整个国家和普通民众为了这样的一种逻辑付出了何其惨痛的代价，而且代价还在继续支付，因为社会主义制度需要用这个逻辑来支持。

不过，沙村村民觉醒到不能依赖「集体」，让人看到希望。当「集体」经济慢慢萎缩，「集体经济」时代产生的组织机构也会逐渐失去力量，要么随着形势转变功能，要么被取代，要么放弃对富裕的追求回到「集体」的硬壳里。

五、权力腐败：「既然已经烂了，就让他烂到底」

干部的权力在条文中是用来为人民谋福利的。但权力在沙村，更像魔力。拥有它的人，不由自主滋生出魔性；受它感召的人，用尽种种手段接近。每向权力迈近一步，就多生出一分疯狂。每在这时，就不知是权力腐败导致混乱疯狂，还是混乱疯狂导致权力腐败。

权力本身没有正邪之分，只在被人使用时才具有伦理意义。换言之，使用者的行为决定了权力的正面或负面效应。滥用权力者，在不同制度的各个国家都不乏其人。一个社会，监督机制相对完善，制度、公众舆论和道德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强迫掌权者规范自身的行为，可以减少许多以权谋私的机会。倘若监督不力，有许多空子可钻，那么以权谋私、渎职掠食的官员层出不穷也不足为怪。沙村的权力组织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就迎来了巨变。村民的经济活动模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村的管理沿用的还是计划经济年代的组织模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组织机构已不再适用于市场经济了。但沙村仅仅是一个小村子，在国家没有颁令改制之前，它又岂能擅自改变现行的组织结构？何况，当权者也不愿意改变，因为，这个过时的组织，可以为他们带来掠食机会。当权者正是在这个漏洞百出、滞后过时的组织机构里，将权力变换成金钱、地位、方便和保护等种种实际利益。

沙村最平常、最公开的掠食行为，是用公款吃喝玩乐。吃喝风在征地后的头四年最厉害。整个镇的干部都崇尚出去吃吃玩玩。上面一有人来，村委几个干部都去作陪。因为多数以签单的方式记帐，干部私宴几个朋友，签了单也无人知。膳食费签单累积起来，数目惊人。仅仅三、四个有权签单的要委，有时一个月签的膳食费就达十万多元。村里有三台车也都被酒店拖走用来抵帐。

公款吃喝风养活了许多餐馆，带旺了发廊和娱乐业。鼎盛时期，娱乐点──金村的三陪小姐就达二千多人，当时整个镇的人口才两万多。吃饭要有小姐陪才有乐趣。请一个小姐陪吃，包吃包喝还要给一百元。村民说那时候掏一百元轻松平常得很，一点也不心痛。1998年时，我与几个村民在南北台的船上吃饭，他们叫了两个小姐，一人十元。经济不好，小姐也降了价。

陪人吃饭，多数要请小姐的。外省来的女子漂亮，花点钱也值得。再说，多少生意和交易都是在歌厅里酒桌上达成。会玩会应酬，在男性村民眼里，是能力的表现。沙村的书记有一晚在某娱乐城的包间里，陪着一个年轻女子高歌之后，感叹道：「男人连这些都不懂，成不了大事」。以这种方式来「成事」，社会成本高得荒唐。

村民见到干部公款吃喝、出外旅游得厉害，很是不满，又担心干部们将村里的钱花了，就吵闹起来，要求村里把提留起来的那部分征地款发放给个人。其它村情形相似。条条村的村民都向管委会要求分钱。最后，管委会放开集体提留50%的限制，让各村自行决定发放额度。沙村决定分配征地款的80%到户。

吃喝在村民和干部的眼中不算是贪污。实际如何？从效果来看，吃喝和非法将财富纳入个人口袋都造成集体财产大量流失，都属于掠食。官员总是借口工作需要来把公款吃喝合法化。签个名，笔笔膳费就有单有据了。请了甚么人，花了多少钱，全凭口说，中间没有一个环节不可被人利用。披着合法外衣的背后，是连吃带拿、报大金额、甚至有人从饭店支取零用。

签个名就可以获得这般好处，何乐而不为？用起公家的钱来比使自家的畅意潇洒得多。实惠捞了，脸面也有了。有集体做后盾在外面混，也着实让人羡慕。怪不得大吃大喝可以蔚然成风。

吃喝，是明着的。暗地里的，就更加神秘令人向往。「投资」，是巧取豪夺的好办法，眼下已在整个大陆得以普及。沙村也不例外。沙村还有个特殊的例子是其它村没有的。

财力雄厚的外商正在整体开发这个地区，一些私人老板认为这个地区的前景良好，就打算在周围的村子投资。1993年左右，一个姓王的香港人，看中了沙村的位置，花了七百多万元，买了沙村三十四亩地，准备起一家大酒楼。据说，王的大酒楼不符合新城的统一规划安排，最后没有被批准。王已在沙村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打桩工程，项目被撤消，王受了损失，提出退还土地，沙村不同意退款也拿不出钱来。王找到管委会，管委会出面调节，管委会对王怎样安排不很清楚，但是自1997开始，每年约六十万的粮油补贴就不再发下来，被管委会扣起来填补酒楼事件的帐目。沙村1995年前的几宗大片土地交易中，王是唯一付清土地款的人。村收到的土地款在短短时间内就不知所踪，最后要由村民全体负担。当时刚征过地，村集体还有相当的经济实力，用不着拿几百万来平衡收支。这么大笔钱，倏忽去向不明，由不得村民不怀疑干部在其中做了手脚。

干部掠食与否及采用甚么手段，一般人没有权利去取证，取证权利掌握在上级机构或司法机关手里。村民凭直觉和干部派系间纷争时透露的口风，猜测干部的行为，可靠性不足。但大量集体资产在几年内流失确是事实，损失的过程不清不楚、公布的帐目乱七八糟也是事实。最不可思议的是，征地以来，沙村村委干部从来没有为资产流失负过责任，上级部门也没有作过处理。像王氏酒楼这么明显的个案，管委会都不作深入追究。对村干部来说，实在太「宽容」了。这使人怀疑，干部利用权力进行的掠食过程中，是否已形成一条生态链。

上级部门对下属干部一贯的定向宽容，一方面伤害了村民对公正的期求，另一方面助长了不公正的资源配置行为。普通村民陷于精神、物质双重不公正的境遇，无力自拔。

这种局面，不是追究某个人或一批人就能改变的。要减少转型期间的不公正现象，除非改变现在的权力组织结构。干部有机会掠食，是他有权；上级部门可以包庇下属，是因为有权；普通百姓利益受损，是因无权。沙村社区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种种风浪，都是权力在扮演推动角色。但却完全看不到监督、约束权力的有效力量。

掌权者何以如此放肆，把党纪国法当儿戏？刨根问底，正是权力组织形式的过时和不合理，促使掌权者将权力变成魔力。权力组织本身何不是人用来玩魔术的道具！

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讲加强监督力度，讲干部的社会主义道德修养，讲正气。只讲，是改变不了现实极不公正局面的。不公正的来源不仅是人的私心杂念，更来自制度本身。沙村的权力组织形式还得延续下去。沙村党支部是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早已设定好的组织形式，让它同时兼任村的行政管理工作。基层党支部上传下达，指导和监督村的各项工作。支部委员由五个人组成，书记权力最大，一统村的政治和经济两大权。

书记由党员选举产生，经由上级批准委任下来。书记一上任，党员即使想要集体罢免书记，也要通过上级批准。所以，书记虽然是党员选举的，但书记实际上却只对上级负责。而上级为了维护政绩、地区形象，一般不会允许罢免书记的「骚乱」出现，即使有此类事件，也会使用调解手段，除非上级非常不满意这个下属，有心要让他下台，不过这种事很少发生，因为村支书能坐在上这把交椅，也有他坚固的关系网。这个关系网包括与之交好的上级干部，分享书记权力的部分党员。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想法阻止弹劾书记。书记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他也积极将部分权力分给其它党员以笼络人心，巩固自己的地位。

一旦成为书记，他的地位就相当稳定了。现任书记自1986年上任以来，除没有实权的妇女主任一职是因退休换人外，村委的其它职位都换过人，独有书记「岿然不动」。权力结构赋予书记偌大的权力，又在一定程度上辅助他稳固地位。更加令人向往书记之职。

党员村民也明白其中的纠葛，所以不会在书记任期弹劾他，如果有人想取代现任的书记，也要等到换届选举之时。之前，他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想法结交上级干部，拉拢对书记有意见的党员。结交和拉拢都要符合对象的利益才能成功，要想登上书记的位置，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并且不一定成功。

想动摇书记的位置，就得从村民对现任书记最不满的地方着手，在沙村，就是质疑书记的廉洁公正。有一个褚姓村民正在这样做。褚某在征地前承包了大片林地，征地时就得到了四十多万青苗赔偿费，他用这笔资金做工程，建筑业不景气后，又转了许多行业，发展都不十分理想。褚某社会关系广，也有钱，虽然他对我说不想做干部，他的一切举动都是「为民」。但他1992年征地时是村长，1998年又参加村委委员竞选，这两年来更是积极与一批党员联系，请他们吃饭，批评书记的政策和人品，提出自己的治村方针，还在2000年初的石场赔偿事件中出头。书记一家对他很反感，认为他一直以来都在同书记争，在村民中煽风点火，挑逗村民对书记不满。从褚某的行为来看，他其实想回村委当干部。他很积极地挖掘书记在经济活动中的漏洞，批评书记贪污、无能、不公正。他的意见在村民中有不少赞同者，但村民对他本人也颇有微词，他在村民眼里并不公正廉洁，而且脾气爆燥。相比之下，张书记温和得多。沙村集体经济局促，新的一届选举是否还会像上一届那样激烈？褚某说那样一个烂摊子，没有多少人愿意捡。书记也觉得做得累了。有些老党员却说，就让张书记做下去，「既然已经烂了，让他烂到底」。届时情况如何呢？拟目以待。不过，村的财务报告显示，村还有一大笔没有收回来的土地转让金和一百多亩没有转让的自留地。看来选举激不激烈，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村民对这笔隐形财富的评估。如果这笔隐形财富有转化为现金的可能，那么角逐村委委员职位的场面不会冷清。

权力在集体资源枯竭前，都还有相当的魅力。在现在这样的权力机构中当一个掌权者，「掠食」相对顺畅安全。集体资源分配不公的情况，还会继续演下去。不过，「让他烂到底」这句话，听起来使人毛骨悚然。

六、书记结网：送党证还赌债

在转型期，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管理体系，掌权者面临的诱惑更多。加上监督力量不够，掌权者可能会更多时候选择滥用权力，公正和道德都不能对其产生预期的约束力。

在前面第四节提到过程苏关于从「共产主义」转到「资本主义」是「混乱阶段」，打穿头都要「在这几年找笔钱」的理论，被沙村村民普遍接受。道德的约束力量亦已失效。当干部面临诱惑滥用职权时，也不会受到良心谴责。不同人群用道德进行评判的区别在于：滥用权力的人认为掠食是普遍现象，自己这么做也正常；没有权的人认为掠食是自私、有损大众利益的行为。大多数没有权的人有了权利，也会跟从地区的流行心理。这也是为甚么见过世面、精明的村民并不把村干部的掠食行为归于干部个人道德败坏，而认为权力这么大，存在很多机会，无论哪个人做领导，都会混水摸鱼捞上一把的原因。道德评价差异归结到最后是有没有权力的差异。权力决定了掠食的机会和规模。站在不同道德立场来评价「掠食」行为的人群，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各自根据自己的利益要求来评判这种行为是否「道德」。在村民心理上普遍接受「掠食」符合人性的沙村，「道德」变向成为弱势群体反抗权力者的武器，不再是纯粹的行为参照体系。换言之，村民用「道德」来谴责干部「掠食」，但心理上却认同「不道德」的「掠食」行为，只要有机会，也会参与「掠食」。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掠食」的。所以，村民也各出花招来沾权力的光，接近权力中心人物，成为权力网络中的一个结点。

在构成网络的人中，与书记相洽的亲戚朋友是近水楼台，有更多的机会进入村委做事，一般的管理干部在换届选举时也参加职位竞争。在书记派系中的党员，因为利益相关，彼此会互投选票，只要书记还在，他们的位置相对比较稳定。村财务室的出纳和会计都是张书记的亲戚。以前发展公司的程经理是书记的拜把兄弟，后来两人一度关系疏远，程就慢慢退出村委。

1998年换届前，沙村有另一派──程派，村中姓程的并不是一家人，所以，姓程的不一定加入程派。沙村是个移民村，村民姓氏复杂繁多，张派和程派都吸收不少外姓成员。张派以张姓家族为主，程派以程姓的结拜兄弟为核心。程派在程天做村长时，势力不小。以前两派虽然争权夺势，但他们并不十分防碍对方「掠食」，只要一方不做得太过份，他们会在各自的范围内「发财」。自程天出局，新的村委成员中没有一个姓程，但程派的势力还在牵制著书记。这股势力来自一门四兄弟，人称「程家四老虎」。他们成为权力网络中一员的手法与其它村民有点不同。

程苏四十出头，在村委发展公司做聘用干部，他的一个弟弟是村治安队队长，另一个弟弟在村委开车。他们与前任村长程天结拜兄弟，口口声声称程天为大哥。村里人背地里叫他们「坏人」，骂他们「太凶」，抓住书记的痛处，控制了书记，说他们用种种方式侵吞集体财产。但程苏说这些不是真的，是村民妒忌他有钱才瞎编的。他说自已12岁就跟随大队出去做生意，见过世面，有经济头脑，1995年前开船挣了很多钱，现在也有自己的生意。

程苏在十来年前还很贫困，别人住两层楼的石屋时，他们家才一层。现在的程苏家底殷实，兄弟几个都有漂亮的新楼，程苏还花十万元订了商住楼下五间铺子。2000年「三八」节，村里没钱发给妇女，准备取消例定的「三八」大会，程苏自告奋勇，借出万多元，为书记解了围。程苏觉得自己为村的贡献不小，为村修筑道路出过很多主意，只是书记太软弱，不能抵抗石场老板的干扰，执行不下去，使村失去找钱的机会不说还倒赔。他认为自己守法廉洁，之所以有今天的财富全靠勤劳才干。村民却不这样看他。一个村民说，程苏最贪。他在沙村发展公司做干部，负责丈量填土土方和收钱。村里修路建楼和低洼地都要填土，土石方由石场提供。一个曾参加填土量方的老党员说亲眼看到程苏作主报大土方量，村民理财小组的人也发现一张土方测量单上注明的填土面积比实际面积多一倍多。程苏负责同石场结帐，经常以村的名义在石场支钱，致使石场欠村的钱有一部分收不回村。

程苏不承认自己贪污，他认为自己做生意没必要四处讲，他现在就承包了某地几多亩鱼塘，村民见他有钱，又在村委做事，就说他贪污，真是可笑。

现在不知他笑不笑得起来。2000年年底时，程苏牵涉到一起经济纠纷中，被市法院传讯。提出诉讼的李老板是市区的一个建筑商。法院的传记讯使村民更强烈地关注起商住楼的招标内情。据村民讲，当初沙村要建商住楼时，李通过关系找到程，表示想接这单工程。程向李保证可以，在未经村同意的情况下，与李签订了一份承包合同，李给了程二十万元订金。村委并没有将工程给李，李找程追讨二十万元预付款，程说给了村委，村委干部说不知道，也没有给合同盖过章。李一直追问钱的下落都没有结果，终于向法院提出诉讼。

一般在村里任职的都是党员，但程家四兄弟只有最小的那个前两年才入党外，其它三个都是普通村民。四兄弟有三个在村委任职，而且没有受到裁员影响。最小的程棠在1998年落选的情况下依然回到村里开车。即使书记知道他们有许多不正当的行为，但奈何不了。这是为甚么？村民说，书记有小辫子被他们抓在手里。

书记受到的很多批评，就与程氏兄弟有关。书记无力处理程氏兄弟，使党员和群众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平等待遇，部分党员认为：书记放任程家兄弟为所欲为，为村民知法犯法提供了依据。

「违反计划生育都能入党！」。程棠违规超生，按沙村惯例是不够资格入党的。他入党，令人吃惊更叫村人愤愤不平。程棠在村委开车，经常公车私用，每月报销的油费、维修费和其它杂费水份很重，村里每年要为他开的那部「皇冠」小车支出七、八万元。村干部不常出差，小车多数在本镇打转，很少跑长途，消耗却这么大。村民很不满他报大数、中饱满私囊。在这种情况下，他能顺利入党，得益于某天赌钱赢了书记十多万，他免了书记的赌债，提请书记让他入党。不久，他就如愿以偿。书记批党证还赌债。村民说现在可以用钱买党员做，就源于此。

书记没甚么不好，就是太爱赌。这是很多村民对张书记的评价。书记嗜赌，给许多人提供了机会。书记不怕输钱，输得多，自有人帮他补上，他只需用手中的权力为那人办办事，就两相扯平了。

为书记填赌债填得多的要算承包石场的村民叶某。2000年农历初二时，书记在叶某家同一班人赌博，输了二十多万，叶某为他清了赌债。叶某为书记的付出得到了回报。自他承包石场以来，就与书记唇齿相依。叶某承包的石场原来是书记侄子承包下来的，侄子不做了，书记没有开党员大会，就将石场转包给叶某，十几年来，叶某以极低价承包了沙村最大的石场，每年才交七万多，前年上涨到九万多。

上面几个例子说明：在书记所结的权力网络中，不仅权力拥有者有机会掠食，与他联结成网的村民或企业主通过付出一定的代价，间接成为权力的使用者，亦寻求到掠食机会；权力拥有者也要依靠网络才能开展工作和进行掠食。这个网络极具排他性。公共资源在网络内和网络外之间进行分配，其结果是占人口比例极小的网络中人，获得社区的绝大多数资源；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网外人，只有承受不公正待遇，分得少数一点点公共资源。

七、村民上访：「要一级级上报批准才行」

偶然也有反抗的。不过，反抗者要准备有可能受到更加不公正的待遇。权力网络外的村民与网络中人发生冲突时，往往是网外人吃亏。沙村发生过多起种荔枝的村民和石场老板冲突的事件。石场运转，要不断征用村民种荔枝树的山地，石场要按市里面的规定赔付村民青苗费。果树由村委代石场收，青苗费也由村从石场收回后分给树主。有时村干部从中牟利报大青苗费，石场会不认帐，拖欠赔偿费；有时石场会将这笔赔偿费用来抵村欠石场的款项。如果村不掏钱先将青苗款付给村民，村民得不到钱，会与石场老板或村干部冲突。有几次僵持不下，吵得厉害，就有人通知管区的派出所。派出所来人后，二话不说，先将村民训斥一翻，如果村民还不听话，就给戴上手铐拉回派出所拘留起来。派出所所长与书记交好，自然帮书记网络里的成员。村民讨不到应得利益，还受到更加不公正的待遇，在村中影响很不好。

村民要想引起这个掌权者的足够重视，通行的办法就是串连在一起抗议，村民叫「官逼民反」。权力网中的人称他们「不听话」。集体抗议行动目标大，传了出去，影响干部的政绩。村民施加的压力足够大时，权力网也会作些让步，分配更多的利益给村民。征地后干部花钱大方、浪费严重，村民为保障自己的利益，集体上访静坐，要求把村提留的资金分配，管委会为形势所逼，不得不同意村民自行决定分配方案。集体行动才能争取到利益，是村民学到的重要一课。类似这样的集体「造反」，沙村有好几次，次次都能讨回些利益。村民对「造反」津津乐道，讲起来很是自豪。

村民本来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沟通协商维护自己的利益。满足村民要求，网络的利益分配就会受损。以不公正的利益寻求为纽带建立起来的权力网络，遇到村民的利益要求时，不予理睬或采取强制手段堵塞村民的诉求。强权的运用，使加诸在村民身上的不公正更加明显。协商的道路一开始就走不通，村民只有聚集起来借助「造反」的力量达成意愿。「造反」并不一定诉诸于暴力，它志在扩大影响，用舆论压力来解决问题。在「造反」中，使用暴力更多的反而是权力网络的武装力量。

利用「造反」来寻求公正待遇，慢慢成为沙村的习惯，一有较多村民的利益受到侵害，他们就聚集起来，联名「造反」。此为村民之幸？抑或悲哀？一时还难以评论。

沙村最近的一次大规模「造反」，发生在1999年底2000年初，下面称之为「石场赔偿」事件。

石场1986年前是沙村集体经营的副业。1986年后承包给私人，当时只有一个石场──「一石场」。沙村又开辟了三个石场承包给私人和公司。以往，石场爆破所用的炸药量比较正常，对村民楼屋的震动不大。石场的爆破会造成严重的沙尘污染。大概两年前，为保护地区环境，石场被要求从2000年3月1日起停止爆石、五月清场。包括沙村在内的二十四个石场不约而同加大了爆破程度。爆破时，沙村有些楼屋好似从地上被抬起来一样。村民多次向村委反映，但村委没有采取措施。村民又反映到开发区管委会，管委会派人来看了看，也没有解决问题。

1999年11月，上百户村民联名要求几个石场赔偿，原因是村民认为石场不适当的爆破行为震坏了村民的楼屋。同月，村民委托村理财小组组成一个房屋赔偿小组，又委托村里几个在外做生意的村民负责与石场老板谈判。其中，1992年前做过村长的褚某，为此事，放下自己的工作，一个多月时间周旋于管委会和石场老板之间，他的家就座落在受害最严重的沙村新村（下湾）。为了确定赔偿金额，房屋赔偿小组将参加签名的村民的房屋按照震裂程度分为四等。靠近石场的新村楼屋受震最严重，墙和天花板上的裂缝有的达一公分半宽左右，划为一等；距离石场远的楼屋受到石场爆破的影响较轻，只出现了些细长的裂纹，划为四等。受震的等级划分也是日后村民分配赔偿金的依据，一等得到的赔偿最多，四等最少。

第一次向石场提出的赔偿金是七百万元人民币。遭到石场拒绝。村民想通过打官司来获得赔偿。房屋赔偿小组请广州市某单位为受震房屋测量裂缝的大小和深度，村民讲测量结果表明楼屋的破裂与石场的爆破有关。有了这个依据，村民又托人向市中级法院里的熟人咨询官司的胜算有多大，法院里的人认为赢的可能性极大，但是涉及的金额比较大，要请律师。

2000年1月20日，律师来到沙村接受村民咨询，认为很有把握打赢这场官司，但是要收取一笔较大数目的律师费。村民不愿拿那么多钱出来打官司。通过法律程序来要求赔偿不能成为现实。百多个村民聚在一起越说越气，最后决定冲到山上去砸石场的办公室，逼迫石场停产。这时，有村民认为砸烂东西逼停产造成的损失，石场也有权要求从赔偿金里扣除，从而影响村民自己的利益。村民们听从了劝告，上到石场也没有动粗。当时，派出所派了人到石场，以防村民做出意外的举动。因为村民有礼有节，人数众多，派出所没有拉人。但警告当头的褚某，如果再搞事，首先就要铐他。赔偿金额一降再降，房屋赔偿小组与石场几经讨价还价都未能达成协议。某村民提出应该借助媒体的力量，他说「记者的一杆笔厉害过你的枪」。2000年2月23日，几个村民开车上广州，找到《羊城晚报》，将情况反映给接待室的工作人员。管委会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打电话通知这几个村民，说这些事不用闹得这么大，有事好商量。管委会告诉村民不能直接上访报社，「上访传媒，必须经过开发区的广播文化宣传部门同意，要一级级上报批准才行」。书记当时在家讲到：「他们以为就这样去报社就行了？正傻佬！要上访，还得经过镇文化部门同意签字才行！」

没有任何条例规定村民上访之前要获得镇或某个部门的同意。书记说出这番话，也是从上级那里拾来的牙穗。书记不一定真正知道上访不需要官方同意。但他认同这种讲法，这个讲法可以更好地保障他避免村民上访带来的压力。一般村民对法律法规认识不多，对这个讲法也将信将疑。但对见过世面的村民来说，这种讲法只是干部为了阻止上访才编出来吓唬人的。2000年3月，事情终于都有了结局。四个石场同意赔给村民共十八万元，分两次给，3月1号给九万，4月1号给九万。钱拨到村里专门的帐户里，村集体不能挪用。到此时，村委才在这件事中露了个脸，此前，村委一直保持不理不管的态度。村民认为书记和几个支委不出面，是因为他们靠石场老板养着。

赔偿金拨落来已经十个多月了，但是还没有分配下去。房屋赔偿小组的人也觉得很难做。钱不多，平摊下来，一户就一千多元，与村民原来希望的七百万元差得太远。这点钱也就仅够刷刷灰。原来没有签名的村民，看到有钱赔下来，认为自己的房屋也被石场震烂了，要求从中分羹，就连村里承包石场的那个老板也要求为自己的房屋分取赔偿金。村民参加「造反」，有其利益取向。虽然石场是沙村最大的收入来源，支持着村委的日常事务，但大多数人赞成关闭石场。许多村民说：石场在的时候也没有钱分，灰尘大，污染严重，关闭了，空气还好得多。选在这个时候举事，是意识到石场一旦于五月撤走，就再没有机会要求弥补损失。要求赔偿的村民中有不少混水摸鱼的，却没有与石场老板打过交道的干部，连灾情算得上一等的书记家也没有加入索赔。

村民「造反」又一次讨得些利益，虽然比最早设想的差了许多。在整个过程中，村民吸取以前的经验，不只一味吵闹，而是有理有节，选派代表，不给对方留下「骚乱」的借口，也懂得借用新闻媒体的力量来达到目的，虽然报社并没有就沙村之事追踪报导，仅去了趟报社就引起权力网络足够的重视。看来权力网络对自己控制不了的新闻媒体也有所忌讳，新闻一报导，影响官员的政绩、地区形象不说，最可怕的是上级有可能在媒体的压力下关注地区情况，一旦追究起来，这个地区的权力网络不被摧毁也会元气大伤。毕竟，权力网络建立的道德基础──认同掠食，违反了社会公正原则，也与法律不兼容。认识到了媒体力量的村民，不知下次是集体「造反」呢，还是径直去报社。要报社通通为这些事情曝光太强人所难，报社每天接到的这种投诉多不胜数，况且最后处理事件的还是各个权力网络。为甚么一定要等曝光之后才去重视呢？事情不就发生在眼皮底下？难道一介村民想得到公正，就只能「以暴制暴」？面对这样的状况，不禁令人为中国的现代化担忧。

八、合同帐目：档案室堆满「机密」卷宗

有几次村民提出查帐，都被村委以「村财务机密，不能随便查」为由拒绝。村民提出：村的集体经济人人都有份，村民有责任了解投资情况，不给翻看帐目说不过去。

村委为甚么不给村民查看合同帐务？有的干部说这是机密当然不能给一般人查阅；有的干部说村民素质不高，理解不了还到处瞎说。而村民说干部不让村民查帐是因为心虚。究竟经济合同和帐目是不是机密？

村委干部认为：许多事是党支部内部的事，不能向村民说，经济活动由党支部代理，领导有领导的考虑，村民不一定理解，村务不完全公开，也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村民却认为：集体财产人人有份，财产所有人有权了解所属财产的种种情况，集体财产的代理人也有责任和义务向村民解释投资的各个环节及提供详细的财务报告。

村民要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村委应该向村民公开经济活动中的合同和帐目。将合同和帐目列为「机密」，是假机密，实质是隐瞒真相。

各说各有理。事情到底怎样发展的呢？还是看看沙村。

村里有许多「机密」。档案柜里堆满写着机密的卷宗。上级发下来的仅供领导参阅一些文件当然是机密；村历年来人口数量、甚么时候是土房，甚么时候有砖房有车等，也是机密。卷宗按规定不能给外人翻看。想了解情况，要通过书记同会计室的会计打招呼，把想知道的项目写下来交给会计，由他查找。

领导参考文件、户籍登记、村历年基本情况等按规定列为机密，对村民来说没甚么影响，村民对村史烂熟于胸，也用不着花工夫去查与生计无关的材料。他们想了解的是财务帐目和各种合同。但这些偏偏也是机密，而且要想征得村委同意查问其中有关细节通常很难。近十年来，村民不断要求查对帐目，不断遭到拒绝，除非把事情闹大，村民才能得到查帐机会。相比之下，了解村史更容易。与集体经济有关的合同和帐目，在村民心中不应是甚么机密，在村委干部眼里却是机密。这个矛盾阻碍着村民和干部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合同和帐务披上「机密」的外衣，在村民眼中倍添诡秘。不能随便翻阅帐目和合同，使村民更加怀疑干部在其中做了手脚，有甚么见不得人的事。或许干部一清二白，没做对不起村民的事，变成「机密」的合同帐务，只能加深村民对干部的猜测，使村民与干部间的沟通更困难；如果干部真有不能为人知的举动，那么，「机密」就成为不法行为的保护外衣。机密的合同帐目，在沙村成为村民和干部冲突加剧的催化剂。一方要求公开，一方极力拖延隐晦，双方长期陷在争论合同帐目是否「机密」的拉锯战中。一牵涉到村的投资纠纷，就回到查帐的老问题上。干部为避免不必要的误会设立的「机密」限制，在实际中不仅没能避免误会，反而激化了村民与干部的冲突，增加了村民对干部的不信任，伤害了村民的知情意愿。从实际效果来看，将集体经济活动中的合同帐目作为「机密」对待，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况且经济活动对村民公开有法可依。

2000年按规定设立财务公布栏后，情况有所好转。村委一年至少两次更新财务公布表。公布表包括《*月份收入公布表》、《*月份支出公布表》、《基建工程公布表》、《固定资产公布表》、《*月份福利费收支公布表》、《*月份债权债务公布表》、《征地补偿费收支情况公布表》、《收支分配计划及执行情况公布表（预决算表）》、《*月份出纳帐情况公布表》等十个表。不过，公布表中的内容，有些地方让人混淆不清，特别是牵涉到大额金额时，更让人不明白。村另外公布了几次投资的帐目，都是只有拨款的时间没有拨款的原由。村民可以了解到一共投资了多少钱，还是不清楚具体用在甚么方面。

经济合同还是没有公开，许多村民说合同才是关键，村里有的合同被偷梁换柱更改过。一个以前做过干部的党员村民说，在他极力要求之下看过一份以前经由他手的合同，发现合同已经被改过。他说的是不是真事，村民没法判断。因为村民历来都不清楚各个合同的具体内容，村民是从部分干部和党员口中了解到工程或投资项目情况的，以前的合同没见过，现在的合同也没见过，村民不能真正辨别这个党员村民所说事件的真假。但不论真假，合同不轻易给人查是事实，一些对现状非常不满的党员开始附和这个党员，向一般村民讲说村委干部撰改合同。

一份真的经济合同有资格说明投资活动的真相。村委干部为甚么不公开合同来为自己清洗嫌疑，令人困惑。作为研究者不能妄加揣度干部的意图，只能感叹一件物品或一个真相贴上「机密」的标签，就剥夺了一般人对它的知情权，在掌权者和普通村民间又增添一种不公正。

改革开放前，政治挂帅时期，为了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需要，全国揪出成千上万假想的「敌人」。在「敌情」四起的年代，大凡与集体、政策有关的内容都是机密，不能随便让「敌人」得知。划定「机密」的习惯延续到今天，就慢慢变成为当权者有选择地封锁隐瞒某些事实和信息。

掌权者隐瞒的不止是经济活动的真实环节，还有政治活动的细节。村委籍口党支部内的事，不向村民公开选举中出现的问题。1998年选举时，对书记之位竞争激烈，各路人马出尽招数拉票，书记用公款请年老的党员吃饭、桑拿，原村长程天也公款请中青年党员大餐一顿，原治保主任李某甚至出钱买票。程天的好友周某由上级派来主持沙村选举工作，周某在党员分组讨论候选人名单时，明确提示不要选张书记，当时就有与张交好的党员反对周某的做法，此事被张知道后，通报到镇里，程天因此被借口年龄大取消了候选人资格。选举时，每人发一张选票，票上印有六格，预先由支委提出来的五个候选人名字占了五格，还剩一格由党员自由提名。但党员说，选举时分三组，每个组都有人在场监视，老党员说只能照着已有的提名打勾，不敢写其它人的名字上去，有人在场监视不说，还怕笔被认出来对自己不利。沙村此次选举也算得热闹非常，李某拉票、程天打击对手之事在村里闹得沸沸扬扬，普通党员、群众私下谈论纷纷，但村委却没有开口对村民作过解释，理由是：支部内部的事，不便让一般群众知道。

从这些事看到，村民要表达自己的心声一点不容易。权力网络可以找出甚至编出很多理由来阻止村民心声的传播。尽管村民对现状诸多不满和批评，但这些意见大多限于私下交谈，流传于村子内部，传达到外部的信息并不多。村民的声音不能顺当传至上层，一是权力网络中的人有意阻挠意见传播；二是村民很少有机会接触上层掌权者；三是不到万不得已，村民不会开罪掌权者，毕竟，他们还要在这个地方生活。

权力网络就像台滤波器，把村民的各种声音过滤一次，对网络有利的就传播出去，对掌权者不利的就滤掉。村民保护自身利益的声音，在权力网络的阻挠下变得微弱。而掌权者依然可以借用「机密」之名进行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黑箱操作」。「黑箱操作」引致集体资源大量流失、普通村民的民主权利受到侵害。众多假「机密」遮掩着权力网络中人在不公正基础上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的事实。普通村民的应得利益，在地区转型发展初期不公正的原始资本积累中被牺牲掉。

沙村地区现在交通发达了，民意表达却不顺畅。这个反差，让人看到沙村地区的现代化外表下隐藏着许多陈腐不合时宜的东西，它阻止普通村民的思想理念向现代方向转变，拖滞着村民在强烈现代化冲击下产生的改良意愿。虽然不满现状的村民很多，但他们的意见经过权力网络后变得细小微弱，最后还要视干部的意愿来决定是否予以采纳。而掌权者的声音可以一当十，他们之间的联网保障了他们意愿的实行。平民依赖于高层而不是依靠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方式，很难将声音输入权力网络之中，唯有将怨气积累起来择时「造反」。

九、披着西装的农民：失望中的希望

封闭的村落突然之间向外打开，一时间思想纷呈。待热闹过后，尘埃落定，让人看到的却满是各种不公正现象。由于历史、制度等原因，地区发展的同时，也为权力网络中人提供了大量的掠食机会，普通村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政治生活都受到不公正的侵害。社会公正原则在转型中的沙村地区被人为践踏。对「集体大于个人」的宣扬、过时的权力组织、共同掠食的权力网络以及众多的机密，为掌权者和权力分享者提供了掠食的机会、场所、手段和保护。集体资源在权力网络中人和普通村民间不平等分配的同时，村民还要忍受精神上的不公正待遇。村民对民主、对公正的希求期望在权力网络中人保护自身利益的行动中支离破碎，以致整个地区民众普遍接受「掠食」是符合人性的心理反应。村民维护自己利益，对抗权力网络时，也超越公正原则采用夸张手法。沙村地区的城市建设、生活方式在外力推动下渐入现代境地，但生活在其中的人，对现代社会重要的「公正」原则置若罔闻。

地区快速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却远远落在后面。村民的衣食住行加入许多现代因素，思想也渐渐在冲突中转变，开始注重自己的权利和人格、质疑权力的组织形式和政治生活的平等，他们希望有更适宜现代生活的组织方式。不过，他们的转变与地区的现代化比起来，慢得太多。地区物质方面的现代化有步骤有计划有明确方向地进行着，村民却是在无数的教训中盲目摸索现代社会应有的方式。村民凭着勤劳富裕了，从贫困到富裕直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也不会有多少村民去思考现代化的真实含义。但村民利益受损时，自会运用「公正」、「民主」的概念去评价自己及他人的行为，去寻求保障「公正」和「民主」的途径、方法。村民的寻求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一是村民自身素质有限，他们对现代公正、民主的了解仅来源于香港电视和可以订阅的报刊。地区发展前，村民没有现代化的经验，地区发展后，也没有人为村民举办现代化知识讲座；二是地区权力网络为了保证权力和掠食，阻止村民对现代民主、公正的要求。从后一点来说，掌权者的行为向现代化的转变还落后于普通村民。掌权者怎样利用手中的权力，影响着整个地区民众精神现代化的进程。可惜的是，沙村地区的领导没有能力也没有准备带领村民学习、接受现代社会的基本精神。所以，在这个外表快速现代化的地区，权力机构并没有秉持社会宽容原则，去接纳重视村民的不同意见。相反，权力网络中人在各种相互包庇中如鱼得水，恣意行事。而整个地区社会的不公正就由此产生。

沙村地区社会在「集体大于个人」的思想指导下，不公正地评估集体能力和个人能力，让集体代理人享有全权处理集体事务的权力，从而拥有潜在的掠食机会，造就集体资源在领导者和村民间不公正分配的可能。同时，社会用比对个人行为宽容得多的态度对待集体行为。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里，集体和个人是平等的，不允许个人用不正当手法侵害集体利益，也不允许假借集体之名侵犯个人。村一级的权力组织，不仅不能有效地防止公权使用者「假公济私」，还催生了使用者的掠食行为。过时的权力组织赋予领导者过大的权力，又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约束权力的使用。不断加强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无法制止干部滥用权力。公正原则被拋在一边，大量集体财产流失到少数个人手中。掌权者掠食得到权力网络的保护，一般村民也没有能力打破权力网络驱逐不受欢迎的掠食者。

在沙村地区，现代社会的公正和宽容原则还没有在现代化的外表下良好发育出来。管理地区的权力机构还是现代化前的那一个，只不过从小楼搬进大厦再挂上些现代对象而已。沙村的干部离现代社会的理性原则还很远。所以无论他们怎样用潮流衣物来装扮自己、用现代产品来充实家庭，他们都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现代人。他们只是披着西装的农民，让人失望。

不过可喜的是，失望中还有希望。村民虽然自身素质不高，但因强烈受着邻近香港的影响，在与权力的冲突中，积极提倡模仿香港社会的管理模式。比如村民提出：村委干部候选人应在选举前提出具体的施政报告；干部应该由全民直选；设立像香港廉正公署一样的独立监察机构。村民不完全了解香港社会制度的基础和运作方式，只是凭经验认为香港的管理模式好过现在村子用的模式。他们在多年的实际生活中感受到村子的现行管理方式有很多漏洞，因此要求启用一套可以带来更多公正的管理机制。

与村民相比，地方管理官员在这方面似乎落后些，他们并不喜欢这些建议。官员常说现在的村民「不听话」、「不好管」。在他们心中，还把村民当成他们的子民，而不是享有平等权利的现代公民。满脑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封建思想的官员，又怎能给村民以平等和公正呢？不论官员是否真的食古不化，但在维护他们的利益时，他们毫不犹豫地训斥村民「不听话」。

沙村的现状，让人感到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之路何其艰辛漫长。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跟不上现代化进程，必然拖滞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我们的眼睛不能只看到城市闪烁的霓虹和高楼大厦，看不到淹没在城市阴影里的农村。像沙村这样算得上富裕安乐的村子，在大陆并不多，还有位数不少的村庄挣扎在温饱线上。沙村也算是走在大陆农村现代化的前列了，还有更多的村庄远远没有起步。沙村的现代化尚且如此不尽人意，其它的就可想而知。

清代末年的现代化受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注重发展一个个孤岛似的城市而忽略广大农村的跟进，农村被拋在现代化的后面逐渐衰败，农民生活困难，城市的发展也失去了有力的后继支持，最终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现代化搁浅。大陆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越来越大。如果仍一如继往地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少数大城市的国际化、不改变农村现有的权力组织形式，那么，强调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和对农村不正之风的整治，也只能流于文件之中。现在实力雄厚的城市与羸弱的农村已经是站在悬殊的起跑线上，距离也拉得越来越远。长此以往，滞后的农村必将影响城市的发展，拖延大陆的现代化。

田野调查方法分析范文 篇6

狄金华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回顾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田野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梳理出村落、基层市场共同体、乡（镇）以及县四个基本的田野研究单位，并以此为基点讨论了中国农村研究分析范式的现状与突破空间。研究发现，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的兴起有着自身的学术逻辑及路径依赖，同时田野研究的单位选择与研究范式的变更之间存在着辨证互助的关系。

关键词：田野研究

研究单位

分析范式

20世纪以来，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关注和研究是国内学术界与国际汉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其关注面之广，研究成果之丰，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仔细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发现，基于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有关中国农村的研究形成了若干个分析范式[1]，例如社区分析范式、经济区域分析范式，同时若干新的分析范式的雏形开始出现或正在生成之中。其中任何一种分析范式的提出，往往都与田野研究单位的转变有着种种关联；同样，任何一次田野研究单位的转变，也给研究范式的拓展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事实上，不仅田野研究的单位选择与研究范式的变更之间存在着辨证关系，而且不同田野研究单位的选择也使得所呈现出的中国农村社会图景有所不同，其或是乡土社会的自洽图景，或是农村社会生活被国家主宰化的格局。这种不同的图景不仅使中国农村得以用不同的样态呈现，同时也使中国农村研究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因此，无论是在展开田野研究时，还是在进行文献探讨时，学者们都有必要明确了解其单位选择问题。而本文就是试图从村庄、基层市场共同体、乡（镇）以及县四个基本的中国农村田野研究单位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不同田野研究单位与农村研究范式的内在关联，并力图分析不同田野研究单位的学术贡献及其瓶颈所在。由于本文的目的主要是通过阐释与分析农村研究的单位选择来寻求中国农村研究的突破，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研究综述，所以对于众多的论著只是择而论之。

一、作为传统的村落研究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开拓者吴文藻先生（1988）结合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理论展开了对“社区”的系统化研究。吴文藻先生主张以“社区”为基本的研究单位来了解社会，由此推动了中国社区研究学派的产生与发展。

早期的研究者单一地将“社区”界定为“村落”，例如费孝通（1998）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而且“从地理上讲，传统乡村社会的村庄之间具有比较清晰的地域界限，在不同的村庄之中，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都是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进行的”（王曙光，2007）。因此，中国的村庄便具有了独立的文化单位和社会单位的性质。正是由于村庄的这种独立性与封闭性，才使得以村庄为基本单位展开对中国农村的研究具备了逻辑基础。为此，中国早期社区学派的“社区”研究事实上就主要是有关中国村落社区的研究，研究者试图以此反映一般民众的生活，进而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做出评论。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等正是这种努力的结果。这些作品在当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奠定了中国本土社会研究的世界性地位。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些作品也因为其对村落社区研究单位的运用而受到质疑。例如弗里德曼（1963）就提出在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能否采取在其它原始部落中采用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的质疑。弗里德曼所思考的是单个村落研究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代表性问题，即对小地方的描述能否反映大社会？弗里德曼的结论是否定的，他认为功能的整体性不足以把握有长远历史传统的文明大国的特点，因此，社区不是社会的缩影，对于中国的研究还得借助于文献，并做更大范围的研究。弗里德曼的这种批判本质上是对由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太平洋民族志模式而发展来的中国社区论的质疑，即认为这是“将一个区域性的范式认定为人类普同性的范式后又将其运用到另一个区域性范式的建构之中（”王铭铭，2005）。在解构原有村落社区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弗里德曼创造性地提出了宗族分析范式。与此同时，施坚雅（1998）在四川盆地实地研究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以集镇为单位的市场体系的分析范式，认为集镇而非村落是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生活更为合适的基本单位。这些对分析单位的反思，都对这一时期海外中国农村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在中国大陆重新恢复以后，国内学者又重拾曾经给中国社会研究带来过辉煌的社区研究传统，这样，曾经遭受质疑的村落社区研究也因此而再次引起学术界的反思。有学者指出：“对一个村庄或社区通过进行观察，获得对社区的详细材料，并对这一社区进行精致的雕琢，从中获得了一个完整的社区报告，”这种乡村研究的发展本身“为地方性的资料细节所困扰，而忽视了一种整体的概览和思考”（麻国庆，1999）。这种质疑显然并非仅仅针对于村落研究，而是扩大到了对整个个案研究方法的一般性价值的追问。但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国家，面对如此急速的社会变迁，研究者们又意识到，田野调查因其具备操作上深入而持久的潜力，对于理解社会仍然独具优势，而就把握社会存在的复杂性而言，深入性可能是较广泛性更加重要的需求。因此，个案村落仍然是研究者进行乡村研究时所重视的考察单位，因为这种研究方式不仅能细致入微地再现个案对象广阔的生活图景和社会变迁形貌，也仍然为认识超越个案的宏观社会提供了一条可以接近的道路（胡鸿保，2006）。特别是在王铭铭等（1997）提出“小地方大社会”[2]的概念之后，更促使研究者对村落研究方式进行重新定位与思考。

另外，一些政治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将研究重心转向乡村后也逐渐意识到，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个案研究，不可能对全国农村的政治状况有一个真切判断。为此，他们曾提出“个案式思考”的概念，主张在进行个案调查时，以个案村为文本，寻找对对象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贺雪峰，2003）。但这种个案社区的研究范式仍然面临着传统村落社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即对处于特定时空坐标中的村落社区进行研究，若忽视了村落社区的开放性，或一味地强调从宏观层次上看待村民的生活，而看不到村庄生活自洽的一面，则极可能使对村落的研究再次走入迷途。尽管如此，研究者们也注意到了微观村落中往往包含着的非村落的宏观国家因素和非当下的悠远历史因素，为了避免一村一个理论的“嵌入式观察”陷阱[3]，一些研究者主张以开放和历史的视角看待个案，以对其做出更加深入的理解，进而通过对个案的深入解释形成一种研究乡村特性的方法，而这一方法与定量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吴毅，2007a）。因此，这些研究者虽然仍将村落作为研究单位，但视野却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村落。例如于建嵘（2001）的《岳村政治》采取从县、乡、村步步深入的方法，岳村成了作者进行相关研究的表达对象，这种“县—乡—村” 的多层次研究路径为读者提供了较岳村本身更大的容量和视域。吴毅（2002）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则以川东双村为例，研究了20世纪整整100年个案村落的“地方性知识”与“国家”及“现代性”因素的互动。宏观与微观、历史与当下的贯通，使研究文本不仅呈现出个案村庄小历史的变迁，也将整个20世纪中国乡村变迁大历史的轨迹揭示出来（杨俊凯，2003）。同样基于单一村落社区无法承载实践复杂性的考虑，仝志辉（2004）在《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一书中以对四个村庄的比较来呈现超越单一村庄的社会关联。诸如此类的努力，将“社区研究”变成“在社区中研究”，放大了村落社区研究的效用。但尝试也有不成功的“短板”，即一些研究不免存在以来自村落的经验去验证或映证某种理论的嫌疑。正如有学者所担忧的，“把复杂的关系、丰富的材料简单处理成用以证实或反驳某种概括的„个案‟或„例子‟，从而犯下布迪厄所批判的将理论„逻辑‟强加在充满模糊感和权宜性的„实践逻辑‟上的致命错误”（应星，2001），从而减小了个案研究发现理论的特殊价值。由于受到国家—社会分析范式的影响，研究者们发现，随着整个民族国家目标的逐步实施，中国各类村落社区的历史都记录着国家权力向乡村不断渗透的过程。这样，“在一个村落的小地方，同样可以感受到国家的权力运作”（赵旭东，2003）。在欧伊（1989）的研究中，其为了说明农村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强调必须对“村庄”这一研究单位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村庄是处于国家和社会交叉部分的一种特有的组织单位，农民在这个地方生活和工作，收成在这里收割和分割，农民在这里获得收入和分配的物品，国家也在这里征购粮食”（孙立平，2000）。正是在村庄这一基本单位上，国家和社会相遇了，这也就意味着村庄这一研究单位在理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样的研究思路，使村落研究的意义又重新得到确定。研究者们重新将研究的视角拉回到村落的有限区域之内，通过细致的研究来把握国家权力与民间生活的相互影响，即国家的规范是如何影响村庄的发展及村民的生活的，国家的指示与规则又是如何被规避、扭曲和被漠视的。

纵观村落研究的传统，学者们虽然立足于不同的学科视角，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论诉求，但基于村落研究而形成的社区分析范式无疑都将村落视为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4]。在这一场域之中，不仅个体为了自身的地位与利益而努力，同时个体在行动的过程中又与村落外的社会空间发生联系，由此推动着具体的村落场域与其它的场域发生着诸多的关联。由此，基于村落社区研究而拓展的社区分析范式通过“深描”展现了中国农村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也为深入理解农村生活的自身逻辑提供了有效的手段与视角。特别是在“场域建构主义”的策略之下，由于村落、村落之外、村落中的社会事实、村民以及研究者和研究文本都具有建构性，在每一项具体的村落研究之中，它们都会“遭遇”，并共同促成了研究成果的诞生，虽然由此带来了村落研究无法回避的代表性质疑[5]，但也恰恰是这种“质疑”与“抗争”破除了村落研究所暗含的“本土—他者”、“城市—农村”、“国家—社会”等二元论，让作为场域的村落真实地再现出来。这一方面为宏观社会的呈现奠定了基础（林聚任、刘翠霞，2008），另一方面对村落社区分析范式的质疑和完善也进一步成就了宗族分析范式和基层区域经济分析等范式。

毋庸置疑，中国农村社会的内容与复杂性远非村落所能包容，传统时代如此，现代性因素急速增生的现时代更是如此。因而，在学术重心下沉中生成的当代中国农村研究若以村落为单位虽然其情可谅，但若要更加全面地展现农村社会的复杂性与完整性，提升研究的解释力，就势必要求研究视野的放大和研究单位的提升。

二、成为经典的基层市场共同体研究

乔启明（1934）和杨懋春（1963）早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接受农村社会学训练时就意识到了市场体系的意义；林耀华（2000）在《金翼》中分析黄东林与张芬洲家庭发展时，已注意到了家族的发展与集市的关系；费孝通（2001）的《江村经济》也讨论了集市在乡村商品交换中的作用；杨懋春（2001）则更是在其《一个中国的村庄：山东台头》中生动地描述了村庄与市场的联系。

尽管以村落为研究单位的研究者大多已意识到村庄与外界之间的联系，但在施坚雅（1998）看来，以往的研究者在过分地强调小社团的同时却未能对村庄与外界的联系给予足够的重视。他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中，试图矫正这种只着眼于小社团的研究倾向：

“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活之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我要讨论的是，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施坚雅，1998）

施坚雅（1998）通过对四川盆地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实际的社会区域并不是村落，而是他所处的基层市场区域。“单纯的村落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构成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的应该是以基层集镇为中心、包括大约18个村庄在内的、具有正六边形结构的基层市场共同体”。这一“基层市场共同体”既是一种社会结构，同时又是一个文化载体。它与同一区域内的权力结构、宗教活动呈现紧密的关联性，而且其区域范围与通婚圈的大小基本一致；同时，基层市场区域内农民的习俗、方言、风味食品以及穿衣戴帽的方式、绣花的图案都具有较强的同质性；而不同市场区域间所使用的度量衡也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基于此，施坚雅提出，基层市场共同体不仅是亲属、宗教组织、秘密社会、宗族组织、方言乃至“小传统”的载体，同时也是一个农民自给自足的范畴，一个分立性相当大的社区。事实上施坚雅（1998）本人已经注意到，跨村落的宗族与基层市场社区之间存在某种互动关系，由于农民家庭的社交活动主要在他们的基层市场社区内进行而很少在其外进行，同一个市场体系内宗族间的联系可能会永久存在，而在不同基层市场区域中地方化的宗族之间的联合常常受到时间的冲击。对此，国内的人类学家也意识到，从功能上来讲，中国集镇“不是简单的市场，而是库拉圈[6]、互惠场所、夸富宴[7]的举行地、再分配的网结、社会的竞技场和文化展示的舞台”（王铭铭，2005）。

尽管以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基本田野研究单位本身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也遭到了诸多学者的深刻批评；但当一个研究单位不是被当作概念游戏而是被视作收集资料的方法时，那些问题就可以相对淡化，基层市场共同体仍然可以视作一个比较有效的田野研究的选择单位。以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研究单位，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诸多的启示，也逐渐成为了一种分析和解释中国乡村市场以及整个中国社会构建和运行的综合理论模式。费正清（2000）将施坚雅关于“基层市场共同体”的概念表述为“集市社会”，它“既是一个经济单元，又是一个社交世界”，“这些旧的集市社会已经成为组织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天然基地”。在费正清眼里，集市社会是了解中国社会本质的一扇窗口。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研究显然也对孔飞力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孔飞力（1990）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便力图强调市场共同体与团练组织之间的关联性。对此，孔飞力亦不讳言，称赞“施坚雅的中国集市研究的杰出成就，将社会层次和非正式农村组织等等复杂情况与人民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勾划出的活动范围联系了起来”，而孔飞力对中华帝国晚期地方武装的兴起与基层市场的关系的关注则直接受到了施坚雅相关论点的启发。在对湖南临湘团练结构进行个案研究时，孔飞力承认“采用了施坚雅的集市规模的分级方案”，又称“在其他地区，我们也发现了集市结构与地方武装相关联的充足证据”（孔飞力，1990）。目前国内有学者以乡村集市为基础展开对韩江中上游客家传统社会经济的研究，研究者之所以将乡村集市确立为研究重点，也主要受到了施坚雅的影响。因为乡村集市作为区域经济结构的基本单位，是重要的研究切入点，以定期集市为主要特征的墟镇又是观察更大区域社会结构的参照系。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乡村经济组织单位和基层社会结构的组成之一，直接扎根于乡土社会，与地方宗族、庙宇相互交错，相互影响，深入揭示这三者间的关系可以说是解读客家传统乡村社会的关键所在（周建新，2003）。

施坚雅的基层市场共同体研究对美国史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吊诡的是，其原本只是试图矫正人类学家只顾小社团研究倾向的努力，却使得“一整代的美国史学家都以为中国的村庄，在经济上、社会上都高度结合于大的贸易体系”。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著名的比较史理论家西达·斯科波尔：

“……我们必须留心，传统中国共同体的基本单位并非个体村落，……而是包括一组村庄的市场共同体。……虽然农民在个体村庄内居住和工作，但市场共同体才是他们真正的世界。他们经常到定期集市作买卖，取得工匠的服务、贷款、参加宗教仪式，以及寻找婚姻对象。”（转引自黄宗智，2000）

受施坚雅对于乡村市场研究的影响，庄英章（2000）在其《林圯埔：一个台湾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一书中通过对林圯埔这一集市区域中生态环境与历史背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深入分析，探讨了在一个长时间内生态的、经济的及社会文化的因素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这一研究路径的展开，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台湾人类学研究中过于“注重小社区的现时状态之研究，根据功能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的种种现象，而忽略了较大区域的研究”状况的反思与突破。

将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研究单位，在学术界日渐引起重视的同时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质疑。基层市场共同体虽然被施坚雅看作小农的“自足的世界”，但由于没有得到其它调查材料的佐证，施坚雅的研究结论并不能被简单地推广到全中国。以农民的社交观为例，黄宗智（2000）研究发现，在华北平原，村庄仍然是农民生活的界限。对于这种不同于施坚雅根据四川盆地调查所得结论的论断，黄宗智（2000）并未断然地否定“基层市场共同体”的合理性，而是探究了造成这种认知差异的原因，即两地居住型式的不同（华北平原的房屋集结成一大群，成都平原则由很多分散的坝组成）与商品化程度的不同（四川盆地的商品化程度比华北平原高很多），“两个区域的这些差异——在居住型式上及商品化程度——使人联想到市场对四川盆地小农生活的影响，可能确实大于村庄共同体，但在华北平原上则未必如此”。

虽然基层市场共同体的分析框架也受到中外学者的质疑[8]，但是它确实提醒汉学人类学家需要关注一个方法论的困境，即社会人类学家所研究的小型社区一方面是大社会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中国现实，它们最多只是一种关于中国的“地方性知识”（王铭铭，2005）。同时，施坚雅以其独特的方式向研究者们展示了经济区域分析范式在中国农村田野研究中所呈现出的不同于村落研究范式与宗族研究范式的异样图景。这种图景不仅是以追求异文化的传统人类学者所忽视的，同时也是过于关注现代性和权力关系的农村社会学、政治学学者所未能重视的。

三、方兴未艾的乡（镇）研究

以乡（镇）作为基本单位来研究中国的农村社会则至少可以追溯到许烺光。许烺光（2001）的《祖荫下》即是以云南的喜洲镇为研究单位来分析当地乡村的亲属制度、信仰体系、人格与社会流动。但许烺光的研究显然只是吴文藻“社区”研究的不自觉拓展，虽然他在无意之中开创了以乡（镇）为研究单位的先河，但其却未能对乡（镇）作为一级农村研究单位展开足够的理论反思。真正自觉地反思以乡（镇）作为中国农村研究基本单位的学者是日本学者福武直。福武直在同一时期出版的《中国农村社会的构造》一书中重点考察了华中地区自然村落与城镇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的政治、经济基础、宗教关系，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村落共同体”模式并不符合中国农村的实情，村落既不是封闭化的，也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外界社会处于有机的联系之中。在否认“村落共同体”的基础上，福武直提出了“乡镇共同体”的概念，他将“共同体”理解为农民基本生活得以维持的农户聚集区域，乡（镇）即是这样一个区域，在此区域之内，农民跨越村落进行日常生活的交流与市场交换（转引自郑浩澜，2006）。

虽然福武直提出了“乡镇共同体”的研究单位，但其却未能开展有效的研究。1984年初，费孝通在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之后，郑重地宣布了他的研究结论：小城镇包含了“大问题”。对于费孝通个人来说，小城镇研究将他的社区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层面，一个新的研究单位。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环节，小城镇凝结了中国社会结构变动中的种种矛盾。自1979年中国农村实行改革以来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都与小城镇联系在一起。在费孝通看来，选择小城镇作为社区研究的单位，不仅可以揭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基本矛盾，从中也可以看到隐含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矛盾。从小城镇出发进行研究将更容易对社会整体进行把握。事实也是如此。正是对小城镇研究的拓展，费孝通展开了对城乡关系和城乡体系的研究（丁元竹，1995）。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在延承费孝通小城镇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发现小城镇的建设与乡镇企业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乡镇政府的运作紧密相连。因此，他们进一步拓展了对若干个案乡（镇）系统而规范的社区调查，特别对乡（镇）的行政、经济与其它各类经济组织进行了重点研究（马戎、刘世定、邱泽奇，2000a；马戎、刘世定、邱泽奇，2000b）。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诸多学者对乡（镇）的田野研究进一步推进了本土乡（镇）研究的发展。

萧风霞（1989）的《华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乡村革命的协从》可以看作是对乡级社区研究的一个有益探索。然而，她的研究虽然以珠江三角洲一个乡级社区的调查结果来展现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关注，却并没有对乡级的政治权力给予充分重视，仍然将乡与村统一起来进行分析，没有扩展研究单位的自觉。

吴毅先生的《小镇喧嚣》可谓是真正以乡（镇）为基本研究单位有意识开展的系统性研究。吴毅（2007b）在完成了对双村长时段、历时态的记述后，以对当下“乡域政治”运作过程的展示与剖析为希冀推出了《小镇喧嚣》。在《小镇喧嚣》中，吴毅虽然坚持其一贯的个案研究传统，但是将基本的分析单位由村落提升到了乡（镇），正式提出将“乡域”作为农村政治的研究单位。在他看来，对于微观政治研究而言，村庄政治并不能包容农村政治的全部内涵，至少现代意义上的官僚科层体制及其规范性运作过程这些重要环节在村庄场域内是缺失的（丁卫，2008）。“乡域”的概念孕育着一个突破，它为在较村落更为宏观的时空场域中探讨农村政治提供了可能。

当前，乡（镇）作为一个基本的田野研究单位已经为部分研究者们所重视。究其原因，则是因为乡（镇）与中国农村政治的发展与运作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基层政治过程未必能为村庄所包容，相对而言，将研究单位由村庄提升到乡（镇）不仅更贴近现代民族—国家大体系背景下的乡村基层政治特征，同时对于乡（镇）政治的考察无疑也更能够“体现出乡村基层政治在体制与非体制、结构与非结构以及制度与文化的贯通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时空统一性和完整性（吴毅，2007b）。

将乡（镇）作为基本的田野研究单位同时也与政权建设的分析框架传入中国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关系。学者们通常认为，乡（镇）组织本身就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部分，是国家权力下沉的一个表现，因此对乡（镇）的研究则更有助于理解国家政权的运作。而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也再次助长了对乡（镇）的田野研究，因为乡（镇）政权作为最基层的政府机构，其直接与农民打交道，国家的力量与社会的力量在这里直接汇合与接触，对于乡（镇）运作的研究不仅可以呈现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而且可以再现两者之间的互动与交融。这种“乡域政治”的研究不仅克服了“村庄政治研究在时空展示上的局限”，而且部分地解决了“县域政治研究在田野操作中的困难”；它不仅凸显了“一定时空关系网络中事件—过程本身所具有的社区整体感”，而且有助于展现乡（镇）、村、组各个层级之间的互动与关联（吴毅，2007b）。

以乡（镇）为基本单位的田野研究已作出了不少努力，特别是政治学学者在此领域的探索，以至于“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的雏形正在逐渐形成。不过，作为一种分析范式，“乡镇共同体”还有诸多的问题需要明晰。例如，在顾及到国家力量对乡（镇）共同体的影响之外，如何确立乡（镇）共同体内部的多元化主体，如何理顺各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探寻乡（镇）共同体内部分化与整合的机制，以及确立转型中乡（镇）共同体的变迁路径等？只有这一系列问题得到了解决，乡（镇）共同体的分析范式才能够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与接纳。

四、有待深入拓展的县域研究

对县域的研究虽然不像对其它研究单位的研究那般出众，但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科学恢复和发展的30年间，对县的研究一直未曾断裂，并推动县域政治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苑丰，2008）。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自秦推行郡县制以来的2700余年里，县一直被作为中国的基层行政区域单位而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作为一个有着长期历史整合的有机社会，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经被视为一个较为完整的空间体系、经济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它是基层意义上最完备的“国家”（樊红敏，2008）。

当前学术界对于县这一研究单位的的重视部分缘于农村社会的改革。于建嵘（2007）认为，农村综合治理改革的突破口在县。因为乡（镇）虽然是一级政府，但不是完整的政府，人大没有办法开会，没有检察院、法院和公安，诸多职能其都无法承担。所以农村社会改革不能总抓着乡（镇）这一方面来做文章，乡（镇）改革一定要和整个县的改革相结合。

虽然围绕县域展开了诸多的研究，但真正将县作为一个分析单位提出来的还是杨雪冬先生。杨雪冬（2006）将“县”赋予了其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中观分析单位的地位：

“从政治体制整体来看，县并不属于微观制度，因为它不是整个体制的最低端，更不属于宏观制度，因为其影响不是跨区域的，应该归为中观制度。这种中观性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其有一定的人口和地理规模，拥有完整的政治行政功能，可以反映出国家行为的一致性和制度的整体性；二是其处于国家与社会的交接面上，与其他更高层次的政治单位相比，和微观社会组织的联系更直接、密切，运行也更具有多样性。”（杨雪冬，2006）

正是由于县的这种中观性，以及其在中国整个政治体制中的转承角色，以县为单位的研究“不仅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整个体制的运行和变迁，而且能够较为集中地体现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杨雪冬，2006）。杨雪冬将县区分为五个维度，即作为地理—文化单位的县、作为区域市场的县、作为行政层级的县、作为政治系统的县以及作为政治主体的县，进而论述了以县为单位的分析框架在理解20世纪以来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权力在乡村社会中实现形式转型的形态以及乡村社会与国家形态的交互作用：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县不仅是整个政治行政框架中层次最低的、最完整的正式制度综合体，也是实现区域经济规模化的最小单位，更是国家与社会互动边界上最完整的国家单位。通过对县的考察和研究，我们既可以看到制度的统一性及其结构性特征，也能够看到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互动过程，更能够清晰地看到制度中的能动者，制度运行的多样性以及多样性背后的要素。”（杨雪冬，2006）

基于对一个县的个案分析，杨雪冬先生（2002）提出了县域的基本框架，即对县的研究应该把它放在城市化、分权化、民主化以及依法治国进程的背景下，将其划分为制度结构和制度主体两种形态，然后按照以下三个路径进行。第一个路径是把县作为一个制度主体进行分析，从纵向（它与乡（镇）、市、省乃至中央的关系）以及横向（它与同一个地区或市内其它县的关系）上研究它和其他制度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个路径实际上研究的是县在整个制度结构中的地位。第二个路径是把县作为一个制度单位框架，分析在县的范围内各种关系的形成、调整以及变革情况。按这个路径进行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县这个单位来折射整个体制的运行以及体制在不同县域下的变异；第三种路径则是将前两种路径结合在一起，既要分析县在制度中的主体间关系，也要探讨不同县所形成的主体间关系，并分别分析其原因（杨雪冬，2006）。

县作为一个田野研究单位的提出，与全面展现农村社会复杂性与丰富性的学术需求有关。以政治研究为例，与“村治”和“乡政”相比较，以县为单位进行的考察将更加完整和体系化。同时，国家政权建设的分析框架也是促成县作为田野研究单位的理论动因。因为只有县才具有完整的科层制意义上的组织架构和运行基础，这一组织架构和运行基础在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构成了基本的“问题域”。但值得注意的是，若坚持以田野调查的方法来研究“县政”，势必会遭遇到单个研究者不易把握的问题，结果是，对于“县政”的田野研究往往因为研究者无暇兼顾结构和过程这两方面而呈现出“非驴非马”的状况。可以说，迄今为止，尚未见到比较成功的以田野方法所做的“县政”研究。当前仅有的为数不多的几部关于当代县级政治的研究著作都始终未能摆脱以科层化体制描述替代对应政治过程分析的困境[9]。

县作为一个田野研究的单位，它呈现出比村落、基层市场共同体和乡（镇）更丰富的农村图景。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县政府是一级完整的行政组织，因而对县域的田野研究更能够完整、全面地探讨国家、制度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但同时也因为县内地域的广阔，单个的研究者不可能轻易地把握县域农村的全部图景。因而，研究者往往在田野研究中无法兼顾结构和过程这两方面，从而有可能既无法很好发挥田野研究揭示复杂情态的优势，又自废了制度性分析的长处。

五、结语

对于田野研究单位的确定，虽然可以有多样化的选择，但具体的选择往往受研究者的研究主题及其所采用的分析范式的影响（见表1）。当研究者试图进入农村社会时，村落社区成为其确定田野研究单位的首选。无论是“以小见大”的缩影论研究者还是类型化的比较研究者，都看中了村落社区个案研究有利于展现出农村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优势。但是，这种强调村落社区内部社会联系而忽视村落内外经济联系的研究思路必然要受到经济人类学学者的质疑与拷问。以施坚雅为代表的学者将田野研究的单位拓展到基层市场共同体就是这种质疑与反思的实践。与强调社会视角和经济视角不同，政权建设研究范式明显加大了对制度与结构的重视，其对政治发展与政治运作的分析必然要求加强对农村政权组织的分析。立足点是强调科层性还是强调科层性与乡土性之间互动的差异性，区隔出了县和乡（镇）两个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

表1

不同田野研究单位的比较

研究单位

经典文献的作者

费孝通

林耀华

杨懋春

施坚雅

许烺光

福武直

杨雪冬

研究旨趣

社区生活

经济

科层性与乡土性之间的互动

科层性

主要学科视角

社会学

人类学

政治学

人类学

政治学

社会学

政治学

社会学

分析范式

村落

基层市场共同体

乡（镇）

社区分析范式 经济区域分析范式

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

县域分析范式 县

与以村落和基层市场共同体为田野研究单位所形成的相对成熟的社区分析范式和经济区域分析范式不同，以乡（镇）和县为单位的田野研究正在酝酿（或可能酝酿出）新的农村分析范式——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和县域分析范式。已经呈现出一定雏形的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虽然以制度主义的视角考察了作为科层制底层的乡（镇）基层政权组织运作，以及“乡域政治”在科层性与乡土性之间的交融图景。但是要想获得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乡镇共同体”的分析范式还必须做到能透析共同体内部的多元主体，厘清其结构关系，并在田野研究中打通宏观与微观、国家与地方、体制与非体制及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变量之间的关系，以确保乡村基层政治在体制与非体制、结构与非结构及制度与文化的贯通方面所呈现出来时空统一性和完整性（吴毅，2007b）。如果说基于乡（镇）的田野研究令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的雏形开始浮现，那么以县为单位的田野研究则只是提供了“县域分析范式”（姑且这样称呼）诞生的可能。要使“县域分析范式”真正得以产生，研究者至少应该确定县域分析范式的基本元素及框架，即县域内组织与群体的构成、属性及其关系，不同组织、群体实践逻辑的异同以及科层制同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关系等等。

虽然农村田野研究单位的选择同研究者的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但是研究者依据研究主题选择具体的研究单位时，仍然有必要对研究单位本身作出深入反思。以村落为单位的田野研究虽然有助于理解一个社区范围的社会结构及文化特征，并能够从“小地方”窥见到“大社会”，但缺乏时空拓展性的先天不足使其备受争议。以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基本单位的研究虽然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诸多启示，但由此而建构出来的一套分析和解释中国农村社会构建和运行的综合理论模式却引起了学者们更多的质疑。基于对村落田野研究单位的反思，乡（镇）作为田野研究的单位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相对于已经高度官僚化、科层化和部门化的县级单位来说，乡（镇）无疑更能体现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体制性与非体制性、结构性与非结构性，以及制度与文化的贯通方面所呈现出的时空统一性和完整性（吴毅，2007b），但乡（镇）本身的代表性也是学者们质疑的一个方面，同时当田野的地域从村落提升到乡（镇）时，社区生活研究的完整性随即被大打折扣。而以县为研究单位的田野研究无疑进一步放大了乡（镇）在社区生活完整性上的不足，同时也使得田野研究的方法无从切入，尽管其在完整的意义上更好地呈现了国家性。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就同一主题选择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进行研究，其结论也可能呈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局面。以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为例，如果是将村庄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所看到的往往是农村社会生活中的乡土性的一面，而容易忽视国家权力在农村社会中的存在；相反，如果以乡（镇）作为基本的研究单位，虽然有利于对国家因素的观察与分析，但同时也容易忽视农村社会生活中的那些乡土和日常生活的因素，从而导致对农村日常生活自主性的低估（孙立平，2000）。因此，学者们在研究中也都一直在谨慎地选择着具体的田野研究单位。

总之，各个田野研究单位的利弊往往发生在具体的研究之中，研究者应结合特定的研究目的，根据研究的主题及适用的分析框架选择合理的田野研究单位，并对其作出自觉的方法论反思。只有这样，才可能使其研究更契合于农村社会的真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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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杨雪冬：《论“县”：对一个中观分析单位的分析》，载于陈明明（主编）：《权力、责任与国家（复旦政治学评论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9〕杨雪冬：《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公共权力构建——以县为微观分析单位》，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50〕周庆智：《中国县级行政结构及其运行——对W县的社会学考察》，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

*本文部分观点的形成得益于与吴毅教授的讨论，感谢郑丹丹博士阅读了原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的错误由作者本人承担。

[1]“范式”这一概念，在1970年库恩提出之后，斯图尔特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即范式是信仰、价值、程序以及在科学家群体中被共同认可的以往科学成就的集合，范式指导他们的研究活动，他们在自己的学术训练和相同的研究经验中获得对这种范式的认知（转引自周晓虹，2006）。

[2]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一个处于当代社会场景中的微小的村落社区，其自身的发展历程与近现代中华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同步。因此，通过对一个村落社区发展历史进行叙述，可以展现出现代国家权力不断向乡村渗透的过程，即通过“小地方”的分析能够达到研究“大社会”的目的。

[3]所谓“嵌入式观察”，即在一个村庄呆上不长时间即寻求理解模式的表达，并以此模式作为对下一个调查村庄进行观察和模式提炼的参照。此种观察法极容易导致循环性理论模式的产生和模式之间的相互循环论证。

[4]“场域”（field）概念为布迪厄所创设，他认为“场域”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者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也即，“场域”的基本含义只是指产生于特定系统中的相互关系。（参见布迪厄、华康德，1998）

[5]关于村落研究的代表性质疑问题，本人在《个案研究的意义及其研究拓展——兼论中国农村的社区研究传统》一文中进行了专门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6]库拉圈（kula ring）是马林诺夫斯基（2002）在《西太平洋的探险者》中描述的新几内亚东部特洛布里恩德群岛的一种交易形式。在这里，邻近的岛屿基本上构成了一个交易圆圈。后有研究者认为，库拉圈不仅仅具有经济的意义，还可维持各岛的和平，消除紧张和敌对，是包括仪式、交换、巫术、旅行、社会关系、社会整合等在内的复杂综合体（参见哈维兰，1987）。

[7]夸富宴（potlatch）由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最初予以细致描述，后来经由本尼迪科特（Ruth Benedict）再度解释的夸克特人的夸富宴仪式。在一次夸富宴仪式中，地方上的首领会以看似非常浪费的方式，把他们所拥有的大量的物品和财产都拿出来分掉。一般都被后来的人类学家看成是一种再分配的经济制度（参见Kottak，1994）。

[8]面对汉学界的批评，施坚雅对自己的理论作出了不断的修正。1971年，他提出了一个以村庄（而不是以集市）为中心单位的分析模式。他似乎有意把红枪会一类的现象包含在内，又似乎有意矫正自己以往过分强调“基层市场共同体”的偏颇。这个以村庄为主要社会单位的模式认为，一个自然村庄要经过“开放”和“封闭”的“周期”（转引自刘永华，1993）。

[9] 参见杨雪冬（2002）和周庆智（2004）等。

田野调查报告 篇7

“应然”与“实然”的矛盾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对于学者而言, 了解事物的“应然”状态很重要, 但是了解事物的“实然”状态可能更重要。吉尔兹认为, 社会科学的分析就是要力图按照事物的本原作为分析的基础, 而不是按照学者在心灵上认为其“应该如此”或“需要如此”来观察事物。[1]为什么要通过观察来发掘社会运作的隐秘进而获得社会运作的“实然”状态呢?吴思通过提出“潜规则”这个概念回答了上述问题。他认为, 有些事情尽管在理论上可以说得冠冕堂皇, 但在实际中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运行方式, 如果对社会的“实然”状态知之不多, 而一味地按照所想象的“应该如此”来代替“实际如此”, 必定就会对社会的理解发生巨大的偏差。[2]根据笔者的观察, 教育领域也存在着很多表面上冠冕堂皇, 实际上却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这些“应然”与“实然”相偏离的问题中, 学校的教育目标最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学校教育目标十分重要, 它规定着学校发展的方向, 如果学校的教育目标发生偏差, 那么对于教育的健康发展是十分有害的。学校作为一个教育机构, 从理论上或者从“应然的”角度看, 其目标应该是促进所有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审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关于这一点, 应该说是无可置疑的。但是, 在实际的运行中, 学校的目标, 或者说学校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如此。为了了解学校“实然的”教育目标与“应然的”教育目标的脱离, 笔者采用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进行了研究。文化人类学要求研究者深入到包含所研究问题的社会现场, 采用观察、访谈等资料收集手段对研究对象进行长期的观察和思考。笔者在三个星期的田野调查中, 到一所农村小学进行了蹲点调查, 与学生、家长、老师、校长和教育行政官员进行了多次深入访谈, 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假设。

二、学校对“应然”教育目标的偏离

学校教育的目标, 应该是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育、美育等诸方面的全面发展, 那么, 学校是否真的以此为目标呢?首先来看看德育的情况。在提到教育内容时总是说“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把道德放在首位, 说明了道德在教育内容中的重要地位。但实际上, 道德从来没有成为学校首要的目标。我们首先用一个典型的个案来证明这个结论, 鲜活的案例往往比抽象的理论更能够说明问题的实质。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了这样一个个案:六年级的阿明 (化名) 同学有偷窃的习惯, 曾经偷窃过多位老师的财物。对于这个在道德上存在重大缺陷的学生, 老师们应该给予比普通同学更多的的教育、指导和关怀, 因为此类学生的道德缺陷如果不能在学校中得以纠正, 到了社会以后可能会走上更严重的违法犯罪道路。但是, 学校领导和老师并没有采取特别有效的措施来挽救阿明, 学校采取的措施, 仅仅是预防性和警告性的, 一些老师甚至并不愿意管教这个孩子。学校对关于德育的淡漠, 还表现在对思想品德课的敷衍上。思想品德课是促进学生基本道德发展的重要课程, 但是品德课却受到了极大的忽视。笔者调查这所学校, 1~3年级的思想品德课由学校校长兼代, 校长事务比较繁忙, 很多次课都无法正常上, 一个学期上不了几节课。4~6年级的思想品德课由各班级的班主任兼代, 班主任经常把思想品德课变成自习课, 让学生复习其他科目。即使在次数有限的思想品德课上, 老师们也没有按照思想品德课所要求的那样, 采用多种方式影响学生的心灵、改变学生的道德行为。大部分老师照本宣科, 把教材上的内容讲解一遍, 然后让学生把思想品德课本上的思考题目和答案写在作业本上, 以应付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检查。与此同样, 音乐和美术课也受到了忽视。经典的教育理论认为, 音乐和美术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人的发展十分重要。斯宾塞认为:没有油画、雕塑、音乐、诗歌以及各种自然美所引起的情感, 人生乐趣会失掉一半。[3]一些教育学家还认为, 美育不仅具有独立的价值, “对学生智、德、体各方面的发展也起促进作用”。[4]这样重要的教育内容, 在教育实践中又是怎样的呢?首先来看一看美术课。这个学校一直没有专任美术老师, 美术课由各个班级的语文或数学老师兼代。按照课程表上的要求, 每个班级有两节美术课, 但是兼代美术的语文或数学老师一般会把其中的一节变成语文或数学课, 实际每周只上一节美术课。几乎每个班级都是这样, 这成了一个公认的“潜规则”。美术课的专业性很强, 不是每个老师都能胜任美术课, 很多老师只能让学生自己照着美术课本画画。再来看看音乐课。2009年9月之前, 一个中师毕业的年轻女老师负责全校的音乐课, 音乐课还是比较正规的。后来, 学校领导发现这个老师讲课水平不错, “高水平的老师不讲正课挺可惜的”, 所以从2009年秋季起学校领导决定让这个老师教“正课”, 全校音乐课由各个班级的语文或数学老师兼代, 音乐课也像美术课一样由一周两节变成了每周一节。大部分老师不懂乐理, 就教学生唱流行歌曲, 有的老师自己不会唱, 就让文艺委员教学生唱。很多学者认为农村学校的音乐和美术等课程教学质量之所以很差, 是因为农村学校缺少合格的音乐和美术教师, 但是, 农村学校对音乐和美术等课程不重视,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学校看来, 音乐和美术等“副科”是可有可无的。最后再看看出现在课程表上的其他课程。按照国家和省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 这所学校也开设了地方性课程。笔者调查了六年级地方性课程的授课情况。六年级的地方课程叫做《种养》。学校的课程表上规定每个班级每周上两节课, 但是《种养》课的实际地位连音乐和美术都不如, 每周一节课都保证不了。老师基本上不讲授这些课程, 也不指导学生自学这些课程, 更没有引领学生将课本上的知识付诸实践。为了应付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检查, 老师们要求每个学生准备一个《种养》课的作业本, 老师在自习课的时间内 (或者是在有关部门组织检查的前夕) , 在黑板上列出几个问题和答案, 然后让学生把问题和答案抄到作业本上。这样, 一本本漂亮的作业就会在检查的时候出现在教育官员的面前。

三、学校“实然”的教育目标

上文用了很多笔墨来说明学校并没有把德育放到其应该具有的高度, 也不重视以音乐和美术为代表的审美教育, 更不重视地方性课程。笔者的论述无非是要证明这样一个问题:学校实际的主要目标并不是我们认为学校应该具有的目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那么, 当前学校“实然”的教育目标是什么呢?围绕着学校的目标, 笔者与学校的多名老师进行了访谈。结合与老师的访谈和笔者的观察, 借鉴经济学对企业目标——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表达, 笔者将学校“实然”的目标定义为“追求学生考试成绩的最大化”。这个定义不仅仅适应于小学, 对于初中和高中而言同样适用。关于“学生考试成绩的最大化”, 需要作两点解释。第一, 这个考试成绩指的是“主课”成绩, 而不包括诸如音乐、美术等“副科”成绩。对于小学而言, “主课”是指语文和数学, 当然, 在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小学, 可能还包括英语等科目;初中和高中的“主课”不仅包括语文和数学, 还包括英语、物理、化学等科目。第二, 学生有时是指所有的学生, 但有时并不包括所有的学生, 因为学校教师并不是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学生。首先, 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是老师们最为关注的, “尖子生”不仅仅是需要倍加呵护的“成才”苗子, 而且尖子生最能够体现老师和学校的教学成绩。其次, 在小学阶段, 全体学生的平均成绩是教师和学校追求的重要目标, 但是初中和高中的情况就不同了, 在初中 (特别是初三) 和高中, 学校的教学成绩是由考上重点高中或大学的学生人数来体现的, 而不是由全部学生的平均成绩来体现, 因此, 学校并不追求全部学生平均成绩的最大化, 老师们仅仅追求有升学希望的那部分学生的成绩最大化, 班级里面很多“学困生”的学习状况, 老师是漠不关心的。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学校“实然”教育目标与“应然”教育目标的背离, 也就是说, 教育的目标发生了异化。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首先异化成了对智力发展最大化的追求, 即对部分学科成绩最大化的追求, 而在初中和高中, 这个目标的异化程度更为严重, 表现为对部分学生智力发展最大化的追求。

四、对教育目标异化原因的考察

教育目标之所以发生异化, 其根源之一需要从高考中寻找。高考不是我国中小学的教学大纲, 但高考所起到的作用, 却远远重要于教学大纲。高考是我国中小学教学的实际指挥棒:高考不考查一个人的品德, 学校就放松对学生品德的要求;高考不考音乐、美术和地方性课程, 这些课程对于学校来说就可有可无, 高考成为小学和中学的教学中心。高考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小学教学的指挥棒, 是因为高考在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命运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教育经济学认为, 受教育者接受教育, 是受教育者对自身的一种投资, 因为接受教育可以提高受教育者的人力资本水平, 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可以为受教育者带来货币 (如工资) 和非货币 (如声誉、社会地位等) 的收益。教育社会学认为, 受教育者接受更多的教育, 获得了更高的学历之后, 更有机会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5]在我国的高考制度下, 高考是通向大学的必经之路, 受教育者若想接受更好的教育, 获得更好的学历, 就必须在高考中有较好的表现, 而要在高考中有较好的表现, 就必须从小学开始为高考而准备。随着我国近几年高考扩招, 学生考大学越来越容易了, 以前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现象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有些民办高校对高考分数的要求很低, “交钱就可以上大学”。与此相伴的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大, 很多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 “毕业即失业”的现象不再是新闻了。那么, 在这种背景下, 高等教育的地位是否下降了呢?高考的社会影响是否降低了呢?通过与学生家长的访谈发现, 虽然考大学日渐容易, 而且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 但是家长们并没有降低对考大学的需求。家长认识到, 虽然大学生找工作都很困难, 但是读了大学毕竟为找一份好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很好的条件, 不读大学, 可能连找到好工作的机会都没有。当然, 在这种情况下, “读什么样的大学”就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读一个好大学, 毕业后的就业压力要小一些;读一个不好的大学, 毕业后的压力就大一些;读那些不对高考分数有要求的大学, 毕业后的就业就更缺乏保障。选择什么样的大学, 高考的成绩是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因素, 所以,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并没有改变家长、学生、教师对高考的态度, 高考仍然是中小学教学的指挥棒。目前很多地区进行了力度不一的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 这些改革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改变“一切为考试而教, 一切为考试而学”的现象, 那么, 此类改革是否能够实现改革的初衷呢?根据笔者的观察, 这类改革难以取得预期的目标, 最后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高考的社会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一旦教学改革或课程改革降低了一个地区或一所学校“应试教育”的能力, 这样的改革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 改革往往会夭折。南京市教育局曾经在全市范围内进行过素质教育, 但是由于素质教育的推行, 在短期内降低了该市学生“应试教育”的能力, 使得南京市在2004年高考中失利, 引起了包括南京媒体在内的社会各方面的强烈批判, 最后, 南京市教育局顶不住社会压力, 不得不终止了已取得初步成效的素质教育, 向应试教育回归了。[6]这个例子充分地说明了高考所具有的强大社会影响力, 也说明了改革高考所面临的巨大困难。

五、对改革的一点思考

“实然”教育目标偏离“应然”教育目标, 影响了我国教育的健康发展, 而高考正是导致教育目标异化的最主要原因。因此, 对高考内容适当地进行改革, 同时逐步改革“一考定终身”的大学录取形式, 对于解决学校教育目标的异化问题, 使学校教育目标真正回归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 高考改革一定要慎重, 这个复杂问题, 不可简单地对待。有人可能会认为, 既然现在的学校不重视德、美、体, 那么在选拔人才和评价学校教育质量的时候加上这些因素不就行了吗?这个问题, 说来简单做起来复杂。以道德为例, 道德虽然很重要, 但是, 道德可以衡量和评价吗?如果可以评价, 会不会导致学生为了在道德评价中得高分而出现“假积极”现象?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再比如体育, 很多地区在计算中考成绩时, 体育成绩也核算在内, 由于体育考试更容易产生腐败, 所以在很多地区, 体育成绩的高低变成了幕后交易的对象。再比如音乐和美术课, 如果全部纳入到高考总成绩之中, 将会导致我国城乡教育的更大差距, 因为在我国农村基本上没有合格的音乐和美术老师。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 尽管高考制度需要改革, 但高考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需要我们审慎地对待, 任何轻率的对待高考改革的措施, 带给我们教育的, 可能不是促进而是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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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报告 篇8

【关键词】“两边住”；太仓；原因；婚姻模式

自古以来，男婚女嫁是最符合常规的嫁娶形式，而入赘婚则可以看成是变异的“嫁娶”。在苏南地区，近几年流行“两头住”的新型婚姻模式，并且有独占鳌头的趋势。本文通过自己对家乡的调查简要分析“两边住”婚后居住方式以及促成该婚姻模式出现的原因。

一、“两边住”婚姻的居住方式

所谓“两边住”就是指非嫁亦非娶的新型婚姻模式。“两边住”，中心词语是“住”，“两边”是对“住”的修饰。这样就能很好地理解“两边住”，即在男女双方家各住一段时间，但实际情况与字面表意还是有所偏颇的。实际生活里的“两边住”的方式主要有三种：“5加2模式”、“间接模式”和“一边倒模式”。

“五加二模式”是指将一个星期分成两个部分，即“5”和“2”，其中五天住在一方家，余下两天住在另一方。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双方都是本地人，小夫妻没有单独的房子，这里也涵括外来男性但在当地有房者。

案例一：

堂姐是独生女，在工作中遇到了堂姐夫，他比堂姐大四岁，也是独子。由于都是独子，自然地采取“两边住”的模式。男方家离工作的地方近，婆婆对自己如亲生女儿，所以他们周日晚上到周四晚上都住在男方家，也方便上班，不需要长时间奔波。等到周五晚上，小两口就回到乡下，待到周日。去年堂姐生了个女孩，孩子是跟男方姓，堂姐说堂姐夫是城市户口，孩子跟他姓，孩子也是城市户口，将来可以上城里的学校。

“间接模式”，是指小夫妻有自己独立的房子，一般会在市里安置一套房子，这样便于上下班。从周末到周四夫妻俩住在自己的房子，周五、周六两天住到女方或男方家，等到下一个周五、周六则住到另一方。

案例二：

四年前，陈大妈女儿考上了大学，在女儿上学期间，陈大妈苦口婆心地告诉女儿在学校不要谈恋爱，等她毕业后托人找个本地男儿，女儿一口答应。匆匆四年如过眼云烟，临近毕业的女儿告诉陈大妈，说她有男朋友了，还是外地的，并且他们想在毕业后结婚。陈大妈说她听完之后差点崩溃，她苦口婆心地劝女儿分手，踏踏实实地找个本地的多好，家又近，又知根知底的，但是女儿就是不同意。

去年春节，女儿把男生领到家中，陈大妈仔细端详着这个外表清秀，斯斯文文的男生，说实话陈大妈觉得不错。但仍心存芥蒂的是怕要求女儿嫁到男方，因为她就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她希望女儿能够待在自己的身边。对于女儿的执着，陈大妈做出了妥协，告诉女儿只要男方肯到太仓来工作，住在她们家就可以。陈大妈对外宣称女儿是“两头住”，虽然事实是男方住在女方家，但绝不是招女婿。今年9月陈大妈女儿生了个大胖小子，就随男方姓。当陈大妈抱着可爱的孙子外出乘凉或是走亲戚串门，别人都会问到：孩子怎么跟男方姓呢？男方在女方家白吃白喝，结果却连个姓都没捞着。但是陈大妈觉得女儿说得也有道理。男方是当老师，如果别人问孩子跟谁姓，如果说是女方的话，男方会很没面子的，抬不起头的。

二、“两边住”婚姻模式形成的原因

一个新的婚姻模式并非凭空出现，必定有其孕育的土壤才能成就该形式的出现。造成“两头住”婚姻模式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由于生育政策的引导，很多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身边，这样方便互相帮衬。如果是女孩，要想不嫁出去，只能招女婿，但本地男孩也想娶进门，双方都不肯退步，除非找外地的，但父母又怕不可靠。于是“两头住”的婚姻模式很好地解决了双方家长的困扰，两边住，这样双方都各自多了一个女儿和儿子，是双赢的局面。

第二，买房压力对“两头住”婚姻模式的出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众工资增长永远跟不上物质消费水平的增长，房价更是增长的无法无天。虽然与上海、北京相比，就是九牛一毛，但对于平民百姓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两头住”出现之前，生育女孩，家庭负担则较轻，如果生育男孩，父母就得从他出生的那一刻开始给他存老婆本，生活中能省则省，要不然将来很难娶到媳妇。现在“两头住”的形式很好地解决了住房问题。

第三，在伦理道德情感层次上来说，中国人讲究百善孝为先，“两头住”婚姻模式适应赡养父母的需求。太仓基本上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如果女孩嫁给别人，就常年居住在夫家，如果父母生病的话很难得到很好的照顾。同时随着父母年纪大了，随着老伴的离去，也会越发孤单，但女儿又不在身边，正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三、结语

实际需求“两边住”婚姻模式运育而生的沃土，由于“两边住”的婚姻模式在民众的生活中展现出巨大的优势而得到民众的追捧，其范围以太仓为中心不断以同心圆的方式向外扩张，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影响全国的婚姻模式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