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监督实施方案（精选8篇）
人大代表监督实施方案 篇1
***镇人大代表监督考核干部实施办法
第一条为了进一步加强机关干部工作作风，解决干部工作中监督难的问题，不断提高干部的工作效率，根据《公务员暂行实施条例》和《郊区工委干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结合全镇实际，特制定本办法。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全镇各单位、部门的干部。
第三条为了加强考核的领导，设立考核领导小组，领导
小组设组长一名，有镇人大主席担任，成员6名，由各代表小组组长担任，主要任务是按照考核办法，组织实施考核内容，汇总考核结果，为党委、政府年终考核干部提供准确的第一资料。
第四条考核内容为：干部依法办事的情况；完成任务的情况；清正廉洁的情况；为民办实事的情况以及群众反映问题、意见等五个方面。
第五条考核时间：每年二次，6个月进行一次。
第六条考核的方法：镇考核领导小组根据考核内容制定代表一线考核镇干部工作监督表，各代表小组组织镇级人大代表（含市人大代表）进行测评，由村党支部书记或代表小组组长签字，核对后交镇人大办公室，镇人大监督考核领导小组将依照代表所填的“监督表”对干部进行细化、量化考评，考评结果分95分以上的为“优秀”、85分以上的为“称职”、75分以上的为“基本称职”、65分以下的为“不称职”四个档次。
第七条奖惩：凡被评为优秀、称职的干部职工，将如数享受年终奖金考评结果将作为年终评优表彰的依据，被评定为基本称职的实行戒免谈话，连续两次评定为基本称职的，由有关部门通报批评，并处以年终奖金50％的罚款，被评定为不称职的处于年终奖金50％的罚款，并通报批评，连续两次评定为不称职的，取消年终奖金，待岗处理。
第八条本办法由镇考核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第九条本办法自二○○五年下半年起执行。
人大代表监督实施方案 篇2
一、人大实施全口径预算决算审查监督的理论基础
公共权力要受到制约是实施全口径预算审查监督的理论基础之一。理论上, 公共权力的所有者是全体社会成员, 不属于某一个人或某部分人。但由于公共权力通常会由社会政治组织及其代表来执行, 因此具有较强的强制性。如果公共权力不受到限制, 公权力执行者就会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去侵害公民的利益, 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要实现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与监督, 必须对公共权力运作的全过程, 包括对权力行使主体, 权力实施过程, 权力运行结果等环节实行全面管理、控制和监督。因此, 公共权力相关目标的实现, 都必须得到全面的监督, 这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
横向预算治理理论则为实施全口径预算审查监督奠定了发展方向。以瓦尔达夫斯基为代表的“预算治理”概念表明:首先, 预算治理的基本出发点是能更好地维护预算的公共性和公众受托责任, 必须由良好的、全面的、公开的治理过程作为保证。第二, 预算治理被用来强调预算过程中行政部门和代议机构之间的多元互动, 这种互动也必须是全方位的。第三, 预算治理还应关注多元相关者间的利益博弈。预算过程应通过具体程序来吸纳和平衡权力、权威、文化, 记录国家政治生活, 解决多元利益冲突。因此, 该理论告诉我们预算过程应融合公众――利益相关者――代议机构――行政等多元主体, 应构建一个网络化管理制度, 并以议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为枢纽, 开展预算横向治理平台上的制度化关联。
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则告诉我们:由于预算制度处于政治和经济的交叉地带, 因此, 预算民主的发展对整个社会民主程度的提高具有辐射作用。在历史制度主义看来, 制度的变迁连续期内, 制度是一个自变量或中介变量, 是制度在塑造着政策、行为和历史;但在制度的断裂期内, 制度自身就成了一个因变量, 制度自身的形成受到了环境和政治行为的塑造。由于制度演进变迁过程中的制度并不一定就同于先前的制度, 因此在其分析框架中特别强调从历史分期的角度来具体观察某一具体的制度在某一时期的具体作用。人大实施全口径预算审查监督制度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内容, 因此, 其制度设计本身要受到当前环境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如何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研究人大全口径预算审查监督问题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人大实施全口径预决算审查监督的现实意义
中国今天在预算管理方面暴漏出来的问题, 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问题。法治化程度比较高的市场经济国家, 历史上也曾面临过类似现象。市场经济国家传统预算管理中的全面性原则, 就是针对这一现象而要求政府的全部收支都要纳入预算管理, 并按统一的程序和方式进行管理。在预算民主时代, 由于代议制本身具有歧视少数派的弱点, 相应对预算的限制就表现在宪法规则和财政规则两个层面上。传统预算原则的制定就是旨在通过对政府收支的严格控制使政府的活动具备应有的可控性和可问责性。尽管近些年来, 由于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大, 大量以赋权项目存在的超预算时代逐渐来临, 但是建立在预算管理基础上的行政控制和公共问责, 是预算管理的基本要求。因此预算的全面性原则 (即全口径管理) 自制定以来, 始终没有改变过, 它是保证预算透明和可问责的基石 (Meyers, 1996) 。因此, 实施全口径预决算管理是历史的必然。
实施全口径预决算审查监督的目的是把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变为一个透明的政府。如果政府收支不能受到全面的监督, 那么它就是一个看不完全的政府。也就意味着不能对其行为负全责;自然也就不可能是一个完全民主的政府。现代预算国家, 必然具备两个显著的标志。第一是政府的收支全部纳入预算, 确保预算是全面的、统一的、准确的、严密的。第二是预算监督, 确保预算是公开透明的、清晰的、事先批准的、事后有约束力的。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与之相适应, 我国的宪法和预算法也都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有权代表人民“审查和批准”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草案。这是人民主权原则在我国宪法和法律中的具体体现。因此, 人大实施全口径预决算监督, 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 也是推进民主法治的一个重要手段。
同时, 预算审查监督工作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在发达国家, 除总统行政部门有较强的预决算编制班底外, 议会也有完整的、专门的工作机构和专业人员参与预算决议的起草和提供与预算有关的估计、分析和研究报告, 保证各个拨款委员会对预算作出准确、科学的评估。组织机构对预算的科学形成和有效执行起到了重要保证作用。如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各有一套审核监督联邦预算的庞大机构, 其中包括预算委员会、国会预算局、国会参众两院拨款委员会、拨款小组委员会、总审计署等。相比较而言, 我国人大无论是在工作机构设置上, 还是专业人员拥有的数量和质量上, 离开展全口径预决算审查工作的需求还有较大距离。因此, 全口径预决算审查管理客观上推动了人大必须加强自身组织机构建设和专业人员的培养。
三、关于全口径预算审查监督管理内涵的理解
预算涉及的最基本问题是预算的适当范围, 也就是政府的收支边界。随着财政理论、财政实践的不断发展, 政府职能、收支边界也在不断变动和发展, 因而也赋予了全口径预算不同的内涵。典型市场经济国家的立法机构, 除对政府的“一般预算”, 即“与立法机构年度拨款相关的财政收支概算”进行严格监督外, 对预算外项目的设立, 到在预算报告中的列示, 以及预算外项目的审计和监督的整个过程, 都有实质性的权利。广义的预算不仅包括以年度拨款方式存在的“一般预算”, 所有由立法机构控制的政府性资金收支计划, 都应纳入预算监督管理。
与之相对应, 预算审查监督管理也应从全过程, 包括编制、审批、执行、审计和问责等进行监督。这就赋予了全口径预算审查监督最基本的两个含义:即财政部门在行政层面对政府收支的“全口径”管理, 向人大提供“全口径”的预决算报告;另一个方面是立法机构对“全口径”预算的监督和控制。
1993年联合国颁布了《国民账户统计体系》 (SNA) , 其中有关广义政府部门的界定成为国际通用标准。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的《2001年政府财政统计手册》、《财政透明度手册》, 以及世界银行、OECD、欧盟等组织的相关文件中, 也对广义政府部门的界定采用了1993年联合国的SNA标准。
另外, 全面性原则一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OECD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推荐的预算管理标准中的重点问题。如经合组织在其“预算透明度最佳实践” (2002) 中的第一条即指出, “预算报告是政府的关键政策文件, 它必须是全面的、包含所有政府收入和支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7年财政透明度手册》中则不仅强调了预算管理的宽口径原则, 还给出了如何在预算过程中处理政府预算外活动的框架。像预算外资金、或有负债等带来的财政风险等, 虽然不要求作为立法机关审批的年度预算文件, 但也需要作为预算辅助文件, 提供有关背景信息, 因此, 按照全面预算原则, 广义政府部门的全部政府收支都应在政府预算中反映出来。IMF《2007财政透明度手册》中指出, 窄口径的预算管理, 仅是与立法机关年度资金拨款相关的内容。在这一定义下, 没有纳入政府预算拨款法案中的政府活动就是预算外活动, 对应的收支就是预算外收支。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认为, 预算应是政府活动在财务上的全面反映, 即宽口径预算。从国际上看, 相对于政府收支预算管理的全面性原则来说, 主要的是对预算外政府收支的管理, 这一点与中国情况相似。国际上有关政府部门收支界定和政府预算管理口径的界定, 为我们实施全口径预算管理提供了借鉴。
关于全口径预决算审查监督目前在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内涵概括, 但在上述两个基本含义的认识是统一的。本文认为:从财政理论、财政实践的发展和变迁来看, 全口径预算是不断深化的过程, 是一个多维度的命题, 应具备以下特征:
(1) 预算的完整性。在合理的政府职能、收支边界下, 凡以国家权力、国家信用、国有资产 (资源) 所取得的收入, 都属于全口径预算收入;凡为履行政府职能、执行公共政策, 动用全口径预算收入安排的支出, 都属于全口径预算支出。在形式上, 表现为以公共预算为主体, 以资本预算、特别预算为补充, 相互独立、有机衔接的复式预算体系。
(2) 预算的法定性。政府预算应当在法治的轨道上运作, 遵循法定程序准备、编制、审查、批准、实施、评估和决算, 使立法机关审查批准的预算成为具有法律地位的财务文件。
(3) 预算的程序性。所有政府收支的全过程, 从预算编制、审查、批准、执行、调整、管理、决算, 都应当受到有效的控制和监督。任何一个环节的失控或不透明, 都有可能隐藏支出绩效、权力寻租的风险, 从而使预算偏离目标。
(4) 预算的财务性。应当厘清两个基本概念, 预算是政府的财务, 预算收支是具体的收支活动。全口径预算不仅反映具体的收支活动, 还应当反映政府的财务状况。政府的资产、负债、财政余额、财政规划, 以及财务风险等, 也属于全口径预算范畴。
(5) 预算的绩效性。所有政府支出都应基于预算绩效分析, 说明支出的必要性、可行性、绩效性, 然后方可发生。所有政府支出的结果, 如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 均应及时评价和报告, 接受立法机关监督。
(6) 预算的公开性。预算本质是一种委托代理活动, 预算收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理应向全社会公开, 接受公众监督。全口径预算要求政府所有收支活动、过程、结果, 均应向社会公开。
四、英美国家预决算审查监督经验借鉴
1. 完善的预算审查监督立法
英国是近代意义上议会预算监督的发源地, 1882年的英国议会正式确立了预算制度, 同时明确了议会在政府预算过程中享有审查批准权。经过长时间的发展, 议会在政府预算审查监督方面有一套可遵循的严格、透明的制度以及规范严密的法律依据, 作为不成文法国家的代表, 英国的议会预算监督多依靠传统习惯法作为法律依据。英国的议会预算审查监督制度中有重要意义的法律主要包括1911年《议会法》和一系列地方政府法。作为英美法系国家的代表, 美国向预算国家转型的过程却十分漫长。在20世纪之前早期的美国历史中, 自上而下也没有完整统一的预算体系。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 美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预算改革, 才开始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预算制度。纵观美国立法史, 有关议会预算监督的法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有:1787年《联邦宪法》、1921年《预算与会计法案》、1974年《国会预算法案》和《扣押控制法案》。此外还有一系列的预算平衡控制法律, 概括起来主要有:《平衡预算和经济赤字控制法》 (1985) 、《预算执行法案》 (1990) 、《综合预算调整法案》 (1993) 、《平衡预算法案》 (1997) 等。这些法律文件均对国会的预算监督权进行了相关的规定, 一系列的预算平衡法律的出台也使的美国国会的预算监督法律制度体系更加完善。
2. 完备的预算审查监督工作机构
作为预算民主的发源地, “无代表不纳税”和“非经议会同意不得进行任何支出”的宪政传统推动了英国议会从成立之初就掌控的政府的财政预算。这种权利主要在下议院手中。下议院设立公共账目委员会负责检查政府各执行机构的拨款及其他账目, 并负责向下议院提交审查报告。英国国家审计署隶属于英国议会, 每年提出预算监督与审计报告, 还负责向公共账目委员会派出审计专员, 确保该委员会有效开展工作, 并通过委员会对下议院提出各种建议。1972年《地方政府法》中规定了地方议会的预算监督权, 2000年地方政府法中又进一步规定地方议会中要设立专门的审查监督委员会, 以此来加强审查监督的透明度与公正性。
美国自从《1974年国会预算和扣留控制法案》颁布以来, 在参众两院形成了预算委员会、授权委员会、拨款委员会、赋税委员会并存的制度。为了提升审查监督能力, 美国国会还先后在1974年前后设立了审计办公室、技术评估办公室、国会研究服务机构和国会预算办公室。其中总审计办公室和国会预算办公室具有非常强的独立性, 是国会预算审查监督的重要机构。
3. 缜密的预算审查监督程序
英国采用“三读制度”来进行预算审批。“三读”是指从下院开始, 上下议院分别进行三次审议预算。下院收到提案后先进行一读, 在一读通过一至两个星期后, 下院进行二读。然后, 由下院通过决议, 宣布把提案交付筹款委员会或供应委员会讨论, 组织全院委员会进行三读。
为了实现理想的税收和支出目标, 英国预算审查监督收支分别进行。对于永久性税法草案一类的收入类审查监督, 由财政部提交方案给下议院后经过三读程序审批, 女王签批生效。对于财政法案中所涉及的调整, 则听取财政大臣演说后, 由筹款委员会投票, 并将临时生效的措施递交下议院, 随后进行辩论和表决, 大约4个月后形成有法律效力的财政法案。支出的审查监督, 要严格经过一读、二读、委员会会议、辩论和三读程序。这一过程中, 上院、政府和反对党可以提出修正或提出新条款。
预算的审查和批准是美国国会实施预算监督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工作流程主要是, 第一阶段, 总统将预算草案交由国会的同时, 国会预算委员会则分别收集由赋税委员会、拨款委员会、授权委员提交的授权项目和支出估计, 以及国会预算办公室提交的详尽年度分析报告。第二阶段, 参议院和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分别向各自议院提交第一份预算草案。第三阶段由拨款委员会和授权委员会制定出拨款及调整方案。然后, 由预算委员会负责解决两院之间的分歧, 第二次通过预算决议, 新预算年度开始。最后, 还要将草案交回给总统, 如果总统对修改后的草案没有意见, 那么就在草案上签署, 自此, 预算方案产生, 并在规定的期限内生效。
在审议监督过程中, 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参与也是必不可少的。
由此, 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进一步完善预算监督立法, 完善预算审查监督程序, 提高预算审查监督效率, 是发达国家多年的实践经验给我们的启示。
五、完善人大全口径预决算审查监督制度建设的政策建议
1. 完善相关立法
纵观世界各国在预算监督方面的立法经验, 将财政权纳入宪法的管理中是各国统一采用的做法, 我国宪法中虽然规定人大对于财政预算有审核批准权, 但是在具体的预算编制, 权责规制等方面都没有涉及。将财政编制及预算监督完整地纳入宪法管理对于完善我国地方人大的预算监督立法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仅应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地方人大的预算监督权, 而且要明确规定权力行使的方式与权力行使的程序, 提高宪法条文的可操作性。
其次, 《预算法》是我国财政法律制度中的基本大法, 在地位上与美国的《预算与会计法案》一致, 是一国预算监督方面的主要法律依据。作为强化预算分配、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工具的1994预算法, 其修订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这其中既涉及理念问题, 也涉及到全口径预算、公开透明预算等具体问题。个人认为, 预算法作为经济宪法, 最关键的还是理念和原则的确定。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与预算相关的问题会不断涌现, 因此, 可能还需适时增立系列相关配套法律。
2. 完善制度框架
在我国现有的政治框架内, 构建相对完善的预算监督体系是实施人大对全口径预算审查监督的重要手段。一方面, 预算监督权力应合理配置, 相互制衡;另一方面, 根据我国目前预算监督状况, 应突出立法监督对预算的控制, 强化各级人大对预算的审查监督职责, 同时整合审计监督, 并辅之公众监督, 构建网络型预算监督制度。其一, 预算审查监督主体多元化, 包括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审计部门、公民个人、利益集团以及舆论媒体等;其二, 预算审查监督对象多元化, 不仅包括政府、财政部门, 还包括各预算单位。其三, 预算审查监督内容全面化, 既包括政府预算, 又包括预算调整和政府决算, 同时还应有对重大资金和重大项目的专项审查。其四, 预算审查监督方式多样化。以此, 建立网络型全口径预决算审查监督长效工作机制。
3. 构建缜密预算监督程序
首先是政府财政部门对各部门单位部门预算的审查监督, 强化内部控制。其次, 财政部门在组织预算编制工作时, 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可以提前介入, 选择一些部门开展专题调研。第三, 财政部门应向人大提交涉及所有政府收支的预算, 并在法定时限内提交。政府提交全口径预算决算草案, 是人大及其常委会实施全口径预算决算审查和监督的前提。第四, 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预算。第五, 人大常委会合理行使对预算的修正权, 监督预算执行, 审查和批准预算调整方案。第六, 审计部门介入决算的审查。
参考文献
[1] .曾哲.论英美国家财政预算审计监督权.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11 (9) .
[2] .王逸帅.英美议会预算审查监督的实践与借鉴.上海人大, 2012 (4) .
人大监督检务公开实施之管见 篇3
一、人大把检务公开作为监督事项的应然性
1.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新常态的时代要求。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做出了重大部署，其中主要一项内容就是全面推进司法公开，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习近平主席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拓宽人民监督权力的渠道，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十八大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求加强宪法实施，表明要把宪法确定的理念、原则、制度、精神落实在依法治国中，也表明我国正在从法律体系迈向法治体系。“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是人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首要任务和时代使命，作为宪法基本原则之一的司法公开自然成为宪法实施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工作抓手。
2.检察自身不断探索改革的结果。自上个世纪80 年代以来，30 多年的检察改革从恢复重建，自觉探索改革，提出“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工作主题，到2006年最高检察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的意见》，逐步思考和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开的需求。2013年12月，又出台《2014-2018基层人民检察院建设规划》，强化建立健全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制度，并进一步提出“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执法要求。2014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增强主动公开、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5月份，最高检曹建明检察长在江苏专题调研检务公开改革时要求，把公开透明作为检察工作的基本原则，确保检察权依法正确行使，进一步提高检察工作公信力。可见，检务公开是对司法体制改革方向的深入反思与果断抉择。关键要旨之一，就是通过公开来密切与群众联系、加强有效监督、取得社会认同、提高社会公信力，核心就是检察权力的阳光行使。
3.保障公众监督权得以实现的有效途径。我国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公众对司法公开正常理解为法院和检察院的业务、事务等相关信息的公开。检务公开是司法公开的一种，从性质上讲，“司法公开意味着国家责任和公民的权力”（高一飞、龙飞：《司法公开基本原理》，中国法律出版社2012年），它不依赖于任何利益方的请求。在公众需要的时候，国家机关应及时提供准确的、全面的、足够多的信息源，这是任何国家机关应当接受并不可推卸的义务。从权力源来说，检察权具有人民性，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人民把自己权利一部分的让渡给国家，委托国家统一行使对犯罪的追溯、控告、公诉等检察职能，作为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利知道检察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在干什么、怎么干的。从权力运行要求看，只有将检察权充分公开，置于阳光下运作，让群众知晓决策程序，才能够在权力清单和流程中对检察院、检察官作出的决策决定实施监督，保证检察权力按照权限操作、依程序运行，接受人民评判。
4.保障人权、调和矛盾的新抓手。人大一般不对具体个案进行监督，但是，司法公开关乎公众知情权、信息权这一“基本人权”的实现，关乎每个案件当事人是否收到公平对待，就必须对司法机关落实公开情况进行监督，以进一步保障公众有序参与国家事务、维护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参政、议政，管理国家事务、监督、批评、建议以及申诉、控告、检举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权力。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体现在刑事司法领域，有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遏制和防范刑讯逼供，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等，以及帮扶、救助等制度列入法律。人们享受宪法、法律规定的系列权利的基础前提就是享有知情权。司法越公开就越能让社会公众获得更多的司法信息，通过合法手段实现权利和权益最大化（其中包括诉讼权利）。人大对司法公开的监督过程就是对司法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过程，就是减少司法权力排挤权利的不当做法，愈能防止诸如冤假错案、徇私枉法、司法腐败事情的发生，也为缓和的权力与权利冲突、减少涉法信访、重树司法的公信力提供了路径。
5.加大对机关及任命官员考查的现实需要。2011年全国人大宣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在我国基本建成，但人民群众对法治现状尚不满意，原因何在？相对制度和法律本身，笔者认为，人的因素更为关键。这轮司法改革无论省级人财物统管，还是建立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统管、责任制、保障制，都是围绕人这个关键性因素、基础性工作（孟建柱，2014）在做文章，突出对司法权从放权——收权——治权的改革思路和理性回归。在省级统管下，同级人大如何更好评价检察机关和任命的检察官，如何加强对权力运行不当行为的防范、问责则成为一项重要课题。检务公开就是一项重要抓手，不仅让人大对检察机关检察权行使进行外部监督，也是在放权后对检察官尊重法律、执行制度进行考核评价的依据，把人大对其任命官员进行监督具体化。
二、检务公开现状及人大监督的切入点
（一）检务公开与人大及代表参与监督的现状
2006年最高检察院出台检务公开规定后，各级检察机关公开方式主要有：一是人员开放。通过“检察开放日”、参观办案工作区、座谈、观摩庭审等方式，邀请人大代表等相关人员参加；二是渠道开放。制作展板、宣传画册、微电影等，举办“宣传举报周”，规定检察长接待日、信箱、12309等反腐公众平台；三是服务开放。创新犯罪档案查询、律师阅卷、服务热线、“检务直通车”、“开放月”等便民利民措施；四是模式开放。采取“法律六进”“代表委员联络”“人民监督员”“新闻发布”等模式，介绍检察职能和有影响案件监督情况，听取不同层面意见建议；五是向人大作工作报告。即有一年一度人代会工作报告，也有半年工作通报，同时包括各类预防、反贪、民行等专题或专项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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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最高检曹建明检察长在江苏专题调研检务公开时强调，以执法办案信息公开为核心全面深化检务公开。人们对“司法制度的信任与其是否适合国情、是否科学合理密切相关；对司法机关的信任程度与其司法能力、职权配置密切相关；对司法权运行过程及结果的信任程度与裁判过程、裁判结果以及裁判结果的执行力密切相关。”（景汉朝，2013）全面推进以案件信息为中心的公开，这就把检务公开从职能宣传向权力运行、从政务性事项向案件信息、从静态执法结果向动态执法过程转变，尤其从物理空间上开放为主向以权力开放为主迈进，真正回应人民群众对检务公开的新要求新期待，为检务公开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人大考评“阳光检务”提供抓手。
（二）检务公开实施中存在的不足
1.对检务公开认识不够。这里面有两个方面，一是检务公开定义不清。笔者认同概括式定义：检务公开是指以检察为主导的，向诉讼参加人、社会公众、新闻媒介互交传递以案件办案信息为重点而形成的制度和机制。从内容上看有三个方面，即检察权运行、检察政务管理和公共信息服务；从公民权利实现角度，检务公开可分为涉诉性和非涉诉性的（高一飞、张绍松：《检务公开中公民知情权的实现》2014年）；从公开方式上，可分检察机关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这样划分可以把诸如“三公经费”等群众关心的政务纳入公开范围，也突出涉诉性、权力性执法办案公开的重点，避免认识不清。另一方面是认识不足。实践中确有不少干警甚至领导干部对检务公开存有顾虑和误解，担心公开多了会给工作带来不便、被动，甚至麻烦，因此公开的主动性、积极性不高。
2.公开度不够。按照高检院确立的“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在没有对2005年11月发布的《办案工作中的保密规定》和相关保密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前，现在各地按照中央司法公开改革精神和高检院公开原则，要做的事情就是罗列出国家机密、可能侵犯公民隐私权、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等法律规定的，以及有碍社会稳定的恐怖血腥画面等不公开的情形，这方面我们有教训也有成功范例：在南京口腔医院小护士被打一案，我们当地新闻媒体采取集体失声法，不公开报道真相，引起社会过度解读、猜忌，最终一起普通医患纠纷酿成全国性的舆情事件；同时，近年中央媒体对暴恐分子都能第一时间公开报道，不但没有造成社会恐慌，反而形成一种同仇敌忾氛围和民族团结的趋向。可见，随着社会发展、民主文明程度提高，公众只要知道真相会趋向理性判断。对待这类情形，不是想尽办法不公开或自我扩大依申请公开范围，把公开的义务“转为权力”（乔新生，2011）。
3.公开流程缺少。各类案件办理流程在高检院2013年修订的执法规范化一书和2014年检察机关全国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使用指导手册上可见，但对外公开流程缺少。此外，上网文书数量少、查询难，尤其说理性不足，格式化套路多。
4.“隐形程序”不少。长期以来，由于上下级领导关系，案件尤其是反贪污渎职犯罪案件内部请示、汇报情况普遍存在，立不立、捕不捕、关不关、诉不诉、抗不抗等上面说了定，检察官没有决定权。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决定过程不规范，内部请示、批示、指导意见不以书面等规范形式表现出来，外界无从知晓、无从查阅。这与检察权力公开透明行使相悖，同时也留下“暗箱操作”的空间。
5.法律文书公开范围窄小。根据高检院提出的“检察机关终结性法律文书一律向社会公开”的目标要求（高检院：《2014—2018年基层人民检察院建设规划》第十一条），从公民知情权角度理解，我们认为，这些文书不同于办案信息需要分类管理公开，除隐去法律规定需要保密的外，向所有公众开放，不需设申请程序（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操作办法》法律文书公开部分）。
6.保障公众参与权不够 。除了人民监督员参与案件监督制度外，对申诉案件、羁押必要性、逮捕必要性、强制医疗等程序性案件或者不起诉、不批捕、不抗诉、不受理等终结性案件需要公开审查、公开听证的，往往不公告，仅仅通知特定人员参加，对社会公众开放少，参与人员和机会更少。
7.民意表达渠道不畅。对基层检察院来说，尽管有12309检察民生热线、检察长信箱、举报专线、官方微博、门户网站等对外联系平台，但没有表达、评价“接口”，公众意见无法及时反映，缺乏对民意的分析吸纳程序。
8.例外情形不明与救济渠道缺失。我国的宪法和诉讼法对司法公开规定简要，主要通过司法机关的内部解释进行运作。对什么是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没有具体规定。同时，受传统“保密文化”影响，检察机关内部也设定种种保密事项，就使得公开的范围以与保密冲突为名变得狭小，人为扩大依申请公开的范围，变相减少社会公众知晓度。另外，在司法公开实务上，很少机关规定救济渠道的。“没有救济途径的权利是空洞的权利”，就不会对权力形成有效制约。
三、人大监督检务公开的思路
（一）强化公开意识，实施检务公开“一把手”工程
司法公开是一项任重道远的艰巨任务，既需要循序渐进地推进，更需要时不我待的勇气。人大通过专题辅导、任前考试等方式，让检察机关和干警深刻领会检务公开的内涵，知晓这项工作不仅是一种工作作风，而且能够有效回应当事人、社会公众诉求和表达，学会尊重人、做文明执法者；亦不止于一项任务，而且是为顺应世界潮流、落实国家改革的一项部署。在办案责任终身制后，这也是检察官抵制“说情打招呼”保护自身、实现公平正义最有效的方式，从而在感情上认同公开，做最大化公开的践行者、自觉推动者。
实施检务公开“一把手工程”。由于检察权相对审判权具有高度集中性，只有成立以“一把手”为责任制的机构组织，才能把公开事项最大化、限制范围最小化，才能把“阳光权力”“晒到家”，才能承担公开后应对舆情等各种复杂局面的责任。与此同时，检察权多体现为一种程序性权力，只有自身程序做到公开的最大化，才能有效制衡行政权、审判权和执行权，法律监督功能才能得以有效发挥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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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动建立以案件查询为主的检务公开多维平台
建立统一检务公开服务中心，把案件流程管理、裁判文书公开、申请查询公开、律师阅卷服务、当事人及公众问询等面对群众的所有事项融入其中，由院领导直接担任中心负责人，协调推进全院检务公开，实施“扁平化”管理，及时督促公开，及时回应公众需求。
（三）推动建立不公开事项“负面清单”备案制
在坚持“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和“除法律规定需要保密的以外”要求下，适当超前部署，把执法依据、执法程序、办案过程和检察机关终结性法律文书一律向社会公开。这里“一律向社会公开”指依职权主动公开、全面公开，不需要公众申请。同时规定不公开和依申请公开的清单，把法律规定不公开事项纳入依申请审查范围，赋予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确定不公开事项以救济权，防止知情权得不到充分保护。
（四）推动出台规范性文件
充分利用地方立法权或者决议等形式，主动出台检察检务公开（或者司法公开）的规范性文件，把公开原则、范围、内容、方式、流程和管理机制公之于众，即增强公开的规范化、法制化，也便于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满足公众对司法公开的期盼。
（五）帮助拓展与公众沟通交流渠道
一是要把人民监督员纳入法制化建设。加强该制度建设，出台专门规定或者推动在国家立法层面作出规定。同时，在人员选任数量、选任主体、管理模式上也要做出调整。二是增加人民参与机会。对公开听证、公开答复、检察开放日等检务公开活动，应当公告并应许公民参加。三是加大热点案件公开力度。注重扩大热点案件监督范围，对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重大案件、反腐案件及时发布。
（六）加大对公开制度的保障建设
建立专题报告制。人大常委会把监督检务公开工作作为一项长期重要内容，列入视察计划，不定期听取检察机关专题汇报。建立督查机制。对规定的公开制度、公开事项，可把它纳入视察、调查、执法检查，适时进行督促推进。建立举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人大对应公开而不公开的事项实施责任追究和督办，在督办手段上，可采取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撤职或者罢免的“刚性”监督措施，使得检务公开这项工作不断取得群众认可，全民法治观念进一步加强，司法公信力进一步提升。
（张前，南京玄武区检察院专职委员。韩立勇，南京玄武区检察院检察员。）
人大代表监督实施方案 篇4
各镇、乡、街道党委、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和健全党内外监督机制，不断拓宽民主监督渠道，根据《浙江省反腐倡廉防范体系实施意见（试行）》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特邀纪检员、监察员的民主监督工作，是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需要；是实行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依靠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开展民主监督工作的有效办法；是不断改进监督机制，加大对党政领导干部监督力度的一项重要举措。
二、各地、各单位要积极探索和完善民主监督的方法和途径，从制度上保证民主监督的形式到位、内容到位、人员到位，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特邀纪检员、监察员提供多种监督渠道。
1、咨询会议和情况通报制度。区纪委监察局会同区人大、区政协每年召开一次由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特邀纪检员、监察员参加的咨询座谈会，征求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区纪委监察局每年安排二次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特邀纪检员、监察员参加的情况通报会，主要通报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和重大案件的查处情况。
2、特定问题调查和个案质询监督制度。对涉及面较广、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区纪委监察局根据实际情况，每年选择1—2件群众反映强烈、具有代表性的个案，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组织特邀纪检员、监察员开展专项调研，并对区属有关单位存在的问题实行全程跟踪监督，指出个案处理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进一步改进工作的建议。
3、视察评议和执法检查活动制度。区纪委监察局会同区人大、区政协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组织特邀纪检员、监察员，每年进行一次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重点工程项目、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等方面的专项视察评议和执法检查活动。
4、效能监察制度。区纪委监察局根据实际情况，会同区人大、区政协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组织特邀纪检员、监察员对行政机关的机构设置、资源配置、运转状态以及行政机关及其国家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依法行政、办事效率、办事质量等方面进行效能监察，并对有关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实施等过程开展监督检查。
5、来信来访专办制度。纪检信访部门要按照信访工作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建立和落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特邀纪检员、监察员来信来访的专办及督办制度，及时反馈来信来访办理情况，对重要的来信来访，由区纪委监察局会同区人大、区政协共同协商，专项办理。
三、区纪委监察局要按照区委确定的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部署，会同区人大、区政协在年初制订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特邀纪检员、监察员民主监督工作计划、目标、任务，明确职责,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四、区纪委执法监察室作为此项工作的具体组织协调和承办部门，及时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特邀纪检员、监察员开展民主监督工作提供方便和服务，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特邀纪检员、监察员提出的意见、建议的办理情况，加强督办检查。
浅谈人大代表履职管理监督 篇5
县乡人大代表是基层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是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其履职水平和履职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基层人大职能的发挥和工作效能。建立和完善县乡人大代表履职管理监督工作机制，强化对县乡人大代表履职的管理监督，是充分发挥基层国家权力机关职能和人大代表作用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新时期中央对县乡人大工作新要求的必然选择。本文拟结合各地做法，谈谈加强县乡人大代表履职管理监督的粗浅看法。
一、县乡人大代表履职管理监督工作的实践探索
（一）全国各地可资借鉴的经验做法
全国各地的县乡人大在加强对代表履职的监督管理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建立代表履职档案制度、代表述职制度、代表履职积分制度、代表履职承诺制度等，有些地方的县乡人大还专门制定了代表履职监督管理办法。这些都是在长期的代表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好的经验做法，值得借鉴，笔者择其中一些特色简述之。
1、代表履职积分制度。****区人大于**年制定了《**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履职积分制工作方案（试行）》，“积分制”的考核以《代表法》为依据，规定，如：“‘参加区人代会’每次计8分；
‘提出代表议案、建议’每件计3分；
‘参加区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评议、考察、调研等履职监督活动’每次计3分；
‘参加基层人大组织的代表主题活动’每次计2分；
‘接访人民群众’每次计3分；
‘办好惠民实事’每次计2分，人代会请假半天扣1分……”，等等，积分作为换届选举时代表连任的依据，得分过低、履职不力的代表，将被约谈。近年来南京鼓楼区人大、湖南嘉禾县人大等地方人大也在这方面做了探索与实践。
2、“履职菜单”制度。杭州上城区人大推出代表“履职菜单”，按照区人大常委会工作安排，探索梳理代表履职清单，除了人代会、政情通报会、单双月代表进社区和代表活动日等“常规性”代表履职活动之外，推出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和参加专题调研、执法检查、民生实事项目督查等活动的“履职菜单”，由代表结合自身优势特色、工作实际，自主选择，实现代表履职个性化、人性化服务。
3、代表履职承诺制度。****区人大制定《关于在县人大代表中推行履职承诺制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人大代表围绕学习、参加考察调研等监督活动、密切联系群众、提出意见建议、积极参与其他代表活动等五方面做出履职承诺，还明确提出了履职承诺计划、组织审核、张榜公示、践诺履职、履职登记等步骤。
（二）我县县乡人大加强代表履职管理监督的探索
近年来，我县县乡两级人大在代表履职管理监督方面也做了一些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一是完善代表小组活动制度。建立健全县级人大代表小组活动制度，对各代表小组的学习宣传、活动组织、联系选民等情况作出规定，并开展创建先进代表小组活动；
二是开展代表小组定向联系职能部门试点活动。组织葛坑镇和龙门滩镇人大代表小组分别联系县环保局、国土资源局等单位；
三是开展代表分类考察活动。根据代表的职业、行业特点分期分批开展代表活动，如组织农业类别的人大代表考察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美丽乡村建设情况等；
四是建立代表述职制度。试行县、乡镇人大代表向原选举单位述职制度，每年选择5—10名市、县、乡人大代表向县人大常委会或选区选民代表报告履职情况。五是深入创建代表联系群众活动室。18个乡镇均按规定设立代表联系群众活动室，安排代表联系选民，并根据德化大部分群众进城的实际情况，在**设立活动室联络点，安排代表进驻值班。六是试行劝辞制度。对于一些已不适宜再担任代表职务的人大代表，劝其主动辞去人大代表职务。我县十七、十八届人大代表中，经做工作辞去人大代表职务的有4人。
二、县乡人大代表履职管理监督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反思
近年来，尽管全国各地基层人大在加强代表履职管理监督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但是县乡人大代表在履职方面仍不尽如人意，“举手代表”、“听会代表”、“哑巴代表”、“挂名代表”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这也说明了代表履职管理监督工作的不到位。
（一）问题
1、法律规定不明。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都是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受原选区选民的监督，也就是说，监督县乡人大代表的主体是原选区选民。但原选区选民如何监督、怎样实施监督、具体由谁来启动监督程序等等规定均过于原则或没有规定，再加上选民、代表认识的不到位，该规定流于形式，可操作性不强。而县级人大常委会、乡镇人大主席团根据现有规定，只负有组织代表活动的职责，对代表履职能否实施管理监督仍存在较大争议，这也使得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和乡镇人大主席团疏于对代表的管理和监督。对于代表可以做、有权做，而消极对待或不作为的，缺乏约束规定，如对代表提出议案建议少甚至没有的情况，以及代表活动不积极甚至不参加等缺少管理监督的规定。代表法对于代表辞职、罢免和闭会期间代表不履行职责等机制的规定较为原则化。选举法对罢免的条件、流程、启动机制等规定也不够明确，造成选民手中的监督“利器”发挥不了作用。
2、监督机制不全。相对党员、干部的管理监督制度建设而言，对代表的管理监督制度还远远没有形成体系，对代表履职管理监督的方式、内容和程序等方面还不够具体规范、可操作性不强，还有许多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真正有效的管理监督还缺少经验、做法和完善的机制。法律对加强人大代表的管理监督仅仅是一些原则性、笼统化的规定，对如何监督、监督程序和结果运用等问题，缺乏硬性规定和可操作性。比如，代表的退出机制方面，有停止执行代表职务、代表资格终止和罢免等方面的规定，但实践中，停止执行代表职务和罢免一般都是在代表有非常严重的履职不当甚至违法犯罪行为时才适用，甚至于罢免几乎没有适用过。而代表资格终止一般是在辞职、迁出或者调离本行政区域等一些特殊情况下适用。对于代表履行职责消极应付、利用代表职务谋取个人私利等行为，却缺乏有效制约措施。
3、监督抓手不实。针对人大代表不尽责履职、联系原选区选民不到位、管理监督机制不健全等情况，为避免代表履职处于“自由放任”、“干好干坏都一样”的现象，各地人大不断加强履职载体和平台建设，为代表履职和选民监督代表创造条件。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在操作上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实效不佳。一些制度缺乏科学、规范的考核评价机制，往往“轰轰烈烈启动，马马虎虎收场”，程序过简，走过场，忽视质量。
（二）反思
为什么全国各地基层人大在县乡人大代表履职管理监督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出台了一系列制度，但是县乡人大代表履职情况仍不能令人满意？
笔者以为，一是意识问题。一些县乡人大对加强代表履职的管理监督在认识和实践上还有待深化，实践中忽视代表应接受选民监督，缺少对代表履职管理监督工作的重视、组织和指导。选民方面，普遍存在监督意识薄弱，大部分选民不知道如何行使监督权，或者积极性不高。人大代表方面，履职的能力不高，且意识不到自身承担的职责和义务，只把代表当作一种荣誉，履职意识不强。二是制度问题。虽然各地都在实践中探索出一系列的制度，在本地可能也是行之有效，但或多或少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且大多是针对代表履职的某个方面制定，没有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代表履职管理监督制度，比如我县，虽然在代表履职管理监督方面做了很多尝试，但都是片面化，没有形成系统制度。而且因是各地制定，难以推广，各地基层人大也因工作重点的不同，未必去学习实践。加之法律规定的不明确，缺乏高层的制度设计，对于基层人大而言不是必须执行的“硬指标”，在实践中选择性地执行。好的制度缺乏总结推广，没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或由更高层面来制定，从而使得其局限于一隅。三是执行问题。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价值在于落实。综观全国各地，虽然出台的代表履职管理监督相关制度不少，但在一定范围存在执行偏软偏宽偏虚的现象。比如代表履职登记制度，除了县级人大常委会、乡镇人大主席团对代表履职情况进行一些简单登记外，大多数代表不会主动对自己履职情况按照规定要求进行登记，致使代表履职登记制度落实不到位。特别是对于代表退出的管理监督上，由于“老好人”思想或组织实施的难度等原因，往往出现从轻、从缓或搞变通的问题。对于一些制度的执行，存在“走过场”应付的现象。比如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活动室，有些代表进驻后只能看看报、喝喝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启示
综合上述各地基层人大的探索与实践，以及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启示一：制度必须由高层设计推广。每项制度都应由法律规定或高层级，比如省一级人大来制定推广，才能增强制度的约束力。
启示二：应建立健全一套规范、完善有效的监督制度。虽然许多地区推行了一些履职管理监督制度，如：履职承诺制度、“履职菜单”制度、述职评议制度、代表履职登记制度等等，但是绝大部分都尚未为形成系统化的监督机制，让各项制度形成“合力”，即使像****区的履职积分制度，虽较为系统，但仍有存在缺陷的地方。要通过制度制定的手段建立健全一套规范、完善有效的监督机制，通过提高制度建设的质量，形成有效率、有刚性的制度建设，把对代表履职的管理监督建立在有法律规范的制度之上，用法律制度保障监督的“有序有效”。
启示三：代表履职管理监督标准要量化。要对代表履职进行管理监督，应当在相关规定中量化履职情况指标，明确履职量化的标准和质的评价十分必要。如****区把代表出席本级人代会议次数和时间、代表联系选民和参加原选举单位组织的活动的次数、参加闭会期间代表小组活动的出勤率等都纳入了积分范围，填补了目前代表法对于人大代表履职标准没有相应规定的空白。其实，上述履职承诺制度、“履职菜单”制度同样是量化管理监督的一种运用。
启示四：必须搭建平台。代表履职接受管理监督，必须有一定的载体和平台，没有活动的平台，代表履职则无从说起，选民监督也无从做起。因此，要不断培育载体，搭建平台，做到有计划、活动有内容、年终有考核。比如我县开展的优秀代表小组创建活动、代表小组定点联系职能部门活动、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活动室创建活动等，就是为代表履职搭建平台，不断给代表“压担子、出题目、交任务”，为管理监督代表履职提供有力抓手。
启示五：必须分类管理监督。人大代表来自各行各业，其年龄、职业、文化程度、民族等不尽相同，要充分考虑到代表个体之间的差异，实行分类监督管理，而不能对所有代表履职管理监督采用一个标准，用一把尺子量到底。我县开展的代表分类考察活动，就是考虑到代表行业的差异。杭州上城区的“履职菜单”制度，也考虑到代表的个体差异，除共性“菜单”外，还有自主选择的“菜单”。
启示六：必须有奖惩机制。任何制度的实施，如果没有奖惩机制作为保障实施的手段，那么所有的制度都将成为空话，正如法律需要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实施一样。如果没有奖惩，无论你如何去管理监督，如何去考核评价，因为都不会产生不良后果，“干好干坏一个样”，必将导致制度的虚设。****区的履职积分制度，如果没有积分作为换届选举时代表连任的依据，得分过低、履职不力的代表将被约谈作为约束，实效难显。我县的劝辞制度也是作为我县代表履职管理监督的一种尝试。
启示七：监督应该民主公开。上述履职积分制度、履职承诺制度都设置了公开的环节和制度，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让监督者和被监督者都在公开透明的程序运行中享有充分的知情权，是调动双方积极性的关键所在，也是代表履职管理监督必须遵循的原则。依照法律规定，县乡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受选民监督。也就是说，对代表的最主要监督和评价主体是原选区选民。代表履职怎么样，最终评价权在原选区选民。因此，对代表履职的管理监督，应当以人民是否满意为标准，应当事先明确，并公之于众，听取原选区选民的意见和建议。
四、加强县乡人大代表履职管理监督工作的思考
县乡人大代表占了人大代表总数的绝大部分比例，是最贴近人民群众、最了解基层民情、最能汇集和表达人民意志的代表群体，可以说，县乡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石，其履行职责的情况直接影响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稳定，因此，加强县乡人大代表履职管理监督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迫切任务。我们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代表履职监督的新形式、新途径、新内容，努力构建常态化、具体化、灵活化、规范化的履职管理监督新模式，推动县乡人大工作新发展。
（一）完善法律制度体系——“排障”。尽管宪法和法律对代表履职管理监督进行了相应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和要求比较笼统、零散，没有完整、系统的表述，也没有提出具体措施。法律地位的模糊与相应制度的缺失成为影响代表履职管理监督体系完善的法律障碍。因此，相关法律应对代表履职管理监督进行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明确规定，对监督管理的内容、实施程序、结果应用等作出具体要求，用法律来保障代表履职管理监督体系的合法性。尤其要在选举法、代表法等法律中，对代表履职管理监督工作进行明确和细化，把整个管理监督体系贯穿于整个代表的选举、履职过程中，并作为对代表履职管理监督的重要手段和依据。要明确和细化原选区选民对直接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进行监督的事项，并就监督方式、手段进行规定和列举。要明确规定县级人大常委会、乡镇人大主席团负有代表履职管理监督、组织原选区选民进行监督的职责。全国人大常委会，至少省级人大常委会应抓紧制定出台代表履职管理监督指导性意见或办法，指导基层人大开展代表履职监督管理工作，为基层人大开展代表履职管理监督工作排除制度上的障碍。
（二）完善管理监督机制——“规范”。对代表履职进行管理监督，必须有监督的章程、机制和措施，不能盲目、无原则地进行监督。修改、完善法律等高层设计毕竟涉及面广，影响很大，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笔者拟结合各地的做法，在已有的基础上提出意见建议。
1、建立代表宣誓制度。宪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宪法宣誓制度，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县乡人大代表虽然大部分非国家工作人员，但其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树立国家意识、宪法意识、为人民服务意识是其应有的责任和义务。而通过宣誓这一看得见的仪式，可以让代表认真对待责任和职责，强化对自己的约束，认真履职并且在履职过程中时刻提醒自己应该履行誓言。
2、建立分类管理制度。代表来自各行各业，其履职水平必然有着较大的差异，再加上代表工作原因、基层人大组织的原因，对代表履职管理监督如果采用同一标准，那么必会失之公平。因此，必须建立代表分类管理制度，除法律规定代表必须履行的职责外，分门别类组织、管理、监督代表履职。根据县乡人大代表的构成，可以将代表分为农业类、企业类、国家工作人员类、技术人员类等，大类别里还可细分小类，根据分类组成代表小组开展活动，坚持公平的原则进行管理监督。
3、建立履职承诺制度和履职档案制度。在分类管理的基础上，用清单模式列出代表应履行的职责，内容应该包括代表在大会期间的工作、闭会期间的活动、联系选民的情况、为民办实事的情况、发挥模范作用提高综合素质和其它应予登记的属于代表履职范围的工作和活动等方面，在此基础上统一制定代表任期承诺和承诺方案，承诺方案应当包括固定承诺和自定承诺，自定承诺可以从基层人大制定的承诺方案中选择，也可以由代表根据工作实际自己拟定后报基层人大审定。同时，根据代表承诺的内容，对代表履职情况登记建档或建立电子化档案信息平台，为代表履职管理监督提供依据。
4、建立公开制度。可采取在原选区和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活动室设立代表公示牌和代表议政履职公开栏、印发代表联系卡、建立代表接访日制度等方式，公开代表信息和代表的履职承诺、代表的履职情况等等，基层人大还应把本级人大代表在会议期间的工作和闭会期间的活动情况，及时向代表的原选举单位反馈，方便群众监督。
5、建立量化考核制度。可以参照****区的履职积分制度，把代表在大会期间、闭会期间的活动以及联系群众、为民办实事等事项纳入积分范围，每项履职内容都设置相应的分值，同时设置加减分的方式建立量化考核制度，其中对于代表履职承诺的内容应作为重点考核内容设置相应的分值。同时，要注意在量化指标的同时，要从质量上完善指标的科学性，可制定科学的筛选机制，通过设置最高分、分级定分等方式，提高量化考核的科学性。综合评定时，可采取代表自评和组织评定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先由人大代表如实进行自我评价，自己评分，再由各代表团或代表小组评分，由基层人大确定最后的积分。为了提高量化考核制度的作用，笔者以为，每季度应进行相应的积分公示，提醒代表及时积极履职。
（三）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护航”。对代表履职管理监督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仅仅靠以上的制度是不够的，还需要配套完善相关制度，起到服务、激励、制约的作用，才能保证相关制度行之有效。
1、建立代表述职评议制度。开展代表述职评议，让代表接受选民的监督，既有法律规定，又有现实需要。结束后，组织代表向选民或原选举单位述职，报告履行代表职务的情况；
选民或选举单位对代表的履职情况进行评议，肯定成绩，指出不足，提出意见，并要求代表制订整改计划和措施，在一定的时间内向选民或原选举单位报告整改情况。述职评议的程序可设定为代表述职—通报积分情况、履职承诺落实情况—提问—测评—整改—通报等程序。
2、建立服务保障机制。一要构建优质履职平台。充分营造代表积极履职的氛围，不断拓宽代表履职渠道，丰富代表履职内容。基层人大开展执法检查、专题询问、考察调研等监督工作中，注重邀请人大代表参与。要加强现有载体的建设，高标准创建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活动室、代表之家等。要创新平台建设，多创新代表活动的形式，做到代表学习培训有场所、联系选民有通道、履行职责有阵地，为代表履职提供必要的载体。二要强化代表履职保障措施。由于县乡人大代表大部分是兼职代表，履职肯定会占用其工作时间，因此要加大代表活动经费保障力度，同时要在政治上、制度上充分保障代表依法行使职权，支持和保障人大代表依法有效履职。
3、建立履职评价应用体系。基层人大成立代表履职考评组，综合代表履职承诺、履职积分、述职评议的情况，综合进行考核评定，考评可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次。同时，注重评价结果的运用，坚持把评价结果作为代表评优评先、连选连任和推荐为上一级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必要条件。对评价结果定格为优秀的人大代表进行表彰奖励，积极宣传典型事迹，通过典型引领激发代表履职热情。特别是对是人大代表的国家工作人员，要把履职评价纳入个人考核内容。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对是人大代表的国家工作人员，应加重对其担任人大代表期间履职情况的考察，充分尊重和参考履职评价结果。
4、建立代表履职惩诫机制。要建立代表评价的奖惩制度和不履职不称职代表的约束机制，加强代表履职承诺、履职积分、述职评议、综合评价等管理监督结果的实际运用，对履职不作为、不称职、群众不满意或违法乱纪等“问题代表”，坚持从法律规范和法理要求出发，针对不同情形细化明确处理处置的办法和措施，规范相关操作程序，真正让不能履职、不愿履职的人大代表及时退出代表队伍。目前，法律对于人大代表处罚的方式仅有罢免一种方式，适用很难且严厉，要探索建立层层递进的惩诫方法。一是约谈。对于消极履职、积分较低、述职评议结果较差的人大代表，由基层人大进行约谈，能够起到一定的鞭策作用。二是劝辞。对于履职不力或怠于履职，经约谈后不整改的代表，或有其他情形，不适宜继续担任代表职务的代表，劝其主动辞去代表职务。三是罢免。不适宜继续担任代表职务且不主动辞职的、因违法违纪被立案审查，问题性质严重的或被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要坚决启动法定程序罢免其代表职务，以维护法律的权威性。
县乡人大代表履职管理监督是一个系统工程，难以一蹴而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完善，并上升至制度层面予以规范，逐步推进代表履职的深化、细化、规范化，激励代表积极履职，提升县乡人大工作水平。
【篇二】
一、人大联动履职的缘起与概况
**年7月9日至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开一次常委会会议，专门听取和联组审议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并对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进行专题询问，同时审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依法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围绕大气污染防治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综合运用开展执法检查、听取专项工作报告、开展专题询问等多种监督方式和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作出决议，体现了新时代人大的新气象新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一创新性做法，引起地方人大常委会的极大关注，许多人称之为人大工作的“组合拳”。正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张广敏所说的，这种做法打破了以往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职权总是单项发力，而是创新性综合运用立法权、监督权、重大事项决定权等多种方式，形成合力，使人大工作严起来、实起来，为地方人大树立了标杆。这些年来，许多地方人大在开展监督工作中，把多种监督手段综合加以运用，形成监督的合力，大大提高了监督工作的刚性、威力和实效。但应该看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一创新做法，已经跳出监督工作的范围，跃升到人大职权范围层面的协同发力了。在笔者看来，用“组合拳”来概括和表述很形象、很传神，但从深层看，这是“人大联动履职”的重要内容、重要体现。“人大联动履职”，是一个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思考、探索实践的重要课题；
“联动履职”，应该成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一种新常态。
透过百度、中国知网等搜索引擎，我们不难看到，“联动履职”或“履职联动”，是一些地方党代表、政协委员、纪检监察、政府部门甚至银行、企业开展活动的一项重要举措，可以说比较常见。就人大工作而言，也能看到不少地方开展“联动履职”的做法。比如从**年《人民代表报》看到，南京市新区“市、区两级人大代表联动履职的探索”，紧扣中心联动履职、紧贴民生联动履职、紧抓热点联动履职；
从**年**人大网看到，巫山县人大“联动履职：让每位代表都动起来”。从**年人民网、**网看到，**区人大“联动履职”助力小区治理；
从**年宁德网看到，宁德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有一段专门介绍了“开展履职联动”，包括：加强上下协作，积极组织执法联动、调研联动、代表考察联动、学习培训联动等。不久前从温州网看到，“浙赣闽代表跨省联动履职积极为温武吉铁路鼓与呼”；
从泰州人大网看到，姜堰区娄庄镇人大“三级人大代表联动履职见成效”；
从云阳县人大网看到，“渝北回兴与盘龙街道人大工委联动履职调研”，渝北区回兴街道人大工委组织辖区区人大代表远赴云阳，与盘龙街道辖区县人大代表共同深入村组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情况，实现两地区、县人大代表首次联动履职；
从浙江人大网看到，宁波鄞州区人大在常委会会议上听取和审议试点街道工委工作报告，并以常委会决议方式交办试点工委开展工作，通过“区街联动”的方式，进一步密切区、街人大联系，共同做好增强人大工作整体实力这篇大文章。
尽管明确提出“联动履职”概念的并不多见，但关于不同层级人大代表如何协作联动、建立上下级人大监督工作机制、人大上下联动创新等方面的探讨也还不少，有相当的深度。可以说，各种形式、富有实质内容的联动履职方式已经融汇于许多地方人大的工作实践中，并越来越得到重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课题组对上海等8省市人大监督工作的新探索新举措进行调研，“广泛开展联动监督”是一项重要内容。上海、**、浙江、**、四川、**等省（市）人大都重视加强与市县人大联动开展监督，往往会在监督工作计划或工作要点中将上下联动监督项目予以列明。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制定市和区县人大在监督工作中加强联动的制度规范，每年年初由各委员会提出本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的联动项目建议，各区县人大常委会自主选择参与的联动项目。**省确定司法监督议题时，征集市县人大的意见，由省人大牵头，多方协调，与“两院”、市、县人大内司委共同商定三级联动的具体实施方案，一般市县听取专项工作报告安排在省之前，市县认为需要省上解决的问题，向省上汇报并提交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时参考。浙江省全省统一部署、上下配合开展全省专项监督已经成为“新常态”，近年来分别就食品安全、饮用水水源保护、“五水共治”、大气污染防治等议题开展监督，推动了基层一批有难度、受阻碍问题的解决。**市人大常委会与区人大常委会联动对企业发展法治环境工作开展专项工作评议。
笔者经过收集梳理、比较分析，认为可以将这些年来人大“联动履职”工作模式归纳为以下3种类型：
一是上下联动配合的纵向模式。纵向式联动监督是目前地方人大常委会比较常用的一种监督方式，主要为上下级常委会之间和各级人大代表之间的联动配合。在监督法第二十五条有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根据需要，可以委托下一级人大常委会对有关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受委托的人大常委会应当将检查情况书面报送上一级人大常委会。基于监督法关于委托检查的此项规定，实践中便慢慢形成纵向层级的联动模式。先是以下级人大常委会完成受委托的检查后简单就结果进行单边反馈为主，到检查过程发现问题及时向上级人大沟通反馈，再到上下级人大就某项共性问题进行统一部署，统一行动，联合开展考察检查、工作调研，形成监督合力。当前上下联动以省级牵头居多，自上而下，由多层次活动主体广泛参与。总体来看，各地形成了省级人大主导、市县区人大协同、各级人大代表等积极参与的主体态势。以**省为例，自**年以来，省人大常委会便联合市、县（区）人大常委会，围绕人民陪审员、反贪污贿赂、社区矫正工作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议题开展了多次的“三级联动”监督，合力推动解决问题。**年还就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采用三级联动方式，由省市县三级人大常委会结合实际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分级实施监督、分级督促整改，以法治力量共同推动打好碧水保卫战。还有一种纵向的联动主要发生在代表之间的履职，这种联动始于上下级代表间无意的配合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后慢慢摸索而出的一种有效的联动方式。一般情况下，全国、省、市一级的代表整体素质高、活动力强、接触范围广、社会影响力大，而区县、乡镇的人大代表则在数量上和与基层群众的联系紧密度上有优势，二者联动配合便形成优势互补、共同提高的良好局面。
二是区域联动配合的横向模式。区域联动是指地方人大常委会打破地域界限，在相邻或相近的城市或地区之间采取横向联合，通过联动调查、检查、考察等方式，对区域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开展监督的一种方式。临近区域在经济发展、民生领域、城市建设等方面有很多相通、相似之处，存在着一定的相互依存和影响，通过横向联动能够增强集思广益的效果，更好地推动共性问题的解决。近年来，多地人大常委会对横向联动监督进行了深浅不一的探索和尝试。为共同整治和保护九**流域水环境，**省**、**、**三市人大常委会采取了系列的联动履职措施可谓是横向联动模式的创新实践。九**是**、**、**三市的母亲河。曾几何时，九**饱受污染，水环境接连报警，还母亲河一江清澈成为三市人民的共同心愿！流域治水单靠一个城市单打独斗是难以成功的，必须统筹上下游进行系统治理。为了1923公里的“吃水生命线”，**年**市人大常委会牵头，联合**、**市人大常委会共同制定了《关于加强九**流域水环境保护的共同决定》。**年、**年、**年连续三年组织三市人大代表开展联合考察调研，相继出台《**共识》、《**共识》和《**共识》，探索出了一条决策共融、治理协同、监督联合、信息共享的跨区域联合监督治水新机制，推动水环境治理保护从一般治理向依法治理转变、从单独监督向联合监督转变、从政府行为向全社会共同参与转变。经过努力，九**流域水质达标率92.3%。以跨行政区域分别作出重大事项的共同决定，这在全国地方人大是一种新的探索，《人民日报》作了宣传报道，评论员文章称之“为跨区域河流治理提供了借鉴”，《经济日报》也对此进行了专版报道。此外，取得较好效果的还有辽宁省的沈阳和抚顺两市在沈抚新城建设上开展的横向式联动监督。沈阳、抚顺同为超百万人口的大型城市，同为国家的重工业基地，工业门类齐全、产业关联度强、资源互补性大。由于两市政策不同，发展规划和方式不同，在沈抚新城建设上出现了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对此，沈阳、抚顺两市人大常委会经沟通协调，开展了横向联合监督行动，先后两次对沈抚新城建设情况进行考察，听取两市政府关于沈抚新城建设情况的专题汇报，提出意见和建议，共同推动两市政府解决了交通、供水、通讯等20余项实际问题，推进了沈抚新城建设。在横向联动模式下，两市之间形成优势互补，以此达到“互利双赢”的结果。
三是职权综合运用的“组合拳”模式。联动履职除了层级和区域之间的配合外，还有一种各级人大常委会广为应用的方式--法定职权之间的综合运用，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组合拳”模式即监督权、立法权、重大事项决定权和人事任免权四大法定职权之间的综合运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年围绕大气污染防治议题的一系列创新举措，是广义“组合拳”的一个范例。狭义“组合拳”模式即监督工作的“组合拳”。通常是指针对所监督的某事项，将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考察调研、执法检查、询问质询、工作评议等具体的监督方式综合运用起来，形成合力的一种方式。**年，深圳市福田区人大针对前期对区政府实施《环保法》情况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对区政府实施《环保法》情况开展专题询问，探索推出执法检查+专题询问联动模式，进一步增强人大监督实效，彰显监督权威，有力推动中心城区生态文明建设。此举便是对创新多种监督方式综合运用，打好监督“组合拳”的有益尝试。此外，该区人大还将专题调研、预算监督、跟踪监督等灵活组合，拓展了人大监督的力度和广度，实现了监督效果成倍叠加。在人大的监督推动下，该区各部门强力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中心城区走上了高质量发展之路。同年，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做出三项联动监督的创新之举，针对扶贫脱贫攻坚、大气污染防治、优化营商环境三大重点领域的法律法规同步开展“捆绑式”监督，综合运用听取专项工作报告、开展执法检查、组织专题询问和代表评议、常委会满意度测评等多种监督方式，采取三项监督联袂开展、四级人大联动实施、五级代表联组参与的形式，实现全省11个设区市的全覆盖，推动联动履职做法迈向新台阶。
二、**区人大联动履职的实践探索
**市**区禾山街道人大工委**年开始，在**市首创了省、市、区“三级人大代表调解之家”，通过发挥人大代表威望高、群众基础好、各方面资源丰富等优势，主动融入参与到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中，构建“代表参与、部门联手、行业联合、上下联动”的调解格局，有效引导群众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区人大常委会及时总结、推广禾山街道的经验，进一步强化代表履职的协作联动，增强代表工作的实效。与此同时，结合工作实际，在“上下联动、代表互动、职权并用、多方联系”等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和尝试，形成以“五个联住”为主要内容的“联动履职”的“**实践”。
一是联住中心工作聚焦发力。**区人大在工作中注重找准人大工作在全局工作中的位置，紧紧围绕党委中心工作，从人大自身的特点和定位出发，找准人大工作与党委中心工作的契合点，精准选题，履行职能。在**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前期，紧扣服务保障好会议这一头等大事，先后5次组织市、区人大代表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立面整治提升等工作开展专题考察，提出加强规划统筹、提升项目质量、抓好问题整改、强化后续管护和资金监审等建议，有力推动城区的管理和提升；
3次专题听取和审议**公安分局、区法院、区检察院关于打击刑事犯罪、执行、公诉等工作情况的报告，推进打击、防范、化解相结合，为**会晤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积极发动市、区人大代表投身会晤筹备的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为**会晤成功举办献计出力，全区26名人大代表获评省、市金砖筹备工作先进个人。近些年，为顺应党中央提出的“要加强社会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完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新时代工作大局要求，常委会紧扣区委将社会治理重心进一步向城市居民小区下移的工作中心，精准选题，与区委共同聚焦发力，把事关小区建设、治理的方方面面工作，如老旧小区改造、立面整治提升、小区卫生环境、治安稳定、物业管理等，纳入监督重点，有效推动辖区完成大面积立面及坡屋顶改造和绿化美化提升，辖区小区面貌焕然一新，治安环境和居民群众幸福指数得以不断提升。
二是联住人大职权综合发力。在推动工作过程中注重各项法定职权的联动运用，发挥职权的综合效能。如推动小区治理工作上，逐步突破行使职权单项发力、手段单一的做法，在综合采取听取督办代表议案、审议专题汇报、考察检查、走访调研、执法检查、满意度测评等多种监督方式的基础上，创新性地结合了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运用。常委会在督办“小区业委会建设”议案的基础上，对小区治理相关领域进行了拓展监督，有针对性地安排听取审议区政府有关物业管理和环境卫生工作等6方面专项议题，配套进行了4次满意度测评；
围绕立面整治提升、垃圾分类等开展5场次的代表考察活动；
针对小区消防安全问题，围绕消防“一法一规”开展执法检查，数次进行座谈调研和实地检查；
梳理督办事关小区治理工作的代表议案、建议52件，有效打出了监督工作“组合拳”，推动**区政府起草出台《**区物业管理暂行办法》等加强小区管理的“1+4+n”有关规定，为小区治理、精准管理奠定基础。在系列监督工作的同时，常委会积极呼应跟进区委决策部署，进一步发挥人大的优势和职能作用，通过作出重大事项决定，将区委决策部署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全区人民的共同意志，为小区治理工作重磅加码，增强合力。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专门作出了《关于推进城市居民小区治理工作的决定》，明确小区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工作目标、实施措施，激发全区各级各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小区治理工作的内生动力，构建小区治理强大合力，有效地推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在号召推动下，小区秘书、小区医生、小区调解员、小区律师等专业队伍日益壮大，更多力量下沉至群众家门口，为群众提供精细、专业的贴心服务。区人大常委会“联动履职”助力小区治理，得到人民网、《中国人大》杂志、《人民代表报》、《**日报》等权威媒体浓墨重彩的宣传报道，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
三是联住上下级人大协同发力。**区人大常委会不断深化上下级人大之间的联系互动，形成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协同调研的联动格局。各工委和工作机构与上级人大建立经常性的对口联系，定期向省、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经常性地交流工作经验，对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和推进人大工作发展带有共同性的问题，主动向上汇报，接受指导，积极为上级人大组织联动监督提供选题建议，不断为上下级人大联合开展专题联动监督创造条件。几年来先后根据省、市人大常委会工作要点安排，结合**区实际和有关监督工作要求，以省、市、区三级联动方式，听取审议了**区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的报告和**区检察院关于反贪污贿赂工作的报告；
开展**区政府社区矫正工作情况和**区法院执行工作情况专题调研；
围绕消防“一法一规定”、教师“一法一办法”组织开展执法检查，在上下级人大系统内实现资源共享、分工协作、相互配合、协同发力，全方位、无缝衔接的联动工作格局，不断推进人大监督工作向实质性、实效性转变。
四是联住各级代表携手发力。为了更好地发挥人大联动履职效能，**区人大常委会不断探索人大代表联动履职的有效途径，携手推动人大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一方面，建立三级代表联动机制。注重整合辖区内的省、市、区三级人大代表的力量，人代会和常委会视情邀请辖区有关省、市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共同参与有关问题的审议研究；
每年针对辖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组织三级代表联合开展考察检查，共同参与课题调研、选民接访等活动。联合履职过程中，及时为代表明确上下衔接的职责定位和任务重点，让代表知道自己在履职工作中应该干些什么，做到干有重点、为有方向。对一些辖区内无法解决的问题，根据代表分级管理原则，商请上级人大代表向上级人大提出建议，共同推动问题的解决。如针对**区东部交通出行难问题，组织了三级人大代表围绕辖区人口分布、道路设施、区域交通、路线站点设置、公交运营模式等关键问题共同开展考察调研，探讨形成人大代表建议，由其中的市代表向市人代会提出。在三级代表的联合推动下，**市首条社区公交正式投运，进一步缓解了东部公交出行难问题。据统计，**年12月换届以来，共有40余件区级人大代表建议通过商请省、市人大代表高枝嫁接到省、市人代会提出，均取得实质性进展。另一方面，不断夯实各级代表活动载体。常委会在5个街道和53个社区全覆盖建设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活动室（站）基础上，出台了《**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推进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活动室（站）规范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从工作内容、工作规范、活动形式和保障机制上，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地推进平台建设和运行，为各级人大代表联动履职提供更为广阔便利的活动平台。辖区2名全国人大代表、7名省人大代表和49名市人大代表全都编组下到各代表联系群众活动室（部分根据工作需要，深入下沉编组到活动站），195名区人大代表编组各代表联系活动站，形成上下互动、层层互通的代表联动履职良好格局。依托平台，几级人大代表联动进行接待接访，共同就群众诉求进行分析，采取不同渠道分头推动，大大提高推动解决问题的实效。通过各种联动活动，既使代表们加强了彼此的沟通交流，互通社情民意和履职经验，拓宽了工作思路，更有效促使代表联动发力，发挥作用。像省、市、区“三级人大代表联合调解”，**年9月**省委调研检查组来**检查中央18号文件和省委23号文件时，对**区这一做法予以充分肯定，认为有创新特色。
五是联住多方力量共同发力。常委会融合多方监督力量，不断加强与纪检监察、审计监督、舆论监督等多方监督力量的密切配合，力求通过优势互补，形成多种监督的叠加效应。在支持审计机关加大审计监督力度基础上，不断扩大审计覆盖面，加大对政府全口径预决算、重点民生资金、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重点项目的审计力度。**年首次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届内五年来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报告，并于之后两年持续加强对当年审计“问题清单”所列问题的整改进行监督。据统计，两年来，针对审计发现的63项问题，督促整改了62项，移交纪检部门1项，人大监督、审计监督、纪检监察监督的联动配合日渐紧密，监督效能得以进一步提升。此外，常委会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同时积极借助人大门户网站和报纸、电台等资源，及时发布人大依法开展工作情况和代表履职风采等信息报道，不断提升舆论监督效应。
三、人大联动履职的实践意义与问题短板
从****区等地的探索实践，我们欣喜看到，开展联动履职是增强人大履职合力、发挥整体效能的一种有效形式，其意义和作用是多方面的。
一是推动解决存在问题。基层人大在履行职能中，经常会提出一些带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意见建议，其中有些在本级或当地是无权或无法解决的，有些则需要得到同级党委、政府的理解、重视和支持。如果采取有效联动履职方式，一方面在议题的选择上因为结合了党委的中心工作，易于形成与党委“同频共振”的态势，既能得到党委的支持，又是帮助推动中心工作。另一方面，因为几级常委会和人大代表的联动，对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可以逐级向上反映推动，解决区域性受限问题。同时，对于横向跨区域的联动而言，有助于跳出辖区，以不一样的视角和境地看待一些在发展中相通、相似、相互影响的实际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达到1+1>2的效果。
二是整合优化有限资源。有目的地开展联动履职工作，不仅能够避免多头组织、重复开展、加重基层负担的弊端，而且能够有效整合人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发挥各自的优势，增强互补优势，延伸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就代表联动履职而言，通过联动履职活动，上级人大代表既能够从更广的范围和更多的层面得到全面而真实的情况信息，又能够使所提意见建议更具扎实的基层基础和群众基础；
基层人大代表也可借助上级人大代表层级高、人脉广等有利优势，通过上级人大代表反映一些本级职权范围内无法推动的事项，形成良性互补的工作局面。
三是提振扩大工作影响。几级人大常委会及代表们就一定区域范围内有共性的问题或中心工作，集中力量进行协同考察调研，开展监督检查，并结合新闻媒体进行聚焦式的宣传报道，形成声势，其影响面更宽，触及度更深，更能形成合力。所收集的意见、建议有的放矢、“接地气”，也更能引起群众的关注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能有效地提升人大工作在社会各界的认知度和影响力。此外，加强上下和区域之间的联动，也有利于开阔人大工作的视野，扩大有益经验的推广范围，激发各级人大代表的履职热情，增强人大工作活力，提升人大的履职能力和水平。这不仅对各级人大至关重要，而且对整个人大制度的整体功效都俱深远影响。
但应该说，目前人大联动履职的实践，还在不断摸索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薄弱环节。
一是联动幅度不够广。联动项目不均衡、幅度不广是目前无论人大系统内部还是人大系统与外部机构之间普遍存在的问题。如建议督办、学习培训的联动没有深入开展，与党纪监督、行政监督、审计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之间的结合不够，区域之间的联动力度有待加强，联动幅度明显不广。
二是联动形式较单一。人大行使监督权运用的形式较单一，普遍采用执法检查、考察等形式，较少采用专题询问、质询、罢免撤职、组织特定问题调查等刚性监督手段，不利于形成更大的监督合力。监督中偏重于程序性监督，相对轻视实质性监督，难以保证持续联动的效果。
三是联动机制不顺畅。各级人大之间的内部机构设置不一致的情况，容易出现联动部门的业务交叉，可能导致一个工委要联系多个上一层级工作机构的现象，也可能存在参与联动部门相互争权、推诿的情况，对问题的反馈多有不畅，影响联动效果。而在与外部机构联动时，主要存在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上存有欠缺的问题。
四是事前联系不够紧。人大内部的联动以上联下模式居多，选题上也大多根据上级工作需要而安排，事先征求基层实际情况的较少，导致实践中有的联动与基层实际不够匹配，针对性不足。同时，存在上情下达时间差的问题。通常下一层级工作计划的出台要早于上一层级，而对应部门之间在事前缺乏充分沟通，导致部分联动议题在下一层级的年初计划中不能及时安排。
四、进一步加强人大联动履职的思考和建议
联动履职是各级人大常委会在实践工作中探索出来的一种新的履职模式，从各地成功做法来看，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要作为一种更为规范、常态的模式，联动履职尚须在多方面进行完善。
一是要围绕中心，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新时代背景下，工作中心和大局是人大及其常委会找准定位、明确方向、展现新作为的风向标和着力点。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按照党中央关于人大工作的要求，围绕地方党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的决策部署，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地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改革攻坚任务。要自觉接受同级党委领导，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用法治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要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增强工作整体实效。”栗战书委员长在纪念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4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在探索中前进，在创新中加强，在规范中提高，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最重要的是，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自觉接受同级党委领导，牢牢把握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因此，做好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必须聚焦中心履职，把人大工作放到全省、全市、全县工作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推动，行好权、履好职、尽好责。就联动履职工作来说，在联动议题的选定上，应紧紧围绕党委中心任务和工作大局来展开。可主要集中在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一些社会热点难点重点和百姓关切问题上，以“一府一委两院”工作存在问题的某个突出方面为主，也可以是人大建设中的某项突出问题。坚持党委有要求，政府有呼声，人民群众有期盼，人大自身力所能及，法律法规赋予职权的原则，找准切入点，把握好联动履职尺度。联动计划和选题应事先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在联动过程中，要加强与党委的联系，对于联动结果要及时向党委报告，找准人大在联动中的定位，不越位不错位。
二是要完善机制，理顺联动的各方关系。一是完善上下联动机制。目前纵向联动以上联下为主，这是有法理因素的。我国的地方国家机构权力架构特点决定了层级越高站位越高越易及时准确把握党委的核心意图，而制度上的一体遵行优势，也为促进本行政区域内的各级人大上下联动提供了内在组织保障。因此，目前在上下层面的联动配合上，仍须发挥上级人大常委会站位高的优势，加强其对下级人大常委会的指导，建立上下级人大常态化工作联系制度，形成以上联下为主，下联上作为补充，分工协作、相互配合的联动工作格局。上级人大尚须不断增强大局意识、担当意识和主动意识，及早谋划联动选题，充分吸纳下级人大的意见，并及时与之通气做好指导，以便下级人大及时将联动内容列入常委会工作安排，密切衔接配合。下级人大也要主动汇报，接受指导，保证上下人大工作的同步协调。栗战书委员长7月2日在全国省级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工作交流会座谈时指出，全国人大密切同全国人大代表的联系、密切同地方人大的联系，增强人大工作整体实效，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全国人大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全国人大密切与地方人大的联系，最为重要的是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和重大工作的互动联动，共同推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共同推动落实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和重大决策部署，共同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共同推动宪法和法律的实施落实。全国人大同地方人大可以加强在工作上的沟通、协调、交流、联动和干部学习培训，共同推进人大的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这里的“两个联系”和“四个共同”，很值得我们思考和遵循。二是完善部门之间的联系机制。坚持年初制定联动计划安排的做法，细化和规范工作规则和程序，逐步建立部门之间的联席会议制度，或就某联动活动成立专门工作指导小组，集中进行工作部署，对联动形成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的指导性文件和惯例。此外，对联动发现的问题，要监督到位不越位。要明确与部门之间的联动是为了深入了解发现问题，推动问题的解决，而不是代替监督对象解决问题。三是健全联动反馈机制。联动监督不能只满足于提出问题，而是应把解决问题作为监督工作的落脚点。反馈机制的健全可帮助人大在联动过程中，进一步畅通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同级信息互通渠道，以便下级人大及时将收集的民意、联动过程可能遇到的困难等一同向上级人大反映，推动问题更好得以解决。同时也是落实联动效果的重要方式，从而保障联动方参与的积极性与联动结果的时效性。人大各级内部应不定期通报联动有关情况，可在常委会听取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由“一府一委两院”向会议报告整改情况，再向上逐级进行反馈。当然，这里的反馈必须是双向的，需要上级反馈的信息也应及时充分，以确保联动成果的采纳和落实。对于人大与外部之间的联动，联动参与方要定期通报情况，便于人大履行职权。可就联动情况和结果加强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也可通过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反映工作动态，交流经验信息。这既是工作情况反馈，也是联动履职情况向社会所作的公开。四是完善人大内部设置。以此次机构改革为契机，深入贯彻中发[**]18号文关于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精神要求，完善上下级之间的机构设置，进一步规范内部机构职能，尽量避免业务上的交叉与重复。对于暂未具备规范条件的，牵头人大可指定内部某个工作机构负责联动配合的日常组织协调，以便工作开展。
三是要加强创新，丰富联动内容和形式。一是丰富联动内容。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不断丰富联动内容，均衡联动项目。要充分密切人大与党委之间、人大内部之间、人大与代表之间、人大与监督部门之间、人大与政协等单位之间和区域人大之间的联系，通过公开征集意见、问卷调查等方式，选取党委中心工作、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难点问题、区域之间发展的共性问题等进行监督推动，不断丰富创新联动工作内容。二是完善联动方式。对于有发展共性问题的城市之间要加强联动，人大与政协之间在学习培训、议（提）案建议督办、考察活动、政情通报会等方面可以探索联动路径。同时，注重多种监督方式并用，如听取专项工作报告和执法检查相结合、执法检查和专题询问相结合。注重多项职权并行，将行使监督权与行使决定权相结合，通过行使决定权推进监督事项的落实；
将行使监督权与行使任免权相结合，对于监督中发现的群众反映强烈、确实存在严重问题的人大任命对象，敢于行使否决权。注重创新做法的总结借鉴，如工作评议和票决制的做法，并逐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监督链条，形成常态。三是拓宽平台建设。探索行业专业化履职平台建设，根据行业领域、知识结构将辖区几级人大代表进行分组编排，充分发挥代表对本行业了解度深的优势，加强与相关部门、政协、兄弟区域等的联系，依托平台了解民情，有针对性地开展专业小组联动活动，发挥专业优势。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与人大工作的对接融合，完善网络工作平台建设，推进“网络履职”、“网络联动监督”，进一步推动“智慧人大”建设。
【篇三】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为人大工作和人大代表履职尽责指引了前进方向。乡镇人大代表作为国家最基层权力机关组成人员，与农村广大人民群众接触最多、最广、最深，代表着基层群众的利益和意志。但是乡镇人大代表人数多，素质普遍不高，在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时，常常不知所措甚至迷失自我。本文以**区13个乡镇的乡镇人大代表履职情况问卷调查为切入点，探究乡镇人大代表履职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实际对乡镇人大代表应如何提高履职水平作出思考。
一、**区乡镇人大代表总体情况及履职问卷调查情况
**区共有13个乡镇，现有户籍人口265223人，乡镇人大代表655人。为更好地分析**区当地群众对乡镇人大代表履职情况的了解，笔者设计了调查问卷（见附件），对13个乡镇作了问卷调查。每个乡镇选取5个村，每个村选取10名有代表性的群众进行调查，发出问卷650份，收回605份。第一个问题，选a的有31%、选b的有5%、选c的有64%；
第二个问题，选a的有16%、选b的有79%、选c的有95%；
第三个问题，选a的有5%、选b的有85%、选c的有10%；
第四个问题，选a的有12%、选b的有70%、选c的有18%。第五个问题答案多是空白，有回答的都集中在希望人大代表多关心人民，能够真正代表人民上。
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区乡镇人大代表履职情况不尽人意。主要体现在：基层群众对乡镇人大代表组成人员不清楚；
乡镇人大代表很少与群众沟通交流意见建议；
群众对乡镇人大代表履职情况不满意。其实质反映的是乡镇人大代表对自己的代表定位不清楚，责任担当意识不够，不知道如何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二、当前乡镇人大代表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一)履职素质不够高。乡镇人大代表基本是由机关干部、七所八站工作人员、教师、村干部和普通农民代表组成，其中主要是农民代表（包含村干部），大约占七成，代表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法律素养较薄弱。以**区为例，全区初中文凭及以下代表占43%，他们中的多数乡镇代表未能真正意识到人大代表是国家职务，肩负着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神圣职责。许多农民代表（包括村干部）日常生活更多关心的是“面子”“票子”“孩子”，而不是人大代表这一身份能为群众做些什么。他们虽然长期跟群众打成一片，但对群众的生产生活、所思所想并没有感性认识，理论和实际之间存在较大的落差，难以适应新时期的人大代表工作。
（二）履职能力不够强。一是审议工作不爱发言，充当“无言”代表。在乡镇人大会审议工作期间，有的乡镇人大代表认为自身接触面不广，知识面窄，不敢提建议、意见；
或存在畏难情绪，审议时怕得罪人不敢说真话；
或认为说了也是白说，闭口不谈或泛泛而谈。审议工作时更多是把手举一举、把头点一点，却不敢把口张一张。二是联系群众不够深入，当“无能”代表。多数乡镇人大代表只知道当初自己被提名，后来有幸被选上，选上后却压根不知道人大代表的身份意味着什么，他们对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没有几分概念、一头雾水。平时很少联系选民，为群众发声，更别说深入基层收集群众的意见、建议，大多数乡镇人大代表提意见建议都是“即兴发挥”，常以闭门造车代替走访调研，所提建议不着边、不靠谱，反映问题不真实、不准确。三是参加活动不够积极，当“无为”代表。乡镇人大除了一年组织一至两次人大会议、代表小组活动，以及每年1至2次的调研、考察外，其余时间基本不用代表“现身”。闭会期间，大部分的乡镇人大代表怀着“打酱油”的心态，参与代表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即使参加人大调研、考察、代表小组等活动，也只是走走过场。平时不善于关注政情、社情、民情，很少持证考察，很少主动向上级反映情况，很少主动为群众排忧解难。
（三）履职氛围不够浓。一是认识有偏差。基层普遍对乡镇人大的性质、地位、作用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认为乡镇人大工作“可有可无”，挫伤了人大代表的积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镇人大代表作用的整体发挥。二是主业不明。笔者对**区13个乡镇人大主席分管工作进行调查，很多主席分管了诸如项目落地、项目拆迁、环保等重要工作，分管最多的达5项工作，直接导致他们精力分散，很少有心思顾及自己的本职工作（具体见下表），在服务代表、保障代表履职方面力度不够，举措不实。三是建议落实不到位。每年在代表建议督办过程中，都会发现一些承办单位重答复、轻落实，客观理由多、解决办法少，不按规定时限办理，甚至存在建议丢失现象。这些现象反映出一些承办单位人大意识不强，不尊重代表履职成果。据笔者与兄弟乡镇沟通了解，大部分的代表建议都未能得到足够重视。其中3个乡镇将代表建议保存在档案袋中“束之高阁”，其余几个乡镇代表的建议意见涉及办理的几个部门都象征性地给予回复，但没有实质性的行动，严重制约乡镇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把四关、增四气”提升乡镇人大代表履职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使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随着我国民主制度的不断发展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基层人大工作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提高乡镇人大代表履职水平，是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基本前提。我们必须深入分析研究、细化应对措施、全力突破难题，努力提升乡镇人大代表履职水平。
一、把好“入口关”，增强履职“人气”
选好代表是提高代表履职能力的前提。一是优化代表结构。注重加强对代表选举工作的组织领导，进一步优化乡镇人大代表的知识和年龄结构，各个行业人大代表都要占一定比例。不要将乡镇人大代表的人选局限于村干部中，可以将一些退休教师、退休干部、回乡大学生创业者、回乡企业业主作为乡镇人大代表的“清泉”注入到人大代表的池子里，以提高乡镇人大代表的活力和素养。二是严格入选标准。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代表资格审查制度，绝不能让政治素质不高、群众口碑不好、履职能力差的人选进入代表队伍，切实把好、把牢入选关口。三是引入竞选机制。将竞选人竞选乡镇人大代表的目的、规划等多形式向选民公布，将他们的“竞选演说”或“履职承诺书”通过微信等宣传媒体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形成社会舆论压力，并在届中、届末进行履职能力考核，抓好代表履职目标承诺制的落实。
二、把好“服务关”，增强履职“底气”
（一）提升乡镇党委政府“外部服务”质量
党的十九大对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乡镇党委要切实把乡镇人大工作摆到重要位置，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听取乡镇人大工作汇报，及时讨论研究人大工作的重要事项，切实保证必要的工作经费和代表活动经费，全力支持乡镇人大依法行使职权。政府部门要强化法律观念、服务观念和整体观念，提高“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的意识，为人大工作的开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和保障。要逐年加大乡镇人大经费预算，同时增设人大主席团活动经费、代表活动经费等专项资金，为代表活动开展提供有力保障。切实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要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纳入乡镇基层部门绩效考核，按办理效率、质量计分，以此督查部门所、站提高建议问题的解决率。
（二）提高乡镇人大主席团“内部服务”水平
1.做好基础服务工作。乡镇人大主席团要加强与代表的联系沟通，关心关注代表的工作、生活情况，积极为代表依法履职牵线搭桥、创造条件，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要尊重人大代表的主体地位，不断拓宽领域、丰富内涵、改进方法。尤其重视代表建议的落实工作，对在代表活动中提出的事关发展大局的建议意见，应及时交由有关机关研究处理，并在3个月内反馈。对一些建设性强、长期系统的建议，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交办会进行跟踪交办，真正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应。
2.强化履职平台建设。乡镇人大代表活动平台主要以乡镇人大代表工作室和代表小组活动为主，以及“网上代表之家”“人大代表网上联络站”等。乡镇人大代表工作室要严格按照有组织、有场地、有制度、有公示牌、有办公设备、有活动经费、有代表信箱、有经常性活动的“八个有”进行完善。代表工作室设立“选民接待日”，乡镇以圩天作为接待日，将代表进行排班，并安排乡镇辖区内的市、区代表作为组长，指导乡镇一级人大代表开展接待、走访活动。要健全代表小组活动制度。各代表小组要围绕乡镇工作大局，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结合实际安排活动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小组活动，一年不少于四次，平台载体建设要做到内容合法规范，形式丰富多样，主题突出明了，从而激发乡镇代表履职热情。
3.丰富代表活动方式。乡镇人大主席团要多组织代表开展主题突出、形式多样的活动，活动形式主要以履职交流、履职培训、专题考察和专题调研为主。通过不断丰富载体活动，畅通代表议政督政渠道，不断给代表压担子、出题目、交任务，提高代表积极履职的动力。如，将**工作作为加强人大工作监督的重要手段，引导乡镇人大代表主动融入到乡镇****工作中，促进地方社会和谐稳定；
再如，组织开展“我为创城添光彩”活动，倡议、引导和组织乡镇人大代表在文明创建中作示范、当表率，争当创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服务者，促进代表主动联系服务群众，在实践中提高履职能力。
三、把好“能力关”，增强履职“才气”
素质可以提升，能力可以培养。面对众多乡镇人大代表素质不高这一问题，唯有通过不断加强学习培训、教育引导，才能切实提高他们的履职能力。一方面，针对代表对“自己是谁”有疑惑的问题，应抓好法律法规的培训，尤其要突出宪法、代表法和地方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知识学习，使人大代表对自己享有的权利和需要履行的义务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只有正确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强化代表意识、责任意识，才能提高履职“底气”。另一方面，针对代表“要做什么”和“不知怎么做”的问题，组织开展专题培训和履职培训，邀请优秀人大代表结合实例从如何走访选民、收集民情民意、提出意见建议，怎样审议政府工作、监督政府工作等方面作深入的讲解分析，让代表们逐渐掌握履职的系统方法和技巧。要认真组织开展“代表联系月”活动，通过电话、微信、走访、座谈等各种形式，推动代表加强与群众联系，倾听民声、了解民情，提高为民履职服务能力。此外，要教育引导代表严格依法行使代表权利、履行代表义务，正确处理从事个人职业活动与执行代表职务的关系，不得利用执行代表职务之便干涉具体司法案件，或者违规参与招标投标等经济活动牟取个人利益。
四、把好“监管关”，增强履职“正气”
（一）健全约束机制。一方面，要善于运用“正能量”的激励机制。对履职优秀、贡献突出的代表进行表彰，作为评优评先、提名连任，以及自身岗位调整、职务晋升的依据。另一方面，要运用“负能量”进行鞭策。建立代表失职追究制度和代表退出机制，通过定期开展批评、劝诫代表不作为等活动，对有怠职、失职、渎职行为而又未达到罢免法定要件的，可考虑进行警告、劝辞，对达到法定罢免要求的，依法进行罢免，以杜绝“举手代表”“挂名代表”的产生。
（二）健全评议机制。人大代表述职制度是一种较为成熟的监督代表履职的有效形式，要积极探索实践，使之成为监督代表履职的一把“利剑”。每位人大代表在届内必须完成一次履职情况报告，报告可不拘泥于书面报告，可以结合入户调查、座谈及走访等方式进行，并邀请原选区选民对代表的履职情况进行测评，肯定成绩，指出不足，提出意见，并限期报告整改情况。为了切实实施此项制度，应指定乡镇包村领导监督实施，并将情况汇报乡镇人大。
（三）健全公开机制。履职公开是保障选民知情权的有效手段，也是监督代表履职的一剂良方。乡镇人大应定期将代表的履职情况在代表原选区进行公示，让选民和社会公众更加了解代表履职情况；
地方人大监督职能与监督机制创新 篇6
傅晓华 钟荣丙
[摘 要] 监督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运用频率最高和最基本的职权,但监督不力仍是地方人大工作的薄弱环节。要从根本上扭转监督不力的现状有赖于监督机制的创新。地方人大监督作用的发挥,需要创新人大代表制度、党的领导体制、人大监督体制以及加强地方人大的组织建设。
[关键词] 地方人大；人大监督；人大监督机制创新；监督职能 [中图分类号] D623 [文献标识码] A
监督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支柱，我国正处在体制转型期，权力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地方人大监督缺乏实质性的权力和手段，监督虚置和乏力，其主要原因就是我国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地方人大监督不力主要根源探析
我国人大监督不力，受制于权力机关和党政机关存在职能错位,缺乏合理的制约机制。
1．1 地方人大监督制度在内部运作中的障碍
人大代表价值观错位，是地方人大监督制度运作主体思想障碍的根源。人大代表这个称谓的政治意义总是掩盖其本体的法律意义，甚至成为一种荣誉称号和政治资本，对代表本身应具备的条件和应承担的职责缺乏正确认识，多数代表只是当成一种光荣的政治任务来完成，而忘记他们的职责。从法理意义上，公民行使选举权争取使自己信任的代表进入国家权力机关，他们的政治意愿、经济要求或困难应该去找他们所选举的代表表达。而实际上，选民并不认为代表就是其表达政治意愿、经济要求的代言人，对代表的代表能力、个人素质并未设定任何价值目标，谁当代表也就持无所谓的态度。同时，部分代表认为他们参加人大会议也是一种民主形式，且大多数代表是兼职，只看中本职工作，这就造成人大代表观的错位。人大代表被当成政治荣誉“授予”作出较大贡献的人，当选代表也认为是组织和人民群众对自己工作的肯定而自豪地加以接受，荣誉感高于责任感，这就难形成合理的代表观。
人大权力运作中的体制障碍，是地方人大难以发挥作用的“紧箍咒”。一是领导体制问题，党政关系是我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政治关系，人大监督对象是“一府两院”,实际工作中地方党政联合决策、行文,党政合署办公等行政行为,人大难以监督。二是地方人大监督机制孤立，缺乏科学的配合与协调,整个体系难以形成完整的闭合系统。在监督机构重叠和成本昂贵的同时,人大监督体系处于相对孤立地位,缺乏相关监督机构的配合,难以发挥作用。三是地方人大缺乏法定的知情手段和处置权，地方人大对监督对象的抵制行为缺乏处置手段和制裁权，加上地方人大监督机制中还存在很多空档和盲区，对诸如司法、条条管理的部门难以监督。
选民对代表的监督机制没有形成，是地方人大监督不力的“助长剂”。每次人代会总是“胜利召开，圆满完成各项议程”，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还是各类法律、提案都以绝对高比率通过，这在其他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中是不多见的。这种“高度一致”实际上是一种“虚幻一致”，是人大代表议政水平和能力不高的“随大流”，是人大表决机制的缺陷。从具体情况分析,人大代表是否履行职责,是否认真行使了监督权,这本身又存在着一个选民对代表监督的问题,不解决选民对代表的监督问题,也就不可能解决好代表履行监督职责的问题。人大代表这一政治职务具有主体性、民意性(政治性)和责任性相统一的特点,这三性构成了完整的人大代表这一政治职务的内涵[1]。显然,选民和选举单位忽视对代表职责情况的监督和沟通等情况是造成对代表监督乏力的重要原因。
同时，绝大部分地方人大不愿运用刚性监督手段，导致监督手段不强硬、没有威慑力,对个案监督中往往只纠错案,忽视有关人员责任,导致监督力度减弱。
1．2 地方人大监督制度在外部设计上的缺陷 首先，监督程序不完善。人大监督程序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权对监督对象的法定顺序、过程和方式。我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对地方人大监督程序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的规定,对监督对象的了解缺乏有力的组织支持,监督程序难于启动,时间要素没有保证,处置、惩戒程序缺位等。
其次，人事分离的监督机制。要使人大监督具有权威,必须把对具体案件的监督延伸到对人的监督。目前，国家权力机关难以运用科学的人事监督和考核制度,更不能将其作为考评任职情况的依据。应该从规范执法行为入手,以实行执法责任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为核心,切实加强人大的监督。
再次，监督权力法治方向游离不定。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力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地方人大监督一般运用柔性手段（听取、执法检查等）,而法律规定的如质询、罢免和撤职等刚性监督手段却很少运用甚至搁置不用。同时，大量运用的探索性监督方式缺乏具体的法律依据,如代表评议、推行执法责任制、错案追究制等探索性监督方式，不是国家法律设定的。
另外，缺乏宪法监督制度，没有明确国家权力机关的处置权等，都是地方人大监督外部设计的固有缺陷。因此,仅从局部、从个别制度上对地方人大监督进行改进和加强,监督不力不能“治本”，必须依赖于监督制度创新。人大监督机制创新的制度条件
监督制度的创新必须有正确的方向和原则,必须符合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适应中国国情和政治文化传统,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方向。从我国人大监督的内部障碍和外部缺陷来看，人大监督机制创新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即权力法治、程序正当、体制协调[2]。
2．1 监督权力行使必须纳入法治轨道
人大制度创新必须有法律的支持，一项新的监督方式尽管在实践中有些效果,但如果长期没有纳入法律的范畴,显然会影响其实施的权威性和人们对法治的信心和信仰,这对加强地方人大监督是不利的。国家立法机关应对代表评议、个案监督等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要进行甄别和总结,尽快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或制定统一的监督法,应确立其法律地位。
地方人大常委会成员应该拥有提出相关监督议案、质询案的法定权力。当然,完整意义的监督权不能由个人行使,但可以法定常委会成员部分地行使监督权。具体运作方式可以是一个或若干成员联名提出议案,投入议案箱，然后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这样,既能保证监督议案提出、便于监督程序启动,又能防止监督议案过多过滥、影响监督的严肃性。关于对地方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程序,可立法赋予利害相关人有向人大提出审查建议的权利。
2．2 人大监督程序法制必须逐步完善
地方人大监督权力能否得到有效行使并达到目的,还有赖于程序的科学和合理。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监督方式尽管无可挑剔,但程序不完善,运作起来极不方便。对于实体权力来说,程序问题是个更重要的问题，如果说改革开放20年来有关国家机关运作的法制建设是以应急性的实体法为主,那么,今后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程序建设从司法领域扩大到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运行中。[3]
程序正当性(正义)理论对于地方人大监督机制创新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程序是实现和保证实体正义的手段，缺乏程序要件的人大监督是难以协调运作的,如果硬要推行之,则极易与古代法家的严刑峻法同构化,其结果是‘治法’存、法治亡。人大制度的实体正义主要体现在反映人民意志,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上。然而,无论实体的设计是如何完善,如果在监督程序的设计及其运作不合理,再美妙的人大制度实体也会变成虚幻。对此,监督程序应当成为人大监督制度建设乃至社会制度建设的一个真正的焦点。人大监督一旦依照程序进行,无论程序参加者还是外界的什么力量,都难以左右程序的运行„„随着程序过程向前推进,人大监督则一步一步地得到实现。[4]人大监督程序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如何提供充分的信息以资判断，及时、准确了解行政违法违纪、滥用职权和产生腐败的情况。从更深层次上看,监督程序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监督体制本身,人们不可能超越体制本身的局限,而设计出一套完善的程序并有效地发挥作用，这就涉及到完善监督体制的问题。
2．3 国家机关职能必须基本理顺
“党政双轨行政体制”与合理的人大监督体制在法理上是不完全相容的，但这种体制在我国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我国处于全面转型和经济发展时期,效率必须优先的考虑，“党政双轨行政体制”有其合理性就在于它能够比较及时地适应形势的变化,强有力的执行。但该体制的弊端也是明显的,不利于党委集中精力管党,有降低政府行政能力和政府威信的风险。因此,领导体制必须有步骤地、稳妥地进行变革，基本理顺国家机关职能。
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功能不仅是立法而且为社会分配价值,具有开展最高权威性的国家监督功能和优势。立法机关一个更重要的潜在角色是对行政机构保持一种严厉的批评，即使它们不创制任何法律,立法机关也可以通过监督政府,审查其是否保护国家利益,是否廉洁,是否有效率等,对政府的工作产生强有力的影响„„使政府保持一种紧张状态是地方人大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人大监督政府工作,既是制约和防止其权力滥用或腐败,又是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高行政效能,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地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地方人大监督机制创新的有效途径
为完善人大监督体制,使其能够协调有效运行。必须提升人大代表的参政议政能力，建立公开公正的科学的监督机制。而且必须实现党领导法治化,加强地方人大组织自身建设。
3．1 改革地方人大代表产生办法
任何制度的运行状况都与其运作主体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人大代表的主观意识直接决定着该项制度的实施效果。人大代表的参政议政能力以及他们议政的方式等都是人大制度运作状况良莠之主要变量，而代表产生的科学性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建立人大代表竞选制度，是提高代表素质的基础。我国现行选举制度中最大的不足在于候选人的产生绝大多数是通过推选、提名方式，几乎没有自我报名和推荐，使许多没有代表能力或没有参政议政意愿的人被动当选。选举是民主的运作方式，应当鼓励一批具有职业政治家素质的公民竞选人大代表,不搞“圈定”。人大代表竞选方式有利于政治人才资源的配置，可以使对参政、议政有浓厚兴趣和能力且个人品质得到公众认可的社会精英脱颖而出。专业技术人才或各行业的杰出人士，如果他们没有代表能力和兴趣，完全可以通过行使选举权的方式，选举出他们信任的代表去参政议政，不必像现在这样，被动当选，消极议政，造成人才资源浪费，而且使民主政治水平难以提高。竞选出来的人大代表，“只要在主要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上忠实于选民，在具体的政治事务方面则有权自由决断”[5]，也就是应实行所谓的独立的代表制。
公平分配地方代表名额，是代表公平正义的主要标志。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分配上严重歧视农村人口，每96万农村人口选举1名代表，每26万城镇人口选举1名代表，前者是后者的近4倍[6]，这直接违反了《宪法》有关规定。同时，各地区代表比例也有明显的差异，如天津、北京和上海，人口中的人大代表比例就高，而河南、河北等12省，人大代表比例就低[7]。全国如此，地方更是如此，在地方政府驻地和地方政府重要的经济政治区，是地方人大代表的主要来源地。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人民代表越来越非大众化、非工农化。须知，如果代表来源不合理，再科学的人民代表大会也不可能有正确的民意。地方代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人民代表性，适当增加各界人民代表比例，充分反应民意。
优化地方人大常委会成员结构，是代表“名实相符”的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成员应该是社会各界的代表，代表人民利益，是人民精英。而现在的人大常委大部分是前政府官员，是政治精英。人大常委不得由曾任和现任国家行政机关、审查机关和检察机关职务的人员担任，必须做到年轻化、任期制、专业化与职业化、适当的地方化、信息的公开化。
只有尽快改革人大代表的产生办法，提高代表的素质，才能真正取信于人民。改革人大代表产生办法将对中国政治改革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2 建立专项监督委员会以加强地方人大监督专业化和公开化
建立地方人大监督专员制度，成立专项监督委员会。监督专员制度是由监督专员对行政机关（包括其他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之合法性、合理性进行监督的制度。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要求推动我国监督制度创新,建立人大监督专员制度,是拓展监督方式和救济渠道。在具体操作上,地方人大常委会有选择地向若干区域和特殊地区派出监督专员进行监督制约。该专员拥有关于调查事实、情况通报、人事处分建议、特殊权益救济和临时处置等多种职权。设立人大监督专员有助于避免部门保护主义,能较好地满足某些特殊条件下加强监督法制的客观需要。
设立地方人大专项监督委员会。在地方人大监督专员制度的基础上的设立专项监督委员会，是地方人大监督工作的新发展。监督机构、人员、职能的专职化和专门化,是监督工作的性质决定的,早已成为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要求。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8]对于地方人大监督而言,应做到监督职能机构的专职化,采取设立专项监督委员会,专司监督之职并牵头协调本行政区域内或本行业的执法与司法监督工作和监督法制建设。建立专项监督机构，是国家权力机关最重要的监督。
人大监督职责的公开化，是加强地方人大监督机制的保障。监督职责公开化,就是按照“当着群众的面办理一切事情”的原则，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对国家事务的了解权，使之有更多的机会获取代表活动的信息。充分发挥新闻机构的媒介作用，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业性刊物要向社会公开发行，建立会议旁听制度，只要不是事关国家机密,都应允许和保障公民旁听。
3．3 从外部制度上处理好职能机关的关系
理顺各级党政机关的关系，要突破传统的党政不分的工作习惯。基于历史与现实原因，人民误认为党对国家的领导理解为党直接掌握国家和政府的权力，造成“以党代政”，将真正的权力机关抛在了一边。理论上的混乱造成在实践上制约着党委和人大职能的发挥，影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澄清认识，党委和同级人大不是不是隶属关系，但党委领导同级人大工作，人大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9]。在政党领导国家的社会里，无可争辩地存在着执政党的领导权力（执政权力）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统治权力（国家权力）。在我国掌握执政权力的是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权力的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统治阶级。执政党通过组织政府（在我国是领导国家权力机关）来实现自己的政纲，人民通过自己的权力组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执行人民的意志和体现统治阶级的地位。这是两种职能不同的互相不能替代的权力系统，党就只能通过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实现自己政纲的权力运转过程。因此，党委与人大的工作关系有两点是必须明确的，一是党通过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以确保本党纲领、政策和既定目标的实现；二是必须真正解决人民如何当家作主的问题，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切实保证人民真正实现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从法理意义上，人大对党也可以监督。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体现于其执政的官员是由人民（人大）选举产生的，当然对人民和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如果我们不受监督，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10]文化大革命的惨痛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现今要克服党内严重的腐败现象，单靠党内监督和社会监督，缺乏国家权力的支持，也难有成效。因此有必要运用人大监督的机制遏制权力腐败，改善党的领导。
人大监督的同级地方政府,不仅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还要接受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执行上级人民政府的决定。如农民减负工作,许多负担是上级政府政策而来的,下级政府无能为力,人大监督也就不了了之。工商税务、技术监督部门实行了垂直领导,从行政关系上脱离了地方政府的领导,但其工作仍是当地政府的工作中心、重要内容，这种现存的领导体制给人大监督带来了不少难题。同时，人民法院、检察院也同样存在着对上级机关的行政服从,这种领导和监督体制,给人大监督带来一定难题。
4．4 加强地方各级人大组织建设
加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建设,增强依法监督的意识和能力，是地方人大监督功能发挥的组织保障。
地方人大代表专职化,是健全人大代表工作制度和监督机制的基础。兼职代表制不利于树立和强化代表意识，代表角色特征不明显，代表与选民的联系难以制度化[11]，相当数量代表由于没有足够精力调查研究，在尚不“知政”的情况下参与“议政”，也就难以提出建设性和富于创造性的意见，于是就成了“举手代表”，这实质上是稀里糊涂的民主。实行人大代表专职化，代表们调查研究，了解民情、表达民意，才能真正成为人民代表，作出正确客观的评价，思维富于活力也更富于创造性，使我国政治制度从形式民主走向实质民主。
改变现行的人员配备模式是健全人大代表工作制度和监督机制的保证。地方人大的领导同志大都是从党政部门转到人大工作的,年龄偏大,思想上难免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等消极思想和明哲保身的畏难情绪,这也势必影响人大的监督工作。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按照国家权力机关所负担的职责要求来配备组成人员，吸纳政治素质高并且法律素养好的人作为人大代表，带动全社会崇尚法律,树立法律的权威。人大代表要正规的就职是健全人大代表工作制度和监督机制的重要手段。人大代表是代表人民管理国家的一种专门的政治职务,被当选为代表者,应当像当选为政府领导者一样就职，应当领取与其工作职责相一致的工资，享受相应的政治经济待遇，同时保留其当选代表前的工作岗位,打掉“兼职”代表的念头,消除其后顾之忧。要树立人大代表职业政治家的理念，目前企业家、艺术家、教授等各类专业人才以及工人农民等劳动模范充任人大兼职代表的状况应当改变。
[注释与参考文献]
[1]石柏林.对完善人大监督机制的思考[J].湖南社会科学.2002(5):31.[2]张卫红.权力法治·程序正当·体制协调——论地方人大监督制度创新的三要素[J].人大研究.2002(11):20.[3]王力群,席飞跃,刘来宁.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体制创新与监督立法探讨[J].人大研究.2000(12):8.[4]转引自张卫红.权力法治·程序正当·体制协调——论地方人大监督制度创新的三要素[J].人大研究.2002(11):22.[5]胡位钧.两种代表制理论的再评价[J].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8(2):42,41.[6][7]胡鞍钢.人大应淡化政府色彩[N].21世纪环球报道.2003-2-8
人大代表监督实施方案 篇7
一、当前我国人大财政监督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人大财经监督是指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 对财政部门执行国家有关财经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情况和政府预算编制、执行的情况实施监督的一种国家管理活动, 是人大及其常委会实施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 是属于最高层次的、具有权威性的国家监督。完善和强化人大财政监督能促进合理有效地支配财政支出, 维护国家的财政秩序, 严肃财经法纪, 规范财政收支行为, 有利于实现财政预算的民主化、科学化, 防止或减少政府重大经济决策的失误。因此, 完善和强化人大财政预算监督对于规范政府行为具有约束功能, 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具有宏观调控功能。
然而近年来“审计风暴”透视出来的是让人触目惊心的巨额资金黑洞。仅2005年就有4000多亿中央补助脱离人大监督, 而2006年的国家审计署审计报告也指出, 截止2006年底, 有174亿财政资金脱离人大监督。审计结果显示, 多个部委结余资金未及时安排使用或上缴中央财政。审计发现, 一些部门单位的项目预算编制不实、结余过大, 甚至虚报多领、高估冒算预算资金, 影响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这些不仅造成了巨额财政资金流失, 而且损害了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度。由此可见, 我国当前的人大财政监督还不同程度地停留在流于形式的监督上, 实际效果不如人意, 政府支出随意性大, 财政监督的权威性和约束力明显不足, 完善和强化人大财政监督已成为当务之急。分析和借鉴发达国家的财政监督成功经验对于完善和强化地方人大财政监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发达国家财政监督的成功经验分析
发达国家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不仅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 而且在保障市场机制有效运行, 充分行使财政管理以及财政监督等方面都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一) 具有较为健全和完备的财政监督法律体系。发达国家的财政监督都是由法律来保障的, 而且立法层次高, 法律对于财政监督的规定非常详尽具体。许多国家都在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中对财政活动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例如日本、瑞士、德国、意大利以及新加坡等国都在《宪法》中对财政活动包括预算、税收、国库、审计等列有专门的条款, 有些国家还制定了诸如《国有资产管理法》、《计划法》、《社会保障法》等专门的财经法规与财政法规相配套。正因为有强有力的法律做保障, 发达国家财政监督的权威性都比较强。
(二) 具有较为严密、健全的财政监督机构。发达国家均设有比较严密和完善的财政监督体系。在德国, 设有专门的财政监督机构———联邦和州审计院, 州审计院下设审计局, 专门负责国家财政支出的监督检查。同时, 议会中设有审查委员会, 该委员会除对国家预算进行审查外, 还对审计院的监督检查工作质量进行审查。另外, 负责税务纠纷案件的特别法院———税务法院也有一定的监督作用。在法国则形成了以议会宏观监督、财政部门日常业务监督、审计法院事后监督的分工明确、协调互补的财政监督体系。
(三) 具有科学合理、系统全面、责权明确、运作规范的财政监督机制。在美国, 国会对财政的监督贯穿于对预算形成的决定和监督、对预算执行结果的审计和监督的全过程。法国的财政监督遵循对纳税人负责、全方位监督、确保严格实施以及决策与执行者相分离的原则, 重视对财政支出的监督并完全寓于财政管理之中, 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作为财政监督的重点;同时还加强对监督人员的再监督, 法对财政监督职能人员再监督的硬性规定以及具体做法, 形成了相互制约的控制系统, 有利于充分发挥财政监督的作用。德国的财政监督覆盖项目的全过程, 分资金分配阶段的监督、资金使用阶段的监督、资金使用效果监督三个阶段。
(四) 注重加强社会监督。在发达国家, 财政监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 重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是加强财政监督的重要举措。一是重视新闻媒体的监督。长期以来形成的民主传统和高度发达的物质条件, 使新闻媒体对发达国家财政资金运用的监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公众不仅能通过各种媒介了解各项财政收支信息, 也能即使表达自己的意见, 从而促进政府预算和财政支出综合考虑社会各方面的意见, 增加透明度。二是重视中介机构的监督。如注册会计师事务所, 其最大特点就是客观、公正, 它们在接受相关单位的审计要求的时候, 也用查问题的眼光去发现其中有无违法违纪现象。
(五) 重视专业人才的选拔培养。在法国, 实行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 注重高层次法律专家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同时对人员的需求不仅仅重视学历, 更注重能力和实践经验的积累, 强调在职学习、岗位培训, 这些高素质人才的配备为法国高效率地开展财政监督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德国, 实行严格的审计人员准入制度, 根据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需要选入不同素质的人员, 同时非常重视再教育, 所有进入审计机关的人员, 都要定期培训、不断充电、补充知识, 这些有利于审计人员能力水平的提高, 也在客观上保证了审计工作质量。
三、基于发达国家成功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一) 建立与完善我国人大财政监督的地方性法规
针对我国地方当前存在的财政预算草案审议时间过短、预算草案审议缺乏辩论程序、预算草案报告通过程序及法律效力不明确、人大否决预算、决算案法律后果无规定等问题, 加强人大财政监督, 当务之急是完善人大财政监督和审批程序, 对财政监督的范围、内容与实施程序和操作方法进行规范, 增强其可操作性, 使人大财政监督规范化、制度化, 以提高审查监督的质量和效果。其次, 明确在财政监督实施过程中的预算、决算案遭到否决的法律后果, 增强人大财政监督的刚性。
(二) 加强地方人大监督的组织建设
第一, 增设人大财政监督专门机构。可以有两种做法:一是成立隶属于人大的专门的监督机构—预算审查委员会, 适当充实人员, 实现委员专职化;二是将审计机构从政府部门分立出来, 并入人大, 实行对人大负责。从长远的发展来看, 后一种方法更有利于人大行使开展财政监督职能。人大通过批准财政预算、决算进行宏观上的监督, 后者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实施具体的经济监督, 有利于把人大对政府的财政监督推向专业化、科学化、综合化的轨道, 真正落实人大的财政监督权。
第二, 加大对人大财政监督人员的选拔培训。一是注重人才选拔。财经监督工作所涉层面广, 内容宽泛, 工作量大且繁杂, 这就要求监督者必须有深刻的综合、分析和判断能力, 才能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人大常委会的财经委作为财政预算的专门监督机构, 除了要增加预算审批监督的编制外, 还要重视充实熟悉财政工作的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 以建立和完善地方人大财政监督的专业队伍。二是重视在岗学习、后续教育, 无论是对专门监督机构的人员, 还是对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都要有针对性地开展继续教育活动, 以提高监督主体的业务素质, 切实增强驾驭人大财政监督的能力, 确保提高地方人大财经监督质量。
(三) 构建基于项目生命周期管理的地方人大财政监督运行机制
第一, 提前介入项目概念阶段。在现有的人大财政监督中, 往往是由职能部门牵头开展项目的可行性论证, 人大的财政监督是在预算的审批开始后才介入, 不利于人大监督机构对项目可行性的审议。所以, 人大财经工委应在项目的概念阶段提前介入, 参与项目机会研究, 为常委会的审议提供有力论据。
第二, 在项目规划阶段, 细化项目预算编制, 严格审批程序。一是细化、规范项目预算编制。项目主管部门在申报预算编制时, 要科学规范, 要向审查人员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 为尽可能全面比较和综合分析准备条件, 对特别重大的项目, 还要向社会公布计划和预算草案, 广泛征求意见等;二是严格预算审查程序。项目主管部门要在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前的一个法定时期内向人大财经委及人大代表提交预算草案的主要内容, 防止审查前几天内匆忙提交草案、仓促审查完毕立即表决, 为充分审查提供时间保证。
第三, 在项目实施阶段, 坚持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相结合, 深化监督实效。实现由人大财政监督从静态到动态、由结果到过程的转变, 逐步建立起对财政资金从申报、拨付到使用全过程的日常有效监控机制, 实现事前监督、事后监督与过程监督相结合。同时, 对项目中的某一重要环节, 还要开展专项监督工作, 以增强人大对财政监督的实效性。
第四, 在项目收尾阶段, 健全人大决算评价及责任追究制度, 确保人大财政监督权的有效行使。在项目主管部门汇编成工程决算并作出必要说明的基础上, 人大预算审查委员会及审计机构应当依法对预算执行的决算情况进行全面、详细的审计评价, 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与奖惩建议, 并向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同时, 应完善预算责任追究制度, 保证预算审批监督的权威性。
(四) 改善有利于实施人大财政监督的配套制度建设
第一, 建立应急管理机制。针对项目实施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如防洪抢险、民政救灾、应急扶贫、动植物疫病防治、突发事件等各类不可预测因素, 可能对项目的进展出现不利影响, 建立财政应急管理机制, 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第二, 把人大财政监督与政府财政部门监督、审计监督结合起来。人大财政监督只是国家财政监督体系的一部分, 其效果的发挥有赖于与其他监督方式的有机结合, 才能发挥财政监督的整体功能。首先, 人大财政监督要与政府审计监督结合起来。人大对预算的监督, 还只是整体的宏观的监督;审计监督对预算执情况的审查比较具体, 能够发现深层次的问题。所以, 通人大财政监督与审计监督的结合, 可以更有效地发挥人大政监督的作用。其次, 在实践中, 还要结合其他监督方式的各自特点以挥财政监督的整体作用。通过强化人大财政监督事前与事后监督功能, 突出财政监督的内部监督与过程监督的优势, 发挥审计监督的业务优势, 形成有效的财政监督体系。
第三, 增加预算透明度, 建立公开监督制度。除涉及国家安全必须保密的以外, 预算、决算应当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形式向社会公开。同时, 应开辟必要的渠道倾听和接受广大群众对预算的建议, 从而更好地促进预算的民主管理。
摘要：本文通过阐明我国人大财政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 分析和借鉴发达国家财政监督成功经验, 提出加强我国地方人大财政监督工作的建议。
人大监督框架下的人民监督员制度 篇8
[关键词]人民监督员制度;人大监督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同样要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我国检察机关履行检察职权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是在我国现有的政治体制范畴内检察机关进行的内部机制创新,是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推行司法改革的产物。
一、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建立和司法实践
为进一步加强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监督,通过引入有组织性的外部监督力量,解决检察机关自侦案件长期缺乏有效外部监督的问题和批评,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2003年首次在检察系统内部提出了建立人民监督员制度,并相继颁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 (试行 ) 》、《关于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 (试行 ) >若干问题的意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扩大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的方案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监督员监督“五种情形”的实施规则 (试行 ) 》等规范性文件。据统计,全国已有 80%以上的各级检察院都实施了该制度,总共选任人民监督员两万多名,其中 90%以上是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有法律工作经历的人员;此外,工人、农民、少数民族、企业职工等各界人士约占 10%,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社会公信力[2]。人民监督员制度实施以来,取得了积极成效,人民监督员的数量、监督案件数量上都呈现出较快的上升趋势,体现了宪法的权威,具有权力监督、制约和人权保障价值。
从笔者所在院近年来实施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司法实践上看,人民监督员制度已经在检察机关办理职务案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监督制约作用。笔者所在院今年来提请的16件/17人自侦案件的拟不起诉决定,均通过了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表决。在人民监督员选任上一般要求符合以下几项条件:1.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3.年满二十三周岁;4.品行良好、公道正派、热心公益;5.身体健康、有履职时间;6.在本工作或有固定居所;7.受过行政拘留、劳动教养、刑事处罚的人员不得担任人民监督员。
司法实践中,对人民监督员的批评和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法理上的缺失,认为人民监督员介入检察活动,实际上是干涉了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地行使检察权,不利于检察机关充分履行宪法和法律职权,而且人民监督员并没有获得得法律上的授权,对检察活动的监督缺少法律依据;2.在人民监督员的遴选上,一般由检察机关自身负责对人民监督员的考察、聘用、管理、发放补助等,出现“自己请人监督自己”的感觉,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3.人民监督员自身法律专业素质有待提高,对相关案件的法律规定、证据把握能力有待加强;4.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程序、范围、职权、救济方式缺乏制度性安排;5.人民监督员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冲突,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各级人大作为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依法享有对检察机关实施宪法和法律活动的监督权,人民监督员制度与人大监督权之间存在制度冲突。
二、人大监督框架下的人民监督员制度
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国家机关都要接受人大的监督。但从我国人大监督的现状上看,当前我国人大监督权还没有得以充分行使,监督的作用和效果也不太明显,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人大代表的要求、人民群众的期望存在较大差距。监督不力是其主要特征,具体表现为:监督主动性不高,震慑力弱,权威性不够等[3]。导致上述问题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人大监督权的空泛性,缺乏实质性内容和程序架构。在人大监督的框架内建立人民监督员制度一方面有利于切实加强人大对检察机关履行监督权,体现民主原则;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现有司法实践中对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诸多诟病。
具体而言,人大监督框架下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应该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1.人民监督员应在同级人大代表中择优遴选;2.在人大成立人民监督员委员会,具体负责对人民监督员的遴选、管理、监督;3.制定相应的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范性文件,从监督程序、监督范围、权力等方面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安排;4.扩大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不仅仅局限于自侦案件中,将其他不起诉、另案处理案件及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刑事案件一并纳入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畴;5.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工作直接对同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并作为审查检察机关年度工作报告的重要参考。
(一)在法理上,人大监督框架下的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我国宪法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的表现
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是我国宪法的两项最基本的原则。根据《宪法》第 2条第 3款的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精神的重要原则。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实践中产生正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宪法原则的重要方式,实际上为实现宪法所确立的民主原则提供了具体的制度和实践的保障。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基于检察机关行使检察职权的活动而产生的,保证检察法治的完备。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通过在人大内部遴选人民监督员使人民监督员制度建立在人大监督的框架下,其监督权不仅符合民主性的要求,也体现了《宪法》原则,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二)人大监督框架下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体现了人大监督的实质内容,解决了检察权不受监督和制约的制度缺陷
将人民监督员的遴选、管理、监督置于人大监督的制度之下,并直接对同级人大负责,不仅能够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独立性、权威性,也能够从实质上解决检察权不受监督和制约的制度缺陷。在全国受到广泛关注的“广安模式”、“岳池经验”,其核心的制度安排就在于为人民监督员的管理和履职提供了外部性的制度规定:人民监督员由人大选举、管理,并对人大负责。“由人大选任和管理人民监督员,比由检察院选任和管理更符合监督逻辑,更具有合理性和权威性”[4]。这些制度改革和创新增强了人民监督员制度自身的生命力,受到了社会群众和人民监督员的欢迎和好评,也得到了全国人大内司委、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肯定。
同时,在人大监督框架下进一步将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扩大到其他不起诉、另案处理及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将对检察机关的监督纳入人大监督的体制内,使检察权的行驶真正受到人大的监督和制约,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重要表现。
(三)人大监督框架下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反映了司法民主化和程序正当化的要求
我国的检察制度是建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之上的,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检察机关在法律地位上从属于代表和反映民意的各级人大,检察机关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自觉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体现了“司法民主化”的本质要求;同时,程序的正当化也要求检察机关在依法行驶其职权时遵循宪法原则,在对公民的人身权利及其他宪法和法律权利进行限制和处理时获得有效的救济,体现司法公开性原则,通过建立在人大监督的基础之上的人民监督员制度,根本上体现了司法民主化和程序正当化的原则。
(四)人大监督框架下的人民监督员制度需要建立一系列的配套性制度措施
人大监督框架下的人民监督员制度符合我国宪法精神,有利于从根本上体现人大监督权的实质内容,保证检察权受到来自人民的监督和制约。就目前而言,可以先在部分地区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对人民监督员的条件、产生办法、监督程序、监督范围、监督效力等进行规范,进一步把人民监督员的选任、管理、监督活动等置于检察机关之外,以期实现真正的、完全的外部化。在时机成熟时,将该制度明确写入《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并适时地制定相关的《人民监督员法》等配套性的制度措施,真正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人大监督框架下的人民监督员制度。
三、结 语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我国检察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建立中国特色的人大监督框架下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可以从本质上解决和改变现有部分制度安排的缺陷,不仅体现了我国检察机关的人民民主属性,也有利于实现法律监督和促进司法公正,从而具有重大的法治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根据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具体规定.
[2]莫纪宏.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2.
[3]张建红.关于增强人大监督权的思考.人大研究,2006,(4).
[4]谢曦.“广安模式”在行进中涅槃——广安市开展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回眸.http://www.rmjdy.org/Article.asp?ArticleID=1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