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

文选（共8篇）

文选 篇1

读《文选》品人生

——品读古代士人内心世界

文如其人，文章展现的是作者的内心。

中国最早的诗文选集，我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诗文选集，诗文分类的典范和开先河者，以一本书而成为一门学问的少有著作之一，士人学习诗赋的范本。《文选》的编选者萧统。萧统一生勤奋读书死后谥号昭明，世称昭明太子，他所编选的《文选》也因此被称为《昭明文选》。由魏、晋到齐、梁，是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选形式发展并趋于定型成熟是时期，作家和作品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前代，同时也反映出了古代不同阶段士人的内心世界。《文选》收录了从先秦到梁代八九百年间一百三十位作者的五百一十四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从全书所选作品来看，萧统有意识地把文学作品和学术作品区别开来，反映了当时对文学作品认识已趋于明朗。文选中的诗文也反映出了不同时代的作者的内心世界。在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士人身上所共有的相同点，也可以看到他们在各自不同命运上的不同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那么我们就从文选中来看看那些古代士人的内心世界吧。

一、读《报任少卿书》看司马迁的史家风范

（一)背景

1、写作背景

《报任少卿书》是司马迁任中书令时写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一封信，见于《汉书·司马迁传》及《文选》卷四十一。征和二年朝中发生巫蛊之乱，江充乘机诬陷戾太子（刘据），戾太子发兵诛杀江充等，与丞相军大战于长安，当时任少卿担任北军使者护军，乱中接受戾太子要他发兵的命令，但按兵未动。戾太子事件平定后，汉武帝认为任安“坐观成败”，“怀诈，有不忠之心”，论罪腰斩。任安入狱后曾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之义”，搭救自己。直到任安临刑前，司马迁才写了这封著名的回信。在这封信中，司马迁以无比愤激的心情，叙述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满，说明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文学观和生死观。所以，这封信是一篇研究《史记》和司马迁的生活、思想的重要文章。

2、社会背景

司马迁所生活的汉武帝时代，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一个强盛的时代，一个气势宏大，蓬勃发展的时代。

经济上，经过高祖、惠帝、文帝和景帝几代人七十余年的努力，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汉初的“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这种普遍的衰败与凋敝转变到汉武帝即位时的“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繁荣景象。经济的繁荣不仅促进了西汉政权的巩固，而且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也为司马迁撰写《史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政治上，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削弱诸侯王的措施，使封建的中央集权不断加强，西汉王朝在政治上达到极盛。西汉王朝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同时在学术思想方面也强烈地反映出来。在这种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个体特别是文人志子有着生生不息的欲求激情、想象力和创造性。[8]文人士大夫们充满信心地想为国家为社会作出一份自己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以著述《史记》为己任，是很自然的。

文化上，秦灭六国之后，推行焚书坑儒政策中国文化遭受了一次空前的浩劫。汉朝建立后，对文化事业实行了搜集整理政策，使其获得了较大发展，学术渐渐复兴。大量的文献搜集为司马迁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因此，良好的文化环境为司马迁的创作提供了便利。

对外关系方面。在削平诸侯割据势力的同时，各种政治制度，等级制度也逐渐建立和完备起来，封建的中央集权大大加强。这对司马迁写作《史记》时，能把视野扩展到大宛、朝鲜、匈奴、西南夷等边远地区，首创各民族地位平等，为树立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概念提供了客观条件。统一的国家，辽阔的疆域，四通八达的道路，使司马迁有可能畅行无阻地游历全国，考查地理形势，了解风俗民情，搜集遗闻轶事，而这一切对他写作《史记》的帮助之大，是无法估量的。

（二）我眼中的司马迁

1、对于生命的价值

当我捧起《文选讲读》这本书时，看到这篇《报任少卿书》，尽管以前已经学过，但是我还是把他仔细得看过一遍，当中的语句仍然给我很大的激励，至今读来仍是激情澎湃。“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是他对生命的独特看法。书中也写到古代大多数人的观念，即为了名节而死。当时司马迁为了李陵之祸而受牵连，接受了最侮辱的腐刑，但他没有像世人当时认为的一样为了文人的气节而自杀。而是选择另一种方式来证明自己。

2、文人的另一种气节

当时他面对的是什么？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千夫所指，无病而死，像池中的芙蕖一样在污泥中挣扎出一身的冰清玉洁，但说到底还是逃不过那些狂蜂浪

蝶，流言蜚语。有怨如何?无怨如何？疑我谤我如何？忠我信我如何？说到底不过一场虚空，何况他又非为了别人千载的赞誉而活。他只叹他还想“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只要心怀着这个愿望，他就可以为了他的大业而活下去，他可以任天下人肆意辱骂，他可以成为天下人的笑柄，但只要这颗心还在跳动，他就不愿意眼睁睁看着自己千疮百孔的尊严跌落尘埃，这颗偏执的心唆使他像剑一样挺起他的腰杆，高高的抬起他的头颅，纵使身为下贱，身有残缺，也可以像常人一样凝视天地，俯视大地，问心无愧。“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这是《文选》中《报任少卿书》中的一段话，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段话。司马迁以他的才学，以他的坚持达到了他的愿望，最终成为的倜傥非常之人，成为了史之王，史之圣。

《文选》中的这篇文章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文人形象，对当时古代士人内心世界的研究有重要的影响。

二、读《文赋》习陆机的文学理论

(一）背景写作背景

陆机生于吴景帝永安四年，卒于晋惠帝太安二年。出身在东吴显赫的贵族世家。祖父陆逊出将入相封侯（华亭侯），父陆抗官拜奋威将军、大司马（国防部长）、荆州牧。晋太康元年（280年）灭吴，陆机之兄陆晏、陆景战死，陆机与其弟陆云被俘，后释放回乡，苦读十年，于太康十年（289年）被征召入洛，入洛以后，拜见太常张华，张华说：“伐吴之役，利得二俊”，陆机、陆云开始了在晋朝的仕宦生涯，在洛阳颇有文名，晋八王之乱后，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讨伐长沙王司马乂，陆机被任为前锋都督，因受到牵制，手下将领又不听军令，导致河桥一战，兵败被杀，并夷三族，时年四十三岁。陆机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上的贡献，被高度肯定。时代背景

魏晋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以前，尤其是先秦两汉时期，文学创作，基本上遵循儒学的文艺观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文艺观点就占了统治地位。公元220年，魏国灭了西蜀，同年，权臣司马炎篡政，建立了晋朝，280年灭吴。290年，晋惠帝登基，社会复又动荡。陆机就处在这么一个社会环境之中。可是魏晋的文学创作却与两汉有了变化。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父子两人，对文学的影响不容小觑。魏晋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而且把文学创作提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说人总是要死的，而文章却可以流传千古。然后是建安七子，竹林七贤，文人辈出，这些文人貌似反儒家，反传统，不拘小节，其实这表象，是逃避迫害的手段，但追求个性自由是一致的，形成一种“名士风度”。所以，魏晋时代，是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有点接近于为艺术而艺术的味道了。陆机，就处于这样的文学氛围之中。

(二)我眼中的陆机陆机的内心世界

在读《文选讲读》中陆机的《文赋》时，我被陆机的文采所折服，同时也看到了他内心世界的一些变化。《文赋》写作的时间，大致是在陆机入洛之后的元康末年到永康初年期间。此时太康诗歌余响尚在，陆机从对前人作品的阅读鉴赏和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许多经验，因此而论作文之甘苦和其间的利病得失。他在《文赋序》中说：余每观才士之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论，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佗日殆可谓曲尽其妙。

陆机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并总结前人的经验，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较系统地论述了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陆机于261年生，303年兵败被谗，为司马颖所杀，时年四十三岁。吴亡世迁，过于沉重的使命感与缺少斡旋于官场所应有的狡狯，最终使纯真的陆机葬身于无情的政治漩涡之中，英年罹祸。观陆机的一生，在政治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陆机在“八王之乱”这一历史的不经意的小小颤动中，尽管有许多自身的无可遮掩的错误，诚然，更大的错误是生未能逢时，致使志匡世愿的陆机不能尽其才。《文赋》的杰出贡献

陆机《文赋》在曹丕《典论·论文》的基础上作了创新，提出十体说，那就是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这是一个创新；其次是把公文类文体置于最末，把诗、赋类文体提到前两位，说明陆机对诗、赋这类纯文学的文体的重视。《文赋》的突破在于把“诗言志”的社会功能推进了一步，强调了文学创作的未被重视的“诗缘情”的社会审美功能，那就是“诗缘情而绮丽”，不但强调了诗歌的抒情功能，而且提出“颐情志于坟典”，把诗歌的抒情功能和

孔子的“言志”功能珠联璧合，揉合起来，第一次明确地告诉人们，诗歌包括文学创作，就是作家主观心灵的自然流露，完善了文学创作的社会功能，文学创作不仅应有教育的作用，同时具有抒情的社会功能，高扬起“绮丽”的旗帜，凸现了创作的美学思想。《文赋》的主体论，文学创作一定要把握“理”这个主体，而且这主体要正确“直”，我们不论从事何种文体的创作，主体是不可或缺的，这主体也就是主题。这一论点对此后的文学创作研究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三、《文选讲读》学习心得

(一)学习方法体会朗读

通过这个学期的学习让我体会到朗读背诵对古文学习的重要性，朗读，是理解，积累语言的有效方法，是培养语感的重要途径。在朗读时，对于文中所涉及的语音、词语、文字等的品味与琢磨，更是一种不知不觉的语感训练。2 重视字词的积累

只有做到了平时多读多看，才能多积累古文的字词含义，了解了古文的字词含义才能完整地理解文章的意思，所以平时的字词积累是必不可少的。3 要牢牢记住主要文言句式

学习文言文要注意主要的文言句式有五种：判断句、疑问句、被动句、省略句和倒装句，每种又有几种不同形式，记住形式，便于更好的识记和理解。

(二）我的收获

在当今社会，我们要提倡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推动新的传统文化热。所以我们要发扬国学，《文选》中所涉及的文章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是一部值得深读的好书。通过本学期的学习，让我学到了很多有用的古文知识，提高了阅读能力，把握了一些古文中字的读音和词义，增进文化素养、提高审美能力，也了解了古代社会的背景以及古代士人的内心世界。总之，《文选讲读》是一本值得学习的好书。

文选 篇2

研究“咏怀”诗类的标准, 必须抓住所选诗歌区别于其他类的特点。在对特点和标准的研究中, 第一, 阮籍《咏怀诗》在此类中占绝对优势, 因此, 在很大程度上编者是以《咏怀诗》作为标准的, 《咏怀诗》的特点就是“咏怀”诗类的特点。其次, 《咏怀诗》特点很多, 铺张的陈列出所有特点并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 而是应当针对其他诗类的特点进行研究, 这样才能突出“咏怀”类的特点和标准, “哀伤”类是很好的参照。综合考察, “咏怀”诗类的特点有以下三点:

一、题材模糊, 背景难寻

阮籍的《咏怀诗》题材甚是模糊, 从诗中看不出具体因生活中何事触发了情感, 因此也难以追寻当时的背景, 正如李善注所言:“嗣宗身仕乱朝, 常恐罹谤遇祸, 因兹发咏, 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 而文多隐避”, 因此, “百代之下, 难以情测, 故粗明大意, 略其幽旨也”[2]。这一点和其他类诗相比有着鲜明的特色, 如“哀伤”类十三首诗都能从诗中看背景和触发诗人情感的本事, 题材也非常明确。对于《咏怀诗》, 后世学人多努力探寻, 试图从诗中找出蛛丝马迹, 其立论大多受颜延之注的影响, 本于当时的时事, 立足点便如张溥所说:“司马氏孤雏人主, 豺声震怒, 亦无所加。正言感人, 尚愈寺人孟子之诗乎?咏怀诸篇, 文隐旨远, 定哀之间多微辞, 盖此指一也”[3], 但得出的结论却并不能让人满意。

在这种探寻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唐代五臣和元代的刘履。五臣注标榜探讨义理, 重在探讨“述作之由”, 但具体的结论却失之穿凿, 如对于《咏怀》“夜中不能寐”一首, 诗人用复杂的意象构筑了一个孤寂, 忧愁的精神世界, 至于具体的年代、背景都毫无痕迹, 而在五臣注中, 用诗中字词比附时事, 又掺杂着政治用心和特别用意, 具有很强的主观性, 大多是歪曲了诗意, 也没有说服力。

刘履的研究比五臣有很大进步, 如“湛湛长江水”一首, 刘履以为乃哀齐王芳为司马氏所废, 前人多采其说, 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即以此说发论, 而葛晓音在《八代诗史》中则认为是讽刺曹爽集团。然而, 如果颜延之说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 故发此咏之言为实, 那么据钱志熙所言似乎咏怀八十二首应该是阮籍晚年的作品。正元二年一月司马师去世, 司马昭 (晋文) 继任, 这时阮籍四十五岁。讽刺曹爽说本事在正始十年, 哀齐王芳说本事在正元元年, 若取接近者, 似乎当取刘履说。即便如此, 阮诗本身的隐讳和模糊依然让我们难下定论。

可见, 在嗣宗虚与委蛇的笔法之下, 诗作的具体背景被模糊和淡化成若明若暗的阴影, 让人难以触摸。

二、情感真挚, 旨意隐晦

《咏怀》之所以在之后的文人心中有极高的位置, 很重要一条便是其中深沉而又真切的情怀。嗣宗性情中人, 他的生命是很率真的正是“外坦荡而内淳至”。他本有济世志却因身处魏、晋之际, 天下多故, 名士少有全者的乱世, 而用酒精来纾解自己的痛苦。一个真心以天下为己任, 满怀济世理想的年轻人在残酷而丑恶的现实面前看清了人们的真实面目, 他胸中的矛盾和情感的复杂可想而知, 他努力超越这些矛盾, 用玄学为自己营造一个自由境界, 然而却因现实的步步逼迫而陷入超越与妥协纠缠不清的双重人格。在《咏怀诗》中, 诗人对外界的时序变化是极其敏感的, 情感是强烈的, 秋风让他感到时序的变迁, 伤感年华的流逝, 感慨人事变迁的悲凉。鸟鸣让他无比孤独, 连琴声也化不去那浓重的忧愁。如第一首:“夜中不能寐, 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 清风吹我衿。孤鸿号外野, 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诗人淡化了所有的背景, 运用组合意象成功地塑造出了一种孤独悲凉的境界。阮诗一方面继承了汉末建安以来的忧生之嗟和伤时之叹, “咏”出了自己复杂而又真挚的情怀, 另一方面他不仅把自己写诗的背景淡化, 又用自己独特的手法将这些情感杂糅于中, 将自己的用意融化得浑然无迹。正如葛晓音《八代诗史》中道:“《咏怀》诗远绍楚辞、庄子, 近承古诗十九首, 大量运用象征比兴, 思绪恍惚玄远, 寓意隐讳曲折, 形成了高远清理又沉重阴郁的独特风格……将象征手法和寓意的不确定性结合起来, 加上典故含义的多样性, 使他的比兴形成了‘厥旨渊放, 归趣难求’的特点”[5]。

三、思想深刻, 格调高远

《艺文类聚》卷二十六人部十言志收《咏怀诗》十九首, 唐人明确地看到《咏怀诗》在复杂感情的背后, 寄寓了作者的“志”。在这些诗中有一种理想境界与理想人格作为现实的参照, 阮籍站在理想世界和理想人格的制高点批判现实, 哀悯现实人生, 所以在诗中不拘一时一地, 境界宏阔深沉。

黄节在《阮步兵咏怀诗集注自序》中这样写道:“古之人有自绝于富贵者矣。……其视富贵, 人同盗贼。志在济世, 而迹落穷途;情伤一时, 而心存百代;如嗣宗岂徒自绝于富贵而已邪?钟嵘有言:嗣宗之诗源于《小雅》。夫《雅》废国微, 我人服雅而国将绝尔。国积人而成者。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既废, 国焉得而不绝, 非今之世邪?”[6]嗣宗乃玄学大师, 有着超脱于世俗之外的“大人先生”的理想人格, 所以不仅仅停留于对现实的感慨, 而是将这种感慨更进一步, 对整个人生、社会进行思考。因此, 他的视野决不会仅仅在曹马的政治斗争, 对于这一点, 黄侃先生说得很明确:“阮公深通玄理, 妙达物情。《咏怀》之作, 固将包罗万态, 岂仅措心曹马兴衰之际乎?跡其痛哭穷路, 沉醉连旬, 盖已等南郭之仰天、类子舆之鉴井, 大哀在怀, 非恒言所能尽, 故一发之诗歌”[7]。

嗣宗努力想超脱现实的苦难, 但却又时时陷入双重人格的矛盾, 因此他对人性的弱点和人世的混浊有着痛切的认识, 双重人格、理想和现实的距离不仅使他的感情无比复杂, 也始他的诗作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 一方面立足现世, 另一方面又与现世拉开了距离, 从而达到一种俯视众生, 悲天悯人的境界。正因如此, 刘勰才称之为“遥深”。综上可见, 嗣宗《咏怀诗》有着鲜明的特色, 它背景的模糊、情感的复杂、诗意的隐讳和格调的高远和其作品有很大不同, “咏怀”类中, 谢惠连《秋怀》是基本上符合要求的, 因此, 这些特点可以看作“咏怀”诗类的特点。

参考文献

[1]陈伯君.阮籍集校注[M].中华书局, 1987.

[2]李善等.六臣注文选[M].中华书局, 1987.

[3]张浦.汉魏六朝百家集题辞注[M].中华书局, .2007.

[4]沈德潜.古诗源[M].中华书局, 2006.

[5]葛晓音.八代诗史[M].中华书局, 2007.

[6]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M].中华书局, 2007.

读《文选》札记 篇3

摘 要：《文选》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赋、诗、文总集，在文献学和文学史上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同时《文选》中的俗语、成语对后来文人用语及现代汉语都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文选》选篇中出现的文字异同及序文标示差异方面的问题也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关键词：《文选》；字体异同；序文标示；成语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186-02

初次接触《文选》这本文学作品总集，是在研究生的选修课上。对于《文选》的基本了解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文选》是由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我国现存最早的赋、诗、文总集，选录了先秦至梁代一百三十人的七百余篇作品。

细读《文选》及《文选》相关书目、论文之后，心中产生了一些想法，纯属一家之言，只求不要贻笑大方罢了。

一、《文选》字体的异同

我所发现的《文选》字体的异同指的是刊刻时的差异，在阅读《文选》选篇的时候，我发现大部分篇章字迹清晰，字间距也很匀称，便于读者阅读，例如班固《两都赋序》、《西都赋》、《东都赋》、张衡《西京赋》、《东京赋》等等；而有的篇章字与字之间连接太紧，读起来有点不舒服。有的上面的文字排列适当，而下面的则出现不便于阅读的情况，例如左思《魏都赋》。我这里只是个人肤浅的见识，相对于曹道衡先生我算是抛砖引玉了。读了曹道衡先生的《读文选札记》之后，我心里也产生了写写自己读《文选》的感触。以上是我在拜读曹道衡先生的这篇论文之前所发现的、所理解的《文选》字体的异同问题，下面我将曹道衡先生的深刻见解也摆放出来，供大家参考，同时我也在阅读《文选》、《史记》和《汉书》中进一步证实了曹先生的观点。

《文心雕龙·练字》云：

汉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学童，教试六体；又吏民上书，字谬辄劾，是以马字缺画，而石建惧死，虽云性慎，亦时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则相如撰篇。及宣成二帝，征集小学，张敞以正读传业，扬雄以奇字纂《训》，并贯练雅颂，总阅音义，鸿笔之徒，莫不洞晓。且多赋京苑，假借形声，是以前汉小学，率多玮字，非独制异，乃共晓难也。暨乎后汉，小学转疏，复文隐训，臧否大半。及魏代缀藻，则字有常检，追观汉作，翻成阻奥。故陈思称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岂直才悬，抑亦字隐。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后世所同晓者，虽难斯易，时所共废，虽易斯难，趣舍之间，不可不察。

曹道衡先生开篇就把《文心雕龙·练字》的这段文字展现在大家面前，目的是为了说明从西汉到晋代许多难懂难认识的字逐渐被容易识别的字所代替，这早就被刘勰提出来了。文中还着重指出汉大赋如司马相如、扬雄的一些作品在曹植的时代已经被看作古奥难懂了。语言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书面语同样会适应时代的需求。“在这一点上，司马迁和班固就有所不同。尽管班固在时代上后于司马迁，但他撰作《汉书》时，却喜用一些古字，因此《汉书》中有某些部分，似乎较《史记》反而难读。所以后来《汉书》的注家多于《史记》，大约也与此有关。”这方面我也有所体验，例如扬雄《长杨赋序》中的一句话“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载以槛车”，其中的“兔”字，《汉书》用的是“菟”字，而李善注（清胡克家覆宋尤袤刊本）《文选》用的是“兔”字。另外，扬雄《羽猎赋序》中“充庖厨而已”的“厨”和“草木茂”的“草”，《汉书》（中华书局）分别用的是“廚”字和“屮”字，而李善注（清胡克家覆宋尤袤刊本）《文选》分别用的是“厨”字和“草”字。再如司马相如传，《史记》（《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与《汉书》（《汉书》卷五十七上，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上）首段对司马相如的介绍中的几个字——《史记》用作“卿”、“免”、“吴”、“莊”，《汉书》则选择古体字分别为“ ”、“ ”、“呉”、“嚴”。司马相如《子虚赋》中的一些字，《史记》和《文选》都用作“虚”、“糾紛”“碝”的字，《汉书》分别用作“虛”、“纠纷”、“礝”。类似于此的现象枚不胜举，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二、《文选》序文标示问题

《文选》全书共收录51篇赋（其中《两都赋》、《二京赋》、《三都赋》、《子虚上林赋》，均按一篇计算），题目下方标示“并序”的共26篇，占赋的总数的一半之多。对于这些“序”的来源及目的，王书才《文选评点》里这样说：“这些‘序，有的来自史辞，是从赋篇所出的史书里连带抄录进《文选》的，目的大约是为了讲明创作的背景来历，如杨雄的《甘泉赋序》、《羽猎赋序》、《长杨赋序》均出自《汉书·扬雄传》。”通过对比《文选》李善注本和中华书局《汉书》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不禁怀疑《文选》所收扬雄的以上三篇赋序是否真的出自《汉书》？现把二者的不同部分罗列如下：

首先，《甘泉赋序》，《文选》本最后一句是“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汉书》本最后一句是“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二者的差异在于这个逗号标在“还”字的后面还是前面。根据我的理解，我觉得《文选》所标句读更符合情理，倘若非要依据《汉书》，那么可以在“还”字后面再加一个逗号，读为“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似乎也读的通。

其次，再看《羽猎赋序》，开头《文选》作“孝成帝时，羽猎，雄从”，《汉书·扬雄传》则是“其十二月羽猎，雄从”；有些语句的词语之间《文选》有标点而《汉书》没有加，有些则是《文选》没有而《汉书》却加了顿号。前者如《文选》作“成汤好田，而天下用足”，“穿昆明池，象滇河”，“然至羽猎，甲车戎马，器械粗储偫，禁禦所营”，《汉书》作“成汤好田而天下用足”，“穿昆明池象滇河”，“然至羽猎田车戎马器械粗储偫禁禦所营”，最后这个例子中有一个字《文选》作“甲”，甲车戎马，而《汉书》写作“田”，田车戎马，孰是孰非呢？后者如《文选》写作“营建章鳯阙神明馺娑，渐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汉书》作“营建章、鳯阙、神明、馺娑，渐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等。序文的最后一句，《文选》写作“故聊因校猎赋以风之”，《汉书》没有“之”字。endprint

再次，《长杨赋序》，《文选》写作“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载以槛车”，“是時農民不得收斂”《汉书》作“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载以槛车”，“是時，農民不得收斂”；此也是句读标注异同的问题。

关于《文选》成书的具体年代，至今选学研究者仍有争论，但其大致的成书时间可以确定，曹道衡《关于萧统和〈文选〉的几个问题》中指出“根据现有的史料，《文选》的成书年代只能在大通二年至中大通元年间。”①《文选》虽成书于梁代，但是其流传几经周折，又经过多人传抄，版本出现一些句读、字体异同等方面的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通过对比《史记》、《汉书》和《文选》三部书中相同的篇章，可以发现，《文选》绝大部分内容（主要是字体）都是跟《史记》一致，只有个别古奥的字跟《汉书》一致。由于《文选》的流传情况较为复杂，所以说不能明确断定选篇序文具体出自哪里。

三、《文选》用词对现代成语的影响

通过阅读《文选》选文，我们会发现很多似曾相识的词语、俗语以及成语，这里主要论述现代汉语成语与《文选》中相同、相似的成语或俗语之间的关系。以李善注《文选》为底本进行探究。

以宋玉的《高唐赋》为例，此篇赋中出现的成语有以下几个：朝云暮雨、朝朝暮暮、感心动耳、回肠伤气、孤子寡妇、寒心酸鼻、登高望远、延年益寿、五变四会。

（一）《文选》中的成语和现代成语相同的

朝朝暮暮：每天的早晨和黄昏，指短暂的时间。

感心动耳：感心，心受感动；动耳：悦耳。形容音乐极其感动人。

《文选》李善注“回肠伤气、孤子寡妇、寒心酸鼻”作“言上诸声，能回转人肠，伤断人气。礼记王制曰，小而无父为之孤。寒心，谓战慄也。酸鼻，鼻辛酸。”现代汉语对其解释如下：

回肠伤气：形容音乐、文章等缠绵悱恻，感人之极。

孤子寡妇：指男子死后遗留的孩子和妇女。

寒心酸鼻：寒心，心中战粟；酸鼻：鼻子辛酸。形容心里害怕而又悲痛。

延年益寿：增加岁数，延长寿命。

（二）由《文选》中的成语演变而来的

朝云暮雨：《文选》原句是“旦为朝云，暮为云雨”，李善注：朝云行雨，神女之美也。现代汉语解释为：暮，傍晚。早上是云，晚上是雨。原指神女的早晚变化，旧时用以喻指男女的欢会。

四会五达：《文选》写的是“五变四会”，李善注为“左氏传晏子曰：先王和五声也，清浊小大以相济也，吹小枝则声清，吹大枝则声浊。五变，五音皆变也。礼记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四会，四悬俱会也。又云，与四夷之乐声相会也”；现代汉语解释为：形容交通极便利。也形容通向各方。

登高望远：《文选》写作“登高远望，使人心瘁”，李善注为“登高心瘁，此下谓至山上高处，未至观也。瘁，病也”；现代汉语解释为：登上高处，看得更远。也比喻思想境界高，目光远大。

通过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现今使用的成语无论是直接继承《文选》成语，还是从《文选》中的成语进一步演化而来，都客观上为保存古典文化知识做出了一定贡献。《文选》对今人的影响不仅在于大家有目共睹的那些伟大价值上——文献学上的价值表现为：一方面，很多古代作品都是依赖《文选》的流传才得以保存下来；另一方面，对那些有其他文献收录的作品，《文选》可以作为校勘材料。文学史上的价值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文选》反映了先秦到齐梁的文学发展概况；二，《文选》能够反映编者的文学批评思想，为文学史提供材料；三，隋唐以后都用文选中现成的语言，即后人创作都学习《文选》，它还在保存成语方面为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注 释：

①曹道衡.关于萧统和《文选》的几个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1995（5）.

参考文献：

〔1〕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班固撰，颜师古著.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王书才.文选评点述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5〕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曹道衡.关于萧统和《文选》的几个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1995（5）.

〔7〕曹道衡.读《文选》札记[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5（3）.

〔8〕http：//dict.baidu.com/s？wd 百度词典.

中国近代教育文选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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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年： 1983年0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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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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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魏源(1794一1857)

海国图志叙(1842)

默觚

二、冯桂芬(1809―1874)

采西学议(1861)

改科举议(1861)

三、容闳(1828―1912)

予之教育计划

四、郑观应(1842―1922)

考试(1884)

学校(1892)

西学(1892)

女教(1892)

五、李端(1833―1907)

请推广学校折(1896)

六、盛宣怀(1844―1916)

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 程禀(1895)

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情形折(1898)

七、严修(1860―1929)

奏请设经济专科折(1897)

八、康有为(1858―1927)

长兴学记序(1891)

公车上书(1895)

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1898)

请开学校折(1898)

大同书(去家界为天民) (1902)

九、梁启超(1873―1929)

变法通议 (学校总论 论科举 论师范

论女学 论幼学)(1896)

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1897)

与林迪臣太守论浙中学堂课程应提倡实学书

(1897)

教育政策私议(1902)

十、严复(1854―1921)

原强(1895)

救亡决论(1895)

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1898)

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1902)

《蒙养镜》序(1909)

十一、张之洞(1837―1909)

劝学篇 (序 游学 设学 学制

变科举) (1898)

创立存古学堂折(1907)

十二、张百熙(1847―1907)

奏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1902)

进呈学堂章 程折(1902)

致瞿鸿S论办学书(1902)

十三、孙诒让(1848―1908)

东瀛观学记叙(1905)

学务平议(1907)

十四、张謇(1853―1926)

变法平议(1901)

通州师范学校议(1902)

论严格教育旨趣书(1912)

十五、蔡元培(1868―1940)

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1912)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1917)

以美育代宗教说(1917)

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1917)

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1918)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1918)

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1919)

十六、汤化龙(1874―1918)

上大总统言教育书(1914)

饬京内外各学校中小学修身及国文教科书采取...

十七、黄炎培(1878―1965)

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1913)

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1917)

十八、陈独秀(1880―1942)

今日之教育方针(1915)

宪法与孔教(1916)

邓小平文选读书心得 篇5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

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的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理论是伟大的一门学科，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做为新世纪的大学生，我们应该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

至今，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实施了三十一年的时间，它所带来的改变是广大人民群众有目共睹的。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的茅草屋被整齐的红砖洋楼别墅替代，一条条顺畅的公路连通着四面八方，带来滚滚财源。城市面貌也焕然一新，生活环境、生活质量逐步提高，特别是沿海的经济开发区，高楼耸立，厂房整齐，一派盎然的蓬勃景象。近三十年来，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几番，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这种种的变化，都得益于我们国家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以及以后坚定不移的实施，为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报告中指出发展当中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就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就是关于解放思想的争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同时也是我们当代热血青年的行为指南。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顺利发展。我们青年一代是祖国的希望，是明天的接班人，我们更应实事求事，踏踏实实做好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为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

邓小平理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让香港和澳门先后顺利的回到了祖**亲的怀抱。“一国两制”的政策不但使香港和澳门及时的回归，香港和澳门这几年经济、政治的蓬勃发展也充分证明了，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一国两制”的政策并没有使香港和澳门的经济受到损害。有了祖国大陆的大力支持，香港和澳门的明天会更加辉煌。

祖国统一是我们全国人民的希望，在对台湾问题上，邓小平理论中指出,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祖国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台湾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就像香港和澳门一样，在邓小平理论伟大构想的“一国两制”的体制下更加富饶美丽。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府一项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是一种新思维，是把港澳台的回归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就是说在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港澳台根据实际情况，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构想，是把国际上通用的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于国内，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重大贡献，又对人类社会科学理论增添新的内容。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不是一个暂时的政策，而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方针。我们当代青年更应该坚定不移的支持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构想，为两岸和平统一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通过学习邓小平理论，我们当代大学生更加清楚明白的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我们这一代的大学生，面对着市场主义体制下的激烈竟争，我们应该始终铭记“三个有利于”。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培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为我们是否对祖国和人民做出贡献的根本标准，努力拼搏，学习好科学知识，为祖国更灿烂的明天贡献出自已的一份力量。

学习文选心得体会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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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根据党委的安排，我集中时间认真学习了《文选》，对学习文选的现实意义和重大历史意义有了一定认识。

现结合个人的学习情况，谈几点粗浅的体会。如有不妥，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文选》汇集了同志具有代表性和独创性的重要著作，深刻反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博大精深。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引我们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代表作，《文选》同《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一样，是我们党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最好的教材。

今天，我通过认真学习《文选》，深刻地感受到，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波澜壮阔进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使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紧密结合时代发展的新形势、紧密结合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实践而展开的，反映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时代精神，是全党全国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我深刻地认识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鲜明的特点和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的认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这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全部理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牢牢把握这一活的灵魂，对于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思想路线，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具有深刻而长远的意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深刻把握这一点，我们才能不断提高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不断加深对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理解和认识，在新形势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

如何学好《文选》，胡锦涛同志2006年8月15日在学习《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要求全党在学习中要“真学、常学、深学，勤于思考，善于运用”。这对我们学好文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想要学好文选》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学习《文选》为我们更深入地学习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好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最好的教材。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

二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始终是检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在今天坚持这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认真学习《文选》，作为一名党员在这方面决不能含糊；

三要坚定不移地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要按照胡锦涛同志的要求，把学习《文选》同学习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结合起来。

四要亲自学。我们有一些同志总是借口没有时间而懒于学习、疏于学习，而有时间就去上网、聊天。我说只要想学总是有时间的。

二要全面学。要把《文选》一至三卷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花大力气研读原著，真正学通学懂，进一步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全面完整地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

三要灵活学。《文选》是理论的精粹、思想的精华，不是教条或框框。学习中切记死记硬背或者断章取义，要牢牢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个活的灵魂，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思想路线，努力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四要常学。学习《文选》，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须经过长期地学习、不断地总结、不懈地实践，才能达到常学常新

。经常学习《文选》、宣传《文选》、研究《文选》。把学习《文选》作为提高自己的思想和理论素质的重要任务。

我们担负着国家兴旺的历史责任，一定要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践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努力成为理想远大、热爱祖国的人，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视野开阔胸怀宽广的人，把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为之奋斗不息！

略论《文选》诗歌的思想内容 篇7

一、讽谏说教，歌功颂德

宣扬儒家正统思想，为政治生活服务。萧统将西晋人束广微的六首《补亡诗》置于《选》诗之首，其中头两首（《南陔》、《白华》）纯属对孝道的宣扬。我们联系萧统的生活经历，发现这方面的诗歌被置于《选》诗首要位置并非偶然。萧统自幼受儒家道德观念熏陶，在母亲病重及去世期问，他“朝夕待疾，衣不解带。及薨，步从丧回宫，至殡，水浆不入口，每哭辄恸绝。”“自是至葬，日进麦粥一升。虽屡奉敕劝逼，日止一溢，不尝菜果之味。体素壮，腰带十围，至是减削过半。每入朝，士庶见者莫不下泣。”显然是一个大孝子，从萧统的生活经历来看，他重视这两首《补亡诗》是理所当然的。

封建的孝道往往与忠君思想联系在一起。萧统本人就是一位集忠孝于一身的人物，“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门开。东宫虽燕居内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台。宿被召当入，危坐达旦”。“忠”和“孝”，就是被萧统用这种可以说极端的方式自觉贯彻到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之中了。他选录西汉韦孟的《讽谏诗》就写出了作者对朝廷的赤胆忠心，可谓“谈经圣笔，亦不能删”。

明代诗人谢榛提出：“书孟诗，雅之变也；昭君歌，风之变也；三百篇后，二作得体。梁太子不取昭君，何哉？”《昭君歌》在艺术上的成就不亚于“韦孟诗”，萧统取韦孟而舍昭君，显然是从思想内容的角度来考虑。有“天下皆称仁”，“仁德素著”，之誉的萧统，把张华的《盛志诗》、颜延之《秋胡行》也编入了《文选》，它们大力鼓吹“仁义”、“礼教”，反映了作者思想的局限性。

歌功颂德之诗，有些颂扬英雄人物的文治武功和道德情操，如谢灵运的《述祖德诗》；有的属应诏而作，一味恭维、赞美，言不由衷，如陆机兄弟在诗中都把白痴皇帝司马衷吹捧成一个盛世明君；也有些诗，如曹植《责躬诗》、《应诏诗》反映了他窘迫的生活处境。这些诗在歌功颂德之余，也暗含了对清明政治的憧憬和追求，在《选》诗中还是应占有一席之地的。

二、描写动荡现实，反映人民疾苦和统治阶级腐朽生活

这类诗数量虽不多，但它们或抨击时政，或抒发抱负，或倾诉不平，具有较高的思想意义。王粲《咏史诗》、曹植《三良诗》都取材于春秋时代子车氏三子为秦穆公殉葬的史事，表现出他们的仁政爱民思想。潘岳《关中诗》、王粲《七哀诗》（其一）写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陆机《从军行》写出征军人生活的艰辛，都给人深刻印象。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政治的腐败，社会的动乱，固然使人民滇沛流离，苦不堪言，但志士豪杰，应时而起，或中流击楫，逐鹿中原，或闻鸡起舞，扬名塞外，都希望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刘琨《扶风歌》、鲍照《出自蓟北门行》都写了爱国之心，报国之志，言之有味，掷地有声。曹植《白马篇》塑造了一位少年英雄形象———“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位少年为保卫边疆，骑着一匹白马，转战四方，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体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是这类诗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首。

三、抒发壮志难酬的感叹，描写思念之情

鲍照《咏史》叙述上流社会“明星晨未稀，轩盖已云至。宾御纷飒沓，鞍马光照地”的生活之后，对比自己“身世两相弃”的寂寞处境，不平之意，溢于言表。左思《咏史》（其二）也写了一个君子失意，小人得志的社会：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刘琨《重赠卢湛》末两句“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抒写功业未成的伤感和惆怅。欧阳建《临终诗》更是写得凄婉动人。

诗人们多抒发哀怨之气与他们的身世也是有关的。他们中虽有不少人出身显贵，但战火纷飞的社会却不能成为过安逸生活的庇护所。他们置身于风云变幻、如火如荼的斗争环境中，无法把握自身命运，往往历经坎坷，哀怨至深，结局悲惨：曹植后半生屡遭压迫，汲汲无欢，抑郁而终；阮籍终生潦倒，以酒浇愁；陆机、陆云成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牺牲品；左思出身寒门，不为当世所重，虽博学能文，但始终沉于下僚；谢灵运获罪被杀；谢眺下狱而死；郭璞、王赞、刘琨、卢谌、谢混、王僧达、欧阳建、殷仲文、范晔等人皆为当权者诛杀，鲍照死于乱军之中……，其中多少辛酸苦难，又怎能一语道尽。诗人们坎坷飘零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作品的总基调是抑郁深沉而非活泼明朗，是面对现实吟咏情性，而非远离尘世构筑富有浪漫色彩的理想世界。大量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民歌未被《文选》收录，使这一基调更加鲜明。

此外，曹操《短歌行》、张华《答何劭》、陆机《赠弟士龙》、潘岳《悼亡诗》、古乐府《伤歌行》、曹丕《燕歌行》等都抒写思念之情，真挚而沉痛，此类诗在《选》诗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四、描写游仙、隐逸、山水、田园生活

魏晋南北朝时代，佛、道两教很盛行，由佛道结合形成的玄学思想反映在文学领域，就出现了大量的玄言诗。刘勰说的“诗必柱下之旨归”就道出了这种情形。《文选》中王康琚的《反招隐诗》、陆机的《招隐诗》、何劭的《游仙诗》、孙楚的《征西官属送于涉阳侯作诗》等诗歌作品都流露出浓厚的老庄思想，反映出诗人的消极情趣。与之相适应地在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游仙诗，在当时影响很大，但萧统仅象征性地收录何劭的一首，却收录郭璞《游仙诗》七首之多，他对“游仙”这类诗的态度可由此推想而知。郭璞《游仙诗》借“游仙”来咏怀，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他在《诗品·序》借“游仙”来抒发人生忧郁，反映了那个苦难时代人们的普遍心态，其思想成就非一般游仙诗所能比拟，这样的游仙诗实际上已突破了玄言诗的范围。

描写田园生活的杰出诗人是陶渊明。萧统曾专门作《陶渊明集序》、《陶渊明传》，对他推崇备至。陶渊明的诗歌，描写自然淳朴的田园生活，非一般描写隐居生活的诗歌所能媲美。如《饮酒》（“结庐在人境”）表现出的那种清新、平淡、敦厚、淳朴、率真的生活气息，使人难以忘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选》诗收录陶诗不多（只有八首），但所选录的诗歌却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选》诗中那些模山范水、流连光景的诗歌，往往把高尚的情操寓于对山光水色的细致描绘之中。诗人们笔下的名山巨川，风姿绰约，秀美如画，给人美的享受。这方面诗歌的代表作有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登池上楼》、《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谢眺《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等，他们的诗歌，奔放灵动，逸态横生，才思四溢，在用语上颇有讲究，确有自己的风韵，《选》诗选录较多。

总之，《选》诗的思想内容复杂多样。有些诗句深刻慨括了诗人们生活旅途中的真实感受，比如傅玄“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友长”（《杂诗》）；曹摅“富贵他人台，贫贱亲戚离”（《感旧诗》）；江淹“大厦须异才，廊庙非庸器”（《杂体诗》）；就写得精深美妙，富于哲理成为《选》诗众多佳作的一部分。。清人宋征譬指出：“《选》诗，‘衣葛常衣寒，穴处识阴雨，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俱是格言。”但由于诗人们几乎都来自社会上层，阶级的束缚使他们囿于个人主义的小天地中，以个人为中心来抒情咏怀，少有忧国忧民的作品，反映的几乎都是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有明显的局限性。另外，萧统主张文质并重，一些艺术上较有特色，但在思想内容上不符合他选录要求的作品，如为数众多的乐府民歌及一些风格艳丽的爱情诗均未收录，也影响了《选》诗思想的深度和内容的多样性。应该指出的是，《选》诗有辞藻华美的特点，但它所写的内容却比较庄重严肃，许多诗篇流露出的思想往往与政治生活紧密相联。这与萧统认为诗歌应“有助于风教”（《陶渊明集o序》）有很大关系。

参考文献

[1]南史·萧统传[M].

[2]杨文生.杨慎诗话校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4.

[3]明·谢棒.四溟诗话[C]//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 1983:1145.

[4]粱书·萧统传[M].

[5]刘勰.文心雕龙·时序[M].

[6]钟螓.诗品[M].

《文选》研究的新贡献 篇8

东汉末年的祢衡，在许多读者心目中，是一个蔑视权贵、极富张扬个性的形象。那大概与《三国演义》“祢正平裸衣骂贼”和京剧《击鼓骂曹》颇有关系。孔融上表汉献帝推荐他，说他是“忠果正直，志怀霜雪”，又是“英才卓跞”，“思若有神”，道德与才干兼备。但是顾农在《祢衡论》中虽高度赞扬他的文学才能，却将他定性为“一个特别情绪化的青年才俊”，指出他的骂座在“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或第二的狂放中，显然也不无演戏或做秀的成分，并不完全出于本色”，“不能不怀疑他讲人格尊严只是假象，而故作狂放、哗众取宠才是本质”。史书上说祢衡“不知先所出”，顾农敏锐地感到，其出身大约相当微贱。正由于出身低微，故有强烈的自卑感，“而他化解自卑情结的办法便是鼓其虚骄之气，故作狂放之态，骂倒一切，以争取引人注目和出人头地”。这样的分析，抉发幽隐，直探历史人物的内心深处。顾农这么说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他分析祢衡的《鹦鹉赋》，说赋的后半“全然是一片不可收拾的情绪”，“说什么‘惧名实之不副，耻才能之无奇’，心比天高，命如纸薄——这正是汉末动乱年代里许多自视甚高而无多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心态”。《鹦鹉赋》是在黄祖之子黄射席上所作。黄射对祢衡态度较好，祢衡遂心怀感激。赋中所谓“托轻鄙之微命，委贱陋之薄躯，期守死以报德，甘尽辞以效愚”，其实是向黄射讨好乞怜。顾农说：“在汉末的群雄中，黄射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人物，同雄才大略的曹操尤其不可同日而语，祢衡痛骂曹操而钟情于黄射，可谓莫名其妙之至，眼力之差正与他的态度之狂相映成趣。大约祢衡待人处世完全以别人对他的态度为主要依据，说到底他所担忧的并非天下国家，而是一己的得失荣辱。”语含讥诮，却十分准确深刻。从《鹦鹉赋》里看到的祢衡与人所习知、裸衣骂座的祢衡反差太大了，以致有人怀疑该赋不是祢衡所作。但顾农的分析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的也更接近于真实的祢衡。

文学是人学。文学家是活生生的人。人的心灵是最为丰富、复杂、微妙的。必须对这种微妙难测有深切的体认，分析作家作品才不至于简单化、公式化，才有可能做到有“理解之同情”。《文选论丛》中许多篇章解剖人物心理，细致入微，耐人寻味。例如论潘岳的《闲情赋》，指出潘岳的拜路尘与爱好闲居，看似悖反，实乃互补。当时士人风气，一方面使尽手段征名逐利于官场，另一方面优哉游哉闲适享乐于田园，二者并不矛盾。故金人元好问批评潘岳的“高情千古《闲居赋》”为“失真”之作，乃是用一般的道德范式去衡量，既于社会风气显得隔膜，又对人物复杂的、多侧面的心灵缺少了解。在《文选论丛》中，这样多侧面地分析作家心理的例子屡见不鲜，新见不少。如左思的《咏史》诗，在许多文学史著作中被认为是体现了门阀社会中寒士的不平和愤争，评价很高。顾农则既肯定它们“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并且超出西晋一代而有普遍的意义”，又指出诗中的“卓荦豪迈之气”带有很浓的书生气，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颇有遭受挫折之后自我安慰的成分，其抨击门阀制度，宣称“自非攀龙客”、“高步追许由”，实乃一时愤激之词，带有虚骄之气。这样的结论，是将左思的作品结合着他的生平、为人进行分析得出来的。顾农说：“左思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诗人，但他的作品却显得相当单纯而有力度。”“作品一旦产生，就可能并且往往脱离其背景而独立，而产生巨大的影响。伟大的作品总是比它的作者更伟大。”这样的评论，十分深刻，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总之，从细致的心理分析人手，并且将作家、作品置于具体的特定的时代背景、历史环境中予以观察，练达人情，洞明世故，确是《文选论丛》的一个重要特色。

曹植的《洛神赋》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女神的婉丽动人，求之不得的怅惘迷离，千古之下犹令人神醉。但该篇有无寓意寄托，有怎样的寄托，却至今众口纷纭。唐代人多视为曹植爱慕感念甄后之作，后人尤其是清代学者却力斥感甄说之妄，认为是以男女喻君臣，抒发对于曹丕的眷恋。今人有的又说是因政治理想不能实现、失意哀怨而作，或者说是曹植“苦闷的象征”。《文选论丛》中《(洛神赋)新探》一文，专论此事。顾农取感甄之说，但不同于旧说。他认为曹植与甄后间有无男女之情，固然无从确知，但二人同因政治方面的关系，受到曹丕的迫害，故曹植对甄后有同病相怜、兔死狐悲之感，则恐怕是必然的。类似这样的观点，别的学者也曾说过，顾农的新见，主要在于细心探究史料，以证成其说。他从曹植的《责躬诗》和《黄初六年令》，判断曹植曾于黄初二年下半年被诬陷而获罪，被拘往洛阳，而那正是甄后被赐死埋葬于邺之后不久；又从《太平御览》、《艺文类聚》中看到，曹植曾欲派人到邺购买布匹，虽遭到监国谒者的阻止，仍坚持要派人去，不惜为此上表，其态度坚决得异乎寻常。顾农认为《责躬诗》中所说的“茕茕仆夫，于彼冀方”就是指这件事说的。他猜测诬陷者以这件事作为口实，而诬陷的内容很可能涉及曹植与甄后的关系，比如可能说曹植买布是借口，其实是要派人去甄后墓上设奠祭祀。但其事既属捕风捉影，曹丕亦不便以此大张旗鼓治其罪，而且曹丕的态度在赐死甄后之后又有所软化，因此，曹植的这次获罪，“罪名固然重得莫名其妙，而处理则轻得糊里糊涂”，遂于次年(黄初三年)初离开洛阳返回封地鄄城。《洛神赋》便是归藩途感念甄后中所作。

这一论证是很有趣味的。平心而论，以男女喻君臣固然是传统的手法，但要说曹植在宓妃形象中寄托恋眷君王之情，却令人觉得难以接受。因为曹植屡受曹丕的忌害，虽然在诗文中依旧说什么“不胜犬马恋主之情”，但未必真有多少衷心爱慕之意，总不至于精心塑造那样一位美丽动人而且多情缱绻的女神形象来“寄心”吧。何况曹植心中自然明白，曹丕弃绝、加害于他，决非真是迫于礼法、不得不然，而赋中的神女却是怀着一片爱意、只是因人神道殊而恨恨离去的。因此，笔者认为，若说赋中包孕着的怅惘失意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政治有关，是可以的，若直接说成寄心曹丕，便觉难以接受。读了顾农的《文选》，感到他的论述既体贴人情，又精心考虑有关史实，虽然也许还不能说是天衣无缝(其事本隐秘暧昧，史料阙如，有的地方不能不靠推想补足)，但却是自成一说，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文选论丛》中还有一些篇章，也是通过细节的考证提出新说。例如《(为郑冲劝晋王笺)作年考》，便一反成说，推定阮籍此文不是作于他去世的那一年即魏元帝景元四年(263)，而是作于高贵乡公甘露三年(258)。此事虽细，却有助于更准确地了解和说明阮籍的政治态度。注重细节的考证，也是《文选论丛》的一个特色。

最后，笔者想提到《文选论丛》中与日本国学者清水凯夫讨论《文选》编撰的几篇文章。清水是笔者的友人，他为人豪爽，在学术上勇于探索。他认为《文选》的实际编撰者是刘孝绰，昭明太子只是挂名而已，并从《文选》所载作品人手，提出不少论据。这一观点，我国学者几乎都认为难以首肯。顾农对其论据一一加以分析，认为不能成立。笔者以为其分析是颇具说服力的。刘孝绰在《文选》编撰过程中可能确是起了重要作用，但一定要说《文选》就是他编的，昭明只是挂名，未免走得太远。不过应该承认，清水先生提出的论据，促使学者们作深入的思考。他挑起的这场论战，对于《文选》研究是有好处的，笔者就从中汲取了教益。清水曾对笔者说过，中国文学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学问。这话说得很好。我们中国的学者，在为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而感到高兴的同时，也该更感到责任重大，必须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我们要多多了解、虚心学习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应该与国外学者进行商榷，展开讨论，让学术讨论的空气超越国界。这该也是文化交流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方面目前还是很不够的。《文选论丛》中除了与清水先生商讨的几篇，还有一篇与法国著名汉学家桀溺讨论曹植《七哀》诗。顾农这方面的工作，我觉得是十分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