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校检讨反思

出校检讨反思（精选2篇）

出校检讨反思 篇1

尊敬的领导：

您好!

这次我真的犯下了非常严重的错误，就算是我也已经察觉到了自己做下的是非常严重的错误。我明白我并不是一个好学生，成绩不如其他同学出众，还总是闹出一些小麻烦。但是在这次的事情中，我实在是做的有些过分了，一下子就违反了好几条校规!

在犯下这个错误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好好的想清楚这样会犯下多么严重的错误，会为自己和老师带来怎样的麻烦!这是不对的，这是严重的失误!在网吧被老师抓住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害怕，当时没有想过被抓的后过，但是在被抓的时候就知道害怕了。要是我能早点明白自己在犯下的是怎样的错误，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在您的教导之后，我感到深深的自责、后悔，我对自己的错误做了很久的反省，也渐渐的明白了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犯下了什么样的错误，明白了错在哪里，自己为什么会犯错!但是，无论再怎么后悔，错误都没有办法挽回。我只希望在在里和您道歉，并检讨自己的错误，希望能得到老师的原谅。“对不起，老师!”

我的第一个错误，对自己的认识不足!自己现在的身份是什么?是学生!作为一名学生，我显然没有好好的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和身份!作为以学习为己任的学生，我却不将心思放在学习上，只想着去消遣，想着去沉迷在游戏里。没有认识到自己剩下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以为在网络中多逗留一会也不会有事。但是我错了!我的学习、我的成绩、我的时间都已经不允许我这样做，我每在这里多逗留一会，我的未来就会失去一份色彩，我早就在过去将自己消遣游玩的时间给花完了!

我的第二个错误，对错误和学校的纪律没有足够的认知!私自出校、在校外上网，这都是对校规非常严重的违反行为!是非常严重的错事!但是我却因为看到那些参与的同学没有被老师发现就任凭自己的欲望驱使，自己也去参加。但是我却漏想了一点，“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这次被抓完全是我自己的问题，犯下了错误就应该准备好接受惩罚。

反省过自己的问题，我也看清了我自己究竟在怎样挥霍自己的青春!透支自己的未来!我真的非常的后悔，自己犯错后造成伤害最大的，也是自己!是自己的未来!我希望自己能够改变，能够挽救自己，希望老师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好好的改正，再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我一定会好好的努力学习!请老师原谅。

此致

敬礼!

检讨人：xxx

20xx年x月x日

出校检讨反思 篇2

五四时期梁漱溟的文化思想是以西方哲学和印度佛教哲学为基础并与中国儒家文化相结合而形成。在诸多西方哲学思想中,对梁漱溟影响最大的是柏格森和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其中又以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影响最为直接,而在印度佛教哲学中,梁漱溟受唯识学的影响最大。根据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佛教唯识学以及中国儒家哲学,梁漱溟创建了其独特的文化哲学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个路径样法”的东西文化比较观,向人们展现出他在这一时期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之路的探索与思考。

首先,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出发,梁漱溟展开了他对文化的思考。他的文化思想始终贯穿着“生命”、“自然”等生命哲学观念,他把宇宙看成“活的”,是人的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由此他对文化作出定义,“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1]32。进而,梁漱溟根据佛教唯识学理论构建了一种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分析框架:文化是由生活决定的,而生活又是由意欲决定的。意欲在不断满足与不满足之间产生了人生三大问题,即人对物的生存问题、人对人的交往问题以及人与自身生命的宗教问题。要解决好这三大问题,可以采用“三个路径样法”,即“(一)向前面要求;(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三)转身向后去要求”[1]61。而这三个路径样法分别由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代表:第一种文化路向,即“向前面要求”,这要求以满足人类个体生存和种族繁衍的意欲而向外追求去征服自然,去克服外在世界的各种困难。西方文化走的便是第一种文化路向,因为它征服了自然,创造了物质文明,成就了科学与民主,解决了人类面对外在物质世界的困境与挑战的问题;第二种文化路向,即“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这就要求“智慧不向外用,而返用之于自己生命,使生命成为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以儒家文化的中庸之人生态度进行自我调适来解决困境。中国文化走的是第二种文化路向,是自为地调和与持中,解决了人际和谐的问题;第三种文化路向,即“转向身后去要求”,这要求既不向外物追求,也不向内自为调适,而是要消除生活的一切意欲。印度文化走的是第三种路向,解决的是意欲否定生命本身意义的问题。

二、五四时期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之论争

五四时期梁漱溟文化思想的形成也是其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胡适等西化派文化论争之产物。以1921 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为标志,梁漱溟将柏格森生命哲学和佛教哲学援用到中国传统儒学中,对儒学进行重新解释和改造,并在认同孔孟儒家思想及宋明新儒学陆王心学的思想进路上建立起“新孔学”,开启了五四时期的现代新儒学。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批判。针对梁漱溟的批判,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胡适作出积极回应。在其1923 年《读书杂志》第8 号上发表的《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中,就梁漱溟提出的“三个路径样法”的文化观提出了批评,他批评梁漱溟的“三个文化路径”是极其主观的、笼统的。他认为,东西文化差异应是“时间上、空间上的一种程度的差异”,是一种时代性差异,是“古今之别”。这种文化差异不是路径选择不同,而是“根本大同小异”,即是说,因人类生活是生物体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而人类在根本生理构造上大致相同,故在大同小异的问题之下,解决的方法也不出那大同小异的几种,这个道理就叫“有限可能说”。并且,胡适认为人类走的应是“生活本来的路”,即西方文化主张的民主与科学之路。1923 年底,梁漱溟在北京大学再次作了一个题为“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对胡适的批评进行全面反驳。他不同意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提出的东西文化差异是“根本大同小异”的观点,他认为东西文化差异体现为不同文化之间的特殊性。他将西方文化特性归纳为两点:“一个便是科学的方法,一个便是人的个性申展,社会性发达。前一个是西方学术上特别的精神,后一个是西方社会上特别的精神”[2]225。

从梁漱溟和胡适之间的文化论争看来,他们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东西文化差异、西方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出路的认识方面。首先,在对东西文化差异认识上,胡适认为东西文化差异为“古今之别”的时代性差异;梁漱溟认为是“中外之异”的民族性差异。其次,在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上,胡适以时代性差异标准出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于西方近代文化;梁漱溟以民族性差异为标准,反对胡适代表的西化派中全盘否定民族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反对将中国文化等同于封建和落后文化。在中国文化出路方面,胡适主张“西化就是现代化”,中国文化应效法西方现代化模式;梁漱溟认为对西方物质文明和现代化的学习必须以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为本位,从而实现中西文化的折中调和。实质上,梁漱溟与胡适之间的文化论争只是各自出发点和侧重点不同,他们对中国文化出路的思考都极大地促进了五四时期的文化发展。

三、对梁漱溟在新文化运动中“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澄清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梁漱溟极力主张复兴儒学,尽管承认中国文化有“不及”西方文化之处,但他把这种“不及”归之于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早熟”,并认为中国文化在文化路向上比西方文化更为先进一步,这反映出梁漱溟坚守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性质,由此受到不少知识分子的批判,并被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实际上,梁漱溟在五四时期并没有完全否定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意义,他主要针对那些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进行批判。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梁漱溟对文化问题持有的是多元文化观,尽管从他的文化路向说出发,他认为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并强调应坚守中国儒家文化,但他同样认识到西方文化有优于中国文化之处。他对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科学主义也是持肯定态度的,他承认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认知自然和征服自然方面的巨大作用,但是他同时也主张对科学主义应批判地、修正地吸收。此外,他还反对用科学的方法将中国文化作为“国故”加以客观冷静的研究。在他看来,应当对中国文化怀有“同情”和“敬意”,体认其中活的精神及其价值。

另一方面,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梁漱溟对于中国儒家文化并非一味推崇,同样对儒家思想中的纲常名教进行了批判。他指出,中国在宋以前的儒家礼法文化对个性的束缚压迫还不十分厉害,但是,“宋以后所谓礼教名教者又变本加厉,此亦不能为之曲讳。数千年以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威权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性不得申展,社会性亦不得发达,这是我们人生上一个最大的不及西洋之处”[3]79。此外,梁漱溟对儒家纲常名教下的尊卑秩序导致的不平等和对自由的束缚也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尊卑是个名分而以权利不平等为其内容,而所谓平等的也不外权利的平等。所以所争实在权利。权利的有无,若自大家彼此间比对着看,便有平等不平等的问题,若自一个个人本身看,便有自由不自由的问题。照中国所走那条路,其结果是大家不平等,同时在个人也不得自由”[4]363。

综上可见,梁漱溟一方面以理性和批判的态度指出西方文化的不足,对于五四时期正确认识西方文化而不盲崇西方文化的观念的形成有十分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梁漱溟作为儒家文化的捍卫者,他对儒家文化所持的批判态度与这一时期辜鸿铭、刘师培等顽固守旧的保守主义派是完全不同的。

四、对梁漱溟“三个路径样法”文化观的反思

五四时期梁漱溟在思考文化问题上既以哲学和宗教思想为根据又将其作为对象加以分析,这种从文化哲学角度对东西文化进行比较得出的“三个路径样法”文化观十分独到且意义深刻。不过,在肯定梁漱溟五四时期文化思想的同时,我们也当对其部分观点作一些反思。

首先,对文化渊源的认识问题上,梁漱溟深受西方哲学尤其是柏格森和叔本华哲学的影响,他将文化定义为“意欲”,形成了一种唯意志论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与五四时期在中国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对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梁漱溟在1921 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对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学派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社会发展变迁尽管要受到生产力的影响,但“生产力不是什么最高的动因”,最高的动因“还在人类的精神方面”[4]374。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同时,并没有否定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性作用。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来,梁漱溟的唯意志论文化观显然忽略了人类生活的实践性特点,由此出发对文化的定义就有显偏颇。不过,由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刚在中国部分知识分子中兴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不是很全面和准确,梁漱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一名文化保守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批评是有其特定历史背景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梁漱溟在坚持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吸取和接受,检讨了自己过去的一些片面认识。

其次,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受其个人生命历程的影响颇深,这也是他最终未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文化哲学体系的原因。梁漱溟早期十分崇尚西方哲学,随后潜心研究佛学,后来又立志为探索中国出路而研究儒学。最初梁漱溟在阅读了柏格森的《变的哲学》、《形而上学导论》和《创化论》等著作后,将其中的创造进化论与印度佛教相比较,认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诸多西方哲学中最能释明佛教的道理。后来,由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儒家文化遭到严厉批判,出于“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道德使命感,梁漱溟从对西方哲学和印度佛教的关注转变到儒家思想上。与这一时期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梁漱溟同样意识到时下中国救亡图存的方法就是在人类精神文化方面去寻找途径,由此展开了其对文化与哲学问题的思考。从他构建的三种文化路向的哲学基础看,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印度佛教的唯识学是其根源,复兴的中国儒家哲学只是指引中国时下应走的文化路向,在梁漱溟看来,人类的终极哲学形态或者说深层哲学形态还是佛学。因此,梁漱溟这种独特的学术经历出发思考东西方文化与哲学问题,一方面使其创建了具有中西合璧和佛学色彩的独特的“新孔学”,但也因其研究兴趣的转移使得梁漱溟没能像五四时期其他现代新儒家如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贺麟等学者们一样创建起严格意义上的新儒家文化哲学体系。

从五四时期梁漱溟的文化思想看来,他为当时的中国提出了未来文化路向的设想,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提出具体方案来解决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化结合的问题。而且,梁漱溟所开启的新儒家强调复兴儒学,实质上是强调了“道弘人,而非人弘道”的思想。不过,梁漱溟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同情地理解”的敬意以及肯定中国文化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现代社会,中国儒家文化仍然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具有恒常的价值,它仍然可以成为人们选择的对象,但如今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现代社会语境下继承和创造性地发挥中国儒家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从而实现与现代文化的最佳融合。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商务印书馆,1999.

[2]郑大华.民国思想家论[M].中华书局,2006.

[3]郑大华,任青.梁漱溟集[M].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