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与经济发展

中国教育与经济发展（精选8篇）

中国教育与经济发展 篇1

计划生育教育--人口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一、人口规模和人口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排名第一的国家。截至2000年11月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显示，中国人口数量为12．95亿，占世界总人口的约1／5。目前我国人口的平均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20余人，世界人口的平均密度为38人，我国是世界人口平均密度的3份多。预计到2005年全国总人口将控制在13．3亿人以内。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建国以后，由于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出现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特点。人口的迅速增加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压力，从70年代开始，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迅速增长的势头有所遏制。但根据人口的惯性作用，在今后的几个年中我国人口仍将继续增加。

由于人口增长太快，新增的物质财富很大一部分被新增加的人口所消耗，所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比较低，形成“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积累少以及建设资金少，致使我国每年新增加的固定资产赶不上进人劳动适龄阶段人口增长的需要，造成劳动力就业的暂时困难。同样由于人口增长快，教育经费的增长跟不上学龄人口增长的就学需要，严重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

从70年代起，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20多年来人口数量控制已取得实效。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为9．5（千分之）。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的人口增长率继续保持着很低的水平，人口年平均增长已降到1．079（千分之），但是由于人口惯性，每年仍然以1279万的平均增量增长。许多人口预测表明，即使在这样较低的生育水平，人口惯性增长仍会持续到21世纪30-40年代，届时总人口将会达到15亿以上。因此，继续搞好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总量是十分必要的。

二、人口结构特征

人口结构是衡量一个国家人口质量的重要指标。人口结构可以分为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两方面。人口的自然结构包括性别、年龄、种族、民族等要素的构成状况；人口的社会结构包括职业、文化程度、健康水平、社会组织等要素的构成状况。合理的人口结构对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的人口众多，其人口结构也有一些明显的特征。

1．年龄构成特征。人口年龄构成是指不同年龄人口的数量比例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口再生产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50年代人口出生率一度上扬，死亡率则锐降，结果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口比重都上升了。60年代初中国遭遇了严重经济困难，但后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致使人口显著年轻化。进入70年代，生育率明显下降，少年儿童比重迅速减少，但老年人口比重变化不大，年龄构成属典型成年型。随着出生率下降成果的积累，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年龄构成变化已十分明显。0-14岁人口2．8亿多，占总人口的盟．8％；15一以岁人口8．8亿多，占总人口的70．1％，历岁以上的人口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5岁以上的人口正在增加。以上数据表明中国目前已踏人成年人口型的后期，老年型已在望。

2．性别构成特征。在社会稳定发展的情况下，一个社会的人口性别比主要由出生性别比和少儿性别比所决定。中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1982年为107．17，1990年上升到111．7，1997年高达120．14。2000年男性为6．5亿，占总人口的51．63％，女性为6．1亿，占总人口的48．37％。性别比为106：74。从总体上来说，现在还没有出现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调的问题，但在一些地区，少儿性别比失调也导致早婚早育现象屡禁不止，影响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

3．劳动人口职业构成特征。国际上一般将16-64岁年龄组列为劳动适龄人口。按此标准计算，中国不仅人口总数庞大，劳动力资源更为丰富。19卯年中国劳动适龄人口6。8亿，占总人口的2／3，2000年劳动适龄人口8．8亿。现在中国人口年龄构成正处于迅速变动之中，在一段时间内，少年儿童比重下降幅度将超过老年比重的上升，将使劳动适龄人口比重逐渐增大，导致我国的就业形势严峻。规模庞大的劳动人口在第一产业中占压倒优势，其绝对数量仍在上升，相对比重趋于下降，但速度不快。劳动人口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上升较快，但内部结构不理想。第三产业的比重出现明显上升，但仍然偏低。

4．城乡构成特征。在人口结构中人口的城乡结构，即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比重，是衡量人口城市化的重要指标。中国城镇人口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城市人口比重还很低，但人口城市化速度相当快。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居住在城镇的人口4．5亿多，占总人口的36％；居住在乡村的人口8亿多。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9．8％。

5．人口质量特征。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接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有4．5亿，接受初中教育的4．2亿，接受高中(含中专)教育的1.4亿，接受大学(指大专以上)教育的4571万人。文盲人口(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为8507万人。同1990年相比文盲率由15．88％下降为6．72％。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程度的由1422人上升为3611人，具有高中程度的由 8039人上升为11146人，具有初中程度的由23344人上升为 33961人。到2005年我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0％以上，高中60％，高等教育达到15％，我国人才素质进一步提高。此外为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现行生育政策，提倡优生优育等服务措 施，并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全民素质，实施人才战略，扩大人才队伍。

三、人口分布特征

中国不仅人口规模庞大，而且人口分布也极不平衡。总体而言，呈东密西疏格局，东南沿海地区人口高度稠密，是世界上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而西北内陆地区人口则相对稀疏，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1935年发表的题为“中国人口之分布”论文中，第一次提出中国人口分布的这一显著特征：“今试自黑龙江之瑷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和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四百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积，计七百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四万万四千万，约占总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四，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文中所指瑷珲--腾冲线，至今仍是现中国人口分布地区差异性的一条基本的分界线。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统计结果显示，我国东部沿海的辽、京、律、冀、餐、苏、浙、闽、粤、桂、沪11省市区人口达4．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7％多，面积12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3％；我国西部的陕、甘、宁、青、新、渝川、藏、滇、黔10省市区人口仅2．8亿多，占全国总人口的21％，国土面积达520方平方公里，占全国的54％。胡先生所指的我国人口分布东多西少的格局仍没有改变。

从人口密度来看，以上海市人口密度最高，每平方公里在2000人以上，而人口密度最低的西藏、青海和新疆，每平方公里不足10人。其中西藏仅为2人，相差十分悬殊。这种相差悬殊的人口地理分布，也是中国的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因素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

其一，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人类活动要受到自然环境极大 的制约，人口的地理分布则体现了这种制约性。在整个自然环境中影响人口分布的因素很多，而对中国人口分布起主要影响的集中在地形、气候、资源等因素方面。地形因素。山地和高原不太适宜人类的居住，其原因就是温度和气压随高度的上升而下降，直接制约着人体的生理反应，对某些人来说，在海拔1800米高度即出现高山反应，超过4000米就可能因气压过低而死亡。而且山地和高原地区土壤贫瘠、交通困难，对农业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均有较大限制。因此人口绝大部分都趋向低平的平原和丘陵地带，而中国的东部就是平原集中 的地区，因而东部集中了大量的人口。

气候因素。气候决定着一个地区的土壤、植被和水文，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关系极为密切。一般而言，西北地区年积温过低、光照不足、无霜期短等都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和人类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西北内陆地区的降水稀少，年平均降水量只有100-200毫米，有些地区甚至在25毫米以下，严重地威胁着居 民的生存，从而造成人口密度过低。

资源因素。东南部有东北平原、华北平原我国最大的两个平原，以及淮河流域、长江流域、闽江流域、珠江流域等长期形成的冲积平原，雨水充沛，利于农作物生长。而西北部广大地区耕地少，或者有大面积可耕地，但多为高山高寒地带不利于居住。至于各种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则西北部比较丰富，但由于受到经济发展程度和开发利用条件的限制，还没有充分利用，这将会成为中国改善人口分布不平衡的一个有利的条件。

其二，经济因素的影响。人口分布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发展的水平。就中国而言，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明显的增长，但在世界上仍然是一个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不高，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较大，经济结构和经济布局仍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正是这些因素对人口的分布起着极大的制约作用。目前，中国劳动者总数中农业人口所占比重达到60％左右。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化水平很低，还未摆脱小生产和半自然经济的状态，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形 成的人口分布格局得以延续，未得到根本改变的主要因素。

其三，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人口分布除了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外，还经常受到各种社会的和政治的因素的影响，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这种影响还表现得非常显著。唐代以前，中国的人烟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此后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宋朝迁都开封、临安，元以后定都北京，人口也随着转移。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渗透和侵赂，在东南沿海地区开辟商埠，霸占租界，大量输入商品和资本，使中国工商业畸形集中到沿海少数大、中城市中，人口分布也相应出现了向沿海地区集中的趋势。

四、人口问题和内部安全环境

中国的人口控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由于人口基数较大，加之经济因素和旧有人口结构的影响，使得人口问题在今天仍显得十分严峻。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人口问题仍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

人口问题表现最突出的，首先是劳动就业问题。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部分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不能适应市场需要，企业经营遇到困难，出现不同程度的停产和半停产现象。据统计，近年来下岗和失业人数接近1000万人。虽然大量下岗职工很快实现再就业，但仍有不少人长期休息在家，这不仅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也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当前面临严重的就业压力，一方面是经济环境变化造成的，另一方面在其背后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劳动适龄人口的持续增长。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形势不会改变。

其次，流动人口的增长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近年来，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游离出来，流向农村的第二、第三产业和城镇非农业部门。流动人口的迅速增加，既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产物，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大量流动人口的出现，又会对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带来巨大的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稳定。近年来的统计显示，许多城市的社会犯罪，有很大比重是由流进来的外地民工所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50％以上的恶性案件是外地民工所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还将有大量流动人口向发达地区涌人，如何避免流动人口产生的负面影响，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第三，人口老龄化问题。从许多国家发展历程看。人口老化本身是经济发展到了较高阶段的必然产物，但中国却是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迎来了白发浪潮的冲击。老年人口比重迅速提高，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中国一定比重的劳动力数量所支撑的老年人口数将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确实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随着人口老化步伐的加快，需要解决一系列与人口老化有关的人口问题，包括老年社会保障、老年健康、老年就业等一系列问题，这不能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人口老化的同时，劳动力队伍也呈现老化的趋势。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年龄已从1990年的34岁上升到现在的36岁。劳动队伍的老化，会对劳动力资源量带来消极影响，使经济失去活力，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第四，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由于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不仅造成部分资源的短缺，而且对环境也有极大的压力。以水资源为例，由于人口增长对水资源的需求急剧增长，目前中国666-个城市中，缺水的城市有400多个，北方城市严重缺水的达100多个。首都北京的发展也为缺水所困扰，并成为北京长期发展的直接制约因素。

除上述一些主要人口问题以外，人口结构失衡、人口城市化滞后、人口素质较低等问题也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金华）

中国教育与经济发展 篇2

20世纪70年代末, 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对外开放的政策。1977年邓小平复出, 10月19日接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 对英国的开放大学产生了兴趣。1978年2月3日, 邓小平批示“同意”教育部和广播事业局的《关于筹办电视大学的报告》。1979年1月,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正式成立。1998年5月, 原国家教委通过了《关于发展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意见》, 提出了“统筹规划、需求推动、扩大开放、提高质量”的发展指导方针。1999年1月13日, 国务院批转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明确提出“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 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的任务并作为《行动计划》的重点之一。1999年6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强调:“大力发展远程教育、职业证书教育和其他继续教育。完善自学考试制度, 形成社会化、开放式的教育网络, 为适应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需求开辟更为广阔的途径, 逐渐完善终身学习体系。”2010年7月, 国家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 把“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作为未来10年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 明确要求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 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 办好开放大学。目前, 全国已经形成68所 (67+1所) 网络大学。

从信息技术发展的角度, 远程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函授教育、多种媒体教学的远程教育、开放灵活的远程学习。

函授教育是一种用通信方式进行教学、以自学为主的教育方式。它的特点是分散自学、通信辅导。主要代表有独立设置的函授学校、传统大学的函授教育、校外教育。函授教育起源于19世纪的英国, 在高等教育体系中一直是起适度辅助的作用。

多种媒体教学的远程教育的特点是多种媒体教学的大规模工业化形态, 主要代表有独立设置的远程教育大学和开放大学。

与函授教育和多种媒体教学的远程教育的单向传播、辅助方法、加强学习支持不同, 灵活开放的远程学习是建立在应用双向交互电子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现代远程教育, 其技术基础是电子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 其特征和优势是双向交互, 可以实现同步和异步交互, 它已经成为了大众教育和终身教育的主要力量。

总之, 远程教育已经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举的趋势、教育资源逐步开放的趋势、传统面授教育与现代远程教育相融合的趋势、现代远程教育技术升级与办学层次趋高以及远程教育国际化、全球化和远程教育的多层次和多元化发展趋势。

二远程教育的模式

从国际远程教育来看, 远程教育的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英国等国家的开放大学模式, 由国家专门建立, 有鲜明的工业化教育特征, 应用教育技术和多种媒体教学, 通常以家庭为基地进行个别化学习。二是美、俄和澳大利亚的双重院校模式, 具有由传统高等院校承担远程教育的共同特征。俄罗斯的函授教育在校人数多, 师生分离, 强调面授教学。在澳大利亚称为校外教育和开放学习。在美国称为开放与远程教育。三是中、法、加的多重系统模式, 在同一个国家既有独立设置专门开展远程教育的院校, 又有举办远程教育的传统院校。在这三种模式中, 主流模式是英国的开放大学模式 (单一院校模式) , 其巨大的成功和深远影响, 使世界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 (如澳大利亚、美国) 。

三远程教育的资源建设

远程教育必须搭建满足各类人群多样化学习需求的学习平台。在传统的基于互联网的远程学习方式的基础上, 融合数字电视技术、移动学习技术和流媒体技术, 建立优质教育教学资源整合的长效机制, 把全社会最优质的资源整合到学习平台。探索建立网上社区大学、老年人大学、残疾人大学等面向全社会成员的虚拟校园。建立学分银行制度, 实现学习者个人学习与终身学习的网上信息储存、学分认证、学分兑换、学分消费和学习信用管理。依托学习平台建设终身学习档案库, 为终身学习者提供有针对性的学习与管理服务。

教育资源逐步开放。远程教育资源原本是各个远程教育机构自己开发和建设的, 随着互联网在远程教育中的普遍运用, 以及各个远程教育或资讯机构整合全球资源的要求日益强烈, 于是便出现了区域间、国际间许多远程教育的协作组织, 彼此将教育资源向对方开放, 实行资源共享, 这正逐步成为全球性的发展趋势。

从教师到“课程资源设计制作”, 再到“课程资源发送与接收”, 强调课程资源归根结底是教师设计和创作的。远程学习是基于资源的学习, 因而资源站到了前台, 教师退居幕后。

课程开发的组织模式是学科专家主导的分工负责模式, 课程和多媒体教学材料创作设计中, 均由学科专家起主导作用。

教学设计人员主导的写作模式是由教学设计人员、有经验的教学人员、教育技术和媒体专家、教学评估专家组成的教学设计小组与学科专家之间进行协商, 共同完成课程的设计和开发。

集体创作的课程组模式是由组长 (主持教师) 、学科专家 (主讲或主编) 、教学设计人员、教育技术和媒体专家、计算机课件和网络教学设计专家、编辑、编导、美工、教学评估专家等组成课程组, 以集体创作的方式创作多种媒体课程材料的原型。这种模式起源于英国开放大学的课程开发实践。

四中国远程教育的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从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路径看, 我国远程教育的主要建设者或主要竞争者有以下几类:中国电大;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有实力的教育和科研机构;外国境外教育机构 (设分校或教学中心) ;以赢利为目的的投资机构或投资人。从发展前景看, 开展远程教育的主要力量依然是电大系统。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代表了中国人对开展远程教育的探索和追求, 这种探索和追求并非始于1979年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的正式建立, 而是从1960年北京、上海和广州建立广播电视大学就已经开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当办广播电视大学教育的春雷响遍中国后, 十年间以其旺盛的生命力, 广播电视大学教育事业取得长足的发展, 上个世纪最后的年头里开放教育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上了广播电视大学教育的舞台, 它顺应中国的国情, 电大教育事业蒸蒸日上。但由于中国的国情和复杂情况, 邓小平的积极思维被打了一个大折扣, 在中国兴办真正意义的开放大学其办学理念、办学模式、教学运行机制等遇到深根蒂固的传统教育思想和势力的顽强阻挠、异化和反抗, 不管早先的广播电视大学教育还是后来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 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中国传统教育的深深的烙印。

一个多少有点令人尴尬的事实是, 中国电大系统资格最老、规模最大, 而办学层次却最低。国外开展远程教育的开放大学均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和硕士学位授予权, 其中8所开放大学有博士学位授予权, 而中国电大尚没有独立的授予学士学位的资格, 即国际上一般认为能号称“大学”的起码资格。这种多少有点简单化的比较可能会立即引起“此类比较有无意义、有无必要”的争论, 或者以中国国情特殊为理由对这一事实不屑一顾。不过正视这一现实, 而不管这一现实多么令人不愉快, 并进行一番反思、总结和比较, 或许对明确中国电大的历史作用和定位, 探讨其未来发展的道路是非常有益的。

应当承认, 中国电大在过去国家规定层次上的办学取得了巨大成功, 也为以后办成世界一流开放大学带来了希望、奠定了基础。中国电大已经取得的成绩包括:有一个覆盖全国的世界最大的远程教育体系、网络;有一支相当专业化的队伍, 包括领导管理层、教师、研究及技术人员和辅导队伍, 并都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已开设了覆盖十大学科的580个专业, 并开发了几千门课程和相应的教材、课件;已经开始应用世界一流的技术;有一张在本层次上办学的优异的成绩单;在国际上已有相当影响, 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等。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的部署, 2010年教育部决定在部分地区和学校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试点强调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探索开放大学建设模式, 构建人才成长“立交桥”。目前已同意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北京电大、上海电大、江苏电大、广东电大、云南电大进行开放大学试点。

自国家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三大战略目标, 有针对性地提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 办好开放大学, 特别是上海开放大学的挂牌后, 可以说全国各省级电大纷纷行动起来, 开始了创建开放大学的征程。

在向这一目标迈进的道路上, 有一些门槛必须跨越, 有一些重大行动必须采取, 包括:以人大立法或国务院令的形式颁布中国开放大学章程, 以法或令的形式规定其办学理念、宗旨、目标、机构、管理等, 保证开放办学和终身教育的理念和实践不会因为探索进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一些失误、失策、事件、事故, 或者领导及领导机关兴趣的变化而中断;中央电大和少数有条件的省、市电大集中一定资源, 既分工又协作, 逐步选择和建立一些优势学科和培养学科带头人, 面向基层和诸多不利群体, 提供研究生课程, 以提升办学层次和学位授予层次, 扩大自身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关于开放大学的建设, 现在是电大系统内“兴奋”异常, 系统外基本悄无声息。浏览各省级电大的网站, 各电大都把创办开放大学列为“十二五”规划的主要目标。除中央电大和省级电大外, 许多市级电大甚至县级电大都提出要建设开放大学。各级“开放大学”的筹建, 国家要有路线图, 对“国家开放大学”的兴办要有周密的计划和安排, 因为其是破天荒的大事, 其过程一定要通过试验、试点和示范, 这个试验需要一定时间和过程, 需要程序和步骤, 不要搞一轰而起, 成立时间不要搞一刀切, 成熟一个就批准一个, 据说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已决定先在全国范围开展“5+1”的试验, 这个思路很正确, 通过试验、试点和示范探索、摸路, 先把“国家开放大学”的“国标”搞出来。

面对当下的开放大学热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没有立法来保障开放大学的体制和机制, 仍然用政策措施和行政手段来解决电大的办学自主权等体制机制问题, 如果没有理论设计和研究成果来指导开放大学的建设, 最后难免是新瓶装旧酒, 只不过电大换了一个“名”而已, 并没有开放大学的“实”。

参考文献

[1]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视大学暂时规定 (C) .教育法律手册,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2]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内部使用) , 2006.

论中国教育现状与发展 篇3

关键词：中国教育 当今现状 实施 规划与发展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强国必先强教。优先发展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决定性意义。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教育。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社会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保障了亿万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投入大幅增长，办学条件显著改善，教育改革逐步深化，办学水平不断提高。进入本世纪以来，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职业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农村教育得到加强，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教育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素质，推进了科技创新、文化繁荣，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我国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才竞争日趋激烈。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人口、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都凸显了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

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教育还不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内容方法比较陈旧，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素质教育推进困难；学生适应社会和就业创业能力不强，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紧缺；教育体制机制不完善，学校办学活力不足；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滞后；教育投入不足，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尚未得到完全落实。接受良好教育成为人民群众强烈期盼，深化教育改革成为全社会共同心声。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振兴，全民有责。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必须始终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按照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坚持育人为本，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促进公平为重点，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推动教育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发展，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根据党的十七大关于“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部署，为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制定本《教育规划纲要》。

《教育规划纲要》是21世纪我国第一个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涉及面广、时间跨度大、任务重、要求高，必须周密部署、精心组织、认真实施，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明确目标任务，落实责任分工。贯彻实施《教育规划纲要》，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职责。各地区各部门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的部署和要求，对目标任务进行分解，明确责任分工。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教育规划纲要》的组织协调与实施，各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密切协作，共同抓好贯彻落实。

提出实施方案，制定配套政策。各地要围绕《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战略目标、主要任务、体制改革、重大措施和项目等，提出本地区实施的具体方案和措施，分阶段、分步骤组织实施。各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切实可行、操作性强的配套政策，尽快出台实施。

鼓励探索创新，加强督促检查。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创造性地实施《教育规划纲要》。对各地在实施《教育规划纲要》中好的做法和有效经验，要及时总结，积极推广。对《教育规划纲要》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评估和跟踪检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优先发展教育，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全面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把握教育发展阶段性特征，坚持以人为本，遵循教育规律，面向社会需求，优化结构布局，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

中国教育与经济发展 篇4

（一）徐显明

 2012-08-06 15:43:15

来源：法制资讯

高水平的法学院应当同时担负五大使命：培养治国理政和从事法律职业的杰出人才；改善对正义的管理，营造社会的价值观；创新法学理论和思想，以指引法治实践；补漏社会付阙和改革完善制度，为国家、社会和公民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营造和弘扬法治文化，推动社会成员把法治作为稳定的生活方式。法学教育是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基础工程。因此，中国法学教育的现状和未来发展，已经成为全社会瞩目的一个焦点。法学教育的发展，需要在准确把握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具体制度的改革，同时通过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把握好中国法学教育的特色和方向。

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

人们在谈论“趋势”的时候，通常使用的概念是“化”；比如“全球化”，指的就是全球发展走向一致的趋势。“化”的过程，就是趋势形成的过程。当下中国法学教育的处境，已经与十年前大为不同。十年前还处在十字路口上徘徊不定，经历了十年艰难探索后的今天，共同性的发展方向——趋势——已经渐趋明朗了。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可以从五个方面来加以把握。

第一，职业化。过去我们曾讨论中国法学教育到底是走一条学术型的道路还是职业型道路的问题，这个问题曾困扰我们多年。受困的主要原因是几乎所有的法学院都受从争取硕士点到争取博士点，再到争取二级学科重点博士点，再到争取一级学科重点博士点。这一学术指挥棒的指挥，试图把所有的法学人才都培养成能创新的学术型人才。这实际上是法学教育在被误导的情况下走了一条弯路。现在大家的共识终于形成了，那就是向职业化方向发展。职业化这个趋势的基本形成，是法学理论界与法律实务界共同的期待。当然，这个大趋势并不排除保留或者说由其自己形成以学术为主并以思想创新为追求的学术型法学院的存在，也不排除以培养司法实务人才为主导目标的职业型法学院。事实上，以学术为主的法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并不一定全部从事学术活动，更多的还是以从事法律实务为选择。在这里，不能将理论和实践对立起来，深厚的理论修养能够提高人对具体问题的洞察力和理解力，这对于法科学生的职业前景而言也是十分必要的。同样，不经受实际情况挑战和磨练的理论，可能是苍白无力的。总体来说，职业化是当下我们的法学教育要面向未来的一大趋势。

我国法学教育在职业化方面有两个缺陷。第一个是缺乏司法伦理的训练。不具有司法伦理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是很危险的，就如同守仓库的盗贼。司法腐败与缺乏职业伦理教育有极大的关系。一个人的伦理水平不是通过知识来获得的，而是遵循某种训练路径。人的有德与高尚是在消除对己义务的冲突中被驯化出来的，没有这一过程，便没有高尚。司法腐败要从法学教育上寻找源头；第二个是缺乏职业技巧培训。没有职业技巧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无法适应职业要求。这两个缺陷将引导我们对当前的法学教育方式进行反思。在教学内容上，理论研究和理论教育应该有充分的现实关怀，着眼于实际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只有密切同实践相结合，理论的发展创新才有可能。教学方式和师资配置也需要有一个变化，例如课程设置和师资配备中应该更加注重提高对学生的司法实践经验和技能的训练。

法学教育职业化的目的，也在于培育一个具有共同法律信仰、职业伦理、专业知识、实践技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以发挥其特有的功能。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是这个职业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一个社会的司法保障机制是要靠他们提供的。近代制度文明很好地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另一个是解决了社会保障问题。保障系统中有两个系统，政府系统和司法系统。政府系统提供的是生存权利的保障，司法系统提供的是社会公平性的恢复。社会不公的情况产生后，要有一个机制来纠正它，权利受到侵害后，也要有一个机制来纠正它、补偿它，这个机制就是司法机制。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功能在于保证这个机制健康地运行。

第二，多元化。法学教育追求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但并不妨碍多元化这一发展方向。多元化是早已形成的一个趋势，现在仍处于发展过程中。多元化趋势恰恰要求法学教育要办出特色。法学教育越是普及，规模越是扩张，特色办学的价值就越是凸现出来，这不仅仅是法学教育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各法学教育单位适应市场竞争所面临的挑战。多元化是法学教育的表象，其内涵是不同的法学院办出自己的特色，多元化趋势就是特色化趋势。每一所法学院今后的发展，要体现出不同于其他法学院的独特品格或不可替代性与独有魅力。没有特色就没有多元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特色的法学院就是缺乏存在价值的法学院，也就是质量无法体现的法学院。特色既可表现为学科门类上有自己的优势研究领域，也可表现为学生培养目标上偏重理论还是实务，还可表现为人才培养层次上的区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适应多元化趋势与追求自身发展特色，不能成为低水平的借口和遮羞布。

第三，精英化。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发展速度快、规模最大的法学教育大国。目前，全国开设法律专业的大学已经有六百多所，开展各种形式法学教育的单位总计有九百多个，法律专业的在校学生七十多万人。从规模上看，法学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中占有很大比重。

这一状况与近年大学扩招带来的高校规模膨胀是同步的。大学教育整体上的大众化，是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但法学教育却要另当别论。对于今后的发展方向，大众化论者认为法学教育还远未满足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需要继续扩张。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法学是一门高度专业化的学问，要使有限的法学教育资源获得最高效的产出，必须更新现有的观念。法学教育大众化的结果，将是法学的贫困和危机。法学处于“粗放式”发展中，量的增长快，但质的增长不足。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常识是，数量与质量总是呈反比例关系的，“少而精”者有，“多而精”者鲜为见也。规模越大质量一定越低，而且引发严重的就业危机，目前，法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是各个专业中最低的，这一信息必然会很快传导至法学教育环节本身。法学教育近十年的最大贡献可能只是为高等教育贡献了“毛入学率”，其表面繁荣的背后是深刻的质量危机、就业危机和声誉危机。

人们已经慢慢认识到，未来的法学教育应该向精英化方向发展。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有条件办法学院，也并不是所有考上大学的人都可以学习法学。美国法学教育的两大特色，第一是高度的职业化，第二就是高度的精英化。中国法学教育的未来，以现在法学院校毕业生就业的情况和就业之后的发展是否成功作为标准来做一个判断，可以发现有的法学院毕业生仅有百分之四五的人从事法律职业，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毕业生不能从事法律职业。而以法律为业之后，又有许多人被淘汰和转行。一个好的法学院，应该是能够给学生提供较高的成才率和事业的成功率。法学教育不能再对质量、就业和声誉三大危机充耳不闻了，不能对学生的未来发展负责的法学教育，就不是好的法学教育。如何在法学教育的起点上吸引精英、如何把进入法学院的学子培养成为精英、如何使精英成长为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领袖，是精英教育的基本内涵。精英教育应该成为中国今后法学教育的一个发展趋势。

第四，正规化。这个趋势的任务我们现在还没有完成。中国法学教育在规模宏大的背后是在告诉我们，那些快马加鞭兴办法学教育的校长或院长对法治及高等教育规律认识是何等的肤浅。我认为，中国法学教育以规模求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结束这个时代在制度上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走向正规化。正规化的法学教育是什么？它一定要以结束非正规化的法学教育为前提。在法学院校接受过系统法律思维训练的人，和没有接受过系统训练的人的区别，首先表现在对法律态度的不同上。对法律的信仰是在专业训练当中形成的。但是非正规化的法学教育，受教育者一开始就只是把法律当作未来谋职求生的一种手段，在其起步的法律意识中，法律是被当作工具来对待的。因此，这样的法律从业人才既不会忠诚于法律，更不会对法律有献身精神和形成信仰。所以应该尽快结束中国非正规化法学教育的时代，否则，法学教育的质量就无法得到保障。当良莠不分时，劣币驱逐良币就是必然的。

第五，国际化。中国的改革开放为法学教育提供了发展机遇，也提出了挑战。开放的社会和健康的市场经济都需要法律不断发展。这个趋势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更显突出。中国自加入WTO开始，就已感觉到了国际法律谈判人才及跨国诉讼人才的短缺。目前中国已是世界公认的大国，我们参与世界的深度、广度都在加大，参与全球规则制定的机会和空间也在增大，法学教育有责任培养国际型人才。一部分高水平法律院校早已有了这种自觉。中国政法大学、北大、清华、人大、吉大、武大、山大、浙大等校，都已在国际型法律人才的培养上作了各具特色的探索，一些后起的法学院校在彰显国际色彩方面也在奋起直追。当然，法学教育的国际化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提高法科学生外语能力、优化知识结构，也包括培养方式、培养目标等多个方面的变革。而且，顺应法学教育的国际化趋势，不仅在涉及法科学生的培养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需要在改善教育管理体制、师资知识结构、评价机制等方面做出积极的努力。

总之，要讲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的话，以上“五化”所涉及的方面，是首先应该给予思考的。（未完，待续）

中国教育与经济发展 篇5

作者：陈慧娉薛理桂

档案学通讯 04期

[中图分类号]G279.2

1 前言

本文探究中国档案教育源流发展，自韦棣华女士创办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开设档案相关课程之始，至设立档案管理专科等，在毛坤教授等人努力下，培育大量档案专业人才。另一方面，我国自1930年代展开的文书档案改革运动也引发当时政府重视档案人才培育，举办多种在职档案教育训练班，使全国档案专业人才培育得以迅速发展，以妥适管理当时因战争暴增的文书档案。然而，1949年后迁台，档案专业师资因各种因素，无法继续教学，使得档案专业教育中断，直至政治大学设立图书资讯学研究所设立档案组，台湾才又得以建立档案专业人才培育体制。

2 档案专业教育开创背景

中国在1930年代展开文书档案改革运动，提倡科学管理档案，引起人们对档案管理的重视和研究。1933年6月，当时行政院召集改革公文档案会议，讨论由中央各部会18个提案汇集而成的《各部会审查处理公文改良办法》，此次会议决定文卷保管年限原则以及改良保管档案办法，可视为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序幕[13]。

1934年9月，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甘乃光主持“文书档案改革运动”，针对文书档案保管分散、混乱的情况，提出文书档案连锁法，作为改革运动的试行方案。其内容主要是将文书收发和档案管理的某些作法统一，使机关的总收发室和总档案室发生密切的连锁，改善文书运转迟缓，以及档案管理分散、垄断的情况。连锁的具体方法是以集中统一的原则组织文书档案工作。连锁办法为透过统一编号、统一分类、统一登记三个环节实施。与此同时，在《行政效率》杂志上，行政界的知名人士，进行许多调查和专门研究，撰写多篇调查报告和论著，总共出版67篇相关文章，1935年5月出版《行政效率・档案专号》[13]。

文书档案改革运动促进档案教育的推展，本文碍于时间限制将就中国档案学教育历史作简要概述。

3 武昌文华图书专科学校历史

3.1 档案管理特别教席

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Boone Library School)为中国第一所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学校，也是中国档案管理专业教育的首创者。由美国韦棣华女士(Mary Elizabeth Wood)于19创办[5]。此校仿效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模式创办，1930年代初期美国图书馆学校开始设立档案管理课程，此时，国民政府也展开“文书改革运动”，亟须专业档案管理人才。因此，1934年秋季开始，在教育部资助下，设立特别教席。

档案管理法课程在图书科和图书讲习班(第三、四期)中，分中、英文讲授，每周各授课二小时，讲授一年，学分1分。英文档案管理由美国费锡恩女士(Grace P.Phillips)任教，费女士毕业于美国伊利诺大学图书馆学系，讲述内容为美国机关团体企业实行的文书档案管理办法[10]。费女士回国后，由美国郝乐德女士(R.A Hill)于1936年9月至1937年6月任教，周爱德女士(Iris Johnston)于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任教，之后由文华图专毕业生徐嘉麟接任至1939年7月。

中文档案管理课程由文华图专毕业生毛坤先生任教，他是中国第一位讲授档案管理课程的人，他受到“文书改革运动”时期《行政效率》期刊上一系列文章的启发，利用美国图书馆学校赠送的资料，参考国外档案管理理论和实践，并访查当时政府机关档案管理实况，借鉴美国历史学会档案委员会第十三、十四次报告，编写中国第一部有关档案管理的教材――《档案经营法》讲义[7]。此外，他并安排学生每周两小时实习课程，到各机关档案管理部门参观学习，暑假到政府部门档案室见习，应当时中国档案管理所需，教授学生[6]。

3.2 档案管理专科设立

1938年文华图专迁至重庆，因重庆为国民政府陪都，内迁机关林立，且因抗战关系，机关事务增加，产生的档案数量也大增，此时感到档案管理专业人才缺乏。1939年，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迁至重庆一年后，因应各机关之需要，开办档案管理讲习班，由徐家麟先生及毛坤先生担任主讲。招收二十名学生，资格需为高中毕业或具有高中毕业之同等学力，年龄限为二十二岁以下。考试科目为国文、英文、历史、地理及口试。考取的学生每年给公费二百元，修业期限为一年，毕业后由学校介绍工作[2]。

文华图专于1940年9月26日呈文教育部，拟请设立档案管理专科，呈文陈述设立档案管理专科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根据本校五六年来试验之结果，档案管理内容并不简单，如行政组织、公务管理，以及文书制作与处理等，必须循序研究，始能组成一完备之知识。故档案管理再不能以图书馆学之附庸视之，而实有呈科之必要……为求不断供应此项技术人才，并非短期开班或附带于其他学科中研究所能为功，必须设科专门训练以宏造就……不仅在吸引人力致力于此种新兴科学，而最大目的尤在始改革档案管理之理想见诸实行。”此外，并于呈文中提出具体办法：“基于上述理由，本校拟请于本年度(29年度)起，于图书馆学科之外，添设档案管理专科，原设档案管理训练班撤销……该科暂定必修课程22种，选修课8种，分两学年修完，共72学分。”1940年10月17日获教育部高学34635号指令批准，批文为：“29年9月26日呈一件，为拟设档案管理科，并将现有档案训练班学生改入该科肄业，祈鉴核照准由，所请应予照准。件存。此令。”该校将档案管理训练班第一期改为档案管理专科第一届，档案管理训练班第二期改为档案管理专科第二届[11]。

档案管理专科招收对象从1943年秋季招生简章可大致了解，招收档案管理专科新生一班三十名，依考试成绩等地给予补助金，补助金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拨给。报考资格与修业年限，凡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或其同等学校毕业者或具有同等学力者(师范学校及职业学业肄业生不得以同等学力报考)均可报考，在校修业两年毕业。另有保送办法，凡远道学生不便赴渝参加考试，及各机关、学校、团体、图书馆、档案室欲保送学生入学者，可将所需资料寄交本校，经审查合格者，即行通知定期来校应试入学。在学费方面，每学期费用学费五十元，讲义与图书费二十元、实习费十元、杂费二十元，共计一百元，膳食费每月暂定一百五十元(多退少补)。补助金分甲乙丙丁四等，甲等每名每年六百元、乙等四百元、丙等三百元、丁等二百元，分两学期发给。战区学生由学校呈报教育部代请膳食贷金，以资补助。在校学生家境贫困者，由本校函请重庆基督教青年会及其他救济清寒学生之机关，核给补助金[10]。

档案专科班学习课程包含必修课28种90学分，选修课4种14学分，专科班除实习外，每周平均上课25小时。

1940年春季至1947年秋季，文华图专招考档案管理专科六届，详见表1。虽然每年次招收人数为20-30名，但实际录取人数相差很多，真正报到学生更少。因当时社会动荡，学生因事、因病休学、退学现象时有发生。此外，学校办学严谨，对到期未能修满学分和不符合毕业要求的学生不予毕业。

档案管理专科毕业的学生共51人，大部分毕业生成为档案管理的业务骨干，有些还是档案管理的负责人。例如周连宽先生在国民政府内政部从事档案管理工作，协助甘乃光先生推行文书改革运动。另有一部分毕业生担任档案教育教学工作，如周连亮先生在前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学系讲授档案管理课程，黄彝仲在西南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讲授档案管理课程[3]。

3.3 研究班创办

1948年招收研究生，要求“公立或私立已立案之私立大学或独立学院毕业者”均可报名，修业期限为一年。研究班宗旨为“以研究图书馆专门学术，造成我国图书馆高级干部为目的”，但具体研究科目中有“档案学”、“数据管理”等档案专业教育内容[3]。

4 在职档案人员训练班

4.1 教育部主办档案人员训练班

1941年教育部督学钟道赞视察文华图书专科学校时，与校方协商，由教育部指定该校办理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1947年由沈祖荣校长呈文教育部，于1941年7月23日将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开办计划、招生简章等呈文教育部，呈文中提到“本校虽设有档案训练班，后又改以专科因应档案人才需要，惟一则为修业两年所限，不能应付急需；一则现有各机关档案人员事实上不能尽行淘汰，即令大量招生，将来安插时，或不无问题；同时，现任职员中不乏对此事业具有浓厚兴趣者，亦正愿在最短期间略通新法管理之门径，再辅以平时经验，使工作改进有所取资。”计划书中将此班定名为“教育部主办档案人员训练班”，由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负责办理，后来实际执行时定名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附设教育部指办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10]。

此训练班为教育部主办各级机关训练人才，经费来源由教育部拨给，班主任由文华图专校校长兼任，文华图专校教师一人担任班级导师。训练期限，1-4期为三个月，5-7期训练期限为四个月，每年办两期。学员由各机关择优保送，资格限定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兼有相当管理档案或办理文书之经历，后来实际招收时，1-4期报告资格为初中毕业，5-7期为高中毕业。学员学行优异者，由文华专班呈由教育部转请保送机关予该员以晋薪加新知考虑[10]。

学员之学费、杂费、住宿等项目均不收费，伙食由文华专校供给，并请保送机关对各学员之原支月薪仍照数发给，使各学员乐于参加受训。入学方式有考试以及机关保送办法，机关保送者由机关以正式公函叙明被保送学生姓名、学历及证件，送校审查合格后，可免试入学。被保送学生毕业后，以回原机关服务为原则。此外，一般生毕业后由文华专业发给证明书，并得介绍至各机关服务[10]。

教育部于1941年12月20日教育部中字49729号训令批准同意，训令中“兹指定该校办理三十年度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一年，共三期，每期时间三个月，规定经费25000元”。此班学生机关团体保送入学者多，有时达全班人数一半以上，但因一至四期学生，入学仅初中毕业且学习时间短，学习与结业后工作有困难。1944年第五期起改收高中毕业生，学习时间为四个月，至1945年7月因教育部停办各种短期职业训练班而停办。自1942年至1945年7月，共开办7期档案人员训练班，培训学员共计220人[10]。

4.2 内政部县级机关档案人员培训班

民国三十一年内政部函以各县政府，有感于档案管理工作人员需要专门之知识与技能，方能胜任此项工作。当时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未经训练，且缺乏合法保障，常随机关主管同其去留。因此拟由各省训练团办理档案人员训练班，训练对象由县政府现任人员中调训，规定由各县以调训一人为原则，如各县无适当人员可调者，则由省训练团另行招训。一经训练期满，考试及格以后，即依法分发任用，并切实予以工作上之保障，各主管机关不得任意更换，经由内政部分函各省政府转饬所属县政府遵照[1]。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与内政部订颁《县管理档案人员训练班业务训练课程讲授要点及时数分配标准》，规定课程讲授50小时，业务讨论20小时，业务实习80小时，业务讨论和业务实习时间占业务训练的三分之二时间。此外，课程讲授时有疑难问题，应随时作实地之参观，以资参证；另外规定课程所订之时数分配，必要时可变更或增加，但原订分类、登记、立卷三项所有时数不得减少。自1942年至1944年期间，培训人员达1538人[4]。

5 函授教育

有关档案教育采用函授方式，主要有二所学校：私立崇实档案学校及中国档案函授学校，分述如下：

5.1 私立崇实档案学校

1946年3月由殷钟麒在重庆创办崇实档案学校，由甘乃光任名誉董事长，学校董事有傅振伦、李朴先等。先为函授，1947年9月28日改组，成立函授部、面授部、研究部、出版部、服务部，去除“函授”二字，增设文书科，专门培养档案、文书、公牍人才[14]。崇实档案学校自1946年3月开办，到1948年12月停办，共二年九个月，聘请档案管理的实务专家任教，主要为行政界的知名人士，例如钟舒余为教育部前档案主持人、何晋琮为中央设计局档案主持人、苗作斌为财政部花纱布管理局档案主持人。助教则有刘泽统为四川永川县政府档案主持人、张星全为四川省财政厅档案主持人。共招收学生二百九十四人，其中档案高级班为二百零八人，文书高级班为七十六人。该校并设置档案学会，规定“毕业学员，均得参加为会员，共同研究”[4]。

5.2 中国档案函授学校

中国档案函授学校创办于1948年下半年，修业期限为三个月，对成绩优异、品德好、有进取精神的学员，学校代为介绍文书档案工作[4]。

6 各级学校设置档案课

除了上述专门的档案专科教育之外，当时有些大学科系中设置档案管理课程，例如私立武昌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本科和专科都设置档案管理课程，当时修习该课程人数达到236人，其中女生有136人，男生有100人。另外，北京大学图书专科设置“档案与资料”、南昌中正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开设含有档案管理内容的文书课程、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博系设置档案管理课程等。此外，当时，有些中学也设置档案类课程，例如中央大学附中、江西私立剑声中学开设“簿记学、档案管理”等课程[4]。

7 台湾档案教育发展现况

上述是探讨1949年之前中国内地的档案教育发展情况，以下系探讨自1949年后，台湾地区的档案学发展情况，主要分为三个时期：(一)1958至1971年间；(二)1971至1981年间；(三)至今。除了上述三个时期外，还叙述在职训练课程。

7.1 1958年至1971年间

台湾地区有系统的“档案管理”教育始于1958年，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图书馆组第一届学生，由倪宝坤开始教授“档案管理学”，一年四学分，图书馆组学生必修(以后改为选修)。此后十余年内先后有五所学校有关科系开设“档案管理”相关课程。当时各校授课资料详表2。

7.2 1971年至1981年间

此时其档案管理教育除前述五所学校之外，也有不少五专商业文书科、秘书科以及大学的企业管理系等开设档案管理课程。此时期大学的推广教育内也增设“档案管理”课程，例如淡江大学商学院和铭传商专夜间部均开此一课程以供成人选修。此时期“档案管理”开设课程详细情况，详表3。

7.3 20至今

1981年至年间，在专科学校与技术学院部分，开设与档案管理有关的课程主要有两门课：“档案管理”与“秘书实务”，分别由下列学校开设：台北商业技术学院、致理商业技术学院、崇右企专、台中技术学院、岭东技术学院、环球技术学院等校[15]。但目前上述的技术学院大都已升格为技术学院，且由于系所与人事的更迭，上述的学校中相关的学系原先开设档案管理课程，如今大都已停止开设。

目前台湾在大学部尚未设置专门的档案管理学系，只有在相关系所开设档案相关课程，详见表4。

在研究所阶段，政治大学图书资讯学研究所成立于19，首届所长是胡欧兰教授，当时胡教授在进行研究调查后，发现台湾缺乏档案专业人才教育。因此，在成立之初设置：图书资讯学、档案学与博物馆学三个分组。档案学是属于其中一个分组。在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发展历程而言，属于新的尝试。

8月，政大图书资讯学研究所更名为“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简称图档所)。增设“图书资讯学数字硕士在职专班”，并于增设博士班，该校兼有图书资讯与档案学两方面之学科，亦即台湾开始有档案学方面之博士班，得以培育台湾档案专业高级教育人才。

除政大之外，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研究所自起，于硕士班开设“档案研究”课程，系一学期3学分的选修课。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研究所自起开设档案管理相关课程[12]。世新大学资讯传播学系硕士专班自起开设“档案学研究”课程，系一学期3学分选修课。档案学专业课程于硕博班开设情形见表5。

7.5 在职训练课程

关于在职训练课程在台湾发展的情况，主要有三个单位，分述如下：

7.5.1 档案管理局 档案管理局系台湾地区档案的中央主管机关，该局为倡导档案有关之业务，针对政府机关之档案人员不定期举办档案专业研习课程，以增长档案人员之专业知识。此外，该局与政大合作，举办“档案管理基础班”与“档案管理进阶班”课程，而该局自局长、副局长、组长等同人都担任相关课程讲师。为建立台湾档案管理事业之专业体系，档案管理局除了订定档案管理相关法律规范、辅导政府各机关业务之外，亦针对各机关档案管理人员，规划多元化的档案管理训练课程。该局规划档案管理培训课程的方式分为三种：

(1)档案管理局自办各种单项档案专业培训课程。(2)委托公务人力发展中心、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地方行政研习中心开办“机关档案管理研习班”。(3)建置“档案教育学习馆”在线数字课程，现已并入公务人力发展中心“e等公务园”：“政策法治类――档案管理系列”。

7.5.2 中华档案暨资讯微缩管理学会 此学会自1981年起即致力于举办各种档案与微缩资料管理进修训练，并成为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合格认证之“公务人员终身学习”机构。自3月起，陆续办理“现代档案管理讲习班”(即档案管理基础班)、“档案管理高级研究班”(即档案管理进阶班)，聘请本地区档案典藏机构专业人员、相关学者专家讲授各种课程。同时基于培训及传承档案修裱专业人才之需要，自12月起举办“档案修裱基础班”、“档案修裱进阶班”及“档案管理专业班”之各种研习课程，课程规划详表。自起该学会更将档案管理训练推展至台中、高雄等地区[3]。

7.5.3 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及企业管理教育中心 政治大学公企中心设立于1962年，原为提供高阶公务员和企业经营主管在职进修的训练机构，在档案管理的`训练方面，该中心主要透过政大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与档案管理局共同开设档案管理基础班、档案管理进阶班、中区档案管理研习班等课程，并曾于受档案管理局委托开办“档案描述人才培训计划”课程，招收现职档案描述人员、文史相关科系大专学生，以及外界对档案描述有兴趣者，提供120小时专业教育训练和课程测验，参训学员结训后取得该中心发给之“档案描述人才培训课程结业证书”[8]。目前该中心设有档案实务基础班、校史馆建置与档案数字化、电子公文与在线签核三种课程，师资部分由政治大学专任教授、档案管理局、实务机关等知名学者专家共同授课。

8 结论

中国档案教育自1930年代开始，始于毛坤先生，毛坤先生借鉴国外档案学理论与原则，采用英国詹金生(Hilary Jenkinson)的论著，辅以当时国内档案管理实务，编写档案教材，提出“尊重档案群”的原则，也就是今日档案学界熟知的“尊重全宗”原则。毛坤先生并具有远见的提出创设档案专业学校的理想，以及设立国家档案机构的构想，使当时的档案学教育与世界各国同步。当时的文书档案改革运动，以及因战争爆发而产生大量的档案，使政府机关相当重视档案人才培育，除私立武昌文华图书专科学校之外，教育部与内政部也相继设立档案在职人员训练班，同时，也有一些档案函授学校创立，毕业的学生也都能经由学校顺利找到学以致用的工作。

然而，因战争的缘故，当时培育的档案人才大多留在中国大陆，使得台湾地区的档案教育无以相继。1949年后的台湾档案教育，大多以现行文书管理为主要内容，直至年政大创办图书资讯学研究所，在胡欧兰教授的调查与远见下，设置“档案组”，并指派薛理桂教授研究档案学，再次将国外档案学理论与原则引进台湾，自此台湾地区档案教育才又开始与世界接轨。台湾的档案法于通过，依据谢邦昌等人[17]于20针对台湾3803个单位所做的调查，有六成(66.4％)的单位均感人力不足，可知台湾的政府机关档案人员缺乏之严重程度。然而，各政府机关对专业档案人才任用仍不重视，由考选部所举办的档案管理职系自20起，办理过9次高考三级考试，共录取28位；普考仅办理过一次，录取一位，以如此微薄的专业人员，实无法满足本地区数千个政府机关对于档案专业人员的需求。相较于1949年前档案教育的蓬勃发展，目前台湾的档案教育师资亟待培育，政府机关档案人才的任用与培育也有极大的改善空间。

中国教育与经济发展 篇6

制的差异和启示

【摘要】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突破困境到初具规模的漫长发展之路，并且已经成为中国全面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在和以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水平高、历史悠久的西方教育体制相比，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正在经历由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和注重内涵发展的飞跃阶段。因而，学习借鉴国外民办高等教育的模式，对思考改革开放30年来民办高等教育的问题与成绩，促进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无裨益。

【关键字】改革开放、民办高等教育、教育体制、质量管理体系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情况

1.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回顾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共有私立高等学校69所，占高等学校总数的39％，占高等学校学生数的37％，其中一大部分为教会学校、国外资金办学，如在解放初期,有些地方仍然是私立学校多于公立学校,如西南地区刚解放时,共有公立高校22所,私立高校却达30所。上海解放初期有高校40所,其中就有30所是私立,占75%。南京和武汉解放时公私高校大约各占一半。并且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高校，如圣约翰大学、大夏大学等。解放后，这部分高校大部分分拆、解散，并逐渐转为公立学校，此后30年间，我国没有民办高等教育机构。

从1978年到1985年第一次全教会召开，高等教育处于拨乱反正、恢复发展阶段，特别是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至今，高等教育进入全面改革、大力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改革和发展，拉近了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差距，极大的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1982年“中华社会大学”成立，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所民办大学，标志着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起点。可以说，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恢复与兴起，正式开始于80年代中期，特别是近年来，已经取得十分显著的发展，正在逐渐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力量。

2.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

我国每10万人口中高等教育(含各类高校)在校生数远低于七大工业国。不仅如此，我国在这项指标上还远少于亚洲“四小龙”中新加坡的2729人(1994)、韩国的4930人(1994)、我国香港地区的1677人(1993)和台湾省3301人(1995)；与我国周边地区的马来西亚的884人(1993)、印度尼西亚的951人(1992)、伊朗的1184人(1994)、菲律宾的2716人(1993)、蒙古的1377人(1994)等也有较大的差距。

由于国家财政以及政策导向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全国公办高等教育财政经费在绝对数量上虽然有所增加，但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用支出却连年下降，极大的影响了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除此之外，捉襟见肘的高等教育财政还使得许多公办高校向银行大量贷款，这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绝无仅有的, 也给国家、银行和高校自身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因此, 依靠国家财政来扩充高等教育资源总量的道路行不通, 只能依靠社会资金来支持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和滞后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此时，民间资金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

截止到2007年，我国的民办高校总数已经达到596所，在校生280.5万人，10年间高校数量共增加了11倍，从最初的白手起家，到90年代初期企业加盟民办高等教育领域，民办高校的办学条件日益改善。现如今，校企联合联办、引入国际化办学条件与办学设施已经成为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方向。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

1978年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这不仅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时也在数量和质量上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础教育的普及，使得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增加，我国目前小学和初中毕业生的升学率已经分别提高到98.9％和60.2％，高等教育人数也突破了1000万人大关，18－22岁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已经超过15％。纵观30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民办高等教育如下的发展趋势。

1．政策扶持鼓励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

从建国到现在，民办高等教育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存在很大的变化。建国之初，原有的私立大学不复存在，全部转为公立大学。自1952年到改革开放，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都是由清一色的公立大学组成。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事件不长，从1986年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北洋大学的建立到现在也不过只有112年历史，民办高等教育的历史更短，基本上都是从80年代中期才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起来。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平均受教育程度低，这就对社会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国家经济投入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教育资金投入在投向重点高校、特色型高校的同时，还需要解决大批的适龄受教育青年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问题。国家投入不足和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矛盾也逐步凸现，为此，1982年，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就规定：“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要“鼓励多渠道、多形式社会集资办学和民间办学”，1993年2月13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有明确提出：“国家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依法办学，采取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1995年3月1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国家政策上引导、扶持民办教育特别是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这就为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民办高等教育的教学水平、资金来源和办学配套设施的问题。

2．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不断提升。

1986年，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机构仅有370余所，而到2005年，民办高等教育机构达到1321所，1995年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数为71万人，1996年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和民办普通高校二者学生之和为131．37万人；2005年二者之和为214．32万人，比1995年增加了 300多倍。其中民办普通高校的学生数增长最快。

可以看出来，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民办高等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规模也不断扩大，如西安欧亚学院、浙江万里学院、黄河科技学院等一大批走在全国民办高等教育前列的学校纷纷突破万人规模、校园面积突破千亩、在职教职工突破500人大关等等。这说明在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中，民办高等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并和普通高校、成人高校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其影响力和社会贡献程度逐步加大。

3．积极引入多元化办学理念

民办高等教育在发展初期，大部分由私人办学或企业办学，其办学条件和发展往往受到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教育部门重视程度等多方面条件的制约，这对民办教育的发展环境极为不利，因为，现阶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引入校级合作机制，积极解决师资力量、办学水平的问题，对人才的需求由“为我所有”变“为我所用”，如仰恩大学、三江学院利用所在城市良好的公办高校办学环境，采取返聘、双聘、社会兼职等多种方式，积极改善办学软环境。

这也反应了市场经济要求实现多种渠道办学的客观需要，标志着我国教育开始走向多元化的发展道路，积极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三、现阶段我国民办高等教育与西方的差异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优秀的民办高等教育模式，对现阶段提高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办学水平、提高办学质量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对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做好中国高等教育转型时期民办高等教育的过渡期领导体制、执行体制、咨询体制和监督反馈体制的改革也具有极强的铺垫作用。

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比较重视私立高等教育，仅以美国为例，排名前20名的学校几乎都是私立高校，私立高等教育总的特点是：历史长、比例大、质量高。西方最著名的大学几乎都是私立大学。我国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与西方比起来有比较大的差距。纵观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和西方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如下差异：

1．办学模式和结构的差异

从办学情况来看，要处理各级高等学校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处理好专科教育、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之间的关系。西方发达国家这三个层次各就其位，各具特色。就专科教育而言，美国的社区学院、日本的短期大学、法国的大学技术学院和德国的高等专科学校等办得很有特色，这些专科学校长期以来恪守培养专科人才的宗旨。就本科教育而言，西方发达国家既有文、理、工科结合的综合性大学，也有多科性和单科性的专业学校。但是目前我国的民办高校的办学层次较低，大部分还提高在对专科和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上，能够培养本科层次人才的民办本科仅有43所，其中大部分为最近几年才升格。很显然，这样的人才培养结构很难和西方的人才培养结构想媲美，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水平显然也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其中，甚至有一部分民办高校存在违规办学的情况，盲目扩招，造成办学水平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标准，结果形成恶性循环，如此往复，较大程度上破坏了民办高等学校的发展之路。

2．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程度的差异

美国私立高校的发展，往往集中了当地优秀的办学条件，政府只起到监督引导作用，高校的专业设置、发展方向往往直接和市场和社会需要相挂钩。我国目前的民办高校发展情况是由高度集中的公办高等教育办学模式演变而来，但是，这种教育体制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发展，会遇到十分明显的问题。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只用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可能在一些方面出现“市场失效”，而只用政府配置资源机制，又可能出现“政府失效”。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在不同时期和地区的发展极为不平衡，前者表现为管理失序、办学行为规则不明了，民办高等教育的可信度受到损害，后者则表现为投资渠道过窄，单一的教育模式已经不能灵活适应外部需求。今后，应当从市场经济体制和基本国情的环境背景出发，改善政府宏观管理教育的功能，不断地探索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相互协调、配置资源的最佳点，适当引入竞争机制，促进公办和民办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

在耶鲁大学，学校的管理者不属于任何行政单位，而是由资深的专家教授组成顾问团，实际上他们对学校的指令计划、教学命令具有极大的权力，而高校领导者，往往只是负责对外工作、募捐等事宜。可以看出，政府以往依靠指令性计划、行政命令和财政拨款的手段，正在逐渐向教育法律法规、指导性计划、导向性政策、财政拨款、专项资助、组织评估等多种手段转变，改进对现阶段高等教育的支持方式。同时，政府也在积极的借助市场机制发展民办高等教育，以期营造出合理、规范的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环境。

3．社会发展环境的差异

西方教育体制的发展过程中，往往提倡个性个、独立化的教育模式，公立高校呆板的教育模式往往不适合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因此，民办教育的发展相对而言，就有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并且，由于办学门槛的提高、捐资制度的发达，西方的投资办学之路已经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相较而言，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刚刚走过不到30年的发展道路，最大的力量来自投资办学，而事实上，投资办学之路也并不平坦，办学基本上等同于捐资办学，盈利空间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就在无形中阻碍了部分投资者投资民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对于已经投资者而

言，由于对于办学所需资金、设施缺乏思想准备，往往在前期投入后，对后期投入底气不足，使得这些学校的处境十分尴尬。

因此，寻求多种资金来源，改变目前民办高校单一的资金渠道，或者对民办高校做出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制度安排，无疑是今后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四、西方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给我国的启示

西方高等教育数百年以上的发展历程显然不可能全盘复制到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中来，但是，从中学习优秀的办学经验、转变办学理念，变“授之以鱼”为“授之以渔”却是摆在我们目前迫在眉睫的问题。

1．为民办高等教育提供多样化办学环境。在以前的高校改革中，我国已经给民办高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除了指导招生、规范办学之外，民办高校获已经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也充分实现了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

民办教育除了和公办高等教育形成高度互补的关系之外，还应和公办高等教育形成良性竞争格局，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推进教育质量和效益，增加整个社会教育供给方式的多样性和选择性。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经济社会也不再全盘否定利益驱动机制，相反，利用好当前的利益驱动机制，在深层次上唤起人民的主观意识观念，为受教育者的主体提供充分的自由。

2．准确定位，积极参与建立终身学习体制。

尽管近年来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每年都有大幅度提高，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仍然低于发展中国家4％的平均水平，因此，经济因素和人口压力是我国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公办高等教育已经形成了初步的规模效应，起步较晚的民办高等教育依据常规发展，已经很难铸就国外一流的私立研究型大学的条件，所面临的挑战远大于机遇，对于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准备定位就显得十分必要。

与此同时，在当前终身学习理念下，人们在现代化社会中的生存方式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一次性的学校教育将被贯穿于人一生的学习模式所替代，民办高等教育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今后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生存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要不断满足人们选择教育的多样化需要，促进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之间的沟通，参与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培训的衔接，在当前一段时期内，仍然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抓住国家积极对外开放的机遇，建立起适应国内市场经济环境和WTO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变以往的“精英教育”为“大众教育”，并逐步走上“终身教育”之路。

五、夯实基础，继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

改革开放30年来，从历史和发展的视角来看，我国各项法律法规、政策的出台，对于民办高等教育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我国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引导民办高等教育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并逐步参与国际竞争的决心依旧十分坚决。事实上，中国未来的民办高等教育还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政府二十几年的持续政策支持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迫切的想要办好民办高等教育的美好愿景。

尽管我们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也并非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是，学习借鉴西方优秀的办学模式、办学理念，吸收西方数百年来的民办高等教育优秀经验教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必将对推动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探析钢琴教育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篇7

一、钢琴教育在中国的起步

鸦片战争以后, 众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 在澳门、宁波、广州、上海、天津等地开设了教堂, 用钢琴伴唱圣诗。另外, 这些传教士还开办了一些教会学校, 外国传教士在这些教会学校内教授钢琴, 一些中国学生得到了学弹钢琴的机会。一开始, 他们的教学很随便, 有的连正确的弹琴方法也不懂, 只能自己会弹什么教什么。也有少数传教士可以弹《拜厄》等初级钢琴曲, 他们还从外国带来一些简易乐曲的教本教中国学生弹。20世纪初, 中国学校教育中正式出现音乐课, 作为音乐教学的重要工具———钢琴受到了足够的重视, 音乐家和教师们开始创作钢琴曲或者编写相关教材。19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进行曲》曲集是迄今最早的读本, 里面有63首五线谱钢琴用小型乐曲, 编者不详。这本钢琴乐谱集选材较为广泛, 除著名的法国国歌《马赛曲》外, 还采用了当时欧美各国流行的艺术欣赏用的进行曲, 也有的选自著名歌剧、儿童乐曲等。此书的出版标志着西方钢琴音乐在中国开始传播和发展。之后, 一些音乐教育工作者和音乐人士陆续出版了钢琴教材和乐曲集。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 有人开始组织外国著名演奏家来中国各大城市开演奏会, 使封闭的中国人对欧洲的音乐有了进一步了解。其中有著名的钢琴家L·戈多夫斯基、A·鲁宾斯坦、C·拉赫玛尼诺夫, 他们的演奏给中国老一辈的钢琴家留下极深的印象。1919年1月27日, 在“北京大学音乐团”的基础上建立了“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 设钢琴、提琴、古琴、琵琶、昆曲五组。1922年在蔡元培的大力协助下, 萧友梅把“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改为“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 成为我国最早的专业音乐教育场所。作为传习所的重要专业, 钢琴教育极为受重视, 发展很迅速。1923年4月, 北京大学管弦乐队正式成立, 萧友梅任指挥, 嘉祉、杨仲子负责钢琴, 乐手多聘用原海关北洋乐队成员。到1927年5月, 北大管弦乐队共举办四十余场音乐会, 演奏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作曲家的部分交响乐作品以及萧友梅自己创作的两部管弦乐曲———《新霓裳羽衣舞》和《哀悼进行曲》。1921年, 在萧友梅提议下,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音乐科成立, 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所由国家兴办的、较为正规的高等师范专业音乐院校。随后的五年间, 一些音乐专门系科纷纷建立, 例如上海专科师范学校音乐科 (1920) 、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 (1922) 、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 (1926) 等。另外, 一些私立音乐系科也先后成立。这些音乐专门教育机构除了传授西洋音乐知识和技能, 还设立了有关国乐的课程或者专业, 钢琴音乐也同时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二、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及其钢琴教育

1927年, 各地军阀相互争斗, 国家四分五裂, 北京的音乐教育机构已经难以为继。无奈之下萧友梅向蔡元培求援, 希望在上海创设音乐院。在蔡元培的大力协助下, 国立音乐院于1927年11月27日在上海成立。学院刚成立时设钢琴、小提琴、作曲和声乐四个系, 留美回国的王瑞姻与李思科担任钢琴教师。但是, 南京政府很不重视音乐教育, 不仅常常把音乐院的教育经费克扣下来, 而且还在1929年7月将“音乐院”降格为“音乐专科学校”。王瑞姻与李思科也因为支持闹学潮而被解聘, 钢琴专业被迫停了下来。可是萧友梅并没有被困难吓倒, 为了支持钢琴教育他用政府拨给他买小轿车的钱买了一台钢琴。1929年9月, 萧友梅高薪聘请弗拉吉米尔·格列戈列维奇·查哈罗夫教授主持钢琴教学工作。弗拉吉米尔·格列戈列维奇·查哈罗夫, 俄国钢琴家, 早年在圣彼得堡音乐院学习。在柏林, 弗拉吉米尔·格列戈列维奇·查哈罗夫曾拜师于世界著名钢琴家戈多夫斯基, 毕业后在母校圣彼得堡音乐院任教七年。婚后辞去音乐院工作, 夫妇二人经常赴世界各地巡回演出。1929年, 弗拉吉米尔·格列戈列维奇·查哈罗夫与妻子离婚, 他独自一人居住在上海法租界一所公寓里。萧友梅经人推荐找到他, 请他到国立音专任教, 却被一口拒绝。但是, 萧友梅一再登门, 表示求贤若渴的心情, 弗拉吉米尔·格列戈列维奇·查哈罗夫被感动, 终于允诺应聘, 于1929年10月担任国立音专特约教员兼钢琴组主任。上课不久, 弗拉吉米尔·格列戈列维奇·查哈罗夫就发现“中国学生很有才能”[2]33, 自己估计错了。弗拉吉米尔·格列戈列维奇·查哈罗夫的演奏水平很高, 教学经验很丰富, 教学非常严格。据钢琴家丁善德回忆:当时的钢琴课从车尔尼299练习曲弹起, 即使是练习曲, 他也严格要求, 速度、指法、力度、表情、节奏都不放过, 哪怕是很小错误都不行。丁善德说, 上课时有的地方弹错了, 或不符合他的要求, 就经常会被骂、扭脖子、拧肩膀、敲脑袋。如果弹得好了他就很高兴, 对学生拍肩、搂抱, 十分爱抚, 而且还赞不绝口[3]4。每次丁善德参加学校音乐会演出, 弗拉吉米尔·格列戈列维奇·查哈罗夫必定到场, 而且结束后总要指出哪些曲子或哪些地方弹得好, 哪些弹得不好, 有成绩就表扬, 有不足就批评。靠着这位严师悉心指点, 六年后丁善德获得学校钢琴组高级班毕业文凭, 成为第一个在我国高等音乐学府举办个人钢琴独奏音乐会的中国钢琴家。弗拉吉米尔·格列戈列维奇·查哈罗夫在国立音专任教十五年中, 还培养了李翠贞、李献敏、江定仙、巫一舟、易开基、范继森、吴乐懿、劳冰心、萧婉恂等一大批优秀钢琴人才, 为中国钢琴演奏与教学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在弗拉吉米尔·格列戈列维奇·查哈罗夫影响和吸引下, 一些外籍钢琴教授, 如皮得罗娃、阿克萨可夫、列维定和拉扎列夫等先后到上海音专任教。他们的教学法一直流传到现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创办以后, 音乐专业系科在全国不少城市中的大专院校中不断开设, 在这些新成立的音乐专业系科中钢琴教育也得到一定的重视和加强。有的学者曾经统计过, 从1927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间, 先后开设钢琴专业课的大专院校音乐系科已有:上海艺术师范大学音乐科、上海美专音乐系、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燕京大学音乐系、金陵女子大学音乐系和武昌艺专音乐系。在这一时期, 这些大专院校音乐系科也培养了很多钢琴演奏与钢琴作曲人才, 如陆华柏 (武昌艺专) 、洪士桂 (杭州艺专) 、刘金定 (燕京大学) 、马幼梅 (金陵女大) 、萧淑娴 (北京女子高师) 。

三、中国风格钢琴曲的涌现

随着钢琴音乐在中国的传播越来越广, 中国钢琴作曲家开始尝试用中国民族音乐语言创作钢琴音乐。这时, 音乐家齐尔品出资举办了“征求有中国风格的钢琴曲”创作评奖, 对于促进中国元素融入近代钢琴音乐创作作出很大贡献。齐尔品是俄罗斯人, 父母都是从事音乐工作的, 他在家庭中自幼接触音乐与文化艺术, 耳濡目染中开始学习钢琴和作曲, 15岁时已经写作钢琴曲和乐队作品。1921年, 齐尔品全家定居法国巴黎, 他进入巴黎音乐院, 拜法国指挥家、作曲家维达为老师学习作曲, 跟随钢琴家菲利浦学习钢琴。1922年, 齐尔品开始以作曲家和钢琴家身份到各国旅行演出, 1934年4月初到上海[4]189。5月4日, 齐尔品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举办一场个人钢琴作品音乐会。5月21日, 他写信给萧友梅, 发起“征求中国风格钢琴曲”活动。11月初, 成立了评审委员会, 黄自、萧友梅、查哈罗夫、欧萨可夫和齐尔品本人是评审委员会委员。此次活动共收到11人的20件作品, 选出第9号 (贺绿汀作) 的《牧童之笛》作为头奖。按规定, 只选最佳者一名, 奖金为100元。但齐尔品愿意再拿出100元, 又选出《序曲》 (陈田鹤作) 、《C小调变奏曲》 (俞便民作) 、《摇篮曲》 (江定仙作) 、《牧童之乐》 (老志诚作) 为二等奖, 奖金各25元。贺绿汀另一个作品《摇篮曲》为名誉二等奖, 无奖金[4]191。这次创作评奖活动是中国钢琴音乐创作最早的一次集中展示, 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实力和水平, 促使我国一批青年作曲家及其钢琴作品脱颖而出。1935年, 齐尔品在日本创办音乐出版社, 专门出版中国和日本年轻作曲家的作品, 并向欧美发行, 该社的商标是一个骑在牛背上吹着笛子的中国儿童。该社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是贺绿汀的《牧童短笛》, 齐尔品曾在欧美许多国家演奏过此曲。1938年, 作曲家江文也创作了钢琴曲集《北京万华集》, 包括10首小曲。同年, 他的钢琴作品《素描五首》 (作品4) 和《断章小品》 (作品8) 在威尼斯第四届国际现代音乐节上获作曲奖, 他的不少钢琴作品被收录进《日本现代钢琴曲集》。可以说, 这代表了中国当时钢琴艺术的最高成就。

参考文献

[1]蔡松琦.钢琴宝典[M].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1.

[2]廖辅叔.乐苑谈往·萧友梅传略[M].华乐出版社, 1996.

[3]丁善德.难以忘却的回忆——怀念萧友梅先生[J].音乐艺术, 1982 (3) .

创新与改革助力中国职业教育发展 篇8

本届大会以“新常态、新机遇、新动力”为主题，邀请了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王佐书，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艾学峰，深圳市龙岗区区委书记冯现学，中国经济传媒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王璐以及有关政府部门领导和著名职业教育专家学者等共30多位演讲嘉宾。并有全国各地的职业教育主管领导，职业院校校长及主管教学负责人，中国职业教育创新联盟领导、理事单位及会员，职业教育科研院（所）负责人和专业研究人员，以及行业组织、企业及相关单位的负责人约700多位出席了此次会议。

2016年3月中旬，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在北京落下帷幕。在两会上，“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的“要完善现代教育体系，实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工程”，以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工匠精神”一词都成为此次会议上领导、嘉宾们的热议话题。紧跟当前经济形势，围绕眼下社会现状，在场的领导、嘉宾、专家、学者们纷纷就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旁征博引，详述了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