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步试题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步试题（共7篇）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步试题 篇1

一、选择题

1．秦统一六国后，儒家学派遭受沉重打击的主要原因是（ ）

A. 此时没有什么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来领导儒家学派

B. 秦始皇实行 “焚书坑儒”

C. 在战国后期的“百家争鸣”中儒家学派处于劣势

D. 儒家学派的主张在当时已经过时

2．关于右图所示帝王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 数次在全国“举贤良对策”

B. 在他统治时期，我国出现了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鼎盛时期

C. 在他统治时期特别赏识董仲舒

D. 兴办太学，使天下文士都学诸子百家的经典

3．董仲舒是通过汉朝哪种选官途径进入官员行列的( )

A. 凭太学资格 B.“举贤良对策”

C. 依家族势力和声望而选评 D. 科举考试

4．汉武帝问策贤良文学，董仲舒对曰：“臣愚以为诸不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引自《汉书董仲舒传》) 董的对策（ ）

A．指出了汉武帝弱点 B．违背了汉武帝初衷

C．触犯了汉武帝忌讳 D．迎合了汉武帝意愿

5. 董仲舒提出的下列哪些主张或者思想被后人归纳为“三纲五常”（ ）

①君为臣纲 ②父为子纲 ③孝为“天经”、“地义”

④仁、义、礼、智、信 ⑤夫为妻纲

A．①②④⑤ B．①②③④ C．②③④⑤ D．①②③④⑤

6．下列哪部著作是董仲舒的作品 ( )

A B C D

7．儒家经典在汉武帝时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其中被称为《五经》的是( )

①《易》 ②《大学》③《诗》 ④《礼》 ⑤《书》⑥《春秋繁露》⑦《春秋》

A．①②③④⑤ B．①②④⑤⑦ C．①③④⑤⑥ D．①③④⑤⑦

8．下列哪项不是太学举办的影响( )

A．打破了以往由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规矩

B．非贵族家庭子弟也可以凭太学资格入仕

C．儒学的地位大大提高

D．全国包括地方的教育系统也得以建立

9. 儒家思想长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主要是由于（ ）

A. 董仲舒对儒家思想作了发挥

B. 儒家思想适应了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

C. 儒家思想被广泛传播

D. 儒学成为士人走上仕途的必经之路

10. 董仲舒是使儒家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关键人物，这主要是因为他（ ）

A．把道家、阴阳五行家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而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儒学体系，并被汉武帝和历代君主们所肯定和采纳

B．把道家、法家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而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儒学体系，并被汉高祖帝和历代君主们所肯定和采纳

C．把道家、墨家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而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儒学体系，并被汉武帝和历代君主们所肯定和采纳

D．把道家、阴阳五行家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而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儒学体系，并被汉文帝和历代君主们所肯定和采纳

11.董仲舒为儒学增加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内容，以下皇帝的行为不属于这一理论应用的是（ ）

A．皇帝即位要举行祭天仪式 B．为了加强皇权而取消宰相

C．皇帝要重视发生的自然灾害 D．“奉天承运”是诏书中的常用语

12．董仲舒认为，“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这一段话的核心思想是（ ）

A.“天人感应，天人合一” B.“仁者爱人，民贵君轻”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步试题 篇2

在中国历史中, 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给社会带来的重大影响。以中国古代汉朝为例, 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抗秦立汉, 一直讲究老子的无为而治, 后世人说恰恰是这种无为, 达到了“无不治”的效果;汉初, 百废待兴, 汉文帝、汉景帝继续沿袭了高祖皇帝的无为而治, 最后也似乎达到了“无不治”, 成就“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时期, 汉武帝尊崇儒术, 讲究大治大变。年轻时大开言路广招贤才, 却阻力重重, 黄老学者与儒生互相排挤, 上演了一幕幕勾心斗角、血腥屠戮的社会悲剧, 而汉武帝刘彻在几年间逐渐在平和中为这两种学派, 更确切的说是为这两群人的权利平衡作着调节, 这在现代也可以认为是对人力资源的合理调配, 最终逐渐将黄老无为的学者淘汰至大汉朝的历史舞台以外, 实现了“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国学方针。根据“大治”的宗旨大胆任用卫青、霍去病等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年轻将领, 灭匈奴, 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大汉盛世。

分析汉朝的国学发展变更会发现一个时代的变迁与用人密不可分, 人力资源的合理分配会给一个时代带来无穷的希望, 使之达到最好的效果。结合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学我们会得到宝贵的经验。

第一, 在现代社会中, 人可以被称之为资源是一个应该思考的问题。既是资源, 就是需要被有效的应用到实际工作中, 而必将要在实际工作中发挥重大作用的能量源。既是资源, 就是有限度的, 没有无限的资源。因为有限, 必须做到合理搭配才能发挥出重大作用, 而不是简单的将资源投放至社会, 致使有些资源所处的社会位置与层面不匹配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这与汉武帝少年时代“大开言路广招贤才”是暗暗契合的, 当众多的儒生被尊《老子》为国学的汉朝政府排挤在统治阶层以外的时候就形成了那个时代最为严重的人力资源浪费。

第二, 资源是多元化的, 尤其是人力资源方面。在历史上, 即使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不能将当时与统治阶级对立的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完全消灭, 也挡不住资源发展的趋势。因此, 如何对待多元化人力资源的态度就成为了另一大问题。

第三, 人力资源管理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即什么是人力资源的具体衡量标准与它的可利用性是否能够顺应当今的历史时代和社会发展阶段。宏观看上去似乎这不仅仅是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范畴, 但在社会高度发展的今天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

首先, 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朝, 从高祖刘邦到文景之治汉朝的国力显著发展, 成为了中原地区的泱泱大国, 可是如此的大国却举国上下尊崇老子的清静无为, 甚至汉朝官员都没有统一的朝服, 没有统一的礼仪标准, 官员上朝打扮五花八门, 五颜六色, 每天统治阶级都在学习和讨论黄老之术, 讲究清静无为, 温火慢炖, 对汉朝北方匈奴的屡屡入侵也一味采取和亲无为的怀柔政策。到汉武帝时期, 开始从社会中招募能为之士, 逐渐均衡了“黄老”的政治地位, 使汉统治阶层注入了新鲜元素, 出现了第二个声音, “儒学”与“老子”的激烈碰撞。摆在汉武帝面前的是一个现代体系的学术问题, 那就是人力资源的调配问题。汉武帝的策略非常成功, 那就是在平和中均衡两方面的权利与地位。资源是需要合理调配的, 不能将无用的资源以强势的姿态逐出历史舞台, 而是要遵从时代要求让其渐渐淡出这个新生的资源环境, 否则必将出现一场血腥的资源排挤过程, 引起社会动乱。由此可见, 为有效的资源寻找一个适合资源应用的位置至关重要。

其次, 由第一个问题就衍生了第二个区别于其他硬资源的特殊问题。所谓硬资源, 应该是标准明确, 量产明确, 使用目的明确的硬件性资源。而人力资源则应属于可变性强, 可塑性大的软件资源, 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的, 我们争论的焦点不应放在是那种资源更加重要, 而是应清楚的认识到多元就必定有存在多元的道理。从汉朝的国学发展是可以看出, 在黄老与儒学并存的时期恰恰引起了统治者的深度思考, 从而使统治者将更深层次的、更负责任的选取一种更有利于当时社会现状的资源应用模式。汉武帝在这方面可谓独具匠心, 他年少时聆听帝师卫綰的教诲, 汉武帝自己却在研究《老子》, 这种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主动思想恰恰是由于两学术群体的碰撞所赋予的。由此可见, 人力资源的思想碰撞使领导者有了思考的契机与主动性, “用人”与“被人用”都是需要策略和经营的。

最后, “是人力资源群体在选择时代, 还是时代在选择人力资源”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永无止境的哲学问题。历史是不可改写的, 无论任何性质的人力资源群体都将是以所处的时代特征为基础的。汉初, 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 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 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汉武帝时, 从政治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 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 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 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最后达到了“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今天, 我们无谓汉武帝的对错, 应该肯定的一点是汉武帝清楚这个时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 需要什么样的软资源才能让汉朝续写辉煌的历史。一个人类群体在时代需要时它将成为不可或缺的资源, 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些原来的资源群体将被逐渐淘汰。由此可见, 关于人力资源的定义是随着历史的进程在不断变化的, 作为领导者应该敏锐的发现资源标准的变化, 适时调整资源的合理化配置。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汉朝的国学发展变更, 结合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学, 旨在阐明新形式下, 如何进一步挖掘汉代的管理伦理思想, 古为今用, 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进行整合。无论是汉代还是今天, 我们在衡量人力资源调配的过程中都要遵循历史规律与时代特征。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篇3

儒学被定于一尊源于汉初七十年的发展，特别是到汉武帝时，大一统帝国的形成，武帝即位，历经文景之治，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发展，政治上大一统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与此同时，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力量的强大，从政治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这时原来的思想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所谓“黄老之学”，所主张的那种清静无为，与民修生养息的思想文化形态，已经不能满足汉代社会的需要，也不能为汉代这种大一统帝国如何进一步发展提供一套理论上的说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顺应了这样的时代潮流而被提出来的，汉武帝为统一思想而独尊儒学。一方面表明思想意识形态的根本转变，原来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只是各个流派中一家的儒学，这时已经超越于其他各家之上，并由此儒学定于一尊；另一方面，正是这样一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意识形态的形成，代替先前“黄老之学”，开始成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并由此持久而深远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

汉武帝的贤良对策正好为儒家提供了舞台，在汉武帝诏贤良对策时，董仲舒以一个公羊学大家的立场，求汉武帝推行儒家的德治，从主张《春秋》大一统这个角度出发，认为汉王朝正是孔子所期待的新王，其使命就是一统天下，建立大一统的王朝。

董仲舒认为《春秋》所主张的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而汉初的实际情况是，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即是说思想没有统一，这样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上层统治者不能确定以什么样的思想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建设的指导，由此导致政治法制等没有定制，而下层百姓也就无从去遵守。针对这一现状，董仲舒提出要“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之所从也。”这就是由董仲舒提出来的、被汉武帝所采纳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实质上是为汉代的政治统治提出了思想文化领域的统一政策和纲领，儒学由此取得了思想文化领域内的统治地位，使之成为统治思想的核心。

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在汉代思想文化领域所产生的国家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可以看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即尽管由战国的显学，后经“焚书坑儒”，再到“黄老之学”，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如此曲折的过程，而最终被定于一尊，究其原因就在于，它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因而当汉代大一统帝国形成的时候，只有它才能为此提供一套理论上的论证，以说明汉朝大一统的合理合法性。同时它本身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第2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篇4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1）知道汉代儒学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创办太学等手段，逐步成为正统思想的史实；

（2）理解“举贤良”的用人政策是国家政治、经济和国防的需要，以及汉武帝以后的新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

（3）探究儒家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与封建统治之间的关系以及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

2、过程与方法：

（1）用资料分析法理解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

（2）用阅读分析法理解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认识仁政思想对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有积极作用；

（2）通过汉代教育体系的建立认识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关键，重视教育对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汉武帝重视儒学的具体措施。难点：对新儒学思想主张的理解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导入新课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形成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时代不同，需要不同，统治者对思想学说的态度措施也不同。请问：

1、适应春秋战国到秦统治时期：法家“法治”，秦始皇统一中国“焚书坑儒”

2、汉初：道家“无为而治”（原因、措施、结果）

3、大家想想儒家思想自产生到西汉初期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 战国后期，蔚然大宗； 秦朝时候，遭到打击； 西汉初年，逐渐复苏。

讲授新课：

一、从“无为”到“有为”：

1、汉初的“无为而治”：

（1）原因：秦末战火频繁，社会经济破坏严重；

汉初为了恢复生产和安定人心，统治者吸取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

【备课资料1】“无为而治”

无为：遵循自然的法则而不妄为；治：治理。自己不妄为而使天下得到治理。原指舜当政的时候，沿袭尧的主张，不做丝毫改变。后泛指以德化民。出处：《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无为”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在春秋末期已经出现。使“无为而治”系统化而成为理论的是《老子》。他们认为统治者的一切作为都会破坏自然秩序，扰乱天下，祸害百姓。要求统治者无所作为，效法自然，让百姓自由发展。“无为而治”的理论根据是“道”，现实依据是变“乱”为“治”；“无为而治”的主要内容是“为无为”和“无为而无不为”，具体措施是“劝统治者少干涉”和“使民众无知无欲”。

【备课资料2】萧规曹随

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萧何死。曹参为汉相国，仍以治齐之术治汉，施政办事。曹参日夜饮酒，不治事。曹参在朝廷任丞相三年，极力主张清静无为不扰民，遵照萧何制定好的法规治理国家，使西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日渐提高。他死后，百姓们编了一首歌谣称颂他说：“萧何定法律，明白又整齐；曹参接任后，遵守不偏离。施政贵清静，百姓心欢喜。”史称“萧规曹随”。

（2）表现：与民休养生息（3）措施： ①减轻田租；

②免自卖为奴婢者为庶人；

③让大量士兵回家，授予田宅； ④免除一定的赋税和徭役。

2、汉武帝的“有为而治”：（1）原因：

①汉朝经济实力的恢复和增强；

②社会潜伏着危机：王国问题、土地兼并、匈奴为患等

西汉的王国问题解决经过：楚汉战争时期，为了对付项羽，刘邦曾经分封了七个异姓王。西汉初年，刘邦将异姓王逐一翦除，却又错误地总结了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分封了九个同姓王，形成了西汉郡县制与封国制并存的现象。到了汉景帝时期，一度发生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吴楚七国之乱，叛乱虽然被平定，但是王国依然存在，很不利于中央集权。

（2）目的：加强中央集权，适应国家统一的发展趋势

汉武帝时,国力强盛，需要有一套广泛的治国方略。于是汉武帝便招纳贤良文学之士，亲自策问治理国家的纲领性的思想，称为“贤良对策”。董仲舒便三次回答了汉武帝的策问，并在第三次对策中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

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

1、提出者：董仲舒 【备课资料3】董仲舒

董仲舒，是西汉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出生年代（前179～前104）中国汉代思想家，政治家。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下了一道诏令，要各地方长官推举“贤良方正”的学者到长安献计献策。著有《春秋繁露》。

2、特点：把诸子百家中的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

【备课资料4】阴阳五行家

“阴阳”的概念，最早见于《易经》，“五行”的概念最早见于《尚书》。到战国时代，阴阳和五行渐渐合流，形成一种新的观念模式，便是以“阴阳消息，五行转移”为理论基础的宇宙观。阴阳家以阴阳五行为其基本线路，所以称为“阴阳家”，也称“阴阳五行学派”或“阴阳五行家”，先秦学派之一。

《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古人认为，宇宙万物就是由这五种基本物质构成的。它也是关于宇宙社会属性及其变化规律的范畴系统。五行的“行”字，有“运行”之意，故五行中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便是变动运转的观念，也就是“相生”与“相克”。

3、思想主张：

（1）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中央集权需要。

战国阴阳五行家邹衍认为，历史中的朝代更替是由于五德运行产生的影响。按照邹衍的学说，每个朝代必须与五德之一相连，因此，这个朝代就应当遵循这五德之一的要求来运转。

董仲舒修改了这个理论，认为朝代的更替不是依循五德运行的顺序，而是依循“三统”，即黑统、白统、赤统的顺序。他在《三代改制质文》中说：每个朝代都依循一统，每统又各有其为政的系统。

按董仲舒的说法，夏朝代表黑统，商朝代表白统；周朝则是赤统。夏、商、周三朝完成了这一历史循环。之后，历史又开始一次新的循环，新的朝代又应当代表黑统。继承周朝统治的既不是秦朝，也不是汉朝，而是孔子，他承受天命，创立了黑统。孔子所受天命，不是一种“法统”，而是一种“道统”。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2）提出“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和“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学说——加强君权需要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的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他还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召》）。

他在应对中还说：“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博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

（3）提出“三纲五常”，提倡孝道——为人处世标准

五常：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和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即三纲五常。三纲是社会伦理，五常是个人品德。纲常就用以泛指道德和道德规范。人的自然发展应当依循道德规范的方向，而这是文化和文明的主要内涵。

4、影响：（扭转局势 付诸实行）董仲舒的思想主张，对于扭转内外松弛的局势十分有利，深受汉武帝的赏识。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付诸实行。

三、儒学成为正统：

1、汉武帝尊儒的措施：

（1）思想方面：全面肯定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

汉武帝说：“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

（2）政治方面：起用很多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

他规定，地方定期选出孝子、廉吏当中央任官，甚至还擢升平民、儒士为相。这明显扩大了官员的队伍，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巩固了封建统治基础，成为汉武帝文治武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给后世封建王朝在用人方式方法上面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迪。

（3）教育方面：兴办太学，儒家经典“五经”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正式规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前124年，又在长安兴办太学，规定太学生员为博士弟子，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负责教授，学完经考试合格后即可到政府任官。这是封建国家利用政权的力量兴办教育、提倡儒学，其必然对整个社会的教育事业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2、西汉的儒学教育状况：

（1）教育为儒家所垄断：“五经”

汉武帝规定儒家经典为必读教科书，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诗》就是《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 《书》就是《尚书》，是我国古代商贾文献资料汇编； 《礼》就是《周礼》，周代的典章制度，道德规范；

《易》就是《易经》，是我国古代一部具有一定的哲学思想的著作；

《春秋》，是孔子以鲁国历史为主线所编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汉武帝还立专事研究、传播五经的教官“博士”。设置经学博士7人。这是西汉大力弘扬儒学最切实际的举措。

（2）儒学地位大大提高：太学设立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议“定太学以教救国”，在长安兴办太学，太学的学习科目设五经，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教授。太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大学，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古老的正规大学。太学是官办的最高学府。起初，太学有经学博士7人和博士子弟50人，后来太学生发展到3000人。东汉时期更达到三万余人。可以说，太学不但是中国第一个官办最高学府，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官方创办的以传授知识、研究学问为宗旨的高等学府。

太学的兴办，打破了以往由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规矩，使得非贵族家庭子弟也可以凭太学资格入仕。至此，儒学的地位大大提高，与之对应的是，春秋战国以来的风云一时的诸子百家学说渐渐沉寂无闻。

（3）初步建立地方教育系统：各郡县设立学校。

汉武帝下令全国郡县设置学校，这一措施真正使得儒学在民间光大，处于独尊地位。汉武帝还鼓励学者从事私家的儒学教育，为弘扬儒学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3、独尊儒术的结果：正统思想 文化主流 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教学反思：

本节课主要阐述儒家思想在汉代开始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过程。头绪多，涉及到一个“中心人物”——董仲舒，两个思想核心——“大一统”和“天人感应”学说，以及两个“隐性”知识点，即西汉王国问题的解决和西汉的选举制度“察举制”。这两个“隐性”知识点也是教学中的难点，因受课时的影响，教学中又不能过多渲染，但又要使学生明白。因此教师在备课时要下一番功夫，以精炼的知识去讲授。另外，“无为而治”与“阴阳五行学说”也是知识的盲点，教学中要恰当处理好。

问题解答

【学思之窗】

想一想，汉武帝既然“独尊儒术”，为什么在他统治思想中又杂糅了一些其他学派的思想？

答案提示：

① ② 董仲舒的新儒学提倡“春秋大一统”“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迎合了当时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的时代需要。汉武帝的真实目的是要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于是其他所有有助于实现这个目的的思想都是他吸取的方向，因此，他在统治过程中，采取儒家以外的思想主张就不足为奇了。

汉武帝的这些做法对于儒学后来发展过程中融合其他学派思想起了推动作用。③

本课测评

汉代儒学为什么能成为正统思想？ 答案提示：

第一，董仲舒新儒学提出的一系列主张迎合了时代的需要。

第二，汉武帝大力推动儒学发展，全面肯定新儒学思想，起用儒者数百人参与国家大政，兴办太学，使天下文士都学儒家经典。

学习延伸

上述两条资料反映了董仲舒的什么思想？请谈谈你对这种思想的看法。（材料略）

答案要点提示：

①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性。

②推崇孝道和仁义礼智信，抛弃其中封建成分，就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弘扬。

③强调君权虽然有利于当时加强中央集权的时代需要，但对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发展极为不利。

高考历史知识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篇5

高考历史知识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一、汉武帝尊儒的措施

①思想方面：肯定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汉武帝说：“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

②政治方面：用文学儒者数百人参与国家大政。扩大了官员的队伍，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巩固了封建统治基础，成为汉武帝文治武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给后世封建王朝在用人方式方法上面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迪。

③教育方面：兴办太学，使天下文士都学儒家经典。这是封建国家利用政权的力量兴办教育、提倡儒学，其必然对整个社会的教育事业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汉武帝的这两点措施，为儒家思想上升到独尊的地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延续了两千年之久。

二、西汉的儒学教育状况

①教育为儒家所垄断。汉武帝规定儒家经典为必读教科书，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其中《诗》就是《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书》就是《尚书》，是我国古代商贾文献资料汇编；《礼》就是《周礼》，周代的典章制度，道德规范；《易》就是《易经》，是我国古代一部具有一定的哲学思想的著作；《春秋》，是孔子以鲁国历史为主线所编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汉武帝还立专事研究、传播五经的教官“博士”。挑选“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的人为博士，负责传授学问，设置经学博士7人。高考圈-让你的大学对得起高三

这是西汉大力弘扬儒学最切实际的举措。

②儒学地位大大提高。前124年，汉武帝为了培养官吏，统一人们的思想，根据董仲舒的建议“定太学以教救国”，在长安兴办太学。规定太学生员为博士弟子，太学的学习科目设五经，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教授。学生可任选一经学习，（相当于今天大学的专科），以自学为主，老师定期讲经，每年考试一次。学完经考试合格后即可以做官。太学，是中国历史上董仲舒第一个创办的第一所大学，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古老的正规大学。太学是官办的最高学府。起初，太学有经学博士7人和博士子弟50人，后来太学生发展到3 000人。东汉时期更达到三万余人。可以说，太学不但是中国第一个官办最高学府，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官方创办的以传授知识、研究学问为宗旨的高等学府。

太学的兴办，打破了以往由贵族官僚时代为官的规矩，使得非贵族家庭子弟也可以凭太学资格入仕。至此，儒学的地位大大提高，与之对应的是，春秋战国以来的风云一时的诸子百家学说渐渐沉寂无闻。

③初步建立地方教育系统。汉武帝下令全国郡县设置学校，这一措施真正使得儒学在民间光大，处于独尊地位。汉武帝还鼓励学者从事私家的儒学教育，为弘扬儒学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中国古代封建教育，最初是私人教育。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就是师徒相传，而真正由国家开办教育始于汉武帝。所以汉武帝在推动封建教育方面，对后世影响深远）。

三、独尊儒术的结果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步试题 篇6

——驳“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 同刘桂生、刘伟杰、管怀伦、张进等商榷

孙景坛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江苏 南京 210001)

［摘 要］自1993年笔者提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后,学术界基本认同了汉武帝没搞思想专制的观点,但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这也不妥。中国古代存在“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是事实,始作俑者是东汉章帝,标志是白虎观会议和删《史记》。

［关键词］汉章帝;白虎观经学会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杨终;史记 ［中图分类号］B2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0)03-0092-06

从班固到“五四”,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古代从汉武帝开始,一直在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内涵是“思想专制”,或“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1993年笔者发现此说不妥,提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说。［1］经多番论辩,［2］现“汉武帝搞思想专制”说虽已偃旗息鼓,但“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 号的思想专制’”说却悄然兴起,如刘桂生教授［3］和刘伟杰博士［4］等就是此说的代表,但这也值得商榷。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存在“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是不争的事实,始作俑者是东汉中期的汉章帝。本文就想对此谈点新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现代“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的提出

1998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刘桂生教授在一篇大作中指出: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因为近人认为,“汉武帝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造成了儒学的一统,禁绝和摧毁了儒学以外的百家诸子,以致中国文化学术日衰,国运日蹙”,“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5］他主要给出了三点理由:

首先,不能把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理解成“思想专制”。他说:“董仲舒对汉武帝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并不能断定他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禁止’、‘禁绝’儒学以外的学派活动,甚至要求‘从头到尾’加以‘摧毁’;也没有建议在全社会范围内只让儒学一家独存。”“皆绝其道”、“邪辟之说灭息”,“也不能由此就引申、推断出董仲舒要求颁布禁令,并采取暴力禁绝其他学派的活动与流传”,等。［6］

其次,认为“汉武帝搞思想专制”不符合实际。他说:“对历史名词的理解是否正确,最有力的检验者应该是历史的实迹。前人也曾批陈,汉武帝与董仲舒是否真的独尊了儒术,罢黜了百家,可疑之处甚多,与此说相悖的史实不胜枚举。汉武帝本人用人、施政就不是只从儒学一家。„„所以,硬要说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定儒学为国教,实在是张大 其词,于史无据的。”［7］ 再次,中国古代文献中也没有“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他说:“在我 国从汉代到清中叶,从来没有人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看作禁绝摧毁其他各家。这一点,只要查一查《四库全书传记资料和集部篇目索引》及《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两书所收从汉至清论董仲舒者共二十二家的言论就能明白。”这二十二家学人是:司马迁、班固、吴兢、郑樵、孙复、张栻、刘敞、黄震、真德秀、郝经、方回、张宇初、冯从吾、乔宇、朱睦絜、史鉴、孙承思、陈廷敬、朱轼、陆陇其、戴钧衡、刘毓崧等。［8］

2007年,刘伟杰博士再次提出此说,论据与刘桂生教授基本相同。［9］

二、“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的理论渊源

应当说,“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的出现,与中国近现代传统文化反思密切相关。

早在1905年,当梁启超、章太炎等资产阶级思想家批判封建专制并直指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许之衡先生就第一个站出来,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内涵解成了“非思想专制”,并由此认定“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非思想专制”,从而认定“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许先生的说法后来得到了柳诒徵、戴君仁、徐复观、李定一等先生的支持。［10］但是,他们的说法未能得到学术界主流思想的认可,一直是学术界的非主流观点,所以笔者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中没有提及。

可是,1994年,管怀伦先生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与孙景坛先生商榷》中,重拾了许之衡先生的观点,对笔者进行批评。他说:“罢黜不是消灭,独尊也是崇尚”，［11］即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解成“非思想专制”,进而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其实,他这样批评笔者是不当的,因为许先生与笔者一样,都认为“汉武帝没搞思想专制”,而管先生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的实质还是“汉武帝没搞思想专制”。要知道,管先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内涵是“非思想专制”,笔者的内涵是“思想专制”,所以,笔者“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的意思是“汉武帝‘搞思想专制’子虚乌有”,他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的意思是“汉武帝‘没搞思想专制’确有其事”,二者的意思有别吗？管怀伦先生误导了很多读者,其中有许多知名学者上当,如王志轩博士、陆剑杰和李零教授等,他们都认为管先生的观点是“汉武帝搞思想专制”,实非。①然而，至少有一个学者,就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刘桂生教授真正读懂了管怀伦,于是在1998年提出了“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

刘桂生教授的“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第一时间遭到了笔者的批评,［12］后此说一度沉寂。

如果说管怀伦先生与笔者的商榷是学术批评的滑铁卢,那么,2005年,《南京日报》记者李冀与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秦汉史专家张进(晋文——他的笔名)教授对笔者的批评,才是真正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对“子虚乌有”的批评,因为他们二人与笔者一样,都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内涵解作“思想专制。”［13］张教授说:“无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实际都是思想专制,无非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这在学术界早已成为定论。”［14］可是,当笔者要看看他们手中关于“汉武帝“搞思想专制”的实证时,李冀记者没有作答,张教授的学术却成了“变色龙”,很快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内涵也解成了“非思想专制”,成了管怀伦第二。［15］在学术界,张教授比管先生更具有迷惑性,因为他先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思想专制”,后又偷换成“非思想专制”,很多读者都转不过弯,以为他是真正的“汉武帝搞思想专制”说的代表,然而,亦非！可是,只有刘伟杰博士从中看出了端倪,在2007年,再次提出“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刘博士可能以为,连秦汉史专家张进都向“汉武帝没搞思想专制”说屈服了,也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解成了“非思想专制”,只要此解成立,后来一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都不是“思想专制”,这在逻辑上显而易见。

三、“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之商榷

笔者认为,刘桂生教授等的“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根据并不充分。

第一,不能把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说成“非思想专制”。再看董仲舒原话：“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这里:

1、“绝 ”和“灭”,不用解释,都是“损毁”的意思,有“搞思想专制”之嫌。

2、此建议脱胎于李斯 的“焚书议奏”,李斯说:“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16］李斯还允许博士官私藏“《诗》、《书》”,董仲舒要求“绝、灭”六艺之外的所有文献,比李斯更厉害。为什么李斯的建议是思想专 制,董仲舒的建议不是？逻辑上说不通。

3、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外,董仲舒还是“三纲”学说的创立者。众所周知,“三纲”是中国古代“打儒家旗号”的专制理论,也 是“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的总根,从“三纲”可以推出“搞思想专制”。 第二,不能用汉武帝“没搞思想专制”反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非思想专制 ”。刘教授用“汉武帝没搞思想专制”的事实,反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本来就 是“非思想专制”,不合逻辑。这个问题不能反推。要知道,如果反推,必须要证明:汉武帝“ 尊儒”与董仲舒的建议有因果关系,即采纳的完全是董仲舒的建议,并不折不扣地实施了。如果汉武帝“尊儒”采纳的不是董仲舒的建议;或采纳的是董仲舒的建议,但没有不折不扣地实施,都不能反推。刘教授在论证中没有给出二者有因果关系的证明,只是含混地说“汉武帝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管怀伦、张进教授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都是从卫绾说开去的,［17］所以这一说法不能成立。事实是:汉武帝“尊儒”活动开始于建元元年,建议者是儒家帝师王臧,正式“尊儒”的时间是建元六年,完成者是丞相田蚡,与董仲舒无关。［18］因此,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思想专制”无疑。

第三,认为“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与文献不符。应当说,刘教授的证明,尽管差不多穷尽了经、子、史籍,但却把于此有关的文献和学者都刻意避开了:如,他在列举二十六史时,剔除了《汉书》;在列举二十二学人时,只列了班固及其《汉书·董仲舒传·赞》。［19］事实上,“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就出自《汉书》。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中说:“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董仲舒传》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另外,刘教授又把重要的史藉,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排斥在了书目之外。《资治通鉴》是 古今史家的必读书,作为史学家,刘教授怎么可以抹掉《资治通鉴》呢？在《资治通

鉴》里,有完整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专制)’”说。另,早于司马光的孙复,在他的《睢阳子集补》里也有此说。［20］传统至今,学术界讲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以班固的《汉书》、孙复的《睢阳子集补》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依据的。还是张进教授坦诚,说:“《史记》中通篇没有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独尊儒术’的记载。数百年后(一百年多年后——引者),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中方才有此一说。”［21］

第四,认为“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没有历史根据。必须指出,虽然汉武帝的“尊儒”没搞思想专制,但后世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思想专制”的皇帝大有人在。如,明朝的“李贽案”就是一个典型: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李贽因非议孔子,抬高秦始皇等,被礼部给事中张问达(秉承首辅沈一贯的旨意)所弹劾,说他“惑乱人心”,“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这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后来,万历皇帝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为罪名,将李贽逮捕,并焚毁其著作。李贽最后自杀于狱中。［22］试问:这是不是“搞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关于刘伟杰博士的说法,拟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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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白虎观会议”是中国古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开端

笔者认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内涵是“思想专制”,汉武帝“尊儒”没搞“思想专制”，因为他采纳的不是董仲舒的建议,董仲舒的建议真正被采纳是东汉中期的事。汉章帝才是中国历史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始作俑者,时间是建初四年,公元79年。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先要搞清什么是“思想专制”？应当说,传统至今,学术界对此并不真正清楚。如, 在研究汉武帝是否“搞思想专制”时,张进教授认为,汉武帝搞的思想专制是“和平的”(后来他悄悄地放弃了这种说法)。［23］又,王葆玹教授认为,“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具体说来就是将博士七十余人的建置加以削减,将其中传习诸子书的博士罢黜。”［24］支持王教授说法的刘松来教授则增加了“郊祀制度”等问题。［25］实不妥。笔者认为,“思想专制”的底线是:必须“有文献被毁,或有人被整”,没有“毁书整人”,就说是思想专制,可能会混淆思想专制与非思想专制的质的区别。所以,“搞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的基本要件是:有某一“打儒家旗号”的学者制造一种专制理论;这种专制理论被统治者采纳为政策、法律乃至法典;用这些政策、法律或法典“毁书整人”。三者缺一不可,其中“毁书整人”是最根本要件。

第二,“白虎观经学讨论会”是搞“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的里程碑。《后汉书·章帝纪》记载,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诏曰:‘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秦暴,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师承,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倏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又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于戏,其勉之哉。’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 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 关于白虎观会议,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一直认为,只是为了“统一经义、统一经学”。现在有人批评说,汉章帝“并没有统一经义的意愿„„只是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而已。在会议上,学者各持己见、互相辩难,即使不敌,其学说也并不会被罢黜、被取缔。”［26］其实都不妥。他们忽视了 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在白虎观会议上,一种专制学说被堂而皇之地塞进了法典,正逐渐成为治国的主导思想。这一专制学说就是《公羊》,《公羊》在会上被定“春秋学”的博士科,而《公羊》是唯一“打儒家旗号”主张专制的学派。董仲舒发挥《公羊》所创立的专制理论“三纲”也被正式写进法典。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白虎通·三纲六纪》说:“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是以纪纲为化,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与“三纲”相配套了专制理论,既然“三纲”已被写进法典,搞“搞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也就没了政治和法制层面上的障碍了。不看到这一点,无疑是没有把握白虎观会议的本质。 第三,中国古代第一个被“思想专制”的文献和学者是《史记》及作者司马迁。要搞思想专制,历史就不可能不留痕迹,不会像张进教授说的那样“和平”;像王葆玹、刘松来教授说的只是“某些制度建设”那样轻松,思想专制从来都有“暴烈事件”发生,只不过是血腥的程度不同而已。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远不如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搞得惨烈,但应都叫“思想专制”。白虎观会议也是如此。虽然在会上,没有学说“被罢黜、被取缔”,但据《后汉书·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记载:会后,杨终“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太史公书》即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说,汉章帝在会后下令,让杨终将《史记》大肆删毁,由原来的五十多万字,删剩了十万字,面目全非。《史记》的名字也由原来的《太史公书》,贬成了《史记》,这就是今天《史记》名称的由来。我们今天见到的《史记》,是南北朝时期重新恢复的。传统至今,史学界的话语权被公羊派所把持,此事一直未被提起。直到现在,还有学者如张进教授,仍继续在坚持司马迁的史学罪案。［27］汉章帝打击《史记》确有其事,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搞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的铁证。

第四,为什么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始于汉明帝？诚然,班固在《典引序》引明帝永平十七年的诏书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这里,汉明帝批评《史记》是真,但他没有把思想专制定为国策,也没有对《史记》进行损毁,因此,他的批评不管正确与否,都属“非思想专制”范畴。而汉章帝已突破了“非思想专制”的质的界限:不仅召开经学会议,把宣扬思想专制的董仲舒的学说当作了治国的主要思想,还公然下令损毁《史记》,而损毁《史记》是“搞思想专制”的根本证据。

五、正确认识汉章帝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作俑者的意义

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始作俑者是汉章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能更好地理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现在,对笔 者的这一观点,虽多数学者都能正确解读,但也有人说:“孙景坛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没有得到真正实行”,甚至把刘桂生教授的“中国古代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与笔者相关联。［28］其实,笔者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核心是说“汉武帝没搞思想专制”,同时说“中国古代也没有从汉武帝后一直在搞思想专制。”但笔者没否定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思想专制”,也没说“中国古代根本不存在‘搞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所以,笔者把汉武帝“尊儒”概括为“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以便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留给“搞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的人。从笔者这里,不能逻辑地推出:“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而且,在笔者读到刘桂生教授的大作后,已撇清了与他的学术关系。［29］

第二,能更好地理解管怀伦、张进教授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说是不妥的。张进教授曾指责笔者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是“拾人牙慧”, 然而 ,笔者的看法是新观点已被公认,②而他与管教授的“确有其事”说才是真正的“拾人牙慧”:管教授因袭许之衡先生,张教授因袭管教授。而他们俩的因袭,即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解成“非思想专制”,又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如:可逻辑地推出,“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误导读者,“汉武帝是第一个搞‘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的皇帝;不能正确认识汉章帝的“白虎观会议”和“删《史记》”是“思想专制”,以及如何对“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进行科学地概括,等。

第三,能更好地理解“汉武帝搞思想专制”说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都是班固作的伪。应当说,班固和其父班彪都是《公羊学》和董仲舒的狂热拥护者。班固直接参加了“白虎观”会议,是会议的记录者和《白虎通德义》的整理者。打倒司马迁和损毁《史记》,虽有杨终的作用,但班固也难逃干系。如,上引《典引序》,班固自述说:“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与贾逵、傅毅、杜矩、展郤、郗萌等召诣云龙门,小黄门赵宣持《秦始皇帝本纪》,问臣等曰:‘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邪？’臣对此《赞》贾谊《过秦论》篇云‘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绝’,此言非是。即召臣入,问‘本闻此论非邪？将见问意开寤耶？’臣具对素闻知状。”于是,汉明帝才下诏批评司马迁的。此前,班彪还对司马迁进行过人身攻击。［30］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明确说:“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而说《春秋》(公羊)事得失„„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意思就是:《董仲舒传》不是历史,而是“古为今用”。由此,他的《董仲舒传》是中国古代影射史学的活标本。班固作伪“汉武帝搞思想专制”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都是为汉章帝“搞思想专制”制造理论和历史根据。

第四,能更好地理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基点。”在笔者提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之前,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几乎都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专制)’”为基点。然而:

1、不符合史实。汉武帝“尊儒”与董仲舒无关,这么反思,没有科学依据。

2、会制造“汉武帝学术冤案”。汉武帝没搞思想专制,却被扣上了“专制皇帝”的帽子,这是制造冤假错案。

3、学术悖论。汉武帝是“雄才大略”的皇帝,如果他“搞思想专制”,怎么能获得成功？必须指出,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历史进步的基本规律都是以自由、民主、开放为前提,差别只在程度大小;专制祸国殃民,害人害己,从来就没有好结果。以往的传统化反思一面宣扬“汉武帝搞思想专制”,一面宣扬“汉武帝雄才大略”,不合逻辑。

第五,能更好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反思。

1、为“‘五四’反专制”正名。根据刘桂生教授和刘伟杰博士的“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五四’反专制”是空对空。而“汉章帝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始作俑者”,说明中国古代确实存在“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五四’反专制”没错。

2、能找出“‘五四’反专制”的缺陷。“‘五四’反专制”,从批“汉武帝‘搞思想专制’”出发,是批错了对象,应批汉章帝;把孔子当作“搞思想专制”的总后台,也批错了对象,应批《公羊学》、董仲舒的“三纲”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白虎观”会议和“删《史记》”,等。

3、不要把“集权”与“专制”混为一谈。集权可能导致专制,但“集权”不等于专制,集权有民主成份,合理的“集权”就像恩格斯的《论权威》一样,是理性之光;而专制,则是彻头彻尾的反动,二者的质的差别不能混淆。［31］

4、“王臧尊儒”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汉武帝“尊儒”,采纳的是自己老师王臧的建议,具体应叫“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即“以儒为主,悉延百端”,不搞“思想专制”。［32］这是汉武帝能成为“雄才大略”皇帝的思想基础。

5、“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死路。汉章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搞思想专制”后,经过一代人的奴化教育,汉朝最终走向解体。后来,凡是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思想专制”的朝代,如宋、明,都孱弱落后。［33］而唐代的鼎盛,在于他们不尊“公羊”、董仲舒,以及不搞“思想专制”。［34］

最后,让我们高举“‘五四’反专制”的大旗,理性、科学、深入地重新反思传统文化,为加快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和理论依据。

注释: ①管怀伦说:“仅从现在的社会影响来看,不计评论,该文(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与孙景坛同志商榷》——引者)的基本观点至少已经被王志轩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被阉割的历史探索》和庄春波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考辨》一引再引,北大著名教授李零所著《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更是完整地引入拙文最后整个《结论》部分。”参见http://tieku.baiso.org/189295/25.html.管怀伦.陆剑杰——对我学术成长发挥特殊助力的哲学家(散文),参见http://tieku.baiso.org/189295/23.html.如,李零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桎梏民族思维,使学术自由从此成为后代士子的奢望,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管怀伦。”(《丧家狗:我读〈论语〉》)参见http://.［31］孙景坛.论“五四”时期反专制的局限性［J］南京社联学刊,1989,增刊;“五•四”批孔献疑［J］,南京社会科学,1999,(8);中国古代“术家”的“反人本主义”思想与行为之批评——对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和十七大“以人为本”的历史思考［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8,增刊. ［33］孙景坛.明代历史定位问题新探［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4,(4);关于宋代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J］.南京社会科学,2004,(8).

汉武帝要独尊儒术的原因 篇7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继承皇位，他开疆拓土，建立了不朽功勋，是我国历史上很有作为的皇帝，后人将他统治的这段时期称为“汉武雄风” 。汉武帝为了巩固君主独裁统治，加强学术思想的统一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 他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汉武帝实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一政策，对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它把战国以来学术自由、思想开放的文化氛围彻底破坏了，这就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后来，各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又不断发展儒家学说，使它更适合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