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原作文

杨原作文（通用3篇）

杨原作文 篇1

秋天

河北省沙河市第二小学杨原

烈日炎炎、让人汗流浃背的夏天走了，硕果累累、秋高气爽的秋天无声无息地来临了。

秋天是一个别有韵味的季节。向外放眼望去，杨树的叶子变黄了，像一只黄色的蝴蝶栖息在树上。秋风吹来，黄蝴蝶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在空中翩翩起舞。枫树的叶子变红了，看起来像一个个火炬。正如杜牧诗中写到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只有松树和柏树在这个落叶凋零的季节里耸立着，保持着原有的碧绿颜色。

秋天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季节。一走进公园，菊花的香气就扑面而来，人们驻足在花前，觉得香气四溢、赏心悦目。这些菊花有黄色的，白色的，红色的，还有粉色的。真是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眼前的花有的含苞待放，有的才展开一半，有的完全绽放„„花丛中还有一两只蝴蝶和蜜蜂被花的香气吸引，绕着花丛飞来飞去，给这迷人的景色又凭添几分生机。

秋天是一个变幻多姿的季节。“淅淅沥沥、滴滴答答”的声音是秋雨的低吟。秋雨好像一个魔法师，有时是绵绵细雨，雨滴如针尖大小，有时却好像发怒似的，下得很大。下完雨后，天空显得更加湛蓝，树叶变得更加透亮，果树上的果实变得鲜艳，让人看得垂涎欲滴。

秋天是一个收获颇丰的季节。在农田里，高粱涨红了脸，稻子笑弯了腰，苹果变得红彤彤，葡萄变得水灵灵，橘子变得黄澄澄„„农民伯伯也开始忙着收获农作物，望着这丰收的场景，脸上露出了愉快的表情。

秋天，是成熟的季节，是美好的季节，是让每一个人都留恋的季节。我爱秋天，更爱我们甜美的生活！

杨原作文 篇2

杨世文:从中小学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性来看, 是不应该实行校长任期制。但是允许校长长期执政在有利于提高效率的同时却无法消除负面影响。在当代中国“官本位”观念还比较严重, 如果不实行严格的任期制, 就很难克服中小学校长身上的官气。什么是“官气”呢?简言之, 就是“封建主义残余”。具体说, 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一是“官僚主义, 衙门作风”。正如邓小平所说, “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好摆门面, 好说空话……办事拖拉, 不讲效率;不负责任, 不守信用, 贪赃枉法……”

二是“过分集权, 个人专断”。有些中小学校长办学成绩突出, 但权力欲也随之不断膨胀;有的中小学校长办学成绩不突出, 却非常善于揽权, 使其他干部无从过问、不敢监督, 其结果就是校长越来越无所顾忌, 最终导致官僚主义, 滋生腐败。

三是“家长作风, 颐指气使”。有的中小学校长一个单位任职时间越长官气越重, 高高在上, 动辄训人, 压制民主, 打击报复。

四是“大搞特权, 主仆颠倒”。有的中小学校长通过制度设计、人事任命等手段形成小集团之后就开始搞特权, 典型的表现是在自己的用车、差旅等方面肆意提高标准。

五是“亲疏有别, 任人唯亲”。有的校长在工作中重关系而轻能力, 有的还通过干预干部任命和职称评定等手段拉帮结派, 谁和自己走得近, 就让谁担任总务主任、重点班的班主任, 就让谁获得各种荣誉称号及各种奖励, 甚至使部分教职工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

六是“唯书唯上, 思想僵化”。不能将上级指示与本校实际相结合,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对新的领域、要素、方面视而不见, 凡事唯书唯上, 找依据、等上面、看外面, 四平八稳, 不去设计各种不同的方案, 而是严格按照历史先例的步骤与原则行事, 缺乏敢试敢闯敢为人先的精神, 极易导致思维僵化保守。

七是“长官意志, 人大于法”。认为党纪国法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 可以认真执行也可以不认真执行, 但领导的话和批示, 则非认真执行不可。只要领导, 尤其是主要领导点头拍板, 就有了“尚方宝剑”, 至于对不对, 是否经过合法程序, 都觉得无所谓。

如果校长在一所学校长期任职, 这些问题都有可能会发生。虽然, 实行任期制不是清除这些封建主义残余的根本所在, 但是, 从长远来看, 长任制弊大于利。两害相权取其轻, 至少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对其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 在有些地方实行严格的校长任期制也不是坏事。

《中国教师》:您认为校长本该有的身份是什么, 其主要的角色又应当是什么?对校长的绩效考核制度应该如何改进更合理?

杨世文:校长应该是教育家。既然校长定位于教育家, 就不应该论行政级别。在西方, 校长就没有行政级别, 可是照样能够把学校建设好。而校长的主要角色应该是领导者。作为学校的领导者, 他必须摒弃官僚主义, 大力加强制度建设, 实行依法治校。领导的实质是服务, 管理的实质是约束。在现代历史条件下, 实施管理是必要的, 但是, 校长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领导者, 也就是说要注重提高自己的影响力、服务力和凝聚力。现在, 在各行业中普遍存在着管理主义倾向, 以为管理是万能的, 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仅靠管理吸引不了高级人才, 因为管理太硬了。吸引高级人才, 需要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宽松的环境、和谐的氛围。现在, 有的校长在工作中非常严厉, 甚至可以说是严酷, 从表面上看好像很有魄力, 但实际上却不能让人心悦诚服。

校长绩效考核应该分层、分类、分区进行, 不能把底子好的学校与底子差的学校混为一谈。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制定绩效考核三级大纲, 即国家级层面、省市级层面、县乡级层面;二是实施360度绩效评估, 教师、学生、社会广泛参与;三是任期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 任期考核力度要大于年度考核力度。

《中国教师》:如果要实行任期制, 怎样使校长能够较快融入新环境, 以避免新政尚未见效, 任期已快要到头的问题?您认为最好的改进办法是什么?

杨世文:如果是委派的校长, 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新单位骨干教师的认同。因为骨干教师有自己的专业权威、专业地位和专业影响, 有自己对教育的追求, 如果他对校长的理念、能力和作风不满意, 就有可能引发“不是校长选择他, 而是他反过来选择校长”的现象发生, 最终导致人才的流失。所以, 选校长要重视教师的反应, 没有教师发自内心的支持, 校长也很难把工作做好。

从自己学校的教师队伍中培养、选拔中小学校长, 应该成为主渠道, 而交流、引进校长, 只能作为辅助手段。这样做的优势有以下几点:一是有利于学校发展的连续性;二是有利于校长对于学校情况的深刻把握;三是有利于激励青年教师进取;四是有利于降低学校的治理成本。当然, 在特殊情况下, 也可以采取引进、交流校长的办法, 但是, 不能变成一种制度, 否则便无异于行政机关。

《中国教师》:一线校长普遍反对任期制, 他们的理由是, 到了一所学校之后首先要了解学校的基本情况, 然后要规划, 基本上需要三年的过渡期。那么, 怎样才能使新任校长尽快进入角色?

杨世文: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要解决作为其前提的问题, 效果才会更好。如果能够实现依法治校, 哪位校长来了都要依照学校的长远规划推动学校向前发展, 就不会存在新任校长的目标游离于学校长期发展目标之外的情况。其次, 空降校长本身就有问题, 如果多从内部培养校长就不需要前面提到的三年过渡期。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可以轮换, 但基层学校的领导最好是来自本校, 有些校长上任后进入角色需要的时间长, 根本原因还是对校情不了解。所以, 选校长不要迷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如果在别的学校是人才, 为什么在原单位就不能发展起来?当然, 本校确实没有合适的人选, 那么“空降”也就在所难免了。

《中国教师》:如果校长有任期限制, 如何能够避免新任校长“新官上任三把火”, 盲目推翻学校以往比较好的政策与做法?

杨世文:为了防止校长追求短期效益, 关键是要制定权威的、科学的发展规划。要召开全体教师大会, 制定学校的发展规划。发展规划既包括长期规划也包括短期规划, 二者应该结合起来。没有长期规划的学校根本算不上现代学校。有了长期目标后还要明确每一任期的具体发展目标, 任期目标应该是对大目标的分解, 要通过任期目标将长远目标与当前任务有机结合起来。目标制定要达到的效果应当是为了实现长远目标必须高质量地完成当前任务, 否则以后的发展就无从谈起。要确保学校长期规划的权威性地位, 就要求每一任校长必须根据长期规划制定任期目标, 不能在规划之外乱提口号。如果是为了完成规划而实行一些新的方式、方法, 也需经过全体教师的民主讨论, 达成共识。我们常常说“依法治校”, 实际上, 学校里最大的“法”就是发展规划。发展规划一经制定, 就不能随意改变, 否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旦发展规划制定完毕, 每任校长上任就必须维护这个规划, 并在规划范围内开展工作。也就是说, 规划要高于个人权力, 而权力不能大于规划。

目前, 学校发展中存在的最大问题, 就是每一届领导班子都把学校定位设置得很高, 都去说那些最远的目标, 而实际上在任期之内又根本实现不了。以大学为例, 曾一度在全国掀起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热, 但是, 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一任校长在五年或十年的时间里怎么可能把学校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呢?其实, 不应该每一届校长的任期目标都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可以是建设世界二流大学, 但很少听到有人敢于这样直面现实, 并明确宣布自己任期的具体目标。

当然, 口号提得高些, 具有鼓舞士气的作用, 但是, 空话没有意义。因此, 如何完成自己任期内的迫切任务, 才是重中之重。至于每一届所完成的迫切任务的总和, 即使不说, 也会必然表现出来。

《中国教师》:对校长的权力监督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机制?

杨世文:我觉得必要的时候学校可以搞大民主, 直接实行全体教职员工民主选举校长的制度。在缺乏民主的情况下, 学校的教职工往往成为被管理, 乃至被统治的对象, 根本谈不上什么权力监督。当然, 在现行制度框架下, 也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手段对校长进行权力监督。一是公开化, 包括人、财、物等方面内容;二是建立学校董事会、监事会;三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专家治校制度;四是加大媒体对校长的权力监督力度;五是进一步健全上级机关的督导、巡视制度;六是拓展教师、学生表达意志的渠道。

《中国教师》:从世界名校哈佛大学的治校经验来看, 校长的任期长, 有助于推动学校改革工作长期、深入地开展;而任期短, 就易出现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盲目地搞形象工程, 而不注意学校的长远发展, 或者无作为、无建树的现象。对比大学与中小学, 您认为中小学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中小学是否应该采取类似哈佛大学的政策?

杨世文:有许多办法在外国能行得通, 在中国却不行。所以, 对于外国的经验, 切不可照抄照搬, 我们必须要结合自己的国情选择性地借鉴。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也就是不发达的阶段, 或者说是人的素质从总体水平来看还不高的阶段。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我们必须探索自己的发展方式和方法, 因此, 我不同意采取哈佛的政策。当人们的物质生活还停留在生存线上的时候, 科学文化的素养和价值追求的取向都是有局限性的。不认清这一点, 我们就会误判这方面的国情, 从而抽象地谈论西方经验。

杨原作文 篇3

与原作相比, 电影继承了小说对家庭伦理的关注。主人公安妮为了证明自己的工具价值, 不惜冷落女儿格蕾丝而拼命工作。在将自己物化的同时, 她也以支配别人为荣。这让安妮变得以自我为中心, 与女儿的关系日趋紧张。格蕾丝把对亲情的渴望寄托在爱骑朝圣者身上。然而一个周末的早晨, 格蕾丝与朝圣者遭遇了车祸。格蕾丝失去了一条腿, 朝圣者也深受重伤, 随时会被兽医处死。二者都因自己丧失了使用价值而感到愤懑, 变得性情乖戾, 开始自暴自弃。车祸令安妮反思自己的人生信条。她意识到朝圣者是自己和女儿之间的情感纽带。她恳求马语者汤姆救治朝圣者, 以此修复母女间近乎破裂的亲情。在汤姆的引领下, 安妮母女融入到汤姆家充满自然气息和家庭氛围的牧场生活中。安妮逐渐疏离了职场上的争斗, 尊重女儿的情感需要, 母女亲情得到修复。

但是, 电影对小说的结尾进行了重大改动。在电影中, 汤姆和安妮渐生情愫。但二人都意识到, 他们的婚外情缺乏道德依据, 会对格蕾丝造成再次伤害。为了维护安妮的家庭伦理关系, 两人强忍痛苦放弃爱情。最终, 安妮含泪驾车离开牧场返回纽约, 留下汤姆孤身立马目送安妮离去。但小说呈现出的却是一幅更悲壮的场景。格蕾丝偶然间发现了安妮与汤姆的私情。她原本视汤姆如救星, 故感觉受骗, 心理再度扭曲。欲行报复时, 她误入野马争夺交配权的打斗之中。赶来营救的汤姆在格蕾丝面前, 向着种马张开双臂, 最终死于马蹄之下。受到震撼的格蕾丝最终与母亲和解。相比小说, 电影《马语者》省略了野马的意象, 删除了汤姆为营救格蕾丝而献身的情节。笔者认为, 这样的改动让爱情纠葛取代了生态特色, 从而遮蔽了原作深邃的生态思想。

在一次访谈中, 埃文斯解释了他为何喜欢在自己的生态小说中使用马的意象。“它们身上混杂着令人震惊的力量和脆弱。他们高抬的马蹄可以踩死人, 而它们的心又是世上最甜蜜、最宽仁的。”[1]在小说《马语者》中, 马身上的这两种品质分别化作西部荒原上的野马和格蕾丝的爱骑朝圣者, 并成为理解汤姆性格的重要参照。

电影继承了小说对朝圣者的形象塑造。当母亲追求事业成功忽略女儿的情感需要时, 马成为格蕾丝的情感寄托。小说中提到, 母女间缺乏沟通, 周末骑马“有助于两人之间还存在的脆弱桥梁不至于断裂”[2]。在电影中, 当安妮在办公室中忙碌时, 格蕾丝正兴奋地为溜马进行准备。无论在电影还是小说中, 马都承担修复破损的家庭伦理关系的作用。但是由于车祸, 朝圣者遭受了心灵和肉体的双重创伤。它竭力保护主人, 却被多拉快跑的重型卡车撞成了重伤, 这摧毁了它对人类的信任。尽管如此, 朝圣者依然体现出它宽仁的一面。在汤姆体察到它的精神痛苦并加以抚慰之后, 它重新建立了与人类的互信, 再次承担起了维护安妮母女情感联系的重任。朝圣者的甜蜜和宽仁衬托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私与狭隘。小说和电影都指出, 马一直被人类当做提供畜力和肉品的工具, “它们对人类的初步认识就如所有猎物之于猎人”[3]。通过朝圣者, 电影继承了小说谴责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思想, 并将之用作构成汤姆性格的主要内容。汤姆反对片面强调动物的工具性价值, 在他眼中, 朝圣者不仅只有使用价值, 还是具有情感需要的生灵。更重要的是, 汤姆反对把人也降格为工具。他看到了安妮的自我工具化, 以及由此造成的母女对立。在他的帮助下, 安妮逐步融入自然, 远离钩心斗角的职场, 进而弥补由于过度投入工作而对女儿造成的伤害的不足。总之, 在朝圣者身上既折射出汤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 又折射出他对家庭伦理关系的尊重。

按照埃文斯的解释, 朝圣者代表了甜蜜和宽仁, “高抬马蹄可以踩死人”的便是荒野中的野马。这群野马由一个女嬉皮士购得并放养在荒野之中。汤姆的弟弟对其行为极为不屑, 并为其起了个外号:“Granola Gay”。这个外号源自“Granola Lesbian”一词, 并非特指女同性恋者, 而是泛指环保人士、素食主义者和嬉皮士等具有反世俗倾向的女性。出于对激进思想的不认同, 小说借人物之口调侃式地把指涉女性的Lesbian换成了指涉男性的Gay, 暗指极端生态思想的似是而非。当汤姆和安妮在荒野中偶遇野马时, 汤姆向安妮描述了野马的生存之道。与许多生活在自然荒野之中的群居动物一样, 野马种群中只能由一个成年雄性垄断交配权。为了捍卫交配权, 它必须与种群中的其他公马进行打斗。从科学的角度看, 雄性群居动物争夺交配权可以保持种群基因的优良。但从伦理的角度看, 一旦把这种生态规律上升为人类的行为规范, 就等于把人类降格为纯粹自然主义的动物。

对于汤姆, 野马的生存逻辑象征着原始情欲对家庭伦理的破坏。小说中, 公马间争夺交配权与汤姆和安妮的私情形成了比照关系。在生物学的层面上, 汤姆与安妮丈夫之间的竞争无异于与野马之间的打斗。野马通过打斗挑选出具有最佳基因的种马, 保证种群的健康发展。与之比照, 汤姆的婚外恋行为完全符合生态伦理。然而, 一旦汤姆把生态规律当做行为的依据, 就必然走向自己初衷的反面。汤姆的本意是帮助安妮母女修复情感联系, 而他与安妮的私情却在促使安妮背叛家庭, 对格蕾丝造成新的心理伤害。当格蕾丝偶然间发现两人的私情时, 她除了愤怒外, 还感到幻灭。格蕾丝本已把汤姆视为帮助自己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异化的救星, 但汤姆“偷走”母亲的行为让她感觉受到了欺骗。这不仅是对汤姆个人的失望, 更是对汤姆所倡导的生态伦理的否定。因此, 汤姆必须向格蕾丝证明, 人类的情感不等同于动物的情欲。他的生态伦理观的终极目的不是盲从自然、满足情欲, 而是维护家庭伦理。这样, 汤姆之死就具有了献身的性质。他冲入马群救下格蕾丝, 然后面向咆哮的野马伸开双臂, 表明自己对动物逻辑的拒绝。他用生命证明自己不是原始欲望的奴隶, 自然主义不是自己的终极追求。

然而, 由于野马意象的缺失, 电影降低了原作的思想深度。首先, 电影遮蔽了原作对生态极端主义的否定, 削弱了原作生态思想的深刻性。随着生态运动的推进, 人们逐渐认识到, “自然之物的价值不是人类赋予的, 而是它们的存在所固有的”[4]。这种思维基于主体间性将人和自然之物的内在价值看做是等值的。极端生态主义却将二者对立起来, 认为自然之物的价值应当凌驾于人的价值之上。基于这一逻辑, 人们对自然规律不仅必须尊重, 而且必须服从。我国学者刘福森指出, 这实际上是把“生态规律看成了价值尺度”[5], 也就是把科学意义上的规律滥用为伦理学意义上的规范。生态极端主义片面强调自然规律的内在价值, 终将走向自然主义, 挑战包括家庭伦理在内的人类文明。在《马语者》中, 埃文斯表达了对生态极端主义泛滥的警觉。借助汤姆对野马生存逻辑的拒绝, 他强调了家庭亲情对于生态规律的优先性, 否定了丛林法则对人类道德原则的僭越。然而, 电影因为删除了野马意象而错过了原作对生态极端主义的否定。这使得电影对当下蓬勃发展的生态运动, 尤其是对其中日益凸显的反人类倾向失去了反思能力, 既削弱了电影的时代意义, 又让电影院失去了小说原有的深刻性。

其次, 野马意象的缺失削弱了原作生态思想的结构性。小说的生态伦理观由两部分构成: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否定生态极端主义。它们并非兩个平行的主题, 捍卫家庭伦理是二者的衔接点。在小说中, 汤姆一方面引导安妮母女融入自然, 让亲情在自然中复苏, 另一方面, 他拒绝动物逻辑, 阻止自然情欲对母女亲情的伤害。汤姆的终极目的是促进家庭关系的和谐, 他用家庭伦理中和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极端主义的片面性。由此, 小说生态思想的结构性表现为一种平衡的人生哲学。这可以在小说卷首所引用的禅宗典籍《信心铭》中的句子里得到印证:“莫逐有缘, 莫住空忍;一种平怀, 泯然自尽。”禅宗思想注重的是“有缘”和“空忍”两个极端之间的平衡, 小说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极端主义, 是对禅宗思想中反对极端追求平衡的哲学思想的继承。通过以家庭伦理为中心平衡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 小说力图实现“平怀”的境界。可是, 由于野马意象的缺失, 电影只表现出了原作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破坏了原作中生态思想的二元构成。这一缺失破坏了原作中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之间的张力, 遮蔽了小说所倡导的平衡的人生哲学。

小说中, 野马意象所占篇幅并不大, 却在表现小说的生态伦理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野马意象, 小说警示了生态极端主义对家庭伦理的危害。电影删减了野马意象。这样, 汤姆放弃婚外情就失去了生态动机, 只剩下了道德动机, 由此导致影片在思想深度和主题的结构性等方面逊于原作。相比小说, 电影《马语者》难以称为成功的改编。

参考文献

[1]Interview[OL].http://www.nicholasevans.com/books/thedivide/interview.

[2][3][英]尼古拉斯·埃文斯.马语者[M].杨玉娘, 译.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6:36, 95.

[4]刘湘溶.生态伦理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 199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