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案件委托代理合同

民商案件委托代理合同（共7篇）

民商案件委托代理合同 篇1

民商事案件的共同被告可以委托共同代理人

孔志辉

作者系河南葛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论文摘要：民商事诉讼的理念与规则和刑事诉讼的理念与价值不同，对于人类共同诉讼的原则可以在三大诉讼中共存，但有些规则是不可以相互照搬和借用。对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平等的理解应从程序上开始，在开庭之前不得对任何一方有歧视和不公正的分配权利和义务。

关健词：民事诉讼、民商诉讼、共同被告、诉讼理念、当事人地位平等

在司法实践中，同案的共同原告可以共同委托一名或二名代理人参加诉讼，对此一般不产生异议。但对同案的共同被告可否共同委托一名或二名代理人的问题在实践中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笔者在数年前代理一起民事案件的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就在开庭前被告知不能同时代理两名被告参加诉讼，而只能代理一名被告参加诉讼。令笔者百思不得其解，当问主审法官不能同时代理两名被告参加诉讼的理由和根据时，主审法官含糊其词，只说按惯例不能同时代理两名被告参加诉讼。前不久，笔者又接受一起经济案件的两名被告参加诉讼，同样在开庭时被告知不能同时代理两名被告参加诉讼。这一次，笔者向法官做了深入的请教，法官解释：“虽然在民事诉讼法和相关程序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均没有明确禁止同案的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但同案被告一般是有利益冲突的。而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中均有明确规定，禁止同案的两名以上的被告共同委托辩护人（附带民事诉讼的代理人）的规定，是为了防止同案的被告相互串通（串供），和刑事责任的承担有利害冲突，因此民商事案件的共同被告若共同委托代理人亦可能串通损害原告的利益，所以不允许被告委托共同代理人”。对此意见，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笔者认为：民商事案件的共同被告可以共同委托一名或二名代理人参加诉讼。那种以“刑事诉讼中相关规定明确禁止同案共同被告共同委托辩护人，照搬到民商事案件中禁止同案的共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把刑事诉讼中的规定照搬到民商事诉讼中运用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首先，相关的民商事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甚至是规章均没有明确禁止民商事案件的共同被告委托共同代理人的规定，根据“法无禁止即权利”的原则，同案的共同被告应有委托共同代理人的权利。刑事诉讼、民商诉讼、行政诉讼作为构筑诉讼制度的三驾马车，刑事诉讼，行政诉讼是公权为侧重点，民商事诉讼则以私权为侧重点，故三大诉讼的诉讼理念、诉讼原则、诉讼价值有着很大的区别。就刑事诉讼和民商诉讼而言，刑事诉讼奉行国家主义，体现是公权职能，是一部“不讲理的法律”。而民商诉讼则奉行当事人主义，充分体现意思自治，是一部“最让人讲理”的法律。这就决定了二者在诉讼价值和诉讼理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使得诉讼制度的构建有着巨大的差异，除了人类正义诉讼共有的诉讼原则和制度之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水火不相融，这从两部法典的条文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在此不再赘述。因此刑事诉讼的原则和制度并不能相当然的照搬到民商诉讼中来。所以，把刑事诉讼中禁止同案共同被告委托共同辩护人的规定照搬到民商诉讼中来，禁止民商诉讼中共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其次，禁止共同被告委托共同代理人违背“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的原则。《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其渊源应来自民商事当事人有着同等的地位，推定民商事案件的当事人“具备相当行为能力的主体，在民商事交互过程中，对交互事项有着理性的、清醒的理解和认识，按照自己的意志支配自己的行为”这一要义处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对特定的故意伤害或相似的侵权除外）。这些决定了对待任何一方都不能课以不平等。在双方发生纠纷之后，在诉讼阶段，也应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平等表现为对等，也就是除了法律明确被告不享有的权利之外，原告享有的权利，被告对等的享有。这种对等不一定表现为对应，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此消彼长，共同构筑诉讼天平的平衡。比如，原告享有按自己的意志，认为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存在几个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原告通常都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法院起诉，鲜有从有利于被告的角度去选择法院管辖的。）合适的方式发动诉讼，可谓天机占尽，而被告则不享此有优势，一旦原告发动诉讼，面对原告蓄谋已久的精心准备的诉讼，被告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被动的应诉，这对被告来说是不平等的。如何抗衡原告随时随地发动的诉讼对被告带来的不平等，尤其是如何遏制原告可能的滥诉？在诉讼制度上便对原告设置了诉讼费用担保制度，也就是原告在发动诉讼时，要向法院交纳一定的诉讼费用，付出一定的代价，即便有理由撤诉时，诉讼费用也不会全退的。此时原告有充分理由胜诉而胜诉或举证不力而败诉是诉讼能力欠缺但并不是滥诉。这样，原告在发动诉讼时，谨慎行事，不敢贸然发动诉讼。这各诉讼费用担保制度时对原告特有的，而对被告是没有的。（当然，诉讼费用担保制度并非仅为防止原告滥诉而特设的，其还有他项功能。另外，仅设置诉讼费用担保制度能否足以遏制原告滥诉，属诉讼制度完善的范畴，是另一层面的问题。若原告自愿付出一定的诉讼费用作为代价，旨在发起侵害他人声誉的诉讼，以牺牲诉讼费为代价来获得其他方面的利益。比较典型的案例是A与B属同业竟争的企业，同时得知实力雄厚的C企业欲寻A与B合作伙伴但一直犹豫不决而未能确定合作对象。A为能与C企业合作，A便以曾与B发生不正当竟争为由，发动对B企业的不正当竟争之诉，B为此疲于应诉而无力协商与C合作之事，同时C也以为B真的有不竟争行为。后A败诉，但A与C合作事项也签约完毕。B此时方知A的真实用意，但已晚矣。A以牺牲较小的诉讼费用为代价，以发动诉讼为手段，获得了与C合作的机会，属典型的滥诉。对此种滥诉，仅设置诉讼费用担保制度是不足以遏制滥诉，还应辅以其他制度作为完善。）这种对于原告特设的制度，从动态上使被告在诉讼程序的启动上平衡。相对于原告发动诉讼，推定被告没有过错，他不必向法院提供一定的费用担保。这时现代程序公正和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而对于纠问式下的诉讼，原告只要一纸诉状，便开启了对被告考验之旅，只有经受各种考验的人，才是没有过错的（也就是不承担责任），这时才考虑原告是否滥诉的问题。试想，在辅之以大刑伺候之下，又有谁经受住考验。所以，诉讼的结果，一般是原告胜诉。现代民商诉讼制度的建构，已从对被告过错推定的纠问式下转向更为合理的对被告无过错推定的对抗式，总体上呈现出动态上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对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仅是法律综合平衡一些特殊案件的举证能力、信息对称等情况，对于某些实体责任要件的举证做出了例外性规定，但这并不是从诉讼程序上对被告实行的过错推定）。那么，对于原告以合适的方式发动诉讼，包含了数名原告是采用单独或共同，是自己还是委托代理人发动诉讼（这里仅讨论原告是两人或两人以上的情形，若原告为一人，就不存在共同发动或是共同委托代理人发动诉讼的情形），相对原告而言，由于被告同原告处于平等的地位，理应享有对等的权利，亦即有选择是单独应诉还是单独委托或是共同委托代理人的权利。这是当事人地位平等的必然延伸，在法律没有明确被告不享有共同委托代理人的权利时，任何人不得剥夺被告享有的此项权利，否则就是对被告的不平等，是对“当事人享有平等权利”的挑战。当我们高呼“法无禁止即权利”时，不要忘记对于被告同样适用。既然原告告你了，原告一定或许可能有理，既然你被告了，你一定或许可能没理。否则，原告不是疯子亦是傻子，不然，他不会拿自己的钱开玩笑。这种想法在一般人眼理或许有道理，但如果审判人员也抱着这种过错推定的理念就大错而特错了。这种对被告过错推定的司法理念，从纠问式诉讼模式一直延续到现代对抗的诉讼模式，他的惯性一直未能刹住，仍残留在一些法官思维深处，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深深的困扰着他们。否则，“你当被告还不老实”的训斥仍不时挂在一些法官嘴边。可见，让“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的法律条文不再睡觉，彻底清除一些法官思维深处过错推定的残余，还是一个过程。第三、共同被告委托共同代理人会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结论根本不能成立。

1、、得出共同被告委托共同代理人会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结论，这首先是法官思维深处的对被告过错推定仍苦苦的困扰着他们。在他们看来对于原告的起诉，是他们付出了代价（交纳诉讼费用）换来的，这是他们有理的初步证明。这种对被告的过错推定是非常危险的，若法官在浅意识中认为被告很可能有过错，那么他就会无形中降低被告辩解的可信度，不会认真的考虑被告辩解的合理性，而是会千方百计的寻找被告辩解中的漏洞，去寻找被告有过错的理由。法官就会忘记自己的身份自觉不自觉的充当了原告（或代理人）的角色。尤其是当根据原告的举证但案件仍处于真伪不明时，法官的对被告过错推定会让他忘记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把原告举证不能（更准确的似乎应为举证不足）的结果会在不经意间让被告品尝。原告在发动诉讼时，除了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他可以向法院提出初步的证明，使法官相信很可能是这样的（原告的诉讼请求），若被告不能就法律规定的免责理由举证，被告就应承担责任（但这通常仅用于过错推定或无过错案件中）。除此以外，他就有义务向法院提供足以支持其诉讼请求的证据，若原告经举证后，案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时，就应按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决定要其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若法官在潜意识中充当了原告（或原告代理人）的角色，对被告又何谈公平。

2、持这种观点的人忽视了代理的基本属性。代理的基本属性就是借代理人之身，办被代理人之事。即代理人是被代理人利益的代言者，在某种意义上讲，代理人是被代理人利益的影子并不为过。正是基于此，民商事诉讼的代理人才在诉讼中没有独立的地位，他必须依附于被代理人而存在，这也正是民商事诉讼中代理人不同于刑事诉讼中被告的辩护人的根本地方，刑事诉讼被告的辩护人一是基于法律的授权，一是基于当事人的委托，且行使辩护权并不完全基于当事人委托而可以法律规定独立行使，这些决定了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有其独立的地位，并不完全依附于被告人。因此，对于刑事诉讼中有独立诉讼地位的辩护人的限制并不能照搬到在民商事案件诉讼中没有独立地位的代理人身上，限制共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并不能限制共同被告在其他时间接触，充其量只是限制其表面上的（法庭上）接触，亦不能从根本上限制共同被告串通损害原告的利益。查汉语词典，“串通”其意为：暗中勾结，使彼此言语相互配合。可见，串通须有二人以上，且暗中勾结的行为。，由此可知，“串通”应属故意的范畴，只不过在贬之时多称为串通，其本质是二人或二人以上的暗中勾结行为，并不为某一方独设之语。因此，只要是二人以上，不论何方，都有串通的可能。但这只是一种可能。亦不因为是共同被告就一定会串通损害原告的利益，亦并不因为是共同原告就不会不串通损害被告的利益。司法实践中共同原告串通损害被告的利益并不鲜见，即使是单独的原告和单独的被告亦可能串通损害国家的、集体的和第三人的利益。况且任何一方（原告或被告）可能与第三人损害对方的利益，更有甚者，共同被告或共同原告中部分人亦可能串通损害他方或本方其他人的利益，司法实践中更有极端的是原告或被告一方与法官串通损害对方的利益，看来除了一人或一方主体时，才没有串通的可能。既然，只要是两人以上，不论是何方，都有串通的可能，若允许共同原告委托共同代理人发动诉讼，而不允许共同被告委托委托代理人应诉，很难说对被告是公平的，难免不让被告产生被歧视的感觉，从情理上讲不通，在逻辑上采用双重标准难免自圆其说，更难免有对被告的过错推定的嫌疑。

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我国的民商事审判庭前进行的是程序性审查，而不作实质性审查，以防先入为主，未开庭已裁判，庭审流于形式的弊端。未开庭就断言共同被告会通过代理人串通损害原告的利益未免武断，更难免有先入为主和对被告过错推定的嫌疑。有人主张，共同被告能否委托共同委托代理人，应区分是否为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其实，这样区分并无实际意义。共同被告可以委托共同代理人，是相对应共同原告的程序性权利。在普通共同诉讼中，其实质是若干诉讼的合并，进一步讲是诉讼主体的合并。是为了节约诉讼资源而设置的，各个被告只是在同一个诉讼程序中出现而已，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共同被告，若各被告对某个律师或某个公民处理同一案件有能力信任，在同一个诉讼中共同委托代理人并无不可。有争议的是在必要共同诉讼中，各个共同被告能否委托共同代理人。从程序上讲，作为必要共同诉讼的被告，同原告享有对等的权利，是作为一种程序性权利，共同诉讼的被告当然有共同委托代理人的权利，前面已经论述，不再重复。那么，争议在何处？争议就在于“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是共同的”和“必要共同诉讼是不可分之诉，他们之间的利益可能冲突的”给迷惑了。其实只要弄清了必要共同诉讼的特征，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一般情况下，依据当事人对诉讼标的的共同的权利和义务是原来存在的还是后来基于同一实事或法律上原因才产生的，可以把必要共同诉讼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共同诉讼人对诉讼标的原先就有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另一种是基于同一实事或法律上的原因，共同诉讼人之间才产生了共同的权利和义务。这两种共同诉讼的共同被告之间产生的责任从大到小不外乎是，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从严格意义上讲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相对于原告来讲并无轻重之分，对外都是连带责任，只是它们承担责任后最终责任的消灭原因和方式和追偿不相同而已，但从程序上讲，对于不真正连带责任来讲，有补充责任和替代责任之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有轻重之分的。）均等责任、按份责任和无责任。但这种责任，充其量是对共同被告之间的划分，若基于事实或法律原因，共同被告对原告应承担责任，只要原告将他们送上被告席上，共同被告之间不论如何划分责任，只是他们内部的事情，对于原告而言并不重要，原告只是想得到他想要的。若证据证明和法律规定共同被告根本无须对原告承担责任，原告可能属滥诉，至于被告之间辩解的理由，并不是对原告应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判断被告应不应对被告承担责任的标准是法律。若共同被告基于对某一代理人的信任，委托他参加诉讼的同时，也就意味着相信他能够代表其共同利益。共同代理人（尤其是律师作为代理人）会根据事实和法律。依据公平和正义并参酌共同委托人之间的情况以及他们对之间责任承担的意见，从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角度出发，对他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做出分析并向他们提出倾向性建议，征得同意后向法官提出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出于对共同代理人的信任，是能够也应该接受共同委托代理人所带来的诉讼结果。至于这种信任所带来的结果是否令所有的被告人都满意的风险，同所有代理人对代理后果是否满意一样，是任何当事人选任代理人时都会遇到的，并非必要共同诉讼中的共同被告选任的共同代理人所特有的。这同集团诉讼中诉讼代表人的选任极为相似，共同诉讼人基于一致的利益且对某人的信任，推选其为诉讼代表人，就意味着相信他能够且有能力代表其共同利益，也就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诉讼风险，他们要为自己的选任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这也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充分体现。并不像有些人说的共同代理人对共同被告来讲，一方面是他们共同利益的代言者，另一方面对于共同被告内部权利和义务的析分来讲，是一个调解者，若共同被告之间的利益冲突，共同代理人有一手托两家之嫌，有违代理制度。持这种观点的人混淆了代理制度中的双方代理，双方代理是代理人同时代理利益冲突的双方。属代理权的滥用，应予以禁止。而必要共同诉讼的共同被告委托共同代理人是为了对抗原告。对于此种情况，当共同被告之间的利益可能冲突时，共同代理人接受委托时应谨慎，诚实的履行告知义务，以及他们之间的利益可能存在的冲突，若共同被告对他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析分不服，可以不共同委托代理人。当表现出对判决中的本方承担权利和义务分担不服，可以通过上诉来解决（这和必要共同诉讼中部分当事人对己方权利和义务如何划分不服上诉是重合的），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委托共同代理人权利的存在，义务必须履行，但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但是我们必须承担这种权利的存在。若共同被告对他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如何析分呈现激烈对抗时，可以放弃委托共同代理人，可以各自委托代理人。弄清了这些问题就不会为必要共同诉讼的共同被告是否能委托共同代理人而困惑。在民商诉讼中，共同被告委托共同代理人参加诉讼，一是能够减小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减轻当事人的负担。二是共同被告基于对共同代理人的信任，且共同代理人对共同被告了解较多，知道事情的全部情况和各被告的想法，能够更好的维护他们的利益，同时，共同代理人（尤其是律师代理，不但法律知识比较扎实，一般具有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对他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析分是建立在共同信任之上，比法官一锤定音式的裁判也更易让当事人接受，尽可能避免共同被告之间对他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析分而上诉，缓解二审的压力，有利于迅速的解决纠纷。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共同被告能否委托共同代理人，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民事诉讼是依附于刑事诉讼，由于刑事被告刑事责任的划分也往往是承担民事责任的基础，而解决被告刑事责任是通过刑事程序解决的，因此，应严格按照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对于刑事诉讼程序结论后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的共同被告能否委托共同代理人，由于各被告的刑事责任已经解决，共同被告可以委托共同代理人。最后、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并未排斥民商诉讼中共同被告委托共同代理人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公布管理办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挑选一些典型案例，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和其他载体上公布，以指导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尤其是刊载的案例，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典型案例，有些是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更具有指导和参照意义。在2001年第五期公报（P172）刊载的博库股份有限公司诉北京讯能网络有限公司、汤姆有限公司侵犯作品专有使用权纠纷一案，两被告就共同委托了两名共同代理律师；2002年公报第五期（P162）刊载的周庆安诉王家元、李淑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二被告亦共同委托了郑瑞华律师为共同代理人参加诉讼；2002年公报第四期刊载（P139）的李彬诉陆仙芹、陆选风、李海泉人身伤害赔偿纠纷案，三名共同被告共同委托了陆俊律师为共同代理人参加诉讼。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在民商诉讼中对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是认可的。因此，以共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可能串通，会损害原告的利益而加以禁止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违背了民商诉讼中当事人地位平等的权利原则，亦与“法无禁止即权利”相悖。所以，在民商诉讼中共同被告可以共同委托代理人。注 解：（本文虽然没有讨论仲裁程序中的共同被告是否可以共同委托代理人的问题。仲裁程序虽充分体现灵活性与意思自治，但仲裁程序的设置宗旨及功能同民事诉讼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故笔者认为本文讨论的结果同样适用于仲裁程序。）第九十七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该条的规定是因为行政诉讼在某些方面和民商事诉讼有接近的地方，在行政诉讼中解决的是公权对私权的影响，其本质仍是对私权的一种保护途径，行政诉讼最初是由民商诉讼发展而来，故在一些原则上民商诉讼有接近的地方，有些是和民商事诉讼共有的原则，因此有些规定是可以通用的，但不能由此否认行政诉讼同民商诉讼有相当的差异。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1日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至此，我国理论界和实务争论已久的关于我国民诉法规定的到底是法律真实还是客观真实，似乎有了定论。人民法院报和法制日报均曾于1998年报道了轰动全国的六假案件：某基层人民法院的经一庭法官，与某公司的负责人串通一气，虚构不存在的主体，开庭时自审自记，私自制作文书，并在未生效的情况下又予以执行。本文参考的资料：

1、李炜《论法院、法官定位的误区及矫正》

2、郝铁川《法官代表谁》

3、张朝华《法官的角色定位和职业特性》

4、刘家兴《民事诉讼法学教程》

5、刘家兴《新中国民事程序理论与适用》

6、刘桂明《程序理念与程序规则》

7、范 愉《非诉讼解决机制研究》

8、陈光中《新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

9、王国枢《刑事诉讼法学（新编本）》

10、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民商案件委托代理合同 篇2

在建筑工程领域, 业主与承包商两大主体, 从追求各自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 更多的是对立而非合作的关系。然而工程的高质量、短工期、低成本完成离不开业主与承包商的有效合作, 而只有激励机制才能充分调动承包商的积极性, 为双方的合作打下基础。激励机制的有效应用离不开合同, 业主正是通过各种激励合同来激励承包商, 使其在满足业主利益的同时, 自身的经济利益也得到提高, 从而达到合作双赢的效果。

在众多合同形式中, 学者们普遍认为成本加激励费 (cost-plus-incentive-fee, CPIF) 合同是对承包商进行激励的较好选择, 它不仅规定了合同双方的责任、义务, 而且决定了利益、风险的分配和激励的效果[1]。Kamal[2]从风险分担的角度就CPIF合同对承包商的激励效果进行了研究;陈偲苑[3]将工程成本、工期、质量三者作为CPIF合同的激励因素, 建立业主与承包商的主从递阶决策模型, 研究了对承包商的激励;T.C.Berends[4]讨论了CPIF合同中的最大激励费和激励系数, 建立了业主对承包商的激励机制。

当然, 也有很多学者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对建筑工程领域的激励问题进行了研究。朱冰[5]利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在建设期业主对承包商的激励问题;李丽君[6]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研究了工程成本的控制问题。然而少有学者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对具体的工程激励合同进行分析研究。基于此, 本文将用委托代理理论来研究CPIF合同, 着重解决CPIF合同中的激励系数以及最大激励费问题。

2 CPIF合同

CPIF合同是一种委托合同, 其模式下合同价格由成本、酬金、激励费三部分组成。成本部分包括人员费用、管理费用、办公费用、税金等, 业主需对项目管理承包商用于项目的实际费用予以实报实销。酬金和激励费构成了承包商的利润, 其中酬金部分是固定的, 它在合同签订时已经确定,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不随实际项目费用的增减而变动, 激励费部分则要视项目实际完成情况而定, 一般是在质量目标和进度目标等达到的前提下, 当项目实际费用低于项目目标费用时, 将激励费与项目实际费用挂钩, 按照事先合同中约定的分享比例, 业主和承包商分享节约费用。同时, 合同设置一个对承包商激励费的封顶值, 而当实际费用超出项目目标费用时, 业主承担超支风险, 承包商的利润只有固定酬金。CPIF合同价格的表达为:

式中, C为承包商最终获得的工程费用;Ca为实际成本支出;f1为固定酬金部分;Cb为预算成本;α为承包商分享的项目费用节约百分比系数, 即激励系数。其中f1+α (Cb-Ca) 是承包商的利润 (f) 部分, 若假设合同中约定激励费部分的最大值为f2max=α (Cb-Ca) , 那么CPIF合同中承包商的利润与实际成本之间的关系为:

CPIF合同下承包商的利润与实际成本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一个成本加激励费合同有效力的关键因素就是Cb的设置既有挑战性也要有现实性[3]。然而, Cb作为预算成本, 随各个项目内容的不同而完全不同, 难以也无需统一化, 而α与f2max作为合同中的两大参数, 合理地确定其数值, 既能保证业主的合理利益, 也能确保合同的激励效果。

3 委托代理模型

3.1 模型的建立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 在工程建设方面没有私人信息的业主是委托人, 拥有私人信息的承包商是代理人。在CPIF合同下, 假设工程成本的差值 (Cb-Ca) 是由承包商的努力 (e) 与工程本身的不确定性 (θ) 共同决定的, 即Cb-Ca=e+θ。这里e是指承包商在追求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所付出的努力,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 承包商不可能一直努力或一直不努力, 因此假定e为一维连续变量;θ则是指在工程施工过程中, 当时的社会经济、自然条件、地理气候条件及施工技术等方面的综合制约给工程成本带来的不确定性, 假设θ服从均值为0, 方差为σ2的正态分布。另外, 在当前建筑市场属于买方市场情况下, 假设业主是风险中性的, 承包商是风险规避的;假设承包商努力成本C (e) 可以等价于货币成本, 且C (e) =me2/2, 其中m>0, 表示承包商努力对成本影响, m越大则同样努力对成本影响就越大, 这个函数既满足成本递增的条件, 同时也反映了边际成本递增的规律。

记业主的收益为v, 那么在CPIF合同下有v=R-[Ca+f1+α (Cb-Ca) ], 其中R是工程完工后对业主的价值;记承包商的收益为w, 那么在CPIF合同下有w=C-C (e) -Ca=Ca+f1+α (Cb-Ca) -me2/2-Ca, 即承包商的收益是合同支付扣除努力成本以及工程实体的实际成本。对于风险中性的业主而言, 其期望效用等于期望收益:

对于风险规避的承包商而言, 假设其效用函数具有不变的绝对风险规避特征, 即u=-exp (-ρw) , 其中ρ是绝对风险规避度量, 那么承包商的确定等价性收入TCE为[7]:

承包商最大化期望效用函数Eu等价于最大化 (4) 式中的确定等价性收入。在委托代理理论中, 作为委托人的业主选择激励合同的目的是最大化自身的期望收益, 作为代理人的承包商在接受合同时面临参与约束与激励约束:参与约束 (IR) 要求其期望效用不小于保留收入水平 (假设其值为) , 激励约束 (IC) 使得承包商选择能使自身期望效用最大化的努力水平。

因此在CPIF合同下业主与承包商的委托代理模型可表示为:

3.2 模型求解

因为承包商最大化期望效用函数Eu等价于最大化 (4) 式中的确定等价性收入, 在式 (4) 中对e求导可得IC的结果为:e=α/m;对于IR, 业主的支付只要使得承包商的期望收益不小于其保留收入即可, 没有必要支付承包商更多, 因此式 (5) 取等号。将e=α/m与取等号的IR代入目标函数Ev, 那么目标函数可表示为:

式 (7) 对α求一阶导数并令其等于0, 即可得在CPIF合同下使业主期望效用最大化的最优激励系数, 将α与e的值代入Eu可得CPIF合同下业主的期望收益最大值为:

若业主在与承包商签订合同时不进行任何激励, 即在CPIF合同中α=0, 此时CPIF合同的表达式退化为C=Ca+f1, 此时对承包商而言, 付出努力其收入不会增加, 但是会有努力成本, 承包商的期望效用降低, 因此承包商没有任何理由再去努力, 此时e=0。记业主的期望效用为E′v, 则有:

那么业主采用CPIF合同的激励成果可表示为:

对业主而言, 采用激励合同的目的是在工期、质量满足的前提下, 尽可能地降低投资, 由式 (10) 可知, 相对于不采用任何激励手段, 业主采用CPIF合同的激励成果相当于节约了投资, 那么在CPIF合同下业主能给承包商的最大激励费不会超过ΔEv, 否则业主宁愿不采用任何激励手段, 由此得激励费的上限值以及承包商能得到最大激励费时实际成本边界值为:

根据以上在CPIF合同下, 对业主与承包商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结果, CPIF合同中承包商的利润f1+α (Cb-Ca) 与实际成本Ca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

3.3 模型结果分析

由可知承包商越是害怕努力工作 (m值越大) , 承包商越是风险规避 (ρ越大) , 工程本身的不确定性越大 (σ2越大) , 承包商从项目费用节约中分享的百分比就应越低。从式 (11) 可以看出承包商越是害怕努力工作 (m值越大) , 其能获得的最大激励费越小。对式 (11) 求坠f2max/坠σ2=ρ (1-mρσ2) / (1+mρσ2) 3, 那么若1-mρσ2>0, 则f2max是σ2的递增函数;若1-mρσ2<0, 则f2max是σ2递减函数。在式 (11) 中, ρ与σ2的数学性质一样, 即1-mρσ2>0时, 承包商越是风险规避, 工程成本的不确定性越大, 最大激励费设置该越大;1-mρσ2<0时, 承包商越是风险规避, 工程成本的不确定性越大, 最大激励费设置该越小。对于承包商能得到最大激励费时的实际成本边界值, 由式 (12) 中后半部分求坠知, 此边界值是m的递增函数, 是ρ与σ2的递减函数, 意味着承包商越是害怕努力工作, 边界值越大, 与预算成本差值越小, 承包商得到最大激励费越容易;承包商越是风险规避, 工程成本的不确定性越大, 此边界值越小, 与预算成本差值越大, 承包商得到最大激励费越困难。对以上分析结果进行总结, 见表1。

4 结论

业主与承包商签订带有激励性质的CPIF合同, 其目的是与承包商共同分享工程节约成本, 以此来激励承包商满足业主节约投资的目的, 同时实现自身利润的增加, 使双方从经济利益对立的关系通过合作达到双赢的效果, 而CPIF合同中的激励系数α与最大激励费f2max两大参数的合理确定将直接影响着激励效果。本文从委托代理的角度出发, 得到了CPIF合同中α与f2max的计算式, 并分析了承包商努力对其成本的影响 (m) 、承包商的风险规避程度 (ρ) 以及工程成本的不确定性 (σ2) 三者如何影响α、f2max以及承包商得到最大激励费时实际成本边界值, 其中σ2的值根据工程的不同而不同, m与ρ的值则是根据承包商的不同而不同, 因此业主在设计CPIF合同中相关参数时, 不但要考虑工程本身的情况, 还需要考虑承包商的情况, 从而保证激励合同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

摘要：在建筑工程领域, 合理有效的激励能使业主与承包商建立合作关系, 共同促进项目的成功。成本加激励费 (cost-plus-incentive-fee, CPIF) 合同是一种激励合同, 如何确定其中各参数的取值将直接影响激励效果。本文通过建立业主与承包商之间的委托代理模型, 确定了CPIF合同中激励系数与最大激励费两大参数的取值, 构建了合同中承包商利润与其实际成本的具体关系图, 并分析了不同的工程以及不同的承包商是如何影响合同中参数取值的, 认为业主设计CPIF合同时不但要考虑工程因素, 还需要考虑承包商的因素。

关键词：激励,CPIF合同,委托代理,最大激励费

参考文献

[1]赵振宇, 谢铁军, 刘睿.工程项目成本加成合同激励模型研究[C].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决策科学专业委员会第六届学术年会,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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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偲苑，张巍．建设工程最优激励合同机制的设计［J].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6, 32 (1) :171-173.

[4]T C Berends.Cost Plus Incentive Fee Contracting:Experiences and Structur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00, 18 (3) :165-171.

[5]朱冰, 李启明.信息不对称下工程建设期道德风险模型分析[J].重庆建筑大学学报, 2005, 27 (4) :102-105.

[6]李丽君, 黄小原.委托代理理论方法在成本控制中的应用[J].东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2, 23 (10) :937-939.

民商案件委托代理合同 篇3

关键词 任意解除权 违约责任 损害赔偿 可得利益损失

近年来,随着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數量的逐年上升,关于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的纠纷也越来越多,尤以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而引发的纠纷最为常见。针对此类纠纷中的若干法律问题,笔者愿与各位业内人士共同探讨。

一、什么是委托合同当事人的任意解除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

委托合同,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委托他人处理事务,他人同意为其处理事务的协议。在委托合同关系中,委托他人为自己处理事务的人称委托人,接受委托的人称受托人。

委托合同是建立在委托人与受托人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委托人之所以选定某一特定受托人为自己处理事情,是以了解并相信受托人的品行,能力,经验为前提的,受托人之所以接受并愿意为委托人处理事物,也是以了解并相信委托人的信用为前提的,如果没有双方的信任与自愿,委托合同不可能成立。因此,委托合同只能发生在双方相互信任的特定人之间。没有当事人双方相互的信任和自愿,委托合同关系就不能建立,即使建立了合同关系也难以巩固。

由于委托合同是建立在委托人和受托人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如果一方不守信用,失信于另一方,继续履行合同已无必要,因此,法律赋予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即只要一方想终止合同,就可以随时解除合同,而且不须有任何的理由。

由此可知,任意解除权是法律赋予委托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不管相对人是否同意,委托合同有无期限,委托事务的处理是否告一段落,委托合同是有偿还是无偿,也不管是否具有一定的理由,双方均得以随时解除合同。

二、诉讼委托代理合同解除后,当事人是否有权要求损害赔偿

《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这是《合同法》从实际出发,对合同解除的效力所作的比较灵活的规定,即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所谓根据履行情况,指根据履行部分对债权的影响。如果债权人的利益不是必须通过恢复原状才能得到保护,不一定采用恢复原状。当然如果债务人已经履行的部分,对债权人根本无意义,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所谓根据合同性质,指根据合同标的的属性。根据合同的属性不可能或者不容易恢复原状的,不必恢复原状。就诉讼委托合同而言,合同解除后,如果允许将已办理的委托事务恢复原状,就意味着委托人与第三人发生的法律关系失效,将使第三人的利益失去保障,因此不必恢复原状。

那么,诉讼委托合同解除后还能否请求损害赔偿?我国法律承认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并存。《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合同的变更或者解除,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依据本条规定,诉讼委托代理合同解除后,当事人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为,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的解除不溯及既往,如果只是使未履行的合同不再履行、不得请求赔偿损害,那么一方当事人在不利于另一方当事人的时期解除合同使另一方当事人受到的损害就无法补救。因此,诉讼委托代理合同解除后,确因一方的过错造成另一方损害的,有过错的一方应向受害方赔偿损害,不能因合同解除而免除其应负的赔偿责任。

正因为上述原因,《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对于委托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责任作了规定:“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

三、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中预先约定的抛弃任意解除权的条款是否有效

诉讼委托代理合同是委托合同的一种,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由委托人委托受托人处理诉讼委托代理事务的协议。在司法实践中,一个诉讼案件从启动到终结往往耗时数年。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了维护合同的稳定性,通常会在合同中作一些特别约定,对合同解除权作出限制,规定任何一方不得无故终止或解除合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抛弃任意解除权的条款是否有效?

笔者认为,既然任意解除权是法律赋予委托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权利的行使显然不可能构成违约,法律上是不承认解除委托合同有违约责任问题的。即使当事人特别约定合同成立后,一方不得解除合同,但该特约有违于委托的基本性质,也违反法律规定,特约应无效。

四、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解除合同后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是什么性质的民事责任

民事责任即民事法律责任,是指民事主体因违反合同,不履行其他义务或者侵害民事权利主体的民事权利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民事义务是民事责任的前提与基础,根据不履行民事义务的表现形式,可以把民事责任分为三类:第一类: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即违约责任;第二类:侵权的民事责任;第三类:不履行其他民事义务的民事责任。

既然法律赋予委托合同双方当事人任意解除权,合同中预先约定的抛弃任意解除权的条款无效,那么当事人行使任意解除权解除合同并未违约,合同解除后承担赔偿损失责任的性质也就不是违约责任。

笔者认为,《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赔偿损失”的责任应为民事责任的第三类——不履行其他民事义务的民事责任。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的委托人在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尚未完成前解除了合同,使受托人不能继续履行合同义务而少获报酬,在可归责于委托人的情况下解除委托合同,显然意味着委托人不履行遵循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义务,委托人应当承担对因解除委托合同给受托人造成的报酬减少进行赔偿的民事责任。

五、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解除合同后承担赔偿责任的赔偿数额是否应包括受托人的可得利益损失

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解除合同后给受托人造成的损失分为两部分,即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实际损失即受托人因已完成的这部分诉讼委托代理事务而应得的报酬。可得利益损失即因为委托人在诉讼委托代理事务完成前解除合同使受托人不能继续履行义务而少获的报酬。

结合《合同法》第一百四十条及上述《合同法释义》对该条款的解释,笔者认为,对于受托人的可得利益损失是否应由委托人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而应结合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合同法释义》中对《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作出如下解释:委托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在不利于对方当事人的时期解除委托合同而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所谓不利于对方当事人的时期,就委托合同而言,是指由于委托人在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尚未完成前解除了合同,使受托人因不能继续履行义务而少获的报酬的情形。委托人除对受托人已履行的部分给付报酬外,对在可归责于委托人的情况下,因解除委托合同给受托人造成的报酬减少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受托人处理事务不尽注意义务,怠于委托事务的处理,委托人无奈而解除委托合同,虽会给受托人造成一定损失,但因解除合同事由不可归责于委托人或者不能完全归责于委托人,委托人对受托人因合同终止而遭受的损失不予赔偿或者只赔偿其部分损失。

具体到诉讼委托代理合同而言,笔者认为,应针对两种情况分别作不同的处理:

第一种情况,如果委托人解除合同的原因不可归责于其自身,而是受托人或第三人的原因,或是不可抗力,则委托人不应支付受托人对未完成事务部分的报酬。即委托人不须赔偿受托人的可得利益损失。

第二种情况,如果委托人解除合同的原因可归责于其自身,换句话说就是委托人对合同的解除有过错,则基于公平原则以及禁止利益损害原则,委托人应当将未完成事务部分的报酬作为受托人的损失予以赔偿。例如,双方在诉讼委托代理合同中已对报酬支付的时间及比例作出约定,而受托人已经基本履行了诉讼委托代理事务或即将完成诉讼委托代理事务,委托人依约支付所有的报酬为受托人完全可期待的利益,如判决即将生效或者已经确定能够取得执行款项但未真正取得时,而此时委托人为了逃避支付委托人报酬而解除委托合同,显然委托人对合同的解除存在过错。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应依据公平原则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判决委托人赔偿受托人的相应可得利益损失。

参考文献:

[1]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

[2]王利明.民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江平. 民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4]吴庆宝,赵培元,孟祥刚.委托类合同裁判原理与实务[M].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8.

委托代理合同(风险代理) 篇4

一、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律师为甲方在上列纠纷案的代理人。乙方律师必须在委托权限内,认真负责维护甲方合法权益。

二、甲方必须真实地向律师叙述案情，提供本案有关证据，乙方在接受委托后，发现甲方有捏造事实，弄虚作假等行为，有权中止代理，所收律师服务费不退还。

三、如乙方无故终止合同，律师服务费全部退还甲方；如甲方无故终止合同，律师服务费不退还。

四、甲方委托乙方代理权限：（授权处打勾认可）

1、一般代理；

2、特别授权。可代为行使下列权利：立案、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调解、撤诉；提起反诉、上诉；签收法律文书、领取诉讼标的。

五、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湖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方法（试行）》、《湖北省律师服务收费指导价标准（暂行）》等规定，收费方式为：（以下任选其一）

1、甲方应在本合同签字或盖章时一次性向乙方缴纳律师服务费总额计人民币元。

2、以标的额的%，向甲方支付律师服务费。

六、乙方为甲方提供服务过程中发生的实际支出办案费用，由甲方另行支付，结案后据实结算。乙方预收人民币元。

七、本合同自生效之日起至本案审理终结及非诉讼调解，见证等止（含判决、调解、案外和解及撤诉、撤销诉讼。乙方不退还所收代理费）。

时间:年月日

甲方：乙方：湖北人从众律师事务所 地址：办公地址：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对面 邮编：邮编：430300

委托代理合同范文 篇5

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现就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办理信守：

1：乙方为甲方提供案件诉讼、仲裁、协商、刑事申告、辩护过程中的律师代理服务，服务内容如下：

1.1：法律咨询，应甲方之要求可为书面或口头方式。

1.2：撰写的法律文书，应在甲方规定的合理时间内完成，包括但不限于后述种类：起诉状、再审申请书、仲裁申请书、申告书、证据目录、举证意见书、质证意见书、辩论意见书、答辩状、调查取证申请书、勘验申请书、财产保全申请书、支付令申请书、鉴定申请书、公示催告申请书、辩护词、取保候审申请书等等全部在代理工作过程所可能产生的法律文书。

1.3：出庭应诉、辩护。

1.4：沟通、协调司法及政府相关部门。

1.5：乙方的代理权限见授权委托书。

1.6：乙方必须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二天内面见xxxxx了解案情并全力为之辩护，若乙方未到xxx面见xxxx，或未全程参予上诉辩护（即参予二审辩护直至向xxxx提起再审申请），乙方应全额退回所收的xxxxx元律师代理，甲方不必支付任何费用给乙方。

2：收费方式

2.1：甲方xxxxx年xxxx日前向乙方支付前期律师费并了解与本案有关的相关情况，交通费、住宿费由乙方自理。

2.1.1：若xxxx可以无罪释放，无罪释放的法律文书确定，在返回原籍后，委托人在30天内再另外支付律师费xxxx元人民币，除此之外，甲方无须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2.1.2：若可以获得二至三年的缓刑，缓刑的法律文书确定，在15天内再另外再支付律师费 10000 元人民币，除此之外，甲方无须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2.1.3：若xxx可以在二审判决中获得较轻的刑罚，如仅获三年以下刑罚，则每减轻一年处罚，按每年元人民币再另外支付律师费用，除此之外，甲方无须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2.1.4：若xxxx在二审中没有获得较轻的刑罚，委托人则无需再向乙方支付律师费。

3：乙方为甲方代理案件所产生的法院、仲裁委、政府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司法机关等所收取的费用由甲方承担，由甲方预先支付，所有的交通费由乙方承担。

4：本协议于日订立，本协议之前或同日，与本协议内容有冲突或有可能引起本协议歧义的任何约定无效。双方因履行本协议及相关合同而产生的纠纷由xxxxx管辖。本协议一式2份，每份1页，为简体中文单面打印而成，甲方执1份，乙方执1份。

甲方签名确认：甲方担保人签名确认：电子邮箱：电话：传真：

通信地址：乙方xxxxx盖章确认 承办律师名称：xxxx律师证号：xxxxxxxxx

承办律师电话：xxxxxx承办律师电子邮箱：xxxxxx

固定电话xxxxx传真：xxxxxxx通信

地址：xxxxxxxxxxxxxxx

保险委托代理合同 篇6

保险委托代理合同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

签订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保险委托代理合同

合同号no．

第一条　约因

保险公司名称_______，公司法定地址_______(以下称甲方)，同意将本合同列明之事项的代理权授予代理人(以下简称乙方)代理人姓名_______，其户籍所在地_______。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保险代理人管理规定(试行)》等有关法规，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协商就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在甲方授权范围内代为办理人身保险业务的有关事宜，一致达成本合同。本合同包括委托代理合同、培训合同、担保合同及甲方关于个人代理人管理有关规定组成。委托代理合同为主合同，培训合同、担保合同及甲方关于个人代理人管理有关规定为附合同。

乙方应将本人的《保险代理人资格证书》提交甲方保存，换取甲方颁发的《展业证书》；甲方应妥善保存乙方的《保险代理人资格证书》，因甲方过错造成该证书损毁、丢失的，甲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条　代理期限

本合同代理期限为1年，自_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年_____月____日，乙方在代理期限内实施的代理行为方为有效。

代理期限届满，甲乙双方未做任何终止本合同的行为及意思表示，本合同将自动延长一个代理期限。

第三条　代理区域

乙方实施甲方授权代理行为的地域范围，以中国保险监管部门批准的甲方经营区域为限。乙方不得在前述经营区域外进行人身保险代理业务。

乙方优先在下列指定地区实施甲方授权的代理行为：

第四条　代理权限

甲方授权乙方可以实施以下代理行为：

1．代理销售甲方提供的保险产品。

(1)个人寿险()；

(2)个人健康()；

(3)个人人身意外伤害险()；

(4)经保险监管部门许可的其他险种()_______。

乙方代理销售甲方提供的保险产品的行为仅限于向第三人宣传、介绍、推荐甲方提供的保险产品及产品的组合，无权决定是否承诺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要约；乙方应将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之要约(投保书)在规定的期限内交付甲方，由甲方作出是否订立保险合同的决定。

2．代理甲方收取保险费。乙方应代理甲方收取投保人预缴及续缴之保险费，向投保人出具临时收据，并在规定的期限内交付甲方。

第五条　保险费交付方式

乙方以现金或票据方式收据的投保人交付的保险费。

第六条　保险费交付期限

乙方应自收到保险费48小时内，将保险费交付甲方。如最后24小时为节假日，则顺延为节假日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的甲方业务时间。

第七条　代理手续费支付标准和方式

甲方按照本合同订立时执行的手续费标准向乙方支付代理手续费；

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要对现行的代理手续费标准进行变更时，应征得乙方或乙方推选的集体代表同意，并就协议一致的手续费标准订立集体合同，对乙方具有约束力。

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因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原因。需要调整手续费标准的，如调整后的标准是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最高限额的，可直接与乙方或乙方推选的代表订立新的关于手续费支付标准的集体合同，并对乙方具有约束力。如乙方不能认可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手续费标准，则本委托代理合同终止。

甲方支付乙方手续费的依据是乙方于上月15日以后(含15日)至本月15日代理的至本月25日仍有效的代理权限内的保险费收入。

甲方于每月30日前在代为扣除乙方应付税款后支付乙方当期手续费收人。延期支付的，甲方应支付利息。

第八条　保证与担保

乙方应提供两个甲方认为具有保证人资格的自然人作为乙方履行本合同的保证人，并与甲方签订《担保合同》；

乙方应同提交单证、票据保证金人民币_______元。

第九条　专属代理

乙方不得代理其他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也不得帮助其他保险公司及其代理人与甲方竞争。

乙方不得兼职从事其他职业。

此协议终止后6个月内，乙方不能为其他保险公司代理个人人身保险业务。

第十条　其他权利与义务

甲方应对乙方进行定期培训，每年培训时间不得少于60小时；乙方应按时参加甲方的培训，如乙方不能按要求参加甲方的培训，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乙方应遵循《保险法》及《保险代理人管理规定(试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诚实代理，并保守甲方及客户的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

乙方应按甲方的要求报告有关完成委托事项的情况。

第十一条　合同的变更

本合同条款可以进行变更。

甲方应与乙方或乙方推选的代表就合同变更事宜进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对本合同进行变更。

甲方与乙方个人协商对合同进行的变更，应订立补充合同；甲方与乙方推选的代表协商，对本合同所作的变更，对乙方所有成员有效，不能同意变更后事项的乙方个别成员，作解除合同处理。

关于合同的变更，本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二条　合同的终止

本合同可因下列原因终止：

1．因本合同期限届满，甲方决定不再续延本合同；

2．甲方发生分立或合并，分立或合并后新的组织没有承诺本合同继续有效并承担本合同甲方权利义务的；

3．乙方辞去委托或者甲方撤销委托。乙方辞去委托时，不必取得甲方同意，但必须提前日通知甲方，如因辞去委托使甲方受到损失，乙方应负赔偿损失的责任；甲方撤销委托时，不必取得乙方的同意，但应支付乙方已代理业务的手续费。如因撤销委托使受托人受到损失，甲方应负赔偿损失的责任。

本合同终止时，甲方有权收回乙方持有的属于甲方的单证、票据、业务资料、客户资料以及其他物品；

本合同终止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偿还甲方为乙方支付的培训费，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本合同终止时，甲方应收回《展业证书》，退还乙方《保险代理人资格证书》，并在乙方归还甲方的单证、票据、业务资料、客户资料以及其他物品后，退还乙方保证金，如上述单证、资料、物品有缺失、毁损，应相应扣减保证金，并将保证金余额退还乙方；如保证金不足以补偿以上损失的，可以在应支付乙方的手续费中扣除不足部分。

第十三条　违约责任

乙方应对在代理过程因本人过错导致的第三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乙方在代理过程因过错导致的第三人的损失，甲方承担赔偿责任的，甲方履行赔偿责任后，有向乙方追偿的权利。

甲乙双方因过错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均应承担赔偿责任。

本合同解除后，并不排除乙方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因过错行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第十四条　争议处理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如发生争议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依法调解、仲裁或提出诉讼。

第十五条　附则

乙方同意甲方制订关于代理手续费的规定和有关寿险代理员管理的办法作为本合同的附件，附件修订时，与甲方签订集体合同，并对乙方具有约束力。

乙方提供的担保人与甲方签订的担保合同，为本合同的附合同，本合同终止后，对乙方在本合同有效期间的行为的保证责任不当然解除。

本合同经甲方签字盖章，乙方亲笔签字，并在甲方收到乙方《保险代理人资格证书》原件、单证票据保证金、《担保合同》后生效。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保险公司

乙方：_______(签字)

_______分公司(办事处)

代理人资格证书号：

代理人展业证书号：

居民身份证号：

户籍所在地：

代表：______(签字)

住所地：

签署地：__________

签署地：_______

签订时间：___年___月___日　　签订时间__年___月___日

合同编号：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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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委托代理合同 篇7

委托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地 址：深圳市

电 话：135 传 真： 受托方：（以下简称乙方）地址： 电话：

第一条 代理事项

甲方委托乙方代为出租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租赁项目（以下简称该物业），并协助其与客户订立房屋租赁合同。

1、物业名称：

2、地理位置：

3、物业性质：

第二条 合同有效期

本合同有效期自签约之日起壹拾贰个月。期满后双方需要续签合同的，则重新签订合同。

第三条 委托物业范围及价格

在合同有效期内，委托物业租赁范围及价格为园区内所有空置单位，具体以甲方提供数据为准。如遇议价客户，乙方可与甲方协商相应调整租赁条件。

第四条 甲方义务

1、保证提供的房屋资料真实、合法。

2、已取得本合同项下物业的所有权证书或证明自己对本合同项下物业依法享有出租权利的证明文件。

3、对因该物业本身之权属资格或质量之瑕疵而引致的纠纷承担全部责任。

4、同意乙方非驻场进行外围招租。

5、在委托期限内，（经乙方介绍客户成功承租并签订租赁合同的单位）。甲方需按本合同六条向乙方支付该物业佣金。

第五条 乙方义务

1、真实、准确、完整地向客户介绍该物业的状况。

2、按照甲方确认的该物业租赁条件向客户推介，为促进成交提供联络、协助、撮合等服务。

3、乙方负责（寻客户登记及推荐该物业招租信息工作）。带领客户参观该物业，与客户商谈交易事宜，安排客户与甲方签订有关合同文件并协助甲方办理相关手续。

4、服从配合甲方的招商管理工作和统一安排，遵守甲方制定的各项招商管理制度、规则等。

5、对甲方因履行本合同而提供的相关资料负有保密义务，不得对外披露。

第六条 佣金标准及支付方法

乙方成功推介该物业租出后（以签订正式租赁合同并甲方收到租赁保证金和首付租金为准），甲方有义务向其支付佣金。佣金支付标准及支付方法如下：

1、甲方按照所租出单位（实际月租金标准给予一个月做为乙方的佣金报酬）。

2、甲方与客户签署正式租赁合同，甲方收到租赁保证金和首付租金，客户入驻后乙方需开具正式发票给甲方，甲方收到乙方发票后七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一次性支付本次交易佣金。逾期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拖欠金额的日千分之一支付滞纳金。

第七条 其它事项

甲方委托乙方提供该物业租赁服务为非独家委托，在委托期限内甲方可另行委托其他第三方代为租赁。

第八条 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约，应赔偿因此给对方造成的直接及间接经济损失。

因不可抗力导致甲、乙双方任何一方不能履行、不能完全履行、延迟履行合同约定之义务或履行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可以免除。

第九条 合同未尽事宜及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由双方协商并另行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本合同发生争议协商不成时，（依法提交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

第十条 合同文本及生效

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自甲、乙双方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有限公司乙方：（委托人）

签署代表： 签署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