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联系人才制度

领导联系人才制度（精选6篇）

领导联系人才制度 篇1

领导干部联系人才制度

为贯彻中央关于“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实施人才兴国战略”精神，进一步加强我乡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发挥专家在发展“心圈廊”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建立粮食局领导干部联系人才制度。

一、联系的主要对象

学术技术带头人；有突出贡献专家、学术技术带头人、优秀科技后备人才；其他贡献突出、影响较大的各类人才。

每位领导重点联系2-3名专家。

二、联系的主要内容

1、加强与人才的沟通与交流，听取他们对乡党委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设想和建议。

2、根据需要邀请有关人才参加重要活动，参与经济政策、重要规划、重大科研项目的咨询、研讨和论证工作。

3、通过联系人才活动，了解各类人才的思想、学习、生活情况。

4、关心人才的学习、生活，督促所在部门（单位）有计划地安排他们参加进修和政治理论培训，对联系对象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协调有关部门解决，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

三、联系的主要方式

1、联系人可定期或不定期地采取座谈、走访、向人才寄发文件、简报等形式，向人才通报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情况。

2、联系对象可通过信函、通讯、面谈等形式，主动向联系人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

3、领导与专家的联系一年不少于两次，每次的联系要做必要的记录。

金阳县粮食局 2010年1月25日

制度、领导与人才 篇2

高端人才是如何炼成的，到处都有大把的故事，古代也不例外。不过，相对于“高端”而言，“低端”似乎更需要重视。从人才成长和培养的角度看，没有坚实的地基，就盖不起摩天大楼。高端人才是大楼顶上的霓虹灯，引人注目；低端人才是大楼下面的柱础，默默负重。普通百姓把眼光放在高端十分正常，而专业人士则更应重视柱础和结构。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凡是高端人才呈现辉煌的时候，其基础建设也会格外扎实。就像获得诺贝尔奖多的国度，必定有出色的大学教育一样。所以，研究人才开发问题，有必要先观测基础性制度，再观测制度的运作，从上升通道和选拔机制角度辨析，自然而然就能看到高端人才的成长之道。从这个思路出发，或许能够对历史经验看得更清楚一些。

制度建设不是除旧布新

随着朝代的更替，制度也在不断更新。从战国开始，中国古代先后实行过的人才选拔制度，主要有军功制和养士制、察举制和征辟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对于改朝换代之间的制度变化，人们往往会简化其演变过程，把制度更新看作新制度取代了旧制度，并由此形成一种下意识的思维习惯，只要发现一种制度出现了较大弊端，就会想到“破旧立新”，试图用一种新型制度取代旧有制度。这种思路原则上并无错误，却省略了从旧制度到新制度之间的艰难过渡。历史告诉我们，从旧制度到新制度，是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在制度演变中，旧制度不是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是被新制度所吸收改造；新制度也不是同旧制度“做最彻底的决裂”，而是承继了旧制度的大部分遗产。更常见的，是旧制度中不断渗入新因素，“借壳上市”，在保留旧形式中完成制度转化。

以察举制到科举制的变化为例。汉代实行察举，即地方长官和中央部门首长向朝廷推荐孝廉、秀才等官员人选。推荐时不考试，因为是否孝顺廉正无法以考试方式来衡量，才能与考试的关联其实也不大。所以，当时的推荐主要靠口碑，看舆论反映。但是，既然依赖舆论，难免有人会沽名钓誉，加上汉末战乱动荡，口碑流于清谈，不足以察人实际。于是从曹魏开始，就给察举附加考试。对于推荐到中央的人才，加考儒家经典和政务对策。刚开始附加考试时，那些推荐上来的孝廉，有不少拒绝参加。但发展到南北朝，察举附加考试逐渐成为常规。到了隋唐，干脆就从制度上废除察举，改行科举，实现了制度转换。即便如此，察举形成的推荐惯例，依然不能一下子彻底清空。唐代的科举，还带有浓厚的推荐痕迹。在唐朝科举中要考中进士，仅仅靠卷面成绩远远不够，名人推荐对是否录取有重大影响。所以，唐代科举的应试者，考试前夕不是忙着做功课，而是忙着找关系。白居易找顾况推荐，留下了“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的典故。杜牧的及第，也是由于其《阿房宫赋》受到太学博士吴武陵的欣赏而在考前向主考崔郾力荐。直到宋代禁绝“行卷”（即以文章寻求名人荐举），推荐才从科举中彻底绝迹。由此可见，从汉代到宋代，推荐的作用由强到弱，考试的作用由弱到强，经过上千年的演化，制度转变才最终完成。这种转化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替代”就可以说清楚的。

考试进入选官制度的过程如此曲折，其他制度演化何尝不是如此，不过是演化过程的长短不同而已。历史给当今的启示，就是不可能强制割断制度的传承。那种换个制度就能彻底改观的良好愿望，不过是一种“左派幼稚病”。发现了制度的弊端，便忙于设计出一个能够“根除弊端”的新制度，在改革的旗号下强力推行，热衷于除旧布新，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旧弊未除，新弊又来，在制度建设上翻烧饼。更糟糕的是每况愈下，看似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实则沦落为更加原始的抗争。虽然外表上“人生豪迈”，但只好唱一曲“从头再来”。一旦陷入频繁的“以新换旧”制度更替迷途，人才的发现、选拔和培育，不是明里受挫就是埋下暗伤，此类教训，历史和现实均历历在目，不可不记取。

没有完美的制度

在人才选拔上，任何制度都不完美。战国实行的军功制，杀敌多者奖赏重且提拔快，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积极性。七雄中间，实行军功制的彻底程度，恰好同作战的勇猛程度成正比，秦国的军队由此而成为虎狼之师。但是，以功选官，功与能不一定相称，韩非就指出这一问题。他说，杀人靠的是勇力，治国靠的是智力，用能杀人的去当官，能力和岗位不配套。由此很容易联想到，水浒梁山上如果按照杀人数量排座次，黑旋风李逵应该当老大。所以，军功制（包括一切功绩政绩之类选拔依据）在激励上具有明显优势，但在智能考察上具有明显缺陷。秦在统一后迅速出现问题，与其官吏队伍以军功为主并奉行军事化管理方式不无关系。各种制度，都会长于此而短于彼，不要指望能发现一种“最完善”而没有弊端的制度。汉代的察举孝廉，其优势在于德行，其劣势在于实务。最好的情况下，孝廉可以品德高尚为人端正，却也可能固执迂腐不通时变。而与察举并行的辟除（长官直接聘任），其优势在于具体事务上可为长官分忧，其劣势在于知有上司而不知有皇帝。辟除的吏职可以干练利落刀下见菜，却往往揣摩上意随风使舵。推行科举制度的朝代里，每朝都有科举利弊的争论，也都试过各种改革，却总会兴一利而生一弊。北宋王安石变法时要改造科举制，不再考诗赋而改为考策论，苏轼反对。苏轼也承认诗赋对政务无用，但他认为“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贸然变革，按照王安石的方案考策论，由于评卷缺乏规矩准绳，很有可能带来更大弊端。在这里，苏轼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尺度：制度有弊端并非变革理由，不要先看新制度之利，而要先看新制度之弊，一旦新制度之弊问题更大，则趁早搁置。

既然任何制度都会有弊，难道就无法遏制弊端？从历史看，解决这一难题的途径有二：一是确立制度的底线，二是多种制度互补。

所谓确立制度底线，就是汉文帝对张释之要求的“卑之毋甚高论”。北宋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悲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理想太高。宋神宗要学唐太宗，王安石的回答是唐太宗算什么，实现尧舜三代的理想也不是难事。历史上凡是成功的制度变革，几乎全是低调的。所谓低调，就是立足于控制制度之害。例如科举制度，固然要选拔优秀人才，然而，制度设计的着眼点不在如何选出最优者，而是如何阻止恶劣者。从唐代的诗赋取士到明清的八股时文，最重要的功能是可以把不懂音韵格律对仗用典的无知之徒挡在门外。所以，科举每每出现优秀才子名落孙山的遗憾，却能把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请出候选队伍，这才是制度的真正立意。直至今天，这一思路还具有实际价值。高校评教授，如果評上的十名教授有三位不错，五位稍弱，二位虽差却还是学术中人，这种评审就是可取的。如果评上十名教授有两位特别优秀，五位在不错与稍弱之间，二位根本不是学者材料的也混上来了，这种评审就需要警惕。尤其是要防止在“破格提拔卓越人才”的旗号下让投机者钻了空子。假定把人才分布从优到劣排队，最卓越的人才总是极少数。着眼于选拔最优秀者的制度，会使稍弱和完全不称职混淆；而着眼于阻挡不称职者的制度，会在稍弱与不称职之间划出界线。前一制度听起来很美，却会给投机者留下可施展的空间；后者听起来平淡无奇，却能保证底线不被打破。

所谓多种制度互补，就是以不同制度的组合形成互相制约。用制度来制约制度，同寻找完美的制度相比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思路。历史上，任何朝代都不是单一制度选人，总会有多种制度配套。例如，战国实行军功制，存在智能考察的不足，就有以了解智能见长的养士制配套。汉代的辟除，无法形成对朝廷责任关系，就有皇帝直接聘用的征召相随。察举的孝廉不一定擅长处理政务，就有辟除和“童子试”（考文书处理技能）作为补充。即便是科举已经占据绝对优势的明清，也还采取“三途并用”或者号称“仕途有八”。哪怕是非主流的边缘性制度，同样在制度组合中有其一席之地。例如，历代为了稳定上中层官员，就用门荫制度来满足他们的需要。甚至包括买官卖官，也要建立起相应制度，称为捐纳。门荫和捐纳显然不大尊重德行和技能，根本谈不上人才选拔，往往为今日的人们所不齿，但考察其制度原委，依然不无启示。假如没有门荫和捐纳制度，只会把“官二代”的提拔和官职买卖由明面变为暗箱，所以，历代都以明确的制度对此进行规范。门荫制度的执行，可以使高中级官员的子弟有个官身，但是，由门荫进来的人选，要升到高层则会受到严格限制。像汉代的苏武，就是出身于荫子，如果不是承担出使匈奴的重任则升迁无望。历代所谓卖官，多以制度限制在用钱财换取功名（如监生）或者爵位方面，很少买卖实职。用现在话说，就是交钱换取学籍或者荣誉称号，特殊情况下才是捐纳官衔。由于从唐代以后就做到官与职分离，有了官衔并非担任实职；即便能够担任实职，排队等待，则不同出身分为正途与杂途，杂途出身任职有严格限制。以清代为例，正班任用知县，“以五进士、五举人、一捐输为正班”，以保证正途的绝对优势。另外，捐纳往往还有相应的身份条件要求。有了这样的制度约束，就可以把官二代特权和富豪做官的弊端控制在“可容忍范围”。假定高调“零容忍”，在制度上彻底禁止官二代的特权和富豪的捐纳路径，那么，失去规范制度的随意操作，实际最有可能出现的情景是官二代遍地开花，富豪黑钱横行。总体而言，历史上针对制度的兴利除弊，其要点有二：单一制度的设计，要先考虑排除最差而不是选出最好；多种制度的互补，则要先考虑限弊而不是兴利。制度的作用，不过是给选出最好和兴利提供基础性保障而已。

领导比制度重要

在人治和法治的争论中，往往由于语义的多样性而导致无法对话。如果限定词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直气壮地说：人治比法治重要。从历史看，不同的人会建立起不同的制度，而同一个制度在不同人的操作下效果会大相径庭，古人所谓“有治人而无治法”的本意即在于此。汉武帝和汉元帝，唐德宗和唐懿宗，明成祖和明武宗，可以把同样的制度操作出截然相反的效果。甚至同一个皇帝，勤政和倦政的不同举措，也可以把同一制度弄得七颠八倒，唐玄宗的前期和后期差别就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在人才的管理中，是领导支配制度，而不是制度支配领导。

制度要靠人来制定，而主持制定的领导人的意图和导向，对制度的定位格外重要。当制度确定以后，即便制度导向明确，在实施中如果领导人的意图同制度原意相反，用不了多大气力就可以把制度的运行方向完全扭转。古代王朝选拔公卿乃至宰相采用什么方式，取决于皇帝的意图。帝制时代一直存在着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治理国家需要充分发挥宰相的作用，而宰相权力过大则皇帝又不太放心。当皇帝把提防宰相放在首位时，就会用制度和程序多方限制甚至剥夺宰相权力；而当皇帝希望宰相在治理国家中发挥更大作用时，则会放手让宰相处理政务。在帝制时代，大部分皇帝对宰相采取“不敢大用又不得不用”的态度，以限制宰相权力为主。为了约束宰相权力，汉魏时期的个人宰相制（丞相或相国），到唐宋演变为集体宰相制，明代朱元璋干脆取消丞相，此后形成的内阁直到军机处，在性质上不过是皇帝的秘书班子而已。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制度，现实中的宰相在不同皇帝手里截然两样。唐代建立的集体宰相制度，一开始还是六名三省长官为相，后来干脆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使其人数和任期更为不确定。但就是这个制度，不同皇帝會有不同用法。武则天时期，宰相之多竟然到政事堂座位不够的地步，而且任职之短又如走马灯似地更替。到了唐玄宗手里，为了更好地发挥宰相作用，宰相人数一般少到两人，相对稳定，还让其中一人实际上承担首相职能。所以，武周时期基本上没有名相（这并非是武则天不懂治道，而是女皇主政的情势造成），而开元年间的宰相个个可圈可点，从姚崇、宋璟，到韩休、张九龄，都极为出色；即便是品行不太好的张说，在玄宗的信任下作用也发挥得十分突出。不过，到了天宝年间玄宗倦政以后，同样是向宰相放权，却重用的是老奸巨滑“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和流氓起家小人得志的杨国忠，制度未变，国家却由治到乱。明代朱元璋极不放心宰相，大小政务都亲自处理，后来的皇帝没有朱元璋那么旺盛的精力，才设置了内阁帮忙。内阁根本没有宰相的名分，但后来的内阁首辅却有了宰相之实。连丞相制度都被彻底废除的朝代，在严格遵循祖制的旗号下，却出了严嵩、张居正这样的权相，可见古代人与制度的关系。

也许人们会说，古代是人治社会，今天我们要建立法治社会，所以在今天制度建设比人的因素更重要。今天的制度体系，固然与古代有天壤之别，然而制度的制定和运转，却并不因为古今差别而改变其隐含的逻辑。我们今天当然要超越古人，但超越是站在古人的肩膀上攀登，而不是揪住自己的头发就能上天。制度固然重要，领导人期望什么样的制度更加重要。即便有了好的制度，领导人操作中把制度驾驭向什么方向更为关键。在人才开发中，领导之力向何处发动，无非是制度制定和制度运作两个方面。无论是制度制定还是实施，领导人的意图（不仅仅是表达出来的意图，更重要的是下意识的意图），实际上决定着制度的命运。

领导干部联系群众制度 篇3

一、加强领导

成立领导干部（党员）联系群众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如下：组长：汪志儒（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副组长：唐文天（学校党支部组织委员）

成员：张志学（学校党支部宣传委员）

陈军（学校党支部青年委员）

杨爱民

牟志农

李永祥

马科

张志猛

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由李永祥同志负责各项工作的开展。

二、联系对象

联系对象包括中层干部、普通党员、建党积极分子、普通群众、学生及其家长；重点联系对象是入党积极分子、思想上有困惑的教职

工、工作上有困难的教职工、生活上需要帮助的教职工、新分配（或刚调入）的教职工以及后进生和贫困生及其家长等。

三、联系任务

1、党支部书记（副书记）要及时对所联系对象传达州委、县委县教育局的重大决策，使联系对象的言行始终同上级党组织保持高度一致，及时了解所联系对象的思想、工作和生活状况，并通过所联系对象全面掌握学校的基本情况，每年至少形成一份分析报告，供局党委决策参考；要设法解决贫困家庭中的青少年的入学问题；积极帮助所联系对象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每年为联系对象办实事2-3件。

2、支部委员重点联系支部党员，要及时向党员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了解党员的思想、工作、生活等情况，广泛听取和收集党员对党的建设和学校发展的意见及建议，及时向党支部反映；教育所联系的党员模范遵纪守法，帮助党员成为教育工作岗位上的示范标兵，使青年党员成为业务骨干；认真履行职责任务，不断提高教育教学和管理能力，当好党员的表率。

3、党员重点联系党外群众，及时向群众宣传党的相关政策，使所联系的群众理解和支持党的工作；要带头学理论学业务，成为“双培双带”的楷模；要将所联系的业务骨干培养成为党员，所联系的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积极帮助群众转变教育教学观念，正确对待工作和改革；要力所能及地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随时了解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并及时向党组织和自己的联系人反映；充分行使党内民主权利，参与所在党支部的民主评议，参加对党支部书记、联系人员的测评工作；要参与单位的重大决策，协助职代会充分行使监督的权利，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4、所有党员都要联系一名非党群众和一名后进学生，积极参加党员“六个一”活动，做到年初有计划、过程有措施、年末有总结，力求联系工作取得实效。

四、联系形式

党员联系群众可采取一加一结对子长期联系，可进行个别走访、交心谈心临时联系，也可利用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倾听群众的意见，较准确地掌握联系对象的思想状况，心理活动，工作要求等，以便有针对性地修订学校工作计划。

五、联系要求

1、党支部委员、校领导蹲点联系年级、教研组，每年走访本校教职工10%以上，协助年级、班主任做好特困学生和问题学生的家访工作。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和思想状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进一步调动广大教职工“三个育人”的积极性。

2、每个党员联系党外群众和学生1-2名，并联系一个班级，班主任每期家访面达30%以上，科任教师每期家访人数在15人次以上。党员要关心党外群众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并及时向党支部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帮助他们完成各项任务，解决力所能及的问题。

3、重视和加强信访工作。党员领导干部和党政办公室要认真处理好来信来访工作，耐心倾听教职工和学生、家长的意见，对反映的重要问题，要及时提交党总支集体研究，妥善处理，切实解决好教职工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为教职工排忧解难。

4、党员每季度至少要与联系对象谈话一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肯定成绩，找出不足，鼓励进取，并及时向党支部汇报联系群众的相关情况。

5、党总支每学期集中检查一次此项制度的落实情况，并把检查结果作为评选“先进支部”、“优秀共产党员”活动的主要依据。

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 篇4

为了使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为基层办实事办好事，根据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联系基层的要求，制订本制度，

一、建立领导干部联系点责任制。局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有关科室、下属单位为负责单位，认真负起联系点的`各项工作责任。

二、明确领导干部联系点。局领导分别建立联系点：每年每个局领导负责联系1—2个县市区，具体到乡镇，1—2年轮换一次。具体以局文件进行下达。

三、联系点工作要求：

(一)联系人要驻点进户服务群众;

(二)指导和帮助基层党组加强自身建设;

(三)转变职能，开展调查研究，摸清基层工作发展现状，理清工作思路，具体指导基层工作;

(四)切实帮助解决基层实际问题，特别是“热点”、“难点"问题;

(五)驻点进户时间每年不能少于60天，

四、组织验收：

按照联系点工作要求，每年l 2月组织验收，按照原定标准进行评定，以项目分别打分验收。

五、加强监督管理

包村领导、包巷包户干部联系制度 篇5

一、包村领导每周至少深入所负责村组3天，全面调查了解实际情况，安排部署近期工作，做到对村组大事小情了如指掌，安排工作切合实际。

二、抓好村组的经济发展工作，要组织带领村组干部抓产业结构调整，要认真分析研究本村的主导优势产业，并迅速加以推广普及，全面提高本村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综合能力，努力实现镇党委扩大会议提出的人均增收的奋斗目标。

三、抓好村党员队伍的思想道德建设，实行包村领导政治学习、双语学习双参加制度，即：参加党委组织的中心组学习制度和村党支部组织的各类学习（包括双语学习）制度。监督配合村党支部按电教工作的程序合理有序地巩固和深化“四知四清四掌握”工作机制，开展党员电化教育和科技电教片的播放和“四环教学法”的开展工作。广泛组织青年、团员、妇女、宗教人士开展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思想教育。

四、按照村党支部“五星级”巩固提高要求，配合村党支部抓好村党支部“五个好”建设、文明村建设、村务公开、发展党员和团员推优工作。大力加强“十户一保”组织和一年一度的民兵整组工作，继续开展创建“无毒村组”活动。

五、监督配合村党支部按照党员发展工作的“十六字”方针，积极发展党员，培养一批入党积极分子，农牧民党员发展比例占年发展党员数70%以上。搞好一年一度的党员民主评议和民主生活会工作，督促村党支部每月按时向镇党委足额交纳党费。

六、包计划生育工作，各村的计划生育工作按照与各村签订的计划生育工作责任书，年终加以考核，凡年终村计划生育工作达不到要求的，包村领导不得评为优秀。

七、包社会稳定。社会稳定作为全镇工作的重中之重，包村领导要高度重视，严格按照年初签订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管理责任书的要求检查、督促村党支部抓好落实，凡各村出现群众越级

上访和危害社会治安问题，没有及时解决和解决不彻底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实行年终考核一票否决制。

八、包精神文明建设。包村领导要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亲自参与、研究、指导村党支部、村委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督促行政村认真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切实做到三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凡年终精神文明建设达不到要求，包村领导不得评优。

九、包环境保护工作。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关系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工作，包村领导要引起高度重视，督促行政村切实做好辖区的资源环境保护工作，严格履行各项环保审批手续，使辖区环境达到无污染、无害化。严格按照年初签订的环境保护管理责任书的要求检查、督促村党支部抓好落实，凡环境保护工作落实不到位的，包村领导年终考核不得评优。

十、包科技进步工作。科技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包村领导要把科技兴乡作为主导战略，把科技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每年至少2次定期听取村“两委”科技工作汇报，并研究解决村科技工作中的重大实际问题2件以上。

十一、包重点经济发展任务落到实处。包村领导要切实负起责任，确保下达给所负责村的设施农业发展任务全面完成。凡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的，年终考核不能评优，并根据情况进行适当处罚。

包巷包户干部联系制度

1、各村按照巷道的分布对辖区所有村民（含暂住户）进行合理划分，每名村干部都有包巷包户工作任务，每户村民都有村

干部承包。

2、实行分片包干。按照街巷连片区域，为每个村干部划分承包区域、确定户数，建立网络分布图，并且经常入户走访，做好民情日记，动态掌握每家每户的情况。

3、村 “两委”正职必须承包一定数量的户数，并掌握村全体干部包巷包户的基本情况，村干部既要掌握所包巷道的整体情况，还要知晓所包巷道每家每户的详细情况。

4、驻村干部和村干部（下派干部）在包巷包户工作中，实行AB岗制度，两个干部承包一个巷道。

领导联系人才制度 篇6

联系汇率制度自1983年10月实行以来，经历了多次考验，包括1987年股灾、1990年波斯湾战争、1991年国商集团倒闭、1992年欧洲汇率机制风暴、1994/1995年墨西哥货币危机、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以及最近的次贷危机及欧债危机。

联系汇率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它减少了因投机而引起的汇率波动，减少了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使个人、企业、政府都有稳定的预期，从而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此外，它还可以束缚着政府，使其理财小心谨慎。然而，联系汇率制度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香港虽然有超过2万亿港元的外汇储备，但是如果某种强大的外来冲击使公众信心动摇，导致相当比例的港币存款要挤兑美元的话，香港就有可能发生信用危机。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就对联系汇率制度造成巨大冲击。港元受到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资者大手买卖而造成汇价大幅波动，银行同业拆借利率飙升，其后香港金融管理局决定投放资金稳定汇价，令7.8港元兑1美元的汇率才可继续维持，但香港楼市、股市全盘崩溃。联系汇率制度使香港货币当局丧失了调整经济的灵活性。在货币政策方面，由于实行联系汇率制度，香港金融管理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丧失了央行运用货币政策调整经济的能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香港经济有过热现象，货币当局应适当调高利率，使经济降温，健康发展。但是，因为港币与美元是固定汇率，套利行为迫使香港货币当局无法调高利率。港币的利率只能大体等于美元利率。所以，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联系汇率制度的薄弱环节就会变得明显起来，也就容易成为投机者进攻的对象。

汇率机制经多次演变

从历史上看，香港的汇率形成机制也经过了多次演变，总体上看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银本位时期

英国在1841年开始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当时中国采用复本位货币制度分两个层面实施：红铜、青铜或铸铁钱币——制钱用于小额交易；银锭用于大额商业交易、缴税及储存财富。香港是贸易中心，银元被普遍采用，早期的港英殖民地政府曾经试图推广英镑作为香港的官方货币，但由于英镑并不普及而且供应短缺，无法以英镑收税，港英政府遂于1863年宣布当时的国际货币——银元为香港的法定货币，并于1866年开始发行香港本身的银元，直到1935年，香港的货币制度都是银本位。

与英镑挂钩时期

1935年11月，由于美国及其他地方银价飙升，后来由于全球白银危机，港英政府放弃银本位制度，并于1935年11月9日宣布港元为香港本地货币，与英镑的固定汇率为1港元兑1先令3便士即16港元兑1英镑的汇率与英镑挂钩。根据1935年颁布的《货币条例》，银行须向外汇基金交出用于支持该银行发行纸币的所有白银，以换取负债证明书，外汇基金则把收到的白银投资于英镑资产，这些负债证明书成为发钞银行发行纸币的法定支持。实际上，这种安排就是货币发行局制度。发钞银行日后若增发纸币，必须以英镑购买负债证明书。

浮动汇率时期

1972年6月，英国政府决定让英镑自由浮动。其后，港元一度与美元挂钩，由1972年6月开始，发钞银行可以港元购买负债证明书。1974年11月，由于美元弱势，港元改为自由浮动。虽然浮动汇率制度实施后的最初两年运作很顺利，但自1977年开始，由于货币及信贷过度增长，导致贸易逆差扩大，通货膨胀高企，港元汇率持续下降，加上投机炒卖的活动出现了少有的抢购商品风潮，令港元贬值的情况进一步恶化，港元兑美元跌至9.6港元兑1美元的历史低点，出现港元危机，港英政府宣布固定汇率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

货币发行局制度

为挽救香港金融体系出现港元危机，港英政府于1983年10月15日公布稳定港元的新汇率政策，即按7.8港元兑1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

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属于货币发行局制度。在这个制度下，货币基础的流量和存量必须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支持，透过严谨和稳健的货币发行局制度得以实施。香港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货币发行当局，纸币大部分由3家发钞银行即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中国银行（香港）发行。法例规定发钞银行发钞时，需按7.80港元兑 1美元的汇率向金管局提交等值美元，并记入外汇基金的帐目，以购买负债证明书，作为所发钞纸币的支持。相反，回收港元纸币时，金管局会赎回负债证明书，银行则自外汇基金收回等值美元。

在货币发行局制度下，资金流入或流出会令利率而非汇率出现调整。若银行向货币发行当局出售与本地货币挂钩的外币（以香港而言，指美元），以换取本地货币（即资金流入），基础货币便会增加，若银行向货币发行当局购入外币（即资金流出），基础货币就会收缩。基础货币扩张或收缩，会令本地利率下降或上升，会自动抵消原来资金流入或流出的影响，而汇率一直保持不变。这是一个完全自动的机制。为了减少利率过度波动，金管局会通过贴现窗提供流动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