郫县红光社区服务中心
郫县红光社区服务中心 篇1
四川郫县的社区矫正模式，安排了审前评估的制度设计，实质上是赋予社区基层组织对案件判决的司法建议权；还有当事人亲属及社区基层组织的“双担保”设计，为当事人将来在社区接受管控帮教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几年的实践证明，只要制度设计精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将轻罪缓刑人员放在社区矫正，管得好，控得住，帮教起来更有实效。
审前评估担保的制度设计
——社区矫正“郫县模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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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李蒙
“审前评估”赋予基层组织司法建议权
2009年6月19日9时，一辆小型客车正行驶在四川郫县团结镇的道路上，与路边行人雷某、曹某相撞，造成曹某当成死亡、雷某受伤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驾驶员彭守生负事故的全部责任。11月12日，郫县法院受理彭守生交通肇事一案。案发后，彭守生及时报警并在现场等候交警前来调查。归案后，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且赔偿了被害人全部损失„„
这是一起极为普通的交通肇事致人死亡案，但在四川郫县的处理却有其独特之处。法院向郫县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矫正办”）发函，请求矫正办对被告人彭守生是否适宜社区矫正进行审前调查评估，并给出反馈意见。
我国的“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也就是说，如彭守生适宜社区矫正，法院就有可能判处其缓刑，使其不必在监狱服刑。
郫县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于2007年10月，组长由县政法委书记担任，副组长包括人大副主任、副县长、政协副主席共三人，成员则包括公检法司四家局长，和财政、教育、综治办、总工会、团委、妇联的一把手。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司法局，主任由司法局局长马立兼任。
11月18日，矫正办组织郫县检察院、公安局、团结镇司法所组成调查小组，调查对象包括团结镇街道社区居委会干部、彭守生母亲、团结镇派出所警察和司法所干部。
居委会干部认为，彭守生人品很好，家庭责任感强，孝敬父母，与街坊邻居和睦相处，是个不错的人。这次出事主要是求富心切，只想多拉快跑，忽视了安全，他适合接受社区矫正，放在社区没有管理难度。他母亲和居委会都愿意为他书面担保，愿意帮助他在社区改过自新。对社区普通百姓进行了一些走访，也都是这样的看法。镇司法所也出具了他适合社区矫正的证明。
但在团结镇派出所，发现他在2007年又打架致人轻伤的记录，因此派出所认为他不适宜社区矫正。
出现了不同意见，调查评估结论应该如何写？这其实不是问题。因为在审前评估的制度设计中，有《调查评估分值表》，对调查结果进行量化统计。分值共150分，细分为28小项，如“辖区公安派出所意见”20分，“辖区司法所意见”16分，“村、街道或所在学校、单位意见”10分，“社、居民小组或知情群众反映”10分„„经过一项一项打分，最后彭守生得到121分。
虽然矫正领导小组由县级领导任组长、副组长，十个局级部门组成，但在调查评估中发表关键意见的是社区居委会、村委会、派出所、司法所这些基层组织或单位，也包括对象亲 属和社区群众。他们的综合打分能保证评估的相对客观公正，派出所虽然认为彭守生不适宜社区矫正，但在量化评估中扣除了公安方面的相关分值，彭守生得分还是很高，说明总的看来彭守生还是适宜社区矫正的。
根据评分情况，矫正办向法院发出了彭守生是否适用社区矫正的回复建议书，认为其符合纳入社区矫正条件。
最终，法院判决彭守生有期徒刑一年，宣告缓刑一年。并向矫正办发出《执行通知书》，请矫正办对该犯考察一年。
“双担保”的制度创新
社区矫正自2003年“两高两部”（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发出“试点通知”后，在各地的探索中出现了多种模式，影响比较大的有“上海模式““北京模式”“宜兴模式”“黄石模式”等。而“郫县模式”中最独创的制度设计，当属“双担保”制度。即在审前调查评估阶段，对被告人是否适宜社区矫正，其亲属可自愿为其个人担保，被告人或其亲属还要向所在社区的居委会村委会（或其所在的学校或单位）提出申请，请求单位为其担保。彭守生就是他母亲为他进行个人担保，团结镇社区居委会为其进行单位担保的。这样的担保都是自愿的，愿意担保就担保，不愿担保就不担保。
在古城镇八角村，村委会不愿为村民牟建伟担保。牟建伟是因汽车买卖纠纷发生打斗，将对方腹部刺成重伤而被逮捕的。他自幼父母离异，他被判归父亲，而父亲长期在外打工，他其实跟奶奶一起生活。因为无人管教，染上了许多恶习，初中毕业后就在社会上混，经常惹事生非，喜欢到亲戚邻居家白吃白喝，还时常向村民“借钱”，从不归还。1999年，他曾参与哄抢孔家碾料场的财产被公安机关处理过，还有人反映他有吸毒史。
八角村的党支部书记李文代说，牟建伟在家时常打骂奶奶、父亲和长辈，还曾领个姑娘回家说要结婚，骗奶奶、妈妈给了他一笔钱，结果呢，“结个犬犬”。家里人、村里人都无人管得住他，而且最关键的是，他没有经济来源，如果放在村里，那也将是非偷即抢，对他的帮教改造根本无法实施。他这次持刀将人刺成重伤，如果被判缓刑继续呆在村里，对村里治安也是个威胁。因此村委会不愿为他担保。派出所、司法所和众多村民，也都认为他不适宜社区矫正。综合各方意见，矫正办向法院复函给出评估结论，牟建伟不适宜社区矫正。最终，法院对牟建伟判了实刑。
而对于审前评估和双担保制度，李文代支书认为是“有益无弊”。“只要娃儿有在村里转变好的可能，村里肯定是愿意为他担保的。”他认为，审前评估对村里的最大好处，是村委会能了解情况了。以前村里有人“进去” 了，村委会也不知道是怎么“进去”的，后来放出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放出来的，想去问当事人或他的家属，还不好问，“家丑不可外扬”，人家不愿意说这些事，问不出个结果，对这个人的犯罪情况村里根本就不掌握。现在有了审前评估和双担保，矫正办要到村里来调查，就会说明当事人的犯罪情况，当事人的家属要主动来请求村委会担保，就必然要把他犯的事说清楚，“不说清楚凭啥子为你担保？”等他判了缓刑出来，村委会是给他担了保的，他再表现不好，村委会就有责任了，对他进行管理处罚就理直气壮了。而且当事人和家属也会意识到能“放”出来与村里的担保有很大关系，就要领这个情，自然就要表现得好一点了。
管得好，控得住
古城镇司法所的徐建军所长说，以前这些缓刑犯都是由辖区派出所负责管理的，但派出所的治安工作很繁杂，对缓刑犯的管理就比较薄弱，这些人如果不出事，平时过问得就不多。2 而将缓刑犯纳入社区矫正，从原来主要由派出所管理，转变为由各镇司法所和派出所组成社区矫正工作站，联合社区基层组织和其亲属共同进行管理，对他们的管控就变得比较细致和严密了。
平时，社区矫正对象每月都要向司法所递交思想汇报，并随叫随到。如果因事需离开郫县，一定要向司法所及社区请假并得到批准，回来后也要销假。如果长期在外，如古城镇的小刘计划到云南打工半年，就由他先向司法所提出申请，司法所再报到矫正办，得到矫正办的同意后，小刘才能去云南。在云南期间，每月也要向古城司法所寄回思想汇报，并告知工作生活情况。
2009年6月，古城镇的曾超连续两个月不到司法所报到，还不接听司法所的电话。徐所长找到他的父亲，他父亲只好告诉徐所长，曾超去成都打工去了，具体位置他也不清楚。徐所长向矫正办做了汇报，矫正办决定先争取与曾超取得联系，如联系不上就会同派出所对其进行追逃。第二天，工作小组和派出所、司法所工作人员一起找到曾超的父亲，他父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与曾超取得联系，矫正办负责人与曾超通电话，责令他马上回到郫县居住地，并向司法所说明情况，否则将会同派出所对他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如拒不服从管理，将建议对其收监。曾超第二天就赶回郫县并到司法所汇报了情况，作出了深刻检讨，并接受了处罚。
平时，徐所长对其辖区矫正对象的管理也很细致耐心。小赵今年才17岁，属未成年矫正对象，平时贪玩，父母管不了他，但对徐所长他还是有所忌惮。他没有驾驶执照，一次却偷偷把家里的汽车开出去了，还不接母亲的电话。他母亲急忙给徐所长打电话，徐所长给小赵打电话，小赵接了，徐所长问清当时他身边的小王也是矫正对象，就让有驾照的小王先将车开到附近的小赵姐姐家停好，然后到司法所来一趟，两人照办了。这些矫正对象的家长亲属，都与徐所长保持着密切联系，把徐所长当成了管教孩子的主心骨。徐所长也与古城派出所的干警经常沟通，共同加强对矫正对象的管理。社区的居委会、村委会干部，平时与矫正对象见面的机会比较多，也经常问上两句。大家齐抓共管，构成了社区矫正的一个严密管理网络。
从生活关怀到内心触动
除了严格管控外，司法所和社区对矫正对象也给予了真诚的帮助。友爱镇的矫正对象文宇体弱多病，儿子媳妇长年在外打工，没有稳定收入，生活困难。友爱司法所为文宇争取申请到了低保的资格，但因文宇的户籍尚在雅安，无法通过低保审核。司法所积极协调，将低保申请人变更为文宇的妻子，2009年7月底，文宇终于领到了第一笔低保补贴，两口子一起到司法所表示感谢。
郫筒镇的干朝阳生活困难，因有犯罪前科，多家企业将其拒之门外，他深感自卑，产生了自暴自弃的想法。郫筒司法所帮他找到了一份在学校食堂做事的工作，他干得有声有色，日子逐渐好起来，思想进步也很快。
得到各种帮助的矫正对象很多，而平时的嘘寒问暖、启发引导更使许多人把司法所当成了自己的另一个家，工作生活中有什么烦心事，就来找司法所的工作人员来“摆一摆”，征求他们的意见。记者在团结镇司法所采访时，一位出生于江苏盱眙县的曾逃亡十多年后来投案自首的矫正对象吴强找来，向一位社区矫正工作者诉说弟弟不想在自己的店里干，要求去深圳打工的问题。社工开导他说，你弟弟也成年了，应该让他自己出去闯一闯，吃点苦，长点见识，没什么不好。吴强点点头，接受了这位社工的意见，愉快地走了。
许多社区矫正对象以实际行动表达自己对社区矫正的接受和感激。红光镇的袁林每天清晨为村里清扫道路，还联系另外两人出资5000元修了一座桥。团结镇的蔡文明主动将自己 3 的挖掘机武昌提供给社区建设道路用，还参加义务劳动。新民场镇的张强利用自己擅长韭黄种植的特点，帮助周围群众10多家种植韭黄，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
在2008年“五·一二”大地震后，红光镇的矫正对象廖正红主动赶到都江堰参加抗震救灾，从废墟中救出一名被埋的幸存者，挖出一具尸体，还帮助当地群众撘简易住房。而郫筒镇的李大力自己驾车赶到灾区参加志愿者队伍，拿出几百元买矿泉水送到灾民手中。邓健在参加都江堰安置点建设中，因为成绩突出，得到了用人单位的录用。这两人后来被四川省综治委评为抗震救灾积极分子，还上了报纸。一名矫正对象在救灾现场被当时的抢险场面所震撼，从废墟中救出了许多人，内心也受到极大触动。他问团结镇司法所的钟所长，自己能不能申请入党。钟所长委婉地告诉他，现在还不能，因为你还在服刑，但你积极入党的愿望是好的，应该以更加优异的表现，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真正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文中提到的社区矫正对象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