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同性恋小说

男同性恋小说（精选4篇）

男同性恋小说 篇1

近日，有消息称费翔与刘文正是一对同性恋人，两人在美国一起隐居，据悉，刘文正最红的时候，费翔刚出道，刘文正是他师哥，两人好的形影不离。那么男同性恋心理是怎样产生的?

男同性恋心理是怎样产生的?

1、父母偏爱女孩，男童幼年被当作女孩抚养，着女装，扎辫子，和女孩一起玩，

2、幼年成长环境中缺乏男性榜样。无父亲的单亲家庭，周围只有姐妹。出入女浴室。

3、幼年被年长男性猥亵或 犯。

4、家中父母男女地位失衡，母亲比较强悍，自幼对女性产生厌恶。

5、先天性的遗传相关性。

男同性恋小说 篇2

关键词：男同性恋,社会交往,交往特征

当前我国同性恋尤其是男同性恋, 是一个相对较为庞大的亚文化群体。我国同性恋人数约2720万人, 其中男同性恋约2285万人。1过去30年, 同性恋现象得到社会广泛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发现艾滋病病毒并明确男同性恋人群是艾滋病高危行为人群2后, 对男同性恋的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性取向的隐秘性导致社会交往中, 同性恋群体只能违背自身性别亚文化行为方式, 以适应大众社会性别行为交往规范。公开社会场合的社会交往中, 同性恋群体完全基于社会公众的压力而进行表演。在同性恋群体中, 男同性恋群体占主导。笔者首先对男同性恋群体社会交往进行了初步描述性研究, 包括社会交往对象、社会交往内容、社会交往方式, 试图对该群体的社会交往模式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一、男同性恋群体社会人口特征与家庭环境特点

1.调查对象的基本社会人口学特征

(1) 男同性恋群体学历偏高。本次调查在设置调查对象学历指标时, 将选项定为五个阶段:初中及以下、高中、本科/专科、研究生、博士及以上。其中学历为“本科/专科”的调查对象共153人 (71.5%) 。

(2) 已婚男同性恋者普遍对妻子有歉意。父母压力和认识偏差是男同性恋者异性结婚和谈恋爱的主要原因。在已婚的16名男同性恋者中, 14人表示有愧于配偶, 比例为87.5% (N=16) 。而已婚的男同性恋者与女性步入婚姻的原因主要是向父母妥协以及对“同性恋”的认识偏差。笔者认为, 加强男同性恋者对自身性取向的认识, 转变社会大众对同性恋认识偏差, 可改善男同性恋群体的生存处境, 还可防止更多女性成为“同妻”。

2.调查对象的家庭环境特征

男同性恋群体中, 更多人与母亲感情最亲密, 几乎没有男同性恋者和母亲感情不好;而他们与父亲的感情多集中在“一般”这个选项上, 表示与父亲感情“不好” 的男同性恋者比例占7%。男同性恋者家庭中, 缺失父亲角色的家庭数几乎是缺失母亲角色家庭数的两倍。这或许能为研究男同性恋的成因提供一些思考方向。

二、男同性恋群体的社会交往特征

1.男同性恋群体的社会交往对象

从214名接受调查的男同性恋者对恋爱对象条件的选择看, 选择次数排在前五的依次是:性格、生活习惯、外貌形象、 共同话题和性取向。选择“性格”条件的人次为204 (95.33%) , 选择“性取向”条件的人次为132 (61.68%) 。从男同性恋者对朋友的条件选择看, 选择次数特别多的依然是性格 (199人, 92.99%) 。

在恋人的选择上, 男同性恋群体和异性恋群体一样, 都是在价值观或社会属性上结合自身兴趣爱好选择恋爱对象, 最注重的是对方的“性格”, 接下来依次是生活习惯、外貌形象、共同话题和性取向。注重“性取向”说明男同性恋群体在选择恋爱对象甚至择偶时, 会注重现实的性因素, 体现出男同性恋群体选择恋爱对象的理智。而曾经作为重要因素的“地域”“地缘”等近邻结构逐渐减少了对选择恋爱对象的影响力。在朋友选择上, 依次是性格、共同话题、品位、生活习惯和外貌形象, 注重的是精神和价值的契合度。

2.男同性恋群体的社会交往特征

(1) 调查对象的出柜特征。现代社会, 男同性恋者的出柜对象大多是朋友, 他们之间的价值观共同性显得尤为重要, 价值观共同性也最为突出。男同性恋群体在向朋友出柜时所遇到的阻力是最小的, 成功率也是最高的。

男同性恋者与母亲的感情越好, 他向家长出柜成功的可能性就越高。214名男同性恋者中, 与母亲感情亲密的男同性恋者82人 (38.32%) , 与母亲感情良好的男同性恋者90人 (42.01%) , 与母亲感情一般的男同性恋者有36人 (16.82%) , 没有人表示自己和母亲的感情不好, 这一数据与接受调查的214名男同性恋者向家长出柜并成功的数据通过回归分析的线性分析所得的sig值为0.006, 小于0.05, 所以两者成显著相关关系。

(2) 调查对象的恋爱经历。男同性恋群体具有多伴侣倾向, 但表现出感情“专一”的趋势。男同性恋者的性伴侣并不只局限于正在谈恋爱的对象上, 表示有性伴侣的96名男同性恋者中, 37人表示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对象不一定是正在交往的恋人, 占比为38.54% (N=96) , 这一个并不小的数据与潘绥铭以往对男同性恋者的多伴侣倾向的调查研究结果相比, 具有一致性。所以, 仍然可以认为男同性恋群体的多性伴侣倾向是传播艾滋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 还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男同性恋者加强了对感情专一的关注度。1993年, 潘绥铭和吴宗建关于“男同性恋群体社交中的性关系”的研究显示: 145人中有77.9%的人表示在最近一年内曾与他人性交过;在最近一个月里, 有“劈腿”行为的人占72.1%。而本次研究中, 只有15人 (7%) 表示自己曾有过“劈腿” 行为。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干预男同性恋群体的多伴侣倾向, 促使他们加强感情的专一程度, 对预防艾滋病传播有重要作用。

(3) 调查对象的交友经历。男同性恋群体的日常交友活动普遍趋于明朗化。 绝大部分男同性恋者选择与朋友进行社交的地点是餐饮场所, 占比为81.31% (N= 214) 。男同性恋者选择最多的是普通餐饮场所与朋友的日常社交活动, 折射出男同性恋群体对正常生活强烈的期待, 也说明男同性恋群体在进行日常社交活动时, 并没有“特殊性”, 更不是“躲起来”。

男同性恋群体的朋友多数是男性和异性恋者。在大众普遍认识里, 男同性恋者的朋友圈中, 女性朋友和同性恋朋友更多。从本次研究所收集的数据来看, 有115名男同性恋者表示自己的男性朋友数量大于女性朋友数量, 其中还有15名男同性恋者表示自己没有女性朋友;在朋友性取向这一问题上, 更多的人 (151人) 表示他们的同性恋朋友数量少于异性恋朋友数量。

(4) 调查对象的交往方式。男同性恋群体对社交方式的选择受年龄和学历两个因素的影响。社会交往方式分为现实生活社交和网络社会社交两大类。在接受调查的男同性恋者中, 比较多的男同性恋者更愿意选择网络社交方式, 网络社交的使用者多数是年轻的男同性恋者, 而学历高的男同性恋者倾向使用网络社交工具;年龄越大的男同性恋者越愿意在现实生活中进行社交活动。和现实生活的社交方式相比, 网络社交方式无疑更显得现代化、信息化, 而现实生活的社交场所也在不断多元化。

三、男同性恋群体的社会心理特征

1. 国内实现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道路漫长而艰难

通过调查问卷最后一部分的内容, 笔者收集到214名男同性恋者对国内同性恋所处环境的看法。大部分男同性恋者 (176人, 82.24%) 相信国内能实现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更多人 (157人, 73.36%) 则对国内同志生存环境的态度并不乐观。

在近20年时间里, 李银河每年两会期间都会上交维护同性恋群体权益的提案, 然而每一次都石沉大海。如今不断壮大的“维同”队伍, 仍让每一个期待平等的人看到希望, 只是这条路漫长且布满荆棘。

2.男同性恋群体普遍愿意帮助同类群体, 对性取向宽容度偏大

尽管男同性恋在总体上仍然是一个受到歧视的群体, 但是他们不会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待具有其他性取向的人群:对异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持“歧视眼光”态度的男同性恋者人数和比例分别是10人 (4.67%) 、7人 (3.27%) 、31人 (14.49%) (N=214) 。

有35% (N=214) 的男同性恋者表示接受过关于同志群体组织的帮助, 表示愿意参加此类公益组织, 帮助更多的同志的有197人 (92.06%) 。从本次研究结果看,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其他同性恋者, 表达了强烈的追求平等的意愿。

四、小结

本研究发现, 男同性恋群体在社会交往对象选择上最注重价值观和精神契合度, 但在恋爱对象选择上, 所体现的理智思考更多一些, 更注重现实生活的“性”方面。在社会交往内容上, 男同性恋者对待感情逐渐趋于“专一”状态, 表现出强烈希望得到平等对待的愿望。在社会交往方式上, 男同性恋群体更愿意选择网络社交方式。对不同的网络社交工具, 所使用的主体人群和使用功能也存在显著差异, 现实生活社交方式的表现是社交场所的多元化和明朗化。越来越多的男同性恋者表达出了要改变现状的强烈想法, 但现实生活的生存困境仍然制约着男同性恋群体的发展。

男同性恋小说 篇3

在12平方米的小屋里,捏着一瓶拉米夫定片,小勇(化名)向老王建议:“去检查一下吧。”这种几乎所有艾滋病第一次抗病毒治疗方案中都有的药片,是小勇坐了2个多小时的公交车,从地坛医院免费领取的。这是2008年的3月,他和他,已经在丰台区南苑乡的这个四合院里同居了7年。

和以往一样,老王拒绝了小勇的请求。

与此同时,为摸清全国男男同性恋中的艾滋病感染率,在中国的61个城市,同时启动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由卫生部主导的专项调查(以下简称“61城调查”)。调查分为三轮,历时1年半。

“全国男男同性恋中,感染艾滋病的比率是4.9%。”全程参与了“61城调查”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对记者说。

2004年调查所得,北京市男男同性恋人群中感染艾滋病的比率是0.4%,到2009年,这一数据在5年内翻了近10倍。而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针对女性性工作者的调查结果显示,该人群的艾滋病感染率至2009年为止仍在1%以下。

“61城调查”完成至今,已经超过半年,依旧是“暂不公开”状态。“卫生部不会随意公开,国家也有顾虑,顾虑之一是为了防止人们将HIV感染和男同性恋人群划上等号,导致社会对这一特殊人群的歧视进一步加强。”一位参与过“61城调查”但不愿具名的艾滋病防治专家解释说。

小勇从来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调查,但他一直是报告里那些统计数字中的一个。

感染艾滋的“Money Boy”

“我们是一见钟情。”2004年初,小勇在北京某洗浴中心遇见了老王。

这时的老王还有妻子和儿子,家里新盖的四合院让老王负债累累,小勇追求老王的方式是帮他还钱,“我就在浴池做Money Boy(依靠性交易赚钱的男同志)帮他还。”在3个月内,小勇频繁出入北京市的多个洗浴中心,每天至少都会跟一个顾客发生性关系。这段时间,小勇平均每个月可以挣1万多块,为了讨老王的儿子开心,“一千多块的飞机模型,我也给他买”。

在小勇做着全职“Money Boy”的时候,赵金扣博士正在为针对中国男男同性恋人群艾滋病感染率的常规监测系统初次运行做准备。这位师出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流行病学家既是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高级顾问,同时也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了“61城调查”的筹备。与卫生部合作开展“中盖艾滋病项目”多年的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61城调查”中也资助并参与了其中14个城市的调查。

“61城调查”之前,全国部分城市就做过类似调查。北京最早的一次男男同性恋艾滋病调查是在2001年底2002年初,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同性恋之都)分校的崔京姬博士来到北京,抽查了酒吧、公厕和浴池里的481位男男同性恋,通过唾液检测的方式得到了艾滋病感染率3.1%的惊人数据。

“从2004年开始,北京就建立了常规监测系统,每年一次,调查300到600个男男同性恋个体。”

为了搞清楚干预工作最好在哪个环节进行,与赵金扣博士一起参与了常规监测系统建立准备工作的唐宇(化名),辗转打听同志洗浴中心的地址,并成了北京同性恋酒吧的常客。“连(同性恋)圈子里的人,有的都不愿意去,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因为工作去洗浴中心。”唐宇说。

为了不暴露身份,唐宇必须像去洗浴中心的正常顾客一样脱光衣服。同志圈里,30岁以上就算老年,但40多岁的唐宇依然会被很多人搭讪。“他们喜欢来浴池,因为这里很直接,就是冲着性来的。”一边推挡化解一边观察,唐宇意识到“问题非常严重”。

洗浴中心的前台、吧台和更衣柜里都放置了安全套,供顾客自愿取用,但是真正发生性行为的地方却没有放,圈内人管这个地方叫“黑房子”。想要发生关系的顾客多半会来这里,房间有大有小,小的刚好容纳两人,大的可以容纳十几个人,里面没有灯,两人借手机屏幕的微光看一下对方模糊的轮廓,“觉得还不错,就发生关系了。”

唐宇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黑房子”,小勇却是这里的常客。“除非顾客自己带。”小勇说,在洗浴中心的“黑房子”里交易时,是没有免费安全套提供的。

“我们不敢放,用过后残留着精液的安全套被随便乱丢,很容易引起警方注意,一查一个准。”北京市某洗浴中心老板说。

2004年4月初,常规监测系统第一次运行。全职“Money Boy”小勇从同志圈子里的朋友处得知,地坛医院有一个检测梅毒和艾滋病的项目,接受检测的人还有钱拿,30块到50块不等。

“我就是冲着钱去的。”小勇说。正是这次检测,让小勇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

感染者5年翻了10倍

“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那时我人还在新疆陪客户。”小勇用6 个字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受不了”和“不知道”。“受不了”的是自己感染上了艾滋病,“不知道”是做“Money Boy”而导致自己感染。

那一天,小勇坚持与客户完成了“交易”,交易过程中仍然没有使用安全套。

“我是哭着给他(老王)打电话的。”得知自己感染,小勇一直在南苑公园流连。老王一直守在失魂落魄的小勇身边,为了照顾小勇,老王不得不与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

2004年至今,赵金扣参与了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常规监测系统的持续运行。每年的4月到6月间,都有一班固定的医护人员和同志圈里的志愿者守在北京市CDC旁边的“检测咨询中心”。除了洗浴中心的“暗访”,CDC的工作人员和专家还一起展开“明察”。

“我们说MSM(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人群,是指与男性发生性行为的男性,他们当中有的是因为有感情,也有的完全是为了钱。”赵金扣博士向《新知客》记者介绍道,“而男同志之间的高危性行为,极易导致艾滋病的传播。”

在这里,高危性行为被定义为—没有使用安全套的肛交。

男男性行为通常采取肛交的方式,肛肠的黏膜较薄,其下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发生性行为时极易引起破损出血,在没有安全套的情况下,病原体从肛门或直肠的破损处侵入,直接进入血液。

为了估算北京地区有多少同志人群,参与常规检测系统建设的相关专家走访疾控中心、同志民间团体,摸清楚有哪些热门的同志酒吧和同志网站。在同志圈子内比较流行的固定日子,比如4月19日(419,for one night,一夜情)、2月14日情人节,通过统计一些酒吧当天的客流量和网站的浏览量,估算该地区同志人群基数。

但怎么样让同志人群自愿现身,成了最棘手的问题。在流行病学研究中,这些人群被称作“难以接近的人群”,他们不会自愿现身。

“于是我们采取了‘同伴推动’抽样法(Respondent Driven Sampling,RDS)进行调查。”这种基于社会网络的调查方法最早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在北京的调查工作中很快被采用。犹如“滚雪球”—通过同志组织里的志愿者,告诉身边的同志朋友,有这么一个检查以及检查的安全性和必要性,一个人劝说三个人接受,这三个人再发展更多的朋友接受检查。

小勇就是这样接受检查的。“我是2004年初,在检测咨询中心做的检查,主要检查有没有梅毒和艾滋病。”3个月内,像小勇这样来接受检查的男男同性恋有300多位。

2004年北京市的第一轮调查数据显示:男男同性恋中,艾滋病感染率是0. 4%。

小勇既是那300位当中的一个,也是0.4%当中的一个。

因为老王的债还没有还清,身为感染源的小勇,2004年到2008年之间,仍然在接待客户。“他们都是在洗浴中心认识的熟客,(感染)之后,我就很注意,戴安全套了。”直到2008年,小勇才正式告别“Money Boy”身份。

而到了2008年时,常规监测系统运行得到的数据显示,北京市男男同性恋人群中艾滋病的感染率已经攀升到5.0%以上。

“有重复的人,但是不超过总数的10%。”逐年上升的感染人数令赵金扣震惊不已,“美国1981年报道的全国第一例艾滋病就是在男男同性恋人群中发现的,那个时候的比例已经很高了,达到20%以上。”

中国会不会重走美国的老路?

61城“大摸底”

2008年3月,全国范围的“大摸底”开始了。

“‘61城’包括4个直辖市、各个省会城市以及省会城市以下、有男男同性恋人群基础的县级城市。”吴尊友说。

“大摸底”共分三轮,2008年4~6月是第一轮,9~10月是第二轮,20 09年4~6月是第三轮。“我们总共调查了全国61 个城市中,56000多位成年男男同性恋。”吴尊友说,“最严重的地方是西南片区,成都、重庆、贵阳、昆明的感染率都在10%以上,在西南地区的几个城市里,过去100个人当中检查,有1个感染,现在一查就有10个人感染。”

“其他比较集中的地方还有长三角地区,比如上海、浙江,这些地方是5%~10%;北京周边,比如天津也在5%以上;还有东北地区,比如沈阳、哈尔滨也是5%以上。”赵金扣博士参与了这次大摸底的方案制订,同时作为专家组成员亲自到访了61个城市中的20多个。“西南地区最高的一个点,感染率甚至达到20%!”这个数据,已经到达了1981年时美国加州的水平。

在调查进行的同时,小勇的CD4数量骤降(注:CD4:人体免疫系统中的一种重要免疫细胞,正常成人的CD4细胞在每立方毫米500个到1600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CD4细胞会不规则性下降,当CD4低于200时,可能发生多种机会性感染或肿瘤)。

2008年3月,小勇的CD4突然降至刚过100,他的双手和胳膊开始起皮疹。此前,每隔半年,小勇就去佑安医院接受免费的CD4检查。“医院规定,CD4低于200,可以申请免费吃药”,但拿药之前的一系列检查还是要花钱的,“我检查了肝功能、肾功能,还有心电图和血常规,我遇见的医生挺好,这些检查一共花了300块左右,如果遇见不好的,可能需要600甚至上千。”

小勇所说的“不好”是指“乱收费”,“ 有些不用检查的项目,他也要你检查。”2008年3月,小勇拿到了他的第一瓶拉米夫定片,一天一次,一次一粒,直到现在。

开始服药的第一个月,小勇心烦、浑身不舒服,根本下不了床,偶尔吃点流质食物,老王一直照顾他。“就在这张床上。”小勇拍了拍身下1.5米的双人床,“一个月之后就好了,现在就跟吃普通的药差不多,但是因为吃药,记忆力下降的很厉害,你刚才问我具体什么时候感染上的,我一直想不起来。”小勇边说边从抽屉里拿出一瓶拉米夫定片—药瓶上的标签已经有点褪色。

吃药的同时,小勇也不忘劝老王去检查。事实上,2004年得知自己感染上之后,小勇就开始劝老王去检查,但寡言少语、足不出户的老王“根本就没奔那儿想”,迟迟不愿去。

“已经达到集中流行水平”

“大摸底”一直持续到2009年上半年。调查采用的方式与北京的常规监测系统的调查方式一样,都是由同一批人组织,用统一的方法,在统一时间、统一地点进行。

以城市为单位,调查在各地疾控中心的门诊里进行,每个门诊点至少需要5个工作人员,每周7天轮岗,他们包括组织填写问卷的医务人员两位、负责抽血的护士一位,以及负责快速检测的护士和登记协调者。除此之外,还有负责外围工作的,比如在实验室化验检测的医生、同志圈子里的志愿者、在酒吧等地帮助宣传检测活动的工作人员。

在调查地,入口处有一个男男同性恋志愿者,专门负责鉴别前来检查的人是不是“同志”(通过观察凭借以往经验识别)。专人发放协议,向前来接受检测的人解释保密性,并监督签名—当然,签的是化名。

每一轮、每个城市的调查结束,当地疾控中心和医院都会跟“圈内人”一起讨论数据的可靠程度。由羽毛球小组、游泳小组等兴趣小组,以及防治艾滋病的民间同志组织组成的“圈内人”,分析判断他们看到的圈内人士中,有多少是学生、有多少是结过婚的、有多少是流动人口、多少是本地的,与调查结果是否相符。

三轮调查都是如此。

“我当年接受检查时,也有‘鉴别’(同志)的人。签名时,我用的是化名。”小勇说。小勇知道,老王不愿接受检查完全是“鸵鸟心态”,他开始用这些细节说服老王。终于,2009年下半年,小勇陪着老王,在佑安医院接受了检查。

僵持了5年之久,老王最终收到了跟小勇同样结果的化验单。阳性,CD4是500多。

“我从来也不跟人接触,哪儿也不去,就跟着他,也不胡来,所以我就没奔那儿想。”在小勇接受《新知客》记者采访的过程中,老王一直没有说话,提及何时感染,他终于忍不住了。

在小勇已经感染而老王拒绝接受检查的一段时间里,老王仍旧会与妻子发生关系,“还是会有,但是很少很少”。至今,老王的妻子不知道老王和小勇均已感染艾滋病,老王也不知道妻子的情况。按中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性学家刘达临教授的估计,男男同性恋9 0%以上会选择结婚。男男同性恋的妻子,通常被称为“同妻”。

老王的检查结果出来时,是2009年的11月。“61城调查”总共三轮的调查已经结束,各地疾控中心的疫情数据汇总至卫生部。调查结束已经半年,报告依然是“暂不公开”状态,除了一些零星数据,再没有更多消息出来。

项目负责人吴尊友等人审核的调查数据中包括—2009年,全国新增感染者估计为4.8万人,同性性传播飙升到32.5%,占新增感染者人数的三分之一。2008年,全国男男同性恋人群艾滋病感染率是4.9%。

4.9%代表了什么?

赵金扣博士解释说:“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有过规定,如果特定人群当中HIV感染率达到5%,那么这个病在这个人群中就达到了集中流行的水平,简单说,男男同性恋群体已经成为艾滋病的‘高发人群’。”

老王,也成为了这“4.9%”中的一个。

“每年都有新增的”

与小勇和老王同住一个院的“夜来香(化名)”,和小勇一样是“零号”(男男同性恋中扮演女性角色的一方称为“零号”,扮演男性角色的称为“壹号”),他已经60多岁,2005年查出感染,现在也开始吃药了。

四合院里的4个受感者,除了“老玉米”,现在都聚集在“夜来香”的家里。2008年,他们搬到了一起,为的是“讲话、有点什么事方便”。“夜来香”的家比小勇和老王的家还小,除了一台13英寸的电视,再没有其他家电。

此后,每隔3个月老王都将要去医院检查一次CD4,小勇则每个月都要去医院拿一次药。除此之外,两人几乎不出四合院,而“夜来香”偶尔还会去乡里甚至市里参加一些活动。“夜来香”是民间防治艾滋病小组的志愿者,平常除了发放安全套之外,也去感染者的活动现场发资料,有时也打电话劝身边的朋友去检查、去听课。

“夜来香”在丰台区自己所在的村里参加感染者聚会,这个地方的同志差不多有几十个,感染者占80%。

“平常感染者聚会上,好多都认识。”夜来香说,“而且,每年都有新的感染者。”

针对情况的不断变化,北京市常规监测系统的调查人员还在修改或新增问卷上的问题。“比如,原来的感染率年纪大的同志比年纪轻的多,但现在年纪轻的多了。”赵金扣说,“我们要搞清楚,不同年龄段的同志是否存在交叉感染。”

为了寻找感染源,在20 08年的调查问卷中新增了这样一系列问题:最近的5个性伴侣是谁?化名是什么?大致年龄是多少?在哪里发生的性行为?对方是不是感染者?

男同性恋小说 篇4

关键词：同性恋文学,移情,快感,女权主义,第二性

同性恋文化在世界范围内长期属小众文化, 在社会风尚、伦理道德以及法律法规的制约下, 同性恋社群往往呈现封闭并且隐匿的形态。上世纪90年代, 日本漫画界首先将“耽美”一词作为对男同性恋题材作品的栏目专名, 由此引发读者对这类新题材的强烈关注, 以廉价流行媒体 (网络平台可供免费阅览的小说、影视、漫画以及相关衍生作品等) 的形式经由台港繁体中文区的汉化译介进入内地读者和观众的视线中, 其后短短十多年, 基于日益成熟的互联网通讯建设工程, 内地网络平台上同性恋相关作品的创作便从私人化色彩明显的实验模式过渡到了自发寻求切合读者期待视野的市场模式。若以当代分有合法ISBN编号的独立文学出版物为参照, 网络同性恋小说的发布和流行所依赖的群体以青年女性为主导 (年龄在15~25周岁的女性人数占绝对比重, 基于笔者2009、2010年两次网络社区问卷调查共2000份有效数据, 目前该部分人群年龄应相应增长) , 活动的发起和组织普遍利用公开或半公开的网络平台。

随着近些年社会文化环境变动和内地网络行为相关法律法规的成熟, 网络平台的同性恋小说写作很大程度上将有别于正统文学史中涉及的同性恋主题文学, 尤其在创作、接受以及审美层面有着非常鲜明的女权色彩, 也正因为如此, 当代女性网络私人化创作必会存在诸多误区, 亟待引起注意。

一、动机考察:我为什么而写作?

网络同性恋文学方兴未艾之时, 作为对传统仪礼伦常及公众审美倾向的一场哗变, 其写作者往往是最先受到质疑和发难的对象。为保证研究的真实严谨性, 笔者联系并拜访了多名从事网络同性恋文学创作的作者, 其中实地见面访谈者六人, 因时间或地域因素而仅限网络交流者九人。出于对双方情谊的尊重以及避免断章取义的诱导提问, 笔者选择以地域、年龄、生活经历以及工作环境等客观要素为切入点, 对反馈的信息进行初步的数据统计后归纳出基本趋势, 虽然该样本数据存在考察群体数量不够繁多、筛选条件严谨性尚显欠缺等缺陷, 但依然能呈现出一种大体趋势走向, 即创作群体以东部沿海地区高学历女性居多, 同时, 该项访问研究具有参考价值的条件还有:为小家庭模式下的独生子女、拥有至少一项稳定工作 (含学生) , 家庭收入稳定并且氛围相对自由开放、有一到两次情感经历、对同性恋不反感而自己的性取向为异性恋或双性恋、期待或已能够不依赖异性进而独立安排生活、作品题材虽颇为大胆出新但作者本人的两性观念和爱情观都比较务实且保守。

西蒙娜·波伏娃指出, 在男女两性关系中, 女方往往处于一种依附和从属的地位 (即“第二性”) 。《诗经·卫风·氓》曰:士之耽兮, 犹可说也;女之耽兮, 不可说也。夫为妻纲, 红颜祸水, 稍有放纵, 等待女性的必将是身体与心理的双重伤害。波伏娃在《第二性》一书中从肉体和灵魂两方面分析了女性独特的欲求心理, 从性角色来看女性的被动和顺从在精神上呈现一种近似祭礼的受虐反应, 然而这种反应本身却暗含着女性的主动意识, 大多数女性不愿被强制受虐。好比朱丽叶献身于男性的举动, 其目的是为了获取快感, 在女性被动形态中异化而出的主动形态会在女性成长 (自我认知过程) 中倾向于自恋 (自我保护) 形态, 可以相信这一点, 女性之所以成为女性是因为女性想成为女性, 而并非这个世界已经有了男性。以波伏娃和萨特为起点进行推论, 大部分女性若是置身绝对男权主义刺激下, 势必会生发出动物体内部潜藏的攻击性本能———思维发泄, 依赖幻想和创作释放攻击性, 既可减少给他者造成实质伤害的可能, 又能以最低成本完成欲求宣泄和行为认同, 创作历程艰辛也难以阻挡女性脚步的理由清晰可见。

后现代女权主义认为, 过去的女权主义与妇女运动均更加看重事物而不看重话语的。例如, 她们更加关注的是低工资问题、强奸问题和溺杀女婴问题, 而不太关注自己在历史文献中被置于边缘地位的问题。因此后现代女权主义主张在妇女运动内部实行一个“模式转换”, 即从只关注事物到更关注话语。①后现代女权主义主要继承德里达以及福柯的思想, 认为理论即是“反理论”, 因此话语和文本才是一切, 话语即权力, 故后现代女权主义者的诉求之一便是发明女性的话语, “用女人自己的声音说话”②。从事同性恋文学创作的作者颠覆了“小女人只能写作小女人的故事”这一女性创作的固有模式, 她们不仅以女人的身份去写男人, 而且是写两个注定要为爱牺牲的男人。在她们的笔下, 婚姻是无所谓的, 子嗣也是无所谓的, 她们将以己身化为异类的“母亲”去首肯一段没有任何保障的感情, 或复以“上帝”之名来左右男人的命运。

弗洛伊德有一段著名的“阳具嫉妒”理论, 理论表示:“ (女人) 需要被爱与爱人, 她们的虚荣也多为阳具嫉妒的产物, 因为她们在性方面既觉得愧不如人, 故只得较高估价其身体的健美聊以自慰。谦让一向被视为习俗造成的女性特征, 据我们看来, 也系用以掩饰生殖器的缺陷。”③在弗洛伊德看来, 女性自卑和将权力拱手相让是因为阳具的缺失, 这一现象在女性进行男同性恋关系的意淫④时得到消解。在对男同性恋关系进行小说式假想构建时, 女性作者的内心诉求不是使自己与男性平起平坐, 而是应高于男性, 即成为男性命运的主宰者。女性在现实中往往对男性存有角色担当层面的心理负担, 例如被领导、被征服、被索求等等, 那么身为一个虚幻世界的主导意志, 女性将位于一个绝对的心理高度, 非将自身视同逃离义务的娜拉, 而是向着个体意志乃至公众意志寻求话语的权力, 去否定和抵抗所谓女性性别“缺陷”说。

二、审美考察:我因什么而耽美?

创作群体数量的庞大并不能合理表明某一类文学题材的感染力强大, 针对这类作品的审美意向, 笔者尝试与部分作者和读者进行了互保隐私的平等自由交流。在此过程中最为明显的两类审美因素分别是:

1. 快感主义。

克罗齐在《美学原理》中指出, 一般快感主义者以快感和痛感为一物, 审美活动的快感主义在一般认知下往往呈现心灵活动 (能容者) 与痛快感觉 (所容者) 混淆的混淆认知, 克罗齐本人并不认同此观点, 他坚持应该承认存在一种特殊活动为审美的活动。在对立考察中笔者认为快感主义并非不可解释网络同性恋文学创作中的审美意向。上文中曾有过涉及女性“自恋情结”的问题, 维蕾娜·卡斯特在《羡慕与嫉妒:深层心理分析》一书中记叙了一个24岁年轻女子的梦境, 这个梦是说“我”穿着比基尼身处某处的海滩, “我”开始不断注意自己的比基尼不如海滩上其他女人的合身并对此感到沮丧, 而此时“我”的姐姐出现并告诉“我”, “我”才是最漂亮的, 并且姐姐很轻蔑地表示别人眼中的那位绝色美人肯定是有钱人的情妇而且头脑愚蠢。维蕾娜分析认为, 女性在这种潜意识活动中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防御态势, 梦中主体“我”在内心深处有着渴求别人赏识和围观的欲望, 而对其他具有美好形象的个体产生羡慕和向往使自己心情恶劣, 此时的姐姐正代表了与“我”的自我非常接近的一种人格成分, 她帮助“我”拒绝那位美女的形象, 诋毁其人格和品行, 使“我”在现实之中能够安于现实, 不再被这种羡慕破坏心情。⑤

女性认知中的对手不光是男性, 更有同类。“小三”往往徒有其表、阴险狡诈、不可理喻并且终将惨败收场, 属于现实案例的灵活侧写, 女性对男女间两性关系往往不具安全感, 因此不同作者会不约而同地重复塑造该类形象, 借她们的失败宣泄现实中自卑和同性竞争带来的压力, 在心理防御时完成对身为女性的自我存在的肯定和自我羡慕。在创作中, 借由角色的设定和人物关系分派可窥见作者的部分创作心态与精神活动, 比如“母亲”, 她象征着女性的权力, 在以儒家孝道为纲的中国传统家族观念中, “母亲”即是“家”的象征, 她是生育者、庇护者, 更是初始生命的引导者。生母意味着温柔可靠并且善于忍辱负重, 这是心的港湾, 所以我们会由衷祝福“祖国母亲”, 而从没问候过“祖国父亲”。反言之, “母亲”是家庭的附庸, 她既然掌权, 便意味着奉献, 维系家庭为“母亲”不惜代价也要完成或履行的义务, 也成为了大多数人对女性“应该具备”的素质条件的要求;在创作者的理想当中, “母亲”面对无子嗣保障的婚姻关系的构建若能点头称赞, 一方面显露了独立女性对家庭实现女性价值这种普世观念的破坏, 另一方面也是对自身生育功能的否定, 或为女人, 或为超人, 由精神层次达到生理层面对男权的挑衅。

2. 审美移情。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以精神分析手法交代同性恋的合法形态, 以女同性恋为例, 母性的传导往往会在特殊时期亲密的肌肤接触中产生超越亲情的异样荷尔蒙, 但这并非是病态, 这可以理解为移情形态的一种。然而在以男同性恋为写作主题的小说创作中, 女性作者除了获得领导性快感之外, 还应该具备另一种形态的移情审美冲动, 任何故事的结局都并非十全十美, 即便是空虚的幻想, 情感历程亦会遍布荆棘, 甚至最终如堕深渊痛不欲生。女性主宰男性角色如此行动不仅有权力欲求, 毕竟她们“耽美”, 即“沉溺于美之中”, 必然对“美”有本性的追索欲求, “耽美”的美可以定性为不受法律和制度制约、又规避纯粹肉体享乐、同时依赖作者精神强度和思想深度来体现的一种别样的痛苦。笔者坚持一点, 真正忠实于“耽美”理念而创造作品的作者, 不计较其真实为人如何, 她的精神必定在经历某种特殊的痛苦, 正如莱辛在《拉奥孔》中传达出的思想, 关于爱情的理想造型应避免一切丑陋, 途径不是艺术游戏, 而是平淡冲和地阐释一场剧烈的痛苦, 战斗, 挣扎, 直至溢满哀伤。

三、女权外衣下的审美反思

前文简要论述了几点有关女权主义视野下的同性恋小说写作审美诉求, 然而不得不承认, 网络平台的创作不计较作者的起点和身份, 自由度高, 隐蔽性尚可, 不可忽略当中的确有不少足以媲美热销长篇巨制出版物的一流同性恋文学作品存在, 但现实总归为两点, 其一, 同性恋文化圈及其附属产品在我国社情发展现阶段依然不属于大众文化范畴, 缺乏必要理论指导与作者素质规范, 一方面这些作品给大众一个理解和接受同性恋群体的温和途径, 同时也可能由于资料不规范甚至作者心智欠缺而给现实中的同性恋人群带来不必要的误会和打扰;其二, 纵观大大小小的网站和论坛, 同性恋小说数量蔚为可观然而总体质量依旧良莠不齐, 市场营销手段的推动吸引许多尚且缺乏阅历和基本素质的作者纷纷进圈以求分一杯羹, 抄袭和侵权转载行为屡禁不止, 甚至有未成年写手为赚点击量挣得稿费而大胆逾矩违规, 发表的作品充斥露骨情色描写并且缺乏严谨的行文逻辑与规范, 这无疑让诸多旁观者忧虑丛生。

创作的自由既含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 女性作者在网络空间里自在挥毫之时是否确实可以达到一个恰切的境界?也许求索同等话语权的努力不当反会招致更加极端的偏见, 也许情感诉求和欲望的宣泄超越了规矩会伤害你我他人的利益, 又也许遭到市场规律绑架的自由之翼指向的竟是一座散发铜臭的监牢……受制于身, 便该强于心, 世界无疑会给独立女性萌芽的女权意志带来深重的发展隐患, 唯有在这一点上男性与女性一视同仁。试想, 一个身为个体的女人, 表面或许是未受任何强制, 然而本质却依然回归孟姜女的模式, 凄凄惨惨戚戚, 直到万里长城轰然倒塌———那么叫女人如此恸哭的是谁?值得思考。

参考文献

[1]李银河.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潮.哲学研究, 1996 (5) .

[2]李银河.爱情究竟是什么.载于李银河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d5336010000kx.html.

[3][奥地利]弗洛伊德, 著.高觉敷, 译.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商务印书馆, 1987, 12 (第1版) .

[4][瑞士]维蕾娜·卡斯特, 著.陈瑛, 译.羡慕与嫉妒:深层心理分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10 (第1版) .

[5][英]安东尼·吉登斯, 著.赵旭东, 方文, 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5 (第1版) .

[6][法]米歇尔·福柯, 著.佘碧平, 译.性经验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10 (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