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趋同性（精选12篇）
文化趋同性 篇1
“民以食为天”, 饮食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始终占有重要地位, 由此衍生的宴饮文化更是一种艺术享受, 其形式特点不仅代表了人类智慧与文明的历史积淀, 也从侧面反映出人们的创造力和对自然的认知程度, 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纪元前后的几个世纪中, 宴饮文化便在欧亚大陆两端的汉代与古罗马同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虽然这两大帝国之间缺乏交流, 但跨越种族而存在的文化趋同性使两国的宴饮文化发展呈现出一些相似的特质, 比较这些特质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有助于从另一个角度领略人类社会与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一、宴饮的助兴习俗
在汉代与古罗马的宴席上, 为了增进宾主情谊、营造愉快的气氛, 都会进行一些助兴活动。但由于受到不同社会传统的影响, 宴席上所采用的娱乐形式多有不同。
汉代的宴饮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礼仪内容, 是维护宗法制度、体现伦理道德观念的重要场合, 也是社会重视、儒生学习的重要事情, 《汉书·儒林传》记:“汉兴, 然后诸儒得修其经艺, 讲习大射, 乡饮之礼。”[1]261因此, 宴饮的诸多环节都受到仪礼典制的规范, 宴席上的助兴娱乐活动也不例外。汉代宴饮助兴之风甚浓, 不论是宫廷御宴, 还是民间饮宴, 听音乐、观歌舞等活动都十分常见。班固在《东都赋》中描写道:“尔乃食举《雍》彻, 太师奏乐, 陈金石, 布丝竹, 钟鼓铿鍧, 管弦烨煜。抗五声, 极六律, 歌九功, 舞八佾, 韶武备, 泰古毕, 四夷间奏, 德广所及。僸佅兜离, 罔不俱集。万乐备, 百礼暨。皇欢浃, 群臣醉。”[2]《全后汉书》卷24《班固》这是春正月元日诸侯朝见帝王时, 帝王举行宴会以乐舞助兴的情景, 依礼制乐舞要由太师掌乐而奏。在《仪礼·乡饮酒礼》中, 有许多关于乐舞安排和要求的内容, 如, “磬阶间缩溜, 北面鼓之”。是说, 磬在堂下两阶之间顺着屋檐东西纵向排列, 击磬的人站在磬的南边面朝北敲击;还有“乐正命奏《陔》, 宾出至于阶, 《陔》作”。这是说, 乐正命乐工奏《陔夏》, 当宾客退席走到西阶时, 《陔夏》就开始演奏[3]86。诸如此类对宴饮中乐舞礼仪的安排, 书中还有很多。由此可见, 汉代宴饮的助兴活动不只是娱悦宾客的一种行为, 还是汉代礼制的一个重要内容。
与汉代相对应的古罗马共和末期至帝国时期, 盛行大奴隶主土地占有制度, 宴饮多是贵族间的活动。由于深受古希腊民主思想与文化的影响, 宴饮中的礼仪观念相对淡薄, 娱乐活动颇为随性, 主人或宾客往往成为表演助兴的主角, 表演多为演讲、朗诵、奏乐等形式。古罗马小说家彼特隆纽斯的著作《特里马齐奥府上的宴会》是研究这一时期宴饮文化的重要文献, 书中生动地描写了宴会上的助兴活动:特里马齐奥邀请他的客人, 出名说书人尼可罗斯给大家讲了一个十分离奇的故事;还邀请年轻时曾为“歌手”的客人普罗卡姆斯为大家吹奏了一首古希腊歌曲;特里马齐奥本人也参与了表演, 为大家朗诵了《荷马史诗》中的诗歌[4]。
二、宴饮的宗教意义
宗教信仰在汉代与古罗马的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 是约束人们行为道德的精神力量和统治阶级维护政权的工具。浓郁的宗教氛围使两国人民的生活中处处得见信仰, 宴饮作为最普遍的一种社会活动, 自然也被赋予了一定的宗教意义。
我国的宴饮习俗最初起源于一系列的宗教祭祀仪式, 发展至汉代, 宴饮中的祭祀环节已成为宴饮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5]3。汉代统治者将祭祀与弘扬宗法制度、维护国家统一紧密联系在一起, 因此, 汉代宴饮中的祭祀行为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族色彩, 相关的礼仪要求也十分复杂, 如, 《仪礼·乡饮酒礼》中“主人篇”记:“宾坐, 左执爵, 祭脯醢, 奠爵于荐西, 兴右手取肺, 却左手执本, 坐, 弗缭, 右绝末以祭, 尚左手哜之, 兴加于俎, 坐, 脱手, 遂祭酒, 兴席末坐, 啐酒, 降席坐, 奠爵, 拜告旨, 执爵兴。”“宾降篇”记:“主人阼阶上拜, 宾少退。主人进受爵, 复位。宾西阶上拜送爵。荐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设折俎。祭如宾礼, 不告旨。”“主人揖篇”记:“介升席自北方。设折俎。祭如宾礼, 不哜肺, 不啐酒, 不告旨。”[3]这是有关席前祭礼的情况, 先由年长客人在进餐前按照程式化了的仪礼规定, 先后将肉食和酒放在席上祭祀先人, 这其中还需与主人交谈自己的体会;主人在接受客人敬酒、拜谢升席后, 再如年长的客人那样行祭礼, 但不需要交流自己的体会;年长之外的客人, 也要在席前完成祭礼环节, 他们所行的祭礼内容相对简单, 也不需交流自己的体会。当年长的客人、主人和其他客人按照要求, 将这些祭礼环节完成之后, 宴席上的其他活动才可以开始。而且, 这只是席前的一次祭礼环节, 还有席间的祭礼环节和宴席结束时的祭礼环节[6]75。
与汉代相似, 古罗马共和晚期与帝国初期的宴饮祭祀内容也十分丰富。但与汉代不同的是, 此时古罗马的宗教信仰受到希腊文化与民族融合的影响, 属多神教, 强调对神的敬仰, 以求得神灵庇佑, 因此宴饮祭祀活动更重形式而非礼仪。古罗马的每个家庭都设有一个祭坛, 为了表示对神灵的敬畏, 无论是富庶还是贫寒的人家, 都会在用餐前先供奉家神。供奉仪式一般由家庭的男性长辈主持, 他会披上外袍, 将盛有粮食或浸过葡萄酒的面包片摆放在祭坛上, 祈祷家神的保佑;与此同时, 家人们也要恭敬地拥吻家神, 待这一切结束后, 人们才会心安理得地享用晚餐。在古罗马贵族的宴会上, 饮酒之前所有人要先进行祭酒仪式, 由未成年奴隶将倒好的酒按顺时针方向递给每一位宾客, 人们用两指拿住杯柄, 轻摇杯子使酒旋转, 并将少量的酒溅到杯外, 以此作为对神的祭奠, 祭酒之后通常还要为神献上颂歌[7]。
三、宴饮的两极世态
在人类历史上, 宴饮在很大程度上都在界定进餐者在社会等级中所处的位置。汉代与古罗马分别处于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 宴饮文化在这两种社会形态之下发生了极为明显的两极分化, 所展现出来的阶级差别犹如一面镜子, 反映着特权阶层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与压迫。
汉代的社会制度是宗法专制政体。宗法, 保证统治权力以血缘和裙带关系为基础, 形成“家天下”的统治模式;专制政体, 则使王权依恃它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在巩固统治的同时可尽享国家的一切资源。统治阶级为彰显自身的特权地位, 在宴饮方面极尽奢华, 不断丰富酒食的种类。汉代是封建前期, 由于农业生产较夏、商、周三代有显著提高, 王侯贵族的饮食也更为奢侈。汉武帝为了向各少数民族的头目炫耀汉廷的丰裕, 曾摆了一次“肉林酒池”的庞大野宴, 当时的长安城日夜笙歌, 吸引着周围300里的民众, 关中一片升平;而此时的关东却是另外一幅景象, 黄河溃堤, 洪水肆虐, 百姓流离失所, 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8]。
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宴饮文化也是如斯情形。常年对外征战给罗马带来了大片土地与巨额财富, 各行省的粮食不断以低廉的价格输送进罗马, 商品贸易日渐兴盛, 奴隶制大庄园经济也发展为主导的经济形式。经济繁荣催生了倡导挥霍享受的社会风气, 欢宴更成为显示社会地位和经济财富的一种炫耀, 罗马贵族时常大肆铺张举办豪华的家庭宴会。宴会上的食物种类与数量令人瞠目结舌:除了如沙丁鱼、凤尾鱼、金枪鱼等地中海盛产的各种鱼类, 还有猪、羊、鸡、鸭、鹅、鸽子、野兔、鹌鹑、鹿、蛙、蛇、香肠、火腿等各种肉类;如果还有蘑菇、印度香料和巴勒斯坦地区的枣子等异常珍贵的食物, 则更能显示主人的富贵。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饮食对于平民和奴隶来说只不过是一种生存需要。虽然罗马实行食物配给制度, 但也仅限对数量较少的罗马城公民, 因此大多数平民的饮食都很单调且数量有限, 有些贫困地区的人们甚至因粮食不足而以豆类为主食, 蛋白与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只能偶尔吃到。奴隶的食物则更加糟糕, 主要是一些低质量的面包, 当粮食短缺时, 只能吃干无花果饱腹[7]。
四、宴饮的政治意义
当宴饮文化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后, 宴饮对于统治阶级和平民百姓的意义也随之产生了差别。对汉代与古罗马的统治阶级而言, 宴饮还担负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功能, 它是统治阶级开展政治活动的舞台, 是君臣交流的理想场所。
汉代君臣间的宴饮活动, 其首要的政治功能是为了“明君臣之义, 严等级尊卑”, 席间的一切行为, 如入席、进酒、劝酒等都有明确的礼仪规范, 尽显皇帝尊贵地位的同时, 亦维护了朝廷的统治秩序。正如白居易在叔孙通为汉高祖刘邦制定朝仪后作赋慨叹的那样:“表一人之贵, 知万乘至尊。”汉代帝王的筵宴, 也是君王向外藩宣扬国威的有效方式, 如前文所提, 汉武帝为向各少数民族头目炫耀汉廷的丰裕而设了一次“肉林酒池”, 在皇帝眼中, 举办场面盛大、食饮丰盛的筵席是宣扬国家强盛、社会繁荣的一种最为直接的方式。此外, 君臣间的饮宴还包含着君王与臣僚间的政治交易, 如《史记集解》中就记载了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席间为景帝跳“短袖舞”, 从而巧妙讨要封地的故事:“定王但张袖小举手, 左右笑其拙, 上怪问之, 对曰:‘臣国小地狭, 不足回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阳属焉。”觥筹交错间情之所至, 君王凭借宴席间示恩奖励的手段笼络人心, 臣僚也会在达成目的之余倍感荣宠, 从而更加忠心地辅佐帝王[9]。
古罗马的元老、贵族同样希冀通过宴饮来实现自身的政治野心, 但宴饮所具有的政治含义与汉代有很大的区别。在奴隶主大地产所有制形成期间, 古罗马流行着一种十分独特的社会关系, 大多数罗马人会向比自身社会地位高的人寻求保护, 以期减轻沉重赋税带给自己的经济负担, 并获得保护人的政治庇佑, 避免充军服役;作为交换, 拥有选举权的罗马公民会出卖选票给提供保护的人。因此, 几乎罗马的每一个名门望族都拥有数目可观的被保护人。为了拉拢人心、积聚力量, 富有的元老和贵族们会邀请被保护人参加奢华饮宴, 甚至允许他们在宴席结束后将美食带给其他亲属。对于食物数量有限的平民百姓而言, 这种方式极具诱惑力。通过欢宴从而获取公民选票的行为是罗马贵族提高自身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在古罗马社会广为流行[10]99。
摘要：本文通过比较汉代与古罗马宴饮文化中的四个相似特性, 即宴饮的助兴习俗、宗教意义、两极世态与政治功能, 来说明不同社会传统下所产生的文化差异, 以期对理解中西宴饮文化有所裨益。
关键词：汉代,古罗马,宴饮文化
参考文献
[1]汪小洋.汉墓绘画宗教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0.
[2]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 1958.
[3]杨天宇.仪礼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4]海德伦.梅克勒.宴饮的历史[M].胡忠利, 译.太原:希望出版社, 2007.
[5]吕建文.中国古代宴饮礼仪[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7.
[6]汪小洋.汉代墓葬绘画“宴饮图”考释[J].艺术百家, 2008 (4) .
[7]卢丹凤.古罗马宴饮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 2009.
[8]林乃桑.中国古代饮食文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9]王玉霞.中国古代宴饮的等级观念与政治意义[J].文化学刊, 2011 (3) .
[10]ROSTOVTZEFF M, 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Rome[M].Vol.2.London:[s.n.], 1933.
文化趋同性 篇2
任课老师：蔡泳
经过老师半个学期的谆谆教诲，我对同性恋文化有了一定的理解并且对周边的性取向不同者的态度也改观了不少。
一开始报名这门选修课并不是对同性恋有什么求知欲，只是抱着凑热闹的态度想看看是怎样的老师有勇气开设这样一门课程，讲述一些什么内容，想见识一下医学院有史以来尺度最大的一门课的风貌。
但在上课的过程中我渐渐清晰了同性恋亚文化的一个轮廓，从研究同性恋的必要性到同性恋的普遍存在性，从同性恋的思想观念到他们的行为方式，从一开始被社会抛弃的“灰色”人群到现在逐步被法律承认被群众接受的社会常态。我认识了整个同性恋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现状，也考虑到了将来这一群体的发展趋势。
在我看来，同性恋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存在即合理”这一真理。同性恋的性取向除了遗传因素更与生活环境息息相关，既然已经在成长的过程中形成了这样一个“非主流”的内心定式，勇敢的接受它比自我鄙夷更有利于健康人格的塑造。周围的人也不必施以太多的评价与讨论，每个人有自我选择的自由，同性恋者若没有侵犯他人正常生活的自由，他就可以正常的存在。社会的进步正体现在其对多元文化的兼容并济，这个世界的东西并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性别也不止存在男和女，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一定要烧死同性恋者。
文化趋同性 篇3
关键词：同性恋；亚文化；文化生态学
同性恋现象是在人类历史上、在各个文化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基本行为模式，无论是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还是在茹毛饮血的原始部落；无论是在21世纪的今天，还是在远古时代。同性恋活动影响到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保守估计，同性恋者至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1]对同性恋亚文化的研究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同性恋是指以同性为对象的性爱倾向和行为；同性恋者则是以同性为性爱对象的个人（男人或女人）。同性恋不伤害人，对社会的影响也不直接，就像酗酒和恋爱一样，它既不是犯罪和邪恶，也不是心理疾病，而是少数人所有的生活方式。[1]
传统价值观、传统生活方式和以“生殖”为目的的传统婚姻在现代人心中依旧占有主流地位。因此，人们对同性恋性行为的反感以及对艾滋病的恐惧，是同性恋群体被排斥的重要原因。此外，同性恋会创造出一种人们不能容忍的性关系和生活方式，习惯于传统生活方式的人们出于本能地抗拒着这种新的、未知的、反传统的文化形式。虽然同性恋在世界各国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但在近几十年里，人们对待同性恋的态度却在慢慢发生转变，在21世纪新媒体迅速兴起的中国，同性恋群体的活动领域有了巨大的改变，从以前的被迫脱离社会，到如今公開建立同性恋论坛、博客和微博等，而近日福建“首对中国男同性恋公开举办婚礼”事件更是引起不小轰动。这种翻天覆地的转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5年，美国学者J.H.斯图尔德最早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指出它主要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一种学说”，文化生态学主要是研究影响文化发展的各种复杂变量间的关系，特别是科学技术、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和制度、媒介产品及价值意识对人的影响。[2]下面笔者将结合文化生态学理论及国外同性恋亚文化发展情况，探讨影响中国同性恋亚文化传播的因素。
1 科学技术的进步及经济制度的变革，为同性恋亚文化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
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决定同性恋不同的生存空间。在农业社会，同性恋被认为是反社会的，因而受到社会的整体排斥和无情打压。19世纪后期，西方国家工业社会和城市化的形成以及社会物质的空前丰裕，为同性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环境。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农业增加值已降到了17%，城镇化率也提高到了38%，[3]已经进入后现代化时代。充裕的物质财富为同性恋群体提供了客观保障，这为他们按照自己的愿望坚持独特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基础。
2 以“生殖”为目的的传统婚姻制度的改变，促进了同性恋亚文化发展
随着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从先前的家庭经济中解放出来，传统男性和女性在劳动中的性别分工和在经济上的相互依附关系失去了先前的重要性和客观必要性。社会对教育的追求越来越大，人口再生殖的客观需要日益减少，人们对于爱情、亲密关系和满意的性生活日益有了不受干扰地独立选择的可能。[4]随着计划生育制度的实施，中国对生殖的态度从新中国成立初的“人多力量大”转变为“要致富，少生孩子多种树”，技术创新不仅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减少了对人口规模的需求，在深层次上，更是对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一种冲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已开始过时，婚姻不再以繁衍后代为目的，追求自身幸福感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幸福感的衡量很大一部分又转移到精神和性爱层次，人们对与爱情和性的全新追求，为同性恋亚文化传播提供了动力。
3 相关媒介产品的大量出现，为同性恋传播提供了文化基础
随着人们对性的不断追求，关于性的媒介产品开始大量涌入人们视野，吸引了众多受众的视线，猎奇心的趋势，使得人们对这个神秘的群体不断窥探下去。在此过程中，媒体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2005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播出同性恋与AIDS预防专题节目“以生命的名义”，可谓是同性恋在大众媒体上的突破性亮相，虽然这期节目将同性恋与艾滋病连接到一起，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反向效果，但这期节目依旧是同性恋群体进入大众的视野的关键一步。近几年来，日本同性恋漫画的流行、欧美同性恋电影和泰国纯情同性恋电影等媒介产品的风靡，进一步普及了人们对同性恋群体的认知，经过唯美的艺术渲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一直以来对待同性恋的偏见。这些都对同性恋亚文化传播提供了较好的文化基础。
4 多元价值观共存，使同性恋群体谋求社会认可的机遇空前增加
一个社会的道德、法律和意识形态的更新，相比于经济变化，总会显得有些滞后，但肯定也不是遥遥无期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国家掀起的自由民权运动、性解放和种种反传统运动，终于使同性恋者能够走到社会前台，进而谋求法律保护。[4]随着人权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意识的激荡，同性恋者的个人权利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尊重。在多元文化冲击下，人们意识的开放度不断提升，社会宽容度也不断加大。随着人们对同性恋群体认知宽度和广度的增加，人们对待同性恋群体的方式已经有了很大转变。
近些年随着国外、香港及台湾等地多位艺人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人们的视听不断地被刺激，传统社会价值观受到进一步挑战。今年10月份，台湾5万名同性恋者大游行“呼吁平权婚姻”吸引了各方关注；香港歌手何韵诗当众宣布出柜，“好骄傲跟大家讲我是同志”的行为更是直接冲击着传统价值观；由同性恋者开通的“第二类爱情”的新浪微博账号，其粉丝数目高达830282。这些现象都充分说明，在中国同性恋群体争取自身权利的活动已日益激烈，同性恋群体在获得法律地位之前，已获得了相当数目的群众支持。日益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为同性恋群体谋求社会认可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虽然，人们对同性恋群体的偏见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但随着科技发展、经济繁荣创造的物质条件，新型婚姻模式的增多，媒介产品的流行，以及社会宽容度增加，为同性恋亚文化传播提供机遇。许多西方国家早已承认同性恋行为，并颁布婚姻法，在这种形势下，继续故意忽视这个群体的存在已不是明智之举。对于现在的中国，需要考虑的已不再仅仅是接受同性恋与否的问题，而是同性恋群体的生活方式究竟会给我们现在的生活层面、精神层面带来哪些改变。与其被动地等待这种不可预知的改变，不如我们先认真地思考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是否有瑕疵之处，这种新型的人际关系、生活方式能否给我们未来的生活带来益处。如何在多元文化冲击导致的主流文化变迁过程中，保持最小的动荡和损失，平稳地转向更有益的生活方式，这才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M].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2] 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关于文化建构价值意识的学说[M].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
[3] 数据参考[DB/OL].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0359452.html.
文化趋同性 篇4
一、尽可能利用中英文化的趋同性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 特别是电子网络技术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 加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 导致使不同民族文化彼此接纳, 相互交融。英汉文化的趋同现象体现在语言上的变化尤为显著, 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 英汉词汇替换使用的现象
举例而言, 西方社会文化中的耶稣 (jesus) 、科学 (science) 、社会主义 (socialism) 等这类词, 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传入中国并且一直被人们沿用至今。反映西方科技成果的词汇, e-mail (电子邮件) ,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卫星地位器) , dv (digital video数码摄像机) , atm (automatic teller machine自动提款机) ,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 等都已经被人们所熟知。日常生活方面, 如nba (美国职业篮球协会) , mtv (音乐电视) , supermarket (超市) , mcdonald (麦当劳) 等也已经成为耳熟能详的词汇。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民族文化的振兴和综合国力的增强, 中华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 反映中华文化的词汇也会越来越多地融入西方和世界文化和语言中。例如, 许多外国人都喜欢到chinatown (中国城) 去体验中国文化, 喜欢品尝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食品, jiaozi (饺子) , tofu (豆腐) , wonton (馄饨) , 中国人穿的服装qipao (旗袍) 也经常会出现在国际时装的T型台上, 他们还崇拜神威无比的中国kungfu (功夫) 和wushu (武术) 。上述这些词汇多数已经收录进英语字典, 成为有据可查的英语词汇。
(二) 英汉语言夹杂使用的现象
这里所指的语言夹杂使用就是指人们在表达母语句子的时候, 掺杂使用一些外语的词汇或语调, 这种使用方式之所以被人们接受和传播, 是因为文化的交流和潮流的进步。特别是随着社会发展, 科技进步, 对外开放改革力度的加大, 中国人的英语水平普遍提高, 使英汉夹杂的现象在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流行, 这种现象呈现出上升趋势。例如人们常常会看到或听到诸如此类的话:“中国自加入WTO以来, 今年的GDP仍将保持10%左右的增长”、“有许多人当晚目睹了UFO”、“APEC会议明年将在上海举行”、“吃完饭我们去KTV吧”、“I服了you”等。
(三) 母语文化空白的填补现象
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遗产, 所谓文化空白 (cultura blank) 是指某些说法 (或称之为文化概念) 是一国所有的, 不为其他国家共有。我们以四大名著《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为例, 现在孙悟空的形象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 而且许多外国人将其看作中国的代表形象之一, 因此当“孙悟空”这一词汇出现在英语中, 就不必过多解释其含义;再比如“雷锋精神”、“三个代表理论”等词。同样, 有许多有着浓郁西方文化背景的词汇也时常出现在汉语中。例如我们了解watergate scandal (水门事件) 的前因后果, 知道“a catch-22 situation” (第二十二条军规) 是指让人左右为难的困境, “thirteen”是个不吉利的数字, 西方人对它特别忌讳等, 这些词可以说都是文化趋同造成的影响, 对于填补不同语言的文化空白起到了重要作用。
写对外新闻报道时, 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利用汉语文化和英语文化的趋同现象, 使读者感到亲切、易懂。这还包括尽可能地用英语国家读者熟悉的事物对照说明中国的文化现象。例如:
《水浒传》:对外新闻中如果提到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 那么可以在书名“Water Margin”后加解释“the story of 108Robin Hood type outlaws” (关于108名罗宾汉式的绿林好汉的故事) 。罗宾汉是英格兰民间故事中劫富济贫的绿林英雄, 在英语国家家喻户晓。
《梁山伯与祝英台》:可在译名“The Butterfly Lovers”后加解释:a tragic romance like Romeo and Juliet (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爱情悲剧) 。
2008年, 前台湾领导人陈水扁深陷贪污、洗钱、受贿等弊案, 走投无路的他竟然找一个16岁的小骗子算命。后来这个姓黄的小骗子露馅被抓, “大骗子上了小骗子的当”在台湾一时成了街谈巷议的笑料。法新社报道台湾小骗子被捕的稿件中有这样一段。
The case has caused a media sensation in Taiwan and brought comparisons with Leonardo DiCaprio’s character in2002’s“Catch Me If You Can”, with newspapers saying the teenager assumed nine different identities in a series of cons.
这个案件被新闻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使人们联想起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2002年主演的故事片《逍遥法外》。据报道, 这个台湾少年搞了一系列骗局, 所用假身份多达九个。
二、文化干扰现象广泛存在
(一) 切忌“对号入座”
“文化趋同”不等于“文化相同”。文化干扰现象大量存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思维定势, 往往导致我们写“中式英语”, 而“中式英语”只是文化干扰在英语新闻写作中的表现之一。由于文化干扰, 英汉字典中对英语词语的汉语释义除部分实体名词外, 多数只与英语的原意近似。写文章、做翻译如果不求甚解, 遇到中文词语便翻开英汉字典“对号入座”, 那就可能造成误解乃至歧义。例如“精神”这个词:“本着 (根据) 某某会议 (文件、领导人讲话) 的精神”这个提法, 往往被不加区别地翻译成“in the spirit of”。这样做往往不妥。《当代英语大词典》“spirit”词条下有这样一个例句:You should try to obey the spirit of law even if you don’t always follow its letter. (即使你并不总是遵守法律条文, 你也应当按照法律的精神行事。) 此次“the spirit of law”的意思是“the intention of law” (法律的意图) , 意思是说“你”的行为应当受法律的规范。而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 (文件、领导人讲话) 往往超出“意图”、“规范”的含义, 其“精神”要求全国上下齐心协力认真落实, 在这种情况下用“in the spirit of”显然不合适, 应当表述为“guiding principles”或“guidelines” (指导方针) 。例如“十七大精神”应当表述为:“the guiding principles (guidelines) set by the Seven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二) 正确使用英语词语的喻体
“文化干扰”现象还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中英文所指的意思相同或相近, 但喻体不同, 文化背景不同, 表达也就不一样。
例一, 我们说“这个女孩叽叽喳喳, 像个小麻雀”。如果直译成“The girl is like a sparrow”, 英语国家的人们就会把这句话理解成:The girl eats very little. (这个女孩饭量非常小) 。正确的表达是:The girl is like a magpie (喜鹊) .
例二, 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直译成Even a good housewife cannot prepare a meal without rice.也不妥, 因为米不是欧美人民的主食。可以这样表述:Even a good housewife cannot prepare a meal without rice—Nobody can accomplish a thing without the necessary means.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两手空空是做不成事的。)
例三, “一个和尚挑水吃, 两个和尚抬水吃, 三个和尚没水吃”。英语文化是基督教文化, 除少数人佛教信徒外, 大多英语国家的人们没有“和尚”这个概念。这句话的意思与One boy’s a boy, two boys are half a boy, and three boys are no boy.或Too many cooks spoil the broth.等英语成语相似, 但没有汉语文化味道。北京外国语大学邓炎昌教授是这样翻译的:One monk, two buckets;two monks, one bucket;three monks, no bucket—more hand, less work. (一个和尚挑水吃, 两个和尚抬水吃, 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不出活)
(三) 注意汉语文化的独一性现象
不同文化之间的趋同性, 使得跨文化交流成为可能。然而, 文化都有其独一性, 即其他民族没有或罕见的文化现象。对于汉语文化的独一性现象, 我们要充分重视。
摘要：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不同文化都能够实现交流, 从根本上说, 是因为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着文化趋同性。在对外新闻报道中, 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利用汉语、英语文化的趋同特点, 使读者感到亲切、易懂。文化干扰, 指在跨文化交流中因文化差异造成的歧义、误解、理解困难等现象。
关键词：英语新闻报道,文化趋同,文化干扰
参考文献
[1]黎信.英语对外新闻报道指南[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09.
[2]翟树耀.对外宣传报道与英语写作[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1.
[3]蔡帼芬.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
文化趋同性 篇5
论文化辐合趋同效应的弊端及化解对策-兼谈维护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论支持
族际文化互动并存两大取向:离异与趋同.离异导致文化之间的差距扩大,进而孕育出新的文化样式与类型,维护了文化多样性.趋同则相反,缩小文化差距,导致文化的涵化与融合.19世纪的文化人类学偏重于对前一种取向的探索,不加区别地将其定义为”进化“,在此基础上论证文化多元并存的成因.20世纪初鲍亚士开始认真探究后一种取向,并将其定义为”文化辐合“,从而将文化多样性成因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文化趋同会造成人类对地球资源利用的单向倾斜,从而诱发各式各样的资源危机;文化离异则能导致资源利用的`多样化,有利于提高人类社会发展的可持续能力.20世纪末,生态危机迫在眉睫,文化人类学不得不认真分析两种取向在生态维护上的利弊得失,以便从中找到优化利用地球资源的可持续模式.探讨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创新与调适,正确认识族际文化辐合趋同对生态安全的负面作用,并找出化解对策,就显得刻不容缓了.
作 者：杨庭硕 吕永锋 YANG Ting-shuo Lu Yong-feng 作者单位：湖南吉首大学民族研究所,湖南吉首,416000 刊 名：民族艺术研究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NATIONAL ART 年，卷(期)：2003 ”"(5) 分类号：G03 关键词：族际文化互动 辐合趋同 生态安全文化趋同性 篇6
“Governments have a legal duty to protect everyone，” he said in a video message to the Oslo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Some will oppose change. They may invoke culture， tradition or religion to defend the status quo.
“Such arguments have been used to try to justify slavery， child marriage， rape in marriage and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I respect culture， tradition and religion – but they can never justify the denial of basic rights.”
“My promise to the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members of the human family is this： I am with you. I promise that as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I will denounce attacks against you， and I will keep pressing leaders for progress.”
文化趋同性 篇7
关键词：文化趋同,民族性,现代性,多元转型
任何一个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这些文化不论是内容或形式都在变迁之中。作为反映文化一部分的建筑,当然也会有各自民族所赋予的某些特点。在全球文化趋同的大浪潮下,如何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建筑文化,保持民族文化的自明性,抢占国际文化话语权,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中国建筑师而言,建筑创作的民族性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近代中国历史的民族遭遇, 使得这个话题已经成为包括建筑师在内的知识分子的一种心结。1920年代以来建筑创作当中所呈现的民族性可以梳理为三个发展阶段:1920年代至1930年代以抵制外来文化入侵为目的,被动追求建筑中的“中国固有形式”,体现了特定时期的民族气概;1950年代受“主观政治”因素深刻影响,引进“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为宗旨的苏联建筑文化口号;1980年代至今体现为新时期建筑民族性向现代性和地域性转变、深化并逐步走向成熟。
1.1920至1930年代——被动追求建筑中的 “中国固有形式”
文化民族主义者主张通过发扬民族传统文化来强化民族意识、激发民族热情,认为文化生存是民族生存的前提和条件,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不是政治、经济和军事,而是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是中国统一的重要进程,官方总是以提倡“中国文化”、“民族文化”、“恢复固有道德”,来宣示正统,以对抗西方文化的入侵。这种极端的民族文化本位意识也延伸到建筑领域,形成了这样一种普遍的文化心态:建筑是文化的表现,所以建筑就代表一个民族,也就能反映一个民族的兴衰,因此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就应当提倡民族形式。并规定南京、上海的城市规划和重要公共建筑的建设,都要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
这是社会需求的力量在定位建筑文化属性, 建筑创作为了顺应这一需求而产生了宫殿式的复古主义、混合式的折中主义以及以传统符号为特征的装饰主义等民族性建筑的不同尝试和探索。
广州中山纪念堂(1931,吕彦直),建筑构图以大厅的八角攒尖大屋顶为核心,所有屋面设蓝色琉璃瓦顶,即使功能复杂和空间巨大,仍完整地体现了中国古典建筑形式;上海特别市政府大楼(1933,董大酉)仿照清式宫殿建筑作法,首层处理成传统建筑的台基形式,墙身上跨越两层的红柱,结合柱顶的雀替承托彩画装饰的额枋;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1935,杨廷宝),设歇山屋顶,屋顶为钢结构,整体构图为重檐阁楼式建筑;南京中央博物院(1947,徐敬直、李惠伯),屋顶为出檐深远的庑殿顶,主体仿辽代蓟县独乐寺山门,建筑表现出辽式殿堂特有的唐风。(图1-4)
在文化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审美价值被重新唤起。然而造价高、工期长, 是宫殿式复古建筑的通病。这些致命弱点,使得这种风格的建筑在中国1930年代这样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时期更显得不合时宜而命运多舛。
2.1950年代——引进苏联建筑文化口号
1950年代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建筑文化口号 “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中的民族形式,成为新时代、新国家的象征,以明示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定立场。梁思成将这种民族形式进行了中国式的转化,将中国建筑的传统特征具体化为九点:“框架结构、斗拱、模数、标准构件和装配式施工、富有装饰性的屋顶、色彩、庭院式的组群、有规划的城市以及山水画式的园林”。 并提出无论房屋大小,层次高低,都可以用我们传统的形式和文法处理。
2.1追求建筑的正统性和纪念性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优先的设计,是一种在新的建设条件下维持旧建筑轮廓和装饰的设计。传统的建筑形式、空间与现代结构体系、 空间需求之间,注定要产生诸多矛盾,克服这些矛盾,需要付出多种代价。然而,以古代的宫殿或庙宇为原型的建筑形象,特别是巍峨辉煌的屋顶所产生的纪念性和崇高感,常常是震撼人心的,因而,人们常常愿意付出这些代价,维持因纪念性而带来的建筑尊严。这是一些具有高度艺术性又受若干矛盾困扰的建筑艺术作品。
北京友谊宾馆(1954,张镈),以重檐歇山屋顶,檐口嵌琉璃墙花,屋顶做“和平鸽” 状琉璃吻兽等来体现建筑的民族性;长春地质宫(1954,王辅臣等)平面严谨对称,立面中部稍加凸起,冠以歇山琉璃瓦顶,朱红柱子、白色围栏,是当时典型的具有民族性的作品;人民英雄纪念碑(1958,梁思成、刘开渠等)围以汉白玉栏杆,碑身台座为大小两层须弥座,碑顶冠以简化的庑殿顶,造型稳重宏伟具有民族特色;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民族文化宫(1959,张镈,孙培尧等),中部主体的双重檐四坡攒尖屋顶主次配合,与两翼盝顶相互对照,白色面砖、翠绿色琉璃瓦顶,是传统与现代在高层建筑里相结合的成功范例。(图5-8)
2.2寻求民间建筑的简化形式
也有许多建筑师并不认同追求“宫式”古典建筑的威严和壮丽,而是通过寻求民间建筑的简化形式来探索建筑的民族性。传统建筑民间的所谓“小式”做法要朴实和简化得多,它们在传统建筑基本格调的架构下,呈现更多的是朴素、亲切和淡雅。而且由于地域的不同,还表现出一定的多样性。最可贵的是,显示出具有中国特点的现代建筑的雏形。
上海鲁迅纪念馆(1956,陈植、汪定曾、 张志模等),公园和纪念建筑的规划采取自由活泼的布局,建筑形式结合绍兴地方民居风格,简朴而雅致;北京建筑工程部大楼(1957,龚德顺),为7层砖混结构,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一种技术革新,采用了平屋顶,檐口借鉴我国传统石建筑的挑檐做法;北京天文馆(1957,张开济,),建筑造型从使用内容出发,运用中国传统云纹图案等,点出与天文的关系;上海同济大学教工俱乐部(1957,王吉螽、李德华),整个建筑结合功能采用了空间导向、空间延伸和空间流动等建筑手法,民居式的建筑形式朴实无华、 尺度亲切。(图9-12)
这类建筑,既有民族性的发扬,又有功能的理性安排以及现代形式的追求。可惜,这种探索倾向很快就被来势凶猛的“大跃进”运动冲击了。
3.1980年代以来——向现代性转变和深化
19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和异域建筑思潮的输入,中国建筑文化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建筑师的创作视野拓展,建筑创作思想变得更为开放,创作手法更为多元。建筑民族性向现代性的转变和深化,分别以不同方式表达了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建筑传统的意愿, 并付诸实践,创造出现代化、民族化、地方化相结合的新建筑。
3.1传统文化在建筑中的现代诠释
在传统建筑文化中寻找某种基因,输入或溶化到现代生活中,使之产生具有时代精神的新的生命力。建筑师对传统建筑文化的理解,逐步走向新技术、新功能的日趋完美结合,走向场所精神的现代表达,体现深层次的传统意蕴,引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体悟和追忆。
淮安周恩来纪念馆(1990,齐康、张宏等),倾斜的基座和台阶,使建筑稳固如大地生长,角部开敞,使视线通达,屋顶自主体建筑上浮起,轻快而舒展,脱离了传统屋顶的形似而又不失民族性的精神;曲阜孔子研究院(1999,吴良镛等),总体布局以九宫格为基础,外部空间为体现 “礼”、“正”、“序”思想的辟雍广场,以现代的技巧与手法,体现孔子的哲学思想,隐喻中国文化内涵; 厦门日东公园入口大门(2007,彭一刚),使人联想到古建筑中的歇山式屋顶,但屋面曲线改传统的下凹而为上凸,此乃借相反相成而出新意。 新津·知艺术馆(2011,隈研吾),是为那些信仰道教的人们修建的朝圣之地,建筑将一片片的瓦用绳索连接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与环境对话的可呼吸的表皮,营造了富于传统意蕴的场所精神。 (图13-16)
3.2建筑民族性与现代技术的良好结合
探讨建筑的民族性应该建立在现代时空的坐标轴上。建筑民族性的延续与消失,取决于它能否适应变化与发展中的社会要求,能否与现代技术良好地结合。正是由于现代建筑技术的快速发展,决定了建筑民族性的变革与创新。
厦门高崎机场3号候机楼(1999,B+H与华东建筑设计院合作),由钢筋混凝土框架支承14榀跨度为73m的钢筋混凝土屋架,屋脊和屋面的曲线,是传统建筑屋顶与闽南民居屋顶两种曲线的简化和抽象,敏锐地再现了民族性与地方性的建筑精神; 苏州博物馆新馆(2006,贝聿铭), 采用钢结构技术,建筑得以自由布局。屋顶以中国黑片石取代砖瓦,切割成菱形体块,干挂在不锈钢板做成的坡屋面上,并与墙身连成一体,大量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使这组新建筑既有传统苏州园林建筑的特色,又处处散发着时代气息;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2010,何镜堂),采用钢筋混凝土筒体+组合楼盖结构体系,利用楼电梯间设置四个18.6m×18.6m的落地筒体作为抗侧立结构,整个建筑架空升起、层叠出挑,与中国传统礼器“鼎”、中国传统建筑的屋架体系、斗拱造型都建立起某种联系。 天津大剧院(2012,曼哈德.冯.格康),屋顶将传统的飞椽檐和重檐用金属构件等现代元素进行了诠释,大屋顶内设置了餐饮宴会功能,随着屋顶造型缓缓向水面方向抬高,传统的建筑语言在现代的技术手段、现代的建筑功能中得到新的演绎。 (图17-20)
3.3建筑民族性中现代设计手法的借用
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丰富建筑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她的建筑民族性在进入工业社会乃至进入信息社会,肯定会遇到新的挑战。这就需要在建筑创作中应用现代的建筑设计手法,以适应新时代的建筑需求,才能为民族性的继承和发展留下独特而广阔的发展空间。
辽宁省北镇县闾山山门(1988,吴焕加), 以四块钢筋混凝土板片组成一个硕大的“立体构成”,这里采用了图底倒转、虚实相生等现代造型手法,在一个总体全新的东西之中现出一个虚的辽代建筑——蓟县独乐寺山门的剪影; 北京炎黄艺术馆(1991,刘力),建筑结合功能采取了斗形建筑母题,外观造型剔除了中国传统屋顶中的曲面形式而特别强调斜线的运用,建筑整体将传统建筑要素提炼抽象为简洁有力的几何形态;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二期工程(2007,王澍),在书法与建筑布局、建筑艺术之间建立起某种微妙的联系,体现出建筑对象山蜿蜒起伏的敏感反应; 北京银河SOHO(2012,扎哈.哈迪德),借鉴中国院落的思想,每个核心庭院都提供充分的自然采光和通风,以参数化的建筑设计手法诠释着具有传统文化意蕴的生活空间。 (图21-24)
4.小结
茶文化与传统音乐的共同性研究 篇8
1 茶文化与传统音乐
1.1 茶文化
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和结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积淀。茶在《诗经》里面就已经出现,据《诗经》记载,茶是一种具有苦味的野生型植物。在神农尝百草的典故中也出现过对茶的描述“神农尝百草,日遇十二毒,得茶而解之”三国以前,茶一直作为一种药材在民间使用。魏晋南北朝时期,茶文化开始萌芽,文人雅士开始将茶作为一种饮品,将饮茶作为一种修身养性的重要途径。唐代,陆羽著书《茶经》,标志着唐朝茶文化的兴起。从唐朝开始,茶道盛行。宋元时期,随着茶业的发展和推动,茶文化也随之越发繁荣。产茶开始规模化批量化,各种品茶社开始兴起。明清时期,茶文化已经日益普及,茶业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行业,各种茶诗、茶室如雨后春笋,不计其数。现当代,茶行业作为大家熟知的行业遍布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茶叶销售,茶社,茶饮料,茶餐厅等。饮茶更是成为了一种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特殊存在方式。不仅如此,中国的茶文化已经传到国外,并广受欢迎。比如日本,将茶道发扬光大,成为了日本文化的瑰宝。在法国人眼中,茶代表着浪漫诗意,是一种温柔的饮品,英国人将茶看作是美容养颜的特殊饮品。
1.2 传统音乐
中国的传统音乐,我国传统文化的又一瑰宝,融合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音乐风格形式和表演模式,是现当代音乐体系中的重要分支,也是我国音乐走向世界的根基。与茶文化一样,中国的传统音乐也有其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据相关史料记载,传统音乐始于夏商周时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音乐形式为钟鼓乐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随着民族大融合,中国的传统音乐得到发展,其音乐形式变得更加多种多样,融合了各民族特色。在这一时期,我国的传统音乐开始慢慢走向世界,比如日本和朝鲜。宋明清开始,中国的传统音乐走向成熟期。这一时期,中国的传统音乐更加的世俗化和社会化。无论是演出人员还是听众都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这一时期的音乐有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既继承了上一时期的优秀音乐成果,也开创了新的音乐风格。现当代时期,中国的传统音乐更是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发展和继承。传统音乐中的各大流派日渐成熟和固定化,表演形式也更加的大众化。随着一系列传统音乐的对外演出,我国的传统音乐也越来越被外国友人所接纳,成为当代世界音乐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2 茶文化与传统音乐的共通性
2.1 悠久的历史
中国作为茶的原产地,被认为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茶文化在诗经已有记载,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后在唐朝开始兴起。陆羽所著《茶经》,代表着中国茶文化的兴起。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茶文化走向世界。宋朝以后更是将茶文化发扬光大,茶业成为一个兴盛的行业。明清更是将我国的茶文化推向顶峰,茶文化盛行,各种茶诗、茶市、茶社等不计其数。传统音乐和茶文化一样,也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其产生于夏商周时期,以钟鼓乐为代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发展,形式更加多样,更加具有民族融合的特色。唐宋元明清,传统音乐得到了发扬和继承,也逐渐走向成熟。现当代,传统音乐以各种方式开始走向世界。由此可见,中国的茶文化和传统音乐一样,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也是茶文化和传统音乐在很多时候能够相结合的一大重要原因。
2.2 信息的载体
茶文化,作为一种在全世界广泛流行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在本质上与音乐一样,都是信息传递的载体。茶香的传递,不需语言不限形式,更不问品茶人的高低贵贱。它传递出一种人们只需品味只需意会就能感受的信息,其美好其含蓄其优雅为人所知所称赞。这种信息的传递是美妙的。同理,音乐的传递也是如此,品乐之人无论高低贵贱,无论男女老幼,都能从音乐中品味到自己的人生百态。无论创作音乐的人还是欣赏音乐的人都能从这音律中体会自己的情感,并感同他人的境界。由此可见,无论是茶文化还是传统音乐,都是一种信息的载体,传递着绵延的情思和深刻的人生哲理。
2.3 娱乐与艺术相结合
不言而喻,传统音乐尽管艺术性非常强,但是从其产生开始就被当做娱乐工具的一种。夏商周时期的钟鼓乐,是皇亲贵族们用来饮酒配乐和歌舞配乐的一种形式。不管是古代的古筝还是琵琶,都是为文人雅士助兴所用。随着历史的发展,传统音乐被继承和发扬,将娱乐化和艺术形式相结合。茶文化也和传统音乐一样,不管是现在还是古代,都有其娱乐成分,在古代,饮茶也是文人雅士的一种娱乐方式,和饮酒一样。现当代,茶也成为了当代年轻人缓解生活工作压力、交朋结友的一种有效方式,饮茶时品音,不失为一种美妙的生活方式。
2.4 精神世界的共生性
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出现很大程度上充实了中华民族文化。中国的文人雅士总是将茶与自身的情操相结合,是一种高雅生活方式的典范。古诗词中,关于茶的诗句也是不少。陆羽的“不羡黄金垒,不羡白玉杯,不羡朝人省,不羡暮人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和杨万里的“春风解恼诗人鼻,非叶非花自是香”等等诗句都道出了茶的美妙与高洁,从而表达了自身品茶的快乐。传统音乐也是精神世界的一种投射,以音乐来传达自身的情绪和情感,也让听众了解这种情绪和情感,以达到精神上的共鸣。文人雅士描写传统音乐的诗句也是不少,如白居易“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的《琵琶行》以及岳飞“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小重山》等诗句都是将中国的传统音乐上升到了精神的高度。从古至今,茶和传统音乐一样,都是情感表达、修身养性和陶冶情操的一种方式。由此可见,茶文化和传统音乐在精神世界具有共生性。
3 传统音乐与茶文化的结合点
3.1 以茶品音
在现当代,茶文化和传统音乐越发相结合。例如,很多民族音乐的音乐馆设有品茶坊,让你在品茶的同时能够欣赏到优美的传统音乐。茶和音乐都是信息载体,当传统音乐表达的情绪和某一种茶传递出来的信息相一致时,听众便能够加深对音乐的认知,同时也更能体会创作者的情感。这种寓教于茶的传统音乐欣赏方式将茶文化和传统音乐结合到了一起,更加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3.2 以音说茶
越来越多的茶馆会出现传统音乐的表演,传统音乐作为背景音乐有利于品茶者的情绪渲染,也增添了不少高雅气氛。在很多大型优质的茶馆,不同的茶会选择不同的传统音乐。为了表现不同茶的不同风格,背景音乐也会有所不同。例如,铁观音甘甜品茶时可配洞箫和玉笛,普洱茶醇厚可搭配一般的戏曲,乌龙茶清幽一般配上古筝的《春江花月夜》。由此可见,因为茶的品种,品茶人的性情不同,传统音乐的搭配也随之改变。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不仅茶多种多样,传统音乐更是种类繁多。不同的茶搭配不一样的传统音乐,使得两者相互融合,让品茶人和品音人都能得到更完美的审美体验。
3.3 茶音相溶
从古代开始,就有说书人在茶馆说书,也谈琵琶者在酒楼卖唱。现当代,传统音乐与茶文化的结合更是紧密。不管是茶楼、茶馆还是茶社,传统音乐随处可见。琵琶二胡古筝各种音乐表演形式更是层出不穷,品茶者在品尝茶的同时,还能聆听优美且旋律动听的曲子,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忘却一切生活和工作的烦恼。由此可见,为了让茶艺活动表现得更加尽善尽美,让品茶者更加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和情调,传统音乐的加入变得更加重要和具有意义。
4 结语
由此可见,茶文化和传统音乐都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悠远的历史和极其深刻的文化底蕴。茶文化与传统音乐有着很多的共通性,比如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两者传递出来的信息都能表达传递者的人生态度和感悟,都能陶冶人的情操等等。在现代社会,通过传统音乐在茶文化中的应用让更多的人了解茶文化了解传统音乐。在生活压力如此大的现代社会,茶文化和传统音乐的结合应用对于城市白领的减压和放松有着良好的效果,两者的结合更加能够促进传统文化在我国的流传和扩散,使人们更加了解茶文化了解传统音乐,从而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摘要：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在我国文化中拥有重要的地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其所代表的茶文化凝结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我国优秀文化的代表和千年来我国历史文化的结晶。品茶日益成为现代社会人缓解工作生活压力,寻找知己思考人生陶冶情操甚至是提升人生境界的一种有效方式。传统音乐作为我国文化中又一大瑰宝,集合了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我国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介绍了茶文化和传统音乐的各自特点,再以两者的共通性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最后以茶文化中传统音乐的应用为切入点进一步阐述了两者的美妙结合。
关键词：茶文化,传统音乐,共通性,应用
参考文献
[1]胡娟.茶艺活动与传统音乐的结合点分析[J].福建茶叶.2016(2):218-219.
[2]刘娜.传统音乐在茶艺表演中的应用[J].福建茶叶.2015(6):195-197.
[3]尹艺蓓.传统音乐以阮为例与茶文化在审美层面的共通性[J].福建茶叶.2015(6):240-242.
文化趋同性 篇9
我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我国也根深蒂固, 根脉也绵延不绝, 成为世界文化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志, 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及具有积极意义, 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但是, 随着西方文化渐渐地进入到我国, 掺杂在我国文化之中, 使得我国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当前时期下,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如何对传统文化的很好传承与更新, 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也是社会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在李大钊与毛泽东生活的时期, 他们却对中西方文化观进行了反复地思考与探索, 在思想观点上呈现出了很多方面的趋同性。下面首先论述李大钊与毛泽东在我国传统文化观方面的趋同性。
一、中国传统文化主静, 西方文化主动
李大钊综合运用了多种学派的知识及观点, 如他运用了地理学派以及经济学派的观点, 并指出, 我国传统文化受到太阳的恩惠以及受到自然的天生赐予是较多的, 他认为我国传统文化属于“南道文明”的范畴;而恰恰相反, 他认为西方的文化则属于“北道文明”的范畴, 即得到太阳以及自然造化的恩惠与赐予非常少。李大钊还认为, 中国地大物博, 物产丰富, 因此我国的民族是定住的;而西方则是由于受到自然的盛泽不够或是非常缺乏, 因此其民族是不稳定的, 动态发展的。进而得出, 我国文化属于静态的文明范畴, 而西方的文化则属于动态的文明。因此, 李大钊认为, 中国的文化是“惰性太重”、“厌世的人生观”, 即无论何种物质均不存在竞争性;而西方的文化本身就透露出极强的竞争性。
受到李大钊这一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也认为我国传统文化是静态的, 而西方文化主动, 并在此观点的基础上, 还对我国传统文化的“静”进行了有力地批判, 认为动的文化是世界先进的。毛泽东认为, 中国文化主张静态, 即为停滞不前, 发展速度有如蜗牛爬行那般慢, 静态的文明明显存在着落后性;而西方文化则是动态文明的范畴, 明显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而且也存在着竞争性。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文化均提出了一定的肯定与赞扬
1. 对我国传统文化提出的肯定与赞扬。
在我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悠久传统文化的历史给了我们很大的文化底蕴, 经历了成长、孕育以及发展的过程, 这样悠久的传统文化主要得益于我国的悠久历史以及我国传统文化在我国的长期积淀。李大钊在很小的时候就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及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民族心理, 深深地烙在他的心头以及思维模式之中。在我国历史进程中传统文化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李大钊给予了高度地肯定与重视, 他认为, 我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被现代所继承与弘扬, 因为自身带有一定的积极性特点。尤其是他认为我国传统文化先于西方文化而形成, 势必会对我国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我国传统思想中的一朵奇葩———孔子思想, 在其产生的时候, 是完全适应当时时代的发展要求, 而且对于当时而言, 确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其中, 他对孔子的“义然后取”“见利思义”、“敏于事而慎于言”的君子品格, 都给予了肯定;“节用而爱人”、“宁俭勿奢”“富而后教”的为政之道;“足兵、足食、民信”的治国方略。
同李大钊的观点一样, 毛泽东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给予了高度地评价以及充分地肯定, 他认为没有中国的传统文化, 就没有中国今天丰富多彩文化的发展与汇聚, 同时势必会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他认为, 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世界宝贵的遗产, 具有较高的历史地位和珍贵的价值。我们都知道, 毛泽东是一代伟人, 而且更是一代诗人, 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出, 毛泽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对中国的文化有一种偏爱, 无论是他的七言绝句, 还是那犀利的书法, 都透露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在1920年3月, 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 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 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那么, 由这句话可以看出, 毛泽东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充分地肯定与赞扬, 确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他后来还经常对中华文明进行盛赞, 他指出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影响是最大的文明之一。他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 有反封建的东西, 有人民的东西。”而且他认为封建主义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 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东西。其拥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由此可以看出, 毛泽东肯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极内容和历史价值, 从历史的延续性及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出发, 既遵循了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又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 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
2. 对西方文化的肯定及赞扬。
李大钊除了是一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 而且还是一名经济学家, 在经济学方面, 李大钊主要学习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相关的知识, 而且除了学习经济学之外, 还学习了西方哲学历史以及哲学思想, 曾经公开地发表关于西方哲学家如孟德斯鸠、马克思等人的哲学、历史以及历史观方面的文章, 那么, 这就能够为李大钊充分地了解西方以及西方文化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哲学氛围, 能够较为准确地从经济学以及历史学两个方面对西方文化进行确切地审视, 由此他得出了西方文化是“动态的”这一重要结论。他认为, 西方文化是代表了工业经济时期的新型文明、动态的文明、时时刻刻都在不断向前发展的文明。他认为西方文化要比我国传统文化要更加的先进以及作用会更大。由此可以看出, 李大钊对于西方文化是充分肯定的和赞扬的。
毛泽东认为西方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 生产力取得了迅猛发展, 尤其是在近代以来, 西方文化取得了较为瞩目的长进。他甚至认为, 西方文化要比我国的封建文化要高。这主要是他在1950年发表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了, 对于近代文化而言, 国外的文化要比我国的传统文化要高。而且, 毛泽东对于西方文化所强调的个性、自由以及主张人本主义等都非常尊重和推崇, 这些都是毛泽东积极赞扬和肯定的地方。
三、中西方文化需要相互融合与渗透, 创造出中国的新文化
李大钊通过对中西方文化进行全面认真地进行比较, 并且对于中西方文化采取了科学分析的方法及态度, 最后指出, 对于东西文明来说, 需要“互争雄长”。也就是说, 无论是中国文化, 还是西方文化, 都有各自的特点, 都有各自的优点, 同时也存在着各自的缺点, 那么中西方文化只有很好地进行融合与渗透, 那么势必会将功效发挥至极致。除此之外, 李大钊又指出了现代文明是解放的文明, 东西方的文明需要互通有无, 确保中西方文化能够互相融合与渗透。
毛泽东则是通过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论述, 他认为, 中西方文化既具有自身的优点, 也具有自身的缺点, 只有二者很好地进行融合, 摒弃各自的缺点, 这样才能够对创造中国新文化具有十分大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 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方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二人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 西方文化主动, 对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文化均提出了一定的肯定与赞扬, 李大钊、毛泽东二人均认为中西方文化需要相互融合与渗透, 创造出中国的新文化。只有将这两种文化很好地进行融合, 互通有无, 这样才能够真正地创造出中国的新文化。今天, 研究和探讨毛泽东与李大钊文化思想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和展现的先进性, 通过他们的思想来窥视中西文化观的诸多联系和一致性, 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人思想体系历史发展的逻辑性和继承性, 以及共产党人自身的文化观和理论渊源, 认真汲取他们的思想精华, 对于指导新中国的先进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大钊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M].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0.
[3]龚育之.毛泽东的读书生活[M].三联书店, 1986.
文化趋同性 篇10
不能否认英美女性文学对中国女性文学的深远影响, 同样, 也不能忽视中国女性文学独具的文化特色。
一、外来影响与趋近特征
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 英国文坛上便出现一大批女性作家, 到19世纪上半叶, 英国女性文学已经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期。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等出色的女性作家, 使英国女性文学赢得了世界级的声誉。19世纪中叶, 美国有苏珊·沃纳、范妮·弗恩等杰出女性作家, 后者更是塑造了一些具有平等意识、反抗男权社会的典型女性形象。步入20世纪后, 玛格丽特·米切尔只凭一部不朽佳作《飘》便永久性地奠定了她在世界文学史中的地位。美国男性作家中亦出现了对女性的杰出书写者———D.H.劳伦斯, 男性的视角和男性的女性主义意识独辟蹊径, 揭示了男权社会中女性追求的目标, 以及在此过程中女性的复杂心态。可以说, 在现代文学范畴内, 英美女性文学的成熟要远早于中国。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理论依据同样来自于西方。“传统女性主义”、“身体写作”、“社会身份疆界说”等具有对女性文学写作有指导性意义的理论, 都是由欧美学者或作家提出并引进中国的。英国和美国是西方女权运动的中心之一, 中国当代文学由于受到政治性因素影响, 长期处于封闭状态,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 才再一次大规模接受源自欧美的先进理论。长期处于禁锢状态的中国女性文学面对外来学说, 呈现出强烈的饥渴性, 对这些理论开始了理解、模仿、创新的过程。张洁、铁凝、王安忆等女作家的创作, 呈现出鲜明的“传统女性主义”的特点;陈白和林染等人的“身体写作”尝试, 到了卫慧等新生作家那里, 则演变成对欧美的单纯模仿, 兜售身体隐私用以吸引眼球, 使得单纯的模仿走向失败。“因此, 如何表现当代女性之间的差异, 强调自我与她人的区别, 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成为新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一道新的风景”[1]。进入21世纪的中国女作家在吸取英美女性文学养料时, 更多地添加中国式文化元素。美国女性主义学者苏珊·福里德曼提出的“社会身份无疆界”学说, 帮助中国女性作家超越了性别疆界, 增添了别样的文学景观。
二、形式模仿与精神内核
无论是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凌淑华等中国第一代女作家, 还是至今仍活跃在文坛的铁凝、王安忆、迟子建、林白、陈染、翟永明等当代作家, 在女性文学主题和思想上, 最初走的都是借鉴英美文学的道路。在这些女作家的早期创作中, 可以看到鲜明的外来影响的痕迹。然而, 英美与中国国情的巨大差异, 相异文化传统的巨大惯性, 亦给英美女性文学和中国女性文学留下了深深的不同烙印。在同样呼吁寻求女性的独立和自尊的文学文本中, 体现出不同的精神文化内核。
英美女性文学的个人化色彩更为浓厚。简和郝思嘉们也追求美满的爱情与婚姻, 但前者拒绝与有妇之夫结合, 也不需要形式性的使命婚姻;后者的瑰丽爱情则是在美国南北战争的壮阔时代背景中展开, 体现了极具个体诉求和强盛生命力的美学特征。与植根于现代文化土壤中的英美女性文学相比, 中国女性文学的诞生则是由男性作家们唤起的。新文化的主将们在呼吁中国妇女解放问题的同时, 尴尬地发觉中国文坛上女性作家的稀缺, 于是, 在男性先觉者们的号召下, 一些如陈衡哲、冰心、凌淑华等拥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女性开始了写作的尝试。这些女作家都刚刚走出家庭, 成为中国第一批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 在她们笔下, 女性具有社会意识与家庭意识。社会问题的书写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无二致, 而家庭问题的书写则有异于欧美女性文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第一代女作家, 渴望女子与男子拥有一样的独立人格, 而实现女性个人价值的地方往往不是社会, 而是在家庭。
英美女性文学仇视异性, 两性冲突是重要主题。在美国作家夏绿蒂·伯金斯·吉尔曼笔下, 男性全部死亡时女性方才得到救赎, 女性渴望成为女巫任意摆布惩罚男人。而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中, 女作家仍期望理想男人和幸福家庭, 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中家国观念的当代延伸。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老干部便是典型, 张洁曾说:“你将格外地不幸, 因为你是女人。”[2]但这句话的产生背景是在宗法一体化社会结构的中国。
三、性别解构与人格建构
在中国女性文学对英美女性文学的借鉴、模仿和反思的过程中, 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的英美女性文学提供了宝贵的文学养料。从一开始的一味批判两性关系, 到如今以严肃的态度关注社会人生, 女性文学走出单纯性别结构的藩篱, 转向关注人性、张扬人性的建构性尝试。
当代中国女性文学的创作实绩并不逊色于同时期的英美女性文学。英美文坛不乏超越狭隘的性别视角, 关注社会、张扬人性的女性作家。英国作家艾丽丝·默多克的文本颇具哲理性, 可以拿来作为净化灵魂的伟大诗篇, 代表作小说《大海啊, 大海》期望为现代人找到精神道德新的支撑, 体现了默多克对人性中善和美的哲思。同为英国女性作家的穆里尔·斯帕克则借助宗教的力量, 试图让世俗人生变得有价值、有生命力, 宗教思考和道德关怀的深处是悲天悯人的情怀, 这样的女作家赢得了批评界的尊重。反观上世纪80年代后的美国女性文学, 不少女作家也并不满足于书写女人对男性的简单控诉, 女性文学开始超越了性别差异与对立, 在文本中呈现了一个大写的“人”, 单纯的性别解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时。
中国当代女作家既不缺少创新意识, 又不匮乏责任感和道德关怀。在经过了新时期文学时的简单控诉之后, 中国女性文学开始了自我审思。对中国文化语境下两性的人格建构, 成为女性文学新的主题。中国女作家由此获得了新的、更高的视角, 在王安忆的小说《遍地枭雄》中, 主人公不再是女性, 讨论的问题也不再局限于男女对立, 人性、善恶的哲理性思辨令人耳目一新。池莉、铁凝、迟子建的创作中亦出现了以往不曾有的男性关怀迹象。从中能看出中国当代女作家对男女关系建构的有益尝试, 这些文本中, 正视中国传统两性文化的影响, 不规避中国文化语境下的两性现实。正是因为不寻求绝对男性化, 反而真正地实现了女性心理上的自立。
“女性意识的最高指向也与人的最高指向一致, 即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3]英美女性文学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曾起到启迪作用, 这种影响力也许还会持续。两者文化背景差异巨大, 这一点并不影响两者间存在着共通的文学真谛———文学即人学。
摘要：中国女性文学兴起的内因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 外因源于西方女权思想。长久以来批评界认为中国女性文学建立在西方语境之上。中国女性文学深受英美文学中女权文化影响, 但在两者的对话间, 仍凸显出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女性文学与英美女性文学的巨大差别, 两者各具文化特色。
关键词：中国女性文学,英美女性文学,影响,文化特色
参考文献
[1]西慧玲.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53) .
[2]张洁.方舟[M].北京出版社, 1983.
同性依恋≠同性恋 篇11
在家长们视同性恋为猛于早恋的洪水猛兽，远远避之的时候，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郝丽萍则认为：“这不过是青春期的好奇，怎么能被扣上同性恋的帽子？”郝丽萍告诉记者，青春期的性启蒙，多数从十二三岁就开始了，十六七岁时会进入不稳定期，不少青少年会对自身生理产生好奇。当这种好奇通过别的途径无法很好地释放时，一些青少年就觅到了这么一条解决性困惑的新路子——从同性身上找答案。这样的情况不适宜被称作同性恋，被称作同性依恋更为合适。
“很多学生以为自己是同性恋，甚至公然和同性朋友在公共场合做一些过分亲昵的举动，其实他们可能只是伪同性恋。”其实，是不是同性恋是可以自我判定的，心理学上把同性当作满足性欲的对象叫做同性恋。由此可见，真正的同性恋是建立在生理需求的基础上，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对异性表示淡漠和排斥，对同性具有持久而强烈的好感及性欲。
而现实生活中，青少年寻找同性伙伴的原因，多数并不因为对异性排斥，郝丽萍说：“我见过一些孩子，他们之所以对同性比较感兴趣，其实是因为怕与异性交往会受挫，失去了恋爱信心所导致的，也有人对异性排斥是与童年回忆、家庭教育有关。”据了解，不少青少年被认为有同性依恋倾向，一方面是因为花季初至，对爱情有着朦胧的感觉；另一方面是父母疏于对孩子的正确引导，过分地阻止孩子与异性的交往，让孩子恐于同异性接触。
“遇到了有同性依恋倾向的青少年，家长们切忌给孩子‘贴标签’。”郝丽萍表示，“在孩子的性取向尚未确定的时候，家长怎么可以随意给孩子贴上‘同性恋’的标签呢？家长应对孩子进行正确的引导，不可责怪，也不可从道德层面进行抨击，以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造成逆反心理。不妨顺势对孩子进行一次教育，让孩子说出自己的困惑，家长来解疑，一起探讨相关问题。必要时，也可求助心理咨询，矫正孩子的观念。”
郝丽萍建议，除了正确的心理引导，还应让孩子参加到各种活动中去，多多介绍合适朋友给孩子认识，让孩子的焦虑程度下降。
同时，值得警惕的是，其实不少青少年成为“伪同性恋”的原因是模仿潮流。一位教书9年的高中老师告诉记者，9年间他曾见过近百对所谓的“同性恋”学生，多数是女生，甚至有着以是同性恋为荣的情况。“我当班主任时，一个女生告诉我其实她对同性并无兴致，不过是将此当成了新奇的潮流来模仿而已。或许因为是文科班，班上基本都是女生，与男生接触比较少也有关系。”
技术效率发展趋同性的实证研究 篇12
技术效率是衡量一个地区在现有资源的条件下对各项资源的利用情况。不同城市的资源利用水平不同, 但是从较长的发展时间的角度来看, 资源利用情况整体的走向具有一定的规律。技术效率的趋同指标中最为典型的是σ趋同、绝对β趋同和条件β趋同, 能够判断出城市技术效率的发展趋势。其中, σ趋同能够体现城市技术效率分布的离散程度、稳定性和均匀性。条件β趋同体现的是在恒定外生变量的情况下, 技术效率水平与其增长速率之间的相关性。绝对β趋同能够揭示出城市的技术效率水平与其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
辽宁省技术效率的σ趋同研究利用方差分解法来进行计算。辽宁省技术效率的方差指标能够体现14个城市分布的离散程度, 表明14个城市技术效率指标的稳定性和均匀性, 是测量技术效率数据变异的主要指标。技术效率方差的数值越小, 说明变异性越小, 技术效率方差的数值越大, 说明变异性越大。
条件β趋同研究认为, 各个区域随着时间的推移, 发展趋势并不是向着一个共同的状态面进行的。每个区域都有其自己独特的稳定形态, 随着时间的发展, 最终都将达到自己所固有的稳态, 离最终稳定状态的差异越大, 则收敛的速度越快。技术效率指标增长的稳态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 所以区域技术效率的条件β趋同体现的是在恒定外生变量的情况下, 技术效率水平与其增长速率之间的相关性。
绝对β趋同能够揭示出城市的技术效率水平与其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技术效率指标低的城市向技术效率指标高的地区接近的程度用β趋同系数来表示, 绝对β趋同性可以采用线性最小二乘估计法来计算, 通过检验方程的显著性和统计量的结果来判定是否存在β趋同性。所以, 绝对β趋同性研究的核心内涵就是求β趋同系数。β趋同系数大于零, 说明城市技术效率之间存在β趋同现象, β越大, 趋同性越强;β趋同系数小于零, 则说明城市技术效率之间不存在β趋同现象。
二、实证研究发展趋势
利用辽宁省14个重点城市13年的经济发展数据, 进行实证计算, 具体结果见表1—3。
从表1可以看出:辽宁省14个城市及三个经济带之间的技术效率都存在着明显的σ趋同性, 2000—2005年时间段, 趋同的速度非常快, 到了2006年以后, 速度逐渐减慢。沿海经济带对数标准差的水平是最低的, 一直低于14个城市的平均水平和其他两个经济带的技术效率, 这表明沿海经济带中各个城市的技术效率指标离散程度不大, 趋同的程度也不高。中部经济发展区技术效率对数标准差的水平是最高的, 一直高于14个城市的平均水平和其他两个经济带, 这说明中部经济发展区中各个城市的技术效率离散程度比较大, 趋同的程度也很高。
表2的条件β趋同实证结果表明:在2000—2012年时间段, β=0.0545>0, 辽宁14个城市的技术效率存在着条件β趋同。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进出口比重的系数为正值, 对城市技术效率的增长起促进作用;政府消费比重系数为负值, 对城市技术效率的增长起阻碍作用。
表3的绝对β趋同实证结果表明:2000—2012年时间段, β=0.0631>0, 所以, 自2000年以来, 辽宁省14个主要城市的技术效率水平存在着绝对β趋同性。技术效率指标低的城市与技术效率指标高的城市以每年6.31%的速度在减少着差异。从发展的趋势来看, 2000—2005年时间段, 辽宁省14个城市的技术效率水平以较快的速度在进行收敛, 以每年7.71%的速度在向着趋同发展;2005—2012年时间段, 辽宁省14个城市的技术效率水平以较慢的速度在进行收敛, 以每年6.05%的速度在向着趋同发展。
三、结论
本文利用趋同性研究方法, 以辽宁省14个城市的经济数据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辽宁省技术效率的增长同时存在着σ趋同、绝对β趋同和条件β趋同。2005年以前趋同速度较快, 2005年以后逐渐减缓。政府消费比重在技术效率发展的过程中起阻碍作用, 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进出口比重在技术效率发展的过程中起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张焕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地区性趋同理论及实证分析[M].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7.
[2]杨慧珠:江苏省各地区经济趋同的动态演变[J].区域经济, 2009 (3) .
[3]王文举、范合君:我国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原因及其对经济影响的分析[J].当代财经, 2008 (1) .
[4]姚敏:中国地区工业结构趋同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J].甘肃金融, 2009 (2) .
[5]魏世红: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