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同效果论文（共7篇）
趋同效果论文 篇1
一、引言
会计的目的在于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助决策的信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跨国投融资日益频繁,而会计准则的地区差异成为影响信息使用的一大障碍。特别是2008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认识到,改善会计准则及披露制度的重要性。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的推动下,已有140多个国家使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我国也在逐步向国际会计准则靠拢。2006年中国会计准则以国际财务报告为基本导向,致力于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新会计准则得到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认同,认为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和欧盟先后签订会计准则等效协议也说明我国在会计准则趋同方面做出巨大成就。然而我国会计准则趋同的效果如何?AH股公司双重披露制度为检验我国会计准则趋同效果提供了绝佳的机会。通过对比两种会计准则下财务数据的差异可以实证检验我国会计准则的趋同效果。
二、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以AH股上市的非金融公司为样本。目前共有AH股上市公司共88家,其中非金融类公司71家。由于每年实现AH股上市的公司数量不同,为了增大样本,本文没有使用统一样本容量,而是逐年选样。最大样本量为2012年71个样本,最小样本量为2005年50个样本。逐年选样可以增大样本容量,最大增幅达42%。表1为研究期间样本容量。
之前国内相关研究主要分析双重披露制度下净利润差异和净资产差异。而本文采用更方便信息使用者的财务比率为研究对象。权益乘数(EM)反映企业资本结构;流动比率(CR)和速动比率(QR)反映企业短期偿债能力;净资产收益率(ROE)反映股东权益的收益水平,用以衡量公司运用自有资本的效率;总资产收益率(ROA)是另一个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直接反映了公司的竞争实力和发展能力,也是决定公司是否应举债经营的重要依据。营业收入净利率(OPM)反映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即反映企业盈利能力。样本数据来自同花顺iFinD金融数据终端。本文使用Bootstrap区间估计对2005年至2014年十年间AH股同时上市公司双重披露下重要财务比率的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
三、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效果研究
描述性检验结果显示数据为非正态分布,本文采用Bootstrap区间估计法验证显著性。
注:表中*表示10%显著性水平;**表示5%显著性水平;***表示1%显著性水平。
从表2可以看出,总体来说流动比率(CR)、速动比率(QR)和净资产收益率(ROE)在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两套准则下的差异不明显。权益指数(EM)在两种准则下的差异显著且始终存在。对于总资产收益率(ROA),除2011年和2013年显著性水平较低外,其他各年份在两种准则下的差异显著。从2005年至2014年的研究期间来看,发生明显变化的财务比率是营业收入利润率,2005年至2010年,除2008年显著性较低外,其他年份在两种准则下的差异显著;但是2011年后该指标在两种准则下的差异不显著为零。
四、讨论与总结
为了检验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效果,本文以2005年至2014年AH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显著性检验。本文采用方便信息使用者的财务比率为研究对象。选择Bootstrap区间估计法为主要检验方法对2005年至2014年数据进行显著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双重披露下各财务指标中,权益乘数始终存在显著差异;流动比率、速动比率,以及净资产收益率在双重披露下始终不存在显著差异;而总资产收益率和营业利润率在研究期间显著性有变化,2011年后营业利润率的双重披露差异不显著,总资产收益率在2011年和2013年差异显著性下降。
综合以上检验结果,可以得出结论:2011年前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之间在会计实务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非流动资产和营业收入两个项目上;而2011年后营业收入的差异不显著,非流动资产的差异有所减小。通过对以上结论的分析可以认为,我国会计准则没有完全实现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尤其是2006年中国会计准则的趋同效果不明显。但是我国会计准则在趋同过程中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总资产收益率和营业利润率两项指标上。
参考文献
[1]孔令辉,汤湘希.国际等效:会计准则协调的理念述求[J].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11,(1).
[2]何文颖.国际会计准则的历史变迁与内在逻辑[J].现代经济信息,2009,(10).
趋同效果论文 篇2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是指各国会计准则向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趋同的过程。各国和地区向IFRS趋同的方式和路径主要有三种:一是直接使用IFRS或只是对IFRS略加修订, 如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二是参与制定IFRS并同时参考IFRS修订本国会计准则, 如中国、印度;三是继续使用本国会计准则并努力使会计信息与IF RS相似, 如美国、日本。截至目前, 全球已有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要求或允许上市公司采用IFRS。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能否实现改进会计信息质量、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改善资本市场信息传递质量、便利跨国资本流动等预期目的, 关键在于准则的执行效果。本文分析了全球学者对会计准则趋同的最新研究成果, 研究论文均刊登在知名学术杂志或网站。鉴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不完善, 政府管制较多, 为较全面地反映IFRS在全球应用的效果, 本文选取的研究成果在地域上包括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 也包括中国、巴西、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 研究范围包括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对会计盈余信息质量、会计信息可比性、财务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公司高管薪酬、公司信用评级、审计费、国际投资等方面的效果, 并分析会计准则执行机制对趋同效果的影响。
二、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经济效果
会计准则规范会计信息披露, 会计信息最重要的特征是决策有用性, 会计信息质量决定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国内外学者从价值相关性、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盈余持续性、损失确认及时性、可比性等角度研究了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并延伸分析了趋同对资本市场的其他影响。
(一) 对盈余信息质量的影响
1. 采用IFRS对盈余信息质量的效果不一致。
IFRS和美国GAAP是目前全球影响力最大的会计准则, Jerry Sun (2011) 对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 (所在国已强制执行IFRS) 与美国本土公司的配对研究发现, 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在盈余目标实现、盈余持续性方面有显著改善。Agoglia, Doupnik和Tsakumis (2011) 对原则导向 (IFRS) 和规则导向 (美国GAAP) 的对比分析发现, 原则导向准则下会计盈余信息质量更好, 但高效的审计委员会能有效减少规则导向准则的负面影响。
但是, 一些学者认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对盈余信息质量无明显的改善作用。Edilson Paulo (2013) 对欧盟和巴西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 采用IFRS前后, 欧盟和巴西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无显著改善。Ahmed (2013) 对从2005年开始强制执行IFRS的20个国家与未采用IFRS国家的比较研究显示, 执行IFRS的公司在收入平滑和可操纵性应计利润明显增多, 损失确认则相对滞后, 但两类公司在实现盈利目标方面无明显差异, 无证据显示采用IF-RS会提高会计信息质量。Liu (2013) 对加拿大487家公司的研究发现, 强制采用IFRS后, 上述公司的盈余质量并未改善;对于采矿业公司, 其盈余质量甚至有所降低。
2. 自愿和强制采用IFRS效果对比。
Clare (2011) 认为, 强制执行IFRS公司的盈余信息比自愿采用IFRS的公司更受市场关注,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使跨国会计信息转换更便利。Christensen (2008) 的研究表明, 会计信息质量的改善仅局限于积极采用IFRS的公司。但Aksu (2012) 对土耳其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 强制或者自愿采用IFRS均提高了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和透明度, 均有利于改善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3. 欧盟各国执行IFRS效果存在地域性差异。
Peter (2011) 、Soderstrom和Sun (2007) 的研究均发现, 欧盟各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效果不一致, 采用IFRS后的会计质量取决于三个因素:准则质量、司法体制和政治体系、财务报告动机。Senteney (2011) 对东欧和西欧国家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对比分析发现, 执行IFRS均提高了公开披露会计信息的质量, 但东欧国家采用IFRS受益更多。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 即使在欧盟、加拿大及澳大利亚等法律监管严格、市场机制成熟、会计实务与IFRS相近、准则转换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 采用IFRS并未一致改善会计盈余信息质量。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的差异和IFRS的原则导向型导致会计处理上的弹性削弱了准则的实施效果, 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管理层的动机对会计信息质量也有重要影响。IASB等机构应把精力放在协调管理层的动机和机构投资者的影响, 而不是仅推动会计准则趋同。
(二) 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
大部分学者认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对增强跨国会计信息可比性有促进作用, 但各国会计准则执行效果的差异影响了会计准则的可比性。Barth, Landsman, Lang和Williams (2012) 对IFRS与美国GAAP会计信息可比性的研究发现, 外国公司采用IFRS后, 其会计信息与美国公司更有可比性, 尤其是对于强制执行IFRS且监管严格的大陆法系国家。Brochet (2013) 对英国公司的研究发现, 强制执行IFRS增强了财务报告可比性, 减少了公司内部人利用内部信息寻租的机会, 改善了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Steinbach和Tang (2014) 认为,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能降低各国会计准则差异引起的会计信息额外加工成本, 增强了跨国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不过, Ulf (2012) 对欧盟的研究发现, 强制采用IFRS对资本市场和宏观经济有积极作用, 但未显著提高财务报告的可比性和透明度。
(三) 对我国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ACCA (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2013) 对2003~2009年间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公司的调查发现, 与IFRS趋同提升了会计盈余信息相关性。但只有存在其他激励因素的时候, IFRS趋同才可能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这些因素包括: (1) 高度依赖股票市场融资; (2) 不受政府直接控制, 难以获得政府补贴; (3) 地处欠发达地区; (4) 外资属性明显; (5) 制造业企业。研究认为, 要发挥趋同的效果, 必须要持续完善财会行业的法律环境和监管机制。
Liu, Yao, Hu和Liu (2011) 对我国上市公司2005~2008年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发现, 与IFRS趋同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有所减少, 会计信息质量有所提高;由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审计师的上市公司实行新会计准则后会计信息质量的改善程度不如其他上市公司。
吴革、刘经纬、陈曙光 (2013) 对我国2000~2011年同时发行A股和H股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 2007年起新准则实施后会计盈余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显著提高。
(四) 对财务分析师的影响
1. 采用IFRS后会计信息质量提高和可比性增强, 改善了资本市场的信息传递质量。
Cheong (2010) 对亚太地区 (澳大利亚、中国香港、新西兰) IFRS趋同前后财务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比较研究发现, 向IFRS趋同减少了财务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偏差, 采用IFRS能提高财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但强制采用IFRS与自愿采用IFRS对分析师的影响有所差异。Horton (2013) 发现, 强制采用IFRS能有效降低资本市场的预测误差, 且误差减少的幅度和当地GAAP与IFRS的差异情况密切相关, 但自愿采用IFRS对降低预测误差的效果不明显。
2. 会计准则趋同对国内、国外分析师的影响程度不同。
Tan (2011) 的研究显示, 强制执行IFRS提高了国外财务分析师预测的准确度, 执行IFRS有利于吸引本国熟悉IFRS的财务分析师的注意, 但本国分析师的预测准确度无明显改善。
3. 外部监管环境和上市公司的披露动机对财务分析师有重要影响。
Byard (2011) 对欧盟强制执行IFRS国家的研究发现, 在法制监管严格且本国原有会计准则与IFRS差异较大的国家, 分析师的预测误差和预测结果分散度才显著减少;而在法制监管松懈但本国原有会计准则与IFRS差异较大的国家, 分析师预测误差的减少与上市公司增强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动机正相关。
(五) 对国际投资的影响
Annita (2012) 对全球资本市场的研究发现, 在法制监管严格且当地GAAP与IFRS的差异较大的国家, 采用IF-RS增加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Chen, Ding和Xu (2014) 对OECD 30个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表明, 与IFRS趋同降低了外国投资者的信息处理成本, 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该影响对于采用IFRS前本国GAAP与IFRS差别较大的国家尤为显著。Tan (2011) 的研究也表明, 强制执行IFRS有利于吸引国外投资者, 尤其是所在国同样执行IFRS的外国投资者。Lawrence (2012) 对124个国家从1996~2009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 采用IFRS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吸引更多海外投资。
(六) 对上市公司的其他影响
1. 对上市公司高管的影响。
Ozkan (2012) 的实证分析表明, 欧洲大陆采用IFRS后会计盈余质量和会计信息可比性提高, 有利于高管薪酬合约的执行。Wu和Zhang (2010) 的研究发现, 强制采用IFRS后会计信息可比性增强, 欧洲大陆上市公司在评价CEO业绩时更注重分析国外竞争对手的会计信息。
2. 对上市公司信用评级的影响。
Wu和Zhang (2009) 对穆迪信用评级与上市公司会计错报行为的研究发现, 自愿采用IFRS或美国GAAP公司的信用评级对会计错报更敏感;而对于强制执行IFRS的公司, 只有当法律监管严格时才检验显著。Ann (2013) 的研究发现, 采用IFRS后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的信用评级明显提升, 尤其是所在国原有会计准则与IFRS差别明显或者所在国法制监管松懈、投资者保护不到位的公司。
3. 对公司审计费的影响。
Kim (2012) 对欧盟的研究发现, 强制采用IFRS会降低审计费, 在法制健全的国家, 审计费的降低更明显。采用IFRS后, 审计复杂性增加导致审计费上升, 但财务报告质量改善则导致审计费减少, 总体而言, 采用IFRS会减少公司审计费用。Emmanuel (2013) 对澳大利亚的研究发现, 在采用IFRS的过渡期, 审计费额外增加8%, 而且小公司审计费增加的幅度更大;审计复杂性越高的公司, 向IFRS转换的成本越高。
三、会计准则执行机制对准则国际趋同效果的影响
(一) 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的内涵
IASB基金管理委员会主席Paul A.Volcker (2001) 指出, 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依赖于会计准则、会计与审计实践、立法与管制这三大支柱, 而后两部分可以归纳为会计准则的实施问题。欧洲会计师联合会 (2001) 将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界定为六个层面:自我执行 (财务报表编制) 、审计 (审计师的独立性与专业素质) 、对财务报表的批准 (董事会尤其是审计委员会的把关) 、制度化的监督体系 (证券交易所、证监会或民间审查组织等) 、诉讼, 以及公众和媒体反应与监督。本文认为, 会计准则执行机制应包括五个层面: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外部审计、法制环境、机构监管、声誉与道德文化机制。
(二) 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的影响作用
1. 对IFRS在全球执行一致性的理论分析。
Ball (2005) 认为, “由于大部分影响财务报告的政治和经济因素是区域性的, IFRS的执行机制也缺乏世界范围内的有效监管, 因此IFRS在全球执行是不平衡的。会计实务和财务报告质量的国际差异是不可避免的, 执行是IFRS唯一致命的弱点”。Nobes (2006) 指出, 欧盟强制使用IFRS并不意味着“国际会计”的终结, 实务方面的国际差异由于动机和机会的原因仍会存在, 其中动机来源于国家间会计体系的差异, 机会则产生于应用的IFRS版本及其翻译不同、IFRS提供的备选会计处理和会计估计等。Chen和Rezaee (2012) 认为, 有效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对提升会计信息质量有促进作用;要实现会计准则国际趋同, 迫切需要审计准则和公司治理机制的国际趋同。
2. 对发达经济体的检验结果。
Fox, Hannah, Helliar和Veneziani (2013) 以英国和意大利为例, 研究了在不同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应用IFRS的成本和收益, 认为会计准则制定者要重视众多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并考虑会计准则执行的成本和效益。Isabel和Curto (2008) 认为, 采用IFRS前, 欧盟内英联邦国家的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优于欧洲大陆国家;采用IFRS后, 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差异则主要受各国股东权益保护水平的影响;在全球推广应用IFRS要重视对股东权益的保护。
3. 对发展中国家的检验结果。
IFRS主要是基于发达国家的市场机制和会计实务制定的, 发展中国家主要是被动接受IFRS, 执行成本更高。姜英冰和严婷 (2012) 研究了制度环境对我国会计准则执行的影响, 认为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法律保护越好、政府干预越少, 则会计准则的执行效果越好。Yeow和Nurmazilah (2013) 对马来西亚公司的研究发现, 利益相关者的监督是影响IFRS执行效果的主要因素, 政府会计监管和外部审计也有重要影响。Fakhroddin, Bahman and Norman (2012) 认为, 准则复杂性、翻译差异、人员知识与素质、法律体制、市场机制、公允价值计量技术难以执行是影响伊朗执行IFRS的主要障碍。
四、结论与建议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是渐进、曲折的过程, 要建立一套全球通用的国际商业语言, 使全球经济从中受益, 必须改进准则制定过程, 更加重视准则实施成本与执行效果, 加快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的国际协调。为此, 本文提出以下意见及建议:
1.会计准则制订要更顾及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更重视各国市场环境和制度背景的差异, 更关注准则的应用成本。建立一套全球通用会计准则的成本可能是高昂的,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需要对各国的会计准则制定和实施机制进行大范围的改革, 并对公司管理层、投资者、审计师进行教育培训 (Rezaee, 2010) 。研究表明, 自愿采用IFRS的经济效果总体上优于强制采用IFRS。IASB在制定IFRS过程中, 更关注准则制定或修订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重视管理层动机和财务报告使用者的需求, 更多考虑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对会计实务的影响, 增加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会计处理方法选择, 重视准则执行的成本和效益, 使会计准则更具可操作性, 降低各国从本土GAAP向IFRS转换的成本。
2.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要循序渐进, 既要追求形式也要注重实质, 要更重视准则的实际执行效果。IASB成立初期, 其运作和准则制定极少受到政治因素影响。但次贷金融危机发生后, 很多政府机构认为会计准则放大了危机对金融市场和整体经济的影响, IASB的准则制定因此受到越来越多政治博弈的影响 (Bengtsson, 2011) 。当前, IF-RS与FASB之间的协调和博弈直接决定未来国际会计准则的走向。一些国家和地区 (如部分非洲国家) 因此处于观望状态, 不急于采用IFRS。即使目前全球已有过半数国家和地区形式上与IFRS趋同, 受准则执行机制等因素的影响, 部分国家在整体或个别具体准则的实际执行过程中仍未与IFRS趋同。例如, 受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的影响, 中国公允价值、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与IFRS并未“实质性趋同” (Peng和Bewley, 2009) 。因此, 衡量各国会计准则向IFRS趋同的标准, 不应仅是准则制定层面的形式趋同, 还包括准则执行层面的实质趋同。
3.会计准则国际趋同需要各国建立有效的会计准则执行机制, 并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英国、美国的会计准则执行机制分别是原则导向型、规则 (目标) 导向型会计准则的典型。英国会计准则执行主要依赖于法律和组织上的保证, 而美国会计准则执行更依赖于公司和注册会计师的自律 (苏文娟, 2010) 。IFRS主要是基于英美等发达国家强式有效资本市场背景制定的, 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借鉴英美经验的同时, 必须结合自身的制度背景、经济发展程度建立有效的执行机制, 实现IFRS的本土化。同时, 各国会计、证券监管部门要加强准则执行机制的国际协调, 特别是打击财务舞弊行为等方面的信息沟通与协作。
4.结合制度环境和发展现状, 我国应建立政府监管为主导、企业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目前, 我国市场机制不完善, 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不强, 执业质量良莠不齐;对投资者权益的司法保护力度薄弱, 对财务违规行为惩处不力;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总体不高, 声誉机制不完善。因此, 现阶段我国建立有效的会计准则执行机制应加强财政部、证券交易所、行业监管部门等机构的外部监管, 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提升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质量, 加强会计文化建设, 完善会计行业自律机制, 加大对财务违规行为的监督和惩处力度。
摘要：本文基于会计准则执行机制视角, 分析了趋同对会计信息质量及资本市场的多重影响, 认为采用高质量的会计准则不一定产生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还受到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管理层动机、法制环境、外部审计、声誉和道德文化水平等因素的多重影响。实现会计准则国际趋同, 需重视准则的实施成本与执行效果, 结合制度环境建立健全有效的会计准则执行机制, 加快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的国际协调与合作。
关键词：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参考文献
[1] .黄燕飞.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策略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
[2] .苏文娟.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研究——中英美会计准则执行机制之比较分析.天津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3] .Ahmed, A.S., Neel, M.and Wang, D.Does Mandatory Adoption of IFRS Improve Accounting Quality?Preliminary Evidence.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3;4
趋同效果论文 篇3
一、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成效和当前国际会计趋同形势
(一)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顺时应势,积极推进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和国际趋同工作,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奠定了良好基础。尤其是2005年,在我国多年会计改革的坚实基础上,在财政部王军副部长关于“趋同是方向、趋同不等于等同、趋同是过程、趋同是互动和趋同是新的起点”的国际会计趋同五原则指引下,在广大会计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建成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近年来,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成效显著,举世瞩目。
1.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并建立了务实有效的持续趋同机制。中国是继欧盟各国、澳大利亚等之后实现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重要国家,走在了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巴西等国家或地区的前列。不仅如此,近年来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还不断修改完善,发布了多个企业会计准则解释,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讲解,既保持与国际准则的持续趋同,又切实解决我国会计实际问题。例如,2009年底我国发布《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对国际准则中尚未明确的保险合同负债计量和混合保险合同分拆等会计处理问题进行了规范,不仅大幅提升了我国保险会计水平,领先于国际准则的相关规定,而且促进了保险行业业务转型和结构调整。
2.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进程做到了与国际准则的趋同互动,切实维护了我国利益。趋同不是让一国家或地区会计准则单方面向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靠拢,而应是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与各国家或地区准则制定机构之间相互沟通,相互借鉴,相互认可。在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过程中,我们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积极向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反馈意见,并得到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认可,最终促成有关准则按照我们的建议进行了修订。例如,在我国,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实际上均为独立法人,自负盈亏,如果彼此之间不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不应当被认定为关联企业。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根据我国反映的情况修订了《国际会计准则第24号——关联方披露》,规定“仅同受国家控制但不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等投资关系的企业,豁免按照关联方进行披露”,从而限定了国家控制企业被认定为关联方的范围,大大降低了我国企业的披露成本和披露风险。再如,我国为解决我国企业改制上市过程中因资产重估引发的会计计量问题,在多次向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反馈意见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修订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号——首次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允许首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将改制上市过程中确定的重估价作为“认定成本”入账,中国改制上市的公司从此不需要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进行持续评估,显著降低了这些上市公司报表编制成本。
3.我国与国际准则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已经平稳有效实施四年多,实施范围也由上市公司扩大到几乎所有大中型企业,达到了预期的经济效果。财政部联合有关部门通过采用“逐日盯市、逐户分析”的方法,加强对企业会计准则实施情况及其效果的监督检查和监管。上市公司年报分析报告表明,新企业会计准则自2007年1月1日生效起已连续四年得到良好实施,有效地限制了企业的短期行为,支持了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为我国金融创新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由于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不仅全面提升了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也满足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需要。
4.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及其实施的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世界银行于2009年10月在《中国会计审计评估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我国会计准则改革的成就,并称“中国会计准则建设和实施的成功经验是可供其他国家仿效的良好典范”。欧盟高度评价了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改革以及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进展,充分认可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称赞中国经验值得欧盟在会计准则建设过程中借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前任主席戴维·泰迪爵士在2010年中国财政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高层会议上赞誉,“中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自2005年以来所作的一系列决定推动了亚洲与国际的趋同进程,并认为中国过去只是在学习,而现在走到了前沿,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全面修订准则时期已经能够提供良好建议,甚至达到了改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决定的水平”。2011年7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现任主席汉斯·胡戈沃斯特访问中国时表示,“在会计方面,中国取得了重大进步,在很短的时间内打造了一支专业队伍,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并得到诸多国际机构的赞赏,这些成就足以让中国引以为豪。”
5.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实现了与世界一些主要资本市场的等效认可,为降低我国企业海外上市融资成本、促进我国会计审计行业走出去创造了良好条件。2007年,中国内地与香港签署了联合声明,实现了两地会计准则的等效互认。在两地会计准则实现三年时间等效后,中国内地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于2010年12月获准可以采用内地审计准则为内地在港上市公司(H股企业)提供审计服务,H股“双重审计”政策被取消,进一步深化了内地与香港会计交流与合作。2008年11月,欧盟决定在2009年至2011年的三年过渡期内认可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允许进入欧洲资本市场的中国企业可以使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不再要求我国企业编制调整财务报表,这大大降低了我国企业财务报告的转换成本,促进了中欧贸易和资本流动。自2011年年初以来,中欧双方启动了中欧会计准则的最终等效评估,计划于2011年年底完成相关评估工作,并做出等效互认决议。2011年1月,中欧在会计准则等效互认的基础上实现了审计公共监管等效,避免了双方监管机构重复检查,节约了监管资源,对中欧双方会计和审计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造就了一批熟悉国际会计实务、具有国际视野、能够积极参与国际准则制定的国际化人才。自2005年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现趋同以来,国内越来越多的会计人员开始接触并熟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同时也逐渐具备了运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对相关业务进行会计处理的能力。此外,为保持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趋同,国内准则研究人员密切跟踪并认真研究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各项修订和变动,分析其变动原因以及可能对我国实务产生的影响,为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发展建言献策。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虽然对我国会计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更为我国持续推进会计准则国际化造就了一批卓越的会计人才。
(二)当前国际会计趋同的形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二十国集团(G20)和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倡议建立一套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要求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将会计准则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此,作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机构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积极响应该倡议,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当前,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正在重新构建,国际会计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会计国际趋同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
1.国际金融监管框架正在重构,金融监管国际协调日益加强,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提出更高要求。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全世界金融体系造成了重大冲击,导致世界经济出现了明显衰退。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措施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以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和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一方面,二十国集团和金融稳定理事会要求加强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强化国际合作,建立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机制和处理机制。另一方面,各监管机构力求制定一整套金融监管的新标准和有效的执行模式,对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例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通过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加强风险管理,并协调流动性风险监管。
2.多年来美欧主导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的格局正在被打破,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机构层面上,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日益显现,如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22位受托人中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受托人共有4位,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15位理事中来自新兴经济体的理事也有4位,监督委员会中也将有可能新增4位新兴经济体代表,这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机构的治理结构以及具体会计准则项目的制定和修订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2011年7月,在中国的积极倡议和主导下,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成立新兴经济体工作组,新兴经济体工作组的成员包括二十国集团中的新兴经济体成员和马来西亚,新兴经济体工作组的联络办公室设在中国,由中国负责新兴经济体工作组的日常管理和联络工作。工作组重点研究探讨新兴经济体特有的、亟待解决的会计问题,进一步增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中的参与度。在地区层面上,一些地区性组织的成立和崛起,如亚洲—大洋洲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组(AOSSG),增强了本地区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做出了表率。在国家层面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通过密切跟踪研究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金融工具、保险合同、公允价值计量等项目,积极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修订工作,做到了国内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互动,促使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能更多地考虑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
3.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正积极推进治理结构改革,提升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全球公认性。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世界各地的权威公共部门对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受托责任和治理结构改革给予了更多关注。为提高财务报告的透明度和提升会计信息的质量,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希望通过重新审议在当前环境下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目标的适当性、基金会的现行治理、监督委员会的受托责任及其成员构成等治理结构层面的问题,既推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制定高质量全球会计准则这一目标的实现,又维护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公共受托责任与独立性,进而提升全球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以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的认可度。
4.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金融工具、保险合同、收入确认、租赁等多项具体准则修订进入关键时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产生了较大影响。为进一步完善现行国际会计准则体系,提供更好的实务指南,提升财务报告透明度,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对金融工具、保险合同、收入确认、租赁等十多项准则项目进行了大范围的修订。例如,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为降低金融工具准则的复杂性,从分类和计量、金融资产减值以及套期会计等多个方面对现行金融工具准则进行全面修订;为统一国际会计准则中有关公允价值的相关处理并对当前实务进行指导,单独制定了公允价值计量准则;针对现行租赁会计准则中存在的问题全面修订租赁准则,拟对承租人和出租人分别进行会计处理,并取消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的划分等。除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在2011年5月发布的公允价值计量等几项准则以外,金融工具、保险合同、收入确认、租赁等其他准则项目正在修订过程中,有些准则项目预计将于2011年底前或2012年上半年再次发布征求意见稿,而有些准则项目可能会被延后。
5.各国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采用或趋同策略不一,美日的表态需要积极关注。有些国家或地区要求或允许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例如欧盟、澳大利亚、南非等;有些国家或地区表示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例如巴西、印度等;而还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对于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态度尚不明朗,例如美国、日本等。根据美国和日本已经发布的路线图,这两个国家将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决定是否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2011年5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人员发布了《为美国发行人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纳入美国财务报告体系的工作计划》,探索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可行方案,但并未做出明确表态。随后,日本于6月宣布推迟引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由于美、日是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对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健康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能否与美国公认会计原则之间协调一致,将关系到建立全球高质量会计准则目标的实现,为此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美、日两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和权威部门的动向。
6.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希望世界各国和地区能够完全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趋同层面上,以真正实现全球使用同一套会计准则的目标。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认为趋同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还是在于完全采用,各国家和地区只有完全采用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才能充分获得使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益处。为此,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希望各国家和地区能够克服文化、法律、政治方面的困难和障碍,最终完全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建立一套高质量的全球会计准则。一旦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贯彻执行这样的政策,无疑会给那些尚未完全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国家和地区带来较大压力。
二、世界各国家或地区目前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主要策略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并正在转化为实际行动。据统计,世界上已有将近120个国家和地区要求或允许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现趋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国际影响力可见一斑。通过对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研究发现,目前各国或地区在应用国际财务报告的策略上总体可以分为“直接采用”模式、“趋同”模式和“认可”模式等三类。此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人员在2011年5月发布的《为美国发行人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纳入美国财务报告体系的工作计划》中提出了“趋同认可(condor semen t)”模式。对这四种模式的特点、影响和运用环境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科学探索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策略。
(一)“直接采用”模式
在“直接采用”模式下,一国或地区的会计准则将一字不改地完全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该国家或地区不再保留会计准则制定权。换句话说,该国家或地区在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过程中不需履行任何审批或修订程序。目前世界上仅有极少数国家或地区的会计准则建设采取直接采用由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模式。
(二)“趋同”模式
在“趋同”模式下,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准则制定机构不直接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纳入其会计准则体系中,而是保留了当地会计准则的准则制定权。采取“趋同”策略的国家或地区不会一字不改地完全照搬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而是在会计处理原则和方法上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保持一致,并保留一些具有本国特色的内容。印度是“趋同”模式下的典型代表之一。根据1956年印度《公司法》,印度会计准则应当由中央政府制定颁布。2011年1月,负责印度会计准则具体制定工作的印度注册会计师协会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础上重新制定了本国会计准则,在实现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同时,还兼顾了印度国内法律和经济环境的需要。为了与印度的法律、监管和经济环境保持一致,印度会计准则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基础上根据印度特殊国情作了适当修改,例如,将准则的过渡日设定为当期、引入额外的披露要求、省略某些选择权或可选会计处理、并保留使用“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术语等。
(三)“认可”模式
在“认可”模式下,一国或地区决定采用某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之前由法定机构先执行认可程序。在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进行认可的过程中,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法定机构有可能对拟采用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进行修订。欧盟和澳大利亚是采用这一策略的典型代表。欧盟在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颁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之前,必须经过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认可,对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采用,或修改后采用。在澳大利亚,法律赋予澳大利亚财务报告委员会负责监督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制定过程的权力,并在澳大利亚会计准则理事会引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过程中给予直接的战略指导①。澳大利亚会计准则体系不仅包括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框架,还根据澳大利亚法律环境的特定要求,专门为非营利组织增加了一些内容。
(四)“趋同认可”模式
在“趋同认可”模式下,一国或地区将推动本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同时保留本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及其制定本国会计准则的权力,对现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进行逐项认可,并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发布指南、解释或其他披露要求。2011年5月26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了有关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工作的工作人员草案——《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纳入美国财务报告体系的工作计划》,提出了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并入美国会计准则体系的一种全新模式——“趋同认可(condor semen t)”②。在该工作计划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人员强调,“趋同认可”的目标并不是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代替美国公认会计原则,而是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纳入美国财务报告体系,即不是“美国发行人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而是“采用美国公认会计原则的美国发行人编制的财务报表与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主体编制的财务报表是一致的”。
概括而言,从上述四种模式来看,一些国家或地区经过认可后所采用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完全一样,未做任何改动,而有些国家或地区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翻译为当地语言,还有些国家或地区则为解决国家特定问题而做出一定修改或为某些行业中存在的特定问题提供详细的指南。在“认可”模式下,如果最后认可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未做修改,“认可”模式的结果与“直接采用”模式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即为全面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而美国提出的“趋同认可”模式,则是将“趋同”和“认可”两种模式进行了整合。为便于下文分析,我们将上述四种模式归类为两种类型,即“直接采用”和“趋同”模式。
三、结合国际国内形势选择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策略
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金融格局正在重构的背景下,尤其当美国对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态度尚不明朗、日本宣布推迟引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时,我们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做出恰当抉择,尽可能减小国际政治经济外力的干扰,审慎选择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策略,既要体现我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责任和风范,又要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争取主动,灵活应对。“趋同”策略是我们在我国会计准则改革和建设过程中一贯坚持的方针政策。2010年4月2日,我国发布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进一步明确中国未来企业会计准则的建设仍将采取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模式,而非直接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于对我国的法律环境、语言习惯、解决实务问题、会计准则的贯彻实施以及会计国际化发展的主动性与灵活性等因素的考量,坚持“趋同”策略是符合我国会计准则建设当前与未来发展需要的并且是务实有效的做法。
(一)采用“趋同”模式符合我国的法律环境
中国会计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统一的会计制度。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由国务院财政部门根据本法制定并公布。”中国境内企业必须遵循由财政部制定的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例如企业会计准则。从我国会计法的规定来看,“直接采用”策略缺乏法律依据,不符合我国会计法的要求,同时也将有可能使我国丧失独立的会计准则制定权。而在“趋同”模式下,企业会计准则仍是我国财政部门根据会计法制定的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这一根本原则没有改变,但在会计处理原则、确认计量方法等方面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保持了一致。
(二)采用“趋同”模式与我国语言习惯相适应
英文和中文的语言习惯具有较大差别,法律语言的形式更是大相径庭,如果将英文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一字不改搬套翻译成中文,很有可能既没有完全表达准则的原义,又与中文语言习惯和中国法律行文格式相冲突。因此,“直接采用”策略不甚符合中国的法律语言习惯。例如,《国际会计准则第19号》的英文名称“Employee Benefits”直译为“雇员福利”,在我国法律条文中使用的是“职工”,而非“雇员”,并且在我国会计准则中“福利”的范畴比较小,我们将其称为“职工薪酬”,不仅符合我们的法律用语和语言习惯,而且也使名称与该准则所规范的内容更加一致。再如,《国际会计第12号——所得税》中所举的所得税示例都是基于国外税法,在国内外税法规定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因直接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而引入的这些所得税示例既不符合我国税法的规定,也无助于指导我国会计人员的实务操作。毫无疑问,采用“趋同”模式来制定和完善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有效解决了上述问题。
(三)采用“趋同”模式便于及时有效解决中国会计实务问题
制定企业会计准则,推进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是我国会计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会计准则制定的根本出发点仍然是规范我国企业会计实务,解决我国会计实务问题。基于此,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建设采用“趋同”模式,而非“直接采用”模式,是务实、有效的举措。例如,在我国存在大量同一集团内的企业合并业务,这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尚未在这方面有明确的规范。假设我们采用了“直接采用”模式,则会出现会计规范的空白,导致会计实务无章可循,即使我们等着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为这些项目发布新准则或修订现有准则,也会因为立项、研究、征求意见、投票表决、准则发布等一系列应循程序而需要等待很长时间,从而不利于我国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和会计工作秩序的改善。
(四)采用“趋同,模式有助于企业会计准则的贯彻实施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体系是由概念框架开始,再一层层地深入展开,会计准则的规定也相当原则,这与我国广大会计人员目前所接受的教育和已有认知存在一定差距。如果直接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恐怕会使我国有关会计人员进行相关会计处理产生一定困难。例如,国际财务报告的报表格式过于笼统,而且也没有规定与财务报告相对应的具体会计科目,各个企业可以根据实际开展的业务自行设计其报表格式和确定会计科目名称,这使得即使是同一行业内的企业的财务报表也存在一些差异。而我国在企业会计准则中规定了统一的报表格式,根据报表项目设置了较为齐全的会计科目,有助于我国会计人员进行日常账务处理和财务报告的编制工作。
(五)采用“趋同”模式有利于我国在国际会计格局调整中争取话语权
目前,美国、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是采取“直接采用”或“趋同”模式的态度尚不明朗,而像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则采取了“趋同”模式。“趋同”模式将有利于我国通过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咨询委员会及解释委员会中的席位直接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的治理结构和技术事务等发声进言,提升我国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同时,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新兴经济体工作组成功启动并顺利开展工作的基础上,中国采取“趋同”策略将更有利于协调各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利益诉求,更有助于我国利用这一平台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交流沟通,在新一轮的国际会计改革中争取主动权和话语权。
(六)采用“趋同”模式有利于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不断变化过程中保持一定灵活性
目前,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金融工具、保险合同、收入、租赁等项目还未发布最终准则,与美国公认会计原则的协调正在进行中,并且欧盟对最新金融工具等准则也没有明确表态。为此,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最终决策及其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趋同”策略能够确保中国在面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不断变化时,审时度势,理性决策,灵活把握,以防止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变革对中国经济和企业发展产生不必要的冲击。
综上所述,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美欧垄断的世界会计格局的逐步打破,会计国际趋同的新格局正在逐渐形成。这对我国会计改革和国际趋同工作既是挑战,更是机遇。“趋同”策略是我国在会计准则国际化道路上应对当前局势的较优选择,也是适合我国当前国情的理性决策。我们应当在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政策指引下立足国内实际情况,顺应会计国际趋同大势,深度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重要项目的制定和修改,完善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争取与更多的国家或地区实现会计准则等效,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我国经济的开放和稳定、资本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国内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奠定良好基础,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维护我国国家和企业的利益。
注：
①澳大利亚法律没有特别规定澳大利亚会计准则理事会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转化为澳大利亚会计准则的机制。
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人员提出“趋同认可”模式,并不表明美国将来就采用这种模式,而只是将其作为美国未来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备选模式之一。
论大学趋同现象 篇4
关键词：大学,趋同,改革
“和则生物,同则不继”。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真正有特色的大学,有个性的大学,具有独立意识的大学,独立思考的大学,甚至是“孤独”的大学,而不是盲目趋同的大学,才会基业常青,才会举世闻名,也才会为人类社会创造更多的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中国的许多大学却日益走向趋同。
那么,大学何以日益趋同?是大学相互模仿,还是别有它因?如何认识大学的趋同?面对大学趋同,未来大学应如何把握自己?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大学的现在,也关系到中国大学的前途和未来。
一、大学趋同的表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在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上进行了重大改革。通过实施二级管理、成本分担、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等重大举措,实现了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然而,由于微观层面的办学目标、层次结构、专业设置、培养模式等的趋同化,时至今日,大学的活性化、个性化、特色化等目标并未真正得以实现,而且大学的趋同日益凸显。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办学目标趋同化。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具有多样性、多层次性,因此,要求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大学具有不同的办学目标。但事实上,中国大学的办学目标正在趋同。许多本科大学一谈到办学目标几乎都是综合性、高水平、研究型、国际知名;许多专科学校都在计划如何升格,包括许多民办高校。升入了本科,还要申请硕士点;有了硕士点,还要申请博士点。大学匆忙地走在趋同的道路上。
其二,办学层次趋同化。从理论上讲,不同层次的高校之所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就是社会需要这些高校为社会培养不同的人才。但据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马陆亭研究员1998年对31 1个较大的用人单位进行调查表明,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的工作态度、专业知识、动手能力、创造能力、合作精神、知识面等各项指标的测度值非常接近,都近似于本科教育。同一专业的不同高校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没有明显差异,不同层次的毕业生表现出极大的相互替代性。[1]事实上,时至今日,办学层次的趋同依然如故。这一点从当下不同层次的人才共同竞争同一个岗位的诸多事例中,就可以得到充分的验证。
其三,专业设置趋同化。专业雷同已无数次被学界和实践者所诟病。从理论上讲,由于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因此,适度的专业趋同无疑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但是,如果不顾社会需求,不顾大学的自身条件盲目趋同,那么,这种趋同既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也不利于大学自身建设。从我国许多大学的专业设置来看,趋同现象十分严重。根据中国海洋大学博士生导师刘新国的研究,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高校不顾自身的历史与现实条件,追求“大而全”的格局,把大学文化的综合性不恰当地等同于专业设置的齐全性。以信息与计算科学为例,全国500多所院校开设了这个专业,而且越是办学条件差的,招生规模反而越大。[2]厦门大学邬大光教授和俞俏燕博士生对单科类院校的研究也证明,1998年至2006年间,高雷同性非类专业数急剧增加。[3]这些专业的趋同化将致使大学毕业生人才市场整体短缺与相对过剩现象并存。
其四,培养方式趋同化。一般来讲,不同的科类应该有不同的培养方式。理工科有理工科的培养模式,文科有文科类的培养模式。而且,不同的培养模式所需经费应有所不同,理工科的培养经费一般应高于文科类的培养经费。原因在于,理工科需要大量的实验设备。但在我国一些高校中,据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02年对全国20所知名大学的调查显示,大学内学科间生均经费支出的比例基本相近。如文科的人均支出是0.66万元,工科的人均支出是0.59万元。[4]培养经费的相近性,从一个侧面表明:理工科类可能采用的是与文科类基本相似的培养方式。换言之,也就是说理工科类开设的实验实践课程可能严重不足。这一点从目前我国就业市场上严重缺乏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的人才这一现象中,可以得到部分的证明。培养方式的相似性,导致不同类型学校所培养的人才无区别性或特色区别不明显。这必然无助于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所需要的实用性、技能型人才。
总之,应该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及普及化时代的到来,大学的趋同具有历史必然性,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过度趋同则必然产生诸多不良后果。从较短的历史时期来看,一个显著的后果就是,大学毕业生结构性就业问题将变得非常突出;而从长远来看,大学缺乏个性,缺乏特色,终将难以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大学趋同的原因。
二、大学趋同的原因分析
根据迪马乔(paul J.DiMaggio)和鲍威尔(Walter W.Powell)的研究,认为导致组织趋同的机制有三:一是强迫性机制,即组织必须遵守政府以及其他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否则就会受到惩罚或遭到淘汰。二是模仿机制,即同领域中成功组织的行为和做法成为组织模仿的对象,尤其是当组织面临的环境表现出某种不确定性的时候,更容易发生模仿现象。三是社会规范机制,即整个社会经过长期的积累,在某一领域形成了某种共同遵守的规范,因此导致组织的趋同化。事实上,还有第四种机制,即市场诱导机制,由于市场的巨大诱惑力,导致组织盲目追随市场而走向趋同。
就我国大学而言,其趋同化既有模仿机制的作用,也有大学外部强迫性机制、社会规范机制和市场诱导机制的作用。
从模仿机制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近年来,被称为“计划经济时代最后一个堡垒”的教育行业,包括高等教育,也逐渐步入了深度改革时期。整个社会变革,包括教育改革,史无前例,因此,对于面临外部环境发生变革时期的大学而言,那些在改革与转型中办得比较成功的大学便成了其他大学模仿的榜样、学习的楷模。比如,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三级办学两级管理模式的逐步形成,高等教育管理权逐步下放,过去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的一些大学,办学资金吃紧,此时,那些靠贷款“发家”的大学无疑成为众多大学学习的榜样。于是,一段时期,出现了举国上下的大学“贷款热”;再比如,一些大学不顾自身办学条件,盲目上“热门”专业,“短线”专业,招生规模成倍扩大,在市场中一夜“暴富”,极大地缓解了这些大学资金短缺的局面,而那些没有“富裕”的大学必然极力模仿,趋之若鹜;再比如,一些专科学校,通过“升格”成为本科学校,极大地拓展和保证了学校的生源市场和经费来源,这一举措无疑对于其他专科学校形成了示范效应,导致许多专科学校心驰神往,等等。不容否认,大学之间的相互模仿,大学自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就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所处的转型和改革仍需深化的时期而言,更多的则是大学以外的外力使然。许多大学之间的相互模仿,是不得已而为之举。可以说,既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因为,有些大学,如果不去模仿其他大学,不与其他大学趋同,就无法生存和发展。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有些自身具有办学特色的大学,特别是那些担负着国家研究重任和创造知识的“研究型”大学,本不应盲目模仿其他大学,却也加入了“邯郸学步”之列。而恰恰是这些大学,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大学的趋同化,使我国的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越来越远。
从强迫机制来看,近年来,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政府职能发生了很大转变,各级政府正在逐渐从“无限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也逐渐从“管大学”向“管教育”转变,基本改变了事无巨细一抓到底的局面。但事实上,就高等教育而言,无论在专业设置,还是在招生等方面,政府仍然存在着一些“越位”现象,仍然没有彻底从“管大学”的角色中退下来。因此,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大学的手脚,导致了一些大学的趋同。比如大学合并,本来合并对于改变单科类院校的格局,建立综合大学,建立世界一流大学是一种很好的制度安排。但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官本位作祟,盲目追求政绩,盲目追求“高、大、全”,搞“拉郎配”,结果致使一些本来特色非常鲜明的大学,失去了原有的办学特色,丧失了固有的个性和特质。因此,我们认为,我国许多大学之所以日益趋同,在某种程度上,与各级政府的角色转换不到位有关,也与高校缺乏真正的办学自主权有关。
从社会规范机制来看,不容否认,社会规范机制,有利于某一行业组织的规范化,有利于该行业整体质量的提升,但与此同时,社会规范机制也容易使行业组织日益趋同,导致“跟风”。我国许多大学中都存在着一些“跟风”现象。比如一度时期的“院墙经济”,以及时至今日仍轰轰烈烈的“升格”热、申办硕博士点热,等等。在一些大学看来,如果没有博士点似乎就矮人一等;一所专科学校如果不“升格”似乎就是校长的平庸。于是乎,“升格”热、申办硕博士点热,成了大学之间共同遵循的潜规则,许多大学在“升格”、“申博”中日益趋同化。
从市场诱导机制来看,市场经济时代,大学专业设置以市场为导向,就业以市场为导向,甚至科研以市场为导向,无可厚非,但由于许多大学并未真正领会以市场为导向的含义,简单模仿,盲目地以市场为导向,只求短期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和自身条件,对所谓的“热门”专业极力追捧,于是,各大学之间的专业雷同不可避免。专业设置、就业、科研并非不需要以市场为导向,而关键是如何以市场为导向。我们以为,大学应结合自身条件来确定市场导向,应兼顾长远利益、短期利益、国家利益、大学利益,进而来确定市场导向,而非其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些年来,由于文科类专业投入少,一些院校为了节省办学成本,开设了大量的文科类专业,专业雷同率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毫无疑问,未来时期,必将造成巨大的结构性就业压力。
综上所述,我国大学之所以日益趋同化,是上述四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主要的是大学外部力量使然。大学的趋同化,既是一些大学自身的一种无奈选择,也是一些大学的必然选择。大学的趋同化,不仅重新格式化了人们固有的大学理念,而且彻底改变了大学以往的生存方式,也改变了高等教育固有的模式和运行机制,使高等教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其实,大学的趋同只是一种表象,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高等教育改革命题。那么,面对大学趋同,政府和大学应该何去何从呢?
三、避免大学过度趋同的策略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已经从经济社会的边缘走入经济社会中心,被社会赋予越来越多的使命。而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来看,“以课程为基础的文、理科知识的专业性不会降低,在一个有交易价值的知识比有象征意义的知识更受重视的市场中,人们不会再回到旧有的观念中。”大学自我封闭、自我发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对于绝大多数大学来说,与世隔绝,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已经不具有现实性与可能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的趋同具有必然性。而越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越需要大学具有特殊性。毋庸质疑,只有在趋同中保持个性的大学,才能在世界大学的激烈竞争中取胜;也只有在趋同中保持特色的大学,才能在世界大学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抑制大学的趋同?本文认为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其一,政府应该进一步强化引导。如上所述,近年来,尽管政府“管大学”的角色日渐淡化,但是以往的管理惯性依然存在。因此,以淡化管理,强化引导和服务为目标的政府职能转换,任务仍然十分艰巨。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指出:世界高等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必须对它进行彻底的变革,因此,不仅需要各国政府和高等院校积极参与,而且需要所有的人士,包括大学生及其家庭、教师、商业界和企业界、公共和私营的经济部门、议会、传播媒介、社区、专业协会和社会的积极参与。也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时期,政府应该真正给大学以自主权,应该更加注重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不是仅仅强调某一方面的利益。这就要求政府在高等教育决策中,建立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利益相关者利益的高等教育决策机制和制衡机制,形成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治理高等教育的有效制度安排。惟其如此,才能充分调动各利益相关者参与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发挥大学的特长,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趋同。与此同时,政府应该严格限制大学“升格”,如允许“升格”,则应该构建一个与普通高等教育并行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以避免升格为现在的本科,实用和理论都不具特色。
其二,大学应准确定位,并努力保持个性。大学应发挥特长,而不是盲目追随所谓的“热门专业”。因为有些所谓的“热门专业”已经人满为患,而那些现在看似“冷门”的专业,可能就是将来的“热门专业”。因此,大学应理性地看待“热门专业”,应该兼顾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因校制宜”,否则,就可能在盲目趋同中迷失自己。与此同时,大学也不应该盲目追求“升格”,应该踏踏实实地办出特色,因为“升格”成功与否都意味着将失去自身的特色,而且“升格”之后的“铁饭碗”终将有一天会打破。而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应该在市场中求异存同,应该既保持大学的学术价值,又兼顾大学的市场价值。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仅仅为了满足短期行为和“为社会服务而服务”,摒弃自己对真理的追求,对社会的批判,变得越来越“唯唯诺诺”,越来越“随波逐流”,甚至整日沉溺于“市场化”的“繁荣”之中,跟随市场到处游走,让市场在高等教育领域“兴风作浪”、“为所欲为”,让市场的“铜臭”腐蚀了大学的心灵而不能自拔。
其三,应进一步深化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事实上,在世界高等教育中始终存在着两种教育模式:一个是以德国、美国为代表的实用与学术双重教育模式;一个是以亚洲一些国家如中国、日本等国为代表的单一教育模式。显然前一种模式更有利于避免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趋同。因为它是一种双轨制的教育模式,两者不交叉,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就避免了大学的趋同。而中国的教育模式是实用和学术双重任务集于一身,其结果不仅理论不深入,而且实践也不扎实。尽管近些年我国也开展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但事实上,在现有的高等职业教育中由于文科类居多,加之没有形成包括中专、专科、本科在内的与普通高等教育并行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所以,许多高职高专基本上等于本科的“压缩饼干”,这种模式下培养的人才,必然是趋同的。因此,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来说,面对市场和趋同,德国和美国的教育模式无疑是值得借鉴的。
总之,大学因经济社会发展日益走向趋同,具有必然性,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必将加速大学的趋同化,但过度趋同必然导致严重的结构性就业问题。对于大学生就业问题非常严重的我国而言,大学适度趋同,尤其是一些研究型大学积极彰显个性,发挥特色,无疑是我国大学未来发展的客观诉求,也是我国大学走向世界一流的客观诉求。
针对大学趋同,也许本文这点“疫苗”并不能提供太多的“免疫功能”。但如何在大学日益趋同中保持不同,在趋同中彰显个性,以及如何在市场的诱惑中保持一份理智和清醒,在探究大学经济前景的同时保持学术自由的天性,的确是一个很值得中国大学深思的命题。
参考文献
[1]．马陆亭．迈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政策选择[J]．江苏高教，2000，(3)：20．
[2]．李洁．就业难困扰大学生家长，专业雷同是罪魁[EB/OL]．http://news.buaa.edu.cn.2005-03-16．
[3]．俞俏燕，邬大光．我国高等院校趋同现象解析[J]．大学·研究与评价，2007，(1)：20．
网络新闻趋同现象探究 篇5
1 网络新闻陷入“复制”+“粘贴”模式
查阅每天的网络新闻,大多数国内新闻网站的新闻大同小异。以2014年5月28日搜狐、新浪、腾讯等三大网站的新闻为例,头条新闻或要闻中相同或相似的新闻不下10条,详见表1。
2 新闻趋同的原因
2.1 独家新闻有限
为了吸引读者,新闻工作者都集中关注重大、热点新闻。独家新闻若不是重大的、热点的新闻,可能没有受众,新闻工作者在重大热点新闻和独家新闻间会优先选择重大热点新闻。
2.2 新闻版面有限
在新闻版面有限的情况下,各媒体为了吸引受众,便将主要精力放在热点新闻的报道上,由此呈现出彼此一致的报道主题和报道内容以及毫无二致的包装。
2.3 新闻工作者有限
社会上每天都发生着许多大大小小的事,而人数有限的新闻工作者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辨别哪些是有价值的,而为了给读者最全面的新闻信息,新闻工作者就会采取借鉴其他媒体的做法。
2.4 新闻来源渠道有限
新闻来源渠道的有限性是致使新闻工作者互相转载摘抄的一大原因,自己获得的新闻有限,只能靠转载别人的新闻来充实新闻版面。
2.5 竞争激烈
激烈的竞争对使媒体害怕因为漏稿而丢掉市场。每一份报纸或每一个网站都希望给读者提供最需要的热点内容和重大新闻,以防止读者流失。
3 抑制新闻趋同现象的途径
3.1 提高新闻报道的深度
对新闻选题进行拓展和延伸,是提高报道深度的重要手段。新闻趋同的起点在于新闻题材的相同。新闻工作者若能挖掘新闻题材背后的意义,提高新闻报告的深度,定能独树一帜。
3.2提高新闻报道的独特性
新闻工作者要打破思维定式,面对众多的新闻事实,要敢于亮出新颖的观点。
3.3 提高新闻报道的连续性
在新闻内容不断更新的环境下,注重新闻报道的连续性是赢得受众的因素之一。例如衡水中学的军事化管理,如果对毕业于衡水中学的在校大学生或者已经工作的学生进行连续采访报道,挖掘这种教育方式产生的长期效应,比单一报道衡水中学如何培养成绩优秀的学生更有深度。
4 结语
中越会计规范趋同研究 篇6
一、会计国际化:中越会计规范趋同的外部环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各国经济互相影响、渗透, 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速度越来越快。推进会计标准的国际化, 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为全球经贸往来和资本流动减少或者消除经济语言上的障碍和成本, 无疑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正如C.W.诺贝斯和R.H.帕克教授所说, 会计的国际协调就是“通过界定会计实务的差异, 增强会计实务的可比性的过程”。
会计国际化目前有三种不同的表述, 即会计国际化表述为沟通, 就是相互交流、相互沟通, 并找出其间的差异所在;会计国际化表述为协调, 就是在可能的范围内, 尽量减少差异, 寻求一致;会计国际化表述为全球会计一体化、统一化。常勋教授在《国际会计》 (第三版) 一书中通过对有关专家的观点进行归纳总结, 指出目前国际会计协调是一个过程, 是限制和缩小会计差异的过程, 是形成一套可接受的标准准则和惯例的过程, 是能产生共同协作结果的有序结构的过程, 是提高各国会计实务和财务信息的可比性的过程。由此可见, 对会计国际化的理解, 会随着会计国际化的发展而变化, 就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状况而言, 会计国际化就是会计标准的国际化, 会计标准的国际化就是会计准则的国际化。会计国际化有利于减少各国会计标准之间的差异, 提高各国企业提供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从而降低那些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进行投融资活动的企业的资金成本和交易成本。会计国际化不管是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 都是有益的。
越南的会计发展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连, 虽然越南从建国之初就比较重视会计工作, 但从会计的国际化进程来看, 可以说是“起步晚, 步子快”。越南会计国际化的进程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61~1970年) :越南参照中国会计模式建立了相关会计制度体系, 成为以会计制度为主要会计规范的国家, 对当时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二阶段 (1971~1985年) :为了适应原来国有经济经营核算的要求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 越南按照原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会计模式对本国会计制度重新进行了调整。
第三阶段 (1986~1994年) :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革新形势, 越南的会计制度进行了较大的改革。1989年, 越南颁布了《会计统计法》, 成为指导全国会计工作的最高法律文件。在此基础上, 《国家会计条例》、《国营企业会计长条例》和《核算和统计规定》等一系列的具体制度和规定相继出台, 对规范当时的会计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至1994年, 越南财政部已基本健全了会计制度。
第四阶段 (1995年至今) :随着越南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确立及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 越南启动了会计准则的制定工作。1996年, 越南成立了会计准则指导委员会。除此之外, 越南还成立了以越南财政部会计政策司司长为首的越南会计准则制定小组, 并于2001年12月31日首次颁布了越南会计准则, 该准则以国际会计准则作为制定的基准, 并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 此举标志着越南会计标准国际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越南现行会计准则是由越南财政部根据2003年之前发布的国际会计准则制定的, 适用于越南境内所有上市和非上市公司。但是, 这些会计准则尚未反映近年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不断更新和修订。2006年, 越南财政部决定暂时中止对会计准则的制定, 而考虑赋予越南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准则制定的权力。一旦这一决定正式通过并形成法律, 那么越南注册会计师协会将成为越南的法定准则制定机构。
中越两国虽然在经济、法律、科技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 但是会计作为一门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 在促进两国经济尽快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中越两国近年来所进行的会计改革, 都不约而同地朝会计国际化的方向迈进, 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措施一方面将有力地推动两国会计的协调和趋同, 另一方面也使发展中国家在会计国际化的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东盟贸易的发展:中越会计规范趋同的动因
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到2010年, 贸易区贸易总额将提高到接近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额水平, 并且区内贸易的份额将提升到总贸易额的30%以上。此外, 贸易区的建立将使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加55%, 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增加48%, 中国和东盟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提高0.3和0.9个百分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有助于巩固和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进一步扩大双方贸易规模, 促进双方经济合作, 提高本地区的整体竞争力, 更为重要的是, 为整个贸易区内国家之间的会计协调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2. 越南经济的快速发展。
近年来, 越南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其2005年经济增长率达8.4%, 2006年为8.2%, 据亚太经社委员会 (UNESCAP) 统计, 2007年越南的经济增长速度达8.3%。同时, 越南经济结构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转变明显加快。2005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691.1亿美元, 其中出口324.4亿美元, 增长22.4%, 进口369亿美元, 增长15.7%。此外, 越南为了推进改革, 扩大投融资规模, 进一步融入地区和国际经济, 2000年和2005年先后在胡志明市和河内市建立了股票证券市场。2006年11月, 越南在历经12年15轮磋商后, 加入了世贸组织。所有这些都表明, 越南经济发展必将推动其会计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尤其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 越南必然会寻求贸易区内国家之间的会计协调, 以减少贸易区内的交易成本, 促进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 中越两国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
中国和越南同属亚洲国家, 地理位置接壤, 有相同或类似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 并且两国同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员。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 中越两国在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相互渗透, 互补性很强。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发展, 使中越两国友好往来更加频繁, 两国的经济关系发展迅速, 双边贸易额从1991年以来连创新高, 从1991年的3 223万美元增至1999年的13.18亿美元, 2000年跃升至24.66亿美元, 超额实现两国总理提出的20亿美元的目标。2001年在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不利因素影响下, 两国贸易额仍取得了14.2%的较高增幅, 超过28.15亿美元。2002年, 中国成为越南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据中国海关统计, 2003年中越双边贸易总额为46.34亿美元, 同比增长42%, 其中中国对越南出口31.78亿美元, 自越南进口14.56亿美元, 中方顺差17.22亿美元。2004年10月, 中越两国一致提出到2010年两国贸易额达到100亿美元的目标。双方确定合作建设“两廊一圈” (昆明—老街—河内—海防经济走廊, 南宁—谅山—河内—海防经济走廊, 环北部湾经济圈) 的意向, 构建了两国中期和长期合作的共同规划。
综合以上的分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快了区域经经济合作, 也使中越两国的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但是要真正实现中越两国经贸合作快速健康发展, 促进双方资本的自由流动, 必须要充分发挥会计在两国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两国企业在进行投融资或贸易活动时, 由于两国会计规范之间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差异, 导致双方在进行会计信息披露时必须进行调整, 从而加大了双方的贸易成本, 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和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因此, 中越两国必须要进行会计协调, 目前当务之急就是提高两国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可比性, 切实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 以消除由于两国会计规范差异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如果中越两国能积极总结各自会计模式的特点, 在区域范围内进行会计协调, 形成完善规范的会计体系, 不仅能提高两国的会计整体水平和协调程度, 而且可以扩大亚洲国家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影响, 使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更多地体现亚洲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和需求。
三、会计国家化:中越会计规范趋同的不利因素
虽然实现会计协调是中越两国达成的共识, 但是要缩小两国会计标准的差异性, 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两国的会计协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标准的国家化, 更重要的是它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国家利益。两国会计协调的实质是两国的利益之争, 也就是涉及会计国家化的问题。所谓的会计国家化, 也就是会计的国家特色问题, 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在制定会计规范时, 更多地注重本国的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 使会计规范更能体现一个国家的利益, 并为该国经济发展服务。会计国家化往往与一个国家会计模式的选择联系在一起, 而会计模式所涉及的国家利益至少有两大方面: (1) 国家经济增长、税收利益、跨国公司利润变化、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等经济主权。 (2) 国家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差异, 传统文化、社会习俗等文化主权。总的来说, 中越两国会计规范趋同主要存在以下几个不利因素:
1. 两国会计模式存在差异。
会计模式是会计实践的反映, 是按一定会计特征对会计系统内诸要素所进行的抽象化、典型化的综合描述, 是对已定型的会计实务的概括和描述。其构成内容主要包括会计管理体制、会计规范的制定和实施、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会计监督体系以及其他与会计管理活动有关的各个方面。会计模式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正是由于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法律、地理、文化等环境不同, 才会形成各具特色的会计模式 (常勋, 2005) 。中越两国会计的发展受本国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科技环境的影响, 由此所形成的会计模式存在着较大差异。
(1) 从会计管理体制来看。虽然越南和中国都采用政府主导型的会计模式, 但是两国在会计人员、会计机构管理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越南的会计体制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由越南财政部统一管理除金融企业外的会计和审计工作;二是由国家银行监管有关信贷机构的会计活动。越南企业的会计核算工作的组织形式主要有集中会计工作组织形式、分散会计工作组织形式和集中分散结合的会计工作组织形式三种。而中国会计工作由财政部专管, 实行“统一领导, 分级管理”的管理模式, 国家审计工作则由审计署管理。会计核算工作的组织形式主要有集中核算组织形式和分级核算组织形式两种。
(2) 从会计规范的制定和实施来看。越南与中国虽同属社会主义国家, 在会计模式上也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模式, 但越南的会计准则更多地借鉴国际会计准则, 而且目前正考虑由注册会计师协会来负责制定会计准则, 这意味着越南的会计模式将由集中立法模式向民间自主型模式过渡。而中国在法律上属于成文法系, 在会计监管上强调政府监管为主, 会计准则由国家财政部颁布, 具有强制性和统一性特点, 即属于立法集中型模式的范畴。越南的会计规范主要包括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为越南的《会计法》, 第二层次为会计准则, 而越南的会计准则体系又分为越南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和越南国家银行制定的金融和海外机构会计准则。中国的会计规范则是以《会计法》为根本大法形成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该体系主要包括会计法律、会计准则、会计法规和规章制度三个层次。
(3) 从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来看。会计信息披露与一国的证券市场发展息息相关。越南以1999年颁布的《企业法》、1998年颁布的《关于证券与证券市场的第48号决定》、《关于成立胡志明市、河内两个证券交易中心的第127号决定》和《外国投资者参与越南证券市场的第139号决定》等相关法规来规范企业在证券市场上的会计信息披露行为。而中国则主要以《证券法》、《公司法》、《会计法》和《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 (试行) 》等法律规范来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越南对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主要有完整性、客观性、及时性、可理解性和可比性, 而中国的会计信息的质量主要体现在真实性、相关性、可比性、明晰性、及时性、实质重于形式、谨慎性和重要性等原则上。越南企业财务报表系统包括会计平衡表、经营活动成果报表、现金流转表和财务报表说明书, 中国的财务报表系统则主要包含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两国的会计信息披露的载体虽然在编报原理方面本质相同, 但各报表所包含的项目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这对两国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4) 从会计监管体系来看。目前中国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三位一体会计监管体系, 即会计工作的内部监督、会计工作的社会监督和会计工作的国家监督。此外,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上市公司的会计行为也负有监督的责任。而越南会计监管主要集中于国家监管, 监管体系尚不完善。
2. 会计发展水平存在差异。
经济水平是影响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由于中越两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所体现出来的会计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中国政府为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 自20世纪90年代初进行会计改革至今, 期间经历由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并行逐步过渡到将以会计准则及准则指南体系为主导的局面, 2006年颁布的38项具体准则则基本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相同, 表明中国的会计发展已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虽然越南目前已摒弃了会计制度, 且在21世纪初启动了会计准则的建设, 但其整个会计准则体系尚不完整, 且由于近年来其会计准则不能很好地反映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不断修订与更新的成果, 目前会计准则的制定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这些都制约了其会计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3. 中越两国会计协调与会计国家化之间的矛盾。
会计国家化不仅在于体现一个国家的社会属性, 要求在会计准则或制度上体现本国的特色, 更重要的是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服务。而两国之间的会计协调则要求双方在制定会计政策和处理经济业务时都采用双方认同的做法, 这就使得会计国家化的目标本身与会计的两国协调目标在客观上存在矛盾。而且中越两国同属东盟自由贸易区, 在贸易自由化与非自由化、互补经济与竞争经济的框架下也存在矛盾, 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对两国的会计协调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四、结语
会计国际化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 但是不同国家之间面临的会计环境千差万别, 这意味着会计国际化决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于同处于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国家而言, 根据本贸易区内各个国家的会计发展水平, 求同存异, 首先实现会计区域一体化, 不但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同时也对区域内会计水平的提高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基于近年来我国与越南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的现实, 分析两国会计差异, 寻求两国会计趋同的途径, 必能务实地推动两国会计国际化进程。
【注】本文是教育部高教司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人才培养教学改革项目“适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需要的经济管理类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课题批准号:教高司[2005]212号)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毛婧, 高志妨, 韩玮.日本会计环境与会计模式对我国会计的启示.商业经济, 2005;6
[2].杨全照.国际会计模式差异的人文环境因素.财会月刊 (理论) , 2006;1
[3].黄德汉.基于中国经济环境下的会计准则模式抉择.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5;4
[4].黄德汉.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差异的环境因素.现代财经, 2005;8
[5].林如.论会计环境的差异及其对会计制度的影响:中德比较.亚太经济, 2006;5
中国当前省际趋同研究述评 篇7
截至目前, 对于中国各地区之间的趋同研究文献中大部分都包括了计量经济模型和实证分析。由于省际趋同这一概念从一提出就和一个国家的各项经济指标密切联系, 所以使用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几乎是一个惯例。
从方法的角度来讲, 趋同研究有很多种途径。最为普遍使用的就是β-收敛检验, 这种方法主要采用逐步回归的方式, 把增长作为因变量初始收入水平作为给定的变量, 在条件趋同的情况中加上其他的条件变量或者在绝对趋同检验时不再加入其它变量。在整个回归框架中β这个初始收入水平的相关变量, 作为趋同的证据, 当其值显著为负时表示存在着趋同出现, 如果该值不显著则表示出现趋同, 而显著为正则表示出现了趋异。也有的研究致力于估计σ, 这是一个关于分化的总量值, 其值发生变化时分布状态不能显示相同趋势的变化。前面两种度量方法都是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使用马尔科夫转换矩阵对中国各省之间增长的变化趋势进行动态分布研究的文章, 在对中国进行省际趋同研究的文献中尚属首次。
二、当前国内省际趋同是否存在
大多数实证研究都发现中国的地区间增长, 东、中、西3个区域之间内部人均产出出现了明显的趋同现象, 但区域之间并未出现趋同甚至有逐渐分化的趋势, 这表明中国当前各地区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俱乐部”趋同。同时, 具有相似的地理环境、人口结构、市场开放度等因素的地区人均资本收入显示出趋同的特质, 但是差异很大的地区至今收入差距却在不断加大, 这表示中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符合条件收敛的特征。
除了研究是否存在趋同之外, 研究者们还很关注随着时间的变化中国的趋同趋势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国内对于这一问题最早的研究发现在1952-1965年, 随着中国工业化由沿海城市逐步向内地推进, 落后地区与高收入地区之间人均国民收入差距曾经出现一定程度的缩小。之后, 1965-1978由于各种原因国家资金的大规模投入并没有阻止地区间差距扩大的趋势。1978年之后落后地区与高收入地区间人均GDP或人均国民收入差距大体以每年百分之二的速度缩小, 然而各地区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增长不平衡的格局反而进一步加剧。
在后来一些相似的时间划分点大概为1978年、1985年、1991年、2001年这几个特殊的年份。大部分的研究表明1978-1991年地区经济分化程度降低, 而在1991-2001年, 地区收入水平差异呈现上升趋势, 而2001年至今, 这种差异又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三、关于趋同趋异两种现象的原因探讨
首先是缺乏有效的要素流动渠道以及与之配套的制度。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中国内部各地区之间存在的贸易壁垒甚至高于欧盟内部各个国家间的壁垒, 最为明显的是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影响了要素配置的效率, 从而促进了中国各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 阻碍要素流动的壁垒还不利于各个地区之间开展协调的经济发展政策, 导致严重的产业趋同, 不利于各个地区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其次是由于偶然、地理或者历史等方面的因素导致了中国各地区之间形成了不同程度的极化和集聚效应, 与之相似的说法还有“马太效应”。各个地区在初始状态下的发展水平和各方面的条件不同, 导致不同的要素向最有利的地方集聚, 进一步拉大了各个地区之间发展的差异。最后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和制度变迁历程, 导致中国在区域内部的开放度和国际开放度之间没有同步发展, 而学者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对外开放度与国内区域间开放度的协调性是紧密相关的。中国当前的情况是有的省份对外开放有余, 但在处理不同区域间的开放程度时, 有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而有的地方是区域内部开放与对外开放都不占优势, 这必然导致经济欠发达地区不能很好利用发达地区产生的逸出和扩散效应, 最终不能实现国内各个地区之间在高水平上的趋同。
四、对于俱乐部趋同和地区间分化问题的解决
第一, 地区之间应该树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观念, 加强地区之间决策的沟通协调, 打通区域之间形成的贸易壁垒, 鼓励跨区域、全国性的龙头企业, 促进区域间劳动力的流动, 形成合力的劳动力管理法案, 最大限度地满足市场的需求。第二, 加大对落后地区教育基础设施的投入, 打破欠发达地区发展中遇到的人才瓶颈。形成合理的制度, 促使有利的资源和要素向欠发达地区流动, 在欠发达地区形成新的集聚力, 建立增长极, 带动整个区域协调发展。第三, 利用市场机制而不是行政手段在各个地区之间进行资源的调配, 形成合理的制度促使区域间的开放和对国际的开放度相协调发展, 促使不同地区间各种资源优势互补, 共同获取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 然后又通过参加国际贸易促进各个地区的合作。
五、结论
当前中国的发展能否健康地保持着长期以来的高增长并实现共同富裕这个伟大目标,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各个省和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能否趋向于一个同样的水平, 也就是落后的地区能否赶上先进地区, 而先进地区能否保持自己一贯优势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帮助其他地方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沈坤荣, 马俊.中国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及其成因研究[J].经济研究, 2002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