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趋同

2024-12-30

城市趋同(精选10篇)

城市趋同 篇1

0 引言

城市技术效率指标, 能够衡量出在一定资本投入下的城市资源利用的水平高低, 对于技术效率指标的研究, 通常从增长率、分布律、差异性等方面进行研究, 其中, 基于趋同理论的角度, 对城市技术效率进行研究, 能够判断城市技术效率的发展趋势。

城市技术效率趋同性研究, 最常用的是σ趋同计算方法。σ趋同研究是利用方差分解法来进行计算, 方差分解法是统计指标分析方法中的一种。城市技术效率的方差指标能够体现城市分布的离散程度, 表明城市技术效率指标的稳定性和均匀性, 是测量技术效率数据变异的主要指标。技术效率方差的数值越小, 说明变异性越小, 技术效率方差的数值越大, 说明变异性越大。

1 发展趋势研究

1.1 构建模型

式中, i为区域序号, i=1, 2, …, N;t为时间序号, t=1, 2, …, T;yi, t表示第t年第i个区域的技术效率水平, σt2为N个区域对数值ln yi, t的方差。对辽宁省进行有针对的研究, 不仅要考虑14个城市各自的指标, 还要按照经济发展的地方性特点, 把这14个城市划分为3个经济带, 分别为中部城市群、沿海经济带和辽西北地区。

1.2 实证研究

以辽宁省14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数据为例, 进行实证研究。利用构建模型, 标准差具体计算结果见表1, 为了更直观地表现出这14个城市13年技术效率对数值标准差的发展趋势, 绘制出趋势图, 如图1所示。

2 结果分析

结合表1和图1可以看出, 辽宁省14个城市及3个经济带之间的技术效率都存在着明显的趋同性, 2000-2005年之间, 趋同的速度非常快, 到了2006年以后, 速度逐渐减慢。

沿海经济带对数标准差的水平是最低的, 一直低于14个城市的平均水平和其他两个经济带TE, 这表明沿海经济带中各个城市的技术效率指标离散程度不大, 趋同的程度也不高。中部经济发展区TE对数标准差的水平是最高的, 一直高于14个城市的平均水平和其他两个经济带, 这说明中部经济发展区中各个城市的技术效率离散程度比较大, 趋同的程度也很高。

参考文献

[1]杨慧珠.江苏省各地区经济趋同的动态演变[J].区域经济, 2009 (3) :46-47.

[2]魏世红.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 2008.

[3]王文举, 范合君.我国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原因及其对经济影响的分析[J].当代财经, 2008 (1) :85-89.

[4]张焕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地区性趋同理论及实证分析[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7.

[5]姚敏.中国地区工业结构趋同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J].甘肃金融, 2009 (2) :13-16.

“商性”趋同 篇2

为什么不同的地域会有不同的“商性”呢?以经济学的分析,完全是因为在各种不同的生存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

温州人为何喜欢远赴天涯经商,而江西人宁愿守在家中的社会经济原因。与其说是天生或天性使然,不如是说在社会、经济、历史、地理等不同约束条件所作出的不同选择而已。温州人走上市场经济一途,一个客观原因其实是自然条件有欠缺,三面环山,一面环水,尤其是人多地少,人均矿藏更少,只好靠开发人力资本来补。

至于江西,人口较少,矿藏丰富,尤其是大自然给了它极好的耕作农业的惠赐,播下粮食就能丰收,播下菜籽就有菜吃,生存条件极佳,江西人哪里要去做什么辛辛苦苦的商人!

“商性”无不事出有因。譬如,北京人挟政治而自重,上海人是中国人胸中最早鼓荡着海风的人,广东近代开一代风气之先,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西安历史最为悠久,杭州向为人间天堂,宁波是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闽南多山而崎岖,石狮的华侨遍天下,东北多“响马”和“胡子”,正是这些地理、自然、历史与政治的不同因素造就了中国各地的商人们多姿多彩的“商性”。

“商性”也有共性。马克斯·韦伯曾描述过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商人的共性:他们都是清教徒,渴望着通过创造财富为上帝增添荣耀。著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则将企业家的共性归之为“创新”。

人的性格会变,其实“商性”也会变。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日益规范和完善。相信有些过于地域性的,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不合时宜的个性最终将趋于消失,而适应市场经济契约与法制的“商性”则会发扬光大。

就像全球化让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小小的村庄,不同地方的人们越来越像孪生兄弟一样,中国不同地域的“商性”也有可能越来越表现得趋同。

城市趋同 篇3

趋同存异的现况

在实践中发现,目前中国城市色彩呈现出“趋同存异”的现况。在城市色彩普遍趋同的大背景下,城市之间的色彩差异依然存在。而且色彩差异的强弱与城市之间的时空差异密切相关。

1. 地理空间与色彩差异

不同城市之间地理位置决定着城市色彩差异的强弱。城市间经纬度差别越大,其色彩差异越明显。图1将杭州、泉州、日照等三个城市规划研究成果中的概念色谱进行比较。通过比较不难看出,三个地理位置距离较远的城市,屋顶色、墙面色或点缀色都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反而言之,城市间经纬度差别越小,其色彩差异越微弱。例如杭州、宁波、温州,三个城市同属浙江省,经纬度接近,城市屋顶和墙面的色彩面貌非常相似(如图2)。但是,将三个城市色彩调研所得的颜色进行色数统计和色度学归纳,就能得出如图3所示的用色比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三个色彩面貌相似的城市,由于用色比例的不同而呈现细微差异。

2.历史空间与色彩差异

按照发展历史,城市通常可分为老城、旧城、新城三个区域。根据图4中的年代进程,“老城”实际上是指以清末至民国时期为主体的历史遗存区域。“旧城”主要是集中于建国后至90年代期间的城市建成区。而“新城”是指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新建和在建的城市区域。

通常而言,老城色彩差异较为明显,旧城色彩次之,新城色彩基本趋同。从图4可以看出,杭州与泉州的老城相对它们的旧城和新城而言,色彩差异较为明显。但在两个城市的新城,原本特色鲜明的色彩都变得越来越微弱,都不约而同的出现了大量灰白色调的趋同色彩。原本鲜明的城市色彩特色被同质化的色彩逐渐消解。

综上所述:中国城市色彩处于“趋同存异”的现况。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色彩普遍呈现出趋同的色彩面貌,而色彩差异依然存在,但逐渐弱化。

多元复杂的成因

形成上述趋同存异现况的原因是多元复杂的。说其多元复杂是因为讨论此问题必须进入自然与人文层面思考。本文在此,尝试从自然地理、人文历史、文化形态、审美价值、营造技术和社会现实等诸多方面探讨城市色彩现况的成因。

1.自然地理环境的基础作用

色彩地理学认为,地貌形态、气候、植被、物产资源等地理环境直接影响了人种、习俗、文化等方面的成型和发展,这些因素都导致了不同城市色彩形象的出现。1不同地域自然地理环境的客观差别,是城市色彩差异存在的基础。首先,千差万别的自然景观格局决定了城市色彩基本形貌的差异。自然山水之间的布局,城市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都导致了城市形态和结构的差异,形成不同的色彩面貌。其次,物候条件的差异影响着不同人群的生活风习和审美观念。二者决定了居民对城市色彩的选择,不同的选择结果,就会形成不同的城市色彩。此外,岩石、土壤、山体、水系、植被等自然环境色彩要素的地域差别,也会带来不同的城市色彩。一方面,传统城市就地取材,建材多呈现岩石、土壤等地域性自然色彩要素的颜色。由此营造的传统城市,其色彩就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这也就是不通城市之间的传统色彩存在明显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自然环境色彩要素的地域差异构成不同的城市背景色。城市色彩通常都要与自然背景色相互协调,背景色的不同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城市色彩差异的形成。

尽管在现代城市色彩与人工环境越来越密切,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关系逐渐削弱。但是,上述地理层面的客观差异,或多或少都影响着今天的城市生活,使得城市色彩在客观上能够保留地域差别。

2. 由现代工业文化主导的多元文化格局

文化的冲突导致城市中多元文化形态的并存。中国近代文化史是中国本土文化意识与外来文化意识的抗争与融合过程。由西方文化体系发展而来的现代文化、遗存下来的本土传统文化和现代化转型中的新传统,构成了我国多元的现代城市形象。“洋”、“中”、“中西合璧”;“老”、“旧”、“新”等多元的色彩形貌,并存在同一城市空间中,并按其各自特有的色彩价值标准,呈现于中国城市建筑及环境中,形成复杂的城市色彩形象。

迅速复兴的心态导致了求快、求新的单一化的城市发展价值标准。中国工业化滞后,城市发展水平落后西方一百至一百五十年。2国人希望追求“新”的事物,已迅速摆脱“落后”的状态。这种心态,投射到城市建设之中,就表现为第三世界国家在“民族复兴”愿景下的“快速发展观”。在此发展观的引导下,原本多元的城市文化形态就逐渐向着现代化的单一方向发展。

文化形态的多元性与城市发展价值标准的单一性,造就了以现代化为主体,传统和新传统为辅的多元文化格局。现代工业的趋同色彩和传统文化中的差异色彩,交织而成了中国城市色彩的现代化形貌,也向我们回答了今天中国城市色彩以趋同与差异失衡的隐因。

3. 本土形象价值体系的流失与“崇洋”审美价值标准的泛滥

传统形象价值体系的流失和本土文化价值的自卑,导致“崇洋”审美价值标准的泛滥。西方现代建筑色彩和“欧陆风”色彩在中国城市的蔓延便是极好的例证。“现代”、“国际化”已成为今天城市形象决策评价的主要标准。在追求发展速度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决策城市形象时往往会去国际平台寻找依据,而很少会回到千百年来形成的地域文化中求索。因为,建构尚未成型的现代中国形象价值体系,需要大量时间和智慧;而简单模仿外来的形象价值标准却“省时省力”、“立竿见影”。于是,外来的色彩在城市之间广泛移植,迅速消解地域色彩特色,趋同的色彩越来越多,出现趋同的色彩面貌,也就不足为奇。

4. 全球化背景下城市营造理念与技术的同质化

芒福德认为以机械生产为特征的现代工业文化,会抹煞土地特色和生活个性。3机器工业背景下的现代城市营造理念与技术,使城市形象缺乏个性,越来越趋向标准化、同质化,城市色彩也日益趋同。非本地的城市规划理念和建设模式的大量拷贝、缺乏地域特色的现代建筑的跨区域复制、地域材料逐渐被通用的国际材料所取代……,这些因素都在物质层面催生了城市色彩趋同现象。雷同的营城理念、通用的建筑材料,再配合相同的营造技术,趋同的城市色彩也随之出现。

5. 地域性意识的回归与城市形象品质的追求

现代工业文化泛滥之势,也是地域意识回归之时。传统的回归,寻根意识的觉醒,使人们开始守望地域特色,反思现代城市的同质化。人们通过传统建筑的修复、改造、转型,因地制宜地营造形象特色,使传统地域色彩在趋同的现代城市色彩面貌中占据一席之地。

此外,地域意识的回归,使城市发展开始追求形象品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国情,对城市色彩的差异性提出要求。中国城市的发展从以牺牲自然环境和文化积累为代价的“经济快速发展观”,逐渐过渡到追求经济、文化与自然环境平衡发展的城市发展“科学观”、“和谐观”。城市发展从“快速建设时期”进入“深思熟虑”的阶段,城市形象向着寻求差异性和高品质的方向发展。追求城市形象品质的意识,地域化的城市营造,都增加了城市中差异化色彩的比重,使城市色彩能够逐渐朝着特色化的方向发展。

展望

尽管目前中国城市色彩面貌趋同,但从长远来看城市色彩的差异性会逐渐明显。理由有二:

首先,现代化为城市色彩特色的复苏提供了契机。布罗代尔曾认为,现代化并不会导致世界文化多元性的终结;相反,现代化加强了这些文化,使世界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4西方现代工业文化产生的经济技术的趋同,并不一定会导致城市文化的单一性,从长远发展来看它会带来城市地域文化的多元化发展。现代化带来城市形象趋同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这些物质基础的发展为本土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契机,为多元的地域文化的复苏创造了条件。而且,现况中已经存在的色彩差异,也使未来城市色彩的差异化实践有了方向。

其次,追求城市色彩差异性是城市发展的内在需求。社会心理学的差异性理论认为:人通常用把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东西来界定自己,根据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来确定自己的身份。城市也一样,需要根据自己与其他城市的差异性,来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因此,追求城市色彩差异性,就成为城市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这是城市色彩向着差异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由此可见,在外部物质技术条件和内部求异动力的共同推动下,未来中国城市色彩的差异性会趋向明显。在今天城市色彩“趋同存异”的时代里,色彩差异是隐而不显的,是需要我们去开发和呵护的。我们应从自然山水和城市生活的体认中、从时代现况和人文历史的体察中,去认识和发掘色彩差异。我们有责任从此端点去追溯城市色彩的绵长文脉,并以这个端点来引领城市色彩的人文思考,构筑当下城市色彩的形貌。在中国地域文化传统及其现代转型的语境中,努力建构趋同背景下,实现城市色彩差异化的实践方法。

参考文献

[1]宋建明,《色彩设计在法国——法国著名色彩设计大师让·菲利浦·郎科罗的研究、教学与社会实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2]吴良镛,《中国城市发展的科学问题》,载于《城市发展研究》11卷2004年1期,第10页。

[3][美]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rmford],《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The City in History,A Powerfully Incisive and Influential Look 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Form through the Ages],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580,581页。

[4]转引自[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71页。

不得已的趋同 篇4

无论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在资金锁定期限、投资对象、投资策略或杠杆率高低上有怎样的差异,但二者有重要的相同之处,即它们都是私募性的私人投资工具,适应基本同样的法律结构

由于私募基金几乎不在公开市场进行交易,也不承担信息披露的义务,而且私募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数量又受到证券法的严格限制,所以一直以来,该行业的规模、成本、收益等基本信息几乎不为外人所知。直到本世纪初,受上个世纪90年代末对冲基金管理公司LTCM破产的影响,人们才开始意识到,私募基金包括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等非注册的投资机构有可能产生系统风险,因此要求对其监管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对这种信息非公开的投资机构的监管问题又一次成为热议话题。

如果说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是不受监管的投资机构也不准确,例如在美国,对冲基金是一种根据1940年《投资公司法》中有关豁免条款来运作的基金,一个对冲基金必须自始至终都满足豁免条款所列举的条件,才能避免被当成共同基金而受到严格监管。对冲基金具有豁免监管的重要法理基础是投资者人数有限且是合格投资者(Qualified Instilutional Buyer),这些投资人通常具有较高的自主分析市场的能力,也具有高额的净资产或高额的年收入,因而具有较强的自我保护能力和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但在金融危机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正在酝酿是否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监管,包括是否在投资顾问进行注册登记、信息披露、投资者教育、外部审计等方面提出新的要求。

私募股权基金虽然潜在的系统性风险比对冲基金小,对其监管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对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重点放在私募基金投资人资格和销售渠道管理,从而降低其投资风险的社会影响,以及建立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管理制度等。

本期通过Douglas Cumming教授所撰《国际上私募股权基金的收益和信息披露》,以及Jonathan Bevilacqua教授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的模糊界线:差异与趋同》两篇文章,来探讨对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进行监管的必要性和可能路径。

对冲基金与私募股权基金被认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另类投资类型,由于竞争不断加剧,两者逐渐产生一些趋同特征。

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充裕的市场流动性造就了全球资本市场与商品市场一片非理性的“繁荣景象”,其间,对冲基金与私募股权基金在数量与规模上迅速膨胀。

《对冲基金情报》调查显示,截至2008年初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已达2.65万亿美元;国际咨询机构Preqin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新募集私募股权基金数量和金额在2007年曾达到高峰,分别为1024支新基金和6325亿美元。

与此同时。对冲基金经理与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成为了财富与传奇的象征,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对资本市场的发展产生影响。Alpha杂志的调查显示,2006年全球排名前25位的对冲基金经理的总收入接近150亿美元,这个数值超过了约旦当年的国民收入。对冲基金经理2006年要想进入这份榜单,其年收入必须超过2.4亿美元,而华尔街当年收入最高的总裁——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布兰克费恩的年收入也仅为5430万美元。

然而,就在人们为不断膨胀的资产价格欢呼雀跃并且更加疯狂的时候,金融危机的爆发打破了人们一切美好的幻想,市场走势急转直下,对冲基金与私募股权基金也未幸免于难,损失惨重。美国对冲基金研究所(Hedge Fund Research)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末。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已骤降至1.4万亿美元;同时,私募股权基金也急速“瘦身”,风光锐减。

长期以来,对冲基金与私募股权基金被认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另类投资类型(Alternative Investment),二者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近年来,二者也逐渐产生一些趋同特征。

在2006年的Bu FFALO LAW REVIEW(Vol.54)杂志上。Jonathan Bevilacqua教授撰文《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的模糊界线:差异与趋同》(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Blurring the Lines Between Hedge Funds and Private Equity Funds),对对冲基金与私募股权基金趋同的问题进行了阐述与分析。正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报告中所说,可以通过对比一系列因素来初步了解对冲基金与私募股权基金的差异,其中最显著的差异有两点。

第一,二者的投资期限不同。私募股权基金通常以类似封闭式基金的方式组建并规定一定期限的锁定期,通常为十年左右,包括投资期与持有期。其中,前三至五年为投资期,基金管理者在此期间确定目标投资组合并做出投资;此后五至七年为持有期,其间投资人很少追加新的投资,只对现有投资组合进行管理。同时,私募股权基金一旦做出投资,则一般不会允许投资者在锁定期内从基金中赎回资金,而只有当资产变现时才会允许投资者进行赎回并对变现所得收益进行分配:然而,大多数对冲基金规定的初始锁定期通常低于两年,并且在整个运作期内对冲基金通常会允许新投资者加入,并且其通常允许投资者每月或者每季度赎回资金。因此,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期限要明显长于对冲基金的投资期限。

第二,二者的投资策略与投资对象不同。正是由于对冲基金与私募股权基金在投资期限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所以二者的投资策略与投资对象大相径庭。私募股权基金一旦募集成功,其资金将会受到较长锁定期的限制。因此,私募股权基金可以将所募集资金用于长期投资,投资期限通常在几年以上。同时,私募股权基金作为长期投资者,其主要关注于非上市企业,以期从企业长期成长之中获得价值增值。

此外,私募股权基金为了能够影响企业的运营管理以及战略制定,通常以获得所投资企业的相对多数股权为目标并对所投资企业进行大额投资。与之相反,由于对冲基金的锁定期通常低于两年,因此这也导致了其在投资策略上的“短视主义”(Shorttermlsm)。对冲基金无法像私募股权基金一样从长期才会得到纠正的错误定价中获利。也无法制定长期的战略性的投资计划,其仅能通过短期内会被纠正的错误定价来获取利润。因此,对冲基金更加注重资产的短期流动性,通常投资与流动性较强的证券,交易较为频繁,并且通过卖空及高杠杆策略谋求在短期内抓住稍纵即逝的市场失灵机会。此外,对冲基金不以获得企业控制权为目标,通常不会持有某一公司的大量权益,因为短期之内一般无法很顺利的出售某一公司的大量股票。总体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对冲基金的投资行为并不会创造出新的价值。而私募股

权基金则可以创造出新的社会价值。

实际上,尽管上述差异依然存在,但是随着对冲基金与私募股权基金的不断发展,二者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对冲基金与私募股权基金之间的“趋同现象”不断显现。一方面,部分私募股权基金正在将对冲基金加入到其产品线中;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原因来自于对冲基金在结构以及投资策略方面的转变。由于竞争的不断加剧,对冲基金行业即将进入优胜劣汰时期,传统对冲基金行业的基本经济学正在发生变化。在可预见的未来,对冲基金经理将成为价格接受者,而非制定者。因此,为了保持一定的收益水平,一些对冲基金开始投资于低流动性证券,并且持有非上市公司的大量权益,开始转向由私募股权基金所主导的投资领域。凯雷集团的董事总经理大卫·鲁宾斯坦曾表示,目前已有多支对冲基金将大笔资金投入到私募股权投资领域当中,其中包括Cerberus、Highland CapitM、Oeh-Ziff Capital以及George Soros等。然而,对冲基金在向私募股权投资领域发展的过程中却面临着很多结构上的问题与挑战。

首先,对冲基金合伙或运作协议岿须重新做出调整,以便解决与私募股权投资相关的长期性非流动投资问题。在此之前,一般的对冲基金协议会允许投资者定期赎回资金。如果对冲基金投资于流动性较低的资产,一旦出现大量投资者要求赎回的情况,对冲基金很可能无法及时进行支付,那么其将不得不把资产在短时间内以低于预期收益率的价格出售,这将使投资人遭受损失。

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办法主要有三点:第一,限制对冲基金进行私募股权投资的资金额度;第二,延长锁定期的期限;第三,对可赎回资金的比例做出上限规定来避免投资者过度赎回的发生。

其次,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很有可能产生新的问题。由于对冲基金持有的流动性较低的非上市公司权益价值一般无法准确衡量,这就使得基金资产净值失去了准确性。因此,对冲基金可能无法准确决定管理费用、绩效薪酬以及投资者进行申购或赎回的具体价格。

一种解决上述估值难题的办法就是对流动性较低的投资设立“侧袋账户”(side pocket)。“侧袋账户”是指将一定比例基金资产用于与其首要目标不同的投资的单独账户。当计算管理费、绩效薪酬以及进行申购或赎回时,对“侧袋账户”进行单独处理。此外,对冲基金协议通常会规定无限的锁定期,从而使得投资者赎回的金额仅限于“侧袋账户”中持有的低流动性资产被出售的金额。

对冲基金与私募股权基金之所以能够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采取如此灵活的投资策略,这是与二者长期处于较为宽松的监管环境密不可分的。

目前。国际上并没有专门针对对冲基金与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法规,大多数国家仅是参考一些相关法律法规来进行监管。虽然对冲基金与私募股权基金之间存在差异,但在美国联邦证券法律框架下,二者受到类似的对待,依靠相同的豁免条款来规避有关信息披露与注册登记等相关监管规定。

比如,《证券法》第五条规定公开发行证券的市场主体不得在SEC填写登记信息之前从事任何证券发行与交易活动,非公开发行证券的市场主体不受此条款的限制;《证券交易法》要求经纪商和交易商必须进行登记注册,并且规定某一类型权益证券的持有人在500人以上而且资产规模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市场主体必须对其证券进行登记;《投资公司法》在第三条监管对象中排除了流通证券投资人不超过100人并且其证券未公开发行的市场主体;《投资顾问法》规定如果投资管理机构的“客户”数目少于15人则无需在SEC注册。

虽然美国证券监管当局出于加强投资者保护的目的于2006年对《投资顾问法》进行了修改,要求大多数对冲基金经理必须到SEC进行注册,并且改变了以往可以将某一类投资者视为同一个客户的规定,要求将每一个股东、有限合伙人、会员、受益人等作为单独的一个客户来看待。因此,如果在连续十二个月内投资者数目超过14人,则此对冲基金将无法豁免《投资顾问法》中的注册规定,而大多数私募股权基金则仍然可以通过将某一类投资者视为同一个客户来规避相关的注册规定。然而,由于对冲基金与私募股权基金均为私募性质的基金;其投资人一般较少且均不是经纪商或交易商。因此,对冲基金与私募股权基金成功地规避了上述监管规定,成为了最为神秘且极具影响力的金融市场参与者。

在宽松的监管环境下,对冲基金与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行为已经渗透至金融业的各个领域。从而,一旦某大型基金持有的资产组合出现暴跌或者流动性缺失,往往容易引发资产价格的过度波动,以及整个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风险。由此可见,对冲基金与私募股权基金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正日益加深。因此,改革现行金融监管体制,加强对对冲基金与私募股权基金等以往未被列入主要监管框架的主体的监管成为了近期主要国际会议的主要议题。

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近期也表示,美国愿意要求对冲基金也向监管机构进行信息披露以及遵守其他的一些规则,以此来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然而,一旦美国这么做了,很多对冲基金的活动就会迁移到海外。所以,全球应该有协调一致的行动来确保对冲基金的有效监管。不过弗里德曼对此并不看好,他表示从现实角度讲,不可能让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参与到这样的监管中。

城市趋同 篇5

众多学者对辽中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城市群、江淮城市群、宁波都市经济圈、长株潭城市群、成渝地区、宁镇扬地区等城市或地区的产业分工与结构趋同性进行了探讨和分析[5,6,7,8,9,10,11,12,13],这些研究中运用较普遍的方法是区位熵法和相似系数法。相似系数法于1979年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出,用来衡量两地区间的产业结构趋同程度,但大多数学者对城市群产业分工进行测度时,多采用费希尔提出的三次产业分类法。由于大分类的产业结构必然具有高度的相似性[14],因此在相似系数法的使用上必须采取更细的产业分类,才能得到更合理的结果。同时,相似系数法能测度两两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程度,却不能更多地反映具体的产业内部结构。虽然区位熵法能测度出不同区域具体的产业内部结构,却不能从整体上度量不同区域的相似程度。针对这种情况,李学鑫、苗长虹提出了区位熵灰色关联分析法,从而可对多地区产业的总体相似程度和多地区不同产业的相似度进行度量。但灰色关联分析是比较序列和参考序列的相似度度量,不能直接测度两两城市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程度,因此还需结合相似系数法才能更好地综合反映城市群产业结构的趋同程度。

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本文以滇中城市群为对象,综合采用区位熵灰色关联分析法和基于更细产业分类的相似系数法,对滇中城市群两两城市间、各城市与城市群整体间产业结构差异以及各城市不同产业的地域分工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研究,以期对滇中城市群的产业分工与结构趋同程度及其演变有更清晰的认识,同时为滇中城市群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有力借鉴。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文中滇中城市群包括昆明、曲靖、玉溪和楚雄4个城市。在截面选择上,选择2007年和2012年数据来进行研究。选取这两年数据,主要考虑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影响以及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并且假定政策效应的时滞为1年。为了克服采用三次产业分类得出的相似度系数精度不高的问题,本文在相似系数和区位熵灰色关联度的计算上,采用19个产业的分类办法。这19个产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简称“农业”,下同),采矿业(采矿),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电燃水),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交仓邮),制造业(制造),建筑业(建筑),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信计软),批发与零售(批零),房地产业(房地产),金融业(金融),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商业),住宿、餐饮业(住餐),教育(教育)、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科技),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水利),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居民),文化、教育和娱乐业(文化),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卫生),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公共),产业分类标准以2013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为准。除楚雄2007年和2012年的产业数据来源于2008年和2013年的《楚雄统计年鉴》外,其他3城市以及全国的产业数据均来源于2008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2012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4个城市所有数据均为全市(州)数据,包括了其下辖的各县(区)和县级市,这是为了考虑更好地考量全市(州)整体的城镇化产业分工与结构趋同演进。

1.2 研究方法

相似系数法:产业结构的相似系数是指同种产业结构的近似程度,用于比较两城市间的产业结构差异程度或趋同化程度。相似系数值在0—1之间,相似系数值越大,表明两个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越相似,城市间的分工水平较低,经济的互补性也越弱;相似系数值越小,表明两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越大,城市间的分工水平较高,经济的互补性也越强。当相似系数等于0时,表示两城市间的产业结构完全不相同;当相似系数等于1时,表示两城市间的产业结构完全相同[15]。具体公式为:。式中,Sij为i城市和j城市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Xik为k部门在城市的产业结构中的比重;Xjk为k部门在i城市的产业结构中的比重。

区位熵灰色关联分析法:区位熵灰色关联分析法是基于区位熵的基础上,分析由不同地区各产业区位熵组成的曲线相似性。区位熵灰色关联分析法的主要计算步骤为:(1)计算各城市各产业的区位熵。公式为:。式中,LQik为i城市中k产业的区位熵;lik为i城市中k产业的从业人员数;Lk为全国k产业的从业人员数。选取全国的产业数据主要是因为考虑到滇中城市群为云南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取全国数据相较于取省级数据可更理想地反映各产业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式中,i=1,2,3,…,m;k=1,2,3,…,n。(2)得出滇中城市群各城市各产业的区位熵矩阵:

从式中可以得到2007年和2012年滇中城市群各城市各产业区位熵矩阵,见表1。(3)进行滇中城市群各城市产业结构灰色关联分析。确定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以滇中城市群的产业结构为参考序列,记参考序列为X0(k);各个城市的产业结构为比较序列,记为Xi(k);然后进一步求出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的绝对差△i:△i=|X0(k)-Xi(k)|;记mkin△i为一级最小差,那么两级最小差则为miinmin△i={min△i(1),min△i(2),min△i(3),…min△i k(n)};同样我们可求出两级最大差max max△i={max△i i k(1),max△i(2),max△i(3),…max△i(n)},因此灰色关联的系数计算公式为:。式中,σ为分辨系数,σ=[0,1],按照一般经验取σ=0.5。依照上式可得到2007年和2012年滇中城市群各城市各产业灰色关联系数矩阵,见表2;再根据灰色关联系数便可计算灰色关联度;最后根据灰色关联度进行排序。

2 结果分析

2.1 滇中城市群两两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演进

根据19个产业划分的相似系数法,可得到滇中城市群2007年和2012年的两两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化程度。结合图1,从截面上看2007年滇中城市群中昆明与楚雄之间的产业趋同化程度较低,曲靖与玉溪之间的产业趋同化较高。2012年滇中城市群中玉溪与楚雄之间的产业趋同化程度较低,曲靖与玉溪之间的产业趋同化程度较高,且2012年滇中城市群中两两城市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都在0.8以上。从产业结构趋同的演进来看,相似系数上升最多的是昆明与楚雄,两市之间的相似系数从2007年的0.689增加到了2012年的0.888;相似系数下降最多的是曲靖与玉溪,两市之间的相似系数从2007年的0.925下降到2012年的0.867。总体上,滇中城市群2012年相似系数与2007年相比有所上升。从上述分析可说明,滇中城市群的产业结构趋同化程度呈现上升趋势,城市群的分工水平降低,城市间的经济互补性趋弱。

2.2 滇中城市群各城市产业结构趋同演进及类型

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可得到如表3的2007年、2012年滇中城市群各城市产业结构的灰色关联度。从表3可见,以滇中城市群为参照系,可得到与滇中城市群总体产业结构相似程度的排序。2012年由大到小的顺序是昆明、玉溪、楚雄和曲靖,昆明与玉溪始终占据着前两位。从横截面上看,昆明作为云南的省会城市,由于各产业在城市群整体中所占比重较高,所以与城市群整体产业结构相似度较高。从各城市的产业结构演进来看,楚雄、曲靖与滇中城市群的总体产业结构相似程度由2007年的约0.7上升到2012年的近0.8,说明两城市与城市群总体产业结构的相似度进一步提高。从整体上看,滇中各城市与城市群总体的产业结构相似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从图2中也可看出,2012年滇中各城市的产业结构曲线走势与2007年相比较,更具有相似性。

从产业结构的类型上看,结合表1中2007年的数据分析,楚雄农业的区位熵(1.485)、采矿业的区位熵(1.427)、教育的区位熵(1.845)以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的区位熵(2.114)都显著高于全国水平;曲靖的采矿业区位熵(3.280),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区位熵(1.603)以及教育(1.938)的区位熵高于全国水平;玉溪采矿业的区位熵(1.312)、批发与零售业的区位熵(2.131)、教育的区位熵(1.406)高于全国水平。从2012年的数据来看,楚雄采矿业的区位熵(1.39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区位熵(1.737)、教育(1.612)以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的区位熵(1.792)高于全国水平;曲靖的采矿业区位熵(4.588),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区位熵(1.433)以及教育(1.454)的区位熵高于全国水平;玉溪批发与零售业的区位熵(1.808)高于全国水平。这导致3城市的产业结构与滇中城市群的总体产业结构差异性较大,属于传统农业与矿产资源型结构。但值得注意的是,玉溪正由农业与矿产资源型结构向综合发展型转变。反观昆明市的产业结构,从2007年的数据来看,除传统的农业和采矿业的区位熵都在0.4以下之外,其余17个产业的区位熵都在0.63以上,其中有9个产业的区位熵大于1。从2012年的数据来看,除农业外,采矿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区位熵都低于0.6以外,其余产业区位熵都大于0.6,说明昆明属于综合发展型结构。上述结果也与各城市在区域中的经济地位相符合。

2.3 滇中城市群不同产业趋同化与产业分工演进

我们将滇中城市群的不同产业的灰色关联度按照2012年的数据进行排序,可看出不同产业在不同年份的产业结构相似度不同。灰色关联度排名靠前的产业,一般而言其地域分布差异较小,反之则区域分布差异较大。若将各产业2012年灰色关联度划分为三等份,排名前六位的产业分别是金融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制造业,农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这六个产业的地域分布较均匀;排名靠后的六个产业分别是房地产业,住宿、餐饮业,科技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采矿业,这六个行业的地域分布有着较大差异;剩余七个行业的地域分布差异处于上述两者之间。

灰色关联度排名靠后的产业并不能简单表明这些产业已在滇中城市群各城市间形成了初步分工。仅从最近的年份2012年来看,采矿业的灰色关联度最小(0.638),这说明因为矿产资源具有先天性的空间分布差异,导致各城市在采矿业的发展上极不均衡。结合表1可知,除昆明外,其他3城市的区位熵指数都大于1,进一步表明矿藏资源在4市(州)分布的差异。滇中城市群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的灰色关联度2012年为0.674,间接地表明了各城市在交通发达程度上的差异。结合表1中相关数据分析,2012年和2007年昆明在该行业的区位熵分别为1.717和1.828,而其他3城市均在0.6以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房地产业,住宿、餐饮业,科技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这几个产业来看,结合表1相关年份的数据表明,昆明在这几个产业中都存在比较优势。因此,灰色关联度排名靠后的产业在地域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要么是因为先天性的资源禀赋造成的,要么就是由于区域中心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所决定的。所以,从简单的排名上还不能判断出各产业是否开始或已形成了城市间的产业分工。

为了更深入分析滇中城市群各产业的分工演变,本文将2012年的各产业排序与2007年的各产业排序相减,得到排序差(排序差=2012年排序-2007年排序)。排序差为负值且显著小于0的产业,可认为该产业城市间的分工程度上升;反之,则认为该产业城市间的分工程度下降。从图3可见,滇中城市群的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城市间的产业分工有不同程度的上升;文化、教育和娱乐业,采矿业,批发与零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城市间的产业分工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一般来看,第三产业多属于社会服务性产业,如果城市间分工程度下降,说明城市间服务水平正趋于平衡,有利于提高各地区的社会整体福利和实现社会福利的均等化。第二产业是工业性产业,城市间产业分工程度的上升,有利于增加第二产业的整体协作水平,实现差异化竞争。从滇中城市群的情况来看,农业的城市间地域分布差异开始显现,分工程度在加深。第二产业中除建筑业的排序下降外,其他产业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说明滇中地区的整体协作能力提升。第三产业中文化、教育和娱乐业,批发与零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四个行业的城市间分工程度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第三产业中其他产业的城市间分工程度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从中可见,第三产业中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城市间的产业分工程度下降,而流通部门、生产和生活服务部门城市间的产业分工程度在加深,表明流通部门以及生产和生活服务部门的区域集聚程度在提升。总体来看,滇中城市群城市间产业地域分工不明显,但产业的地域分工程度已初具雏形。

3 结语

本文通过使用相似系数法和区位熵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滇中城市群产业分工与结构趋同演进的研究表明:(1)综合使用相似系数法和区位熵灰色关联分析法,既能度量城市群中两两城市间的产业结构趋同程度,也能度量各城市与城市群整体间产业结构差异以及各城市不同产业间的地域分布差异,所以相似系数法结合区位熵灰色关联法能更全面地反映城市群的产业结构趋同程度。(2)从滇中城市群两两城市间的产业结构趋同化程度来看,滇中4城市之间的产业同构化程度较高,且两两城市间的趋同化程度都有明显上升趋势。(3)从各城市与城市群整体间的产业结构差异来看,昆明的产业结构与滇中城市群的整体产业结构最类似,玉溪次之。从产业结构的类型来看,昆明属于综合发展型,其他3城市则属于传统农业与矿产资源型结构,玉溪正由农业与矿产资源型结构向综合发展型转变。(4)从滇中城市群产业的地域分工来看,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的流通部门、生产和生活服务部门城市间产业分工加强,第三产业中的社会公共服务部门的城市间产业分工程度下降。总体上,滇中城市群的城市间产业分工不明显,但已初具雏形。

摘要:基于更细分类的相似系数法和区位熵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了滇中城市群的产业分工和结构趋同演进。结果表明:滇中城市群两两城市间的趋同化程度都有着明显的上升趋势;昆明的产业结构与滇中城市群的整体产业结构最为类似,属于综合发展型,玉溪、楚雄和曲靖则属于传统农业与矿产资源型结构,并且玉溪正向综合发展型转变;从滇中城市群产业的地域分工来看,第一、二、三产业中的流通部门以及生产和生活服务部门城市间产业分工程度加强,第三产业中社会公共服务部门的城市间产业分工程度下降。总体上,滇中城市群产业结构趋同化程度较高且处于上升状态,虽然城市间产业分工还不明显,但已初具雏形。

城市趋同 篇6

一、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成效和当前国际会计趋同形势

(一)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顺时应势,积极推进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和国际趋同工作,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奠定了良好基础。尤其是2005年,在我国多年会计改革的坚实基础上,在财政部王军副部长关于“趋同是方向、趋同不等于等同、趋同是过程、趋同是互动和趋同是新的起点”的国际会计趋同五原则指引下,在广大会计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建成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近年来,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成效显著,举世瞩目。

1.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并建立了务实有效的持续趋同机制。中国是继欧盟各国、澳大利亚等之后实现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重要国家,走在了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巴西等国家或地区的前列。不仅如此,近年来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还不断修改完善,发布了多个企业会计准则解释,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讲解,既保持与国际准则的持续趋同,又切实解决我国会计实际问题。例如,2009年底我国发布《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对国际准则中尚未明确的保险合同负债计量和混合保险合同分拆等会计处理问题进行了规范,不仅大幅提升了我国保险会计水平,领先于国际准则的相关规定,而且促进了保险行业业务转型和结构调整。

2.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进程做到了与国际准则的趋同互动,切实维护了我国利益。趋同不是让一国家或地区会计准则单方面向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靠拢,而应是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与各国家或地区准则制定机构之间相互沟通,相互借鉴,相互认可。在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过程中,我们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积极向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反馈意见,并得到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认可,最终促成有关准则按照我们的建议进行了修订。例如,在我国,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实际上均为独立法人,自负盈亏,如果彼此之间不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不应当被认定为关联企业。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根据我国反映的情况修订了《国际会计准则第24号——关联方披露》,规定“仅同受国家控制但不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等投资关系的企业,豁免按照关联方进行披露”,从而限定了国家控制企业被认定为关联方的范围,大大降低了我国企业的披露成本和披露风险。再如,我国为解决我国企业改制上市过程中因资产重估引发的会计计量问题,在多次向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反馈意见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修订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号——首次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允许首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将改制上市过程中确定的重估价作为“认定成本”入账,中国改制上市的公司从此不需要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进行持续评估,显著降低了这些上市公司报表编制成本。

3.我国与国际准则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已经平稳有效实施四年多,实施范围也由上市公司扩大到几乎所有大中型企业,达到了预期的经济效果。财政部联合有关部门通过采用“逐日盯市、逐户分析”的方法,加强对企业会计准则实施情况及其效果的监督检查和监管。上市公司年报分析报告表明,新企业会计准则自2007年1月1日生效起已连续四年得到良好实施,有效地限制了企业的短期行为,支持了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为我国金融创新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由于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不仅全面提升了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也满足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需要。

4.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及其实施的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世界银行于2009年10月在《中国会计审计评估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我国会计准则改革的成就,并称“中国会计准则建设和实施的成功经验是可供其他国家仿效的良好典范”。欧盟高度评价了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改革以及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进展,充分认可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称赞中国经验值得欧盟在会计准则建设过程中借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前任主席戴维·泰迪爵士在2010年中国财政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高层会议上赞誉,“中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自2005年以来所作的一系列决定推动了亚洲与国际的趋同进程,并认为中国过去只是在学习,而现在走到了前沿,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全面修订准则时期已经能够提供良好建议,甚至达到了改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决定的水平”。2011年7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现任主席汉斯·胡戈沃斯特访问中国时表示,“在会计方面,中国取得了重大进步,在很短的时间内打造了一支专业队伍,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并得到诸多国际机构的赞赏,这些成就足以让中国引以为豪。”

5.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实现了与世界一些主要资本市场的等效认可,为降低我国企业海外上市融资成本、促进我国会计审计行业走出去创造了良好条件。2007年,中国内地与香港签署了联合声明,实现了两地会计准则的等效互认。在两地会计准则实现三年时间等效后,中国内地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于2010年12月获准可以采用内地审计准则为内地在港上市公司(H股企业)提供审计服务,H股“双重审计”政策被取消,进一步深化了内地与香港会计交流与合作。2008年11月,欧盟决定在2009年至2011年的三年过渡期内认可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允许进入欧洲资本市场的中国企业可以使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不再要求我国企业编制调整财务报表,这大大降低了我国企业财务报告的转换成本,促进了中欧贸易和资本流动。自2011年年初以来,中欧双方启动了中欧会计准则的最终等效评估,计划于2011年年底完成相关评估工作,并做出等效互认决议。2011年1月,中欧在会计准则等效互认的基础上实现了审计公共监管等效,避免了双方监管机构重复检查,节约了监管资源,对中欧双方会计和审计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造就了一批熟悉国际会计实务、具有国际视野、能够积极参与国际准则制定的国际化人才。自2005年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现趋同以来,国内越来越多的会计人员开始接触并熟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同时也逐渐具备了运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对相关业务进行会计处理的能力。此外,为保持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趋同,国内准则研究人员密切跟踪并认真研究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各项修订和变动,分析其变动原因以及可能对我国实务产生的影响,为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发展建言献策。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虽然对我国会计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更为我国持续推进会计准则国际化造就了一批卓越的会计人才。

(二)当前国际会计趋同的形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二十国集团(G20)和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倡议建立一套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要求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将会计准则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此,作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机构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积极响应该倡议,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当前,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正在重新构建,国际会计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会计国际趋同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

1.国际金融监管框架正在重构,金融监管国际协调日益加强,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提出更高要求。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全世界金融体系造成了重大冲击,导致世界经济出现了明显衰退。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措施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以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和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一方面,二十国集团和金融稳定理事会要求加强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强化国际合作,建立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机制和处理机制。另一方面,各监管机构力求制定一整套金融监管的新标准和有效的执行模式,对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例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通过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加强风险管理,并协调流动性风险监管。

2.多年来美欧主导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的格局正在被打破,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机构层面上,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日益显现,如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22位受托人中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受托人共有4位,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15位理事中来自新兴经济体的理事也有4位,监督委员会中也将有可能新增4位新兴经济体代表,这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机构的治理结构以及具体会计准则项目的制定和修订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2011年7月,在中国的积极倡议和主导下,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成立新兴经济体工作组,新兴经济体工作组的成员包括二十国集团中的新兴经济体成员和马来西亚,新兴经济体工作组的联络办公室设在中国,由中国负责新兴经济体工作组的日常管理和联络工作。工作组重点研究探讨新兴经济体特有的、亟待解决的会计问题,进一步增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中的参与度。在地区层面上,一些地区性组织的成立和崛起,如亚洲—大洋洲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组(AOSSG),增强了本地区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做出了表率。在国家层面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通过密切跟踪研究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金融工具、保险合同、公允价值计量等项目,积极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修订工作,做到了国内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互动,促使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能更多地考虑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

3.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正积极推进治理结构改革,提升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全球公认性。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世界各地的权威公共部门对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受托责任和治理结构改革给予了更多关注。为提高财务报告的透明度和提升会计信息的质量,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希望通过重新审议在当前环境下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目标的适当性、基金会的现行治理、监督委员会的受托责任及其成员构成等治理结构层面的问题,既推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制定高质量全球会计准则这一目标的实现,又维护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公共受托责任与独立性,进而提升全球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以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的认可度。

4.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金融工具、保险合同、收入确认、租赁等多项具体准则修订进入关键时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产生了较大影响。为进一步完善现行国际会计准则体系,提供更好的实务指南,提升财务报告透明度,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对金融工具、保险合同、收入确认、租赁等十多项准则项目进行了大范围的修订。例如,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为降低金融工具准则的复杂性,从分类和计量、金融资产减值以及套期会计等多个方面对现行金融工具准则进行全面修订;为统一国际会计准则中有关公允价值的相关处理并对当前实务进行指导,单独制定了公允价值计量准则;针对现行租赁会计准则中存在的问题全面修订租赁准则,拟对承租人和出租人分别进行会计处理,并取消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的划分等。除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在2011年5月发布的公允价值计量等几项准则以外,金融工具、保险合同、收入确认、租赁等其他准则项目正在修订过程中,有些准则项目预计将于2011年底前或2012年上半年再次发布征求意见稿,而有些准则项目可能会被延后。

5.各国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采用或趋同策略不一,美日的表态需要积极关注。有些国家或地区要求或允许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例如欧盟、澳大利亚、南非等;有些国家或地区表示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例如巴西、印度等;而还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对于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态度尚不明朗,例如美国、日本等。根据美国和日本已经发布的路线图,这两个国家将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决定是否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2011年5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人员发布了《为美国发行人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纳入美国财务报告体系的工作计划》,探索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可行方案,但并未做出明确表态。随后,日本于6月宣布推迟引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由于美、日是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对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健康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能否与美国公认会计原则之间协调一致,将关系到建立全球高质量会计准则目标的实现,为此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美、日两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和权威部门的动向。

6.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希望世界各国和地区能够完全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趋同层面上,以真正实现全球使用同一套会计准则的目标。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认为趋同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还是在于完全采用,各国家和地区只有完全采用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才能充分获得使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益处。为此,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希望各国家和地区能够克服文化、法律、政治方面的困难和障碍,最终完全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建立一套高质量的全球会计准则。一旦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贯彻执行这样的政策,无疑会给那些尚未完全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国家和地区带来较大压力。

二、世界各国家或地区目前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主要策略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并正在转化为实际行动。据统计,世界上已有将近120个国家和地区要求或允许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现趋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国际影响力可见一斑。通过对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研究发现,目前各国或地区在应用国际财务报告的策略上总体可以分为“直接采用”模式、“趋同”模式和“认可”模式等三类。此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人员在2011年5月发布的《为美国发行人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纳入美国财务报告体系的工作计划》中提出了“趋同认可(condor semen t)”模式。对这四种模式的特点、影响和运用环境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科学探索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策略。

(一)“直接采用”模式

在“直接采用”模式下,一国或地区的会计准则将一字不改地完全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该国家或地区不再保留会计准则制定权。换句话说,该国家或地区在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过程中不需履行任何审批或修订程序。目前世界上仅有极少数国家或地区的会计准则建设采取直接采用由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模式。

(二)“趋同”模式

在“趋同”模式下,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准则制定机构不直接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纳入其会计准则体系中,而是保留了当地会计准则的准则制定权。采取“趋同”策略的国家或地区不会一字不改地完全照搬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而是在会计处理原则和方法上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保持一致,并保留一些具有本国特色的内容。印度是“趋同”模式下的典型代表之一。根据1956年印度《公司法》,印度会计准则应当由中央政府制定颁布。2011年1月,负责印度会计准则具体制定工作的印度注册会计师协会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础上重新制定了本国会计准则,在实现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同时,还兼顾了印度国内法律和经济环境的需要。为了与印度的法律、监管和经济环境保持一致,印度会计准则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基础上根据印度特殊国情作了适当修改,例如,将准则的过渡日设定为当期、引入额外的披露要求、省略某些选择权或可选会计处理、并保留使用“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术语等。

(三)“认可”模式

在“认可”模式下,一国或地区决定采用某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之前由法定机构先执行认可程序。在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进行认可的过程中,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法定机构有可能对拟采用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进行修订。欧盟和澳大利亚是采用这一策略的典型代表。欧盟在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颁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之前,必须经过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认可,对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采用,或修改后采用。在澳大利亚,法律赋予澳大利亚财务报告委员会负责监督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制定过程的权力,并在澳大利亚会计准则理事会引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过程中给予直接的战略指导①。澳大利亚会计准则体系不仅包括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框架,还根据澳大利亚法律环境的特定要求,专门为非营利组织增加了一些内容。

(四)“趋同认可”模式

在“趋同认可”模式下,一国或地区将推动本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同时保留本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及其制定本国会计准则的权力,对现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进行逐项认可,并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发布指南、解释或其他披露要求。2011年5月26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了有关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工作的工作人员草案——《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纳入美国财务报告体系的工作计划》,提出了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并入美国会计准则体系的一种全新模式——“趋同认可(condor semen t)”②。在该工作计划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人员强调,“趋同认可”的目标并不是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代替美国公认会计原则,而是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纳入美国财务报告体系,即不是“美国发行人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而是“采用美国公认会计原则的美国发行人编制的财务报表与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主体编制的财务报表是一致的”。

概括而言,从上述四种模式来看,一些国家或地区经过认可后所采用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完全一样,未做任何改动,而有些国家或地区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翻译为当地语言,还有些国家或地区则为解决国家特定问题而做出一定修改或为某些行业中存在的特定问题提供详细的指南。在“认可”模式下,如果最后认可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未做修改,“认可”模式的结果与“直接采用”模式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即为全面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而美国提出的“趋同认可”模式,则是将“趋同”和“认可”两种模式进行了整合。为便于下文分析,我们将上述四种模式归类为两种类型,即“直接采用”和“趋同”模式。

三、结合国际国内形势选择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策略

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金融格局正在重构的背景下,尤其当美国对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态度尚不明朗、日本宣布推迟引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时,我们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做出恰当抉择,尽可能减小国际政治经济外力的干扰,审慎选择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策略,既要体现我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责任和风范,又要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争取主动,灵活应对。“趋同”策略是我们在我国会计准则改革和建设过程中一贯坚持的方针政策。2010年4月2日,我国发布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进一步明确中国未来企业会计准则的建设仍将采取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模式,而非直接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于对我国的法律环境、语言习惯、解决实务问题、会计准则的贯彻实施以及会计国际化发展的主动性与灵活性等因素的考量,坚持“趋同”策略是符合我国会计准则建设当前与未来发展需要的并且是务实有效的做法。

(一)采用“趋同”模式符合我国的法律环境

中国会计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统一的会计制度。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由国务院财政部门根据本法制定并公布。”中国境内企业必须遵循由财政部制定的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例如企业会计准则。从我国会计法的规定来看,“直接采用”策略缺乏法律依据,不符合我国会计法的要求,同时也将有可能使我国丧失独立的会计准则制定权。而在“趋同”模式下,企业会计准则仍是我国财政部门根据会计法制定的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这一根本原则没有改变,但在会计处理原则、确认计量方法等方面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保持了一致。

(二)采用“趋同”模式与我国语言习惯相适应

英文和中文的语言习惯具有较大差别,法律语言的形式更是大相径庭,如果将英文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一字不改搬套翻译成中文,很有可能既没有完全表达准则的原义,又与中文语言习惯和中国法律行文格式相冲突。因此,“直接采用”策略不甚符合中国的法律语言习惯。例如,《国际会计准则第19号》的英文名称“Employee Benefits”直译为“雇员福利”,在我国法律条文中使用的是“职工”,而非“雇员”,并且在我国会计准则中“福利”的范畴比较小,我们将其称为“职工薪酬”,不仅符合我们的法律用语和语言习惯,而且也使名称与该准则所规范的内容更加一致。再如,《国际会计第12号——所得税》中所举的所得税示例都是基于国外税法,在国内外税法规定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因直接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而引入的这些所得税示例既不符合我国税法的规定,也无助于指导我国会计人员的实务操作。毫无疑问,采用“趋同”模式来制定和完善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有效解决了上述问题。

(三)采用“趋同”模式便于及时有效解决中国会计实务问题

制定企业会计准则,推进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是我国会计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会计准则制定的根本出发点仍然是规范我国企业会计实务,解决我国会计实务问题。基于此,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建设采用“趋同”模式,而非“直接采用”模式,是务实、有效的举措。例如,在我国存在大量同一集团内的企业合并业务,这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尚未在这方面有明确的规范。假设我们采用了“直接采用”模式,则会出现会计规范的空白,导致会计实务无章可循,即使我们等着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为这些项目发布新准则或修订现有准则,也会因为立项、研究、征求意见、投票表决、准则发布等一系列应循程序而需要等待很长时间,从而不利于我国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和会计工作秩序的改善。

(四)采用“趋同,模式有助于企业会计准则的贯彻实施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体系是由概念框架开始,再一层层地深入展开,会计准则的规定也相当原则,这与我国广大会计人员目前所接受的教育和已有认知存在一定差距。如果直接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恐怕会使我国有关会计人员进行相关会计处理产生一定困难。例如,国际财务报告的报表格式过于笼统,而且也没有规定与财务报告相对应的具体会计科目,各个企业可以根据实际开展的业务自行设计其报表格式和确定会计科目名称,这使得即使是同一行业内的企业的财务报表也存在一些差异。而我国在企业会计准则中规定了统一的报表格式,根据报表项目设置了较为齐全的会计科目,有助于我国会计人员进行日常账务处理和财务报告的编制工作。

(五)采用“趋同”模式有利于我国在国际会计格局调整中争取话语权

目前,美国、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是采取“直接采用”或“趋同”模式的态度尚不明朗,而像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则采取了“趋同”模式。“趋同”模式将有利于我国通过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咨询委员会及解释委员会中的席位直接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的治理结构和技术事务等发声进言,提升我国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同时,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新兴经济体工作组成功启动并顺利开展工作的基础上,中国采取“趋同”策略将更有利于协调各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利益诉求,更有助于我国利用这一平台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交流沟通,在新一轮的国际会计改革中争取主动权和话语权。

(六)采用“趋同”模式有利于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不断变化过程中保持一定灵活性

目前,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金融工具、保险合同、收入、租赁等项目还未发布最终准则,与美国公认会计原则的协调正在进行中,并且欧盟对最新金融工具等准则也没有明确表态。为此,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最终决策及其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趋同”策略能够确保中国在面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不断变化时,审时度势,理性决策,灵活把握,以防止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变革对中国经济和企业发展产生不必要的冲击。

综上所述,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美欧垄断的世界会计格局的逐步打破,会计国际趋同的新格局正在逐渐形成。这对我国会计改革和国际趋同工作既是挑战,更是机遇。“趋同”策略是我国在会计准则国际化道路上应对当前局势的较优选择,也是适合我国当前国情的理性决策。我们应当在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政策指引下立足国内实际情况,顺应会计国际趋同大势,深度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重要项目的制定和修改,完善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争取与更多的国家或地区实现会计准则等效,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我国经济的开放和稳定、资本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国内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奠定良好基础,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维护我国国家和企业的利益。

注:

①澳大利亚法律没有特别规定澳大利亚会计准则理事会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转化为澳大利亚会计准则的机制。

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人员提出“趋同认可”模式,并不表明美国将来就采用这种模式,而只是将其作为美国未来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备选模式之一。

城市趋同 篇7

随着新时期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已对全球建立统一的会计准则达成一致共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衰退,各国已经意识到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重要性,金融体系改革使国际会计格局面临重大调整。以美欧主导的国际会计准则格局逐步被打破,新兴经济体国际地位渐渐提升,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已开始参与制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目前世界各国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应用形式各不相同,一些国家采取直接采用国际准则形式,一些国家采取与国际准则趋同的策略,还有某些国家对国际准则的应用态度始终不明确,如美国和日本,美日两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美日两国会计准则是否能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一致关系到全球经济的发展,应密切关注其发展方向。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始终希望世界各国不仅仅采取趋同方式,而是能够完全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为此,各国应积极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沟通交流,在国际会计改革过程中结合本国国情,为自己国家争取应享有的利益,积极的同国际会计准则趋同做出互动,在听取各国意见后对国际会计准则修订,制定出全球认可的高质量会计准则。

二、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发展历程

任何制度和准则的制订和实施都需经历不断发展和完善阶段,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同样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一)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初步接轨阶段(1978年—1991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全面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对外开放使大量外资企业纷纷涌现。当时的会计政策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外资企业的发展需要,财政部开始研究商讨制定适合中外合资企业的会计制度,并于1985年3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4月颁布《中外合资经营工业企业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试行(草案)》,这是我国首次引进和借鉴国际通用会计处理方法制定的会计制度,初步实现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开始了我国会计制度国际化的发展进程。

(二)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逐步协调阶段(1992年—2005年)

1992 年至1993年间,财政部连续发布《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13 项分行业会计制度和10 项行业企业财务制度,即“两则”和“两制”,全面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对我国会计行业做出规定,吸收国际会计准则中的基本概念和国际通用的记账方法。随后财政部又相继发布《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和《会计法》等法规,2000 年出台《企业会计制度》等,进一步规范了企业会计核算方式,完成了与国际惯例初步协调的进程。

(三)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阶段(2006年至今)

2005 年11 月,我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布声明,实现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允许在特殊问题上同国际会计准则存在部分差异。2006 年2 月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既适应我国国情又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2009年世界银行评估认为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制定和实施成功有效。2010年财政部发布《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指出中国将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保持持续趋同,实现了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化。财政部于2014年相继修订四项具体准则,

新增三项具体准则,此次改革表明我国已逐渐掌握话语权,并保持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

三、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策略选择

(一)明确立场,趋同并非等同,不能盲目照搬国际准则

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虽然各国面临的现状各不相同,但会计准则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始终是发展方向,但趋同不是直接采用,不是照搬照抄,趋同应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企业的特点自行决定。国际会计准则并不能完全符合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我国应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进行深入研究,密切跟踪了解相关最新进展和修订情况,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而不是盲目的照搬。明确立场,选择适当的趋同策略有利于推进企业会计准则逐步向国际趋同,完善我国的企业会计环境,为企业不断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二)深度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修改,提升国际影响力

为了实现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我国应积极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加强沟通交流,积极参与国际准则的制定和修改,逐步完善当前企业会计准则,实现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之间保持持续互动,使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全面了解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基本情况并权衡考虑,通过积极努力,争取在未来国际会计改革过程中提升话语权和主动权,保证经济的发展与稳定,维护国家和企业应有的利益,全面提升国际影响力。

(三)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同时更需保证贯彻实施

目前我国仍实行企业会计制度与企业会计准则并存的会计体系,从长远来看,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如实现同国际会计准则的完全趋同,需完成从企业会计制度向企业会计准则的转变,转变过程需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兼顾我国目前的会计环境,提高会计准则的可操作性。我国实现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过程中,更需完善法制建设,加强对实施情况和效果的检查和监管,保证准则的贯彻实施,实现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从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四)全面提高会计人员素质,提升相关人员业务水平

实现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需要会计人员全面了解我国和国际会计准则,准则随经济发展不断更新变化,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职业判断力,必须加强企业从业会计人员的日常培训,提升相关人员的能力,提高会计人员综合素质,鼓励更多高学历的专业人员从事会计岗位,加快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步伐。

摘要:在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和资本流动国际化背景下,国际经济贸易迅速发展,大量跨国公司纷纷壮大,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我国建立并执行的会计准则基本在内容上实现了国际趋同。本文简述新时期下国际会计趋同形势的现状,介绍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发展历程,并对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策略选择进行相关探讨。

关键词:企业会计准则,发展历程,国际趋同

参考文献

[1]杨蕊帆.论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策略及发展前瞻[J].山东工业技术,2014

网络新闻趋同现象探究 篇8

1 网络新闻陷入“复制”+“粘贴”模式

查阅每天的网络新闻,大多数国内新闻网站的新闻大同小异。以2014年5月28日搜狐、新浪、腾讯等三大网站的新闻为例,头条新闻或要闻中相同或相似的新闻不下10条,详见表1。

2 新闻趋同的原因

2.1 独家新闻有限

为了吸引读者,新闻工作者都集中关注重大、热点新闻。独家新闻若不是重大的、热点的新闻,可能没有受众,新闻工作者在重大热点新闻和独家新闻间会优先选择重大热点新闻。

2.2 新闻版面有限

在新闻版面有限的情况下,各媒体为了吸引受众,便将主要精力放在热点新闻的报道上,由此呈现出彼此一致的报道主题和报道内容以及毫无二致的包装。

2.3 新闻工作者有限

社会上每天都发生着许多大大小小的事,而人数有限的新闻工作者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辨别哪些是有价值的,而为了给读者最全面的新闻信息,新闻工作者就会采取借鉴其他媒体的做法。

2.4 新闻来源渠道有限

新闻来源渠道的有限性是致使新闻工作者互相转载摘抄的一大原因,自己获得的新闻有限,只能靠转载别人的新闻来充实新闻版面。

2.5 竞争激烈

激烈的竞争对使媒体害怕因为漏稿而丢掉市场。每一份报纸或每一个网站都希望给读者提供最需要的热点内容和重大新闻,以防止读者流失。

3 抑制新闻趋同现象的途径

3.1 提高新闻报道的深度

对新闻选题进行拓展和延伸,是提高报道深度的重要手段。新闻趋同的起点在于新闻题材的相同。新闻工作者若能挖掘新闻题材背后的意义,提高新闻报告的深度,定能独树一帜。

3.2提高新闻报道的独特性

新闻工作者要打破思维定式,面对众多的新闻事实,要敢于亮出新颖的观点。

3.3 提高新闻报道的连续性

在新闻内容不断更新的环境下,注重新闻报道的连续性是赢得受众的因素之一。例如衡水中学的军事化管理,如果对毕业于衡水中学的在校大学生或者已经工作的学生进行连续采访报道,挖掘这种教育方式产生的长期效应,比单一报道衡水中学如何培养成绩优秀的学生更有深度。

4 结语

会计准则长期国际趋同 篇9

关键字:国际趋同;会计准则;规范性比较

一、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规范性论述

(一)关于会计准则国际协调和趋同的涵义

常勋(1990)认为,会计协调是指通过一些国际性组织或专门机构(包括政府和民间两方面),制定或认可、采纳一些统一的会计准则或其他标准化文件,促进一定地区或世界范围内各国会计实务和财务信息的统一性和可比性活动[1]。葛家澎、林志军(2001)认为,协调化要求各国会计准则通过不断的协调,求共存异,增进共同的内涵,逐步缩小不同会计制度之间的差异,提高不同国家会计实务和财务报告的可理解性和可比性【2】。朱星文(2009)认为,会计的国际趋同与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在很多情况下几乎是同义语,是指不同国家的会计准则,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和贸易的国际化日益发达的基础上,逐渐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从而趋于接近,甚至趋于一致的现象,其表现是在国内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越来越多地涵纳国际会计的普遍实践与惯例,积极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的统一活动等【3】。

(二)关于国际会计趋同的动因和现状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资本市场全球化、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利用外资的需要是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内因,林钟高(2001)主要从经济学的产权、契约、公共选择等角度研究会计准则的制度变迁,朱星文(2009)认为新的经济事务的不断出现也对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提出了要求【4】。李文霞(2009)认为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包括制定层面上的趋同和执行层面上的趋同,我国已经建立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但在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中还面临着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会计职业判断不准确、新会计准则执行不到位等问题,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不会是简单地一蹴而就、一举而成,而将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过程【5】。2005年9月,在西安召开的中日韩三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会议上,财政部副部长王军明确表示了对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积极态度,并提出了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四条基本原则。至此,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思路正式得以确立【6】。2006年2月15日,我国新会计准则体系的发布掀起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新一轮研究高潮【7】。我国会计学者们对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进程、障碍、趋同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我国新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的运用、新会计准则引发的思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建立【8】。

二、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及其他国家会计准则的规范性比较研究

迄今为止,已经有不少组织和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进行过规范性比较研究。这些比较研究大多是逐项进行的,以加强对我国准则建设和实务操作的指导【9】。我国学者盖地(2001)在对我国企业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准则相同或相近的会计事项进行了列表对比后认为,当时中国企业会计标准已经基本上實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大同”,但是也存在一些“小异”,这是国情导致,所以会计准则国际化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10】。葛家澎、杜兴强(2005)对比分析我国当时发布的16 项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类似的研究还有陆建桥的《关于我国中期财务报告会计准则的若干问题》(2002~2003《会计研究》),步丹路、李华的《固定资产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比较》(2002~2004《广西会计》)等等【11】。

三、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实证比较研究

国外学者对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状况也很感兴趣,以研究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协调和趋同的情况。具有代表性的有:Chen,Gul和Su(1999)以沪市B股公司1995~1997 年公开披露的会计信息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国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他们发现沪市B 股公司境内外财务报告的净利润差异稳定在20%~30%的水平,按中国会计准则报告的净利润高于按国际准则报告的净利润。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调整后,15%的公司由盈利转为亏损,他们指出坏账准备、折旧、存货计价、长期投资以及外币折算是导致差异的主要原因【12】。Chen,Sun 和Wang(2002)再次研究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状况。他们运用1997~1999 年间同时发行A、B 股公司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998年《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实行后境内外财务报告净利润差异并没有显著缩小, 境内外财务报告净利润差异与公司盈余管理动机密切相关,而且由“五大”审计的境内外财务报告净利润差异显著小于境内非“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因此,他们认为中国财务报告缺乏有效的基础设置是境内外财务报告净利润差异的主要原因【13】。保持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是做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会计准则等效基础,即人们说的“趋同只是第一步,等效才是目标”【14】。目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阶段,各种市场要素尚不成熟,市场主体行为也缺乏理性。因此,我国目前会计信息的主要需求主体——政府、投资者、债权人、会计师事务所还不是真正基于市场的需求主体【15】。

四: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应谋多方共赢

王军说,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过去5年来,基于上述趋同基本主张,中国在会计审计准则标准建设方面取得长足发展。在此基础上,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建设、人才培养、会计服务市场开放等方面也发展迅速,这一切都为中国会计行业进一步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潮流,并开始逐步迈向国际舞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6]

五:结论

我国会计国际趋同研究综述 篇10

(一) 会计国际化

国际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汪祥耀 (2001) 认为, 会计国际化是指会计实务跨越国界, 并对其他国家的会计实务发生影响。常勋 (2003) 认为, 会计国际化是一个广泛意词, 会计实务从一国的范围内跨越国界而走向国际, 这也导致对会计实务和理论的研究在视野上超越国界而放眼于世界。所以, 国际化是一个外延非常广泛的概念, 不论是会计实务还是会计研究, 只要超越本国界线, 都属于会计国际化研究的范畴。会计的国际化, 既包括会计思想、会计观念、会计理论与会计原则的国际化, 也包括会计规范、会计监管、会计准则、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国际化;还包括会计组织、会计职业活动、会计教育、会计业务及其处理方法的国际化等。

(二) 会计标准化

标准化是会计国际化的理想状态, 更是众多国际机构、会计组织和职业团体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标准化意味着对所有的会计事项采用一种会计准则或规则, 不仅要消除各国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 更要实现各国会计实务的统一。陈瑜 (2005) 认为, 标准化是一个严格的概念, 意味着强制要求执行非常严格和选择范围很小的规则, 甚至在所有情况下都执行单一的准则或规范。葛家澍、林志军 (2006) 认为, 标准化是要制定和实施全球统一的会计准则来取代各国的会计准则。

(三) 会计国际协调

Samuels and Piper (1981) 认为, 协调化就是意图归纳不同的体系, 把多样化的实务并入和组合成能产生共同合作结果的有序结构的过程, 是减少差异的过程。Arpan and Radebaugh (1992) 认为, 协调化是一种缩小各种标准和实务差异以形成一套严密的可接受的标准和惯例的过程。Nobes and parker (2000) 认为, 协调化是通过对会计惯例的差异程度加以限制从而增加其可比性的过程。Saudagaren (2001) 认为, 协调化是旨在增强不同国家会计规范下生成的财务报表的可比性的过程。乔伊、米克 (2007) 认为, 协调是指限制各国会计实务的差异从而增加其一致性的过程。经过协调后的准则不存在逻辑上的冲突, 并且应该提高财务信息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可比性。

(四) 会计国际趋同

趋同是自2006年才被广泛应用的概念。陈毓圭 (2005) 认为, 趋同是熟练、缩小差异, 现在不同, 经过一段时间后逐步相同, 最后消除差异。曲晓辉 (2005) 认为, 会计准则全球趋同是资本市场国际化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是指受经济全球化的推动, 各国国内会计准则在不断的国际比较和协调中, 在国际强势集团的推动下, 向建立全球通用的会计准则目标发展这样一种动态的过程。

可以说, 会计国际化是随全球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而发展的, 会计作为一种商业语言, 必然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会计标准化是会计发展的理性状态, 是一种世界各国追求的最终目标, 也是目前努力的方向。而比较现实的出路是会计国际趋同, 即求大同而存小异, 在此框架内加强会计信息的交流与经贸往来。会计国际趋同不是与生俱来的, 它是建立在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各种体制不断健全, 尤其是会计制度不断完善的基础之上, 经过各国相互磨合、相互协调、共同推进而产生的。会计国际趋同是不断协调甚至妥协的产物,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会计国际趋同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一思路, 不仅进行横向的研究, 而且进行纵向的研究;不仅进行规范研究而且进行实证研究。

二、会计国际趋同的研究思路及相关理论评述

(一)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是一个渐进的互动过程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并非意味着制定等同的会计准则, 必须考虑到各国以及地区经济环境的差异。在这一过程中, 应把财务报表使用者和编制者的需求摆在重要位置。政府在建立包括会计准则在内的监管和法律框架中扮演重要角色。趋同是在国际会计框架内为寻求恰当解决方案而进行的双边或多边互动过程。

各国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都或多或少存在差异, 这些差异又进一步反映在会计准则的执行中, 从而削减会计形式趋同的成果, 降低会计实质趋同的程度。甚至说, 只要法规存在差异, 会计结果差异几乎是必然的。《国际会计准则1号——财务报表列报》规定对于不同法律管辖下的会计处理, 允许适度背离。只要各国国体和政体不同, 各国法规的差异是永远的。在会计趋同化的过程中, 必须保持头脑清醒, 既求同又存异, 或者说求大同而存小异。而对于如何克服“小异”, 会计准则的等效认证制度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

(二) 会计国际趋同的局限性

各利益集团的利益之争, 使得会计趋同必须在博弈与协调中进行。在会计准则国际化过程中, 如果各国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的会计准则均一味的向国际会计准则或英美等国会计准则靠拢, 那么会计准则国际化的改革成本实际上便由这些发展中国家承担了, 而英美等国不仅没有或者很少发生改革成本, 反而充分享受了会计准则国际化的效益。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侵害, 最终会成为会计趋同过程的发展障碍。各国由于国情不同, 相应有不同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 这些制度是会计主体实施的外在环境。会计环境的差异不仅会使会计趋同产生局限性, 即会计制度形式趋同存在难度, 而且会使产生的会计数字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差异。从会计主体的行为选择来说, 会计政策具有一定的主观选择空间。同样的经济业务, 同样的会计准则, 不同的会计人员会计处理的结果可能不同, 这极大地影响了会计结果的横向可比性。因此, 应当加强各国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的交流, 增强了解, 提升素质。

(三) 趋同背景下全球会计国际化进程的新特点

国际会计标准的一元化趋势明显。21世纪初期, IASC进行了重大改组, 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会计准则逐步走向统一。改组后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IASB) 在其章程中明确该组织的首要目标是“本着公众利益, 编制一套高质量, 易理解并且具有强制力的统一会计准则”, 全球会计国际化的步伐加快。美国主导IASB后, 凭借其政治和经济力量, 已经使新的国际会计准则在国际上迅速得到广泛采用。

国际会计标准则表现出更高的强制性。改组后的IASB不仅得到世界100多个国家的认可和支持, 而且得到美国的支持, 具有了权威国际组织所应具有的条件, 成为真正的国际准则制定和管制机构。IASB在新章程中将“推动这些准则的使用和严格的适用”列入其组织的三大目标之一。

三、会计国际趋同研究的主要方法

(一) 规范研究

会计的国际协调乃至全球趋同是国内外会计界近年的热点问题。随着会计全球趋同趋势的日益明显和迅速发展, 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迅速增多, 成为当今会计国际学术论坛上的主流问题, 并逐渐形成主导趋势。早期的会计国际协调研究大部分属于规范研究。其研究成果主要有:纵向的研究———以时间为序列进行分段阐述, 如我国很多学者把1978年作为会计趋同的开端。曲晓辉 (1999) 、汪祥耀 (2006) 、王清刚 (2006) 等国内学者都对我国的会计准则发展历程进行了划分, 并指出这一历程同时也伴随着我国的会计准则体系日趋与国际准则走向趋同。横向的研究———主要把我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进行比较, 并找出异同点。这种比较性研究的过程也是新的研究起点的开始。

(二) 实证研究

近年来会计研究者把实证研究逐步引入国际会计领域, 其数字化的推理与论证, 使得会计研究更为准确和有新意。其中主要有构建实证模型、收敛性分析、参数假设检验、指数法、统计检验法、盈余管理测定法、收益影响估计法、可比性测定法、距离分析法、相关系数分析法、多变量回归分析等。

四、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对策及建议

(一) 确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趋同策略

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是大势所趋。但是趋同并不是等同, 切不可犯教条主义, 照抄照搬, 而要根据我国的国情, 在吸收中发展。不同的经济事项采用不同的趋同策略。经济业务具备了国际趋同的环境条件的, 也不能因为国情问题而因噎废食, 应坚决趋同;不具备相应的经济条件的, 应仔细研究, 认真对待。刘玉廷 (2009) 指出, IASB作为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 应当着力促进全球范围的会计趋同, 不应受某一国的约束。

(二) 建立健全我国财经法规

会计准则的有效执行有利于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化。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会计法律法规体系。《会计法》是我国会计行业的根本大法, 《企业会计准则》是会计操作的刚性规范, 另外还有一些与会计有关的配套法律, 如《公司法》、《证券法》等, 可以说自上而下的法规已经基本健全。但不可忽视问题的存在, 法规执行不力, 会计信息虚假, 极大地伤害了会计的生命力, 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这就要求在继续推进会计国际化进程、加快会计标准的制定和完善工作的同时, 应强化会计监管, 确保会计标准制定后得到有效的实施。要严格按照《会计法》以及其他有关法规的规定, 强化单位内部监督、社会监督和国家监督, 发挥会计监督三位一体的整体功效;界定清楚财政、审计、证券、金融、税务、会计等监管的职能和范围, 合理分工、落实责任、形成合力;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加大对会计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以真正起到惩戒作用。

会计趋同的研究是随着会计的发展而发展的, 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会计的特点不同, 其研究的侧重点就不同。目前关于会计趋同的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而且广泛运用各种研究方法, 这都极大地推动了会计趋同研究的发展。会计趋同是大势所趋, 但在趋同化的道路上会遇到一些问题, 因此结合各国或各地区情况进行研究将是未来的研究趋势, 其研究领域广阔而深远。同时, 如何求同存异仍是未来一段时间研究的热点。

参考文献

[1]汪祥耀:《会计准则的发展:透视、比较与展望》,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常勋:《解读国际会计协调化》, 《会计研究》200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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