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典型国家

世界典型国家（精选4篇）

世界典型国家 篇1

国家发改委近日公布了包括区域、园区、企业3个层面、14个种类的60个循环经济典型模式案例, 金昌市以区域循环经济典型模式入选, 向全国推广。

国家发改委概括的“金昌模式”特征为, 通过构建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体系, 从依赖单一资源发展向多产业共生发展转型的资源型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对于同类地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国家发改委通过组织专家学者实地考察调研, 总结提炼了金昌发展循环经济的做法和经验。认为金昌市作为资源型城市, 在做大做强镍钴等支柱产业的基础上, 大力开发共伴生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技术, 通过企业联合, 构建产业共生体系, 形成了以能源化工、硫化工、氯碱化工和煤化工等主导产业循环链接、优势互补的区域发展格局。依靠技术创新, 纵向延伸, 横向拓展, 建设了“硫化铜镍矿开采—粗炼—精炼—镍铜钴压延及新材料”、“冶炼尾气—二氧化硫—硫酸—硫化工”、“烧碱—氯气—PVC—电石渣—水泥”等产业链, 促进产业结构由单一有色金属向化工、新材料、建材等多产业集聚发展。充分回收余热资源生产蒸汽, 供热系统形成热电联产, 中水全部用于生产, 固体废弃物、尾矿再选, 废渣用于生态恢复和矿山充填, 吃干榨净, 变废为宝。在地区生产总值持续增长的同时, 能耗、用水、污染物排放量大幅下降,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显著提高, 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目标。

世界典型国家 篇2

中国的定居农业大约起源于距今8000年前。距今6500年前，在黄河流域的西安半坡遗址保存有古人种植的粟子；距今7000年前，长江流域的河姆渡遗址保存有古人种植的稻谷。中国古代传说的“神农氏”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农业经济的发展。《白虎通》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新语》说：“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这些资料都是中国农耕文明初期的反映。

农业文明涉及到人口、土地、气候及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构成了中国农业文明的独特性。

土地因素。土地是农业文明的母体。谁更多地占有了土地，谁就更多地占有了生存的主导权。在农业社会，正是诸如人们拥有的土地所处的自然环境、拥有土地的数量与质量，拥有土地的方式，土地的耕作方式等因素将人的不同社会地位以及人在社会上所起的不同作用区别开来。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都围绕着土地这个最为核心的农业文明的要素来进行。众所周知，西周时期实行井田制，与之相适应的是各受封诸侯国向周王缴纳“贡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主要标志是铁器时代的到来和牛耕的推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逐渐瓦解，各诸侯国通过变法承认土地的私有权，并实行了与之相适应的按亩纳税、重农抑商等赋税制度和经济政策。春秋时期的土地改革，引导了整个中国社会大变局的序幕。我们不必提到历朝历代数不胜数的土地改革，就是到了现代中国，土地仍然是主导社会变革的核心因素。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国共内战中，土地制度改革成了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致命武器之一；而1978年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也是从土地承包方式的改革开始的。

人口因素。土地供给能力的有限性与人们无节制、无休止占有土地的行为始终是一对无法克服的矛盾。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非常适宜人的生存；加上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相比，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所供养的人口显然要更多一些，因而中国自古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从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看，中国远古时代部落众多，大禹治天下时，仅诸侯就有“万人”之多。由于生产工具简单原始，农业耕作只能局限于土质松软的冲积平原地区。自上古至春秋时代，中国人口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人口极少。

气候因素。中国幅员辽阔，气候受大陆、大洋的影响非常显著。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少雨的季风气候是中国气候的显著特点。中国气候虽然有许多方面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但灾害性天气频繁多发，其中旱灾、洪灾、寒潮、台风等是对中国影响较大的主要灾害性天气。中国的旱涝灾害平均每年发生一次，北方以旱灾居多，南方则旱涝灾害均有发生。在夏秋季节，中国常常受到热带风暴——台风的侵袭。在中国的秋冬季节，来自蒙古、西伯利亚的冷空气不断南下，冷空气特别强烈时，气温骤降，出现寒潮。寒潮可造成低温、大风、沙暴、霜冻等灾害。

水利因素。水是农业文明的灵魂。当水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农业资源时，水是农业的命脉；当水成为一种灾害时，水是摧毁一切的可怕力量。自古以来，治水一直是中国人关心的头等大事。传说大禹为整治水患走过全国很多地方。在古代部落林立，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作为“政治”人物到达任何一个部落，尤其是不完全为其所辖的部落都会有极大的危险。也许只有在治水这样的“民生”问题上，各部落才有可能形成共同的意志。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治水的过程，就是文化交流的过程，也是文化传播与文化融合的过程。

社会因素。中国社会政治因素对农业文明的影响十分巨大。中国历史上存在着王朝兴衰的周期律，每隔数百年甚至不足百年的时间，就会发生王朝更替，导致社会大动荡。由于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对农业资源无休止的占有，下层人民拥有的农业资源在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却又承担更多的义务，直至无法生存下去，人民只有起来反抗王朝统治者的暴政。当**发生时，人口就会大量减少，人们的生产活动也会相应减少，人民生活往往极为痛苦。

那么，农业文明究竟如何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呢？

从生态文明所提供的全景式的认识高度与广度来考察人类文明史时，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关注，这就是在生态文明所进入的两极时空中，需要重新认识与评估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对于人类文明的功与过、贡献与局限。长期以来，我们在工业文明给定的单一时空中，存在着两个倾向：一是对工业文明价值的过多追捧，导致对其存在的弊端认识不足；二是对古代农业文明的过度批评与否定，导致对其合理的历史价值认识欠缺。

当谈到农业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时，我们都会想到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其实中国对世界文明最大的贡献不是这四大发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是基于西方工业文明的标准和对西方文明的贡献而提出的，如果从生态文明发展的视角全面评价古代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我们会发现，这四大发明相对于古代农业文明的其他贡献而言，属于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如果说工业文明留给人类的遗产集中在科学技术与物质层面，那么古代农业文明对人类的贡献则主要集中在文化与精神层面上。古代农业文明对人类的四大贡献可概括为：生态化的农耕方式，系统宏观的认识模式，修身养性的精神生活及感悟生命的宗教文化。

第一，在天人统一观指导下，形成的顺天时、借地力的生态化的农耕方式，对目前从化学农业走向生态农业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工业革命以来，无论科学技术发展在工业生产领域创造了怎样的效率与奇迹，但是在农业生产领域，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而且正在盛行的化学农业，还导致了食品风险与粮食生产力的衰退。为什么工业化技术在工业生产领域获得巨大成果，而在农业生产领域却遭遇失败，其根源就在于，农业生产属于生物圈时空中的生产活动，在生物圈中的农业生产方式，属于依靠天时地力的生产活动。在农耕生产方式中，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天地与人的关系，无论怎样使用这样的表现人力的先进工具，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问题。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无论是以机器代替人力的机械化农业，还是以化肥替代有机肥的化学农业，直到目前违背植物伦理的转基因技术，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天地构成自然力主导的农业生产方式。拯救当代的农业危机，必须从古代农业生产中汲取经验与智慧。在几千年的农耕生产中，围绕如何顺应天时与利用地力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天时、养地力的生态农业技术的智慧与文化，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对于医治与拯救现代农业危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二，走向两极时空的生态文明，需要一种系统整合的认知模式，而农业文明时代的认识模式就是系统宏观认识模式。创造现代庞大的物质系统的工业化科学技术，起始于原子式微观认识模式。起始于西欧的大机器革命，所需要的能量不是来自太阳世界，而是来自原子世界。按照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质与能关系原理，物质被分解的层次越深，越深入到微观、渺观世界，其蕴藏能量越大。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沿着对物质解构、深入的路子走下去，就成为工业文明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导方向。微观分析与解构对于化合物是有效的，但对于生命世界而言却是灾难性的。生命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运行的世界。对生命，解构意味着死亡。

当代人类遇到的资源与环境困境，在根源上来自工业化时代认识模式。如果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认识模式，囿于现有认识模式的任何技术创新都无济于事。应对危机，当代人类需要一种认识模式的革命。如果说１５世纪走向工业文明的西欧，曾经从古希腊文化复兴中汲取了智慧与营养，那么，走向生态文明的当代人类也同样需要从古代东方系统宏观的认识模式中汲取智慧与营养。时代需要东方文化的复兴。

第三，古代人类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创造的丰富多彩、修身养性的精神生活，是对当代物质化中毒生活的一副解药。当代人类生活在一个被人造化合物包裹的城市化世界中。工业化发展的程度越高，人类被人造化合物包裹得越严、越厚；离自然越远时，当代人类的感觉就越文明。目前我们都在惊呼我们的自然环境受到了污染与破坏，其实另一个可怕的污染与危机被我们忽略了——这就是我们自身的精神家园同样正在遭受着工业化文化毒素的侵蚀。

医治当代人类精神危机的解药，在目前这个精神转化为物质、物质吞噬精神的世界中无法找到。当我们沿着生态文明打开的时空通道进入到古代农业文明的时空时，却发现我们的先民过着另一种生活。在古老文明的时空中，我们的先民在赞美自然的歌声中春播，在吟诗虫鸣中度夏，在感恩祈祷中秋收，在静思养性中过冬。农业生产所提供的食物也许只能果腹，但他们仍然感到满足与快乐。因为在生产过程中得到的精神愉悦远超过收获本身。即使在颗粒不收的灾年，他们也从未抱怨与诅咒自然，而是不断地反省自身。正是在这样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古代先民创造了一个超出现代文明人能够想像出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作为古代农业文明中心区的中国，在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发展中，并没有形成围绕工具的稳定而系统的科学技术创新制度，可数的科学家甚少。但是可以盘点的中国古代文化大师、宗教大师、诗人却是成千上万。如果单从工业化物质财富观看，古代农业文明是相形见绌。但是，如果从古代文明创造的庞大的精神财富看，现代工业文明毫无疑问地相形见绌。

第四，重新认识与评价古代宗教文化的新价值。我们需要关注古代农业文明对人类另一个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古人对生命秘密的感悟与探索所能达到极点的宗教文化。宗教作为古代人类对生命认识的巅峰，也是人类智慧所能达到的巅峰，更是现代人类很难企及的高峰。如果我们不以现代的偏见与傲慢来看待古代宗教，而是从更广阔的时空、以更平常更包容之心来看待古代宗教的话，可以说古代宗教是古代人类对生命系统认识的高科技。古代宗教在对人从何而来、向何处去的终极问题回答中，也以古人类的智慧回答了宇宙从何来、向何去的问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的科学也越来越证明，中国道家与佛家所认识的世界与当代科学家认识的世界有惊人的一致性。如果说现代工业依靠物力外推把人类文明的足迹送到了月球，那么古人则通过心力内求把人类文明足迹拓展到了另一个无限广阔的宇宙。在生态文明时代，当代人类面临着另一个革命性突破，这就是将古老的信仰与现代科技相结合。

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各自不同时空，都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同时也在各自单一时空中走向了极限。当代人类的使命，就是必须突破单极时空认识误区与局限，从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中汲取营养，在两元时空中探索拯救人类的新路径。

“人”是一切文明的核心因素，文明是通过影响“人”而改变文化结构的。农业文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围绕农业文明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进行的。

人与“天”的关系。农业文明的最大特点是离不开“天”。在古代自然科学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农业是靠“天”吃饭的。人们无法解释复杂的气候变化现象，往往把“人”与“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农业文明与气候之间的关系，代表着“天”“人”之间最现实的联系。由于中国农业具有精耕细作的特点，人不能仅仅通过对“天”的崇拜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而必须依靠自己的辛勤耕耘。因此，中国人所理解的 “天”主要是一种自然意义上的“天”。“天”虽然是一种令人敬畏的力量，但中国人心目中的“天”与西方的“上帝”人格神崇拜有着本质的不同——“人”可以通过自己的道德善行把握“天”的存在。“天人合一”与“天人和谐”体现了农业文明主导下的中国人必须适应客观规律的变化，这正是中国式经验哲学与实用主义理性思维对于“天”“人”关系的总概括。

人与自然的关系。农业文明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农业资源在空间上的相对固化。通俗地说，人相对固化在土地上，通过耕种土地获得生存的条件。农业文明的人口“居有定所”与游牧文明的“居无定所”是明显不同的。游牧民族的流动性，决定了人与土地的关系只是一种相对的关系，土地是无法被固定占有的，连国家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由于农业文明人与土地的相对固化关系，能否拥有土地是人能否生存下去的首要前提，因而，如何更多更久地占有土地等农业资源便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占有欲。为了争夺土地等农业资源，冲突乃至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春秋时期，周天子威信渐渐降低，很多有势力的诸侯依次采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来开展兼并战争。他们经常打着“勤王”的旗号，事实上是想取得自己称霸诸侯的目的，并非真正帮助周王树立天子威信。各国征战不止，其核心还是为了占有更多的土地等农业资源及其所体现的国家主权。一些势力强大的诸侯国总是通过不同方式占有别国的土地和人口，而一些弱小的诸侯国不得不被迫割让“城池”以求苟安，直至最后被消灭。“春秋无义战”指的就是假“勤王”真争霸的意思。因而，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人占有欲大爆发的时代，无论是诸侯争霸，还是诸侯国内的宫廷政变，都是赤祼裸地为了占有更多的现实利益。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人与土地之间的相对固化关系，生存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们之间便有了不可回避的“关系”。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是十分鲜明的，往往需要通过集体协作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之间，人们共同耕作，共同生活，很自然地结成了血缘纽带关系。生活在同一个村社的人们，由于共同征服大自然的需要，也结成了形形色色的关系。中国农业生产中，常常遇到各类灾害，单一家庭/家族，甚至一个地区的人们也无法抵御农业灾害的侵袭，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更有效地征服大自然。历史上很早就有中国人团结协作共同抗御自然灾害的故事。传说鲧治理洪水9年失败，其子禹复治水13年，反映了上古人民连续数十年疏导江河、协力治水的事迹。鲧、禹治水与随后早期国家的形成有其内在的联系。当时，禹平水土，可能出于公共事业的物质需要，观地定赋，任土作贡，殊方各进。随着人们战胜自然能力的增强和财富的迅速积累，私有制和早期的国家也就相应产生了。正是共同对付自然灾害的需要，家族/部落式的低级落后的社会组织形式才逐渐被打破。农业文明凝结的集体主义精神，无疑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人与社会的关系。人如何更好生活在农业社会中，是中国人最为关心的大问题。农业文明的生产效率在远古时代应该说是比较高的。历史事实表明，社会只要能够稳定3、50年，中国就会变得空前繁荣。人口于是大量增加，同样的土地所供养的人口规模也会相应增加；加之统治集团由于财政供养人口的大量增加，分摊在每一块土地上的负担也会相应增加。这样，社会就会发生**。由于内耗，导致了人口大量减少。王朝兴衰的周期律与人口增减的周期律是基本同步的。社会大乱则人口大减，社会小乱则人口不减，社会不乱人口则会增加。

世界典型国家 篇3

贫困人群经济承受力和健康状况较弱, 对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的可得性和可及性差, 无力承担医疗费用,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贫病交加”的现象时有发生, 有病不能就医或就医后家庭无力承担的状况往往导致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发生, 因而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 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问题会对社会和谐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制度安排。医疗救助制度是整个医疗保障制度的最后一道安全网。

2003年11月, 民政部、卫生部、财政部为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 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农村医疗救助的意见》, 我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正式开始实施。2005年3月14日民政部、卫生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建立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试点工作的意见》。从此, 我国开始探索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制度, 在实践中逐步改善。中共中央、国务院2009年3月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发[2009]6号) (简称新医改方案) 。新医改方案提出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医疗救助共同组成基本医疗保障体系, 分别覆盖城镇就业人口、城镇非就业人口、农村人口和城乡困难人群。

从开始探索到现在不到7年的时间, 我国城乡医疗救助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但是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借鉴国外成熟国家的医疗救助制度及其经验就显得具有实际价值和意义。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 才能促进城乡医疗救助工作顺利实施, 提高贫困人口的健康水平, 构建城乡一体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2 国外典型国家的医疗救助制度

2.1 英国的国家卫生服务体系

英国的医疗体制被称为国家卫生服务体系 (National Health System, 简称NHS) , 这种体制主要由政府提供医疗保健, 公立医疗系统提供的服务覆盖99%国人。英国1946年《国民健康服务法》规定, 无论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 无论个人支付能力的大小, 都可以得到免费的全方位医疗服务。国家办医院, 雇用医务人员, 免费提供门诊医疗, 住院医疗和药品, 贫困人口一般只能在国立的医疗机构接受服务。国家卫生服务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国家税收和国家税收保险基金。

英国的救助政策详细规定了享受各种资助的资格条件, “NHS低收入方案”可以为低收入者提供相关NHS自费费用资助, 资助数量取决于申请者的收入状况和应付费用, 有费用全免和部分免除两种形式, 如果家庭有成员享受收入救助、养老金补助或待业收入津贴则可以全部免除 NHS相关自费费用, 其他情况则部分免除。经常需要支付处方费者还可通过购买预付凭证节省费用。英国医疗救助有严格的审批机制和约束机制, 一旦查出弄虚作假者, 将处以费用5倍的罚款。英国医疗救助政策的总原则是:有能力承担费用者必须自己支付, 没能力承担费用的可以获得救助。人们的支付能力的标准除了收入等经济指标外, 还考虑居民的健康状况, 需长时间在家卧床护理的患者可享受救助的资产上限最高, 老年人其次, 其他人最低。

这种模式医疗保障水平高, 资金来源稳定, 管理方便, 服务提供的范围广。但这种模式要求国家较强的经济实力, 如果国家投入资金有限, 就难于满足低收入人群的基本卫生服务需求。由于低收入者在接受卫生服务时选择性较小, 与高收入人群相比, 公平性存在一定问题。这种高福利的政策缺少卫生服务机构提高效率的激励机制, 容易造成由于资源的浪费而出现的供给不足。

2.2 新加坡的医疗保健储蓄计划

新加坡于1984年实施医疗保健储蓄计划 (Medisave) , 成为其中央公积金制度的一部分, 所有新加坡公民和永久性居民及其雇主都必须缴纳公积金, 在他们的公积金账户下均单独设立一个医疗储蓄账户, 其一定比例的公积金供款 (目前为6%) 存入这一账户。1990年实施的健保双全计划也被称为大病保险计划, 是一项低保费医药保险计划, 目的是帮助公积金存户支付顽疾或重病所带来住院费和指定医药费。采用自愿参加原则, 按照共付线和共付比例制, 对投保者住院及部分门诊费用给予偿付。

新加坡建立政府补贴和医疗基金制度相结合的医疗救助制度, 以保障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新加坡医疗保障体系以个人健康储蓄账户为主, 是试图规避福利体制下道德风险以及市场失灵的一种尝试 。但使用个人储蓄应对疾病风险实质是一种风险自留, 不存在社会互助, 应对能力有限。新加坡政府对低收入者到特定医疗机构和特定级病房的就医行为予以补贴。公民到政府建立的18个联合诊所接受门诊医疗, 只需支付50%的医疗费用, 儿童 (18岁以下) 和老人 (60岁以上) 只需支付25%的费用, 其余部分由政府补贴;如果在C等级和B2等级病房接受住院治疗, 政府补贴80%和65%的医疗费用。新加坡政府建立医疗基金作为医疗保障的最后安全网。新加坡于1993年专门建立了医疗救助制度, 即保健基金 (Medifund) , 为没有能力负担医疗费用的穷人提供专门的医疗援助, 以发挥医疗保障安全网的作用。保健基金是一种信托基金制度, 由政府不定期从财政预算中向该基金拨款, 其利息用于医疗救助。

新加坡是采用医疗储蓄保险国家的代表, 医疗保险储蓄建立在公积金制度上, 以个人责任为基础, 筹资主要采取个人自我积累方式, 大大提高了人们对自身健康的责任, 增强了个人的自我保障及费用意识, 可以激励人们合理利用医疗服务, 减少浪费, 避免了医疗费用代际转移问题。

2.3 德国的社会医疗保险

德国对于低收入群体和其他特定群体的医疗救助采用政府资助其参加强制医疗保险计划和在其就医时减免自付费用相结合的方式。社会医疗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强制实施, 由雇主和雇员按一定比例缴纳保险费, 建立社会保险基金, 用于雇员及家属看病就医的一种医疗保险制度。德国医疗救助主要针对加入医疗保险有困难的人群, 采用的形式是由政府资助其享受医疗保险待遇, 如失业者的医疗保险费由劳动局支付, 养老金领取者的医疗保险费由养老保险机构承担。雇员的子女和无工作的配偶不需要交保险费, 也可以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救助一样, 德国的医疗救助主要对一般低收入家庭和特殊困难家庭, 对高龄、残疾、生育等特殊需求者, 救助标准比一般标准高 50%。投保人的收入一旦超过一定水平, 就将其从原来的救助名单中排除。

对于失业者和退休人员, 保险费用分别由联邦就业中心和养老基金为其缴纳。对于儿童则由政府财政预算资助, 因为儿童被认为是国家的财富, 其健康应由国家来负担。对于艺术家和学生, 联邦政府承担应缴费用的一半。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一个人缴费, 则家庭中不工作的家属自动被纳入到医疗保险中来, 享受同等医疗保障待遇。德国自付费用的多少与个人的收入相关, 政府要求疾病基金在低收入者接受医疗服务时, 为其免除自付费用或设立自付费用的最高限额。这里的自付费用是指由于起付线、共付额和共付比例的设置, 而只能由个人承担的费用。在德国, 全额免除自付费用的人数比例由1990年的10%上升到2001年的47% 。

德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强调社会的团结与平等, 德国有统一的疾病基金最低福利标准, 患者只需支付很少的分摊成本。德国法定医疗保险投保人缴纳保险费主要取决于经济收入, 而享受的医疗保险服务却不因缴纳费用的多少而不同, 从而使得健康人与患者间、高风险者与低风险者间、单身者与有家庭者间、年轻与年老者间、高收入与低收入者间互助共济, 充分体现社会医疗保险的公平性。

3 对完善我国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有益经验

3.1 制度设计层面的总体经验

尽管各国的医疗保健制度和医疗救助模式不同, 但是上述国家在医疗救助责任承担、救助对象、资金来源等方面存在着共同特征:一是政府承担医疗救助的主要责任, 负责医疗救助资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 救助标准的确定和救助对象的审核, 医疗救助的服务机构的选择和医疗费用结算等。二是医疗救助的资金多数来源于国家财政预算支出, 在多数情况下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同分担。救助对象一般不承担任何医疗费用或少量承担一部分医疗费用。三是医疗救助对象主要是社会弱势人群, 资格核定一般与救助对象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四是医疗救助方式主要是通过国家举办的医疗机构直接给救助对象提供医疗服务或由政府购买私人医疗服务提供给需要医疗救助的人群。五是医疗救助不按照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提供医疗保障, 而是按照规定对符合条件的特殊人群提供医疗保障。六是保障水平是满足救助群体最基本的医疗需求。

3.2 以保证医疗服务的享有为目标

各国的医疗救助计划都以保证医疗服务的最终享有为目标。各国医疗救助计划采用对低收入群体提供免费服务或费用减免的方式, 尽量减少低收入者由于收入不足影响医疗服务可及性的可能性。新加坡对在C等级病房就诊的病人提供80%医疗费用的减免的基础上还提供医疗基金的援助, 使个人自付费用降到最低。英国、德国对符合条件的受助人群实行自付费用的上限限制和减免。德国在政府资助低收入者参保之后, 还通过疾病基金免除其医疗自付费用, 全额免除自付费用的人数比例一度达到就医人数的50%。在2005-2006年, 英国约有54.25万人享受到完全免费的医疗服务 。

3.3 大多采用事先救助方式

医疗救助按救助时间分为两种。一种是预先确定受助者, 在其遭遇疾病时由医疗服务机构同相应经办机构直接结算的事前救助方式。另一种是受益者在接受医疗服务时, 事先垫付全额医疗费用, 然后再向医疗救助机构报销的事后救助方式。事后救助方式较事前救助方式在医疗服务可及性上要差。从实践上看, 上述各国医疗救助计划除新加坡外多采用事前救助方式, 在疾病风险发生前, 依据收入水平或其他条件确定被救助者群体, 为其提供相应的证明, 该人群患病时直接在医疗服务机构享受相应的服务待遇, 产生的费用由医疗救助计划直接与医疗服务机构结算。同时, 这种事先救助的制度也有助于医疗救助机构通过身份准入方面的审核来控制医疗费用。

3.4 费用控制以控制供方为主

医疗保障制度为控制道德风险引致的过度医疗服务消费, 往往对供需双方进行费用控制, 对供方的控制手段主要是监管和医疗费用的支付方式, 对需方的控制机制主要为起付线、封顶线和共付保险 。但是, 如果医疗救助计划使用需方控制机制, 低收入者就诊时产生的自付金额将降低其医疗服务的可及性。这与医疗救助机制期望减少低收入群体出现自付费用的可能性的目标相悖。英国、德国等国的医疗救助制依附于主流医疗保障制度, 故多采用供方费用控制机制和身份准入机制相合的方式。对需方主要通过严格控制医疗救助享有资格的方式控制医疗费用。在美国, 采用综合医疗费用控制机制, 包括针对受助者的严格甄别, 提高共付份额和缩小医疗救助福利包, 通过管理型保健组合理利用医疗资源等多种方式。但有证据表明, 这种比主流医疗保障制度更为严格费用控制机制有损于医疗服务质量。

3.5 关注边缘群体

边缘群体指家庭收入高于相应的医疗救助资格线, 但却高出不多的人群。这部分人群虽收入稍高, 但仍难以负担高额的医疗自付费用。从各国医疗救助实践看, 部分国家也对边缘群体提供相应的医疗救助计划, 保证其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德国要求如果低收入者不满足免除医疗费用的条件, 则对其自付费用进行最高额限制, 一般是经过扣除后的家庭可支配收入的2%。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变化, 城乡之间和内部的收入差距拉大, 形成了城乡贫困人群, 为保障贫困人群的健康, 国家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制度, 为更好地解决该制度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分析了国外典型国家的医疗救助制度, 并结合我国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发展提出了若干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英国,新加坡,德国,医疗保障,医疗救助

参考文献

[1]郭威.我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 2007.

世界典型国家 篇4

进取实干铸辉煌

——繁峙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典型材料

岁末传佳音，凯歌奏繁峙。2010年12月17日，全国爱卫会正式命名繁峙县城为国家卫生县城。至此，繁峙县举全县之力，集全民之智，历时一年，投资近3亿元的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工作，取得圆满成功。繁峙县城成为晋北唯一获此殊荣的县城。

近年来，繁峙县委、县政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使全县经济社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特别是县城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取得了巨大进步。2007年以来，全县连续三年荣获“全省卫生县城”称号。为了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促进繁峙经济社会全面进步，2009年，繁峙县委、县政府在广泛调研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作出了要在2010年建成国家卫生县城的重大决策。一年来，在省爱卫会和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全县上下万众一心，争创一流，实干苦干，攻坚克难，圆满完成创卫攻坚各项任务，成功获得国家卫生县城荣誉称号。回顾创卫历程，可以总结归纳为“123456”。

一套方案

对照创卫标准，结合繁峙实际，全县共梳理出10大类、-1-

46大项、210小项具体任务，制成了任务分解一览表，明确了任务目标、标准要求、完成时限、分管领导、责任单位和具体责任人，出台了《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工作方案》，确定了“和谐创卫、平安创卫、量力创卫、节俭创卫”的16字方针。各单位结合实际，把各项指标再细化、再量化，具体落实到每一个科室、每一个具体责任人。为推进创卫，县委、县政府先后3次召开万人大会进行动员部署，动员全县人民积极投身到创卫活动中。宣传部门发放了4万份创卫标准宣传年历，组织了创卫演讲比赛。县电视台开设“创卫”专栏6个板块，专门招聘编播人员9名。通过宣传，提高了居民参与创卫活动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在全县形成了政府总动员、全民齐参与的创卫合力。

二大机制

一是长效管理机制。全县积极探索建立健全了联创联建、综合执法、居民自治“三位一体”的县城管理长效机制。联创联建，即领导包片、各单位包街道，督促社区抓好工作落实；综合执法，即以县城综合执法大队为主体，住建、环保、工商、文化、卫生、交警等部门参加的综合执法，将各部门日常管理、监督检查和实施处罚等职能有机结合起来，做到“无缝隙全覆盖、无空档全天候”管理；居民自治，即乡（镇）、居委会、-2-

社区成立居民自治理事会和文明社区创建协调会，订立社区居民公约、社区社会治安、社区卫生环境等制度，把县城管理和创卫工作转化为每个市民的自觉行动。同时，增加市容环卫队编制，工资等全部纳入财政预算，下拨1000多万元购置环卫设施，使城区主要街道实现了全天候保洁，一般街道保洁时间都在8小时以上。聘用了100名卫生监督员，县政府授权对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进行监督处罚。为了有效监督各项长效机制的落实，县委专门责成人大和政协组织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城区环境卫生和公共秩序进行督查。

二是过错责任追究。成立了由县纪检书记任组长的督查考核组，负责对创卫各项工作的督查考核和责任追究。县纪委印发了《创卫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试行）》，明确责任追究范围和责任追究方式。督查组每天进行全面巡查，及时发现问题，查清责任主体，将问题分派到各职能部门处理，对未按时解决的或迟迟不动的，进行通报批评或责任追究。县委还抽调县委副书记、人大主任、政协主席、组织部长、纪委书记成立了“五人剖析小组”，对不达进度、不达标准的单位和责任人进行认真剖析，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如滨河公园管理处原主任，因管理不善，受到责任追究，给予了免职处分。做到了监管无漏洞，创建无死角。

三大保障

一是组织保障。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组长、县长任第一副组长的创卫工作领导组。下设总指挥部，由县委副书记任总指挥，专门负责创卫工作。县委常委，人大、政协主要领导和副县长全部参与，人人有责。县委书记武宪堂同志作为创卫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总揽全局，运筹帷幄，共主持召开常委扩大会议12次，领导组会议20余次，现场办公30多次，及时解决创卫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县长曹爱民同志刚刚上任就深入街道、村庄现场办公，处理难题。为解决创卫资金难题，他更是内省外筹，殚精竭虑。在繁峙挂职的县委副书记尚建军同志，身挂心不挂，勇挑创卫总指挥重担，“临时工”比“固定工”干劲还大，几乎牺牲了全部休息日，开了60多次会议，走遍了县城的每一个地方，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创卫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为创卫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是资金保障。近年来，全县举全县之力，多渠道、多形式筹措资金，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从2006年开始，投入7亿多元，先后新建了碧秀公园、滨河公园、府东休闲广场、祥龙广场、集中供热站、汽车站、火车站、滹沱河大桥等“两桥、两园、四站、五街、五路、八场、八十八巷”一大批民生工程；完成了“一脊、二轴、五区、多点”的景观绿化任务，-4-

绿化面积达370多万平方米；2008年以来，又投资1.97亿元，完成了市政基础设施、环卫设备购置、市容绿化、环境保护等创卫硬件任务。巨额资金的投入，有效保障了全县创卫工作的开展。

三是技术保障。为确保创卫各项指标落实，县政府根据工作需要，聘请了组织管理、健康教育、环境卫生、环境保护、病媒生物防制、卫生监督、疾病预防与控制等方面的7名专业技术人员，给予创卫全过程的技术指导；为提高创卫工作技术层次，全县共举办健康教育知识培训、病媒生物防制等各类培训班9期，培训1410人次。在检查验收、创卫申报阶段，全县还邀请省、市相关专家进行考核点评；同时，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带队，组织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赴襄垣、古县等地进行了参观学习，不仅学习兄弟县市创卫管理经验，同时学习他们在创卫技术工作方面的亮点，通过这些工作，为创卫各项指标的落实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证。

四大战役

——基础设施建设攻坚战。一是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建设工程。投资4400万元，服务年限15年，可使县城垃圾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理。二是县城西环路建设工程。投资3000万元，进一步完善县城交通循环系统，拉大了县城框架。三是滨河公园-5-

向西延伸工程。项目投资7000万元，按照现建滨河公园标准，向西延伸1.3公里与西环路对接，使滨河公园建成区总长达3.3公里。四是城区主要街道改造工程。工程总投资3500万元，改造后的街道面貌焕然一新。五是便民市场建设改造工程。新建了5个便民市场，使全县市场总数达到8个，彻底取缔了马路市场，消除了占道经营现象。六是新建、改建厕所工程。完成24座公厕的新建、改建任务，解决了多年来县城公厕数量不足的问题；在城中村改造了3500多个无害化卫生户厕。七是窗口单位改造工程。投资970万元，改造了火车站站前广场，新建了候车室；汽车站改造工程也已全部完工投入使用。八是县城定点屠宰场改造工程。对食品公司生猪定点屠宰场和宏源屠宰场进行了升级改造。九是第一人民医院和学校食堂改造工程。医院完成了焚烧炉、医源性污水处理设施等工程建设；繁峙中学、繁峙二中、繁城中学等5所学校的食堂完成了创卫达标改造。十是交通设施改造工程。对县城新沓铺的主街道路面重新施画了交通标线，并在主要街道路口、重要路段安装了6组交通信号灯、抓拍系统和62处交通标志和警示灯。

——市容整治攻坚战。一是县城内外绿化工程。其中外围绿化总投资1127.6万元，将县城外围打造成为一条靓丽的绿色景观带和风景线。在城区主要街道、大部分小街巷和单位、-6-

小区开展了绿化工作，最大限度地增加城区绿化面积。二是小街小巷和108国道门店前硬化工程。硬化小街小巷80多条，加上108国道两侧门店前的硬化面积共62万平方米，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出行。三是残垣断壁和危房改造工程。从2008年以来，共改造残垣断壁和危房9426平米。四是广告牌匾整治和临街墙体美化工程。对沿街门店的牌匾按照统一标准制作1982块，粉刷墙体154430平米，油漆门窗、柱体3196平米，清洗楼面10万多平米。五是整治市场秩序。对洗车、汽修、摩托车修理经营户全部迁入市场，实行归市入店管理，杜绝了店外经营现象。六是整治卫生秩序。采取集中打击和长效管理相结合的办法，彻底清除街头小广告和“牛皮癣”18000多条。七是整治城区建筑秩序。对城区所有建筑工地进行围挡作业，共围挡29处。八是整治医药市场秩序。对城区所有诊所、药店进行排查整治，共取缔57家非法医疗摊点，使多年来行医乱、乱行医的现象得到遏制。九是整治治安和交通秩序。新招聘30名交通协管员，充实了城区交通管理力量，加大了执法管理力度，确保了街道交通的通畅；十是成立了单位文明创建活动督导组，召开了动员大会，制定了实施方案，印发了单位创卫八条标准，各单位达到了创卫标准。

——环境保护攻坚战。一是对集中饮用水源地自来水厂周-7-

边污染源进行整治。二是重点清理整治石龙街两侧废品收购站点，全部实现规范经营。三是扩大烟控区管制范围，扩大集中供热面积。拆除不达标采暖锅炉烟囱134根；对21所学校的食堂大灶进行了环保更换，全部采用清洁性燃料。四是彻底解决夜间施工和广告宣传的噪音污染问题。五是进一步加强了对污水处理厂出水口水质的定期监测和监管工作，确保污水处理厂稳定运行，出水口水质达国家排放标准。

——卫生管理攻坚战。一是爱国卫生组织管理工作。建立健全了各单位、社区、城中村爱卫组织网络，做到了机构、职责、标准三上墙。二是卫生监督工作。对县城172户餐饮单位进行了整改和监督检查，依法取缔了16户不达标餐饮摊点；对213户“五小”行业和公共场所单位进行了达标改造。三是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对县城421户食品流通商户的食品卫生进行达标管理；对县城92家食品生产小作坊进行了核查，对6家不达标的全部予以取缔。四是健康教育工作。城区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居委会以及5个城中村的健康教育网络全部建立；开展“全民控烟、创建无烟单位”活动，制作下发了1000个禁烟标识牌；县城18所中小学校健康教育做到了有课程、有教材、有教师、有作业、有评价，并完成了健康教育建档工作。五是制定出台了《繁峙县传染病防治规划》、《重大疫情及中毒事件应急预案》等传染病防控方案。六是组建了-8-

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储备了消杀药品、防护药品。七是在县直医院和繁城、砂河、大营卫生院实行了传染病、结核病及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与专报制度。八是开展了儿童预防接种率调查和查漏补种工作。九是购置了医疗废弃物收集车，对县城的医疗废弃物进行统一处理。十是建立完善了县城各机关、单位、社区、城中村除“四害”组织网络；配备了病媒生物监测仪器，并聘请省里的专业技术人员，对全县的除“四害”工作进行业务培训和技术指导。

五大活动

一是开展公民素质提升活动。为全面提升公民素质，2010年8月20日，县委、县政府召开了“提升全民素质、巩固创卫成果”万人大会，向全县人民汇报了前一阶段“创卫”工作完成情况，印发了1万多册《提升公民素质、巩固“创卫”成果读本》，提出了“教育引导、提升素质，配足力量、保证投入，建章立制、长效监管”的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具体措施。通过实施全民素质培训、群众文化服务、文明礼仪践行、文明窗口创建、社会舆论引导五大工程，再次动员全县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自觉规范行为，着力提升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民主法制素质、文明礼仪素质、卫生健康素质，这些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全社会的文明程度，进而巩固了创卫工作成果。

二是开展环境秩序整治活动。从8月20日起，县政府组织爱卫、住建、卫生、质监、工商、公安、交警、居民办事处等相关部门和有关单位，集中开展了全县环境秩序大整治活动。城区卫生死角彻底清除，车辆乱停乱放得以解决，占道经营的建筑装潢、汽摩修理、电氧焊摊点等依法迁入市场。

三是开展自查自纠考评活动。为确保创卫任务的落实，各责任单位对照创卫任务分解表，进行了一次全面彻底的自查、自纠、自改的“回头看”行动，查找漏洞、弥补不足，确保责任范围的创卫指标全部达标。同时，邀请省、市专家进行初评考核，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完善。

四是开展长效机制管理活动。从完善长效机制入手，认真总结梳理创卫过程和日常监管中的好经验、好措施、好办法，进行提炼升华，融入长效工作机制。同时，县政府编印了《繁峙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长效管理机制手册》，下发基层，全面指导创卫工作。

五是开展文化体育竞赛活动。在国庆、中秋之际，宣传部门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群众文体活动，并邀请戏曲、歌舞等专业团队进行了演出，举办球类、长跑、自行车等各类比赛，既营造了喜庆氛围，又加大了创卫工作的宣传教育作用。

六大效果

一是人居环境改善。通过创卫，古老的繁峙县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昔日繁峙“一河两街数盏灯，小商小贩堵交通，白天黑夜难分明，东西南北搞不清，污水横流靠蒸发，垃圾遍地靠风刮”，巨变到今日“滨河公园好环境，亭台楼阁赏美景，西延工程利出行，数街霓虹照夜空，沿街门店扮靓装，转型跨越聚力量”。城区居民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二是经济发展提速。通过创卫，进一步推动了全县经济的转型跨越发展。目前，45万吨耐磨铸造件项目一期已投产，二期正在建设；60万吨高速线材项目已经投产；投资45亿元的后峪钼矿开发项目已开工；投资5亿元的风电项目即将并网发电；内蒙古赛力特尔集团投资103亿元的“中国五福养生城”项目已通过论证。

三是全民素质提高。创卫过程中，全县共拆除了有碍创卫的建筑及残垣断壁150多处、12737平方米，没有动用一次警力，没有引起一起上访，真正实现了和谐创卫、平安创卫的目标。在创卫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全县民营企业家积极响应县委、政府号召，共为创卫捐款3110万元。通过全民参与创卫活动，所有市民自觉行动起来，从身边小事做起，从一言一行做起，摒弃不卫生、不文明的陋习，遵守市民行为规范，向着卫生整洁、健康向上、文明和谐的生活方式迈进。

四是干部才干增长。在创卫期间，广大干部始终奋战在第一线，把服务群众、改善环境作为砥砺品质、增长才干、提高本领、开拓创业的最好课堂和广阔舞台，边学习、边实践，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深入到群众中，倾听群众呼声，体察群众疾苦，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放在心上，虚心向群众请教，真正做到了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五是政府公信力提升。通过创卫，改善了人居环境，推动了经济发展，赢得全县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从而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得到空前提升，为今后转型跨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