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产党员的信仰自由谈起

从共产党员的信仰自由谈起（共2篇）

从共产党员的信仰自由谈起 篇1

从共产党员的信仰自由谈起

时下不少党员干部求神拜佛的行为简直成了风气，甚至在每年春节之际抢先烧“大年头一炷香”的也不乏其人。当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时，那些拜佛者居然振振有词地反駁：“宪法准许公民有信仰自由，共产党员也是公民，为什么就不能享有这种自由？”

上述理由貌似十分充足，但却经不起仔细的推敲。下面分两层意思来讨论。第一，关于“信仰自由”的问题。

共产党的信仰是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而一切宗教﹙以及迷信﹚则是信仰有神论。对于同一种认识对象，一方说“有”，一方说“无”，你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不可能两者都信。这就象学生考试回答选择题，如果既选定a＝b，同时又要选a≠b，那只能证明应考者思维混乱。同样的道理，如果把“信仰自由”推广到既认为无神，又认为有神，陷入不分是非的地步，那正是表明他没有严肃的信仰。

人的思想是变化的。假如某个共产党员的信仰从无神论倒向有神论，那当然是他的自由。但与他当初入党时的庄严宣誓和郑重承诺相对比，无疑是信仰层面上的“重新站队”。按照表里如一的道德规范来要求，下一步的选择应该是坦然退党。要是不想退，那就应当通过认真学习和反省回到原来的信仰。这在理性上、道德上都没有缺憾。但事实是，不少人既要信神，又要坚持“在党”，这种不讲诚信的“信仰自由”，说尖刻一点，明显不如虔诚的宗教徒。

第二，所谓“干涉信仰自由”的问题。

先以宗教为例，同样是信仰有神论，但某些宗教如伊斯兰教、天主教等都对自家的教徒有严格的要求。如果某个教徒改变了信仰参加另一个宗教，那么他原来所在的宗教组织就会拒绝他参加原宗教活动；与此同时，另一个宗教在接纳“改宗”的教徒时也会要求他脱离原宗教组织，否则就不予接纳。从表面上看，这些做法似乎“干涉”了某个人的信仰自由，实际上是通过必要的程序满足了他“改宗”的心愿。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知，共产党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政党，在信仰问题上对党员作出严格要求，乃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准党员求神拜佛，与宪法规定的信仰自由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对参加求神活动的的党员进行批评教育，不是什么“干涉信仰自由”，而是帮助他巩固无神论信仰；对于拒绝帮助的，就坚决劝他退党，正是承认并且尊重了他改变信仰的自由。因为他自己已经不信马克思主义了，不信无神论了。勉强把他留在党内，只会造成思想混乱和“信仰危机”。对他个人而言，劝他退党，让他当一个表里如

一、言行一致的公民，总比当一个口是心非的“党员”强。

那些求神拜佛的党员干部想必也明白上面所说的道理。但为什么还要坚持留在党内，并且还要以“信仰自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呢？说穿了，他们的“信仰”实质上是一种不分是非、不讲诚信的利己主义。眼睛盯着“尘世”上“入党做官”的优厚待遇，心里想着将来死后到“极乐世界”去享受永恒的快乐。有奶便是娘，只要能得到好处，拜什么“信”什么都无所谓。显然，这样的人越多，引人关注的“信仰危机”就越严重。

从共产党员的信仰自由谈起 篇2

吴宗杰教授在他的文章《历史的解构与重构:泛化“封建”的话语分析》中将西方的历史观称作“线性的历史”, “西方史学把历史看作是一种知识, 再现他的“事实” (如政治, 经济, 制度) , 确立他的逻辑 (如进化, 发展, 必然, 偶然) 。”在西方, 学生学到的历史变成了一种知识, 它并不关注史实本身, 而是靠着一系列“政治”“经济”“自由”“专制”之类的词语去建立历史对象;同时, 还用“封建”“资本主义”等词语去确定历史阶段, 有了阶段的划分就自然可以构建一个直线的时间观念, 并对这一直线进行规律性的陈述, 比如“内因”, “外因”, “必然性”, “偶然性”。进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则变成了围绕着这些词语把不连续的, 非直线的, 没有规律的东西从历史中删除, 或对其进行主观界定, 使其符合现代人的思维。这样历史作为知识, 其参照不再是历史本身, 而是各个符号之间相互参照, 进而构成了一个封闭的体系。因此, “历史知识就是在语言意义层面上给人以一种真理性、逻辑性、实证性、抽象性、事实性、过去性的历史意识。而这些特性本身反映的是知识特征而不是历史本身的特征。”于是我们可以看出, 西方史观带给我们的不是真实的历史, 而是由历史话语构成的一个表征世界。

二、历史的背后:唯性自由主义对传统的不满

一种历史观必然背后有其相应的思想基石, 对于西方线性历史观而言, 其背后的思想基石就是唯理自由主义。

理性主义, 其主要学派为法国唯理自由主义, 是广义的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支, 代表人物为笛卡尔。他们认为“人生来就具有知识和道德的禀赋, 这使人能够根据审慎思考而形构文明”, 2比如他们确信, 他们能够轻易地发现适合于人性的种种道德规则。而各种制度、习俗、信仰等等一切有效用的制度都产生于人的理性的深思熟虑的设计, 只有通过这种设计, 这些制度才能有益于人的发展和历史进步;相反, 若非经由如此设计的制度, 或者说, 不能被人的理性“记清楚、极明白地设想” (笛卡尔) 的制度, 则是无益于或者简直可以说是有害于人类的幸福, 应将其拿到人类理性的审判台前进行审判。因此, 唯理主义的口号是“怀疑一切“, 然后, 理性地设计一切。基于这样的哲学观念, 法国式自由主义就是以激烈地摧毁传统的基督教和教会为象征的, 将一切理性所不能证明的东西斥之为“迷信”。

继承了法国唯理自由主义的中国学界, 同样继承了其反传统这一教义的内核。而当时中国的具体的时代背景更强化了其反传统的烈度广度。因为中国当时所处的情形比当年的法国更悲惨, 因此知识分子们拯救中国的心情也更为迫切。通过引进西方文化, 他们自认已经掌握了救国救民之道, 比如五四时代的口号“科学与民主”;然而, 在运用自己的理性在对中国的固有观念与制度检视时——包括今天我们很多学者做的比较研究中, 仍然不自觉地以当代西方成熟的某套观念或制度, 与中国古典的某种观念或制度进行比较——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其方法论上的谬误, 这即是所谓的“文化霸权”。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用一套规程框架来对传统思想进行判断和剪裁, 所谓“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就是这种意识形态背后唯理主义自负的集中表现, 而这种剪裁最终就以暴力的形态来进行。自由主义者以现代西方成熟的个人自由观念和民主制度来对传统思想资源和制度进行衡量和批判, 当然只能绝望和不满了。

三、自由与传统:在经典中寻找和谐

现在的我们, 想要对唯理主义的自由模式进行反思, 首先应该理清的是自由究竟该如何定义的问题。法式唯理主义的定义显然是有问题的。法国人对自由的含义进行了曲解, 他们无限放大了人的理性在达到自由境地中的作用, 将自由的根源归结于简单的思想自由, 因此无限推崇民主和人权。他们把人 (的理性) 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进而构建了一个乌托邦, 在那里人人都能以纯理性的生活方式生活。诚然这种思想很具有煽动性和诱惑力, 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 并燃起燎原之火。然而, 这种思想却是给人设立了一个永远也不能达到的目标, 让人们在错误的道路上用错误的方式走向一个永远不可能达到的终点。那我们应该如何定义自由呢?

中国的古代是没有“自由”这个词的, 自由这一概念也是分散在各种表述之中。于是, 要想重新定义自由, 我们必须要回到自由最初始的定义中去。在周德伟对于自由的考证中, 自由的原始意义为“人不受别人或诸别人之武断压迫的境地”。用我们的话说, 自由就是独立于他人的武断意志的压迫之外。这个自由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 自由人之间的自由可能差距极大, 但是有一个底限, 那就是“独立”, 他们之间的差距仅是独立的程度不同。奴隶完全没有独立, 所以我们称他们“不自由”。而旧社会的农民有一定的独立性, 但还是会受到欺压, 所以我们不能称他们“不自由”, 只不过是没有我们自由而已。有此, 我们可以看出, 自由是一个渐进的概念, 随着社会的发展, 我们可以免除越来越多的压迫, 但是想要完全“免于压迫”是不可能的, 那又陷入到唯理主义的“绝对自由”之中。中国最早关于自由的论述可以追述到古击壤歌:“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鉴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何有於我哉”。孔子亦曾在《礼记·中庸》中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 又云:“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可以说是对“不受别人之武断压迫”的最好诠释。

渐进的自由观带来的就是渐进的社会观, 抛开了法国人的“天赋自由”之后, 英国人对于传统, 社会和自由有了自己的解读。在他们看来, 社会应该是渐进而不是突变, 传统应该被改进而不是被推翻, 而自由也不是上天赋予而是不断改进的制度所带来的。因此亚当斯密曾说保障生活自由和财产的, 不是天赋自由, 而是制度。这一论断就是荀子的“人必假物以为用者也, 假物者必争, 故以礼节之, 以义裁之”的翻版, 亚当斯密所谓的制度, 就是荀子笔下的“礼”。

“礼”是中国的儒家思想中的核心概念, 可以说整个孔子的思想体系就是围绕着“克己复礼”这一思想建立起来。而“礼”的作用, 就是调和诸多利益的冲突, 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坊记》有云:“礼者, 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 以为民坊者也。”在这里, 礼即是制度之义。而在古人看来, 尤其是孔子看来, 礼并非是他所创, 而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子曰:“夏礼吾能言之, 杞不足征也, 殷礼吾能言之, 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也, 足则吾能征之矣, 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孔子对传统的重视可见一斑。而对于抛弃传统的危害儒家也有着经典的论述:“夫礼禁乱之所由生也, 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 故以为旧坊无所用而去之者, 必有水患;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 必有乱患”。可见儒家认为, 抛弃传统, 就如同无源之水, 水无源则竭, 人无传统则殆。

四、结语

孔子曾说:“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一直以来这句话被当做愚民政策精英教育的宣言, 然而古人微言大义, 今人亦可从另一方面对之进行解读。在我看来这句话也包含了孔子对于传统和理性的看法, 传统的一切, 我们不必尽知, 照做就是, 若要全部搞明白, 一则人之精力有限, 二则没有意义, 也无法确定对错。传统是一道, 理性又是一道, “道并行而不相悖”, 此之谓也。这里对于我国的诸多学者也有借鉴作用, 研究是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在研究之前确定一个正确的态度和方向, 否则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不亦悲乎。

摘要：法国大革命之后, 西方的唯理自由主义思潮一直占据着世界思想界的顶峰, 中国思想界自“五四”之后也被理性主义思想牢牢把持。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唯理自由主义对我国文化的传承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本文拟以历史为引, 进而对自由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及其内部派别进行反思, 同时探讨西方的理性主义思想与我国古代儒家的思想的关系。

关键词：历史,自由,理性,传统

参考文献

[1]吴宗杰:《历史的解构与重构:泛化“封建”的话语分析》, 《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 2008年9月, 第524页

[2]林毓生著, 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6年, 第2页。

[3]周德伟:《自由哲学与中国圣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 第14页。

[4]周德伟:《自由哲学与中国圣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 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