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税地避税

避税地避税（共11篇）

避税地避税 篇1

一、国际避税地和反避税概念

(一) 国际避税地

国际避税地, 顾名思义, 它是必然和跨国公司以及避税有关国, 实际上它也确实是跨国纳税人进行国际避税的前提条件。国际上对国际避税地并没有完全统一的一个标准, 但是总体来说国际避税地是指, 完全没有直接税的国家或与其他国家签订各类税收协定或者设置各类税收优惠以及税负非常低的地区都可以认为是避税地。通常一个国家之所会成为避税地, 主要是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弥补国内市场流通资金不足的缺陷, 或者是为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提高整个地区的技术水平, 提高人口密度, 这些国家一般都是港口城市、岛屿或其他沿海地区, 具有方便的交通, 因此避税地又称为避税港。

(二) 反避税

反避税即国家政府对国内税收工作采取积极严格的态度, 利用税收政策以及强化税收征管等措施对抗国际避税, 可以理解为反避税就是对于避税行为的严格管理, 和弥补国家税法的漏洞。

二、国际避税地鉴别

(一) 国际避税地的类型

1. 不征收任何所得税。

目前国际上的税收类别主要是流转税类、所得税类和财产税类, 有的国家或地区不仅不征收所得税, 甚至对于财产税也完全不征收, 这样的国家或地区被认为是“纯避税地”或者可以说是“典型的避税地”。这类型的避税地以巴哈马为典型。

2. 征收所得税但是税率较低。

该类型的避税地征收所得税, 但是所用税率极低, 纳税人的税负比较轻。这种避税地的典型代表是瑞士。

3. 征收所得税仅实行地域管辖权。

地域管辖权以纳税人的收入来源为判定依据, 跨国纳税人一切来自本国境内的收入或在本国境内从事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收入, 不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 都要向本国政府缴税, 反之, 对于跨国纳税人来源于境外的收入, 不论是否是本国人都不向本国政府缴税。不仅如此一般实行地域管辖权的地区所用所得税税率也会比较低, 从而为跨国公司避税创造一定的条件。我国的香港地区就属于这类避税地。

4. 对特定公司实行税收优惠。

这种类型的避税地一般对本地区内的一般公司征收税款时适用一般税率, 对于一些特定公司或者特定公司的特定服务提供税收优惠服务。

5. 与其他国家签订大量税收协定。

税收协定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的主权国家通过签订一些列有效的且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协议或条约, 缔约国双方都要为对方国家的居民提供税收优惠, 这样的税收协定在很多国家之间都存在, 是否成为避税地, 则取决于协定数量、内容和实际效果。

(二) 国际避税地的特征

1. 低税率。

避税地的作用就在于避税, 所以低税率是所有避税地的一个基本特征。低税率虽然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 但是对于避税企业来说, 可以减轻税收负担, 而税负是很多跨国企业为公司选址的考虑要点之一。对于政府来说, 低税率也就意味政府财政收入只能在中低水平, 但是所吸引却的不仅有国外资金, 还有技术和人才, 这就要求该国要具有没有沉重财政负担, 以及国民人数少的特点

2. 稳定的政治环境, 健全的法律体系。

避税地的政治环境是一个影响投资者是否投资的重要因素。避税地一般都具有稳定的政治环境, 严格的银行保密和商业保密的法律制度, 且政府对于商业活动少有干预, 因此对于跨国企业来说, 这样的避税地既可以减少企业税负, 又不用担心泄露商业机密, 以及其他国家的管制。

3. 便捷的交通, 发达的通讯网络。

因为避税地主要目的是吸引外商, 所以便捷的交通就显得尤为重要。通常避税地都是港口, 或者岛屿, 并且国际航空业都发展良好, 主要就是考虑到有便捷的交通, 货物运输方便。现在这个时代是信息时代, 谁握有第一手资源, 谁就掌握了先机, 跨国企业更是如此, 各大国际企业竞争更加激烈, 信息更新速度更快, 对于通讯网络的要求也就越高。

4. 稳定的货币体系和兑换制度。

避税地并非针对某一个国家的企业可以避税, 世界各地的跨国企业汇聚在一个避税地, 稳定的货币体系和兑换制度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稳定的货币体系, 可以使跨国企业的财富存量保值, 而便捷的兑换制度可以为跨国企业快速扎根当地市场提供便利。

三、我国反避税现状

近年来,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 各类跨国企业入驻我国, 经济危机之后, 我国对于反避税工作越来越重视, 现今已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我国在反避税立法方面, 越来越完善, 越来越严格。1991年我国最初颁布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里面首次提出了转让定价制。2009年国家税务总局正式颁布《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 (试行) 》。从1991年到现在, 期间国家多次通过立法或颁布暂行条例等方式, 完善和强化反避税法制体系, 对反避税工作的展开和顺利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我国政府反避税力度在不断加强的同时, 税收查补收入不断增加, 2005年国家税务总局特别设立了税务稽查案件监控管理系统, 指导全国各地执行税务稽查, 对于同类案件, 关联案件能过及时对比和查处。税务稽查案件监控管理系统在一定程度上, 约束了各地政府对当地企业的税收庇护, 加强了各地政府反避税工作力度。2014年江苏省国税局成立“反避税调查专职机构”, 可以预见我国在发避税工作上将越来越严格和系统化。

虽然我国在反避税工作上, 一直在不断努力, 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国际避税方式也在不断地变换, 这对我国的反避税工作带了很大的阻力。首先, 国内外价格水平不一, 转让定价在避税手段中屡见不鲜, 了解产品材料价格, 问题就可引刃而解, 但是到国外考察材料价格, 长期下来, 人工成本高, 显然是治标不治本的。其次, 我国的电子商务正在以不可比拟的优势迅猛发展, 商品流通范围更大, 税源更广, 对税收征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后, 任何发避税工作都需要人员经办, 因此税务人员的素质则至关重要。我国反避税工作起步与其他国家相比太晚, 避税手段在不断地跟新换代, 而反避税工作在我国还只能算是起步阶段, 相关政策法律虽然在不断完善和调整, 但是由于发展时间短, 反避税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

四、反避税地避税政策建议

(一) 细化反避税地避税措施

只有在法律上细化了各类措施, 才能减少税法漏洞, 从根本上增加避税难度, 提高反避税的有效性。我国反避税工作起步晚, 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这样既可以加速发避税工作进度, 还能对比分析各国反避税政策, 从中选择最适合我国国情的政策, 最终建立完整的反避税地避税体系。例如我们可以细化纳税人居民身份规定, 跨国企业利用避税地避税程度不一, 反避税时可以区别各避税程度的跨国企业, 集中应对避税程度高的跨国企业。

(二) 提高税务人员素质

仅仅有完善的反避税法律规定, 税务人员素质低, 也会严重影响反避税工作的效率。任何规定都是需要人员操作的, 此时操作是否严谨和税务人员的业务水平以及职业道德是有很大关系的。建立一支有专业素质、业务水平高、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法制观念强的反避税队伍, 对我国的反避税工作必然是有极大帮助。

然而我国现在有很多税务干部素质不高, 反避税方面的工作经验不够, 针对这样的状况, 我们可以高薪聘请外国专家为我国训练一直专业的反避税队伍, 队伍中应具有精通外语同时有税务和计算机方面的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 专门负责跨国纳税人税收管理和审计等人员, 并且这支队伍中的工作人员应该在工作中不断积累反避税经验, 以及培训其他人员, 使我国反避税队伍有充足的后备军。

(三) 明确避税地确定标准

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了国际避税地的个数和地点, 日本、英国和巴西采用利用税率来判定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为避税地, 法国则采用与本国税率相比较的方式来确定避税地, 我国也应该研究一个标准确定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确定为避税地, 这样可以集中资源搜集避税地的信息, 建立避税地和与避税地有关联的跨国企业的信息库, 在有限的资源中发挥最大的力量和以最高的效率进行反避税工作。

(四) 明确避税行为的加息处罚

1. 严惩纳税人避税行为。

以美国为例, 美国政府规定, 当纳税人避税额高达500万时, 不仅要追缴回避税金额, 还应收缴20%到40%的处罚金。我国可以借鉴此项政策, 制定合适的避税处罚政策, 高额的罚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威慑纳税人, 使纳税人缺少避税动力, 减少避税行为。

2. 吸引纳税人回流资金。

在德国, 转移资金至国外的逃税者只要补缴25%的利息税, 就可以在一定将款项转移回国并且不承受任何惩罚。这类型政策的有利方面在于, 宽容对待纳税人的避税行为, 并且吸引纳税人的资金回流, 即能减少纳税人避税行为, 还可以增强国内市场的活力。

(五) 加强与其他国家反避税地避税合作

反避税地避税, 涉及各国信息, 加强国际间的情报交流, 弥补各国税收信息空白, 建立反避税信息网, 可以减少反避税成本。通过签订税收条约, 各国相互交换信息, 强化各国的合作关系, 共同打击国际避税行为。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 贸易方式的增加, 避税方式越来越多变, 避税行为也越来越隐蔽, 反避税工作出现新的难点。我国一直在反避税工作上比较严格, 但是由于反避税工作起步晚, 使得我国的反避税政策措施现在还不够完善。因此, 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经验, 完善我国的反避税政策措施。

关键词：避税,反避税,反避税政策措施

参考文献

[1] .周玉.我国反国际避税地避税措施的博弈分析及其完善[N].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 2009.2

[2] .宋兴义, 朱青.国际避税地:不再安全的税收庇护所[J].中国税务, 2009.5

[3] .姜翌.浅析国际避税地相关问题[J].法治与社会, 2013.35

避税地避税 篇2

所谓国际避税，是指跨国纳税人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际的税法和国际税收协定的差别、漏洞、特例和缺陷，规避或减轻其总纳税义务的行为。国际避税的存在有其客观原因，一是各国税制存在着差异，如一些国家税负重，一些国家税负轻；有些国家税制不公平，如负担能力大的纳税人缴纳相对较少的税收，负担能力小的纳税人反而缴纳相对较多的税收。二是并非所有国家都认为国际避税是需要打击的行为。避税在一些国家被认为就是逃税，而在另一些国家则被认为是合法和合理的行为。有些国家正有意或无意地提供被其他国家反对的避税机会，吸引跨国纳税人前去投资经营或从事其他活动。目前对国际避税的性质问题各国都存有很大争议,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是:

1.认为国际避税是合法行为,其理由是它采用合法的手段,虽然钻了法律的空子,但毕竟没有违反法律,不会导致法律责。

2.认为国际避税是一种间接违法行为,其理由是国际避税虽然表面没有违反税法和有关国际税收协定,但实际上却是逃避税法上规定的应该课税的行为,减少了相关国家的税收收入, 造成税负不公平和不平等的竞争环境, 应该予以追究。

3.认为国际避税是一种中性行为,其理由是国际避税采用合法的方式,纳税人的行为不具有欺诈性质,因而是一种不违法的行为,但由于国际避税给有关国家财政收入及税负公平原则等造成的危害,它也是一种不合法的行为,总之,这种法律上既没有明确禁止,也没有支持的或保护的行为,是一种既不违法又不合法的中性行为。

4.认为避税有合法与不合法或正当与不正当之分,正当的,合法的避税行为为节税;不正当的,不合理的避税为逃税,其理由是规避和尽量减轻自己的税收负担是每个投资者和经销商天经地义的,普遍的心态,如果纳税人利用合法的手 段如税收筹划来达到这一目的就称为节税,是完全合理的,但如果纳税人采用欺 诈和隐瞒等不合法手段来实现这一目的,就成为逃税,是为法律所不允许的.因此,反避税严格地讲应该是反不正当避税。

个人认为,避税究竟是“合法”还是“违法”完全取决于有关国家特定时期的法律规定.从各国法律看,避税的合法性是个相对概念,一种避税行为按原来的税法规定是合法的, 在另一个时期却可能由于新税法对其加以规范和限制而成为违法行为;反过来,按一条严格的税法规定为违法的行为,在另一时期也可能会因税法对其限制和禁止的放宽或取消而成为合法行为.所以,我们所说的国际避税的合法是指这一行为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是不违法的, 甚至可以说是纳税人在履行应尽纳税义务前提下,依据税法上的“非不允许”及未规 定的内容进行自己行为选择的一种权利, 不但不违法, 而且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 一旦避税行为在法律中被禁止使用, 则以后再出现这种行为, 就属于逃税, 是违法的了。

国际避税的最终结果是导致有关国家的财政收入减少，财权利益受到损失，对于国际避税，一般是有关国家通过调整纳税人的收入或费用，要求纳税人进行补税。因避税暴露出来的税收法规方面的问题，有关国家会对其国内税法或税收协定作出相应的修改和补充，使税法不断完善，杜绝税法漏洞，防止再次发生避税行为。

关于避税与反避税若干问题的思考 篇3

避税 反避税

对纳税人来说,税款的征收无论怎样公平、公正、合理,它都是纳税人直接经济利益的一定损失。只要征税作为一种无偿的从社会成员手中取得收入的形式存在,纳税人就会千方百计的规避纳税义务。

一、避税的主要表现

1、兴办假“三资”企业

“三资”企业的投资者实际上都是中方投资者,其资金来源往往大部分甚至全部是国内资金,但却可与真“三资”企业一样,享受国家向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一切税收优惠。因它有税收优惠之利,许多国内企业或部门有意识的加以利用,而规避或减轻应纳的国内税收。

2、价格转移和费用转移

,降低税基,在税率上就低不就高进行避税的一种常见的方法,而当前则是外商用以规避我国税收的最主要手段。其价格转移形式主要有三种:故意抬高其从境外母公司或关联公司购买的机器设备价格;故意抬高其从境外母公司或关联公司购买的原材料、零部件的价格;故意压低其售给境外关联公司的产品的价格。费用转移则是指境外母公司或关联公司,通过贷款,咨询等等服务方式,将不应分配给境内关联企业的费用转给境内关联企业,以达到降低其所得税税基,而少纳税或不纳税的行为。

3、钻税收制度的空子,避重就轻选用税目税率以减轻企业税负

税目是征税对象的具体化,反映具体的征税范围。规定税目是征税技术上的需要,通过规定税目,可以划分各税种征免和税率高低的界限。不管税目的制定采用何种方法,面临千姿百态的商品和层出不穷的新产品,税目不是过细就是过粗,不可能很明晰划分其界限和包括一切产品。纳税人可将自己生产的产品或经营服务项目从其材质特性、结构、用途等方面去避重就轻选用税目或享受税收减免。

4、钻税收优惠的空子,向境外转移利润

主要形式有:增大减免税期间利润,从而向境外转移利润;有意推迟偿还外国公司债务,趁机向境外转移利润;有意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或增大折旧扣除额,加快投资的回收而向境外转移利润。

5、钻有关税收减免条文的空子,尽量争取享受减税或免税的待遇而少纳税或不纳税

我国现行税法规定享受减免税的条款有时弹性较大,对其界限的量化不够,纳税人充分利用其有利之处,钻进减税规定范围而享受减免。

二、反避税的措施

1、加强反避税立法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由过去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发展到国有、集体、个体、私营以及“三资”企业并存的多种经济。我国随之出台了相应的税收法律,但是,由于我国处在起步较晚的经济形式调整时期,因此,对外资企业的税收立法还很薄弱,也不很健全。所以,反避税的立法已是当务之急,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应法律和政策,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2、完善流转税制

流转税是以商品流转额和非商品流转额为征税对象的一类税。随着流转税制由不分层次、各税种均以全额在各环节征收,改为分层次、各税种只能在特定层次(或区域)以增值额或营业额征收,漏洞已大大减少,但还有些问题需要得到重视。

(1)合理设置税种

一是明确税种的性质的作用,从反避税角度看税种的性质应当更加明朗化。按现在的税种结构,增值税作为普遍征收、普遍调节的税种,应该是就所有货物的生产和销售,就所有货物的生产、销售紧密相关的业务进行征收,而且应该是统一税率的征收。二是明确各税种的征税范围,互不交叉。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同时采用增值税、营业税平行征收是可行的。但是,这两个税种有各自特定的征税对象,特定的政策目标,所以它们在征税范围的划分上要尽量清楚,以免纳税人避重就轻。增值税侧重于货物的流转,而营业税应侧重于货物生产流转外的产业进行征收,这其中可由纳税人选择使用税种的规定应该尽量减少。

(2)完善征收制度

就各流转税的税种来说,要反避税主要是将各税种的要素逐步完善起来。主要侧重在以下几点:一是征税范围要尽量广泛;二是计税价格要限定;三是税率尽量统一;四是减免税要有明显的目的性。

3、完善所得税制

所得税类是以法人和自然人的应税所得作为征税对象的税。其原则是“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无所得的不征”,具有税负合理性。但是由于所得税是对国民收入的直接征收,是最终端,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款很难转嫁出去,使之成为避税者规避的主要税类。就我国企业所得税而言,需要考虑在以下方面的完善。

(1)统一税法,避免身份避税

我国对企业所得税征税的税种有两种: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这些对同一事项规定不同税收条款的做法恰好为避税者提供了便利。特别明显的是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的减免优惠多于企业所得税,这无疑成了避税的选择点。因此,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是所得税发展的趋势。

(2)规范征收制度

对于企业所得税来说避税者主要的着眼点是纳税人及其缴纳义务人的确定等。反避税也应该从这些方面入手,对其进行完善。一是增强纳税人及其纳税义务的概括性,明确纳税人的范围、义务和应税所得项目;二是将企业所得税扣除项目和标准具体化;三是税率要尽量统一而起水平要适中;四是进一步规范税收优惠条款。

4、大力加强对涉外企业的税务稽查,切实维护国家税收秩序

OECD对国际避税地的制裁综述 篇4

虽然国际避税地的存在是跨国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的重要前提, 但目前关于国际避税地的概念及其界定, 不同的人、国家和专家学者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最粗略的定义是, 避税地是为投资者提供避税机会的低税区。

根据形成低税的方式不同, 一般把国际避税地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不征所得税和一般财产税的国家和地区。这一类国际避税地被称为“纯国际避税地”, 代表国家为巴哈马。二是不征某些所得税和一般财产税, 或虽征收但税率远低于国际一般水平, 或对来源和存在于境外的所得和财产免税的国家和地区。代表性地区为新加坡。三是虽有规范税制, 但存在某些税收特例或提供某些特殊税收优惠的国家和地区。代表国家为卢森堡。

二、OECD对国际避税地的制裁历程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与国际避税地的斗争最为活跃, 且由来已久, 并体现出一定的阶段性。

(一) 制裁酝酿阶段

早在1977年OECD就要求其下属的财政事务委员会为成员国之间反避税、反偷税的行动提供便利。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OECD关于反避税地的工作开始加速, 1998年发布了《有害税收竞争:一个正在出现的全球性问题》以及《执行1998关于有害税收竞争报告的指南》两份报告, 对有害的税收优惠制度和避税港概念进行界定, 率先提出了制裁有害税收竞争的原则和建议, 这代表着OECD对国际避税地的正式宣战。

(二) 制裁实施阶段

2000年6月, OECD发布了一份题为《认定和消除有害税收行为的进程》的报告。该报告将不愿与其合作的35个避税地列入黑名单, 要求名单中的国家在12个月内采取措施, 消除其有害税收竞争行为, 否则将对其进行严厉制裁。值得注意的是, 名单的制定参考了两大标准:一是该地区是否采取适用范围广泛的低税制或零税制吸引投资;二是该地区是否拒绝应其他国家要求提供在该地区注册的外国公司或在该地区银行拥有银行账户个人的涉税信息。

此后, OECD分别于2001年、2004年和2006年发布了有关该项工作进程的专题报告, 号召其成员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对不合作的避税地采取措施。其中包括:促使“黑名单”上的国家 (地区) 重新审视他们的政策;建议中止和避税地之间的税收协定, 并不再与之谈签税收协定等。但OECD的这些措施引起了大量批评, 尤其是对避税地的制裁措施被认为是对一国税收主权的干涉, 因此, OECD把反避税地的工作重心放到“税法透明和信息交换”方面。

随后, OECD组建了一个工作小组, 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开发出能够用于创立有效信息交换的法律工具。该工作小组在2002年4月公布了《有关税收问题的信息交换的协定范本》, 将没有有效的信息交换作为判定存在有害税收活动的关键标准。税务信息交换协定一般包括如下内容:识别各国开征的税种, 何种信息交换要求可以拒绝, 对按照税务信息交换协定获得的信息进行保密等。

2009年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 OECD公布了一份税收表现评估报告。在这份报告中, OECD把调查的87个国家和地区分为三类, 即白名单, 包含40个实质履行国际通行税收标准的国家和地区;灰名单, 包含比利时、文莱、荷属安地列斯、列支敦士登、卢森堡、摩纳哥、新加坡等38个国家和地区;黑名单, 包含哥斯达黎加、马来西亚、菲律宾、乌拉圭等4个国家。

(三) 制裁的成果

2009年, 发布黑名单后的当天晚上, 乌拉圭就宣布从第2天开始采用OECD的标准。黑名单中的四个国家相继通知经合组织, 从该年起提供立法, 消除实施该组织标准的障碍, 并纳入在法律和条约中, 目前皆已生效。同年4月OECD将这四个国家从黑名单中除名, 与其它38国共列“灰名单”。

为了避免在2010年5月后遭受严厉制裁, 陆续有国际避税地因满足OECD标准而进入“白名单”。2009年8月, 在与新西兰等12个国家签署税收信息交换协议后, 开曼群岛被OECD确认执行国际税收信息和监管标准, 进入“白名单”行列。巴哈马也紧锣密鼓地与加拿大等14个国家商签税收信息交换协议, 争取早日从“灰名单”中转入“白名单”。

据2011年发布的《OECD全球论坛调查的落实国际公认的税务标准的国家的进展报告——截至2011年5月2日所做的进展》显示, 直至目前, 白名单包含的国家和地区已为82个, 灰名单包含的国家和地区为8个, 黑名单清空为零, 这说明OECD对国际避税的的斗争已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启示

OECD对国际避税地的制裁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其反对有害税收竞争的做法也值得肯定。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剧,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竞争也更加激烈, 或多或少会向外国投资者提供税收优惠。因此OECD在与国际避税地斗争的时候应正确界定有害税收竞争与一般税收优惠, 避免实施过于严厉的制裁而遏制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况且, 国际避税地只是税收竞争的表现形式之一, 各国和国际组织也应该积极关注和打击其他有害税收竞争形式, 保证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

参考文献

个税避税的秘密 篇5

企业总是希望“以最小的成本达到最好的激励”。

去年个税法的修改，沸沸扬扬的公众讨论大多指向个税免征额，甚至有人认为3500元的个税免征额偏高。殊不知，个人不容易，企业更不容易。举例来说，在现行3500元个税免征额情况下，以北京为例，税前月收入为1万元的员工，其应缴纳个税322.70元，应缴纳社保与公积金合计2223元，税后月收入约为7454元；而另一方面，企业配套总支出为14410元——约为个人实际收入的2倍！这无疑反映了我国企业用工成本高企的尴尬现状。我们不妨用北京万禾公司的现实案例加以探讨。

万禾公司是一家节能行业的准上市公司。根据北京市对“五险一金”的缴费规定，万禾公司每个月为员工缴纳的费用具体为：养老保险20%+医疗保险10%+失业保险1%+工伤保险0.3%+生育保险0.8%+住房公积金12%。税费高达44%！怎么办？万禾公司优化薪酬设计的第一步就是拿年终奖“开刀”。

按照新个税的规定，年终奖的计算中，一共有7个税率，由于不同的税率对应不同的全月应纳税所得额，也就划定出了6个区间，正是由于这6个区间的临界点，才导致了年终奖“多发少得”的情况。这些临界点分别是：18001元—19283.33元、54001元—60187.50元、108001元—114600元、420001元—447500元、660001元—706538.46元、960001元—1120000元。而企业的应对之策，就是在发放年终奖时要按整数发，要对照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表，考虑除以12个月份，确定发放额，最好发足额的整数，也就是正好除尽，千万不要多发那1元钱！这1元钱就是年终奖发放传说中的临界点。

万禾公司正是充分运用了这个临界点技巧，使公司少支付了约48万元的用工成本。

一般来说，企业员工薪酬一般都分为月工资和年终奖两部分，后者是企业激励员工的主要方式。然而，月工资和年终奖支付比例不同，会造成员工个人所得税税负的差异。对企业来说，也就是要准确划分好月工资和年终奖的比例，要么削减每月的部分工资，加到年终奖；要么削减部分年终奖，分摊到每个月的工资里去——这两种“削峰填谷”的操作要视企业最终发给员工工资和年终奖的多少进行权衡确定。

比如万禾公司项目部邹总监的工资薪金所得扣除“五险一金”等免税项目后，年应纳税所得额为150000元，每月收入为12500元，每月扣除标准为3500元，则每月应纳个人所得税为（12500-－3500）×25%－1005=1245元。邹先生每月税后工资为11255元，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为1245×12=14940元。

这里面就存在筹划空间。如可以将原工资收入分为工资收入与年终奖金两部分，按最大限度适用低档税率，即10%税率推算，假定每个月扣除“五险一金”后给邹总监发放7000元工资，年终奖金最多可发放66000元，则每月工资应纳个人所得税：（7000－3500）×20%－555=145元，表明全年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1740元，而年终奖应纳税额为66000×20%-6660=6540元，则邹总监全年薪酬应纳个人所得税为1740+6540=8280元。也就是说，税收筹划可为邹总监节税6660元；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这笔6660元钱实际上就是为企业节省下来的。

事实上，节约的这笔6660元钱只是总节约额的冰山一角。也就是说企业不单单通过调整工资与年终奖的比例的方法，少支出了6660元的现金，而且通过降低邹总监的实发工资，相应的，其“五险一金”的工资基数就下降了，企业相应配套支出就少了。

除此之外，奖金和分红之间也存在一个纳税均衡点。这个纳税均衡点是：发多少奖金（X）交纳的税（Z）与发多少分红（Y）交纳的税（Z）是一样的。找到了这个均衡点Z，如果纳税额小于Z，我们就发奖金，因为此时奖金的适用税率低于20%，若是分红就要按20%的税率纳税；如果纳税额大于Z，我们就分红，因为分得再多，税率都是按20%计算，若是发奖金就要按大于20%的税率计算纳税。

万禾公司就充分运用了这个纳税均衡点原理，经过精算，一年为股东节约了80余万元的个人所得税支出。所以，在对待奖金和分红的问题上，要让财务人员算一算，如何发放更合算，做到一举两得，减轻了税负又没有税收风险。

一个好的企业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精通税法的CFO，通过对员工薪酬激励的筹划，既可以增加员工和企业的税后收益，又能有效地达到节税和激励的双重效果。这样，企业成本降低了，也避免了税收风险。

关联企业避税与反避税 篇6

关键词：关联企业,避税,反避税

一、关联企业的界定

根据2008年《特别纳税调整管理规程 (试行) 》第七条的规定，《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九条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所称关联关系，主要是指企业与其他企业、组织或个人具有下列之一关系：

(一) 相互间直接或间接持有其中一方的股份总和达到20%或以上;直接或间接同为第三方所持有股份达到20%或以上;间接持有股份按各层持股比例相乘计算, 如一方对另一方持有股份超过50%的, 按100%计算;

(二) 企业与另一方 (独立金融机构除外) 之间借贷资金占企业实收资本50%或以上, 或企业借贷资金总额的10%或以上是由另一方 (独立金融机构除外) 担保;

(三) 企业的董事或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一半以上或有一名以上 (含一名) 常务董事是由另一方所委派, 或同为第三方所委派;

(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由另一方提供的工业产权、专有技术等特许权才能正常进行;

(五)企业购销活动由另一方控制;

(六)企业接受或提供劳务由另一方控制;

(七)对企业生产经营、交易具有实质控制、或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其他关系，包括家族、亲属关系等。

二、关联企业避税的主要手段和方法

从理论上讲，关联企业有涉外关联企业和国内关联企业之分，但它们都存在着避税的可能性，且手段和方法多种多样。其中，前者避税的手段和方法更为隐蔽和复杂，更具有典型性。

外方通过关联企业避税的手段和方法主要有：

(一)高价进、低价出，转移企业利润;

(二)抬高进口设备价格，虚增固定资产投入，进行税前避税;

(三)外方利用投资者身份承包企业工程，故意提高工程报价，从中获利，少缴税款;

(四)从境外关联企业贷款，通过支付高额利息转移利润，从而有效避税;

(五)延长资本期限，却按名义值分享利润;

(六)虚增费用，转移利润;

(七)将专有技术转让费转移到设备价款中，逃避预提所得税;

(八) 在工程承包中通过将劳务费用向材料款转移以扩大扣除额, 包工包料工程假借第三者名义分别订立等隐蔽手段, 逃避纳税;

(九)采用推迟获利年度法、化整为零法等重复享受税收减免待遇;

(十) 推迟偿还债务, 控制利润;

(十一) 弱化股份投资, 增加贷款融资比例;

(十二) 利用国际税务协作的漏洞避税等等。

三、关联企业避税的危害及其法律对策

(一) 关联企业避税的危害

关联企业避税危害巨大，其影响和作用是多方面的，具体来讲：

1.避税造成政府税收收入的减少，影响国家的财政能力。同时，由于其负面的示范效应，会使更多的企业从事避税行为，形成恶性循环，不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2.避税造成企业之间实际税负水平的巨大差异，有悖于“公平税负、平等竞争”的原则，扰乱了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影响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

3.外商投资企业避税损害中方权益，侵犯了我国的税收主权，造成我国投资环境不良、投资回报率低的假象，影响我国声誉和外商来华投资积极性。

(二) 关联企业避税的法律对策

针对关联企业避税，一方面要完善反避税法律、法规，使其无隙可乘;另一方面要加强税收征管力度，从外部加以规制。

1.完善反避税法律、法规

(1)在国外立法方面，德国租税通则第42条规定：税法不得因滥用法律事实之形成自由而规避适用。滥用者依据与该经济事件相当之法律事实，成立租税请求权。对避税行为进行明确规范。目前，我国在立法方面对什么是避税，认定与规制避税行为的基本原则等，尚属空白，亟需填补。笔者建议：设立专门反避税条款，采用概括式与列举式相结合的方式立法。对避税行为定义、规制作出概括性规定，同时列举经常运用的避税手段和方法及其法律制裁，尽量缩减避税的机会与可能，从而为具体的执法活动提供依据，有效地遏制避税行为。

(2)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完善。现行税法规定，企业发生年度亏损允许用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弥补，下一年度所得不足弥补的，可以逐年延续弥补5年，建议修改为3年。完善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程序，对老企业假冒新办企业骗取二次减免税待遇等情形，加强监管，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而不办理开业登记等，尽量堵塞法律漏洞。

2.加强税收征管

(1)扩大税务稽查队伍，从人员和组织上保障征管工作的顺利进行。一方面加强对现有人员的在岗培训，另一方面实行考核、竞争上岗制度，提高队伍素质。适当调整现行征管模式中税务机关的分工组合，强化税务检查。

(2)强化纳税人全面申报义务和举证责任。纳税人应依法申报应税事项，不得隐瞒和遗漏。对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转让定价的正常性、合理性负有举证责任。

(3)对有避税嫌疑的企业进行重点调查审计。一般可包括：生产、经营管理决策权受关联企业控制的企业;与关联企业业务往来数额较大的企业;长期亏损的企业(连续亏损2年以内的);长期微利或微亏却不断扩大经营规范的企业;跳跃性盈利的企业(指隔年盈利或亏损，违反常规获取经营效益的企业);与设在避税港的关联企业发生业务往来的企业;比同行业盈利水平低的企业(与本地区同行业利润水平相比);集团公司内部比较，利润率低的企业(即与关联企业相比，利润率低的企业);巧立名目，向关联企业支付各项不合理费用的企业;利用法定减免税期或减免税期期满，利润陡降进行避税的企业，以及其他有避税嫌疑的企业。通过案头审计、现场审计、国内异地调查、价格信息的查询与调阅、境外调查等手段，核实其应税事项。

(4)大力推广计算机在税收征管领域的应用，使其能够覆盖税收征管全过程。从税务登记的建立、纳税申报的处理、税款的收缴与核销、中止申报与滞纳的催报和催缴，到税务检查对象的筛选以及有关纳税人各种资料、信息的查询等均通过计算机处理。利用各种手段，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收集国内外市场价格和费用收取标准等信息资料，积极而又适时地实现与工商、金融、海关、外贸等部门的联网，逐步形成价格信息网络，为查处避税行为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特别纳税调整管理规程 (试行) .

[2]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台湾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997年版.

避税地避税 篇7

一、跨国纳税人国际避税的主要方式

(一)利用转让定价避税

转让定价方式避税是指跨国纳税人人为地压低本国境内公司向境外关联公司销售货物、贷款、服务、租赁和转让无形资产等业务的收入或费用分配标准,或有意提高境外公司向本国境内关联公司销货、贷款、服务等收入或费用分配标准,使本国关联公司的利润减少,转移集中到低税国家(地区)的关联公司。

关联企业之间通过转让定价进行避税的方式主要包括:一是关联企业间商品交易采取压低定价的策略,使企业应纳的流转税变为利润而转移,进行避税;二是关联企业间商品交易采取抬高定价的策略,转移收入,实现避税;三是关联企业间采取无偿借款或支付预付款的方式,转移利息负担,以实现避税的目的;四是关联企业间提供劳务采取不计收报酬或不合常规计收报酬的方式,转移收入避税;五是关联企业间劳务通过有形资产的转让或使用,采用不合常规的价格转移利润进行避税;六是关联企业通过无形资产的转移和信用,采用不计收报酬或不合常规价格转移收入,实现避税。

(二)利用国际避税地避税

国际避税地也称“避税港”,是指为跨国投资者所得或财产提供免税和低税待遇的国家或地区。由于国际避税地良好的“税收乐园”环境,为世界众多跨国投资者所青睐。

目前,跨国纳税人利用避税地进行国际避税,主要是通过在避税地设立“基地公司”,将在避税地境外的所得和财产汇集在基地公司的账户下,转移公司所得和财产,从而达到逃避国际税收的目的。所谓基地公司,是指那些在避税地设立而实际受外国股东控制的公司,这类公司的全部或主要的经营活动是在避税地境外发生和进行。

(三)利用滥用国际税收协定避税

国际税收协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为解决国际双重征税问题和调整国家间税收利益分配关系,本着协商对等的原则,经由政府谈判所签订的一种书面协议。为达到消除国际双重征税目的,缔约国间都要作出相应的约束和让步,从而形成缔约国居民适用的优惠待遇,这些协定规定的优惠待遇对非缔约国居民的纳税人则不适用。

所谓滥用税收协定,是指本无资格享受某一特定的税收协定优惠待遇的第三国居民,为获取该税收协定的优惠待遇,通过在协定的缔约国一方境内设立一个具有该国居民身份的直接导管公司、踏脚石导管公司或者直接利用双边关系设置低股权控股公司,从而间接地享受了该税收协定提供的优惠待遇,减轻或避免了其跨国所得本应承担的纳税义务。随着国家间相互签订税收协定的数量不断增多,跨国纳税人滥用税收协定进行国际避税的现象也日益突出。

(四)利用资本弱化进行避税

资本弱化,又称资本隐藏、股份隐藏或收益抽取,是指企业投资者为了达到避税或其它目的,在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上,降低股本的比重,提高贷款的比重,以贷款方式替代募股方式进行的投资或者融资。资本弱化在税收上的主要结果是增加利息的税前扣除,从而减少应税所得,实现减少股息的所得税。根据企业所得税的一般原理,权益资本以股息形式获得报酬,在企业利润分配前,要先按照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而债务资本的利息,却可以列为财务费用,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债务资本是没有税收负担的,权益资本则要缴纳所得税。因此,企业的投资者为逃避税收,往往会把关联企业本应以股份形式投入的资金转为采用贷款方式提供通过高负债、低投资,使资本弱化,增加利息支出,减少应税所得,让企业尽量利用债务资本进行税收筹划,以达到节税或避税的目的。

(五)利用电子商务避税

电子商务是指交易双方利用国际互联网、局部网、企业内部网进行商品和劳务的交易。国际互联网的发展,使电子商务成为交易的重要渠道,但由于电子商务所具有的交易无国籍无地域性、交易人员隐蔽性、交易电子货币化、交易场所虚拟化、交易信息载体数字化和无形化、交易商品来源模糊性等特征,无疑给跨国纳税人的国际避税提供了更安全隐秘的环境,从而导致跨国纳税人避免成为常设机构和居民纳税人逃避所得税;利用电子商务的高度快速流动性,虚拟避税地营业,逃避所得税、增值税和消费税;利用电子商务对税基的侵蚀性,隐蔽进出口货物交易和劳务数量,逃避关税等,从而使电子商务成为新的避税形式。

二、我国反避税原则

(一)有理有节的原则

坚持有理有节的原则就是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反避税法规,对一些性质较为恶劣的避税行为以法规予以规范。但对一些在合理范围内的税收节税行为我们要予承认:一来这是国际上通行的惯例;二来外资进入更多的是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帮助我国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中去。

(二)国民待遇的原则

坚持国民待遇的原则就是对同一性质的避税活动应同等处理,而不能因跨国纳税人的国别(地区)或经营行业不同而有所区别。另外,在一般税收政策的制定方面也要体现该原则,取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特别优惠,让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

(三)事先约定原则

坚持事先约定原则是在事先有所约定的情况下(这个约定可以是法律法规,也可以是和企业达成的协议),对避税行为进行纳税调整。如果纳税人的避税此时不在现有的法规及协议的管制之下,只能把这种行为视为一种税收节税行为,尽管它的动机及实际行为被视为不当,也只能在以后给予进一步的约定进行调整。

(四)合理定价及利得原则

坚持合理定价及利得原则主要是针对解决转让定价问题而行使的成本加利润法、预约定价法等提出来的。这一原则要求对各种原材料、产品、费用的国际价格以及类似企业的利润率等信息都有非常全面、准确的把握。既要给对象企业以合理的利润空间,又要保证我国的税收利益不受到损失,体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准则。

(五)符合国际惯例的原则

坚持符合国际惯例的原则是因为避税、逃税与节税在实践中有时很难界定。因此,在处理避税案件时应根据国际惯例,对节税性质的避税,征收机关不得调整与处罚,而应侧重于修正本国税法及有关法律,倘若符合国家产业经济政策的,则应予以支持鼓励;对非节税性质的避税,税务机关应依法合理调整应税所得,补税而不加以处罚。

三、对完善我国反避税法规的建议

(一)对我国现行反避税法规弊端的分析

我国现行防范、遏制国际避税活动主要依据的是原《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反避税条款及财税机关依据这部分条款所规定的相关办法。虽然这些条款办法在防范遏制外商企业避税行为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反避税工作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

1. 现行反避税条款仅针对跨国纳税人通过境外联属企业转让定价避税的问题作出相应的约束,实际上,跨国纳税人在我国的避税活动不仅有转让定价形式,还有诸如利用地区税收倾斜政策、新办企业优惠条款、避税地基地公司、电子商务活动等进行避税。

2. 跨国纳税人在我国避税活动的多样性,决定了我国必须建立以税务部门为主,工商行政管理、外经贸、海关、银行、审计等有关部门配合的反避税网络。为使反避税网络的正常运行,客观要求反避税工作必须以国民经济管理法规为法律保障,以协调规范各部门行动。但由于我国现行反避税条款作为所得税法的组成部分,尚属财政金融法规范畴,其调节规范的作用必然是有限的。

3. 现行个人所得税法没有反避税条款,而实际上来华的跨国纳税人亦有避个人所得税的现象存在。

(二)对完善我国反避税法规的建议

借鉴国外反避税法规的立法经验及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跨国纳税人的单行反避税法规应包括:

1. 总则。

规定避税的定义,避税行为的认定、反避税法规的适应范围,还应明确企业进行避税活动可能采取的方法、手段及可能发生的避税范围,以便从中总结避税的规律,制定防范避税措施,更好的指导反避税工作。

2. 纳税人举证的法律责任。

包括纳税人延伸提供税收情报的义务及对国际避税案件有事后提供证明的义务。对某些国家规定的“纳税人对某些交易行为有事先取得政府同意的义务”的做法,我国可不予采取,因为这一规定被大多数国家认为是严厉的立法方式并受到抨击。

3. 税务机关的权力。

确定税收机关对避税案件的调查权、立案权和处置权等,确保税收机关及税收人员在反避税斗争中的地位。

4. 罚则。

参照国际惯例,对违反法规的行为加以约束和防范,该补税的补税,该处罚的处罚,不仅对纳税人适用,而且对不按反避税法规规定承担义务的有关部门也适用。

5. 规定具体的调整方法。

在产品销售方面,国际上通常采用市场价格法、比照市场价格法和组成市场价格法。在我国制定价格转让制度和政策时,应当考虑国际上的通常做法和国外比较成功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对关联企业、公司间的非正常交易,规定出具体的调整方法、程序和计算公式等。在信贷方面为防止利用不正常的贷款利率进行避税,应当定期公布我国的正常贷款利率标准,根据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变化,分别就不同的贷款种类、期限规定出不同的幅度。这种标准的制订,不仅可以满足反避税工作的需要,而且对我国企业对外贷款、租赁公司财务核算也提供了参考和指导。

6. 有关部门的权利与义务。

跨国纳税人避税活动的客观原因主要是我国税收法规存在漏洞,但与有关的部门经济法规及部门的控管措施亦有一定的关系,为此应在修订部门经济法规的同时,依照部门职责,在反避税法规中明确有关部门反避税的权利与义务。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跨国公司开业审批及注册登记的权利与义务;会计师事务所对跨国公司资产评估与经营业务审核的权利与义务;海关对进出口物资、材料控管的权利与义务;银行对跨国纳税人往来账户管理及为税务机关提供资料的权利与义务等。

此外,随着电子商务在国际上的广泛运用,我国政府在研究制定电子商务税收的同时,应针对电子商务活动可能存在的种种避税手法,制定符合国际规范的反避税条款,以适应我国全方位反避税工作的需要。

摘要：在现代国际社会中,各国的税法和税收制度很难在内容和标准上达到完全一致,从而使跨国纳税人在纳税方面有机可乘。跨国纳税人主要利用转让定价、国际避税地、滥用国际税收协定、资本弱化以及电子商务等方式进行国际避税。我国应遵循有理有节、国民待遇、事先约定、合理定价及利得和符合国际惯例等反避税原则,借鉴国外反避税法规的立法经验及我国的实际情况,规定我国反避税法规的总则、罚则以及有关部门的权利与义务等,不断完善我国的反避税法规。

关键词：国际避税,反避税,税收法规,完善

参考文献

[1]方卫平.国际税收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高华.国际避税与反避税法律问题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5,(2).

[3]国家税务总局教材编写组.国际税收实务[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避税地避税 篇8

一、在华外企避税的主要方式

(一) 转让定价

转让定价是跨国公司内部企业之间所制定的交易价格。在外企避税方法中, 最常见的方式是通过转让定价来转移利润, 即通过从高税国向低税国或避税地区以较低的内部转让定价销售商品和分配费用, 或者从低税国或避税地向高税国以较高的内部转让定价销售商品和分配费用, 使国际关联企业的整体税负减轻。在我国, 每年因外资企业避税而损失的税收收入中, 通过转让定价实现的占60%以上。通过转让定价来转移利润主要有以下4种方式:一是有形产品购销, 通过抬高机器设备、原材料等进口成本, 以及低价出口产成品, 把利润转移到境外;二是无形资产转移, 利用特许权、专利技术等资产定价困难的特征高价购入, 进行避税;三是把技术转让价款隐藏在设备价款中, 以躲避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应纳的预提税, 因为按照税法规定, 外资企业的境外母公司向外企提供专有技术等所得到的特许权使用费在汇往境外时要缴纳预提税;四是劳务收费标准“高进低出”, 关联企业之间相互提供服务或劳务, 通常是境外公司收费高, 境内公司收费低甚至不收费, 有的还虚列境外公司费用。

(二) 资本弱化

资本弱化是指由跨国公司资助的公司在筹资时采用贷款而不是募股方式, 以此来加大费用, 减少应纳税所得。调查表明, 资本弱化已成为外资企业避税的重要方式之一, 其实质是通过大量借贷资金, 降低自有资金比例以间接降低资本最低回报率, 使企业可以利用财务杠杆, 少交或免交企业所得税。由于我国税法规定, 利息支出可以在税前扣除, 所以, 我国目前外商投资企业中借贷资金比重较大, 即便是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也向境内外银行借入大量资金。广州宝洁在2002年从广东某银行贷款20亿元, 然后从贷款中拨出巨资无息借给关联企业使用。这样广州宝洁既可将利息支出在税前扣除, 少缴所得税;又可以提供巨额无息贷款给关联企业, 省去正常借贷所产生的利息。这是一个典型的“资本弱化”避税事例。2003年, 广州市国税局依法调高了广州宝洁应纳税所得额5.96亿元, 广州宝洁补缴企业所得税8 149万元。

(三) 利用避税地

2000年6月22日, 联合国经合组织 (OECD) 财政事务部在巴黎公布了《确定和消除有害税收竞争活动》的报告, 在报告中提出了避税地的认定标准:对金融或其他服务所得不实行所得税或只有名义上的所得税, 或将本地作为非居民逃避其居住国税收的场所;不能有效进行情报交换;缺乏透明度, 如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不公平;有利于外国实体建立没有实质内容的经济活动组织。很多跨国公司通过在避税地注册, 然后与其他地方的公司进行商业、财务运作, 把利润转移到避税地, 借助避税地的免税或低税政策来减少税负。在华外资企业中, 来自加勒比海英属维尔京群岛等避税地的企业尤其居多。

(四) 选择公司组织形式

公司的组织形式不同, 其缴税方式差别很大, 如母子公司是独立核算, 而总公司和分公司是汇总核算。一些外资企业往往在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公司组织形式来从事避税行为。如在企业成立初期, 往往会选择母子公司组织形式, 因为子公司刚起步, 基本上都是入不敷出, 处于亏损状态。待企业成长起来、进入盈利阶段后, 便把组织形式变更为总公司和分公司, 这样可以进行利润转移, 能够少缴或免缴税收。另外,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 外资企业如果其实际管理机构设在中国境内, 要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全部所得征税, 也就是履行无限纳税义务。反之如果实际管理机构不在我国, 但在我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 那么该企业只要履行有限纳税义务。现实中, 一些外资企业将实际上设在我国境内的总机构采用虚假迁出的方法改为分支机构, 就可以变无限纳税义务为有限纳税义务。

二、反外企避税的审计维权策略

(一) 提升我国反避税审计调查的立法层次

我国在反避税方面的法律依据比较零散, 尚没有系统的专门用于反避税审计调查的法律。我国只对转让定价作了规定, 即国家税务总局于2004年9月3日印发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预约定价实施规则》 (简称APA规则) , 虽然该规则将预约定价由解决转让定价问题的一种方法上升为一种制度, 使预约定价管理有了法规依据, 但其只是国家税务总局的一个规范性文件, 不具有强制约束力, 还需要在宪法或法律层次上给予支持, 否则在行政诉讼等方面可能产生遗留问题。我国对其他避税途径 (如利用避税地、资本弱化等) 在法律规范上仍是空白。当务之急是将现行税法中零散的有关反避税条款具体化, 增强可操作性。另外, 要借鉴国外做法, 加大对跨国纳税人的责任和处罚力度, 强化法律约束力。德国现行的税收法典中规定, 准许税务当局在调查过程中将举证责任加在纳税人一方, 如果发现纳税人没有按照税务局的要求提供有关事实, 法院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判决, 而无需提供进一步证据。为了使税务部门在反外企避税的斗争中摆脱被动局面, 我国需要明确和强化这一原则。

(二) 建立反避税审计调查的跨国合作机制

作为一个世界性难题, 反避税的关键是信息。就国内而言, 长期以来我国外经、海关、驻外机构等部门对国际市场的价格信息都有一定收集, 税务部门可加强与他们的联系, 将分散于各部门的信息集中起来, 做到彼此信息能够迅速相通, 从而增强我国的反避税能力。在纳税申报、审核评税、税务检查 (审计) 等环节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完善反避税工作机制。此外, 还可以直接向境外派驻价格信息情报员, 了解和掌握国际市场行情和价格动态。

经济全球化大环境下, 使企业生产、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变得更加复杂, 对各国税收管理也提出了严峻挑战。仅由一个国家的税务部门对遍及多个国家的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进行税收管理和审计调查往往力不从心。只有寻求跨国合作, 创新现代国际税收征管机制, 才能有效控制国际避税的势头。目前, 在反避税的跨国合作方面, 一个紧迫任务是进行情报交换。在OECD税收协定范本和联合国范本指引下, 几乎所有税收协定都设有情报交换条款, 欧盟也公布实施了互助指令, 丹麦、芬兰、荷兰等国还与美国共同签订了《税收征管互助协定》, 协议在税收征管各个方面开展互助。我国在与有关国家的税收协定中也都有情报交换的条款。2005年5月, 中日两国税务当局在北京签署了我国第一个双边预约定价安排 (简称BAPA) , 双方首次开始反避税合作。在BAPA框架下, 双方可以共享来自对方国家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信息;其主要功能是反避税, 其次是避免双重征税。鉴于国际形势的发展, 今后还应加强税收征管的跨国协作, 加大国际间反避税审计调查的合作力度。

(三) 完善我国的反转让定价税制

反转让定价税制的重点是如何确认转让定价的问题。国际上主要有3种调整转让定价的方法:一是比较价格法, 即从审查具体交易项目的价格入手, 把不合理的价格调整为合理正常的市场价格, 从而调整应税所得;二是比较利润法, 即从利润比较入手, 从而推断转让价格是否合理, 把不正常的应税所得调整为正常的应税所得;三是我国正在推广实施的预约定价法, 即税务管理部门与纳税人之间对未来一定时期内的关联交易定价事先约定一系列标准的安排。依据世界各国经验, 预约定价制度被认为是防止企业转让定价避税的最有效方式。它要求纳税人与其关联企业间在有形财产的购销和使用、提供劳务、融通资金等业务中, 向税务机关申请预先约定关联交易所适用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 税务机关通过一系列可比性分析和合理性审查, 确定其关联交易符合公平交易原则和经营常规的全过程。该管理模式用以解决在一定时期内企业关联交易所涉及的税收问题, 通常以预期利润为调整起点。它使转让定价税收管理从“事后调整”变为“事前确认”, 既降低了跨国企业风险, 又减少税收征纳成本, 与此相关的双边或多边安排还有助于消除国际重复征税。目前, 世界上已有20多个国家实行了预约定价制度, 其中一些国家已将双边或多边安排作为谈签预约定价的主要方向。我国APA规则规定, 签订了APA的外资企业一般至少在未来2至4年内免于被税务机关稽查。其推行障碍主要是需经过多轮协商或谈判, 利润和价格预测难以统一;而且协商谈判时间太久, 短的1年左右, 长的2年以上。

(四) 完善其他有助于反避税审计的规定

1.努力阻止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帮助外资企业进行避税, 加大对逃税帮凶和非法避税产品推销者的民事惩罚力度, 违法者不仅要上交非法收入, 还要缴纳大额罚款。还可以借鉴美、英等国做法, 要求税务顾问在向企业出售有关避税方案之前, 必须取得税务部门的许可。

2.明确和强化经济实质标准, 对无经济实质或除合法税收收益外存在其它商业目的的交易, 加大监督与惩罚力度。

浅论企业并购中的避税与反避税 篇9

一、企业并购的常见避税方式

一般企业通过并购来达到避税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1、采取免税并购。

这与企业并购形式密切相关, 企业并购活动依据税收效应可以分为两种:应税并购和免税重组。免税重组的显著特点是当并购活动发生时, 并购方以自己有投票权的股票支付目标企业的资产或有投票权的股票。这样, 如果目标企业的股东不立即出售其获得的并购企业的股票而形成资本利得的话, 在整个过程中, 目标企业的股东既未收到现金, 也未实现资本收益, 所以这一过程是免税的。

2、利用亏损递延条款。

这种避税方式同企业并购的形式无多大关联, 企业主要利用税法中的净经营亏损的弥补条款来达到合理避税的目的。各国税法中大多规定有净经营亏损递延条款:当某企业在一年中出现了亏损, 该企业不仅可以免付当年的所得税, 而且它的亏损可以向前回溯抵免或向后递延抵免。这样, 如果一个企业长期经营亏损并且在短期内没有扭亏为盈的可能时, 由于其拥有相当数量的累积亏损, 往往会被考虑作为并购对象, 或者该企业考虑并购其他盈利企业, 以利用其在纳税方面的优势。企业间的亏损交易活动对现行税制尤其是其中关于亏损结转的规定产生了挑战。

3、利用现金流量的分散性。

通过并购, 在未来期间内, 一个公司的利润会因为另一家公司的损失而抵消或有所降低, 这将会产生因降低现金流量的变动性的节税。梅耶德和迈尔斯指出这是非对称性征税的结果, 政府通过非对称性征税分享营业收入但不分担营业损失。

4、杠杆收购 (Leveraged Buy-out) 。

其具体的方式就是并购方确认净资产的重置价值高于市值的一个目标企业, 然后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通过发行垃圾债券迅速筹资, 并以此实施对目标公司的并购。并购成功后, 利用目标公司资产的经营收入或经过重新包装出售目标公司, 用收益赎回垃圾债券。这是80年代世界并购浪潮中又出现了一种金融创新, 这种方式由于在进行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债务, 所以利息的支付可以获得相当数量的税收减免。

二、完善我国企业并购反避税制度

相对来说, 我国企业并购税制的反避税措施是比较薄弱的, 由于税收制度十分不严密, 导致了大量的避税行为, 而这些避税行为的结果又并非有利于并购市场的健康发展。

我国对免税并购没有实质性标准的界定。给逃避税保留了巨大的空间。我国只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0]118号) 中规定:“如果企业整体资产转让交易的接受企业支付的交换额中, 除接受企业股权以外的现金、有价证券、其他资产不高于所支付的股权的票面价值 (或股本的账面价值) 20%的, 经税务机关审核确认, 转让企业可暂不计算确认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如果整体资产置换交易中, 作为资产置换交易补价 (双方全部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 的货币性资产占换入总资产公允价值不高于25%的, 经税务机关审核确认, 资产置换双方企业均不确认资产转让的所得或损失”。但对究竟什么构成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权益持续的时间标准都没准确的规定, 经营持续性标准在我国免税规则中体现得更是淡薄。

另外, 形式主义的反避税制度正面临着多步骤交易等复杂高明的避税方式的挑战。针对多步骤交易这类复杂高明的避税活动, 国外通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运用具体判例法来防止和处理。鉴于我国税务司法的不健全状况, 我国对付这种避税活动几乎束手无策。今后应加强“多步骤交易规则”等类似的综合性反避税措施的建设, 特别是要制定完善的反避税技术措施, 具体明确并购涉及的各个环节的税收处理、计税成本的调整等, 尽可能严密地堵塞各种税收漏洞。

富人避税术 篇10

成为亿万富翁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在福布斯富豪榜上，资产值为24亿美元的小朱利安·H·罗伯逊(Julian H. Robertson,Jr.,)，老虎基金的创立人，数十年来，就过着这样的生活。

罗伯逊的一个典型的工作周就是一个四处走动的过程，司机把他从家里接走，送到纽约市中心办公，下班后到长岛的高尔夫俱乐部，再到他的公司总部。度假时期的他更是全球游走，或是在新西兰的别墅游泳，或是到爱尔兰打高尔夫。但是，再有钱的富人也有身不由己的时候，也就是当他需要面对城市税的时候。

纽约城市税只针对纽约客—居住在纽约市的人。只要你不住在纽约市，哪怕你在此地工作或者拥有此地房产，就不需要纳城市税。所以，对于罗伯逊而言，再有钱，为了省下城市税，他也必须上演一场美国版的“逃离北上广”—在纽约市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半年，即183天。

为了精确计算出自己的纽约时间，罗伯逊专门雇了一个助理来计划他的纽约时间表。表上只有两栏内容：城内VS城外。周五是社交夜，对于罗伯逊来说，更是冒险夜。最为紧张的就是罗伯逊的司机，他必须确保在午夜正点将罗伯逊载离纽约城，这样一来就赚了一天的城市税。只要午夜12点过1分，罗伯逊未离开纽约城，他就必须多交一整天的城市税。尽管如此谨慎小心地躲避城市税，罗伯逊还是有过失手的记录。在2000年，罗伯逊需要补交的城市税为26,702,341美元，算上利息总共是73,200,000美元。

当富翁要面对的是离开国界而不是城市的时候，用汽车避税显然力有不逮。英国的一位富翁出动的是喷气式飞机。根据英国的税法规定，在英国居住超过183天就需要按年度应税，或者连续4年每年来英国居住超过91天也要按年度应税。为了减少在英国境内停留的时间，他只好乘坐私人飞机，离开英国空域，在飞机上睡一夜，后半夜飞回来，这样便能赚得一天少纳税。在2010年以前，进入或离开英国的当天不计入停留时间，因而那名富翁每飞一晚可以“节省”两天。英国税务当局随后修改规定，如果当天入境，待到午夜，算作一天。与需要缴纳的税费相比，显然在喷气式飞机上过夜的费用要低，难怪他会号称：“你可以每周在私人喷气机上睡3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整个世界都是你的”。

不做美国人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有人为了成为美国人，愿用10年的税款给自己铺出一条后路，如今却正有人因为税款，从这后路上义无返顾地撤出来。绿卡不只是一份移民文件：它使绿卡获得者成为美国居民，从而使其受制于美国税法，无论每年在美国居住多少天，绿卡持有者都必须向美国申报个人在世界各地的收入情况。持有美国国籍的超级富豪，会动用一切资源来合理避税，而还有那么些人，干脆就放弃美国国籍。

根据BBC报道，著名社交网站“脸书”（Facebook）创办人之一的沙佛林已经在这家公司上市前夕放弃美国国籍，他为此避税6亿美元。沙佛林现在是新加坡国籍。遭媒体披露避税意图的沙佛林，其后发表声明表示，他放弃美国国籍的决定，主要是基于他个人在新加坡的工作和生活兴趣。“自2009年开始我就一直常住在新加坡。我有义务并也将会向美国政府交纳数百万美元的税款。我已经缴纳了作为美国公民时所得任何收入的税款，而且我还将继续纳税。”尽管美国政府也会向沙佛林追讨 “离境税”，但不会高于沙佛林已经省下来的6亿美元。

沙佛林只是如今众多放弃美国国籍的美国人中的一员。据统计，2011年，约有1780名常居海外的美国人放弃了自己的美国公民身份，而据联邦公报统计，这一数字在2008年尚为235人。

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美国使馆需要特别雇用员工来应对诸多公民放弃国籍造成的巨大工作量。美国公民放弃自己国籍的仪式是在一个带有防弹玻璃窗户的小隔间里举行的，使馆官员会问，他们是否自愿，是否明白这个行为带来的影响等。整个仪式历时10分钟，为了放弃国籍，那些申请人还需缴纳450美元的费用，如果他们的资产超过200万美元，或者在过去5年里他们每年的纳税账单超过15.1万美元，那他们还可能得为尚未实现的资本利益缴纳数目不等的“出门税”。比如沙佛林，就需要付出3.65亿美元的“出门税”。此后3个月内他们将收到一份证书，告诉他们不再是美国公民，不再享有美国政府的服务和保护。

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伊莉萨白·菲南曾透露说，平均每年约有1100人放弃美国国籍。无论是居住在哪儿，每个海外美国公民纳税起征点都是9.51万美元，即便是用于支付养老金的那部分开支也无法免税。“你省下的每一块钱，最后都给了美国税务员。这是人们放弃国籍的一个原因。”苏黎世的安娜福德集团的美国税务律师马修·莱德维娜哀叹。

见招拆招，步步为营

即便你放弃了美国国籍，只要你在美国境内拥有房产或者在美国一年内居住时间超过182天，你就必须缴纳联邦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年年初，被称为创下纽约市公寓房的历史最高售价的房地产交易，是以信托基金的名义完成的，而非个人。

这栋位于中央公园西大道15号的四居室公寓套房的成交价是8200万美元，卖家是华尔街金融巨头、花旗集团前董事长桑迪·威尔，买家则是俄罗斯亿万富翁德米特里·雷波诺列夫。《华尔街日报》称，这笔交易为纽约市和纽约州带来250万美元税收。而帮助双方完成这笔交易的房产经纪人获得了高达350万美元的创纪录佣金。信托基金的受益人是德米特里的大女儿叶卡捷琳娜，直到成交后，叶卡捷琳娜都没有见过自己的豪宅。她父亲购买的目的只是为了方便女儿今年9月在纽约攻读艺术学位。

以信托基金或者公司名义购买房产，是富人们常用的避税手段。最为诟病的做法往往也最常见的是，通过给运作不积极的慈善机构捐钱。2010年，巴菲特的年度调整后收入总额（Adjusted Gross Income）为62.855.038美元，他只需为此缴纳11%的税，因其大部分收入为资本利得和流向慈善机构，他实际只需为收入的一半纳税，即39.814.784美元。相比较之下，他手下的雇员，因为收入属于劳动所得而非资本利得，则需要缴纳30%的个人所得税。

为此，巴菲特公开表示，美国过于溺爱超级富豪了，政府应该多对富人征税。共和党人闻讯后马上调侃道，何必那么复杂，你巴菲特直接给政府开支票不就可以了吗？巴菲特的回应则更加挑衅，“我的确有考虑过这么做，不过我想得更多更长远。既然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共和党参议院领袖）提倡自愿捐款，那我自然也不甘落后。我愿意同每一位共和党人竞赛捐资，而且我还提高额度，共和党人每捐出一美元，我就捐三美元。”

虽然巴菲特一再对外宣称，参与行动、承诺捐赠的亿万富翁们没有一个是出于避税考虑，但经济学家们并不买账。其中一名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名道姓批评巴菲特是“伪善、伪君子”，巴菲特拥有的大部分资产是“未实现的资本利得—0%税赋，另外一部分捐给慈善机构，税赋优惠”。“我的确拥有很多未实现的资本利得，”巴菲特回应，“如果拉弗有对于征收这部分收入的税收计划，我愿闻其详。共和党人一定对此很感兴趣。”

欧美媒体更是高调地回应美国国内的质疑声。英国《卫报》称，这样的慈善捐款无形中让国家流失了大量税收。美国财政部每年由此而造成的税收损失高达400亿美元。国家税收是用之于全民，而这些富豪们的行为仅帮助了少部分穷人，却让多数人丧失了提升生活水平的机会。德国《经理人》杂志的文章标题干脆以“美国式捐赠—不是德国的榜样”为题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文章援引美国皮尤调查机构的报告指出，目前2/3的美国人在缩减开支，中产阶级在缩小，美国社会正变得更加迷惘，美国的远景并不是很乐观。

今年4月，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公平纳税法”（Fair Share Tax），又被称为“巴菲特规则”，源起巴菲特那句著名的“我纳的税比我办公室雇员还要低”。根据该规则，调整后净收入高于200万美元的个人，纳税税率最低为30%。这看起来是很好的税法，而根据民调显示，超过六成的美国民众支持该税法的通过。然而，《纽约时报》评论到，这是好的政治，却是坏的政策，并强调如果通过实施，会进一步复杂税收制度并加剧社会不公。的确如此，在奥巴马提议改革税法后，不少超级富豪已经摩拳擦掌开始思考新的避税方案。美国国会下属的无党派组织税收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的最新估计表明，纳税人将可能努力回避“巴菲特规则”带来的影响。

避税地避税 篇11

为寻求利益最大化, 跨国公司在国际避税中运用多种方法实施避税, 虽然种类繁多却未变根本, 其总是在不同国家税收管辖权范围内转移纳税人或征税对象尽管大多数国家都相互签订双边税收协定, 通过税收饶让减免所得税。但是, 实际办理已纳税款抵免手续繁琐, 加之我国税率若低于其母国税率反而会令其补征少缴的税款。为其全球一体化利益的需要, 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就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转移定价 (TransferPricing) , 即跨国公司结合不同企业不同地区税率以及免税条件的差异, 将利润转移到税率低或可以免税的分公司, 实现整个集团的税收最小化。如图所示:

二、跨国公司在避税与反避税博弈中处于优势的原因

我们应该看到, 跨国公司在为我国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 对中国经济亦造成一定负面影响。自1988年至2000年, 据商务部宏观数据统计显示, 外商投资企业连年亏损, 且亏损面从35%~70%逐年扩大, 致使我国每年损失的税额至少300亿元。为何跨国公司在我国能够大规模成功避税, 总是占据博弈的有利方,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跨国公司利用内部化优势, 使转移价格运用信息处于商业保密状态, 致使征纳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 税务机关在避税与反避税博弈中居于劣势地位。

通过转移定价原理可知, 跨国公司通过内部化可最大限度转移生产要素, 这样既减少外部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和我国政府的干预, 又降低交易成本, 减少汇率风险, 优化公司资源配置。在其内部化形成的子公司网络中, 跨国公司利用不同子公司分别服务于不同市场、不同国家的税收政策差异, 获得利润最大化的机会。这些内部化优势致使跨国公司买卖生产要素的商业信息处于保密地位, 税务机关并无更多机会和渠道获得对自己有利于的证据进行税务稽核, 致使自身处于这场博弈的劣势地位。

第二, 跨国公司利用我国税收制度差异和税收优惠政策, 为其避税筹划提供了广阔空间, 致使税务机关无法有效进行反避税政策实施。

尽管我国于2008年1月1日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 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享有的优惠政策仍可延续至期满为止。例如:原《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规定: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 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 经企业申请, 税务机关批准, 可从获利年度起, 第一、二年免税, 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1) “从获利年度起”这一税收优惠供跨国公司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可为宽广。在2013年期满之前, 跨国公司不断利用这一优惠推迟获利年度享受“二免三减半”, 致使多年来在华投资外国企业账面亏损面长期高居60%~70%。另外享受“五免五减半”的在华投资外国企业也有类似的避税方法。既有优惠政策这道“王牌”, 税务机关也难以有效实施反避税政策。

第三, 跨国公司利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饥渴症为其提供庇护所, 使税务机关难以按反避税需要选择转让定价对象进行稽核。

地方政府为区域经济的发展与繁荣需求更多更大规模的投资, 这恰恰为财大气粗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在区域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机会。在跨国公司与地方政府这场博弈中, 若跨国公司通过地方政府的区域优势赚取更多的钱, 地方政府通过跨国公司吸引投资繁荣经济, 本是双方共赢互相合作的大好局面。但现实残酷, 跨国公司利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若渴的心理, 占据有利地位, 与当地政府讨价还价, 而当地政府则不得不步步退让, 廉价出让土地, 争打税收优惠牌, 甚至干预税务机关征管稽查工作。加之税务机关自身也难免有畏难情绪, 担心影响当地招商引资工作等等, 使得反避税工作困难重重, 难以选择转让定价对象实施稽核。

在这场博弈中, 我国想要扭转劣势低位, 成功实现反避税, 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运用就不得不多动脑筋。笔者认为, 将稽核作为反避税作为反避税实施最终的环节, 也不失为其中一种值得尝试的办法。因为, 稽核的健全度和处罚度直接影响跨国公司对转移定价决策策略的选择。本文用博弈论的基本原理构建我国和跨国公司避税与反避税策略模型, 分析我国稽核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影响。

三、策略性博弈模型建立及其分析

(一) 构建策略性博弈模型

模型假设:跨国公司和税务机关为参与双方进行博弈, 双方的行动策略在事前均不为对方所知。二者选择各自的每种战略的概率, 恰好使自身位于选择的无差别点。

在模型中, 跨国公司的策略是使用转移定价或不使用转移定价, 选用转移定价策略的概率为Pm, 不采用的概率为1-Pm。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利润为M, 若实施转移定价可将利润M转移国外, 对跨国公司整体来说, 获益就是M。但若被我国税务机关稽核, 会被责令补缴税款, 并承担罚款。假设, 所得税率是T, 则缴纳税款为MT;假设罚款率是f, 则罚金为Mf。

税务机关的策略是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稽核和不实施稽核, 选择稽核策略的概率是Pt, 则不实施稽查的概率为1-Pt。假设稽核成功的概率为Ps, 则不成功的概率为1-Ps。税务机关选择稽查时的成本为C, 选择不实施稽核时的成本为A, 有C=A+B, B是实施稽核时的调查成本。如图所示:

通过图2模型分析,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税务机关选择策略的收益无差别点是: (1-Pm) (M-A) -APm= (1-Pm) (M-C) +Pm[ (MT+Mf) Ps-C]

跨国公司选择策略的无差别点是:

分别解得:Pt=M/[ (M+Mf+MT) Ps], 即为税务机关实施稽核的概率;

Pm=B/[ (MT+Mf) Ps], 即为跨国公司选择使用转移定价策略的概率。

可以发现, 跨国企业决定实施转移定价的概率与税务当局稽核的调查成本、公司可能蒙受的损失 (即补缴的税款和罚金) 以及税务当局的稽核成功率有关。

税务当局决定实施转移定价稽核的概率取决于跨国公司的利润和稽核成功率。

(因为所得税率和罚金的比例是东道国制定, 所以可假设税务当局对制定所得税率和罚金比例有重要影响, 即T和f在此可看为常量。)

(二) 策略性博弈模型分析

1. 对跨国公司而言, 税务机关的稽核成功率与调查成本, 是影响其转移定价策略的直接因素。

税务当局的稽核成功率越高, 越能牵制跨国公司实施转移定价的行为。在税务机关的实际工作中, 我国对转移定价稽核的制度应规范全面, 提高可行性, 同时降低调查成本, 则能在短时间内查获问题, 使得跨国公司无法获取利润, 调高工作效率。同时, 制度的完善包括增加罚款额和各项处罚措施, 会增加转移定价的风险成本, 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施转移定价。

2. 对税务机关而言, 收益越高的跨国公司越是容易成为显眼的稽核对象。

收益越高的跨国公司, 应该列入税务机关的稽核范围, 因为他们利用转移定价的概率相对要高, 而且给国家带来的税收损失也相对越大。当然在选择这样的跨国公司作为稽核对象时, 也要充分考虑到稽核造成的影响, 需要税务机关掌握充分的证据, 审慎、严格地按照法律规程进行稽核, 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

四、税务机关管制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建议

第一, 创造有效外部市场, 促使跨国公司从内部化发展向外部化发展转变, 促进征纳双方信息公开透明, 使跨国公司和税务机关在博弈中处于平等地位。

跨国公司由于内部化优势明显, 为其逃避税收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 尤其体现在最终产品市场的贸易和服务上更为明显。税务机关应争取在反避税斗争中获取主动权, 创造一个有效的、在交易活动中有大量买方和卖方的外部市场, 拆除跨国公司优势壁垒。这样, 即便跨国公司采取转移定价采购关联企业相关产品, 进行暗箱操作也难以成形, 必须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以往所谓的“商业机密”也被公开透明, 扭转税务机关在以往反避税博弈中的劣势地位而趋于平等。当然, 推行企业大宗物品采购公开招标制度不能一蹴而就, 需要时间、耐心和政府的支持, 才能培育出更为有效的外部市场。

第二, 借鉴外国在反避税措施中有效方法, 立法明确纳税人负有举证责任, 改善税务机关在博弈中的劣势处境。

西方国家为维护各自国际税收权益, 先后推出各种转让定价反避税措施。例如, 美国税法规定, 转移定价应由跨国公司负举证责任, 充分行使东道国的权利, 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政府在这场博弈中的劣势处境。我国也可以效仿之, 建立专门负责处理涉外税收争端的“税务法院”, 完善中国税务的行政、立法、司法组织。通过定期的专项税务审计发现转移定价问题并加以控制, 进而提出举证的要求。对那些重大项目的举证材料可委托境外的会计公司对境外企业提供的举证材料进行审核公证, 充分发挥法律的威慑力。

第三, 合理运用税收筹划, 针对性地选择利用转移定价避税的跨国公司, 约谈与培训双管齐下, 增强税务机关在定价调整中的主动地位。

跨国公司经常采用“高进低出”的方法从母公司采购比中国同样的原材料高出数十倍价格的原材料和零件, 再以低价向母公司出售产品, 从而把利润转移到母公司, 加大中外合资企业的成本, 减少中外合资企业的利润。对于这些有高进低出嫌疑的跨国公司, 税务机关应将其重点监控对象, 如若这些跨国公司需进行定价调整, 可先对其进行约谈, 促使其主动放弃转移定价内部化运用。对约谈后仍不放弃转移定价的跨国公司, 应将有关情况通报至国有资产管理局, 由其出面维权, 实行定价调整。平时, 对外商投资企业可采取定期培训, 促使其转变观念, 从一开始就放弃内部化转移定价, 引导跨国公司走出避税误区。这样既可以使税务机关在定价调整中处于主动地位, 还可以化解强化征纳双方的矛盾, 促使跨国公司诚信纳税。

第四, 进一步完善预约定价协议制度, 梳理税收优惠政策, 减少跨国公司避税诱因。

目前,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推崇的预约定价 (APA) 被认为是解决转移定价反避税的最有效方式。其核心在于税务机关对跨国公司内部交易的定价事先加以确认, 将转移定价的事后税务审计变为事前约定。尽管我国已经引入APA制度, 但由于APA对法制健度、市场透明度, 信息公开度有较高的要求, 我国尚不具备全面实施的条件。因此, 可结合我国国情, 将风险管理的理念贯彻到实践中, 采取重点突破的策略, 有选择地稽核某个行业中较大型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行为, 通过审计一家公司, 警示一批企业, 规范一个行业。另外, 由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合并, 可以不断调整跨国公司享受的优惠政策, 逐步使我国从以税收优惠为主打的吸引外资时代向以市场引力为主打的吸引外资时代转变。

第五, 扩大国际反避税合作, 建立“一个中心, 两个着力点”的涉外税收征管机制, 使税务机关在反避税博弈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

跨国公司内部转移定价缺乏全球性的操作规范和监督, 由于各国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税收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价值观念千差万别, 所以我们应积极参与国际税务合作, 在世界范围内协调对国际转移价格的监管。可以考虑设立“国际税收管理中心”, 负责国际税收决策、立法、司法管理以及税收协定的情报交换, 从组织上保证国际税收管理健康运行;再设置中心在副省级以上城市派出机构“国际税收管理专员办”和“反避税调查机构”, 前者负责监管反避税工作, 如双边税收协定的执行情况、预约定价协议的签订、执行、调整以及覆盖情况, 外商投资企业税收政策的执行情况, 后者从事专门的反避税调查工作, 并负责所在局与国际税收管理专员办的沟通工作, 收集并上报所在局需要专员办协助解决的情报资料。通过这样的合作, 推动我国反避税工作的发展, 使税务部门在反避税博弈中占据有利地位。

五、结束语

总之, 在与跨国公司的避税和反避税博弈中, 我国目前还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国家, 资本相对匮乏, 反避税工作应以不妨碍正常引资为度, 讲究策略。我国制定的外商投资税收优惠政策是为了吸引外资, 发展本国经济, 与投资者母国分享资本带来的税收增加额。但是我们应有限度地允许外商投资者从国际避税中获得投资回报, 这样才能带来更多投资实现。如此, 我们在这场博弈中才能真正实现双赢。

摘要：文章在简述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原理基础上, 分析了跨国公司成功避税占据博弈优势的原因。并通过构建策略性博弈论模型, 分析上我国稽核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策略的影响, 分析结论是稽核手段越成熟, 成功率越高, 处罚越严厉, 跨国公司运用转移定价的风险就越大, 在一定程度上会控制其对转移定价的滥用。最后, 结合我国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管制的现状, 提出完善我国对转移定价管制的五点建议, 分别是创造有效外部市场、立法纳税人举证责任制、合理运用税收筹划、完善预约定价制度、扩大国际合作, 以此在博弈中和跨国公司取得双赢的局面。

关键词：博弈,转移定价,跨国公司,避税,反避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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