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拨款比较（共8篇）
财政拨款比较 篇1
高等教育财政资金是世界各国对教育投入的主要渠道, 欧美发达国家已占据教育财政资金的60%, 我国目前也达到40%以上。为充分发挥高等教育财政资金的效益 ,主要欧美国家相继建立了一系列运行机制。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大发展大繁荣阶段,国家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日益增多。因此, 如何借鉴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机制方面的经验,完善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机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国际比较:欧美主要国家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机制的 特点
(一 )美国 :多样化竞争
美国是典型的分权制国家,教育管理实际权限在州政府一级,由于各州采取的政策措施不同,美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机制呈现出多样化竞争态势。
联邦政府主要提供学生资助和研究资助,学生资助直接向学生发放助学金和贷款或直接拨款给学校。此外,还提供研究开发经费,但大部分研究经费的管理与使用由多个联邦政府机构负责。州政府提供州公立大学一半左右的经费,州政府成立由专门人组成的委员会来完成拨款,专门委员会在高校和政府之间起到“沟通”与“缓冲器”作用。
美国高等教育拨款主要包括教育经常费拨款、资本性拨款和专项拨款三部分, 教育经常费拨款主要采取增量拨款法、公式拨款法、合同拨款法和协商拨款法四种形式。专项拨款更多是采取合同拨款和绩效拨款两种形式。 尤其是绩效拨款,近年越来越被重视,但由于考核标准难以制定,各州选取的绩效指标也不尽相同,绩效拨款的考评改革进展缓慢。
(二 )德国 :联邦与州政府通力合作
德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最主要收入来源是基本经费,其次是额外的研究经费和行政管理经费。州政府负责高校的基本经费,联邦与州政府共同负责高等学校的基本建设。目前,德国部分州政府对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由项目预算向“一揽子”预算发展,开始向公式化拨款转变;部分州开始实行“一揽子”预算,但不包括人员经费;部分州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公式化拨款的办法; 部分州开始使用合同或目标协议,逐渐形成以绩效为基础的拨款方法。近年来,各州政府趋向于在资金内部分配方面给予大学更多的灵活性,保障了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实现。
(三 )法国 :统一模式
法国学校的经费绝大部分来自国家,中央政府是高等教育经费的主要投入者。自1984年法国开始实行合同制,大学通过合同得到的经费约占国家教育拨款的三分之一,这部分经费主要用于教学、基础设施维护和科学研究,而学生的资助金则由政府直接拨付。
法国大部分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由政府按统一的模式来计算并确定人员编制和经费。其计算过程是:以招生数为基础,把专业分解成模块,根据专业层次和类型赋以权重来精确计算。国家承认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也会获得公共经费, 经费的数量和使用目的在高等教育机构与国家签订的合同中有明确规定。
(四 )英国 :设立第三方缓冲机构
英国主要由第三方独立机构拨款委员会来完成经费分配。目前,英国共有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威尔士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苏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北爱尔兰就业与学习部等四个高等教育拨款机构。拨款资金总额由中央 政府决定, 资金分配的总体原则和比例也由政府 (议会)提出,但资金分配则是拨款机构的独立责任。
拨款机构对教学与科研拨款分别拨付。教学拨款以公平为原则,按照培养学生的基础成本和大学生的规模,并参考原拨款基数确定。科研拨款则根据科研水平,以竞争方式选择拨款。拨款方式主要采用公式拨款法和合同拨款法。在不 同时期还采取过公式拨款法、招标拨款法、“基数+发展”拨款法、核心拨款+边际拨款、专项拨款法等几种具体形式。
(五 )日本 :三位一体式财政拨款机制
日本在过去一段时期, 民间部门是教育服务提供的主体,国家只是以补贴形式扶持私学的发展。近年来,日本高等教育财政结构出现了多元化特征,逐渐建立了以国家财政性投入为主体的国立学校特别会计制度、以国家财政性补助为辅的私立学校振兴补助制度以及通过地方自制体向公立高等院校支付补助金制度的三位一体式财政拨款机制。
日本高等教育财政分配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统一分配方式,也称定量分配,主要以师生比为依据,以保障教育教学活动正常稳定运行为准则;另一种是倾斜分配方式,主要以业绩评估为标准,进行差额配置,强调资金的使用效率。
(六 )澳大利亚 :运用公式拨款
高等教育财政拨款以联邦政府为主,州政府负责管理和少量拨款。对高等教育的拨款主要采用的是公式拨款法。近 年来,逐渐加进了绩效因素,在操作上,根据拨款的具体对象、性质、目标的不同,政府在运用公式法计算拨款时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相应的拨款方法,比如一揽子拨款、指定用途拨款、相对拨款模式和绩效拨款方式等,从而提高拨款效率和发挥财政资金的宏观调节作用。
二、欧美主要国家高等教育拨款机制的经验启示
(一 )兼顾公平与效率
尽管各国国情和财政拨款机制多种多样,但在高等教育拨款机制方面都强调公平竞争和绩效评估,基本都围绕着教育公平和效率来展开,力求寻找两者结合的最佳平衡点。
(二 )完善拨款程序和方法
与招生规模、学科特点和专业属性相关的一般拨款更多地注重公平,满足基本教育教学需求;而专项拨款主要通过竞争方式,以绩效为前提,努力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益。拨款方式方法也在不断完善当中,主要采用有协商拨款(高校与政府协商)、程序拨款(公式拨款)和评估与拨款结合(以评估为基础的拨款)三种情况,或者几种拨款方式同时使用,力求用多种手段来促进拨款机制公平健康发展。
(三 )设立第三方中介缓冲组织
在大学与政府之间,许多国家设立一种类似于“缓冲器”的组织,专门用来负责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或直接参与决策, 或起着咨询参考作用。通过设立第三方中介缓冲组织,既有利于维护大学办学自主权,增加大学的自主能动性,又能凸显政府在宏观决策方面的积极影响作用。
(四 )强化财政绩效评估
西方国家一般采取以下三种方式:一是质量评估与财政拨款相挂钩,二是专项奖励与财政拨款相衔接,三是先期评估与后期财政拨款相结合。上述六国中央政府或州政府都或多或少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选择一种或者多种,建立和完善针对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方面的质量与效益评价体系,研究如何将大学三大职能与财政拨款相联系的机制。
(五 )加强信息系统建设
上述六国部分政府和很多高校都建立了院校研究中心, 综合利用教育信息系统, 对学校基本运行情况进行实施掌握,并从中进行数据预测和趋势分析。
三、完善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机制的具体措施
(一 )完善组织管理体系
1. 建立和完善教育财政咨询机制。根据改革的实际需 要,为教育财政科学决策提供更多的咨询内容,比如财政拨款的方式方法、普通高校成本核算与收费定价、财政拨款绩效监测与评价等方面。为顺利推进教育财政咨询决策工作, 可以组建虚拟的教育财政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会由政府机关(主要是教育和财政部门)、高校以及教育财政方面的专家组成,其主要职责是提供教育财政的政策性建议,研究审议财政拨款各项政策,指导财政拨款分配和绩效评价,从而形成科学、公开、透明的教育财政决策机制。
2. 建立和完善咨询小组功能。主要是就教育财政分项拨款进行决策咨询工作, 如成立财政拨款方式方法咨询小组、普通高校成本核算与收费定价咨询小组、财政拨款绩效监测与评价咨询小组,为财政拨款提供基础性工作,确保财政拨款的合理使用。
3. 设立中介组织负责拨款。在大学与政府之间设立中介组织负责拨款,预防政府对大学实施过多的干涉,使高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促使经费分配更加公平、公正、透明和有效。
(二 )完善资金供给机制
财政资金供给充足与否是衡量政府是否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地位的重要内容。其主要影响因素一是经济发展程度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二是政府在宏观决策中的“三个优先”保证,三是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和自身实际需求。
1. 完善教育财政法律体系与财政资金分配的民主机制。需要修改现行的《预算法》,并制定《教育投入法》。明确中央财政在对地区差异转移支付、学生资助、基础性科学研究、重大教育工程项目等方面的责任,明确地方财政承担经常性定额标准、专项经费与基本建设方面的责任。
2. 完善公共教育政策的决策程序。依托建立的教育财政咨询机制, 对重大教育决策必须进行财政性可行性论证,改变现行教育事业计划与教育财政“两张皮”的现象。
3. 增加对各级政府保障教育投入的约束条款。建立教育 经费问责机制,授权同级人大监督与执法检查权,对于不按规定执行的政府职能部门及政府主要领导人由同级人大追究其相应的行政与法律责任。
(三 )完善拨款分配机制
1. 针对不同类型的经费要采取不同的分配机制。对于正 常经费,要进一步科学确定不同学科折算系数,厘清不同学科定额标准,剔除不合理因素,完善拨款公式,结合财力情况、物价变动水平、高校学生人数变化等因素,对公用经费和人员经费基础定额标准实行动态调整。对于专项经费,要进一步完善绩效预算与绩效管理方式, 逐步建立绩效拨款机制,将高等学校发展需求与资金使用效果作为拨款的主要考虑因素。对于科研经费,要坚持并完善科研合同制,并加强对应用性研究的资助力度。对于助学拨款,要坚持公平正义原则,切实保障每个学生的受教育权。
2. 建立科学有效的多参数拨款机制。这已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拨款制度改革的趋势。 高校财政预算拨款主要包括教学经费、科研经费和社会服务补偿经费以及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为目标的助学拨款。根据我国实际情况,高校拨款公式可以设立为:拨款额=基本拨款+专项基金-学生收费。基本拨款=教学经费+科研经费和社会服务补偿经费+助学拨款。
3. 引入绩效拨款机制。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目 的,建立与公共财政相适应、科学规范的高校绩效评价体系, 引入以绩效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根据目前我国高校拨款实际情况,可以设立为:拨款额=基本拨款×70%+绩效拨款×30%。基本拨款保证高校基本运行 ,绩效拨款根据高校拨款监测和考评情况在考核阶段予以拨付。
(四 )完善财政问责机制
问责机制的核心是建立和完善针对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方面的质量与效益评价体系,研究如何将大学三大职能与财政拨款相联系的机制,强化评估结果对财政拨款的影响和渗透, 进而强化财政拨款对学校发展的宏观引导与科学管理。根据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要建立评价与拨款相结合机制,建立监督反馈机制,增强拨款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可以以西方三种财政问责机制为基础,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选择一种或者多种,从而强化财政资金的绩效监测和评估,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五 )完善院校基本信息系统建设
按照高校信息公开的要求,对高校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以及财物和人力成本的基本信息进行真实记录,掌握高等学校运行状况的基本客观信息,为教学、科研方面的评价以及成本状况提供基础信息,为科学决策提供带有趋势性、前瞻性的基础数据参考。
完善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机制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按照稳步推进、注重操作的原则,结合高等教育事业发展需要和财力情况,应区分轻重缓急,分步实施。应该坚持以教育公益性为基本原则,保基本(即保障高校正常运转)、强绩效(即依据绩效拨款),逐步建立完善激励约束机制,突出财政政策导向,引导高校科学规划,合理定位,特色办学,持续发展,实现高校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财政拨款比较 篇2
我校是一所完全小学，办学历史悠久。从1935年办学至今已有64年，现有6个全日制教学班，学生人数98人，学前班一个，学生人数25人，全日制教师10人。1983年华侨捐助和当地干群筹备建起教学楼二层，砖混结构，面积570平方米，使用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现在教学楼一层的天花板钢筋爆裂、墙体断裂，经琼海市技术质量监督局检测定为D级危楼。
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学校也就实际情况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且得到高度重视，镇委、中心校及市政协领导也多次到我校进行调研，达成共识：对学校教学楼进行重建。现向贵局提出申请。
妥否，请批复。
琼海市万泉镇文园小学
高校现行财政拨款模式分析 篇3
新中国在建立初期,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都还不完善, 社会各项机能也未实现有效统一, 因此, 国家整个预算体制也不健全, 高等学校预算的核定方法和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方式、标准都还比较粗放, 没有形成正式的方法。从1955年起, 我国社会开始稳定, 各方面有了显著发展, 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认识有了提高, 加强了对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的管理。一直到1985年, 我国高校财政拨款模式以定额定员的方法进行, 期间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定额定员是“基数加发展”拨款模式的基础, 各种人员编制、房屋建设、设备标准、行政和各项业务费用开支额度主要是根据事业机构规模的大小或工作量的多少来确定, 在此基础上, 高校拨款后续核定时主要以“基数加发展”方式来拨付。在这种拨款模式下, 各高校当年的经费拨付额以其前一年度所得的拨款额为基础, 再考虑当年事业发展与变化的情况而确定。如果这一年度高校学生人数、教师人数以及其他各方面经费没有较大增加, 那么高校继续得到与前一年度相同的拨款额度。这种拨款模式简单、易行,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并能简化决策程序。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起步期, 由于高等学校数量较少, 结构也较为单一, 所以“基数加发展”的拨款模式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对完善高校财政拨款有一定积极意义, 也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高校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规模上都有了巨大改变, 同时, “基数加发展”的拨款模式也越来越凸显其弊端。1986年10月, 经国家财政部、国家教委联合调查考核, 颁发了《高等学校财务管理改革实施办法》。该办法中规定, “高校年度教育事业费预算, 由主管部门按照不同层次、不同科类学生的需要和学校所在地区的不同情况, 结合国家财力, 按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办法进行核定。”因此从1986年开始, 我国高校教育财政拨款实行了“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模式, 并执行“包干使用, 超支不补, 节余留用, 自求平衡”的原则, 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公式和估算相结合的拨款模式。在这种拨款模式下, 高校财政拨款分成综合定额和专项补助两部分。其中, 综合定额是基于定员定额的管理学思想, 通过在校生数乘以生均拨款额得出, 根据学生层次、学科和专业类型, 区分不同的定额;专项补助是对综合定额的补充, 实施过程中由教育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根据国家对高校的政策导向和一些高校的特殊需要单独核定拨付, 比如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工程的中央拨款。
二、我国现行高校财政拨款模式问题分析
我国高校财政拨款“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模式比以前“基数加发展”的拨款模式有了较大改进。在“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拨款模式下, 确定拨款额度的主要参数是根据学生数计算得到的当量在校生数。该方法简单易懂、操作性强, 并且这种拨款模式明确和细化了拨款的具体依据。此外, 在一定程度上, “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这种拨款模式通过将高校的教育经费和高校事业的发展计划以及招生规模相结合, 来确定教育经费的拨款额度, 克服了“基数加发展”这种拨款模式的随意性。对于当时而言, “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模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因为基数设定不合理而出现的“苦乐不均”现象, 不仅增加了高校教学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对高校经费管理的责任感, 使得高校资金使用更具效率, 而且也提高了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性, 促进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虽然我国高校财政拨款“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模式给高校和我国教育事业带来了巨大帮助, 但是这种拨款模式也有其弊端, 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不能反映各高校的实际办学成本。实际办学成本是对高校办学成本变化规律分析判断的前提, 也是对不同高校办学活动和功能进行合理区分的基础。“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拨款模式是以前几年各高校经费开支情况为依据, 这样就在客观上认同了高校以前年度经费使用的合理性, 所以在实际办学过程中发生的成本难以反映, 国家对高校办学成本变化规律分析判断和对高校办学活动和功能的有效区分就显得举步维艰, 增加了我国高校财政拨款预算的难度, 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 不能合理节约高等教育成本。综合定额的确定是以教育成本为前提的, 那么教育成本就成为了获得财政拨款的函数, 如果高校成本越高, 获得的财政拨款也就越多, 这使得国家为高校的各种成本来买单, 因此, 许多高校都过度购买各种设备和开设各种同质化的专业, 诱发了教育成本的上升, 也造成了一些资源的严重浪费。世界银行对我国部分高校的教学设备和实验室进行过统计, 数据表明, 这些设备和实验室的利用率约在60%以下。这种现象的发生难以突出高校的办学特色, 不仅影响了办学资金的使用效率, 也使得国家政府部门很难确定扶持的重点。
第三, 拨款的透明性较差, 难以保证公平。在“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拨款模式中, 由于综合定额的确定比较困难, 特别是一些与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相关的机构起着较大的干扰作用, 从而影响了拨款机构对综合定额的核定。这种人为因素的存在, 导致财政拨款在分配的过程中降低了公正性和透明度, 导致财政分配缺乏规范性。此外, 教育经费拨款额度的大小与学校的社会声誉和高校的层次具有密切关系, 与高校领导或相关人士的交际能力有很大的关系, 因此“跑部钱进”现象时有发生, 却忽视了社会对教育的真正需求。事实上, 通过衡量毕业生是否满足社会需要或毕业生质量可以说明政府拨款的有效性, 继而可以提高拨款效益和水平。
综上分析, 我国高校财政拨款“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模式, 由于不能反映高校实际成本和不能合理节约高校成本, 导致高校对政府拨款的使用效率比较低下, 难以保证拨款的公平也难以提供资金使用效率。因此, 有必要对我国现行高校财政拨款模式进行改进。
三、我国现行高校财政拨款模式改进应考虑的方面
进入21世纪以来, 教育在国际竞争中越来越凸显其价值。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 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和建设一流大学及培养应用性人才的任务已迫在眉睫。为了提高拨款的科学、合理、透明以促进公平和效率的提升, 高校财政拨款模式改进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拨款模式应建立在高校培养成本的基础上。在“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模式下, 由于实施的是综合定额方式, 提供的是高校一个所有成本的总和, 通过这个数字我们很难看到数字后面各项成本的发生。教职工工资的支付是否按国家标准, 人员是否臃肿, 公用支出是否过多, 对于学生奖学金、贷款和生活补助等是否发放, 这些项目都是难以得知的。所以, 在构建新的拨款模式时, 应该将高校培养成本进行分类, 确定与每类成本有关的因素或参数, 并且在公用支出方面确定其与拨款总额的比例数, 即确定每年公用支出不能超过的一个上限, 有利于减少高校在公用支出方面的不必要开支, 尽量减少公用成本的发生, 扭转国家为高校过度开支买单的不利局面, 合理节约各项成本。
第二, 拨款模式需要引进多个政策参数或因子。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需要符合三个基本原则:透明性、公正性、有效性。要实现这三个目标, 单独靠一两个因子的引入是不可能完成的, 因此, 在建立有效的拨款模式时就要考虑影响高校成本发生的各种因素, 甚至也可以包括一些未来发展的因素。组成高校的主要群体是教职工、学生等, 因此, 在反映高校成本时就要考虑如学生人数、教职工人数、学生与教职工人数比等因子。为了提高高校的教学水平, 也可以在拨款中适当考虑高校的教学评估, 并将教学评估结果作为一个参考因子引入拨款模式中。
第三, 拨款模式需要起到导向性的作用。高校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和科研, 在高校财政拨款过程中就应该对这些部门有所侧重, 对于高校教学而言, 可以通过教学评价来体现。而在科研方面, 现在国家相关部门主要是通过专项拨款的方式来拨付, 但是在具体的拨付实施过程中很少有规定说根据什么来拨款, 只是提到“211”、“985”工程这些大的方面, 虽然说这些高校拿到了这些钱, 但对于这些钱具体用于哪方面或者说需要通过哪些方面的努力来取得更多的拨款额还是比较模糊的。因此, 在专项拨款这方面, 可以考虑具体根据哪些因素来拨付, 比如说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数目、两院院士的人数、科研人员的数目, 通过这些因子的具体说明, 可以很好地引导高校在这些方面进行努力, 使高校得到的这些拨款能用在刀刃上, 切实提高专项拨款的使用效率, 突出“专”。
此外, 在拥有一个较为合理和透明的拨款模式后, 在拨款额具体分配过程中, 还要加强监督和管理, 所以在高校和政府相关部门之间建立一个中介组织和机构也是有很大必要的。这种做法在英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也被其他国家纷纷借鉴。拨款中介设立以后高校财政拨款不直接由政府相关部门拨给学校, 而是由中介机构进行相对独立的运作。当然, 我国的拨款中介组织应该体现出自己的特点:它隶属于教育行政部门, 但又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其成员由政界、商界、学界等人士组成;主要职责是为政府制订高校整体财政计划, 密切结合评估结果和高校各项产出, 确保经费使用效率。同时, 政府对中介机构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接受政府部门和社会的监督。这样, 通过相对独立的高等教育拨款中介机构能使政府行政部门由原来对高校的直接行政管理转变为以政策引导为主, 经费调节为辅的宏观调控管理, 从而改变以往高等教育依附于教育部门的地位, 使高等学校尽快成为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
综合上述分析后, 本文认为, 我国高校财政拨款可以采用“基本拨款加专项拨款”的模式。基本拨款主要满足各高校的日常开支, 维持高校基本运营, 根据各高校各项成本的发生进行拨付, 专项拨款根据国家的需要, 确定各项因子进行拨付, 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 不断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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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比较 篇4
关键词：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绩效评价
一、概念
财政拨款的绩效评价,就是相关财政拨款部门,按照一定的评价方法和评价程序,依据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运用规范统一的评价标准,对财政拨款的款项使用结果、影响等方面进行的综合性考核。
二、高等教育拨款绩效评价现状
近几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模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先前的“基数+发展”到现在的“综合定额+专项补助”,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与进步。然而,两种财政拨款模式在绩效方面都仅仅注重对高等教育的资金投入,却没有重视产出效率。前一种拨款模式考虑因素单一,参考的是在校学生数和学校类型,未能将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学生培养成本差异考虑进去,也没有考虑到学校在不同职能活动中运行成本间存在的差异。综合定额则是生均标准确定依据不足,测算方法不够科学合理,主观性较大,且各个高校都倾向于综合性发展,因此,设定在不同类型学校之间定额标准已经失去其公平与效率的意义。
关于高等教育绩效评价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在教学方面,基本是通过打分的方式进行,学生评价一般是镶嵌在教务管理系统中,简单来说就是学生查分时,如果不进行评价,就无法看到自己的分数。而学生评分随意性比较大,并不能为评价带来积极影响。教师间的评价基本上也是形同虚设。因此,从整个板块来看教学评价的现状并不理想。从科研层面看,高校教师占有很高的评价地位,主要在于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定和职称晋升与教师自身科研成果具有直接相关性。科研评价可以说是决定其职称以及待遇的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但是目前的科研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很可能使高校教师“无心向教”,形成了一种“万般皆下品,唯有科研高”的境界。
虽然高等院校不断扩大规模,但财政支出却有所递减,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为此,必须要对财政拨款进行调整,选择一种有利于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绩效拨款方式。
三、高等教育绩效研究存在问题
对于高等教育经费,在很长时间内拨款时都没有考虑一些有关指标,如教育成本,两种拨款方式“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与“基数加发展”都有着一定的缺陷,前者未精确计算教学成本,并且粗略估算了别的开支项目,而后者忽略了规模效益,使得这两种拨款模式都没能将财政教育经费的作用发挥到最大,而造成高等院校热衷于规模的扩大,重复设立了大量的专业、学科,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随着我国财政支出管理体制的改革不断发展,各级政府部门包括教育部门开始关注财政支出资金的利用效率、效果,认识到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的重要意义。
(一)缺乏科学可行的绩效评价体系
中国高校在教育办学绩效考核方面的评价工作起步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没有统一的绩效评价机构,相关的绩效评价体系也没建立,各评价单位可能要根据自己的重点构建指标体系,大方面的指标体系不能系统、规范的对高等教育整体进行绩效评价,会存在以偏概全的弊端。
(二)缺少有效的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的监督机制
现阶段,虽然中国在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监督制度上略有改善,像某些地方已经在高校中进行统一集中支付的制度政策,可是还存在部分问题。首先,是还停留在注重合法性、合规性的审核阶段,其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的评价还属空白。其次,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审查目标仅停留在鉴证形式上,没有从审查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管理上存在问题当中发现其原因,找到建议与提出政策。最后,对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审查仍只是提供鉴证形式和财务报告的事后审查,而没有形成事前预防、事中监督的补助流程。
(三)高等教育绩效方面的关注度低
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在分配资金预算时,一直以规模而不是以效益为目标导向,其主要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满足各部门的需要,评价时只关注需要花费多少金额,对预算金额的运作和产出结果并没有重视起来,更没有从根源上思考和控制无绩效、低绩效的教育项目投资。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没有把办学绩效评价纳入到高校预算执行与管理的所有流程中。从高等教育的财政支出编制、执行到绩效评价,都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整体系统。
(四)绩效评价工作中对绩效目标认识不足
关于高等教育财政支出进行绩效评价,设置指标体系,应该事前明确高等教育的绩效目标。目前我国进行绩效评价的绩效目标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绩效目标的设立不清晰,没有系统化、细致化的表述,对绩效目标的研究不够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指标体系的构建,不利于绩效评价工作的展开。
(五)财政拨款绩效评价实际操作上比较困难
在操作上,因为高等教育产出并不能全部量化,所以在产出方面的考核比较困难,做不到像企业那样有规范的、可计量的投入产出和成本效益。高等教育的产出不仅包括短期的直接产出,如培养学生数,就业比例,还包括长期的间接产出,如整个社会教育程度的提高。这些产出受各种社会环境因素影响,难以衡量,在实际操作中比较困难。
四、政策建议
(一)加强高等教育绩效评价的体系建设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财政绩效评价实践还处于初级阶段,对绩效评价工作规范的制度和法律建设还不完善,导致对绩效评价工作的约束力度不够、权威性不强。在理论上虽然已经有了很多探索,但在实际操作中,绩效评价还不足以实现促进高等教育服务质量的改善和提高,绩效评价的实施工作很难展开。鉴于高等教育经费使用,资源利用效率低的普遍存在,加强对政府支出绩效评价的法制化和制度化建设,尤其强调对评价结果的应用,将绩效评价的结果与预算拨款金额挂钩,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和绩效评价报告制度相结合,有助于高校改善财政投入的产出效率。
(二)加强建立责任监督机制
很多高校对教育投资责任不明确,同时缺乏对绩效评价的重视。在教育财政资金的管理上,只考虑把钱花出去,如何分配,而不是积极考虑如何采取措施提高财政教育资金的效率。因此,应该建立高校问责制,通过明确的责任机制,提高高校运作的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使得高校管理科学化。在强化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管理的责任上,需要建立全面的监督机制,逐步将社会公共参与推行到监督中来,确保政府、社会及个人对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使用情况和产出结果进行有效的监督。实践证明对高校效益问题的问责行动,实行追究和监督,能够促进高等教育绩效评价的发展。
(三)设立面向绩效评价的绩效目标
根据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将绩效目标编入部门的预算,建立健全事前阐明、事中监督、事后评价的财政资金“跟踪问效”机制。因为绩效评价是结果导向型,绩效预算同时是一种重结果的预算分配方式,它会将部门以前年度的执行结果作为审批新的预算基础,促使各个部门注重预算执行过程中的绩效与责任。在预算执行时能够以绩效为目标严格控制其执行,并且重视预算执行的结果,把考核结果作为下一次预算的衡量标准,将绩效评价与绩效目标紧密联系,前后保障,既保证绩效目标的顺利实现,又提高了资金利用率。
(四)建立绩效评价所需的法律法规
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要取得实效,必须得到立法的支持,而且要制度化、法治化。通过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在整个财政资金使用及监督过程中的作用,包括评价工作采用的方法、程序、评价内容等,同时对评价主客体的权利和义务也要做出相应的规定,防止权责不明。
(五)创造有利于绩效评价的外部环境
我国高等教育绩效评价体系虽起步晚,但在理论研究上较为完整,如何保证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绩效评价工作的顺利实施成为问题的关键,需要扎实做好绩效评价工作的配套机制,例如,建立全面完整的信息资料库,真实的反映高校预算支出运行情况及评价结果。在绩效评价结果的基础上,形成高校间的竞争机制,使高校树立竞争意识,再按照绩效预算的要求,合理的分配财政资金,提高高等教育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绩效评价是目前高等教育财政学中最前沿也是最困难的课题,如何设置科学、合理指标体系,设定准确的评价标准,涉及到很多问题,这就使得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本身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国内,绩效评价更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财政支出体制尚在建设中,政府管理理念和方式还有待改变,法律制度建设、组织实施及结果的应用还需一个过程。因此,在缺少经验的条件下,对高等教育财政支出进行绩效评价,要本着先易后难,不断积累经验,从而全面推广。
参考文献
[1]付亚和等著.绩效管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程思豪.浅谈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0(4):157.
[3]陈工,袁星侯.财政支出管理与绩效评价[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4]吕炜.我国公共教育支出绩效考评体系的历史沿革与现状分析[J].经济研究参考,2006(92):25-31.
[5]张小萍.公共财政体制下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优化研究[M].上海:中国市场出版社,2009:77-104.
财政拨款比较 篇5
纵观我国高等教育拨款模式演变的三个阶段——“基数加发展模式”、“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模式”、“基本支出预算加项目支出预算模式”, 其都是在分析过去学校运行成本的基础上来确定经费分配的定额标准, 客观上承认了历史支出的合理性, 容易造成高校教育成本最大化行为的出现;更重要的是, 其拨款参数单一, 没有引入绩效指标, 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同时, 在进行拨款时没有完善的评价体系和相应的法律保障, 导致经费分配很难做到公正、透明。
由此可见, 我国高等教育要想打破瓶颈、取得更加长远的发展, 财政拨款模式需要改革且必须引入绩效的理念, 将预算拨款与高校的“绩效产出”联系起来, 使那些培养学生素质高和教学做得好的、科研质量和成果更胜一筹的、对社会贡献程度大的高校得到更多的财务资源, 从而使财政投入更有效率。
二、高校拨款模式引入绩效理念的思考
我国高校目前的财政拨款模式为“基本支出预算加项目支出预算”, 基本支出拨款为人员经费、日常公用经费等, 先对在校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生人数设定不同的系数, 换算为折合学生人数, 对于人员经费、公用经费设定不同的生均标准, 从而计算基础支出拨款。项目支出拨款是依据不同的专项如实验室建设专项、科研专项等下拨经费。现行的拨款模式因为设定生均标准使得财政拨款可以量化和表面上的公平, 但是要想使得财政拨款配置效率更高, 必须在常规性拨款的基础上引入绩效拨款的理念。为了保证各高校的基本运转, 绩效拨款不能完全取而代之常规性拨款, 而应当对财政拨款总额分配一定的比例给绩效拨款。英美等发达国家有比较成熟的经验, 如美国田纳西州绩效拨款的额度最高不超过6%。考虑我国的实际, 建议常规拨款占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总额80%, 绩效拨款占比20%。
大学作为非盈利性机构, 其不能简单的以利润来衡量其绩效, 只能从大学的职能出发, 研究大学的产出, 从而建立绩效指标体系。大学从古至今最基本的职能便是教书育人, 随着时代的发展, 大学又具有了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职能。教学方面产出指标有本科、硕博士研究生人数、毕业生就业率、精品课程数、重点学科数等;科学研究方面的产出指标有在有影响力的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国家或省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等;社会服务方面的产出指标如技术转让、专利出售收入额等。投入方面则主要是人力、财力、物力方面的投入。高校绩效的计算则为产出指标、投入指标。由于涉及多个高校的多个投入变量、多个产出变量, 且避免人为的设置指标权重, 故我们运用DEA法来计算各高校的绩效指数。
三、运用DEA方法量化高校某产出的绩效指数——以“科学研究”产出为例
数据包络分析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 通常应用是对一组给定的决策单元 (DMU) , 选定一组输入、输出的评价指标, 求所特定的决策单元的有效性系数, 以此来评价决策单元的优劣, 并可给出其他决策单元非DEA有效的原因和程度 (王丽萍, 2008) 。DEA法分析结果输出三个效率值, 分别为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 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是管理或者技术因素影响的生产效率, 通过纯技术效率可以看出各个决策单元对于各投入要素是否有效的运用, 以达到产出最大化;规模效率则反映了各决策单元是否在最合适的投资规模下进行运作。技术效率值为1时, 则为最有效率的单位, 整体运作处于最佳的状态。通过DEA分析, 我们还可以得出有效投入率和有效产出率。当DMU非DEA有效时, 则必定存在投入冗余ΔXi或者产出不足ΔYi, 有效投入率α=1-ΔXi/Xi, 有效产出率β=1-ΔYi/Yi。可以在保持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产出, 或者在保持产出不变的情况下减少投入, 从而改进效率。高校某产出的绩效指数=技术效率*有效投入率α*有效产出率β。
大学产出分为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四大类, 现仅以“科学研究”产出为例计算某个高校的绩效指数。将决策单元的关键投入指标、关键产出指标数值 (仅以科学研究产出的三个关键二级产出指标为例) 输入到DEAP2.1软件中, 得到“科学研究”产出变量的效率分析结果, 有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当纯技术效率为1时表明能够合理有效的对投入资源进行管理;小于1则表示技术、管理能力欠佳;当规模效率为1时表明达到了最佳生产规模, 小于1则应当控制投入规模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当DMU非DEA有效时, 依据有效投入分析和有效产出分析模型, 可计算投入与产出指标的调整量。如“科学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级指标”的绩效指数为某个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平均有效投入率*国家自然科学奖的有效产出率。
四、根据高校某产出的绩效指数计算财政绩效拨款额
高校常规性拨款仍然按照生均标准来计算, 财政拨款一定比例可以分出来作为绩效性拨款的总额。绩效性拨款则可以依据计算出各产出的绩效指数来进行计算。仅以科学研究这一产出为例, 其在国家自然科学奖方面的绩效拨款额计算如下:
设某级政府对于所管辖的所有高校在“科学研究”产出方面的绩效拨款总额为A, 则科学研究产出二级指标国家自然科学奖的绩效拨款总额B=A* (各高校国家自然科学奖的绩效指数平均值/科学研究产出所有二级产出指标的绩效指数平均值之和) 。计算某高校在国家自然科学奖方面的绩效拨款额C=B* (某高校国家自然科学奖的绩效指数/各高校国家自然科学奖的绩效指数平均值) 。其他产出如教学、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应该得到的绩效拨款额也依据此办法可以计算出来。
五、基于绩效评价的财政拨款模式构建的几点建议
我国高校常规性拨款已经日趋成熟, 但是绩效性拨款大范围的实施还需继续探讨切实可行的方式、方法, 现就绩效拨款模式的构建提出几点建议。
(一) 建立健全高等教育绩效拨款的法律法规制度
建议制定专门的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管理办法, 明确财政拨款分为常规性拨款和绩效性拨款, 计算分别占比多少, 并且明确绩效指标体系、明确绩效考评的流程、各参与主体的权力和责任, 明确绩效评估结果与绩效拨款数额之间的计算方法。同时, 法律制度还要能够执行, 投入资金是否到位, 投入资金的结构是否合理与公平, 投入资金的使用绩效是否达标等各个环节的问题都应落实到不同的责任部门。
(二) 设立绩效拨款委员会, 由独立第三方机构对绩效进行周期性考评
在政府和高校之间设立绩效拨款委员会, 直接对政府负责, 避免了政府的主观行为和干预, 扩大了高校的自主权。绩效拨款模式实际上是包含计算、评估、改进、反馈等一系列过程的整体改革工程, 绩效拨款的周期性评估可以使高校避免短视行为而注重长期效益。例如, 英国的基金会每四到五年就会进行一次研究测评, 根据各个高校科研成果的评分划定等级, 以此来确定拨款数额的多少。所以, 绩效评价应由独立第三方机构对各高校进行周期性考评, 评价结果直接报备绩效拨款委员会, 以便绩效拨款使用。
参考文献
[1]张友棠, 李思呈.大学预算拨款绩效模式构建及实施路径选择[J].财会通讯, 2013 (10) .
财政拨款比较 篇6
(一) 公共财政的性质概说
公共财政 (Public Finance) , 是指政府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 用于为市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分配活动或经济行为。“完全意义上的公共财政至少应当包括以下4点本质规定: (1) 以增进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为宗旨; (2) 以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 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标; (3) 最大限度地实行民主决策; (4) 充分接受民主监督。”[1]从公共财政的内涵和特征出发, 公共财政至少有3点突出的特性, 首先, 公共财政是一种服务财政, 公共财政不应介入私人产品, 是一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国家财政。其次, 公共财政是一种民主财政, 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必须通过一定的政治程序或曰“民主投票”做出决策, 即必须通过代表民意的权力机关审批政府预算和决算。再次, 公共财政是一种法治财政, 公共财政必然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 一切公共财政收支活动必须纳入法制规范的范围。比如公共财政支出方面, 各项公共财政支出都要严格按照国家预算法及其他财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和方法进行科学安排, 预算审批要公开透明, 依法进行。由此我们也得出, 投入公共产品是服务性政府的法定义务, 而保证公共财政投入的科学性、程序性是一个法治政府应履行的职责。
(二) 高校科研法律性质界定
高等教育法第五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据此可知, 高校的职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就高等教育的属性而言, 现在世界上把高等教育公认为准公共产品。而高等教育投入是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 是高等教育事业的物质基础, 是公共财政的重要职能。
与其他研究机构不同, 高校科研具有特殊性。高校科学研究不仅要服务于当前, 还要引领国家未来。高校不仅有提供“现货产品”的责任, 更要有提供“期货产品”的责任。换言之, 高校做课题的目的, 不仅是服务于政府当前的需要, 更要有助于培养人才。高校科研的这种特殊性决定高校科研经费的投入主体应该是政府, 而不能是让高校科研机构完全面向市场找课题、跑项目。而且, 高校在承担课题任务时, 完全按照市场的定价是不能反映其科研总成本的, 如其中的人员培养成本必须考虑进去。
科学研究是高校的职责, 也是高校教师的权利。就高校科学研究的性质而言, 具有双重性:一方面高校科学研究是一种公共产品, 是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收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 公用特征相当突出;另一方面, 高校科学研究是一种智力成果, 具有专有性、独占性的特点, 应该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高校科学研究作为一种公共产品, 资助主体为政府或公共机构是世界各个国家通行的做法, 也是公共财政投向的重点;而且在投入时, 不能仅仅用实用主义的标准来衡量高校的科学研究成果, 要充分考虑高校科研的基础性、传播性、引领性。高校科学研究作为一种“私人”智力成果, 其研究中的人员成本必须充分考虑, 在课题项目经费中必须单列人员经费;在成果转化上, 要兼顾政府、高校、教师个人三者利益, 以契约的形式明确三类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及利益分享机制, 而不是仅仅在教师拿到项目后, 学校收取一定的项目管理费, 政府落得论文漫天、科研繁荣的虚名。
(三) 高校科研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重构
高校科研相关主体有政府、高校和高校教师三类。目前这三类主体的关系是通过以身份为基础的人事制度维系的。政府通过师生比核定高校人员与机构编制, 高校根据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需要进行招聘或引进教师, 教师相对应的编制就有一份工资拨款, 这是“铁饭碗”, 是“财政饭”, 也是教师基本工资的来源。这种工资拨款方式只要教师进入学校, 完成基本工作量, 就必须发给基本工资。要鼓励教师做科研, 就必须有另外的资金安排去进行物质的激励, 包括年终津贴和科研奖励等。这使得高校不得不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去支持教师搞科研, “而当前我国并没有给教育部门安排科研事业费, 因而学校事实上不得不使用教育事业费及包括学费收入在内的其他费用来支持科研。这显然是不合理的”[2]。
从宪政关系的角度看, 在高校科研中存在着委托关系链条。首先, 公民或社会委托人大代表行使代理权, 代表民意, 表达诉求;其次, 人大代表委托政府或行政主管部门管理资金, 调控各方资源, 满足公民或社会对科研的要求, 每年人大要对财务报告进行审计;第三, 政府或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学校代理管好科研资金, 监督项目实施;第四, 学校委托教师或科研人员, 完成科研成果, 努力满足最终受益人的要求。
可以说, 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 到此处为止, 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3]。所以, 计划经济体制下三类主体基于身份为纽带的关系, 应该向委托、契约关系转变, 即高校接受政府委托, 为社会提供科研公共产品服务, 政府给予高校成本补偿或曰财政拨款, 高校教师与高校达成契约, 自愿选择科学研究, 获得相应的资助或是课题经费。在三类主体中, 政府拥有科研行政管理权, 同时有科研拨款的义务;高校具有科研的自主权, 处于中枢地位, 同时有科研基础服务和提供良好科研环境的义务;高校教师具有科研自由权, 同时有保证科研经费正确使用和提供真实科研创新产品的义务。
二、目前我国高校科研拨款制度的现状
(一) 高校科研财政供给缺位, 经常性科研财政拨款较少
总体上看, 我国科技、教育投入不足。《教育法》第五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具体比例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此规定在现实中执行效果并不到位, 从绝对数量看, 改革开放后, 科教投入确有较大增加, 但从占财政支出的相对比例分析, 近两年还出现下降的趋势, 而且财政科教支出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也是居于后列。“我国大学系统内基础研究的投入比重虽然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从1995年的15.37%上升到了2005年的23.41%) , 但是仍远低于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相应比例。”[4]“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确定到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达到4% (实际只达到2.78%) 。2001年我国财政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仅有3.19%, 世界平均水平为5.1%。”[5]目前, 许多高校是负债运行, 只能“保吃饭, 保运行”。《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发布的数据显示, 从1999年有贷款开始到2005年, 大概形成了2000亿到2500亿元人民币的高校债务。2007年8月14日,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在《上半年社会事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政策建议》中透露:据央行统计, 截止到2005年底, 高校贷款余额达2001亿元, 全国仅72所部属院校的负债已达到360亿, 平均每所院校负债5亿;个别高校由于债务问题已影响到学校正常运行。
从科研事业费的拨付标准看, 即使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国内一流研究型大学, 按专职科研人员编制计算的人均科研事业费也不足1万元。虽然拨款总量很小, 却是高校可自主支配的为数不多的国家财政性科研经费。笔者曾查阅几所省属高校的财务工作报告, 在财政补贴收入中, 有在职人员经费、定额公用经费、项目经费、离退休经费拨款、医疗补助、学生经费等, 但没有专项科研经费收入, 也就是说, 在每年的财政拨款中, 经常性的专项科研事业费是零。如果高校对教师的科研项目进行奖励的话, 那对高校来说, 科研项目申请纯粹就是“赔本赚吆喝”了。“作为大学科研人员从事自由探索性基础研究活动所需的重要保障:大学可以自主支配研究用途的非竞争性的科研事业费拨款却始终无法得到落实。”[6]高校教师自由研究的权利是受到抑制的, 因为没有经费支撑, 科研资料、材料的购买、论文版面费等一系列问题都无法解决。
(二) 高校科研拨款机制不完善, 经费管理部门相对分散
从中国政府对高校科研的资助方式看, 主要有政府直接拨款和科学基金两大主渠道, 其中政府直接拨款又可以划分为经常性科研经费拨款、专项科研经费拨款以及委托研究合同经费拨款等。经常性科研经费拨款主要体现为不与科研项目挂钩而与专职科研人员编制挂钩的科研事业费。专项科研经费拨款主要来自于各大国家主体性科技计划、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各项科研计划和专项拨款等。委托研究合同经费拨款主要是国家部委、协会 (例如卫生部、农业部、科协、法学会等) 和地方政府的科研计划, 通过委托课题或共建科技平台的方式对大学科研进行一定程度的资助。
从科学基金角度看, 我国高校能够获得的最为重要的科学基金主要包括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省 (市、自治区) 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等。
从经费的下拨部门看, 可以说是“九龙治水”、“诸侯割据”。以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为例, 高校可以获得的拨款主要有: (1) 国家教育部:“211工程”、“985工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教育部跨世纪人才项目;高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等。 (2) 教育部受托管理的霍英东教育基金、曾宪梓教育基金、邵逸夫项目、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 (3)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其中又分为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一般自选项目、青年自选项目。 (4) 国家科技部:主要是软科学、科研环境建设计划项目。 (5) 国家人社部:博士后流动站;留学回国人员各类资助计划;专业人员资助计划, 如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政府特殊津贴等。 (6) 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7) 国家发改委:关于政策与规划研究的一些项目。 (8) 其他部委、协会、各省、区、市的委托课题。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 经费管理部门是分散的。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大学科研资助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虽然教育部也设立了名目繁多的研究项目和科研基金, 但是相对于政府对大学科研活动的资助体系而言, 教育部的科研经费投入仅占很小的一部分[1]。
(三) 高校科研财政分配秩序不规范, 竞争性经费配置不合理
竞争性资金提供方式是中国政府对大学科研进行资助的主导方式, 政府几乎不给大学提供非竞争性的、经常性科研经费。而且, 资源配置上存在城市中心、效率优先、重点扶持、轻视和歧视民办教育、实力弱小的学校等特点, 在高校科研管理的系统中, 存在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之间、学术大师与青年才俊之间的“二元结构”。“211工程”、“985工程”只是少数学校的专利, 科研大项目只是少数名家或校领导的专利。
竞争性投入在提高高校教师科研积极性的同时, 也滋长了权力寻租和学术不正之风。在中国熟人社会的背景下, 申报项目时的竞争不是以学术科研质量为基础的, 而是以“关系”为后盾的。科研项目中的“跑部进京”正成为一种科研“潜规则”日益盛行, 受到学界有识之士的诟病与批评。
另外, 竞争性投入机制, 造成科研短期化、功利化。科研项目一般是按年度进行的。少则1年, 有些委托项目甚至几个月, 时间长的项目也不过三、五年。当项目结题时, 研究者的兴趣虽意犹未尽, 但新的课题诱使其必须转移目标而从新的开始。科学研究的连续性就中断了。而且, 由于科研项目设置大多数是根据当前发展需要确定的, 长期研究项目难以受到重视;受利益驱动, 高校教师对基础性研究往往兴趣不高, 学科发展的前沿方向很少有人关心。这样, 像猴子摘玉米似的, 今天研究这, 明天又研究那, 这怎么可能会培养出某一领域的学术大师呢?
(四) 高校科研财政预算管理不科学, 拨款审计监督不严格
高校科研经费的竞争性拨款资金管理模式是课题制管理。其政策依据是2002年1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科技部等四部委《关于国家科研计划实施课题制管理的规定》。但由于课题制在我国属新生事物, 相关的制度还不够完善, 使课题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一是开支预算科学性不高, 开支并非实际成本, 而是票据化的冲账。在科研成本中, 申报者挤占学校资源的间接成本并未得到补偿。还有课题决算报表不实、结题不结账等现象普遍存在。
二是经费使用随意, 审计不严。宽松的科研经费管理政策造成了课题经费的使用随意性大, 而观念的误区则使一些科研项目经费有“私人”化之嫌。所以, 课题申报往往形成“师徒帮”、“夫妻店”的局面, 许多经费成了“替补家用”的资金来源。
三是经费使用效益不高, 科研成果的转化率低。项目结题评审一般是学术圈内人士的“相互唱和”、“相互捧场”, 项目主持人花些评审费给钱“走过场”, 有的科研项目拿到几十万元经费后, 就干脆直接发几篇论文, “空对空”过关。
为此, 国家有关部门加大了对科研经费的监管力度。2005年6月, 教育部、财政部联合下发了《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 要求加强科研经费管理, 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益。2005年11月, 科技部下发了《关于严肃财经纪律、规范国家科技计划课题经费使用和加强监管的通知》, 出台了八条禁令, 并首次明确了课题依托单位和主管部门在课题经费管理方面的具体职责。然而, 由于我国尚未建立科学有效的科研成本控制机制, 高校科研经费使用效益不高的状况仍然较普遍。
总之, 我国科研拨款是以中央财政拨款为主、地方财政拨款为辅, 国家基金和重大规划项目为主、政府委托研究为辅的投入体系。资助模式属于政府部门分散主导下的竞争性科研经费投入体制。这种科研经费投入机制有利于激发高校教师竞争的潜力, 提高了高校教师申报科研项目的积极性, 但项目化的经费投入具有年度性的特点, 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 这一方面导致高校教师自由科研权利受到经费的抑制, 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科研短期化、功利化, 难以出创新成果, 难以培养学术大师, 影响整个国家的科研实力。
三、国外高校科研拨款制度的借鉴
世界各国对高校科研拨款制度同国家的教育体制、科技体制、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密切相关, 没有统一的、最优的模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政府拨款是高等学校办学资金的主要来源。政府通过建立一定的拨款机制分配其高等教育资源, 包括高校科研资源。
(一) 美国大学科研经费资助制度借鉴
美国大学获取公共科研资助最重要的三个渠道:一是联邦政府基于项目的竞争性科研经费;二是联邦政府基于国家科研平台的公共科研预算经费;三是来自州政府基于公式或绩效拨款的经常性科研经费拨款。
美国联邦政府对大学科研的资助政策有三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一是科研项目资助经费将大学为实施科研项目所可能发生的各类间接成本都已经考虑在内;二是人员性经费并没有一个硬性的比例限制, 而是根据科研项目的实施需要列支, 包括教师工资、博士后工资、研究生学费和聘用人员等均可列支工资劳务费用;三是对于大学内的全职教师从事科研活动的人员, 其从科研项目中列支工资的限制主要集中在时间限制方面 (从大学领取的工资加上从科研项目中领取的劳务费用不能超过其12个月的工资) , 不存在其他限制[7]。
美国科研经费, 无论是来自政府的还是来自各种基金会的, 都不是采用拨款制, 而是实行基金会制的管理办法。一般由研究者或机构提出申请, 基金管理部门聘请同行专家进行评审, 择优确定资助项目, 并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确定研究经费及其经费数额[8]。基金制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资助科研事业的做法, 我国高校的科研经费也部分采取基金制管理, 但相比之下, 部门利益在决定经费投向方面所起的作用仍然较大, 专家只是临时受雇佣的打工者。我们要借鉴美国在科研基金管理中的透明度原则和专家负责制。还有, 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 省和地方政府应加大对高校科研的投入, 合理分配高校科技资源, 增加商业化阶段的科研资金。
(二) 法国大学科研经费拨款制度借鉴
法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经费由国家通过教育部提供。2000年开始实施的“U3M计划” (即第三个千禧年的大学计划, 主要目的是增加教育资源, 提高教育质量, 推动科学研究, 确保高等教育能够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在2002-2006年的总预算超过500亿法郎 (1法郎=0.15欧元) , 其中402亿法郎包含在国家-地区的计划合同中, 教育部直接管理的是172亿法郎。
法国对科学研究的资助主要有“机构资助”和“项目资助”两种方式。机构资助是指政府部门和资助机构向研究机构支付的年度拨款, 研究机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使用这些资金。从某种意义上说, 机构资助是国家为科研事业提供的基本保障, 基础研究经常是通过这种机制获得资助。项目资助则通过研究机构向资助机构提出申请, 通过项目竞标获得的资助[9]。我们可以学习法国的是对高校进行稳定“机构资助”的科研经费拨款, 应根据高校人员和学生数进行经常性科研拨款用于保障科研人员持续自由研究, 保障高校科研稳定持久的研究和基础性项目研究。目前, 我国“机构资助”主要用来投入一些重大实验室、功能 (技术) 中心、研究基地, 依然是项目化的操作模式。
(三) 英国大学科研经费拨款制度借鉴
英国政府对大学科研的资助体系以其完善的“双元支撑体系 (Dual Support System) ”和精确的以科研质量评估为基础的量化拨款模式而著称。根据这一制度, 大学从国家获取的科研经费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来源:一是政府通过大学拨款机构下拨的学校经常性费用中的科研拨款;二是国家各大研究委员会下达的科研项目拨款。前者主要用于大学自身的科研投入, 包括学术人员、技术人员、文秘人员和行政人员的时间投入, 图书馆、计算机中心和其他服务的开展, 以及研究委员会资助项目所需实验室的基建、设备和日常开支;后者主要用于科研项目的直接开支, 但不包括实验室的日常运行开支及所需设备的开支。因此, 大学自身的科研开支主要有两方面的目的:一是为学校承担的研究委员会项目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二是保障所有教师能够从事基本的科研活动。
为了改变大学自身研究投入方面长期存在的随意性, 加强拨款的选择性, 英国大学拨款委员会在1986年开始实施新的公式化拨款模式, 对大学的经常性拨款分别根据教学和科研两大标准核定。在科研经费方面, 包括: (1) 科研人头费 (SR) , 根据学生人数及相应的额定教师数下拨, 主要保证进行基本的研究活动。 (2) 直接科研拨款 (DR) , 根据学校从各大研究委员会活动的科研经费收入下拨, 主要是用于资金配套。 (3) 科研合同附加拨款 (CR) , 根据学校从工商界和政府各部委所获的科研合同收入下拨。 (4) 评定性科研拨款 (JR) , 根据大学拨款委员会对大学的科研实力的评定和各大研究委员会的建议拨款[10]。
我国实行的科研拨款也有英国“双元支撑体系”的影子, 但是实施的细节设计不够。一是在政府对学校经常性经费科研拨款较少, 而且科研经费的拨款没有明确的选择性。二是在高校通过各种基金、各部门获得的课题项目得不到应有的配套。
四、我国高校科研拨款制度改革的建议
(一) 依法保障高校科研财政供给, 增加经常性科研财政拨款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规定:“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 2012年达到4%。”但如果政府职能界定不清, 活动范围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 高校科研财政拨款格局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是非常困难的。从我国对高校拨款模式看, 采取的是“综合定额加专项补贴”模式。这种模式仅以学生数作为单一的政策参数, 未对科学研究项目给予经费支持。因此, 必须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对高校科研的投入职责, 中央政府要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 加大对地方高校科研投入, 省级政府基于公式或绩效对高校进行经常性科研经费拨款;引进问责制, 切实督促各级政府对高校的拨款投入比例落到实处。要改革政府对高校的拨款办法, 将科研和学术支持系数费作为经常性的拨款项目加以规定, 激励高校履行科学研究职能。通过一定的公式拟定各院校的拨款标准, 在每一财政年度按时拨付到各院校, 作为科学研究的基础性投入, 由学校学术委员会、科研机构支配。
(二) 规范高校科研拨款机制, 统一科研预算管理
成立独立的统筹协调部门, 将目前分属于教育部、科技部、发改委、宣传部、社科院、社科规划办、自然基金委、人社部等部委的资金统一管理。目前, 国务院设有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 这个小组只是协调和议事机构, 建议在这个机构下建立实质意义的教育科技拨款委员会, 真正完善科研投入机制, 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改革。在立法层面, 研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研究法》, 统一管理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 改变现在各自为政的科研多元投入、分散管理的局面。
具体说, 将目前国家发改委负责的综合协调部门预算的职能和财政部负责预算的会计部门统一整合成国家预算委员会, 统一负责国家预算管理, 直属总理。预算坚持公开、法治原则。教育科技拨款委员会每年向国家预算委员会上报科研预算, 国家预算委员会审核后报全国人大批准。针对高校科研的费用, 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非竞争性投入, 即科研事业费, 将高校科研进行成本核算, 建立相对公平的基本参数, 确定拨款数额, 直属高校由教育科技拨款委员会直接拨付给学校, 地方高校则是转移支付到省级财政部门后再拨付到各地方高校。在非竞争性科研经费划拨后, 每五年进行一次科研创新评价, 对创新的影响要素进行打分, 并将分数公布, 作为科研创新积分, 设置鼓励性的奖金, 以此激励各高校科研创新竞争。
二是竞争性投入。国家各部委包括教育部、科技部、发改委、宣传部、社科院、社科规划办、自然基金委、人社部等在本部门预算中可以单列科研预算, 但涉及的科研预算必须在预算年度内向国家预算委员会申请预算支出, 经国家预算委员会汇总后, 提请全国人大批准。预算批准后, 资金由教育科技拨款委员会掌握, 各部委委托高校或其他机构进行研究, 由教育科技拨款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评审。个人申报的课题项目, 委托部门要充分考虑学校的隐形成本, 如学校图书、设施、人员成本等, 在划拨课题经费时, 一并下拨学校补偿经费。
(三) 改革科研基金运作方式, 试点科研开发银行
对于科研基金的运作方式, 为了克服项目申报中的不正之风, 可考虑先从一些地方试点建立科研开发银行。科研开发银行在地方直属于省政府, 为政策性银行, 主要职责是代理科研财政资金的拨付, 为科研发展服务。
科研开发银行的业务主要是: (1) 基础性科研经费的拨付。主要是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和省级科研投入资金的代管代拨。 (2) 重大项目的扶持。前期给予研究者无息贷款, 由学术荣誉进行担保, 进行项目启动, 中期科研成果网上公布, 接受社会监督、专家质询。如果不能通过网上考评, 项目列入黑名单, 项目负责人返还项目资金, 如有剽窃或其他学术不端行为, 五年内禁止申请学术贷款。通过网上考评的项目, 继续深入研究, 根据申请再次注入资金。项目通过专家盲评结题后, 所有资金作为奖励不再收回。 (3) 应用性项目的贷款。对应用性的研究项目进行无息贷款, 其科研报告、研究数据等科研成果转让费可以偿还科研贷款, 成果转让费进行利益分成, 科研开发银行、高校、高校教师三者按比列分享。这样有利于研究人员关注社会经济发展、关注社会需求, 有利于提高科研人员的责任感和创新动力, 有利于引导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对于 (2) (3) 两种项目, 项目审批中采用盲评方式, 申请人不分教授或讲师, 仅以项目的重要性和创新性为标准。经费预算以必要为前提, 由科研开发银行专业人员审计。银行组织人员进行过程监督和评估, 关注资金的安全运行。 (4) 单列青年研究资金, 资助青年教师科学研究。不要求在短期内提交学术成果, 还款方式为未来学术成就。这样可以给青年研究者一个宽松的成长环境。这样做, 也可以克服在中国“熟人社会”的现状下, 杜绝各高校的“关系运作”。
(四) 实施聘任制和年薪制, 提高科研资金的使用效益
改变高校教师国家干部的身份, 强化高校与教师之间的雇佣关系。高校教师是高校的雇员, 教师在签订用工合同前, 根据自己的实力进行讨价还价, 确定年薪数额。签订合同后, 教师的所有时间交给学校, 学校满足其工作量。高校教师在申请科研项目时, 要根据项目的难易程度, 来预估自己投入的工作时间, 假如, 教师估计要1/2的工作时间投入科研, 学校就要减少其1/2教学时间, 项目获批后, 科研经费中的人员成本归学校所有。教师的薪酬仍然执行合同标准确定的年薪。成果推介获得的奖励归教师, 成果其他收益, 学校与教师合理分享。不能推介的基础项目, 有学术委员会审议决定其价值, 如果教师在聘用期间拿不到科研项目, 工作量由教学、校内学术机构服务、社会服务来补上。这样有利于学校节约人力资源, 不会雇佣太多的教师, 教师整体收入将提高。并且, 这样可以激励教师科研创新的积极性, 因为如果粗制滥造科研项目, 则成果不能转化为效益和收入, 自己的薪酬只能保底。无形中, 科研资金的使用效率也提高了。
制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讲师, 安徽合肥230039) 摘要:大学章程一直是大学设立和治
理的制度性基点, 在对大学章程的功用与价值进行“现时态”的理论抽象时, 还应从本质意
*义上回归高等教育真实环境并大把握大学章程内在意蕴和潜在学的生特质。长根植从历史于视权角利看发, 大学章程展轨迹;章从形式视角看, 大学章程的规程角看, 范体系大学章程的严谨而程式;制定与实施从文化视的陆俊浸润着理关键词:大学章程;法治品性意识。格:历史;形
法杰式;文化
治无论是大学制度的强制性变迁还是诱品理的制度致性变迁, 性基点固化着大学组织体及其成大学章程都是作为大学设立和治格建立起稳定的员的行为模式, 在政府联接框架、, 为大市场、学的自治与法大学和师生间
治提供理性秩序。在对大学章程的功用与价值进行“现时态”的理论抽象时, 不能忘却从本质意义上回归高等教育真实环境并把握大学章程内在意蕴和潜在特质才是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主要依据。
无论从已然的历史脉象、实然的文本和效力发挥, 抑或是应然的价值诉求角度来看, 大学章程在东西方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发挥着理性化的功用。大学的运行主要靠以章程为纲的具有约束力的规范来调节;大学章程不仅要反映举办者的意志, 而且还要反映大学内部权利义务主体的整体意志。大学内外权力主体与被管理者的共同意志通过大学章程反映出来并平等地受章程的约束。正是对高等学校教育关系主体权利确认及权力制约, 显示出大学章程独有的法治品格魅力。
一、大学章程的生长根植于权利发展轨迹———历史视角
谈到大学章程必然会述及中世纪的特许状, 那是大学章程的最远古的表现形式, 存在于中世纪。在这个神学主义充斥的年代, “市民阶层随城市兴起和工商业发展聚集成立行会保护自己利益, 并逐步发展成被特许的师生联合自治团体而逐渐成立大学”[1]。随着市民意识的觉醒, 学校内的教师和学生为了保护自己权益不受侵害而与教皇、世俗王权和宗教势力进行抗争, 相继取得了治安特权、结盟权、罢课权、教学方法自决权、校长确认权、居住自由、生活和教学秩序不受干扰、免税免役等各项权利。皇权最终确认了大学的法人资格, 通过特许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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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比较 篇7
行政单位收入是该行政单位取得的各类非偿还性资金, 一类是财政拨款收入, 主要是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 比如水利部从财政部取得的财政拨款, 某省水利厅从该省财政厅取得的财政拨款。 另一类是其他收入, 主要是依法取得的除财政拨款收入之外的各类收入, 比如从非同级财政部门 (某中央单位派出机构从驻地财政厅取得收入) 、上级主管部门取得的用于完成项目或专项任务的资金 (某中央单位派出机构从主管部门取得的专项任务资金等) 、库存现金溢余等。
行政单位取得的一些到账资金不应纳入单位收入, 例如:应当上缴财政的罚没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资产出租收入等, 上述资金可参照往来款项加以管理; 从其他财政部门 (非同级财政) 、 业务主管部门等取得应当指定拨付到给其他单位的, 且尚未纳入本单位预算编报范围的资金, 不属于行政单位的其他收入, 应视同往来款项, 在“其他应付款”科目中核算。
二、行政单位财政拨款收入的具体范围及取得方式
行政单位财政拨款收入根据支出性质可分为两大类, 一是单位为基本支出 (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 而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 二是为其特定项目支出而从同级财政部门申请取得的财政拨款资金。 可以看出, 这两类收入有一个共同点, 收入的来源一致, 均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
财政拨款收入应当在单位实际收到款项时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进行计量。行政单位财政拨款收入的取得方式因财政资金支付方式的不同而不同, 根据行政单位财政资金支付方式的差异, 行政单位财政拨款收入的取得方式可分为财政直接支付方式、 财政授权支付方式和其他支付方式, 由于三类支付方式的业务流程不同, 财政拨款收入的确认也存在一些差异。
三、三类支付方式下财政拨款收入的确认
( 一) 财政直接支付方式下财政拨款收入的确认
在这种支付方式时, 单位根据年度部门预算和用款计划, 在需要支付财政资金时, 向同级财政提出直接支付申请。 财政部门对该申请进行审核确定无误后, 通过零余额账户将此项资金支付给收款单位。单位根据财政部门委托零余额账户代理银行转来的《入账通知书》等相关原始凭证确认财政拨款收入。
( 二) 财政授权方式财政拨款收入的确认
在这种支付方式下, 单位根据年度部门预算安排, 参照当年用款计划, 按规定时间和程序向财政部门申请授权支付用款额度。财政部门对该申请进行审核确定无误后, 将授权支付用款额度下达到单位零余额账户。单位根据零余额账户代理银行转来的《到账通知书》等相关原始凭证等确认财政拨款收入。
( 三) 其他支付方式下财政拨款收入的确认
在其他支付方式下, 单位根据年度部门预算安排和分月用款计划, 按规定的时间和程序向财政部门提出资金拨入请求。 财政部门经审核无误后, 将财政资金直接拨入单位的开户银行。 单位根据开户银行转来的收款通知确认财政拨款收入。
四、财政拨款收入使用过程中的主要账务处理
行政单位账中“财政拨款收入”科目应设置 “基本支出拨款”和 “项目支出拨款”明细科目, “基本支出拨款”用于核算安排在基本支出的资金, “项目支出拨款”用于核算安排在项目支出的资金。
( 一) 财政直接支付方式下行政单位财政拨款收入的账务处理
直接支付方式下, 单位根据收到的《财政直接支付入账通知书 》 等相关原始凭证, 借记“经费支出”科目, 贷记“财政拨款收入”科目。
年末, 单位根据年度直接支付预算指标与直接支付实际支出数的差额, 借记“财政应返还额度 — ——财政直接支付” 科目, 贷记“财政拨款收入”科目。
1. M单位为某中央部门垂直管理的二级预算管理单位, 单位性质为行政机关 (下同) , 收到银行转来的《财政直接支付入账通知书》, 财政部门为该单位支付了为开展日常行政活动所发生的经费48 000元。该单位应当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2. M单位收到银行转来的 《财政直接支付入账通知书》, 财政部门为该单位支付了为开展某项专业活动所发生的经费32 000 元。 该单位应当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3. M单位职工工资由财政部门统发, 月底收到银行转来的《财政直接支付入账通知书》, 财政部为其支付在职人员工资250 000 元。 该单位应当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需要说明的是, 根据新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中“应付职工薪酬”科目的核算有关规定, 在确认“应付职工薪酬”时, 应当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4. M单位本年度直接支付额度 (基本支出拨款) 800 000 元, 其中当年实际支出数 (基本支出) 为750 000 元, 年末该单位应收财政返还的资金额度为50 000元。 该单位应当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 二) 财政授权支付方式下行政单位财政拨款收入的账务处理
授权支付方式下, 单位根据收到的《财政授权支付额度到账通知书 》, 借记“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贷记 “财政拨款收入”科目。
年末, 若本年度授权支付预算指标数大于授权支付额度下达数, 根据两者间的差额, 借记“财政应返还额度———财政授权支付”科目, 贷记“财政拨款收入”科目。
5. M单位收到银行转来的 《 授权支付额度到账通知书 》, 收当月授权支付额度250 000元, 规定用于本单位日常行政活动开支。该单位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6. M单位收到银行转来的 《授权支付额度到账通知书》, 收当月授权支付额度300 000 元, 规定用于某专项活动的开支。 该单位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7. M单位本年度授权支付的预算指标为1 700 000 元, 其中:基本支出拨款指标数为700 000 元, 项目支出拨款指标数为1 000 000 元。该单位本年授权支行付下达额度数1 400 000 元, 其中:基本支出拨款支付额度下达500 000 元, 项目支出拨款支付额度下达额度数900 000 元。 年末, 该局应收财政返还额度为300 000 元。该局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三) 其他支付方式下行政单位财政拨款收入的账务处理
其他方式下, 单位根据实际到账的财政资金, 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贷记“财政拨款收入入””。。
8.N单位为某中央部门垂直管理的二级预算管理单位, 单位性质为行政机关, 尚未纳入财政国库单一账户制度管理。该单位收到其开户银行转来的收款通知, 收到财政部门拨入一笔预算经费100000元, 规定80000元用于某专项活动, 20 000元用于该单位日常行政活动。该单位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四) 本年度收回直接支付的资金时, 借记“财政拨款收入”, 贷记“经费支出”等科目。
9. M单位收回采用财政直接支付方式支付某专项活动资金20 000 元。 该单位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五) 年末, 将 “财政拨款收入”本年发生额转入财政拨款结转时, 借记“财政拨款收入”, 贷记“财政拨款结转”科目。
M单位年终结账, 该单位 “财政拨款收入” 总账账户的贷方余额为350 000元, “财政拨款收入”明细账户的贷方余额为:“基本支出拨款 ———日常公用经费”50 000 元;“基本支出拨款 ———人员经费”100 000 元;“财政拨款收入 ———项目支出拨款”200 000 元。该单位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摘要：文章介绍了行政单位收入的概念及内容, 总结了行政单位财政拨款收入的范围及取得方式, 明确了行政单位财政拨款收入不同取得方式下的确认依据, 最后通过应用实例详细介绍了行政单位财政拨款收入的会计核算处理。希望本文能加深行政单位财务人员对财政拨款收入的理解认识, 进一步规范行政单位财政拨款收入的核算管理。
财政拨款比较 篇8
关键词：疾病预防控制,财政拨款,问题,建议
长期以来, 按照人数进行定额拨款一直是我国疾病控制预防财政拨款的主要方式, 其与落实疾病预防控制任务没有直接联系, 不利于财政款项的合理划拨, 不利于财政经费的有效使用。因此, 探究合理的疾病预防控制财政拨款机制具有是非常必要的。
一、现行疾病预防控制财政拨款中存在的问题
(一) 疾病预防控制项目成本预算问题
现行的疾病预防控制项目成本预算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 尚未建立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成本会计制度。成本会计制度根据不同的管理与对象要求, 在相应的会计科目统驭下, 记录、汇总和分配生产经营中产生的费用消耗, 计算测算对象成本, 从而分析、预测成本。成本会计一般包括:成本测算对象的确定、成本报表的编制、成本账册的设置、单位成本与总成本的测算、成本预测、成本计划的制定、成本目标确定以及成本控制等内容。我国疾病预防控制组织还未建立完善的成本会计制度, 成本测算的条件达不到标准, 大部分疾病预防控制的成本测算只是账外测算, 从原始报表与财务账册中间接获取成本资料, 预算成本进度较低, 难以提供精准的成本信息给机构管理者进行参考。从长期发展来看,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根据疾病预防控制的特点, 积极引入、建立、完善成本会计制。其次, 疾病预防控制组织的会计手段相对落后, 缺乏专门的成本测算软件。第三, 疾病预防控制缺乏统一的评价方法与评价指标, 不利于精准测算单位成本。
(二) 疾病预防控制单位的经费筹集问题
现行疾病预防控制单位的经费筹集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 疾病预防控制经费的增长幅度明显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 疾病预防控制财政拨款力度相对减弱。虽然, 我国卫生防疫事业的财政拨款的绝对值仍有增加, 但是增长幅度有限, 不利于发展疾病预防控制事业。其次, 疾病预防控制单位经费的主要来源是有偿服务收入, 有损于疾病预防控制的公益性质。第三, 疾病预防控制财政拨款没有和服务项目挂钩, 不利于约束或激励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二、疾病预防控制财政拨款机制分析
CDC是美国疾病预防控制的主要承担者, 其是具有国际合作、科研培训、卫生执法监督、疾病预防控制等多种职能的公共卫生机构。国家按照疾病预防控制服务项目拨付CDC预算资金, 从而保证了CDC具有十分充足的经费, 从而不存在有偿服务收费的现象。香港特区政府的公共卫生工作由卫生署主管, 政府资金拨付充足, 卫生署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卫生保健上, 整个香港地区的公共卫生服务网络非常完整。分析以上国家或地区的疾病预防控制财政拨款情况, 发现以下共同点:政府公共财政是疾病预防控制经费的主要承担者;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财力、物力、人力等资源均有着较为充分的保障, 能够及时应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政府根据疾病预防控制服务项目进行财政拨款。借鉴以上的成功经验, 我国应当将疾病预防控制经费拨付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服务项目挂钩, 根据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提供的服务项目进行财政拨款。这样不但能够充分调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无偿服务工作的主动性, 而且还能够有效地约束、监管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工作。
三、疾病预防控制财政拨款建议
(一) 有偿服务收费取消, 财政拨款投入加大
疾病预防控制属于有着外部效应的准公共产品或公共产品, 具有非抗争性与非排他性等特点, 疾病预防控制的价值不可以全部由价格衡量, 疾病预防控制的价格也不可以全部依赖市场进行调节。疾病预防控制应按照非市场原则, 由政府直接进行财政拨款予以保障。国家财政拨款应当成为疾病预防控制组织经费的重要来源, 并且能够确保疾病预防控制组织经费的合理需要。因此, 应当建立、完善疾病预防控制财政拨款的长效机制, 根据卫生经济政策的要求, 保证疾病预防控制财政拨款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不断增长, 并且增长的幅度不应当低于财政支出的总体增长幅度。鉴于国际通行作法以及疾病预防控制的公益性质, 国家应当颁布取消疾病预防控制有偿收费的法律法规或相关政策。对于大部分疾病预防控制组织而言, 有偿服务收费取消意味着主要经费来源被断绝了。因此, 要确保疾病预防控制的长期稳健发展, 就必须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与政策。
(二) 改进财政拨款机制, 加强项目预算管理
改善现有的疾病预防控制财政拨款机制, 在保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人员经费的前提下, 建立疾病预防控制项目基金, 根据实际情况, 依据卫生防疫站评审标准、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规范以及相关的条例、法规, 选择、确定合适的服务项目, 通过政府财政税收保证资金来源。卫生行政主管单位应当制定、完善疾病预防控制项目计划, 提高项目资金的监管力度, 须做到资金专款专用。制定明确的疾病预防控制服务项目的质量与数量的目标, 并将其与资金的发放挂钩。卫生、财政等主管部门应当协同进行立项、实施、验收, 卫生主管部位须要做好下列管理准备工作:首先, 明确疾病预防控制组织须要提供的项目;其次, 测算疾病预防控制项目的成本;第三, 制定、完善疾病预防控制项目的评价、考核体系;最后, 制定、完善依据疾病预防控制服务项目进行财政拨款的相应措施。
(三) 加强成本预算, 加强经济管理力度
为了有效地利用财政资源, 提高疾病预防控制服务项目经济管理水平, 就必须进行成本预算。所以, 在国家财力相对紧张, 疾病预防控制事业经费捉襟见肘的情况下, 应当改变传统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不搞测算、不计成本的不良做法。若是在短期内无法建立科学合理、规范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成本预算体系, 就将会导致各级地方与国家在进行疾病预防控制项目经费划拨时, 缺乏科学的依据与指标, 将阻碍疾病预防控制事业的长期、稳健发展。因此, 建议疾病预防控制组织应当尽快引入成本会计制, 使得成本会计的组织完善, 制定、完善疾病预防控制成本会计制度。此外,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还应当建立、完善信息管理系统, 实现成本预算电算化, 科学、规范地进行疾病预防控制各个服务项目的成本测算。
(四) 给予适当优惠政策
我国已经征收了多年的教育附加税, 用于发展教育事业, 并且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效, 为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添砖加瓦。健康和教育一样, 在综合国力的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方面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 我国应当总结教育事业发展的经验, 可以在国民收入中提留适当的比例, 将其用于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在具体操作中, 可以征收用于补偿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附加税。此外, 我国还应当给予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电、气、水等能源使用的优惠, 免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排污费、车辆养路费、土地使用税等费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 疾病预防控制离不开财政拨款, 要进行科学的财政拨款, 就必须改进现有的财政拨款机制, 例如取消有偿收费、加大财政拨款投入、加强项目预算管理等, 从而为疾病预防控制事业的稳健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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