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款方式（精选6篇）
拨款方式 篇1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十八大对高校提出的新要求和努力的方向。内涵式发展不仅要以提高教学质量、办学效益为目标，而且要建立完善的财政资金预算制度和管理制度。研究内涵式发展的内涵及高校绩效预算改革的历程，结合我国高校财政预算拨款的现状，在借鉴英国高校绩效拨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一套符合我国高校特色的预算拨款模式，对推进我国高校内涵式发展及财政预算改革具有实际意义。
一、高校内涵式发展研究综述
内涵式发展以提升办学质量、突出培养高质量人才为宗旨。这种发展模式将传统的以规模、数量、综合办学的理念转化为以质量、效益、特色、文化等软实力的办学理念，具有战略高度和前瞻性。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研究，国内外学者的主要观点有：
（一）内涵式发展内涵方面的研究
在内涵式发展内涵界定上，国内外相关研究较多。
我国研究高校内涵式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在研究内涵式发展内涵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乔万敏、邢亮（2009）从逻辑学角度提出高校内涵式发展是指以挖掘现有潜力、调整优化专业结构、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的发展模式。马仁听（2012）提出，内涵式发展是一种以质量为核心追求整体效益的模式，并特别提出高职教育要与市场经济紧密联系起来，实行合理化经营的观点。康德武、袁健（2013）认为，内涵式发展是一种与扩展规模与调整结构外延式发展相互促进的高质量、有效益和有特色的发展模式。董刚、杨理连等（2013）特别对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他们认为：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是以提升院校核心发展能力、优化专业和知识结构、深化改革、改进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模式。金朝晖（2014）指出，内涵式发展是具有统筹兼顾特性、以人为本为基本理念、以提升质量为目标并追求公平公正的发展模式。彭小建（2014）从提升人才质量、师资素质、学科专业、专业特色、文化、管理等6个核心要素角度对内涵式发展中质量提升的界定。
国外高等教育对内涵式发展的研究虽没有特别提出概念，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教育实践来看，无论是法国政府（1984）提出的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现代化核心的主张，还是欧盟统一掀起的以提升学生就业能力为提高教育质量主攻方向的改革实践，都足以说明发达国家对以提升教育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的理解和实践都走在了前面，也为我们研究并创新高校内涵式发展模式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
（二）内涵式发展的意义及必要性方面的研究
刘朝马、吴敬等（2009）以浙江理工大学的发展及存在问题的实际情况出发，阐述了实施内涵式发展战略的迫切性和现实意义。康德武（2013）从党的十八大报告、高教三十条和胡锦涛同志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的讲话精神出发，从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新期望和新部署及与国际高等教育的差距等方面，提出了加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必要性和紧迫性。刘传铁（2014）从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历程及所在省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分析了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必要性。金朝晖（2014）认为，内涵式发展对加强高校党建工作、提升高校软实力、创新教育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殷楚贤、朱跃东（2014）从高校专业建设重复、教学资源分散、学生就业困难及综合素质和技能缺失等问题角度，提出坚持内涵式发展，依靠教育质量、办学效益、文化传统等软实力，促进高校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现实意义。
（三）内涵式发展路径及对策研究
张梁平（2007）认为，加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应从人才质量提升、专业体系优化、办学理念凝聚及体制制度创新、大学文化及精神重塑等方面入手。刘朝马、吴敬等（2009）从文化精神建设、创新意识、建设特色专业、优化教学质量及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提出了实施内涵式发展战略的举措。马仁听（2012）从科学定位、服务经济、市场需求出发，从思想观念转变、课程内容优化、师资队伍建设、校企合作、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完善内涵式发展的具体措施。李楠、许门友（2013）在强调体制创新和文化塑造的同时应注重优化师资队伍，夯实提升教育质量的基础。董刚、杨理连等（2013）从内涵式发展质量评价原则、体系构成界定出发，提出了构建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质量评价体系应注意的问题，对高职院校加强内涵式发展具有导向作用。韩伏彬、彭小建（2014）提出从办学定位、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质量保障体系构建四个方面推进高校内涵式发展。曹炎（2014）从管理体制和制度建设创新上，提出了高校内涵式发展的见解。任梅、张智荣（2014）从地方普通高校角度，提出了从特色办校、提升管理水平和借助扶助政策三方面加强内涵式发展，这对地方性高校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高校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综上可见，国内对内涵式发展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还属于探索和发展阶段，多是从内涵式发展概念、意义及发展建议方面进行定性研究，将内涵式发展与某一领域应用相结合的研究还不多，涉及制度和管理模式创新的文献更是少之又少。内涵式发展需要资金的支持才能更好运转，但在对以往文献研究的整理中，发现涉及内涵式发展环境下财政绩效预算制度改革和创新的非常少。鉴于此，笔者认为，从内涵式发展的动因、内涵入手去研究高校绩效拨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高校绩效拨款研究综述及我国绩效拨款概况
高校绩效拨款是拨款主体依据高校或组织、人员等在教学质量、科研水平、社会服务能力等方面所测评出的绩效为标准，从而对其进行划拨款项的拨款模式。本文研究涉及的拨款主体主要是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高校主要指政府拨款的公立高等院校。
（一）绩效拨款的概念及内涵研究综述
在绩效拨款概念及内涵的研究上，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均较多。美国的萨米和豪普特曼（2006）认为，绩效拨款是指与绩效挂钩的拨款方式，包括竞争性经费、绩效专项经费、绩效公式和绩效合同等拨款。美国的约瑟夫·博克（Joseph Burke）和亨利克·米纳西恩斯（Henrik Minassians）结合美国高等教育绩效拨款状况，将绩效拨款界定为：绩效拨款、绩效预算、绩效报告。
我国学者陈伟（2002）提出，绩效拨款是指以绩效为基础，以高校在科研、教学等方面的业绩表现为标准，且指定款项用途的拨款模式。熊筱燕（2007）认为，绩效拨款是依据对高校绩效考评的结果，确定高校拨款模式并解决占有政府财政拨款公平性问题，是提高教育投资效率的一种经济手段。夏建刚（2002）从制度层面提出，绩效拨款是高校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资源的有效配置。郑晓凤（2006）从拨款方式、特征等角度提出，绩效拨款是依据产出指标划拨财政款项的一种拨款方式。王振鹏（2009）从绩效拨款的范围界定了高校绩效拨款概念，他认为，绩效拨款是高校绩效产出行为对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施加的效能过程，即绩效拨款是指除了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和教育附加拨款之外所有的拨款形式。
对以上几种对绩效拨款概念的研究进行比较后发现，对绩效拨款概念的理解虽然不同，但都涉及拨款模式以绩效产出为拨款依据和标准，引入竞争机制能有效调节高校财政拨款资源、实现高等教育公平性和提高教育投资效率这一核心特征。这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内涵式发展下高校绩效拨款模式的创新具有重要启示。
（二）高等教育绩效拨款的理论基础研究综述
国内外对于高等教育绩效拨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研究主要依据三种基础理论：
1. 绩效理论。
该理论认为绩效拨款是政府为实现教育投资更好的投入产出比所采取的一种拨款方式。如：安心（2004）提出，高校应在投入产出标准下实施绩效拨款制度，以实现高校的产出效益。孙黎明（2010）探索性地构建了一套高校绩效考核的指标体系，用以衡量高校的绩效产出。张炜（2008）从资源分配公平视角，提出应以产出绩效来评价政府拨款的公平性。
2. 新公共管理理论。
该理论在强调高校绩效拨款以产出为导向的同时应引入竞争机制，对政府的职能特别是在协调高校和社会各利益方关系上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如：王振鹏（2009）在其论文中提出，要引入竞争机制参与高校财政拨款的资源配置，实行诸如“竞争性招标”、“业务合同出租”等方式，以提高组织工作效率，从而达到有效配置教育资源的目标。
3. 委托代理理论。
该理论认为，高校与政府之间是一种财政资源的委托代理关系，应关注两者之间的权利分配。如：马红斌（2012）运用该理论构建了高校财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严吉菲（2008）在对部分OECD国家绩效拨款运行机制研究的基础上，以该理论为基础归纳分析了运行机制各因素的组成及互动关系，结合我国绩效拨款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实施建议。
（三）绩效拨款模式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研究绩效拨款模式多以总结国外实践经验为主。孙志军、金平（2003）认为，政府教育拨款包括协商拨款、投入拨款和产出拨款三类，国外在教学经费拨款上普遍采用公式法，且多用合同或绩效评估法对科研项目进行拨款。夏建刚（2002）、郑晓凤（2006）、金子元久（2003）分别分析了美国、英国、日本等国高等教育的拨款方式、运行机制和引入市场机制在绩效拨款中具体实施的思路。总的来说，拨款方式主要有以下6种：
1. 基金制。
国内研究这方面的学者有魏新、官风华、陈良焜、李文利等。他们从实行基金制的目的、来源、内涵、实施步骤等十个方面对教育基金制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其基本观点是：以政府财政拨款作为基金主要来源，并将基金分类为普通基金和专项基金。其中：普通基金由高校统筹支配并自主用于基本建设；专项基金用于高校重点项目和学科建设等专项建设。所有基金由统一的基金委员会进行分配管理。
2. 成本绩效拨款模式。
研究的学者有魏新、官风华、王寰安、张兴等。他们将高等教育成本划分为教学费用、辅助费用、行政费用、学生生活费用、建筑维修费用、后勤服务费用、离退休人员费用和其他费用，认为高校应在关注产出效益的同时，注重成本这一重要因素。
3. 公平、绩效、合同为导向的拨款模式。
研究的学者有李宏葱、杨卫东、田凤喜等。该模式强调兼顾绩效和公平性，对日常运行拨款实行综合定额拨款法，对专项拨款可采用合同拨款法，并提出试行以教育券等间接拨款方式来提高教育投资的效率和效益。
4. 教育凭证拨款模式。
代表人物有米尔顿·弗里德曼、樊继轩、窦继来等。该模式强调引入教育券这种间接拨款方式来推动公平竞争机制的建立。
5.“层次定额+绩效发展”拨款模式。
国内学者张炜是该模式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推行该模式，应首先以上年度财政拨款的中位数作为拨款定额，结合各高校专业差异带来的需求差异进行补贴，在对高校评估结果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追加拨款及追加的金额。
6. 绩效预算管理模型。
建立该模型的核心思想是以效果和产出的评估代替政府复杂的考量工作，运用该模型对绩效进行预算，并实施财政拨款。
（四）我国绩效拨款历史回顾
我国教育产生即存在绩效拨款。但真正提出绩效拨款概念并对其进行研究则是从清末洋务教育开始的。洋务教育时期，清朝政府先后创办30多所学堂，主要以外国语、军事科技教育等涉外教育为主要内容，它是政府重点支持的教育改革工程。在这一时期，对外派遣留学生的学习经费和生活费用都由海关支付，鼓励学习外国科学技术和西方知识，虽然洋务运动最后失败，但开启了我国绩效拨款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现代高等教育在财政拨款方式和政策上都有很大改变。民国时期，受西方教育思想影响，新民主教育发展很快，这一时期教育的受众目标主要是干部，教育经费也将干部教育放在第一位，专门建立了正规化的干部培养大学，这种集中有限教育资源重点支持某一领域的拨款理念，对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实施绩效拨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实施的绩效专项经费拨款和竞争性项目绩效拨款是绩效拨款的一项改革。其中面向高校整体的绩效经费有“211工程”、“985工程”、“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等。针对某一竞争性项目的经费则有类似“863计划”、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从国家层面安排专项资金，对重点高校或项目进行扶持和重点建设，体现了国家层面对高校实施绩效拨款的决心和信心。
三、内涵式发展与高校绩效拨款的关系
内涵式发展作为高等教育现阶段及未来发展和努力的方向，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以提高质量为核心、提升办学效益为目标，这里的质量不仅包括人才培养的质量、教学的质量，而且包括就业的质量、就业竞争力和高校社会满意度等方面的要求。内涵式发展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涉及高校内部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和支持。内涵式发展所要求的高质量人才，不仅需要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师资队伍建设、专业结构优化上做出努力，而且需要健全的机制和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提供强有力的保障。管理体制的创新是保障高校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顺利开展的基础和前提。离开高校管理机制创新而大谈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空谈，内涵式发展需要管理机制和规章制度等组织措施强有力的保障才能够实现。
在各种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中，财政预算制度应放在首位，因为任何发展都需要资金的支持，而政府财政预算拨款又是高校运作资金的主要来源，所以财政预算拨款制度的创新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意义就凸显出来。目前我国高校传统的财政绩效拨款模式已经严重阻碍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前进步伐，深入推进高校绩效拨款制度的创新是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外部动力。总的来说，高校内涵式发展要求推进绩效拨款制度的创新，而高校绩效拨款制度的创新又可为内涵式发展提供动力和保障，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四、英国高校绩效拨款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一）英国高校绩效拨款模式的特点及成因
1. 英国高等教育体制具有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两大特点。
各高校财政资金由中央统一管理，地方政府不参与拨款。英国高校绩效模式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其理论研究起步较早。在绩效管理机制方面，英国有很多中介结构，如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HEFCE）、苏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SHEFC）、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委员会（QAAHE）等专门负责管理该国科研项目、教学质量项目的绩效评估，规范绩效拨款项目，政府给予各基金会相应的自主权并共同商讨经费需求及分配方案，指导这些机构对经费的分配。基金会属于半官方性质，通过高校申报、第三方评估对经费进行分配划拨，定期向教育部门汇报经费使用情况。既在绩效拨款数额上严格控制，又在拨款方式上实行直接拨款和间接拨款相结合，重视成本计算，讲究用款效率。在科研经费分配上，将拨款额度与研究成果挂钩，每隔四到五年进行一次科研水平评估，将评估分数作为三大类学科预算分配的标准和依据，根据评估结果将高校科研质量划分为不同等级并给予不同拨款额。鼓励高校根据自身不同学科科研优势优先发展，自行安排资金。在教学经费管理上，英国一改之前以学生数量作为拨款标准的做法，鼓励高校制定效益指标和建立激励机制，尝试运用以评价结果作为拨款依据的拨款方式，鼓励其他有益于教学质量改进的其他活动。
2. 英国高等教育绩效拨款模式充分体现了公共拨款公平性、效率性和透明性的特征。
英国教育管理部门通过建立完善的竞争机制、周期性评估机制、审计监督机制对各高校拨款项目进行管理。在科研经费划拨中引入竞争机制，通过高校申报、评估机构评估、基金会监督等措施，将拨款额度与科研水平进行挂钩，同时建立科研成果绩效评价机制，组织进行周期性评估，每过四到五年重新设定评估指标，并根据评估分数划定等级及拨款。各高校还可根据学科特色优先发展有学科科研优势的领域，促使高校教学和科研分离，这些措施都对我国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3. 英国基金会制拨款模式成功的原因。
(1)强调绩效意识，将拨款与高等教育绩效产出相挂钩。绩效产出包括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2)绩效拨款中的绩效评价注重建立科学、公开公平、透明的评价体系，鼓励第三方甚至多方参与到绩效指标的设计、开发与评估、监督过程中来。(3)政府层面应转化管理职能，减少对高校决策的干预，给予高校更多的自主权。(4)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别高校注重建立不同的绩效评价指标或不同的标准。
（二）我国高等教育绩效投入方式
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以地方教育经费拨款为主，主要采取“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方式，教育经费由财政、教育部门根据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和不同地区学生的生均拨款定额标准和高校在校生数量核定下达。专项补助由财政、教育部门根据国家政策导向和学校的特殊需要单独核定下达。现行拨款方式在实施中暴露出诸如绩效拨款缺乏透明度和监督机制、政府管制过严、高校自主性不足及绩效拨款比例太小等问题，这些都不利于发挥我国高等教育绩效拨款的有效性。
（三）借鉴英国高校绩效拨款模式的建议
1. 构建第三方管理机构或评估机构，鼓励多元化利益主体共同参与。
我国高等教育绩效拨款的负责机构多是挂靠在教育部或教育厅部门之下，独立性较差，负责绩效拨款项目的工作人员大多同时负责几个绩效项目，主管部门无法对其进行专门的管理和约束，不能保障项目的公平公正及顺利实施。
因此，应当借鉴英国绩效拨款的经验，建立高等教育绩效拨款委员会、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控制委员会等基金会组织。基金会既不隶属于高校，也不隶属于政府，具有独立性，只是负责对高等教育绩效拨款的评价、实施、指导及监督，协调利益各方在各自权责范围内实施绩效项目拨款。具体建议是：(1)对绩效评价机构本身，也应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明确责任及义务，防止机构工作人员越权、推脱等不负责任的行为发生。(2)绩效评价过程中也应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比如绩效评价的信息公开制度、参与绩效项目的申请人或部门与评审人或部门回避制度等等。(3)建立完善的绩效拨款预算制度。预算制度的好坏决定财政资金资源能否合理分配，能否提高绩效拨款的使用效益。绩效预算制度应以项目的实际实施情况为编制依据，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预算方案。(4)绩效拨款是涉及多方利益主体的一种资源分配行为，需要多方共同参与，协调统一，实现多赢。政府层面应改革相关绩效拨款的政策；高校层面应积极参与和配合绩效拨款项目的申报和认真实施；中介机构方面应严格对高校绩效进行评估，监督绩效拨款全过程。做到多方联动，实现共赢。
2. 加强绩效拨款的立法工作，用市场化手段推动项目实施。
我国高等教育绩效拨款虽在某些方面已实现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相对来说实施的政策环境还不够成熟。尽管我国高等教育也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和相关制度，但相对国外绩效拨款的外部环境而言，我国实施绩效拨款改革的政策环境还有待进一步优化。尤其在法规方面，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高等教育绩效拨款模式的法律法规，尽管有些项目在经费发放、使用上也有相关的规章制度，但大多是泛泛而谈，与基本财政拨款项目相差无几。这使得在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处理起来缺乏法律依据，执行难度相应加大。
政府财政拨款是高等教育资金的主要来源，健全的法律法规是绩效拨款成功实施的重要前提，但也绝不是说能用行政手段干预绩效拨款的实施。要在政府法规的指导下，运用市场化手段推动绩效拨款的运行。首先，在绩效指标的设计上应体现竞争思想，指标的设计及标准应在不同层次高校或不同学科上有所差异。其次，在绩效评估过程中鼓励多方参与其中，做到信息公开透明。最后，应建立绩效拨款的激励机制，对绩效完成好的项目或高校追加拨款额度或次年增加项目总数，对未达到标准的可削减拨款金额或不再拨款，鼓励那些改进教育质量的高校或项目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 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或评价方案是实施绩效拨款成功的关键因素。应借鉴国外高等教育绩效拨款的成功经验，设计科学合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指标体系，具体应注意以下几点：
(1）指标的设计应细化、量化、可操作性强。科学的评价指标应在设计上尽量细化，不能过于粗略，设计的指标尽量能用计分或模型计算，保证绩效考核能以分数或等级的形式量化，并以此为依据拨付款项。在构建指标时，还应注意指标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以保证绩效评价的长期性。同时，设计的指标既包括产出指标，又包括过程指标，即指标应涵盖绩效拨款的全过程，便于操作。
(2）指标设计应有侧重点。指标侧重点指的是绩效指标应根据高校的实际情况设计指标。如不同层次的高校在绩效拨款指标上应有所不同，或评分标准有所偏重，本科院校的绩效指标体系中可增加科研指标的比例或在科研指标的权重上设置大一些，而对于高职高专层次的高校绩效项目则应侧重教学质量指标。
(3）指标设计数量不宜过多或过少，以满足需要为宜。指标体系中的指标数量设计要适中，指标过多使得评价过程过于复杂，难以操作；指标过少，则使指标中交叉重复过多，影响最终结果的准确性。按照国外学者的观点，二级指标的数量应控制在20个左右。
(4）指标体系的设计过程应听取各方面意见，集思广益。绩效拨款涉及政府、高校、行业专家、中介机构等多方利益主体。在设计过程应征询政府教育部门、高校教职人员、行业专家、中介机构等多元主体的意见，集思广益。这样的指标体系才更有科学性，更具公平性。
摘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高校规模日益扩大,对财政资金的需求日益增加,教育投资的收益与产出问题日益引起教育界和专家的重视。绩效拨款模式作为一种新的财政拨款方式,在公办高校取得了显著成绩。十八大提出高校要通过内涵式道路推动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本文通过对内涵式发展的内涵及与高校绩效拨款关系的分析,结合英国高校绩效拨款的实践,提出改进我国高等教育绩效拨款模式的思路和建议。
关键词：高等教育,绩效拨款,内涵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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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晖.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探讨[J].中国成人教育,2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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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吉菲.高等教育绩效拨款运行机制研究——基于部分OECD国家的经验[D].上海:复旦大学,2008.
张金贵,孙杰.国外绩效拨款模式评析[J].当代经济,2014(7).
改进高等教育经费拨款制度 篇2
1国家的高等教育投入侧重于部分地区的部分高校，这种“扶优保重”的政策，致使教育投资出现明显的“马太效应”，人为地加大了部属院校和地方高校之间的差距，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完整的学术生态环境。
2为了获得教育经费，许多地方院校放弃建设暂时缺少吸引力的优势学科，积极增设一些生源好、学费高的“大众”专业，遏制了高等学校自身特色的发展。
3尚未建立教育经费的督导和激励机制，从全国来看，每年都有省(自治区、直辖市)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比上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此外，这种拨款制度没有竞争，缺乏激励，不能实现教育经费的最优配置。
建议如下：
1建立以国家重点学科为核心的高等教育经费拨款制度。这样能充分调动各类高校发展特色学科的积极性，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适时调整国家重点学科建设方向和结构，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布局合理、各具特色和优势、全面支撑各行业和区域发展的国家重点学科体系，满足国家现在和未来的需求。
2倾斜西部高校，缩小地区差距。据统计，目前既是“211工程”又是“985工程”的高校全国共有59所，其中西部高校只有6所，要缩小地区间高等教育的差距，教育经费拨款有必要向西部高校，特别是有国家重点学科的西部地方高校倾斜。
3建立经费拨款监督机制，督促高校教育经费落实，为了保证教育经费拨款能够按照法律规定足额到位，我国应成立专门的“拨款委员会”，对各级政府教育经费拨款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以保证高等教育稳步发展。
拨款方式 篇3
从20世纪末开始, 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 尤其从1999年高校大幅度扩招后, 暂时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形势喜人的同时矛盾也日益突出, 即不断扩大的高等教育规模和经费需求与财政拨款增长滞后带来的经费紧张和分配不均的矛盾。因此我们需要分析和挖掘影响我国普通高校财政拨款的主要因素并得出综合结果。
二影响我国普通高校财政拨款的主要因素
1. 教育成本为普通高校财政拨款的基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将制定生均经费基本标准和生均财政拨款基本标准列入地方教育投入保障机制改革试点的项目, 明确了高等学校学生培养成本研究的重要基础作用。经过调整修正后的成本数据能够为政府进行财政拨款及制定学费标准提供依据。
2. 宏观经济发展程度
通常情况下, 我们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 在一定时期内, 能够用在消费和投资上的多少取决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小, 由于高等教育财政经费的投资是总投资的一部分, 国内生产总值越大用在教育投资上就越多, 反之则少, 因此国内生产总值必然影响高等教育投资, 影响高校财政拨款。
3. CPI变化的影响
CPI (全称Consumer Price Index) 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通货膨胀是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大于实际需求量而导致的纸币贬值的现象, 对于普通高校来说会直接使购买教育产品的成本上升。CPI上涨带来的实际购买力下降迫使高校不断提高员工的工资水平, 加大人员经费支出;迫使高校花费更多的价格支付业务费、公务费、修缮费等公用经费, 教育总成本必然递增, 高等教育财政拨款也必然受到影响。
4. 在校生规模的影响
本文的在校生规模主要是指当量学生人数, 由于现有的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模式主要以学生人数为依据, 所以其可直接影响普通高校财政拨款的多少。一般来说, 教育规模影响教育成本的高低, 教育成本会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而降低, 因为在教育规模扩大的过程中高校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得到充分运用, 所以生均教育成本反而降低,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规模无限扩大, 成本就会持续降低。而且这种成本降低可能是以降低教育质量为代价的。所以应保证相应在校生人数所必需的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投入。
5. 教育供求关系
教育需求是指学生个人对教育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教育供给是国家为了培养专门性人才提高经济、社会及个人发展, 由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提供给学生受教育的机会。教育供给与教育成本成反比, 与教育需求成正比, 一般来说教育需求越高, 相应的供给则越高, 反之则越低。本文主要以普通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未满足的普通高等教育需求表示教育供求。教育供求变化影响在校生人数并影响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支出。
6. 学杂费的影响
学杂费与高校财政拨款两者联系紧密, 两者都是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主要来源和重要方式。在在校生规模及教育成本相对不变的情况下, 高校财政拨款与学杂费收入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学费是为了弥补财政经费的不足, 一定程度上扩大教育供给;也让受教育者参与高等教育成本分担, 有利于教育公平和使受教育者更珍惜教育机会。
三主要因素的影响程度及财政拨款基本标准
依据上述分析, 收集所需详细数据, 运用会计调整法等可以得出以下详细数据, 帮助我们分析各因素的相关性和影响程度, 以求得出更加科学合理的结果。
本文主要运用SPSS软件进行简单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 试图得出基于多因素的财政拨款多元一次回归方程。
注:**表示在1%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表示在5%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由表2可以明显看出, 普通高校财政性教育经费与生均成本、财政支出、GDP、当量学生人数、学杂费收入的相关系数均在0.9~1的区间内, 呈高度正相关, 而且在1%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这表明, 教育成本越高, 高校财政投入也会随之提高;同时, 高校财政拨款增加也将导致教育成本的递增。而普通高校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属于国家财政支出的重要范畴, 受国家财力和国内生产总值的限制, 它们之间也呈现高度正相关。当前我国实行的普通高校财政拨款模式主要就是以当量学生数为重要参数, 尤其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阶段, 高校规模对财政拨款有着较大影响。学杂费收入作为普通高校在除了财政拨款之外的主要收入来源, 是受教育者对教育成本提供的重要补偿。政府财政投入增长导致教育成本增长, 并可能拉动学费增长。普通高校财政性教育经费与居民物价指数CPI的相关系数也在0.3~0.8之间, 呈中度相关。
由相关分析及多元统计回归分析得出普通高校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C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为:C=453.754+1.143X1+0.026X2-0.006X3-0.592X4-0.313X5+34.734X6。
由此方程可求得2010年我国普通高校生均财政拨款标准约为1.75万元, 略高于实际生均国家财政高等教育经费的1.16万元。说明我国高等教育财政因可供拨款额有限、拨款模式和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而还不足以满足高等教育事业长足发展的需要。所以需要我们加强教育投入相关法律的出台和执行、完善高等教育投入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体制、建立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等, 综合参考多因素来确定拨款公式与数额, 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摘要：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至今, 财政拨款依然是普通高校经费的最主要来源。而现行的拨款模式主要根据当年可供拨款额和学生数来确定, 依据单一且不科学全面, 造成了财政拨款总额不足、分配不均等诸多问题。本文试图探索影响我国普通高校财政拨款的主要因素, 并得出综合考虑多因素的基本拨款标准。
关键词：高等教育拨款,影响因素,拨款标准
参考文献
[1]伍海泉.学费定价研究——理论、方法与改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2]杨晓慧、温玉芹、黄海琛.中国高等教育成本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学术交流, 2010 (8)
为何上海交响乐团拨款太少？ 篇4
一个城市的交响乐团往往是一个城市的音乐文化象征，代表着这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就像人们一提起柏林，就会想起柏林爱乐乐团；说起维也纳，就会将维也纳爱乐乐团与之联系在一起。然而，办交响乐团虽然高雅，却是一件费钱的事，要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中外莫不如此。国外交响乐团是如何解决经费问题的呢？无非两种模式：一种是欧洲国家的政府全额拨款模式；另一种则是美国的政府少量拨款，乐团主要依靠个人与财团的资助，政府从税收和政策上予以支持的模式。
我国交响乐团的经费来源与欧洲相似，即基本上依靠政府财政拨款解决。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了解到了2006年国内的一些交响乐团的财政拨款（包含有政府背景的企业资助）状况，现抄录于下：
香港管弦乐团1亿港币
广州交响乐团3200万人民币
中国爱乐乐团3000万人民币
深圳交响乐团2900万人民币
澳门乐团3000万澳币
上海爱乐乐团1200万人民币
上海交响乐团860万人民币
不知读者看后有何感想？笔者知道了这些数字后印象较深的有两点，一是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对高雅文化的重视与扶植名不虚传，过去只是听说，现在从它们给香港管弦乐团、澳门乐团的拨款上完全印证了这一点。广州与深圳也做得不错，广州交响乐团与深圳交响乐团近年来异军突起，跃入国内优秀交响乐团行列，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广州交响乐团前些年聘请香港女指挥家叶咏诗担任音乐总监，叶咏诗上任后在扩展曲目、乐队训练上下了很大工夫，为广州交响乐团水平的跃升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同时，无可否认，随着广东经济的腾飞，经济实力大增，政府对高雅艺术日益重视，因此对广州交响乐团的财政拨款所形成的有力的经济支持，使广州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心无旁骛，专注于艺术当中，是广交水平得以较快提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部分内地交响乐团财政拨款数字，是从高到低排列的。其中，上海交响樂团获得的政府拨款最少，仅为860万元。这是给笔者留下较深印象的另一点，也是让人十分惊讶、百思不得其解的一点。上海交响乐团作为一个闻名海内外的百年老团，作为国内最优秀的交响乐团之一，作为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象征，理应获得不亚于国内其它城市的政府财政资助。况且，除了香港、澳门之外，上海的经济实力在国内各省市自治区中是最雄厚的，去年人均GDP已愈7000美元，完全有能力给予上交足够的财力帮助，为上交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条件。然而，上交现在得到的财政拨款却远远落后于国内其它主要乐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中央拨款千亿支持春耕 篇5
此外, 为支持地方做好粮食直补和调控工作, 中央财政还及时拨付2013年粮食风险基金中央补助款315亿元, 加上地方配套资金67亿元, 目前粮食风险基金规模为382亿元。
财政部要求, 各省级财政部门要认真做好2013年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兑付方案, 尽快组织实施, 力争在春耕前将补贴资金兑付到种粮农民手中。
高等教育绩效拨款模式探讨 篇6
一、我国高等教育拨款模式历史演变
(一)“基数+发展”增量拨款模式
新中国成立至1985年,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实行“基数+发展”的增量拨款模式,这种拨款模式以上一年财政拨款作为基数,同时考虑本年学校发展需要来确定拨款规模。这种拨款模式简单易行,适合我国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
(二)“综合定额+专项补助”拨款模式
1985-2001年间,实行“综合定额+专项补助”拨款模式,“综合定额”是由主管部门根据学生人数和教职工人数确定拨款金额,“专项补助”是主管部门根据高校的发展需求,为高校安排的专项经费,须专款专用。
(三)“基本支出+项目支出”拨款模式
自2002年起,高校财政拨款模式转变为“基本支出+项目支出”。“基本支出”是为保障高校基本运行而拨付的财政资金,主要用于人员经费支出和日常公用经费支出;“项目支出”是为高校完成特定项目或发展目标而拨付的专项财政资金。这种拨款模式将预算外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实现收支不挂钩,要求支出透明。
这三种拨款模式都属于投入导向型拨款模式,拨款的主要依据是历史支出成本和在校生规模,不考虑高校的资金使用效益和办学质量,导致一些高校为获取更多的财政资金而盲目扩大办学规模、重复设置热门专业等,造成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此外,这三种拨款模式还保留了计划经济的一些特点,高等教育的整个拨款过程完全是政府行为,决策主体是政府官员,容易出现暗箱操作、权力寻租和权力腐化等行为,造成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机制缺乏透明度和公正性。近年来,我国政府部门一直积极探索拨款模式的变革,在“基本支出+项目支出”预算的基础上引入了“绩效支出”预算,其目的是引导高校转变办学思路,将办学的重点从规模扩张转变到内涵建设上。但是,根据2015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改革完善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度的通知》,绩效拨款只是六大项目支出中的一项,分配的主要依据是“管理改革等因素”,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绩效拨款,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系统的与绩效评价相关联的绩效拨款体系。
二、国外高等教育绩效拨款实践及启示
(一)美国高等教育绩效拨款实践
美国田纳西州1979年正式启用教学评估计划,在经费总额中划拨2%作为绩效经费,目前这一比例已达5.54%。绩效经费主要是奖励教学质量高、符合州总体规划目标的高校,其目的是引导高校重视学生培养质量。针对四年制综合大学和两年制社区学院,田纳西州高等教育委员会采用不同的绩效考核指标。这些指标每五年调整一次,但整个指标体系的核心理念保持不变,始终坚持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目的。
(二)英国高等教育绩效拨款实践
英国对科研经费的划拨实行绩效拨款,将一般科研经费分为质量科研经费和科研能力经费,其中质量科研经费是对高校科研质量的考核。高校科研经费由政府划拨到高等教育经费委员会,再由这个第三方中介机构根据科研评价活动REA结果将经费划拨到各高校。为提高拨付过程的公开透明,高等教育经费委员会每年都会公布与拨款有关的信息和数据。
(三)法国高等教育绩效拨款实践
法国实行合同拨款制,政府与高校是平等的契约关系。法国政府与高校每隔四年签订一次合同,合同的内容由独立机构国家评估委员会(CNE)与高校共同商讨确定,合同中明确高校的发展战略、运作项目、完成指标以及政府拨款等内容,每个高校的合同内容都不相同。在商讨新合同时,将根据上一合同中确定的指标对高校进行评估,评估结果直接决定着政府的拨款力度。
(四)德国高等教育绩效拨款
20世纪90年代后,为加强对高校经费使用效益的监督,德国各州政府开始采用责任制。责任制就是明确高校与政府的责权利,并形成监督机制。州政府制定高校绩效评级指标及标准,并定期开展绩效评价,根据评价结果来核定各高校的拨款金额。德国高等教育绩效评价指标包括直接产出指标和间接产出指标,其中直接产出指标包括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和科研方面的指标,间接产出指标包括毕业生就业对口率、毕业生就业状况等。达到绩效评价指标预定的标准,高校就能获得指定数额或比例的财政拨款。为提高拨款透明度,州政府会向社会公开拨款方案和绩效评价结果。
纵观这些国家高等教育绩效拨款实践,对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拨款模式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首先,这些国家都建立了将拨款与绩效相联系的拨款机制,并不断地完善绩效拨款机制,目的是通过绩效拨款来推动高校提升质量,优化资源配置。其次,这些国家都在探索建立一套完善的绩效评价体系,用以评价高校投入产出效益。另外,美、英、法等国在高校拨款体制中都引入了第三方中介机构,这些机构充当着“缓冲器”的角色,避免政府直接操作整个拨款过程,确保拨款的公平、公正。
三、我国高等教育绩效拨款模式构建
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模式主要有增量拨款和绩效拨款两种。增量拨款是一种基于投入的拨款模式,绩效拨款是一种基于产出效益的拨款模式。与基于投入的增量拨款模式相比,绩效拨款关注的重点由投入转向产出,注重高校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效率。高校的拨款金额不再由高校现有的资产规模和学生数量决定,而是与其人才培养质量、科研水平挂钩,教学科研质量越高的高校获得的财政拨款越多。绩效拨款不仅可以促进高校之间的质量竞争,引导高校将建设的重点由规模建设转向内涵建设,而且体现了政府财政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和效率性。构建高等教育绩效拨款模式,需要解决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衡量高校的投入产出绩效,二是如何将高校的绩效评价与财政拨款相联系,三是由谁来执行评价、制定拨款分配方案。
(一)建立多层次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绩效评价指标选择。我国高校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化。按高校归属不同,分为部属高校和省属高校;按高校定位不同,分为研究型高校、教学研究型高校、教学型高校;按学位授予权不同,分为博士学位授权高校、硕士学位授权高校和仅授予学士学位的普通高校;还可以按建设投入不同,分为985/211工程高校和非985/211工程高校。不同类型的高校,战略定位不同,人才培养目标不同,收入和支出结构也不同。所以,不可能仅用一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来衡量所有高校的绩效水平。美国田纳西州的绩效评价根据高校不同的使命分为大学和社区学院两大类。法国与每所大学签订的合同都不同,每份合同都反映了大学的发展特色和未来规划。本文认为构建高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包括两类指标,一类是能反映高校特征的共性指标,另一类是能体现各类型高校战略定位和发展特色的个性指标。由于个性指标差异化比较大,难以形成系统性的指标体系,这类指标可以由政府、专家和高校协商确定,具体操作时,可由高校在政府提供的指标范围内提出能够反映本校发展特色的指标,然后报政府审批。本文主要探讨构建高校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
为了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财政部于2013年4月颁发了《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从投入、过程、效果三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从西方的实践来看,对高校进行绩效评价的指标主要以产出类指标为主,投入类和过程类指标偏少。但是政府在对高校投入时并不是均等投入,不均等的投入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为了控制投入不均衡性对产出的影响,本文在构建共性指标体系时,除了产出类指标,还纳入了投入类和过程类指标,试图构建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在高校这个特殊的投入产出系统中,投入的是人、财、物,产出的不是普通的实物,而是人才、科学技术和对社会的服务,过程类指标主要评价高校对预算的执行情况和风险的控制情况。
(2)绩效评价指标权重。高校绩效评价指标的权重可以体现政府对高校宏观调控,反映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重点。所以,在设置指标权重时,要注意协调政府战略和不同类型高校的发展使命。合理的权重设置可以引导高校集中精力优先发展政府战略,同时兼顾本校的发展特色。在投入、过程、产出三类指标中,高校注重投入类指标,政府注重产出类和过程类指标。产出类指标权重应设置高一些,投入类和过程类权重低一点。在设置二级和三级指标权重时,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的高校设置不同的权重,以反映不同类型高校的战略定位,促进高校特色办学、多样化发展。在具体权重设置时,可以广泛征求政府、高校、学者专家的意见,运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指标权重。
(3)绩效评价周期。高校的投入并不是立竿见影,其产出具有滞后性。实施绩效评价,政府和高校双方都要付出时间和人力成本,而且频繁的绩效评价会带来政策上的不连续,不能引导高校持续发展。所以,从实施绩效评价的成本和收益角度分析,对高校也不宜频繁地开展绩效评价。建议将高校的绩效评价周期定为五年,与“五年规划”保持同一步奏,将高校的发展规划与绩效评价相结合。同时,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定期对绩效评价体系进行局部调整,以体现不同时期国家战略调整对高校发展的不同要求。
(二)构建以绩效为导向的拨款模式
(1)拨款方式。高等教育绩效拨款方式是绩效拨款机制设计的重要环节,需要明确两个问题:一是绩效拨款与基本预算之间的关系;二是绩效拨款是否是竞争性拨款。
根据绩效拨款与基本预算之间的关系,绩效拨款可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额外拨款,即绩效拨款资金在预算中单独列出,不影响基本预算拨款;另一种是完全绩效拨款,即将全部预算拨款按绩效来分配。但是,从西方国家绩效拨款的实践来看,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采用了额外拨款的方式,因为这种拨款方式可以保证拨款的稳定性。尤其在推行绩效拨款初期,使用额外拨款方式有助于高校接受拨款模式的变革,有利于推动绩效拨款长期执行。本文认为我国应当实行采用额外拨款方式的绩效拨款。
根据高校之间是否需要通过竞争来获得拨款,绩效拨款方式可以分为竞争性拨款和非竞争性拨款。竞争性拨款是指各高校通过横向比较来获得拨款,政府会把资金划拨给绩效评价结果较好的高校,而绩效评价结果较差的高校可能得不到绩效拨款。这种拨款方式使得各高校获得绩效拨款的数额相差较大,导致高校之间形成恶性竞争,出现两极分化。非竞争性拨款是指各高校主要通过纵向比较来获得拨款,一所高校是否获得绩效拨款以及获得拨款数额的多少都不影响其他高校绩效拨款的获得。高校根据绩效评价结果来获得相应的拨款数额,如果没有达到绩效拨款的最高标准,那么政府可以收回剩余待分配资金。当前我国高校财政拨款体系仍部分保留着计划经济色彩,高校缺乏竞争意识。所以,本文建议我国采用非竞争性的拨款方式,这有利于提高政策的可行性,避免高校之间的恶性竞争,提升高等教育整体水平。
(2)拨款水平。绩效拨款水平决定了政府拨款对高校自主办学独立性的影响程度。绩效拨款水平偏高,会使得高校的发展受制于绩效评价体系,过分依赖政府的战略安排,丧失自身的发展特色。绩效拨款水平过低,则无法弥补高校为提高绩效而付出的成本,不能对高校产生激励作用。所以,为了维护高校的自治性,绩效拨款在拨款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不宜过高。同时,为保证预算的稳定性,绩效拨款水平应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比例范围内,呈上升趋势。结合西方绩效拨款的实践和我国高等教育拨款现状,本文认为,当前我国绩效拨款水平的合理范围应在3%-10%之间。
结合上述讨论,本文构建的绩效拨款是一种额外的、非竞争的拨款模式,就是在现行“基础支出+项目支出”的基础上,额外增加占“基础支出”总额一定比例的“绩效支出”,这个比例控制在3%-10%之间,刚开始设置低一点。各高校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可以获得超过该校财政拨款一定比例的绩效拨款,绩效评价结果越好的高校获得的绩效拨款比例越高,但最高不超过绩效拨款水平。这种以绩效为导向的激励性拨款,能够促进高校之间良性竞争,引导高校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建设,不断提高办学质量、科研和社会服务水平,把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
(三)设立介于政府和高校之间的独立组织
国外高等教育拨款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设立介于政府和高校之间的中介机构,如英国的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美国的田纳西州高等教育委员会、法国的国家评估委员会等,形成了政府、中介机构、高校三元拨款体制。这些中介机构是非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组织,在政府与高校之间充当“缓冲器”的作用。目前,我国高校拨款是由财政部向教育部拨付,再由教育部向高校拨付,这是“政府-高校”二元制运作模式,整个过程透明度低,容易受到政府官员人为因素干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提出要设立“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本文认为,我国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是一个半官方性质的组织,由教育专家、大学教授、海外顾问、政府官员等组成,划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层级。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1)通过调查研究高校资金需求情况,就财政拨款方案向政府提出建议;(2)与政府和高校共同商讨并制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作为政府与高校之间的桥梁,协调政府战略规划与高校自身的利益;(3)根据绩效评价体系,定期对高校开展绩效评价,发布评价报告;(4)将财政拨款与绩效评价相挂钩,使有限的财政资金款流向使用效益高的高校;(5)监督高校合理有效地使用财政拨款。
参考文献
[1]王莉华:《我国高等教育绩效拨款的局限与对策》,《中国高教研究》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