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在中国

莎士比亚在中国（精选10篇）

莎士比亚在中国 篇1

摘要：1839年林则徐组织编撰《四洲志》期间首次提到“莎士比阿”, 应该说是莎士比亚在中国译介和传播的先声。莎士比亚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文化传播研究, 无疑为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的融合搭建了重要的平台。

关键词：莎士比亚,译介,文化影响,百年历史

莎士比亚的作品以极大的魅力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度的翻译家, 经过一代又一代翻译人士的努力, 莎士比亚的文学精神和文化影响已经生发出不同角度的诠释。对莎士比亚作品在不同时期的翻译, 在于时代文化的需求和时代文化精神的投射, 结合不同国度和时代的审美向度, 莎士比亚文学从19世纪以来在中国也走出了色彩斑斓的译介之路。

一、莎士比亚结缘中国

中国对莎士比亚的接触, 开始于19世纪中期, 当时正值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 “西学东渐”的采撷探索中, 在林则徐负责编撰的《四洲志》中提到了莎士比亚, 这可以看作中国文化界结缘莎士比亚的先声。此后的一段时间里, 并没有掀起大规模的译介莎士比亚的浪潮, 莎士比亚的名字只是在外国传教士的文章中间断性地被提及, 英国的传教士慕威廉在《大英国治》中曾有提过, 莎士比亚只是限于对英国文化的传播中的一个符号化的标志而存在, 但对于其人和作品, 中国人还知之甚少。从首次提到莎士比亚其名, 到对莎士比亚的宣传介绍经历了几近60年的时间。这与文人选择和兴趣无关, 与中国在清末的社会状态密切相关, 摧枯拉朽的末世帝国, 变革和声讨之声此起彼伏, 而王朝的统治者反而加紧了欲盖弥彰的举措, 时值19世纪末期, 迫于内外交困的压力, 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 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1896年, 有关莎士比亚的生平介绍, 才出现在《西学启蒙十六种》上面, 这本书是由上海著易堂书局刊印的, 这时候, 莎士比亚是国人界定的与启蒙和新思想有关的内容, 因而才被作了仅有的简单介绍推介出来。

莎士比亚作品的文学影响力在中国的开始, 要从中国近代文明戏说起。寄希望于戏剧宣传启蒙思想, 以引发社会改良的近代有识之士, 对莎士比亚戏剧作品走进中国, 可以说是意义重大。为了区别于传统戏剧的唱念做打的固有模式, 对于西方话剧表演的学习和宣传是近代文明新戏的形式化的实质, 在表演内容上也就理所当然地将剧本题材倾向了西方, 事实上, 莎士比亚戏剧是在中国近代戏剧变革需求中, 走进中国的。有关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 要追溯到上海达文书社出版的《外奇谈》中的十个戏剧故事, 是通过文言间接翻译完成的。以翻译家身份推动莎士比亚戏剧翻译的第一人, 要数通过与友人合作, 文言翻译作品的林纾了。1904年, 林纾与朋友魏易用文言翻译了《英国诗人吟边燕语》, 开启了莎士比亚译介在中国的专业化的新阶段。1916年, 林纾又翻译了《莎士乐府本事》, 这是一本翻译合集, 标志着莎士比亚作品翻译已经进入了规模化的译介过程。但从林纾等人翻译作品的标题来看, 当时, 人们对于戏剧的文体认知还并不深入, 还停留在故事和表演脚本的需求上, “诗人”、“乐府”、“奇谈”此类的文学概括方式可见一斑。

白话文运动也是中国近代的重要文化事件, 也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文学传播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林纾等人是坚持复古路线的, 所以始终坚持通过口译后转译成文言文, 然后刊印。1921年, 戏剧界新锐田汉用白话文翻译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 使莎士比亚文学的广泛传播有了可能。因为, 白话与口语系统统一, 更易于国人接近和理解, 便于莎士比亚走向平民百姓。在语言翻译障碍涤除以后, 一批翻译莎士比亚的翻译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曹未风、朱生豪、梁实秋、曹禺等人都开始涉猎有关莎士比亚的翻译内容。直至1949年, 莎士比亚的剧本译介成中文的作品达到30种之多, 除了戏剧作品之外,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等作品也都先后被翻译出来。莎士比亚“中国化”的翻译范型已初具规模, 这不仅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密不可分, 也与这一时期抱定“文学救国”宗旨的一代翻译精英的才学紧密相连。朱生豪先生在这一时期的贡献就非常突出, 其深厚的国学功底, 使他在翻译语言中体现出极具中国文化情怀的气质。

二、“莎学”译介传播的转折

新中国成立后, 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是渐入佳境的, 许多文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具有极大的翻译热情, 王佐良、卞之琳、孙大雨等一批留学海外熟稔翻译之事的文人均发力于莎士比亚文学, 这一时期, 也成为莎士比亚文学在中国翻译出于个人追求的重要阶段。50年代出版了方平译的莎士比亚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 印行6500册, 屠岸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印行达56000册[1]31。新中国的文学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受苏联模式影响的, 马克思主义文学阶级思想观念对于文学的辨识与评判, 不仅影响文学研究和批评, 也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翻译工作。运用文学与政治关联性的文学思想指导实践的社会现实, 使莎士比亚文学的翻译和传播也蒙上了政治的阴影, 当时陈嘉的《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中流露的政治见解》就比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文学受政治评价标准的影响。文学是人类心灵的史诗, 在政治化评价体系存在的同时, 一部分颇具见识的文学家也在“另辟蹊径”, 极力给予莎士比亚文学传播以文学本源之路。王佐良曾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英国诗剧与莎士比亚》, 就将莎士比亚文学与其背后的英国文化背景链接在一处, 明确莎士比亚纯粹意义上的文学价值。“文革”十年浩劫, 莎翁作品传播几近瘫痪境地, “拨乱反正”以后, 莎士比亚戏剧在人们对“新时期”文学的体系重建过程中获得新生的机会。

1978年, 莎士比亚的译介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 《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是莎翁文学影响力倍增的标志。朱生豪整理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是中国首次翻译结集出版国外作家作品, 足见莎士比亚在中国文化交流平台的意义。莎士比亚在中国传播搁置于政治化的影响, 开启于新时期人们对文学内在化的追求, 在解放思想束缚的前提下, 莎士比亚文学进入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阶段。1986年, “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如约举行, 莎士比亚戏剧从文本走向舞台, 并将中国的表演艺术与莎士比亚戏剧艺术紧密结合起来, 以一种包容之势, 展示出我国文学艺术界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热情。

三、走向世界的中国“莎学”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 中国“莎学”的译介和研究也具备了世界性的视野, 在世界性的“莎学”传播中也占有一席之地。1980年, 曹禺先生带领考察团参观了莎士比亚故乡斯特拉福, 并赠送了中国译本的《莎士比亚全集》和曹禺翻译的单行本。林同济参加了莎士比亚第19届学术代表大会, 并代表中国学者作了发言, 由此, 发出了中国在国际莎翁翻译与研究的振聋发聩之声。1984年, “第一届莎士比亚学术研究交流会”在上海举行, 创办了会刊《莎士比亚研究》, 并计划加入“国际莎士比亚协会”, 并标志着我国“莎学”研究开始进入世界[2]46。在我国“莎学”研究世界化声音愈发强震之时, 中国莎士比亚的研究也从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主旋律方向, 向美学和回归文学的思路过渡。原有对莎士比亚历史剧和悲剧研究孤注一掷的局面也逐步被打破。莎士比亚的喜剧、传奇剧、诗歌等方面, 都出现了迥异于以往的研究局面。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 从根本上说是为文学服务的, 这也是莎士比亚文学中国化的重要一环。当文学回归到自身的评价标准中, 莎士比亚文学的传播才会符合民众对文学的真实需求。与此同时, 莎士比亚文学研究的方法, 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尤其是中外比较的方法, 应该说对莎士比亚传播具有强大推动作用。在20世纪30年代, 这样的研究方式曾有过赵景深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研究, 这种研究将明代的戏剧家汤显祖“以情为诗”的方式与莎翁的剧情人生联系在一起, 搭建起中西戏剧文化交流的平台。而在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 比较研究的方法找到适合发展的土壤, 在方法植入的前提下, 莎士比亚文学的研究内容向学科化的方式转变。

影视等多种传播技术在中国的发展, 使莎翁的文学具有了更为广阔的传播载体, 将莎翁文学的译介语言进行了更为广泛的转化。在以网络为主体的新媒体的出现, 更是将莎士比亚文学的世界共享性推送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这也开启了文化研究领域的莎士比亚研究。将莎士比亚在中国的影响性冲破了文学文本的束缚, 从电影荧幕、多元影响、大众文化消费、视频剧本改编等多方面去看, 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中均能看到莎士比亚文学的渗透作用。2009年, 张琼、张冲编写的《视觉时代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电影研究》就是媒介技术与莎士比亚研究联姻的优秀典范, 在著作中两位学者较为深入地梳理了莎士比亚剧本改编的电影手法、艺术表现力、历史文化阐释能力等方面的收获, 为莎士比亚在中国传播开辟了与媒介相关的新篇章。

随着时代语言的发展, 莎士比亚文学翻译的各类“复译”与媒体“再现”情况将屡见不鲜, 将更能从时代受众心理需要出发进行展现, 也将更为清晰地体现每一个时期中国历史变迁中民族的审美方向。这也说明莎士比亚艺术具有绵绵不断阐释性,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那么在每个时代就都将会呈现中国社会的“全新”莎士比亚。

参考文献

[1]孟宪强.中国莎学简史[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2]王忠祥《.外国文学研究》与莎士比亚情结[J].外国文学研究, 2004 (5) .

在赞比亚养鸡的中国人 篇2

如果你想知道中国正在如何重新打造世界经济的格局，到赞比亚首都卢萨卡来买只鸡，就能看出点名堂。

卢萨卡潮湿、闷热，主要街道上摩肩接踵。推推搡搡地穿过人群，沿街叫卖和摆摊儿的小贩们大声吆喝着要拉你上钩的甜言蜜语。凡是你能想得到的东西，这儿可能都有卖的。

市场这一端几乎全是非洲人。但是，到了卖鸡的地方，可就不一样了。

这里，是一排一排的大卡车。卡车后面是高高的鸡笼，笼子里装满了鲜活的大肥白鸡。非洲人挑挑拣拣，用手拎着鸡掂分量。

不远处，站着的是卡车的主人：手里拿着大把钞票的中国人。

这些人是养鸡专业户。听起来难以置信吧。中国生意人看到了商业机会：在赞比亚养鸡能赚钱。于是，他们告别亲人故土，远征10万公里，来非洲做起了养鸡专业户。

我和一位中国来的养鸡人聊了起来。他名叫潘伟志(音译)，今年60出头，身材矮小、非常友善。潘先生带我去他的养鸡场参观。养鸡场位于卢萨卡郊外，潘先生和太太一起打理。

潘家还有一个十大几岁的男孩儿。一家3口，住在两间小屋内。坐在屋外，我问潘先生，为什么要到这么远的非洲来谋生。潘先生笑了笑，回答说：“很简单，在非洲这儿赚钱比在中国老家赚钱容易多了。”

他说，开养鸡场，先期需要投入4万美元。但是，没过两个月，就开始赚钱了。两年后的今天，他们每个星期都能卖出两千只活鸡。

潘太太说：“我这个年纪，在中国找不到像样的活儿。在这儿，我不觉得自己老了，我还能干点事儿。”

莎士比亚在中国 篇3

莎士比亚的名字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中国的书刊上, 但中国最早的莎士比亚作品翻译直至1903年才出版, 英国兰姆兄妹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其中的十个故事的文言译文被编成一个集子, 由上海达文社出版, 题为《澥外奇谈》。次年,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纾译述的同一个故事集的全译本, 定为《吟边燕语》。1921年, 田汉译出了中国第一个白话文的莎士比亚戏剧——《哈孟雷特》, 在1924年又翻译了《罗密欧与朱丽叶》。1926年张采真译成《如愿》, 1930年戴望舒译成《麦克倍斯》。自此以后, 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借着中国文体改革的东风, 在中国得到越来越多的译介。朱生豪是中国系统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作品较早的译者之一。1936年春, 朱着手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 部分译稿被毁。1943年, 朱生豪辗转回到家乡, 全力翻译莎士比亚作品, 仅靠手中的两本字典, 译出几部重要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李尔王》、《哈姆莱特》等。同年秋, 又相继译出莎士比亚全部悲剧、杂剧以及英国史剧4部, 连同喜剧在内, 共计31部。1944年, 朱生豪在翻译《亨利五世》时, 病重不起, 于年底英年早逝。此后虞尔昌翻译了朱生豪未竟的部分历史剧, 1957年, 朱、虞译作合编的《莎士比亚全集》在台北世界书局出版, 这是中国第一部《莎士比亚全集》。梁实秋是以一己之力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1930年, 胡适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 主持许多翻译项目, 莎士比亚戏剧翻译是其中一项。当时胡适邀请梁实秋与闻一多、叶公超、陈通伯、徐志摩五人合译莎士比亚全集。但此后因种种缘由, 翻译莎士比亚的只剩梁实秋一人。梁实秋在资料极度匮乏的情况下, 译出莎士比亚戏剧二十种, 最早译成的是《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 这些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在1936年5月至11月陆续刊印。后梁于1939年12月出版了《第十二夜》, 抗战胜利后又出版了一些译本。梁译《莎士比亚全集》于1967年付梓。翻译家施咸荣组织当时国内著名的莎学专家张谷若、方平、杨周翰、吴兴华、杨德豫、章益等, 在朱生豪译作的基础上修改校订, 于1978年重新出版了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2001年, 由方平、汪义群、覃学岚、屠岸、屠笛、张冲等翻译的《新莎士比亚全集》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集是中国第一部诗体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

以上主要是对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 在此期间还有许多对莎士比亚部分作品的翻译。如曹未风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12种, 1955-1962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值得一提的是, 曹未风是第一个将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作为个人计划的人。孙大雨首先运用自己创建的音组理论翻译莎士比亚戏剧, 以汉语音组对应莎士比亚戏剧的抑扬格五音步, 力求导旨而传神。孙大雨最早的译作《黎铘王》 (即《李尔王》) 由商务印书馆在民国37年出版, 此后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91-1998年间先后出版了孙大雨的《罕秣莱德》 (即《哈姆雷特》) 、《奥赛罗》、《麦克白斯》 (即《麦克白》) 、《威尼斯商人》、《冬日故事》、《暴风雨》、《萝密欧与琚丽》 (即《罗密欧与朱丽叶》) 。诗人卞之琳用格律体的诗歌翻译莎士比亚戏剧, 其翻译的《莎士比亚悲剧四种》堪称诗歌体裁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典范。

2 莎士比亚作品复译的可能性

由以上可以看出, 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界可谓地位崇高, 许多名家都进行过译介, 而且作品多有重复。莎士比亚戏剧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译介始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那时中国适逢白话文革命, 学界迫切需要进行文体的改革, 文言文的迂腐文雅已经不适合时代进步的要求, 白话文以其直接和丰富的表现力成为抒发时代强音的媒介。适时诞生的新诗运动有力地推动了白话文的普及, 但中国沿用了几千年的文言文, 要想推广白话, 困难重重, 此时中国学界大量翻译外国文学, 翻译成为推广白话的试练场所和窗口。以鲁迅为例。“鲁迅的译著有五百万字之多, 单是翻译就占二百九十万字, 而且包括苏联、日、奥、匈、西、荷、芬等国文艺理论、小说、童话等多方面的作品。” (罗新璋:1984) 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翻译活动的热烈程度, 以及翻译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在此时进入中国, 无疑是拥有了天时地利人和。但是白话文作为新生事物, 其在学界接受的程度不一, 于是各人的使用情况也不一, 有的学者文白兼用, 有的学者努力适应白话文, 有的学者只做了解, 在正式的文章中依然倾向于使用文言文。例如田汉翻译的《哈孟雷特》 (1921) 和《罗密欧与朱丽叶》 (1924) 采用了白话文, 邵挺翻译的《天仇记》 (即《哈姆雷特》) (1930) 就采用了文言文。朱文振的译文中有中国旧白话小说和元明杂剧的痕迹。加上当时学界交流不多, 文学作品的复译便极有可能。莎士比亚的戏剧作为英国文学的大部头作品在中国流传, 翻译的人自然很多, 而更因为各人文字功底不同, 交流不多, 复译在所难免。由第一部分可知, 梁实秋与朱生豪几乎是同时进行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 但因朱生豪翻译经历的坎坷, 其译本晚于梁实秋的译本出版。

“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认为, 各种社会符号现象, 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 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 视作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 而且, 这个系统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系统, 而是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结构, 也即是一个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 在这个多元系统里, 各个系统‘互相交叉, 部分重叠, 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 却又互相依存, 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但是, 在这个整体里各个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 它们有的处于中心, 有的处于边缘。与此同时, 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他们之间存在着永无休止的斗争:处于中心的系统有可能被驱逐到边缘, 而处于边缘的系统也有可能攻占中心位置。” (谢天振:2007) 多元系统认为, 翻译文学要进入译入语文学, 且占据中心位置, 需要三种客观条件:第一种情况, 是多元系统尚未定型, 文学的发展还处于幼嫩状态, 有待确立。第二种情况, 是一种文学处于边缘地位, 或者处于弱势, 或两者皆然。第三种情况, 是一种文学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还处于“细嫩”状态, 我国作家自己创作的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还没有出现, 白话诗有待探索, 话剧更是毫无踪影, 于是翻译文学便成了满足当时新兴市民阶层的文学需求的主要来源 (翻译小说占当时出版发表的小说的五分之四)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以及基于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的文学性, 娱乐性, 莎士比亚的翻译成为了白话文与文言文争夺话语权的战场。于是各家争相翻译, 以对比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便成为可能。即使是在白话文的使用上达成一致的学者, 也想从莎士比亚的翻译中进行试笔, 以从不断的实践中为初生的白话文探索出一条明路。因此除了不同文体的莎士比亚译本, 也有同样使用白话文的不同的莎士比亚译本。

3 莎士比亚作品复译的必要性

莎士比亚复译有其深刻的意义, 而且极为必要。经典的文学作品具有高度凝练的特征, 其蕴含的意义和给读者留下的解读空间都是无穷的。文学作品的语言丰富, 其意义具有不确定性。翻译界有一句关于莎士比亚戏剧翻译的至理名言:一千个人翻译《哈姆雷特》,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此言不差, 莎士比亚的作品具有深刻的内涵, 作为较早被介绍到中国的西方文学作品, 在学界更是被公认为经典。仅以《哈姆雷特》中的一句“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为例, 就有许多不用的解读。从早期的朱生豪到近期的方平, 从散体翻译到诗体翻译, 莎士比亚的戏剧在被介绍到中国的一个世纪以来, 一直在被解读。民国初期是译学史上的翻译高潮之一。当时学界有人认为文学作品的复译是对资源的浪费, 一批“文化经济学家”认为复译是时间和精力的浪费, 而却很少有人对译本的好坏进行过比较。茅盾认为, 如果真要为读者的“经济”打算, 则不但批评劣译是必要的手段, 而且主张复译也是必要的救济。如果有劣译出世, 一方加以批评, 而一方又能以尚有第二个译本行将问世的消息告知读者, 反倒真的能够为读者节省时间和金钱。鲁迅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有专门文章论及外国文学作品的复译:

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 即使已有好的译本, 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 现在当改译白话, 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客观, 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 就不妨再来译一遍, 无须客气, 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 加上自己的新心得, 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译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 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 七八次何足为奇, 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如果已经有, 中国的新文艺倒也许不至于现在似的沉滞了。

人的认识能力总是不断加强的, 认识总是不断深刻的。文学作品的复译不断体现着人们对这些作品解读能力的提高。例如早期学者对莎士比亚的作品顶礼膜拜, 认为非古文经典无法与之相媲美, 但通过对莎士比亚戏剧作品越来越多的翻译和研究, 人们发现, 莎士比亚的戏剧有许多是供小市民消遣取乐的世俗文学, 其中甚至有许多淫言秽语, 实在称不上有多高雅。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因其有错误纰漏曾被人诟病, 但试想, 朱生豪是国内较早进行莎士比亚翻译的译者, 资料匮乏, 且无译本可参考, 其译本能流传至今, 说明他的翻译是能够为人所接受的。朱生豪莎士比亚全集中的错漏更指明了莎士比亚作品复译的必要性。梁实秋参看了朱生豪的译本, 较好地避免了其中的错漏, 整体的准确性更高。这便是复译带来的认识上的进步。细看莎士比亚戏剧的译介史, 许多译本都只是节译, 没有反映出莎士比亚作品的全貌, 这历史上的未完成性也成为复译的必要。倘若没有全译本或者复译本的出现, 莎士比亚文学作品中的许多内涵都将尘封于历史之中。有意的或无意的复译, 对于翻译研究也是有利的。若是译本有优劣之分, 则研究者可以扬长避短, 总结方法;若是译本各有千秋, 则可比较研究他们的翻译方法。多年来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 对其中诸多文本的推敲解读, 无疑为莎士比亚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材料, 而有助于更多的人了解这位世界著名的大文豪, 这可说是莎士比亚作品复译的又一必要性。

4 结语

从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译介史我们可以看出文学作品复译的可能和必要。复译延长了文学作品的生命。试想, 倘若没有对莎士比亚戏剧的复译, 莎士比亚的戏剧如何能够流传至今, 而被奉为经典?中国在过去的一百年间经历过无数动荡与磨难, 出于众学者孜孜以求, 呕心沥血的复译, 莎士比亚的作品成为当今文坛的一颗明珠, 成为英美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文学作品的复译同时也为我们深刻理解文化开辟了一条道路。任何感性认识都是有待深化的, 对文学作品的复译也是如此。许多文学经典在翻译之初或许普普通通, 在读者诸君看来可能只是一本平常的书, 如果仅仅翻译这一次, 那么这本书或许真的只能成为普通之一。倘若万幸地被有识之士据此挖掘出个中深义, 并进行复译, 那么这本书也许就变得不普通了。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本书中蕴含的深刻含义, 对其展示的文化现象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例如, 莎士比亚的作品包罗万象, 这显然不是一次翻译尽能展示的。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是爱情诗的经典, 历来学者多认为这是对异性的求爱, 但后来通过翻译与研究, 学者们认为这些诗可能是用于表达对同性 (男性) 的爱慕和向往, 从而联系到当时英国上层社会的种种文化现象。文学作品的复译同样有利于译者表达其翻译思想, 磨炼其翻译技巧, 从而促进翻译学科研究的进步。许渊冲曾对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托夫》进行过复译, 此前鲁迅和傅雷翻译过, 许渊冲用他的“优势竞赛论”复译了这本书, 阐发了他对于翻译的见解。文学作品的复译不断地扩大着外国文学的视域, 可以相信, 随着好的复译的不断出现, 文学作品原作者的真意将不断展现在我们眼前, 而我们的文化可因此得到丰富, 我们的文学修养和素质亦可因此得到提高。

摘要：文学作品的复译具有深刻的意义。文学作品的内涵需要后人不断领悟, 复译增加了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可能, 它使文学作品不断接近原作者的真意。该文拟从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译介看文学作品复译的重要性, 从而说明复译是文学作品生命延续的重要形式, 是深刻理解文化的途径之一。

关键词：莎士比亚,译介,文学作品,复译,重要性

参考文献

[1]柯飞.梁实秋谈翻译莎士比亚[J].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8 (1) .

[2]李晓燕.文学文本重译的创造性[J].皖西学院学报, 2010 (3) .

[3]李春江, 王宏印.多元系统理论观照下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9 (6) .

[4]李伟民.中国莎士比亚翻译研究五十年[J].中国翻译, 2004 (5) .

[5]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6]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莎士比亚的中国知音 篇4

25年前，我作为《嘉兴日报》的记者，第一次采访了我国杰出翻译家朱生豪的妻子宋清如。

那是1987年11月17日，宋清如将她珍藏的丈夫莎剧翻译手稿捐献给嘉兴市图书馆。这200多万字的手稿，伴随她度过了40多个春秋，她视同丈夫的生命，寄托了她无限的情思。

自此直到1997年6月宋清如去世，我作为故乡的新闻记者有机会与她有过多次接触，并获赠过她编选的《寄在信封里的灵魂》（东方出版社出版）及《朱生豪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等书。

从宋家二小姐到朱家穷媳妇

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现在已广为人知，可是恐怕很多人不知道，朱生豪生前未能译完莎剧、更未能看到莎剧的结集出版，是他的妻子宋清如的默默奉献和不遗余力地奔走，才成就了朱译莎剧及莎剧中文版的成功问世，让我们得以欣赏到莎剧的魅力、领略到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神韵。

宋清如（1911-1997），江苏常熟人，我国杰出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朱生豪在之江大学的同学和诗友，一生从事教育工作。1933年起，她就常在《现代》等文学杂志上发表诗作，产生了相当影响。

1942年，宋清如为支持朱生豪的译莎事业，毅然放弃了在四川的优裕生活与工作，奔赴沦陷区上海，与朱生豪结为终身伴侣。1943年，为使丈夫潜心译莎，她又离开常熟富裕的娘家，来到嘉兴南湖畔窳败的朱家旧宅，从宋家的二小姐成了朱家的穷媳妇。这对那个时代出身富裕家庭的女性来说，需要多少勇气、作出多大牺牲！在大学里，她曾是“诗文如琼枝照眼”（施蛰存语）的才女，为了中国有一部莎氏全集，她放弃了文学创作，默默地做了丈夫的助手。1944年，当丈夫因贫病交迫，没有译完莎剧溘然去世时，她将悲痛深埋心底，默默地整理、校勘遗稿，并于1947年交予世界书局出版。从此，我国有了一部比较完整的莎剧全集。

朱生豪于1936年上半年从《暴风雨》开始翻译莎剧，到1944年译至《亨利五世》前两幕后，就不幸被病魔击倒。这时，莎剧还剩五个半剧本没有译完。未能译完莎剧全集是朱生豪的终生遗憾，他曾说：“早知一病不起，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

朱生豪弥留之际，曾要求妻子宋清如转告自己在四川大学英文系任教的弟弟朱文振，希望他能继续翻译莎剧。后来，朱文振坚持用元曲体翻译，几年后把译稿交给成立于1951年3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因与朱生豪的散文体风格大不一致，人民文学出版社未予采用。

历尽艰辛挑起译莎重担

于是，宋清如自己毅然挑起译莎的重担。

为了译莎查找资料方便，她于1949年从嘉兴秀州中学调到了省城的杭高（杭一中）任教。这时她虽然还没有条件全身心坐下来动手翻译，但她一直在做译莎的准备工作。她经常跑旧书店，搜集各种莎剧注释本和有价值的参考书以及他人翻译的各种单译本。两三年下来，有关莎剧的资料已积累了不少。只要一有空闲，宋清如就埋头研读。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愿意接受出版朱生豪的莎剧戏剧集后，宋清如要了却丈夫译莎遗愿的热情更高了。这时，她已在杭州幼师工作，常常熬到深更半夜，几乎通宵达旦地钻研莎士比亚的剧作。

尽管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但要真正着手翻译丈夫余下的那几部莎翁史剧，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白天教务繁忙没有时间，晚上就那么几个钟点，没有足够价值的参考资料，没有可以探讨质疑的师友，时代和国情的巨大差异，又使莎剧中具有许多理解上的困难……面对一连串的问题，宋清如一度想调到北京工作，毕竟北京这方面的条件会好些，可惜后来没成功。1955年，宋清如决定到朱文振那里去。她相信朱文振的英语背景和大学里的工具书、参考资料，会大大有助于她的译莎工作。

1955年夏天，宋清如带着12岁的儿子和沉重的书籍与生活用品，踏上了去成都的旅途。

那时，很少有长途直通火车，母子俩大多是白天乘车、晚上住旅馆，一路换着车过去。去时，历时9天，回来时用了21天！一个单身弱女子带着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一路辗转。每到一个地方，宋清如就到处找人打听交通情况、排队买票，儿子则坐在行李上看守箱包，然后托运行李或找住处，历尽艰辛。

在成都的一年里，宋清如遇到问题就和朱文振教授商讨、参考他的译本，请人代为到川大图书馆借资料，翻译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到1956年夏天，她已译完了《亨利五世》半部、《亨利六世》上中下三部和《理查三世》一部。因为一年假期已到，剩下的一部《亨利八世》，只有回到杭州再译了。约一年后，她译完了《亨利八世》。

宋清如又用近一年的时间对全部补译稿重新进行整理、校勘和修订。直至觉得满意了，她才写信向人民文学出版社报告自己的译莎情况，并联系是否可能出版事宜。

这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在计划出版完整的莎士比亚全集，并已请方平、章益、杨周翰等译出了宋清如翻译的几部莎剧及莎翁的几首长诗和十四行诗。这样，宋清如的译稿就无法采用了。

这样的结果近乎残酷！不过，宋清如却显得异常平静。她默默地将一大堆译稿收了起来，又投入了忙碌的教学工作。

丈夫的译莎遗愿，成了她一段“悲壮”的人生经历。

精心校勘朱生豪译稿

朱生豪的溘然长逝使宋清如悲痛万分。悲痛之余，她也深知丈夫为译莎奋斗了终生并以生命相殉的心愿。因此，她毅然用自己瘦弱的双肩担起了朱生豪未竟的重任。

世界书局1944年上半年就已经在做《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出版工作了，12月26日朱生豪的去世，使准备工作停了下来。日本投降后，一时百废待兴，书局也没有考虑朱生豪译稿的处理及出版事宜。

莎士比亚在中国 篇5

莎士比亚作品登陆中国大约已经有近170年的历史，在这170年间，中国的几代学者不遗余力地把莎士比亚作品以各种形式翻译成中文，让莎士比亚在中国生根成长。在当代中国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仍然是一个焦点问题，而且对于翻译所依循的版本非常重视，除此之外，莎士比亚作品的注释在当代中国也有相关书籍出版。无疑这些成果让莎士比亚在中国的研究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但纵观目前莎氏的版本注释本及译本在中国的现状，还有不少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1 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中版本与中译本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对于文学文本的翻译来讲，版本的选择是一个重要问题，一直都受到足够的重视。版本质量直接影响到译文的整体美学效果，乃至对文学文本评价的方向，甚至还会涉及到译本是否与原文本思想内容一致的大问题。在莎士比亚研究中，选择莎士比亚作品的何种文本和其他文学文本翻译一样，毫不例外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对于中国出现的莎作译本的原作版本进行梳理后，发现莎作的目前现有的几个中译本中，由于局限于译者当年取得版本的条件，所获得的原作版本不是很优，也不一种可能就是在当时翻译时对版本问题重视程度不够，“相当多的译者忽视了莎作版本的选择”[1]，而导致译本中出现了这样或是那样的问题。

辜正坤认为，目前莎士比亚的各种英文版本自莎士比亚第一个版本出现的四百年来，累积已经达到一千三百余种。而早年朱生豪与梁实秋译本依照的是牛津版，这个版本在19世纪的莎学版本中，地位实在不能算是很高的。[1]方平的译本主要“参照了欧美当代备受重视的Bevington全集本（1992年）与Riverside全集（1974年）”。[2]对于中国莎士比亚作品翻译使用那种版本较优的问题，莎士比亚研究大家李伟民教授认为“最好采用J.D.Wisonde的新莎士比亚版。”但目前引进国内的版本中未见Wisonde的新莎士比亚版。不过令人欣喜的是，在一千三百种众多的英文版本中，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已经为中国的莎学研究者与爱好者引进了《阿登版莎士比亚》。辜正坤对阿登版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首先从读者角度，认为这个版本主要为学术界读者和普通读者（包括学者、大学生、演员、戏迷等）之用。对莎氏的每部作品都有一个长篇导读兼序文，其主要目的是详细介绍莎士比亚每一部作品的故事出处、剧本的基本结构、戏剧语言特色、人物的塑造、文体的风格、文本的沿革、时代背景、戏剧演出史及其他综合性莎学名家的相关评论等。《阿登版莎士比亚》的特点是注释比一般注释本详细，他认为这个版本对于中国外语界的文学研究者、翻译者和英语学习者来说，无疑是当前最理想的版本。其次，在系列丛书中，有注释方面歧义的情况下，把各家学说都呈现给读者，当然校订者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是做主要是要达到评介客观的目的，和中国古典学术著作《十三经注疏》或《周易折中》的做法有点相类似。此外，对四开本以及对开本到后世数十家重要校勘本中出现的异说，《阿登版莎士比亚》把他们如实的反映给读者，这样百家争鸣的方式有利于文艺的进步，这也算是很大度的一种做法。在书的末尾部分有各类附录，这些附录往往与剧情原型相有关联，或与作品的形成有较为明显的渊源关系。而且书中的资料来源都有出处，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部分剧中还穿插有剧中格局乐谱，当时演剧的的基本构成情况等丰富内容。因而，阿登版可供阅读欣赏，也可供研究之用，对于英语学习与研究大有帮助。[3]

除过新阿登版之外，似乎在国内引进原版书系列中再没有象这样的莎士比亚引进版行世。当然现在网络发达，可以在各种网上购到国外的版本，但是买哪一个版本，没有专家学者的指导还真是个问题。

对中国学者完成莎士比亚作品注释的在中国也是寥寥无几。目前有由裘可安主持，由国内莎学研究者分单行本进行注释的一套莎剧自1984年陆续出版，到现在已经完成。但仅只这一套，远远不能满足越来越多的莎学爱好者和学习者之用。而且这个版本现在多数已经脱销，既然在网上也无法购得。另有罗益民2010年所著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名篇详注》应该是第一本中国学者完成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注释本，但不是莎士比亚全部154首十四行诗。除此之外，再没有中国学者完成的莎剧与莎诗的注释本，这在中国算是一件憾事！

那么在中国到底有多少莎士比亚的译本，李伟民对其做了相关统计：不算没有经过改译、重校而冠以莎士比亚全集之名和重印出版的众多版本，仅翻译或经过改译、增补、重校的《莎士比亚全集》就有6套，他们分别是朱生豪等译（1978年人民文学版）、朱生豪、虞尔昌译（1957年台北世界书局版）、梁实秋译（1967年台湾远东图书公司版）、朱生豪等译（1997新时代版）、朱生豪等译（1998年译林版）、方平主编主译（2000年河北教育版）。[3]另一莎学研究者辜正坤认为完整的中文版《莎士比亚全集》共有4种，分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译林出版社版，台湾远东图书公司版和河北人民出版社版。[4]辜正坤所提供的四种汉译版本没有给出具体的出版社与出版时间。但照上面李伟民所做的统计信息，辜正坤认为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是1978年版，译林版当属1998年版，台湾远东图书公司版应该是1967年梁实秋版，而河北人民出版社这一版本应指方平主编主译的《新莎士比亚全集》，由河北教育出版。

从以上所提到的全译本，去除以朱生豪为第一译者的重复情况来看，实际在中国的全译本仅只三套而已。对于以朱生豪为第一译者的版本，只是补充了朱生豪所没有完成的其余为数不多的几个剧以及诗歌罢了。笔者认为真正意义上这不能计数为一个新的全译本。

其他的所谓的全译版本，只不过是重复翻印而已，虽然有些所谓的全译新版认为对朱生豪译本中出现的翻译问题做了相关的修订处理。

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驻足一百七十年之久，到目前为止仅只有三套真正意义上的全译本，实为憾事。

当然，除过这三个全译本外，对莎士比亚剧作部分翻译的还有不少，如孙大雨的《莎士比亚四大喜剧》和《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悲剧四种》和孙法理的《查理二世》等。

士比亚作品，除剧作外还有他的十四行诗。对于十四行诗的翻译目前约有数十种之多。读秀库中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为搜索条件，可以找到97种出版书目（2000-2010(54）,1990-1999(27）,1980-1989(14）,1950-1959(2））。主要译者有梁实秋、梁宗岱、屠岸、曹明伦、辜正坤和艾梅等人。诗歌的翻译最见译者的文学功力，而且最不容易出现雷同或抄袭现象，以上六位名家相对于中国众多学者而言，从译者的数量上来看太少，即使有数十位也是不足以见出中国诗学的发达程度，因此还需要中国学者继续努力，完成更多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工作。对于莎氏的长诗而言情况也是大致如此，需要更多的译本出现。

如前所述，莎士比亚的全译本仅只三套。即使这三套全本，从翻译研究角度来看，“多年来莎士比亚翻译研究并没有引起莎学界的足够重视，甚至也没有引起翻译界的重视，没有或很少有人进行全面总结研究，已经出版的莎学著作和莎士比亚辞典对这方面也少有述及。”[1]

当前对于三套译本的研究成果，目前多是字词文字校对式的性质，不能深入到句法与篇章的层次进行，或是修辞文体方面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方法是传统方法。鉴于这种情况，莎学研究者还得利用新的研究手段，利用现在电子辅助工具完成相关研究。对于句法与篇章层面的研究可以借助于现在计算机工具开展基于语料库的定量研究，以更为客观的手段与方法探讨莎士比亚的作品。

2 结语

莎士比亚研究在中国正如翻译研究在中国一样还不够发达。对于莎学研究者来说，首先要解决的是有更多的好的莎士比亚版本登陆中国，其次要有较好的文本注释，这样才能把翻译工作做好。有了更多的译本，中国的莎学研究才能更加的繁荣，这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的文学发展及语言的丰富性。

参考文献

[1]李伟民.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285,273.

[2]胡开宝,邹颂兵.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创建与应用[J].上海:外语研究,2009(5):65.

[3]李伟民.中国莎士比亚翻译研究五十年[J].北京:中国翻译,2004(9):48.

中国与赞比亚农业合作领域研究 篇6

1 赞比亚的农业经济概况

1.1 农业自然资源

赞比亚的农业自然资源禀赋比较优越。在气候资源方面, 赞比亚平均海拔1200m, 以亚热带气候为主, 年均气温20~25℃, 降雨量800~1400㎜, 相对湿度61%~68%, 且日照充裕, 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在土地资源方面, 赞比亚地广人稀, 地势比较平坦, 土壤肥沃, 开发潜力大的中高产可耕地4200万hm2, 占国土面积的56%, 目前只有588万hm2的可耕地得到利用, 仅占可耕地面积的14%。在水资源方面, 赞比亚河流、湖泊、沼泽众多, 地表和地下水储量丰富, 地表水储量1570亿m3, 占南部非洲地表水总储量的25%。赞比亚能灌溉可耕地42.3万hm2, 但只有5万hm2得到了灌溉, 占能灌溉可耕地面积的11.8%。

1.2 农业经济区划

按降雨数量和土壤质量, 赞比亚的农业经济区划可分为三个区域。

区域一:占国土面积的12%, 年均降雨量低于800㎜, 包括南部省、东部省和西部省, 土壤为肥沃粘土, 适宜发展棉花、芝麻、高粱、玉米、粟等旱作农业。该区域山谷地带海拔低、气温高、湿度大, 导致萃萃蝇繁殖快, 不适宜发展奶牛产业, 但山谷以外地区适宜发展奶牛产业。区域二:占国土面积的42%, 年均降雨量800~1000㎜, 该区域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中央省、卢萨卡省和南部高原, 土壤肥沃, 适宜种植玉米、棉花、烟草、向日葵、大豆、小麦等作物, 也适宜发展花卉、蔬菜产业。第二部分主要是指西部省, 沙质土壤为主, 非常适宜种植腰果、木薯、蔬菜、木材, 也适宜发展肉牛、奶业、家禽产业。区域三:占国土面积的46%, 年均降雨量1000~1500㎜, 包括铜带省、卢阿普拉省、北部省和西北省。除铜带省外, 其他省的土壤为酸性土壤, 种植粟、木薯、高粱、豆类的潜力巨大, 适宜发展渔业, 也适宜种植咖啡、甘蔗和水稻等农作物。

1.3 农业生产和贸易

农业、采矿业、旅游业是赞比亚的三大支柱产业。赞比亚农业人口约为713.3万人, 占总人口的60.9%。2007年农业增加值为35.6亿美元, 占当年GDP的22%。2007年赞比亚85%的劳动力就业于农业, 尤其是占农村人口65%的妇女, 农业是她们首要的就业渠道和收入来源。赞比亚的粮食作物主要有玉米、小麦、大豆和水稻等;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烟草、花生、葵花、甘蔗等。近几年, 赞比亚扩大了腰果、草莓、香蕉、菠萝和芒果等的种植面积, 并积极发展花卉和蔬菜产业, 用于出口创汇, 平衡国际收支。基础设施差、经营规模小是赞比亚农业的突出特点。基础设施差主要体现在, 普遍缺少与耕地配套的水利工程, 道路、电力、仓储等设施落后, 常因季节性干旱造成农作物大面积减产减收, 农业基本上是靠天吃饭的局面。农业经营规模小主要体现在, 占地0.5~9hm2的分散农户46万个, 均以手工耕作为主, 种植的玉米、高粱、木薯和豆类仅供家庭消费;占地面积10~20hm2的小型农场约

12万个;占地20公顷的中型农场约2.5万个;占地60hm2以上的大型农场只有740个。赞比亚的主要国际贸易伙伴是欧盟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扩大农产品出口, 是赞比亚解决贫困问题、平衡国际收支和减少外债的重要途径。赞比亚具有比较优势、出口竞争力强的农产品有:棉花、食糖、烟草、蔬菜、花卉等。赞比亚进口的农产品是以玉米、小麦、大米为主的粮食产品。

2 赞比亚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

赞比亚2004年到2015年农业发展规划制定的目标为, 农业年增长率达到7%~10%;到2015年农业对GDP的贡献率从目前的18%~20%提高到30%;农产品出口占外汇收入的比重从目前的3%~5%提高到10%~20%;实现90%以上人口的粮食安全;最终把农业培育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首要支柱产业。

2.1 建立农业开发区

赞比亚政府在铁路和公路沿线设立了农业开发区, 主要目的是吸引外来投资。例如, 赞比亚政府在中央省的北部, 建立了姆库希种植区和坦赞铁路走廊, 供外国投资者大规模开发。姆库希种植区的面积为20万hm2, 其中11万hm2为可耕地, 5万hm2适宜灌溉, 可种植玉米、大豆和小麦等农作物。坦赞铁路走廊是指从姆库希到纳孔德沿线810km、两边各30~40km的范围, 土地面积为450万hm2, 有100万hm2是可耕地。这两个农业开发区土地肥沃, 气候良好、交通方便, 较适合发展商业化农场。2005年, 赞比亚投资中心向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推荐了两个农业开发项目。第一, 鲁纳农场项目, 该项目位于赞比亚卢阿普拉省的卡旺布瓦和姆文斯地区, 适合于进行甘蔗种植和蔗糖生产。第二, 南三嘎农地开发项目, 该项目位于中央省的塞伦杰地区, 赞比亚政府划出不少于10万hm2的土地, 并提供基本的道路、桥梁、电力、水坝和灌溉设施。

2.2 鼓励国外投资的优惠政策

赞政府非常重视外资的作用, 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支持和鼓励国外资本投资其农业。2004年吸引外资3454万美元投资赞比亚农业, 引资规模仅次于制造业。根据赞比亚《投资法》的规定, 投资农业可获得下列优惠政策:投资农业的企业所得税率为15%, 而投资其他行业的所得税率为25%;对大规模的农业投资者, 前5年获得的红利免所得税;用于农业机械设备的投资, 前2年每年按50%的折旧率计算;为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所投入的资本, 前5年可享受20%的资本折旧率;对种植咖啡、茶叶、香蕉、柑橘和其他水果的企业, 至产出期的第一年, 每年可从其应纳税的收入或利润中减去10%, 即获得10%的资本折扣;对投资农场而进行的平整清理土地、防止土壤侵蚀、打井、蓄水及大气或地质勘探所投入的资本, 可享受100%的资本折扣;用于农业的资本货物和机械设备免除进口关税;对进口的原材料免征关税, 如化肥、橡胶、钢材和塑料等。

2.3 支持农业发展的其它优惠政策

政府对小农户购买化肥提供50%的补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产品集散中心;对电力、柴油等农业生产能源给予补贴;采取措施鼓励小农户发展壮大为大中型农场;发展水利灌溉, 以抵御自然旱灾引起的饥荒;政府出资兴建水坝、水库等水利工程;建立无病害养殖区和养殖业支持体系;取消农药、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的增值税 (税率为17.5%) 。

3 中国赞比亚农业合作的领域

我国在赞比亚的农业开发已有30多年的历史, 加强中赞双边农业合作, 增加其农产品的市场供给, 减少其贫困, 为其粮食安全做出贡献, 符合赞比亚的国家利益。在赞比亚购买和转让土地, 价格比较便宜, 且市场上存在大量成熟的农场待售。赞比亚农业领域一般劳动者的月工资为70美元左右, 且赞比亚人与其他非洲国家相比, 能吃苦耐劳, 适合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赞比亚政治比较稳定, 实行开放的经济政策, 外国投资者在赞投资所获利润可自由汇出, 绝大部分产品进出口无管制。这些都为中赞农业合作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建议重点考虑以下五个领域。

3.1 技术领域:赞比亚农业科技落后, 为开展技术合作提供了需求

赞比亚农业装备水平严重落后, 大量可耕地无力开发;农业科研、推广等服务体系不健全, 务农人力资源素质低;中小农户为主体, 采用人力耕作, 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因缺乏化肥、良种和先进农业技术, 赞比亚农产品的单产较低。例如, 2005年赞比亚玉米单产为1920㎏/hm2, 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为6450㎏/hm2;小麦单产为2130㎏/hm2, 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为2665㎏/hm2;水稻单产仅为945㎏/hm2, 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为3999㎏/hm2。赞比亚2004~2015年农业规划提出, 研究和应用先进适用技术是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和农产品产量的关键, 重点开展农业机械 (包括设备和仪器) 、农业灌溉、农作物种子、畜牧业育种、渔业育种、病虫害防治、可持续发展模式、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先进适用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可考虑开展上述农业技术合作。

3.2 粮食领域:赞比亚粮食安全问题长期存在, 种植粮食存在巨大潜力

2005年赞比亚粮食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0.02%, 而粮食消费量却占世界消费总量的0.12%。尤其是随着农村生活环境的不断恶化, 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 加之感染艾滋病人口的增多 (2005年赞比亚15~49岁的艾滋病感染者占总人口的17%) , 导致农村劳动力减少, 满足城市中不断膨胀的饥饿人口和农村缺粮人口的粮食需求, 是长期艰巨的任务。赞比亚食物结构比较单一, 粮食消费主要是玉米和小麦。玉米是穷人的主要消费食物, 年消费量120万t以上。小麦消费以富人为主, 年需求量在14万t以上。赞比亚粮食的产量受天气影响大, 很不稳定。例如, 玉米产量2004年121万t、2005年86.6万t、2006年140万t;小麦产量2004年为8.29万t, 2005年为13.68万t。正常年景赞比亚粮食能维持低水平自给, 灾害年份则需要进口粮食, 且赞比亚周边8国普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可在赞比亚投资开发玉米、小麦、水稻等粮食农场, 满足赞比亚及周边8国需求。

3.3 大豆和水果领域:赞比亚大豆和水果需求潜力巨大, 种植加工前景广阔

赞比亚全国均能种植大豆, 且大豆质量优良, 但种植面积小, 不到2万hm2, 大豆产量不能满足国内食用油加工的需求。赞比亚食用大豆油的70%依靠进口, 每年还要进口15万t大豆和7万t豆饼。赞比亚的气候有利于各类水果种植, 可出产丰富的水果品种, 尤其是芒果、香蕉、番石榴、西瓜等。但因为水果种植周期较长, 防治病虫害的投入较大, 加之赞比亚水果加工水平落后,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无论是水果, 还是水果饮料, 南非产品均占50%以上。可考虑在赞比亚投资建设大豆、水果种植农场, 并发展水果饮料加工产业, 其前景比较广阔。

3.4 甘蔗和烟草领域:赞比亚甘蔗和烟草国际竞争力强, 拓展空间较大

赞比亚的甘蔗种植集中在南方省, 基本上是灌溉种植, 产量占全国的90%。赞比亚蔗糖年产量15万t左右, 出口量8万左右。赞比亚的蔗糖质量好, 在本地区和欧洲市场享有较好认知度和满意度, 国际竞争力较强。2008年欧盟取消从非洲进口食糖的配额, 为赞比亚蔗糖产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随着国际市场对蔗糖需求量的增加, 赞比亚制糖业必将获得进一步发展。就烟草产业而言, 随着津巴布韦农场主的大量进入, (下转P50) (上接P47) 赞比亚烟草种植取得快速发展, 2004年烟草产量为3.73万t;2005年增长了82%, 达到6.79万t。赞比亚将继续扩大烟草、蔗糖的出口, 以平衡国际收支, 可考虑投资开发烟草和蔗糖农场。

3.5 养殖业领域:赞比亚养殖业不发达, 提供了较好的合作开发机会

在赞比亚的文化中, 牛是地位的象征, 财富的标志, 较少投入市场。赞比亚试图通过开辟养牛专区来促进养牛业的发展, 但仍是生产粗放, 管理落后, 肉牛宰杀率不足5%。萃萃蝇是阻碍赞比亚养牛业发展的另一不利因素, 萃萃蝇聚集在赞比亚2/3的国土上, 动物和人被咬后会得昏睡病, 需要有效解决萃萃蝇问题。2005年, 赞比亚农业人口人均牛存栏数为0.36头, 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为0.58头。从事商品性牲畜生产的农民, 虽具有一定的管理和控制病害的技术, 但年宰杀率达只有16%。羊、猪、家禽等是蛋白质的重要来源, 拥有很大市场空间, 但赞比亚的饲养水平低, 数量少, 质量差, 阻碍了发展, 为开展合作提供了机会。例如, 2005年赞比亚农业人口人均羊存栏数为0.20头, 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为0.71头。可考虑投资开发赞比亚养殖业。

摘要：加强中国与赞比亚的农业合作是一个“双赢”选择, 既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 也能促进赞比亚农业的发展。本文介绍了赞比亚的农业自然资源、农业经济区划、农业生产、农产品国际贸易和农业政策情况, 分析了我国与赞比亚开展农业合作的有利条件, 提出了我国与赞比亚开展农业合作的五个重点领域。

关键词：中国,赞比亚,农业合作,合作领域

参考文献

[1]李伟国等, 中国赞比亚农业合作开发前景, 世界农业, 2006年11期。

[2]赵秉钧, 四川民营企业赴赞比亚考察报告, 资源再生, 2008年3期。

悬疑技巧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应用 篇7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 其戏剧创作以历史与现实生活为基础, 深刻的反映了时代的风貌和社会的本质, 揭示了人性的美丑。悬疑技巧作为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重要技巧之一, 对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是莎士比亚戏剧取得巨大历史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 莎士比亚戏剧创作中所使用的悬疑技巧, 所具备的是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同样适用于当代艺术创作, 对莎士比亚戏剧悬疑技巧的解读无疑有助于当代戏剧创作方法的丰富与发展。有鉴于此, 解读莎士比亚戏剧创作中的悬疑技巧, 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一、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特点

在莎士比亚众多的戏剧作品中, 其戏剧创作的特点是鲜明的, 也是一贯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主要方面。

首先,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中, 故事情节根植于现实生活, 反映时代背景与社会生活。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真正地做到了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以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 抛开戏剧创作的爱情主线, 作品大量的描写了英国古典贵族生活。对于戏剧的矛盾设定, 莎士比亚选取了贵族家庭之间的矛盾作为戏剧矛盾主体。而这一矛盾恰是当时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所面临着的新兴资产阶级与传统的贵族庄园主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 莎士比亚戏剧创作是根植于历史与现实基础之上的。

其次,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中, 戏剧人物形象的刻画往往极为注重个性化。例如哈姆雷特这一形象, 一方面具有十分崇高的理想以及斗争的勇气, 另一方面却又将斗争想象的过于理想化, 脱离群众, 进而最终导致了自己的失败。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 英勇与莽撞这两种特性可能出现在同一人物形象中, 正义与邪恶也可以得到突然性的转变, 因此可以说个性化的人物形象是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代表特点。

最后, 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背景十分多样, 故事情节的设置也十分自由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莎士比亚戏剧艺术的魅力与受欢迎程度。

二、悬疑技巧应用与莎士比亚戏剧的方法

1、独特丰富的情节设置

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中, 悬疑技巧的应用往往借助于独特而丰富的情节设置。通过特殊的戏剧情节设计, 莎士比亚在诸多作品中成功设置了诸多的戏剧悬念。通过独特丰富的情景设置悬念是莎士比亚戏剧创作中最为重要的悬疑技巧之一。

例如莎士比亚的著名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 情节十分丰富、曲折。罗密欧与朱丽叶为爱情不断承受着分分合合的苦痛与悲欢, 戏剧情节中无处不是矛盾的交织与展现。其中推进情节发展的矛盾即为新旧贵族之间的家族矛盾, 这一矛盾贯穿于戏剧始终, 最终甚至影响了全剧发展。正是在《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作品丰富而曲折的情节中, 莎士比亚一直将男女主人公能否最终在一起的悬念留到了剧终揭晓。当观众与读者在经历了曲折而丰富的情节洗礼后, 最终看到戏剧的悲剧结尾, 心中的那份怅惘是可想而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伟大之处, 正在于贯穿与全剧始终的悬念设置, 正是源自于这种悬念设置, 当答案在最后一刻揭晓时, 悲剧的魅力无疑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现。

2、多重个性化的人物塑造

莎士比亚对于戏剧创作最大的影响之一即为改变了戏剧创作对于人物形象描写的态度。文艺复兴之前, 纵观欧洲的戏剧创作, 很少有戏剧作家会如同莎士比亚一般进行戏剧人物形象的刻画。在莎士比亚笔下, 戏剧人物形象的丰满程度与复杂程度可以说开创了戏剧创作之先河。

例如在作品《麦克白》中, 莎士比亚着力渲染描绘了人物麦克白的人物形象。在莎士比亚笔下, 麦克买无疑是一个具有多重心理的人物形象。他即使气势非凡的英雄, 也是祸国殃民的暴君。他身上有勇猛无畏的气质, 但又兼具个人野心与权力欲望。莎士比亚为麦克白设定了一个如此复杂的人物心理形象, 也正是在构建麦克白人物心理形象的过程中, 莎士比亚成功的设定了戏剧的悬疑之处, 即麦克白的选择最终将是什么?是会屈服与魔鬼与女巫, 还是会找回勇气与善良?是会屈服与权力与世俗的诱惑, 还是能够凭借自身的英雄气质挣脱命运的枷锁?

莎士比亚绘制了一个又一个的复杂人物形象, 因为人物形象的复杂, 所以其最终的选择必然是一个未知数。少年维特不会背叛爱情、简爱不会屈从于世俗与财富, 但是只要剧幕没有落下, 初次观看《麦克白》的观众就永远无法确定麦克白最终的选择。这正是莎士比亚悬疑技巧应用的独特模式, 通过塑造复杂多样性的人物形象来设置全剧悬念, 渲染悬疑色彩。

3、叙述人叙述的不可靠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中, 莎士比亚往往通过叙述人叙述的不可靠来设定悬念, 进而推动情节发展。这种悬疑技巧在莎士比亚戏剧中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运用。

莎士比亚戏剧创作中, 最为鲜明的特点之一即为其丰富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应用。对于正面人物如此, 对于反面人物同样如此。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 我们不难发现反面人物一边使用着极具艺术性与感染力的语言, 一面却在讲述着与事实截然相反的事件缘由。

例如在《李尔王》中, 莎士比亚就着力描写了李尔王考验自己子女的过程。在第一幕中里根对李尔王倾诉了自己的品质特点“我厌弃一切凡能依靠敏锐知觉感受到的欢乐, 只有爱您才是我唯一的无上的幸福。”诸如此类表述几乎同时出现在了李尔王的两名子女口。这种叙述者的叙述无疑是不可靠的, 也是不足以被相信的。可是在莎士比亚笔下, 这种叙述往往被覆盖以艺术性的语言外表。这时在观众的心中必然会产生悬念, 究竟谁才是具备并懂得真爱的人?这种依托叙述人叙述不可靠构筑起的悬念一直持续到了两名子女纷纷取得了自己的封地之后, 悬念才最终落地。只保留了尊号与一百名护卫的国王最终看清了自己两个女儿的丑恶嘴脸之后, 小女儿的朴实无华才能以展现。

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充斥与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之中, 但是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却不尽相同, 主要表现于其在戏剧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同, 因此悬疑技巧的应用也有所不同。一方面, 有些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在发生之时, 读者与观众就可以分辨出这是不可靠的或是错误的。这种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所设置的悬念在于, 正面人物是否会相信这种不可靠叙述、这种不可靠叙述又将对剧情造成怎样的影响。例如《麦克白》中, 麦克白妻子的叙述, 《哈姆雷特》中, 丹麦国王的叙述。另一方面, 这种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是观众无从分辨的, 其本身即为悬念的一部分或全部。例如《李尔王》中, 李尔王子女的叙述。

可以说, 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是莎士比亚戏剧创作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悬疑技巧应用方法。

4、超自然因素的广泛应用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中, 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超自然因素的运用。这些超自然因素的广泛出现, 在很多程度上帮助了莎士比亚戏剧的悬念设定。

例如在《哈姆雷特》中, 莎士比亚引入了前国王的鬼魂这一超自然元素。当历史的真相通过亡灵之口娓娓道来之时, 相信很多的读者和观众尚对开幕时的阴森恐怖悬念记忆犹新。这些超自然现象有时是对剧情发展的预示与指引, 有时则干脆构成了悬念本身。在莎士比亚剧作中出现的大量超自然现象, 是莎士比亚悬疑技巧应用的重要方法之一。

在《哈姆雷特》与《麦克白》中, 我们都看到了鬼魂这一超自然现象的出现。这些鬼魂有的单纯作为超自然现象出现, 有些则意预着人物内心的复杂与阴暗。我们必须注意到, 莎士比亚所在的时代, 科技对于一些自然现象的解释尚无能为力, 人们普遍认为超自然想象是无法抵抗的。即便为莎士比亚一般的文学巨匠, 也难以逃脱时代的束缚。因此, 在莎士比亚戏剧创作中, 这些超自然现象本身往往就是悬念本身, 不可预知、不可理解。面对这些超自然现象时, 读者与观众唯一的选择可能就是静静等待剧情的发展与推进最终提供悬疑答案。

例如莎士比亚在戏剧创作中就大量的使用了预言这一超自然载体。在《麦克白》中, 女巫对麦克白的命运进行了预言, 《雅典的泰门》中诗人的预言, 《李尔王》中对李尔王的悲惨预言, 这些预言有些言简意赅, 有些则极尽详细。虽然这些预言对观众与读者预示了剧情的走向, 但无疑更多的激起了观众与读者对剧情发展的探寻热情。事实上, 莎士比亚在剧中的各种预言也是悬疑情节的一部分, 是莎士比亚悬疑技巧应用的具体方法以及具体体现。

另外, 通过对超自然力量的描绘, 莎士比亚非常成功的在一些戏剧作品中描绘出了阴郁、压抑的神秘气氛, 这些未知的超自然现象往往会牢牢地吸引住观众的思想, 营造出悬疑气氛。应该说, 超自然力量一方面是莎士比亚悬疑技巧的具体应用方法, 另一方面又为莎士比亚悬疑技巧的应用创造了巨大的自由空间。

三、悬疑技巧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重要作用

1、悬疑技巧的应用推动了戏剧情节的发展

对于任何一部戏剧而言, 情节都是其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如何推进情节发展是每一名剧作家所必须面临并解决的戏剧创作问题。莎士比亚正是通过悬疑技巧的运用推动了戏剧情节的发展。

例如在《哈姆雷特》中, 在哈姆雷特与父亲见面之前, 莎士比亚着力渲染了鬼魂出现之前的场景。通过侍卫之口, 莎士比亚描绘了一幅近乎阴森、沉郁的场景, 设置了大量的悬念。最终, 鬼魂在无数悬疑猜想的背景下, 才得以千呼万唤始出来。通过鬼魂悬疑的设定, 莎士比亚最终借助鬼魂之口, 引出了全剧的矛盾所在, 叙述了丹麦王篡位的事实。最终依靠矛盾, 推动了哈姆雷特的复仇之旅。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 悬疑之处往往也是戏剧的主要矛盾隐含之处。例如在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 最初开始交往并互相吸引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悬疑设定处即为二者的身份之谜。而一旦二者的身份揭开, 贯穿与全剧始终的家族矛盾也开始正式走上舞台。

通过悬疑技巧的巧妙应用, 莎士比亚每每成功地在剧情发展的过程中设定悬念。剧情的发展过程往往就是寻找悬念答案的过程。而一旦悬念被打破, 贯穿于剧情始终的主线矛盾便即时浮出水面, 最终推动了剧情的全面发展。因此, 可以说, 莎士比亚通过悬疑技巧的应用实现了推动剧情发展的需要。

这种推动的重要性十分巨大的, 赋予了作者巨大的创作自由空间。以前文曾论述的超自然现象为例, 超自然现象的出现并不需要遵循客观原则, 可以是亡灵的口述, 也可以是诗人的语言。通过对超自然现象的描写, 一方面莎士比亚设置了悬疑, 推动了剧情的发展, 另一方面, 莎士比亚也获得了巨大的写作自由空间。

我们不难想象, 《麦克白》中如果缺少了女巫与预言, 其情节的生动、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将成为问题, 也必将影响到作品的历史成就。因此, 可以说,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中, 悬疑技巧的应用对推动戏剧情节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我作用。

2、悬疑技巧有助于诠释人物性格与思想

任何一部戏剧都离不开人物形象对其的支撑。人物形象是否生动饱满关系着一部戏剧的艺术价值与艺术品位。莎士比亚戏剧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就在于, 在其戏剧创作作品中塑造了大量形象丰满、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在《李尔王》中, 莎士比亚对李尔王的命运设定了悬念, 对其子女的本性也设置了悬念。当孕育于艺术性的台词与叙述者不可靠叙述之中的悬疑随着剧情的发展最终展现其事实之际, 人物形象前后的巨大反差无疑极大的助力于了人物性格与思想的表达。

试想, 如果在《李尔王》的前段部分, 人物形象未能在莎士比亚悬疑技巧的应用中的到着力渲染, 那么当剧情发展到最后, 李尔王的两位女儿所展现出的思想与表现出的行为必定没有原著来的震撼。在《麦克白》中, 如果莎士比亚选择了另一种写作技巧对麦克白的性格进行描绘, 那么当麦克白最终做出选择时, 其内心的双重心里与斗争纠缠无疑将很难进行表现。

莎士比亚在诸多悬疑技巧的使用过程中, 一方面通过悬疑技巧表现了人物形象与个性化性格, 一方面借助悬疑技巧的应用过程衬托凸显了人物独特的形象及个性化特征。但是无论对于二者的哪一方面而言, 莎士比亚剧作中悬疑技巧的广泛应用都极大的助力了作品人物性格的描绘, 同时也增加了作品的艺术可读性与文学价值。

3、悬疑技巧参与了作品核心思想的表达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中, 悬疑技巧被广泛应用, 对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在诸多的影响之中, 最为重要的影响之一即为悬疑技巧的应用参与了作品核心思想的表达。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 莎士比亚的悬疑技巧应用并非是单独的, 为了悬疑而进行的悬疑, 莎士比亚的悬疑技巧更多的是在助力于作品思想的表达。

在莎士比亚的诸多戏剧作品中, 悬疑技巧之所以被使用, 往往是处于剧情发展的需要。剧情的发展源自于剧情设定的矛盾。而在莎士比亚戏剧中, 我们不难发现, 悬疑技巧的使用之处, 往往也是剧情的主要矛盾之处。

例如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 罗密欧与朱丽叶所代表的无疑是英国当时的新贵族与旧贵族。诸多的悬疑因素与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所表现的主题思想有且只有一个, 即新旧贵族能否实现和解与相互接受。莎士比亚在剧情发展到自后时给出了一个浪漫主义答案, 年轻人用自己的牺牲换取了这种和解。

正是得益于悬疑技巧的应用, 莎士比亚做到了不着痕迹的映射当时英国社会的贵族关系, 表达了自身希望新旧贵族握手言和的心愿。因此,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中, 悬疑技巧的应用无疑对作品思想的表达负有重要意义。

四、结论

莎士比亚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戏剧学家之一, 其戏剧作品对世界戏剧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相关的阅读研究, 我们不难发现莎士比亚戏剧创作作品中大量悬疑技巧的应用。在戏剧的创作过程中, 莎士比亚借助多种手段实现了悬疑技巧的广泛大量应用。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中, 悬疑技巧无疑是多样性的, 与此同时悬疑技巧的应用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首先, 悬疑技巧的应用推动了其所在戏剧情节的发展, 其次, 悬疑技巧的使用往往会参与作品核心思想的表达。因此, 可以说, 悬疑技巧的应用对于莎士比亚戏剧的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 也是不容忽视的。研究莎士比亚戏剧创作中悬疑技巧的应用对于当代戏剧艺术发展与创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要：莎士比亚是人类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英国剧作家之一, 其戏剧创作在世界戏剧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对世界戏剧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中, 独特的悬疑技巧应用帮助莎士比亚戏剧表现了其独特的人文思想与艺术特色。通过解读莎士比亚在戏剧创作中所使用的悬疑技巧, 无疑将极大地助力于我们解读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奥秘以及其戏剧中所蕴含的独特艺术魅力, 进而推动当代戏剧艺术的发展。有鉴于此, 本文将在研究莎士比亚戏剧创作以及其戏剧创作特点的基础上, 进一步研究莎士比亚戏剧创作中悬疑技巧的应用, 通过总结其悬疑技巧在戏剧创作中应用的特点与方式, 提炼其戏剧创作悬疑技巧应用的重要作用, 以期能够助力于当代戏剧艺术的发展。

关键词：悬疑技巧,戏剧,莎士比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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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言青.浅议莎士比亚戏剧的创作特色[J].潍坊学院学报, 2010 (03) .

[3]张文君.论莎士比亚戏剧的艺术成就[J].淮海工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3 (04) .

[4]张永.论中西方古典悲剧思想根源之差异——以《哈姆雷特》和《窦娥冤》为例[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01) .

莎士比亚在中国 篇8

比亚迪电动叉车销售总经理王惠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随着生态问题、能源问题日益严重, 以及机场、冷链、制药等特殊行业对环保的苛刻要求, 新能源电动叉车将是后续发展的必然趋势, 电叉销售市场也会进一步扩大。

比亚迪电动叉车作为行业内的佼佼者, 产品不仅采用了比亚迪的核心技术铁电池, 还配备了比亚迪自主研发的高性能电源管理系统, 实时监控电池的荷电状态, 保证电池在最佳状态下使用, 延长电池寿命。

利比亚中国资产损失几何? 篇9

利比亚战乱爆发至今已有数月，中国虽然在动乱升级之初就从该国撤出了全部侨民和劳工，但在该国的资产目前仍处于不安全状态中，中国在利比亚资产损失几何，相应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商务部发言人姚坚曾表示，目前中国在利比亚承包的大型项目一共有50个，涉及合同金额188亿美元。不少舆论据此大谈特谈“中国在利比亚投资损失188亿美元”云云，但这种说法纯属误解，并有误导公众之嫌。

必须指出，中国在利比亚直接投资甚少，中国公司在利比亚的项目大部分是承包工程；姚坚所说的188亿美元指的是合同金额，而不是已经实现的损失；而且绝大多数是承包大型工程项目的合同金额，而不是我们在那里的直接投资，这个概念与一般所称的投资损失大不一样。

首先，合同金额不等于面临受损风险的资产金额。直接投资遭遇政治性风险后有可能损失的是已经投入的资产，而不是直接投资合同的全部投资金额。同样，承包工程遭遇政治性风险后可能的损失包括应收工程款成为坏账、留在工地的装备损失、已建成工程受损坏等等，不等于工程合同的总金额。假设一家中国工程公司与利比亚政府签署了2亿美元的安居房建设合同，工程款分期支付，项目已经全部建成验收合格，利比亚政府已经支付了以前几期款项，剩余最后一期2000万美元尾款待付，那么，尽管这2亿美元合同金额也要纳入姚坚所说的“188亿美元”范畴，但这家中国工程公司实际可能的损失就是尚未支付的2000万美元尾款。

其次，由于我们在利比亚承包工程项目的特点，应收工程款彻底沦为坏账的风险较低。假如承包工程的发包方是私人企业，那么，一旦私人企业在战乱中垮台倒闭，业主死亡，已建好工程的应收账款就只能沦为坏账了，最好结果也不过是承建公司被动地成为业主。但是，我们在利比亚承建的多数是住宅、道路、灌溉渠道等民生工程，发包方是利比亚政府。这样，战乱过后，不管最终结果是卡扎菲政权继续统治全国，还是反对派政权统治全国，抑或利比亚东西分治，继承的政权都有偿还这笔债务的国际义务，这是国际惯例。由于利比亚资源丰富，其偿债能力不成问题。

第三，应收工程款暂时拖欠对不同规模公司的影响程度不一样。如果承建公司因流动性危机而倒闭，那么应收账款拖欠就有可能成为真实的永久性损失，如果承建公司资金周转能挺过去，账面上的或有损失就不会实现。某些中型企业资金周转可能会遭遇较大困难，但中铁建之类巨型企业不担心其资金周转会出现严重问题。即使对这些遭遇资金周转困难的中型企业，我们已经建立的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风险保证等体系也能助他们一臂之力。

不能不道破的一点是，中国社会关于利比亚投资损失的舆论喧嚣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政治化。有些人无限夸大中国在利比亚的资产损失，真实目的并不是关心中国海外国民和海外资产安全，而是要求中国全面对西方亦步亦趋，充当西方小跟班，放弃独立自主与非西方国家开展经贸往来。可是，根据中国对外经贸的实际需求和比较优势，根据中国力图推动建立更合理国际经贸规则发展方向，根据新兴市场已占全球实际GDP47.7%（2010年）份额且增速高于发达国家的现实，根据西方国家已经暴露和潜在的种种政治性商业性风险，我们能如同他们主张的那样大幅度压缩与发展中国家经贸往来、集中与西方“民主国家”做生意吗？

莎士比亚在中国 篇10

(一)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中国留学生的培养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前身为纽约教师进修学院,创建于1887年。它于1898年并入哥伦比亚大学,成为哥伦比亚大学训练教师的专业学院。(1)20世纪初,在院长罗素(James Russell)的大力延揽下,该校师资阵容之盛堪称执世界教坛之牛耳。这里聚集了一批在世界现代教育史上成就斐然、声名显赫的大师级学者,如杜威(John Dewey)、孟禄(Paul Monroe)、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克伯屈(W.H.Kilpatrick)、斯内登(Sneedden D.)、拉格(H.Rugg)、康茨(J.S.Counts)等。这些教育大师们不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有辉煌建树,还积极领导和参与了当时如火如荼的教育改革实践,使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不仅是当年世界上最大的教育研究中心和全美最具影响力的训练教育领袖的基地,而且成为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领导中心与理论重镇。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成为世界各地的青年学子心驰神往的教育圣地。此期来美国学习教育的中国学子亦纷纷将其视为自己留学求知、实现人生抱负的首选之校。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很早就开始了以招收留学生为目的的与欧洲和东方国家的通信联系。但直到1904年才有第一个来自广东的中国留学生李亨(音译)(Lim,Paul Heng),他于1909年毕业,是第一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1]第一个获得该院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是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校长的郭秉文,他于1914年以《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一文获博士学位。而后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

(1)哥伦比亚大学保留对师范学院所有学位授予的控制权,而师范学院的财务完全独立且自负盈亏。

麟于1917年以《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一文继之获得博士学位。(1)1923年2月,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国际研究所成立后,前来求学的中国学子更是与日俱增。据统计,自1923~1938年的15年间,该所接受的外国留学生来自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3,652名。其中,中国留学生就有565人之多,仅次于加拿大,位居第二。[2]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名师们别开生面的教学、研究方法使中国留学生受益匪浅。著名教育家、后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的陈鹤琴曾这样回忆老师克伯屈教授的教学“他的思想有魔力,他的教法有魔力,……他的教法是独出心裁而能刺激思想的方法”[3]。后任安徽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的杨亮功则认为斯垂耶(George H.Strayer,又译斯特雷耶)、杜威和克伯屈三位著名教育家的教学方法,各有千秋。他尤其推崇斯氏所授的教育行政课程。认为斯垂耶教授的教学“理论与实用并重,……特别能使他们(指外国留学生———引者注)对于美国地方实际教育情形获得更进一步的了解”。[4]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知名教授们在教学过程中对中国留学生予以了格外的注意与帮助。如杨亮功回忆:“克伯屈与杜威两人对于中国学生皆极亲切。”[5]1927年1月,针对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学习情况,克伯屈专门在美国教育杂志上发表《中国教育所学于美国教育的是什么》一文,向中国留学生提出9点建议。谆谆告诫,充满了对中国留学生的真诚关心。而时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部部长的孟禄在执讲“教育史”课程的过程中,鉴于中国学生来美留学多在大都市,不熟悉美国乡村情形,而这不利于中国留学生全面了解和学习美国的教育经验。于是他特地在各处向一些热心教育的人士募捐路费,多次亲自带领陈鹤琴、王文培、郑晓沧等中国留学生和少数日本留学生到美国南方参观。[6]因为南部诸州以农业为主,有较多地方可供中国效法。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知名教授对中国留学生的关心和指导,由此亦可见一斑。

杜威、孟禄等名师还对中国留学生成立的教育研究团体———中国教育研究会给予了热心的指导。该会于1915年成立,最初是中国学生会组织,后成为最早的中国教育研究团体,吸引了许多热心中国教育研究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和其他院系的中国留学生参加,如蒋梦麟、胡适、孙科、李建勋、庄泽宣、汪懋祖、张彭春等,都曾是该会的成员;前三任会长,分别是凌冰、陶行知和张伯苓。[7]这些成员回国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教育运动的发起者,一批中国新文化、新教育的领袖,就是从这个研究会诞生的。

此外,中国留学生在生活上也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如孟禄热心推荐陶行知申请为在师范学院学习的外国留学生特别设置的“利温斯顿奖学金”,又指点他登门拜访住在纽约市附近的一些捐赠人。由于孟禄的亲切关怀,陶行知终于从众多的申请人中脱颖而出。利温斯顿奖学金的获得,使他得到了基本的经济保障,从而解除了求学的后顾之忧。

正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求学时期,中国留学生们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构建了中西合璧的知识体系,接受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熏陶,树立了先进的教育理念,为日后的教育改革活动奠定了知识、能力和人事关系的坚实基础。这些人学成回国之后,以其深厚的专业素养、全新的教育理念、开阔的视野及强烈的改革意识占据了政界、文教界要津。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近140位曾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子担任了民国政府国务总理、行政院长、立法院长、考试院长、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从教育部长、司长到省教育厅长、局长,从大学校长、院长、系主任到中学校长以及各主要教育、学术团体的会长等职。(2)他们不仅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有力鼓吹者和新教育的推进引导者,也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著名教育家联翩访华

20世纪20年代前后,具有世界影响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家杜威、孟禄、克伯屈等人应

(1)据高麟英文,1935年师范学院又设立了与学术型教育学博士学位相区别的应用型教育学博士学位。

(2)本文中所指的哥大归国学子既包括曾在哥大获得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者,如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人,也包括曾在哥

大求学、研修但未获得任何学位者,如张伯苓、罗家伦等人。

中国文教界盛情邀请来华讲学,不仅是当年中国文教界的盛事,而且对当时和其后的中国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1. 杜威访华

在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等一批杜氏弟子的倡议和直接推动下,1919年4月30日,杜威偕夫人及女儿到达上海。截止1921年7月11日杜威一家离开中国,其在华活动时间为2年零2个月又12天。

杜威访华期间,受到中国社会各界极为热烈的欢迎,其足迹遍及上海、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14省市,作了大小演讲约200多讲。他还应邀分别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中国高等学府进行系统讲学,其大部分演讲均由胡适、陶行知、郑晓沧等中国弟子轮流翻译。通过巡回演讲和系统讲学,杜威全面、系统、深入地介绍了其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和伦理思想,丰富的演讲内容对于“五四”时期渴求新知识、新思想、新理论的中国知识界而言,无疑是珍贵的及时雨。

2. 孟禄访华

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著名教育家中,孟禄来华次数最多。自1913年他首次访问中国,截止1941年,孟禄共14次来华,在中国教育、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1921年9月5日,孟禄偕女儿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并应实际教育调查社邀请,来华进行大规模教育调查与讲学,这是其在华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产生直接影响最大的一次。在为期4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由陶行知、王文培、凌冰等弟子陪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调查了北京、保定、石家庄、太原、开封、南京等9省18市的200多处教育机构和教育设施,发表演讲60余场,频频与各地教育、实业界人士召开座谈会和讨论会。孟禄大力宣扬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并对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随时予以批评和纠正,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给予了许多实际的指导和建议。其中尤为精辟的是,他关于改革学制和改进中学科学教育的主张。

1924~1941年,孟禄又作为负责保管、分配和监督使用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的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副董事长,多次来华参加该会年会、常会,参与了各项重大决策,在推进中美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3. 克伯屈访华

继杜威、孟禄来华讲学之后,世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著名领导人克伯屈亦应中华教育改进社的邀请,于1927年3月访华。克伯屈在凌冰、陶行知、朱经农、程其保、陈科美等昔日弟子陪同下,风尘仆仆,赴广州、上海、南京、杭州、北京等地参观和考察各类学校。他深入教室听课,阅览学生作业,并对学校建筑、经费、设备、师资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克伯屈还应邀发表了大量学术演讲。据统计,在为期3个月的时间里,克伯屈所作大小演讲和讨论约百余起,向中国文教界全面介绍了其教学理论和教育思想。

1929年9月,克伯屈再度访华。他参观了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以及其他试验学校,讨论中国教育问题,并发表大小演讲20余场。

除杜威、孟禄、克伯屈等人外,20世纪20年代前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还先后有瑟娄(T.H.P.Sailer)、麦柯尔(W.A.Mc Call)、威廉·罗素(William P.Russel)、卡特维尔、拉格、贝佐明·安德生(Benjomin R.Andrews)、卡丽薇等多位知名学者来华考察、讲学或指导研究,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也使得近现代中美文化教育交流的历程更加丰富多彩。

在杜威、孟禄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著名教育家来华讲学的推动下,以朝气蓬勃的归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子为主导,中国教育界掀起了一场气势磅礴的现代教育改革运动。从教育观念到教育制度,从学校行政管理到课程、教材与教学方法,从初等、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对教育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改革,且改革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均为前所未有。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生的直接推动下,包袱沉重的传统中国教育终于得以艰难而顽强地迈向现代。

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历史贡献

(一)为中国文教界培养了大批人才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历届中国留学生中,许多人日后成为中国文教界的风云人物,其中不少人的名字为人们耳熟能详。该校可谓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的摇篮。据统计,1991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育大辞典》第十卷介绍中国近现代教育家,计有265人,其中有留学经历的142人,留美学生78人,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就有34人。[8]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为中国文教界培养了大量人才乃至一批大师级人物,也为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人才储备,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校堪称功德无量。

(二)为中国现代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中华民国成立后,虽然在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对封建教育进行了改革,颁布了新的教育方针。但是,如何将这一美妙构想转化为现实,其时人们仅有目标而没有方法,更没有一致的主张与行动,诚如梁启超所言,“正在中国学术界饥荒的时候”,[9]学校中流行的仍是从日本引入的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与方法,教育面貌无根本改变。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相继来华讲学,为中国教育界带来了实用主义教育的新理论。在杜威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家访华及其中国弟子们的宣传推动下,基本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实际需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盛行一时,成为中国教育理论界普遍认同的主导学说,并被大规模付诸实践。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为彷徨中的中国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三)促进了中国教育制度创新

自1915年湖南省教育会首次提出学制改革动议,直至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其间历时7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为此召开了8次会议,其中有两次会议至为关键。一次是1919年10月在太原召开的第5届年会,另一次则是1921年10月在广州召开的第7届年会。杜威参加了1919年的太原会议,并在会上发表演讲。孟禄参加了1921年的广州会议,会议期间发表演讲外,还以座谈、讨论、著述多种方式对学制改革给予了具体指导。

如果说杜威、孟禄直接影响了新学制的指导思想、标准及内容,那么以胡适、陶行知为代表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子则推动了新学制的审定、颁布与贯彻实施。1922年的《壬戌学制》,作为20世纪20年代初期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不仅标志着因杜威、孟禄来华讲学而风靡一时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从理论层面转化为制度层面,而且昭示着我国现代学制的确立。当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制度是发展的中介。理论创新成果最终应用、转化成实践,制度是关键。教育制度的创新,能为教育内容、方法、手段和组织的创新提供保障和激励机制,从而更好地促进教育的创新与发展。因此,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家及其中国弟子们促进了中国教育的制度创新,并最终使中国教育融入了世界教育的发展潮流。

(四)推动了中国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

在杜威、孟禄、克伯屈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家访华及归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子的共同努力下,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也渐入高潮。而课程、教材与教学方法改革历来都是改革的重头戏,也是检验改革得失成败的关键所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家们对此给予了许多实际的诊断和指导。归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子不仅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等教育社团为依托,开展了调查、研究、编译、推广、实验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而且陶行知、陈鹤琴等人还相继展开晓庄试验、活教育实验,创办新型学校,为中小学教育改革别开生路。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生的推动下,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向纵深发展。当然,并非所有的教学改革实验都取得了成功。但即使是不成功的实验,仍能积极促使人们更深入地思考课程、教材与教学法的改革问题。

(五)加快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

20世纪20年代,全国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两面旗帜———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其执掌校政与担任重要职务者均为归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子。另外几所教育改革影响较大的大学也同样如此,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邓萃英、李建勋,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人均曾留学哥大师院。对现代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有着深刻理解与体验的他们矢志兴学,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舞台上,进行了把西方(尤其是美国)现代大学教育理念和模式与中国本土需要相结合的探索,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远不只表现于其毕业生所创造的改革成就,该校与中国高等教育界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学术交流。如杜威曾以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校作为重要活动基地,广泛宣扬了其教育思想和主张,从而使这些学校备受教育学术界瞩目,并蔚为中国国际学术交流的重镇。

(六)促进了中国教育思想发展与现代教育理论建立

综观20世纪20年代多姿多彩的教育思潮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不难看出,当时不少颇有影响的思潮如平民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科学教育思潮、工读主义教育思潮、教育独立思潮、乡村教育思潮、普及教育思潮、生活教育思潮等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相联系。

杜威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家所带来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不仅促进了中国教育思想的发展,还推动了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创建。据统计,20世纪20和30年代出版的教育学著作,均明显受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影响。实际上,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几乎影响了当时中国教育学所有分支学科的理论建构。以陶行知、陈鹤琴、邰爽秋、庄泽宣等人为代表的归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学子在致力于杜威教育思想传播、应用的同时,也开始通过自己长期的实践和探索,努力构建本土特色鲜明的现代教育理论,如陶行知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陈鹤琴创立了活教育理论、邰爽秋创立了民生教育理论等。

三、结语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大批归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子成为变革中国传统教育的领袖和中坚力量。而该校知名教育家访华次数之多、阵容之强、理论宣传之系统、参与教改之深入,为世所罕见。在该校师生的联袂主导下,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之路得以重构,并最终建立起中西兼收并蓄的现代教育体系,使中国教育融入了世界教育发展的主流。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虽不一定绝后,但至少可谓空前。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尚未见到哪一所学校能对另一个国家文化教育发展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因此,该校与中国现代教育的不解之缘不仅构成了近现代中外教育交流史册上光彩夺目的一章,亦是极其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教育交流历史图景中一道瑰丽无比的奇特景观。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能够对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发挥巨大作用,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首先,哥伦比亚大学秉持“把哥伦比亚大学纳入国家及世界事务”的办学理念,积极吸引各国学生就读,力图对国内外事务产生其影响。其次,20世纪初,正值欧美教育革新运动应时而生,立志革故鼎新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家们奔走呼号,努力扩大教育革新运动范围之际。作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思想基础,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风靡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再次,近现代中国民族经济的迅速发展、中西思潮大交汇的文化格局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为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登陆中国提供了社会土壤。复次,实用主义教育所倡导的现代教育观念与中国需要的民主和科学精神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基本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时代需求。最后,深受中西文化熏陶的归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子则充当了这一思想东渐的主要中介。总之,这是时代使然,是中国社会需要使然,是该校师生共同努力使然,也是其当时正处于发展全盛期和办学理念使然。当然,毋庸讳言,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影响不仅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某些消极的一面,需要我们正视并吸取教训。历史的经验也昭示我们,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文化教育都不可能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只能处在与其他文化的持续接触与碰撞之中,并在不断吸收异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因此以更为开放的心态积极开展国际教育交流极为必要,而且这种交流对双方而言都是有益的。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与中国教育的交流一度中断。20世纪80年代以后,该校与中国教育的关系进入到恢复和发展的新阶段。2000年9月,在有关机构和基金会的支持下,由知名教育学家曾满超教授主持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教育中心成立。在很短时间内,就开展了许多中国教育项目的研究,并陆续撰写、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报告。近年来,该中心还多次举办关于中国教育的研讨会,开展培训,为促进中美教育的交流与合作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不少中国学生和学者也纷纷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就读或访问,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国后已在文教界显露头角。值得提及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1954年设立、授予全世界对教育和人类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的“教育与人类发展杰出贡献奖”把视线投到了中国。2004年,中国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会理事长、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郝克明,成为该奖项设立50年来第一位获奖的中国学者;2008年,著名教育学家、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先生也被该校授予荣誉教授。这些举措是对中国教育学家的肯定,也是对中国教育发展前景的期盼。我们完全可以预言,在未来的岁月里,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教育的迅速变革,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与中国教育的关系将会越来越密切。随着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日益广泛和深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还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使双方关系走向新的高度。

摘要：20世纪上半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作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理论重镇和人才培养基地,吸引了大批前来美国学习教育的中国留学生。这些中国留学生在该校接受了先进的科学与人文教育,归国后成为改造祖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领军人物。20世纪20年代前后,顺应世界教育现代化改革的历史潮流,杜威、孟禄、克伯屈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知名教育家相继来华,与其中国弟子们联袂主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现代教育改革运动,最终促使中国教育体系和教育理论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中国现代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现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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