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保护制度论文(共12篇)
农业保护制度论文 篇1
自2007年四川省开展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以来, 全省各地紧紧围绕统筹城乡总体要求和“三农”工作总体目标, 积极创新发展思路, 认真履行职能, 共克时艰, 负重奋进, 推动全省统筹城乡发展成效突出。2012年, 粮食产量实现6连增,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001元, 比2011年增长14.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显著缩小, 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07年的3.13:1调整为2012年的2.9∶1, 收入差距缩小了0.23, 扶贫开发扎实推进。5年间, 累计减少农村贫困居民867万人。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亦不断完善,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现了制度全覆盖, 农村低保老人提前全部纳入新农保。96%以上的城乡居民得到基本医疗保障, 累计保障城市低保对象936万人次、农村低保对象2001万人次, 医疗救助城乡困难群众2790万人次, 解决了376.5万户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 基本形成家庭困难学生资助体系, 启动实施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在全国率先全面实现中职教育免学费。
但同时也应看到, 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 “人口多、底子薄、不平衡、欠发达”仍然是四川省最大的省情, 统筹城乡发展面临的“两少、两弱”特征明显。两少:①财政投入总量偏少。以财政农业专项资金为例, 2011年, 已提出了在“十二五”期间建立健全持续稳定增长的多元化农业投入体系, 实现“两个翻番”的目标。从2012年的情况来看, 21个市 (州) 加上59个扩权县 (市) 本级农业财政专项投入总和还未达到省级专项投入水平, 财政投入上依靠上级财政专项转移支付的格局未发生根本转变, “等、靠、要”思想明显。②农民增收渠道偏少。贯彻落实2013年初省委、省政府关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5%的工作部署, 即在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要增加1000元以上, 从增收结构分析来看, 当前财产性收入尚属于破题阶段, 确权颁证后增加财政性收入试点成效有待进一步发挥, 农民转移性收入上升空间较小, 依靠普惠制补贴带动幅度仅在100元左右, 剩余的900余元增收任务需从家庭经营收入和务工收入着手, 在新型农民经营主体尚未成熟、劳务输出资源接近枯竭的今天,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稳定就业任务形势异常艰巨, 拓展农民持续增收渠道的难度加大。两弱:①农业基础依然薄弱。由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 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 中低产田比重大, 全省人均有效灌面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3, 旱涝保收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30%, 高产农田面积仅占44%, 特别是以秦巴山区、乌蒙山区、革命老区为代表的广大贫困农村, 农民靠天吃饭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②农业社会化、公共化服务能力薄弱。目前, 农业社会化服务机构体制不顺、机制不活、队伍不稳等方面的问题突出, 多数服务组织功能比较单一, 往往注重产前、产中服务, 忽视产后服务, 农产品保鲜、贮运、加工、销售以及农业金融、保险、信息等服务仍然比较缺乏。公益性作用体现不充分, 主要是技术推广、疫病防控、质量安全等公益性服务不健全, 多数服务组织只能提供零散式的服务, 不能有计划的提供系统服务, 服务水平亦不高。同时, 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由于人员、设备等能力不足, 只能向农民提供层次较低的服务, 不能适应目前农业生产发展的趋势和农民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
基于上述分析, 加大投入力度, 完善农业农村保护制度的基本思路, 必须按照“保供增收惠民生、改革创新增活力”的工作目标, 把构建“三农”投入稳定增长长效机制作为基本着力点, 把优化政策导向、健全支持保护体系作为主要政策支撑, 以此联动推进全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 努力缩小城乡差距, 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现提出以下路径探索建议:
一、构建“三农”投入稳定增长长效机制, 做强农业发展支持保护根基
1.做大投入规模
资金投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物质基础和财力保障。强化农业基础, 必须引导要素资源合理配置, 推动收入分配切实向“三农”倾斜, 大幅度增加对农业和农村投入。2012年, 全省“三农”支出达到2537亿元, 与2008年相比, 年均增长27.5%。但是, 这些资金尤其是其中的生产项目资金, 大多是中央和省财政的投入, 县级财政除了保障农口机构人员工资等基本支出外, 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不多甚至是欠缺。2013年, 省级公共财政预算安排“三农”支出达305.11亿元, 增长21%;“三农”支出占公共财政预算总额的比重达29.1%, 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 确保了总量增加、比例提高。从统筹城乡发展总体要求看, 仅仅依靠上级转移支付, 解决不了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历史性课题, 需多点着力, 确保总量做大, 保障有力。重点在于围绕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目标, 督促各市、县持续加大本级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 解决好区域发展中亟需解决的农业、农村、农民重点问题。同时, 进一步强化激励约束机制, 按照《农业法》、《四川省财政农业专项资金投入考评激励暂行办法》等相关法规, 从投入的总量、增量、增幅以及占本级支出的比重4个方面加大考评力度, 确保各市、县足额落实对“三农”的投入。总之, 要着力于调整优化支出结构, 切实增加中央和省级公共财政对“三农”的投入, 增加基金投入。
2.创新金融扶持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血液”, “三农”的弱势地位和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三权”不具有抵押偿还功能的特点, 亟待政策性金融的强化。在确保惠及“三农”的前提下, 应加强农村金融政策的顶层设计, 完善金融机构支持“三农”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拓宽政策性银行的支农功能, 强化商业银行的支农社会责任, 继续发挥农信社支农主力军的作用;大力培育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积极落实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农户贷款税收优惠、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等政策。综合运用财政政策杠杆, 积极发挥财政支农政策的导向功能, 按照“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模式, 采取以奖代补和风险补助方式, 引导各地加快推进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在此基础上, 积极支持农业信贷担保机构拓展担保业务品种, 拓宽反担保范围, 探索行业协会、专业合作组织联保互保等, 撬动更多金融资本投入农业农村发展。
3.引导撬动社会资本
深入挖掘社会资金潜力, 聚集各方面力量, 共同构建支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在产业发展中, 完善推广“专业合作社+农户”、“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市场 (含超市) +专业合作社+农户”、“园区+专业合作社+农户”等经营模式, 吸引龙头企业、业主、大户等社会资本的投入, 着力构建财政资金、社会资本等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多元化投入新机制。同时, 积极探索将农村经营性设施推向市场, 引导各类资本投入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完善和强化“一事一议”奖补政策。继续实行先建后补、以奖代补, 推行民办公助, 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探索财政资金、土地出让金与银行及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合作成立现代农业投资基金的机制。
二、优化政策导向, 做强农业发展支持保护平台
1.完善转移支付政策, 夯实底部基础
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在于县域经济实力的增强, 重点在转移支付政策的建立健全。近年来, 四川省财政一贯坚持财力下沉的政策取向。自2007年以来的5年间, 中央和省对市、县的各类转移支付补助总量达到1.16万亿元, 年均增长24.3%, 是上个5年的3.75倍。但县与县之间不平衡的现象依然存在, 为实现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 省财政将继续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目标, 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 进一步完善省对下转移支付制度体系, 充分发挥转移支付有效调节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差距的功能。对财政保障中可以纳入标准需求测算、使用范围市县自主的补助资金纳入一般性转移支付, 按照“创新机制、分层保障、统筹协调、强化绩效”的基本思路, 补足市、县基本需求缺口, 提高民生保障水平, 提升发展能力, 为市、县政府保证政权机构运转、满足公共保障需求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财政能力。对财政保障中具有特定政策目标、使用范围相对明确的补助资金纳入专项财力转移支付, 按照“明确方向、额度下达、项目备案、绩效挂钩”的管理要求, 赋予市县政府自主的项目决策权和明确的管理责任。对财政保障中政策目标单一、使用范围明确具体的补助资金纳入专项转移支付, 按照“分级负担、分类指导、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管理要求, 推进因素测算、竞争立项、据实据效等绩效分配改革, 提高财政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以此推进区域平衡发展, 促进县域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确保市、县有足够的财力和自主权保障“三农”支出, 解决好统筹城乡发展亟需保障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2.完善支撑发展的差别化政策, 促进区域发展
围绕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规划, 研究制定支持多点多极支撑发展的差别化政策, 在财政支持“三农”发展上更加突出规划引领、差异支持的核心工作导向。强化规划引领理念, 围绕全省农业产业发展区域规划布局, 督促市、县按规划及产业布局统筹申报项目, 按项目安排资金, 以规划引领涉农资金的重点投向, 促进各项涉农资金的整合和统筹安排使用, 引导各类要素向农业农村集聚。完善专项财力转移支付改革, 积极引导支出成本差异、可调控财力、公共服务水平等指标因素, 对市、县基本支出需求、民生保障需求、促进发展需求等进行分类测算, 实行分层次保障, 逐步缩小地区间转移支付水平差异。此外, 还应制定差异化支持标准。由于项目实施地点、受益对象规模、分布范围、地形地貌、财力状况等客观条件差异, 导致不同地区建设相同的工作内容时存在差异较大的支出成本, 在制定专项补助标准时, 应着力于充分考虑地区差异、财力状况等多种因素, 合理确定体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的资金补助政策。在资金扶持上, 继续加大对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 支持大小凉山综合扶贫开发和秦巴山区、乌蒙山区、藏区连片扶贫开发, 提高促进发展和改善民生的保障能力, 促进贫困地区协调发展。
3.完善民生保障政策, 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民生连着民心, 民生就是责任。应着力于持续加大公共财政对民生领域的投入, 继续集中公共财力、公共资源实施重大民生工程, 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财政体系, 确保全省财政民生支出比例稳步上升, 特别是应重点抓好广大群众最盼望解决的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安居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努力实现城乡人民群众生活的普遍改善。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大力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实现城乡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全覆盖。巩固新型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成果, 提高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巩固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 将农村医疗保障重点向大病转移, 逐步提高大病住院费用实际报销比例, 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加快建立农村文化投入保障机制, 实施农村重点文化惠民工程, 支持农村文化示范县、乡、村的培育。完善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奖补机制, 推进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机制建设示范试点。加快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加强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 深入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湿地恢复保护、防沙治沙、石漠化治理、水土保持、野生动植物保护等重点工程的实施, 强化森林、草原火灾和病虫害防治, 加强城乡绿化, 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
三、夯实发展支柱, 做强农业发展保护支撑
1.构建促农增收支持体系
强化“多予”, 努力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在积极落实农作物良种补贴、畜牧良种补贴、林业补贴等现有惠农补贴政策的基础上, 积极探索适度提高补贴标准、拓宽补贴范围等政策。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并完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 以综合性收入补贴的增加来直接促进农民的增收, 特别是充分发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生产性专项补贴的引导作用, 扩大覆盖范围, 大力支持农业专业化、优质化、规模化、机械化生产,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强化技能培训, 在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以具有地方特色的高技能型、创业型专项培训项目为重点, 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力度, 积极整合农民工培训资源, 推广订单培训、定向培训、委托用工企业培训、合作组织培训等有效方式, 提高农民工技能, 稳定农民工就业。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在产业发展中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通过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基地、建设营销体系等, 推动其实体化经营。同时, 积极探索将财政扶持资金用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产业基地、营销体系建设形成的资产量化到社员, 作为农民的资本参与到产业化发展和经营中。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突出以确权颁证为基础, 以还权赋能为核心, 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 大力推进以土地为重点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加快推进产权明晰化, 尽快完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房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积极探索财政支农投入形成的资产量化到户的具体方式, 让资产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物权保障。
2.构建产村相融的支持体系
成片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基地, 把成片产业基地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优化农业区域布局, 注重区域协调, 支持发展特色产业, 重点加快实施粮油生产能力建设和民族地区粮经生产能力建设工程, 推进“千斤粮万元钱、吨粮五千元钱”的高产高效基地建设, 抓好粮食生产发展, 保障粮食安全。加快现代农业、林业、畜牧业建设重点县的培育和提升, 引导带动优势特色效益农业发展, 打造一批特色农产品品牌。夯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继续实施“再造一个都江堰灌区”规划和渠江流域综合治理规划, 推进“全域灌溉”试点县和节水型社会重点县建设。继续实施“1千万亩高标准农田工程”规划, 加快推进现代农业生产发展项目和高标准农田项目的实施, 加快田网、渠网、路网建设, 实现“三网”综合配套, 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支持新农村成片推进, 坚持把新村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有效载体和实现形式, 继续安排专项资金, 引导各地加大投入, 在做好新村建设整体性安排和县域新村建设总体规划的基础上, 合理规划布局新村 (聚居点) , 连片成带建设新农村, 逐步构建县城、中心镇、新村、新农村综合体相协调的新型城乡体系。
3.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支持体系
加大投入力度, 统筹推进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 建立补助经费与服务绩效挂钩的激励机制。支持整合资源建设区域性农业社会化服务综合平台, 提升公共服务能力。采取“购买服务”等方式, 支持社会化服务主体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水稻机插机收等作业服务。引导专业合作组织、涉农企业等经营性服务组织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方位的服务, 推动建立新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大农、林、畜、水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投入, 切实加强农产品质量的安全监管, 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 完善监管制度和协调机制, 实行农产品产地安全分级管理, 推动农产品生产、加工和流通企业建立诚信制度。加强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建设, 围绕农产品市场流通网络布局, 重点支持重要农产品集散地、优势农产品产地市场建设和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逐步建立覆盖全省的、统一的农村经济综合信息共享平台, 提高农产品市场信息化水平。加强农业防灾减灾体系, 重点通过加大投入力度, 支持防汛抗旱、农业生产救灾、森林草原防火、病虫害防治, 巩固山洪灾害非工程措施建设成果, 抓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推动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加快发展, 提升人工降雨防雹在防灾减灾和服务农业生产的作用与能力, 不断增强防灾减灾能力。
4.构建农业社会管理支持体系
健全村级民主治理机制。积极推广“村 (社区) 党组织领导、村民 (代表) 会议或村民议事会决策、村民委员会执行、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其他经济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新型村级民主治理机制。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到村, 强化村级公共服务的财政保障, 建立健全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农民自主管理机制。可参照成都市的做法和经验, 由各级组织探索设立村级公共服务专项资金, 实行财政“定额补助”制度, 并根据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需要, 由政府按年度对村级自治组织给予定额补助, 包干使用, 重点支持以村级自治组织为主组织实施的文体、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农村生产服务、社会管理等农民急需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在推进实施上, 强化县级主体、以奖代补, 分级投入、整合资源, 民主议事、民主决策的原则, 对应由政府提供的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项目, 由县人民政府制定规划, 相关部门制定工作计划、实施办法, 并负责组织实施;对可以委托村级自治组织实施的项目, 原则上委托村级自治组织负责实施, 具备条件的工作项目, 也可向社会组织和机构采购;对应由村级自治组织提供的服务和管理项目, 可按照村民自治的原则, 由村 (居) 民大会或村 (居) 民代表大会或村 (居) 民议事会自主决定服务的内容和方式, 村 (居) 民委员会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对采取市场化方式供给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项目, 可运用政策引导、资金扶持、贷款贴息等办法, 鼓励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
农业保护制度论文 篇2
关键词:农业;植物保护;科技成果;农业推广
一、引言
由于植物保护科技成果市场引导型转化的政策、法律环境及主体条件不成熟,植物保护科技成果的特殊性等方面因素的制约,植物保护科技成果转化需要依靠农业推广体系,政府为主导的植物保护科技转化推广仍将长时期存在。围绕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优化,由数量型向质量型发展,经营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重点,有效地提高产品质量、增产又增收,提高农业效益和国际竞争力。农户对看得见、摸得着的技术比较感兴趣,一项农业新技术的推广搞好现场示范是很重要的。那些近期或当前效益好的农业植物保护科技成果,由于其效益看得见、够得着,故很多农业企业和农民就乐意选择,热情较高「川。政府通过建设科技园区等示范基地不断提高成果转化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业植物保护科技成果的转化不仅需要市场的拉动作用,更需要政府的推动作用。在农村转化推广植物保护科技成果的时候,需要农业技术工作者将现代植物保护科技成果尽量简单化、实用化,效益化,但不能照搬书上理论。把农民教育与农业植物保护技术转化相结合,提高农业植物保护技术的转化效果。
二、加快农业植物保护体制改革
建立起既符合农业植物保护科技发展规律,又适应市场经济的植物保护科技体制,保证农业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加强植物保护科技开发中的市场导向作用,建立面向市场的植物保护科技开发体制,提高植物保护科技成果的有效供给的数量及质量。农业植物保护科技成果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一方面成果转化率低,造成大量植物保护科技成果闲置浪费,另一方面农民真正需要的操作性强、实用性强的植物保护科技成果却十分缺乏。原因在于植物保护科技开发与农村经济发展偏离,植物保护科研力量布局和结构不合理。因此要做好以下几方面:改革现行的农业植物保护科研管理体制,开发一些农民急需的、经济性好、操作简单、有实用性的农业植物保护技术成果服务于生产;建立农业植物保护科研人员参与成果转化的灵活多样的方式;课题经费中设立专项的成果转化资金;调整现有农业科研院所科技力量布局。建设好农业植物保护科技成果中试基地,提高农业植物保护科技成果的成熟性。农业相关机构要高质量地办好农业植物保护科技示范园,把园区建成新农药,植物保护新技术的试验示范基地和应用转化的窗口,成为农民了解农业植物保护科技成果的窗口,发挥示范园区引导、辐射和转化作用,实现农业社会效益、企业效益和农民利益的统一。树立为农户服务的理念,加强农业植物保护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培训、咨询服务、技术指导等,让农民明白,称心。使农民真正从植物保护科技成果运用中感受科技力量的巨大成效,不断增加科技意识,自觉接纳先进植物保护技术。研究农业发展态势和农民植物保护需求,选择适销对路的植物保护科技成果,并在价格、宣传等方面多做工作,提高植物保护科技成果转化率。保证质量,加强对科技成果运用的回访,通过培训解决农民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三、大力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
传统分散式的农业经营影响现代农业科学技术进入农业生产中,只有实现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现代化的农药器械和植物保护科技成果才能较好应用于农业生产中,才能不断提高农民收入。发展农户合作经济组织带动规模化经营,加快发展由生产同类农产品的农户自愿参加组成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植物保护科技服务,能获得良好的规模效益及提高整体实力,带动更多农户应用植物保护科技成果。例如农机合作社和各种种植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原料生产基地,生产基地带动农户,使各具特色的优势农产品形成区域性的主导产业,形成规模经营、系列化服务,提高本地区农业生产附加值,既稳定了农业龙头企业的原料供应,又降低了小农户生产的市场风险,增强了本地区农业经济的整体竞争力。例如订单农业即属于此种类型。选择农业规模经营的途径,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各种约束条件。推动农业规模经营要坚持以下几点:效益优先,在规模与效益之间,必须以效益优先;适应发展,农业规模经营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就要进行调整;市场规律,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市场规律,根据市场的需求及其变化选择农业规模经营模式。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农业规模经营有利于包括资本、植物保护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
四、进一步发挥农业科技中介组织在植物保护中的作用
植物保护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现状说明科研机构与企业、农户之间缺乏有机联系,传统的农业技术转化途径容易造成农业科研与生产脱节,与农民增收需求脱节,农业科技中介组织是农业植物保护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各级政府应大力推动农业科技进步,重视植物保护成果的转化,同时鼓励民间的各种组织机构及个人参与转化工作,组织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立足于技术条件和人才优势、兴办各类科技中介機构。农业科研机构或农业院校提供先进适用的植物保护科技成果,政府部门承担农业转化中的监督、引导,农业科技中介组织提供成果转化相关服务,这样使农业植物保护科研和转化相结合,推动植物保护科技成果的转化。植物保护转化技术人员将生产中的问题带到农业院校进行研究,而科研院校的专家则带着成果到基层,促进科研与应用转化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提高农业植物保护科技转化率。农业科技中介服务植根于市场经济中,但不完全依靠市场调节而自发发展,政府在促进农业科技中介组织发展中要发挥重要作用。政府主要通过立法及实行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强化对农业科技中介服务工作的支持,将其纳为政府的重要职责,培育高水平的农业科技中介机构。大力发展以下形式的农业科技中介组织:农业技术市场;教育科研机构主办的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专业从事植物保护成果转化、配套技术服务、农业植物保护咨询等的各种形式民营农业科技中介公司。
五、构建植物保护科技成果转化的融资渠道
农业保护制度论文 篇3
【关键词】 完善 耕地保护 提高 生产能力
1.四平耕地质量保护和提高的基本情况
四平作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多年来一直非常重视耕地质量的保护和提高工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做法,为稳定国家粮食安全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
1.1严格土地管理
各级政府和部门能够严格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关于保护和提高耕地质量的相关文件,严格执行《四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加强对建设用地征收农用地的管理,严控高污染、高耗能的项目建设征用耕地。积极开展土地整理、开发复垦,实现了全市耕地总量占补平衡,做到稳中有增。据统计,1999年到至今,全市建设占用耕地总面积2112公顷,通过开发、复垦整理全部进行了补充。耕地面积也由1999年的60万公顷增加到76.2万公顷。
1.2加强基本农田保护
通过从市到村层层签订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到设立保护标志、划定保护区、保护片、保护块等方式强化基本农田保护工作。据统计,全市共设立保护标志689个,保护耕地面积71.8万公顷,划定保护区110个、保护片2765个、保护块2345个,基本农田保护率达到88%。
1.3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多年来,四平市不断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在抗旱、防洪、防涝、引水、灌溉、气象服务、防护林带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断提高作物抗灾减灾能力,防止因气候条件变化造成水土流失和耕地质量退化。截止到2009年末,全市抗旱水源井已接近12万眼,灌溉面积达257万亩,坐水种(水浇地)面积176万亩,有效地防止了水土流失对土壤肥力的影响。
1.4加强粮食增产 适用技术推广应用
近年来,四平市积极开展粮食增产适用技术推广应用工作,测土配方施肥、玉米宽窄行保护性耕作、增施有机肥、机械深松深翻、根茬秸秆还田等技术在全市得到了大面积推广应用,并取得了较好成效。2009年全市的测土配方施肥面积达到500万亩,玉米宽窄行保护性耕作20万亩,有机肥施用量2000万立方米,完成机械深松深翻作业面积180万亩,秸秆机械还田23万亩。这些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有效提高了全市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1.5加强土地开发整理
紧紧抓住国家和省在土地开发整理方面的项目和政策,积极争取专项资金,开展耕地质量建设。全市实施增产30亿斤商品粮能力计划。其中,在土地保护整理和标准良田建设两大工程上,计划用3~5年时间改造中低产田329万亩,新建标准粮田172万亩;土地三化(土地沙化、盐碱化和草原退化)治理率达到55%;土壤有机质含量由1.85%恢复到2.3%;每年开发复垦整理土地4万亩,5年实现复垦20万亩;土地整理面积28万亩,实现800万亩的沃土培肥改造,黑土地治理面积达到1377平方公里。
1.6加强耕地环境污染整治
多年来,四平市积极开展农资打假活动,严禁销售和使用假冒伪劣化肥、农药,严禁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进入市场,从源头遏制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化肥、农药流通到农民手里,减少土壤质量污染和对耕地环境的破坏。加强田间农用薄膜回收及清除工作,减少塑料污染。加速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工作,减少化肥施用量,降低化肥污染。推广秸秆还田、根茬还田、过腹还田,严禁秸秆无效烧毁现象的发生。
1.7加强耕地保护宣传
2003年以来,四平市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各项惠农政策,不断加大宣传力度,将惠农政策宣传到农户。广大农民的种地积极性得到极大调动,充分认识到耕地资源的重要性,在整个耕作过程中,农民接受新技术培訓的、主动咨询的、加大农业投入的越来越多。农民的思想观念正在由耕地数量保护向耕地质量提高逐步转变,使全市的耕地保护和质量提高工作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
2.四平地区耕地质量状况分析
从全市耕地质量调查情况看,四平市耕地土壤比较肥沃,土层深厚,类型多样。但同1986年第二次土壤普查数据相比,也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主要是土壤有机质含量已经由1986年的2.7%,下降到1.85%,而且不同地块土壤有机质含量也不一样,土壤养分失衡现象比较突出。据统计,全市有2/3耕地缺少土壤有机质,土壤肥力处于逐年下降状态。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原因:
2.1水土流失现象
由于四平市降水分布不均(春季降雨少、夏季降雨多)、春风大、春旱常年发生,加上森林面积小,植被少,水土流失现象影响耕地质量的问题越来越明显。据统计,全市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面积达到61.8万公顷,占耕地总资源的81.1%,水土保持面积仅为4.6万公顷,盐碱耕地面积8.5万公顷,占11.2%。
2.2重用轻养现象影响耕地质量
耕作制度的影响。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玉米、水稻、大豆)占总播种面积的89%。传统的轮作倒茬制度早已被玉米连作取代,而且连作10多年以上的现象极为普遍。作物带走土壤中大量养分,致使地力消耗大,肥力减退,某些元素匮乏,地力退化。四平市的农业生产绝大多数是以分散式经营为主,受其影响,农业机械化装备水平也会受到限制,农作物的耕作、收获过程多数是人工和小型机械完成,耕地的浅耕浅翻现象比较突出,土壤耕层逐年变浅,土壤板结,通透性差,吸水保肥能力下降,造成地力随之下降。由于施肥数量不均匀、施肥时期不合适、施肥方法不合理造成了耕地质量下降。近些年来农民补充地力、增产粮食主要靠化肥,甚至完全依赖化肥,有机肥施用少(或不施有机肥)的现象比较普遍,粮食产量增加大量消耗了地力。从长远角度看,这种现象非常不利于耕地地力的持续利用,导致土壤有机质下降,耕地质量退化。
2.3土地沙化现象
受地域环境限制和气候条件影响,四平市耕地大面积长期裸露,春季常年干旱,旱田缺墒、水田缺水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加上风力级别大和近年来频频出现的沙尘暴现象,使耕地出现不同程度的沙化现象,尤其以西部双辽市最为严重。土地沙化现象已对耕地质量构成新的威胁。
2.4环境污染
塑料地膜、化肥、农药残留等对土壤造成的污染,影响耕地质量;一些不符合标准的城乡垃圾和污泥被直接以农肥形式施入土壤,对土壤造成污染;利用不符合标准的污水进行灌溉,致使土壤板结,地力下降;秸秆直接还田较少,不利于土壤有机质积累。
2.5占补不平衡
占补平衡的主要目的是实现耕地面积在总量上的动态平衡。而在实际操作中,占多补少,占优补劣的矛盾还大量存在。
3.建议和对策
3.1建立保护和提高耕地质量的管理机制
目前在耕地质量保护和提高工作,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吉林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和吉林省土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执行,在耕地质量保护和提高上缺乏具体的管理机制,建议结合全省实际建立相应的管理办法。
3.2建立耕地质量保护投入长效机制
耕地是极为宝贵、难以替代的资源,增加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农田土壤肥力改良的投入,是保护和提高耕地质量的重要基础与前提。四平是农业大市,粮食生产直接影响全省粮食生产的发展。不断提高耕地质量,提高综合生产能力,迫切需要建立农田基础设施和农田土壤肥力改良投入的长效机制,可通过稳定的资金注入来提高耕地质量和生产能力。
3.3建立耕地质量动态监测网络
耕地土壤肥力质量的是比较长期的过程,土壤肥力的变化不易观察到,一旦发现变化,就说明土壤肥力已下降到非常严重程度。因此建立耕地质量监测网络非常必要,定期检测或抽测土壤肥力,随时掌握耕地质量变化状况,为指导耕地地力建设及农业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3.4加强耕地质量保护技术的开发和推广
近年来实施的测土配方施肥、玉米宽窄行保护性耕作、节水农业技术、“沃土工程”等技术措施,对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土壤营养物质含量,改善土壤生态环境和防止土壤肥力下降起到了有效保护和提升作用。因此,应积极组织开发推广耕地质量和保护的新技术,保障耕地质量不断提高。
3.5制定保护耕地质量奖励机制
农业保护制度论文 篇4
1.农民金融权益的内涵厘定
权利是指现行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利益, 所有的权利都与利益有关, 而利益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 从广义上看, 利益就是“好处”, 是人们为满足生存和发展而产生的对一定对象的客观需求, 是社会主体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的具体转化形式。[1]两者关系密切又有区别, 合在一起简称权益。因而, 金融权益必然与金融利益密切相关, 并以金融利益为其“内核”。所谓金融利益, 是指经济主体在金融经济活动中所获得的一切经济利益的总称。具体而言农民金融利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通过获得一定金融贷款, 实现农民更有质量的生存和更好的发展。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表示“我相信, 信贷决不是天生就与穷人无缘, 它是每个人应当享有的权利”, 因此农民金融贷款方面的权利是农民金融权益的应有之义。其次, 通过获得农业保险, 有效的转移和化解农业风险, 创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环境, 另外农民还享有金融合作权利获取经济利益。
2.保障农民金融权益——农业贷款的价值目标
格莱珉银行创立者穆罕默德·尤努斯认为, 如同人们在衣食住行上享有的权利一样, 金融权利也是一种人权。因而, 保障农民金融权益需从平等权、生存权、发展权的角度予以考究。平等权视角下保障农民金融权益就必须使农户、农村企业等应与其他社会主体一样平等的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以便其平等的参与市场竞争, 而我国根本就没有平等的提供农民获得足够金融支持的机会, 农民根本无法获得足够贷款。生存权视角下保障农民金融权益意味着农民作为最大的弱势群体应该享有满足其基本生存条件的财产权利。农业的发展、农民生存状况的改变都急需资金投入, 关键是农民要从农村金融机构获得一定数额的贷款, 显然农民这一迫切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发展权视角下保障农民金融权利是指农民通过享有国家配置的金融资源以获进一步发展。国家金融资源分配的差异性是农民金融权益存在的基础, 也是保障农民金融权益的前提条件, 而目前我国现有的金融资源配置无法满足农民的金融需求, 金融资源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种稀缺资源, 其在农村的配置状况包括金融资源向农村流动状况、农村对金融资源的占有状况、农村金融资源与其他资源的组合状况等。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缺乏, 服务农村的职能不断弱化、金融资源逆向流出严重、融资渠道单一等都体现了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 而任何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有效的资源配置, 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本质原因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 国家对城市的金融投入要远远高于对农村的投入造成了金融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的状况。而农业贷款难实质上就体现了城市居民贷款权利与农民金融贷款权的利益对抗性, 其中农民金融贷款权较弱。
二、农业贷款难的障碍性因素探究
1.农业贷款资金供给与需求失衡, 资金供给严重不足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我国发展农业最突出的问题是资金问题, 不断增加对农业的资金投入是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我国实施农村反贫困战略需要农业资金的扶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农业产业化、农业结构优化更需要农业资金大量投入;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同样需要农业资金支持。而农业贷款资金投入是农业资金投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 国家金融政策取向偏向城市工业部门, 银行的信贷供给出现城市化和非农化偏好, 资金供给总量相对不足、资金供给结构不合理, 农村小企业和普通农户贷款难。改革开放以来, 农业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重最高的年份也不足15%, 且在1992年后呈现不断下降趋势, 近年来的比重不到6%, 农业贷款资金供需严重失衡。[2]
2.农业贷款风险与收益不对称, 贷款风险大成本高
首先, 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 风险大, 而且比较效益低下, 成为农业贷款供需渠道上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农户不敢贷、不愿贷与金融部门不愿贷、惧怕贷矛盾突出, 而缓解两者矛盾的贷款担保机制存在诸多问题, 因而加大了金融机构放贷的风险, 同时中断了资金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联系。其次, 农业贷款相对于工商贷款、消费贷款, 周期长、见效慢。与一般商业贷款不同, 农业贷款存在3种不同形式的风险, 即市场风险、自然风险、道德风险。市场风险来自于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波动, 这种波动影响农户的收入, 进而影响其还贷能力。自然风险来自于自然环境条件的不可预测的变化, 增加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风险, 导致农业生产经营亏本从而影响农户还贷能力。道德风险则是由于目前我国很多农户信用意识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信用机制不健全, 农村中的赖债现象仍然存在, 于是农业贷款风险比一般工商贷款的风险更高。[3]
3.农业贷款相关法律保障不健全, 针对性制度缺失
目前的法律文件对农业贷款的规定较为随意和笼统, 缺乏操作性, 导致在我国农业贷款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政策来进行调整, 而政策的短期性、随意性及过多功利性的考虑影响了农业贷款的持续稳定投入。我国除了在《农业法》和其他几部法律文件中有指导性的规定外, 构建我国农业贷款法律制度的法律文件存在过多的制度空白。并且现行立法没有突出农业贷款的特性, 没有将其与一般贷款区别开来, 更没有建立农业贷款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对国外普遍采取的对农业贷款机构进行税收优惠和财政贴息等激励措施却缺乏法律规定, [4]立法中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缺位, 对于违反农业贷款法律规范的行为无法依法进行制裁, 加剧了一些信贷人员、农户等人的投机心理。
三、农业贷款难的制度化路径选择
1.农业贷款激励制度——资金供给的必要手段
农业贷款激励性制度是指利用财政、税收、投资、金融、政府采购等经济手段, 引导、刺激社会主体主动自愿的从事农业贷款活动。依据目前我国农业贷款的现实状况, 要使农民能够获得一定数额的贷款, 前提条件是“有款可贷”, 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充分运用各个社会主体的力量, 建立一个以信贷资金为主体, 国家财政性投资为引导, 农村民间金融为支撑, 外资和证券市场资金等各类资金为补充的、多元化的农业投融资体制, 以缓解农业贷款资金供给不足的困境。
(1) 加强信贷资金供给的主体地位。我国农业款主体体系体现为商业性、政策性和合作性并举, 但是贷款机构长期以来存在政策性、商业性和合作性功能混淆不清、利益冲突、机构单一的局面。而实践中, 通过国家金融体系的信贷支持来发展农业经济是各国的通行做法和成功经验。商业性金融机构是以农业银行为主, 应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 逐步提高涉农贷款的总量和比重。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应适当拓宽其金融业务领域, 支持农业综合开发、扶贫脱困和粮食储备设施等建设, 逐步扩大业务范围, 拓宽支农领域。[4]合作性金融机构即农村信用社, 要利用其点多、面广、与农民贴近及国家扶持发展的优惠政策, 切实转换经营机制, 增强服务功能, 在农村存款市场上同邮政储蓄机构展开竞争, 更多地吸收农村资金, 防止农业资金的外流, 加大对农户的贷款投入。
(2) 完善国家财政性投资的引导作用。政府利用财政的杠杆功能, 推动农业贷款的投入是农业贷款资金来源的重要基础, 几乎所有的国家在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 都非常注重运用贷款贴息、税收减免、资金支持等政策手段, 来激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及其他优先发展行业的信贷支持。[5]一方面国家和央行要从宏观政策上给予农村金融机构以政策扶持, 引导金融机构将资金投放到农业。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要引导农村金融机构切实转变观念, 改进支农方式, 增加贷款投放量, 加强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补贴。现阶段, 我国解决农村资金外流问题不能单纯依靠市场作用, 也不能仅靠农村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来解决农村信贷投入问题, 必须要发挥政府作用合理运用国家政策的正向激励和引导作用。
(3) 拓宽农村金融融资渠道。当前, 农户借款的主要渠道是通过民间借贷进行的, 主要是由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要求较苛刻, 而农村民间金融在农村大量存在, 以其独特的存在方式和交易方式满足了农村社会资金的需求, 其借贷手续简便, 规章制度灵活, 与农村资金需求主体有很强的的互补性, 充分利用民间金融的信用资源, 将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市场按公平竞争原则合理的整合起来满足各个阶层和部门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提升金融服务的层次。
3.农业贷款风险防范制度——资金安全的重要保障
农业贷款风险主要是指基于农业领域的高风险性农村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中介和交易服务中, 由于各种不确定的因素, 使实际收益和预期收益发生一定的偏差, 从而蒙受损失和获得额外收益的机会或可能。[6]
(1) 构建多元农业贷款担保机构。我国农业贷款难主要体现为贷款担保难, 而农村贷款担保机构主要表现为政府担保基金, 但其还无法全面覆盖农村中贷款担保需求主体, 因此需要建立多元贷款担保机构即农户、金融机构、社会中介组织等主体的积极参与才能满足农民贷款需求。实践中, 多类型的金融担保机构即政府主导型、市场组织引导型、社会中介组织参与型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政府的主导作用在解决贷款担保难时是一条主线, 政府不仅可以通过全额出资的方式建立担保基金会, 也可以与市场化组织、社会中介组织联合起来成立担保基金。市场主体在引导贷款担保时可以通过一些龙头企业、商业性银行, 甚至是保险公司等形式表现出来。
(2) 改善农业保险制度。一方面要建立农业保险基金, 创新农业信贷与农业保险有机结合的模式, 实践中农村银保已开始积极合作的探索。另外还应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 研究探索符合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灾害特点的保险品种, 改进定价机制, 降低农户保费负担, 使农业保险在转移贷款风险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 我国农业保险市场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主要是由于赔付率较大, 一般的保险公司无力承担巨额赔偿, 因此应该从各方面吸收资金壮大保险公司的实力, 仅由政府补贴显然不够, 应采取多元化的资金支持体系, 从农村金融、农民合作组织等实体的参与建立农业保险财政金融体系。
(3) 完善农业贷款的监督管理制度。由于农业贷款的政策性, 具有一般商业贷款不具备的优惠条件, 这就可能导致寻租现象在贷款实施过程中产生, 因此, 加强对农业贷款的监督管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由于监督机制不健全, 贷后疏于管理, 甚至不予催收, 导致形成不良贷款。因此在提供贷款时应遵循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的程序, 还要加强对农户贷款的社会监督, 利用社会力量促使贷款主体积极还贷, 达到“有借有还”的良性循环。
3.农业贷款约束制度——违法贷款的责任保障
就农业贷款而言, 光激励是不够的。因此, 在建立激励机制的同时, 还要建立约束机制。农业贷款内部约束机制不仅包括农村金融机构内部各构成要素及经营机制为适应宏观约束并谋求自身经济利益对自身行为的限制, 还包括一定时期内国家发展方针和政策、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有关规则及对各经济主体行为的法律规定等对主体行为所产生的约束。
我国现行农业贷款立法还存在许多制度空白, 特别是有关法律责任规定的缺位以致无法对违反农业贷款法律规范的行为进行制裁。比方说一些信贷人员责任心不强。贷款检查是贷款“三查”制度的重要环节, 但由于管理机构贷后管理滞后, 造成贷款逾期频繁, 借款农户下落不明, 导致农户贷款不良比率有增无减。另外还存在部分农户信用观念淡薄, 总是挖空心思钻法律滞后的空子, 千方百计逃废贷款。因此加强借贷双方的法律责任, 利用法律的威慑力迫使双方严格履行自身的责任对缓解双方的矛盾作用巨大。具体而言, 首先要落实信贷审批责任, 严格实行贷款分级审批制度, 规范信贷审批行为, 对违反法律规定的工作人员以及授权从事农业贷款活动的人员, 视其情节轻重处以罚款或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贷后必须深入贷款农户进行检查, 检查贷款资金是否被挪作他用, 一经发现应及时收回贷款。其次, 对有钱不还, 故意拖欠、有意逃废贷款债务的农户, 要采取法律手段强制催收, 并将其公开曝光, 让其受到经济和法律的双重制裁, 或对违反规定的贷款者将受到停止继续向其贷款的处罚。
摘要:目前农业贷款难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 本文基于对农民金融权益保护的视角, 以实现农业贷款、保障农民金融权益为出发点, 在深入探究农业贷款难障碍性因素的前提下, 提出主体激励——风险防范——责任约束的农业贷款制度化路径, 为解决农业贷款难、保障农民金融权益及实现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一条现实路径选择。
关键词:农民金融权益,农业贷款,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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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护制度论文 篇5
当前,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最好的历史时期,粮食生产实现“十一连增”,连续两年稳定在12000亿斤以上,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资源利用的弦绷得越来越紧,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越来越接近极限。面对资源条件与生态环境的双重“紧箍咒”,迫切需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切实推进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一、科学把握农业面源污染形势,切实增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第一次全国污染普查显示,2007年全国农业源的化学需氧量(COD)、总氮和总磷排放分别达到1320万吨、270万吨和28万吨,分别占全国排放总量的43.7%、57.2%和67.4%。其中畜禽养殖源占农业源COD的96%,是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贡献者”。畜禽、水产养殖,化肥、农药和农膜等农用化学品投入是污染主要来源。与工业点源污染通过集中排污口直接进入水体不同,农业面源为分散排放,并且其污染过程从农业生产行为到排放、最终到影响环境也不是简单的直接因果关系。研究表明,我国农田化肥中氮35%在当季被作物利用,剩余绝大部分被留存农田土壤中,少量流入沟渠,最终仅有不足5%通过径流进入地表水体。因此虽然我国农业源污染物排放总量较高,但真正进入水体的量仍非常有限。
现阶段农业面源污染形势总体严峻,但也存在一些特殊性,需要我们认真研判,精确施策。
一是养殖业集约化程度越来越高,由于畜禽粪便等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较低,污染排放呈上升趋势。近几年我国畜禽养殖总量不断增加,2013年全国生猪出栏超过7亿头。同时,规模化集约化快速发展,生猪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比例达到40.8%。与此同时,养殖废弃物处理设施建设却相对滞后,大量畜禽粪便难以及时处理和利用,使得畜禽养殖废弃物由传统农家肥变成了污染物。此外,我国的水产养殖规模也在迅速扩大,1978年水产品总量为465.4万吨,其中人工养殖占26.1%,2013年水产品总量达到6172万吨,人工养殖占到73.6%,水产养殖中大量饵料、鱼药投放造成水环境污染。
二是主要粮食作物化肥用量基本合理,蔬菜和瓜果等经济作物过量施用现象比较突出,总体上化肥消费增长率在下降,但化肥投入量仍然偏大。
2013年我国化肥使用量为5912万吨,占世界的35%,按照20.3亿亩耕地计算,平均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达436.8公斤/公顷,还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值得指出的是,目前我国主要粮食作物氮肥平均使用量约为212公斤/公顷,已经低于环境安全上限(发达国家为防止水体污染所设置的安全上限值为225公斤/公顷),但果树555公斤/公顷、蔬菜365公斤/公顷的氮肥平均用量还远高于环境安全要求,果园和设施蔬菜化肥过量施用现象还较为突出。
三是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总体使用量趋于稳定,但利用率偏低。近年来,我国农药使用量稳定在32万吨(有效成分)左右,占世界农药总用量的1/7,比例高于我国土地面积占世界耕地面积的比例,这与我国土地复种指数高有关系。总体来看,我国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低于美国、以色列、日本等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农药利用率偏低,仅为35%,残留农药经过降水、地表径流和土壤渗滤进入水体中,会导致土壤和水环境质量的恶化,破坏生态、影响生物多样性。
四是地膜回收率较低,破旧农膜残留问题仍有待破解。我国地膜使用总量和作物覆盖面积均高居世界第一。2013年,全国农膜用量为249.3万吨,由于超薄地膜的大量使用以及残膜回收再利用技术、机制欠缺,“白色革命”逐步演变为“白色污染”,农田地膜残留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地膜残留危害严重,影响土壤结构,降低耕地质量;影响出苗,造成减产;影响农机作业,造成播种和施肥质量下降;牲畜误食不断发生,危害牲畜健康。
五是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偏低,循环利用能力亟待提升。农作物秸秆是用途丰富的农业资源。据推算,2013年全国秸秆总产量及其可收集利用量分别为9.64亿吨和8.19亿吨,实际利用量约6.22亿吨,综合利用率仅为76%。随着农用能源结构的变化,农作物秸秆在生活用能源中所占比例愈来愈少,多余秸秆的出路,一是就地焚烧,造成空气污染,降低大气能见度,妨碍交通,危害人体健康;二是弃之田沟或堆入河沟或湖中,经风化、雨淋与腐烂,秸秆中的有机物进入水体造成污染。
总的来讲,随着我国农业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和养殖业的迅速发展,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过量使用及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和农田残膜等农业废弃物不合理处置导致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是确保农产品产地安全、实现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现实需要,是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要科学把握农业面源污染日益严重的形势,深刻认识到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为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奠定坚实基础
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是长期积累产生的,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得到完全解决,需要较长时期的不懈努力。近年来,各级农业部门在保障农业发展的同时,不断加大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力度,初步建立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队伍和专家支撑队伍,政策体系也在逐步建立完善,探索形成了一批实用技术和典型模式,这些都为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是体系队伍建设不断加强。已形成了由两个国家级总站为龙头,3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农业环保站为主体,326个地级站和1794个县级站为基础的四级农业环境保护管理体系,为农业生态环境监测与防控提供了队伍体系保障。
二是监测预警能力不断提升。初步构建了全国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网络,不断推进农业面源污染监测常态化、制度化运行;建成了国家、省、市、县的四级耕地质量监测网络,发布国家级耕地质量监测报告;初步形成了覆盖我国近海海湾、岛礁、滩涂、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及增养殖水域的环境监测网络体系,定期发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建立了农产品产地污染国控监测网,开展产地重金属污染调查。
三是大力推进化肥农药科学施用。全面普及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面积达到14亿亩;深入实施绿色防控,设立国家级绿色防控示范区150个,陆续淘汰高毒农药33种,大力推广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及生物农药;开展农作物病虫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推进试点建设,建立示范基地218个;2015年初,印发了《到2020年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启动实施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
四是积极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加快推进畜禽养殖标准化建设,创建标准化示范场3397个,有效提升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水平;启动实施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试点项目;因地制宜发展农村沼气工程,提升农村养殖粪便污水处理能力。
五是深入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实施秸秆综合利用项目,重点支持京津冀等地区开展秸秆还田、养畜、秸秆沼气、秸秆代木、秸秆炭化等方面工作;启动京津冀地区镇域级秸秆全量化利用示范区建设,加快推进秸秆利用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六是着力解决农田残膜污染。修订地膜标准,解决残膜易破碎、回收难的问题;连续4年实施废旧地膜回收利用为主的农业清洁生产示范项目,初步构建了地膜回收加工体系;在西北、华北地区安排地膜覆盖等旱作农业技术补助资金,推动高标准地膜的推广应用;启动实施可降解地膜对比试验,筛选应用效果好的可降解地膜用于示范推广。
七是合力推进农业环境综合治理示范建设。已形成了由1个生态循环农业试点省、10个循环农业示范市、283个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1100个美丽乡村以及若干个生态农业示范基地构成的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典型带动体系;在重点流域和重要水源地保护区实施畜禽养殖废弃物及农业氮磷污染综合防治示范区建设,积极探索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的有效机制。
综上所述,近些年来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同时农业连年增产增收和农村发展持续向好,使得我们更加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
三、以“一控两减三基本”为重点任务,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就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总书记指出,农业发展不仅要杜绝生态环境欠新账,而且要逐步还旧账,要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坚决把资源环境恶化势头压下来,让透支的资源环境得到休养生息。为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部署要求,今年初,农业部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农业突出环境问题治理规划(2015-2018)》和《农业部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近期,在四川相继召开了全国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现场会和全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会议,这在我国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这些文件的出台与会议召开,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与动员。当前重中之重的工作就是要围绕“一控两减三基本”的目标,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
一是大力发展节水农业。面对水资源越发紧缺的严峻形势,要加大力度发展节水农业。通过加强节水农业示范,积极推广节水品种和水肥一体化、循环水养殖等技术,全面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积极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统筹推进流域水生态保护与治理,积极开展太湖、洱海、巢湖和三峡库区等重点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示范区建设。实现到2020年全国农业灌溉用水量控制在3720亿立方米以内,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5。
二是实施化肥零增长行动。化肥减量施用的关键是要树立绿色增产的理念,大力推广科学施肥,提高用肥的精准性和利用率,鼓励农民多使用绿肥和农家肥。重点是扩大测土配方施肥使用范围,推进配方肥进村入户到田。同时,要积极推进新型肥料产品研发与推广,集成推广种肥同播、化肥深施等高效施肥技术。要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开展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研究利用补贴方式鼓励引导农民推进秸秆还田、种植绿肥、积造农家肥、增施有机肥,合理调整施肥结构,着力提升耕地内在质量。力争到2020年,实现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覆盖率达到90%以上,化肥利用率达到40%以上,全国主要农作物化肥使用量实现零增长。
三是实施农药零增长行动。坚持综合治理、标本兼治,实现科学用药和精准施药。加强对农药使用的管理,强化源头治理,规范农民使用农药的行为。全面推行高毒农药定点经营,建立高毒农药可追溯体系。实施好低毒低残留农药使用试点,逐步扩大补贴项目实施范围,加速生物农药、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广应用。鼓励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对农民使用农药提供指导和服务,大力推进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确保到2020年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30%以上,农药利用率达到40%以上,全国主要农作物农药使用量实现零增长。
四是推进养殖污染防治。统筹考虑环境承载能力及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要求,科学规划布局畜禽养殖。推行标准化规模养殖,配套建设处理利用设施,改进设施养殖工艺,完善技术装备条件,鼓励和支持散养密集区实行畜禽粪污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加强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建设,推广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池塘生态循环水养殖及大水面网箱养殖底排污等水产养殖技术。实现到2020年,75%以上的规模畜禽养殖场(区)配套建设废弃物贮存处理利用设施。
五是着力解决农田残膜污染。加快地膜标准修订,严格规定地膜厚度和拉伸强度,严禁生产和使用不符合标准的地膜,从源头保证农田残膜可回收。加大旱作农业技术补助资金支持。开展农田残膜回收区域性示范,扶持地膜回收网点和废旧地膜加工能力建设,逐步健全回收加工网络,创新地膜回收与再利用机制。加快生态友好型可降解地膜及地膜残留捡拾与加工机械的研发,建立健全可降解地膜评估评价体系。确保到2020年,实现当季农膜回收率达到80%以上的目标。
六是深入开展秸秆资源化利用。按照“政策支持、示范引导、以农为主、产业发展、市场运作”的思路,因地制宜推进秸秆“五料化”全量利用。要进一步支持秸秆收集机械还田、青黄贮饲料化、微生物腐化和固化炭化气化等新技术示范,研究出台秸秆初加工用电享受农用电价格、收储用地纳入农用地管理、信贷扶持等政策措施。加快建立秸秆收储运输市场化机制,降低收储运输成本,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在大气污染重点区域,启动秸秆综合利用示范县建设,从根本上解决秸秆露天焚烧问题。实现到2020年,秸秆综合利用率达85%以上的目标。
农业保护制度论文 篇6
逆差并不可怕
2004年中国的农产品贸易额大概是514亿美元,如果把欧盟算成一个共同体的话,中国是第四大农产品贸易国,如果把欧盟成员国单独计算的话,中国排第八位。中国农产品贸易额占整个世界农产品贸易额的比重在逐步上升。
入世之后中国的农产品出口有所增长,但进口增长更快。2003年净出口开始下降,2004年以后则出现了净进口的格局,全年逆差48.83亿美元,到2005年逆差回落,缩小至14.64亿美元。2006年上半年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再次大幅增长。海关统计显示,上半年贸易逆差已达21.5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规模。
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教授介绍,在占农产品贸易总额85%-90%的15类农产品中,有8类农产品呈现净出口增加或净进口减少趋势,其中又可细分为四种:第一种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主力净出口农产品,包括水产品和蔬菜水果;第二种是重要的净出口产品,包括茶与咖啡;第三种是肉类、烟草;第四种是谷物。
在15类主要农产品中,另有7类是净进口的。这7类又可大致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制造业(纺织)部门的原料,包括棉花、皮、毛、丝。第二种是动物产品部门的投入品,包括大豆等油料。中国目前每年进口1000多万吨大豆。第三种是需求超常增长的,主要指牛奶。过去五年,尽管国内牛奶产量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長,但仍然赶不上需求。
看待农产品贸易逆差?卢锋教授在接受《经济》采访时说,首先要考察净进口对象产品与其国内产量的关系。如果净进口增加同时,国内产量也增长,即便从比较狭隘的短期需求替代角度看,净进口增长也不应是严重问题。数据显示,过去五年中我国棉花、牛奶、大豆进口增长很快,但这些产品的国内产出仍有不同程度增长,牛奶国内产出更是成倍增长。其次,要看进口产品的用途。棉花、大豆等产品进口的增加,主要是因为国内纺织业和饲料加工业的发展比较快,棉花和大豆都是作为原材料进口的。
农业结构调整与农民收入
农业开放对中国的农业生产以及农民收入的影响是不均衡的。一方面,国内缺乏竞争优势的农产品的进口进一步增长,对这些农产品的生产产生了替代作用,从而对我国生产这类农产品的农民收入产生不利影响。这类“进口替代”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土地密集型大宗农产品,从产区分布上看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因而贸易冲击可能较多被相对不发达地区所负担,对于区域收入分配差距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却因为农业开放而获益,例如蔬菜、水果、茶、烟草、水产等。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程漱兰在接受《经济》专访时表示,中国农业开放,客观上起到了调整中国农业产业结构的作用。大卫·李嘉图在两百多年前创立的“要素禀赋理论”再一次被证实。
对外开放从长远来看对所有的国家都是有利的,但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段,某些集团的利益得失是不一样的。程漱兰教授告诉记者,她在入世前曾经写过关于肥料行业的文章。当时有人认为入世后中国的肥料行业会受冲击,程漱兰撰文提出不同意见,她认为受冲击的是中国的肥料垄断企业,不等于农民受冲击。
程漱兰认为,考察入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不能忽视要素禀赋的变化。中国的农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入全球市场只会让劳动力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增加,从而使他们的价格更高,农民从中受益。
据统计,在这5年中,中国农业经济保持了较好的增长势头,按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2%,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5%,比1991年至2001年期间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高0.04和0.08个百分点。尽管这种增速微不足道,但是没有出现农民收入增长减缓的迹象。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教授告诉《经济》,如果通盘考虑农业扩大开放与农民增收的目标关系,短期具有负面效应,但是从长期和整体来看则应具有积极作用。从农民长期增收目标角度观察,扩大农业开放仍是一个具有经济合理性的政策选择。有关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过去5年中纺织业和棉纺织业就业人数分别增长了约680万和480万人,并且新增加就业人员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工。
哪来的“保护”?
可能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农业处于国家的高保护之下,所以才对农业的对外开放感到忧虑。但实际上,目前我国农业保护水平不仅远低于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在某些方面也低于美国、印度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大国。印度的农产品平均关税就高达114.5%。根据中国的入世协议,农产品全面开放之后关税大幅下降,入世减让表中包括的977种农产品的平均关税2004年已经降到15.3%。而当时世界农产品的平均关税是62%,甚至比中国入世前的关税水平还要高。这样看来,我们入世之前对农业的“保护”在哪里?
程漱兰教授对于一些人宣称的“中国农业开放后会受到冲击”的说法感到气愤。她告诉《经济》:“我们说入世受冲击主要是指原来受保护,放开后失去保护就会受到冲击。实际上对于农业来说,我们原来并没有保护,受到的只是歧视。我们的入世工作组在入世谈判时计算过我们国家对于农业的积极保护率,总体结果是零,有一些大项甚至是负值。没有保护,何来冲击?”
程漱兰认为,即使不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农业也已经融入世界市场了。中国农业和农民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高科技工业品以及服务业,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和他们正好相反,所以农产品自由贸易对中国是有利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在农业方面反对自由化。
程漱兰说,中国的农业所面临的问题根本不在国际主流世界的视野之内,目前的农产品多边贸易谈判主要是在欧美之间,由美国主导,中国并没有明显的利益得失。卢锋认为,从现有的对农业的“保护”水平看,我国目前与高度保护国家相比仍具有较大的政策选择度,因而也具有较多主动性。
入世是中国农业的机遇,同时带来了众多的挑战。虽然已经入世5年,中国农业目前仍然是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结构为主。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实际上,中国的农民很多都不再依靠农业生存,非农业经营活动得到的收入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农业GDP占全部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2.6%,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将进一步加快。
最近商务部发布了关于农产品出口的5年规划,提出了放低出口增长速度、加强质量效益、侧重于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的方针。根据这个规划,2010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将达到380亿美元,年均增长7%,其中深加工产品的比重达到50%以上。
农业保护制度论文 篇7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耕地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
1.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可以减少水土流失, 培肥地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高, 对土地肥力更为重视, 如西部地区气候干旱, 土地贫瘠, 风沙较大, 种植大户、农业公司等在秋天收割后, 会播撒小麦种子防止水土流失, 春天通过深耕将麦苗翻到地里作为绿肥, 从而减少化肥的使用。农户的小规模分散经营效益低, 认为这种培肥地力的方式成本太高, 一般不采用绿肥, 冬天收割后将土地裸露在田野里, 水土流失较快;春天播种时通过加大化肥使用量提高产量, 容易造成土壤板结。
2.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可以长期保护耕地, 解决耕地无人种的现象。根据调查样本分析, 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年龄超过45岁的约占50%以上, 也即再过10年, 耕地老龄化趋势更加明显, 将出现耕地无人种的现象。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通过租入土地, 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 实行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信息化经营, 既可以解决外出务工人员的土地撂荒和粗放经营问题, 提高土地利用率, 保护耕地;也可以提高农村老无所依的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减少劳动强度。
3.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既有家庭农场、种养殖大户、合作组织, 也有农牧业公司、农机服务队等。对适宜耕种的土地, 会增加科技投入, 选择最优的种养殖气候、土壤、温湿度、生态环境等, 休耕、轮作、套种农作物或拓展林下高效生态种养殖, 发展循环经济。采用和培育优良品种, 实现高产、机械作业等, 实施精准农业。对于不适宜耕种的土地, 会通过测土配肥, 提高地力, 改良土壤, 实现耕地保护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4.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可提升土地质量, 增加土地数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很多都是具有丰富经验的种植大户, 或具有较高种养殖技术的科技人才。将种植业的果实或秸秆作为饲料, 增加畜牧业的养殖数量;同时将养殖业的粪便做成有机肥, 提高地力, 增加产量, 实现循环经济。这样既有利于高产农田的有效利用, 又能改善中低产田地力, 有效利用废弃荒地, 达到土地资源利用最大化。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路径选择
1.加快农村集体土地确权进程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 是依据《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 由县 (区、市) 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对家庭农户承包土地的地块、面积、空间位置等信息及变动情况记载于登记簿,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权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明确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财产权, 具有排他性, 可以流转, 也可以抵押贷款。加快农村集体土地确权, 不仅可以满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收益需要, 还可以通过土地流转有效配置土地资源, 充分发挥土地的功能。
2.制定促进土地流转的优惠政策
土地确权初期, 农民认为地是自己的, 害怕失去土地, 不愿意出租, 但是土地收益少的事实使得农民不得不粗放经营土地, 因此首先要整合土地资源, 量化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制定《农村产权管理交易办法》, 完善土地监管机制。其次, 通过加大土地流转宣传力度, 制定土地流转的优惠政策, 对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农民实施财政奖补, 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签订正规的土地流转合同, 可以解除农民后顾之忧。第三, 安排专项资金, 对土地规模流转村集体和规模经营主体分别给予资金奖励, 调动土地规模流转的积极性。第四, 对引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施评估和监督机制, 避免破坏耕地和拖欠农民土地租金, 出现新一轮的“圈地运动”。
3.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服务水平
长期以来小农户的分散经营使得我国农业科技推广缓慢, 制约了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可以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进行农业生产的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集成研发, 采用现代化农业生产设施从事科学种养殖, 吸纳先进的科学技术防治病虫害、治理土壤污染, 以农牧业生产的提质、增效、升级为核心, 通过政策引导和金融支持, 建立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的现代农牧业生产基地, 并辐射带动周边农民共同参与农业科技创新, 保护耕地, 实现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和科学技术协同发展, 推动农业生产方式转变, 推进农业转型升级, 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
4.加大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力度
在调查中, 农民根据自己的信用评级确定出租土地意愿, 农民信用评级的衡量标准是保护耕地和增加收入。首先对政府和科研院所的信用评级最高, 最愿意将土地长期出租给政府做绿化林带, 或者出租给科研院所做试验田, 这样不用担心改变承包地用途, 还能获得稳定租金, 降低交易成本。然而, 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其次, 农民愿意将土地出租给资金雄厚的农业公司或龙头企业, 如果出租给农业公司, 土地租金大约在1200元/亩, 也有些距离城市较近地区的农民向龙头企业索要2000-2500元/亩的土地租金, 相当于工业用地价格, 但是土地流转合同规定不能改变土地用途。除了上述两项外, 农民出租土地的选择依次为:土地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种植大户。因此, 加大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力度可以有效保护耕地。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对策建议
1.做大做强农业公司和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 整合市场资源, 以基地为依托, 市场为导向, 延长产业链条, 发展一批“农业公司 (龙头企业) +农民合作社+农产品生产基地+农户”为主要形式的产加销一体化综合体, 发挥农业公司和龙头企业的带动示范作用, 发展链条经济。
2.规范土地股份合作社, 给予相应的资金、技术和信息支持。农户将承包地的经营权委托入股到土地合作社, 合作社对分散土地统一整理、集中连片后, 流转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也可以由自己经营, 发展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的标准化规模种养殖, 生产优质安全的特色农产品。
3.根据农民的特长和技术, 培育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家庭农场或专业种养植大户, 以扩量、提质、增效为重点, 实行财政奖励、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贴息等办法解决资金问题, 通过和科研院所、大中院校联合解决种养殖的技术问题, 通过政府部门提供信息服务, 发展适度规模种养殖。
农业保护制度论文 篇8
农业面源污染是目前农业环境的主要污染类型,与点源污染相比,面源污染的时空范围更广,不确定性更大,成分、范围更为复杂,更加难以控制。农药、化肥、人畜粪便、生活污水、秸秆和农膜是构成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污染源。其中,农药、化肥和农膜造成的污染逐步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并有所缓解,但人畜粪便、生活污水、秸秆引起的污染还比较严重。主要存在问题如下:(一)技术层面:1、多年来,我们一直大力推广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生物系列肥料,但由于农业测土配方施肥以及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推广普及到位率还不够高,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部分农民还没有全面掌握,有机肥使用量还不能完全达到土壤培肥要求。因此,造成农业生产环境有机污染负荷加大,污染物消纳能力降低。且随着农药、化肥的使用量的逐年增加,流入河流、沟渠的农药、化肥对水体的富营养化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2、秸秆综合利用率低。秸秆造成的面源污染主要是在秋收时,部分农民在田间就地焚烧秸秆,对大气造成了严重污染。也有未经焚烧的秸秆长期弃置堆放路边或推入河沟,经日晒、雨淋、浸泡引起腐烂,产生污水,污染水体。3、畜禽粪便大多得到收集用于积肥,但仍有产生面源污染的因素。主要是部分散养农户畜禽粪尿流失,粪肥露天堆放,雨水冲淋,地表径流,污染了水体。规模养殖场露天堆放粪肥,粪肥的流失及臭气污染处理不彻底而引起了水体和大气的污染。4、农膜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是由于近年来高效设施农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可降解农膜推广使用力度还不够,因此,有一部分长期积累残留在农田土壤中的残膜会造成耕地理化性状恶化,土壤通透性变差,农田残膜分解产生有毒、有害或长期不降解的物质污染土壤。(二)管理层面:1、政策导向滞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只鼓励发展,缺乏相应的环保措施指导和配套技术,基本上没有关于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相关政策措施出台,同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有关知识普及、宣传、应对措施和督查落实不够到位,致使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工作相对薄弱,形成较多的空白时段、地段和环节。2、种植户、养殖户配合意识不强。片面理解环保是政府的事,应由政府来买单。即使有有限的投入也是迫于无奈。部分农民只注重自身的经济效益,大规模焚烧秸秆,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废弃的农膜长期置留田间,给农业生产环境带来了严重的污染。3、控制农业污染措施项目少、科技含量不高。对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的六大污染源的治理缺乏针对性措施,环境保护的技术和措施不先进,检测方法和手段不完善。循环处理也只是处于一种概念状态,技术和设备还处于初级阶段。4、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效果较低。由于规模化养殖场的“三沼”(沼气、沼液、沼渣)中的沼液、沼渣综合利用没有跟上,养殖场自身无力自行解决沼液消纳问题,仍然处于直接排放状态,造成了农业环境的“二次污染”。
二、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措施
1、健全机制,加大宣传与资金投入力度。
一是建立相应组织,明确目标,加大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实施力度。把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与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结合起来。明确部门职责,把该项工作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形成长效管理机制。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出台完善有关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考核办法,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二是强化制度管理,加大舆论宣传力度。对农民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变废为宝”等循环经济理念的宣传教育,让广大农民群众自觉参与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中来。引导农民科学种田、科学施肥、尽量减少不科学的农事活动而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中残余污染物的增加。三是设立农村环境治理专项资金。研究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走城乡环保一体化道路,保证稳定有效的农业环境保护和治理资金投入,使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走上经常化、规模化、制度化轨道。
2、加大农业生态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推进绿色、优质、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
在农药污染控制上,积极做好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新品种的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充分运用农业、物理及生物防治技术,严格控制化学农药的使用次数和使用量。
在化肥污染控制上,要进一步调整优化用肥结构,重点推广配方肥、专用肥、复合肥等,使肥料使用逐步走上高浓度、配方肥、专用肥和高效化轨道。要增施有机肥,扩大秸秆还田面积,采用播种绿肥等措施,不断提高土壤肥力水平。推广测土施肥技术,加大精准施肥项目的实施力度,逐步减少化肥的使用量。改进耕作措施和施肥方式,实行化肥深施,提高肥料利用率。加强对肥料质量的监督管理,禁用低劣肥料和有污染的工业垃圾等,防止肥料的直接污染。
3、推广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农业模式,优化农村能源结构。
一是畜粪处理为重点,全面推广沼气综合利用工程。
二是大力推广“三沼”综合利用。按照畜牧业与种植业相结合的“能源生态模式”,充分利用农田、经济作物、果园等种植业来有效地消纳沼液、沼渣。
保护性耕作与旱作农业 篇9
1 保护性耕作是旱作农业技术的核心内容
机械化旱作农业是指在旱作农业区以机械设备为载体, 实施旱作工程技术、农艺技术、理化技术、生物技术等农业生产方式。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保护性耕作。保护性耕作是将残茬覆盖地表,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田间作业, 通过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措施保证免耕播种质量。其技术实质是依靠作物残茬覆盖地表, 保护土壤, 减少水土流失、风蚀、水蚀、地表水分蒸发, 节省劳动力、机械设备和能源的投入, 充分利用天然降水资源, 提高劳动生产率, 达到高产、高效、优质、低耗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2 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是旱作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国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进行保护性耕作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保护性耕作在我国兴起, 并逐步实施和推广开来, 到2008年底, 我国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已达204万hm2。通过实施保护性耕作, 年增产粮食40万吨以上, 节省灌溉用水12亿m3, 节省用工1.2亿个, 节约生产成本9亿元, 节本增收总效益15亿元, 减少水土流失3 000万吨, 减少农田扬尘60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达125万吨, 基本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保护性耕作技术体系。但从整体来看, 我国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依然偏小, 传统的铧式梨耕作方式在一些地区依然在采用, 加剧了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水土流失。可以说, 水资源短缺、土地退化已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
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 是旱作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作用体现在它摒弃了传统耕作法对土壤伤害的弊端, 有利于土壤耕作环境的恢复和再生,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优点如下:
(1) 蓄水保墒。据降雨模拟器显示, 在80mm/h大雨情况下, 保护性耕作的地面径流减少70%, 可起到蓄水保墒作用。据测定, 秸秆粉碎还田后大于0.25 mm的水稳性团粒数量比未还田地块高出3%~7%, 从而改善了土壤结构, 有利于蓄水保水, 可保证春播后种子发芽和苗期正常生长。
(2) 培肥地力。试验表明:0~20 cm耕层内土壤有机质含量比未还田地块高0.40%, 20~40 cm耕层内土壤有机质含量高出0.11%。玉米根茬粉碎还田后, 比对照田土壤有机质含量高0.06%~0.15%, 每年可补充土壤有机质矿化量73%, 具有明显的培肥效果。
(3) 保护耕地。保护性耕作可减少作业次数, 减少对耕作层的破坏, 缩短了作业时间, 防止风蚀、水蚀发生, 节约机耕作业费用, 提高作业效益。
(4) 促进增收。秸秆中的有机质、有效元素相当于给土壤增施有机肥375 kg/hm2, 保护性耕作地块的旱地玉米比未实施地块平均增产18%, 小麦平均增产12%, 玉米和小麦生产工序分别减少4~6次和2~3次, 降低生产成本32%和23%, 使农民每公顷土地纯收入增加44.8%和19.6%。
3 基于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旱作农业发展对策
3.1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以科技项目带动培训, 采取岗前培训、继续教育、专业培训、千万机手培训、绿色证书培训等方式培养人才。不断完善课题组长择优任用、技术人员择优选送深造等人才激励机制, 加强科技人员培养, 通过专业培训、技术讲座、现场示范等方式, 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管理的农民技术队伍。
3.2 加强示范区建设
试验示范工作要坚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试点先行、稳步推进”的原则, 切忌依靠行政手段强行推广, 切忌为了单纯完成项目而搞推广。要建立省、市、县三级示范区, 在示范区上进行技术试验、熟化、宣传、推广、培训, 并形成适合本地区特点的技术服务模式。
3.3 建立长效发展机制
推广保护性耕作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 一方面农民转变认识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另一方面发挥保护性耕作优势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 要加强技术培训, 不断提高保护性耕作项目实施主体的素质, 使其掌握保护性耕作的核心技术和操作要点。鼓励各级服务组织参与此项工作, 通过实行有偿服务, 扩大服务领域, 增强自身实力。
3.4 加强组织领导
领导重视是保护性耕作顺利实施的保证, 要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 重点突破, 循序渐进。同时, 保护性耕作需要各部门密切协作, 在资金、项目等方面予以支持。尤其是农机与农技推广部门要加强合作, 实现农机与农艺的有机结合。各市县应成立保护性耕作领导小组, 自上而下建立起市、县、乡、村4级管理体系, 形成上面有人抓、下面有人干、具体有人管的良好局面。
3.5 开展技术宣传
一项新技术的推广, 一靠示范, 二靠宣传。前者是做给农民看, 后者是讲给农民听, 双管齐下, 可以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宣传方面, 各级农机管理、技术推广部门一要把保护性耕作技术传播作为一项核心工作来抓, 通过发放宣传单、张贴宣传报、举办讲座等多种方式, 大力宣传保护性耕作技术, 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二要结合保护性耕作示范区建设, 分区域建立培训中心, 开展技术培训, 培养技术骨干, 广泛深入地开展保护性耕作技术宣传, 引导农民转变耕作观念, 并调动各级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参与保护性耕作的推广应用。
3.6 加快机具研发
我国农业环境现状及保护措施 篇10
1 我国农业环境现状
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是当前中国农业环境的2个突出问题。农业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已成为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农业资源衰退, 自然灾害加剧, 水土流失、沙漠化、土壤次生盐渍化等问题日益严重。农田、牧场受工业 (包括乡镇企业) “三废”污染严重。大量使用农药, 造成土壤、水体污染和农畜产品有害物质残留;不合理施用化肥, 引起土壤团粒结构破坏、地下水硝酸盐积累和水体富营养化。农业环境恶化危害农业生产和人体健康, 导致农业减产、绝产和农产品质量下降。农业环境破坏不仅会降低农业环境的生产力及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而且会对气候产生不利的影响, 导致旱涝灾害频繁发生, 进而危害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1 农业环境污染的主要表现
1.1.1 工业和城市“三废”的排放, 造成工业、城市和乡镇企业污染。
工业和城市“三废”是指工业生产所排放的废水、废渣、废气。“三废”污染中含有多种有毒、有害物质, 若不经一定程序的处理, 或超标排放到大气、水体、土壤等生态系统中, 超过环境自净能力的容量, 由此污染环境, 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 影响工农业生产和人民健康。“三废”污染不经妥善处理, 不仅会直接危害环境, 还有可能在环境中发生物理或化学变化, 由此产生新物质, 进而通过不同的途径例如呼吸道、消化道和皮肤等进入人体, 经直接作用或间接作用而危害人类健康。由于工业生产常产生大量废气, 如二氧化碳、二硫化碳、硫化氢、氟化物、氮氧化物、氯化氢、一氧化碳、铅化物、汞化物、铍化物、烟尘及生产性粉尘, 会严重污染大气环境。而工业生产排放的废水会导致水质败坏, 破坏水产资源, 影响生活、生产用水。
据调查, 中国5.5万km河段有23.7%的水质不符合灌溉要求, 4.3%的河段严重污染、鱼虾绝迹;受污染的农田面积达666.67万hm2。2000年对30万hm2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壤有害重金属抽样监测发现, 其中有3.6万hm2土壤重金属超标[2], 超标率达12.1%。
1.1.2 过度施用化肥、农药造成的土壤污染。
目前,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使用化肥、农药数量最大的国家, 地膜用量和覆盖面积也已居世界首位[3]。在农业生产中, 广大农户为片面追求农产品质量, 不合理地施用各种化肥, 造成化肥大量流失。据报道, 我国化肥使用量接近40 t/km2, 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土壤和水体造成危害而设置的22.5 t/km2的安全上限。另外, 施肥结构不科学、不合理, 导致化肥利用率低、流失率高, 中国化肥流失量约占使用量的40%, 不仅引起硝酸盐积累, 造成土壤污染, 而且通过农田径流造成水体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污染, 甚至影响到地下水和空气的质量。
农药污泥等农用化学物质也严重污染土壤和大气环境。农药在大气中扩散和流失及在部分农畜产品中残留也较严重。中国每年使用农药约23万t, 其中除草剂占17%, 杀菌剂占21%, 杀虫、杀螨剂占62%, 而在杀虫剂中, 具高毒性的有机磷农药占70%。目前使用的农药, 有些在较短时间内可以通过生物降解成为无害物质, 而包括DDT在内的有机氯类农药难以降解, 属于残留性强的农药。残留在土壤中的农药通过植物根系进入植物体内。农药进入河流、湖泊、海洋, 造成农药在水生生物体中积累。在自然界的鱼类机体中, 含有机氯杀虫剂相当普遍, 浓缩系数为5~40 000倍。尤其是有机农药大量施用, 造成严重的农药污染, 成为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威胁。
1.1.3 畜禽粪便污染。
随着畜牧业的快速发展, 畜禽粪便污染已成为城郊农业环境的主要有机污染物, 逐渐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
畜禽粪便中含有大量的氮磷化合物, 尤其是在饲料的氨基酸不平衡、可利用养分低的情况下, 含量更高。如肉仔鸡粪便中约含有50%的食入氮及55%的食入磷。这些氮和磷进入土壤后, 会转化为硝酸盐和磷酸盐, 含量过高会使土地失去生产价值, 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 使水体的硝态氮、硬度和细菌总数超标。水体富营养化后, 蚊蝇及其他昆虫大量孳生, 藻类和其他水生植物大量繁殖, 水体溶解氧量大幅减少, 鱼虾等水生动物因缺氧而死亡。此外, 粪便中因含有硫化氢、甲基吲哚、脂肪族的醛类、硫醇、胺类和氨气等, 所以堆积过久会产生恶臭的气味, 危害人畜的健康[3,4,5]。
患病或隐性带病的畜禽会排出多种致病菌和寄生虫卵, 如大肠杆菌、沙门氏菌、鸡金黄色葡萄球菌、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禽流感和马立克氏病毒、蛔虫卵、毛首线虫卵等。据化验分析, 畜牧场所排放的每1 m L污水中平均含33万个大肠杆菌和66万个肠球菌;沉淀池内的污水中, 蛔虫卵和毛首线虫卵分别高达193.3、106.0个/L。如处理不当, 不仅会造成大量蚊虫孳生, 而且还会成为传染源, 造成疫病传播, 影响人类和畜禽健康[3]。
1.1.4 新兴设施农业产生的塑料等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地膜覆盖技术可以有效实现农业节水, 但地膜残留污染的问题比较严重。2005年我国地膜用量超过180万t, 地膜年残留量近千吨。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农用地膜的使用寿命一般为1~2年, 每次使用后总有部分地膜因破碎无法清理而残留在土壤中, 残膜不能腐烂分解, 积累过多, 造成农田固体废物污染。有研究资料表明, 地膜残留量在60 kg/hm2以上就可使农作物减产10%以上。据一些省、市的调查, 被调查区地膜平均残留量为3.78 t/km2, 减产损失达到产值的20%左右。因为残留的地膜不但给田间管理带来不便, 而且还极大地破坏土壤的耕层结构, 使土壤的理化性状变劣, 严重影响土壤的通透性以及水分的上下输导, 妨碍种子的发芽、生长, 同时还助长了细菌等有害生物的活动、从而造成作物根系生长发育不良, 导致农作物减产。
1.1.5 焚烧秸秆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土壤结构破坏。
秸秆焚烧会污染大气, 影响大气环境质量。数据表明, 焚烧秸秆时, 大气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3项污染指数达到高峰值, 其中二氧化硫的浓度比平时高出1倍, 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的浓度比平时高出3倍, 相当于日均浓度的五级水平。当可吸入颗粒物浓度达到一定程度时, 对人的眼睛、鼻子和咽喉含有黏膜的部分刺激较大, 轻则造成咳嗽、胸闷、流泪, 严重时可能导致支气管炎发生, 影响人体健康。焚烧秸秆还会使地面温度急剧升高, 能直接烧死、烫死土壤中的有益微生物, 破坏土壤结构, 造成土壤氮、磷、钾的缺失, 农田质量下降, 影响作物对土壤养分的充分吸收, 直接影响农业收益。
1.2 生态破坏的主要表现
生态破坏是指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造成森林、草原等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从而使人类、动物、植物的生存条件发生恶化的现象。主要表现在水土流失、土壤盐碱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方面。
1.2.1 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土壤次生盐渍化问题严重。
随着森林的砍伐和草场的退化, 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和土壤侵蚀日趋严重。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 全世界30%~80%的灌溉土地均不同程度受到渍害和水涝灾害的影响, 由于侵蚀而流失的土壤每年高达240亿t。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目前, 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179万km2, 每年土壤流失总量达50亿t, 全国总耕地的1/3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土地沙漠化不断加剧, 面积已达1.3亿hm2;盐碱地逾600万hm2。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是黄土高原地区, 该区总面积约54万hm2, 水土流失面积已经达到45万hm2, 其中严重流失面积约29万hm2, 每年通过黄河三门峡向下游输送的泥沙量达16亿t。其次是南方亚热带和热带山地丘陵地区。此外, 华北、东北的水土流失也相当严重。
1.2.2 农业资源衰退。
中国的土地总面积居于世界第3位, 我国各类土地资源绝对量虽然比较大, 但人均占有土地数量很少。《200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指出:2000年中国耕地总面积为1 282亿hm2, 人均耕地面积为0.101 hm2, 不足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1/2。由于基本建设等对耕地的占用, 目前全国的耕地面积以每年平均数十万公顷的速度递减。而且人均耕地在逐年减少, 现有耕地中有近1/2的耕地条件较差或存在某些障碍因素。我国耕地的土壤质量呈下降趋势。全国耕地有机质含量平均已降至1%, 明显低于欧美国家2.5%~4.0%的水平。东北黑土地带土壤有机质含量由刚开垦时的8%~10%降至目前的1%~5%;中国缺钾耕地面积已占耕地总面积的56%, 约50%以上的耕地微量元素缺乏, 70%~80%的耕地养分不足, 20%~30%的耕地氮养分过量。由于有机肥投入不足, 化肥使用不平衡, 造成耕地退化, 保水保肥的能力下降。2000年, 西北、华北地区大面积频繁出现沙尘暴与耕地的理化性状恶化, 团粒结构破坏有很大关系。
1.2.3 农用水源短缺, 特别是北方农用水源严重短缺。
据报道, 目前全世界每年约有4 200亿m3的污水排入江河湖海, 污染了55 000亿m3的淡水, 相当于全球径流总量的14%以上。2000年, 全世界通过下水道和工业管道排放的污水量达16 000~21 000亿m3。由于水质污染导致发病率上升, 水生物死亡。据有关专家预测, 仅我国每年由于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150亿元, 1985—2000年我国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 735亿元。2002年山东省近400万hm2农田无水灌溉, 50万hm2绝收[6]。
1.2.4 草原不断退化。
中国草原总面积约3.53亿hm2, 可利用草地面积3.12亿hm2, 占国土面积的40%以上, 居世界第四位。但由于长期对草原资源的自然粗放式经营, 我国草地累计退化面积已达6 670万hm2, 并且沙化、碱化、退化的状况有加剧趋势。内蒙古和青海许多牧场的产草量比20世纪50年代下降了1/3~1/2, 而且质量变劣。
2 农业环境保护的主要措施
农业环境是自然整体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物质条件, 具有广泛性、整体性、区域性的特点。农业环境遭受污染, 制约农业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对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人体健康构成了威胁。因此, 应当采取措施, 积极预防农业环境被污染和破坏, 对于已经污染的农田, 应当尽快恢复其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地力水平,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7]。
农业环境保护就是利用法律、经济、技术的各种手段, 使农业环境质量和生态状况维持良好的状态, 防止其遭受污染和生态破坏。其是合理利用农业自然资源、防止环境污染和保护农业生态平衡的综合措施。
2.1 制订有利于农业综合开发的技术经济政策
强化农业环境管理, 制订保护和改善农业环境、防止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法规, 建立健全农业环境管理体制。农业、林业、水利、环保、国土资源等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的职责加强对农业生态功能保护区管理、保护与建设的监督。切实加强对水、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矿产等重要自然资源的环境管理, 严格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2.2 及时处理农用污水、固体废弃物, 防治工矿企业“三废”污染
有机物、酸、碱及无机盐的污染主要来自工业“三废”和城市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的不合理排放。因此, 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及时处理工业“三废”和生活垃圾、生活污水, 做到达标排放, 控制污染物进入农业环境。在农业生产中, 特别是无公害农产品生产过程中, 禁止进行污水灌溉和使用农用污泥, 也是保护农业环境和农产品质量的重要措施[7]。
工业废渣会对环境造成破坏, 但其也是一种自然资源, 应合理开发利用, 以开辟新的原料来源,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废渣堆放场所, 要有防止扬散、流失等措施, 以防止对大气、水源和土壤的污染[7]。凡已有综合利用经验的废渣, 如高炉矿渣、硫铁灰、钢渣、煤灰粉尘、电石渣、赤泥、白泥、洗煤泥、硅锰渣、铬渣等, 必须纳入工艺设计、基本建设与产品生产计划, 实行“一业为主, 多种经营”, 不得任意丢弃。
工业布局和选择厂址时, 需充分考虑工业“三废”排放对环境的影响。如工业企业一般应避免布置在城镇居民区的上风向和水源上游;一些污染较大的工业如冶金、化工、造纸业要远离城市中心;大工业企业与生活区间要有适当的隔离带, 以减少环境污染的影响等。大力采用无污染或少污染的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 开展“三废”综合治理, 是防治工业“三废”污染、搞好环境保护的重要途径之一。
2.3 筛选高效、低毒、低残留和高选择性新农药, 研究农药加工和新的施用方法
防治农药污染, 积极推广综合防治病虫害技术, 在农药污染防治方面, 除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外, 还应采取多种措施。一是调查研究各种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和特点, 及时预报, 在关键时期适时用药, 减少用药次数。二是研究推广先进的喷雾技术, 改进农药剂型, 开发使用生物农药或高效、低毒、低残留、易分解的农药, 提高防治效果。三是推广采用生物防治、人工防治、生态防治、营养防治、农业防治、物理防治, 大大降低农药的污染。四是对农药残留超标的农田, 改为制种田或改种经济作物、花卉、苗木, 减少对粮食、蔬菜的危害, 保护人体健康[7]。
2.4 合理施用化肥, 提高化肥的利用率, 减少化肥污染
一是防止化肥污染, 不要长期过量使用同一种肥料, 掌握好施肥时间、次数和用量, 采用分层施肥、深施肥等方法, 提高肥料利用率。二是配合施用化肥与有机肥, 增强土壤保肥能力和化肥利用率, 减少水分和养分流失, 使土质疏松, 防止土壤板结。三是加强测土配方施肥工作, 增施磷肥、钾肥和微肥, 降低农作物中硝酸盐的含量[7]。四是制定防止化肥污染的法律法规和无公害农产品施肥技术规范, 使农产品生产过程中肥料的施用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有效控制化肥对土壤、水源和农产品产生的污染。
2.5 加强农业环境监测, 防治重金属污染
土壤一旦遭受重金属污染, 则很难修复。因此, 要以防为主, 防治结合, 严格控制和消除污染源。对于已经污染的土壤, 要采取相应措施, 阻止污染物进入食物链。一是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定期监测, 做好基本农田保护, 防止重金属污染土壤。二是在已经污染的土壤上, 选择种植抗性强、富集量小或不进入食物链的农作物。如玉米不易吸收残留重金属且有抗性较强, 瓜果类和根茎类蔬菜对重金属残留的吸收量较小, 也可选择种植。或将污染农田改为制种田或改种其他经济作物, 如棉花、花卉、苗木等。三是通过施用碱性肥料提高土壤p H值, 使重金属生成沉淀, 或者施用有机肥及抑制剂, 使重金属形成络合物, 降低其有效态含量。四是采取各种农业措施, 调节土壤氧化还原状态, 促进重金属迁移转化, 减少重金属危害[7]。
2.6 加强生物卫生防疫, 防治禽畜粪尿污染
养殖场在治理规模化禽畜粪尿污染时, 要根据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 制订标准, 规范管理, 对禽畜粪尿进行生物化处理, 采用生物技术, 利用有益的微生物对禽畜粪尿进行高温发酵腐熟, 将粪便进行彻底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
农业环境污染造成生态的冲击效应是全方位的, 涉及到了以人为中心的整个食物链的安全, 环境污染不仅给人类的健康带来危害, 而且还具有遗传作用。因此, 要科学、合理地使用农药、化肥, 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摘要:从农业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两方面分析了我国农业环境现状, 强调农业环境保护的紧迫性, 从保护农业环境的要求出发, 提出了治理“三废”及城市垃圾、肥料、农药和农膜等农业环境保护措施。
关键词:农业环境,环境污染,农业生态,保护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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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护制度论文 篇11
关键词 农业;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保护
中图分类号:F323.22 文献标志码:B 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16.18.131
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便是农业,只有农业得到较好的发展,国家的粮食安全才可能有保证。此外,农业发展水平也是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衡量的重要指标,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是不可能离开生态环境的,这便要求我们必须合理利用农业生态环境,科学调整我国的农业生态结构,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在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生态环境问题是其核心问题,只有不断地对农业生态环境进行改善和保护,才可能真正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也会有一定保障。
1 农业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1.1 农业生态环境的主要内涵
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土地、气候及生物资源会给其造成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这些要素都是农业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1]。做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既是我国农业能够更好地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而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一直在不断恶化,而想要农业可持续发展真正的实现,就必须采取措施做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解决农业发展当前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比较快,农业发展速度也有了明显增加。而农业想要更好地发展,就必须将农业生态环境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但是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我们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又不够重视,这也直接导致了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导致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比较严重,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比较严峻,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做好相关的工作,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奠定良好的基础[2]。
1.2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论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指农业发展过程中资源能够实现永续利用,合理利用现代化科技,在发展农业时,选择那些不会给生态造成破坏不会消耗资源的生产方式,给农业资源永续利用的实现奠定良好的基础[3]。同时,必须认识到生态环境改善的重要性,并加快改善的速度,确保能够满足后代人的需要。农业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确保农业生产效率能够不断地增长,提高粮食的实际产量,确保粮食生产本身的安全性。
1.3 农业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农业想要更好地发展,农业生态环境是基础和前提,只有农业生态环境良好,才能够为农业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农业生态环境能够给人类发展和农业发展提供最基本的条件,能为农业的更好发展提供物质保证。但是农业生态环境出现恶化,那么农产品污染会愈加严重,这不但会影响我国农业的长远发展,还会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降低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采取措施做好相关的工作,特别是对于那些污染比较严重的区域,更是要做好治理工作,不断完善相关的政策和法律,从而更好地对农业生态环境进行保护[4]。
农业可持续发展想要实现,需要社会、经济、资源及环境之间能够协调,这几个因素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不但需要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还需要达到保护环境的要求,从而给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农业可持续发展不但需要农业生产率增长的稳定,还需要粮食产量的提高,这便要求农业生产、资源利用以及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之间能够实现发展的协调[5]。只有保护好农业生态环境,农业可持续发展才可能实现,二者之间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2 做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2.1 做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教育宣传工作
农业可持续发展实现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不但具有生态方面的意义,还能够切实提高人民的实际生活质量,保证人们的食品安全[6]。这便需要让人民群众认识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从而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农业发展及农村经济协调、全面、可持续发展当成一种自觉的行为,自觉保护社会生态环境。
2.2 重视生态农业的发展
农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证,生态农业的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建设会直接给我国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造成影响。生态农业建立能够给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奠定基础。此外,生态农业不但可以给生态治理及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技术支持,还能够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手段[7]。
2.3 重视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
现在,我国已经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些环境保护法律。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愈加严重,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完善已经刻不容缓。所以,我国必须认识到法律法规完善的重要性,相关的部门做好立法工作,从而给生态农业的实现奠定基础。
3 结语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能够给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奠定基础,除了做好上面的几项策略,还需要进行低碳农业的构建,建立低碳农村,从而降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消耗,保护好农业生态,确保农村的资源利用能够合理,更好地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从而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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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型农业遗产保护历程研究 篇12
1. 概念辨析
1.1 农业遗产
闵庆文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广义的农业文化遗产定义为人类在历史时期农业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以物质或非物质形态存在的各种技术与知识集成, 主要包括农业遗址、农业工程、农业景观、农业品牌、农业村落等10 种类型。狭义的农业文化遗产指历史时期创造并延续至今、人与自然协调、包括技术与知识体系在内的农业生产系统[1]。另外, 他认为狭义的农业文化遗产特指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推进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GIAHS) 与农业部推进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China-NIAHS) 。
FAO (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对GIAHS (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的定义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 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 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2]。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China-NIAHS) 是指人类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发展中, 创造并传承至今的独特的农业生产系统, 这些系统具有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和独特的生态与文化景观等, 对我国农业文化传承、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业功能拓展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3]。
1.2 水利型农业遗产
水利型农业遗产是指人类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发展的过程中, 所形成的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独特的农业灌溉系统和农业景观。其中, 农业灌溉系统包括水利工程系统、水利工程技术和水资源管理系统;农业景观则包含水利系统景观、农田风貌、作物景观等。这些系统和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 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 表1) 。
2. 水利型农业遗产的保护历程
2.1 认知阶段 (1992 年—2000 年) ——水利工程系统设施本体的独立保护
第一阶段即在GIAHS出现之前, 虽然在1992年农业遗产被世界遗产组织定义为文化景观, 但是此时, 水利型农业遗产的遗产保护是单独针对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的保护, 没有认识到水利灌溉系统的农业属性。世界遗产收录了两项与农业遗产相关的水利型农业遗产, 分别是1997 年入选的荷兰金德代克- 埃尔斯豪特风车群 (Mill Network at Kinderdijk-Elshout) 和2000 年入选的中国青城山和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 (Mount Qingcheng and the Dujiangyan Irrigation System) 。
金德代克- 埃尔斯豪特风车群位于荷兰西部南荷兰省的新莱克 (Nieuw-Lekkerland) , 是为处理水源问题所装设的水利技术工程。原本是在中世纪时为了农业及聚落发展借用风力来排除土壤多余水的水利工程, 在不断衍进的过程中形成的排水系统。遗产的保护内容包括与水利技术有关的所有设施:沟壑、水池、抽水站、行政楼和一系列完整的风车保护设施[4]。从1927 年起, 柴油机的抽水站代替了风车的抽水工作。风车便不再被使用, 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当时的柴油机缺乏燃料, 使得风车又一次派上了用场, 这也是人们最后一次使用风车抽水, 现在风车主要用于旅游观光而非抽水。风车系统作为一个水利工程单体入选世界遗产的价值在于它对农业耕种重大的历史作用。
中国青城山和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建于公元前3 世纪, 位于四川省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是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率众修建的一座大型水利工程, 是全世界至今为止, 年代最久, 唯一留存, 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2200 多年来仍旧发挥着巨大的效益。以其独特的水利建筑艺术创造了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成都平原水环境, 由此孕育了蜀文化繁荣发展的沃土。都江堰灌溉系统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都江堰工程和灌溉区域, 都江堰工程是灌溉系统的核心, 工程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 分别是鱼咀绕过堤、飞砂堰水闸和宝瓶口导流通道。再加上辅助堤防和河道, 这些结构确保了成都平原的供水, 产生了防洪、灌溉、水运和生活用水等一系列的综合效益。青城山和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符合世界遗产申报标准 (i ) 都江堰灌溉系统始于公元前2 世纪, 是水资源管理和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且至今运转良好; (iv) 都江堰系统体现了古代中国在科学和技术上的巨大进步; (vi) 青城山寺庙与道教基础密切相关, 在东亚地区很长一段历史中道教是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5]
这一阶段对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的保护虽然向周边环境有所扩展, 但是主要局限在对其工程本体的保护。金德代克- 埃尔斯豪特风车群的保护内容主要是与水利相关的所有设施, 保护范围主要是在物质层面上对水利工程设施的保护。都江堰灌溉系统的保护包括了都江堰工程和其灌溉区域, 可以看到农田与水利工程密不可分的关系得到了一定的认识, 青城山- 都江堰将青城山和都江堰合为一体进行保护, 我们可以理解为从一定程度上有了对水利工程环境的保护, 但对于水利工程和灌溉区域所形成的农业景观没有察觉。因此, 这一阶段对于水利型农业遗产的保护处在一个认知阶段, 从风车群到都江堰工程, 保护的内容和范围有一定的扩大, 主要还是工程设施本体, 另外还包括了工程技术知识以及一定的周边环境保护意识。
2.2 审视阶段 (2001 年—2010 年) ——农田水利灌溉系统的整体性保护
全球重要农业遗产项目 (GIAHS) 的出现是农业遗产保护史上的重大转折, 人们开始审视如何更全面地对农业遗产进行评估与保护, 这对水利型农业遗产的保护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02 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大学等机构合作发起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工程, 是首个独立的农业遗产名录体系。2004 年GIAHS正式启动, 2005 年,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6 个国家选择了5 个不同类型的传统农业系统作为首批保护试点。GIAHS将农业遗产分为10 大类: (1) 山地梯田农业生态系统; (2) 多样的农业耕种模式; (3) 林下种植系统; (4) 游牧和半游牧的田园生活模式; (5) 古老的灌溉、土地和水管理系统; (6) 复杂的多层次的家庭花园; (7) 海平面以下系统; (8) 部落农业遗产系统; (9) 高位值农作物和香料系统; (10) 狩猎采集系统[6]。其中第5类 (为了适应干旱地区的环境, 独创且精细的灌溉、土地和水管理系统) 、第7 类 (以土地和水管理技术为特征的农业系统, 通过排出三角洲湿地的水来创造可用的耕地) 类与水利灌溉相关, 我们可以看到农田水利灌溉对农业景观和土地利用系统的重要影响。从2005 年至今, 世界遗产中与农业灌溉相关的项目有3 项, 全球重要农业遗产 (GIAHS) 一共有31 项, 其中与农田水利相关的有7 项, 另外预选名录中有4 处 (表2) 。至此, 水利型农业遗产的认知和保护开始向系统性和区域性层面发展。
这一阶段世界遗产组织受到GIAHS项目的影响, 入选的农业遗产类型更加丰富。其中有两项与农业水利灌溉相关的遗产入选: (1) 2006 年入选的阿曼的阿夫拉季灌溉系统 (Aflaj Irrigation Systems of Oman) ; (2) 2009 年入选的伊朗舒什塔尔古代水利系统 (Shushtar Historical Hydraulic System) 。
阿曼的阿夫拉季灌溉系统位于 (Sharqiya) 、达克赫利亚 (Dakhiliya) 和巴提那 (Batinah) 这3 个地区。考古学上的证据表明, 这个灌溉系统应该早在公元前2500 年就已经存在。一共包括5 个水渠灌溉系统, 是阿曼3000 多个仍在使用的灌溉系统中的典型代表。灌溉系统的工作原理就是将水从地下或山体中利用重力疏导出来用于灌溉土地并同时提供家庭用水。Aflaj是falai的复数形式, 在古阿拉伯语里的意思是“公平的划分稀有资源”。永久确保资源的可持续使用是该灌溉系统的主要特点。阿夫拉季有着独特的水利分配使用系统, 依靠延续数百年的社会经济结构而不停的运作。同时, 也建造了为数众多的瞭望台来保护水资源系统的运转。其他包含在该遗产内的建筑还有清真寺、房屋、日晷以及拍卖水的大楼。列入遗产的某些部分可反映出社区对阿夫拉季体系的历史性依赖以及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真实情况。
舒什塔尔古代水利系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 世纪大流士大帝时期。是一个多功能、大规模的水利工程, 在土木工程结构以及多样性用途 (城市供水、磨坊、灌溉、内河运输、防御系统) 方面出类拔萃。该系统通过一个高耸的崖壁, 使水流倾盆而下进入盆地, 随后进入南部平原, 那里有着超过40000hm2的果园和农场。该遗产包括许多名胜。如整个水利系统的运作中心、水平面测量塔、大坝、桥梁、盆地和磨坊。
阿夫拉季有着独特的水资源管理系统, 保证了灌溉系统的可持续使用, 由于系统的跨区域使得其独特管理系统的优势凸显出来, 从而引起人们的重视。人们对于灌溉系统的保护达到了水利工程系统、工程技术知识系统和水资源管理系统三位一体的系统性认识。舒什塔尔水利系统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遗址界限和缓冲区边界的界定, 缓冲区分为城市和乡村两个部分, 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不同的保护措施, 并且围绕遗址设置了一个半径12km的景观控制区[7]。也就是说遗址保护包括了遗产本身、城市缓冲区、农村缓冲带和景观带。
由此可见, 此时水利工程系统与自然环境交互作用所体现的景观开始得到了初步的正视, 这一阶段对于水利灌溉系统的范围界定进一步扩展, 水利工程系统所形成的景观也开始出现在保护范围内。
2.3 探索阶段 (2011 年至今) 农田水利灌溉系统区域性保护
随着GIAHS项目的影响加深, 推动了世界遗产对水利型农业遗产保护与发展工作的探索。农业遗产的保护进入一个区域性的保护阶段, 将农业景观的保护放到重要的位置。
全球重要农业遗产 (GIAHS) 中出现了大量与水利灌溉相关的保护项目, 例如:北非和撒哈拉沙漠中的马格利布绿洲、库塔纳德海平面以下农业系统、韩国的青山岛传统板石灌溉梯田、江苏兴化垛田农业系统和伊朗的暗渠灌溉系统和家庭花园以及斯里兰卡的水槽系统等。2012 年入选世界遗产的“巴厘岛文化景观‘苏巴克’灌溉系统”则是水利型农业遗产首次在世界遗产中被冠以“景观”之名。
巴厘岛位于印度尼西亚巴厘省, 巴厘岛灌溉系统由五个水稻梯田和水神庙组成。覆盖面积19500hm2。寺庙是运河和堰塘合作的水管理系统的焦点。这个系统称为“苏巴克”。苏巴克系统可以追溯到9 世纪, 泉水和运河里的水流经寺庙后流到水稻田。苏巴克系统包括保护水源的森林、梯田稻田景观、稻田系统连接的运河、隧道和堰塘、村庄、规模多样且重要的寺庙、水利灌溉路径 (图1) 。
对苏巴克系统的保护不仅包括整个地区的水利系统, 还有与水源相关的森林、稻田景观、村庄等。巴厘省政府在拟定的法律文件基础上对遗产地进行规划, 保护场地内部所有的有形和无形的遗产以及农业和森林生态系统[8]。保护景观环境也是为了保护支撑灌溉系统的水资源。这反映了人们对农业景观保护的重视和对灌溉系统保护的进一步认知。2014 年, 巴厘岛农业系统也入选了全球重要农业遗产 (GIAHS) 的预选名单, 而GIAHS在对农业遗产的概念定义中明确提出了农业景观。GIAHS项目的出现和世界遗产中文化景观的兴起, 预示着水利型农业遗产保护向着与农业景观相结合的区域性保护发展。对农田水利灌溉系统的保护应当将之放在整个农业区域之中, 关注其与农业景观的密切联系。
3. 水利型农业遗产的管理
水利型农业遗产中水利工程体系是此类农业遗产的核心所在, 水利灌溉系统作为农业生产的一部分经过长期的动态适应过程, 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水资源管理系统和农业景观, 而这两者也在灌溉系统的正常运转和可持续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 在保护水利工程系统的同时, 也要重视管理系统和农业景观的维护。
水利系统是一项关乎多方利益的事业, 水利灌溉系统的正常运转与水资源管理体系息息相关。这些历史悠久的农业遗产区域的传统管理系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例如:阿夫拉季灌溉系统, 它有着独特的水资源管理系统, 依靠延续数百年的社会经济结构而非任何形式的书面法律章程制约而不停的运作, 我们可以看到阿夫拉季水利分配系统的独特优势。系统中执行管理的人就是“夫拉季”的代表 (wakeel) , 代表由当地酋长与利益共享者在磋商会议上由技术专家顾问建议指定。传统的管理方法至今仍然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使得灌溉系统得以运转下去[11];巴厘岛灌溉系统中的“苏巴克”是水资源管理系统, 水神庙是苏巴克人合作管理水资源的中心, 大多数人拥有他们自己编写的被称为“awig-awig”的规范。规范包括了对苏巴克系统的管理, 传统的保护, 文化属性的保护。其后的一些保护法规也是基于此规范, 并且制定专门的管理计划, 以适应不同利益相关者共同管理, 维持传统实践, 转移不合理的开发, 通过社会经济工具加强传统管理系统, 并且通过提供框架来链接传统和国家优先项目。巴厘岛灌溉系统管理体系的重点在于:持续传统保护;传统的维护保护与法律构架以及合适的专业建议共同作用;开发一个完整的管理系统, 通过社会和经济工具来加强传统的管理系统, 提供链接传统保护和国家优先项目的框架 (表3) 。
4. 结语
水利型农业遗产的保护发展主要表现在保护范围和内容的扩展, 2000年之前主要是对水利工程系统设施本体保护, 之后GIAHS保护项目的出现推动水利型农业遗产的保护向水利灌溉系统整体性保护阶段发展。2011年之后, 水利型农业遗产项目的不仅数量增多, 农业景观的保护也得到了重视, 巴厘岛苏巴克灌溉系统入选世界遗产文化景观也标志着水利型农业遗产保护进入到了一个区域景观层面的发展阶段, 强调水利型农业遗产的保护要与农业区域景观相结合。
水利型农业遗产的保护经历了从灌溉工程体系单体保护阶段到作为农业遗产的整体性保护阶段再到与农业景观相结合的区域性保护, 反映了对水利型农业遗产认知、审视和探索的历程。由于水利灌溉系统的独特性, 水利型农业遗产中的农业景观往往容易被忽视而使得其不能得到区域性的全面保护。本文认为水利型农业遗产的保护在现有农业遗产保护方法的基础上, 应当以水利灌溉系统为核心, 向区域层面扩展, 实现水利型农业遗产的全面保护和发展。由于水利型农业遗产的活态性和多方受益的特性, 构建水利型农业遗产适应性管理体系也尤为重要, 应当持续并重视传统的维护和保护, 通过社会和经济工具来加强传统的管理系统, 并结合法律构架和合适的专业建议等从而构建一个全面的适应性管理体系。
摘要:文章提出水利型农业遗产的概念, 通过对国内外水利型农业遗产保护历程的梳理, 将水利型农业遗产的保护历程归纳为认知、审视和探索三个阶段, 揭示了水利型农业遗产保护由水利工程系统设施本体的独立保护向水利灌溉系统整体保护再到区域性保护的发展过程, 并结合保护历程推衍出水利型农业遗产未来的保护与发展方向, 希望对当代水利型农业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工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风景园林,遗产保护,水利型,农业遗产
参考文献
[1].闵庆文.农业文化遗产及其动态保护探索 (五) [G].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 2013:8.
[2].参见GIAHS官网http://www.fao.org/giahs/giahs/agricultural-heritage-concept/en/
[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官网http://www.gov.cn/gzdt/2012-03/13/content_2090758.htm
[4].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http://whc.unesco.org/en/list/818/
[5].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http://whc.unesco.org/en/list/1001/
[6].参见GIAHS官网http://www.fao.org/giahs/giahs/agricultural-heritage-systems/en/
[7].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http://whc.unesco.org/uploads/nominations/1315.pdf
[8].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http://whc.unesco.org/en/list/1194/
[9].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http://whc.unesco.org/en/list/
[10].参见GIAHS官网http://www.fao.org/giahs/giahs-sites/jp/
[11].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http://whc.unesco.org/uploads/nominations/12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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