隧道行为（共4篇）
隧道行为 篇1
一、引言
在现行制度安排下, 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隧道行为较为普遍, 严重影响了公司治理效率的提升。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之后, 大股东所持股份取得了流通权, 其隧道行为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 继续给资本市场带来不公和不稳定因素。为了有效地防治隧道行为, 需要深入研究隧道行为的产生机理, 并由此寻找治理隧道行为的有效措施。
二、隧道行为产生机理:结合我国资本市场实际的分析
从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文献看, 对隧道行为产生机理的解释通常较为模糊且笼统, 缺乏对隧道行为产生机理的深入细致剖析[1,6]。并且, 现实中各个国家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相差很大, 大股东实施隧道行为的具体过程亦有诸多差异。如果只是简单的认为隧道行为源于大股东对控制权的垄断, 显然难以深刻理解隧道行为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及其内在的产生机理, 当然也就更是难以找到防范和约束大股东隧道行为的有效措施。隧道行为的产生, 从最本质的层面上看, 尽管都可以追溯至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但它的直接产生原因却包括多种:大股东对控制权的掌握和滥用;信息不对称;制度缺陷等。下文就将结合我国实际对这些导致隧道行为产生的直接原因展开分析。
(一) 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隧道行为广泛存在的现实制度背景
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上市公司多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 并且绝大多数企业采用了国家控股的股权设置模式。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导致了我国上市公司目前股权结构普遍较为集中, 大多数公司存在着“一股独大”的现象。
与此同时, 我国的经理人市场尚在初步形成过程中, 经理人的市场选择机制还很不健全, 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管理层都由控股大股东直接委派或指定, 有时甚至由大股东的高层领导直接担任。这种情况下, 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独立性较弱, 基本上是按照大股东的意愿行事。大股东通过对管理层的控制进一步强化了对公司的控制权。
从影响公司治理的外部环境看, 目前我国的法律及制度环境还不够完善, 缺乏对大股东行为的有效制约措施, 尤其是在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等方面, 缺少有效的监督管理手段;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力度明显不足, 缺乏有效的事前防治机制和事后保护机制, 为大股东实施隧道行为留除了较为充足的空间[2]。
综上所述, 在大多数公司存在“一股独大”, 公司管理层多由大股东直接控制, 以及缺乏足够的法律和制度约束的情况下, 上市公司控股大股东利用控制权为自身利益最大化服务的行为倾向非常突出。其隧道挖掘的具体方式则多种多样, 包括资金占用、提供担保、关联交易、资产重组等。股权分置改革后, 大股东隧道行为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 比如在定向增发中高估注入资产的价格、压低新股认购价, 高位套现等。
(二) 隧道行为产生机理的分类解析
1、信息优势型隧道行为
所谓信息优势型隧道行为, 是指大股东主要凭借作为内部人而拥有的信息优势而实施的隧道行为, 它的完成并不直接依靠大股东对控制权的行使。企业在经营过程中, 内部人与外部投资者之间在企业活动的诸多领域都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大股东作为企业的内部人, 较之外部投资者 (特别是中小股东) 拥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当在某些情况下不能正常行使或无需行使控制权时, 大股东凭借对信息的占有即可完成某些隧道行为, 而不必依靠控制权的直接行使。
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 由于受到来自企业内部或外部的某些约束, 大股东不能通过传统的投票方式正常行使控制权是经常发生的现象。最为常见的情况是大股东和上市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活动, 此时大股东须按照法律规定在投票过程中进行回避, 这意味着大股东不能直接行使控制权。然而, 研究已经发现, 关联交易是大股东实施隧道行为最常见的方式之一。尽管大股东在关联交易的决策过中丧失了直接发言权, 但它却掌握了其他中小股东所不知道的“内幕信息”, 大股东可以利用这个垄断性的信息优势, 诱导其他股东作出对其有利的决策。例如,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 上市公司纷纷提出了定向增发并整体上市的计划。在很多上市公司推出的定向增发方案中, 大股东多以资产作价认购股份, 然而, 绝大多数中小股东对大股东注入资产的质量和真实价值, 对资产注入后企业的发展前景往往难以做出准确判断, 甚至一无所知。因此, 大股东可以凭借自己对信息的独占, 通过上市公司或某些中介机构的途径, 向外部投资者传递“以假替真”或“夸大”的好消息, 以达到注入资产获得高估价, 进而超额获取配售股份的目的。
2、控制权优势型隧道行为
所谓控制权优势型隧道行为, 是指大股东主要凭借控制权优势而直接实施的隧道行为, 此时大股东可以通过直接行使控制权来达到从企业攫取私人利益的目的。这是隧道行为最直接的一种表现方式。
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 有些经济活动涉及的信息公开程度较高, 大股东和其他中小股东基本都能公平地获得, 此时, 信息优势型隧道行为难以实施。但是, 由于掌握了控制权, 只要法律没有强制规定进行回避, 大股东就可以在表决程序中通过对控制权的直接行使而“强行”通过某些决策, 从而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在我国资本市场上, 此类行为的一个典型表现是大股东操纵下的公司股利分配活动。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现金股利支付率严重偏低。部分企业即使有较强的现金分配能力, 但仍然长期坚持低股利政策, 甚至不分配。事实上, 资金过多被留在企业内部, 往往方便了大股东对资金的占有、挪用甚至侵吞, 对大股东有利但给企业及其他股东造成很大损失。尽管投资者都清楚低股利政策的真实意图, 但由于法律在股利分配问题上一般不会作出硬性规定, 即使有一些导向, 其强制力也不大, 也并不要求大股东在股利政策决策程序中予以回避, 因此, 大股东可以依靠控制权直接实施“低分配”的隧道行为。
3、制度缺陷诱发型隧道行为
前面两类隧道行为的产生机理, 主要是从企业“内因”角度出发来对其进行解释的。此外还有一类隧道行为, 从产生机理看, 更多的是来自于外部制度缺陷的诱发。我们将此类隧道行为称为制度缺陷诱发型隧道行为。
从目前的情况看, 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仍然不尽完善, 对上市公司诸多活动领域的规定不够细致, 有些地方甚至是空白或者存在明显缺陷, 特别是随着经济生活的变化, 上市公司及大股东的经济行为快速演变, 但制度规定却往往滞后, 这就使得很多领域成为大股东隧道行为较为猖獗的地方。例如,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 资本市场出现了新变化, 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资产注入、整体上市等活动较为活跃。但是, 由于相关的制度规定没有及时跟上, 致使上述领域成为大股东隧道行为较为严重的地方,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定向增发的定价问题上。2006年5月, 管理部门颁布了《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对非公开发行股票做出了规定, 但有些地方却非常模糊。在定价问题上, 只是非常简单地规定“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九十”。问题的关键是定价基准日的确定, 它的选择对最终定价有重大影响, 但相关法规对此未作任何具体规定和说明。其缺陷很快就被上市公司发现, 并在定向增发中被大股东加以利用。在大股东控制下, 公司大多选择“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为定价基准日, 然后要经过股东大会表决、证监会核准等几个环节。实践中定价基准日与实际发行日往往相隔长达数月的时间, 在目前股市持续上涨的行情下, 大股东最终可以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完成股份增持, 获得低风险的暴利机会, 造成了资本市场的明显不公。这就是一种颇为典型的由制度缺陷所诱发的隧道行为。
事实上, 隧道行为通常是在一种因素发生主导性作用的前提下,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 信息优势、控制权优势和外部制度缺陷共同发生作用, 这说明隧道行为的产生机理是复合的, 对隧道行为的防范也需要多途径的综合治理。
三、隧道行为的相机治理
不同的隧道行为可能有不同的产生机理, 因此, 在隧道行为的治理上, 应采取相机治理的思路, 针对隧道行为产生的特定机理, 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
对于信息优势型隧道行为, 主要的解决办法应是尽力消除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消除大股东的信息垄断优势。首先, 需要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工作, 使信息披露做到及时、准确和规范, 并最大程度地减少选择性信息披露行为;其次, 对于涉及大股东与上市公司利益的经济活动, 应由独立公正的第三方出具评估报告, 大股东不得干预, 同时, 要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 独立董事应对交易充分调查和说明, 保证其他中小股东获取真实信息;再次, 要建立起严格的虚假信息问责制度、事后追索制度和赔偿机制, 即使大股东利用信息优势在当时实施了隧道行为而侥幸逃脱, 但一旦以后被发现, 仍然可以被追索而受到惩处, 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控制权优势型隧道行为的治理难度较大, 因为大股东“天然”地掌握了控制权, 在企业的很多决策活动中往往都具有重要甚至决定性影响。但是, 实践中掌握绝对控股权的股东毕竟是少数, 多数是相对控股, 因此仍然有改善的可能。对此类隧道行为的控制, 应采取措施鼓励中小股东积极参与公司重大事项决策, 提高中小股东的地位, 增强中小股东对大股东的制衡力量。具体而言, 应进一步建设和完善方便中小股东表达意愿的投票系统, 尤其是大力完善网上投票系统;引入累计投票制, 扩大中小股东的发言权;与前面类似, 建立严格的事后追索机制和赔偿机制, 提高大股东实施隧道行为的成本。
对于制度缺陷诱发型隧道行为, 则主要应从完善制度建设入手, 消除制度规定的空白或缺陷并严格执行。例如, 针对前面谈到的操纵定向增发价格行为, 证监会已于2007年9月出台了《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对定向增发的定价原则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规定, 预计将对定向增发中的隧道行为起到较好的抑制作用。经济活动实践中, 制度建设的涉及面很广, 包括加强监管体系建设、完善上市公司在资产重组、资本经营方面的制度规定, 建立起规范的上市公司运作制度和切实有效的投资者保护制度以及加强资本市场生态环境建设等。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 在治理隧道行为的过程中, 制度建设应成为最主要的途径, 政府应充分发挥其作用, 并在其中充当重要角色。事实上, 我们在前面提出的前两类隧道行为的治理措施, 也主要是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切入的。由此可见, 公司治理的改善, 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的参与和介入, 政府应制定全面完备的法律规定并切实推行, 以保障公司治理在法律可控的框架内展开。
摘要：在股权集中条件下, 大股东实施隧道行为侵占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权益是公司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分析我国资本市场制度背景的基础上, 联系上市公司实际, 深入解析隧道行为的产生机理, 并依据产生机理将其分类为控制权优势型、信息优势型、制度缺陷诱发型隧道行为。在治理隧道行为时, 应根据各类隧道行为产生机理的特点, 采取相机治理的措施, 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对各类隧道行为的治理都非常重要。
关键词：隧道行为,控制权优势,信息优势,制度缺陷,相机治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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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上市公司的隧道行为与治理 篇2
中国的资本市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但是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大股东通过各种安排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就是其中的一个。哈佛经济学家安德烈·谢莱夫等人形象地用“隧道行为” (tunneling) 来描述大股东这一“不光彩”行为。也就是说大股东常常通过挖掘见不得阳光的“地下隧道”转移上市公司资产或利润、掏空上市公司。这种隧道行为并非转轨经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所特有, 反之, 却是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于是, 如何减少隧道行为就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一个难题。
二、隧道行为的方式
1. 大股东虚假出资
大股东虚假出资, 是指大股东在上市公司成立时或增资配股中并没有或者完全履行其出资行为或公司成立后抽逃其出资, 包括公开发行虚假出资、配股虚假出资、收购出资不实等。大股东虚假出资, 不仅严重影响了上市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损害了公司信用, 侵害了相关利益者的合法权益, 而且严重扰乱了资本市场的正常秩序。活力28大股东荆州市国资局拖欠配股资金2 3 2 0万元;闽福发大股东福州市财政局久未支付其配股资金5197.89万元;康赛集团上市时其大股东康赛实业6800多万元的股款是“借用”社会公众配股的。
2. 大股东直接截留上市公司的募集资金
作为发起人, 大股东在截留上市公司的募集资金上占有先天优势。他们很容易利用代位管理募集资金之便, 截留募集资金以为己用。2000年3月才上市的三九医药, 实际募集资金16.7亿元, 而被大股东截留占用25.8亿元, 占用比例竟然超过154%。济南轻骑首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就有3亿元被三大银行强行扣下替轻骑集团还债。
3. 大股东无偿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
运用“腾挪”、“垫付”、“借用”、“赖账”、“蚕食”等方法侵占上市公司的资金, 这样的例子枚不胜数。东海股份的大股东通过上市公司从银行贷款, 然后再转手借给大股东和关联企业。就这样, 第二大股东农工商东海总公司欠了上市公司5.21亿元, 其下属的万隆房地产公司更是欠下了6.97亿元, 12亿元巨债压在东海股份身上, 成了东海股份的“噩梦”。粤金曼的大股东以集团的名义投资, 但用的却是粤金曼的钱, 等项目成熟了再由上市公司收购, 10多亿元就这样打了水漂。活力28集团对活力28的欠款高达2.46亿元, 棱光实业对恒通集团有3.486亿元的应收款, 这些欠款久拖不还或者莫名其妙的豁免, 直接造成了上市公司的亏损。
4. 通过内部人交易大股东将公司的资源转移出去
利用特殊身份、地位大股东运用内部人交易来实现自身的利益, 这类行为包括直接的窃取或欺诈 (当然, 是非法的但较难发现) 和关联交易。由于上市公司与大股东之间存在着说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联交易非常普遍, 并且成了大股东转移上市公司资源、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一条捷径。
(1) 利用关联交易转移上市公司的资源。这种方式主要有:原料和产品的购销、收入和费用的转移、资产和股权的买卖等。这种行为的特点是低价购入、高价卖出, 总之以体现大股东的意图进行交易。
(2) 以上市公司的名义借款或进行贷款担保。中关村2001年6月1日为该公司的参股公司中关村通讯网络公司25.6亿元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而该笔担保金额占公司净资产的145%。乐山电力的控股股东乐山市自来水公司为公司国家股托管方四川省交大创新投资有限公司2500万元的银行借款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
(3) 给予上市公司管理层与其业绩不相符的报酬, 致使管理层与大股东相勾结。中小股东由于巨大的监督管理成本而不愿进行监督从而产生“搭便车”行为, 使大股东与公司管理层联合起来大肆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5. 通过配股或增发新股掠夺本属于中小股东的财富
不流通的大股东愿意通过面向流通股东的高溢价增发或自愿放弃配股的方式稀释自己的股份来获取流通股东的资金, 因为这些稀释性后续发行并不会改变大股东的控股地位并获取控制收益或溢价的局面。在通过高价配股或增发后, 大股东利用其绝对或相对控股权的优势, 把上市公司作为自己的“小金库”, 任意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 通过投资行为、侵占资产、非公平关联交易等手段获取隐性收益。
6. 利用资产重组掏空上市公司
资产重组本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改善资产质量、提高经济效益和产业升级、转换的重要手段, 但却被一些重组股东用来“损人利已”。在取得控股权后, 有些重组股东利用不等价的资产置换、挪用资金、利用壳资源再度进行股权转让获利以及让上市公司为其关联企业贷款担保等手段, 将被重租方的财产占为已有。
三、隧道行为产生的根源
1. 大股东“一股独大”, 股权结构不合理
“一股独大”一般指在上市公司股本结构中, 单个股东拥有的股权能够绝对控制公司。但“一股独大”并不是不好, 而是因为我国的上市公司股份制改革不彻底、保护中小股东及市场公平交易法制体系不健全、国家所有权代表长期缺位及股权分置、外部监控机制的缺失、中小股东的“搭便车”行为等原因导致控股股东行为非理性化甚至严重扭曲, 公司治理功能弱化甚至丧失。
2. 股权流动性分裂, 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不一致
截至2004年底, 上市公司7149亿股的总股本中, 非流通股份达4543亿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4%, 非流通股份中又有74%是国有股份。股权流动性分裂使流通股股东 (中小股东) 和非流通股股东 (大股东) 之间的利益出现了不一致或者对立, 使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处于不平等的状态, 它是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的最根本的制度性原因。因此, 大股东可能以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为代价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3. 法律体系不健全, 中小股东的利益的保护弱化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公司法》、《证券法》是调节资本市场运行和规范公司治理的最重要的法律, 但目前这两个法律都带有明显的制度缺陷, 存在着与资本和公司运行环境不相宜的规定。目前公司治理中存在的董事长权力失控、董事会失责、监事会失察、内部人控制等问题与上述法规的缺陷有关。
4. 内部治理机制不健全, 激励约束机制失效
由于《公司法》等法律存在缺陷, 股东大会成了“大股东会”, 且“一股一票”投票制使中小股东对控股股东产生不了威胁。董事会的任何决议都能够在股东大会上通过, 股东大会不仅不能监督董事会和高层管理人员, 而且使控股股东的隧道行为披上合法化的外衣。
董事会通常有战略决策与监督管理的双向职能。但因执行董事所占比例较高, 董事会的监督作用有限, 并且还存在着董事与经理们的合谋勾结掠夺公司及股东复位的行为。目前, 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独立董事制度, 但由于独立董事的先天性不足, 独立性、精力都受到限制, 基本上是“花瓶董事”、“人情董事”。
监事会是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专门负责监督的机构。但由于《公司法》没有赋予相应的决策权或否决权, 对董事会基本上构不成制约作用;没有明确的监督监事会履行职责的制约机制, 缺少勤勉尽责的外在压力;监事会成员大部分是公司职工或股东代表, 其职业生涯、工资待遇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董事会甚至经理层, 监事会不可能真正行使其监督职责。
5. 外部治理机制失效, 缺乏有力的监管
因不完善、不健全, 公司控制权市场未形成, 资本市场监督制约失效;经理人市场基本不存在, 威胁作用不足;金融体制不健全, 银行对企业的甄别与监督机制几乎失效, 更谈不上相机治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多数中介机构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证券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因自身规模小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等原因没有完全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新闻舆论及社会公众的监督明显不足。
6. 诚信缺失
诚信是市场和企业的基石。企业违反诚信规则, 无异于饮鸩止渴, 毁了自己, 祸及社会。然而, 我国一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及高管人员缺少最基本的诚信观念, 为了自身利益而放弃了信托责任, 这是隧道行为产生的思想根源。
四、隧道行为的治理
1. 实现股权全流通, 完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股权流动性分置不能适应当前资本市场发展的要求, 必须通过股权分置改革, 消除非流通股和流通股的流通制度差异。改革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应兼顾全体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 以有利于公司发展和市场稳定,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 采用控股股东增持股份、上市公司回购股份、预设原非流通股股份实际出售的条件、预设回售价格、认沽权等措施。非流通股可以上市交易后,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应根据国家关于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性调整的战略性要求, 合理确定在所控股上市公司的最低持股比例。原非流通股股东出售所持股份数额较大的, 可以采用向特定投资者配售的方式。
2. 健全内部治理机制, 发挥独立董事积极性
董事会要真正发挥其经营决策和监督经营者的双重职责, 首先董事会要独立于控股股东, 确定适当的规模;其次, 选举董事采用累积投票制, 降低执行董事的比例;再次, 要与经理层人员分开;其四, 实行“集体决策个人负责”的决策机制, 强化独立性, 强化董事的个人责任 (陈清泰, 2004) 。其五, 要约束董事长的权力, 防止控股股东利用董事长的超强权力进行隧道行为, 防止政府借助董事长一职干预公司日常经营决策。最后, 加大激励机制。
改进监事会。完善监事会成员的提名和任命机制, 成员除股东和职工以外, 还应包括主要债权人等;监事会应独立于董事会;完善法律体系, 明确履行职责的相应权力与制约机制;不得辞退内部监事会成员, 待遇不得低于同工种的其他人员。
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加大独立董事的比例, 实现人员身份的广泛性, 包括中小股东代表、职工代表等;改现行的提名制为委派制, 加强提名和选聘程序的独立性;赋予独立董事相应权限, 健全政策法规;建立市场机制, 培育独立董事市场, 建立自律组织;规范独立董事行为, 注意与监事会在监督公司运营中的立场、地位和职责;建立激励约束机制。
3. 发展经理人市场, 强化声誉机制
诚实、守信、称职的经营者是公司发展的动力源。首先, 改政府或组织部门委派为由真正的企业所有者或股东聘任。其次, 强化经理人的培训和培养, 建立经理人队伍;建立经理人信用、业绩档案和声誉机制。再次, 建立、完善激励机制。建立科学、完善的业绩考核体系, 根据业绩高低确定其报酬的大小。最后, 发挥媒体监督作用, 强化声誉约束机制。
4. 培育积极的机构投资者, 实现股东之间相互制衡
股权太集中易产生一股独大, 但股权太分散易产生内部人控制。因此, 应积极培育拥有信息、人才、资金等优势的机构投资者, 让它们相对集中地持股, 从而制约大股东, 防范、纠正其隧道行为;消除过度投机行为、操纵市场的问题, 解决经理人内部控制。同时, 要加强机构投资者的自身建设, 引导其发展, 对其进行激励约束。
5.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实行累积投票制度、限制大股东的投票权, 强化大股东的赔偿责任, 完善并严格执行上市公司与大股东“人员、资产、财务”三分开等;强调投资者的求偿权, 建立股东的代位诉讼制和股东直接诉讼制;完善《破产法》等法律, 实施“揭开公司面纱”原则, 提高法律的执行质量。同时, 政府应对上市公司加强监管, 加大对违法违规事件的打击力度。
6. 改革独立审计委托模式, 提高其监督作用
因目前聘用制度存在缺陷, 注册会计师没有起到“经济警察”的作用。笔者主张, 实行上市公司会计报表审计市场保险制度并健全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如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审计委员会制度) 。同时, 改进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 (合伙制、有限合伙、有限责任) 、改进行业协会的定位、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及行业监管和惩戒、健全“审计失败”的法律诉讼机制, 提高注册会计师的诚信水平、业务水平和风险意识;建立有效的市场分配和激励机制;加大对违法违规的打击力度, 提高违规成本。
7. 加强诚信建设, 提高诚信水平
诚信是企业、社会发展的灵魂和根本。企业失信等欺诈行为, 不仅影响企业发展、危害社会, 甚至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因此, 我们要加强诚信建设, 首先从企业文化、管理制度、奖惩机制等方面强化经营者的诚信经营的自觉意识;其次, 建立信用考核体系, 提高其失信成本。对于诚信较差的上市公司, 予以退市。对于诚信较差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实行永久性市场禁入, 并让其承担无限责任, 赔偿由此给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带来的损失。
摘要：大量上市公司隧道行为的存在, 其根本原因就是公司治理结构的缺失。本文分析了隧道行为的表现及发生原因, 提出了实现股权全流通、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培育积极的机构投资者、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改革独立审计委托模式、加强诚信建设等公司治理的思路和对策。
关键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隧道行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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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行为 篇3
一、控股股东的隧掘行为测度方法
(一) 大宗股权交易溢价法
该方法是由Barclay&Holdemess (1989) 提出的, 其理由是:如果所有股东所获得的收益均基于所持有的股份, 那么大宗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应该是当日的股票交易价格。但是, 如果控股股东能够通过所掌握的控制权获得不能为中小股东所享有的收益, 那么股权转让的价格就会以溢价方式进行。由于控制权转让宣告之后的市场价格则只反映了非控股股东从管理中所预期能获得的现金流收益, 因此, Barday&Holdemess认为, 收购方所能支付的每股价格以及现行每股价格之间的差额反映了控股股东的回报, 若将这种差额进行调整, 就可以作为隧掘行为的测度标准。他们运用这种方法测得美国纽约证券市场的控制权平均溢价水平为20%。这种方法简单方便, 在目前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大宗股权交易通常是非流通股的转让, 股票市场的价格反映的是流通股的价值, 不能真实反映非流通股的价格变化, 所以这种方法不适合我国。结合国内实际情况, 唐宗明等 (2005) 通过上市公司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之间的数量关系对Barclay&Holderness的公式进行了修正, 并2002~2004年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交易为样本, 得出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溢价比例约为25.08%, 且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二) 投票权差异溢价法
该方法是由Leaseetal. (1983) 提出的, 是通过比较具有相同现金流量权但是具有不同投票权的股票价格来测度隧掘行为。其基本理由是:在正常的市场交易上, 市场交易发生在非控股股东之间, 这些人都不能隧掘得利, 投票权的市场价值反映了在控制权可以争夺的情况下, 一般股东预期获得的价格, 这种价格同时又和隧掘得利大小有关。Zingales (1995) 以1984-1990年间美国具有双层投票权、且在同一个交易所上市的94个股票为样本, 最终计算的到美国公司的投票权溢价均值为10.47%。由于这种方法的使用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同一家公司发行了具有不同投票权的股票。对于那些不允许发行多种投票权股票的国家, 则不能用此法来测度隧掘行为。
(三) 配对股权交易溢价法
该方法是由Hanounaetal. (2002) 提出的。是利用控制权交易价格和小额股权交易价格的差额来衡量控制权价值。其基本逻辑是:将收购案例的股权交易分为大宗股权交易和小额股权交易, 并按照股权交易的产业类别、交易时间、性质 (敌意或善意) 将大宗股权交易和小额股权交易进行一一配对, 这两种交易价格的差额就代表隧掘得利。Hanounaetal.认为, 以市价作为基准价格并不合适, 因为在此情况下的溢价含有部分信息价值, 只有以小额股权交易价格作为基准价格, 才能有效剔除信息因素的影响。他们以西方7国在1986年至2000年间的9566宗收购案例为分析对象, 根据产业类别和交易时间等将控制权交易和小额股权交易进行配对, 计算出控制权交易价格平均比小额股权交易价格高出18%左右。施东晖 (2003) 沿袭并发展了Hanounaetal.的做法, 以非流通股转让中的控制权交易和小额股权交易的价差来估算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价值, 得出我国上市公司的控股平均溢价为24%。
(四) ST公司的累计超常收益法
该方法是Baietal. (2002) 提出的。认为由于上市资格很稀缺, 无论控股股东还是政府都不会轻易放弃上市资格。当公司被ST时控股股东会想方设法把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 以图改善公司恢复上市资格的业绩;而政府也会扶持帮助其他控股股东或潜在收购者获得公司控制权, 以改善上市公司质量。所以, 作为一个整体, 所有的投资者都能从公司业绩的改善中获益, 而这些收益将反映在ST公司正的超常收益中。如果其他控股股东的股份越集中, 则潜在的控制权竞争就越激烈, 于是能够产生更高的超常收益。同时, 这种超常收益和企业的负债率负相关。由公司被特别处理导致的累计超常收益, 可以看成是在位控股股东为了保住公司上市地位而放弃的福利规模, 而这种超常收益能够用来衡量公司控制权私利的规模。Baietal.对66家ST公司特别处理消息宣布前后共22个月的累计超常收益进行计算, 发现平均达到28.99% (中值为26.32%) 。
(五) 财富效应法
Claessensetal. (2002) 等研究以隧掘可能引发的公司价值的折价等财富效应, 来测度隧掘行为。此类研究采用的财富比较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种是比较发生隧掘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公司所处行业的平均市场价值, 若前者低于后者, 则以两者之间的差额作为测度隧掘的指标。如Claessensetal.在研究东亚国家少数股东受侵占的情况时, 以超额价值 (Excess Value) 作为隧掘行为的测度指标。第二种是通过考察私有证券发行 (Private Securities Offerings) 价格是否被市场压低来测度隧掘行为。Baeketal. (2005) 研究发现, 集团的关联企业作为发行者时, 证券价格会被显著压低, 因为市场预期控股股东将从发行中获利。
(六) 现金股利法
许多研究普遍认为, 现金股利还是一种缓解控股股东和少数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但Leeetal. (2004) 研究表明, 高的股利发放率是控股股东变相套现的一种方法, 其实质是一种隧掘行为。国内许多学者的相关研究也证明了Lee的观点。Leeetal.研究发现, 在中国国有控股的企业中, 控股股东利用现金股利作为媒介, 将其不可转让的股份变相地以较好的价格出售给少数股东。在这个过程中, 非流通股由于没有参与配股而被稀释, 相当于出售部分股份给少数股东, 但由于非流通股的绝对控股比例很高, 这样的稀释行为并不为影响非流通股的控制权。研究还发现现金股利公告期间, 国有股控股的企业有负的市场反应, 而非国有控股的企业有正的市场反应。可见, 流通股股东未能预计到这种隧掘行为, 流通股并不能在配股时受到价格保护, 配股之后伴随的现金股利是一种控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的隧掘行为。因而, 可以用现金股利作为隧掘行为的替代变量。
(七) 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法
该方法是La Portaetal. (1999) 提出来的。其基本逻辑是:通过金字塔结构, 终极控制股东能够以较小的现金流权力实现对目标公司的控制, 从而产生控制权和现金流权 (简称“两权”) 的分离。于是, 最终所有者可以通过所形成的金字塔链条以资产出售、转移定价、现金盘剥等内部交易方式实现资源的转移, 进而隧掘得利。La Portaetal. (1999) 是通过追溯层层的所有权链条来寻找谁拥有最多的终极所有权和控制权, 并对全世界279个发达经济体的上市公司进行了股权结构研究。研究发现, 以20%投票权为最终控制形态划分标准, 在27个国家上市公司中, 除了美、英、日显示出较高程度的股权分散外, 其余国家大多存在终极控制股东。另外, 他们还发现控股股东常常利用金字塔结构、交叉持股结构和双重股权来构建一个复杂的控制链, 从而将其两权分离。他们还研究发现, 终极控制股东所拥有的现金流权与公司价值成正方向的关系, 终极控制股东的两权的偏离度越大, 则公司价值越低。李善民等 (2006) 以2004年沪市的74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 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可见, 两权的分离程度也可作为隧掘行为的替代变量。
(八) 非公平关联交易程度法
关联交易中转移利润和资产、占用资金、连环担保、非正常价格交易等行为属于不正当关联交易, 是侵犯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对这些行为程度的测度能够一定程度上地反映控股股东隧掘行为的程度。Cheungetal. (2004) 针对香港市场, 通过对非公平关联交易期间的股票异常回报来测度非公平关联交易的程度。他们发现, 无论是交易公布前后10天的短时间窗还是交易公布后12个月的长时间窗, 都出现显著的负的异常回报。Jian&Wong (2003) 通过实证认为, 公司间关联交易的发生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降低交易成本, 特别是在那些市场欠发达的环境下, 这种关联交易是一种公平、健康的关联交易;二是通过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 即非正常的、超额的关联交易。而非公平的关联交易是测度上市公司隧掘的替代变量。因此, 以非公平的关联销售作为研究变量, 进一步计算非公平的关联交易所伴随的信贷资金占用作为隧掘的证据和替代变量。
(九) 业绩震荡法
这种方法是Bertrandetal. (2002) 提出来的。他们通过业绩震荡 (Exogenous Shock) 实证检验了企业集团内部的隧掘行为。其基本逻辑是:通过追踪金字塔控股结构下, 集团内不同企业对外生的业绩震荡的传播来确定资金在集团内的流动, 企业对业绩震荡的传播程度预示着隧掘的程度。他们认为, 如果企业所属行业某年度的整体业绩震荡数额为X, 那么, 如果该企业的资源被其控制人转移出去, 则该企业预计的业绩震荡会小于X, 减少的业绩震荡部分就是该企业资源被转移的部分。由于最终控制人对处于金字塔控股结构越底部的企业所拥有的现金流量权越小, 该企业资源被转移的情况应该更明显。因此, 可以预计企业在金字塔控股结构下的集团内的层级越低, 该企业预计的业绩震荡不足部分就越大。他们还预计, 资源被转移的企业对集团内其他企业的业绩震荡也会有所反应。在隧掘过程中, 由于资源转出方和转入方之间的不对称性关系, 处于金字塔控股结构中的高层级企业对底层级企业的业绩震荡有所反应, 而底层级企业对高层级企业或同层级企业的业绩震荡则不会有反应。
二、控股股东的隧掘行为测度方法适用性的思虑
(一) 适用环境
以上的各种测度方法都是基于一定的市场环境提出来的, 在方法选取上需要酌情考虑其适用性。如大宗股权交易溢价法对股票市场的有效性要求较高;投票权差异溢价法不适用于发行相同投票权股票的市场;配对股权交易溢价法对大宗股权交易和小额股权交易的匹配性要求较高, 有时难以找到有效的匹配;ST公司的累计超长收益法立足的是控制权市场很不发达、能否上市还由国家控制的中国, 更重要的是需要有ST制度的存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法则需要信息的充分披露相配合;非公平关联交易程度法则需要能区分正常与非正常的关联交易;业绩震荡法需要能获取集团内非上市公司的业绩数据等。
(二) 假设约束
间接测度方法都需要借助可以直接观测的替代变量, 而这些变量能否替代需要有严格的假设, 这是方法应用的前提。如业绩震荡法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行业整体的业绩震荡必然会完全、无偏地反映到个别企业的业绩震荡中。然而, 个别企业受诸多行业外因素的影响, 业绩未必同行业整体保持同步变化。这些因素包括: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企业的管理水平等。而且业绩震荡法还假定隧掘行为是与业绩相关的, 但在中国资本市场上, 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的缺位, 以及控股股东贪婪的动机, 会诱发控股股东不断地隧掘上市公司的资源。当然, 控股股东也可能会为了保住上市公司的壳资源进行再融资, 在恰当的时候输送利润给上市公司。因此, 隧掘除了利润转移之外, 在中国更为严重、更为直接的行为是资金的直接转移, 后者往往同上市公司的业绩不相关, 而同上市公司可供转移的现金流相关。
(三) 变量性质
考虑变量性质在运用替代变量及其细化指标时, 还需要考虑各种变量的性质, 特别是变量值的可获取性。如在衡量企业价值、财富效应等因素时, 运用市净率、托宾Q或者会计收益等指标还存在内生性问题。因为, 股权集中度被认为是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一个影响因素。股权集中本身就会影响上述指标的表现。控股股东可能会运用财务信息从事隧掘行为。此外, 控股股东基于商业保护的秘密, 也不愿意将公司的真实情况暴露给竞争对手, 不透明的财务报告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手段。基于上述两种可能, 用于测度隧掘的财务信息并不总能反应所有隧掘的潜在后果。
(四) 因果关系
隧道行为 篇4
隧道的开挖和支护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受力过程,其施工过程、开挖顺序和支护时间的不同对工程结构体系的力学效应有很大影响。在软岩复合式衬砌尤其是小净距隧道工程中,由于围岩条件复杂,只依靠简单的工程类比是远远不够的,在施工过程中按不同工况的各受力阶段分别进行不同围岩性态的力学模拟与分析是非常必要的[1]。
在软岩衬砌研究方面,孙钧等[2]提出了考虑隧洞开挖面时空效应的三维分析模型,就施工不同作业方式进行了弹—粘塑性数值计算;程桦等[3]在国内率先采用岩土工程数值计算程序FLAC分析了复合式衬砌受力机理和承载能力,并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金丰年等[4]利用非线性粘弹性模型,对圆形隧洞的开挖过程进行了三维有限元模拟计算,通过计算对开挖面和开挖速度的影响进行了具体的分析;M.Karakus[5]阐述了平面应变分析对三维开挖效应影响的评价。由于不能完全反映隧道开挖的时空效应,许多学者对隧道模拟开挖进行了三维弹塑性甚至粘—弹塑性分析[1,6,7,8]。在小净距研究方面,刘艳青等[9]对我国第一座超小净距并行隧道———招宝山隧道的力学状态进行了试验研究;万明富[10]从岩石力学理论和现代设计、施工技术等方面入手,对相邻隧道围岩净距最小值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小净距隧道的概念;靳晓光等[11]通过三维弹塑性有限元数值仿真模拟,探讨了各施工方法的优劣和适应性;晏启祥等[12]采用三维快速有限差分软件,分析了锚杆轴力、喷射混凝土层弯矩随开挖顺序的变化过程;刘洪洲等[13]介绍了浅埋、大跨度、双洞八车道小净距公路隧道的初步设计方案。上述研究大多是分别针对软岩隧道施工性态及小净距隧道施工方案比选方面的,结合起来的探讨比较少,尤其是软岩中关于大跨度、浅埋、小净距隧道动态施工力学行为的研究相对更少。
本文主要针对某大跨度、小净距隧道下穿公路浅埋段工程双侧壁导坑施工工法,采用数值模拟手段进行了三维施工力学行为分析,研究了隧道施工过程中隧道围岩稳定性和衬护结构动态力学响应,以期进一步优化并指导施工。
1 工程概况
1.1 工程地质条件
根据地质勘察情况,该隧道主要穿越的地层为侏罗系上沙溪庙组,下伏基岩为泥岩与砂岩互层。岩层走向与洞轴线以85°夹角相交,岩层倾角9°左右,岩层层间结合一般,围岩级别为Ⅴ级。地下水贫乏,隧道出水形式以潮湿或滴水为主。本文针对下穿公路浅埋段进行研究,埋深仅为14m,泥岩、砂岩岩石质量参数见表1。隧道施工区地质结构面十分发育,岩体极度破碎,块体强度不高,围岩稳定性差,开挖易发生坍塌,属典型的软弱围岩范畴。
注:Rc为单轴饱和抗压强度,Kv为完整性系数
1.2 工程施工方法
为减小隧道施工对公路运营的影响,确保隧道施工安全,隧道应用新奥法原理,在超前小导管超前支护作用下,采用双侧壁导坑法施工。超前小导管采用外径Φ42mm,壁厚4mm的热轧无缝钢管加工制成,导管长3.5m,前端加工成锥形,尾部焊接Φ6mm钢筋箍加筋;管壁四周钻四排Φ6mm注浆孔,施工时钢管沿隧道开挖外轮廓线周边以5~10°的外插角打入岩层中,小导管环向间距为40cm。
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掘进进尺,每掘进4m形成初期支护,且在二衬和初期支护之间增加一层厚30cm的模注钢架混凝土封闭环。锚杆采用D25中空4.5m注浆锚杆,纵环向间距为200cm(纵)×80 cm(环),梅花形布置;初期支护采用28 cm厚的C20喷射混凝土、HPB235双层钢筋网(Φ6.5mm,间距为20cm×20cm),20Ia工字钢作为初期支护的加筋措施,其纵向间距为1m。二次衬砌为60cm厚C25模注钢筋混凝土,每隔20m设置沉降缝;开挖时二次衬砌应紧跟开挖,严格控制围岩变形和地表沉降,开挖过后及时封闭掌子面,使隧道结构受力更加合理,见图1。
2 数值建模
2.1 有限元模型
在模拟隧道下穿公路浅埋段时,本次模拟隧道开挖20m,模型共划分为21850个单元,其中锚杆3850个单元(见图2)。围岩、初支和二衬结构采用八节点三维实体单元(solid45)模拟,锚杆采用三维杆单元(link8)模拟;隧道围岩材料按均质弹塑性考虑,采用Druck-Prager屈服准则,参数可由现场监测数据资料反演得出。因初期支护、二次衬砌和锚杆力学特性远远好于围岩,计算中可将其看作弹性体,参数则参考相关规范确定(见表2);喷射混凝土中钢拱架的作用采取等效方法来模拟;为了简便计算,临时支护的锚杆作用直接采用其加固效果通过增强加固区材料参数来模拟;对于隧道拱顶部超前注浆小导管,其作用是在顶部形成加固层和起到“抬梁”的效果,以阻止隧道顶部过大变形而造成局部坍塌,可采用释放荷载的方法来模拟其作用[1]。为保证计算的准确性,模型尺寸为:隧道左右分别取40m,竖直向上取至地表,向下取40 m;因隧道埋深较浅,故计算时按自重应力场考虑。
2.2 施工过程模拟
计算过程为了尽可能真实地模拟隧道实际开挖衬砌作业,本次模拟先进行中夹岩侧导坑开挖,开挖循环进尺为4m,进行初期支护和工字钢等临时支护的施做,在开挖4m时钢架混凝土浇筑,锚杆支护;然后类似工序对中夹岩侧对侧、中部上导坑、中部下导坑进行施工;在开挖20m后,施做二次衬砌。为了减小爆破震动对公路运营的影响、防止洞顶地表沉降,施工期间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即左线为超前洞,施工完成后再进行右线后续洞的施工。参照图1双侧壁导坑法施工工序,本次模拟过程共分99个开挖步,其中前50步为先行洞即左线隧道的开挖,后49步为后续洞即右线隧道的开挖。
3 计算结果分析
以新奥法修建的公路隧道中,隧道浅埋软弱段具有埋深浅、围岩稳定性差和受力复杂的特点,施工中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围岩的过大变形而导致失稳。因此,对于隧道浅埋软弱段围岩在施工中的沉降及位移变化规律的研究非常重要[1]。
3.1 地表沉降分析
本文研究的对象为该隧道下穿公路浅埋段,为保证施工期间及以后公路的安全运营,需要严格控制地表沉降。图3为隧道开挖完成后地表沉降曲线,由图3可以看出,地表沉降关于双线隧道大致对称分布,呈W形状;其中在先行洞隧道拱顶正上方沉降最大,沉降量为5.31mm,这是由于先行洞隧道开挖后,受到后续洞施工扰动所致,与现场监测资料数据规律一致。后续洞拱顶正上方沉降为5.21 mm,中轴线附近沉降较两线隧道拱顶正上方处偏小,沉降仅为2.87mm;总体来说,地表下沉能够保证公路安全运营的前提下正常施工。从图中还可以看出,隧道开挖对地表沉降的影响在距离中轴线3.5倍洞径(R)后趋于稳定,这也说明本次模拟模型范围的选取是在误差范围之内的。
3.2 隧道变形分析
鉴于该隧道为浅埋隧道,初始应力场为自重应力,根据新奥法原理指导施工,对隧道变形尤其是竖直方向位移的研究和现场监控量测是十分必要的。计算结果表明,隧道围岩的竖直方向沉降在后续洞拱顶处为6.13mm,由于后续洞开挖爆破施工的影响,最大值出现在先行洞的拱顶处,其值为7.33 mm;与一般大跨径浅埋隧道的量测值相比,这一拱顶下沉值属于中等偏小,可以认为,超前小导管对隧道顶部有效地起到了加固围岩和“抬梁”的作用。仰拱处隆起较大,先行洞仰拱处隆起量为9.87 mm,后续洞仰拱处隆起量为10.63 mm,参见图4。分析得知,隧道围岩竖直方向位移满足施工要求,也说明隧道所设置的初期支护和锚杆参数是合理的。
以隧道起始开挖面为研究对象,图5为施工完成后隧道先行洞竖直方向位移随着开挖步的变化情况,由图5可以看出,先行洞开挖的前50步隧道周边各点竖向位移变化幅度比较大,大致呈阶梯状增加,后续洞的开挖对其影响较小,基本趋于稳定。
拱顶在先行洞开挖完成后下沉量为5.85mm,后续洞开挖扰动导致拱顶又下沉1.48mm,占了拱顶下沉总量的20.0%。
左右拱腰在先行洞开挖时段曲线规律和数值基本一致,其中左、右拱腰在先行洞开挖完成时(开挖步50)沉降值分别为3.99mm、3.85mm;右拱腰开挖要先于左拱腰,也就导致了右拱腰在开挖初始阶段要早于左拱腰沉降,两者在开挖第二个循环的左拱腰时(开挖步12)曲线基本达到一致,期间沉降值为2.56mm;左右拱腰在后续洞开挖时段基本呈稳定状态,其中对左拱腰影响偏大,期间沉降值为1.49mm,右拱腰沉降仅为1.40mm,可以看出后续洞开挖对左右拱腰的影响分别为27.1%和26.7%。
左右拱脚在先行洞开挖时段曲线规律和数值基本一致,其中左、右拱脚在先行洞开挖完成时(开挖步50)隆起值分别为1.99mm、1.95mm;右拱脚开挖要先于左拱脚,也就导致了右拱脚在开挖初始阶段要早于左拱脚隆起,两者在开挖第一个循环时段曲线基本达到一致,隆起值为2.21mm;左右拱脚在后续洞开挖时段都基本呈稳定状态,由于后续洞施工扰动的影响,拱脚的隆起值有所回落;其中对左拱脚影响偏大,隆起回落值为0.56mm,右拱脚隆起回落值为0.47mm,可以看出后续洞开挖对左右拱脚隆起的影响分别为28.3%和24.1%;尽管后续洞开挖对拱脚影响偏大,但由于变化数值的绝对量很小,拱脚点处围岩是稳定的。
拱底在先行洞开挖完成后隆起量达10.45mm,在后续洞的施工时段隆起量回落1.02mm,占了隆起总量的9.7%;由于拱底隆起值较大,施工中每个循环仰拱开挖时间都不宜过长,并应尽快施做仰拱和铺底。
图6为隧道后续洞竖直方向位移随着开挖步的变化情况,由图6可以看出,先行洞开挖的前50步隧道周边各点的竖向位移由于受到先行洞开挖的施工影响有小幅变化,在后续洞开挖时段内变化幅度比较大,竖向位移大致呈阶梯状增加。
拱顶在先行洞开挖完成后下沉量稳定在0.49 mm,右线施工后总下沉量为6.13 mm,稍小于左线拱顶下沉量,先行洞施工对其下沉量的影响为7.99%。
左右拱腰在先行洞开挖后下沉量分别为0.46 mm、0.57 mm,后续洞开挖时两者均呈跳跃式阶梯状递增,并分别稳定于沉降值4.13mm、4.46 mm;左拱腰沉降早于右拱腰但沉降稳定值较小,这是因为左拱腰先于右拱腰开挖,且在中夹岩处加强超前支护的缘故;从图中还可以看出,先行洞对隧道后续洞左右拱腰部位沉降的影响分别为11.13%、12.70%。
左右拱脚在先行洞开挖后下沉量分别为0.51 mm、0.59 mm,由于后续洞的开挖左右拱脚两处均有小幅隆起,隆起值分别稳定于1.42mm、1.43 mm;左拱脚隆起早于右拱脚但隆起稳定值较小,这是因为左拱脚先于右拱脚开挖,且在中夹岩处加强超前支护的缘故;隧道先行洞对后续洞左右拱脚部位隆起的影响分别为26.56%、29.21%;虽然影响较大,但因绝对数值较小,左右拱脚点处围岩是稳定的。
拱底在先行洞开挖完成后隆起0.52mm,在后续洞的施工时段隆起上升至10.63mm,先行洞施工影响占了隆起总量的4.89%;由于拱底隆起值较大,施工中每个循环仰拱开挖时间不宜过长,并应尽快施做仰拱和铺底。
3.3 支护受力分析
图7为双线隧道开挖完成后初期支护的等效应力,由图7可知,初期支护等效应力最大值出现在隧道拱脚,大小为7.31MPa,施工过程中应加强拱脚部位监测,防止由于应力集中导致喷射混凝土开裂,影响整体受力状态;图8为两线隧道开挖完成后二次衬砌等效应力,其应力规律和初期支护类似,在双侧壁导坑开挖的侧壁应力较大,最大值为0.2 MPa;初支和二衬靠近中夹岩侧的等效应力要略小于对侧应力,这是由于超前小导管在中夹岩侧打入时增大了外插角,有效地加固了围岩。
图9为锚杆轴力分布,由图9可以看出,在拱顶和拱腰部位锚杆轴力较大,最大值为42.56k N,满足锚杆抗拉强度;锚杆轴力分布大部分呈“凸肚子”型,这与软弱围岩中锚杆径向力分布规律是一致的;在拱脚附近,有少量锚杆呈现受压状态,可能是由于初期支护强度过大,导致拱脚变形较小,且有隆起现象造成的。
3.4 塑性区分析
图10为隧道施工完成后起始开挖断面围岩塑性区分布,可以看出,塑性区主要分布在拱顶、拱腰和拱脚部位,在双侧壁导坑施工工法中,先后分别开挖侧壁从而导致侧壁受力较大所致;超前小导管、初期支护和二次衬砌有效地防止了塑性区的进一步扩大,塑性区深度未能超过隧道宽度的一半,还是在允许范围之内的,因此塑性区的发展对隧道的稳定性影响并不显著,隧道仍处于稳定状态。
3.5 模拟结果与现场监测数据的对比
现场监测主要是对数值试验结果的验证和评价,限于篇幅,在此只做左右双线隧道拱顶沉降值的量测数据和计算结果的对比。为便于比较,将施工完成后双线隧道起始开挖断面的拱顶沉降实测值变化曲线和对应点上的数值模拟结果绘于图11和图12中。
从图11、图12可以看出,从埋设量测元件监控开始至模型段开挖结束,其对应的左右线(先行洞、后续洞)拱顶下沉实测结果曲线变化规律与数值模拟计算结果的曲线变化规律基本一致。先行洞拱顶下沉监测基点埋设于下一个循环开挖时段(也即开挖步10),监测沉降值最后稳定于5.82mm,而数值模拟计算结果最终沉降稳定值为7.33mm;后续洞拱顶监测元件埋设于后续洞开挖下一个循环时段(也即开挖步60),监测值稳定在4.95mm,计算稳定值为6.13mm。监测值与计算结果之差是由于监测元件埋设时,先前循环段的开挖已经引起拱顶一定量值的下沉,而此下沉值无法准确量测导致的。两者差值基本稳定,说明了隧道三维弹塑性分析结果是可信的,其中先前开挖引起的下沉分别占拱顶总沉降值的20.6%、19.4%,这比一般公式算出的开挖面效应值要小,是因为本文模型在开挖方向和范围误差导致选取的研究目标面未能真实反应隧道开挖引起的全部位移变化所致。综上所述,隧道施工过程中在断面开挖后应及时进行量测元件的埋设,尽量减小由于时空效应带来的影响。
4 结论
(1)隧道地表的沉降分布以双线中轴线为中线、呈W形状分布。沉降主要集中在距离中轴线三倍洞径范围内。
(2)从隧道周边围岩变形位移结果来看,后续洞的开挖对先行洞的地表沉降和隧道周边各点竖向位移的影响要远大于先行洞对后行洞的影响,如何有效地控制施工过程中的反复扰动是施工成败的关键。
(3)对于大跨度、浅埋、小净距隧道下穿高速路段,超前小导管超前支护配合初支二衬之间模注混凝土的施工措施可有效地控制地表沉降,不会影响其安全运营。
摘要：基于新奥法施工理念,结合某大跨度、小净距隧道工程浅埋段施工过程,根据采取的双侧壁施工方法,建立了数值模型,对其施工过程进行了三维有限元弹塑性模拟。分析了施工过程中随着各部的开挖,隧道周边各点竖向位移的变化;通过对开挖后地表沉降、支护受力和塑性区的模拟计算以及隧道拱顶沉降监测值与计算值的对比分析,进而对施工过程中隧道结构的安全性及围岩稳定性作出评价。数值计算结果表明,在软岩浅埋隧道中,超前小导管的设置可起到加固围岩和抑制隧道变形的作用,有效控制双线隧道开挖引起的反复扰动是小净距隧道施工成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