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卡经营监管（精选12篇）
银行卡经营监管 篇1
摘要：中国加入WTO以来, 外资银行不断涌入中国金融市场, 并且不断发展壮大。但是时至今日, 外资银行没有取得预期的市场地位, 最近5年来, 在中国的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一直维持在2%左右, 尤其是2008年以来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 外资银行在华业务的市场份额连续出现了下降。在此背景下, 本文对外资银行在华的经营现状, 以及金融危机之后外资银行在华业务发展的新特点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同时, 对于我国目前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体系所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关键词：外资银行,经营发展,金融监管
1979年第一家外资银行机构——日本输出入银行经批准进入北京设立代表处, 拉开了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序幕。1995年, 中国向外资银行开放的城市增加到24个。2001年12月11日, 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速度不断加快, 与中资银行的竞争与合作也全方位展开。
一、外资银行在华经营情况
1、外资银行在华机构设置
目前,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主要有以下方式:一是参股或控股中资金融机构, 中资银行性质未变;二是在华建立代表处, 待条件具备升格为分行, 最后升级为独立法人银行;三是在中国建立合资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其他形式的金融机构, 但性质上属外资银行。
外资银行在华机构从地区分布特征看, 外资银行机构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城市, 大部分集中在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中心城市, 如上海、深圳、广州、北京、天津、大连、厦门等地, 这些城市外资银行设立分行的数量占到在华外资银行分行总数的87%。截至2010年3月末, 据统计数据, 外资银行在我国共设有34家外商独资银行, 下设202家分支机构, 2家外商合资银行, 1家外商独资财务公司, 226家外资银行在华代表处、95家外资银行分行。
从来源国别 (地区) 分布特征看, 目前, 港资、韩资、日资、美资、欧资银行在华均设有分支机构, 甚至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开始在我国建立网点。在华外资银行来自德国、日本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的最多, 网点数量占到在华外资银行总数的60%左右, 其次为法国、美国、英国等国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银行来华设立银行机构较多。
从国际超强银行在华分布特征看, 进入美国《财富》杂志排行榜500强的国际跨国金融机构中, 已有一半以上在华建立了机构, 在投资银行、公司金融、个人银行业务各方便竞相发展业务, 与中资银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尤其在上海、广州、北京、深圳、天津等大城市尤为突出。
2、外资银行在华业务经营现状
2006年底, 中国银行业开放过渡期结束, 外资银行开始全面经营人民币业务。从整体上看, 外资银行的业务发展重点主要是集中在贸易融资、中间业务和高端个人银行业务, 外资银行在客户选择和产品设计方面, 一般都避开中资银行的优势。在客户群上, 外资银行主要选择高端零售客户、需要复杂金融产品和海外金融服务的公司客户。竞争的主要手段是产品创新和业务整合。不同类型的进入方式意味着不同的经营策略,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外资银行由于背景不同, 其业务发展战略迥异。如, 批发和零售兼营的全能型银行选择了全面发展的战略;批发型银行专注于拓展企业和银行业务市场;还有的则致力于专项业务;日本的银行主要面向日本企业客户;台湾则努力发展个人金融业务;欧洲的银行多采用入股的方式, 发展方式较为谨慎;美国的银行多采用激进的产品设计。
截至2009年底, 在华外资银行的资产总额达到1.35万亿人民币。在华外资银行资产和市场份额的情况如图1所示。
至2009年底, 在华外资总贷款规模为人民币7236亿元, 存款总额为7336亿, 不良资产占比0.85%, 利润总额64.5亿元, 保持了资本充足率在21%左右水平, 其中核心资本充足率亦达到20.76%。按照主要经营指标衡量, 在华外资银行经营情况排名见表1。
2009年, 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取得的利润大幅下滑, 但中国仍然是外资银行“新兴市场战略”发展的中心。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逐步缓解和中国经济快速回升的背景下, 在华外资银行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 网点拓展瞄准新兴热点地区。网点布局在追逐国家区域发展规划的同时更趋均衡化。2009年, 外资银行在继续深化一线城市的营销网络建设的基础上, 同时紧密跟踪近年来涌现的新兴区域发展热点, 加速在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各主要区域中心城市的布局, 如天津、青岛、宁波、大连、厦门等沿海港口城市, 汇丰、花旗、东亚等前期布局较早的银行已经开始加速在这些城市的支行网络建设。包括重庆、成都、武汉、济南、太原、南宁、哈尔滨等在内的重要省会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也成为外资银行竞相布局的新热点。除加速重点城市的网点布局外, 外资银行在我国农村地区的布局也继续稳步推进, 如汇丰和花旗分别在我国一些农村地区设立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
(2) 股权投资进退分化明显。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 2009年外资银行在华股权投资出现了进退明显分化的复杂局面。由瑞银集团2008年底尽抛所持中行H股开始, 外资金融机构对中资银行股份的减持在2009年上半年达到了高潮, 包括中行、建行、工行3家大型银行和招行、民生等中型股份制银行在内的多家主要中资银行都先后受到外资战略投资者的大幅减持, 主要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自救之举, 而非对中资银行投资价值的否定。与此同时, 另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则加紧了对中国银行业的股权扩张, 一类是以德意志银行和西班牙对外银行为代表的、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的欧洲金融集团;另一类是以恒生银行等为代表的亚洲金融机构, 由于以传统商业银行业务为主, 远离危机发源地, 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有限, 也开始了针对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扩张。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前景的信心。
(3) 业务创新。外资银行重新重视他们更擅长的理财中间业务、投资银行和财务顾问业务上。另外, 加快了人民币业务的拓展, 在银行卡、个人贷款、电子银行等业务上创新不断, 其捕捉市场机会和产品创新设计等方面的优势得到进一步展现。
二、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随着外资银行在华的不断发展, 一方面为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带来了新的动力, 有利于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我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另一方面, 随着监管对象的增加, 监管范围的扩大, 监管理念的更新, 也对我国的金融监管当局提出了更高要求。
1、目前的监管体系
中国根据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和自主开放政策的需要, 修订和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 逐步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和《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报告》等法规、文件和部门规章组成的外资银行监管法规体系。
银监会成立以后, 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系, 这一方面反映了监管当局加强监管制度建设和提高监管效率的意图, 另一方面也预示着金融业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格局仍将继续维持。银监会的成立为提升外资银行监管的专业性提供了保障。在具体操作上, 我国对外资银行从进入日常—监管—风险控制与处置—市场退出各方面, 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监管程序。
2、对外资银行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这些年来中国银行业的监管水平总体有了明显的提高, 但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许多方面与《巴塞尔协议》的要求有较大的差距, 并且面临着一些监管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监管目标和监管理念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外资银行监管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政治行为特征, 但是监管不是管制。加强监管不是提升干预力度, 加大监管成本, 而是为了本国更好的发展, 吸取他人长处, 弥补自己的不足。由于监管原则和监管理念的不明确, 导致了监管职责不明确、结构性的监管过度和监管不足并存。
(2) 监管法规不够完善。监管的有效性依赖于监管的法制化, 而我国的金融立法相对滞后。引进外资银行以来, 直到200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和《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弥补了法律监管上的漏洞, 但相关法规的健全工作随着外资银行的不断发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健全。
(3) 监管资源严重不足。目前, 我国外资银行监管还停留在传统“经验式”管理阶段。主要实行报送稽核。监管部门对各外资银行报送的报表、材料进行全面分析, 以确认其经营的合规性。而对于外资银行运营的风险性监管上处于监管不足的状态。
(4) 监管资源严重不足。目前, 我国外资银行的监管在资源方面相对缺乏。包括监管人员、信息系统等方面的不足。在监管人员方面, 表现为量不足、质不高。在信息系统建设方面, 缺乏灵敏、准确、高效的监管信息系统。在监管信息流程上, 表现为低效率性。金融监管当局与相关机构缺乏信息交流。
(5) 缺乏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者的合作。当今世界金融体系间的跨国联系不断加大, 仅在某一国范围内考察金融监管问题已不能满足金融监管的需要。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要加强与各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者的合作, 以协调监管措施, 降低共同面临风险。而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在这一方面尚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3、有关对外资银行监管的建议
此次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已经将美国金融政策和监管体制的重大缺陷暴露无疑。针对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 我们应认真总结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 借鉴可用经验, 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
首先, 要加强银行业中对于信贷风险的防范。贯彻执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加强信贷管理, 积极防范信用风险。建立完善的信用制度, 使银行在发放贷款前可较为准确的掌握贷款人的个人信息和资信状况。其次, 进一步完善金融体制, 在现行分业监管模式下, 加强中国人民银行主导作用, 协调好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间的分工协调关系, 建立更完善的新型金融监管模式。第三, 对于金融创新可能产生的市场影响有足够预期和准备, 使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能更好的促进金融市场发展。最后, 从加强各国间国际监管合作着手, 建立完善的信息交换机制, 有效预防和降低国际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
总而言之, 对于外资的监管需要不断完善监管内容, 提高监管手段, 调整监管理念, 树立以维护外资银行稳健发展, 维护公众利益、促进内外资银行公平竞争为核心的监管目标。
银行卡经营监管 篇2
——银行业监管法规学习心得
“合规经营、规范发展”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生存之本，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ⅩⅩ年6月27日，ⅩⅩ银监局召开ⅩⅩ银行业监管法规学习培训工作推进会，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一定要统一思想、端正态度、抓好统筹、明确责任，确保学习培训每个阶段、每个环节都与监管部门的要求和安排同步，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推动学习培训和业务经营协调开展、相互促进。根据省分行《关于开展银行业监管法规学习培训的通知》（晋中银人123号）要求，我行积极响应省分行“银行业监督法规学习月”活动号召，组织员工利用晨训、例会、专题会议等各种形式进行集中讨论，每名员工畅所欲言，为强化依法合规经营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并已笔记形式做了详细记录。
通过学习，总结出以下几个要点。案件的发生，无论是对国家和社会，还是对单位和个人都有很大的危害性：（1）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无论哪个案件的发生，最直接收到损害的就是国家和社会，国家蒙受了直接的经济损失，而案件的发生，引发社会对银行的不信任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2）对单位业务开展带来严重后果。试想，假如我们自己是客户，而为我们服务的银行经常 出现政策执行流于形式，那么我们会放心让这样的一家银行来为我们服务吗？答案是毋庸置疑的，监管政策执行的不到位，使客户怀疑我们诚信经营和服务水平；（3）断送了自己美好前途和职业理想。作为一名
金融工作从业者，我们都有着更好的前途和发展前景，一旦我们把握不住自己，成为案件的当事人，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永远离开这个蓬勃的行业，甚至是牢狱之苦。那么我们数年数十年的努力，将毁于一旦，而自己的职业理想，也会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4）给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带来痛苦。许多案件之中，不光给当事人带来追悔莫及的后果，还 给其亲友带来了深深的痛苦。亲人们要承受旁人的冷眼，长时间承受亲人不能团聚的痛苦，至少，是失去了一份稳定的收入来源。
我们发现这些案件除暴露银行业内部管理松懈，有章不循，处罚不力等问题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了政策监管执行的重要性。最主要存在的问题是：
一、是员工法纪意识差，教育乏力。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大多数员工身处最基层，长期以来，规范化、制度化的思想教育开展不够，监管政策执行往往流于形式，员工重视实际，视思想教育为形式、为空谈，认为在各自网点内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思想教育无意义，久而久之，员工思想道德水准、法律法规观念得不到净化和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和防腐拒变能力差，大多凭个人的良知做工作，谈不上高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是防患意识不强，管理乏力。近几年来，各行注重了业务开展，忽视了监管政策执行的重要性，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得不到彻底改观，片面追究几项主要业务指标的考核，不重视内部管理、安全教育和责任意识，有的甚至欺上瞒下或走过场形式学习。
三、是问责制度不到位，监管缺失。一方面部分员工权责意识还
不到位，出现了问题，往往相互推诿，没有相关的问责机制，将问责制度落实到每个员工的头上，使他们感受到作为一个银行从业人员所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另一方面，稽核检查人员有的责任心差，原则性不强，稽核检查图形式，走过场，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及时发现，发现的问题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罚，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有些事情虽然发现了，也下达了整改通知，但对落实情况没做进一步的督促检查，使问题越积越大，最后导致发生重大经济案件。
针对以上问题，建议如下：
首先，要经常性抓好员工的政治思想和职业道德教育，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做到“常到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做到警钟常敲，预防针常打。
其次，抓好员工监督管理，健全要害岗位、重要环节人员轮岗，异地交流制度和相互制衡机制，严防内部工作人员互相勾结，共同作案。强化监管政策的执行力度，有章可循，合法合规的开展我行的各项业务。
再次，抓苗头，抓责任落实，抓薄弱环节，确保政策措施到位。强化稽核人员的岗位责任，采取现场稽核，重点审查和非现场监督等方式，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序时检查和岗位离职审 计。
最后，建立健全好各种规章制度。加强制度建设，重视员工道德风险防范，严格操作流程，把对员工思想排查工作纳入议事日程。
作为一名业务经理，我要做好学习的表率，认真贯彻落实具体监管法规实施意见，结合监管工作实际，结合银行业监管的各项法律、行政法规，深刻理解各条款，提高学法、用法、守法和依法监管的意识和水平；接受系统金融法律知识教育，从而更好地为监管工作提供支持、保障和服务。
通过学习监管法规，法规中大量吸收、借鉴了国际银行监管的先进理念和最佳做法，充分体现了“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和提高透明度”的现代监管理念，从而更深刻地了解到银行业监管工作人员既要学法、知法，更要依法更新监管理念，改进监管措施，提高监管效率。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改革发展创新为动力，以提高从业人员法律合规素质为目标，以增强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为重点，以学习伴我成长。
加强监管 自主经营 篇3
2004年2月24日，在全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黄菊副总理在会议讲话中强调，要从四个方面抓紧抓好国资监管，要从六个方面抓紧抓好国企改革，同时把握好规范操作和维护稳定两个问题。
这两次会议，为国资监管和国企改革指明了努力的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
对各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来说，要当好国有资产的“守护神”，任务十分艰巨。新的国资监管体制框架的建立过程是一个探索和创新的过程；新形势下国资监管工作的规律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必然王国；出资人意识的树立、监管观念的转变、监管形式的选择、监管定位的精准，也有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校正、丰富和完善的过程；至于监管法律规章制度的制定，涉及面更加广泛，从形成到完善更需要时间。尤其是新的国资监管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监管，是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监管，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监管，其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监管、与以物为本的旧发展观指导下的监管、与封闭状态下的监管，是有根本区别的。在这种新的历史阶段和新形势下加强国资监管，首先要从这种区别中找准自己的定位，才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切实履行好国资监管的神圣职责。
对各类国有企业来说，尤其是对国企经营管理者来说，一方面要深刻认识新的监管体制的性质与特点及其对企业各种行为的影响，主动地自觉地接受监管；另一方面又要深刻认识市场环境与市场条件变化的性质与特点，提高自主经营的素质和能力，认识和掌握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在本行业与本企业的具体表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管理，自主经营，使企业扭亏增盈，提高竞争实力，逐步发展壮大。
银行卡经营监管 篇4
一、外资银行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
外资银行的大举进入为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首先，外资银行的进入必然会带来大量的资金，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其次，外资银行在我国金融市场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大，中资银行将被迫在金融市场中与他们展开全方位的竞争。中资银行必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转换经营机制、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和业务能力，从而有利于提高我国银行业整体的业务水平和竞争力。
关注外资银行为我国金融业带来的发展机遇的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外资银行引进所带来的挑战。首先，外资银行本身存在的巨大经营风险可能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其次，外资银行的进入加强了我国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并可能成为国际金融风险向我国传导的媒介，这使我国金融市场变得易受国际金融风险的影响，进而威胁到我国的金融安全乃至经济安全;再次，外资银行的混业经营体制是对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挑战。
二、我国外资银行经营风险监管法律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了以《商业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为基本法, 以《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为特别法的外资银行监管法律法规体系。但就我国目前关于外资银行经营风险监管的法制建设而言，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1、立法层次低。
虽然《商业银行法》以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作为对外资银行进行监管的综合性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具有较高的效力等级，但这两部法律主要针对的是中资银行，并没有能充分体现外资银行监管的特殊性，而作为具有较强针对性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以及《外资银行并表管理办法》和其他一些配套措施，却都是属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层面的立法，效力层次不高，缺乏应有的法律权威性和稳定性。相较于国外的相关立法而言，我国在外资银行经营风险监管方面的立法层次低，缺乏系统性。
2、缺乏可操作性、法律体系不够完善。
《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虽然对外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贷款集中、银行的内部控制以及其他风险控制的内容都做了相关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却过于笼统，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引发其他的一系列操作问题。如在外资银行的运营监管方面, 现行《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虽然条文多达23个, 但大多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 真正具有可操作性的条文只有4个。而且对外资银行的运营监管偏重于合规性监管, 忽视对外资银行运营风险的监管。此外，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对于外资银行经营风险监管具有重要作用的存款保险制度都没有相关规定。
3、相关法律的衔接不够。
虽然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外资银行另有规定的适用其他规定”涉及对外资银行监管法律衔接方面的规定，但是在《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中却没有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相衔接的规定，二者之间关系不够明确。其次，《商业银行法》对于第88条规定：“外资商业银行、中外合资商业银行、外资商业银行分行适用本法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但《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中却没有相关的规定。
4、缺乏与母国的监管合作。
对外资银行经营风险的监管应该体现东道国监管当局、外资银行、外资银行总行以及母国监管当局的四方合作关系，从而可以从全球战略高度来对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进行监督和管理。但《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很少涉及我国监管当局与母国监管当局在外资银行经营风险监管方面的合作问题。例如在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责任分配、信息交流等方面都存在立法空白，这可能导致外国监管当局拒绝与我们分享他们所掌握的信息。
三、完善我国外资银行经营风险监管的建议
针对我国在外资银行经营风险监管方面所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1、完善外资银行经营风险监管的法律体系。
如前所说，我国目前对外资银行经营监管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以及《外资银行并表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规章，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相对较低的立法层次导致其权威性的缺乏，这也与其在当前金融监管中的重要性不相符。因此，笔者认为在外资银行已经对我国的金融安全体系具有重大影响的今天，我们应该借鉴国外在外资银行监管方面的立法经验，提高外资银行监管的立法层次，制定一部专门的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外资银行监督管理法》。《外资银行监督管理法》应当建立在对《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外资银行并表管理办法》以及《外资金融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的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基础上, 并应符合外资银行当前在我国新的发展趋势。同时应当针对《外资银行监督管理法》制定更加细化、更具操作性的《实施细则》，从而确保在外资银行的监管中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此外，我们还应该对我国现行的其他金融法律法规中不符合WTO要求，不利于外资银行监管的规定予以修改，从而在外资银行监管方面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
2、完善外资银行经营风险监管的法律制度。
外资银行经营风险的监管涉及资本充足率、持续性监管等各个方面。要实现对外资银行经营风险的有效监管，就必须加强和完善我国在外资银行经营风险控制手段方面的具体立法，使外资银行经营风险监管的各项措施都能行之有效的发挥其风险控制作用。
(1）在资本充足率监管方面。
虽然我国目前对外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规定了最低标准即8%，但是在对资本的风险权重方面根据《巴塞尔资本协议》对外资银行的表内资产规定了0%、10%、20%、50%、100%等5级，对表外资产并未涉及。而在实际经营过程中，表外业务同样潜伏着巨大的经营风险。外资银行显著的金融创新能力为其不断衍生出新的金融创新产品，随着其表外业务的不断发展经营风险也在日益扩大，因此，我国应按照《巴塞尔资本协议》中对外资银行表外业务资产风险权重的换算系数对外资银行的表外业务进行监管。此外，我国还可以借鉴美国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的经验，将银行的资本水平分为良好资本、充足资本、不足资本、严重不足资本和极度缺乏资本等五个等级，并针对这五种情况制定不同的补救措施。
(2）现场与非现场检查。
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体系还不完善，尤其是非现场检查更为薄弱。为了加强对外资银行经营风险的监管，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完善我国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制度。 (1) 建立统一、科学、规范化的非现场统一银行财务报表体系，这样检查部门在对某一银行的非现场检查过程中可以通过统一报表体系与其他银行进行比较分析，保证对整个银行运营情况判断的准确性。 (2) 加强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协调合作。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有着各自的优势，通过对两者的合理搭配，可以发挥监管的最大效率。如现场检查可以保证信息的真实性，提高非现场检查分析的准确性，而非现场检查的分析结构可以有效地指导现场检查工作。
3、建立和完善存款保险制度。
存款保险制度的设立是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以及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随着对外资银行在人民币业务领域的开放，我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必然会不断加剧。但目前在储蓄市场上的占有率高达70%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实际上是以强大的国家信用为后盾，从竞争的角度来说这对于其他商业银行以及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经营是很不利的。为了促进银行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同时也为了更好的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控制内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当务之急便是建立和完善存款保险制度。
首先，必须明确存款保险机构的组织形式。目前国际上关于存款保险机构的设置主要有三种类型：(1)官方模式，即存款保险机构由政府主导设立并管理，如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2)官银模式，即存款保险机构由政府和商业银行共同出资设立并管理，如德国的联合清算银行;(3)银行同业合办，即存款保险机构由银行同业合力设立并管理，如英国的存款保护基金。在我国，广大存款人对于存款安全的信心历来是源于对政府的信任。一个由政府介入并管理的存款保险机构更具有公信力和权威性。但是正如前面所说，存款保险机构的设立可能引发银行的道德风险，为了避免银行过度依赖存款保险机构，笔者认为，我国应该设立一个由人民银行负责管理和监督的，政府和商业银行共同出资设立的存款保险机构。
其次，确定存款保险机构的投保方式和投保机构范围。投保的方式有自愿投保、强制投保和半强制投保三种。我国的金融市场尚不健全，银行和存款人的风险意识还有待加强。如果我国采取自愿投保方式，占主导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可能因为拥有国家信用做后盾而不愿参加保险，而其他中小商业银行为了降低经营成本也可能不愿参保，如此一来存款保险制度就难以发挥其作用，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采取强制投保方式。在投保机构范围的划定上，目前世界各国大多采用“属地原则”，即凡是在一国境内从事吸收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属于存款保险机构的投保人范围，这其中自然应该包括外资银行。笔者认为，属地原则的采用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有利于加强银行之间竞争的公平性，提高整个存款保险制度的有效性。
再次，为了尽可能减少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影响，督促存款人审慎选择存款银行，我国应该采取差额保险方式，规定存款保险的最高保险赔偿额。如美国就规定每个存款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可能得到的存款保险赔偿额最高不超过10万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被保险存款的最高金额应相当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倍到两倍之间。从实际情况来看，已设立存款保险的国家的平均保额大约相当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2.4倍。如果根据我国2004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算, 我国存款保险的最高限额应为2400美元，折合人民币20, 000元。但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居民的投资选择不多, 他们持有的金融产品主要是储蓄, 而我国目前5万元以下的存款人占绝大多数，为了保护绝大多数存款人的利益, 我国的存款保险限额应定为50, 000人民币。
4、加强在外资银行经营风险监管方面的国际合作。
随着各国金融体系的不断相互渗透，外资银行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国际性的风险。为了维护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和安全，各国目前已经就加强国际合作，共同防范和抵御外资银行经营风险达成共识。
我国对外资银行经营风险监管的国际合作应当从两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作为东道国的我们应该与母国监管当局在对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监管范围和监管项目的责任分工上达成更为具体和有效的协议。这样的协议一方面可以避免出现监管空白, 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监管合作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更具约束力, 此外还可以就我国与母国监管当局对外资银行进行的现场检查方面达成协议, 确保二者之间的协调统一;二是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当局建立信息交流制度, 加强信息的披露和交流。我国可以在外资银行准入的审核过程中将母国监管当局承诺提供有关信息和资料作为法定条件之一。依据巴塞尔补充协议的建议, 银监会在对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监管过程中应该在对等互惠和保证信息保密的条件下及时了解母国监管当局对外资银行母行或整个银行集团采取的任何审慎性约束信息以及其他影响外资银行母行经营的相关信息。同时, 在我国发现外资银行出现经营风险, 发生严重问题时, 应及时与母国监管当局联系协商, 必要时共同采取措施进行补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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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现明, 略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缺陷与完善〔J〕.西南金融, 2007, (10) :第47页.
[3]、潘修平.存款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实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第7页.
银行卡经营监管 篇5
网售“私房美食”走俏，然而，准入门槛低、普遍无证经营、加工场所卫生状况不明……食品安全和市场秩序始终处于监管盲区。
针对这样的现状，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起草《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办法》规定，网络食品经营者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或备案凭证，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如不能提供经营者具体信息也需担责。
网络食品经营者需取得经营许可
为规范网络食品经营行为，加强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食药总局日前发布《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指出，网络食品经营者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或者备案凭证，不得委托他人从事网络食品经营。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或者备案凭证的，不得从事网络食品经营活动。
《办法》规定，自行设立网站从事网络食品经营，须具有网上查询、订单生成、合同签订、网上支付等交易服务功能;同时，建立交易安全管理制度，实现食品交易全程可追溯。
针对主体信息公示，《办法》明确，网络食品经营者应当在其网站首页或者经营活动的主页面醒目位置，公示营业执照、许可证件或者备案凭证。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消费者出具发票等销售凭证。未经消费者同意，网络食品经营者不得公开消费者的个人信息。
《办法》同时还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作出了约束。如个人通过网络销售自产食用农产品的，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其真实身份信息进行审查和登记，并及时核实更新;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入网食品经营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该《办法》对网络食品经营的界定是，通过互联网销售食品(含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的经营活动。也就是说，通过网络经营的土特产、甜点、水果、卤味等，都在此办法监管范围之内。
多数卖家对“持证经营”持观望态度
在调查采访中，记者发现，绝大多数的卖家都不具备食品经营资质，属于无证经营。如果《办法》通过，他们会选择“转正”吗?
“我本人还是希望能去办张证的，毕竟手头有证，做生意心里才踏实，而且消费者看着放心了，生意也会更好。”一位在微信售卖生鲜土特产的卖家表示。不过，他也向记者透露，自己咨询过办证的问题，了解到办证需要有固定的经营场所，考虑到成本，最后只好作罢。
有多位卖家也抱有同样的疑虑，因为没有专门的店面，经营资质无法达到办证条件，对于《办法》，他们目前仍持观望态度。
“大多数卖家在网上卖食品，图的就是低门槛和低成本。”有卖家表示，如果出台相关规定要求一定要办证，考虑到办证手续和成本等方面的问题，应该有不少卖家会选择退出。
记者从杭州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网络食品经营者登记条件是否会放宽、审核手续是否会简化，还是要取决于食药监部门的相关政策。而省食药监局则表示，目前《办法》还处于意见征集阶段，待到办法正式出台，食药监部门将会发布相关信息。
第三方平台已出台相应细则
虽然《办法》还未正式出台，但一些第三方平台已经率先行动。淘宝网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淘宝已发布了《食品行业特种经营资质备案通知》，8月底开始，未提交食品特种经营资质的卖家不允许发布商品，同时对存量商品执行下架处理。不过，对于纯粹经营农产品及经营地方特色食品的商家，如自产自销农产品、水果、蔬菜、水产、海产这些无QS包装的商品，暂时还不需要卖家提供相关证照。
腾讯客服官方网站也规定，微信支付商户类目中“商户类目对应资质、费率、结算周期”，要申请“餐饮/食品”类商户，至少需要提供《食品流通许可证》或《食品卫生许可证》，但具体的食品准入类型及审核办法等信息还未见发布。
一号店则规定，入驻商家若经营食品，都必须提供《食品流通许可证》和《食品卫生许可证》;若经营进口食品、蔬果、鲜活水产品、母婴奶粉辅食等其他食品，则还需额外提供相关的.证明或单据。
消费者担心《办法》执行有难度
对于网络食品经营者以及第三方平台来说，《办法》的出台无疑会带来不少约束，但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这意味着网购食品时有了更多的保障。
记者采访了几位市民，他们均表示网售食品监管缺失的情况“是该管管了”。“以后可以直接在网页上看到卖家的证照，虽然有证不等于食品就安全，但起码买得更放心。”市民陈小姐表示。
银行卡经营监管 篇6
【关键词】银行卡产业 监管制度 国际比较
银行卡关涉的产业，带有双边的特性，拟定了行业独有的运行规则。最近几年，银行卡产业采纳的管控机制，正在受到注重。产业监管特有的侧重点，包含管控主体、卡费及流通时段的交换费、商户扣率及潜在情形下的市场壁垒。不同国家设定好的监管路径，也凸显不同倾向。我国这一产业拓展，也面对了凸显出来的多样疑难。应能确认监管这一范畴的主体位置，拟定关涉的定价机制、价格听证等。放松区段以内的市场准入，接纳竞争机制。拟定监管特有的规制规则，维护产业稳定。
一、比对得到的结论
（一）总体监管框架
国际范畴内的这类监管，设定好的监管架构，包含本源目标、设定的主体、采纳的关联政策、监管特有的内涵、设定的对象。这些要素被涵盖在设定好的体系以内，形成完备整体。拟定好的监管主体，是监管网络以内的执行主体。它要依照特有的法规，行使平日监管。在划归的职能范畴之内，辨识管控对象、对应着的管控内容。根据市场变更，采纳新颖情形下的监管途径。拟定阶段特性的、长时段的监管目的，并着力去实现。
（二）近似的涵盖要素
国际范畴之中的产业监管，带有近似的倾向。例如：设定好的政策框架很近似，都包含关涉的法规、自律特性的行业规章。英美法系特有的这种规制，都包含归结得来的司法判例。监管特有的主体很近似，都包含行政特性的管控机构，如反垄断关涉的机构、行业拟定的自律机构。监管对应着的对象，包含区段以内的银行、对应着的非银行。设定好的监管内涵，包含等价架构内的交换费、网络运营关涉的规则、潜在风险的辨识。这样的要素，都凸显了高层级的监管价值。银行卡特有的产业之内，监管带有催化作用，能维护稳定。
（三）凸显的立场差异
各国及区域特有的监管目标、主体及内涵、监管设定好的对象，都会带有差异。这样的差异，表征着监管机制的延展历程、现今时段的进展对策、拟定的总目标。与此同时，监管范畴的立场差异，也紧密关联着总体利益。
例如：澳大利亚特有的这类管控机制，带有反垄断的特性，侧重管控万事达、Visa这样的类别；欧盟拟定出来的管控制度，有着近似的倾向。欧盟特有的监管之中，把银行卡关涉的技术指标、中心范畴的关联业务，从原初的企业层次，提升至更高层级的行业监督。然而，面对近似情形，美国特有的监管主体，却没能快速接纳并处理关涉的申诉。这与对应着的其他国家，凸显鲜明反差。
（四）放松准入管控
国际范畴以内的政策变更，凸显了市场特有的准入放松、风险查验的强化。最近几年，非银行特有的偿付机构，都注重技术特性的电子支付；关联的行业位置，也在不断升高。市场特有的参与度升高，各国特有的新政策，对于非银行框架内的这些主体，都添加了平日的支付服务。监管特性的多样部门，设定了高层级的监管权能，放松了各时段的市场准入。
二、比对之中的启示
国际特有的这类机制，带来明确启示：应采纳全球视点，考量产业拓展中的独特倾向、跨国公司潜藏着的垄断趋势。考量这些弊病，采纳前瞻原则，设定密切关涉国情的可行对策。具体而言，未来时段的产业进展，应当依托如下层级的监管机制：
（一）设定适宜主体
通过立法路径，确认监管依凭的真正主体：中国人民银行。它对细节特性的零售支付，拥有监管权能。国务院架构以内的监管机构，也拥有设定好的权能。行业建构的自律特性组织，应能设定并拓展特有的标准规则，建构电子支付这样的关联协会。各层级的监管主体，应能充分沟通，建构协调桥梁。这样做，能够促动多重领域的拓展，便利彼此协同。
（二）设定适宜对象
首先，非银行范畴的支付主体，应被涵盖在更广架构的监管之中。非银行这样的偿付机构，包含银联、常用的支付宝、其他支付工具。这类支付带有长远影响，根植于建构的支付领域以内。银行卡特有的产业实际，应当整合着发卡及收单、各时段的转接、新近兴起的关联业务，把它们划归完备的管控体系。这样做，就缩减了非银行特有的管控缺失状态。
其次，银行卡特有的支付网络，应被设定成完备的整体，当做监管对象。支付网络细分出来的多样环节，都密切串联在一起。把开放特性的、对应的密闭网络，当成侧重查验的对象。拟定完备的流程，确认成员特有的彼此权责。
再次，宏观架构中的管控思路，应从惯用的机构准入，变更为查验风险。平日之中的侧重点，应设定成风险辨识、风险的评判、细节特有的管控等。
（三）设定适宜内容
银行卡关涉的行业管控，包含本源的风险辨识、各时段的定价、设定标准规则、外包特性的平常活动、信息互通及保护。强化潜在状态下的风险管控。电子支付特性的这类行业，风险传递速率很快，累积着的隐患凸显。为此，这个范畴的风险查验，应被拟定成首位。设定科学特性的定价。统一框架内的行业技术、应采纳的业务准则，表征着集约化态势下的经营程度。网络特有的运营规制，包含会员采纳的准入规制、额外范畴的商户收费、侧重的品牌规制等。
三、结语
银行卡特有的产业进展，正在提快速度。很多国家区段，强化了设定好的产业管控。例如：反垄断特性的关联监管、带有行政特性的这类监管，都引起注意。我国这一产业，也在快速拓展着。这种情形下，有必要辨识产业拓展现有的时段及状态，辨识潜藏着的产业漏洞。借鉴先进特性的国际经验，建构完备框架内的监管网络。经过国际比较，为产业的接续进展，提供指引参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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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卡经营监管 篇7
2、分业经营限制了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和创新能力
分业经营对银行业发展所与生俱来的限制也显而易见。就我国的情况来说, 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 使其利润来源渠道减少——主要限于存贷利差。监督者把银行, 保险, 证券界限化的异常明确, 可以说在防范风险方面是有很大作用,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 世界金融环境的不断变化, 这种方式现在不但不能规避风险, 反而会带了风险:银行在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情况下, 难于以多元化资产结构分散风险, 会带来风险集中爆发的风险, 同时银行业的差异化经营并未得到鼓励, 久而久之, 银行再造, 银行差异化经营只是成为“干打雷不下雨”空口号。美国则在1999年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 该法案允许建立金融控股公司并允许其从事任何金融业务。美国实行了混业经营混业监管, 所有的银行都可以依靠优势选择自己擅长的业务进行经营, 业务范围极大地拓展, 盈利结构明显改善, 同质化经营问题解决或是缓解。
3、监管部门对创新产品的过于谨慎, 步伐缓慢
银行业产品在短时间就可以被模仿, 只有不断进行市场细分, 除陈出新, 银行才能留住客户, 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 而监管部门批准一种新产品, 少则一两年, 多则十年, 这样的新产品扩张速度, 银行业怎能保持创新的速度, 实现差异化经营, 也难怪银行业只有抱着存贷利差才可以吃饭, 因为其他业务少得可怜, 价格战没有约束, 竞争之惨烈, 从信用卡的重复发卡可见一斑。与此相对比, 西方商业银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 忙于放松曾经采取的金融管制, 结果体现为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交易价格自由化、经营范围自由化。如美国于1980年通过了《存款机构放松管制法》, 形成了银行业务的全能化、综合化发展的局面;日本于1997年修改《禁止垄断法》;加拿大1980年通过了《业务交叉法案》。1999年美国正式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法案》更使美国迎来了银行业“黄金发展期”, 银行业创新步伐明显加快, 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 又极大地促进了商业银行差异化战略的实施。
4、对表业务的操作, 缺乏法律规范
不论工程学, 还是物理学, 能用到金融产品上都无所不及, 产品的复杂性, 不是一般投资者所能理解的, 对产品的知悉度, 银行与客户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银行一定程度上存在逆向选择行为。在推销产品时过于强调产品的盈利能力, 而忽略风险。最近几年关于理财产品的诉讼也屡见不鲜, 但是客户胜诉的寥寥无几, 条条框框是写得很清楚, 可是缺少银行对投资者讲解与培训, 银行与客户之间不平等的地位, 条条框框也只不过是银行说了算, 走走形式而已, 别无它用。我想如果任由这种情况继续持续下去, 那么中国的银行业又在走中国保险业的老路了, 到时候客户对创新的产品, 有所畏惧, 不敢轻易接受, 其发展速度就不言而喻了。
四、打破银行同质化经营的建议
1、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
利率市场化是银行打破同质化经营, 实现差异化经营的前提, 只有利率市场化, 银行才不可以依靠存贷利差赚取利润。利率市场化后, 在混业经营的格局尚未实现的情况下, 缓解资金“脱媒”的境况, 加强银行业的竞争, 打破银行的垄断地位, 激励银行去创新。
2、打破银行的垄断地位
正如我们上述所说, 银行的垄断地位是赚取价差的必要条件, 如果没有垄断地位, 银行就不能靠现有业务盈利, 只要银行行业有利润, 就会有新的进入者, 或者是非银行业与之竞争, 博取银行业的资金来源。使大银积极去创新, 保住自己的地位不动摇。笔者认为中国银行打破垄断的方式, 构建多层次的金融机构体系。发展乡镇银行, 促进担保公司和小额信贷公司的发展, 促进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 以及国际性金融集团。一方面这样有利于解决“三农”的资金需求问题, 中国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 实现银行走出去的战略, 又可以让银行明确自己的定位, 各司其职, 不是一味求全求大, 差异化经营自然可以达到。
3、打破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格局
监管部门应该放弃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理念, 混业经营、混业监管是大势所趋。放不开监管, 银行业自身即使有创新能力, 但是由于受分业经营的限制, 业务范围有限,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所创的新产品也是寥寥无几, 他们的产品一旦被模仿, 新一轮的同质化经营又会开始。银行业只有在广阔的业务空间内才会有多项选择, 而不是所有银行只有唯一的或少数的选择, 那样无论如何也组合不出银行所需的差异化经营所需的众多产品。
4、健全投资推荐的相关法律
笔者认为商业银行要想不走保险银行的老路, 不成为所有人都避而远之的“毒丸”, 要对银行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进行要求, 立相关的法律进行约束, 司法部门也就有法可依, 而不再向银行方向一边倒, 损伤投资者对银行产品的信心。鉴于中国文化传统, 银行的体制发展, 银行就是安全的理念根深蒂固, 多数人对银行的理财产品也认为和银行自身一样没什么风险, 推荐理财产品也要遵循推荐的规则, 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综合了解, 而不仅仅只是告诉投资者有风险这么简单, 法律应该明确规定商业要有严格推荐程序以及材料保存程序。只有这样银行在推出新产品时在不会受阻, 不会和建设银行的资产证券化一样只一笔就不了了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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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菁.我国商业银行的同质化表现[J].金融研究参考2009
银行卡经营监管 篇8
一、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背景及风险来源
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后, 作为成员按照协议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在银行方面, 根据入世所做的金融承诺, 入世后两年内允许外资银行与中国企业进行本地人民币业务往来;入世五年后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我国银行业已于2006年12月11日全面开放, 就在这一天, 中国银监会受理了汇丰、花旗、渣打等八家外资银行的申请, 将中国境内分行改制为外资法人银行, 在完成注册和转制后花旗、汇丰、东亚三家银行率先开始为中国居民提供人民币业务。
直至今日, 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已5年有余, 我们看到它给国内金融行业带来的各种好处, 最为明显的就是为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竞争因素。调查研究表明, 对外资银行开放本国银行服务市场会对本国银行业带来正收益, 即向外资银行开放本国市场, 引入竞争机制有利于银行体系效率的提高。[1]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大多以国外资本为主导, 管理层也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 普遍具有一套先进的货币政策应对能力和管理机制, 这就为国内银行业带来了许多先进的管理经验。随着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的大量涌入, 其管理体制和服务理念深深影响了我国银行业长期以来的一贯思维, 国内银行开始关注“以客户为本”的思想, 引进垂直化管理体制, 健全内部控制机制提高行业效率, 并逐步向现代商业银行靠拢。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 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的全面开放对我国银行业的稳健运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国家在货币方面的宏观调控可能并不能那么容易在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得到贯彻实施, 这很可能会削弱我国政府的货币政策执行力, 加大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同时人民币业务对外国资本的开放必然会加重我国货币政策的对外依赖程度, 降低部分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效率。因此, 要防范和解决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人民币业务开放所带来负面效应, 有力监管是必不可少的措施, 否则世界金融危机、市场失灵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就无法得到有效防范和制止。
二、我国目前针对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具体规范
根据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关负责对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包括经其批准在境外设立的金融机构。对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外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的监督管理,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就此而言, 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关完全有权对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实施监督管理。我国《人民银行法》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对金融机构, 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货币与货币流通等行为进行检查监督, 这其中也包括对外资银行的检查监督。[2]另外, 我国专门于2006年年底将《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修改为《外资银行管理条例》, 并配套出台了《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这两个法律文件同相关法律共同构成了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在我国经营与监管的法律体系。《外资银行条例》对在中国运营的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和外国银行在华分行的设立与登记, 以及业务范围做出了明确规定, 允许在华外资法人银行为中国客户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条例》规定, 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可以经营与中资银行一样的所有外汇和人民币业务。外国银行分行可吸收中国境内公民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与此同时, 《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明确了外资银行设立机构、开展业务包括从事人民币业务的条件、申请程序和审批时限。明确外资银行初次经营人民币业务仍须满足“开业三年、连续两年盈利”的条件, 并相应取消了外国银行驻中国总代表处的机构形式。《细则》取消了非审慎性规定并进一步完善了审慎监管的内容, 增加了有关信息披露、跨境大额资金转移报告、关联交易、业务外包等具体监管要求, 并明确了特别监管措施的内容。[3]
三、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监管困境及对策构想
(一) 监管法规的健全统一
我国目前针对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监管主要依据的是《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外资银行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而对于中外合资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经济特区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业务管理的若干暂行规定》已经被废止, 现在主要依照《商业银行法》中的相关规定。因此目前国内主要实行的是内外分别立法, 缺少调整和规范监管问题的统一法律, 对于许多问题的规定仍然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随意性和分散性, 监管力度和效率上难免“力不从心”, 被监管者也易对监管者的公平可靠执法存在疑问。比如, 外国银行分行可吸收中国境内公民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 而在银行保密、存款保险等方面的监管规定甚是不详, 这就造成了许多潜在的风险,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储户对银行业的不信任。对此, 我认为有一部统一规范的法律十分必要, 有效监管主要依赖于监管的法制化。立法者应尽快制定外资银行法或中外合资银行法, 或者在充分考虑中国银行业最新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对现行法律进行大规模的完善。
(二) 存款保险制度亟待建立完善
目前而言, 根据《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规定, 外国银行分行可以在吸收中国境内公民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 而不得从事其他对中国境内公民的人民币业务。[4]这样的规定有效防止了外国资本介入我国人民币业务对普通公民的客户风险, 但也造成了人民币业务风险问题主要存在于大额存款的保险制度。目前, 世界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都建立有存款保险制度, 然而内容不完全一致。存款保险制度不仅直接影响了客户的经济利益, 而且决定了客户的特殊风险。这涉及国际私法上的相关问题。一是外国的存款保险是否涉及其在国外的分支机构。二是非本国居民是否适用本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三是存款保险机构在银行破产程序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及存款保险的具体补偿办法。[5]这些问题也直接关系到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业务经营中我国客户所承担的风险。由于我国过去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金融行业发展相对落后, 居民几乎没有存款, 或者说即使有风险, 最终承担者也是国家, 存款保险制度显得无足轻重。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银行等金融机构逐渐实现了商业化经营, 因此, 为了有效制止银行业出现恶性存款支付危机和银行破产现象, 必须尽快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 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加强银行业监督管理, 实现事先监督和事后监督的系统协调, 通过规定不同的保险费率来鼓励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的高效运行。我从资料文献中发现, 目前国内有学者提出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应实行非完额保险, 这样通过存款银行部分的承担来加大其运营资金的责任性。然而我认为在银行发生经营危机时, 确立紧急援助措施比较可行, 比如由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低息贷款进行援助, 存款保险公司提供贷款或购买其股份。
(三) 监管力度的适度把握
我国在对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监管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选择一个适当的力度, 既防止监管过严导致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丧失运营效率和创新力, 又有效遏制由于监管不当而对我国银行业的稳健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如何在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博弈中做出一个宽严适度的选择, 是十分重要但非常困难的事情。要激发银行业活力, 就需要采用市场化的监管方式, 遵循市场规律、运用市场的手段进行监管。[6]我认为, 我国在对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监管中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 保证一定的灵活性, 通过监管理念的创新和监管模式优化, 为其业务的拓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从而提高国内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宏观上可以建立灵活的审慎性监管制度, 在微观监管过程中根据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经营状况随时进行调整, 做到每个指标在日常监管中都能得到科学的体现。同时, 可以参考国外银行业的先进经验, 比如借鉴美国“ROCA”双重评估体系, 建立一套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风险信用等级制度, 并在监管过程中落到实处。具体而言, 就是由监管机构或专门的资信评估机构每年定期对各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资金实力、在华业绩、守法程度、经营管理能力, 以及其母行的资信、母国的监管水平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 根据得分高低将这些银行分成不同信用等级, 并在全国性新闻媒体上公布, 一方面督促其加强自律, 另一方面便于进行不同轻重的监管。要建立对外资银行的风险信用等级制度, 就要建立一套完善可行的量化评价标准体系。另外, 采用多形式的监管方式十分必要。建立、健全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相结合的监管制度, 提高现场检查的深度和针对性, 加大执法与处罚力度;强化非现场检测分析, 提高风险预警和评估能力。此外, 对一些规模较大的外资银行还可由银监局派出常驻检查组, 加强监督。[7]
综上所述,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将进一步融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 这不仅体现在人民币业务的经营中, 而且表现在银行业的方方面面, 对中国金融业乃至整体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我们在看到因此带来的诸多利益的同时, 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国当前相关法律体系的欠完善及监管不力问题。建立健全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业务监管体系是完善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监管制度的一项重要措施, 也是国际社会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共同愿望和努力目标, 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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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卡经营监管 篇9
普遍认为,欧美国家游离于监管之外的以资产证券化为核心的影子银行风险是造成2008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在此之后,各主要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相继采取出台针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法案、成立监管机构等措施以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试图改变过去监管缺失的状态。与国外有所不同,影子银行在中国是一个新兴产物,它的产生与中国独特的经济金融体制密切相关。危机之前,国内几乎不存在影子银行,伴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逐步深入、货币政策的不断调整以及社会融资需求的逐渐多元化,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体系已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作为对传统金融机构功能补充的影子银行机构和业务在危机之后如雨后春笋般迅速膨胀。由于影子银行本身的内生脆弱性,其所承担的风险程度较传统银行体系更大,加之大部分影子银行机构游离于监管之外,在其规模迅速扩张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影子银行体系出现危机, 将对我国整个金融体系造成严重冲击。审计作为一项经济监督活动因其独立客观的本质属性,不论是作为国家治理 “免疫系统”的政府审计,还是作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重要手段的社会审计,亦或是作为企业风险管理第三道防线的内部审计,在促进影子银行监管、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稳定方面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影子银行概述
2007年时任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的Paul Mc Culley首次提出影子银行的概念,他将那些游离于监管之外但从事传统商业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统一概括为影子银行体系。金融理事委员会(FSB)在2011年4月发布的《银子银行:内涵与外延》中将具有期限/ 流动性转换、 信用风险转移和杠杆化特征,能够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监管套利风险且游离于传统银行体系之外的信用中介机构和业务界定为银子银行体系。上述定义将包括投资银行、金融集团公司、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保险公司等非银行机构以及资产证券化产品、商业票据、各类表外资产等业务均纳入影子银行的范畴。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将影子银行系统总结为“除了接受监管的存款机构之外的充当储蓄转化为投资中介的金融机构”。虽然对影子银行定义和范围的界定存在差异,但“影子银行是正规银行体系之外的信用创造机构”这一事实得到了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的普遍认可。
在我国,不同的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影子银行的界定也有所不同。周小川认为,开展银信理财合作的投资公司、私募股权基金、私募投资基金以及民间借贷机构是中国影子银行的主要组成部分。银监会在其2011年年报中,将传统银行体系之外涉及信用中介的活动和机构界定为广义的影子银行;而狭义的影子银行则是指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的非银行信用中介机构。银监会在2012年年报中,将属于银监会监管的包括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在内的六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业务以及商业银行理财等表外业务排除在影子银行体系之外。2013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即“107号文”)将中国影子银行机构分为三类: 一类是不持有金融牌照,完全无监管的信用中介机构,包括新型网络金融公司、第三方理财机构等;第二类是不持有金融牌照,存在监管不足的信用中介机构,包括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第三类是持有金融牌照,但存在监管不足或规避监管的业务,包括货币市场基金、资产证券化、部分理财业务等。
三、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及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1、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
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与国外有所不同,欧美国家以资产证券化为核心的影子银行发展是金融创新、自由化的监管环境以及监管套利的结果,忽视风险下过度创新的影子银行业务是导致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在危机爆发之前,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呈现多元化、多层次特征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市场主体多元化的资金需求。然而,当时我国社会融资渠道主要依赖传统的银行信贷和资本市场,较为单一的融资渠道与多元化的社会融资需求之间的矛盾为日后影子银行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温床。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遭受重创,为了应对此次危机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冲击,防止经济下滑,中央政府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4万亿投资计划刺激经济增长,通过商业银行向市场释放大量流动性。随着政府投资计划的不断推行,房地产泡沫、严重产能过剩以及高通货膨胀等不良经济现象日益凸显。为此,政府开始推行紧缩的货币政策,限制商业银行放贷的同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之不断严格的银行资本金监管要求,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压抑。为了降低信贷风险,银行往往会把资金贷给大型国有企业,众多同样急需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被银行拒之门外,不得不另辟出路寻求更高成本的资金。因此,以信托、互联网金融公司、民间金融为代表的影子银行和以传统银行资产负债业务表外化、资产证券化、理财产品为代表的影子银行业务应运而生。另外,我国金融体系实行分业经营的发展模式, 为了增强竞争、规避金融监管以及实现利润最大化,各金融机构不断加强合作,综合经营也有所发展。我国实行严格的分业监管,在合作监管方面还存在较多漏洞,这些漏洞也为金融机构通过设计跨部门、跨产品的复杂金融产品进行监管套利提供了可能,具有中国特色的影子银行体系形成。可以看出,我国的影子银行是金融压抑下融资结构多元化的需求以及金融监管套利的结果,其迅猛发展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密切相关。
根据金融理事委员会(FSB)发布的《2014年全球影子银行监测报告》,2013年中国影子银行资产总额接近3万亿美元,仅次于美英两国,高居全球第三,资产规模同比增长超过37%。而中国社科院此前发布的《中国金融监管报告(2014)》显示,截止2013年底,中国广义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约为27万亿人民币(约合4.39万亿美元),占我国银行业资产总额的比重约为19%。虽然由于国内外研究机构对我国影子银行规模采用统计口径的不同导致统计结果存在差异,但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影子银行规模和发展速度对金融体系的影响已不容忽视。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子银行在促进社会投融资、资金的有效配置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如果监管不力,由影子银行引发的风险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也会产生较大的冲击。
2、影子银行对我国金融稳定的影响
(1)宏观层面。首先,影子银行会削弱国家宏观信贷政策的调控效力,影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宏观经济走势超预期时,国家往往通过采用调整社会总体信贷规模、信贷投放结构等手段,以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的目的。然而影子银行机构能以更灵活的方式突破国家信贷规模控制和信贷限制,将资金投向政府限制资金过度流入的行业,从而降低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步伐。其次,影子银行业务干扰了国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本质上讲,我国影子银行是在融资需求驱动下对传统商业银行信贷的补充和部分替代,以及作为银行信贷资产表外化的通道,具备与商业银行平行的信用创造及货币供给机制。 由于影子银行的负债资金不在传统基础货币的统计范围内,因此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越大,传统基础货币的规模计量也就愈加不准确。再次,影子银行不受央行存款准备金政策的限制和存贷比等条件的约束,与商业银行相比,影子银行体系的货币乘数更大。在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均受到干扰的情况下所估算出的货币总量必然会出现偏差,从而弱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2)微观层面。首先,由于期限错配及流动性转换所隐含的流动性风险。影子银行的资金主要依靠短期市场融资,但其往往倾向于投资期限相对较长、流行性较差的资产,这对银子银行的流动性管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影子银行的这种操作犹如“庞氏骗局”,依赖于长期稳定的新资金不断流入才得以维持。一旦市场出现整体流动性紧缩、 、 原有资金退出或新资金不进入的情况,影子银行的业务将难以为继。其次,影子银行的内生脆弱性导致的信用风险。 。 影子银行机构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机制尚不完善、经营不透明。在利率高企的诱惑和刺激下, , 在市场上逐利的大量游资通过影子银行体系被投向非标资产或高风险领域。在当前经济下行和实体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这些投资往往无法产生收益,甚至资金无法正常退出,从而产生大量的信用风险。再次,影子银行与传统金融机构的交叉放大的系统性风险。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 , 商业银行从事着更多的影子银行业务,相当部分的影子银行业务是由商业银行主导并推进的,如银信合作业务就是商业银行在逐利和规避监管的驱动下与影子银行合作的产物。由于影子银行与传统银行体系之间缺乏有效的隔离机制,会导致风险跨行业、跨市场传染,两者之间的合作在取得协同效应的同时也放大了系统性风险。加上它们高度相似的业务类型,一旦影子银行出现危机,风险将通过传染机制向传统金融体系蔓延,从而增大系统性金融风险。
四、防范影子银行风险,促进影子银行有序发展的审计建议
1、揭露影子银行运行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影子银行宏观全面监管
影子银行作为中国金融业一种新型市场模式,由于起步较晚在有效补充传统金融体系的同时也存在很多不足, , 体制机制及公司治理不健全、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机制缺失、交易业务范围广且产品结构复杂、信息不透明且风险不易识别等问题突出。因此,审计应在揭露合规合法性、真实性问题,反映影子银行隐蔽性强、缺乏监管等表面问题的基础上,深层次探索影子银行运行的体制机制障碍,从而推动健全影子银行宏观监管的相关制度,形成金融创新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良性互动局面。
2、分析影子银行业务的风险特征,重点关注风险高发环节和领域
相较于传统金融业务,影子银行业务更加复杂、风险更加隐蔽,审计人员应充分厘清相关业务的金融属性和风险特征,尤其要对其所承担的风险进行全面评估。同时充分了解影子银行机构发展模式、金融业务风险、金融机构违规等领域,揭示影子银行是否存在结构性矛盾并通过调整期限错配产生的风险;切实关注影子银行风险传导机制和风险交叉传染机制,对其流动性指标、信息披露程度、运作透明度、风险隔离机制等方面进行评价。
3、灵活调整审计思路、创新审计方法,发挥专项审计的优势
与传统审计相比,专项审计项目目的更明确、内容更具体、重点更突出、针对性更强。针对影子银行相关领域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具有涉案领域广、违规有段隐蔽、社会危害性大的特点,审计人员应该灵活调整审计思路、创新审计方面,充分发挥专项审计灵活、高效、及时、针对性强的优势。专项审计不仅可以对影子银行单一领域和业务开展审计,还可以对影子银行落实国家宏观政策、执行相关监管规定的情况进行调查,全面摸清影子银行的运行状况和发展趋势,为监管部门制定相关的监管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4、加强与社会审计、内部审计的合作,发挥审计协同效应
我国现有的审计组织模式和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了政府审计与社会审计、内部审计在审计对象、审计范围、审计内容和审计重点等方面有所不同,部分银子银行机构不在政府审计的审计范围之内,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金融审计部门在银子银行审计监管中所发挥的作用。因此,政府审计部门可以通过指导影子银行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的工作,开展影子银行内部排查和社会监督工作,扩大审计监督的参与度;同时还可以和社会审计、内部审计充分合作,合理利用对方的工作成果,提高影子银行监管效果。
5、处理好与监管部门间的关系,建立联合监管机制
我国金融体系的分业监管和影子银行混业经营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当前影子银行的监管窘境。政府审计的相对独立性使其具有得天独厚的协同领导优势,由审计部门联合其他监管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可以跨越监管部门所面临的监管边界问题,从而切实解决影子银行监管重叠和监管真空的问题。另外,政府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 有权利对金融主管部门监管工作的合理性、充分性和有效性开展绩效审计,督促其有效开展影子银行监管工作。同时还应建立信息和资源共享平台,加强各部门间的沟通协调,共同推动影子银行监管体系的发展。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金融创新领域的不断发展,影子银行体系在国内发展迅猛。然而,我国影子银行却与国外影子银行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在分析我国影子银行发展及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的基础上,从审计的视角探讨了影子银行的金融监管,从而防范影子银行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银行卡经营监管 篇10
一、加强银行监管的重要意义
1. 加强监管是银行深化改革的需要。
当前, 银行正处于股改的关键时期, 同业竞争日趋激烈, 银行的业务发展、经营转型、内部机制改革、信贷风险防控等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以什么样的面貌和精神状态、工作态度和意志来迎接挑战, 缓解压力, 关键是要营造企业文化, 由此来打造强大的团队凝聚力。通过开展银行监管教育检查活动, 弘扬银行人员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 重塑银行员工的职业新形象;通过培养员工诚实守信、依法合规经营的良好行为意识和习惯, 营造合规文化新氛围;通过发扬员工锐意进取, 开拓创新的拼搏精神, 展现员工自信从容的新风貌, 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打造支行的精神风貌和气质。
2. 加强监管, 有利于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当前, 银行业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服务是否规范, 直接关系着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和核心竞争力的增强。通过开展监管活动, 进一步规范员工的服务行为,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 特色的服务文化、高效的服务质量, 在社会上树立良好的形象, 从而提高银行核心竞争力。应该说, 银行规范化服务的教育和制度检查得到加强, 窗口服务在总体上大有好转, 但服务意识不强, 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不到位的现象还是存在, 不能做到主动迎客, 不能做到先外后内, 工作拖拉、节奏缓慢等问题在个别部门和员工依然存在, 这是敬业爱岗思想不稳固的表现。
3. 加强监管, 有利于提高防范风险能力。
部分人员缺乏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 部分制度不健全, 执行不到位, 尤其是银企对帐制度执行上存在较大的漏洞, 是产生职业道德风险的隐患。开展监管教育活动, 让员工清楚, 哪些行为是提倡和鼓励的, 哪些行为是反对和禁止的, 知道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能做, 从源头上防范或减少各类操作风险的发生, 还需要加大监管力度, 并常态化。
二、加强银行内部监管的具体举措
1. 开展警示教育, 提高经办人员防范风险意识和思想道德水平。
对已发生的风险案例分析表明, 很多经办人在办理按揭业务初期, 就应掌握开发商可能套取贷款的部分信息, 由于忽视进一步核查工作, 造成损害银行利益。对这些人应严厉惩处, 有的免职, 解除劳动合同;有的降职;有的处分;情节较轻的, 可罚款或通报批评。对现有经办人员进行警示教育, 提高其风险防范意识, 加强道德修养, 把风险管理放在第一位, 从根本上避免风险发生。
2. 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 完善贷款审批制度, 用规章制度约束风险发生。
一是本着“重点留住优质的, 努力争取中间的”原则, 将目标客户群体规定为工作、收入相对稳定、急待改善消费条件、还款意愿强的客户。二要严格按照规定落实面谈、面签制度, 通过电话回访、上门察访的方式落实借款人相关信息的真实性, 从源头上扼止风险的发生。商业银行应逐步完善个人职业情况、家庭情况、与贷款银行的关系等内容的客户信用评级体系, 防范和控制信用风险。三要在办理贷款抵押时, 要先取得关于抵押物适销性和市场价值的公平、合法的评估意见, 避免抵押物不足值遭受损失。对有代表性和参照性的不需要足额贷款的抵押房地产, 商业银行议定抵押价值后, 确定抵押物价值比率并发放贷款。这样既可以节省评估费用和时间, 又可以提高商业银行的工作效率和竞争力。四要加强贷前调查, 切实核查开发商资质等级、信用水平、领导层资信及管理水平、自有资金实力、财务状况等, 选择优质开发商。五要认真审查借款人个人资料及资信状况, 核实借款人及共同还款人真实身份, 与借款人面谈, 严禁开发商代为办理贷款事项。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各岗位间相互制约, 业务流程优化。
3. 加强贷后管理与监控。
一是认真做好日常管理工作, 及时掌握借款人还款情况, 借款人出现还款异常时, 及时查明原因, 严防出现新增不良贷款。对拖欠时间较长或恶意拖欠贷款的借款人, 要加大依法收贷力度。二是加强贷后和基础管理工作。加大对开发商的动态跟踪管理力度, 密切注意其财务状况及法人代表变动情况, 积极关注开发项目工程进度、销售及资金使用情况。同时加强基础管理工作, 建立借款人明细台帐, 对逾期贷款采取电话、短信、上门等多种手段催收, 分析产生逾期原因。进一步完善抵押手续, 加强档案管理, 提高贷后管理的科技含量, 通过技术手段对可疑贷款进行自动分类, 使贷后管理人员能一目了然地了解情况, 为贷后管理人员及时采取措施准备条件。四是认真应对政策和法律风险。银行应加强对宏观政策、市场变化、客户群体、同业等情况的调研, 密切关注国家宏观政策对市场的影响, 保持应有的市场敏感性和风险防范意识;积极寻找应对法律风险的措施, 加强对法律文件的研究, 努力防范法律对贷款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陈建华.金融监管有效性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银行卡经营监管 篇11
【关键词】 水路运输；船舶；异地经营；异地监管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航运市场开放早，开放程度高，全省逐步形成了国有、集体、民营、中外合资合作、外商独资并存的水路运输和水运服务业格局。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航运市场运输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但相对不断上升的成本，加上来自广西、浙江、福建等外港籍船舶的竞争，广东省航运市场运价一直在低位运行。
由于广东省各地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与粤西、粤北山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悬殊较大，货物运量主要集中于珠江三角洲地区。货源缺乏致使在经济相对落后、欠发达地区注册的船舶常年不在船籍地经营而流动到广东省其他经济较发达地区经营，比较典型的是清远、韶关、肇庆的船舶常年在佛山、中山、东莞等地市经营。
船舶跨省异地经营和跨市异地经营状况同时并存的局面已经对广东省水路运输市场形成较大冲击，广东省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充分认识到，规范船舶异地经营监管势在必行。
1 船舶异地经营给水路运输行政监管带来新挑战
（1）外地船舶进入当地水运市场存在着恶性杀价、排挤竞争对手的不正当竞争方式，其后果是：一方面，正规的港航企业能力未能完全发挥；另一方面，大量非正规、不完全具备经营条件、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的运输船舶，以低成本、低价格冲击正规港航企业的生产经营，严重影响了当地水运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扰乱了当地水运市场秩序。
（2）异地经营船舶在有些港口会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不公平待遇，譬如有些地方运用其行政权力及各种规定限制外来船舶进入本地水运市场，如规定外来船舶进入必须请当地的引航员，本地船舶在当地可享受货源配载的优先权，外来船舶若违反规定则会加大罚款数额等。
（3）目前，实行属地监管、行政审批为主的行业监管模式已不能适应船舶异地经营对船舶经营资格保持及经营行为动态监管的要求。针对船舶异地经营，目前暂无明确船籍地和经营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责，不利于规范船舶的市场经营行为，不利于动态监管工作的开展和落实。
（4）船舶脱离水路运输企业所在地监管长期在外地经营，营运船舶与水运企业“托而不管”现象比较普遍。对异地经营船舶疏于管理，存在较大的水上交通运输安全隐患。
2 船舶异地经营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2.1 对船舶异地经营企业监管方式单一
船籍港交通主管部门仅对水路运输企业进行水路运输经营许可后的后续监管，且几乎仅采用书面核查这一监管方式，很少对异地经营船舶实地检查。书面核查中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首先，需要改变传统的主次不分的“全面检查方式”，应主要检查水路运输经营者从事水路运输经营活动是否符合准予行政许可时所确定的条件、标准、范围、方式，有否履行法定义务，应突出重点，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其次，需要改变传统的年检制度，加强日常监管。水路运输经营者条件随时都在发生变化，只有加强日常监管才能及时发现问题。若放弃日常监管，仅靠一年一次的年度检查，违法行为被发现的几率会大大降低，可能会出现“年检那一天合格，其他364天都不合格”的状况。其三，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监督检查的记录、归档和查阅制度。
船舶长期在船籍港之外的其他港口经营，给船籍港交通主管部门实行船舶实地检查带来许多不便，船籍港交通主管部门也未采取积极措施向船舶经营地所在的交通主管部门发送协助调查函，请求经营地交通主管部门协助对异地经营船舶进行现场检查以弥补仅靠书面核查难以掌握的真实情况。
2.2 存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行政不作为现象
根据调研，目前，水上交通检查站面临的问题是全省综合执法改革尚在进行中，工作人员培训之后尚未发证，还是沿用交通运输部颁发的执法证进行执法，而取得交通运输部执法证的工作人员不多。按照正规程序，每次执法必须有2名持证执法人员在场。基于这个因素，最近两三年水运检查站的执法工作基本停滞，仅进行最基本的船舶营运证检查。一方面，查处的水运案件案情简单；另一方面，船舶所有人态度也比较好，检查发现违章后，都会采取积极的态度及时进行整改，所以目前主要以口头教育为主。一般，现场查船的检查数据通常都会记录在电脑系统里，该系统是运政稽查系统，与目前广东全省水路运输行政审批系统是两个不同的系统，未实现信息共享。
建议有关交通主管部门应提高水运执法人员素质，加强有关水路运输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执法水平，解决水运执法人员行政不作为问题。对违规违章行为要严惩不贷，绝不姑息。水运执法人员要积极主动和严格依法对水运违章经营人进行监督检查和强制执法，真正做到依法行政，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大现场检查力度，对无船舶营运证或持无效船舶营运证的船舶，要按照有关法规，坚决查处，以有效保护合法经营者的利益。
2.3 船籍港与经营地交通主管部门沟通协调机制不顺畅
一方面，船籍港无法及时掌握异地经营船舶的营运状况。船舶长年在异地经营，水路运输企业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要通过每年一次的船舶年审审验船舶上年度经营情况，并且也只能通过《船舶营运证》上记载的违章记录掌握船舶在异地的经营行为。如果船舶在异地经营不回船籍地参审或逾期参加年审，船籍地对船舶经营资格的管理就更加被动，船籍地交通主管部门也无法及时督促企业加强对船舶营运的管理。
另一方面，经营地交通主管部门未能及时掌握在当地经营的异地船舶的基本信息。即使当地水上交通检查站会将异地船舶查验数据记录、归档并录入自己的办公系统，但该系统是运政稽查系统，与目前全省行政审批系统未实现信息共享。船舶在异地经营的违法违规处罚记录会直接影响水路运输企业经营资质的保持，因而不利于船籍地对水路运输企业及船舶经营资质的动态管理。
3 加强船舶异地经营监管的措施和建议
为加强船舶异地经营监管，有效落实责任，建议从制度设计和监管手段上创新船舶异地经营监管模式。
3.1 制度建设
（1）实行船舶异地经营备案制度。笔者认为，船舶异地经营应当由船籍地和经营地水路运输主管部门各司其职，相互协作，联合监管，实行船舶异地经营备案制度。异地经营船舶备案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水路运输经营者须及时向船籍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备异地经营船舶的基本信息并提供船舶营运证复印件；二是异地经营的船舶须持船舶营业运输证原件到经营地县级以上港航管理机构办理备案登记并领取通行证；三是已备案登记的外港籍船舶和本港籍船舶享受同等待遇，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已办理备案的船舶异地经营企业自身也应加强对异地经营船舶的动态管理，建立和完善对异地营运船舶的自检自查制度。
（2）建立委托船舶管理制度。鉴于一些船舶长期在异地经营不回船籍港，一些安全管理制度无法有效落实，为此，水运企业可以委托当地具有经营资质的国内船舶管理企业提供船舶安全管理服务。
国内船舶管理企业接受委托提供船舶海务、机务管理服务，应当订立书面船舶管理合同，并根据船舶管理合同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相应的安全管理制度。
经营地国内船舶管理企业接受委托提供船舶海务、机务管理服务，未根据船舶管理合同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相应的安全管理制度的，由经营地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并依法实施处罚。
（3）落实违法抄告制度。违法抄告制度对于交通行业管理特别是交通运输管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水路运输经常跨区域流动，增加了行政许可机关监督管理难度。及时了解被许可人在本区域以外的违法行为和处理结果，对于作出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履行监管职责十分重要。所以，《行政许可法》在明确违法行为属地管辖的同时，强调违法行为发生地行政机关的抄告责任。
违法抄告制度将扩大行政机关的信息来源，从而使行政许可机关可以比较全面、及时地掌握被许可人在本辖区外的活动情况。但是，若各行政机关之间缺乏合作精神和合作动力，则建立规范的违法抄告制度是非常困难的。这项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是一个省内各地行政机关的事情，也是本省行政机关与外省行政机关的事情。这项制度可以首先在各省交通系统内建立起来，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循序渐进，积累经验，然后在各级政府的协调推动下，建立起与其他行业行政管理部门和省外行政机关的合作关系，最终在交通运输部的统一领导下建立起全国范围的交通行政许可监督信息网。
（4）建立公众举报制度。公众举报制度是指行政机关通过接受、核实处理个人或组织的举报，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实施监督管理的制度。《行政许可法》第65条规定：“个人和组织发现违法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有权向行政机关举报，行政机关应当及时核实、处理。”
建立举报制度实质是发挥社会监督权在行政许可后续监管中的作用。一些交通法律法规也明确规定了社会监督权，如《公路法》第7条第2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爱护公路、公路用地及公路附属设施的义务，有权检举和控告破坏、损坏公路、公路用地、公路附属设施和影响公路安全的行为。”实践证明，社会监督是一种相当有效的监督。建立公众举报制度的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不可能采用“人盯人”的方式对所有被许可人实施普遍的监督，而与被许可人从事许可事项活动相关的个人和组织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出发具有监督举报的内在动力，也拥有随时发现被许可人违法活动信息的机会。
3.2 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
目前，水路运输监管方法比较落后，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是做好水路运输市场监管工作的重要技术保障，传统的依靠人力来管理的劳动密集型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在广东这样水网密集的航运大省，更需要借助现代化的监管模式。
（1）完善广东省港航行政管理综合业务网上办公系统。广东省从2005年1月开始已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广使用港航行政管理综合业务系统。该系统功能包括省、市、县三级港航行政管理业务，可以覆盖目前水运行业管理的全部职能，开发了港航行政管理业务处理系统、行业资质管理系统、港口行业管理系统、港航执法管理系统、行业报表系统、行业数据交换系统、法律法规系统、联网业务处理系统和辅助解决支持系统。但据了解，目前仅在水运行政审批环节利用该系统的部分功能，还远远未能充分利用该系统的强大功能。
为此，建议完善广东省港航行政管理综合业务网上办公系统，将行政审批信息、经营资质监管记分信息、预警信息、水路运政信息在全省范围内统一集合在这个工作平台上，实现电子化、信息化的港航行业管理，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为经营者提供方便、快捷的一站式服务。
（2）海事部门船舶管理系统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开放。水运企业船舶异地经营监管涉及的监管主体主要包括海事、船检、海关、边检、安监、口岸等多个部门，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一直是水运行政监管的难点。根据对各地市水运行政部门调研的情况来看，目前比较突出并亟待解决的是水路运输交通部门和海事部门的沟通机制不顺畅问题。建议加强水路运输交通主管部门与海事、船检、海关等部门在行政管理和服务方面的沟通与配合，建立部门之间长期稳定的互信机制和监管信息共享互通机制，不断填补对市场和企业监管的真空地带，逐步实现行业监管的无缝衔接。
（3）船舶安装动态视频监控系统。GPS船舶定位监控系统运用先进的GPS技术、移动通信技术、GIS技术及计算机管理技术建立船舶动态管理系统，实现全天候、大范围、多船舶的实时动态定位、调度和监控，改进船舶运行管理，增强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提高船舶运营率和航行安全度。GPS船舶定位监控系统建设简单，无需申请专用频点，无需建设任何基站，定位监控系统可监控安装于有船载单元的移动船舶，通信方式的实现如同购买和使用一部移动电话一样方便。采用移动通信公众网，系统覆盖广（漫游全国）、投资小（不用另外投资建设和维修通信基站）、运营费用低廉、容量大（移动通信公众网决定了系统容量能满足公众需要）。
通过船舶视频监控系统对辖区水道、码头进行实时监控，并结合巡航执法，现场监管科学合理，张弛有度，不但可对船舶违规违章行为起到震慑作用，而且对现场巡航监管形成有效的补充，可有效提高监管效能。
（4）开通广东省内河水上交通联播台。在为航运企业提供服务方面，可在广东全省开通广东省内河水上交通联播台，每天分10:00，16:00，21:00等3个时段循环播放，为船民提供航行通告、水上水下施工情况、水上交通管制情况、船员培训考试、海事政策法规、天气预报、潮汐变化、水闸开关、水域环保及水上治安等实时信息，还可以开通一个短号码为船民提供咨询服务。
广东省内河水上交通信息联播台为水运管理部门与广大航运企业及船民建立起一座实时的沟通交流平台。通过电台，可以及时收听广东省内河水上通航信息、航运市场信息、港口码头需求信息以及相关的海事航运政策等。联播台的开通为广东省内河航运的信息化、数字化、安全化建设提供了良好平台。
4 结 语
银行卡经营监管 篇12
支付机构支付业务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以支付宝为代表的互联网线上支付, 以手机支付为代表的移动支付, 以pos收单和便民支付为代表的线下支付以及预付卡的发行与受理。由于互联网支付具有不受时空限制的特性, 因此支付机构异地经营的市场领域主要集中在后三类。
(一) 支付机构异地违规经营的形式
以宁夏市场为例, 支付机构异地违规经营的形式主要有以三类:一是派驻业务员开展相关业务。支付机构在当地没有固定的营业场所, 派业务员在当地拓展商户。开展的业务以银行卡收单业务为代表, 业务员拓展商户后, 与商户的协议签订、密钥罐装、机具后续维护等均由支付机构法人机构负责, 不能落实《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所提及的本地化服务和管理责任。二是依托通讯运营商开展支付业务。支付机构与当地通讯运营商分公司签订业务合作协议, 由通讯运营商分公司在当地拓展商户, 支付机构负责提供在商户布放的非接POS设备。作为实际运营方和资金管理方, 以及提供相关的配套支持服务, 支付机构可以充分利用通讯运营商分公司已储备的客户资源拓展支付业务。如在当地开展手机支付业务, 且不向当地人民银行备案。三是委托当地公司拓展市场。支付机构通过与当地无关联关系的公司签订代理协议的方式, 将发展特约商户和对特约商户的后续维护工作外包给当地公司, 在拓展银行卡收单业务中存在对商户资格审核不严、任意降低扣率等多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二) 支付机构异地违规经营的危害
支付机构异地违规开展业务, 势必影响支付服务市场健康有序发展。首先是恶性竞争, 破坏行业秩序。以银行卡收单业务为例, 个别支付机构为了抢占市场, 选择给商户更低费率、给代理或加盟商更高佣金的做法来拓展业务, 或者在发展特约商户时, 只要求提供身份证及银行卡号等简单资料。其次是加大套现的风险, 个别支付机构在异地经营过程中, 直接以“可以将个人结算账户作为收单账户, 可以帮助客户套现”等作为宣传, 吸引商户的眼球。再次是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障, 支付机构异地经营中展业和退出都较为随意, 一旦其退出造成在当地的受理终端、清算服务突然中止, 客户将会投诉无门, 严重损害客户的合法权益或增加客户实现合法权益的成本。
二、支付机构异地经营监管存在的难点
(一) 信息获取难
目前, 已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的支付机构已有250家之多, 大多支付机构出于迅速抢占市场以及节约成本等方面的考虑, 在异地经营中通常是业务拓展先于机构设立, 支付机构不设立分公司异地经营, 其向业务所在地人民银行主动报备的意愿不高,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获取信息的渠道主要有关注媒体广告、商户收银台布放的机具以及金融消费者或银行、银联的举报等, 造成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获取信息被动, 掌握情况不全面、不及时, 难以在第一时间实施有效监管。
(二) 调查取证难
支付机构采取派驻业务员, 与当地公司合作、代理等方式拓展业务时, 对与支付机构合作的商业机构或个人,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没有行政调查和检查权。对于支付机构拓展的商户, 尽管《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中提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可以进入与收单活动相关的经营场所进行检查”,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 直接到商户调查取证并不顺利。造成了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支付机构异地经营违规操作存在调查取证难的问题。
(三) 整改落实难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支付机构异地违规经营的监管手段单一, 目前主要采取的基本是三步走的处理方式, 第一步约谈支付机构当地负责人, 督促其限期整改;第二步向上级行通报情况、通过法人机构加强监管;第三步按照《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支付机构进行处罚, 但是并不能有效限制支付机构异地违规开展业务, 支付机构一边派人与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周旋, 一边继续拓展业务, 而整改意见却迟迟不予落实。
三、造成监管难题的原因
(一) 支付机构分公司的监管机制尚不完善
《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中规定“收单机构应当对实体特约商户收单业务进行本地化经营和管理”, 《支付机构预付卡业务管理办法》中规定“支付机构不得在未设立省级分支机构的省从事预付卡业务”, 明确了支付机构异地从事银行卡收单和预付卡业务需设立分支机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中规定“支付机构的分公司从事支付业务的, 支付机构及其分公司应当分别到所在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备案”。但就目前发布的制度看, 对支付机构分公司的监管主要还局限于设立备案, 对于日常业务的监管缺乏系统的指导,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在日常的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仍处于自我摸索的状态。
(二) 通讯运营商支付机构异地经营监管无据可依
通讯运营商支付机构异地经营主要从事以手机支付为代表的移动支付业务,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在监管中主要存在两大方面问题, 一是关于网络支付、移动支付的专项管理办法尚未出台, 手机支付的定义尚不明确和统一。如在手机卡上加载支付账户, 客户存钱至该支付账户, 即客户可持手机在布放了配套POS的商户实现闪付, 对于这一业务是定义为手机支付还是预付卡, 再如现在许多支付机构推出的插在手机上的刷卡器, 是属于移动支付还是收单 (移动POS) 等等, 如何正确界定, 都没有明确指导,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在监管中存在迷惑。二是通讯运营商支付机构异地经营主要依托当地通讯运营商分公司, 而目前相关管理办法并没有明确这一形式是否合规, 对通讯运营商采取这一形式拓展业务时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又该如何监管, 同时通讯运营商当地分公司也会认为自己不属于支付机构, 而不配合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工作, 目前对于此类业务的监管尚属真空地带。
(三) 监管协调机制尚未建立健全
在人民银行内部, 目前就支付机构监管的沟通协作机制不够健全, 随着支付机构业务的不断拓展, 对于支付机构支付业务的监管工作重点已经从准入审批调整为支付机构日常业务合规经营与风险防控, 因此亟须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内部协作监管机制。比如目前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发现支付机构存在异地未设立分支机构即开展银行卡收单业务时, 多次督促未取得效果的情况下, 会与该支付机构法人机构所在地人民银行联系, 但目前沟通渠道不够通畅, 工作中有诸多不便。而在人民银行外部, 与工商、税务等部门的协作监管机制尚未建立, 不能充分调动各监管部门的行政资源, 难以形成监管合力。
(四) 监管人力不足, 监管水平有待提高
目前,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负责支付机构监管的人员往往只有1~2人, 而仅在宁夏这一经济欠发达地区, 目前所掌握的开展业务的支付机构分支机构就有5家 (备案和未备案合计) 。同时支付机构所从事的支付业务种类多, 包含了银行卡收单、预付卡、手机支付等, 而每种支付业务的创新速度都可谓日新月异, 对于监管人员素质要求很高。
(五) 监管成本大, 违规成本低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已备案的支付机构分公司进行非现场监管以及开展现场检查, 均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当接到对于支付机构异地违规经营的投诉时, 需投入人力物力去进行调查, 核实问题后还要督促整改。而按照《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支付机构异地违规行为可以“责令其限期改正, 并给予警告或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与所投入的监管成本相比, 支付机构异地违规经营的成本太低。
四、监管建议
(一) 建立支付机构异地经营的监管制度
尽快颁布《支付机构异地经营管理办法》, 对以下问题进行明确:一是明确对未按要求进行备案的非法人支付机构, 业务所在地人民银行可以通过向各银行机构发通报、借助媒体发布公告、与相关部门联合执法等方式限制其业务开展, 强化人民银行的监管权威;二是明确支付机构依托通讯运营商当地分公司开展支付业务是否合规, 如果合规应明确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可以对通讯运营商当地分公司进行监管、可以调取相关资料、可以进行现场检查, 同时应进一步明确在业务开展中支付机构和通讯运营商各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等;三是明确支付机构异地经营应具备的条件、需履行的义务、违规责任、处罚措施等;四是对支付机构异地设立分公司且备案, 但是不开展业务的行为进行规范。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监管措施, 为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依法行政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
(二) 完善人民银行对支付机构跨地区监管协作机制
进一步明确支付机构法人所在地和业务所在地人民银行的监管责任, 建立支付机构异地违规经营处理流程。对于支付机构异地经营所在地的人民银行通过督促、约谈等方式仍不能发挥作用的, 应当建立规范的信息报送方式和渠道, 将违规信息报送至其法人机构所在地人民银行和人总行相关部门。建立支付机构的“信用档案”, 将支付机构异地违规经营信息写入“信用档案”, “信用档案”的信息在人民银行内部共享, 对于“信用档案”记录问题较多的支付机构在今后变更以及分支机构设立等方面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对于收单机构或经其授权的特约商户所在地的分支机构与特约商户签订总对总银行卡受理协议的, 总行能够建立信息库汇总“总对总收单协议”情况, 并在人民银行内部共享, 便于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掌握。
(三) 建立与各职能部门自上而下的合作机制
与工商、税务、公安、银监等部门建立协作监管机制, 充分利用各职能部门的行政资源, 在对支付机构异地经营违规行为的调查处理方面, 更好地发挥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监管效能。以与工商行政部门建立合作关系为例, 在营业执照颁发方面, 支付机构分公司必须到当地人民银行完成备案后, 工商行政部门才可在营业执照的营业范围中加入银行卡收单、预付卡等支付业务, 促使支付机构分公司到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备案。对于不设立分公司即开展支付业务的支付机构, 在调查处理过程中借助工商部门的行政资源, 从而提高人民银行的监管效力。
(四) 培养监管人才, 不断创新监管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