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资本监管建议

银行业资本监管建议（共12篇）

银行业资本监管建议 篇1

一、引言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 金融创新过度以及金融监管的过度放松和落后成为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从国内的情况来看, 过度的管制和金融的不完全开放成为避过这次危机的重要原因。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 金融机构切实体会到过度杠杆化的苦果, 最先倒下的往往是那些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金融机构。危机过后, 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战略意义再次凸显, 对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监管的研究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以资本充足率为标准的资本监管早已在国际金融监管领域获得了很高的认知度。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金融对外开放的逐步推进, 银行业的经营管理必须努力适应国际准则。根据巴塞尔协议的主要内容, 2004年我国银监会出台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办法》规定商业银行必须达到的资本充足率指标是:包括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的资本总额与风险加权资产总额的比率不得低于8%, 其中核心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总额的比率不低于4%。

自《办法》出台以来, 加大了资本监管在银行监管领域的应用,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水平逐步提高。如图 (1) 所示2003年我国商业银行仅有3家达到资本监管要求, 而至2009年底, 239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全部达标, 达标银行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比例达到100%。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78.8万亿元, 比年初增长26.2%;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11.4%。

二、资本监管效应文献回顾

金融机构内部管理者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银行倾向于提高杠杆比率或增加资产的风险水平, 从而产生了道德风险问题, 因此资本充足率监管为解决这种道德风险问题应运而生。近年来学术界有关于资本充足率监管有效性的讨论逐渐升温。伴随着银行资本监管实践, 经济学家对银行资本监管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

RobertC.Mer.ton (1993) 提出了功能性监管这一概念, 他认为, 金融监管的最重要目标应是保证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起到良好稳定持续的促进作用和最优化地实现资源的跨地域和时间配置, 资本充足监管同样如此。Blum (1995) 首次使用了动态的研究框架, 认为资本监管可能导致银行风险的增加, 不过, 其研究没有考虑资本要求权对股权未来价值的影响。Aggarwal&Jacques (1998) 认为, 风险资本要求促使商业银行减少贷款的投放, 导致了信贷收缩, 而信贷收紧会给对贷款利息收入有一定程度依赖的商业银行带来不利影响。Harker and Zenios (2000) 对影响金融机构业绩进行了三因素分析, 指出金融管制放松会导致金融效率的提高, 相反金融管制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金融效率。MarcQuintynand Mich ael W.Taylor (2002) 指出, 具有一定责任的独立监管会使得银行监管更有效、更具竞争力、更健康、结构更严谨, 并认为, 在20世纪9O年代发生的几乎所有的金融危机中, 来自于政府干预的影响并最终导致监管当局独立性的丧失被认为是加深危机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Hov—akimian and Kane (2000) 对资本风险监管有效性进行了实证研究。Hellmann等人 (2000) 的资本充足率监管与银行存款利率限制相结合的理论, 他们认为最低资本要求除了使银行有更多的自有资金不承担风险之外, 也有一个负面效益, 即通过昂贵的资本增加融资会降低银行在每个时期的收益, 从而降低其预期收益。众多学者的研究和相关理论的提出都显示, 资本充足监管的有效性研究在上世纪9O年代后正成为研究的热点, 如何提高资本充足监管的有效性成为包括学者、政府和世界银行、IMF等国际组织共同研究的重点。

张旭 (2004) 利用Demirguc—Kunt and Huizinga (1999) 的研究方法, 运用3家国有商业银行和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1998~2002年间的数据, 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 以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率为代表的风险因素呈现出显著的市场约束, 而以流动性为代表的风险指标则表现出显著的非市场约束, 总体的市场约束较弱。周小川 (2004) 指出, 我国引入巴塞尔协议资本监管制度后, 资本约束迫使银行以自身资本承担损失, 可以强化对信贷扩张的资本约束效应, 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 避免银行规模的片面扩张, 从而维持银行体系的稳定。陈海勇和姚先国 (2006) 对资本充足监管与银行破产概率之间关系进行静态比较, 认为资本充足监管的实施可以明显降低银行破产概率。何问陶和邓可斌 (2004) 用计量模型估计了我国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变化对其收益率变化的影响, 资本充足率的变化对收益率及其变化的影响均不明显, 资本充足率并没有成为投资者判断银行经营状况的有效信号。奚君羊, 谭文 (2004) 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贷款扩张的制约作用将会进一步显现。谭文 (2004) 指出, 市场奖罚的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地促进银行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和发放更多的贷款而去保持较高的资本充足率, 进而确保银行的稳定运营。

本文在参考相关研究基础上, 采用实证分析研究方法, 采用我国10家上市银行2006~2010年间的面板数据, 就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利润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三、模型与数据

(一) 模型

本文研究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效应, 以资本充足率为自变量, 以银行资产收益率为被解释变量来分析资本充足率要求的监管效应。本研究认为资本充足率提高, 有利于提高银行风险管理水平, 最终能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考虑到银行经营所处的外在环境以及银行的规模效应可能对我国银行盈利能力产生较大影响, 因此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 C0-C3为回归系数, 而E为残差。ROA为银行资产收益率, CZL为银行资本充足率, GDP为GDP的年度增长率, ZC为银行总资产增长率。

样本数据为2006—2010年十家上市银行数据。考虑到仅五年的数据难以进行面板分析, 用单一年度进行截面数据分析又略显单薄, 本文采用混合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二) 数据来源及描述

本文选取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十家上市银行作为样本, 这些银行的总资产占整个银行业总资产的比重较大,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数据搜集整理结果如下:

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曲折中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工行的资本充足率一直处在较高的水平, 深发展资本充足率上升幅度最大, 其他银行这几年都相对平稳。

四、模型结果及分析

使用EVIEWS5软件, 采用混合数据分析方法, 得出以下结论。

被解释变量:各银行资产收益率 (ROA)

计量结果表明, 资本充足率对银行资产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 每提高1%, 总资产收益率提高0.058%。样本选取期间正处于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时段, 此时银行业对外投资遭受一些损失, 国内经济环环境恶化, 在此情况下, 我国银行业不仅没有出现挤兑、动荡的情况, 而且能够稳健地获得利润的增长, 可见2004年以来的资本要求监管去得了明显的效果。与之相比的是, 计量结果显示GDP增长率、银行总资产增长率对银行绩效的影响不明显。从数据描述我们可以看到GDP增长率在2008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 但是各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基本上保持了继续上升的趋势, 这说明我国的银行的经营受国民经济整体发展趋势的影响较小, 有很强的盈利能力。我国商业银行的逆周期现象可能与银行市场的垄断、利率的管制有关, 可以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分析。同时, 银行总资产的增长速度和银行资产收益率相关性也较小, 说明银行规模效应并不显著。由于变量选取的局限性、影响银行经营业绩因素的多样性, 我国银行的绩效还取决于其他未能量化以及难以量化的因素。

五、结论

从模型结果看来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的经营业绩存在着较明显的正相关, 表明资本充足监管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 标志着资本监管要求的提高以及银行流动性管理的加强。我国在实现资本监管数量要求的基础上, 应当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 如加强市场的约束功能、完善银行业公司治理等, 使得资本监管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

参考文献

[1]李松涛.《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实施的影响与对策分析[J].新金融, 2004.

[2]黄敏.银行监管制度研究——国际经验的借鉴[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10

[3]刘夏、蒲勇健.银行资本监管研究[M].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9, 03

[4]2006-2010中国金融年鉴.[M].中国金融年鉴出版社

[5]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04年第2号)

[6]钱海刚、王常雄、孔貌.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监管有效性分析[.J].金融分析, 2009

[7]刘廷伟、曹龙骐.资本监管制度、充足率计量与资本监管有效性[.J].西部金融, 2008

[8]S.Djankov, R.La Porta, F.Lopez—de—Silanes, and A.Shleifer.The Regulatory of Entry[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Economics.2002.February:1—37.

银行业资本监管建议 篇2

2012年9月4日

商业银行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

监管暂行细则

银监办发[2012]254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商业银行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的监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资本管理高级方法，是指商业银行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要求，选择使用内部模型来计量风险和监管资本的方法，包括第一支柱资本计量高级方法和第二支柱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第一支柱资本计量高级方法包括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和操作风险高级计量法。操作风险标准法适用本细则。

第三条 本细则适用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

第四条 监管部门负责对商业银行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进行监管，依法核准高级方法，持续监督资本管理，促进商业银行健全风险管理体系，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第五条 监管部门按照激励相容原则对资本管理高级方法进行核准，促使商业银行资本计量充分反映风险水平，并从现行方法向高级方法平稳过渡。

第六条 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进行持续监督检查，采取适当监管措施，促使商业银行资本能够充分覆盖所面临的各类风险。

第七条 监管部门基于商业银行实施进展，允许商业银行分步达标，分别受理商业银行第一支柱资本计量高级方法和第二支柱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的实施申请。

第二章 实施条件

第八条 申请实施的商业银行应当具备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的治理架构，权责明晰、独立运作、有效制衡，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科学高效。

第九条 申请实施的商业银行应当具备健全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架构和完整独立的风险管理体系，内部控制有效。

第十条 申请实施的商业银行应当经营稳健，资产优良、盈利平稳、流动性充裕。

第十一条 申请实施的商业银行监管评级应当连续3年不低于2级。

第十二条 申请实施的商业银行应当具备良好的数据质量管理水平，政策、目标、制度和流程清晰，数据质量监控体系有效，达到《银行监管统计数据质量管理良好标准（试行）》的相关要求。

第十三条 申请实施的商业银行应当具备完备的信息系统，能够有效支持商业银行各项经营管理。

第三章 核准程序

第十四条 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资本管理高级方法的核准，包括自评、申请、评估、整改、验收和批复等环节。

第十五条 自评是商业银行组织行内专家，对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对自身实施准备情况进行全面核查和评价。

第十六条

商业银行在自评基础上，认为具备实施高级方法条件的，自主向监管部门提出评估申请。

商业银行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有助于监管部门充分了解其实施准备情况。商业银行董事会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七条

受理商业银行评估申请后，监管部门组织监管评估专家团队，综合运用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的各种方法开展评估，揭示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出具评估意见。

第十八条

监管部门建立资本管理高级方法监管评估专家机制。评估专家分为信用风险组、市场风险 组、操作风险组和第二支柱组，负责提供专业评估意见。

评估专家在监管部门内部产生，应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技能和监管经验，熟悉资本管理高级方法相关监管要求，公平公正、勤勉尽责。

第十九条

商业银行应当根据评估意见制定整改方案，建立整改工作机制，开展整改。整改方案应当经董事会审批通过并报送监管部门。

商业银行经整改，认为符合监管要求的，自主向监管部门提出验收申请。

第二十条 根据商业银行验收申请，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资本管理高级方法实施情况进行验收，核查商业银行是否满足实施高级方法的要求，出具验收意见。

第二十一条 商业银行根据验收结果自主向监管部门提出实施申请。监管部门应当对商业银行的申请做出准予实施、准予有条件实施或不批准实施的决定。

准予实施的，监管部门应当明确商业银行实施高级方法的范围、并行期的资本底线要求；准予有条件实施的，除以上内容外，应当明确不核准范围和所采取的监管措施。对未获准实施的商业银行，监管部门 应当指出其问题，半年内一般不再接受其实施申请。

第二十二条 监管部门应当建立团队分工机制，对核准各个环节的质量负责。

资本监管团队会同机构监管团队开展对商业银行资本管理高级方法的核准工作，确定监管措施；根据商业银行的申请范围，组织评估专家参加核准工作。机构监管团队负责督导商业银行落实监管措施并确定第二支柱资本要求。

第二十三条 监管部门应当建立专家指导委员会，负责对资本管理高级方法的实施提供专业意见和决策建议。

专家指导委员会由学者、业界专家组成，其职责、组成和工作机制另行规定。

第四章 评审原则

第二十四条 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实施第一支柱资本计量高级方法的实施准备情况进行评估，核查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政策流程、计量模型、数据和信息系统、验证和审计、应用、信息披露等是否满足监管要 求。

第二十五条 符合资本管理高级方法各项监管要求的商业银行，监管部门核准其实施高级方法。

第二十六条 基本符合资本管理高级方法监管要求，但存在对资本管理无实质影响问题的商业银行，如具备下列条件，监管部门核准其有条件实施高级方法：

（一）不存在本细则第三十条至第三十五条所列示的情形。

（二）对仍需整改的问题，有明确可行的修正措施及计划。

（三）接受监管部门的第二支柱资本要求。

（四）已建立符合监管要求的信息披露管理体系、政策和模板。

第二十七条 对有条件实施高级方法的商业银行，监管部门从数据质量和长度、模型结构和假设、参数估计、模型结果的表现、信息系统、应用及其他支持体系等方面来判断商业银行的资本计量是否存在审慎不足的情形，确定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

第二十八条 对存在资本计量审慎不足情形的商业 银行，监管部门应当采取以下一种或者多种监管措施：

（一）要求商业银行自行将风险参数调整到合理水平。

（二）要求商业银行将风险加权资产调整到监管给定水平。

（三）要求商业银行重新优化模型。

（四）延长并行期。

（五）对无法满足监管要求的风险类别或资产组合，不允许其使用资本计量高级方法。

（六）监管部门认为必要的其他措施。

第二十九条 有条件实施资本计量高级方法的商业银行完成整改并经监管部门审核通过，可解除相应监管措施。

第三十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商业银行，一般不宜实施资本计量高级方法：

（一）治理结构存在较大缺陷。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和相关部门未有效履行相关职责；未建立资本管理高级方法建设及应用的领导和工作机制。

（二）数据质量存在较大问题，不能有效支持模型的开发、运行和验证。

（三）资本计量高级方法相关支持系统无法保持稳定有效运行。

（四）未建立有效验证体系和独立验证团队；未对资本计量高级方法及其支持体系开展验证。

（五）内部审计部门未对资本计量高级方法实施工作开展有效审计。

（六）风险加权资产系统中手工录入的风险加权资产比例超过风险加权资产总额的20%。

（七）文档存在较大缺陷。

（八）未建立有效的人力资源保障体系。主要岗位人员数量和资质不能满足高级方法实施专业要求，缺乏专业人才培养机制。

（九）监管部门认为对资本计量高级方法有实质影响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一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商业银行，一般不宜实施信用风险初级内部评级法：

（一）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覆盖率不足50%。

（二）内部评级政策体系存在较大问题，不能有效支持风险识别、风险暴露分类、评级流程、信用风险缓释的管理以及模型的验证和应用。

（三）用于估计违约概率的数据少于5年。

（四）参数估计未考虑经济周期影响；未建立经济周期的研究跟踪完善机制。

（五）在申请范围内，违约定义不审慎、不统一或实施不一致。

（六）违约概率估计的区分能力、稳定性和审慎性存在对风险计量有实质性影响的问题。

（七）合格抵质押品的认定、拆分以及估值存在较大问题。

（八）未开展有效的信用风险压力测试。压力测试未把握影响债务人还款能力的主要因素，压力情景严重程度不足。

（九）未能验证低违约资产组合的评级模型。验证工作未覆盖关键评级标准的趋势变化分析。

（十）内部评级结果未在授信审批、风险监控、限额设定、信贷政策和风险报告等核心领域得到实质应用；或未在经济资本管理、风险偏好、损失准备计提、贷款定价、绩效考核和风险管理基础建设等高级领域有所体现，未制定实质应用计划。

第三十二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商业银行，一般 不宜实施信用风险高级内部评级法：

（一）存在本细则第三十一条所列情形之一的。

（二）在申请范围内，损失定义不审慎、不统一或实施不一致。

（三）违约损失率估计的区分能力、稳定性和审慎性存在严重不足；违约损失率估计未反映经济衰退时期违约债项损失。

（四）违约风险暴露估计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存在明显不足。

（五）对非零售信用风险，在债务人评级、债项评级和违约风险暴露估计中重复考虑信用风险缓释的作用。

（六）用于估计非零售违约损失率、违约风险暴露的数据少于7年；用于估计零售违约损失率、违约风险暴露的数据少于5年。

（七）未在经济资本管理、风险偏好、损失准备计提、贷款定价、绩效考核、风险管理基础建设等领域实质应用。

第三十三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商业银行，一般不宜实施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

（一）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覆盖率不足50%。

（二）市场风险管理政策制度体系存在较大问题，不能有效支持账户划分、数据管理、估值、监管资本计量、限额设定及监控、新产品审批、市场风险报告以及内部模型应用。

（三）内部模型未能包含对资本计量结果有实质性影响的风险因素。

（四）一般风险价值、压力风险价值、特定风险和新增风险的计算方法和重要参数选择存在较大问题。

（五）未制定合理的市场风险压力测试方案；不具备按日进行压力测试的能力。

（六）进行模型验证时，返回检验选取的臵信区间、计算方法以及使用的历史数据期限未能与计算风险价值时保持一致；返回检验数据积累少于一年；返回检验显示模型存在较大问题。

（七）内部模型未应用到银行的日常市场风险管理过程，交易限额与内部模型的计量结果缺乏联系。

第三十四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商业银行，一般不宜实施操作风险标准法：

（一）操作风险管理政策制度体系存在较大缺陷，未能与银行业务性质、规模、复杂程度和风险特征相适应。

（二）未建立清晰的操作风险报告路线并定期向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提交全行的操作风险管理与控制情况报告。

（三）未制定相关政策有效明确总收入定义与计算规则、业务条线划分规则、总收入至各业务条线的分配规则等。

（四）未建立有效的业务条线收入数据收集和存储机制；数据少于3年。

（五）未建立与全行操作风险管理政策流程相适应的操作风险管理系统，或系统功能存在较大缺陷。

（六）内部损失数据收集、操作风险及控制措施自我评估、关键风险指标监测、业务连续性管理存在较大问题，未能有效支持风险预警与管控。

第三十五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商业银行，一般不宜实施操作风险高级计量法：

（一）存在本细则第三十四条第（一）、（二）、（五）和

（六）项所列情形的。

（二）模型使用的内部损失数据未充分反映银行的操作风险；数据少于3年。

（三）使用外部数据时，未对数据的适用性进行充分分析。

（四）使用情景分析数据时，未对情景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和结果的准确性进行严格论证。

（五）建模方法的选择或模型开发过程存在严重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模型臵信度低于99.9%、观测期少于1年，未考虑非常严重和极端损失事件发生的频率及损失的金额，或在确定相关系数及风险缓释因素时处理不审慎。

（六）未能对基于专家判断的模型组成部分提供合理解释。

（七）模型的拟合效果、稳定性或敏感性存在较大问题。

（八）未将操作风险计量作为操作风险管理流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计量体系未有效支持向各业务条线或经营管理机构配臵资本。

第五章 后续监管

第三十六条

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实施高级方法进行后续监管，促使商业银行持续满足监管要求。

对第一支柱涉及但没有完全覆盖、第一支柱未涉及的风险、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引发的风险应进行监督检查，确定第二支柱资本要求，促使银行资本覆盖所面临的各类风险。

第三十七条

不存在本细则第三十八条所列情形的商业银行，可获准实施或有条件实施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监管部门应当根据其内部资本评估结果确定第二支柱资本要求。

未获准实施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的商业银行，监管部门应当按照本细则第三十九条至第四十一条规定，一年一定、按季监测，视情形确定第二支柱资本要求。

第三十八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商业银行，一般不宜实施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

（一）治理结构存在较大缺陷。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和相关部门未有效履行相关职责。

（二）资本管理的规章制度不完备，不能有效支 持风险评估和资本规划。

（三）缺乏风险识别机制，主要风险的识别和评估存在较大问题。

（四）资本规划存在较大漏洞，致使目标资本水平与业务发展战略、风险偏好、风险管理水平和外部经营环境不符。

（五）未建立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的报告体系，报告信息与报送频率不能支持商业银行开展有效的资本管理。

（六）未将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结果应用于资本预算与分配、业务计划和战略规划。

（七）信息管理系统不支持合格资本工具的记录、各类风险加权资产计量以及资本充足率监管报表的填报。

（八）未实施年度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

第三十九条 对于第一支柱涉及但没有完全覆盖的风险，监管部门应当根据商业银行的风险水平及管理情况，视情形增加资本要求：

（一）单一或集团客户集中度突破腕骨指标触发值的，提高0至0.05个百分点；突破法定值的，提高 0.1个百分点。

（二）中长期贷款加权平均剩余期限超过5年的，提高0至0.05个百分点。

（三）案件风险率突破腕骨指标触发值的，提高0至0.05个百分点。

第四十条

对于第一支柱未涉及的风险，监管部门应当根据商业银行的风险水平及管理情况，视情形增加资本要求：

（一）存贷比、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融资比率，有一项突破腕骨指标触发值的，提高0至0.05个百分点；突破法定值的，提高0.1个百分点。

（二）附属机构资本回报率和母行负债依存度，有一项突破腕骨指标触发值的，提高0至0.05个百分点。

（三）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偏离度、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贷款拨备比率和杠杆率，有一项突破腕骨指标触发值的，提高0至0.05个百分点；突破法定值的，提高0.1个百分点。

（四）银行账户利率风险水平较高、管理能力不匹配的，提高0至0.05个百分点。

（五）声誉风险水平较高、管理能力不匹配的，提高0至0.05个百分点。

（六）模型风险水平较高、管理能力不匹配的，提高0至0.05个百分点。

（七）国别风险水平较高、管理能力不匹配的，提高0至0.05个百分点。

（八）其他类型风险水平较高、管理能力不匹配的，可适当提高资本要求。

第四十一条 监管部门应当根据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和商业银行合规管理能力，视情形增加资本要求：

（一）商业银行未按照监管要求制定或修改制度、流程和信息系统的，提高0.01个百分点。

（二）违规面大，超过所抽查分支机构或者业务笔数比例50%的，提高0.01个百分点。

（三）经监管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检查发现的违规问题，性质严重、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提高0.01个百分点。

第四十二条 监管部门应当对获准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的商业银行进行持续监督检查，确定第二支柱资本要求，并要求其按照附件要求报送信息。对未能 持续满足监管要求的商业银行，监管部门视情形采取相应监管措施。

第四十三条 对资本管理高级方法实施资格被整体取消的商业银行，自取消之日起三年内，监管部门一般不再受理其重新申请。

对单一风险类别或资产组合实施资格被取消的商业银行，自取消之日起一年内，监管部门一般不再受理其重新申请。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附件

1、附件2是本细则的组成部分。

（一）附件1：资本管理高级方法核准申请材料要求。

（二）附件2：资本管理高级方法后续监管信息报送要求。

第四十五条 本细则由银监会负责解释。附件1：

资本管理高级方法核准申请材料要求

一、评估申请材料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申请情况总体说明。列明申请范围及目标。

（二）银行对实施情况的自我评估报告。包括实施规划完成情况及差异分析，评估专家团队资质情况，评估范围、方法、流程、发现的问题、整改措施以及评估结论等内容。银行自我评估中发现的问题，仍在整改的，要有明确的完成期限。

（三）至少最近两年的定量测算结果。包括高级方法风险加权资产覆盖比率、现行方法及《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不同计算方法的测算结果，并对不同方法下的结果差异进行说明。

现行方法是指监管部门2006年修订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规定的计算规则。

（四）模型相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信用风险模型的数据情况、违约识别情况、经济周期识别及调整方法、非零售模型标尺的设计及校准情况、违约率中心趋势的计算情况和各模型占用的风险加权资产、零 售模型排序稳定性情况、清收期及回收期确定情况和各模型占用的风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模型的市场和交易数据准确性和完整性情况、最近一次基于过去250个工作日的返回检验分析报告、压力测试的计算方法、情景设臵以及最近一次的市场风险压力测试报告；操作风险内、外部数据情况、模型单元格划分情况、资本计量流程、数据权重等关键参数情况。

（五）验证报告。投产前全面验证、所有定期监控、投产后全面验证，包括对申请的计量模型和支持体系进行检验的方法、过程、验证结论以及优化建议。

（六）审计报告。包括内部审计部门对验证政策、管理架构、组织流程、实施重要环节和报告机制等的适用性、独立性和有效性的评估结论。

（七）信息披露管理体系说明、政策和模板。

（八）监管部门认为有助于了解实施准备情况的其他材料。

二、验收申请材料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整改情况的总体说明。

（二）经银行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整改方案。

（三）整改情况自我评估报告。包括整改工作机 制、整改方法和过程、自我验收机制、整改结论。

（四）截至申请日，未完成整改的问题、原因及后续计划。

（五）截至申请日，更新的评估申请所要求的其他相关材料。

三、实施申请材料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实施申请。包括申请实施高级方法的资产范围、申请目标、实施准备工作概述、暂不实施高级方法资产的实施计划安排等内容。银行集团还应当提交集团内部各法人机构的实施方法及差异说明，提交实证数据说明上述差异对集团风险管理一致性要求的影响、解决方案和实施效果。

（二）董事会审议通过实施申请的相关决议。

（三）截至申请日，未完成整改问题的后续整改计划，以及所采取的校准措施和其他措施。

（四）信息披露管理体系说明、政策和模板。

（五）截至申请日，更新的评估和验收申请中要求的其他相关材料。附件2：

资本管理高级方法后续监管信息报送要求

一、常规报告

（一）已获准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的运行监测报告。包括计量模型的表现，模型运行环境变化对模型结果的影响，和支持体系的运作状况等。

（二）应用情况报告。包括并行期内高级方法风险加权资产覆盖比率、现行方法（过渡期内）及《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不同计算方法、参数估计的测算结果，并对不同方法下的结果差异进行说明。

（三）验证报告。包括对已投产的计量模型和支持体系进行全面检验的方法、过程、验证结论以及优化建议。

（四）审计报告。包括内部审计部门对验证政策、管理架构、组织流程、实施重要环节和报告机制等的适用性、独立性和有效性的评估结论。

（五）压力测试报告。

（六）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报告。

（七）银行内部向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报送的风险管理报告。

（八）监管部门所要求的其他相关材料。常规报告按照银行实际发生频度提交，但频度不得低于《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内容的详尽程度应当有助于监管部门充分了解银行资本管理高级方法运行情况。

二、整改工作执行情况报告

（一）整改情况的自我评估报告。包括整改工作机制、整改方法和过程、自我验收机制和整改结果。

（二）针对整改项目的定量测算报告。包括整改后高级方法风险加权资产覆盖比率、现行方法（过渡期内）及《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不同计算方法、参数估计的测算结果，并对整改后的结果差异进行说明。

（三）针对整改项目的专项验证报告。包括对计量模型整改的项目和支持体系进行全面检验的方法、过程和验证结论。

（四）银行内部向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报送的整改情况报告。

三、重大调整报告

（一）资本管理高级方法的重大调整情况报告。包括调整高级方法实施规划、扩大高级方法覆盖范围、调整关键定义和重要参数、重建和调整计量模型等。

（二）针对调整项目的定量测算报告。包括重大调整后高级方法风险加权资产覆盖比率及《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不同计算方法、参数估计的测算结果，并对调整后的结果差异进行说明。

（三）针对调整项目的专项验证报告。包括对计量模型调整的项目和支持体系进行全面检验的方法、过程和验证结论。

银行业资本监管建议 篇3

关键词：新巴塞尔协议 逆周期资本缓冲 中国商业银行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2）009—144—02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欧美等国家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的重大制度性漏洞。各国监管机构和金融业专家经过协商和讨论研究出了符合当今金融业发展的方案，因此，在2010年12月16日，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巴塞尔协议Ⅲ》，这标志着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确立了银行监管的新标杆。随着欧美各国实行新巴塞尔协议，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也随之引入新巴塞尔协议，促使我国商业银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1 逆周期资本监管的内容

此次金融危机是在信贷规模快速增长的后期，经济衰退时违约率高速增长导致的银行业亏损严重。银行业的损失将会导致金融体系的动摇，这种相互关系进一步说明了在系统性风险快速增长时期银行体系建立逆周期资本监管的必要性。

1.1 逆周期资本监管概念的界定

所谓逆周期资本监管（逆经济周期资本缓冲）是针对最低资本充足率，在经济增长期银行信贷规模疯狂扩张的情况下提高超额资本充足要求也就是动态调整资本充足率，来应对在经济萧条期资本充足率下滑及违约率升高促使银行亏损的情况。逆周期资本监管是宏观谨慎的外延其核心思想是将资本充足率动态地同经济周期挂钩：即经济繁荣，资本缓冲要求上调；经济萧条，资本缓冲要求下降。

1.2 在新巴塞尔协议中对逆周期资本监管的规定

2010年9月提出的新巴塞尔协议中对逆周期缓冲资本的范围为0%～2.5%，由普通股和高质量资本构成。这一规定意味着银行在满足普通股充足率4.5%，一级资本6%，总资本8%，以及资本留存缓冲2.5%的基础上，还需要增加0%～2.5%的逆周期资本要求。这一规定将由2016年1月开始启用，并于2019年1月完全生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进程不同，具体实施情况也存在明显差异，逆周期资本监管的最低缓冲水平赋予了各国有权根据本身的金融状况，确定计提合适的逆周期资本。资本留存缓冲和逆周期缓冲的目的都在于提高银行业在经济恶化时期的恢复能力，弱化顺周期性带来的影响，且逆周期资本的实施比留存资本缓冲更加灵活。

1.3 逆周期资本监管的目标与监管决策指导原则

当初，巴塞尔委员会认为，在处理顺经济周期问题的组织问题时，应采取一种搭积木式的方法，因此提出了逆周期资本监管，同时确定了四个重要目标：（1）抑制最低资本要求中所存在的过多的周期性问题；（2）增加更多的前瞻性规定；（3）在单个银行和金融部门内预留资本，以建立可用于应对危机的资本缓冲；（4）在信贷过度增长时期，实现保护金融部门的宏观审慎广义目标。

为了提高逆周期资本监管的合理性，应遵循一套明确的原则。

准则一：逆周期缓冲资本应当实现其监管的目的，也就是当信贷过度增长并伴随有越来越多的系统性风险时，需要保护整个银行体系以免受其潜在损失。

准则二：在实施缓冲决策时，信贷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是一个实用的参考指标。在监管者实施并解释缓冲决策时，它不需要在其利用的信息中发挥主导作用。监管者应当对其在制定缓冲决策时用的信息，以及利用这些信息的原因加以说明。

准则三：在对包含信贷占GDP比和其它参数等信息进行评估时，应当注意这些因素的变化可能对评估结果产生误导。

准则四：在危机时期迅速释放缓冲资本有助于减少受监管资本要求所限的信贷的攻击风险。

准则五：缓冲是一种监管当局进行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工具。

1.4 逆周期资本监管相关的计算

巴塞尔委员会建议计算逆周期缓冲资本的核心挂钩变量为信贷/GDP，根据该指标对其长期趋势值的偏离度（GAP），确定是否计提逆周期缓冲资本。为何选择信贷/GDP指标，而不选其它指标？信贷的相关变量对金融危机的预测具有良好的效果。信贷作为GDP的占比，该指标已经被经济总量去量纲化了，这意味着它不受一般性信贷周期规律的影响，该指标考虑了长期的金融深化趋势，它比差分变量更加平滑，并可最小化虚假波动。因此对于逆周期资本缓冲来说信贷/GDP指标最为合适。

2 我国商业银行对于逆周期资本监管规定的差距

我国商业银行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变革和金融全球化的洗礼，已经在迈向现代银行制度和体系的道路上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和长足的进展。但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若要实施新资本协议中的逆周期资本监管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因为受到政府的支持占绝对和主导的优势，而其它中小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没有任何优势，竞争不充分。我国银行业更多地具有东亚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比如银行治理结构不健全，缺乏充分的自主经营权；金融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需求过于依赖银行贷款，银行的资产运作空间十分狭窄。中国的金融市场并没有完全开放，做为金融市场的主角银行业跟国际大型银行比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质量较高，系统性银行核心资本基本上能够达到9%，整个的资本充足率都在12%左右，而且中国商业银行资本主要是普通股，吸收损失的能力比较强。所以在短期之内，新巴塞尔协议中逆周期资本监管的提出在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和资本质量的影响都不大。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慢慢复苏，我国的经济也加速发展，信贷也随之“疯狂”地扩张，据有关部门从研究的领域来测算，在补充资本金的方面，我国几家系统性的重要银行近5年会有4000亿到5000亿元的资本的缺口。我国银行的贷款规模增长得比较快，随着贷款规模的增长，我国银行补充资本金的压力比较大。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今天，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离实现新巴塞尔协议中各项规定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我们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与国际性商业银行缩小差距，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3 我国实施逆周期资本监管的建议

建立逆周期资本监管是通过鼓励银行在繁荣期增加资本缓冲，在衰退期相应减少资本缓冲，来调节银行业顺周期性行为，从而达到熨平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面对我国商业银行实行逆周期资本监管的有利和不利影响，可以看出此条款在我国是有利有弊的，所以我们必须进行一定的努力，克服逆周期资本监管带来的不利影响，来完成市场经济的转型，促进我国的经济进一步发展。

因此，面对各种挑战我国商业银行应从银行自身制度的完善开始。

（1）面对逆周期资本监管的实行应该建立有关计提逆周期缓冲资本的独立监管部门来分析和研究并披露最新的情况，此监管部门更应该与目前已有的银行监管委员会及中国人民银行来促进中国金融监管的完善。对于具体如何推行逆周期资本监管制度，监管当局应加强对态势的跟踪与应对，及时制定可行的资本管理规划，加强资本管理，积极探索和创新资本的补充工具和渠道；在实施进程上，应充分考虑中国银行业的承受能力，充分考虑差异化；实施资本监管操作为主，多种宏观工具审慎并用的策略。

（2）积极有效的拓展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补充渠道，其中包括上市筹资的同时要大力提高资产质量，降低风险资产的规模。还要在资本框架内建立对危机时期经济冲击的吸收功能，并缓解顺经济周期性。

（3）持续改进逆周期资本监管的相关规定，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银行业监管框架。继续参与国际监管规则改革工作，紧密结合国际最佳实践和我国银行业实际，进一步推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巴塞尔协议Ⅲ的本土化，将良好的风险文化根植于日常经营管理之中。

（4）我国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分析我国金融行业的状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来完善法律上的不足，并确保相关法律规定落到实处。

银行业资本监管建议 篇4

一、资本监管亲周期效应的作用机制

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具有周期性的特征, 经济繁荣时, 银行盈利能力提高, 资本充足率提高;经济衰退时, 资本大量冲销坏账, 资本充足率下降, 如果资本监管要求随着贷款质量而变化, 那么资本监管也将影响经济波动。在经济衰退时期信用等级恶化将使得资本标准提高, 资本标准提高则会减少银行信用供给, 影响经济复苏。在发展中国家, 由于其企业更加依赖于银行贷款, 上述循环更加明显。“资本监管亲周期效应不仅取决于最低资本要求的波动性, 而且取决于商业银行实际资本充足率的水平。实际资本充足率水平与最低资本要求之间的差额 (即超额资本) 的大小, 决定了亲周期效应的程度。”不同资本监管制度下亲周期的形成机制有所差异, 下面就1988年巴塞尔协议和新资本协议下的资本监管的亲周期机制来做分析。

1. 1988年巴塞尔协议框架。

1988年资本协议中最低资本要求的风险敏感性差, 其按照债务人身份简单地将资产分为五大类, 而信用风险权重的区别仅分了四档:0%、20%、50%、100%, 对商业贷款采用同一权重且在整个经济周期内保持不变, 无法反映出客户信用风险的恶化对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银行的最低资本要求保持稳定。因此资本监管的亲周期效应主要取决于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的变动。

在经济繁荣时期, 银行信贷损失下降, 盈利能力增强, 由内部留存收益增加资本的能力提高, 同时, 又由于盈利能力提高, 市场融资环境较好, 也容易获得外部资本的支持, 资本充足率水平上升;在经济衰退时期, 银行信贷损失增加, 银行用资本冲销损失, 且融资环境的恶化使外部筹资困难, 资本充足率水平下降。

具体原因如下:由于资本监管的风险敏感度低, 信贷资产质量下降时, 监管资本无法随资产质量及时调整, 如果银行在信贷扩张前期识别和计量贷款损失的能力不强, 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不足, 经济衰退导致资产质量迅速恶化时损失就会大幅度上升, 银行被迫使用资本冲销损失, 使得资本充足率水平明显下降。继而, 银行信贷投放下降, 加剧了经济衰退。因此在1988巴塞尔协议框架下, 经济衰退时的监管资本的亲周期效应主要是由于信贷质量的恶化导致的。

2. 新资本协议框架。

新资本协议大幅度提高了资本监管的风险敏感性, 实施内部评级法加大了银行最低资本要求的波动, 从而对信贷周期、经济周期产生放大效应。在经济繁荣时期, 企业经营状况良好, 盈利能力增强, 用于抵押的土地、房产等抵押品价值也较高。在这种情况下, 银行对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等风险要素的估值较低, 对借款人内部评级级别较高, 导致监管资本要求下降, 进而银行进一步扩大信贷规模。而信贷的快速增长又对经济的持续扩张起到了放大作用。反之, 当经济衰退时, 企业经营效益较差、盈利能力下降, 抵押品价值也出现下降;借款人出现违约, 贷款损失增加, 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上升, 借款人评级级别下降。在这种情况下, 对监管资本要求上升, 而银行资本金又由于冲销损失出现下降;银行在受到强资本约束的情况下不得不收缩贷款, 而信贷紧缩又加速了经济衰退。内部评级法下, 信贷等级迁移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 经济周期衰退期信贷等级下降很快, 因此对信贷评级敏感的资本要求增加了资本监管的波动性。

以内部评级结果为基础, 新资本协议提供了一个三阶段的风险权重计算公式:以违约概率为解释变量的基准风险权重公式;以违约损失率和基准风险权重为解释变量的风险权重计算公式;以及反映到期日长度效应的风险权重调整公式。基准风险权重公式是整个内部评级法模型的技术关键, 第一个公式中, 假设面对的是公司敞口, 基准风险权重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N (x) 表示一个标准正态随机变量的累积分布函数;G (x) 表示一个标准正态随机变量的逆积分分布函数。从公式可以推导出, 风险权重 (BRW) 是与违约概率 (PD) 成正向关系的, 违约概率越大, 风险权重就越大。巴塞尔委员会也提供了基准风险权重和违约率之间的对应关系。图1是风险权重与PD对应关系图, 其中债项的违约损失率假设为50%。

内部评级法下的风险权重函数由巴塞尔委员会统一设定, 输入变量PD、LGD、EAD决定风险权重的数值, 因此, 要考察内部评级法下监管资本的亲周期效应, 就要考察这三个变量与经济周期变动之间的关系。在初级内部评级法下, 银行需自行估计违约概率, 而违约损失率和违约暴露额由监管当局给出, 由上面的分析看出, 违约率和基础风险权重呈正比例关系, 因此, 在初级内部评级法下考察违约率的周期波动性, 就能看出最低监管资本要求的周期波动性, 而在高级内部评级法下, 银行需自行估计PD、LGD、EAD, 所以, 除了考察违约率, 还要考察违约损失率和违约暴露额的周期波动。

(1) 变量PD违约概率, 指借款人未来一定时期内不能按合同要求偿还贷款本息或履行相关义务的可能性。违约率亲周期效应的大小依赖于银行的内部评级模型和数据, 银行内债务人的评级模型可以分为时点评级法和跨周期评级法, 时点评级法主要根据债务人的当前信息, 以借款者当前的资产价格和杠杆比率等信息来评估风险, 计算PD并进行评级。在经济萧条时期, 度量的风险上升;在经济繁荣时期, 度量的风险下降。这种方法是对借款者在经济周期中某一时点风险的度量, 仅预测未来几个月或一年的信用状况, 没有考虑经济周期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跨周期评级法主要使用与债务人有关的长期信息来估计整个经济周期内债务人的偿债能力, 对企业的违约概率进行情景测试, 估计在各种可能的不利情景中企业的偿债能力, 按照长期的完整周期的历史平均值计算不同信用等级的违约率。与时点法相比, 跨周期法在经济周期中相对比较稳定, 且只有实际的经济萧条对特定借款者违约的风险恶化超过了预期, 才会下调评级结果。时点评级模型对风险的敏感度要远高于跨周期模型, 因此亲周期影响也更明显。

巴塞尔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十国集团主要银行内部评级系统的调查发现, 大多数银行的内部评级采用时点评级法, 即以客户当前的信用状况作为客户信用评级的基础。采用这种内部评级法的银行一般会认为, 经济扩张时期信用风险是较低的, 倾向增加信贷投放;经济衰退时期信用风险是大大增加的, 从而紧缩信贷投放。这种方法忽视了客户未来违约风险变化的可能性, 没有考虑到繁荣之后很可能随之而来的是衰退, 衰退之后很可能随之而来的是复苏, 使得银行贷款的投放具有较强的亲周期性。

Altman和Brady (2001) 研究违约概率与宏观经济状况的关系, 发现美国在1993~1998年经济繁荣期违约率较低, 在2000年进入衰退期后, 违约率显著增加。Grohy, Galai和Mark (2001) 研究表明, 经济周期对违约风险的影响是非对称的, 即经济衰退时违约概率显著增加, 但经济扩张时违约概率不会显著减少。Catarineu Rabelletal (2005) 对银行内部评级模型的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 如果银行使用跨周期模型来进行内部评级, 在经济衰退期, 监管资本要求的上升幅度约在15%左右;而如果采用时点模型, 监管资本要求上升的幅度将在40%~50%之间, 差距达到了3倍左右。

(2) 变量LGD是违约损失率, 即违约发生时风险暴露的损失程度。它指债务人一旦违约将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数额占风险暴露的百分比, 即损失的严重程度。从贷款回收的角度看, 违约损失率决定了贷款回收的程度, 违约损失率=1-回收率。在实施高级内部评级法下, LGD对监管资本水平也起着重要作用, Frye (2000) 通过对穆迪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萧条时期的回收率大约比扩张时期的回收率低1/3。Schuermann (2004) 利用穆迪违约数据, 对1970~2003年衰退期与繁荣期的回收率进行统计对比, 从表1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别, 衰退期的回收率更低且更不稳定。

3. 变量EAD是客户债项在违约时的风险暴露, 违约风险暴露是对某项贷款承诺而言, 发生违约时可能被提取的贷款额。

对于表内业务, 所有债项的EAD被定为资产负债表上名义未清偿值, 对表外项目, EAD按照已承诺但未提数量乘以信用风险转换系数CCF来计算。估计信用风险转换系数有两个方法:初级法和高级法。初级法中对各种工具规定了一定的转换因子, 而高级法中则允许银行使用自己的内部评级系统确定各种债项的EAD。

EAD=[现有余额+K× (额度-现有余额) ]×CCF

Asarnow和Marker (1995) 的实证表明, 债务人违约情况下, 贷款承诺的提取比例大幅度增加, 这种效应对于评级高的债务人更加强烈。Collin, Dufresne和Coldstein对宏观经济与公司杠杆率间的函数关系的实证表明, 经济衰退时公司负债水平上升, 杠杆率的亲周期性导致了EAD的亲周期。

二、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亲周期行为研究

我国过去十余年的资本监管主要是遵照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由上一部分的亲周期形成机制的分析可知, 在1988巴塞尔协议框架下, 监管资本的亲周期效应主要取决于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周期变动。

为了验证我国资本充足率水平和宏观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 构建一个实证验证模型, 用资本充足率作为被解释变量, GDP作为解释变量, 同时考虑可能影响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其他因素:上一期的资本充足率水平、总资产、资产收益率, 不良贷款率, 构建计量模型:

其中:CAR为银行资本充足率, GDP为相应年份的GDP增长率, ASSET为总资产, ROA为资产收益率, NPL为不良贷款率。数据选用我国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八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1998~2009年的可得数据, 数据处理及分析采用Eviews软件, 结果发现常数项、总资产、不良贷款率对被解释变量影响不显著, 所以剔除这三项。剔除后, 再对模型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下:

从回归结果看, 可决系数R2=0.624 712在调整后为0.618 128, 模型拟合度比较令人满意。GDP增长率的系数为正, 这表明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与经济波动呈显著的正相关性, 这说明从整体上来看, 这13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呈现明显的亲周期效应。从系数0.22可以看出, GDP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 资本充足率提高约0.22个百分点。

三、新资本协议框架下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亲周期性研究

2007年3月, 中国银监会印发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 要求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设有业务活跃的经营性机构, 国际业务占相当比重的大型商业银行应从2010年底, 最迟不得晚于2013年底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 其他商业银行自2010年底开始实施经修订后的资本监管规定。因此, 研究在新资本协议下监管资本的亲周期行为对于我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缺少实践经验, 我们只能从理论上做一探讨。

1. 违约率。

从2002~2008年, 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企业资产净值上升、盈利大幅增加、企业借款人的偿债能力增强, 作为银行借款人其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均呈下降趋势。鹿波在《中国上市公司违约率的顺周期效应实证研究》中利用上市公司的交易数据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在2007年以后具有明显的亲周期效应, 2007年以前此效应不明显的原因主要是我国股市与实体经济的背离, 也就是说用资本市场交易所产生的股票市值继而计算得到的公司总价值并不反映实体经济的情况。贾海涛、邱长溶在《宏观因素对贷款企业违约率影响的实证分析》中发现经济不景气时, 大多数的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盈利减少, 企业融资困难、信用等级下降。GDP增长率与违约率呈负相关关系, GDP增长率下降1%时, 违约概率升高0.37%。

2. 违约损失率。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差, 我国学者对LGD的研究较少, 汪办兴在《我国银行贷款违约损失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 对违约损失率用SPSS软件进行主成因子分析, 得到经济周期对违约损失率的贡献度为3.21%, 亲周期效应不明显。

3. 抵押品的市值评估。

对抵押品的市值评估使得抵押品价值呈现亲周期波动, 抵押贷款是我国金融机构一种重要的信贷方式。抵押品作为一种信用风险缓释工具, 其价值的亲周期波动增强了评级的亲周期效应。我国的抵押贷款主要是以房地产和土地使用权为主的不动产抵押, 而这两者的价值同经济周期有着明显的关联。图2为我国1998年至2009年GDP增长率、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土地交易价格指数示意图, 从中可以看出, 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土地交易价格指数的变动趋势同GDP增长率有很强的同步性。特别是在我国实施新会计准则后, 以公允价值计量标的物, 更增强了这种亲周期效应 (图中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

四、降低我国监管资本亲周期效应的相关政策建议

1. 由此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 在经济衰退期, 由于银行资本水平下降导致信贷紧缩, 进而加深了经济衰退, 因此, 夯实资本基础是降低资本监管亲周期效应的重要因素。银行应保持充足的资本特别是通过自身内部资本留存来提升抗风险能力, 监管当局可以对商业银行提出一个超额资本目标, 在银行未达到此目标时, 限制发放红利和高额奖金, 提高内部资本积累。

2. 在现阶段我国银行还未完全实行新资本协议的情况下, 主要应采取措施降低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亲周期性。可以要求银行在经济繁荣期保持更高的资本充足率, 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以应付经济衰退时资本监管约束强化可能导致的冲击。经济繁荣时期, 若贷款增速超过正常水平, 可要求银行按照贷款增速偏离正常水平程度计提超额资本。因为在经济繁荣期, 增加资本金较衰退期更容易且成本更低, 其增加的资本金可以缓解衰退时期银行资本不足的问题, 从而削弱经济衰退时期银行信贷的亲周期影响。在经济衰退期, 视具体情况, 可以适当降低监管资本要求。

3. 动态准备金制度。银行往往在经济繁荣时低估风险, 经济衰退时高估风险, 动态准备金制度能够在事前有效判别风险, 在经济繁荣期更多地计提准备, 可以为未来可能增加的损失提供缓冲, 降低贷款损失准备的波动性, 且有助于平滑监管资本的周期性波动, 抑制经济上升期贷款的快速增长和避免衰退期贷款过度收缩。但是其处理方法与会计原则有分歧。西班牙于2000年开始实施动态准备金制度, 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我们可以借鉴其经验建立我国动态准备金制度。

4. 在我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过程中, 要降低内部评级的亲周期性。因为PD、LGD和EAD作为风险权重函数的输入变量决定贷款的风险权重。因此, 多数学者认为, 应该降低PD、LGD和EAD的周期性波动, 主要采用跨周期评级法, 从而减少信用等级迁移周期性。用于计算资本要求的PD、LGD、EAD的数据应至少包含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

这就要求银行应当准备多种模式计算PD、LGD和EAD, 应同时具有时点评级和跨周期评级方案, 时点评级用于风险管理, 跨周期评级用于资本计提。银行采用何种程度的跨周期评级法而使银行持有的超额资本数额, 应当在权衡持有超额资本的降低亲周期效应的功效和持有超额资本的成本之后做出, 这也是理论界今后需要研究的方向。

5.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还要求, 监管当局应检查银行压力测试的执行情况, 直接运用压力测试结果判断银行是否持有高于第一支柱计算的资本要求, 确保资本水平能同时满足第一支柱的资本要求和压力测试反映的结果。我国银行有必要实施压力测试来削弱资本监管的亲周期影响。通过压力测试, 可以帮助采用内部评级的银行考察经济衰退情形下的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等风险因素的估值, 分析不利市场情形下可能发生的资产组合损失, 从而平滑资本充足率的波动性, 缓解内部评级的亲周期效应。

6. 在经济高涨时期, 对于价格泡沫和贷款集中风险采取抑制手段。经济高涨期由于资产价格膨胀, 往往脱离了其实质价值, 因此有必要对抵押资产设定最大的抵押率, 以抑制经济高涨期由于资产价格膨胀而导致的贷款过快增长。同时, 在经济高涨期, 往往银行贷款有向特定高风险行业聚集的趋势, 这样, PD、LGD和EAD都将明显上升, 监管当局可以要求增加对此类高风险行业的贷款风险权重, 提高银行监管资本。

7. 银行采取内部评级法和实现跨周期评级以及进行压力测试, 需要具备横跨多个周期历时很多年的历史数据。而我国商业银行在这方面的数据储备严重不足且缺乏规范性, 数据质量难以保证。较长时期历史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已经成为银行能否有效实施内部评级法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加快银行内部的数据库建设。同时, 外部数据库建设比如人民银行信贷咨询系统的建设也十分重要。为此, 我国银行应下大力气, 推进数据搜集工作, 实行更为规范、严格、一致的数据标准, 制定数据质量管理规章, 确保业务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全面性。

摘要：金融危机对各国的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此次危机后, 对现有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改革和加强监管是必然的。其中, 金融监管改革一个重要的原则和方向就是抑制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行为的亲周期性。金融危机的形成及发生, 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现行资本监管体系的亲周期缺陷, 加剧了信贷扩张和泡沫形成、加深了经济衰退的程度。资本监管亲周期的研究对于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安排、促进金融稳健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监管资本,亲周期效应,新资本协议,内部评级

参考文献

[1].中国银监会课题组.建立反周期资本监管框架缓解亲经济周期效应.中国金融, 2010;4

[2].王胜邦, 陈颖.新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亲经济周期效应研究.金融研究, 2008;5

[3].赵先信.银行内部模型和监管模型——风险计量与资本分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4].鹿波.中国上市公司违约率的顺周期效应实证研究.金融论坛, 2009;3

[5].汪办兴.我国银行贷款违约损失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07;6

[6].Duffie, D., Saita, L., Wang, K..Multi-period CorporateDefault Prediction with Stochastic Covariates.Journal of FinancialEconomics, 2007;83

[7].Catarineu Rabell, E., Jackson, P., Tsomocos, D.P..Proc-yclicality and the New Basel Accord:Banks'Choice of LoanRating System.Economic Theory, 2005;26

银行业资本监管建议 篇5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监管研究

作者：王欢欢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6年第02期

[摘 要]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的商业银行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这一变革将使中国的银行也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空前的挑战，以金融机构全能化为特征的混业经营体制将成为国际金融业的主流模式。因此，文章指出，为应对新的形势变化，我国的监管当局应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为标准建立有效的监管。

[关键词]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风险；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4

银行业资本监管建议 篇6

摘 要 自1988年巴塞尔协议第一版提出后,世界各国按照该协议逐渐统一了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框架。在二十多年的实践中,资本监管的顺周期问题越来越严重,开始被各国监管者重视。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效应是指监管资本对宏观经济有同方向的推动作用。研究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效应可以降低系统性风险,促进宏观经济的良性循环,同时对商业银行的资本管理方式也有借鉴意义。本文分析资本监管顺周期效应产生的原因,传导机制,并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 资本监管 顺周期效应 传导机制

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是指通过资本监管,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和经营活动,使之与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具有同方向的推动作用。当经济衰退时,为满足上升的监管资本要求,商业银行紧缩信贷,加速经济下滑;当经济高涨时,监管资本要求下降,银行信贷扩张,加速经济上升,甚至引发通货膨胀。商业银行的顺周期性会显著扩大宏观经济波动,不利于商业银行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安全。

一、银行资本监管顺周期产生的原因

(一)银行经营行为的顺周期影响

第一,商业银行经营收入的顺周期性影响账面资本,导致权益资本的顺周期变动。当宏观经济处于上升阶段,工商企业的经营水平提高,偿付能力改善;投资需求旺盛,资金需求大,利息收入增加,贷款违约率相应下降,银行的利润水平增加,经营收入也增加。相反地,当宏观经济处于下降阶段,企业财务状况恶化,偿付能力下降,违约率上升,盈利能力下降,经营收入降低。

第二,资产价格与商业银行贷款损失的顺周期性会导致商业银行利润收入的顺周期变化。在巴塞尔框架下,贷款损失拨备的计提和风险权重是由担保品的资产价值决定的。资产价格的顺周期变化,导致贷款损失拨备会同方向变动。经济上升时,总拨备减少,账面收入上升;经济下降时,总拨备增加,账面收入下降。

第三,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具有顺周期性。宏观经济上涨时,工商企业盈利能力增加,信用等级上升,商业银行有信心有动力扩张信贷规模,追求更大的利润。宏观经济下降时,为规避风险看,银行会减少贷款,转而持有风险较小的政府债券,使得信贷供应下降。而信贷规模的大小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监管资本的变动。

(二)基于巴塞尔协议的监管框架加强了监管资本的顺周期性

1988年的BASELⅠ首先提出了8%的资本充足率指标,但率先实施协议的美日等国却陷入信贷紧缩和经济衰退。随后的BASELⅡ确立了三大支柱,并增加了风险敏感性的概念。在计算最低监管资本要求时,不同银行间的风险权重有差别;对于同个银行,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期,资本权重也会发生变化。银行在风险的计算方面也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大多数学者研究认为这都会加剧监管资本的顺周期性。

第一,巴塞尔第一版的资本监管安排和新巴塞尔协议的风险敏感资本要求,在经济下行时期会导致严重的信贷紧缩。因为企业的信用评级在经济下行时降低,需要更高的监管资本要求,而在短期内,商业银行难以充足资本,因此,提高监管资本必然使商业银行紧缩信贷。另外,信贷的紧缩致使银行利率上升,进一步恶化了经济,强化了顺周期关系。

第二,巴塞尔框架下的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度量有顺周期性。在危机发生时,信用风险会增加,因为贷款违约率(PD)和贷款损失(LGD)这些计算指标本身都有顺周期的特点,会导致监管资本要求增加。而经济复苏繁荣时,信用风险会降低,监管资本要求减少。

第三,巴塞尔框架下的资本监管下产生的顺周期有不对称性。具体来说,Ayuso&Saurina(2004)研究西班牙银行时发现,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经济下降阶段的影响大于上升阶段的影响。Hancoketal(1995)年证明了巴塞尔的资本监管限制了信贷供给,特别对于资本充足率低于5%的银行冲击最为严重。Chiuri、Ferri&Majnoni(2002)对15个新兴国家比较证明了,监管资本顺周期的不利效果对外资银行的冲击较小。另外,发生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后实行BASEL的国家,负面冲击更大。

二、银行资本监管顺周期的传导机制

商业银行资产和存贷款状况可以描述为,

(1)

C为资本,D为存款,L为贷款,B为债券,

其中,资本C又包括监管资本 和超额资本 ,

(2)

可以假设银行的监管是通过制定杠杆比率(k)实现, ,即

(3)

假设在金融危机时,银行持有的债券不变,则 ;那么将(2)式(3)式代入(1)式,并移项可得,

(4)

对(4)式求导可得

(5)

另外,对式(3)求导可得

(6)

当银行没有超额资本,仅仅符合最低监管资本要求时, 。

当监管存在时,分析式(5)式(6), 的系数为正,说明 与 成正相关关系。

当监管增强,杠杆比率增加时, ,杠杆比率k增加越快,即 增大时, 也会增大,即杠杆比率越大, 相关性就越强。监管越严厉,银行存款贷款的减少幅度越大。

综上所述,当经济危机发生时,总资本下降,严厉的监管加速了银行存款贷款的减少,信贷供给的减少使得流动性下降,融资困难,实体经济中的投资和消费受到抑制,出现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顺周期效应,加剧危机。相反,当经济繁荣时,总资本增加,监管使得存贷款加速增长,很可能会流动性过剩,甚至导致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发生。新巴塞尔的监管模式引发了顺周期效应,与经济周期相互加强,推波助澜。

三、监管资本顺周期性治理的建议

第一,采用更加合理的方法,随经济周期调整超额资本要求。银行进行内部评级时可采用全周期的信用评级方法。不同于时点法,全周期评价法着眼于整个经济周期,只有在经济衰退导致借款违约风险超过预期时才降低评级,相对科学稳定。另外一些学者也提出一些确定资本比率的方法,他们认为,在经济高涨期,银行要持有比最低监管资本更多的资本;在经济衰退期,可适当降低监管资本的要求。监管的最低资本比率应从整个银行业考虑,银行应根据自身状况确定最优资本比率。

第二,动态计提贷款损失准备,根据长期预期的贷款损失计提拨备。平滑各期的利润水平、向客户和投资者发送银行可行性的信号等,都是影响贷款损失拨备计提的方法。研究发现,增加一般性拨备是价值相对被低估银行的特点。通过计提一般性拨备,银行可以向市场传递信息表示,以其目前的收益有能力吸收未来的贷款损失。动态拨备可以再经济上升时期音质贷款弹性,在衰退期减缓信贷紧缩。

第三,监管当局应深入探究历史上的银行危机,特别关注经济繁荣时,不放松监管。注意信贷扩张的影响,信贷快速扩张加强了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为了增强银行部门的稳定性,预防信贷紧缩和系统性风险,在经济繁荣时期,应该谨防银行的顺周期性行为,加强监管,谨防信贷标准的放松和风险准备的减少,防范经济过热和通胀的出现。

第四,监管当局可以考虑对不同规模的银行实行差别管理。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无论在资金规模,还是发展水平上,差异都是巨大的。以往实证中也发现,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风险控制水平的差异很大,股份制银行的风险管理意识较强,可以考虑建立一个有差别的管理模式,对股份制银行实行监管资本优惠,这需要监管当局合理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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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资本监管建议 篇7

根据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对比国内领先银行的管理实践, 中小银行资本管理在以下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

(一) 资本计量方面

在资本计量方面, 中小银行通常采用权重法进行信用风险资本计量, 按基本指标法对操作风险资本进行测算, 按标准法计量市场风险资本。资本计量方法简单粗放, 尽管满足监管要求, 但对风险敏感度不高, 不能达到节约资本的目的。

(二) 资本规划

在资本规划方面, 某些中小银行制定了资本管理与补充规划, 进行了资本充足率现状分析、资本净额缺口测算和资本充足率测算, 提出了相应的资本补充途径和措施。存在的问题包括:一是未能有效结合业务计划、财务计划和资本执行计划对银行未来的资本充足水平进行规划;二是进行资本规划时也未全面考量未来宏观环境、行业特点、业务发展要素、风险偏好、风险管理水平等风险要素。

(三) 压力测试

在资本压力测试方面, 中小银行已开展了某些单一风险的压力测试, 如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房地产行业压力测试, 但还未开展全行层面的资本压力测试, 也并未模拟压力情况下资本是否充足, 压力测试在满足决策支持方面的作用极为有限。

(四) 资本配置

在资本配置方面, 绝大多数中小银行仅对业务条线制定了风险资产限额, 在缺乏经济资本计量的情况下, 中小银行尚不能通过RAROC和EVA等指标实现发展回报高的业务, 约束回报低的业务。随着发展速度加快, 规模扩张与资本消耗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资本配置水平落后将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五) 绩效考核

在绩效考核方面, 中小银行通过计提资本占用费的方式, 将资本成本的概念纳入绩效考核体系, 体现了经济资本管理理念。但资本占用成本仅按监管资本计算, 风险敏感性较差, 扣减资本成本后的考核利润难以精确反映风险调整后的收益。在缺乏全成本分摊、风险计量的情况下, 难以应用RAROC、EVA等先进指标。

(六) 信息科技方面

资本新监管标准对于风险识别、计量和监测等要求, 最终都需要信息科技支撑, 涉及数据支持、建模支持和日常监测支持等多个方面。中小银行信息科技支撑能力薄弱, 主要体现在:一是有效历史数据积累不够。内部评级法对银行数据质量、完整性和历史观察期都有明确的要求, 其中支持客户评级 (PD) 的信息需要保存至少5年历史记录, 支持债项评级 (LGD) 的信息需要保存至少7年历史记录;二是尚未建立全行级的数据集市或数据仓库, 缺乏全行统一的数据视图、数据定义标准和质量规范, 各类数据分布在不同的数据源中, 没有进行集中管理, 造成系统取数能力不足或取出数据不可用, 数据清洗工程浩大。

(七) 人力资源方面

实施资本新监管标准离不开既熟悉银行业务, 又熟悉新监管标准和高级计量方法的综合型人才, 而中小银行缺乏对人才的吸引力, 内部缺乏人才积累, 外聘也很难找到合适人才。人才和经验不足是实施新资本管理办法面临的最现实问题。

二、中小银行资本管理面临的外部挑战

(一) 资本刚性约束趋于强化, 资本补充面临内外双重困难

中小银行补充资本主要依靠内源性资本积累和发行资本工具两种。在资本刚性约束条件下, 其资本补充面临内外双重困难。

1.内源性资本积累离不开收入扩大和费用缩减带来盈利留存和积累, 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在收入结构上, 中小银行仍以利息净收入为主, 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较小。短期来看, 中小银行主要依赖利息收入的情况难以根本改变。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 中小银行面临利息收入下滑的严峻压力, 内源性资本补充源头受到抑制;二是在费用结构上, 通常人工费用占比接近50%, 而员工薪酬属于刚性支出。此外中小银行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需要在网点建设、风险管理和IT建设等方面加大投入, 难以通过压缩费用提高利润水平。

2.外源资本补充方式主要包括上市IPO和发行资本工具。监管部门将二级行资格作为上市IPO的前提条件, 而绝大多数中小银行不具备上市资格。另一方面, 新资本管理办法对资本补充工具提出了更加严格的监管标准, 要求在触发事件发生时, 资本工具必须以本金减记或转股的方式参与损失吸收, 上述条款将进一步提高补充资本的成本, 增大发行资本工具的难度。此外, 作为节约资本、改善流动性、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的重要通道, 资产证券化仍处于探索阶段。

(二) 利率市场化、金融脱煤加速推进, 经营环境变化带来全新考验

央行将于今年起正式实行存款保险制度, 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加速。若央行取消存款利率管制, 预计存款利率将提高约200BP左右, 将直接导致中小银行资金成本增加, 进一步降低盈利空间。另一方面, 随着直接融资比例加大、债券市场的扩容, 中小银行赖以生存的地方国有企业将更多通过发行债券直接融资, 而中小银行业务依然以传统的存贷款为主, 缺乏投资银行的资质, 业务纵深还有待加强, 存在核心客户流失的风险。

三、中小银行实施资本新监管标准的建议措施

作为中小银行, 其业务相对简单、分支机构较少、数据积累有限, 资本管理处于起步阶段。因此, 中小银行资本管理无需向大行看齐, 短期内不需建立过于复杂的管理方式, 精确的计量模型工具等也不是当务之急, 重点在于建立资本管理的整体框架, 明确目标、制定规划、分步推进新监管标准的实施工作。

(一) 制订资本管理及补充规划, 明确实施目标

制订未来五年资本管理及补充规划, 将资产增长计划、资产结构调整方案、盈利能力规划、资本补充方案等纳入整体发展战略, 提出明确的实施步骤、目标、任务, 制定具体的实施规划, 并分解到各年度经营计划中加以推进和落实。

(二) 成立专门机构整体推进新监管标准的实施

一是董事会要整合资本管理的组织体系, 完善政策制度, 组建实施团队, 为实施新监管标准提供制度和人才保障。

二是成立由行长任组长的资本管理领导小组和跨部门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第二支柱、第三支柱项目推动工作小组, 负责推进新监管标准的实施工作。

三是依托外部力量推动实施, 聘请有经验的咨询机构和专业人员参与实施工作。同时, 安排员工全程介入项目组, 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 在实践中培养专业人才。

四是探索建立成本分担、技术共享的机制。联合本地其他法人银行, 在自愿的基础上组建公共数据平台, 解决单一银行客户数据不足、数据时间跨度不够的问题, 实现成果共享、成本分担。

(三) 加强IT建设, 提高风险计量水平

一是加快数据积累。历史数据时间不够长, 数据可用性不足, 数据质量不高, 是制约建立信用风险内部评级体系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正式启动信用风险内评法项目之前, 先借助咨询公司开展数据差距评估, 对存量数据进行梳理和清洗。

二是启动信用风险内评法项目, 并从易到难, 逐步开发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模型。待评级基础工作和数据积累完成后, 可以启动信用风险内评法项目, 依次开发对公客户信用评级模型、小企业客户信用评级模型和零售信用评级模型等。

三是加强内部信用评级的应用。信用风险内部信用评级本身并不是目的, 而是面向信用风险管理、产品定价、绩效考核、客户关系管理等方面的应用。

(四) 强化人才队伍建设, 培育资本管理文化

中小银行应以新资本管理办法的实施为契机, 分层次做好相关员工的培训工作。一是优先做好高管人员的培训, 吸收先进的风险管理理念和技术, 从上至下建设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 增强实施新监管标准的内在动力;二是有序推进在岗位人员的系统培训, 尽快培养一批既懂风险计量, 又懂业务需求, 还懂管理的核心骨干人才, 为全面推动实施新监管标准打造基础;三是积极做好专业人才引进工作, 招募和引进一批熟悉地方法人机构业务, 具有开拓精神的专业人员, 积极做好人才储备, 以此提高员工整体素质。

摘要：银监会于2013年起正式实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资本管理办法的实施不仅提高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标准, 更对银行风险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中小银行资本管理现状来看, 主要问题包括资本管理粗放、资本管理意识薄弱、资本配置和资本考核不科学等。因此, 探索如何适应新监管标准要求, 建立有效的资本补充机制, 适应新资本管理办法所代表的监管理念, 尽快缩短与领先银行差距, 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 是中小银行面对的现实问题。

银行业资本监管建议 篇8

关键词：资本监管,巴塞尔协议Ⅲ,商业银行

资本监管作为巴塞尔协议的三大支柱之一, 是抑制银行等金融机构风险资产的过分扩张, 保障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基本权益的重要举措。金融危机爆发后, 全球银行体系表现出的脆弱性令人印象深刻, 银行在原有监管框架下的资本质量受到质疑, 其存在的一些缺陷暴露出来。在总结和反思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巴塞尔资本协议Ⅲ在2010年由巴塞尔委员会公布, 标志着银行业的资本监管日臻完善, 新协议中对银行资本充足更高的要求, 势必会对我国银行业产生重要影响。

1 巴塞尔协议Ⅲ对资本监管内容的完善

巴塞尔协议Ⅲ相较于之前的版本, 在进一步提高对资本数量和质量要求的同时, 为了增强对模型风险的控制, 在资本框架中引入杠杆率这一计量指标, 并创造性的运用各种宏观审慎工具, 以期对冲银行经营的顺周期性, 破除由金融机构相互关联而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1 统一资本标准, 提高资本质量

就现行的监管标准而言, 银行业对资本的定义存在一些漏洞, 核心资本的有效性和质量有待商榷, 容易使监管方在对银行业风险承受能力产生误判, 导致真正危机发生时, 银行的资本并不能真正抵御其所面临的风险。巴塞尔协议Ⅲ将着力解决这一问题, 提高监管资本的质量和一致性。

第一, 核心一级资本主要由普通股本及留存收益构成, 强化了普通股权益的重要性, 同时为了解决核心资本虚高的问题, 监管资本的扣减项应细化至普通股层面, 不允许包含类似债权的资本工具和“金融创新”工具;第二,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也必须具备无固定到期日和回购条件、支付红利的方式有一定的变通性等特点, 能够长期吸收本行经营过程中的损失, 不符合以上条件的创新型资本工具将被剔除;第三, 合并二、三级资本, 统一划分为附属资本;最后, 对银行的信息披露提出更高要求, 涵盖了资本工具的全部内容, 进一步推动全球范围内资本充足率标准的一致性和可比性。

1.2 风险资本核算引入杠杆率指标

现代金融市场资产证券化快速发展, 银行体系借由杠杆化操作创造了名目繁多的衍生产品, 由此带来的风险已经远远超过现有资本计提公式可以衡量的范围, 影子银行体系积累了数额巨大的风险敞口也亟待量化处理, 因此, 补充其他可以反映银行原始风险的指标至关重要。

巴塞尔委员会采用杠杆率监管标准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杠杆率是简单实用的总量风险指标, 能够对风险敏感的资本充足率进行有益补充, 防范因模型和计量错误而产生的风险;二是以杠杆率作为潜在承担过度风险的指标, 银行在经营过程中能够以此为依据有限度地进行杠杆操作, 逐步平稳释放去杠杆化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带来的冲击。同时, 以基于无风险的杠杆率为上述基于风险资产的度量支撑, 可以缓解资本监管的顺周期问题。杠杆率监管作为资本充足率管理的有机补充, 减少银行监管套利的可能, 将为银行筑起风险管理的有效防线。

1.3 构建全方位资本监管框架

金融危机中, 银行为了需要满足最低资本要求, 纷纷采取顺周期的行为, 这无形之中为危机的夸大推波助澜, 银行间的过度关联性又使得金融冲击遍及整个银行系统, 继而传导至实体经济。针对上述问题, 一些可以遏制最低资本要求过度顺周期波动的措施在巴塞尔协议Ⅲ中被提出: (1) 提取拨备时更加注重前瞻性判断, 以提高银行体系应对非预期损失的能力; (2) 在银行体系中推行建立逆周期的资本准备, 在经济上升期储备超额资本补充经济衰退时的损失, 能有效促进银行体系稳定, 减轻经济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3) 系统重要性银行需要承担更多的资本责任, 提取额外的资本准备来降低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概率。

2 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银行资本监管的影响

参照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 中国银监会2011年4月底发布《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 提出了涵盖多层次的新资本监管框架。其中最突出的亮点, 是将逆周期资本监管和留存资本监管纳入框架体系, 设定了的0~2.5%由普通股和其他高质量资本构成的逆周期缓冲资本和2.5%只能由普通股构成的留存缓冲资本。同时, 《指导意见》也调整了各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 核心一级资本最低要求由现行的2%提高到5%, 甚至比国际标准还高了0.5%;一级资本、总资本分别提高到6%、8%, 与巴塞尔Ⅲ的标准持平。此外, 如果监管对象是系统重要性银行, 还要多设定1%的附加资本。

就我国现行的标准而言, 在最低资本要求上已经符合巴塞尔协议Ⅲ, 但是具体到资本定义和结构层面, 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我国银行业需要在2019年过渡期内尽快调整。

2.1 一级资本对比

国内现行标准和巴塞尔Ⅲ对比, 股本是都包含的, 资本公积对应巴塞尔协议中的资本盈余, 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在巴塞尔协议中反映为留存收益项目。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少数股权上, 巴塞尔Ⅲ所要求的超出子行最低资本要求的少数股权, 比国内标准要求更为苛刻, 少数股权的数量减少将会导致我国一级资本充足率发生变化。

2.2 二级资本对比

巴塞尔Ⅲ中只是规定了可计入二级资本的必备条件, 并未指明具体项目, 一般来讲主要有优先股、长期次级债、可转债、重估储备、混合资本债券等构成, 与我国现行规定相差无几, 但我国银行总资本中二级资本占比很小, 且主要为次级债和用于应对尚未识别的潜在损失的一般准备金。

2.3 扣减项对比

巴塞尔Ⅲ比我国现行的标准在扣减项内容方面要求更加细化和严格, 将一级和二级资本中尤其是普通股层面的, 当银行面临经营危机时不能吸收损失保护存款人利益的部分都予以扣减, 并取消了原有针对商誉、对并表银行机构投资、对非自用不动产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资本投资按50%扣减的规定。由于我国目前扣减项并不完全, 新标准的实施使银行一级资本的质量得到提高。

3 新背景下我国银行业的应对之策

巴塞尔协议Ⅲ实施后, 我国银行业将面对更高的资本监管要求。当前欧债危机愈演愈烈, 中国经济前景并不明朗, 影子银行规模迅速膨胀构成潜在威胁, 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状况迅速恶化、系统性的风险爆发的隐患仍然存在。鉴于资本充足指标对于银行生存发展意义重大, 尽管中国银行业的各项指标大都高于巴塞尔协议Ⅲ的新规定, 但也必须早作谋划、谨慎行事, 一定要做到未雨绸缪、从容应对。

3.1 稳妥推进银行产品创新, 寻求符合新协议要求的利润增长点

首先, 应大力推进低资本消耗的中间业务。中间业务具有成本低、收益高、风险小的特点, 例如支付结算类、代理类、咨询类等金融服务, 完全不占用银行的风险资本, 业务规模理论上不受限制, 并能有效带动银行传统资产负债业务发展。有数据显示, 中间业务产生的利润在汇丰银行、美国银行等发达机构总利润中占比高达40%。而目前, 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手段仍较为单一, 中间业务产品创新不足, 资本耗用大的传统存贷业务仍然占据重要地位, 主要收入来源仍来自利差收入, 对资本充足水平要求较高。其次, 银行应深入调研客户需求, 有针对性地开发出能切实满足市场需求的金融产品, 避免陷入同质化的存贷款低效竞争, 防止盲目过度扩张带来的风险, 探索出独具特色的核心赢利模式。

3.2 合理规划内源性融资和外源性融资

巴塞尔协议Ⅲ中新的资本定义强化了银行经营发展中的资本约束, 随着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存贷利差不断缩小, 我国银行尤其是中小型银行将面临较大的融资压力。而现实市场环境和政策限制, 又决定了在我国银行外部融资补充资本金的渠道较为单一。因此, 银行经营者必须全局规划内外源补充资本金的方案, 一是利用近两年银行快速发展带来的丰厚利润, 适当提高计提留存收益的比例, 补充内源性资本;同时也要抓住时机推进IPO和再融资, 利用在国内外市场发行股票和可转债等资本工具吸收外源性资本。

3.3 双管齐下逐步建立差异化的监管规则

第一, 管理部门应引导实施新的资本监管框架, 杜绝监管套利。银监会及央行在结合巴塞尔协议Ⅲ制定新规后, 应积极引导商业银行逐步解决扣减项目不全、部分资本工具不符合、少数股权核算方法不统一等问题, 并考虑不同类型银行的差异设置时间控制节点。第二, 银行也应抓住推进新规实施的机遇, 建立健全银行内部风险评估机制。内部评级是银行进行信用风险的管理的重要手段, 健全而先进的评级体系可以为正确估计银行经营中面临的各种风险提供保障。我国商业银行应尽快按照巴塞尔Ⅲ的要求, 采用更先进的评级技术, 不断完善基础数据库信息, 及时根据评级结果调整经营策略, 做好内部资本动态监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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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中资私人银行发展的监管建议 篇9

1 清晰私人银行定义、明确定位

从国际经验来看, 各国监管机构都有针对私人银行的明确定义。在私人银行的发源地瑞士, “私人银行”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特指瑞士传统的合伙人银行, 银行需要对客户资金承担无限责任。在美国, “私人银行就是向拥有高净资产的私人客户个别提供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 包括接受存款、贷款、个人信托、遗嘱处理、资金转移、开立转付账户、在外国银行开立账户以及其他不向一般公众客户普遍提供的金融服务”。从目前来看, 世界各国对私人银行的定义是有差别的, 但都反映出私人银行的共同特点就是较高的入门标准和全面综合性服务。在我国, 银监会2009年7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投资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首度正式提及“私人银行”, 并为私人银行产品投资二级市场和股权投资保留了一定空间。2011年8月, 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 首次将个人高端客户划分为私人银行客户和高资产净值客户, 私人银行客户的标准是金融净资产达到600万元人民币及以上的商业银行客户。到目前为止, 私人银行的具体定义仍处于缺位状态, 监管部门急需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 明确私人银行的定义和业务范围, 为我国私人银行业务的开展提供指导。

清晰的定义可以澄清外部认知的误解, 而明确的定位则是一项新兴金融业务得以规范发展的前提。私人银行作为我国高端财富管理市场的核心组成部分, 一定要求有其独立的定位, 而不能将其仅仅视为一般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简单升级。首先, 从提供的产品来看, 私人银行并非提供无差异产品, 而是根据客户需要提供个性化和差异化产品;其次, 从服务对象来看, 私人银行并非面对大众, 而是只针对特定的具备入门标准的高端客户;最后, 私人银行并非局限于理财业务, 而是以财富管理为主题, 同时提供教育、医疗、税收、法律等服务。综上, 在定位私人银行的业务性质时, 要优先体现其财富管理的“高门槛、高标准”特点, 还要重点区分其与券商、第三方理财机构等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不同。

2 尽快出台私人银行专门管理办法

从国际上看, 发达国家在私人银行的发展过程中十分注重对私人银行业务的针对性立法。瑞士通过《1934年银行法》, 首次在法律上将私人银行业务与其他银行业务进行了区分。1998年底, 美联储基于《私人银行业务健全风险管理指引》, 对《银行控股公司监管手册》进行了修改补充, 专门增设了《私人银行职能和业务的监督》一节, 对私人银行的业务范围、职能及监管客体、监管程序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一个国家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对规范私人银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是首先明确了私人银行的定义, 有助于业务定位和客户认知;二是在法律法规的“保护”下, 行业整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高;三是通过私人银行这一新兴业务的推广使银行的运作更具活力, 为银行体制改革提供契机。

2009年我国银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投资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 银行不得将理财产品的资金投资于境内二级市场公开交易的股票、相关的证券投资基金以及未上市企业股权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或交易的股份, 同时又规定“对于具有相关投资经验, 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高资产净值客户, 商业银行可以通过私人银行服务满足其投资需求”, 从而对私人银行发行股权投资类理财产品给予了特殊豁免。除此之外, 监管部门在新出台的《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中并规定“商业银行向私人银行客户销售专门为其设计开发理财产品的, 双方应当签订专门的理财服务协议, 销售活动可按服务协议约定方式执行, 但要确保销售过程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 我国对私人银行的规定都是在商业银行相关法律法规的框架下将其作为特例来对待处理, 即在对一般理财产品提出要求和规范的同时, 给私人银行的业务开展设计一定的空间。然而, 私人银行不是原有银行一般理财业务的拓展, 而是具有更加全面性、更高综合性和更大风险性的独立的业务部门。因此, 仅仅依靠现行的商业银行法律法规体系下对个人理财产品的规定不仅不适应私人银行产品和服务的特殊性, 也不利于控制行业风险。

3 全国范围开放私人银行牌照, 积极建立私人银行专营中心

金融牌照的全称是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 是国务院授权机构 (1) 批准各金融机构开展业务的正式文件。持有牌照的私人银行运营和管理模式相对独立, 同时具备总行的管理职能和分行的部分经营职能, 可以直接对外开展合作并直接接受监管。私人银行持有牌照对其自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经营范围和客户群的扩大有利于在原有商业银行的体系下更好地开发私人银行产品和创新私人银行服务;其次是持牌的私人银行采用相对独立的经营模式, 并直接接受监管, 有利于整体业务向规范化发展。截止到目前, 只有3家中资银行取得了经营私人银行的牌照, 分别是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 (在上海开设的私人银行管理总部) 。这3家取得牌照的私人银行被允许从事资产管理、财务管理、私人增值、顾问咨询和跨境经营服务, 而尚未取得牌照却仍在从事私人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经营范围受限、“名不副实”。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对牌照的发放管理十分严苛, 但对于私人银行牌照的申请资质、条件和流程等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和标准, 这不仅容易造成银行间在私人银行业务上的不公平竞争, 更不利于私人银行整体行业的长远规范发展。

2011年9月, 我国银监会银行监管二部起草了《中资银行专营机构监管指引》征求意见稿, 首次提出将私人银行连同小企业金融、贵金属、票据、资金运营和信用卡纳入商业银行分行级专营机构类型。该指引不仅填补了关于专营机构的空白, 而且意义深远。首先, 发展私人银行的关键是客户基础, 专营机构管理可以根据需要设立分支机构, 不仅能保持原有存量客户, 更有利于培养和吸引潜在客户;其次, 设立专营机构实现相对独立的经营和管理, 不仅能规范业务发展, 更有利于建立健全的行业风险管理体系;最后, 由于信息和互联网的发展, 私人银行得到越来越多的认知和认可, 这也基本扫清了私人银行发展的障碍。为了促进私人银行的长远发展, 我国监管当局应该统一和明确私人银行牌照的申请标准和具体事项, 逐步推进私人银行牌照的发放, 同时积极建立私人银行专营机构。

4 适当放宽经营限制, 平衡业务创新与风险监控

金融创新过度会导致金融风险, 而政府的过分管制会抑制经济和金融的发展。我国监管当局首先要出台针对私人银行的法律法规, 做好风险的防范工作;其次要在监管下扩展私人银行的经营范围, 鼓励创新, 寻求风险和创新的平衡。

4.1 发放信托牌照, 扩大私人银行经营范围

信托制度起源于英国, 主要应用在财富管理和财产转移中保障受益人的权益, 是自由处理符合公共政策的受法律保护的财产的核心工具。在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的前提下中资私人银行更多的是充当一个集成商的角色, 主要通过代理委托经营业务, 而没有资格开展资产管理和资产配置业务。显而易见, 这种受限的模式一方面妨碍私人银行的自主性和创新性, 仅靠无差异产品无法满足客户对综合性和个性化的追求;同时, 私人银行更多地依靠第三方机构委托代理业务容易产生合作风险和冲突, 权利与责任的脱钩会损害银行的利益。因此, 我国监管部门要考虑逐步放宽私人银行的经营范围, 适时地向符合标准、有资质的银行颁发私人银行信托牌照, 从而确立私人银行的法律地位。中资私人银行起步晚、基础薄, 我国监管部门应在尽快建立健全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 积极扩大私人银行经营范围, 鼓励产品的创新, 即规范与鼓励并举。

4.2 加强私人银行的监控

作为实行混业经营的国家, 美国有一套严格、细致的法律法规体系, 监管当局主要根据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制定的手册和指引管理银行业务。瑞士在私人银行的监管方面做得更加严谨:先期实施预防性监管, 加强资本和业务范围管理;过程中做好风险监管, 调高私人银行风险较大业务的风险权数;后期督促私人银行承担无限责任, 避免客户因银行倒闭带来的风险。我国监管部门做好风险监控工作是私人银行能够顺利发展的重要保障。首先要对私人银行进行专门立法, 确立其法律地位;其次要在规范私人银行的前提下鼓励产品和服务创新, 这就需要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协调合作;最后, 建立私人银行的专门平台, 做到前中后台无缝对接, 做好风险的监控。

5 实行差异化监督管理私人银行

私人银行的业务特殊性决定了其在经营模式、业务范围和服务理念上都与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有明显的差异, 如果将其放在商业银行体系中实行划一管理必然会导致无效和混乱。监管当局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经济环境、市场主体和市场客体等不同因素, 实施差异化监督, 从而提高管理效果。

5.1 将私人银行业务纳入事业部制的行政许可范围

事业部制是按照企业经营的事业划分设立若干事业部, 各事业部在企业总部的领导下实行独立经营和核算, 拥有完全的经营自主权。目前国际领先银行普遍采用事业部制模式开展私人银行业务, 部分银行在事业部制成熟后将私人银行注册为子银行。我国的大部分银行都采取“大零售”模式开展私人银行业务, 只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中信银行采取了准事业部制模式。从短期发展来看, “大零售”模式更易开展、更易获得客户, 但是从长远发展和国际经验来看, 私人银行业务的特性决定了事业部制是最优选择。随着我国中资私人银行业务的发展和管理模式的升级, 相应的监管也要及时匹配和完善, 只有将私人银行业务适时纳入事业部制的行政许可范围, 才能更好地规范业务和控制风险。

5.2 将保护客户隐私作为私人银行提供服务的重点

私人银行提供的服务与一般的大众零售服务相比要求更高的私密性。发达国家特别注重保护私人银行的客户隐私, 一般都将保密制度写进法律条款来执行。如《瑞士银行保密法》规定私人银行业务无需公布资产负债表, 并在具体操作中实行秘密号码制度。美国的《金融隐私权法》禁止联邦机构在没有客户授权、行政传唤、司法传唤或搜查令的情况下查阅金融机构客户的财务记录。我国的《商业银行法》中也有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为存款人保密的条款, 但具体保密方法的缺乏不仅使客户缺乏信任感, 也使银行在保护客户信息的实践中力不从心。我国监管部门亟需将个人隐私置于法律保护下, 这不仅能增强客户对私人银行的信心, 同时也能加强银行对客户隐私保护的操作性。

6 做好私人银行的全局性长远性规划

就私人银行的组织模式来看, 国外领先的私人银行主要采取3种模式:独立法人型私人银行、独立运作的投资银行型私人银行和隶属于商业银行的私人银行事业部或子公司。如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和汇丰银行等国际领先银行均将私人银行设立为独立法人型子公司, 其品牌已从银行内部事业部制下的“Private Banking”变更为“Private Bank”。我国中资私人银行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因为在业务专业性、经营独立性、产品独特性和服务高端性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劣势, 仍处于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组织模式的过程中。我国大多数中资银行都还采用“大零售”模式开展私人银行业务, 并且私人银行也都采用隶属于商业银行的非独立形式。从理论和实践来看, 事业部制模式是最适合私人银行的管理模式, 我国的工行、农行和中信银行目前都已采用准事业部制模式, 越来越多的银行也会在时机成熟时选择此模式。银行业发展的长远目标必然是建立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高效顺畅的组织管理体制, 而专业化子公司正是私人银行发展的最终呈现模式。鉴于此, 我国监管当局应该做好分析和规划, 将私人银行子公司作为未来战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实现我国私人银行的跨越式发展。

摘要：2007年, 我国中资银行首次推出了私人银行业务, 为高端客户提供全方位定制服务。“十二五”规划期间, 我国的经济和金融将迎来又一个发展的高峰期, 同时也给私人银行带来了进一步发展的契机和动力。经过6年多的发展, 中资私人银行业务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仍处于在探索中发展、在发展中探索的阶段, 一方面需要成熟的理论来支持, 另一方面需要政府、中资私人银行、监管机构等相关部门的共同推动。本文主要阐述对私人银行监管的重要性, 就如何加强监管和控制风险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中资私人银行,牌照,监管,风险控制

参考文献

[1]中信银行私人银行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中国私人银行发展报告[R].2012.

[2]贺书婕.私人银行业务的风险管理[J].中国金融, 2011 (15) .

[3]付臻.我国私人银行业务主要法律风险及其防范[D].厦门:厦门大学, 2009.

[4]甘功仁, 王雪曼.私人银行业务发展中的法律问题[J].中国金融, 2008 (2) .

银行业资本监管建议 篇10

一、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历史沿革

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历程看, 1978年以前中国人民银行集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职能于一身, 实行“统收统支”的信贷管理制度, 银行基本不需要经营, 更谈不上资本和资本管理了;1979~1992年工农中建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先后建立或恢复, 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相继成立, 这一时期商业银行逐渐开始树立起存贷款立行的经营理念, 强化了对资产业务的风险管理和绩效考核, 但在资本管理方面才刚刚起步;1992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逐步实行限额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1995年颁布的《商业银行法》规定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8%;1996年实行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为基础的贷款规模管理和风险管理;1998年取消信贷规模, 商业银行全面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但是, 我国商业银行长期以来有国有信用的隐性支撑, 普遍存在资本概念的缺失, 主要重视资产负债管理, 并不重视资本管理。

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WTO, 我国金融企业也开始了同国外优秀金融企业的同台竞争。2002年中国建设银行作为国内最早推行经济资本管理的大型商业银行, 初步建立起了经济资本分配办法应用于预算管理领域;2004年2月中国银监会推出了《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级体系》, 实现了对银行资本充足状况、资产安全状况、管理状况、盈利状况、流动性状况和市场风险敏感性状况等经营要素的综合评价;2004年3月中国银监会正式实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 通过综合巴塞尔委员会的相关文件精神, 对原有的中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进行了极大改良, 强化了银行资本约束水平。商业银行开始建立风险资产扩张的资本约束机制、以资本为基础的绩效考核机制等, 有效地促进了商业银行经营理念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同年6月23日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新资本协议》。实际上, 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是根据中国商业银行实际情况, 以1988年资本协议的资本计量为基础, 借鉴新资本协议的思想制定的。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从监管的角度提出了商业银行必须对资本进行规划和管理, 商业银行开始重视资本的管理, 并开始借鉴国外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体系和方法。期间, 国家也对国有商业银行注资或者发行次级债补充资本金。

2005年10月中国建设银行上市, 开始了国有银行上市的安排, 也标志着国有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的改善, 中国商业银行真正开始以企业法人的身份承担和经营风险并取得收益。中国银监会也明确提出到2010年有条件的银行要基本实施新资本协议。目前, 我国商业银行基本建立起了经济资本管理体系, 虽然体系不够完善, 但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已经意识到经济资本管理的重要性, 已经从内部开始优化业务流程和产品结构, 开始积累数据和不断完善信息系统, 风险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二、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总体情况

目前, 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框架为:主要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辅之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评价银行总体的风险承受能力。主要通过系数法或资产波动法计量不同风险资产所需的经济资本, 以增量配置法分配经济资本, 以RAROC为核心构建商业银行绩效考评体系, 实现银行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虽然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进步较大, 但仍处于起步阶段, 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成熟的经济资本管理体系。

1、经济资本管理理念与现实商业银行文化不匹配。

经济资本的应用联系着商业银行企业文化与管理文化的重塑, 涉及各个部门、各项业务、各种产品的全方位管理理念。虽然经过近几年商业银行改革, 特别是股份制改革后, 我国商业银行的文化理念有所提升, 但受传统惯性思维的影响, 脱胎于计划经济的我国银行业习惯于以规模控制进行信贷管理, 习惯于依靠行政命令方式、使用层层分解指标的方式控制风险敞口;资本约束业务发展的理念是商业银行、特别是基层行业务经营管理的软肋, 加之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以及人事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 商业银行普遍存在“速度情结”与“规模冲动”, 对于国际先进银行应用的风险评级、风险预警、资产组合分析和各种风险缓释技术缺乏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应用。金融风险的滞后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驱使基层行在风险管理上铤而走险, 放松了警惕性。同时, 各层级对经济资本配置管理工作的认知和掌握程度不均衡, 一般仅停留在管理层和牵头部门, 而且传导贯彻呈逐级弱化的趋势。从纵向角度看, 经济资本管理传导路径是自一级分行向下级传导, 分行人员认知和掌握要优于基层机构人员;从横向角度看, 传导路径是自分行计划财务部门或风险管理部门向外围部门传导, 牵头综合部门人员掌握相对比较全面, 其他业务部门人员仅能掌握涉及本部门业务的方法, 而非业务部门人员了解得比较有限, 两个方向传导均将导致逐级逐层弱化的现象, 加上影响经济资本指标变动的因素较多, 造成基层分支机构负责人对开展某项业务究竟可以创造多少经济增加值、承担多大的风险心中无数。

2、模型所需的基础数据有待完善。

经济资本是以充分的历史数据为基础的模型来推断新的经济条件下风险的变动趋势。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要求实施内部评级法的银行至少要有连续5年的违约概率数据和连续7年的违约损失率数据。而我国商业银行由于起步较晚, 股改时间不长, 加上应用现代风险管理技术的时间不长, 还没有积累充分的历史数据, 不能适应各种复杂金融产品的创新, 不能直接使用各种计量模型来进行参数估计。一是我国目前尚无被国际社会认可的评级机构, 并且外部评级机构通常难以获得企业的详细资料, 所获的财务数据和基本面信息也相对滞后, 所以计算违约率只能依靠商业银行内部的评级数据。而我国商业银行内部评级在评级方法、数据采集与加工、对评级结果的检验、评级工作的组织以及评级体系的适用性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限制了内部评级在揭示和控制信用风险方面的作用。由于我国社会信用文化的欠缺, 企业财务数据的真实性较低, 同时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系统、会计结算系统、客户管理系统等没有做到高效共享, 加上信用评级在贷款决策、贷款定价中起到核心作用, 信贷人员对评级体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没有积极核准和及时补充企业财务数据, 使得评级体系中的财务数据不准确、不全面, 风险得不到真实反映, 导致信用评级结果与企业实际风险等级不匹配, 不能真正反映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 经济资本计算基础不扎实;二是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尚处于初级阶段, 经济资本计量和分配大多采用系数法, 但由于没有充分的统计资料和专家经验, 且大多数银行内部评级系统尚在建设之中, 会计核算和风险预警评级系统产品分类不细, 我国商业银行制定的经济资本分配系数还谈不上准确、科学, 为使系统适用于本行自身风险管理实际, 还有一个经营数据积累、系统参数调整的过程;三是我国商业银行的大部分贷款和其他资产都是非交易性的, 缺乏相关的市场数据, 难以从时间序列数据中得到有效的估计, 而这些数据是计算经济资本的重要条件。因此我国银行大多数采用的计量方法相对是粗线条的、平均意义下的系数法, 经济资本的计量针对性和有效性不强, 不能充分反映非预期损失和集中度风险。

3、经济资本管理配置与业务营销不够协调。

实行经济资本管理, 强调资本对风险的约束, 强化资本回报对经营管理的约束, 将促使银行注重风险和效益的统一, 对贷款的审批更趋审慎, 条件更为严格, 在产品定价上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 商业银行的业务营销机制并未随之调整完善到位, 一些经济资本需求较高的信贷项目, 如基础设施项目、房地产开发企业仍被列为高端客户;对小企业的营销和业务拓展偏好不强, 信贷支持积极性不高。此外, 未实行经济资本管理的银行机构不计成本、风险的营销方式, 给率先实行经济资本管理的银行业机构在业务营销上也带来较大的竞争压力。

4、绩效考核机制不够完善。

目前, 由于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技术运用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数据储备和数据质量还远未达到要求, 现有的系统还不能完全实现对各级机构和个人的收益、成本等核心数据的精确归集和分配, 经济资本管理数据主要依靠手工计算, 由于数据处理量大, 重复劳动多, 商业银行难以准确反映区域、行业、客户、产品等的差别, 缺少客户服务质量、员工发展、内部管理和控制等前瞻性指标, 从而不能准确地衡量和评估不同考核单元对银行的价值贡献, 致使考核的结果不够精确和细化。经济资本考核理念和考核模式引入我国商业银行的时间不长, 其相对复杂的核算办法使指标的直观性要弱于传统规模指标, 弱化了经济资本对风险资产总量的约束作用, 实践中容易回归“规模情结”, 形成新指标体系与旧经营模式的“两张皮”现象。

5、经济资本计量和配置模型建设处于初级阶段。

一是现阶段我国只有少数银行在探索使用内部评级法, 绝大部分还是采用简单的“系数法”, 具有很大的主观性, 还处于标准法的思想体系时期, 并不能建立高级计量评级模型计量PD、LGD、EAD, 进而得到非预期损失和经济资本, 因此在精确度方面也不符合真正的内部评级法要求;二是现代资产组合理论需要假定收益呈正态分布, 然而对于一般信用资产来说, 其分布往往呈现严重的偏态和厚尾特征, 有时候还不具有连续性, 所以需要对基于正态分布得出的模型进行修正, 而我国商业银行还没有做出这方面的努力;三是我国大部分商业银行近年来逐步建立内部信用评级系统, 主要用于对借款企业的信用评级、授信额度核定以及贷款质量分类管理等, 但内部评级主要依赖专家式主观经验, 评级方法缺乏客观数据支持, 内部评级制度不够全面和科学。

三、我国商业银行完善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措施

商业银行应当创造条件加强经济资本管理, 防止分支机构的过度投机行为。

1、在银行内部强化经济资本管理理念, 树立经济资本管理文化。

国外先进的经济资本管理经验给我国商业银行带来的不仅仅是管理技术、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挑战, 更主要是管理理念的提升。商业银行要想走出一条资本节约型的发展新路, 应坚持“全员、全面、全过程”的原则, 做到理念先行, 提高各个层面对新理念的认同, 扫除思想上的障碍, 在银行内树立追求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目标, 为实现经济资本管理铺平道路。通过广泛、深入的培训和理念传播, 让上至管理层, 下至一线营销人员深刻理解经济资本的内涵和重要意义, 并熟练掌握考核指标的内容和具体操作, 在全行树立以经济资本为核心的现代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文化和效益观, 逐步提高绩效考核管理的质量和执行效果。同时, 要让全体员工认识到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目的不单是规避风险, 而是要依靠先进的风险度量和配置技术, 承担那些能够管理好、并能够对其给予充分补偿的风险, 从而提高银行股本价值, 让股东获得高额的资本回报, 在激烈的竞争中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2、积极构建高素质的现代银行运营管理团队。

经济资本管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需要强大的人力资本做后盾, 包括宏观经济专家、产业经济专家、金融工程师、财务分析师、计量分析师、计算机开发工程师等。我国商业银行要顺利进行战略调整, 就应吸收和培养一大批业务精湛、经验丰富、素质过硬并精通现代银行运营规律的高素质人才, 由他们组成商业银行运营管理团队。同时, 还应加大资本和风险管理方面专业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力度, 采用多种方式吸引风险资本管理方面的人才, 提高资本管理、风险管理岗位人员的素质, 使一批真正理解风险管理意义, 熟悉经济资本计量、配置的专家能在经济资本管理战略框架内加快推进商业银行实施经济资本管理。

3、建立科学的经济资本考核体系。

随着发行次级债、引进战略投资者和上市,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 随着业务的发展, 商业银行如果依然单纯追求总量而忽略结构优化, 不从根本上改变单纯依靠规模特别是信用规模扩张的增长方式, 就必然会导致资本金的急剧消耗, 陷入资本金不足的困境。因此, 能否建立符合监管规定和本行发展战略的经济资本考核体系, 是商业银行走出一条资本节约型发展道路的关键所在。商业银行应以经济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加值作为绩效考核的核心指标, 建立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评价体系及内部激励约束机制, 激励全行员工参与价值创造的积极主动性。

4、进行银行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再造。

业务流程再造是商业银行为了获取在成本、质量、反应速度等方面显著性的改变, 以流程为核心进行的根本性的再思考和彻底的再设计, 包括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再造等内容。其中, 业务流程再造是商业银行再造的核心, 商业银行要从客户需求出发, 建立以市场为导向, 以客户为中心的配套业务流程。鉴于我国银行目前仍普遍实行以总分行制为主要模式的经营管理体制, 商业银行应当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契约理论推进银行组织架构的再造, 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 形成更好地面对市场、面对客户并拥有强大后台支撑的矩阵式结构。总行应当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 明确发展战略, 制定与之相匹配的经济资本约束和配置的战略目标, 在制度上落实整个经济资本配置和管理的方法和流程, 从经济资本的预算、配置、监控以及绩效考核机制等各方面对不同部门和岗位的职责做出相应的具体要求, 使得实际工作有章可循, 把银行的经济资本配置政策体现在实际业务过程中, 即对回报率和价值创造较高的部门和业务, 应给予更多的扶持政策, 而对回报率很低的则应采取限制和收缩政策以避免进一步的价值损失, 逐步建立与经济资本管理相配套的管理制度体系。

5、完善基础数据建设, 加快内部评级模型开发。

目前我国银行业正处于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准备阶段, 关于经济资本的建模估算和应用推广才刚刚起步。经济资本管理模型设计的数据量大、来源渠道不一、运算程序复杂、模型的效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信息系统的稳定性和高效运行, 所以高效准确的数据处理信息系统是进行经济资本管理的重要基础, 没有强大的信息系统的支持, 再强大、再先进的风险管理手段都将成为无缘之水、无本之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规定, 对于使用初级IRB法的银行, 要求具备5年以上的历史数据来估计并验证违约概率 (PD) ;对于使用高级IRB法的银行, 必须有7年以上的历史数据来估计违约损失率 (LGD) 。要从根本上改变经济资本分配和经济增加值的运作效力, 必须实现信息基础质的提升。根据国外先进银行的经验, 其经济资本管理一般都有先进的管理信息系统作支撑, 如资产负债管理系统、资金转移定价系统、财务集中管理系统、内部评级系统等。这些管理信息系统不仅可以处理银行内部的资本配置问题, 还可以对账面收益水平进行调整, 得到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状况, 从而得出经济资本占用及回报情况。而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存在历史数据过短, 数据不规范、质量不高等问题, 甚至有的商业银行基础数据如抵押物价值、回收成本等数据也不够准确, 同时由于国内商业银行处在经济转轨时期, 整个经济体制和法律制度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 历史数据的可用性也不强, 所以说我国商业银行尚不具备建立高级计量模型所需的数据基础。因此, 我国商业银行应尽快组织专门的人力、财力结合本行的实际情况, 研究各层业务数据和管理信息的集中, 积累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损失数据, 建立风险损失数据库, 逐步建立起全面综合的数据系统;同时, 应不断熟悉和掌握各种先进的风险管理模型, 找到国际先进理论和方法与我国银行实际情况的结合点, 选择并形成适合我国商业银行现状的经济资本计量和配置的方法, 尽早进行经营管理信息的有效积累, 改变目前信息散乱、整合困难、利用低效的状况。

6、不断对经济资本管理体系进行动态调整。

随着银行自身业务的不断发展, 风险的范围和特点也在发生变化, 所以商业银行应当借鉴国际先进的经验和教训对内部评级系统进行经常地检查和更新, 并进行标准化程序的后评价, 以保证系统的实时性和准确性, 以适应日益提高的风险管理要求。

参考文献

[1]武剑.内部评级理论、方法与实务.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6.3.

[2]李镇西, 周凤亮.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探索与实践.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8.1.

银行业资本监管建议 篇11

关键词：网络银行 存在问题 监管 完善建议

0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银行呈现出蓬勃兴旺的发展态势，网络银行是技术进步与金融产业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出现导致了传统银行制度一系列的变迁，同时对传统的金融体系和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给传统的中央银行监管提出了新课题。为促进网络银行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网络银行制定出一套完善的监管体制势在必行。

1 目前我国网络银行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1.1 网络银行的监管体系尚不完善，监管制度尚不系统和全面 网络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传统金融的专业分工，模糊了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之间的界限，银行不仅提供储蓄、存款、贷款和结算等传统银行业务，而且提供投资、保险、咨询、金融衍生业务等综合性、全方位的金融业务。近年来，我国的网络银行业务监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总体上还没有形成适应网络银行特性和发展的监管体系。网络银行的监管基本上沿用的是机构监管和传统业务的管理模式，监管工作的针对性受到影响。按机构和业务划分的传统监管模式，很难适应网络银行业务“无缝”运行的特点。不同部门在监管思路、重点和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可能会产生对同一网络银行业务流程的合规性与风险判断的不同。

1.2 网络银行市场准入的监管问题难以把握 现行银行业是一种实行许可证制度的特殊行业，尽管竞争十分激烈，但各种方式的管制无形中为银行业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垄断环境，然而到了以金融自由化、网络化、全球化为特征的网上金融时代，银行业生存的环境将大大改变。由于网络金融降低了市场进入成本，削弱了现有商业银行所享有的竞争优势，扩大了竞争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这种相对公平的竞争可能会吸引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高科技公司分享这片市场，提供多种金融产品和服务。如何把握众多的网上银行机构的市场准入将是个两难的问题。

1.3 与网络银行相关的监管信息收集困难，监管难度加大 银行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现有的监管，主要针对传统银行，重点是通过对银行机构网点指标增减、业务凭证、报表的检查稽核等方式实施。而在网络银行时代，账务收支的无纸化、处理过程的抽象化、机构网点的虚拟化、业务内容的大幅度增加，均使现有的监管方式在效率、质量、辐射等方面大打折扣，监管信息的真实性、全面性难以得到保障。此外互联网技术的更新换代速度很快，监管当局对其技术和信息的掌握程度存在滞后性；同时作为监管对象的网络银行总是能够凭借网络的虚拟性、广泛性与多样性找到“监管真空”，从而规避应有的监管。

1.4 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滞后 网络银行加速了金融创新的步伐，但对有关网络银行监管的法规建设几乎是一片空白。目前，我国涉及计算机和网络领域的立法工作还相对滞后，有关金融法规更少。

1.5 监管实效有待于提高，复合型监管人才缺乏 对网络银行的技术风险和安全风险的监管由于缺乏必要的风险识别、监测、评估和处置手段而流于形式。在日常监管方面，由于监管人员缺乏必要的相关培训和业务知识，检查工作难以落到实处。既懂网络、计算机软硬件，又熟悉金融业务的复合型监管人才十分缺乏。

2 完善我国网络银行监管的建议

2.1 加强监管体制改革，走协同监管的道路 一方面要加快混业监管体制改革的步伐，强化网上业务创新的管理力度。对于网络银行的监管，应充分认识到业务交叉的特性，在鼓励创新的同时，要注意加快混业监管体制改革的步伐，以满足对网络银行的监管。另一方面要逐步建立功能监管型的监管体制，杜绝监管的重叠与空白。网络银行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金融区域界限和行业界限，使得金融业务综合化发展的趋势不断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延伸使金融业从“专业化”向“综合化”过渡，以往按业务标准将金融业划分为银行业、证券业、信托业和保险业的做法已失去现实意义。因此，传统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将被“全能经营、统一监管”模式替代，相应金融监管体制将由“机构监管型”体制转向“功能监管型”体制。

2.2 建立专门的网络银行准入制度 网络银行的准入要在注册制度、安全工作、地域界定方面从严，而在准入标准、业务范围等方面从宽，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准入制度。我国网络银行的市场准入应重在鼓励中国的网络银行抓准机遇，尽快抢占市场，使监管既可以控制整个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又可提高本国银行业的总体竞争力。

2.3 加强网络银行的信息披露制度 从国际银行监管的趋势来看，建立、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已成为加强监管的一个重要原则。网络银行诸多特性（包括网络银行无纸化操作的特性以及网络交易记录可以不留任何痕迹地加以修改的客观情况等）加大了监管当局稽核审查的难度，并会导致监管数据不能准确地反映银行的实际经营情况。为了保护银行客户利益，约束和规范网络银行的行为，建立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尤其重要。对网络银行应该制订比传统银行更为严格的信息披露规则，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期向社会发布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过的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信息，不断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2.4 加强网络银行相关立法建设 一是政府有关部门应就网上银行的通讯安全、控制权的法制责任、存款保险、保护措施和争端的适应条文等问题加以立法。二是制定有关数字化，电子货币的发行、支付与管理的制度以及网上银行业务结算、电子设备使用等标准。为给网络银行发展一个规范、明确的法律环境，立法机关要密切关注网络银行的最新发展和科技创新，集中力量研究、制定与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比如数字签名法、加密法、电子证据法等。要明确定义电子交易各方（消费者、商家、银行、CA中心）的权利和义务，明确法律判决的依据。同时应规定银行负责维护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并长期保存，严禁篡改、伪造、销毁交易记录、客户资料、系统日志等电子数据。这些电子数据既可作为法律依据，也利于税务、审计、监管部门及执法机构的必要检查。

2.5 建立一流的监管技术装备和高素质人才库 只有在拥有高技术软硬件配备的条件下，才能谈得上对金融机构有效的监管；同时，如果没有一支高素质的队伍，在监管现代化程度高、传统金融业务比重较小的网络银行时就会出现各种困难。这一方面要求监管当局加快自身电子化建设步伐，依托先进的科技手段，实施非现场监测，以不断适应金融监管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装备先进的计算机监管系统，这套系统必须有很好的兼容性和拓展性，以适应网络银行的业务不断创新和系统的不断升级，同时该系统还应有超前性；另一方面“软件”建设应与“硬件”建设同时并举，应加强对现有监管人员的技术培训，培养各类既懂网络、计算机软硬件，又熟悉金融业务的复合型人才；同时适当从外部聘请专门人才，以确保监管者能跟上日益复杂的技术和市场发展的需要。

银行业资本监管建议 篇12

新形势下加强对外汇指定银行代位监管工作的监督指导, 有效防范和化解外汇业务风险, 切实提高外汇管理服务地方涉外经济发展能力, 积极构建银行代位监管模式下外汇监管新常态成为目前外汇管理工作的难点和重点。

一、银行外汇代位监管现状

目前, 经常项目项下外汇业务已完全实现银行代位监管, 外汇管理部门只对个人和服务项下的大额经常项目收付进行管制, 对个别服务贸易和个人大额收付汇, 资金流与货物流严重不匹配的主体和分类考核为B类或C类的企业主体进行有针对性的管制;资本项目项下外汇业务基本建立代位监管雏形, 至2015年6月1日, 资本项目基础外汇业务将全面放开, 届时资本项下外汇管理领域也将形成以银行代位监管为主, 外汇管理局事后监管为辅的代位监管模式。但是, 银行在履行代位监管职责过程中, 监管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一) 经常项目:业务审核重形式不重实质

货物贸易外汇管理项下银行办理外汇收支业务需按照贸易外汇收支主体的分类级别进行外汇收支审核。实际业务办理中, 金融机构需预先查询企业名录状态与分类等级, 按《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实施细则》, 根据主体分类级别要求审核相应的商业单据、发票、合同或《货物贸易外汇业务登记表》, 企业主体提交货物贸易业务相关凭证后即可办理外币货款收付, 而对于相关主体的资质、背景、贸易背景真实性等不做过多的调查了解。

服务贸易项下按照抓大放小的原则, 对小额服务贸易资金收汇不做过多限制, 仅对单笔等值5万美元以上的服务贸易外汇收支业务进行真实性审核。《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实施细则》规定银行办理单笔等值5万美元以上的服务贸易外汇收支业务, 按不同的交易类别审查并留存交易单证。银行在办理过程中往往只审核交易单证, 而对于交易单证和交易背景的真实性则再所不问。对于具体交易类别定性比较困难的服务贸易外汇收支, 《细则》兜底条款规定的审核单据为:合同 (协议) 或发票 (支付通知) 或相关其他交易单证。实际执行中可操作性较差。

个人外汇业务项下, 目前我国暂未对个人用汇完全放开。金融机构办理个人外汇业务重点控制个人通过分拆渠道办理个人结售汇业务, 从实际监管情况来看, 目前等值5万美元的个人结、售汇总额对于个人正常用汇需求完全满足。通过分拆方式办理的个人结售汇业务通常都属于异常外汇资金。而近年来个人分拆结售汇频发, 尤其是电子银行结售汇推广以来, 个人分拆结售汇业务增量更呈井喷态势, 归其原因在于银行代位监管的缺位。

(二) 资本项目:金融机构尚未脱离逐笔审批惯性

2013年以来, 直接投资项下资本项目外汇业务也顺应外汇管理“五个转变”的理念逐步放开。先后对融资租赁业务、境外投资者受让境内不良资产外汇业务、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前期费用管理和外资企业利润汇出等资本项目外汇业务取消了外汇局的前置审核, 转为由银行直接审核办理。此外, 国家外汇管理局于2015年先后发布《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 (汇发[2015]13号) 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改革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结汇管理方式的通知》 (汇发[2015]19号) 文件, 将于2015年6月1日正式取消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核准业务, 简化FDI出资确认登记、ODI再投资备案等手续, 实施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意愿结汇制度。所有这些举措均以取消外汇管理部门前置审批, 转由金融机构履行代位审核职责为目的。从目前资本项目领域已正式实施的改革项目来看, 银行对外汇管理部门审批前置的业务办理方式已经形成惯性, 具体业务发生时, 仍要求相关主体取得外汇管理部门的核准后再行办理, 需要外汇管理部门逐笔告知可直接办理后银行才予办理。同时, 由于资本项目外汇管理制度多年以来的管制背景较为严格, 导致金融机构在办理相关业务过程中慎之又慎, 基本上依靠向外汇局咨询、请示、确认无误后才敢下手操作。形成表面上相关业务已简化审批权限由银行直接办理, 实际操作中由于银行的“审批惯性”使得具体审核职责仍然由外汇管理部门履行, 银行资本项目外汇业务代位审核举步维艰。

二、银行代位监管成效不明显的原因分析

银行外汇业务代位监管模式有效运行的前提是外汇管理部门与金融机构自身角色转变和代位监管体系综合优化的程度。从目前银行代位监管履职效果来看, 银行自身限于内部管理、人员、知识结构、营业理念等方面的短板, 无法充分有效的履行代位监管职责。同时, 基层外汇管理部门在相关外汇管理政策改革后, 没有积极做好与金融机构的对接, 引导督促不足, 自身角色转变也不到位, 难以与银行代位监管形成合力。金融机构与外汇管理部门两个层面工作不到位, 使得银行外汇业务代位监管模式运作效果不佳。

三、银行代位监管履职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银行盈利性与代位监管职责不协调。银行的企业性质决定了其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经营目标, 一切经营活动的核心均为获取营业利润。而银行的代位监管职责是其在经营外汇业务同时附随的审核义务, 在没有严格制度约束的情况下, 银行只会强调盈利性而忽视附随义务。当具体外汇业务与外汇管理规定相冲突时, 银行为了抢占市场份额, 获取营业利润, 就会放弃其代位审核职责, 对规避外汇管理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客户大开方便之门, 甚至铤而走险帮客户规避监管。

二是内控制度不健全且执行流于形式。近年来, 通过外汇管理部门的检查核查,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或多或少均制订了相关外汇业务内控制度, 但是外汇管理部门在每次检查中总能发现银行在内控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内控制度不健全。部分银行对已开办外汇业务的内控建设并未做到全覆盖, 部分外汇业务有相应的内控制度制约, 部分外汇业务则没有建立内控制度。二是内控制度修订不及时。目前绝大多数银行存在内控制度未及时修订的问题, 不能根据国家外汇管理政策和外汇业务实际的变动情况实时更新, 一份制度用多年, 内控制度形同虚设。三是银行外汇业务内控执行普遍较差。目前银行外汇业务内控制度仅为应付外汇管理部门检查之用, 内部管理过程中往往用银行自身的业务考评管理办法, 即绩效考评办法, 外汇业务内控制度只停留在制度层面, 难以落实。四是银行内控违规的追责机制不健全。目前可见的外汇管理法规中, 只规定银行办理外汇业务应建立全面完整的内控制度, 而对于银行内控制度不健全, 内控执行不到位等内控违规行为, 没有专门的罚则规定, 追责机制不健全, 必然造成银行外汇业务内控建设形同虚设, 内控执行流于形式等问题。

三是银行“展业三原则”落实不到位。首先, 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 银行缺乏有效渠道获取客户全方位信息。在目前市场经济多元化发展的形势下, 作为外汇市场交易主体的企业和个人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尤其是企业主体, 存在持股参股, 债权债务关系的很多, 银行对客户了解主要通过实地查看其厂房、开工状况、进出口、信贷质押状况等方式进行, 而对于客户在他行的信贷状况、上下游交易对手的经营状况则无从了解, “了解你的客户”自然无法做到全面具体;而个人外汇交易主体由于其业务零散且没有持续性, 具体业务办理过程中多数业务只需提供身份证即可办理, 银行对其信息掌握更少。

其次, 对业务本身的了解滞后于违规主体。从目前外汇管理工作实际来看, 银行具体业务经办人员对于外汇业务的掌握基本停留在传统业务熟悉, 新兴业务生疏的状态, 新兴外汇业务发生时, 仅能够凭借微薄的外汇知识沉淀和查阅操作规程等方式进行系统操作, 对业务本身发生的原因, 风险点等信息掌握不全, 不能做到“了解你的业务”。而一些蓄意违规主体本身掌握的专有领域外汇知识往往比银行柜员丰富, 并且时常利用新兴外汇业务盲点多的特点规避外汇管理。如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借虚假转口贸易渠道, 套取银行融资资金或实现其他套利目的, 而目前的外汇法规暂无十分明确、细化的转口贸易业务操作指引, 由于不了解转口业务内情, 银行极易被违规主体利用。

第三, “尽职审查”无统一执行标准。对于具体外汇业务, 银行是否做到“尽职审查”, 没有量化标准, 并且目前对各项外汇管理业务具体审核哪些资料能够满足“真实性审核”的要求不一致。这就使得不同的银行对交易资料的审核程度不一, 有的银行完成表面真实性审核即止, 有的银行则对交易主体关联方、上下游交易对手和其他方面进行彻底调查。银行在为客户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履行“展业三原则”, 利益冲突、内控管理的严谨和细致程度会造成银行间执行标准不一。这种差异性让银行处于两难境地的同时, 也可能造成银行间不公平竞争, 部分客户转向审核条件宽松的银行, 最终导致银行客户尽职调查整体标准的逐渐降低。

四、外汇管理政策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外汇管理各领域改革不同步, 没有对银行形成“放权”压力。外汇管理领域自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改革实施以来, 已逐步开始践行总局“五个转变”精神实质, 但由于外汇管理政策法规调整分阶段、分部门实施, 导致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政策改革先行, 其他各领域外汇管理政策改革相对滞后的情况, 政策实施的不同步使得基层外汇管理部门即要下放部分监管权限, 又要执行多数外汇业务的监管权限, 总体的管理思路仍以外汇局审核, 银行办理为主, 没有形成外汇管理权限整体下放对银行及时构建代位监管体系的“压力”, 银行受长期依赖外汇管理部门审批把关的履职模式影响, 习惯于被动式、表面化地处理外汇业务, 未能主动适应外汇管理模式的变化, 影响代位监管模式运行效率。

二是外汇局对银行的督导不到位, 银行内控管理难以取得实效。外汇管理部门对银行内控制度建设规范与引导工作不够。目前银行外汇业务依据的内控制度多为历史积淀下来的传统内控体系, 这种体系仍以外汇审批管理模式为中心。多数银行未随着近年来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重新构建代位监管体制下的内控体系, 而外汇管理部门对银行内控建设方面要求不高, 管理不严, 对银行内控建设缺乏督导, 使得银行构建代位监管模式下内控体系的积极性不高。在目前外汇管理体制下, 对银行内控制度不健全等制度体系方面的问题未明确规定罚则。外汇局在日常外汇业务检查过程中, 经常涉及银行相关内控制度的建设情况, 但检查过程中发现银行内控建设问题后, 相关法规中关于内控管理问题的罚则依据不明确, 不能积极运用处罚权限对违规行为进行纠正, 导致银行长期对外汇业务内控建设不重视, 银行外汇内控建设难以取得实效。

五、强化银行外汇代位监管职责的政策建议

(一) 明确外汇指定银行代位监管职责

一是从法规上明确银行在办理外汇业务时承担的管理职责和义务, 外汇局在相关法规中明确银行未有效履行代为监管职责的处罚措施。二是引导银行积极转变观念, 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 进一步增强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 将实现利益最大化与风险最低化作为经营目标, 使银行充分认识履行代位监管职能也是自我保护和风险防范。此外, 营造银行间良性竞争的环境也十分重要。这样可降低部分银行因过度竞争压力而违规经营的可能, 从而使“代位监管”职能能够充分有效发挥。

(二) 建立银行业务人员培训长效机制

目前外汇指定银行经办人员变动频繁或是业务量小, 对外汇业务操作掌握不全面, 建议各银行可建立专人负责机制来加强对外汇岗位的协调。各银行指定负责人向外汇局定期进行报告, 外汇局可根据实际情况不定期对外汇岗位的人员进行培训。并建立业务人员考试题库, 不定期组织外汇指定银行分支行网点前台外汇经办人员答题, 检测其外汇基础政策法规掌握水平。对于政策领会不清而错答的题目给予现场纠错更正, 并将考试结果反馈各银行, 从而规范其业务操作。加强对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的检查, 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外汇指定银行内控制度建立和落实情况。

(三) 建立可疑线索举报激励机制

一是针对银行“代位监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违规情况, 建议完善银行事后监督检查机制, 诚实履行“代位监管”职责;二是外汇局建立可疑线索举报激励机制, 对银行提供线索, 积极主动配合外汇局查处违规案件的情况, 视其贡献大小和案件重要程度, 通过考核加分或物质奖励等方式调动银行积极性, 增强银行“代位监管”效力。

(四) 建立以非现场为主的监管体系, 提高外汇检查实效

加强非现场监管基础建设, 运用科技手段提升非现场监管效力;制定对外汇指定银行非现场监管定期通报制度。外汇局应该利用国际收支申报、结售汇统计、直接投资、外汇检查非现场监测等业务系统, 按月对银行外汇业务进行监测。对发现的数据差错、异常数据等, 实施差错纠改通知、异常数据等报告制度, 同时加大对银行在差错频率高、金额大、性质严重的, 要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五) 加强差异化管理, 完善监管体制, 提升监管效能

根据每年《银行执行外汇管理情况规定情况考核办法》规定, 每年将银行进行A、B、C三级分类, 并在全辖内通报。根据分类考核结果, 按照约束与激励结合的原则, 对不同类别的银行实现差异化监管, 对A、B、C三类银行采取不同的非现场监测频率和现场检查次数、不同的监管措施、监管方式和力度、分别给予不同的监管授权以及业务培训和指导, 做到奖惩有度, 奖罚分明, 提出改进建议和措施, 敦促其加强管理, 高度重视, 确保外汇政策有效落实。通过对外汇指定银行实行差异化管理, 在强化外汇政策执行效果中, 提升对外汇指定银行管理效能。

(六) 加大处罚力度, 提高银行的违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