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监管政策法规(2013)（共9篇）
银行业监管政策法规(2013) 篇1
贯彻学习银行业监管法律法规
为全面提高本行员工的综合素质和法制观念、法律意识，更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证全行各项业务的健康发展。我行充分利用“四法”颁布和实施的契机，有针对性地开展全系统员工的培训活动，重点学习和贯彻银行业“三法”；认真学习银监会颁布的文件和规章；结合自身的改革，完善公司治理和内部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并组织全行人员学习。从贯彻落实的情况来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一是按步骤、分层次的全方位开展培训学习。自从修改后的《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行政许可证法》颁布以来，我行从自身实际出发，研究制定详细的学习方案，并采取多种措施确保学习效果。从总行到支行、从宣传到学习、从学习到考核全方位地对本行全体职工进行系统的法制培训，使全体员工真正做到学法、懂法、守法、执法，全面增强依法治行的意识和自觉性。在学习过程中，领导干部都能认真做到先学一步，率先垂范，为全体员工起好带头作用，更好地履行工作职责。
二是广泛开展自我教育。法律法规的能否正确落实，关键要靠每个员工能否在心里深处形成一种认同感。为了把法律法规的学习活动日常化、经常化，我行在开展大规模的集体学习和培训的同时，积极引导员工开展自学和自我教育。通过交流和自我教育加深了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和自我监督。学法、知法、守法、用法，已成为我行员工的自觉行为。
三是做到学用结合。学法的目的是为了用法，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结合三法的实施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加深基层行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和贯彻落实，使管理制度真正落到实处，在全体员工中形成浓厚的学习风气。基层会计人员和员工积极利用所学法律知识为客户解答不同的业务法律问题，客户经理能够认真对照商业银行法和本行信贷管理的10项制度，认真落实贷款三查制度，严格贷款审批手续，坚决执行贷款跟踪制度。在工作中，总行也加强了执法执纪力度，通过信贷、稽核等各类检查，对业务经营中存在违规违纪问题进行了严肃查处，并教育引导干部职工提高守法执纪的自觉性和严肃性，从而有效遏制了违规违纪行为的发生，使业务经营逐步走向稳健发展的轨道。
银行业监管政策法规(2013) 篇2
新形势下加强对外汇指定银行代位监管工作的监督指导, 有效防范和化解外汇业务风险, 切实提高外汇管理服务地方涉外经济发展能力, 积极构建银行代位监管模式下外汇监管新常态成为目前外汇管理工作的难点和重点。
一、银行外汇代位监管现状
目前, 经常项目项下外汇业务已完全实现银行代位监管, 外汇管理部门只对个人和服务项下的大额经常项目收付进行管制, 对个别服务贸易和个人大额收付汇, 资金流与货物流严重不匹配的主体和分类考核为B类或C类的企业主体进行有针对性的管制;资本项目项下外汇业务基本建立代位监管雏形, 至2015年6月1日, 资本项目基础外汇业务将全面放开, 届时资本项下外汇管理领域也将形成以银行代位监管为主, 外汇管理局事后监管为辅的代位监管模式。但是, 银行在履行代位监管职责过程中, 监管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一) 经常项目:业务审核重形式不重实质
货物贸易外汇管理项下银行办理外汇收支业务需按照贸易外汇收支主体的分类级别进行外汇收支审核。实际业务办理中, 金融机构需预先查询企业名录状态与分类等级, 按《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实施细则》, 根据主体分类级别要求审核相应的商业单据、发票、合同或《货物贸易外汇业务登记表》, 企业主体提交货物贸易业务相关凭证后即可办理外币货款收付, 而对于相关主体的资质、背景、贸易背景真实性等不做过多的调查了解。
服务贸易项下按照抓大放小的原则, 对小额服务贸易资金收汇不做过多限制, 仅对单笔等值5万美元以上的服务贸易外汇收支业务进行真实性审核。《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实施细则》规定银行办理单笔等值5万美元以上的服务贸易外汇收支业务, 按不同的交易类别审查并留存交易单证。银行在办理过程中往往只审核交易单证, 而对于交易单证和交易背景的真实性则再所不问。对于具体交易类别定性比较困难的服务贸易外汇收支, 《细则》兜底条款规定的审核单据为:合同 (协议) 或发票 (支付通知) 或相关其他交易单证。实际执行中可操作性较差。
个人外汇业务项下, 目前我国暂未对个人用汇完全放开。金融机构办理个人外汇业务重点控制个人通过分拆渠道办理个人结售汇业务, 从实际监管情况来看, 目前等值5万美元的个人结、售汇总额对于个人正常用汇需求完全满足。通过分拆方式办理的个人结售汇业务通常都属于异常外汇资金。而近年来个人分拆结售汇频发, 尤其是电子银行结售汇推广以来, 个人分拆结售汇业务增量更呈井喷态势, 归其原因在于银行代位监管的缺位。
(二) 资本项目:金融机构尚未脱离逐笔审批惯性
2013年以来, 直接投资项下资本项目外汇业务也顺应外汇管理“五个转变”的理念逐步放开。先后对融资租赁业务、境外投资者受让境内不良资产外汇业务、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前期费用管理和外资企业利润汇出等资本项目外汇业务取消了外汇局的前置审核, 转为由银行直接审核办理。此外, 国家外汇管理局于2015年先后发布《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 (汇发[2015]13号) 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改革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结汇管理方式的通知》 (汇发[2015]19号) 文件, 将于2015年6月1日正式取消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核准业务, 简化FDI出资确认登记、ODI再投资备案等手续, 实施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意愿结汇制度。所有这些举措均以取消外汇管理部门前置审批, 转由金融机构履行代位审核职责为目的。从目前资本项目领域已正式实施的改革项目来看, 银行对外汇管理部门审批前置的业务办理方式已经形成惯性, 具体业务发生时, 仍要求相关主体取得外汇管理部门的核准后再行办理, 需要外汇管理部门逐笔告知可直接办理后银行才予办理。同时, 由于资本项目外汇管理制度多年以来的管制背景较为严格, 导致金融机构在办理相关业务过程中慎之又慎, 基本上依靠向外汇局咨询、请示、确认无误后才敢下手操作。形成表面上相关业务已简化审批权限由银行直接办理, 实际操作中由于银行的“审批惯性”使得具体审核职责仍然由外汇管理部门履行, 银行资本项目外汇业务代位审核举步维艰。
二、银行代位监管成效不明显的原因分析
银行外汇业务代位监管模式有效运行的前提是外汇管理部门与金融机构自身角色转变和代位监管体系综合优化的程度。从目前银行代位监管履职效果来看, 银行自身限于内部管理、人员、知识结构、营业理念等方面的短板, 无法充分有效的履行代位监管职责。同时, 基层外汇管理部门在相关外汇管理政策改革后, 没有积极做好与金融机构的对接, 引导督促不足, 自身角色转变也不到位, 难以与银行代位监管形成合力。金融机构与外汇管理部门两个层面工作不到位, 使得银行外汇业务代位监管模式运作效果不佳。
三、银行代位监管履职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银行盈利性与代位监管职责不协调。银行的企业性质决定了其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经营目标, 一切经营活动的核心均为获取营业利润。而银行的代位监管职责是其在经营外汇业务同时附随的审核义务, 在没有严格制度约束的情况下, 银行只会强调盈利性而忽视附随义务。当具体外汇业务与外汇管理规定相冲突时, 银行为了抢占市场份额, 获取营业利润, 就会放弃其代位审核职责, 对规避外汇管理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客户大开方便之门, 甚至铤而走险帮客户规避监管。
二是内控制度不健全且执行流于形式。近年来, 通过外汇管理部门的检查核查,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或多或少均制订了相关外汇业务内控制度, 但是外汇管理部门在每次检查中总能发现银行在内控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内控制度不健全。部分银行对已开办外汇业务的内控建设并未做到全覆盖, 部分外汇业务有相应的内控制度制约, 部分外汇业务则没有建立内控制度。二是内控制度修订不及时。目前绝大多数银行存在内控制度未及时修订的问题, 不能根据国家外汇管理政策和外汇业务实际的变动情况实时更新, 一份制度用多年, 内控制度形同虚设。三是银行外汇业务内控执行普遍较差。目前银行外汇业务内控制度仅为应付外汇管理部门检查之用, 内部管理过程中往往用银行自身的业务考评管理办法, 即绩效考评办法, 外汇业务内控制度只停留在制度层面, 难以落实。四是银行内控违规的追责机制不健全。目前可见的外汇管理法规中, 只规定银行办理外汇业务应建立全面完整的内控制度, 而对于银行内控制度不健全, 内控执行不到位等内控违规行为, 没有专门的罚则规定, 追责机制不健全, 必然造成银行外汇业务内控建设形同虚设, 内控执行流于形式等问题。
三是银行“展业三原则”落实不到位。首先, 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 银行缺乏有效渠道获取客户全方位信息。在目前市场经济多元化发展的形势下, 作为外汇市场交易主体的企业和个人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尤其是企业主体, 存在持股参股, 债权债务关系的很多, 银行对客户了解主要通过实地查看其厂房、开工状况、进出口、信贷质押状况等方式进行, 而对于客户在他行的信贷状况、上下游交易对手的经营状况则无从了解, “了解你的客户”自然无法做到全面具体;而个人外汇交易主体由于其业务零散且没有持续性, 具体业务办理过程中多数业务只需提供身份证即可办理, 银行对其信息掌握更少。
其次, 对业务本身的了解滞后于违规主体。从目前外汇管理工作实际来看, 银行具体业务经办人员对于外汇业务的掌握基本停留在传统业务熟悉, 新兴业务生疏的状态, 新兴外汇业务发生时, 仅能够凭借微薄的外汇知识沉淀和查阅操作规程等方式进行系统操作, 对业务本身发生的原因, 风险点等信息掌握不全, 不能做到“了解你的业务”。而一些蓄意违规主体本身掌握的专有领域外汇知识往往比银行柜员丰富, 并且时常利用新兴外汇业务盲点多的特点规避外汇管理。如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借虚假转口贸易渠道, 套取银行融资资金或实现其他套利目的, 而目前的外汇法规暂无十分明确、细化的转口贸易业务操作指引, 由于不了解转口业务内情, 银行极易被违规主体利用。
第三, “尽职审查”无统一执行标准。对于具体外汇业务, 银行是否做到“尽职审查”, 没有量化标准, 并且目前对各项外汇管理业务具体审核哪些资料能够满足“真实性审核”的要求不一致。这就使得不同的银行对交易资料的审核程度不一, 有的银行完成表面真实性审核即止, 有的银行则对交易主体关联方、上下游交易对手和其他方面进行彻底调查。银行在为客户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履行“展业三原则”, 利益冲突、内控管理的严谨和细致程度会造成银行间执行标准不一。这种差异性让银行处于两难境地的同时, 也可能造成银行间不公平竞争, 部分客户转向审核条件宽松的银行, 最终导致银行客户尽职调查整体标准的逐渐降低。
四、外汇管理政策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外汇管理各领域改革不同步, 没有对银行形成“放权”压力。外汇管理领域自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改革实施以来, 已逐步开始践行总局“五个转变”精神实质, 但由于外汇管理政策法规调整分阶段、分部门实施, 导致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政策改革先行, 其他各领域外汇管理政策改革相对滞后的情况, 政策实施的不同步使得基层外汇管理部门即要下放部分监管权限, 又要执行多数外汇业务的监管权限, 总体的管理思路仍以外汇局审核, 银行办理为主, 没有形成外汇管理权限整体下放对银行及时构建代位监管体系的“压力”, 银行受长期依赖外汇管理部门审批把关的履职模式影响, 习惯于被动式、表面化地处理外汇业务, 未能主动适应外汇管理模式的变化, 影响代位监管模式运行效率。
二是外汇局对银行的督导不到位, 银行内控管理难以取得实效。外汇管理部门对银行内控制度建设规范与引导工作不够。目前银行外汇业务依据的内控制度多为历史积淀下来的传统内控体系, 这种体系仍以外汇审批管理模式为中心。多数银行未随着近年来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重新构建代位监管体制下的内控体系, 而外汇管理部门对银行内控建设方面要求不高, 管理不严, 对银行内控建设缺乏督导, 使得银行构建代位监管模式下内控体系的积极性不高。在目前外汇管理体制下, 对银行内控制度不健全等制度体系方面的问题未明确规定罚则。外汇局在日常外汇业务检查过程中, 经常涉及银行相关内控制度的建设情况, 但检查过程中发现银行内控建设问题后, 相关法规中关于内控管理问题的罚则依据不明确, 不能积极运用处罚权限对违规行为进行纠正, 导致银行长期对外汇业务内控建设不重视, 银行外汇内控建设难以取得实效。
五、强化银行外汇代位监管职责的政策建议
(一) 明确外汇指定银行代位监管职责
一是从法规上明确银行在办理外汇业务时承担的管理职责和义务, 外汇局在相关法规中明确银行未有效履行代为监管职责的处罚措施。二是引导银行积极转变观念, 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 进一步增强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 将实现利益最大化与风险最低化作为经营目标, 使银行充分认识履行代位监管职能也是自我保护和风险防范。此外, 营造银行间良性竞争的环境也十分重要。这样可降低部分银行因过度竞争压力而违规经营的可能, 从而使“代位监管”职能能够充分有效发挥。
(二) 建立银行业务人员培训长效机制
目前外汇指定银行经办人员变动频繁或是业务量小, 对外汇业务操作掌握不全面, 建议各银行可建立专人负责机制来加强对外汇岗位的协调。各银行指定负责人向外汇局定期进行报告, 外汇局可根据实际情况不定期对外汇岗位的人员进行培训。并建立业务人员考试题库, 不定期组织外汇指定银行分支行网点前台外汇经办人员答题, 检测其外汇基础政策法规掌握水平。对于政策领会不清而错答的题目给予现场纠错更正, 并将考试结果反馈各银行, 从而规范其业务操作。加强对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的检查, 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外汇指定银行内控制度建立和落实情况。
(三) 建立可疑线索举报激励机制
一是针对银行“代位监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违规情况, 建议完善银行事后监督检查机制, 诚实履行“代位监管”职责;二是外汇局建立可疑线索举报激励机制, 对银行提供线索, 积极主动配合外汇局查处违规案件的情况, 视其贡献大小和案件重要程度, 通过考核加分或物质奖励等方式调动银行积极性, 增强银行“代位监管”效力。
(四) 建立以非现场为主的监管体系, 提高外汇检查实效
加强非现场监管基础建设, 运用科技手段提升非现场监管效力;制定对外汇指定银行非现场监管定期通报制度。外汇局应该利用国际收支申报、结售汇统计、直接投资、外汇检查非现场监测等业务系统, 按月对银行外汇业务进行监测。对发现的数据差错、异常数据等, 实施差错纠改通知、异常数据等报告制度, 同时加大对银行在差错频率高、金额大、性质严重的, 要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五) 加强差异化管理, 完善监管体制, 提升监管效能
根据每年《银行执行外汇管理情况规定情况考核办法》规定, 每年将银行进行A、B、C三级分类, 并在全辖内通报。根据分类考核结果, 按照约束与激励结合的原则, 对不同类别的银行实现差异化监管, 对A、B、C三类银行采取不同的非现场监测频率和现场检查次数、不同的监管措施、监管方式和力度、分别给予不同的监管授权以及业务培训和指导, 做到奖惩有度, 奖罚分明, 提出改进建议和措施, 敦促其加强管理, 高度重视, 确保外汇政策有效落实。通过对外汇指定银行实行差异化管理, 在强化外汇政策执行效果中, 提升对外汇指定银行管理效能。
(六) 加大处罚力度, 提高银行的违规成本
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政策最新进展 篇3
关键词：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政策；监管强度；抵御风险；安全稳健；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2-0069-04
加强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是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重要性银行是指在金融市场中承担了关键功能，其倒闭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损害并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金融机构。根据重要性和影响范围，系统重要性银行进一步划分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其中，对全球金融市场具有重要影响的银行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仅对一国金融市场具有重要影响的银行为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
一、金融稳定理事会加强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的主要要求
（一）建立和完善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政策框架
2010年10月20日，经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首尔峰会批准，金融稳定理事会发布了《降低系统重要性机构道德风险的政策建议及时间表》报告，提出了加强系统重要性机构监管的总体政策框架。金融稳定理事会要求，各国应当建立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框架，明确本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估方法，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更为严格的监管标准，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2011年11月，巴塞尔委员会发布《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方法与额外损失吸收能力》，按分组方法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资本要求做出了规定。从2016年起，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应根据其系统重要性程度提取1%～2.5%的附加资本，2019年前达标。
（二）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
2010年，金融稳定理事会发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强度与有效性的建议》报告，提出了旨在提高系统重要性机构监管强度和有效性的32条建议，建议从监管当局获得适当的授权、独立性和资源，拥有充分的风险识别和干预措施、提升监管标准和建立更严格的评估机制等四个方面提高系统重要性机构监管的有效性。金融稳定理事会2011年发布的《实施更高强度监管政策建议情况的进展报告》进一步提出：一是提高监管联席会议的有效性。二是系统重要性银行应当提高风险数据加总能力，使监管者、金融机构和其他数据使用者（如处置机构）确信金融机构的管理信息系统可以准确揭示其风险。相关风险数据加总要求拟由巴塞尔委员会制定，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应在2016年初达到相关要求。三是金融稳定理事会拟开展对系统重要性机构风险治理的专题评估，重点关注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的履职情况和集团首席风险官、外部审计师等风险管理功能的发挥情况。四是金融稳定理事会将在2012年底前更详细地评估各国系统重要性机构监管资源的配置情况，并呼吁各国政府履行其在首尔峰会上做出的承诺，确保监管当局有足够的资源履行其监管职责。
（三）提高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处置有效性
2011年11月，金融稳定理事会发布《金融机构有效处置框架的关键要素》，提出了系统重要性银行处置框架的12项基本要素，包括：适用范围；处置当局；处置权力；抵销、净额结算、抵押和客户资产的隔离；保护措施；处置过程中对机构的融资；跨境合作的法律框架；危机管理工作组；特定机构的跨境合作协议；可处置性评估；恢复和处置计划；信息获取和信息共享。金融稳定理事会呼吁各国完善本国处置制度，明确相关部门的处置职责、工具和权力，使其能够有序处置倒闭金融机构。具体要求包括：一是成立危机管理工作组（CMG）并签订跨境处置合作协议。2012年底前，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母国当局应当会同东道国当局建立针对每家银行的危机管理工作组，组成机构包括母国和相关东道国的财政部、央行、监管机构和处置机构等，负责评估该行的可处置性并审议恢复和处置计划。母国和东道国当局应当签订针对每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跨境处置合作协议，识别可能影响跨境处置合作的障碍。二是制定恢复和处置计划。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应在2012年底前制定恢复计划，母国当局应当会同东道国当局制定针对该行的处置计划。为进一步完善处置计划的制定机制，提高其可操作性，金融稳定理事会近期提出，增加订立处置策略作为制定处置计划的必经程序。鉴于制定恢复和处置计划是加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最新最难的部分，相对进展较为缓慢，金融稳定理事会近期根据各国执行情况将2011年制定的时间表进行了延期处理。具体而言，每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恢复计划和处置策略，应于2012年12月底前完成并由其危机管理工作组审查通过；处置计划应于2013年6月底完成并经其跨境危机管理工作组审查通过；2013年底每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跨境危机管理工作组应完成对该行的可处置性评估。
二、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估方法和最新评估结果
2011年11月，经金融稳定理事会同意，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方法，从全球活跃程度、规模、关联度、可替代性和复杂性5个维度评估银行的全球系统重要性（见表1）。
根据上述方法，运用2009年底的数据，金融稳定理事会会同巴塞尔委员会和各国监管机构确定了首批29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中国银行是我国乃至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唯一进入该名单的银行。今后，巴塞尔委员会每年将根据银行的相关数据重新测算银行的系统重要性分值，并根据测算结果更新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见表2）。从2012年开始，金融稳定理事会将每年更新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并在当年11月公布，同时还将公布相关银行所属组别和相应的附加资本要求。2012年11月，金融稳定理事会如期公布了基于2011年度数据测算结果确定的28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分组情况及附加资本要求，中国银行仍是我国进入该名单的唯一一家银行。与2011年公布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相比，2家银行（西班牙对外银行和英国渣打银行）新进入名单，而3家银行不再在名单内。该3家银行中，德克夏银行已经进入处置程序；德国商业银行和劳埃德银行集团因为全球系统重要性下降不再列入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
三、提高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强度和有效性最新进展
2012年11月，金融稳定理事会发布了向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提交的《提高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强度和有效性》进展报告。报告指出，目前一些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在风险控制方面依然薄弱，而监管当局在监管有效性、主动性与结果的专注性方面仍存在提高空间。一是在加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方面。近年来，监管者对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的监管态度有所变化，监管者参与到了一些过去被认为应属于企业自主决策的领域，不仅做出监管评价，还承担风险和责任。这种方式需要监管者具有充足的经验和全面的视野，足以判断未来可能出现的最大、最难以解决的风险，并与董事会和高管层就公司策略、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进行对话。对于这种监管方式目前仍存在很多挑战，它要求监管者能够获得及时更新的信息和足以支撑分析的数据，具备快速适应机构改变经营行为和模型的能力，能够将资源在预期风险和非预期风险间合理分配。二是在公司治理方面，越来越多的监管者认识到自身在提升银行公司治理有效性方面可以且应当在其中起到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向董事会传达重要风险管理的监管预期上。一些监管当局正在积极增加与董事会的约见沟通，有些监管当局则更注重在金融机构第二、三道防线上“变得更强”，具体做法包括：增加与董事会的约见频率、评估机构高管层、提高首席风险官与内审部门的地位、建立良性的继任规划等。三是在风险偏好与文化方面，风险偏好固然是董事会与高管人员在确定公司战略时所明确的，但其更多体现在公司日常运营及公司整体文化尤其是薪酬体系中。文化是难以衡量的事物，恰当的风险文化的重要标志是能够认识到风险隐患并将其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将分散的风险度量指标有机结合、将内部自查中发现的问题有效解决、以及有效的风险预警是建立完整的风险文化的重要前提。监管者应评估金融机构董事会对风险偏好政策的重视和投入程度，以及其是否与公司的经营文化、风险文化相契合，并体现在公司日常的规章、报告甚至公司网站上。四是在操作风险方面，过去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操作风险事件突出表明，监管机构需要更加关注金融机构尤其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操作风险管理，以提高其自身修复能力和社会信心。监管人员希望所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建立一个模型，根据这个模型组织相对独立的专家形成“第二道防线”，用以核查运营流程对于操作风险防范的有效性。同时，监管者应评估机构董事会和高管层在建立防范操作风险体系工作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对日常操作风险管理工作的投入程度。五是监管机构应当尝试“跟着货币走”。监管工作中分析机构的商业计划和预计财务报表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鉴于金融机构的复杂性，监管分析行为已经逐步由判断机构的收入变动转为更加强调风险和控制。更好地认识机构的风险是更好地认识机构的前提，主要金融机构的商业模式正在演变，其中最明显的特征是中间业务（收费业务）的繁荣，这使得计算风险加权资产及相关审慎措施无法充分评估整体的潜在风险。针对上述趋势，“跟着货币走”可以使监管者更关注于业务的收入和与其相对应的风险之间的关系，如资本充足情况、流动性等。
四、恢复和处置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缺乏有效的处置机制，无法在大型复杂金融机构出现经营困难时使其平稳、有序退出市场，是导致危机不断深化的重要原因。完善处置框架，提高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处置能力和效率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尤其是系统重要性银行和监管当局应当未雨绸缪，制定符合银行特点的恢复和处置计划，以促使有问题银行平稳、有序退出市场，防止其倒闭对金融稳定造成破坏性影响。2011年11月，金融稳定理事会正式发布的《处置关键要素》政策文件对恢复和处置计划的基本要素、职责分工和审批主体做出了规定。金融稳定理事会进一步要求，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应在2012年底前制定恢复计划和处置计划，从2013年起金融稳定理事会将开展对相关国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框架的评估，并将恢复和处置计划的制定情况作为评估的重点内容。
在国家层面，2011年8月9日，英国金融服务局（FSA）率先公布了《恢复和处置计划》征求意见稿。2011年9月13日，根据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的要求，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发布监管规则，要求并表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银行控股公司和被美联储认定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分阶段制定处置计划。其中，非银行资产规模超过2 500亿美元的银行应在2012年7月1日前完成处置计划的制定，非银行资产规模在1 000亿美元～2 500亿美元之间的银行应在2013年7月1日前完成，非银行资产规模在1 000亿美元以下的银行应在2013年12月31日前制定完成。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监管当局已明确要求集团资产规模超过500亿美元的外资银行子行和分行制定适用于该子行和分行的恢复和处置计划。该计划可以相对简化，但应当与母行的整体恢复和处置计划保持一致。英国金融服务局在其《恢复和处置计划》征求意见稿中，也要求在英国办理存款业务的外资银行子行制定恢复和处置计划。
在上述规则发布之前，从2009年起，美、英两国监管当局就开始以系统重要性程度较高的大型银行作为试点，要求其制定恢复和处置计划。2009年4月，英国金融服务局要求苏格兰皇家银行、汇丰银行、巴克莱银行、劳埃德银行、渣打银行等6家大型银行制定恢复和处置计划。2012年10月，美联储公布了花旗银行、摩根大通银行、美国银行、摩根斯坦利、德意志银行、瑞士信贷等11家大型金融机构向监管当局提交的恢复计划。
五、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政策框架
2011年11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戛纳峰会要求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研究如何尽快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政策框架延伸适用于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巴塞尔委员会研究指出，应从与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政策框架相互补充的视角来理解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政策框架。一方面，考虑到各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不同结构特征，只宜对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制定指导性原则，在制定评估方法和运用政策工具方面赋予各国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政策框架应当体现为一系列原则性的最低标准，以有效解决跨境负外部性问题，促进公平竞争。2012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正式分布《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政策框架》，该文件明确了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政策框架，提出了各国制定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政策应当遵循的12项原则。
（一）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方法
巴塞尔委员会借鉴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方法，提出了各国制定本国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方法的基本原则。一是各国监管当局应当制定评估银行国内系统重要性的方法。二是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估方法应当反映银行破产倒闭的负外部性或潜在影响，而非破产倒闭的概率。三是评估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参照系应为本国经济。四是在评估范围上，母国监管当局应当在集团并表层面评估银行的系统重要性，东道国监管当局在评估外资银行子行的系统重要性时，应当将该子行下设的分支机构纳入并表范围。五是在评估因素上，应当考虑规模、关联度、可替代性和复杂性四大类的因素，各国监管当局可以根据本国银行业实际设定反映上述因素所代表具体特征的评估指标。六是在评估频率上，各国监管当局应当定期评估本国辖区内银行的系统重要性，以确保评估结果反映该国金融体系的现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的时间间隔不得明显长于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每年一次）。七是在信息披露方面，要求各国监管当局公开披露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方法的概要。
（二）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政策要求
在监管政策方面，《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政策框架》的规定主要集中于对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资本要求。巴塞尔委员会规定对某家银行实施的附加资本要求应与该行的系统重要性程度相适应。当一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划分为不同组别时，对不同组别的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可以提出不同的附加资本要求。在附加资本要求的实施方面，巴塞尔委员会要求各国监管当局应当确保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政策框架在本国实施过程中的一致性。当银行集团既被认定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又被母国监管当局认定为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时，母国监管当局应当按照孰高原则确定其附加资本要求。在附加资本要求的构成方面，巴塞尔委员会认为核心一级资本是提高银行持续经营条件下损失吸收能力最强的工具，因此要求附加资本要求应全部以核心一级资本来满足。巴塞尔委员会同时强调，其他政策工具，特别是提高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强度，在控制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负外部性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确保各成员国建立有效的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政策框架，巴塞尔委员会拟将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情况纳入第三版巴塞尔协议同行评估的范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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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FSB，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Banks： Assessment Methodology and the Additional Loss Absorbency Requirement，2011.
[7]FSB，Key Attributes of Effective Resolution Regimes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ctober，2011.
银行业监管政策法规(2013) 篇4
-------银行业员工监管法规学习心得
“合规经营、规范发展”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生存之本，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今年6月，＃＃银监局组织召开了＃＃银行业监管法规学习培训工作推进会，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一定要统一思想、端正态度、抓好统筹、明确责任，确保学习培训每个阶段、每个环节都与监管部门的要求和安排同步，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推动学习培训和业务经营协调开展、相互促进。交行＃＃省分行积极贯彻＃＃银监局的要求，及时组织我们开展了进一步加强银行业监管法规的学习培训，从今年6月到8月这三个月中组织我们制定方案、集中学习、自查整改，通过这次学习我感触良多。
首先，学习监管法规，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法律意识，规范并监督日常的经营行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这是邓小平同志曾经较为精辟的讲话，说明金融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银行业作为我国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我作为一个支行的负责人，深感责任重大。维护好我支行的稳定，并促进其良好发展，这是我的责任，这个责任在于敢于担当，敢于政策创新，敢于到实践中去检验。
支行负责人要做好学习的表率，研究制定学习贯彻的具体实施意见，组织推动本支行学习宣传工作，结合监管工作实际，结
合银行业监管的各项法律、行政法规，深刻理解各条款，提高学法、用法、守法和依法监管的意识和水平；指引支行员工积极学习监管法规，接受系统金融法律知识教育，从而更好地为监管工作提供支持、保障和服务。
监管法规的执行关键在于人。作为支行负责人要经常性抓好员工的政治思想和职业道德教育，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做到警钟常响，预防针常打。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要抓苗头，抓责任落实，抓薄弱环节，确保政策措施到位。重视员工道德风险防范，严格操作流程，把对员工思想排查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同时对员工“班前看神态、班中看情绪、吃饭看胃口、交流看心情、下班看快慢、班后看做啥”，做到密切关注员工思想动态，将各种诱发案件的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其次，回想我们在监管法规的执行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员工法纪意识欠缺，防患意识不强，问责制度不到位。
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每个支行是银行的基础，支行工作点多、面广、线长，大多数员工规范化、制度化的思想教育较多但日常未发生因而思想重视度不够，最终思想教育成为形式和空谈，久而久之，员工法律法规观念得不到提高。特别是近几年来，我行的业务高速开展，相对忽视了监管政策执行的力度，加之员工权责意识不到位，问责机制不健全，可能造成小问题越积越大，最后导致案件发生。
这次进一步学习监管法规，法规中大量吸收、借鉴了国际银行监管的先进理念和最佳做法，充分体现了“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和提高透明度”的现代监管理念，从而更深刻地了解到银行业监管工作人员既要学法、知法，更要依法更新监管理念，改进监管措施，提高监管效率。要加大运用风险监管措施的力度，切实改进监管手段，努力创新监管方式，通过审慎有效的监管，建立完善支行各项业务的风险管理、资本管理、资产质量管理、关联交易、流动性管理等方面的流程和机制，在加强风险监管的同时创新思维。
最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行党委确定的“二次腾飞”战略目标，坚持以改革发展创新为动力，以提高从业人员法律合规素质为目标，以增强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为重点，以学习伴我成长。
近年来，金融案件频发，发案率居高不下，防案形势非常严峻。纵观金融案件的发生，尽管形式各异，但追究原因归结为一点，主要是由于各项内控制度未履行好造成的。通过近阶段的学习，我们发现这些案件的重要原因就是忽视了政策监管执行的重要性。法律赋予的权力是履行监管职责的需要，是改进监管手段的体现。正确运用监管权力，能够增强监管权威，提高监管效果，从而实现监管目标。
要监管同时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监管。在银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我们要寻求一条稳定并不断超越的路，在防范风险、落
银行业监管政策法规(2013) 篇5
监管政策对银行内部审计的影响及其对策
作 者：吴文江
学籍批次：1003 学习中心：广东佛山顺德大良成人文化技术
学校奥鹏学习中心[26]A 层 次：专升本
专 业：会计学
指导老师：王海连
内容摘要
内部审计是一个系统，其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和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由于银行经营的高风险特性，决定了银行业是一个受到高度监管的行业，银行监管政策的任何一点变化都会对银行经营管理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从而也深刻地影响着内部审计的发展轨迹。银监会借鉴国际银行业内部审计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银行业公司治理和内部审计实际，于2006年6月27日颁布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审计指引》（下称《内审指引》），这是指导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审计活动的第一部“根本大法”，对于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审计独立性、有效性和权威性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将逐一分析《内审指引》对银行内部审计的影响及其政策。
关键词 ：监管政策 银行 内部审计 影响 对策
一、银行监管政策对内部审计的影响
影响之一：内部审计职能需重新定位
《内审指引》第三条和第四条明确指出，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客观的监督、评价和咨询活动，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系统化和规范化的方法，审查评价并改善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活动、风险状况、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效果，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稳健发展。内部审计的目标是，保证国家有关经济金融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监管部门规章的贯彻执行；在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框架内，促使风险控制在可接受水平；改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运营，增加价值。从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对内部审计的定义看，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客观的保证与咨询活动，旨在增加价值和改善组织的运营。它通过应用系统的、受过训练的方法，来评价和改善风险管理、控制及治理过程的效果，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由此可见，《内审指引》上述规定是银行监管部门在借鉴国际内部审计先进理念的基础上，对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审计的科学界定，是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关于内部审计定义和目标在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具体化。从中也可以看出，我国银行监管部门对内部审计的职能定位已经与国际标准趋于一致，内部审计工作范围已经从监督评价转为监督评价与咨询活动并重，关注重点已经从查错纠弊转为更加关注组织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适当性和有效性，服务目标已经从单纯为管理层履职服务转为致力于为组织增加价值。与国际先进银行的做法和《内审指引》要求相比，我国商业银行内部审计职能的履行仍有较大的差距，需重新进行定位和审视。
影响之二：内审组织体制需改革完善
《内审指引》从内部审计管理体系、组织架构、审计权限、报告路线等方面对内审组织体制建设作出了一系列的明确规定。关于内审管理体系，《内审指引》第九条指出，“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建立独立垂直的内部审计管理体系。审计预算、人员薪酬、主要负责人任免由董事会或其专门委员会决定”。《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第二十八条也规定，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应当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实行全行系统垂直管理。下级机构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聘任和解聘应当由上一级内部审计部门负责，总行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聘任和解聘应当由董事会负责。关于内审组织架构，《内审指引》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董事会负责建立和维护健全有效的内部审计体系。董事会应下设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不少于3人，多数成员应是非执行董事。审计委员会主席应由独立董事担任”，“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建立审计全系统经营管理行为的内部审计部门，可设立一名首席审计官负责全系统的审计工作。首席审计官由董事会任命并纳入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核准范围”。关于内审权限，《内审指引》规定，内部审计部门“有权及时、全面了解经营管理信息，并就有关问题向审计对象和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质询、取证，有权列席或参加与内部审计部门职责有关的会议，有权向董事会直接汇报审计发现，有处理建议权和必要的处罚权”。《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第二十七条也规定，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部门应当有权获得商业银行的所有经营信息和管理信息，并对各个部门、岗位和各项业务实施全面的监督和评价。关于内审报告路线，《内审指引》明确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建立与垂直管理体系相适应的内部审计报告制度和报告线路”，“首席审计官和内部审计部门应按季向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主要负责人报告审计工作情况。每年至少一次向董事会提交包括履职情况、审计发现和建议等内容的审计工作报告”。
影响之三：内部审计领域需拓展延伸
《内审指引》规定了内部审计事项主要包括：经营管理的合规性及合规部门工作情况；内部控制的健全性和有效性；风险状况及风险识别、计量、监控程序的适用性和有效性；信息系统规划设计、开发运行和管理维护的情况；会计记录和财务报告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与风险相关的资本评估系统情况；机构运营绩效和管理人员履职情况等。由此可以看出，内部审计已经开始向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等新领域拓展和延伸，为内部审计人员创造了“英雄用武之地”。
（一）内部控制领域：内部审计是银行内部控制体系中的一支重要监督力量，是COSO内控框架的组成要素之一。《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指出，内部控制的监督、评价部门应当独立于内部控制的建设、执行部门，并有直接向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报告的渠道，商业银行应当建立内部控制的评价制度，对内部控制的制度建设、执行情况定期进行回顾和检讨，并根据国家法律规定、银行组织结构、经营状况、市场环境的变化进行修订和完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要求商业银行建立并保持书面程序，对内部控制体系实施评价，确保内部控制体系的充分性、合规性、有效性和适宜性。
（二）风险管理领域：商业银行的核心活动是经营和管理风险，风险管理是管理层的一项主要职责，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工作，对公司的风险管理过程进行评估和报告是内部审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内审指引》开宗明义就指出，内部审计工作应当“以风险为导向”，这就要求内部审计工作要以风险为中心，关注、识别、评估、衡量和监督控制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合规风险等各类风险，通过检查、测试、评价等各种方法，提出切实可行的缓释风险的控制措施和稽核建议。对操作风险，监管部门要求商业银行内审部门定期检查评估本行的操作风险管理体系运作情况，监督操作风险管理政策的执行情况，对新出台的操作风险管理政策、程序和具体的操作规程进行独立评估，并向董事会报告操作风险管理体系运行效果的评估情况。对市场风险，监管部门要求商业银行内部审计部门定期（至少每年一次）对市场风险管理体系各个组成部分和环节的准确、可靠、充分和有效性进行独立的审查和评价。内部审计既要对业务经营部门，也要对负责市场风险管理的部门进行。
（三）公司治理领域：完善公司治理是国有银行改革的核心和关键，建立独立、有效的内部审计是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一环。《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相关监管指引》明确规定，国有商业银行董事会应设立审计（稽核）委员会，国有商业银行应建立规范的内部控制监督体系，包括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合规部门和审计部门等实施的监督。影响之四：内部审计技术需积极创新根据《内审指引》对内部审计的定义，内部审计活动已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稽核确认，还包括就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等有关问题提供业务咨询、反舞弊调查、内控评价等各类增值服务，与此相适应，内部审计方法、技术、工具、手段也面临着升级换代。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使用的内部审计方法看，主要侧重于事后的静态的合规性审计和单个项目、常规性片面审计，检查被稽核单位的若干个产品线、控制环节是否严格遵守规章制度，以此来判断被稽核单位的内控管理是否有效，无法真正将稽核关口前移，在事前、事中揭示被稽核单位经营管理中的各项风险，即使开始尝试运用COSO五要素框架对被稽核单位的内部控制进行评价，但由于测试检查的重点在具体业务产品和控制环节上，作出的评价难免会以偏概全，无法全面、系统地反映被稽核单位的整体内控管理状况和水平。从审计技术角度看，稽核手段一般都为询问、复算、观察、浏览、实地盘存等等，而很少开展穿行测试、抽样统计、函证、业务流程图、内控问卷调查、控制自我评估（CSA）等检查技术和程序，即便在审计过程中使用调查问卷和抽样技术，也缺少一套比较科学、合理的对内控五要素进行评价的调查问卷，抽样一般也都是人为判断，随意性较大，而且虽然也开始借助于电脑技术开展非现场的辅助审计，但应用覆盖面不足，非现场稽核数据分析缺乏深度挖掘和再利用价值。因此，为适应外部监管环境的变化和内部业务发展的要求，内部审计技术需积极进行创新。
影响之五：内审人员素质需着力提升
《内审指引》对内部审计人员应具备的专业水平、从业经验和道德准则作了详细规定。《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也规定，“商业银行应当配备充足的、具备相应的专业从业资格的内部审计人员，并建立专业培训制度，每人每年确保一定的离岗或脱产培训时间”。随着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方面作用的不断加强，现代内部审计的发展对内部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胜任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大的挑战。
二、内部审计应采取的对策
对策之一：目前，在我国大型银行中，工行、中行、建行和交行陆续成功实现了上市，上市后，随着信息披露和透明度要求的提高，对商业银行内控合规体系建设空前重视，管理层也更希望内部审计在提升银行价值、实现其战略发展目标方面发挥独特的建设作用，这为内部审计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可以说，目前内控合规的重要性和对内部审计的重视程度都是史无前例的，对此各家商业银行要有充分的认识，并按照《内审指引》的要求对内部审计的职能重新进行定位，对稽核章程重新进行修订和完善，以树立新的工作目标，体现内部审计的价值所在。要组织内部审计人员认真学习贯彻《内审指引》，加大对审计职能定位的内部宣传力度，使本机构全体员工人人知晓内部审计的职责、作用；要以审计体制改革为契机，加快构建职能管理、合规控制、内部稽核三道防线内控体系，将内部审计作为完善公司治理、健全风险管理、加强内部控制的重要手段和推动力，积极转变理念，创新工作方式，不断提升内部审计的增值服务水平。
对策之二：要循序渐进地推进独立垂直的内部审计体制改革，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内部审计之路。为此中行做了许多探索工作，积累了一定经验，初步形成了总行垂直管理的现代商业银行内部审计体制。首先是确立了内部审计的重要地位。其次是构建了新型的内审组织架构，极大地提高了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最后是确立了全新的报告路线，稽核部门向董事会及其稽核委员会/上级稽核部门报告稽核中发现的重要问题，各级稽核工作人员还有权越级直接向董事会及其稽核委员会报告稽核发现的重要情况和问题。这一报告路线的设计既保证了内部审计的充分独立性，又是解决信息不对称，改进垂直化审计管理的有力措施。
对策之三：虽然内部审计领域不断得到拓展和延伸，但考虑到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内部审计资源捉襟见肘的实际情况和内审发展阶段特点，内部审计的主要工作重心仍应放在稽核确认和内控评价上，因为这是内部审计职能的基础性工作，是做好风险管理审计和公司治理审计的前提条件，而不能一味地赶时髦，贪大求洋，食洋不化。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国际银行业内部审计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国际银行的内部审计师在保证和咨询活动上的时间分配比例一般是：内部审计占75%，培训占5 %，咨询占20%。因此，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部门也应当将至少80%的精力放在稽核确认和内控评价上，而且应当逐步减少现场稽核检查的比重，提高内控评价的份量。
银行业监管政策法规(2013) 篇6
新年新开始，经过了3天元旦小长假之后，生活仍在继续。新年伊始，总结过去，展望未来。2012年是艰苦的一年，走过了2012寒冬，中国纺织行业正在向着2013年欣欣向荣的春天走去，新的一年，纺织行业有了新的变化，就在1月1日之时起，中国纺织行业就开始实施一批新的标准政策。新的开始之际，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年中国纺织业的新标准政策吧!、四项排放标准
《缫丝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毛纺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麻纺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4项排放标准实施，4项排放标准由环境保护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共同构成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系列标准。
提示
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实施新标准将提高纺织行业的环保准入门槛，有利于减少水污染物排放，促进纺织工业可持续和健康发展。4项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有力促进纺织工业污染物的减排。现有企业实施并达到第二阶段的排放限值后，污染物的排放量将大幅度削减，其中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与2010年相比削减。
2、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
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正式公布《关于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自1月1日起取消收费票据工本费、货物行李物品保管费、税务发票工本费等15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免征企业注册登记费、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费、使用流动人员调配费等15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提示
此次取消和免征3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主要是为了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促进经济稳定增长。降低出入境检验检疫收费标准，简化出入境检验检疫计费方式。据测算，收费标准降低后，每年可减轻进出口企业负担约52亿元。
通知规定，进出口货物检验检疫费标准由原来的分别按货物总值1.5‰、1.2‰计收，降为按货物总值0.8‰一次性收取。边境口岸每批次价值在人民币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的边境小额贸易、对台小额贸易货物检验检疫费收费标准，统一降为按每批次30元收取。仅实施卫生检疫的，不收费。、关税实施方案
《2013年关税实施方案》开始实施。对关税配额外进口一定数量的棉花继续实施滑准税，并适当调整税率，主要是当棉花进口价格过低时，适用税率有所提高。
为积极增加进口，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及消费需求，2013年我国将对780多种进口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其中，新增和进一步降低税率的纺织服装类产品包括羽绒、亚麻短纤、全自动转杯纺纱机等。
依据我国与有关国家或地区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或关税优惠协定，2013年我国继续对原产于东盟各国、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韩国、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国家的部分进口产品实施协定税率，部分税率水平进一步降低。在内地与香港、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框架下，对原产于港澳地区且已制定优惠原产地标准的产品实施零关税。根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对原产于台湾地区的部分产品实施零关税。继续对原产于老挝、苏丹、也门等40个最不发达国家的部分产品实施特惠税率。
提示
本次下调羽毛原料进口关税的政策，有利于提高我国羽毛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抑制羽绒原料价格的高位波动，有利于增强产品出口的信心。降税对亚麻企业而言，可以进一步减轻企业的负担，有利于亚麻纱线价格的稳定，更有利于拓展亚麻纺织产品内销市场。
4、股息红利税收政策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开始实施。
上市公司派发股息红利，股权登记日在2013年1月1日之后的，股息红利所得按照本通知的规定执行。本通知实施之日个人投资者证券账户已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其持股时间自取得之日起计算。
提示
此次政策调整，旨在发挥税收政策的导向作用，鼓励长期投资，抑制短期炒作，促进我国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多地最低工资标准
浙江省最低工资标准再次上调，最高档标准由1310元涨到1470元。与现行最低月工资标准相比，最高档涨幅达12.2%，新的最低工资标准水平目前居全国省市区前列。
陕西省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为：一类工资区，全日制最低工资标准为1150元/月，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11.5元/小时;二类工资区，全日制最低工资标准为1050元/月，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10.5元/小时;三类工资区，全日制最低工资标准为950元/月，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9.5元/小时;四类工资区，全日制最低工资标准为870元/月，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8.7元/小时。
提示
企业员工只要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者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已确定劳动关系的，都适用这个新标准。
6、征地相关政策
甘肃省将从2013年1月1日起上调征地补偿标准，调整后全省征地补偿标准将达到平均每亩3.56万元，相比现行标准提高了19.9%。
福建省征收土地使用的耕地年产值最低标准调整为每亩1300元。实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区域，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最低标准调整为每亩3.25万元。
提示
业内人士分析，随着农用地征收标准提高，各省土地成本和价值有望普遍提升，对于在当地拥有大量土地资源的上市公司来说，或将以此受益。
银行业监管政策法规(2013) 篇7
焦红指出, 多年来,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大力推动医疗器械产业的发展, 在积极反映会员诉求、参与相关产业政策研究制定、加强行业自律、完善行业管理、协调国际贸易纠纷、维护会员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她希望,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不断拓展服务领域, 提高自身能力和影响力;推动企业诚信体系建设, 促进行业自律;开展宣传培训, 提升产业水平;加强国际交流, 引导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沟通会上, 总局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司童敏司长、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司高国彪副司长分别就“2013 年医疗器械监管工作及2014 年监管工作重点”和“2013 年医疗器械注册工作及2014 年注册工作重点”发表讲话。
童敏指出, 2014 年是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 也是全面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关键一年, 为进一步提高医疗器械监管的科学化水平, 监管工作将侧重七个方面:第一, 以完善监管制度体系为契机, 提高监管的科学化水平;第二, 以开展专项行动为契机, 提高综合监管水平;第三, 以推进法规制度建设为契机, 提高监管法制保障水平;第四, 以推进能力建设为契机, 提高监管队伍素质水平;第五, 以推进高风险产品监管为契机, 提高风险防控水平;第六, 以全面推进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实施为契机, 提高质量安全保障水平;第七, 以推进信息共享为契机, 提高社会共治水平。
高国彪指出, 2014 年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工作将以新《条例》颁布实施为契机, 建立完善的医疗器械注册管理法规体系, 全面推进审评审批制度改革, 构建科学、规范、合理的注册管理运行机制, 不断提高注册管理的工作效能。主要开展五项重点工作:第一, 制修订《医疗器械注册 (备案) 管理办法》、医疗器械分类目录等注册管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第二, 结合新《条例》实施和产品风险管理要求, 继续推进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第三, 着力推进医疗器械分类、命名、编码等基础性工作;第四, 加强各级监管部门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体系建设; 第五, 加快完善注册管理信息化建设。
随后的互动环节中, 总局相关司局及直属单位有关负责人与参会企业代表就新版《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出台和实施、医疗器械注册临床试验、医疗器械重点监测品种遴选、医疗器械标准管理等业内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交流。
支付账户分类监管的政策建议 篇8
成熟市场对于支付账户的监管与我国类似，也是以账户分类为基础的，但是其分类标准更为复杂，通常以提供服务的机构为一级分类标准，以账户功能为二级分类标准。
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立法层面和州立法层面首先针对银行账户和非银行类支付机构账户设置了不同的监管标准。联邦立法层面和州立法层面分别结合其对非银行类支付机构功能的理解，对支付账户进行差异化的监管。比如，美国联邦将非银行类支付机构定义为货币服务商，仅具有支付功能，不具有储蓄功能。而在州立法层面，大部分州将其定义为“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从事支付结算服务，不能吸储和放贷；少部分州则从其业务的实质出发，认为非银行类支付机构正在从事“非法”的银行业务，需要遵照对“银行”的监管要求进行监管。
欧盟在对银行账户和非银行类支付机构账户进行分类监管的同时，对非银行类支付机构的定位一直在随着对其认识的逐步深入进行动态调整。以PayPal（国际贸易支付工具）为例，2004年，英国向PayPal颁发的是电子货币机构许可；而在2007年，卢森堡却根据其申请向其颁发了银行牌照。2011年4月30日起，欧盟《电子货币机构指令》被废除，网上非银行类支付机构被认定为“信贷机构”，按照信贷机构的标准接受严格监管。
综合考虑中国当前支付账户监管存在的问题以及成熟市场成熟的监管经验，中国有必要在现有支付账户监管框架下，进一步从功能和行为特征视角细化支付账户的分类标准，提升支付账户监管的灵活性，建立完善的、动态的新型支付账户监管体系。
具体操作上，中国可以借鉴欧美以提供服务的机构为一级分类标准，以账户功能应用为二级分类标准的支付账户分类方式。一方面，现存的分类标准已经不能够满足支付账户的发展现状，对于非银行类支付机构账户监管的不完善使得该类机构有可能出现监管套利，从而可能加大支付账户的风险暴露。另一方面，随着支付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非银行类支付机构账户可能涉足的功能应用边界将会进一步拓展，以提供服务的机构进行分类只是一种相对静态的分类方式，并没有考虑各类账户所涉足业务的动态发展，只有从基础功能应用层面进行监管才能防止监管套利的发生。
创新业务监管政策 篇9
2007年3月，银监会颁布了《信托公司受托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继银行、基金公司之后信托公司成为第三类可以申请QDII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银监会负责信托公司受托境外理财业务的准入管理和业务管理，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信托公司受托境外理财业务涉及的外汇管理。目前，已有6家信托公司相继获批了共计16.5亿美元的投资付汇额度，首只信托QDII产品已于2009年末成功发行。在银行和基金QDII产品失利海外后，投资者普遍对QDII产品存在偏见，作为创新业务，信托公司开展QDII业务，市场空间有限，更多的是积累经验，等待时机。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放开，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改革的不断深化，进行金融创新以规避金融风险的呼声日渐高涨。认购权证、认沽权证和沪深300指数期货相继登陆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势在必行。2011年初，银监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办法》进行了第二次修订，并正式公布实施。文中对包括信托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参与金融衍生产品的市场准入、风险管理和产品销售及后续服务等都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作为20世纪发展最迅速的金融产品，金融衍生产品业务发展空间巨大。信托公司在做好传统业务的基础上，本着风险可控，损失可承受，信息披露公开透明的前提下，可适当参与金融衍生产品，调整业务结构，增强服务范围，增加利润渠道。
股指期货是最成功的金融衍生产品之一。2011年6月，银监会审议通过了《信托公司参与股指期货交易业务指引》，并正式实施。2011年11月末，华宝信托成为首家获得股指期货牌照的信托公司，首单股指期货信托产品于12月9日在海通期货完成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开户。文件规定，最近监管评级达到3C级（含）以上的信托公司才能申请开展股指期货业务，且信托固有业务不得参与股指期货交易。集合信托业务可以套期保值和套利为目的参与股指期货交易，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卖出股指期货合约价值总额不得超过集合信托计划持有的权益类证券总市值的20%；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股指期货合约价值总额不得超过信托资产净值的10%。信托公司单一信托业务可以套期保值、套利和投机为目的开展股指期货交易，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股指期货的风险敞口不得超过信托资产净值的80%。目前，已先后有七家信托公司获得股指期货业务资格，获准进入期指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