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证券业务监管

银行证券业务监管（通用11篇）

银行证券业务监管 篇1

1 银行证券业务法律监管的概念

对银行证券业务的法律监管是通过设定法律、法规来对银行证券业务活动进行直接限制和约束的一系列管制和监督行为, 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和调整银行证券业务的运行。从而通过立法、司法使得颁布的法律、法规对金融体系产生法定的约束力, 依靠法律制度、法律规定来实现对银行证券业务的监管。这里的的法律制度和规定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即针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直接监管法律规定和针对金融机构的间接监管法律规定。首先, 它针对金融监管机构如何科学高效进行监管有法律规定, 使金融监管机构合法利用行政权力对银行证券业务活动实施规制和约束, 即政府监管。其次, 它针对银行或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如何从自身制度设计来实现金融监管目标也有相关法律规定, 通过设定规则来规范金融机构的运行, 使金融机构既适应市场化要求, 又能达到监管目标, 即市场化监管。

2 银行参与证券业务的可行性

2.1 银行具备参与证券业务的条件

关于混业经营的条件, 分为市场条件和法律政策条件。市场条件是指市场主体和市场状况的发育程度, 能够满足混业经营的要求;法律政策条件是指法律和政策对混业经营的态度较为宽容, 至少不应该设置混业经营的实质性障碍。

从市场主体来看, 商业银行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具有较完备法人治理结构的市场主体, 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 相应的还要兼顾到安全性和流动性等问题。多数商业银行都能将效益性、安全性和流动性作为自身的经营决策原则。这就使得银行在跨营证券业务过程中的安全性得到很大的提高, 流动运行的更加自然顺畅。

2.2 银行业与证券业的既有联系为银证混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银行业为证券业进行基金托管。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 银行“非中介化”现象的出现了。传统的银行业务受到很大的挑战, 银行开始探索拓展中间业务、表外业务, 作为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投资基金托管, 是加强银证业务合作和融和的重要环节。从商业银行营利性目的来看, 由于基金托管费用是银行稳定的收入来源, 并且未来基金的代销业务有可能成为商业银行重要的盈利支撑点, 因此各大银行都积极争取希望取得基金的托管人资格和代销资格。

银行为证券公司提供融资支持。银证业务的开通, 为证券公司筹集资金提供了渠道, 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融合建立起资金的桥梁和通道。银行集中了巨额社会闲散资金, 银行业频繁的并购活动使银行平均资本大幅增加, 资金优势明显增长, 为其跨营证券业务提供了资金条件。

3 银行证券业务监管的必要性

(1) 银行参与证券业务的“控制失灵”要求银行证券业务监管。

银行业自诞生之初便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银行家们也深深意识到这一点, 许多跨国银行的管理层很早就试图在银行内部构筑防范金融风险的“防波堤”, 但即使是采取了措施, 在银行参与证券业务的过程中, 银行内部监管仍然普遍存在着控制失灵的问题, 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 银行缺乏来自管理层的监督和必要的责任机制, 没有在银行内营造良好的风险管理意识。近年来主要的银行危机均毫无例外地反映出这一通病, 出现问题的银行往往管理松弛, 董事会和银行管理层对银行内部控制缺乏必要的指导和监督, 更重要的是在管理工作和职能分工上缺乏必要的责任制, 存在着大量的监管盲区。

第二, 对银行的特定业务缺乏足够的识别和评估机制。许多遭受损失的银行是由于对新产品或新业务不熟悉, 或在业务环境或条件发生根本性变化时未能升级其风险识别和评估系统所致。1995年巴林银行事件和大和银行事件的发生就是因两家银行对参与的证券业务缺乏完备的内部风险预警和控制机制所致。上述危机清楚的说明, 那些在传统或简单业务中行之有效的内部监管机制未必能在高级或复杂的业务领域大行其道, 如果固步自封, 在风险管理领域不思变革, 可能酿成无法收拾的危机。

第三, 银行核心的业务控制机制, 如“防火墙”、业务核准、业务稽核、业务协调和评估等缺乏或失灵。上述机制之所以称为核心业务控制机制, 是因为他们是割断利益冲突、保证银行业务安全所必需的控制程序, 欠缺其一都会是银行业务存在安全隐患。

(2) 市场竞争要求银行证券业务监管。

激烈的市场竞争是银行参与证券业务的一个重要动因,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 银行在金融市场“一枝独秀”的地位不复存在, 银行不仅面临同业之间的激烈竞争, 而且还面临着非银行金融机构对其既有市场份额的侵夺。例如, 证券、保险、基金、信托、期货、期权等金融产品都一定程度上分流了银行的客户, 有些产品如货币市场基金等, 甚至直接针对银行的存款业务展开竞争, 并有演变为银行存款替代品的趋势。银行业务无论从资产业务还是负债业务, 都面临着同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面对如此的竞争, 难免银行会采取某些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这样不仅会影响银行业的发展, 而且还会影响到证券业的秩序。这就要求我们的监督机关对银行可能采取的违反法律或者规避法律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管, 使其进行良性的竞争。

(3) 市场垄断风险要求银行证券业务监管。

银行参与证券业务后, 可能形成大型的金融集团, 金融集团设有各种金融业务机构或子公司, 同时还是企业融资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其通过股权和契约纽带层层控制了各种金融资源。这种经济金融资源的高度集中, 有可能使金融控股集团出现经济势力集中和垄断问题。具有金融控股背景的用户在开展业务方面具有其他银行所不具备的优势, 具有金融控股背景的证券公司人员在产品开发、融资、市场营销方面得到其他证券经营机构难以企及的优势, 具有金融控股背景的金融机构在市场上的形象和声誉远胜于一般金融机构, 其在开展业务方面可以获得较大的便利等, 在这些优势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可能使规模较小的金融机构难以与金融集团匹敌, 不得不被逐出市场。此外, 在金融业日渐开放的今天, 外资金融机构日益融入我国金融市场, 这些金融机构可能利用其母公司的混业经营优势及整个集团的市场支配力, 强势的参与金融市场的竞争。从而使国内的金融企业面临不利的竞争地位。这些都是一两家监管机构依靠自身监管力量和现行监管体制难以解决的问题。

(4) 信息不对称要求银行证券业务监管。

信息不对称问题就是在交易中, 交易一方拥有产品或服务的充分信息而不向或不完全向交易对方披露, 从而将交易一方置于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在银行业中, 银行与存款人、投资者、客户之间的信息分布往往是非对称的, 跨国银行通常都是专业性较强的金融机构, 其资力信用、经营状况、财务指标等重要信息受到银行保密法等专门法律的保护, 难以为银行客户所知悉。这样, 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 银行的业务活动难以收到存款人、投资者的有效监督, 因而其资产质量也难以得到可靠的保障。

参考文献

[1]王成勋.银行、证券混业经营:制度演出的必然选择[J].上海经济研究, 2000, (9) .

银行证券业务监管 篇2

金融机构的证券投资业务，是指以有价证券为经营对象的业务，其证券投资对象主要是政府债券(如国库券的购买)、企业债券和股票的发行和购买。如银行证券投资是一种证券的买卖活动，与贷款业务相比，尽管两者都是资金的运用，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它本身有着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有：

1.主动性，银行在证券投资中，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趋势和自己的资金实力，决定购买与否，完全由银行自主决定，完全处于主动地位。

2.独立性，银行在证券投资中，在多数情况下与债务人是不熟悉，决定银行是否购买的唯一标准是根据市场推算出的预期收益率，不为人际关系所左右。

3.参与性，银行在证券投资中，银行只是众多债权人中的一个，对债务人的控制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银行证券投资的功能有：

一、资产多元化，分散风险，获取稳定的收益

二、保持流动性

三、逆经济周期的调节手段

银行证券业务监管 篇3

关键词：批量代发；洗钱风险；监管

由于商业银行批量代发业务长期使用銀行内部账户进行资金划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与种种利益驱动下，部分商业银行内部代发账户已经演变成为跨单位跨行资金划转的“准银行结算账户”。由于银行内部账户仅作为银行内部核算科目未纳入反洗钱数据采集系统的范围，致使这部分大额交易游离于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系统，加上商业银行未能针对批量代发业务客户执行严格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致使银行批量代发业务成为某些非法资金转移的通道，其洗钱风险值得关注。

一、银行批量代发业务基本情况

（一）银行批量代发业务的基本内容

批量代发业务最初是银行为方便单位办理向员工发放工资业务而设计的业务产品。其操作流程为委托单位和银行签订代发协议书，并向银行提供代发对象清单及身份证件号码，银行为“委托单位”设立“银行代发账户”，并为代发对象批量开立个人结算账户。“委托单位”在办理发放工资业务前将代发信息加密磁盘和汇总清单送交银行，同时将代发款项及手续费从“委托单位”基本账户划至“银行代发账户”中，由代发银行通过代发代扣系统将款项批量发放至员工个人结算账户内。批量代发业务最初只用于“委托单位”发放工资、奖金和福利费。

（二）批量代发业务中需要注意的关键业务环节

批量代发业务产生的初衷是银行为了提高办理单位定期发放工资福利费业务的效率而设计的，因此其最初的设计流程要求必须符合支付结算办法和会计核算手续，其业务流程中的几个关键环节规定如下：

1.“银行代发账户”是银行的内部会计科目。“银行代发账户”是银行批量代发业务中的一个内部会计科目，主要用途是资金清算过渡户，因此“银行代发账户”不能用于“委托单位”的对外资金结算。

2.“委托单位”必须从本单位的基本存款账户将代发款项划付至“银行代发账户”用于批量代发。《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存款人工资、奖金和现金的支取应通过基本存款账户办理。因此批量代发业务的资金来源应该是“委托单位”的基本存款账户。

基于上述两个环节的严格规定，批量代发业务既提高了单位发放工资业务的处理效率，又确保了银行批量代发业务符合国家的有关会计制度。

（三）银行批量代发业务内容的演变

随着银行间竞争的加剧，各家银行争相抢夺批量代发业务的市场份额，批量代发业务的内涵也慢慢发生了转变。

1.批量代发资金从“委托单位”在他行的银行结算账户转入代发银行的“银行代发账户”。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工资存款账户与代发对象个人结算账户往往开立在不同的银行金融机构，因此批量代发业务流程中，代发资金必须通过跨行结算方式转入“银行代发账户”。票据和结算凭证在用于对外结算时必需要素齐全，因此“委托单位”名称和“银行代发账户”账户就成为了票据结算凭证上的“收款人”。“银行代发账户”开始成为单位跨行资金划转的“结算账户”。

2.批量代发资金从“委托单位”以外的第三方企业在他行的银行结算账户划入“委托单位”的“银行代发账户”。

“银行代发账户”用于跨行结算后，其结算上的特殊特点逐渐被其他具有批量代发需求的单位所注意，尤其是寿险团体保险退保和给付业务。2006年以前，由于国内寿险市场团体业务不规范竞争，寿险公司承揽了一些不规范的业务，包括前期现金承保、合同外协议承保、个人客户团体承保等。由于投保时不规范，导致退保时真实的被保险人无法获得正当权益，但法规要求必须按合同记载投保人信息执行。在这种矛盾下，一些保险公司发现银行批量代发业务所具备的特殊性正好可以解决保险公司真实投保人和保险合同记载的投保人不一致的问题。保险公司通过自己控制的第三方企业与银行签订委托代发协议书，将大量资金转入该企业的“银行代发账户”中，通过批量代发将资金转入保险公司实际控制的若干个人结算账户中，最终将资金汇集取现或转入投保人指定的账户。

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代发账户”演变成为跨单位跨行资金划转的“银行结算账户”，并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银行代发账户”被用于单位之间的资金结算，另一方面“银行代发账户”由于不是银行结算账户，企业通过“银行代发账户”可以实现的资金转移活动不反映在企业的会计账簿上，最终达到隐蔽资金性质、资金来源和去向的目的。

二、银行批量代发业务中的洗钱风险

（一）商业银行普遍忽视批量代发业务渠道存在的洗钱风险。一些银行过于依赖批量代发渠道拓展银行卡等个人零售业务，过于强调批量代发业务的效率优势，而有意无意地忽视违法犯罪分子利用其便捷性、隐蔽性进行洗钱等风险。个别商业银行客户经理为实现大量开立银行卡的目的，甚至不惜帮助保险公司伪造企业员工名册和代发名单。对于一些企事业单位在员工不知情的情况下随意通过批量代发渠道批量开立账户并控制这些账户使用的情况，以及批量开立账户数量明显与企业经营规模不符等情况也不鉴别、不警惕。

（二）商业银行未针对批量代发业务“委托客户”执行反洗钱客户身份识别措施。由于“委托单位”在银行开立的“银行代发账户”并不是银行结算账户，因此其开户手续完全由各家金融机构自己规定。大多数金融机构在与客户建立委托代发业务关系时，均未按照《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委托单位进行客户身份识别。一般的做法是代发银行与委托单位签订一份代发协议书，由委托单位签章就可以了。至于委托单位提供的代发对象的真实性、委托单位的实际控制人、交易的实际受益人等情况银行以应由委托单位自行负责为由而不采取相应的客户尽职调查措施。

（三）“银行代发账户”游离于反洗钱资金监测体系以外。由于“银行代发账户”是银行内部会计科目，不是银行结算账户，因此，各金融机构在开发反洗钱监测系统时均未将“银行代发账户”纳入数据采集范围。“银行代发账户”是连接代发业务中代发资金来源和代发资金去向的重要中间环节。“银行代发账户”交易情况的遗漏导致整个银行批量代发业务无法完整的反映在反洗钱资金监测系统中，其中隐藏的洗钱风险和犯罪线索更是无法及时获取。“银行代发账户”的双重属性和脱离反洗钱监管范围的特点致使其极易成为非法资金融通的渠道，从而蕴涵较大的洗钱风险。

三、银行批量代发业务中涉嫌洗钱案例

案例一：2006年12月某公司向某人寿保险公司投保团体重大疾病保险，趸缴保费近295万元，保单约定被保险人453人。2007年12月，该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退保。保险公司签发银行支票，金额280多万元，却解入该保险公司为另一公司在银行开立代发业务账户。经查发现该笔银行支票存根联填写的收款人与票据托收联的收款人不一致。退保资金最终被保险业务员挪用用于炒股。由于上述资金通过银行代发内部账户划转，商业银行未能按规定报送相关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

案例二：2007年12月，某公司通过兼业代理机构向某人寿保险公司投保终身寿险。趸缴保费320万元，保单约定被保险人1000多人、保险金额保费分配原则为“平均”。不到一个月，该超市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全体退保。2008年1月25日，保险公司将304万元退保资金转至该公司开立在商业银行的内部账户。银行立即根据保险公司客户经理电子邮件中的划款指令，从内部账户将304万元转入该公司某部经理C某某的个人账户，C某某于次日将304万元全额提现。由于上述资金通过银行代发内部账户划转，商业银行未按规定报送相关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

案例三：某公司2005年12月向某人寿保险公司投保年金险，并趸缴保费394万元。保单约定被保险人117人，其中36名被保險人身份证号码系编造，出生年份均为1947年，保单约定到期领取日期为2007年12月（即36人年满60岁之日）。2007年12月该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满期给付和提前退保。2008年1月，保险公司客户经理为该公司在某银行开立内部代发账户，并将329万元退还保费资金划入银行的内部账户后，随即转入该公司18名高管个人银行卡账户，其中划入个人账户资金最多的为一名公司负责人，资金近56万元。由于上述资金通过银行代发内部账户划转，商业银行未能按规定报送相关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

案例四：境外某公司在华代表处首席代表王某利用员工身份证在银行批量开立个人结算账户和银行卡，在由境外公司以雇员报酬等名义向这些账户和银行卡汇入资金，每个账户和银行卡汇入资金均为5万美元，这些个人账户结汇后资金全部归集到徐某的个人账户,再由其转入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公司。经统计，2003年7月至2008年6月期间，王某账户交易总额达人民币30多亿元，利用这种方式接收的外汇1300多万美元。王某利用银行批量代发业务渠道批量为员工开立账户和银行卡，达到了分散人员、分拆金额等方式规避跨境资金管理和个人大额结汇审查的目的，存在跨境洗钱的嫌疑。

四、加强对银行批量代发业务反洗钱监管的政策建议

（一）严格规范“银行代发账户”的使用范围。银行批量代发业务对于提高银行办理单位工资、福利费发放业务效率、完善银行中间业务支付环境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其功能演变过程中潜在的洗钱风险也不允忽视，商业银行要严格把握银行批量代发业务中的两个关键业务环节，在继续发挥批量代发业务便捷客户的服务优势的同时，注意严格控制批量代发业务中的潜在风险。

（二）加强对批量代发业务客户身份识别措施。商业银行应按照法规要求对所有与其建立业务关系的客户采取相应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而不应仅局限于针对开立账户的客户的身份识别义务。应要求商业银行基于风险的原则，注意审查批量代发业务开立账户的主要用途和日常代发资金的正常收付规模的合理性，并对照批量代发业务中存在的洗钱风险进行全面系统的业务排查，关注反洗钱控制制度无法覆盖的业务领域，分析其中可能存在洗钱风险环节，研究和采取应对措施。

（三）督促商业银行认真履行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及时向商业银行发布风险指引，提示相关业务的风险。注意分析通过批量代发业务开立的账户出现大额、频繁和异常资金交易的情况，注意保险机构通过银行频繁大量对同一家投保人发生赔付和退保的交易类型。要确保将用于对外结算的银行账户、银行科目全部纳入反洗钱资金监测范围，并严格按规定报告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

银行证券业务监管 篇4

(一)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因素

经过经济学的研究证明, 金融行业的平均成本曲线与其他的行业相比较较为平缓, 因此, 金融行业具有更大的经济规模潜力。由于金融产业的资产专用性不断降低, 金融行业的同一资产可以运用在其他不同的金融业务上, 这充分地显示金融行业具有越发明显的范围经济效应。银行业是金融行业中规模最大、实力最雄厚的产业, 因此相比于其他的产业, 银行业对范围经济效应与规模经济的追求更加明显, 对金融一体化以及自由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最强。银行参与证券业务, 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实现信息、网络、企业家以及客户等各个方面的资源共享, 有效地节约交易成本, 同时为广大的客户提供了“一站式”的金融超市, 使劳动生产率不断增加, 充分满足了各个方面客户的多元化投资需要, 最终实现了协同效益最大化。

(二) 竞争因素

竞争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市场竞争因素。银行实现多元化经营, 为银行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去开发金融产品以及开拓业务市场, 加强银行对市场变化的实际状况的全面了解, 因而银行能够及时调整发展战略适应市场变化。银行不断创新管理理念, 开拓服务范围, 从而有效地提高了银行的市场竞争力。目前, 人们普遍认为2006年后, 投资等中间业务将是中外资银行竞争的重点区域。因此, 银行首先需要全面了解投资等中间业务的发展规律, 不用急于投入到竞争中。 (2) 制度性竞争因素。由于各国在制度上规定的不一致, 因此很容易产生“制度性竞争扭曲”的不良现象, 使市场竞争力产生不一致的地方, 比如在分业体制下, 美国的银行的市场竞争力逐渐降低。

(三) 分散风险因素

银行业是金融行业中外部效应表现最为明显的行业, 主要是因为银行将全球各地的分散存款人的流动性负债转变为对借款人的为流动性负债, 因此产生较高的负债比率, 导致对公众的信任以及外部的资金来源渠道存在较大的依赖性。银行参与证券业务, 有助于银行充分地利用两个市场以及两种资源, 加强资源优化配置, 实现优势互相利用、劣势互相补充的目的, 最终有效地缓解或者避免银行业逐渐增加的风险因素。根据美国金融界对以往产生金融危机的分析研究结论, 在金融危机中, 单一银行占倒闭银行的80%左右, 而那些参与证券交易的银行多数没有倒闭, 主要原因就是单一银行的资金来源渠道较为单一, 资本充足率偏低, 并且抗风险能力较弱, 而积极参与证券等其他金融业务的银行, 收益较为多元化, 从而有效地增加了抗风险能力。实际上, 银行的管理体制以及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银行经营风险的高低, 与银行本身参与的投资项目的关系不大, 比如高风险的期货市场, 一旦经营效应较好, 则有助于银行规避风险, 使银行的经营风险不断降低。

二、商业银行参与证券业的风险

证券市场是一个具有高风险的市场, 银行资金一旦投入到证券业务中, 则很难有效地规避风险。如果银行资金投入到证券业务中, 且一时很难及时收回, 则会导致由银行这一中间环节所组成的金融链条更加容易断开, 从而使整个金融市场面临崩溃以及毁灭的境地, 可能带来不可预估的严重后果。商业银行一旦参与了证券等其他金融业务, 虽然有可能取得较高的经济收益, 但同时面临着较高的风险, 商业银行支付给有关的客户一定的存款利息后, 其余的资金则会全部属于银行的股东。如果商业银行的证券投资失利, 则大部分的银行储户以及银行保险公司需要承担大部分的经济损失, 因此,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 预期的经济损失是有限的, 而预期的经济收益是无限的, 因此, 促使商业银行更加有冒险精神。

银行业与证券业实施专业化分工, 有助于提高其工作效率, 而银行与证券业互相不参与、互相不干预的现象就充分体现了专业化分工的特点。同时, 进行合业, 增加了银行垄断金融业各个方面的可能性, 中小证券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淘汰, 因此, 中小证券商的数量将逐渐减少, 不利于市场的正常竞争, 从而有损效率。站在业务性质的角度上, 由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不同, 导致证券业和银行业之间存在不同的特性。一旦证券业的经营管理者仍然使用以往的银行经营模式去管理证券经营机构, 则会产生一系列的冲突与矛盾。另外, 如果银行直接参与到证券市场时, 由于银行具有独特的市场地位, 因此, 其他的证券经营机构与银行无法在一种平等的市场条件下参与竞争, 因此, 在整个证券业没有一个完全符合市场要求与规定的游戏规则, 从而严重地制约了证券业的可持续发展, 导致国内无法形成一个作为中介和市场主体的证券经营机构团体。

(一) 分立机制建立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

随着金融产业的不断发展, 人们逐渐意识到合并体制的优越性。通过降低成本的风险防范机制的方式, 有助于减少合并体制的风险的可能性。近几年, 随着新型金融工具的不断出现以及其快速发展, 对银行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导致传统的银行业和证券业的界限已经很难明确地界定, 而对证券业和银行业的明确划分是分离体制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前提。

三、结语

综上所述, 银行业与证券业的分业经营模式只是一种阶段性的选择, 二者的合业经营模式是以后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成熟, 我国的金融业应该不断开拓其经营业务范围, 强化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从而为金融行业的未来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摘要：随着全球金融自由化以及一体化趋势发展的不断深入, 银行逐渐参与证券业等其他金融业务, 且参与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但是银行参与证券业务的经营模式在发展的过程中依旧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如何有效地权衡银行业参与证券业务的经营模式的利弊, 如何有效地控制风险, 本文将对对此展开全面地论述。

关键词：银行业,证券业,利弊,动因,风险,措施

参考文献

[1]冯薇娟.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业务——银行-证券合作探析[J].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 2011, 11 (23) :189-190.

银行证券业务监管 篇5

无忧会计网 时间：2008-5-18 10:26:00 作者：张玉喜 来源：当代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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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银行业的资产证券化试点始于2005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发行。为充分发挥资产证券化对银行筹资及流动性管理的作用，以2007年浦东发展银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为标志，我国银行业第二批资产证券化试点及更大规模的推行拉开了序幕。但在推行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不能忽视银行利用证券化技术进行的监管资本套利及其对资本监管的影响，因为这关系到银行资本监管的有效性及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业务能否健康发展。

一、商业银行的监管资本套利及其内在动因

根据《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的定义，套利是指无需净投资情况下保证获得正报酬而没有负报酬的投资策略。套利的存在是与均衡相矛盾的，因为均衡形成于无套利机会之时。因此，在均衡状态下，具有相同现金流特征的两种资产组合在期初应具有相同的价值或投资成本，否则就会产生套利机会。监管资本套利(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则是商业银行在风险资产面对的监管资本要求及其成本与该资产实际的风险资本(经济资本)要求及其成本不一致时，力求降低监管资本数量及其成本的行为。因巴塞尔协议中计量监管资本需要量的资产风险权数目录不可能全面反映银行实际的风险状况，而每一种风险加权资产也不可能作为相应资产全部风险的准确估测，这导致银行资产组合中实际风险资本需求不同的资产却要面对资本监管规定中相同的风险权重与资本要求，或风险资本需求相同的资产却要面对不同的监管资本标准。当某种资产的监管资本要求大于实际所需经济资本时，因监管要求而多持有的资本，其产生的成本就成为对银行的一种“监管税收”(克里斯·马腾，2004)。因此，商业银行就会对资产组合的现金流量、信用关系和风险进行重新组合和配置，即在满足监管资本要求的前提下，减少资本持有量及其成本，如最初的“采摘樱桃”(cherry-Picking)的监管资本套利形式。

商业银行进行监管资本套利的内在动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满足监管机构的资本充足要求。银行将资产负债表内风险不同、但风险权重与监管资本要求相同的贷款组合中的一部分贷款进行转让或风险转移，在银行实际资本数量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降低了表内风险加权资产额。使银行的名义资本充足率得以提高，达到监管机构的资本充足要求或规避资本监管的目的。

(2)提高资本收益率。商业银行通过调整资产组合，在监管资本标准要求相同的不同资产中减少低风险、低收益资产，保留高风险、高收益资产，实现以低的资本需求量支持高收益率的资产业务，提高银行资本配置效率。

(3)扩大资产业务规模。监管资本套利因提高名义资本充足率、减少监管资本需求量而释放出的资本，可支持信贷业务规模的扩大。这一点在经济过热、信贷规模受到监管约束的情况下更易被银行所利用。商业银行为增加利润来源，会通过监管资本套利，实现资本释放，支持资产业务的扩张。

二、商业银行以资产证券化进行监管资本套利的机制和方式

新资本协议根据资产池信用风险转移方式的不同，将资产证券化划分为传统型资产证券化和合成型资产证券化(synthetic securitisation)。传统型资产证券化是指商业银行将能产生收益的资产组合成资产池，出售给特殊目的载体(SPV)，再由SPV创立并出售以资产池现金流为支持的证券。合成型资产证券化主要源于上世纪90年代债务担保证券(CDO)的产生，以及发行过程中证券化技术与信用衍生工具风险转移技术的结合。在这种证券化结构中，资产池信用风险的转移不是通过资产的转移或出售，而是部分或全部地通过信用衍生工具或担保来实现。作为更高层次的结构金融技术，资产证券化使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在原债务人、债权人(银行)、SPV以及证券投资者等主体间被重新配置，更加便于银行利用监管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差距，重组资产组合现金流和风险信用关系来进行监管资本套利。因此，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最初主要服务于银行的融资需求和流动性管理的资产证券化，自1988年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资本充足性监管实施以后，成为银行规避监管、进行监管资本套利以获取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上世纪90年代，美联储对美国10家最大的银行持股公司的调查表明，这些金融机构的证券化活动主要是出于资本套利的目的。在加拿大、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中，银行都存在相当规模的与资本套利相关的证券化活动(洪艳蓉，2005)。传统型资产证券化中的监管资本套利

在传统型资产证券化结构中，银行作为发起人在实现法律及会计意义上的资产转移或出售的同时，往往采取优先，次级结构安排、对证券化资产的隐性支持(impHcit support)等影响“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效果的信用增强措施，因而实际上保留了部分证券化资产池的风险，并产生相应的监管资本要求。当这一资本要求小于原证券化资产的监管资本要求时，就可以证券化方式进行监管资本套利。这是监管资本套利的基本机制，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1)以附带部分追索权的资产证券化进行的监管资本套利

这是传统资产证券化中用于监管资本套利的最常用和最直接的方法。银行作为发起人在将高信用等级资产证券化的同时，为证券化提供了信用增级，如为SPV提供次级贷款，并使银行对SPV的债权索取权低于SPV发行证券时投资者的债权索取权，SPV因此获得对银行的部分追索权，降低了所发行证券的信用风险。证券化后的资本节约效果表现在，由于银行提供信用增级的次级贷款作为追索，虽然它被视同为保障证券化资产的信用质量而需立即核销的坏账，通常被要求100％的监管资本，但次级贷款的数额通常较低，占证券化资产额很小的比例(如5％)，则证券化前Q单位信用资产需监管资本量为8％Q(因贷款风险权重为100％)，而证券化后只为5％Q。证券化资产信用质量越高，信用增级所需的次级贷款越少，则监管资本要求越少，监管资本套利效果越明显。

(2)以隔离性发起的资产证券化进行的监管资本套利

根据巴塞尔协议，银行若为自己的资产提供信用增级，则担保部分(如上述次级贷款)属于直接追索，要求配置100％的监管资本；若为他人资产提供担保，则视同直接信用替代，要求配置8％的监管资本，降低了资本的需要量。在隔离性发起中，证券化资产的发起人由原始权益人——银行变为SPV。银行为SPV提供信用增级或担保，担保额仍为证券化资产额很小的比例，但被视为直接信用替代(由于是为SPV而非银行自身资产提供担保)，监管资本要求降低。与附带部分追索权的证券化相比较，隔离性发起中担保部分所需监管资本由100％变为8％，监管资本节约效果更显著，名义资本充足率会变得更高。

(3)以间接信用增级的资产证券化进行的监管资本套利

无论是直接追索，还是直接信用替代，用于信用增级的金融担保都需配置监管资本；而间接信用增级则是银行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采取的既提供信用增级，又不属于金融担保，从而不需要监管资本的做法。这种信用增级一般属于既给投资者提供信用保护，又非常近似于巴塞尔协议中规定的零风险权重的情况，如银行提供短期贷款承诺这种信用增级形式；或者，虽然在特殊情况下能产生信用风险，但通过银行的有效管理或证券合约条款能加以避免，如在证券合约中规定银行采用早期摊销或快速支付措施等，以消除投资者的违约风险。因此，间接信用增级的资产证券化使得原资产池的资本需要量变为零，监管资本要求降低最显著。合成型资产证券化中的监管资本套利

所谓“合成”，主要体现在SPV用发行证券所得资金购买的高信用品质证券(如国债)与信用衍生合约，“合成”了风险和收益与传统证券化中的资产池相同的资产组合，以支持证券收益的支付；而原资产池中的信用资产并不需“真实出售”而移出表外。只是证券化结构中的“参考信贷资产”(王秀芳，2006)。根据参考信贷资产风险转移的程度可将合成型资产证券化区分为充分资金支持、部分资金支持和无资金支持的证券化。

(1)充分资金支持的合成型证券化中的监管资本套利

“充分资金支持”主要体现在银行通过与SPV订立信用违约互换合约，将资产池的所有风险以所发行证券为载体都转移给了SPV和投资者，并得到SPV在贷款发生违约时的损失赔偿保证。在这种证券化结构中，发起人通过运用信用衍生工具的信用风险缓释技术，降低了原资产池的风险权重和监管资本要求，释放了部分法定资本，提高了资本充足率(见图1)。如1996年美国国民西敏寺银行(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PLC)的合成式证券化交易，释放了4亿美元的监管资本(查尔斯·史密森，2006)。新资本协议对这种资本释放给予了认可。

(2)部分资金支持的合成型证券化中的监管资本套利

“部分资金支持”即银行将资产池中具有较大信用风险的一部分，通过信用衍生工具转移给SPV和投资者，并得到SPV的贷款违约赔偿保证，获得与上述类似的监管资本套利效果。其余信用风险变为损失的概率非常小，因而银行只需在场外交易市场与资信状况良好的其它金融机构(一般是OECD银行)签订信用互换协议即可，无需再通过SPV发行证券来转移风险；既不必承担“充分资金支持”证券化情况下较高的证券发行成本，又可获得信用风险缓释技术带来的资本节约效果。

(3)无资金支持的合成型证券化中的监管资本套利

“无资金支持”即信贷资产池的信用风险没有转移给SPV和投资者，因而没有得到SPV的贷款违约赔偿保证；但是，通过信用衍生工具交易转移给了场外交易市场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既可在节省违约保险金支付的情况下获得证券发行收入，又可获得信用衍生工具运用带来的风险资本要求降低的效果，实现资本释放。

与传统型资产证券化比较，以合成型资产证券化进行监管资本套利的主要优势在于：(1)合成型资产证券化因其手续简便、操作成本低，会节省监管套利成本(比传统的资产证券化模式能节省成本10％左右)(张炜，2002)，提高了监管套利的效率；(2)因不需将信用资产移出表外，且对原始债务人信息的保密性强，因而在转移风险、减少监管资本要求的同时，能够继续保持银行与原贷款客户的良好关系。

三、对资产证券化中监管资本套利的金融监管

监管资本套利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当银行业务的监管资本超过合理的经济资本时，监管资本套利可使银行实现合理的资本释放，提高资本收益率，优化银行的资本配置。但同时，正如美国金融监管局的资产证券化手册所指出的，即使证券化降低了资本需求，但实际意义上的信用风险可能仍未从资产负债表中转移出去；而且，银行为维护自己的市场信誉，要为证券化资产或证券化产品提供各种形式的保证，因而保留了偿付风险。这会产生以下危害：一是影响资本监管标准的有效性。即使实施资产证券化的银行，其名义资本充足率虽然很高，也不能断定其达到了应有的稳健水平，并使不同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变得缺乏可比性。二是资产证券化运用因可提高银行的名义资本充足率，会促使银行从事更高风险的业务，带来银行业整体风险的上升。如Georges Dionne等对加拿大1988～1998年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资产证券化及信用风险关系的实证研究所指出的那样(曾俊勇等，2006)。因此，巴塞尔委员会吸收有关国家的监管经验，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制定和实施对资产证券化的金融监管方案，最终形成新巴塞尔协议中的“资产证券化框架”，其核心是针对监管套利的资本充足性监管。监管思路包括：一是对银行在资产证券化中风险转移状况的确认，因为这是确认银行是否真正改善了资本充足状况的关键；二是若确认风险未完全转移，且银行的资本配置与未转移风险的经济资本要求不一致，存在监管资本套利，则应如何完善证券化中的资本监管。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风险转移的确认

美国、英国等金融监管当局就证券化资产是否实现了风险转移，即在银行资产负债表内是否终止确认，不仅关注其是否在法律和会计意义上实现了“真实出售”、“破产隔离”，而且更为关注其在实质经济意义上的风险是否真正转移，依此决定是否应计提资本。新资本协议基本吸收和体现了美国、英国等证券化发达国家关于证券化结构中风险转移和资产终止的确认标准。

从法律角度对资产证券化“破产隔离”问题的关注，侧重于证券化的交易结构及交易合同中各交易主体的权力和义务；而监管者主要关注的是银行在合同及非合同的方式(如“隐性支持”)下是否承担了实质性的风险。因为从法律角度认定的破产隔离和真实出售未必表明银行完全转移了风险而不需计提监管资本。尤其在合成型证券化结构中，银行并没有转移资产，所以更需从经济实质而非资产出售的角度来分析风险的转移程度。同样，会计处理与资本监管政策也有一定的区别。如美国监管当局规定，不论资产转让在会计上是否处理为资产出售或转移到表外，只要是有追索的转让，就需计提监管资本。因此，与传统的资产确认标准不同，西方会计准则主要采用风险报酬分析法和金融合成分析法来解决证券化资产的终止确认标准问题(巴曙松、刘清涛，2005)。根据风险报酬分析法，如果发起人仍保留证券化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则证券化应被视为担保融资，证券化资产仍须被确认为表内资产，资本要求不变。金融合成分析法则鉴于日益复杂的证券化交易结构可使证券化资产的控制权与风险和收益相分离，因此可根据控制权是否由发起人转让给受让方来决定是否在资产负债表内终止已转让的证券化资产。如果发起人仍拥有证券化资产的一定控制权，如必要时对转让资产的回购权、转让方的资产没有与转让方完全分离等，则认为发起人仍保留了一定的资产风险。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资本监管

对于银行在证券化结构中经监管部门确认未完全转移的风险，新资本协议提出了以下主要监管措施，以使银行资本配置与应持有的风险资本一致，制约银行滥用监管资本套利。

(1)注重证券化风险暴露资本配置的风险敏感度和最低资本要求

在新资本协议第一支柱下的“资产证券化框架”中，一方面规定一般性证券化风险暴露应满足如下资本充足率要求：风险资本-扣除额/风险加权资产≥8％。其中，风险加权资产为证券化风险暴露数量与相应风险权重的乘积；扣除额为银行应从监管资本中扣除的证券化风险暴露额。如在资产证券化优先/次级安排中，若银行持有最低级别的次级证券，即承担第一损失责任，就应将其直接从监管资本中扣除。另一方面，根据证券化交易的经济实质，若配置的资本小于承担的实际风险，则应否定或减少资本释放，或提高特定风险暴露计量的信用转换系数和资本要求，如实行大于8％的最低资本充足标准。

(2)对资产证券化风险转移和资本充足状况的监督检查

这主要体现在新资本协议的第二支柱——“监管当局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督检查”中，因为第一支柱下的“资产证券化框架”可能无法解决全部潜在问题。新资本协议要求监管机构监测银行对自身资本需求的评估是否准确，对证券化交易的经济实质的考虑是否充分，如银行拥有证券化资产的回购权对资本需求的真实影响、隐性支持对传统资产证券化破产隔离标准及合成型资产证券化风险转移的削弱程度等，对此将要求发起行可能持有高于第一支柱要求的资本，或不允许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来降低资本要求。

(3)贯彻激励相容的监管理念，提高银行资本配置效果

激励相容监管的核心是要实现内部资本配置效率与外部监管标准的协调，从过去担忧监管资本套利、实施僵化的外部监管转变为允许银行根据自身风险状况确定风险资本量，实现合理的资本释放。因此，“资产证券化框架”关于证券化风险暴露的处理，在强调外部信用评估和标准法在确定证券化风险及经济资本作用的同时，特别强调内部评级法的作用。经批准使用内部评级法的银行，首先应计量证券化资产所需的资本量(KIRB)，再结合资产池中资产违约损失率和信用评级水平等证券化带来的风险暴露计量所需监管资本，这样既保证了监管机构的监管要求，又使银行能够基于证券化风险的准确评估优化资本配置。

四、完善我国银行资产证券化资本监管及提高银行资本配置效率的对策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短期内资本充足状况较难有根本性改观，且大多数银行不良贷款率较高，拨备覆盖率(贷款损失准备金与不良贷款的比率)不足，这使得我国银行具有较大的动力来利用资产证券化进行监管资本套利，以提高名义资本充足率。在肯定监管资本套利对提高银行资本配置效率积极作用的同时，要通过加强和完善证券化监管来减小监管资本套利的风险，提早做好相关基础工作，使我国银行的资产证券化在未来增加试点和大规模推行过程中得以健康发展。加强和完善对资产证券化的外部资本监管

首先，监管机构应加快提高超越证券化的法律形式和会计处理方式，在经济实质意义上判断银行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风险转移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完善相应的监管资本要求。这也是银行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监管机构面临的最大挑战。监管机构应加快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员，提高风险监测水平。

其次，在证券化实施初期，鉴于较低的风险计量和监管水平的限制，可对确认的证券化风险暴露规定较高的最低资本充足要求，以限制银行将证券化作为逃避资本监管的工具。新资本协议已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具体金融环境，允许各国监管当局结合本国银行业的实际风险进行灵活监管，自主确定最低资本充足要求。

再者，实现对资产证券化的全面风险管理，包括对证券化过程中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等的管理和控制，而不仅仅关注信用风险的资本要求。因为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实现以及资产证券化结构的日益复杂，上述风险在证券化过程中会越来越突出。实施证券化过程中的激励相容监管

在依靠外部资本监管，防止银行盲目开展证券化业务来降低资本要求的同时，还要避免不适当的资本要求给银行带来的不必要的成本，以及阻碍证券化业务的发展和资本的合理配置。因此应建立激励相容的监管机制，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与银行价值最大化的统一。首先，充分利用各银行现有的资源，加快推进内部评级体系的建设和应用，鼓励有条件的商业银行加快实施内部评级法，并运用于资产证券化风险和资本要求的评估中。其次，提高外部信用评级的水平，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以减少监管机构与银行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并提高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内部风险和资本评估程序和能力的验证水平，为合理审核银行实施内部评级法的能力和衡量银行实际风险状况创造条件。完善与资产证券化相关的法律与会计制度

银行证券业务监管 篇6

【关键词】电子银行 个人结售汇 发展历程 问题 监管对策

一、电子银行的概念和发展历程

（一）电子银行的概念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2011年发布《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是指通过网上银行、电话银行、自助终端等银行非柜台渠道办理的个人结售汇业务。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自开办以来，由于其便利性、快捷性等优势而发展迅速，截止目前玉溪市每年超过六成的个人结售汇业务通过电子银行办理。

电子银行是金融产业与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相结合而进行金融创新的产物，其主要关注对银行内部业务活动和流程的改造，使信息技术发挥其在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和质量等方面的作用。

（二）电子银行业务发展历程

1.政策支持和鼓励电子化发展趋势。自2007年《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国家外汇管理局积极适应银行业务电子化发展趋势，积极研究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开办模式，2008年1月1日起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发布了《关于中国工商银行开办电子银行个人售汇业务的批复》，开始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系统（包括网上银行、电话银行）为境内个人办理自助售汇业务的试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业务系统的完善，2010年初国家外汇管理局分别在工行、中行、招商等几家银行机构及其网点开展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试点工作，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进入新的阶段。2011年4月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和实施了《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管理暂行办法》（汇发[2011]10号），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在有条件的全国银行机构全面开展，截至2013年经批准可以办理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的银行已超过15家，全面满足个人电子银行结售汇业务发展的需要。

2.电子银行业务管理的逐步规范。电子银行作为新型金融业务创新，需要建立和完善对其业务的管理和规范，2011年国家外汇管理局下发了《关于银行开办电子渠道个人结售汇业务试行个人分拆结售汇“关注名单”管理的通知》（汇发[2011]41号），对分拆结售汇业务的个人实施分类监管和主体监管。同时，以法规为依托、以技术为手段，2013年下发了《关于规范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接入审核工作的通知》（汇综发[2013]77号），统一了电子银行开办的技术接入规则，确保了电子银行数据的准确和完整，为非现场监管数据分析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

（三）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发展现状

1.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行业电子化技术的高速发展、个人对外交往程度不断扩大以及居民金融素质的持续提高，电子银行因其方便快捷，正成为一种新兴的金融工具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期。以玉溪市为例，目前开办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的银行有3家，分别为中国银行玉溪分行、工商银行玉溪分行和建设银行玉溪分行。2012年，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量同比增长了1.2倍，2013年同比增长了2.2倍，2014年上半年同比增长了2.6倍。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量占全部个人结售汇的比例同时也快速增长，2012年至2014年上半年占比分别为19.24%、45.79%、69.55%。

2.目前电子银行外汇业务仅局限于个人外汇业务。电子银行外汇业务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电子银行外汇业务局限于个人外汇业务，主要与我国外汇业务发展所处阶段和外汇管理政策因素相适应。虽然近年来各金融机构加大对公机构电子外汇业务的“试水”工作，工行、建行等业务宣传中包含“企网结（购）汇”，实质上也只是远程下单（指令）、近端审核的操作模式，未摆脱传统的现场操作的模式，自主性和实时性方面与传统的电子银行和互联网业务存在一定差距。

3.个人电子银行交易方式集中于互联网和自助终端，电话银行发展相对落后。随着无线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使互联网业务随时随地的办理，电子银行外汇业务更加的便利和快捷，成为未来掌上银行发展趋势。受区域经济发展、生活习惯和技术安全问题，内陆地区居民个人电子银行大多选择传统的自助终端办理，以玉溪市为例，2014年上半年个人通过自助终端办理结售汇业务比重占43.63%，较去年提高了34个百分点;网上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比重达到25.92%，较去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各外汇指定银行推出的电话银行外汇业务，结合目前电话集成技术和自动应答操作，电话银行在操作性和便利性有所折扣，加之银行宣传力度不够，选择电话银行办理外汇业务的个人数量有限，自电子银行开办以来，玉溪市长期未发生电话银行外汇业务。

二、电子银行的业务优势

（一）节省银行的服务成本

个人结售汇业务存在业务量小，笔数多的特点，因此通过柜台办理业务耗费大量的银行人力物力，通过电子银行办理可以节省银行的服务成本。

（二）个人办理结售汇业务更加便捷

按照现行的规定，个人到银行柜台办理结售汇业务时需填写相关单据，银行工作人员需通过“个人结售汇管理信息系统”进行查询及录入，由于该系统目前尚未与银行内部的业务系统连接，每办理一笔结售汇业务要经过柜台询价、审核身份证件、进入系统查询限额、再录入结售汇信息等多个程序，耗时较长。若通过电子银行去做，只需依照电子银行的指引就可顺利、快捷地完成，足不出户就可以得到周到的服务。

三、电子银行业务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关注名单”信息未能实现在不同银行之间共享，管理效果弱化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个人结售汇业务管理的通知》（汇发[2009]56号），认定了个人分拆结售汇行为特征，根据《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外汇指定银行定期筛查涉嫌分拆结售汇业务的客户名单，列入“关注名单”管理，有效实现了个人结售汇的主体监管。但“关注名单”的管理只是在银行自身内部共享，无法实现银行间联网共享，对于选择多家银行办理电子银行业务而分拆的行为，难以发挥监管效力。

（二）申报随意，统计数据的准确性难以保证。

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在进行结售汇资金属性申报时，均为结售汇交易主体个人通过网上银行或银行自助终端的结售汇界面进行自主申报，无需到银行柜台进行临柜申报。由于交易主体个人素质参差不齐，在缺少银行柜台人员的监督指导下，申报存在一定的随意性，结售汇数据的准确性难以保证。据调查，个人填报数据为图省事，甚至出现填报“运输”、“国际交流”、“金融服务”等交易性质，银行日终结算或事后核对数据，无法及时对个人业务进行核查和指导，导致个人填报数据的失真。而电子银行个人外汇交易数据报送的不准确又影响了外汇局的非现场监管效果。

（三）结售汇业务监管难度加大。

《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对个人结汇和境内个人购汇实行每人每年等值5万美元的年度总额管理。一些人为了达到提高使用额度的目的，往往通过分拆等方式规避这一规定。以往通过柜台办理的方式，对违规操作者起到了一定的约束和震慑作用，但是开通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后，缺少了身份识别环节，更容易出现一人操控多个外汇电子账户的现象，结售汇分拆的隐蔽性更强，加大了对个人结售汇年度总额监管的难度。

（四）判断购汇人民币资金来源存在一定难度。

《个人分拆结售汇“关注名单”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三）款中对“ 5人以上分别发生年度总额以内购汇，且购汇金额均接近年度总额，其在购汇前均收到来源于同一个人或机构划转的接近年度总额的等值人民币资金”应被认为进行了分拆结售汇交易。但是银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未实行本外币联动机制，很难判断购汇前收到的人民币资金是否来源于同一个人或机构划转，如果是手持人民币现金购汇的，就更难以判断资金来源。

四、监管对策

（一）建立跨银行的全国性“关注名单”，有效发挥“关注名单”机制作用

进一步完善个人结售汇系统，将“关注名单”纳入该系统管理，形成跨银行的全国性的“关注名单”，实现全国联网和共享。由外汇指定银行分别在系统内公布“关注名单”改由外汇局定期公布汇总的“关注名单”，使外汇指定银行可以查询所有已列入关注名单的个人，严格监控其办理结售汇业务，有效防止可疑资金通过电子银行渠道流出入。

（二）加强业务指导和宣传，确保电子银行数据准确性和规范性

目前，由于外汇管理的专业性，一方面，居民个人对外汇管理政策的关心度不足;另一方面，各银行主体对外汇业务宣传和指导力度不够。外汇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外汇业务宣传的监督和指导，督促银行对开办电子银行业务的个人进行政策宣传和培训，网上银行增加对个人结售汇资金属性申报项目的详细说明，以减少个人办理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时的错误申报。对于自助终端指定专人讲解和指导业务操作，促进个人合理、合规使用电子银行业务。同时，外汇管理部门加强银行报送数据的监督和考核，督导银行工作人员按照“了解你的客户”原则，加强个人电子银行数据的核对和校验工作，及时关注异常数据的核对和筛查，确保个人报送数据的准确、真实、有效。

（三）加强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非现场监管

加强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数据监管，建立银行与外汇局间的联动机制。银行可通过个人结售汇系统银行端及自身的会计系统等，定期对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数据进行监测比对，对于异常的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应及时向外汇局报告;外汇局则可以通过个人结售汇系统等对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数据进行非现场核查，对于异常情况可及时向银行了解、通报。

（四）通过技术手段加强对个人结售汇业务分拆的识别和防范

为防止个人利用电子银行渠道进行分拆，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对个人分拆结售汇行为的鉴别能力，要求开办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的银行均需从技术上满足识别分拆结售汇行为的要求，同时要求银行在开发电子银行防分拆系统时不仅考虑事后的筛选，还需通过一定的技术设置，将识别环节前移至业务办理环节，从而切实加强对个人分拆行为的事前防范。

（五）尽快实行本外币联动机制

通过建立本外币联动机制方便银行对“关注名单”筛查和甄别核对，有效遏制个人以分拆手段规避年度总额管理。具体方法是整合目前个人结售汇系统、个人外汇收支非现场监管系统数据，将购汇人民币的直接来源、结汇所得人民币的流向等数据纳入系统，并开发相关的监测预警模块，对结汇后人民币资金汇往同一个人或机构的行为进行预警，减少对违规行为调查取证的难度，提高外汇非现场监测的效率。

参考文献

[1]邵娟.黑龙江省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运行概况及风险管理研究.《黑龙江金融》.2010年第10期.

[2]周建东，赵明.个人分拆结售汇“关注名单”管理效果分析.《内蒙古金融研究》.2013年第05期.

[3]王全斌，王娟.规范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监管.《中国外汇》.2013年第23期.

[4]黎秋.我国电子银行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其对策研究.《金融经济》.2011年第3期

[5]沈冰，徐光润.陕西省个人结售汇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西部金融》.2013年第11期.

银行证券业务监管 篇7

关键词：证券公司,投资银行,转型

2015年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关键一年 , 一方面是对经济增长放缓、结构调整任务艰巨、前期刺激政策需持续消化的“三期叠加”效应;另一方面,“向改革要动力”成为市场共识,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私募“阳光化”等各种市场创新先行先试,互联网金融、 资产证券化、新三板扩容等创新型业务层出不穷,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稳步推进。

一、我国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业务的现状分析

2014年 ,国内生产总值达63.6万亿元 ,较上年增长7.4%1, 经济的快速发展对金融行业结构和资本市场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行业存在严重的“瘸腿怪象”,银行业在整个金融行业中的比重过大, 证券公司资产总额仅为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2.37%。 在所有金融行业总资产中,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总资产占比不到10%,商业银行占比近90%。 我国证券行业起步较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展转型慢,业务结构单一

我国证券公司业务的开展经历了由浅入深的过程,由于投资银行业务起步晚、管束多,至今业务结构依旧单一,缺乏创新能力,需科学、合理地逐步放开管制,解决业务机构狭窄,发展空间较小的问题。

一是部分投资银行业务具有地域依赖性。 部分地方性中小型证券公司因为政策、 地方扶持等多方面原因,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扩展本区域外的市场, 在发行人和销售渠道的选择上多倾向于在特定的区域内开展业务,比如广西的国海证券,其投资银行业务主要在广西区域内开展。

二是通道业务收入比重较高,盈利模式单一。 我国证券公司与美国的投资银行业务在盈利模式、收入构成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 我国证券公司传统经纪通道业务仍然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

三是投资银行业务对承销与保荐业务依赖较大。 2013年营业收入排名前9的证券公司中,除了中信证券因资产规模较大、发展转型较快,承销与保荐业务在投行业务中比重约为56%, 其他8家机构承销与保荐业务在投资银行业务中占比平均达60%以上, 中信建投和国信证券更是高达89%和83%,表现出单一一业业务务的的高高度度依依赖赖性性,,业业务务范范围围非非常常狭狭窄窄((见见表表11))。。

相相较较而而言言,,国国外外大大型型投投资资银银行行的的业业务务领领域域则则十十分分宽宽泛,这些投资银行不仅通过IPO、新股发行和可转债发行的方式承销股票, 还通过各类债务产品承销扩展业务范围,在创新业务领域做得有声有色,某些创新业务还发展成为一些大投行的核心竞争力和利润增长点。

(二)盈利能力较低,与国外投行差距较大

从盈利水平看,我国证券行业整体盈利能力差。 高盛和摩根士丹利2011年的财务报告显示其年度总收入分别为2,881,100万美元和3,240,300万美元。 而我国排名前10的证券公司2014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275.05亿元,总体收入不敌高盛一家,远远落后于摩根士丹利。 若仅比较投资银行业务,中国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业务的盈利能力更是微乎其微(见表2)。

(三)业务管制较多,创新能力不足

我国证券公司投资银行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远远落后于欧美一流投行。 政府监管的间接影响、监管机关的多重管理,使证券公司自主活动空间范围很窄, 导致创新业务发展不积极,安于维持现状,仅通过提供简单的通道服务维持现有盈利模式。 另外,国内投行发展时间短,且很多券商业务多由政府或国有企业主导, 造成券商业务相似度极高,同质化现象严重。

(四)监管薄弱甚至缺失,违法违规事件时有发生

我国证券市场在发展初期曾出现过比较混乱的局面,为了追逐暴利,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高收益率代客理财、 国债回购规模无限制放大等违规行为。 2003年底至2004年上半年,以南方、闽发、“德隆系”等证券公司的问题充分暴露为标志,证券行业多年累积的风险呈现集中爆发状态, 证券公司面临行业建立以来第一次行业性危机[1]。

在经历了2004—2007年的综合治理之后, 监管部门初步建立了以券商风险管理能力为基础的分类监管体系,资本市场发展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但是仍存在监管的薄弱环节[2]。 比如个别投资银行打着法律法规的“擦边球”,自2010年来,证券行业的贪污腐败事件频见报端,如国信证券投行高层PE腐败案、南京证券在高淳陶瓷重组中的内幕交易案等。

二、我国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业务发展落后的原因分析

(一)证券公司数量多,整体规模小,结构不合理

截止2014年末, 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在案的证券公司有120家, 而在欧美成熟的投资银行市场中,证券公司的数量仅在50家—60家之间。 另外,大部分证券公司规模偏小,截至2014年底,我国证券公司总资产仅为4.09万亿,与国际投行比起来差距依然巨大。

证券公司数量多而规模小, 说明我国证券公司格局不成熟、结构不合理。 在欧美国家的投资银行市场中,存在10%的综合型、全能型投资银行,如高盛等;其他90%则是一些专业化程度高并具有特定客户群和特色服务的中小型证券公司, 或从事买方业务的资产管理机构。 但在我国,知名的大型证券公司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还未真正成长成为全能型投资银行,而小券商则同质化严重,并不能像国外同行那样提供专业化、特色化的服务。

(二)处于发展初期,专业化水平较弱

投资银行业务是一种源于西方的外来事物,目前我国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 这也使得国内投资银行业务的开展大多采取“拿来主义” 的方式。 由于投资银行业务还处于发展初期,还不具备 “走出去”的资本和实力,所以其开拓新事物的能力也较弱,更无力抵御来自国际市场的冲击。

(三)高端人才匮乏,研究能力较弱,业务经验不足

证券行业作为典型的知识密集型行业, 其业务的开展需要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素质的高端人才。 与国外投资银行相比, 优秀高端人才的匮乏是我国证券公司显著的劣势。 由于投资银行业务在我国开展的时间较短, 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机制和储备机制并不健全,导致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相当匮乏;加之投资银行业务在国内是新兴事物, 即使是专业的从业人员对其认识也并不深刻, 很少有前瞻性的研究结果能指导资本市场的走向,引导资本市场的发展。

(四)创新机制不完善,创新动力不足

目前, 我国证券市场的创新主要源自于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政府、市场和企业之间的角色定位与职责不明确, 证券市场的创新仍处于以政府为主的决策机制和从严的监管环境中, 缺乏真正的市场创新主体,抑制了国内证券公司的创新活力,尤其是对投资银行业务来说, 证券公司的创新空间被挤压得非常狭窄。

从证券公司内部来看, 激励机制的不完善也使其缺乏创新的动力。 大部分证券公司只注重短期利益,而对创新的观点、想法不够重视,也未对创新业务的开展进行战略性布局,对创新业务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支持严重不足。

三、新形势下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业务转型发展路径选择

在资本市场快速发展和金融改革的新形势下, 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业务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必须加快业务转型和提高业务创新能力, 实现综合经营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升。

(一)鼓励证券公司扩大资本规模,提升资本融资能力

资产规模是证券公司综合竞争力的重要表现, 过小的资产规模使我国证券公司难以实现经营上的规模效应,抗风险能力低下,同时也限制了其开拓国际市场、抵御国际竞争的能力。 作为金融的前沿性行业, 我国的证券行业应抓住机遇, 通过实施并购重组、发行债券、改制上市等多种方式迅速做大做强。 已完成合并的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就是很好的例子,二者互补短板,合并后晋升国内券商第一梯队, 将改变中国券商业界的格局,影响深远。

(二)发挥投行业务优势,延伸产业链条,加快布局新三板

证券公司应在原有投行业务的基础上, 加快股权、债权、资产证券证券化等多元化融资业务创新, 加快拓展并购重组、财务顾问和新三板业项目资源, 延伸产业链条。 尤其要注重新三板市场布局,场外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 为投行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截止到2015年3月,新三板挂牌数量已经超过2,000家 ,随着新三板市场的进一步扩容 ,中小企业挂牌数量将持续上涨,预计到2015年底,企业挂牌数量将达到5,000家,将是支持创业板和中小板的重要后备力量。

(三)加强高端人才培养,提升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增强投资银行在资本市场的价值引导作用

证券公司作为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行为中最重要的金融中介, 是我国证券公司建立行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要在政策支持的前提下,借鉴国外投资银行企业并购、财务顾问等创新业务经验,积极发挥创新能力,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开发出多元化的金融产品。

另外, 投资银行业务要朝着满足市场中各类投资者及各类客户不同需求的目标, 积极贯彻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做好差异化服务,设计出满足不同层次客户需要的产品,做好相关服务工作。 而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的提升, 归根结底在于高端人才的培养。

(四)加强投资银行业务法律法规建设,完善相关管理机制,提高证券公司风险管控能力

近年来,证券行业先后曝出多起PE腐败、内幕交易等案件,表明我国已进入证券行业案件的易发、多发期。 相关部门要加大对业内腐败案件的惩处力度, 通过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移交司法机关等各种手段,严厉打击各种腐败行为,以维护良好市场秩序,并为证券行业的健康发展塑造积极向上的良好环境。

通过规范业务操作, 引导证券公司通过创新方式扩大业务规模、提高公司利润。 内部机制的完善是证券公司抗风险能力提升和高端人才培养的关键, 要切实加强证券公司对风险的检测、 预警和防控能力,完善内控机制,严谨、认真地选择发行人,并使发行人具有良好的直接融资意识。 我国投资银行资本规模普遍偏小、公司治理机构不健全、风险控制组织不健全、风险防范措施不当,证券公司面临着诸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等,要高度重视投资银行存在的各种风险, 通过建立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采取积极科学的风险防范措施,着力开展信用风险、 市场风险、 投资风险和操作风险的管控,不断提高投资银行的风险抵抗能力。

(五)充分发挥资本中介优势,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

随着金融市场化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步伐加快,传统的通道业务模式已行至末路,资本中介业务得到各大券商力推。 同时监管层的政策放松,也有助于券商向资本中介和资产管理服务商转型。

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中, 每一次调整都会改变券商格局的改变。 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成熟和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 市场和客户都对券商综合实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今无论大型券商、特色性券商,还是小型券商,都已经把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作为未来方向。证券公司必须夯实业务基础、加快创新、 提升综合经营能力,以客户利益为中心,提升差异化服务能力,加快推进综合金融服务。

四、结论

银行证券业务监管 篇8

1 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分析

(1)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贷款人在不能达到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的相关要求, 导致商业银行在正常运转过程中产生巨大的损失, 此类现象与参与者的各方主体间的关系较为密切, 任何一方参与或者任何一方违约都可能导致在交易过程中带来预想不到的风险。 此类风险不仅影响这贷款人的自身信誉, 同时会为商业银行带来巨大的损失, 因此在商业银行信贷的过程中普遍存在信用风险。

(2) 法律风险

由于我国正处于信贷资产证券发展时期, 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各种问题, 以此同时我国相关法律还处在较为薄弱时期。相关的法律条文不明确, 部分法律条款存在一定漏洞, 导致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存在较大风险。 商业银行在整合、组改飞速发展的同时, 面对信贷资产证券化存在的主体众多, 关系错中复杂, 有必要建立完整的法律法规来明确相应的关系。

(3) 信息风险

在商业信贷过程中, 信息风险尤为重要。 首先在商业信贷前期贷款人应向相关部分提交相关证件, 此证件在审核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信息风险。 部分贷款人在提交证件过程中, 提交虚假信息, 此类现象将严重影响商业信贷的真实性。 其次在信贷使用过程中, 少数人存在不按时还款现象, 不仅影响贷款人的信用记录, 通过将严重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

2 信贷资产证券化的作用与影响

从资产证券化在美国的发展历史来看, 值得借鉴的是:第一, 资产证券化帮助美国盘活存量, 解决了房地产融资问题。通过资产证券化将长期贷款盘活变现, 解决了资金矛盾问题。 第二, 利率市场化是资产证券化兴起的催化剂, 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后, 银行的吸储难度增加, 资产负债错配问题进一步放大, 流动性风险上升, 但同时又必须给美国人民提供贷款以解决住房问题。 第三, 相关信托法律法规的创新完善为资产证券化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法律法规的演变丰富了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交易方式和结构, 同时新的产品出现又推动了立法的不断完善, 促进了产品的快速发展。

3 商业银行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对策

(1) 加强法律法规建设。 针对我国商业信贷产生的现象, 我国将健全相关法律。 并将其相关领域的法规也要有所涉及, 金融行业的革新, 不但有利于信贷资产证券的发展, 同时更是一项金融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

(2) 加强风险管理体制。 信贷资产证券化所涉及的主体比较广泛, 在发生的过程中一旦出现相关问题, 将对我国金融行业带来巨大的影响, 同时我国金融行业将得不到良性的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在降低商业银行风险的同时, 相应的增加了金融市场的风险, 由于资产证券属于中长期的融资产品, 其风险往往是伴随着市场及政策等因素而发生变化, 因此建立完整的风险管理体制尤为重要。

(3) 加强信息网络建设。 健全的网络系统对于信贷资产证券化至关重要, 建立完善的信用评估系统以及查询相关信用等级对于我国金融行业尤为重要。事业单位利用某种措施使企业或者个人对信用评级有种认识, 同时应当建立相关的管理部门, 制定一个全国行业统一的信用评价标准, 并利用科技技术手段对各企业及个人的信用信息进行收集和评定, 形成一个完整的查询体系。

(4) 加强市场管理体制。 建立健全市场管理体制, 由于利率与通货膨胀的发展直接影响着我国信贷资产证券的良性发展, 同时信贷资金与信贷价格也对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行业产生一定风险。加强市场的监督体制改革, 加大整改力度, 完善市场整改体系, 有利于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市场健康发展。

(5) 规避操作风险。 商业信贷是发展过程中操作应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 在操作过程中应提高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 避免在操作过程中产生人为失误现象, 将影响着我国商业信贷的发展。

4 结语

信贷资产证券化作为金融创新的成果, 在金融行业形成一道独特市场潮流, 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看到了风险失控后的巨大风暴, 因此我国在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同时也要加强风险的管理措施, 确保我国金融行业能更快更稳的发展。 本文通过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信用风险分析、法律风险分析及信息风险分析, 进而提出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加强市场管理体制、规避操作风险及规避提前偿付风险, 以期为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1]商旭.现代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与金融制度改革问题研究[J].中国市场, 2013 (7) .

[2]王理华.中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研究[J].中国市场, 2013 (12) .

银行证券业务监管 篇9

一、支付机构银行卡线下收单业务发展现状

2013年7月,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 其目的是规范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 保障各参与方合法权益, 防范支付风险, 进一步促进银行卡业务的健康有序发展。2014年1月,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加强银行业务管理的通知》, 肯定了银行卡市场快速发展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同时指出了目前银行卡市场仍存在发卡审核不严、违规代办银行卡、交易信息不合规, 以及受理终端管理混乱等问题。2014年3月,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银行卡预授权风险事件的通报, 对未落实特约商户实名制、外包服务商管理失控、交易监测不到位的10家支付机构进行了通报。银行卡市场存在的违规行为和风险问题已严重影响了银行卡行业的健康发展, 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在银行卡清算市场放开、银行卡定价机制不断完善, 以及银行卡收单业务监管的进一步强化下, 我国银行卡市场一直持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一是发卡量保持稳步增长, 截至2014年末, 全国累计发行银行卡49.36亿张, 人均持有银行卡3.64张。二是银行卡交易量持续增长, 2014年全国共发生银行卡交易595.73亿笔, 金额449.90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25.16%和6.27%;三是市场参与主体持续增加, 截至2014年末, 全国银行卡收单机构共881家, 包括62家已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支付业务许可证获的支付机构。

根据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纳入统计的69家商业银行和78家支付机构的线下收单业务数据来看, 2014年银行卡收单交易金额为34.15万亿元, 其中线上收单交易金额为8.49万亿元, 线下收单交易金额为25.66万亿元;在银行卡线下收单市场中, 支付机构类收单机构银行卡线下收单交易金额为7.84万亿元, 占全年收单机构银行卡线下收单交易总额的30.55%。支付机构银行卡线下收单业务已成为银行卡线下收单市场的重要补充。

二、支付机构银行卡线下收单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银行卡收单市场进入门槛相对较低, 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 因而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在利益的驱动下, 银行卡收单业务容易发生各种业务违规和风险事件。目前较为突出的违规现象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对外包服务机构管理不力

目前, 支付机构普遍采用外包方式开展银行卡收单业务, 虽然可以提供专业化服务, 降低支付机构人力成本, 有效扩大市场规模、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品质, 实现双方共赢。但部分支付机构在竞争和利润目标双重压力之下, 对业务外包路径依赖程度较高, 且对外包服务机构存在管理不到位、风险控制不力等问题。外包服务商收入基本上来源于支付机构收单收益“分润”或提成, 并无其他收入来源, 为了自身的业绩和经济利益, 部分外包服务商存在重数量、忽质量的心态, 风险防范意识不够, 对商户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不到位, 没有按时开展业务辅导和培训、风险教育、巡检、回访等工作, 商户档案和商户信息变化等资料保存不齐全、不及时, 不能及时发现不法商户套现、移机、转让等违规行为。而部分支付机构又未对外包服务机构进行有效管理和监督, 形成了高风险敞口。

(二) 未落实特约商户实名制规定

虽然各支付机构均建立了特约商户实名审核和现场调查制度, 但部分支付机构却把关不严, 未要求商户提供完整的“三证一表”等证明商户资质和经营情况的资料, 没有认真执行现场调查制度, 有些现场调查走过场、流于形式, 导致部分虚假商户入网。《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虽然要求收单机构严格审核特约商户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 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有效身份证件等申请材料, 但未明确支付机构核实个人客户身份的措施, 且在实际业务开展中, 支付机构自身也无个人客户身份核实的有效途径。

(三) 违规设置刷卡手续费率

大部分支付机构普遍存在刷卡手续费设置不规范的现象, 如套用商户名称或代码 (使用一个商户名或代码代替多个二级商户) 、套用MCC (以低扣率MCC代替高扣率MCC) 、套用县乡优惠 (例如实际手续费应为0.78%-26元封顶, 套用县乡优惠扣率0.4%-9元封顶) 或者套用“三农” (例如实际手续费应为0.78%-26元封顶, 套用“三农”扣率手续费0.24%-2.4元封顶) 等优惠, 有的将线下交易转换为线上交易套用交易渠道, 违规降低费率抢夺商户。此外还存在后台篡改、拆分交易的情况。这些违规收单、低价竞争、欺瞒监管的行为, 损害了银行卡线下收单市场各参与方的利益, 扰乱了线下收单市场秩序, 容易造成整个行业和市场恶意竞争的格局, 带来诸多风险隐患。

三、相关建议

支付业务发展较快, 创新业务、创新工具层出不穷, 支付机构的发展冲动和监管部门的监管工作之间难免产生碰撞, 甚至出现两者对同一问题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因此, 监管部门应对支付机构的银行卡线下收单业务建立全过程的监管体系, 即实现事前监管、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管, 以加大对支付机构的监管力度, 丰富监管手段。

(一) 事前监管是银行卡线下收单业务合法合规的前提

一是严格支付机构银行卡收单准入管理。在审核支付机构开展银行卡收单业务资质时, 监管部门应加强对支付机构风险意识、规范意识、责任意识的培训, 督促其完善内部管理, 强化员工风险管理培训, 建立合理的风险管理流程并贯穿到业务流程的整个生命周期;对支付机构银行卡收单业务商户交易数据与业务风险防控系统、业务信息安全系统等必要的技术保障进行审查。

二是出台相关外包服务管理细则。监管部门应在《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的基础上, 进一步明确外包服务机构资质标准、外包服务种类、收单机构和外包服务机构的责任、外包服务机构备案流程、风险防控措施等, 加强外包服务管理, 定期开展外包服务商的培训和考核工作, 并建立外包服务商黑名单制度, 对违规外包服务商实行市场限制准入制度, 同时建立对相关严重违规人员实行市场限制准入制度。

三是督促支付机构落实特约商户实名制规定。建议监管部门允许支付机构作为特许参与者接入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 以帮助其核实商户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授权经办人的个人身份, 严格落实实名审核制度。同时支付机构在与客户的业务关系存续期间, 应采取持续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 关注客户及其日常交易情况。

(二) 事中监管是银行卡线下收单业务合法合规的关键

目前, 我国的零售支付清算系统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运营的小额支付系统和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 以及中国银联的银行卡转接清算系统。但支付机构不能直接接入小额支付系统和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处理业务, 其银行卡收单业务信息可发送给中国银联的银行卡转接清算系统, 也可直接发送给发卡银行的行内核心系统, 因此监管部门无法直接对支付机构的银行卡交易信息进行实时监测。建议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尽快建设零售支付清算系统, 允许符合条件的支付机构直接接入该系统以处理银行卡收单业务, 实现收单业务的非现场监测与分析, 有效实现对可疑商户和可疑交易的甄别信用卡套现、识别变造商户类别码, 以进一步有效维护收单市场秩序。

(三) 事后监管是银行卡线下收单业务合法合规的补充

银行证券业务监管 篇10

一、商业银行代理国库业务具有现实的必然

随着金融、财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国库业务量呈现出迅猛的上升之势。在有限的资源配备下, 人民银行国库部门难以将所有的业务都揽入手中, 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经营原则, 也不利于防范国库资金风险, 确保国库资金安全。人民银行国库审时度势, 运用市场竞争的优势, 让商业银行参与到经营国库业务当中来, 充分利用商业银行汇划资金的快捷通道的优势, 发挥其中介作用。同时,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商业银行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 不断得到磨练, 积累了丰富的金融知识和经验, 汇聚了一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 拥有了代理国库业务的比较优势。商业银行正是具备了这种天然的禀赋, 足以胜任代理国库业务。可以说, 代理商业银行与人民银行之间是一种利益关联的耦合体, 其行为不仅受到自身利益追求的影响, 还要受制于人民银行的监管。

二、商业银行代理国库业务的效益分析

(一) 成本分析

1、直接的业务成本。商业银行代理国库业务的直接成本主要包括办公设备成本、

人工成本、业务消耗成本、场地占用费等。其中, 办公设备成本包括计算机、打印机、装订机、档案柜、办公桌椅、移动硬盘等;人工成本是持续上涨的, 不仅包括办理国库业务的专职人员, 还需兼职人员, 负责系统维护、事后监督等工作;业务消耗成本是指日常业务消耗, 包括打印纸、色带、墨盒、电话费等;场地占用费, 即开办国库代理业务所需的办公场所;其他费用, 包括水电暖费等。随着计算机系统的全面使用, 几乎所有的代理国库业务都可通过系统来完成, 而这部分的成本基本属于固定成本, 其单位成本会随着代理业务量的增加而不断下降。

2、潜在的风险成本。

商业银行代理国库业务的潜在的风险成本主要表现为操作风险和由此引发的合规风险。代理国库业务的操作风险是指由于商业银行计算机系统的缺陷或人员违规操作, 造成的国库资金或客户资金的风险及损失, 比如税款未及时划缴国库、单据审核错误金额扣划错误或重复扣划等。代理国库业务的合规风险是指商业银行因违反监管部门对代理国库业务的相关规定可能受到监管部门处罚而引发的风险, 比如为税务或财政部门违规开设过渡户、非法占用或挪用财政资金等。根据相关规定, 处罚少则几万, 多则几十万, 严重的还可以对高管和直接责任人进行记过直至开除处分。

(二) 收益分析

代理国库业务作为结算类中间业务, 其收益表现为结算手续费收入, 一般是鉴于代理业务的笔数、金额或笔数加金额确定收费的数额, 称之为显性收益或直接收益。目前仍执行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规定的每笔0.1元标准。近年来, 国库资金管理领域又出现了一项新兴业务, 即国库现金管理, 属于政府财富管理的范畴, 须以“积极稳妥”为原则进行探索, 相较于商业银行代理国库, 其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更高, 可以视作一项潜在收益。

(三) 综合评价

商业银行开办国库业务代理费的收费标准多年来一直不变, 且偏低。随着经营成本的不断上升, 微薄的代理费难以为商业银行创造利润, 甚至难以弥补设备购置、人员配备等支出, 标准亟待调整。据测算, 代理国库业务的收益只相当于代理行实际成本的十分之一, 更是无法与基金买卖、代理保险等其他中间业务所创造的利润相比。即便如此, 由于商业银行服务对象是政府部门, 对手续费的收取与否, 话语权并不多, 其代理税收收入、集中支付、非税收入等业务都未曾收取过费用或仅是象征性地收取, 根本无法弥补商业银行的成本支出。因此, 业务成本与显性收益呈现出明显地倒挂态势, 当前的代理国库业务是一项切切实实的典型的无偿、负效益服务, 与商业银行的经营宗旨相悖。但是, 随着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 代理国库业务的手续费收益或许能够在不远的未来能够实现, 可称之为或有收益。

三、商业银行热衷于代理国库业务的原因

市场经济条件下, 商业银行是以利益为导向、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竞争主体, 经营目标符合经济学上的“理性经济人”假说, 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终极目标, 有权选择是否代理国库业务。尽管商业银行代理国库业务的成本与显性收益相比, 明显过高, 但其获得的隐性收益 (间接收益) 无疑是巨大的, 产生了正外部效应, 即商业银行国库代理业务与自身业务之间会发生相互影响, 并推动自身业务的发展。一是可以密切与财税国库等公共职能部门的良好关系, 带来大量优质存款, 如“铺底资金”、财政专户存款以及处于其拨款下游的预算单位存款等, 还可以争取到代发工资、水电费等潜在收益;二是能够树立商业银行的良好社会形象, 提高影响力和知名度, 进一步提升其市场竞争力;三是增加在政府部门的美誉度, 可以促进自身业务的扩展等。这些隐性收益 (间接收益) 犹如商誉, 具有无形性, 难以辨认和度量, 主要取决于商业银行开展代理国库业务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其营销能力。

因此, 代理国库业务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商业银行的核心负债发展, 国库代理权就成为商业银行角逐的一种稀缺性资源。开办国库代理业务, 在给商业银行带来额外的成本时, 会带来更多的隐性利益。国库代理便有了竞争市场, 商业银行也拥有了十足的动力去竞争稀缺的代理权, 并在市场调节下配置不断倾向于具有优势的商业银行。

四、成本与收益权衡下商业银行代理国库行为产生的不良后果

(一) 业务成本与显性收益倒挂造成商业银行的消极代理

在信息不对称下, 商业银行为顺利取得代理权, 会竭力掩饰自身的不足或进行“寻租”。获取代理资格后, 商业银行则面临着积极代理与消极代理两种选择, 即是严格落实国库的相关制度, 认真代理国库业务, 确保国库资金安全, 还是不严格执行国库的相关制度, 或是假代理之名义谋取自身利益, 会给国库资金安全带来隐患。由于手续费收入远不能弥补人力、财力投入, 有悖于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实现, 进而影响到商业银行代理国库业务的积极性、稳定性和长远发展, 很可能采取消极代理行为。

这种无视商业银行的经济利益的做法, 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延压税款、放松管理、违规操作等行为, 致使商业银行的重视程度不够, 代理国库业务日趋边缘化。一是减员增效使得在人员配备的上常常出现聘用人员、专职人员、兼职人员职能错位现象, 不能完全满足代理国库业务岗位设置要求。二是由于代理国库业务不能带来直接显性的收益, 只是作为自身会计核算工作, 未纳入商业银行考核机制, 经办人员也就无法享受与绩效相关的利益分配待遇, 而作为业务垂直领导与管理的人民银行国库部门, 对代理银行人员调配和内部绩效考核无权干涉, 很难将优秀人员吸引到国库岗位上来, 国库核算质量难以得到有效地提高, 差错时有发生。三是商业银行会计核算业务在防范风险方面实行柜员制, 采取不同金额的授权制, 客观上对国库业务的记账、复核等内控风险防范制度无法落实, 因而兼职和账务处理中的“一手清”现象难以避免, 代理国库业务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

(二) 变通的代理费补偿形式有待商榷, 利益驱动产生违规行为, 服务质量难以保证

按制度规定, 财政部门应向代理银行支付代理手续费, 但多数财政部门一直并未支付, 而是采用变通方式加以弥补, 比如财政部门在代理银行开设专户, 并存入一定数量的“铺底资金”, 具体金额从几百万元到上千万元不等。而开设“铺底资金”的财政专户, 犹如在财政与代理银行之间形成的“第二契约”, 为寻租带来可能。为了加大存款余额, 无视制度规定, 不按规定使用“待结算财政款项”科目, 而使用一般性存款科目;税款延解、零余额账户留有余额等现象时有发生。“铺底资金”的存在造成了大量财政资金游离于国库之外, 缺乏有效监管。而零余额账户除正常情况下与国库单一账户清算外, 还与财政专户清算, 增加资金往来复杂性, 加大了对代理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的监管难度。

不仅如此, 商业银行往往需要依靠代理业务带动更多财政存款业务增长 (隐性收益或间接收益) 来弥补代理业务成本。商业银行对财政性资金存款的依赖以及相互间利益争夺, 导致的权力寻租。在利益机制的驱动和干扰下, 代理银行更多考虑的是通过与财政部门疏通关系来争夺财政存款或其他财政专用资金的存款, 这种另类目的势必造成商业银行出现“代而不理”现象, 以及纵容财政、预算单位的违规行为, 甚至与之合谋的冲动, 影响到其代理服务的质量。同时, 由于商业银行对财政部门的这种利益依赖, 所以不能完全客观、公正地处理业务。特别是近阶段集中支付业务大幅提升, 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人民银行国库对代理银行支付国库资金的实时有效监管。此外, 商业银行的企业化属性决定了代理国库不能很好的履行对当地国库经收处的监督、管理、检查和指导职责。

五、强化监管, 促进商业银行正视代理国库业务的路径选择

(一) 进一步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 引入代理资格竞争机制

健全完善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是培育竞争有序的代理国库市场的基础, 也是活跃代理国库市场的助推力。因此, 制定更加明细的准入和退出的相关制度和操作规程显得尤为迫切。人民银行应优化代理行的资格认定标准, 从资金实力、人员配备、技术力量、营业场地、制度建设等方面严格审核, 原则上要按照市场经济原则, 引入竞争机制, 通过招投标、考核、试用等方法进行择优认定。确保商业银行有能力并出色地完成代理国库业务, 改变原先凡是商业银行都能代理国库业务的传统做法。同时, 由于代理资格认定缺乏动态监管机制, 能上不能下, 碍于情面, 难以退出。建立代理资格认定动态管理机制, 实行严格的年度审核, 认真审查代理国库资格, 并结合日常检查考核情况, 对年审不合格、内控机制不健全、人员配备不足、核算混乱、监督不力的, 予以末位淘汰, 撤消其代理国库资格, 起到警示作用。退出机制建立后, 切不可流于形式。

(二) 合理规范对代理商业银行的补偿机制, 增加违规成本

由于受经营目标的影响, 商业银行会努力在自身业务和代理业务之间寻求均衡点。人民银行国库对商业银行的激励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经营平衡状态, 从而对其代理行为产生影响。代理收费制度和奖励机制的确立正是人民银行对代理国库的激励政策充分体现。参照商业银行其他代理业务的收费标准, 相应提高代理国库业务手续费标准以增加显性的直接收益, 并采取有效的措施, 保证财政部门将其及时、足额支付给代理银行, 确保代理国库收益全面覆盖代理成本并有所盈余, 变无偿代理为有偿代理。同时, 目前人民银行对代理国库业务的监管更多的是侧重于惩罚, 并未对代理银行的称职和优秀表现做出相应奖励的规定, 奖惩的不对等行不利于调动商业银行代理国库的积极性及其服务质量。为了促进商业银行由消极代理向积极代理转变, 防范其代理国库业务的道德风险, 完善代理收费制度、建立奖励机制显得极为紧迫。此外, 还应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的管理, 将预算外资金、长期不使用的财政专项资金等纳入预算内管理, 防止国库资金体外循环, 禁止“铺地资金”“沉淀资金”的存在, 从源头上杜绝不合规补偿机制的出现。

(三) 加强培训及业务指导, 提高履职水平

针对职能错位而导致不熟悉国库业务的现象, 要通过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引起商业银行的重视。加强对商业银行的业务指导, 通过岗位培训、专题讲座、业务竞赛、知识考试等形式, 不断提高经办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针对新业务, 则需加强对经办人员培训。同时, 建立经办人员从业资格考试制度。新经办人员上岗、交流时, 必须先培训考试并取得岗位任职资格, 避免因人员变动造成业务脱节, 特别是新开业的金融机构。

(四) 形成非现场、现场监管合力, 提升监管效能

加大对代理国库的检查指导力度, 充分运用非现场监管和现场监管两种手段, 形成监管合力, 进一步规范代理国库的业务操作。为了对代理国库业务行为实施有效地监管, 充分发挥人民银行国库部门的监督功能, 定期、不定期地对代理国库进行现场检查, 认真落实“谁检查, 谁负责”检查责任制, 使代理行在搞好国库核算业务的同时履行好国库监管工作。同时, 建立并完善代理情况报备制度, 要求商业银行将零余额账户开设、内控制度的制定落实、人员配备及岗位设置、工作交接等情况及时报人民银行国库部门备案, 掌握业务动态, 进行非现场监管, 并且设立日常管理台账, 作为现场检查的有效抓手。发挥非现场监管的多元化、多层次和综合性的优势, 为现场监管提供扎实的基础。根据非现场监管掌握的线索, 开展现场检查,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予以通报并限期整改, 情节轻重的给予行政处罚, 提高现场检查的针对性。此外, 建立网络化监管信息系统, 实现与商业银行网络的相互对接, 对代理国库业务数据进行查询与分析, 对业务流程进行实时监控, 增强监管的成效。

(五) 建立对商业银行代理国库业务的考评机制

制定代理国库业务日常考核办法, 对代理银行的人员配备、内控建设与执行、日常业务办理等内容都制定详细的考评标准, 并建立业务考核台账。考评实行百分制, 采取量化和扣分相结合的办法。日常考核, 可根据现场检查结果和非现场监管资料, 按季度逐项进行评比打分, 并及时通报考核结果, 提醒和督促代理银行严格遵守制度, 规范业务办理, 年终再根据日常考核结果进行总评。最后, 结合服务质量问卷调查、履行协议及审计报告、代理银行年度报告等, 进行最终的综合评定, 以确定代理银行的年度综合得分。考核的最终结果与奖励处罚相挂钩, 并作为商业银行的代理资格审查的评定标准。同时, 建立代理国库经办人员的综合评价制度。根据检查结果、知识考试、国库业务完成等情况, 进行人员综合评定, 并建立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奖惩机制, 充分调动代理国库业务人员的积极性。

(六) 根据综合考评结果, 进行差别化管理

对综合考核评价中成绩显著的, 当年免予现场检查, 并对其及经办员进行表彰和奖励, 推广先进经验, 全面提高代理业务水平。对评价一般的商业银行实施正常化管理, 减少现场检查频率, 提出改进建议。对评价较差的商业银行, 指出存在问题限期整改, 并将其列为下一年度现场检查重点对象。对考评末位的商业银行, 约见其相关负责人, 进行诫勉谈话, 直至取消其代理资格。对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或出现重大责任事件的, 依法暂停或取消其国库业务代理资格。

参考文献

[1]王英慧.规范商业银行代理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的调查与思考[J].征信, 2012 (5) .

[2]张润红.对代理国库业务实施监管的措施及建议[J].吉林金融研究, 2012 (9) .

[3]高海霞, 姜惠平.关于规范商业银行代理国库集中收付业务的制度研究[J].浙江金融, 2012 (9) .

银行证券业务监管 篇11

一、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背景及风险来源

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后, 作为成员按照协议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在银行方面, 根据入世所做的金融承诺, 入世后两年内允许外资银行与中国企业进行本地人民币业务往来;入世五年后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我国银行业已于2006年12月11日全面开放, 就在这一天, 中国银监会受理了汇丰、花旗、渣打等八家外资银行的申请, 将中国境内分行改制为外资法人银行, 在完成注册和转制后花旗、汇丰、东亚三家银行率先开始为中国居民提供人民币业务。

直至今日, 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已5年有余, 我们看到它给国内金融行业带来的各种好处, 最为明显的就是为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竞争因素。调查研究表明, 对外资银行开放本国银行服务市场会对本国银行业带来正收益, 即向外资银行开放本国市场, 引入竞争机制有利于银行体系效率的提高。[1]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大多以国外资本为主导, 管理层也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 普遍具有一套先进的货币政策应对能力和管理机制, 这就为国内银行业带来了许多先进的管理经验。随着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的大量涌入, 其管理体制和服务理念深深影响了我国银行业长期以来的一贯思维, 国内银行开始关注“以客户为本”的思想, 引进垂直化管理体制, 健全内部控制机制提高行业效率, 并逐步向现代商业银行靠拢。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 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的全面开放对我国银行业的稳健运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国家在货币方面的宏观调控可能并不能那么容易在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得到贯彻实施, 这很可能会削弱我国政府的货币政策执行力, 加大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同时人民币业务对外国资本的开放必然会加重我国货币政策的对外依赖程度, 降低部分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效率。因此, 要防范和解决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人民币业务开放所带来负面效应, 有力监管是必不可少的措施, 否则世界金融危机、市场失灵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就无法得到有效防范和制止。

二、我国目前针对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具体规范

根据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关负责对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包括经其批准在境外设立的金融机构。对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外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的监督管理,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就此而言, 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关完全有权对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实施监督管理。我国《人民银行法》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对金融机构, 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货币与货币流通等行为进行检查监督, 这其中也包括对外资银行的检查监督。[2]另外, 我国专门于2006年年底将《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修改为《外资银行管理条例》, 并配套出台了《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这两个法律文件同相关法律共同构成了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在我国经营与监管的法律体系。《外资银行条例》对在中国运营的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和外国银行在华分行的设立与登记, 以及业务范围做出了明确规定, 允许在华外资法人银行为中国客户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条例》规定, 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可以经营与中资银行一样的所有外汇和人民币业务。外国银行分行可吸收中国境内公民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与此同时, 《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明确了外资银行设立机构、开展业务包括从事人民币业务的条件、申请程序和审批时限。明确外资银行初次经营人民币业务仍须满足“开业三年、连续两年盈利”的条件, 并相应取消了外国银行驻中国总代表处的机构形式。《细则》取消了非审慎性规定并进一步完善了审慎监管的内容, 增加了有关信息披露、跨境大额资金转移报告、关联交易、业务外包等具体监管要求, 并明确了特别监管措施的内容。[3]

三、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监管困境及对策构想

(一) 监管法规的健全统一

我国目前针对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监管主要依据的是《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外资银行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而对于中外合资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经济特区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业务管理的若干暂行规定》已经被废止, 现在主要依照《商业银行法》中的相关规定。因此目前国内主要实行的是内外分别立法, 缺少调整和规范监管问题的统一法律, 对于许多问题的规定仍然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随意性和分散性, 监管力度和效率上难免“力不从心”, 被监管者也易对监管者的公平可靠执法存在疑问。比如, 外国银行分行可吸收中国境内公民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 而在银行保密、存款保险等方面的监管规定甚是不详, 这就造成了许多潜在的风险,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储户对银行业的不信任。对此, 我认为有一部统一规范的法律十分必要, 有效监管主要依赖于监管的法制化。立法者应尽快制定外资银行法或中外合资银行法, 或者在充分考虑中国银行业最新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对现行法律进行大规模的完善。

(二) 存款保险制度亟待建立完善

目前而言, 根据《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规定, 外国银行分行可以在吸收中国境内公民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 而不得从事其他对中国境内公民的人民币业务。[4]这样的规定有效防止了外国资本介入我国人民币业务对普通公民的客户风险, 但也造成了人民币业务风险问题主要存在于大额存款的保险制度。目前, 世界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都建立有存款保险制度, 然而内容不完全一致。存款保险制度不仅直接影响了客户的经济利益, 而且决定了客户的特殊风险。这涉及国际私法上的相关问题。一是外国的存款保险是否涉及其在国外的分支机构。二是非本国居民是否适用本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三是存款保险机构在银行破产程序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及存款保险的具体补偿办法。[5]这些问题也直接关系到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业务经营中我国客户所承担的风险。由于我国过去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金融行业发展相对落后, 居民几乎没有存款, 或者说即使有风险, 最终承担者也是国家, 存款保险制度显得无足轻重。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银行等金融机构逐渐实现了商业化经营, 因此, 为了有效制止银行业出现恶性存款支付危机和银行破产现象, 必须尽快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 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加强银行业监督管理, 实现事先监督和事后监督的系统协调, 通过规定不同的保险费率来鼓励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的高效运行。我从资料文献中发现, 目前国内有学者提出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应实行非完额保险, 这样通过存款银行部分的承担来加大其运营资金的责任性。然而我认为在银行发生经营危机时, 确立紧急援助措施比较可行, 比如由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低息贷款进行援助, 存款保险公司提供贷款或购买其股份。

(三) 监管力度的适度把握

我国在对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监管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选择一个适当的力度, 既防止监管过严导致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丧失运营效率和创新力, 又有效遏制由于监管不当而对我国银行业的稳健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如何在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博弈中做出一个宽严适度的选择, 是十分重要但非常困难的事情。要激发银行业活力, 就需要采用市场化的监管方式, 遵循市场规律、运用市场的手段进行监管。[6]我认为, 我国在对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监管中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 保证一定的灵活性, 通过监管理念的创新和监管模式优化, 为其业务的拓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从而提高国内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宏观上可以建立灵活的审慎性监管制度, 在微观监管过程中根据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经营状况随时进行调整, 做到每个指标在日常监管中都能得到科学的体现。同时, 可以参考国外银行业的先进经验, 比如借鉴美国“ROCA”双重评估体系, 建立一套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风险信用等级制度, 并在监管过程中落到实处。具体而言, 就是由监管机构或专门的资信评估机构每年定期对各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资金实力、在华业绩、守法程度、经营管理能力, 以及其母行的资信、母国的监管水平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 根据得分高低将这些银行分成不同信用等级, 并在全国性新闻媒体上公布, 一方面督促其加强自律, 另一方面便于进行不同轻重的监管。要建立对外资银行的风险信用等级制度, 就要建立一套完善可行的量化评价标准体系。另外, 采用多形式的监管方式十分必要。建立、健全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相结合的监管制度, 提高现场检查的深度和针对性, 加大执法与处罚力度;强化非现场检测分析, 提高风险预警和评估能力。此外, 对一些规模较大的外资银行还可由银监局派出常驻检查组, 加强监督。[7]

综上所述,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将进一步融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 这不仅体现在人民币业务的经营中, 而且表现在银行业的方方面面, 对中国金融业乃至整体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我们在看到因此带来的诸多利益的同时, 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国当前相关法律体系的欠完善及监管不力问题。建立健全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业务监管体系是完善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监管制度的一项重要措施, 也是国际社会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共同愿望和努力目标, 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姚珏.入世后中外资银行竞争分析及稳定性评价.投资与理财, 2006, 4.

[2]具体见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2条、第51条等的规定, 《人民银行法》第31、32条等的规定.

[3]具体见我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第5条等的规定.

[4]具体见我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第31条等的具体规定.

[5]刘少军.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后客户风险的法律分析.政治与法律, 2007, 5.

[6]韩汉军, 王振富, 丁忠明.金融监管.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3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