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监管体系研究

证券监管体系研究（精选8篇）

证券监管体系研究 篇1

1 证券市场监管概述

1.1 证券市场监管的含义

1.1.1 证券市场监管的含义

证券市场监管是指证券管理机关运用法律的、经济的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 对证券的募集、发行、交易等行为以及证券投资中介机构的行为进行监督与管理。

所谓证券市场监管体制, 是指证券监管主体为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 保证证券发行、交易公平、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使用的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监管手段, 对证券市场主体进行监督管理所形成的体制。

1.1.2 监管主体

总体来看, 证券市场监管主体有证券市场、政府、证券业协会等。但由于各国政治经济结构的不同以及历史的影响, 证券监管机构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政府监管机构;另一种是自律性监管机构。

1.1.3 监管对象

一般说来, 证券市场的监管对象包括筹资者、投资者和中介机构。筹资者主要有政府、金融机构、股份公司等。投资者包括个人投资者、企业和各类金融机构, 同时也包括国外资金, 各种社会基金。中介机构最常见的证券承销商和证券经纪商、证券交易所、审计所评级机构和服务机构。

1.1.4 监管手段

通过监管手段, 监管者可以对证券市场参与者进行监督和管理, 这要包括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自律手段。

1.2 证券市场监管的内容

1.2.1 对证券发行市场监管

证券发行市场监管是指金融管理部门对新证券发行的监督审查。证券发行市场的管理是加强证券市场管理的重要环节, 对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对证券发行实行实质和形式双重审查, 即审查发行的条件和发行程序。但不管何种监察方式, 充分的信息披露是必须的。

1.2.2 对证券流通市场的监察

对证券流通市场的监察就是对证券交易所的管理。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特许制, 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特许制;二是登记制, 美国目前实行的就是登记制;三是承认制, 即只要得到证券交易所承认即可, 目前英国采用的是承认制。

1.2.3 对投资者的监管

对投资者监管主要是监督证券市场的投资者依照法规和市场规则进行证券交易, 禁止内幕交易等证券欺诈活动, 维护市场的正常进行。

2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历程

2.1 起步阶段 (1981~1990年)

1981年中央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和社会建设资金的不足而发行国债。此阶段证券市场的发展特点概括为: (1) 政府筹措资金的目的非常明显, 初级市场迅速形成。 (2) 二级市场自发形成。国债恢复发行后, 在一些大中型城市逐渐自发形成国债交易市场。 (3) 规模小, 约束小, 并且带有试点的性质。这一阶段几乎没有法规条例约束, 处于自由发展阶段。

2.2 逐渐完善 (1990~1995年)

90年代初, 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建立, 标志我国证券市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特点有: (1) 证券集中交易市场形成; (2) 规模逐步扩大 (表1) ; (3) 证券市场监管体系初步完善。1992年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 标志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系初具形态。

2.3 逐渐成熟阶段 (1996年至今)

此时证券市场规模迅速扩大, 交易数量与额度快速提高。为了化解市场风险, 管理层的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大, 主要措施有:一是完善证券经营机构的非现场检查制度;二是建立健全《证券法》等相关法律体系;三是强化对证券经营机构的日常监管。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3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法律体系的缺陷

第一, 我国证券法律体系的核心——《证券法》的缺陷。《证券法》的缺陷主要是以下两方面:

(1) 内容方面。《证券法》对于一些名词、专业术语未作详细的解释, 因此缺乏操作性, 例如83条规定“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控制企业买卖上市交易的股票, 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但是对于“国有资产控股企业”的国家持股比例没有做出规定。对于涉及到投资基金、国债回购金、私募和公募等重要概念的领域存在灰色地带。

(2) 法律责任界定方面。《证券法》对民事责任制度规定不明确, 使得受害者不能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助长违法行为。很多金融犯罪行为的界定很模糊, 因此, 对于刑事处罚和民事处罚力度的判定十分含糊。例如191条“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人员予以警告, 可以并处3万以上30万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资格。”

第二, 监管法律之间缺乏配套和衔接。证券市场监管法制建设相对落后。虽然目前我国以《证券法》为核心, 多种法规制度为补充的证券监管法律体系, 但是各个条例之间仍然存在着空白, 呈现明显的滞后性, 与目前的发展不相协调。尤其是与《证券法》相配套的《证券交易法》、《证券信用评级法》等未能出台[2]。并且对于场外证券交易的监管、信息的披露等领域的相关法规的出台仍处于空白。这些方面与成熟的证券市场相比, 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并不能完全做到有法可依。

第三, 法律的实施机制不健全, 执法力度不强。监管执法是证券法律制度能够最终得以贯彻的重要保证。在我国证券执法过程中执法力度不足, 使得大量的法律形同虚设, 大大降低了监管的效率。其原因最终归于立法的不严谨以及空洞的证券法律内容。

第四, 信息披露的法律制度不完善。信息披露不真实与内幕信息的泄露成为阻碍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两大问题。有些企业为达到上市的目的, 过高估计资产, 虚报盈利, 甚至随意更改募集资金的目的, 造成了信息虚假的现象。长此以往, 会造成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问题, 大大减缓了证券市场发展的速度。

第五, 监管主体多元化。我国对证券市场的监管除证监会外, 还有人民银行、财政部等, 这些监管主体在“经纪人”的驱动下, 都以扩大自身利益为目的来进行决策。虽然证监会是直接的监管机构, 但还是处于政府的控制, 反映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在利益制衡的过程中, 监管机构意见的不统一会造成政策实施的延后, 无法及时规避风险。

4 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对策

第一, 全面完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尽快制定与《证券法》相配套的法规和实施细则, 尤其是有关上市公司的收购和兼并、证券交易机构管理、证券融资方面的规章制度和操作明细;其次, 以现行的《证券法》为基础, 适应目前证券市场发展需要为目的, 对《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条列进行修改、调整与删减, 增强法规的适应性;最后, 针对《证券法》出台后法律制度体系中仍存在的监管漏统问题, 例如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流通和转让、证券期货等衍生工具的交易问题等, 应及时填补法律空白。

第二, 完善证券市场监管模式。首先, 应摆脱观念上的束缚, 发挥市场自身的能动性, 赋予市场参与者自主权, 发挥其自律监管的职能。其次, 认识到集中统一性的证券市场监管模式在促进证券市场公平、效率价值最大化方面的作用。在进行集中监管的同时, 适当运用自律监管, 建立综合型监管模式。最后, 坚持适度监管的原则。监管者的主要职责是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消极影响, 一旦超过这个范围就会使证券监管失衡, 影响证券市场价值的实现。

第三, 监管者地位的法律完善。首先, 证监会的法律地位应得到完善。《证券法》应用法律规定来增强证监会的独立性, 明确我国证监会的监督管理职责, 并对地方政府对证监会的不合理干预行为在法律上做出相应的规定。其次, 监管者自我监管应得到法律完善。一方面, 改变我国证监会及其分支机构的管理者的终身雇佣制, 建立监管机构同管理者的劳动用工解聘制度, 采取惩罚和激励机制;另一方面, 落实量化定额的激励相容的考核制度, 在法律上明确建立公开听证制度的相关内容, 使相关利益主体参与, 对监管者形成约束。

第四, 加强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监管。证券发行不仅要真实公开, 还必须符合证券发行的实质条件。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好坏是能否阻止质量较差的证券发行的重要关卡。证券管理机构一定要本着财务公开的的原则, 要求发行证券的上市公司提供关于证券发行本身及其相关的信息, 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这样做有利于证券监管效率提高, 也使政府的监管职能得到明确和强化。其次, 制定相对平稳的信息披露公布制度。

第五, 建立健全证券监管法规的实施机制。实施机制的完善与否将很大程度上左右制度本身的运行效率。目前, 我国在证券监管方面, 立法和执法还不能完全有效配合, 降低了法律的效用。执法不严也是我国当前证券监管方面普遍存在的现象, 机构炒作、公司炒作、内幕信息透露等现象虽明令禁止, 但是还是屡屡出现。由于我国证券监管方面缺乏权威性, 所以要充分建立健全证券监管法规制度的实施机制, 就必须加大执法力度, 充分保证证券监管执法方面的权威性[3]。

5 结语

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不完善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目前, 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够;内幕交易、操纵股票价格、恶意炒作等违法违规行为依然存在。这些都说明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亟需进一步完善, 同时证明贯彻实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应紧紧围绕依法治市、依法监管这两大中心, 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我国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孟玉, 米利国.中国证券市场监管模式分析[J].经济与管理, 2005, 19 (3) .

[2]牛艳冰.我国证券监管制度研究[D].吉林财经大学, 2010.

[3]刘敏.试析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J].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2 (2) .

[4]陈婷婷.中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 2012.

证券监管体系研究 篇2

关键词：证券投资咨询；市场功能；立法思考；监管建议

通过完善立法和完善、放松监管，力求在保持证券市场相对稳定的前提下，进行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的相关改革，使其充分发挥市场功能，促进证券交易的专业性和效益的增强，促进我国证券行业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完善市场监管。

一、通过完善立法发挥市场功能

1.“买者自负”入证券法

买者自负是证券市场的基本原则，在银监会发布一些行业规则中也有明确规定，但是却并未上升至法律层面上，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深入，买者自负必然会逐渐深入人心，将其写入证券法，有利于以法律带动行业发展，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促进投资者衡量自身实力和市场发展趋势，谨慎投资，从立法层面引导市场机制的进一步深入。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证券机构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毕竟市场有其趋利性和滞后性，因此，证券业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该及时而准确地更新相关产品、服务的信息，并全面说明其存在的风险，使客户掌握投资必要信息。

2.证券投资咨询者写入证券法

证券投资咨询有两种形式，均为证监会发布的规定中确立，即证券投资顾问和证券分析师，这一举措明确了证券研究的作用以及在证券服务体系中的地位。笔者建议，在证券法中写入这两个概念，给予证券研究业务以法律形式的肯定，一方面，此举能够使证券研究工作真正进入证券服务行业的明面之上，完善证券市场体系，明确其责任，使得顾问与分析师均能够拥有正当的市场地位，从而能够为客户更好地分析和建议，有利于证券市场更为科学，促进行业信息的传播，强化市场的透明度。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法律角度规范证券服务者的行为，防止其传播虚假信息，误导消费者，从而操纵市场、造成证券市场的混乱和畸形。

3.从立法层面将证券投资咨询撤出行政管制

证券行业发展之初，为了行业的稳定，证券投资咨询被《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纳入到了行政管制之中，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我国经济的不断稳定发展，该《办法》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反而阻碍了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但是立法方面却严重滞后，未能及时反应这一市场需求[1]。因此笔者建议，将其撤销，废除其法律约束力，从而将证券投资咨询行业从行政管制中拉出，不再受行政机关的过多掣肘，为其提供一个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同时，将证监会发布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监管办法》的立法层级提升，稳妥地放松对该行业的管制，合理监管，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二、加强监管，放松管制

1.放开资金运用限制，允许投资

一直以来，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受着较强的行政管制，机构自有资金的运用受到极大的限制，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证券投资。《证券法》并未禁止咨询机构进行投资，甚至已经允许其在利益冲突防范得当的情况下买买股票，但是《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办法》却禁止咨询机构进行投资，这种限制实际违背市场交易原则，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是违反证券行业发展规律和法律精神的。因此，笔者建议，放开此种不公正的限制，允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在合理控制防范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自由使用其自有资金，不受禁止投资的限制，也解除其他用途限制，降低门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2.借鉴国际经验，修改代理理财限制

《证券法》中一些规定依旧过于保守，未能完全跳脱计划经济，对市场完全信任。市场的确存在缺陷，但是证券投资咨询是应运市场需求而生的，客户找寻咨询机构并非仅仅是为咨询，更多时候是想将资金委托给机构进行证券投资，依靠专业人士进行市场博弈。但是由于法律对于咨询机构委托投资的种种限制，使得证券法实际成为咨询公司运行的法律障碍，其业务范围受到限制，客户也无法完全相信机构，更容易导致客户设计投资不当，导致结果不佳，最终对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产生不满[2]。我国台湾地区便允许咨询机构集顾问与委托投资于一身，对于咨询机构的发展具有极大作用，在追寻稳定的基础上，大陆也可进行试点改革。

3.鼓励证券公司和投资咨询机构进行合作

证券经纪人在证券相关规定中均设定为自然人，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为证监会许可的业务咨询资格，相对于自然人而言，其专业性和服务能力都较为突出，况且规格较大也更利于监管，如果能够促成咨询机构与证券公司合作，将经纪业务与咨询业务以更好的方式融合，就能够提升其综合服务能力，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的价值将更能得到体现，其业务范围会相应扩大，规模也能够显著提升，从而收入等也会相应增加，而监管方面的难度则会相应降低，一旦发生破坏市场的行为，在确定责任主体和追责方面，难度会大大降低。而为了控制风险，则可以采取限制经纪公司设立条件或者限制合作条件等配套措施，使得改革的同时，不动摇证券市场和中国经济。

三、结语

希望通过文章的研究，能够引起相关领导的认识，以及吸引更多的经济学家、法学家、行业资深人士对该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力求改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的运行环境。

参考文献：

[1]孟繁永.《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和《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解读[J].中国证券报，2015- 11- 02（A24）.

[2]中投证券法律合规部课题組.证券从业人员买卖股票的法律规制研究[J].证券市场导报，2015，（4）：4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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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证券产品创新监管研究 篇3

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 无论是从产品交易方面看, 还是从监管方面看, 抑或是从场内交易看, 还是从场外交易看, 都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相应的, 我国的金融产品创新监管体系还不够健全, 基本上是由“一行三会” (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 这样的监管部门和以少数几个行政性文件组成的规则体系, 监管体系结构较为简单, 监管部门之间的监管权限划分还不甚明确, 对于证券产品创新的监管比较分散, 缺乏统一的执行细则。

从机构上来看,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按机构类型分别监管的分业监管, 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监管机构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进行全方位监管, 而由于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均可以投资和开发证券创新产品, 因此其相应的监管机构均有对证券创新产品的监管功能, 即我国目前证券产品创新监管机构分散在“一行三会”, 实行分业和按机构类型监管的办法。

从管理办法上来看, 我国已经出台了一些管理办法, 但从总体上看, 证券产品创新的监管法规缺乏系统性。如在净资本 (资本充足率) 的计算上实行“削发法”, 即对不同的资产规定相应的折扣比例的方法。根据证监会证券公司净资本计算规则, 净资本是根据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和公司资产负债的流动性特点, 在净资产的基础上对资产等项目进行风险调整后得出的综合性风险控制指标, 其基本计算公式为:净资本=净资产-金融产品投资的风险调整-应收项目的风险调整-其他流动资产项目的风险调整-长期资产的风险调整-或有负债的风险调整- (+) 中国证监会认定或核准的其他调整项目。这与成熟资本市场通常运用内部模型法来计算净资本还有一定的差距。

二、我国证券产品创新监管框架存在的问题

1. 证券监督法规不完善。

近年来,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促进了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 但相应的法律法规还跟不上金融创新的发展步伐。我国目前已出台的证券产品创新监管规则主要是银监会的《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等, 尚没有一套完整的证券产品创新监管管理办法, 缺乏完整的规则体系。证券产品创新的要求与相对滞后的法律法规建设之间的矛盾使得证券产品创新隐藏着一定的法律风险。我国现行的法律还不能适应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发展的需要。此外, 现行期货法规对期货经纪业限制过多, 国内期货经纪公司不能开展境外期货代理业务。对新兴权证市场的发展还没有制订相应的监管法规, 只有2005年7月公布的《权证管理暂行办法》可供参考。

2. 监管职责不清。

我国证券市场交易品种较少, 富有市场活力的创新产品尤其缺乏, 这使得监管当局的经验不足。从监管实践看,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央有关部门职责分工不合理。目前, 在商业银行混业经营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 我国正在实施的分业监管结合联席会议制度虽然能发挥一定的监管作用, 但其权威和工作效率没有制度保障。二是券商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由于职能定位不清、组织体系未理顺、人员配置不合理等问题, 也影响到自律监管作用的发挥。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监管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行业协会, 现有的券商行业协会等对会员的监管主要停留在教育、培训等方面, 对会员的违规行为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与制裁手段。

3. 市场监控缺位。

信息披露和信用评级是对证券产品创新进行市场监控的主要手段。而长期以来, 我国信用体系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 整个信用评价市场处于无序竞争状态。在房地产市场持续火暴的情况下, 信用评级中介机构为了争夺更大的市场份额, 获取更多的利润, 不惜迎合客户要求, 肆意改变信用评价标准, 提高信用评级等级。由于证券产品创新的复杂性, 证券产品创新交易合同的价值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才能确定。因此在信息披露有限的情况下, 投资者往往只能依据信用评级机构的风险评价进行判断, 这就为证券产品创新留下了隐患。证券产品创新潜在的监控主体包括:个人客户、企业客户、同业、评级机构、审计机构、律师机构等。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特别是对复杂的证券产品创新的监管都需要付出很高的监管成本。

4. 干预救助手段有待改善。

证券产品创新是一把双刃剑, 既孕育着机会, 又意味着高风险与之共存。华尔街金融海啸给我国的教训和警示是:金融衍生产品是国际金融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在当前全球金融动荡和自身金融市场制度不健全的环境下, 我国尤其要重视对金融市场安全运行的监控、干预和救助。尽管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尚未显现, 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事实上, 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股市的快速上涨与2007年10月以来的持续低迷, 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资本市场发展存在某些制度、体系等方面的问题。股市的异常波动不仅抑制了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 而且也影响了市场健康、稳定、持续地发展。在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发育不成熟的情况下, 完全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调节市场的发展是不够的。因此我国在干预证券市场、救助处于困境的金融企业方面仍显经验不足。

5. 公司治理不到位。

影响我国金融机构经营和管理的突出问题之一是治理结构不完善。虽然我国部分金融企业已成功上市并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 明确了投资主体, 但由于投资主体的固有惯性, 一些旧体制中形成的传统思维方式和管理习惯被带到了新体制之中, 其结果是在体制上仍然没有实质上的持股主体, 或没有持股主体真正行使其职能, 造成政府在企业之外行使所有者职能。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 由于缺乏所有者追求效益的强大动力, 经营状况与本身利益没有直接关联, 所以经营者虽掌握丰富的金融资源, 但却缺乏追求盈利的动机, 以致管理层极易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 这也是国有金融企业成为经济犯罪高发领域的原因之一。

三、完善我国证券产品创新监管框架的措施

1. 实现按机构类型监管向按业务类型监管的转变。

我国证券产品创新监管是以立法引导为主的监管模式。相较于国外监管机构对证券产品创新的间接监管, 我国的监管采取行政审批程序, 不仅增加了交易的法律风险, 而且容易造成证券公司交易机会的丧失。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混业经营的情况下, 我们应加强各个监管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合作, 防止出现重复监管与监管真空。应针对证券产品创新中交叉业务的出现, 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协调机构, 协调各个监管部门之间的分工合作, 提高监管效率。同时, 还应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管作用。证券产品创新技术性强、灵活性高等特点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对监管人员的专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 交由专业人士组成的行业自律机构监管较之政府监管可能更加合适。相应地, 应赋予行业自律协会司法权, 加大对违规会员的处罚权限。同时规定行业自律协会应接受会员提出的申诉与仲裁请求, 其裁决结果对争议双方均具约束力。此外, 还可以将行业自律协会的裁决作为法院起诉的前置程序, 不经过协会仲裁不得向法院提起诉讼。

2. 转变证券产品创新监管理念。

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 各种金融衍生业务和表外业务将不断涌现, 对业务准入监管应该如何定位才不至于因过于严厉而扼杀创新和发展, 或者因过于放松而造成风险失控增加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呢?这是证券产品创新监管者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证券产品创新的市场准入应实行报备制, 允许金融机构创新试点, 允许失败、允许纠正后发展。必须明确界定已获得执照并接受监管的各类金融机构可从事的业务范围, 按照先易后难的顺序, 核定每家金融机构经营一种或多种证券创新产品业务的许可范围;对于证券公司开展证券产品创新的, 监管部门要帮助证券公司卸下体制性不良资产的包袱, 有效化解风险。不但要搞好限制性监管和合规性监管, 而且要做好风险性监管, 通过建立动态的风险监管体系, 由事后检查向事前监测、事后发现向事前预警、事后纠正向事前防范转变, 不断提高监测、识别和化解风险的能力。特别要提出的是, 监管机构应制定一套透明、有效的救助规则, 包括监测、预警、评估、救助等环节, 对金融机构因从事证券产品创新投资失败而导致的市场风险进行监测、评估和救助, 以避免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3. 从注重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转变。

合规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执行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情况所实施的监管。风险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我国过去一直将监管重点放在合规性监管上, 随着金融产品的创新和变革, 合规性监管的缺点不断暴露, 其市场敏感度较低, 不能及时、全面地反映证券产品创新的风险, 相应的监管措施也滞后于市场发展。

鉴于金融风险的巨大破坏力, 我们应逐步采取风险性监管与合规性监管并重的监管方式。以防范风险为基础, 建立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和早期预警系统, 给出各类风险的具体特征和度量风险程度的方法, 以及针对不同风险和风险程度应采取的监管措施。同时着手建立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该体系应包括证券产品创新的各类风险和识别依据, 各项参数及其相互关系, 以及具体指标和适度值。金融风险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 因此要实施动态的、持续的监管。应根据资产规模、业务特征和风险管理等因素, 确定监管周期, 在每一周期结束后对证券公司进行综合评级和风险评估, 并作出下一周期的监管计划和具体安排, 然后对比监控上一周期发现的问题, 检查其整改情况。

4. 控制证券产品创新的速度。

在我国, 由于各方面条件尚不成熟, 对于证券产品创新应当本着“边规范、边发展”、“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 先发展远期合约和期货合约, 后发展期权和互换产品, 同时加快引进国外优质的、经过实践检验的、行之有效的证券创新产品, 避免因规则缺失导致的风险, 并控制证券产品创新的速度。在初期, 可不对产品创新多加管制, 但一旦产品创新形成一定规模之后, 一定要对它们进行严密的监管。监管层要加大对市场的监管、金融机构风险的控制以及金融创新产品的审核。

摘要：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日益发展, 证券产品越来越多, 为了扶持证券创新、维护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加强证券市场监管工作显得越来越重要。本文在分析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现状和监管框架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了改进和完善我国证券产品创新监管的措施。

关键词：证券市场,产品创新,法律风险,风险性监管

参考文献

[1].刘妍芳.金融衍生品的系统风险监管.中国投资, 2007;1

[2].黄丹华.金融救援更要治源.证券时报, 2008-10-08

[3].解植春.国有金融企业“所有者缺位”问题探讨——深化国有金融企业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福建论坛, 2005;11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博弈研究 篇4

一、模型的假设和建立

博弈论[1]认为, 每一个完整的博弈过程一般由下列四个基本要素组成。

第一, 参与人。

在博弈中, 每个参与人都是一个决策者。这些决策者彼此之间互为对手, 对手可以是个人、企业, 也可以是国家。假设每一个参与人都是理性的, 都根据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或自身损失最小化的原则进行决策, 博弈中的参与人数大于或等于2。当在有两个参与人时, 称为两人博弈;当有n个参与人时 (n>2) , 称为多人博弈。

第二, 策略。

它是指参与人可供选择行动的范围。在博弈中, 每个参与人可供选择的策略数可以是有限的, 也可以是无限的。有限策略的博弈称为有限博弈, 构成了博弈论研究的主体。在有限博弈中, 若参与人在决策过程中, 对若干可选策略中各个策略彼此相互独立时, 称为单纯策略;反之若参与人按某种概率分布对可选策略进行组合, 称之为混合策略。

第三, 支付或效用。

它是参与人从博弈中获得的效用程度, 它是所有参与人策略或行动的函数, 是每个参与人真正关心的核心问题。

第四, 均衡点。

也是所有参与人的最优策略或行动的组合, 在这一点上, 假设其他参与人不变换策略, 任何单个参与人不能以单方面变换策略来提高他的效用程度[2]。

按照博弈论的假设, 我们建立证券市场监管的博弈模型, 假设和证券经营相关的机构和个人我们在模型中统称其为经营者 (博弈方1)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一些下属监督部门在模型中我们称其为监管者 (博弈方2) , 经营者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违规和不违规;监管者也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稽查和不稽查。作为经济人, 他们都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理性, 由于现实中两者各自利益上的权衡和决策, 使得他们具有如下的博弈支付矩阵:

如果经营者采取“违规”策略时, 监管者“不稽查”, 则经营者就能通过并获得非法收入V, 而监管者就会被处以D金额的罚款;如果经营者采取“违规”策略时, 被监管者“稽查”并处以数额F的罚金 (V>F) ;如果经营者不违规, 监管者不稽查, 监管者就会节省稽查成本C。经营者不违规时, 收益为0;监管者花费在稽查上的固定成本为C (C

二、模型的研究与分析

根据上图中收益数字下所画短线和箭头的方向可以知道, 这个博弈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3]。因为假设经营者选择“违规”的策略, 那么对监管者来说最好的策略选择是“稽查”, 这样可以处罚经营者的“违规”行为并且可以得到更大的收益;但当监管者选择“稽查”时, 经营者的正确策略就是“不违规”而不是“违规”, 既然经营者选择“不违规”, 当然监管者选择选择“不稽查”比较合算, 而监管者“不稽查”时, 经营者就会选择“违规”策略, 这样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这样重复下去, 永远不可能停止, 无论从哪里开始都是一样的。因此这个博弈在一次性博弈中也没有会自动实现的均衡性策略组合, 更无法预测到博弈的最后结果。

因此该博弈中两博弈方的决策原则是不能让对方预先知道或猜到自己的策略, 应该以随机的方式选择策略, 并且随机选择两种策略的概率不能让对方有可乘之机。

我们假设经营者以概率P选择“违规”和概率q选择“不违规”, 监管者以概率m选择“稽查”和以概率n选择“不稽查”, 那么根据上述决策原则, 经营者选择“违规”和“不违规”的概率为p和q一定要使监管者选择“稽查”的期望收益和“不稽查”的期望收益相等, 即

p (-V) +q (-C) =p (-D) +qC

简化可得:p (D-C) =2qC。又因为p+q=1, 因此undefined。

这就是博弈方1 (经营者) 应该选择的混合策略。同理, 博弈方2 (监管者) 选择“稽查”和“不稽查”的概率为m和n, 也应使博弈方1选择“违规”的期望收益和选择“不违规”的期望收益相等, 即

m (-F) +nV=m·0+n·0

简化可得:mF=nV。又因为m+n=1, 因此undefined。这就是博弈方2 (监管者) 的混合策略。

当博弈方1以undefined的概率随机选择“违规”和“不违规”, 博弈方2以undefined的概率随机选择“稽查”和“不稽查”时, 由于谁都无法通过单独改变自己随机选择的概率分布改善自己的期望收益, 因此这个混合策略组合是稳定的[4]。这就是本博弈惟一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对于此博弈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我们也可以借助于形象的图形来解释。我们不妨先讨论经营者采取“违规”和“不违规”两种策略的概率分布下监管者“不稽查”的期望收益。

建下图:

横轴表示经营者选择“违规”策略的概率Pt, 它分布在0到1之间, “不违规”的概率则等于1-Pt, 纵轴则反映对应于经营者“违规”的不同概率, 监管者选择“不稽查”策略的期望收益。图1中从C到-D连线的纵坐标就是在横坐标对应经营者“违规”概率下, 监管者选择“不稽查”的期望收益。

容易证明该线与横轴的交点P*t就是经营者选择“违规”概率的最佳水平, 选择“不违规”的最佳概率则为1-P*t[5]。

首先, C到D连线上每一点的纵坐标, 就是在经营者选择该点横坐标表示的“违规”概率Pt时, 监管者选择“不稽查“策略的期望收益C (1-pt) + (-D) pt。

假设经营者的“违规”概率大于P*t, 此时监管者“不稽查”策略的期望收益小于0, 从而“稽查”策略的期望收益大于0, 因此监管者肯定百分之百选择“稽查”策略, 这样经营者“违规”一次就处罚一次, 因此对经营者来说大于P*t的“违规”概率是不可取的。反过来, 如果经营者“违规”的概率小于P*t, 则监管者“稽查”策略的期望收益小于0, “不稽查”策略的期望收益大于0, 因此监管者选择“不稽查”的策略是合算的, 此时即使经营者提高“违规”的概率, 只要不大于P*t, 监管者都会选择“不稽查”的策略。因此, 经营者不必担心会被处罚, 由于经营者在保证不被处罚的前提下, “违规”的概率越大收益就越大, 因此他会使“违规”的概率趋向于P*t, 均衡点是经营者以概率P*t和1-P*t分别选择“违规”和“不违规”。此时监管者“稽查”和“不稽查”的期望收益都等于0, 选择策略“稽查”和“不稽查”的混合策略的期望收益都是相同的。

不过, 事实上, 为了让经营者也没有可乘之机, 监管者也必须选择特定概率分布的混合策略。下面以监管者采取“稽查”和“不稽查”的混合策略概率分布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经营者“违规”的期望收益。

由上图可知, 图中m*t和1-m*t是监管者的最佳概率选择。

在经营者和监管者的博弈中, 经营者分别以概率P*t和1-P*t随机选择“违规”和“不违规”, 监管者分别以概率m*t和1-m*t随机选择“不稽查”和“稽查”时, 双方都不能通过改变策略或概率分布改善自己的期望收益, 因此构成了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这也是该博弈惟一的纳什均衡[6]。

三、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上述博弈的分析, 我们可以针对于博弈的双方参与人从2个方面对我国证券市场中的违规现象予以整治:

一方面, 我们可以针对于博弈方1经营者即对于“违规”的经营者采取加重处罚。对经营者的处罚加重使得F增大, 在图 (2) 中, 就相当于-F向下移动到-F′ (F′>F) 。下面就存在两种情况:①如果F′>>C, 即处罚的罚金数额远大于其违规操作所获得的利润。此时经营者就会选择“不违规”策略。因为“违规”不被监管者“稽查”到所获得的收益远远不及“违规”操作被监管者“稽查”所处的罚金, 入不敷出, 经营者情愿不冒这个风险。②如果F′<

另一方面, 我们可以针对博弈方2监管者, 有两个措施。①我们加大对监管者“不稽查”的处罚。对监管者的处罚加大使得D增大, 在图1中, 这相当于-D向下移动到-D′ (D′>D) 。我们假设如果经营者混合策略中的概率分布不变, 此时监管者“不稽查”策略的期望收益变为负值。因此, 监管者就会选择“稽查”策略。监管者“稽查”, 经营者只能减少“违规”的概率, 直到将违规概率P*t下降到Pundefined (如图1中的虚线所示) 。此时监管者又会恢复混合策略, 达到新的混合策略均衡。这就是说, 加大对监管者的处罚在短期内的效果是使的监管者真正起到了作用, 但在长期内并不能使得监管者更尽职[8]。加大处罚失职监管者在长期中的真正作用恰恰是会降低经营者的违规概率, 图1中使得违规概率由P*t下降到了Pundefined。②我们减少监管者的稽查成本。监管者的稽查成本减少使得C减小, 在图1中, 这相当于C向下移动到C′ (C′

从上述分析可知作为监管者, 首先应该坚持依经济规律监管。充分尊重证券市场上的经济规律, 让客观规律来最大限度地调节证券市场。客观规律不是依人的意识为转移, 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要求, 我们应该是最好的发现规律、服从规律和利用规律。其次, 应该坚持依法监管。证券市场的监管模式和方法必须依据法律, 不得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第三, 应该坚持适度监管原则。监管者的主要职责是保障证券市场充分有效的竞争与创新, 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消极影响, 如超出这个范围就会使整个证券市场的监管失衡, 影响市场价值的实现。最后, 监管者还应该坚持高效监管的原则。高效监管不仅要求监管者以最小的负担达到更高效的监管目标, 更大的打击证券市场的违法违规行为, 从而提高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效率, 更有效地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 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证券市场, 促进我国证券市场更快更好的发展。

[注]本研究得到了云南大学校级科研基金 (项目名称:博弈论在金融风险控制中的若干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005Z006C) 的资助。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信息越来越成为证券市场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国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完全甚至信息虚假问题等违法违规行为层出不穷、屡禁不止, 严重影响了广大投资者的投资信心, 不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和长期发展。对此本文引入博弈论, 建立博弈模型, 并对模型研究分析, 提出了对违法违规行为实施监管的四个原则。

关键词：博弈论,违规,博弈监管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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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家敏.博弈论在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中的应用[J].特区经济, 200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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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图展, 胡浩, 张利国.证券监管有效性的博弈分析[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3, 1 (2) .

证券监管体系研究 篇5

一、证券监管国际合作现状及必要性

(一) 证券监管国际合作现状。

证券监管是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而不断成熟起来的, 其产生与发展都与证券市场息息相关, 从监管到放松监管, 再到监管。随着证券市场的逐渐国际化, 证券监管也突破了地域限制, 各国为了维护本国投资者的利益, 也逐步在证券监管领域开展国际合作。

早期的跨国监管是通过主权国家间的司法互助协定或签订谅解备忘录的形式来进行的。1973年美国同瑞士签订了第一个有关证券监管问题的司法互助协定;我国也同意大利、法国、土耳其、希腊等国家签订了类似的协定, 并同美国、德国、韩国等国采取谅解备忘录的形式进行有关证券监管方面的合作。

除了采取双边协定的方式, 通过加入国际性组织, 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合作也成为各国政府对证券进行监管的一种方式。国际证券委员会即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证券监管机构组成的国际组织, 并为各国的跨国证券合作做出了努力。它通过制定一系列协议、标准为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如, 1992年制定的《金融集团的监管》、1993年制定的《跨国证券和期货欺诈》等。

于1961年成立的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 是世界上主要证交所之间的论坛, 旨在促进证交所之间的合作, 解决证交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进而推动跨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以及跨国证券监管合作的开展。

(二) 证券监管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 跨国证券交易也愈加频繁, 然而违法操纵证券市场的非法行为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证券市场上。如果不能从其他主权国家获得必要的信息, 监管的有效性就会被削弱。根据传统国际法理的观点, 一国公法不具有域外效力, 仅在自己地域范围内有效, 对境外行为无权干涉。倘若一国政府为了维护本国或本国投资者的利益而加强域外监管的效力, 其他国家也必然采取报复和抵制措施。加之各国的法律制度不同, 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各国监管之间存在的冲突必须得到解决, 由此实现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也显得尤为必要。有效的跨国监管合作不但可以有效地打击跨国证券交易的违法行为更可以减少行政壁垒, 降低监管成本, 维护国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二、美国的证券监管国际合作法律机制

美国的证券市场一向被誉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证券市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美国已经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美国在国际证券监管制度上坚持国内法的域外效力, 但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了其他主权国家的抵制, 因此美国也开始逐步建立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一) 国内法上的规定。

1988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向美国国会提交了《国际证券监管合作法案》, 该法案赋予了SEC与外国监管机关合作的一些特权与便利。首先, 该法案规定SEC在国际证券监管合作中要为外国证券监管机关提供必要的协助, 以使其可顺利地开展违反该外国证券交易法案件的调查工作;其次, 免除SEC披露从外国监管机关处取得的秘密信息的义务, 保证外国监管机关的顾虑, 使其向SEC提供给有助于证券监管合作的信息;第三, 为防止SEC向外国监管机关提供未公开信息被其他法律认定为违法, 规定SEC有权制定单行法规向外国监管机关提供未公开的信息。

(二) 双边协作规定。

美国是最早利用司法互助协定形式进行国际证券监管合作的国家。现在已经与加拿大、瑞士、英国等十几个国家签订了司法互助协定。1973年美国与瑞士签署的司法互助协定中规定, 缔约方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可以获得另一方有关强制措施方面的协助。1985年与加拿大签署的司法互助协定中规定, 凡是涉及证券、消费者保护等领域的违法行为均可适用相互法律协助。这些协定的签署为美国与缔约国之间开展合作, 打击证券违法行为与投机行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美国采用的第二种形式就是签订谅解备忘录。其与瑞士于1982年签订的《关于相互执行内幕交易法律的国际合作备忘录》, 这是美国最早签订的关于证券监管国际合作方面的备忘录。通过这种形式, 使得美国SEC的域外监管权得到有效实施, 更好地打击了证券违法犯罪活动。

(三) 区域性与全球性协作。

双边合作受到主体的限制难以在区域内及全球范围内展开, 由此美国SEC积极推进全球范围内的监管合作。国际证券委员会、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国际证券管理者协会、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等国际组织都有美国的身影, 这一系列举措, 造就了美国建成世界上最稳定、最完善的证券市场。

三、中国的证券监管国际合作法律机制

(一) 双边合作方面。

我国采取同其他国家签订司法互助协定和监管合作备忘录的形式开展双边监管合作。目前, 我国已经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等多国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如, 1996年与英国财政部签订的《关于合作、磋商及技术协助的谅解备忘录》;1998年与法国签订的《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1999年与意大利签订的《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等。

(二) 全球性合作方面。

中国证监会于1995年加入了国际证监会组织, 也开始参加国际证券委员会的每一届年会。在1997年北京还承办了国际证券委员会亚太地区委员会及其执行会议。1996年上海、深圳两大证券交易所正式成为证监会国际组织的正式附属会员, 这将有利于我国的两大证交所同外国证券自律性组织开展交流与合作。

四、完善我国证券跨境监管合作机制的建议

证券交易的全球化趋势使得证券监管机关的合作成为必须。中国证监会在维护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为适应全球化证券交易活动的发展, 我国的证券监管制度势必与国际接轨, 因此我国应从多角度考虑建立跨国证券监管制度的合作机制。

(一) 逐步扩大对外开放。

我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贸组织, 在入世时并未设定证券业过渡期的最后期限。由此, 按照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相关条款, 适用逐步自由化原则中对发展中国家的保护性条款, 逐步开放我国证券市场, 以保护尚处于发展初期的证券市场。

(二) 完善证券跨境监管法律机制。

在实体法方面, 借鉴美国的经验, 制定有关证券市场跨境监管的法律法规, 以尽快完善我国相关法律制度, 为证券市场国际化提供相关的法律支持;在冲突法方面, 通过总结归纳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 对涉外法律适用方面制定出更为详尽的以适应证券交易的法律法规, 以便在发生法律冲突时, 准确地选择适用哪国法律解决证券交易中存在的问题, 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 打击不法交易行为。

(三) 赋予监管机关参与国际合作的自主权。

美国通过制定《国际证券合作执行法》来加强SEC监管合作的权利, 从国内法上给予证券监管法律上的支持;而我国《证券法》对证监会开展国际合作的权限未具体规定, 倘若使证券监管更具效力, 则需制定独立的《证券监管法》, 明确具体地规定证监会的监管权利, 通过国内立法为跨国证券监管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四) 拓宽全球性证券监管范围。

证券市场是国家资本流动的市场, 是企业进行融资、公民进行投资的重要渠道。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充分发挥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而证券市场的繁荣则有赖于严格有效的监管行为。证券交易活动一旦跨越了国界, 风险也随之传递, 加强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也势在必行。

目前, 我国证监会通过与境外证券监管机构签订谅解备忘录的形式进行跨国证券监管的双边合作。在此基础上, 建立我国司法部与证监会等各个主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合作机制, 扩大与境外司法机构的合作, 发挥司法互助条约在跨国证券监管合作中的作用, 以促进我国证券跨境监管制度的发展。同时, 应当进一步参与全球性多边监管的合作与协调, 加强与国际证券业组织的合作, 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推动我国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机制。

参考文献

[1]邱永红.我国证券监管国际合作与协调的不足与完善对策.民商法研究, 2006.4.

[2]陈安.国际经济法学专论 (下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1.

[3]吕富强.信息披露的法律透视.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1.

浅谈证券研究机构的违规及监管 篇6

一、违规类型和原因

(一) 违规类型

主要有基于信息的操纵行为 (传播虚假信息、误导投资者) 、无资格执业、违规执业三种类型。

基于信息的操纵主要是指通过发布虚假信息或流言蜚语来影响市场价格。一种称之为“宣告前的投机”, 比如知情者预先知道股票指数将要下跌, 先买进股票, 然后向市场传递“利好”的信息, 使公众相信他市场传递的信息后, 股价上升, 然后知情者在时机成熟时, 悄然出货;另一种类型称之为“宣告后的投机”, 比如知情者预先知道股价上升, 先向市场传递股价将要下跌的信息, 使得公众预期股价下跌, 然后知情者低价买入股票, 在市场结清时获取利益。

由于发生操纵行为时证券机构常和母公司或其他投资机构联手操作, 利用其研究报告的市场影响力对其他投资者进行误导并利用合作机构的资金实力对证券走势加以控制。所以市场危害大大高于普通证券咨询机构, 因此常常危及到整个证券市场的健康运行。

至于无资格执业、违规执业等违规行为, 由于证券研究机构多从属与证券公司, 其正规性及人员素质都大大高于普通证券咨询机构。其无资格执业、违规执业情况较少。

(二) 违规原因

证券研究机构面临的利益冲突是导致其做出不客观分析和不准确报告的主要因素。而其利益冲突可以从机构和人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研究机构面临的利益冲突主要和其收入来源有关。

近几年虽然研究机构对外服务有较大的提升, 但对证券母公司的依存度依然较高, 对外服务也集中于基金等少数机构并且收入过分集中于基金交易佣金的分成。使得其于证券母公司及基金等少数客户的利益关系明显。

另外研究机构同目标客户公司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由于财务顾问是研究机构的一个主业, 而通过与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之间良好的关系, 使财务顾问工作后目标公司的IPO及增发、配股、并购等后续业务都可能通过研究机构的母公司投行部门来完成。而研究机构也可以通过承销费用分成的方式获益, 因此研究机构与目标公司建立良好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2、作为研究机构中人的因素———证券分析师所面临的利益冲突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

(1) 由于研究机构的独立性较差, 大多依附与证券母公司, 所以来自证券母公司的压力较大;证券公司的收入通常来自经纪、投资银行和自营三块, 每一块业务都可能带来利益冲突。美国证监会 (以下简称:SEC) 一份调查报告发现, 分析师通常会写“乐观”的报告, 提供购买建议, 以增加交易量, 从而获得更多佣金。在投资银行方面, 根据SEC对证券公司的调研报告, 分析师是许多投资银行业务的重要参与者, 投资银行部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薪酬。在自营业务方面, 分析师所在公司可能持有大量分析师负责分析的股票, 在分析师推荐买入某公司股票时, 其所在机构可能正在私下抛售该公司股票。

(2) 来自其分析的目标公司管理层的压力, 主要由于如发不利报告, 可能导致目标公司管理层反感而失去获得最新信息的机会。

(3) 来自机构客户的压力, 主要因害怕失去客户而发布有利于客户的报告。

(4) 分析师个人投资所带来的利益冲突。分析师持有其分析的股票时, 他们很可能通过建议投资者购买这些股票, 从而抛出自己所持股票获利。虽然《证券法》禁止从业人员投资股票, 但通过亲戚、朋友买卖股票仍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这其中第四种违规是经常存在的, 而第一、三种违规其危害是最为严重的, 应该成为证券研究机构监管的重点。

二、对研究机构的监管

鉴于证券研究机构的违规情况, 我国应对证券研究机构的监管加强规范, 主要是吸取了西方建立防火墙的经验, 集中体现在对证券公司内部业务部门隔离和执业回避上。可分为法律及政府规章和行业协会的自律性文件。

但这些规定首先是各种法规内容重叠, 没有专门法规对研究机构进行监管。其次各种规定多集中于关于防火墙的规定, 而防火墙基本属于自律监管的内容, 使得规定的强制性不足。另外, 业务隔离、执业回避、防火墙等规定国外在2001年美林案以前就有, 尚不能对研究机构违规起到完全预防, 对美林案后美国监管机构出台的对策如2711规则和472规则没有规定。这反映了我国对研究机构监管的滞后。因此, 有关部门需要对研究机构监管加强研究, 尽快出台相关监管措施, 有效预防危害市场安全运行的违规事件出现。

摘要：在股票市场大牛市的情况下, 各种违规行为愈演愈烈。而舆论和监管关注的焦点以前多集中于证券咨询机构的“黑嘴”和公司层面的违规。文章通过对证券咨询行业的证券研究机构的违规及监管工作的分析, 以为中国证券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证券研究机构,证券分析师,内幕交易,违规,监管,隔离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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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于欣.分析师, 走向核心[J].新财富, 2006 (12) .

证券监管体系研究 篇7

为适应国务院和中国证监会大力推行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券商创新业务的背景,中国证监会于2014年2月公告取消了证券公司专项投资业务,以证券公司专项计划为特殊目的载体(SPV)的资产证券化业务行政审批相应取消。经过半年多的分析论证,《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下称《14版规定》)及配套规则终于发布。《14版规定》与之前《13版规定》的区别主要在框架结构、监管与制度体系以及销售发行与持续督导等三个方面,从中大致可以看出未来中国证监会管理下的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趋势是取消行政审批,并全面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强化重点监管和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最终实现按照市场化、法制化原则发展中国证监会管理下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一、整体变化思路

由中国证监会监管的企业资产证券化从2004年试点以来经过十年发展,无论是其概念理论还是参与各方的作用与权责都已经较为清晰,所以《14版规定》在《13版规定》8章46条的基础上变化为7章51条。其中将原来分别独立的第二至五章内容进行了统一合并,形成了新的“第二章,原始权益人、管理人及托管人职责”与“第三章,专项计划的设立及备案”。同时为了实现通过增强产品流动性来扩大产品规模,从而提升产品的吸引力的目的,此次变化中专门对挂牌与转让的内容进行了整理并独立成章,即“第四章,资产支持证券的挂牌、转让”,具体变化如表所示(见25页)。

二、监管与制度体系的变化与发展趋势

(一)机构调整,简政放权重新定位

2014年上半年中国证监会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任务要求完成了内部机构设置调整,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监管权限由原先的机构部划归到新成立的公司债券监管部(以下简称“债券部”)。其中债券部的职能之一就是“拟订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上市交易的监管规则、实施细则并监管其发行上市活动”。另一方面,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简政放权的要求,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实际管理权限则由中国证监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国基金业协会”)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移交。

通过一系列的重新定位于调整,未来中国证监会管理下的资产证券化业务一方面在制度政策层面债券部可以充分借鉴中国证监会过往丰富的监管经验,并发挥不同创新业务间的触类旁通从而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在管理层面由协会等自律组织发挥其专业、灵活、市场化的优势,实施有效的监督与管理,利用简政放权让不同层次的机构能够各尽其责,打破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制度束缚,充分发挥其创新业务的活力。

(二)上位法不断增加,业务主体相应扩大

《14版规定》明确以《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私募办法》”) 为上位法,并为区别于传统私募基金,对ABS业务所需设立的SPV名称进行了特别规定,统一以资产支持专项计划(SPV)作为特殊目的载体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

在增加上位法的同时,《14版规定》将资产证券化业务开展主体范围由证券公司扩展至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并将《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更名为《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将基金子公司作为ABS业务开展主体之一并纳入监管序列,意味ABS业务将不再是从属证券公司的专营业务。与此同时《14版规定》更进一步说明,经中国证监会认可,期货公司、证券金融公司和中国证监会负责监管的其他公司,以及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可参照适用本规定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

增加上位法为资产证券化的未来业务监管提供了法律保证,业务主体的扩大则带来了市场化的效应,不同业务主体利用不同的客户资源优势和产品设计能力将可以迅速的扩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类型,提高市场产品的供给,加速市场的流动性,将助力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市场化发展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三)备案制实现重大突破,负面清单强化事后监管

作为此次改革的核心内容,中国证监会取消了事前的行政审批,实行市场化的证券自律组织事后备案和基础资产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即“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子公司应当在专项计划设立后5个工作日内将设立情况报基金业协会备案,并提交备案文件。”前述的重新定位简政放权以及相应增加业务主体,其实都是为了配合备案制而推出的辅助性措施。通过取消行政审批放开了“看得见的手”,通过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执法建立了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则用好了“看不见的手”,提高了监管的效率。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资本市场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其中最大的亮点是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与已经实行十年之久的保荐制相比,注册制并不是简单的发行环节的改革,而是需要整体改革的推进,需要各项配套先行并最终以市场化、法制化为保障。此次资产证券化业务备案制的推出,将成为一次十分有益的尝试和突破,为日后的股票发行制度改革打下结实的制度基础。未来重视业务过程与强调清单化管理,将不仅是资产证券化业务,更是中国证监会管辖范围内各主要业务的一个重要监管思路与发展方向,此次改革的历史意义十分重大。

三、销售发行与持续督导的变化及发展趋势

(一)增强流动性,突破人数限制

流动性是衡量一个金融产品市场化程度高低的主要标准,并且直接限制了该产品的最终市场接纳程度与规模。中国证监会为了彻底解决以往试点期间资产证券化产品流动性差、规模小的诟病,在此次改革方案中不仅单列一章对产品的销售做出了明确规定,而且在内容上也有很多创新与突破。

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长期处于摸索阶段,即使在新规定下,在发行方式上依然延续了较为保守可控的非公开发行方式。依据《证券法》对非公开发行的规定,在《14版规定》中明确规定了“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者应当为合格投资者,合格投资者合计不得超过二百人”。然而为了破解投资者渠道难题,吸引更为广泛的资金来源,《14版规定》中包含了很多创新点。首先将《私募办法》作为上位法从而顺利引入私募基金投资者;然后对金融机构所管理的投资计划等做出了特别安排,即“依法设立并受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监管,并由相关金融机构实施主动管理的投资计划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从而使银行等大额资金投资资产证券化成为了可能。

通过引入私募基金和突破人数限制的创新举措最终将极大的促进中国证监会管理下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成交量与活跃度,为其可以与资产支持票据、信贷资产证券化一起真正成为资本市场的主流融资工具打下良好的市场基础。

(二)全市场销售,打开天量资金渠道

为进一步增强产品流动性,在投资者类型与数量增加的基础上交易渠道的拓展势在必行。根据《14版规定》,新资产证券化的交易渠道几乎覆盖了中国证监会监管下的所有交易平台,即允许资产证券化产品在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证券公司柜台市场等交易场所挂牌和转让。

交易渠道的拓展也同时打开了新的投资资金来源渠道。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简称《8号文》”)的规定,资产证券化将有可能被认定为标准化资产,这将使资产证券化产品成为十万亿规模的银行理财“非标转标”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一方面,银行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产品为已经授信且具有可证券化资产的企业放款;另一方面还可将银行表内外的存量非标资产(如信托受益权、资管计划等)作为基础资产打包然后证券化,从而腾出非标额度。银行的理财资金具有成本低、资金量大、持续且稳定等特点,未来将有可能成为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主要投资方,从而彻底改变资产证券化的市场规模与流动性。

(三)借鉴成功经验,强化信息披露制度

信息披露制度是我国证券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证券监管的重要方式,更是保证证券交易安全,维护投资者信心和证券市场稳定的重要基石。为了保证资产证券化备案制和基础资产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顺利运行,《14版规定》借鉴了很多其他证券产品的成功经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首先,制定《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信息披露指引》作为配套规则一并发布,在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环节对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则、发行及存续环节信息披露要求等做了明确规定。然后在事前监管环节强化中介机构的责任,借鉴IPO市场的经验专门起草了《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尽职调查工作指引》,提高尽职调查工作质量,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最后在事后监管环节借鉴债券市场的经验,在资产证券化中引入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会议制度,以市场化的方式完善对持有人权益保护。

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和健全的持有人会议制度增强了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透明度,提供了更为全面的监管措施,并提升了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层次与内容,为资产证券化业务未来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四、多头管理的潜在风险与对策

虽然新版规定在汲取众多经验的基础上已经对框架结构、监管与制度体系以及销售发行与持续督导等多个方面做出了诸多创新与完善,然而由于资产证券化业务具有产品结构复杂、交易参与者众多等特点,因此其未来的发展依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尤其是存在不可避免的多头管理问题。

根据《14版规定》,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依法对资产证券化业务实行监督管理,其中新成立的债券部负责拟定相关的监管规则、实施细则等,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以下简称“机构部”)负责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的监管。同时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基金业协会等证券自律组织根据规定及所附指引对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过程中的尽职调查、风险控制等环节实施自律管理。具体的分工为:在备案方面,管理人应当向中国基金业协会备案,同时由中国基金业协会对可证券化的基础资产范围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在挂牌、转让方面,则由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业协会制定挂牌、转让规则,并对资产支持证券在各个市场的挂牌、转让进行自律管理;在信息披露方面,则由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基金业协会根据《14版规定》和《信息披露指引》制定相应的信息披露规则。由此资产证券化产品在政策制定、日常监管和销售发行三个层面上将实际处于“二部(债券部、机构部)二会(基金业协会、证券业协会)二所(上交所、深交所)”六个部门共同管理之下,在不同阶段的多头管理所引发的监管尺度不一、监管效率较低和监管真空断层等问题将在所难免。

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应该认清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业务现状,即基金公司主要专注二级市场,具有销售渠道和资金优势,而长期在一级市场精耕细作的证券公司无论在技术方案、人才储备还是客户资源等方面均具有较大优势。因此在现阶段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监管需要坚持政策制定与日常监管相一致的原则,政策制定层面更多的由债券部负责,由此日常监管则主要以中国证券业协会为主而中国基金业协会为辅,在销售发行层面则根据最终上市地点的不同而分别受两个交易所的不同监管。

五、结束语

证券公司风险限额管理体系研究 篇8

在证券公司层面, 通过风险限额有利于明确经营层对各部门的风险预算要求, 强化风险损失与预算收益目标相匹配原则, 有利于建立风险限额管理的框架, 为风险限额的管理提供良好基础。一旦建立限额体系, 风险授权只需结合财务预算及风险政策要求, 定期更新调整授权指标的限额, 并补充新业务授权即可, 有利于明确风险管理的偏好, 强化证券公司内部风险管理意识。相反, 如果一家证券公司有建立完善的限额管理体系, 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实现风险管理的有效量化监控。从风险资本的角度出发, 证券公司所期望承受风险的上限对应于需要准备的风险资本, 这些风险资本需要通过风险限额量化指标的方式分配到具体的资金投资组合之中。所以说, 没有建立详细具体的风险限额指标的券商, 实际上其风险管理政策无法落实到具体业务风险监控之中, 而风险管理也就成了空谈。确定一个合适的风险限额体系, 特别是确定公司的风险偏好和限额管理结构, 对于金融机构, 尤其是大型综合类证券公司的风险管理至关重要。我国金融行业发展较晚, 金融企业多强烈追求利润, 忽视营运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风险意识尚为薄弱。

一、文献综述

从已掌握的文献来看, 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风险测度的精细建模上。关于风险控制, 尤其是风险限额、风险限额的分层系统构建和风险资本在此系统中配置方面的研究很不充分。金融机构经济资本的管理较早由Merton&Perold和后来的Matten和Kupiec讨论。之后注意力集中在风险资本的分配方面, 如Schierenbeck&Lister和Saita等描述了特定的配置过程, 但没有提供具体的求解算法。在Froot&Stein的工作基础上, Stoughton&Zechner针对分散自治的商业业务模式分析了风险资本配置的决定。通过利用所谓的风险调整的盈利测度 (Risk-adjusted profitability measures, 下称RAPM) , 他们发展了一套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分配过程。而RAPM在一系列文献关于公司部门管理和风险资本配置的关系中使用, 如James, Uyemura等, Zaik等, Smithson等。Froot&Stein和Gründl&Schmeiser调查了基于RAPM的风险资本配置对于最大化股东价值这一企业管理目标的相容程度。与企业经常声明的相反, 他们得到了令人遗憾的答案。Denault将风险资本的配置问题与合作博弈中的成本分摊作比较, 表明最优风险资本的部门配置由正齐次可微的风险测度的梯度给定。在Va R的视角下, 这对应于边缘Va R向量。Buch&Dorfleitner同样以数理证明和公理的方式给出了数理金融方向的解释。

上述文献的共同点是讨论了企业层面上风险资本在部门间的分配问题。Ridder和Eisele&Knobloch将目光转向单个部门, 特别是金融机构交易部门内部的风险资本配置上, 首先给出了银行交易部门内部风险配置问题的解析解。

二、我国证券公司风险限额管理现状

(一) 限额管理类型简单

综合证券商目前的限额集中在市场风险上, 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度量模型还处在探索阶段, 没有上升到限额管理层次。即便如此, 市场风险限额仍是以合规指标为主, 如止盈止损、规模限额等。诸如Va R、压力测试限额与经济资本等指标仍低于前述传统管理指标, 显示新的量化风险技术尚未与业务授权或风险管理紧密结合。

(二) 限额监管层次较低

在授权及权限管理方面的监控, 大多数综合券商监控超限的依据是风险管理办法, 有的可以做到盘中实时监控合规性限额指标, 但风险限额以盘后数据处理为主。

(三) 风险指标限额执行过程问题严重

大部分券商未制定Va R限额或交易员授权限额, 导致仓位超限时没有依规定处理, 事后签核处理等情形经常发生。

(四) 风险信息沟通不充分

一方面, 风险管理部门无法全面掌握公司重要风险管理决策信息。除部分综合券商能够获得每日仓位报告信息外, 其他如业务授权申请、例外管理申请或重大事项投资, 仍存在风险管理部门无法获得全部信息的情况。风险管理部门的受重视程度以及掌握重要风险信息的程度, 仍须加强, 否则很难期待风险管理部门发挥早期预警功效。另一方面, 风险管理部门提供给业务部门的风险管理信息以止损最为普遍, 其次是Va R报告, 其他授权限额使用率、经济资本、RAROC、EVA等提供比率都不高。这显示风险管理信息的揭露广度、深度与速度仍有强化的空间。

三、证券公司风险限额管理体系构建

(一) 风险资本分配

依据证券公司决策层的战略风险偏好, 采用先进动态风险计量方法, 设定风险限额。风险限额可以分配到不同的地区、业务单元和交易员, 还可以按资产组合、金融工具和风险类别进行分解。

证券公司各部门的规模授权首先应明确的是衡量不同部门的市场风险。常用的极值类风险指标有Va R和ES。部门间风险资本配置 (规模授权) 更多权重由企业战略高层定性决定, 因此要求其客观决定模型尽量简单易理解以提供于高层作为参考。本项目将比较这两种指标下六类配置模型的历史绩效和实际运行绩效, 以确定证券公司最优风险资本配置方法和步骤。这六类配置模型分别有行为方法 (activity based method) 、贝塔方法 (beta method) 、增加值法 (incremental method) 、成本差额法 (cost gap method) 、夏普值法 (Shapley method) 、欧拉梯度法 (Eular gradient method) 。确定好各部门风险资本配置后, 通过Va R限额指标和止损比例计算出各部门的风险限额。部门内部的业务条线限额由于更贴近于绩效被考核对象, 本研究倾向于使用风险调整后的盈利测度类指标 (RAPM) 决定部门内部不同业务、不同交易人员的风险限额分配。

(二) 业务部门强制止损限额的建立

针对各业务部门的止损确立限额, 多是定性的战略设定, 即结合公司各类业务的风险属性, 以财务预算下达的收益目标为参考基准, 拟定公司层面总裁对各业务条线的年损失限额。风险限额的资本配置也应当考虑通过建立可计量的数理模型计算得到, 这成为本项研究重点考虑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 它仅可以作为实际决策的参考, 限额设定更大权重还是需要考虑证券公司自身业务的特点, 根据业务发展方向和风险偏好来确定不同敞口的限额, 还可以针对国家、区域、集团等维度做出类似的限额规定。

拟定的业务部门风险止损限额的决定步骤如图1所示: (1) 止损限额的确立先由下而上汇集各业务单位的需求及建议; (2) 由上而下依据不同情况稽核申报、核定止损限额交付各业务单位加以执行。这里, “不同情况”指的是业务部门有没有详细的申报依据, 是否仅是凭借对经济环境的预测、辅助业务经验做出的。如果依据详尽, 经过风控委员会推敲予以核实;如果更多是定性的判断, 那么风控委员会将追问未来的交易策略, 根据这个策略对历史数据进行回测以判断止损限额的合理值;如果该部门没有制定完善具体的交易策略, 风控委员会则需在投资者惯性的假设下, 考察其历史交易中的最优止损限额与实际申报止损限额的差异, 修正本次申报止损限额;如果亦无过往交易记录可查, 风控委员会可通过制订典型简单策略, 如固定比例投资组合保险策略 (CPPI) 模拟实仓下的最优止损限额, 实际止损限额应当低于这个参考限额。

(三) 动态预警指标估计

弹性风险预警机制在强制止损限额下, 将预期损失Va R与实际损失限额进行联动。为及时跟踪监督业务部门的损失程度, 按照“Va R+实际损失额<=年损失限额”等原则, 对业务部门的Va R值和实际损益进行定期监测 (尽量做到日频率的监测) , 动态更新Va R限额。这一过程最核心的就是各部门资产Va R的测定。这些技术性指标依赖于金融工程定价技术和情景模拟测算等手段的先进性。例如, 对于市场风险的Va R测算有历史数据法、蒙特卡洛法等, 不同的测算方法对于风险预警的有效性可能显著不同。找到符合各部门市场特点的稳健而精确的技术指标测算方法是一个核心点和难点。

(1) 比较选择Va R等风险指标的估计方法。对于业务部门的市场风险, 一般计算诸如Va R、ES等风险值需要标的资产的历史收益率资料, 然后经由收益率分布假定模型求算风险值。不过, 风险值对于资产收益率分布的假设与参数的估计将随着资产特性与样本的选取而有所差异, 因此, 如果不能合理精确的描述收益率分布, 所估算出的风险值将会出现错误或效率低等问题, 将使得此风险值不具参考价值。目前国际惯用的风险值估计方法包括历史模拟法、蒙特卡洛模拟法、方差协方差法以及极值理论法等。不同业务部门应当根据所要求的时效性、准确性和计算便利度来选择适合的估算风险值方法。

证券公司各部门各业务风险值的具体决定方法如下:首先, 由于金融市场中存在着波动性聚集、杠杆效应、跳跃现象、尖峰厚尾等特征, 研究将假设多种分布, 包括GJR-GARCH、跳-扩散、广义极值分布、广义帕累托分布等;其次, 对例外数据, 即以超过Va R指标的数量为基础进行事后检验, 检查例外数与选定的Va R置信水平是否一致。这一检测过程包含了对两类错误的平衡:拒绝正确模型的错误和接受错误模型的错误。详细步骤如图2所示:

(2) Va R限额和止损限额的更新。以自营部门为例, 对于月度, Va R限额和止损限额的更新思路如下:

第一, 结合损益, 动态更新Va R限额。

期初的Va R限额=部门年止损限额, 即年初业务部门Va R限额不能超过止损限额;

每月的Va R限额=部门年止损限额+min (累计盈亏, 累计盈亏×对应止损线)

例如, 部门年损失限额为1000万元, 止损线为10%, 若7月底累计盈亏为500万元, 则8月Va R限额=1000万+500万×10%=1050万元;若7月底累计盈亏为-100万元, 则8月Va R限额=1000万-100万=900万元。

第二, 结合损益, 动态更新止损限额。

止损限额针对的是考虑盈亏联动后的资产保值线, 必须有一定比例的收益作为保值增值指标计入资产, 不得全部亏损掉。假如授权下达的投资规模为10亿元, 期初止损限额为1亿元 (止损比例10%) , 若期间获得收益1亿元, 保值比例要求为85%, 收益的8500万元需纳入保值规模, 累计再投资后的亏损限额只有1500万元, 更新后的止损限额为1.15亿元。风险管理需定期监控止损限额进行预警, 属于与损益联动的强制指标。

现代信息技术下, 大存储和高性能计算机能力的飞跃发展使得证券公司可以建立日内实时预警指标监测, 比如频率在每小时一次甚至每半小时一次的监测。本研究也将设计以估计条件概率来搭建日内实时预警系统。对于日内交易, 由于瞬时的击穿限额在当日收盘时可能回退到限额内, 故当市场低于日Va R限额或止损限额进行减仓或出清的处理可能带来错误。这就要利用历史数据估计日内击穿限额下的收盘低于限额的条件概率。建议当日内发生击穿事件时, 按照等同于条件概率的比重减轻仓位。

四、证券公司风险限额预警系统设计

(一) 预警系统设计

对风险建构电子化监控和管理系统。该系统覆盖了公司融资融券、固定收益、股权投资等所有投资品种, 通过实时监控和数量化分析模型, 对投资业务的市场风险进行跟踪监测。若发现超过风险警戒值和突发性风险放大情况, 应及时向公司管理层汇报, 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风险。

风险限额预警系统的搭建步骤分为三个部分 (如图3) :

第一是前期准备工作, 针对各营运部门的业务分别识别风险, 确定风险指标模型的估计方法, 确定风险指标限额和止损限额。这里的风险限额体系可以包括以年、月、周、日、日内五个层次, 实际监视层次以证券公司的实际需求来设定。

第二是建立预警机制, 这一步是数据采集系统、预警系统软硬件和网络设备的准备, 以及相应管理人员的部署。

第三是完善预警机制, 针对前两部分形成的预警系统在模拟和实际中检验系统质量, 包括数据传输等的反应速度、预警应急程式和人员操作流程的规范性和效率等。

(二) 预警条件与预警信号输出

以年止损限额为例, 各业务部门当年累计损益低于其年止损限额的50%时为安全区;达到其年止损限额的50%时, 提报最近期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讨论, 表示基本安全但应予以监视的警戒区;达到年止损限额75%时应于次一交易日开始停止增加新投资, 表示存在较大止损风险, 业务进入可能随时需要止损的风险区;达到年止损限额98%以上时, 进入出清区, 应于次一交易日开始将持有仓位清空。其中, 达到警戒区以上的风险限额程度时 (即超过50%的风险限额) , 都可以考虑采用适当的应对策略, 降低击穿限额的概率, 比如降低甚至出清头寸、更改策略趋向保守型、利用衍生工具对冲部分风险敞口等。当年累计损失达到其年止损限额的75%时, 该部门主管应于2日内做成报告知会风控部;达到其年止损额时, 应首先考虑采用对冲策略, 即时控制损失程度, 并于次一交易日开始止损。该部门主管应评估交易员适用性, 并将建议处理方式于2日内送达风控部。

建立完风险预警指标后, 可以建立预警信号输出系统。预警信号如表1设置:

图4勾勒了预警系统运作流程:

五、基于风险限额调整收益的业绩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