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破坏能力评价（精选5篇）
抗破坏能力评价 篇1
美国次贷危机从2008年9月开始全面升级, 演绎了全球金融历史的一次极其严重的危机, 并蔓延至实体经济, 整个全球经济增长减缓, 我国经济也受到了较大的冲击。金融危机恰好是一场对所有企业共同的“体能测试”。在金融危机下, 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名牌产品企业的表现如何, 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为此, 对金融危机中的“名牌产品”获得企业的抗金融危机能力进行测度, 并检验各级名牌企业抗金融危机能力是否存在差异。为了避免由于采用单一评价方法带来的片面性, 采用基于合作博弈的组合评价来提高评价结果的可信度。
1抗金融危机能力的定义, 测度及强弱假定
1.1抗金融危机能力的定义
现有文献研究金融危机对企业产生的影响的较多, 但缺少对企业抗金融危机能力的研究, 为此参考有关抗风险能力定义的文献[1,2], 对抗金融危机能力做如下定义:企业在金融危机形势下, 利用企业自身资源、能力和知识减少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 维持企业生存并防止企业危机的能力。
1.2抗金融危机能力的测度
首先通过阅读文献了解有关抗风险能力是如何进行测度的, 沪深房地产上市公司抗风险能力报告“从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短期偿债能力、现金流状况以及企业营运效率四个方面, 选用了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每股现金存量、每股现金流量、总资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等七个指标对房地产行业的抗风险能力进行测度。”戴胜利[1]“从调整成本, 风险降低程度, 调速度三个方面对营销系统的抗风险能力进行度量。”王娟[2]“从产业集群企业的抗风险能力的构成要素, 企业察觉能力和变革能力两方面进行度量。”通过上述对抗风险能力的测度方法, 测度可以从两个角度, 一个是结果性指标, 另一个是影响此能力的因素指标。
参考抗风险能力的测度并考虑数据收集的难易程度, 从结果性财务指标对抗金融危机能力进行测度。评价指标集如表1所示。
1.3抗金融危机能力的强弱假定
为了对名牌企业的抗金融危机能力的强弱做出判断, 在样本中引入整个行业水平的数据, 如果企业的财务综合状况远好于整个行业的财务综合状况, 认为该企业的抗金融危机能力“强”;如果企业的财务综合状况和整个行业的财务综合状况类似, 认为该企业的抗金融危机能力“一般”;如果企业的财务综合状况远小于整个行业的财务综合状况, 认为该企业的抗金融危机能力“弱”。
为了较好地对样本的抗金融危机能力进行划分, 有效消除由于数据微小区别而带来的结果差异性。利用统计学的k-均值聚类[3], 聚类步骤如下。
(1) 随机选取k个对象作为初始k个簇的质心。
(2) 将其余对象根据其与各个簇质心的距离分配到最近的簇;再求新形成的簇的质心。
(3) 这个迭代重定位过程不断重复, 直到目标函数最小化为止 (各簇的质心不在变化) 。
k-均值算法采用簇的质心来代表一个簇, 质心是簇中其他对象的参照点。将评价结果分为“强”, “一般”, “弱”三个组。
2合作博弈组合评价理论
2.1相容方法集的定义及确定
在实践中, 由于不同的评价方法其机理和评价结论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 以至于不同方法之间不一定都具有可比性, 而不可比的方法现实中是很难进行组合的。因此, 在定义相容方法集之前首先应该定义可比的方法集。所谓可比方法集是指运用不同方法对同一组对象进行评价时其结论之间具备 (或可转化为具备) 可比性的所有方法的集合M。现采用如下步骤确定相容方法集。
(1) 确定可比方法集M, 运用M中的方法对待评价对象进行评价, 并运用模糊聚类用适当的阈值将第k种方法分离出来, 求M中除第k种方法以外的所有方法的评价结论的平均评价值U, 并求其与Uk的相关系数Rk。
(2) 对给定置信区间, U与Uk是否密切相关, 如密切相关则M即为相容方法集M1, 如不密切相关, 剔除第k种方法, 返回到步骤1。
2.2基于合作博弈的组合评价权系数确定
2.2.1模型参数的描述
因为单一评价方法存在多方法评价结论不一致的问题, 设一个系统综合评价问题要对m个待评对象进行评价, 以得到评价得分与排序结论, 现在将b种具有相同属性的单一评价方法集合M看成是合作博弈问题的局中人集合。设单一方法集合M的所有子集为2M, 那么M中的任意一个子集S∈2M形成组合评价问题的一个联盟。若干种单一评价方法由于属性相似而集成联盟后, 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组合评价, 目标是尽量降低组合评价的方差。
定义1 E为组合评价模型的方差矩阵, 定义W为组合评价模型的系数向量。可以将组合评价方差的非负权最优组合预测模型写为
其中W= (w1, w2, …, wb) ′, I′= (1, 1, …, 1) 1×b。
2.2.2组合评价的权系数确定[4]
根据以上论述, 做以下定义。
定义2设M={1, 2, …, b}, s M, v (s) 为定义在2M集合上的实值函数, 令v (s) =J (s) , 若v (s) 满足
就称v (s) 为合作博弈[M, v]的特征函数。其中J (s) 表示联盟s进行组合评价所得的误差平方和。
定义3称v (s∪{i}) -v (s) 为第i种单一评价对于联盟s合作的贡献, 这里s M。再定义
为合作博弈[M, v]中第i种单一评价方法所得到的平均贡献。
定义4称 (v) = (1 (v) , 2 (v) , …, b (v) ) 为组合评价权系数合作博弈[M, v]的Shapley值。
定义5将所得的Shapley值进行归一化处理, 得到合作博弈分析方法确定的组合评价系数向量 (w1, w2, …, wb) 。其中它们满足
3名牌企业抗金融危机能力组合评价
3.1数据来源及处理
数据来源于选取的16家上市公司公布的2008—2009年财务报表, 行业水平数据来源于中国纺织行业数据网, 同时又引入样本均数, 原始数据按照指标计算公式计算得来, 最终得到18个评价对象和15个指标数据, 在此基础上采用改进的归一化法[5]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处理过后指标均为正向指标并且非负。
分别运用理想解法, 灰色关联度法和基于熵的评价法进行评价, 并将各个评价结果均一化, 结果如表2前部分。
利用模糊聚类确定相容方法集M={理想解法, 灰色关联度法, 基于熵的评价法}, 本文假定基准得分为线性加权值, 在这三个方法上计算出v ({M}) =0.23, v ({1}) =0.008 4, v ({2}) =0.03, v ({3}) =0.054 4, v ({1, 2}) =0.023 7, v ({1, 3}) =0.098 2, v ({2, 3}) =0.015 72, 再利用式 (3) 和式 (4) 得出合作博弈确定组合评价权系数向量为W= (0.075 3, 0.095 2, 0.829 5) , 基于合作博弈法评价的结果如表2后部分。
对基于合作博弈评价值进行排列并做出图1, 从图中可以看出现选取的名牌企业的样本的抗金融危机能力略高于行业水平, 名牌企业优势不明显。有6家企业的抗金融危机能力超过行业水平, 七匹狼, 江苏高纤, 江苏三友, 雅戈尔超出行业平均水平明显, 但华西村和新民科技只是略高于行业水平, 剩余10家企业低于行业水平, 只有维科精华、金鹰股份两家企业远低于行业水平。
分别计算国家名牌的平均得分为0.052 7, 江苏名牌的平均得分为0.058 6, 可以看出国家名牌略低于江苏名牌, 但无明显差异。
注:A, B分别代表国家名牌和江苏名牌
不能因为数据上的微小差异就认为高于行业水平抗危机能力就“强”, 低于行业水平抗危机能力就“弱”, 为此利用k-均值聚类将差异很小的聚集在一起, 只有个体差异达到一定程度才认为不是一类, 利用SPSS 16.0将18个对象聚为三类, 如表3:第一组抗金融危机能力平均得分为0.079 5大于另外两组的0.053 8, 0.036 1, 聚类后认为第一组抗金融危机能力“强”, 其余两组称为抗金融危机能力“一般”和抗金融危机能力“弱“。
4结论
组合评价方法能够充分利用不同评价方法给出的评价结论, 降低评价过程中的误差和偏差, 找到一个更为精确的评价结论, 避免了多方法评价结论存在非一致性。本文采用基于合作博弈的组合评价对名牌产品企业的抗金融危机能力进行了评价, 结果更加准确客观, 为了判定出企业的抗金融危机能力的相对强弱, 在样本中引入行业水平, 以此作为参照标准, 并利用k-均值聚类将样本分为三类, 远大于行业水平认为抗金融危机能力“强”, 和行业水平聚为一类认为抗金融危机能力“一般“, 远小于行业水平认为”抗金融危机能力“弱”;同时我们比较了国家名牌和江苏名牌平均得分, 差异不明显, 这可能和样本量过少有关。本文虽然从结果性财务指标对企业的抗金融危机能力进行了度量, 但抗金融危机能力的影响因素和其影响程度还没有讨论, 这将是以后的探索目标。
摘要：文中提出了抗金融危机能力的定义, 财务测度指标及其强弱假定。在此基础上利用基于合作博弈的组合评价对抗金融危机能力进行评价测度, 消除了由单一评价法带来的片面性, 并在样本中引入行业水平作为抗金融危机能力强弱的参照对象, 利用k-均值聚类将样本分为抗金融危机能力“强”, “一般”, “弱”三个等级, 同时对国家和江苏省名牌均值进行比较, 两组差异不明显。
关键词：合作博弈,组合评价,名牌企业,抗金融危机能力,聚类
参考文献
[1]戴胜利.企业营销系统抗风险能力测度方法研究.华东经济管理, 2008; (7) :147—151
[2]王娟.网络关系对产业集群企业抗风险能力的影响研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3]戚湧, 李千目, 孙海华.基于主成分神经网络和聚类分析的高校创新能力评价.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9; (10) :112—114
[4]高阳, 费成良.一种基于整体差异度与合作博弈的组合评价赋权方法研究.湖南工程学院学报, 2008;18 (4) :9—10
[5]李美娟, 陈国宏, 陈衍泰.综合评价中指标准化方法研究.中国管理科学, 2004;12 (1) :45—48
抗破坏能力评价 篇2
在2008年的中国名牌评价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由于“毒奶粉”等事件，国务院“三定方案”明确国家质检总局不再直接办理与企业和产品有关名牌评价的活动，于是有关中国名牌评价工作是否对提高企业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成为争论的焦点。与此同时，美国次贷危机从2008年9月开始全面升级，演绎了全球金融历史的一次极其严重的危机，并蔓延至实体经济，整个全球经济增长减缓，我国经济也受到了较大的冲击，金融危机恰好是一场对所有企业共同的“体能测试”。在金融危机下，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名牌产品企业的表现如何，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为此，对金融危机中的“名牌产品”获得企业的表现进行调查研究，对其抗金融危机能力进行测度，并检验名牌级别越高，抗风险能力是否更强。考虑到数据获取的难度和行业间的差距，本文选择纺织服装行业中上市的8家中国名牌产品和8家地方名牌产品企业的抗金融危机能力进行评价和比较。
1 抗金融危机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通过上述16家企业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的2008-2009年度的主要财务指标来衡量企业的抗金融危机能力，现有的财务指标一般从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现金流状况，营运能力，发展能力等几方面[1,2,3]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考察，考虑到现金流的数据比较难收集，因此从剩余四方面的指标来考察，如果在受金融危机影响期间企业在这几方面的综合评分存在优势，那么从侧面可以反应企业的抗金融危机能力较强，本文的评价指标集为T={A={A1净资产收益率，A2经营净利率，A3经营毛利率，A4资产净利率，A5成本费用利润率}，B={B1流动比率，B2速动比率，B3资产负债率}，C={C1应收账款周转率，C2存货周转率，C3总资产周转率，C4期间费用率}，D={D1销售收入增长率，D2净利润增长率}}。
2 因子分析的数学模型
因子分析[4]是通过研究多个变量间相关系数矩阵的内部依赖关系，找出能综合所有变量的少数几个随机变量，这几个随机变量是不可测量的，通常称为因子。然后根据相关性的大小把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高，但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各个因子间互不相关，所有变量都可以表示成公因子的线性组合。因子分析的目的就是减少变量的数目，用少数因子代替所有的变量去分析问题。
设有N个样本，P个指标，X=（X1,X2，…，Xp）′为随机向量，要寻找的公因子为F=（F1,F2，…，Fm）′，则模型如下：
称为因子模型。矩阵A=（aij）称为因子载荷矩阵，aij为因子载荷，其实质就是公因子Fi和变量Xj的相关系数。ε为特殊因子，代表公因子以外的影响因素，实际分析时忽略不计。对求得的公因子，需要观察它们在哪些变量上有较大的载荷，再据此说明该公因子的实际含义。如果难于对Fi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需要进一步作因子旋转，以求旋转后能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释。因子分析有两个特点：
其一，模型不受量纲的影响；
其二，因子载荷不是唯一的，通过因子轴的旋转，可以得到新的因子载荷阵，使解释意义更加明显。
假设主因子的特征根为λi，主因子得分为Fi，则综合得分：
3 抗金融危机能力的评价分析
3.1 数据来源和处理
数据来源于上市的8家中国名牌产品和8家地方名牌产品企业的2008-2009公布的财务报表，根据原始数据计算本文的指标集数据，考虑到量纲问题，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3.2 因子分析结果和分析
因为只有在数据存在部分相关性的情况下，用因子分析评估比较好，故我们检验数据是否适合于因子分析。一种常用的方法利用SPSS做KMO检验，如表1,KMO=0.0631>0.6，巴特利球型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由此本文认为指标变量适合做主成分分析。
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主因子的条件是特征根大于1，利用SPSS16.0得出特征根大于1的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和因子载荷阵，如表2和3，将有较大载荷的指标综合为一个因子，盈利能力指标A1-A5和成长能力指标D1-D2方面的指标综合为一个“盈利和成长能力”因子，特征根为5.77;C1-C4综合为“营运能力”因子，特征根为3.84;B1-B3综合为“偿债能力”因子，特征根2.37。用特征根的比重作为综合评价的权重，故盈利和成长能力因子的权重w1=5.77/(5.77+3.84+2.37)=0.48，营运能力因子的权重w2=0.32，偿债能力因子的权重w3=0.2。
利用权重w1,w2,w3和得出的主因子得分（表4中第3-5行）计算出综合得分（表4中第6行）。接着我们从盈利和成长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综合得分的平均得分角度对国家名牌和省级名牌进行比较。国家名牌企业的盈利和成长能力平均得分为0.58大于省级名牌的-0.58，国家名牌企业的营运能力平均得分为-0.11小于省级名牌企业的0.12，国家名牌企业的偿债能力平均得分为-0.15小于省级名牌企业的0.15，国家名牌的加权综合得分的平均值为0.22大于省级名牌的-0.21。因此，从平均数来看，国家名牌企业在盈利和成长能力有较大的优势，但在营运和偿债能力上省级名牌企业的优势更加明显，在综合得分上国家名牌企业的平均得分大于省级名牌企业。
3.3 成组设计两样本均数的比较
上面我们对国家名牌和省级名牌的各方面得分和综合得分从平均值的角度进行了比较，但是两组在各方面和综合得分的差异是否显著，我们必须运用SPSS做统计上的两样本t检验[5]。
通过表5，可以看出国家名牌和省级名牌在盈利和成长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综合得分上的方差齐性检验均通过（sig>0.05），在方差齐性的基础上进行等均值的t检验,盈利和成长能力的P=0.015，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拒绝国家名牌和地方名牌的盈利和成长能力均值相等的原假设；在营运能力和偿债能力方面则相反，接受均值相等的原假设。对于综合得分来说，P=0.168,在显著性水平0.05条件下接受原假设，而在显著性水平0.2条件下则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我们有80%的把握认为国家名牌在综合得分上和省级名牌存在差异。
4 结论
金融危机期间，国家名牌产品企业在盈利和成长能力上的优势比较明显，虽然省级名牌的营运能力和偿债能力的平均值大于国家级，但从统计检验上看优势并不明显，因此认为省级名牌和国家名牌的营运能力和偿债能力差不多。同时我们有80%的把握认为国家名牌企业的抗金融危机能力的综合得分大于省级名牌产品企业。
中国名牌战略的实施使得企业在技术标准、管理水平、产品质量、科技创新、人力资源、品牌价值等方面获得提高，评出的国家名牌在以上几方面更是同行中的佼佼者，故在金融危机这样大的影响下，更能表现出较强的抗金融危机能力，再加上这几年推行的卓越绩效评价使得名牌企业的内部管理水平得到显著提高，这种内力的提升是抵抗金融危机最有效地方法，因此我们要大力推行卓越绩效评价，提高企业的“内力”来抵抗各种危机。
摘要：在纺织服装行业的8家中国名牌产品和8家省级名牌产品上市企业的2008-2009的主要财务指标集上运用因子分析提取了盈利和成长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三个因子来综合测度企业的抗金融危机能力,并运用统计上的两样本t检验方法检验国家名牌和地方名牌的抗金融危机能力是否存在差异,实证分析表明在一定置信水平下两级别存在差异。
关键词：名牌产品企业,抗金融危机能力,因子分析,两样本t检验
参考文献
[1]企业财务危机的灰色综合预警模型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28-29.
[2]张昕源,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中国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分析[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82-84.
[3]王璐,企业财务危机组合预警与控制应用研究[D].河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39-40.
[4]于秀林任雪松.多元统计分析[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173-176.
吸力式沉箱基础抗拔破坏标准研究 篇3
吸力式沉箱(亦称为吸力式桩、桶),是一种顶端封闭、底部敞开的薄壁圆桶,主要用作深水海洋平台的基础,最早见于20世纪60年代的国外文献[1,2]。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利用吸力式沉箱的工作原理[3]在北海和墨西哥湾开始采用裙式吸力式沉箱基础平台[4,5,6]。在经过大量的室内外实验和相关分析[7,8,9]后,吸力式沉箱基础在1994年被成功地应用于Europipe 16/11—E平台[10]。与传统的桩基础相比,吸力式沉箱基础具有运输与施工方便、节省工期、可重复使用及造价低等优点。
吸力式沉箱基础承载力问题是目前研究热点之一,并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抗拔破坏标准,并且还未见专门针对吸力式沉箱基础破坏标准的研究报道。挪威船级社制定的吸力式沉箱基础操作规程[11]中指出:吸力式沉箱基础破坏时的位移大约是其直径的10%～30%。Kumar和Rao[12]借鉴了桩基础的抗拔破坏标准[13],即以基础泥面位移达到沉箱直径的20%作为吸力式沉箱基础破坏的判定标准。挪威船级社的规程[11]给出的是一个破坏位移的范围,这在实际工程中可操作性不强;由于吸力式沉箱基础与桩基础的工作性状有较大差异,所以直接采用与桩基础相同的破坏标准,是否合适还需进一步研究。破坏标准的不完善给吸力式沉箱基础的承载力研究以及各研究结论间的比较总结带来了极大的障碍。因此,本文通过模型试验研究倾斜荷载作用下砂土中吸力式沉箱基础的工作性状,并提出一种更为合理的抗拔破坏标准。
1试验方法
为了研究吸力式沉箱基础的抗拔破坏标准,试验中针对长径比为4的沉箱模型,考虑了5种荷载作用角度,分别是0°、15°、30°、60°和90°(荷载作用方向与水平面的夹角),荷载作用点位于吸力式沉箱基础的顶部。
试验中的沉箱模型采用不锈钢制作,壁厚为2 mm,外径为101 mm,长度为404 mm。沉箱模型顶部中心处设有吊耳,穿过钢丝绳可对沉箱施加载荷。试验用土为砂土,粒径集中于0.075 mm～1 mm之间,有效内摩擦角为36.8°,制样干密度为1.44 g/cm3,土样的颗分曲线如图1所示。试验在长6 m、宽1 m、高1.3 m的模型槽内进行。地基土总厚度为80 cm,以此削减模型试验的边界效应影响,分8层填筑,每层约0.1 m,将干砂称重后倒入模型槽内,压实至预设高度、抹平。通过模型槽底部的一个进水阀向槽内注水,形成自下而上的渗透,直到水面高出泥面约2 cm时停止注水,静置24 h。利用贯入装置[14]将沉箱模型垂直贯入到地基中,使沉箱顶面与泥面持平。如图2所示,拉拔荷载通过重物、加载架和滑轮对沉箱模型施加。采用分级加载的方法,在沉箱顶部逐级施加荷载,每级荷载量为预期承载力的1/10。在每种工况下测量荷载,并通过测量杆和角度传感器测量该级荷载下沉箱模型的水平、竖向位移和转动角度。在某级荷载作用下,沉箱模型被拔出或沉箱模型变形不能保持稳定时终止试验。
2试验结果与分析
通过模型试验,得到了5种工况下吸力式沉箱基础顶点水平位移H、竖向位移V和转动角度θ。通过公式(1)可换算得到基础泥面处的合位移L,然后绘制荷载-泥面位移(P-L)曲线和荷载-转动角度(P-θ)曲线,如图3和图4所示。
2.1荷载作用角度为0°～60°
当荷载作用角度为0°时,由图3(a)可以看到,P-L关系曲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位移平缓段和位移突变段。在加载初期荷载较小时,随着荷载的逐级增大,吸力式沉箱基础泥面位移缓慢增加,在图中表现为曲线斜率较大,两相邻测量点间的位移变化量较小,曲线处于位移平缓段;当荷载增大到某一级时,基础泥面位移显著增大,在图中表现为曲线出现拐点,在拐点之后曲线斜率变小,曲线进入位移突变段,趋于水平。位移突变段的两相邻测量点间的位移量与初始位移平缓段的位移量相比要大的多。沉箱基础在荷载作用角度为15°～60°时也表现出类似的承载特征。
虽然沉箱基础在荷载作用角度较小(如0°和15°)时的承载特征与荷载作用角度较大(如30°和60°)时的承载特征相似,但其承载机理却有所不同。荷载作用角度较小时,吸力式沉箱基础主要受水平荷载作用,其抵抗破坏主要靠的是沉箱外壁所受的被动土压力。开始阶段随着荷载的施加,沉箱发生转动,主动土压力逐渐减小,被动土压力逐渐增大,泥面位移和转角变化都很小(如图4所示);随着荷载的继续增加,沉箱外壁主动侧土体逐渐与沉箱外壁分离,土体表面呈凹面状(如图5所示),当被动土压力达到极限,不足以平衡外荷载,吸力式沉箱基础因产生巨大变形而失稳。荷载作用角度较大时,吸力式沉箱基础实际承受的是水平荷载与竖向荷载的共同作用,其抵抗外荷载的能力不仅来源于沉箱外壁所受土压力,还来源于沉箱侧壁所受的竖向摩阻力。当荷载较小时,水平方向上,沉箱基础外壁被动土压力逐渐增大;竖直方向上,沉箱侧壁摩阻力也逐渐增大,期间竖向位移和转角(如图4所示)都缓慢增大。随着荷载的继续增大,沉箱的转动角度和竖向位移逐渐增大,被动土压力和竖向摩阻力达到极限,此时基础无法承载更多的外力,最终发生破坏(如图6所示)。
由图3(a)和图4可知,荷载作用角度为0°～60°时每种工况下P-L关系曲线都存在一个拐点,在该拐点之后,吸力式沉箱基础随着荷载的增大,位移和转角都急剧增大,可认为此时吸力式沉箱基础已不能承受更大的荷载,即已发生破坏,因此取该拐点对应的泥面位移作为吸力式沉箱基础的破坏位移。各工况的破坏位移汇总于表1。
从表1中可以发现,吸力式沉箱基础的破坏位移并不全接近于沉箱直径的20%,也并不全在沉箱直径的10%～30%范围内,而是随着荷载作用角度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文献[11]和文献[12]中的破坏标准不合适。如前所述,如果把吸力式沉箱基础抗拔破坏标准定为一个位移的范围或位移定值,不仅缺乏实际可操作性,同时也没考虑到倾斜荷载作用下吸力式沉箱基础的承载机理。因此,本文考虑荷载作用角度对沉箱基础破坏位移的影响,绘制沉箱破坏位移与沉箱直径之比-荷载作用角度(X-ψ)关系曲线,如图7所示。图7中的曲线可以用下式表达:
式(2)中:X为沉箱破坏位移与沉箱直径之比(%);ψ为荷载作用角度(rad),
实际操作中,可利用公式(2),根据不同工况的荷载作用角度ψ确定沉箱破坏位移与沉箱直径之比X,再以沉箱位移与沉箱直径之比达到X作为该工况下吸力式沉箱基础的抗拔破坏标准。
2.2荷载作用角度为90°
对于在吸力式沉箱基础顶部施加竖向上拔荷载的情况,即荷载作用角度为90°,虽然图3(b)中P-L关系曲线也存在着类似的位移平缓段和突变段,然而通过分析其数据不难发现,在沉箱被拔出前沉箱的泥面位移只有0.68 mm(约为沉箱直径的0.67%),而P-L关系曲线中类似拐点对应的泥面位移仅是沉箱直径的0.08%,所以可以认为被拔出前吸力式沉箱基础的泥面位移变化很小。转动角度在试验过程中几乎未变(如图4所示)。这是由于在吸力式沉箱基础受到竖向上拔荷载作用时,其抗拔承载力主要是由沉箱侧壁上的竖向摩阻力和沉箱自重提供。随着荷载的逐级增大,沉箱侧壁摩阻力也逐渐增大,当沉箱侧壁与地基土之间的摩阻力充分发挥后,吸力式沉箱基础就会被迅速拔出于土体,基础发生破坏。
由于在吸力式沉箱基础被拔出前,其发生的位移非常小,而且基础被拔出之前无明显征兆,发生的非常突然,所以很难从基础位移的角度去判断吸力式沉箱基础何时发生破坏。因此,对于竖向上拔荷载作用下的吸力式沉箱基础,建议在准确预测其抗拔承载力的基础上,从控制外荷载大小的角度预防其破坏的发生。
3结论
通过开展吸力式沉箱基础的抗拔试验,分析其承载性状和机理,针对其破坏标准进行了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当荷载作用角度较小时(0°～60°),吸力式沉箱基础的荷载-位移曲线都存在明显的拐点,依据该拐点对应的位移,提出了确定吸力式沉箱基础破坏位移的公式。
(2)当荷载作用角度为90°时,无法用位移来判断吸力式沉箱基础是否发生破坏,建议在准确预测其抗拔承载力的基础上,从控制外荷载大小的角度预防其破坏的发生。
上述结论均是根据吸力式沉箱长径比为4的模型试验所得,是否适用于其他长径比的情况,还有待更多的试验验证。
关于结构抗连续性倒塌破坏的综述 篇4
关键词：结构,抗连续性倒塌,拆除构件,配筋构造
近年恐怖袭击日益猖獗, 这些恐怖袭击往往发生爆炸事件, 某些爆炸使建筑物产生连续性倒塌, 造成人员伤亡[1,2,3]。因此, 各类结构物及其关键构件在遭遇强烈爆炸作用下如何实施有效的防护避免严重的破坏, 降低甚至免除生命财产损失, 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工程技术人员的一项现实而重要的课题。结构是各类建筑物的支撑, 起骨架作用, 在设计基准期内应保证其在各种荷载作用下必要的可靠度和安全性。各种荷载和作用中, 偶然荷载和作用常是结构产生连续性倒塌的主要原因, 然而爆炸这种偶然作用属于突发事件, 其无法估量的特性有作用位置、量值等, 而且其作用时间不定且短、作用量值很大。这对研究结构抗连续性倒塌带来了困难, 所以亟待工程技术人员进一步研究此问题, 使结构能够合理抵抗偶然荷载和作用产生的连续性倒塌。
1 结构连续性倒塌的定义
近年, 结构抗连续性倒塌越来越受到结构设计人员的关注, 但对连续性倒塌各国定义有所不同。
英国设计规范定义:“突发性偶然荷载发生后, 引起结构局部破坏失效, 继而引起与局部失效构件相连的构件失效, 产生连锁反应, 如此继续下去, 最后导致大范围的倒塌破坏甚至完全倒塌, 最终的破坏与初始破坏原因不相称[4]。”
美国ASCE 7—10“Minimum Design Loads for Buildings and Other Structures”中定义:“当结构在常规的使用条件下, 因为突发性偶然荷载引起结构的初始局部破坏, 初始局部破坏发生后, 原先由初始局部破坏构件的荷载传递到其周边构件, 由于荷载增大超过周边构件的承载能力继而产生破坏, 如此传递下去, 最终导致结构完全倒塌或产生与初始局部破坏不相称的破坏。”
英国定义中不相称的倒塌是以破坏原因为参照, 而美国是以局部破坏为参照, 当破坏原因与最后倒塌成比例, 而破坏原因引起的初始破坏是很小的倒塌, 这个情况在英国定义中不属于连续性倒塌。因此, 美国将倒塌破坏的程度与造成初始局部破坏相比较是合理的。
2 结构抗连续性倒塌设计的意义及原则
与国外相比, 我国抗连续性倒塌的研究起步滞后, 且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因, 我国结构体系冗余度小、可靠度偏低。与之相对应的是, 结构遭受恐怖袭击的爆炸作用和偶然爆炸作用的概率却有增加的趋势。由于我国结构特点, 从而更容易遭遇连续性倒塌, 鉴于连续性倒塌事故可能导致巨大的破坏和带来生命财产的损失, 因此我国应更重视结构抗连续性倒塌设计, 避免不必要的灾害。
我国GB 50010—2010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中第3.6.11条条对对混凝土结构抗连续性倒塌设计提出了以下适宜的要求:
1) 采取减小偶然作用效应的措施;2) 采取使重要构件及关键传力部位避免直接遭受偶然作用的措施;3) 在结构容易遭受偶然作用影响的区域增加冗余约束, 布置备用的传力途径;4) 增强疏散通道、避难空间等重要结构构件及关键传力部位的承载力和变形能力;5) 配置贯通水平、竖向构件的钢筋, 并与周边构件可靠地锚固;6) 设置结构缝, 控制可能发生连续倒塌的范围。结构抗连续性倒塌设计是指当结构遇到设计规定范围内的偶然作用 (超过现阶段各综合条件所能承受的巨大作用和毁坏性破坏不包括在内) , 仍能保证结构必须的整体稳定性, 或当结构发生局部初始破坏时, 不至发生因初始破坏导致扩大的倒塌, 避免发生连续性倒塌事故, 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结构抗连续性倒塌设计需综合考虑各方面措施, 加强结构性能以承受偶然作用导致的扩大破坏。
3 结构抗连续性倒塌设计方法
结构抗连续性倒塌设计是要求结构遇到偶然作用时有足够的耗能能力, 主要包括延性、冗余度和连续性。当结构发生局部破坏时, 荷载能有效的传递到剩余结构, 并且要求剩余结构有足够的承载冗余荷载的能力, 使结构仍能保持整体稳定性[5]。根据国外对结构抗连续倒塌的研究, 并结合我国结构的实际情况和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 对抗连续倒塌设计提出了以下常用的设计方法, 主要分两类:间接设计法和直接设计法。
间接设计法是从全局考虑再细化, 使设计合理、结构传力有效和连续以及承载能力有冗余, 主要包括:1) 通过合理的优化结构布置, 使结构受力趋向更合理, 减少结构的薄弱部分和薄弱度, 提高结构的抗破坏能力;2) 加强结构的构造连接, 使结构发生局部破坏时能将冗余荷载有效的传递到周边构件, 减小单个构件的荷载作用;3) 使结构有足够的冗余度, 保证结构构件能承受冗余荷载, 并能将冗余荷载传递到周边构件上, 减轻单个构件的负荷, 不至于发生各个击破;4) 采用延性良好的新材料, 提高结构的变形和耗能能力, 避免产生脆性破坏;5) 梁和楼板的悬链线作用可以适当采用;6) 考虑荷载对结构反方向的作用;7) 使结构墙能承受横向荷载;8) 结构设计分析时对结构进行连续性倒塌结构分区。
直接设计法主要包括:1) 局部加强法, 通过提高构件的承载力, 抵抗偶然事件作用在该构件表面的附加侧向荷载;2) 拉结构件法, 拉结构件法通过对结构构件之间的连接强度设计, 增强结构的整体牢固性和备用荷载传递路径的能力, 提高结构抗连续倒塌的能力;3) 拆除构件法, 对构件的拆除需满足一定的规则, 拆除后对剩余结构进行抗连续倒塌计算分析, 由分析结果进行评估, 调整不满足要求的结构构件, 并重新进行抗连续倒塌计算分析。
设计思想指导结构设计, 正确的把握设计思想才能做出合理的设计, 抗连续倒塌设计思想可分为三类:
1) 当结构构件直接承受突发的偶然作用时, 应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2) 使结构具有荷载有效的传递路径和承受冗余荷载的能力;3) 使结构分区隔离, 将局部破坏限制在分区范围内。
4 结构抗连续性倒塌配筋构造建议
基于突发性偶然作用的作用特性, 结构需有一定的构造配筋才能保证抵抗连续性倒塌破坏, 综合国内外有关的经验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5]:
1) 楼板四周梁的梁底应不少于一通长纵筋 (或保证此纵筋连接可靠) , 在非连续支座处此纵筋的锚固应牢靠, 不低于抗震规范中锚固的要求, 通长纵筋处的箍筋应有足够的约束能力;2) 结构周边梁连续纵筋不少于跨中纵筋最大配筋截面的1/4, 不小于梁顶支座处纵筋最大配筋的1/6, 且不应少于2根;3) 梁连续纵筋应尽量置于外围, 与箍筋角部相连, 箍筋末端应该做成不小于135°弯钩;4) 应适当的增强楼板结构的拉结强度, 可采用贯通楼板的部分钢筋的措施。
5 结语
目前, 在控制结构因意外事故发生连续破坏方面, 无论对其设计理论与设计方法都还缺少更深入研究, 还存在一定问题。不同结构体系具有不同的破坏特性, 需要研究和制定不同的结构设计特性。结构设计规范仅是对结构设计方法和结构构造在一般正常使用情况下进行了规定, 对于突发性偶然作用, 由于其无法估量的特性且作用时间短, 规范中很难对结构作出明确规定保证其安全性和必要的性能。结构的合理布置、整体性和薄弱部分、构件之间的连接部分、冗余度合理的控制、关键构件理解及其安全储备、细部配筋构造、结构构件的延性等都关系到结构抗连续倒塌的性能, 结构设计人员不仅要掌握结构体系的冗余度以及备用安全储备、结构传力途径、连接构造细节与受力机理、结构体系受力的层次性等结构设计概念和原理, 而且需对突发性偶然作用作出合理的评估, 综合各方面因素, 最后能结合现阶段先进条件采用合理的结构分析方法和手段, 参考规范以及工程实际经验, 才能做出满足各方面要求的合理结构设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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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c Guire.Prevention of Progressive Collapse[A].Pro-ceeding of the Regional Conference on Tall Buildings[C].Bangkok:As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74.
抗破坏能力评价 篇5
自从20世纪60年代起, 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为了解决中小型企业的融资问题, 开始大力创建各自的创业板市场。中国创业板历经十年磨剑, 终于2009年10月30日也正式上市了。创业板发展至今已经发展成为帮助中小型新兴企业、特别是高成长性科技公司融资的市场, 但是创业板上市公司也存在着一些风险, 比如:在创业板市场上, 部分公司客户较为单一, 依赖于一两家规模巨大的企业, 业绩波动较大;根据深交所已公布的2011年报、预报和2012年一季报数据显示, 已有多家创业板上市公司财务状况明显恶化, 隐现退市风险;从已披露的2011年年报来看, 上市公司并未显现高成长特性, 整体盈利能力仍与高成长脱节。
学术界对创业板上市公司抗风险性研究的兴趣渐浓, 尤其是经济危机的冲击使许多学者意识到, 抗风险能力是制约创业板上市公司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风险进行了大量研究, 国外学者Y.L.Everingham、R.C.Muchow等人 (2002) 通过价值链研究增强企业的风险管理和决策能力;Forstmoser (2006) 从企业声誉风险管理出发, 研究风险管理, 将对企业风险管理的研究扩展到了一个新的领域。Kallenberg (2007) 分析风险管理对于公司价值的影响, 指出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风险管理渐成为企业经营的重要内容。Arfaoui和Abaoub (2010) 从全球宏观经济的角度出发, 运用GARCH模型分析全球系统性风险因素。Wagner和Cockburn认为上市公司创新失败的风险将可能影响到投资者参与的积极性, 从而影响到创业板市场健康运行。而我国对风险的研究比较晚, 主要集中在风险因素的研究和评价。国内学者戴胜利 (2008) 研究风险因素的识别、处理和评价, 缺乏抗风险能力的研究。郭晓玲 (2010) 认为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面临着中介服务水平不高带来的风险。李晓明 (2010) 认为创业板上市公司主要面临着技术创新与市场风险、估值风险和股价波动高于主板市场的风险。刘志业 (2010) 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市场风险、财务风险、智力控制风险和投资者自身造成的风险四维度研究风险, 控制风险, 建立模型体系;王建中和徐征 (2011) 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分析、认识和研究风险,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综上所述, 本文研究创业板上市公司抗风险能力是必要的。但是对抗风险能力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所谓抗风险能力是指在市场环境、宏观经济政策、不可抗力以及产业发展周期等条件恶化情况下维持正常运营, 并保持企业长远发展的基本素质。
二、创业板上市公司抗风险能力指标体系设计
(一) 设计初衷
创业板上市公司大多数是从事高科技、创新能力强的业务、具有高成长性且处于初创期的公司, 这些公司对未来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其发展的过程中, 为了自身与环境相适应, 需要不断地竞争, 同时会对抗各种风险, 才能使企业更好地发展。通过国内外研究表明, 处于该阶段的企业的人力资源、产品技术和市场营销权重所占比例较重, 多达90%上, 其他指标的权重所占比例较小。因此, 本文将从人力资源、产品技术和市场营销三个维度来研究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人力资源是一种以人为载体的资源, 是存在于人体中以体能、知识、技能、能力、个性行为特征倾向等为具体表现的经济资源。人力资源管理里面包括培训和人员分配!而一个企业最重要的部门往往就是销售部, 那么如何给销售人员培训如何组成一个好的销售团队, 对于人力资源管理来说销售知识和市场营销是重要的。产品技术创新的过程需要强化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不仅指新产品开发后的市场推广能力, 而且是指技术创新的市场研究能力。在当今市场经济中, 要进行产品技术创新, 离不开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中最宝贵的财富, 其三者间的相互关系如图1。
(二) 具体设计
主要如下:
(1) 人力资源。为了分析人力资源对创业板上市公司抗风险性的影响, 通过设计问卷并进行专家调研, 筛选出有效程度较高的指标, 即管理者教育程度、管理者的决策能力、管理者技能和经历、员工教育程度、员工的经验和履历、员工的知识和技能、员工的发展空间和员工的凝聚力。通过分析这些指标, 了解人力资源的现状, 开发人力资源, 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2) 产品技术。在当今如此激烈的竞争市场, 要想脱颖而出、出类拔萃, 就必须有特色的产品, 使产品不断创新, 且以较小的成本收到较高的利润, 因此产品技术也是影响创业板上市公司抗风险性的关键因素。为了分析产品技术对创业板抗风险能力的影响, 通过设计问卷并进行专家调研, 筛选出有效程度较高的指标, 即产品质量水平、成本领先优势、技术更新能力。通过分析这些指标, 掌握核心技术, 不断创新产品, 提高企业在同行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3) 市场营销。在创业板市场上, 企业的成长状况及结果决定在市场上的命运, 也决定着创业板市场发展的成败, 企业的成长性是创业板市场运作的核心问题。因此, 创业板上市公司成长性及影响因素指标的选取成为关键。为了市场营销对创业板抗风险能力的影响, 通过设计问卷并进行专家调研, 筛选出有效程度较高的指标, 即市场占有份额、营销渠道的多样性、营销策略的灵活性。通过分析这些指标, 掌握市场的最新动态, 提高企业在同行业的占有率。
三、创业板上市公司抗风险能力评价方法研究
(一) AHM模型和熵值法
由于属性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而熵值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具有客观性, 因此本文将采用属性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相结合, 采用主观与客观相组合方法来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 可以有效地避免完全主观或客观赋权的片面性, 使得计算的结果客观准确。
(1) 熵值法。在信息论中, 熵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度量。信息量越大, 不确定性就越小, 熵也就越小;信息量越小, 不确定性越大, 熵也越大。根据熵的特性, 可以通过计算熵值来判断一个事件的随机性及无序程度, 也可以用熵值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 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 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其步骤如下:设有m个参评对象, n项评价指标, 形成原始数据矩阵X= (Xij) m×n;对原始数据矩阵X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计算第j项指标下第i公司指标值的比重 ;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 , 其中k=1/Lnm;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Gi=1-Ej, 其值越大, 该指标越重要;确定第j项指标的权重 。
(2) AHM模型。AHM是层次分析法AHP的改进, 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 把人们的思维系统化、层次化和数量化, 并根据所求问题的性质和目标, 将问题分解成不同的因素, 按照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和隶属关系, 将诸多因素按不同层次组成一个多层次结构分析模型。与AHP相比, AHM最大的优势就是其两两比较判断矩阵不存在一致性检验问题。AHM的两两比较判断矩阵可通过AHP中判断矩阵转换得到, 这样利用AHM判断矩阵就可以计算出各指标的权重值, 具体过程如下:设元素为u1, u2, ..., un, n个球队, 每两个球队进行1场比赛, 每场比赛为1分。在准则C下, ui和uj比赛 (i≠j) , ui得分μij, uj得分μij。问题:已知μij, (1≤i, j≤n) , 在准则C下对元素进行排序, 即按得分多少对元素排序。
在属性层次模型 (AHM) 中, 元素ui与uj的比较可由相对比例标度aij给出, 比例标度的确定可采用多种方法, 常用的是1-9标度法, 本文在1-9标度法的基础上将采用一种精度较高的新指数标度法 (见表1) 。
注:91/9, 93/9, 95/9, 97/9分别为介于相应两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语义相反的描述, 对应的量值为相对量值的倒数。
在AHM中, 属性判断矩阵 (μij) n×n的元素aij可由确定转换得到, 规定如下:
其中, k为大于1的正整数, β≥1, 常取1或2, 本文中β取2。μij≥0, μji≥0, μij+μji=1且μii=0。对任何i, j, k, 当ui>uj, uj>uk时, 有μi>μk, 则称属性判断矩阵 (μij) 具有一致性。构造AHM的判断矩阵P= (μij) n×n;求出判断矩阵P的每一行各元素之和, 即: ;求出单一准则下s的相对权重向量: , 称Wc= (Wcu1, Wcu2, ..., Wcun) T为相对属性权。
(3) 综合权重。本文将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结合起来使用, 计算权重的综合值作为指标的综合权重, 这样将主观和客观相结合更能真实的反映结果。综合权重的计算公式如下:
(二) 创业板上市公司抗风险能力指标综合评价
根据创业板上市公司抗风险能力指标体系和权重的计算, 可以计算出创业板上市公司抗风险能力分项指标和综合评价指标, 公式如下: , 这里, Zij代表分项指标的综合权重, Zi代表综合指标的综合权重。
四、实证研究
(一) 权重计算
为了应用熵值法和改进的AHM模型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 进行了多次调研:首先, 设计创业板上市公司抗风险能力咨询表;其次, 请专家对同一层次指标两两进行比较, 根据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进行打分, 打分的标准是采用90/9-98/9标度法, 调研专家选择的是大学教授、同一地区的高科技类企业的财务总监等;最后, 对专家咨询的结果进行统计, 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计算出评价指标的综合权重。此次调查问卷发放256份, 有效回收186份, 有效回收率达72%。
(二) 企业调研
本文从创业板市场316家上市公司中选取3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这3家公司都是高科技类企业。为了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代表性, 尽量消除异常样本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对样本数据进行以下筛选:为了排除新上市公司的影响, 样本公司选择2011年以前上市的;样本公司2009~2011年的经营范围未发生重大变化;样本公司2009~2011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必须是正数并且数据必须是完整的。采用李克特量表的七梯级方法对3家公司进行专家打分, 其具体过程是首先建立评价集, 评价集可设为V={很不好、不好、不太好、一般、较好、好、很好}, 对应的值N={1、2、3、4、5、6、7};其次, 请专家对3家公司抗风险性的影响因素进行打分, 调研专家选择的是大学教授、同一地区的高科技类企业的财务总监等;最后计算出3家公司的综合得分。此次调查问卷发放256份, 有效回收186份, 有效回收率达72%。
(三) 综合评价结果计算
综合上述分析, 本文对公司1、公司2和公司3的评价指标进行综合得分处理 (见表2) 。
从评价体系的评价结果可以看出, 公司1、公司2、公司3抗风险性的综合得分分别是4.557、5.519、3.918, 可见, 公司2抗风险性最高, 公司1居中, 公司3最低。从分项指标分析, 人力资源对创业板上市公司抗风险性影响最大, 其次是市场营销, 最后是产品技术, 而且三者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共同影响创业板上市公司抗风险性。从总体上看, 三家公司综合得分都在6分以下, 抗风险性相对较弱。
五、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创业板上市公司抗风险能力的影响因素, 建立了上市公司抗风险能力的评价体系, 采用改进的AHM模型和熵值法计算上市公司的抗风险能力的评价指标的权重, 同时用李克特量表的七梯级方法对3家公司进行专家打分, 分析企业抗风险能力的影响因素, 为创业板上市公司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提供了一定依据。但是本评价系统中存在着一些不足:由于研究的需要, 本文选择的指标大多数是定性指标, 虽然采用了改进的AHM模型和熵值法相结合, 主观和客观相结合, 避免了一定的主观因素的影响, 但是各专家的知识结构和环境的不同, 认识问题也会有一定的差别, 采用专家打分法对定性指标进行量化的过程仍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以上存在的不足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