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与中部崛起

绿色发展与中部崛起（共9篇）

绿色发展与中部崛起 篇1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运行、较快发展的基础, 是国家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央提出, 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 加快人口城市化的步伐, 形成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 以城市化提升工业化的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中央还作出了“促进中部崛起”的战略决策, 初步形成了东部发展、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协同并进的经济态势。对此, 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在推进中部崛起战略的同时, 进一步加快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一、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运行机制

城市的发展历史相当悠久, 史料证明, 人类约有9000多年的城市发展史, 但城市化的概念却是在1867年由西班牙工程师A.Serda在《城市化的基本理论》中首次提出的。城市化, 是指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步转变的历史过程, 其实质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迁。而工业化作为以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为开端的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 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在经济学文献中。工业化, 指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发展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过程, 工业化水平高低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达和强大与否的重要标志。

按照工业化、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和要求, 社会发展呈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表现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这一有序递进的发展过程。即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 非农产业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聚居, 导致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同时, 城市功能也相应扩大, 辐射能力逐步增强, 聚集效应广泛发挥, 又会把工业化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进而实现现代化。工业化表现的是现代生产方式的发展, 而城市化则表现了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结合。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 000美元左右时, 产业结构的急剧变动将使工业化进程加快;当城市化水平达到20%~30%这个区间时, 工业将呈现出加快发展的趋势。而只有实现工业化以后, 工业才具备反哺农业的能力, 也只有城市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 城市才有能力支持农村的发展。

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的发展, 城市化反过来又会促进工业化的进步;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基础,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工业化的启动是城市化发展的动力,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工业化的结果。工业化和城市化又是协调发展、紧密关联的: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经济支持, 城市化为工业化创造良好的空间依托;工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的发展反过来给经济增长注入强大的动力。经济发展史证实, 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总是随着工业化所处阶段的变化而变化, 总体上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互相促进的轨迹。总之,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两个密切联系的发展过程,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的, 存在着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二、中部地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现状

中部地区由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6个省组成, 地处中国内陆腹地, 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 在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目前的基本国情, 这种基本国情最突出地反映在中部地区, 集中表现在:人口密度大, 农业人口居多;农业经济效益低, 工业化水平落后;工业支撑作用不足, 产业结构发展水平偏低;城市整体规模偏小, 城市化水平相对落后;缺乏有效的协调联动机制、紧密的产业联系和统一的区域性市场;人才、资金外流现象严重, 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近年来, 中部各省因地制宜, 扬长避短,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战略和区位优势。河南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实施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带动战略, 初步形成了以郑州为中心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等9个省辖市在内的城市密集区, 成为全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和物流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湖北省着力打造武汉城市圈建设, 即以武汉为核心包括黄石等周边100公里的8个城市, 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山西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 围绕建设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江西省大力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农村产业化和经济市场化、国际化, 确立了“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发展定位和“对接长珠闽、融入全球化”的方针。安徽省继续实施“861计划”, 即建设8大产业基地、6大基础工程, 强化农业基础地位、锻造工业化集团。湖南省重点打造“一点一线”, “一点”即长沙、株洲、湘潭经济一体化, “一线”即京广铁路和京珠高速公路沿线的岳阳、衡阳、郴州一线的经济崛起, 加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中部崛起的实质, 是通过加快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步伐, 让中部各省在开放程度、投资水平、经济效率等方面, 都能追赶上沿海发达地区, 以实现东、中、西部均衡协调发展的目标。

三、推动中部崛起与工业化、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思路

1.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促进协调发展。

工业化、城市化既是经济问题又是社会问题。政府应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和产业导向的作用, 坚持实事求是和适度超前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以软环境建设促进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应贯彻落实国家支持中部地区发展的相关政策, 组织制定好整体发展规划, 协调各省利益关系, 推动相关资源的系统平衡、科学整合和高效利用。国家对中部地区应采取在区位、资源、产业等方面与其他地区同等的政策倾斜力度, 制定相关财政、税收、金融和体制改革、科技创新及基础设施建设等优惠配套措施, 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2. 发挥区域资源优势, 培育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途径。为此, 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以市场为导向, 以骨干企业为龙头, 以中小企业为依托, 走“小商品、大市场”和“小企业、大集群”的路子, 延伸壮大产业链条, 构建富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高技术产业发展, 发挥好高新技术园区的示范作用, 优化产业结构,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发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成长性工业产品, 形成一批高加工度产业和先进制造企业, 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3.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提升城市功能。

城乡一体化是国际大都市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 要以优化生产力布局为基础, 发展壮大农村经济, 推进城乡产业发展, 突破城乡二元结构, 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以工业化为主导、城市化为支撑、农业现代化为基础, 加快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新机制和城乡开放互通、互补互促、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按照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区域化布局的思路, 转变生产经营理念, 用工业化方式组织农业生产经营, 实现农业与工业的有效对接。

4. 带动战略, 加强合作交流。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国家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要求, 中部地区应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积极吸引国内外各类生产要素进入中部地区, 加强与东、西部地区的经济交流合作和制度对接;中部地区还应加强区域间的经济联合与协作, 发挥中部地区的综合优势和整体优势, 充分利用东部的产业转移和西部的资源优势, 在互动互利中实现中部崛起;另外, 要实施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可持续发展战略, 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密集的优势, 加快构建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构建中部地区知识创新体系。

5. 推进信息化带动战略, 实现跨越式发展。

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要全方位、深层次地推进政府、企业、家庭和各领域部门的信息化建设;运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工业化水准, 加快信息技术及信息产业的发展, 通过加强信息化建设强化自主创新、提升产业水平、推进技术创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质量的提高, 提高工业化的技术水平, 更新工业化的内容, 使工业化与城市化、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从而发挥其后发优势, 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绿色发展与中部崛起 篇2

一、我省交通发展现状“九五”、“十五”以来，我们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把加快交通建设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群策群力，加大投入，埋头苦干，全省交通面貌发生了显著改观：一是公路总量大幅增长。到～年底，全省公路通车总里程达87875公里，其中二级以上公路为7091公里，高速公路1218公里，公路密度为41.5公里/百平方公里。除张家界、怀化和湘西自治州外，其他10个市已实现与省会长沙以高速公路连接。农村公路网络初步形成，通达深度逐步提高。全省公路通乡（镇）率为99.9%，通村率为87.7%。国道主干线与国省道及众多的县道、乡道相互交织，形成了以省会长沙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外通相邻各省、内连各市（州）、县、乡，并与各种运输方式相衔接的公路运输体系。二是航道、港口、站场面貌明显改善。全省通航里程为11968公里，其中等级航道里程4215公里。以洞庭湖为中心，以湘江、沅水开发建设为重点，全省初步形成了干支直达的航运体系。在湘江二期工程的基础上滚动开发株洲航电枢纽，拓宽了“以电养航”的路子。至～年底，全省拥有汽车客货站场348个，其中客运站332个（一级客运站25个，二级客运站108个，三级以下客运199个），货运站16个。三是水陆运输业迅速发展。～年公路运输完成客运量99975万人，旅客周转量449.7亿人公里，分别比上年增长10.6%和16.9%；完成货运量6.03亿吨、货物周转量513.5亿吨公里，分别比上年增长17.9%和12.7%。水路运输完成客运量772万人，旅客周转量2.4亿人公里，同比下降2.6%和3.3%；完成货运量3986万吨，货物周转量162.2亿吨公里，同比增长10.7%和33.2%，已走出多年徘徊不前的低谷，开始恢复性增长。全省港口货物吞吐量4832万吨，集装箱吞吐量11.9万TEU，同比增长25.5%和77%。省际客运、旅游客运和农村客运蓬勃发展。在综合运输体系中，公路水路运输占客运总量的95%，货运总量的90%，承担了全社会客货运量的大头，有力地支持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为我省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加速在全国区域经济板块中崛起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用科学发展观来审视发展现状，我省交通基础仍比较薄弱：

1、公路、航道技术等级总体水平偏低我省公路航道总里程在全国分别排名第五和第三，并不落后，但公路、航道的技术等级低，抗灾能力弱。到去年底，全省等级公路在公路总里程中所占比重仅为46.6%，等级航道所占比重也只有35.2%。因此，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同交通基础设施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的矛盾；交通建设能力的有限性同社会需求不断增长的矛盾，仍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我省交通发展的主要矛盾。

2、站场布局不尽合理，滞后于公路建设部分城市汽车客运站远离市区，使旅客换乘次数和距离增加；部分老站设施设备陈旧、功能不全、管理落后，广大农村特别是偏远落后地区缺站少场问题比较突出。由于政府投入较少，融资渠道不畅，缺少相应优惠政策扶持等原因，站场建设滞后于公路建设。

3、一般国省道建设投入不足一方面，自1998年以来，高速公路作为公路建设的重中之重，抓住机遇乘势而上，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另一方面，由于党中央、xx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农村公路建设投资在“十五”期也有了较大幅度增长，我省农村公路长期落后的面貌得到较大改变。但是作为高速公路与农村公路联系纽带、在公路网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一般国道和省道的建设投资增长幅度相对较小，投资总量不足，制约了高速公路效益的发挥和整体公路网的协调发展。

4、交通建设资金与需求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我省“十五”期交通建设预计完成投资672.5亿元，前四年已完成527.5亿元，这是在贷款不断增加、面临的还贷压力逐年加重的情况下进行的，筹资压力相当大。交通建设资金与需求的突出矛盾依然是制约我省交通发展的主要因素。同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市县自筹资金往往难以到位，且超概现象比较突出，无形中加重了省投资压力，影响到项目进度。

二、加快“中部崛起”我省交通发展面临的形势交通运输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加快我省“中部崛起”，对交通运输在“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1、继续推进“三化”进程，特别是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是我省实现“中部崛起”的重要途径。随着“三化”进程尤其是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客货运输量将呈现大幅度增长，交通运输应继续扩大基础设施规模和能力，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大力提高运输效益和效率。同时，“物流经济”、“跨国经济”等新型经济模式要求交通运输向高效和优质服务的方向发展。交通发展应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改善运输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服务水平。

2、实施“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战略，要求我省加强与“泛珠三角”区域其他省市的交通运输发展协作，构建我省适应“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要求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加快实现交通运输一体化进程，进而推动“泛珠三角”区域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互利共赢发展格局的形成。

3、我省“一点一线”、“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和“湘西地区开发”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要求交通运输先行以适应区域经济的发展。加快“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暨“一点一线”地区发展进程，要求建立沿“一点一线”地区便捷、对外畅通的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而加快湘西地区的经济发展，则应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尽快消除交通运输对湘西地区发展的“瓶颈”制约，为湘西人民早日脱贫致富、奔小康创造坚实的基础条件。

4、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对交通运输在质量、时间和安全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有“安全、灵活、方便、快速、舒适”的现代化交通运输网络和服务体系与之相适应。交通发展必须全力提高运输服务水平。

5、走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要求交通在加快发展的同时，注重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效率、保障安全，实现交通运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

三、我省交通“十一五”发展思路和目标“十一五”期是我省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们要从服务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入手，准确把握公路、水路交通的发展方向和总量，立足当前，谋求长远。

1、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我省公路水路交通提出的新要求，牢牢把握发展主题，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观；继续加强公路的基础地位，充分发挥水运的优势和作用，完善站场配套设施的建设；加快公路水路交通结构优化调整，促进现代化综合运输体系的协调发展；加快交通体制改革进程，强化交通行业管理，提高交通总体服务水平，推进我省交通运输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2、发展目标到2010年，我省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运输能力和总体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基本建立服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要求的综合运输网络与运输市场体系，公路、水路运输紧张状况得到全面缓解，对国民经济的制约状况得到全面改善。

1、公路：至2010年，全部建成省境内三条国道主干线和一条西部开发省际公路通道，“五纵七横”高速公路网中的“三纵六横”初具雏形，加快国省道及重要经济干线公路建设，打通省际运输通道，积极实施农村公路通畅工程和通达工程。实现高速公路通达全省十四个市（州）政府所在地，二级以上公路连接全省各县（市、区），所有具备条件的乡镇通沥青（或水泥）路，所有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公路，70%的行政村通沥青（或水泥）路，国省道渡口全部改渡为桥。全省公路交通有效供给总量明显增加、结构明显改善、质量明显提高，公路技术等级全面提高，服务水平全面改善，基本形成东西连接、南北贯通的以高速公路为骨架的安全、高效运输网络系统。到2010年末，预计全省公路通车总里程达95000公里。其中高速公路3000公里、一级700公里、二级9000公里、三级8000公里、四级40000公里、等外公路34300公里。等级公路所占比重由“十五”末的52.6%上升到63.9%，二级以上公路所占比重由9%上升到13.4%，公路面积密度达44.9公里/百平方公里。

2、水运：建设湘江、资水、沅水等水运主通道，加快港口结构调整步伐，建成全省集装箱、矿石、件杂、石油及液化气等专业化运输系统，适应水运规模化、集约化发展趋势。到2010年末，预计全省航道总里程达到11968公里，其中二级航道161公里、三级631公里、四级332公里、五级346公里、六级1524公里、七级1221公里、等外级7753公里；港口达到106个、泊位达到1645个。

3、汽车站：与我省高速公路发展相适应，充分发挥高速运输潜能，建立和完善高速运输服务网络，建设集仓储、停车、候车、服务于一体的物流中心。到2010年末，全省道路运输信息管理服务中心达到7个，县级以上一级客运站达到39个，二级客运站达到194个，农村客运等级站达到1000个。

四、加快我省交通发展的主要措施

1、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快发展步伐“九五”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省交通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但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要求相比，仍有相当差距。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我们将大视野、全方位地研究和编制公路水路交通发展蓝图，努力推进交通新的跨越式发展，使我省交通向高水平、全面、平衡发展转变。要全面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从我省交通发展实际出发，搞好“八个统筹”，即：统筹协调好加快发展与量力而行，主骨架建设与路网、农村公路建设，公路建设与航运基础设施建设，建设速度和建设质量，加快建设与加强管理养护，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输业同步发展，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保护，加快交通发展与加强职工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关系，实现交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2、拓宽融资渠道，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十一五”期我省交通建设投资规模大，估算总投资高达1072亿元，其中公路981亿元，水运58亿元，汽车站场33亿元。为确保“十一五”规划得以顺利实施，一是巩固交通规费和通行费征收专项治理成果，继续抓好交通规费和通行费的征收，提高融资能力；二是大力争取国家投资和国内外金融组织贷款；三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引进民间资本，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缓解我省交通建设资金压力；四是盘活存量资产，变存量为增量，通过经营权转让等方式，筹集更多的建设资金；五是进一步发挥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办交通的积极性，狠抓市县配套资金的落实。在全省建立起“国家投资、地方筹资、社会融资、利用外资”和“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滚动发展”的交通建设多渠道投融资机制。

3、逐步实现高速公路管理信息化、智能化在高速公路管理中最大限度地使人、车、路协调、融合，为用户提供可靠、安全、舒适、快捷的现代化运输环境。要充分利用现代数字信息处理手段，采用多功能复合监控、警戒、救助、显示、提醒等自动控制系统，逐步实现 “通信现代化、收费自动化、养护机械化、管理规范化”，提高高速公路运输效益。

4、降低工程造价，保护环境在公路建设中合理地选用技术指标，按照“安全、环保、舒适、和谐”的原则，实施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公路改建尽可能利用老路，达到有效控制工程造价、最大限度地保护自然环境的目的。

5、优化站场布局，实行站运分营充分考虑我省经济在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等方面的调整和变化，坚持“以人为本”，客运站的选址尽量减少换乘距离，方便旅客出行；加强物流中心建设，便于货物周转和各种运输方式的衔接。汽车站场全面实行站运分营和“一站一公司”，推行股份制运作，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6、实施科教兴交战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随着我省交通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建设项目所处的自然条件越来越复杂，特别是山区高速公路建设所面临的技术难题，必须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大力实施科教兴交战略，正确处理好科研和生产、科技开发与成果应用等关系。同时，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交通人才队伍，创新人才工作机制，拓宽用人渠

道，完善人才培养方式，加强培训和继续教育，使从业者能够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更新知识、理念，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五、政策建议

1、请求省委省政府继续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根据我省“十一五”交通发展规划，仅公路建设投资就高达600亿元（不含招商引资修建高速公路投资381亿元）。按资本金比例不得低于35％标准计算，项目资本金至少需要210亿元。据测算，我们尽最大努力能落实的资本金仅为106亿元左右，即省交通建设重点建设项目基金可筹集约36亿元，争取国家投资72亿元，通过转让经营权等方式可筹集4亿元，项目资本金缺口高达104亿元。资本金严重短缺，已成为制约我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大难题。今年国家已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银行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信贷规模将有所紧缩，争取贷款及降息等优惠政策更加艰难。今后我省高速公路建设又主要是一些通往西部和边远地区的路段，建设成本高，车流量小，还贷能力差。公路建设争取银行贷款的空间越来越小，难度也越来越大。为此，我们请求省委省政府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中，坚持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优先发展，加大省财政对路网建设、特别是对“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省份省际公路通道建设的投入；继续给予各项优惠政策，降低建设成本。

2、坚持科学发展观，严格控制规划外项目国家《公路法》和省委省政府、交通部都规定，交通建设要坚持“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和“握紧拳头保重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高速公路建设以省为主，路网项目的建设以市（州）、县为主，省里视情况给予适当资金补助。请省委省政府明确规定：今后除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调整公路建设规划外，年度计划严格按照规划进行编制，原则上不安排规划外项目；年初计划确定后，一般不做大的调整；省对地方项目的资金补助，应严格补助标准，不在计划范围内的项目不予补助；资金不落实包括贷款和地方配套资金不落实的项目，不予立项，不得开工建设；项目工可批准后，严格按资金构成执行，不得擅自提高标准、扩大规模，增大投资额度。项目严格按概算执行，不得突破，特殊情况需要调概的，必须严格按规定和程序办理，调概增加的资金按责筹措，不能由省统包。

3、建议省委省政府组织力量，着手研究防范交通债务风险问题到～年底，我省公路建设贷款余额已达332.86亿元，其中高速公路242.46亿元，普通公路90.4亿元。从～年开始，我们已进入还贷高峰期。到2010年的8年中，年平均还本付息额在30亿元以上。建设债务居高不下，已对我省交通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大风险，对我们进一步做好筹融资工作构成极大压力。因此，建议省委省政府组织省委政研室、省政府综合调研室、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交通厅及其它相关部门，着手研究如何规避、防范交通债务风险问题。

绿色发展与中部崛起 篇3

关键词：内源型发展；中部崛起：中部模式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8-0018-05

2006年国家开始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以来，中部地区开始加速发展。2006-2008年间。中部六省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从20.39％提高到21.02％，中部六省人均GDP与全国人均GDP之比从75.84％提高到86.2％。2008年，湖北和湖南继河南之后，GDP总量跨上万亿台阶。在这种背景下，中部地区发展模式问题开始受到关注。2007年，笔者曾经提出“中部发展模式”概念，主张中部地区要采取“内源型和外向型相结合，以内源型为主的发展模式”的观点。2008年，夏振坤等学者提出“中部模式”问题，主张用“中部模式”推进中部崛起。上述两个观点分别从中部模式的本质内涵和中部模式的区域格局切入了中部模式问题的探讨，但都没有对中部模式的内涵与路径进行具体分析。本文主要就中部探索内源型发展模式的时代背景、内源型发展模式的内涵以及路径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一、经济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要求中部地区探索内源型发展模式

中部地区采取“内源型和外向型相结合，以内源型为主”的发展模式，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背景。

一是中部地区不能复制沿海地区发展模式。当前阶段。伴随产业转移，存在着沿海地区发展模式向中部地区空间位移的可能性。这种模式的空间位移是不符合中部地区区情以及宏观发展方式转变要求的，中部地区必须探索有别于沿海模式的中部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出现分化，东部沿海地区利用滨临海洋、靠近国门的区位优势和率先开放的政策优势，开创了外向型发展模式。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根据当时的对外开放要求作出的决策，具体来说，是根据党的十三大确定的总体战略目标而提出的。1985年8月，邓小平指出：“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转到外向。”应该说，沿海地区探索外向型发展模式在中国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初期阶段具有必要性和必然性，在实现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弥补资本和技术不足方面发挥了历史性作用。但是，沿海地区主要采取出口导向型特别是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采取“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方式，采取“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加上中西部地区跟进不够，沿海地区逐渐被锁定在这种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道路之中，逐渐呈现出强烈依赖国外资本、国外市场、国外技术和国外资源的特征，形成了片面外生型发展模式。在依赖外资方面，1979-2006年间，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的82.6％。在依赖国外市场方面，目前沿海一些加工贸易行业依靠国际市场的程度很高，例如，沿海一些纺织服装企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达到30-40％左右。这种外生型发展模式面临着越来越紧张的资源约束、成本约束、生态约束、技术约束和市场约束。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购买力下降，直接影响了沿海出口加工企业的出口，一些企业陷入困境。太湖水污染事件、广东东莞明文禁止发展生猪养殖等事件表明，沿海地区的生态环境已经十分脆弱。可见，这种片面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当前，沿海模式在开始升级转型的同时，伴随沿海加工贸易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出现了这一模式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一方面，沿海地区基于产业升级的迫切要求，急于转移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业；另一方面，中部省份急于承接产业转移，加上不同省份竞争性关系的存在，产业进入的实际门槛竞相下调。因此，中部地区在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的同时，可能复制沿海地区的片面外生型发展模式。

尽管中部地区加快发展最简捷的途经是复制沿海外生型模式，但是，在当前背景下，中部地区不能复制沿海地区的外生型发展模式。因为这种复制与整个国家发展方式转变、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是相悖的。中部地区复制沿海模式，首先必然导致污染转移。由于竞争关系的存在和攀比效应，可能导致各个省份竞相降低环保标准和产业进入门槛，导致中部地区环境标准崩溃，最终使中部地区成为又一个污染避难所。其次，中部地区毕竟不具备沿海地区那样便捷的开放条件，如果承接低层次产业，在产业层次低和开放条件相对不利的双重挤压下，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会进一步拉大，不利于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第三，一味承接低层次产业转移也将导致中部地区重走“先污染、后治理”，“先发展、后科学发展”的老路，制约中部地区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是经过30年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到2008年前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出现了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探索内源型发展模式的重要性开始凸显。首先，宏观发展方式转型与科学发展阶段的到来提升了内源型发展模式的重要性。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展方式已经进入根本性转型阶段，即从外向发展为主的阶段进入转向内外兼修阶段。前30年，中国的发展主要是外向发展、外延发展，当前，中国开始进入以内需拉动、内涵发展为主的内源型经济发展为主的时代。尽管这个时代是内外资本融通、内外市场融合、内外贸齐驱、内外向并举的时代，但是，内源型发展将是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基点，内源型发展是今后中国发展模式转变的基本方向。其次，沿海与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阶段的到来为中部地区内源型发展创造条件。当前，国家区域格局开始深度调整，国内区域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根据国家最近出台的关于“珠三角”、“长三角”、“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有关政策走向，可以发现，国家在力促沿海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沿边地缘功能的同时，试图促进沿海与内地的分工、协作与互动，沿海与内地开始进入优势互补、协调互动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一方面将有大量发展要素从沿海向内地转移，增强内地发展动能。另一方面，沿海和内地之间在发展方式上也开始出现分工协作、互相支撑和互补的格局。例如，沿海要继续致力于拓展外需市场，内地重点拓展国内市场，沿海致力于跻身国际产业链的高端，内地重点承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可见，内陆地区内源型发展是沿海提升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撑。内陆地区内源型发展将成为整个国家发展方式分工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中部崛起

阶段的到来为中部地区内源型发展拓展空间。2006-2008年间，中部地区开始提速。2009年，中部地区开始进入崛起的起步阶段。2009年一季度，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销售、GDP增速都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不同区域版块发展的特点来看，沿海地区属于外向崛起，东北和西部则是通过国家投资外部推动的崛起，属于外生崛起性质，中部地区主要依托内需拉动和内源要素，主要依靠自身潜力挖掘和发挥，依靠内源优势的发展，属于典型的内源型崛起。这是中部地区崛起与其他区域战略推进相比的特点，中部地区崛起进程的推进将为内源型模式的探索提供强有力的平台支撑。第四，生态文明和“两型”社会建设阶段的到来丰富了中部地区内源型发展的内涵。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任务，国家赋予中部地区的湖北和湖南探索“两型”社会建设体制机制的全局使命，此外，安徽探索自主创新，河南探索循环经济、山西探索资源型省份发展转型。所有这些都是与“两型社会”建设相关的主题。“两型”社会本质上是资源与环境成本内生型社会，中部地区肩负的探索使命与内源型发展高度契合。

二、中部地区内源型发展模式的基本内涵

内源型发展是相对于外向型发展而言的发展型式，是指经济体主要基于内源动力、内源要素和经济自我演化和内生逻辑的一种发展方式。对于中部地区而言，内源型发展主要是指在不断扩大和深化开放的前提下，以内需市场为动力、以内源要素为依托、以内涵发展为核心、以内生链条为载体、以成本内化为保证、以内聚发展为指向的发展型式。具体来说，中部地区内源型发展的内涵与指向应该包括下述相互关联的六个方面：

一是内需动力。市场经济是需求导向型经济，市场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拉力，只要是市场需求，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外向型发展主要靠外需拉动，内源型发展主要靠内需拉动。中部地区具有地处国内市场中心腹地的区位优势，对于内需市场，中部地区具有相对于沿海来说较强的接近性。积极拓展国内市场，以内需市场为导向，是中部地区内源型发展的基本拉力。当前，国家在推进发展方式整体转变的过程中，一个战略性举措就是扩大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中国的市场格局将发生新的变化，即国内市场容量扩大，成长潜力增强，经济拉动作用加大。因此，中部地区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有了新的内涵，即一方面是国内市场枢纽；另一方面，中部地区作为人口密集区域，又是国内市场培育潜力最大的区域。这种区位特征为中部地区开发国内市场从而形成内源型发展模式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空间。如果说在过去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沿海地区在探索外向型发展模式方面具有先发优势，发挥了先导作用，那么，在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和今后一段时期，中部地区在探索内源型发展模式方面具有后发优势。

二是内源要素。市场经济是市场配置要素的经济，外源要素和内源要素都是市场配置的对象。外生型发展主要是通过外向扩大市场配置要素的范围，依靠外部资本、外部人力、外部资源等外部要素的引入，推动经济发展，这种发展模式适合于自然资源、有形资源相对缺乏，地缘优势、制度环境和人文优势相对较好的地区。内源型发展主要是依靠挖掘、激活、优化区域自身具有的发展要素的发展，这种发展适合于有形资源丰富、制度环境变迁空间较大的区域。中部地区相对于沿海而言，有形资源丰富，制度环境改善和人文环境改善空间巨大，只要充分完善发展的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充分挖掘、激活现有的有形资源和要素，充分发挥现有比较优势，依托内源要素，扩大开放，扩大资源配置范围，就可以实现发展。

三是内涵发展。经济发展本质上是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按其实现的方式不同可以划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外延扩大再生产是指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扩大生产规模，内涵扩大再生产是指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率扩大生产规模。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主要采取外延扩大再生产的方式，实现了经济总量规模的迅速扩张。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结构升级和提升经济素质的阶段，中部地区作为一个后发地区，必须走“科学发展一步到位”的道路，因此，中部地区的发展主要要采取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相结合的道路。在扩大经济总体规模的同时，要以自身现有产业基础为依托，着力推进结构升级和整体素质提升，实现内涵型发展。

四是内生链条。现代经济体系的运行是以各类链条为载体的，包括产业链、价值链、服务链、供应链、物料链等。沿海外向型经济的链条是外向的，即所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内源型经济则是以内生循环链条为载体的，对于中部地区来说，形成内生链条，就是以自身资源和产业基础为依托，延伸产业链和价值链；以自身区位优势为依托，延伸服务链和供应链；以循环经济和产业关联为依托，发展循环经济，延伸物料链和循环链，最终形成相对完整的内生循环体系。

五是内化成本。发展伴生着资源、生态与环境成本，外生型发展和内源型发展解决环境成本的方式是不同的。对于发展成本，沿海一些地方的外向型发展模式采取成本外化的方式，走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内源型发展则采取环境成本内化的方式，即将企业经营环节中产生的污染、排放等“负外部性”内化到企业成本中，以形成企业减少“负外部性”和治理“负外部性”的激励。湖北肩负探索“两型社会”体制机制的全局使命，因此，中部地区的内源型发展还必须是“两型发展”，成本内化是中部地区内源型发展的制度保证。

六是内聚发展。发展本质上是不断集聚发展能量和提升发展水平的过程，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因此，发展本质上是内敛、内聚的。沿海一些地方的外向型发展在获得发展成果的同时也导致严重的福利流失、资源流失、市场流失。中部地区作为内陆地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着眼于内聚发展，即在发展的同时，致力于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金融资源、文化资源、生态资源等资源的涵养，致力于聚集发展势能，致力于培育可持续发展能力。内聚发展，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是中部地区内源型发展的基本指向。

三、内外兼修：中部地区探索内生型发展的路径

一是坚持开放先导，调整开放的基点。要破除将内生型发展与外向型发展对立起来的观念。内源型发展与外向型发展不是对立的，内生型发展和外向型发展都是发展的型式，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而且，两者往往是纠合在一起的，所不同的是它们适合于不同的国家和区域，建立在不同的优势的基础上。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还很低，当前尤其需要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同时，当前，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进入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只有提升开放程度，中部地区才能更多更快更好地承接国际和沿海资源转移，扩大内源型发展的资源配置空间，获得推进内源型发展的主动权。要明确开放的基点，将

扩大开放与培育内源发展模式有机统一起来。首先，在指导思想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部地区不能为开放而开放，不能为扩大出口而扩大出口，为招商引资而招商引资。扩大开放的根本目的是扩大中部地区资源配置空间，增强中部地区新的发展优势，最终增强中部地区内源发展能力。其次，在扩大开放的重点上，要摒弃资源和低附加值输出的模式，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着力引进高端投资项目和战略投资者，着力引进高端要素，特别是市场要素和制度要素。

二是集聚内生优势，增强内源发展能力。集聚和发挥内源优势是培育内源模式的基础，培育内源模式的根本目的是增强内源发展能力。目前，要从下述几个方面着手：(1)发挥内需市场接近性优势，占领国内市场制高点。中部地区要将市场体系建设作为培育内源型发展模式的战略重点，通过市场网络体系、市场服务体系建设，形成承接国内外市场要素转移的平台，形成国内市场体系的枢纽和制高点。(2)推进全民创业进程，激活内源发展动力与活力。一个地方发展的最大力量不是资本、资源，而是人的强烈致富欲望和创业激情。内源型经济本质上是人本经济和创业型经济，只有充分激活全体人民的创业激情，形成有利于创业的经济社会环境和体制机制，才能形成强劲的内源发展动力和活力。例如，浙江在具备强劲的外向发展能力的同时，也具备强劲的内源发展活力，原因在于浙江具有较高的创业者密度。数据显示，全国每万人法人单位40个，浙江78个：全国每万人产业活动单位43.1个，浙江93.5个。因此，浙江虽然缺少大企业，但是通过全民创业形成了大产业。当前中部地区省份急需通过推进全民创业进程，提高创业者密度，激活创业活力。(3)着力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形成内源发展的产业基础。要把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作为内源型发展模式培育的战略平台。中部地区省份大多具有优势产业，但是产业的体系化、有机化程度尚不够高，特别是产业链条不够完整、产业集聚程度和产业关联程度不高，制约了中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内生能力。因此，在做大产业规模的同时，增强产业的体系化程度，是中部地区培育内源型发展模式的基础性工程。(4)着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形成内源发展的体制基础。要把体制机制创新作为内源型发展模式培育的战略抓手。一方面，体制机制创新能够扩大资源配置的空间和范围，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内生型发展的基本内涵之一，就是环境、生态等外部性成本内化的发展。当前，要把探索“两型”社会体制机制与探索中部地区内源发展模式有机统一起来，以“两型”社会体制机制激活中部地区的内源发展活力，增强中部地区内源发展能力，支撑中部地区内源发展模式。

注释：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相关省份和全国数据计算。

②高萍：《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依托、发展模式与政策原则》，《江汉论坛》2007年第11期。

③夏振坤等：《中部崛起需要探索“中部模式”》，《湖北日报》2008年9月19日。

④外向型发展战略，是指经济体依靠优先发展出口产品生产，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页。

⑥魏后凯：《改革开放30年中国区域经济的变迁》，《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5期。

⑦高萍：《简论中部地区发展模式》，《光明日报》2008年7月15日。

⑧根据2009年一季度中部地区各省统计资料计算。

绿色发展与中部崛起 篇4

关键词：科学发展,区域协调,金融危机,中部崛起,战略路径

目前, 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扩散和蔓延已对全球实体经济带来了严重冲击。在这种国际背景下, 中国中部地区正处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的关键时期。面对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 中部地区要实现崛起, 中国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中部地区该何去何从, 如何突破外部困难与内在矛盾交织共存的发展困境, 是摆在政府和学界面前的重大研究命题。就目前普遍观点而言, 大多数研究仍停留在将这场金融危机视为一种负面冲击而将关注点集中在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层面[1,2]。但是, 很少有学者能从科学发展和区域协调的内涵出发, 正确认识这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所以未能对中部崛起的路径和战略进行比较客观的分析。为此, 本文从科学发展和区域协调的内涵分析入手, 从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国际、国内背景出发, 从中部崛起的视角对中国中部崛起的主要战略和路径进行论述, 以期对当前中国政府决策和战略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1 科学发展与区域协调的内涵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3]。具体而言,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归宿, 也就是将发展的终极目标归结为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在多维视角下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内涵的当代阐释, 是体现时代特征的新发展观, 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灵魂所在。长期以来, 一味追求GDP的增长, 忽视了人与自然、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这不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只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才会避免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过度失衡以及由此造成的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协调发展就是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发展差距日益拉大, 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日趋紧张的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也是新世纪、新阶段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基本保障。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有: (1) 要有利于增强区域综合实力和综合竞争力, 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普遍增长; (2) 要以建立和谐社会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 逐步缩小不同地区居民所享受的福利水平的差距; (3) 要以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为基础, 形成合理的地区产业分工格局; (4) 要与各地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 有利于人地关系的和谐; (5) 要加强各地区之间战略协调的途径, 实现区际良性互动发展[4]。

从区域协调的内涵分析可以看出, 区域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区域协调发展具有科学发展的应有之义。科学发展最为关注的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不能再走东部地区“先发展, 后治理”的老路, 要将发展和保护并重。不能一味地发展资源能源消耗型经济, 而要提倡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要推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只有在科学发展, 中部地区才能不断崛起。只有中部崛起了,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才能落到实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是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落实科学发展观, 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国家的整体发展和科学发展, 有赖于各个区域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而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布局背景来看,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不仅对于区域均衡发展, 而且对于承东启西、连南贯北, 形成各大区域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将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部地区的战略定位和努力方向就是“三个基地, 一个枢纽”, 即努力把中部地区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以及连接东西、纵贯南北的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这是从全局角度对中部地区提出的要求, 完全符合中部地区的实际, 构成了促进中部崛起的基本骨架[4]。

2 金融危机是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契机

面对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面临诸多挑战。整体来看,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地区经济到来的冲击是有差异的。具体而言, 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且对出依赖大的沿海地区遭受的冲击最为明显, 而中西部和内陆地区遭受的冲击相对较弱。就中部地区而言, 中部地区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工业化、城镇化正在加快推进。中部地区人文历史积淀厚重, 能源资源丰富, 制造业基础较强, 承接产业转移具有人力资源充裕、市场广阔、交通便利等优势, 发展潜力很大。王岐山 (2009) 指出, 要化“危”为“机”, 加快中部地区在粮食、能源原材料、装备制造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等方面的建设, 扩大消费, 稳定出口。此外, 还须注重发展的质量和结构,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实现产业升级 (1) 。可见, 我们要抓住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中部经济带来的重要机遇, 要从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整体背景出发,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坚定不移地实施中部崛起战略。

3 金融危机下中国中部崛起的战略路径

(1)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推进中部竞争性区域构建

自主创新已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核心, 也是中部地区寻求突破与跨越的根本途径。只有不断地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 才能不断地增加中部地区发展的竞争优势。本文认为, 中部地区可以通过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推进中部地区竞争性区域的构建, 从而实现中部地区崛起。根据统计局数据显示, 2006年我国R&D经费总额突破3000亿元, 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增强。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活动是科技活动的核心。提高R&D经费的投入规模和投入强度是一个国家实现自主创新的重要手段。随着R&D经费总量的大幅增加, 我国R&D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之比近年来也实现了连续增长, 2006年这一比例为1.42%。企业R&D经费支出占全国R&D经费的比重逐年上升, 在2000年达到60.0%之后, 到2006年, 这一比重已达到71.1%, 说明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从表1可见, 2000-2007年R&D经费以及该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呈现增长态势, 反映出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日益重视。

注:2007年数据均为预计数。由于财政支出科目发生变化, 2007年财政科技拨款的预测值与实际调查结果可能会有较大差距。数据来源:科技部网站《中国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2008) 》。

从表2可以看出, 中部地区六省区综合科技进步水平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得分最高的湖北省还低于全国平均值5.01个百分点。六个省区中, 只有湖北省的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50.78%) , 但高于40%。其余五省区得分均低于40%但高于30%。可见, 中部地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 最重要的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进一步解放思想, 更新发展观念, 增强创新意识。努力化“危”为“机”。企业作为市场主体, 要加强人才培养和技术储备, 不断推进科技创新, 增强应对危机和把握市场机遇的能力。

数据来源:科技部网站《中国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2008) 》。

整体来看, 加快推进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是中部地区参与国际竞争的前提。根据微笑曲线, 技术领先者始终占据产业高端, 因此, 中部地区要加大创新力度, 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是打破跨国公司对产业链的控制与垄断, 步入产业链的高端。模仿和引进吸收消化必然要过渡到自主创新, 因为要参与国际竞争, 中部地区必须依靠自主创新, 提高企业的科技技术竞争力。概而言之, 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科技创新是中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中部地区崛起要依赖自主创新能力的推动, 构建高效创新体系成为中部地区崛起的根本途径。

(2) 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产业转移有利于促进各地区进行合理的劳动地域分工, 促进合理的产业和人口集聚, 进而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有利于建立地区比较优势, 从而缩小地区差距, 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 整体提升的区域经济格局, 最终达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4] (图2) 。

资料来源:李善同、候永志 (2008)

中部地区要借助全球资本重组, 尤其是我国沿海产业梯度转移的重大机遇, 发挥地区比较优势,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进而实现中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产业升级和梯次转移是我国在金融危机之下的应时之选, 中部地区要加快推进改革开放, 充分体现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要积极承接国际和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和出口加工企业向中部转移。中部地区为了经济增长持续快速必须走产业升级转型之路, 为了解决中国大量劳动力就必须保留劳动密集型产业, 平衡这种矛盾就需要中部地区顺利的承接从东部地区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从产业转移态势来看, 东部地区现有产业正在加速向内地转移。由于中部地区腹地广阔、区位优势突出。而且处于内需市场的腹地, 承接产业转移的物流成本相对较低, 是产业转移的首选目的地。但也应注意到, 受全球产业转移以及土地、资源、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的影响, 以珠三角、长三角为代表的东部地区的产业开始也出现向东南亚转移的趋势。中部地区面临和东南亚地区在产业承接和产业选择上的竞争。需要说明的是, 承接产业转移不等于无条件、无选择地接收产业, 既要尽可能防止和减小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带来的污染转移;还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充分发挥中部地区的比较优势, 促进产业升级, 形成产业竞争优势[7]。为此, 中部地区各级政府要积极培育和改善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发展环境, 积极参与产业空间分工。中部地区应该在产业空间分工中占有重要位置。

(3) 扩大内需, 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最大的影响, 就是长期依赖于外向型或者外需型的经济, 过渡到外需经济和内需经济相结合, 并逐步以内需为主体的经济。外需转内需为中部提供无限契机, 中部地区在金融危机下实现崛起的前提是要扭转以出口为主导型的增长模式, 转向以内需型的增长模式。中部崛起的重要支撑是内需。沿海地区在金融危机之后还是以出口为主, 但对于中部来说, 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还应以扩大内需为主, 在内地生产在内地销售, 立足于未来国家拉动内需的政策。中部地区向富裕的东部沿海地区, 供应低成本商品, 中西部地区要形成合理有序的分工合作。

中部的发展要依赖科学发展, 即以人为本的发展。中部的发展根本上是人的变化, 以什么作为发展的标准, 这就要关注中部地区人民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的变化。中部地区更应该重视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发展。具体而言, 人均收入的提高, 首先带来的是消费需求的增长, 这一点在中部已经显现。根据报道, 仅以2007年1-11月份, 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分别为48778、19955和14122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6.8%、17.9%和17.6%。中部在三大区域中增长最快, 增速上升幅度最大 (2) 。通过扩大内需, 中部可以创造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就是以启动内需实现崛起的发展模式。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8)

随着农民人均收入的提高, 将有更多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中去, 到市化进程得到推进。有图3可见, 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存在较大地区差距, 整体来看, 从东部到中西部人均收入水平呈现递减趋势。中部六省区收入水平基本接近,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江西为4044.70, 比最低的安徽3556.27高出488.43。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 最高的湖南为12293.54, 比最低的江西高出841.85。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来看, 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的趋势正好相反, 西部差距最大, 中部次之, 东部最小 (图3) 。整体来看, 东部地区在金融危机中所受冲击较大, 而中部地区则相对较小。中部地区要把握机遇, 实现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 这对于形成我国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7]。

4 结论

全球金融危机是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契机。中部地区要实现崛起, 首先要正确认识和看待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这场金融危机, 要转“危”为“机”, 将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视为是中部实现崛起和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契机。为实现中部崛起, 不仅要不失时机地提高中部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 推动中部竞争性区域构建, 而且要有选择地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 在产业的劳动地域分工中发挥中部的应有作用。除此之外, 推动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通过扩大内需战略, 促进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 这是金融危机背景下中部地区实现崛起的主要路径之一。此外, 通过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中部地区居民的消费需求带动城市化发展进程, 也是中部崛起在金融危机下的主要重要战略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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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肖春阳.金融危机下的经济变局[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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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亨利·埃茨科威兹.周春彦, 译.三螺旋:大学·产业·政府三元一体的创新战略[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5.

江西中部崛起发展战略分析 篇5

江西省地处在中国东南偏中部长江中下游南岸, 京九线、浙赣线纵横贯穿全省全境, 航空和水运便捷。江西是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内陆对外开放省份之一，2009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这也是江西省第一个地区性的国家发展战略。

2011年江西全省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达到11, 583多亿元，比2010年增长12.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1万亿元，总额达到11, 020亿元，比2010年增长25.6%;财政总收入1, 645亿元，比2010年增长34.2%。江西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在未来五年，江西全省经济总量向两万亿元迈进，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国的位次前移，欠发达地区的地位得到显著改变[1]。

2 江西中部崛起发展战略模式分析

江西发展战略的模式选择

近年来，我国的许多区域在实践中已总结和探索了多样的发展模式，如江苏南部地区的“苏南模式”，浙江温州地区的“温州模式”，以及沿海对外开放地区的外向型发展模式等等[2]。按区域内地区关系划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模式可分为三种类型，平衡发展模式、不平衡发展模式和协调发展与重点发展相结合模式。因此，正确地选择经济发展的战略模式，是江西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和制定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功地构建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渤海经济圈三大增长极，上世纪90年代末期实施西部大开发，2003年又提出了东北振兴计划。从区域经济看，中部地区正面临多面夹击的被动局面。2006年，中部崛起战略提出。在“中部崛起”战略这个大背景下，中部各省根据各省的实际情况，发挥各自的优势，纷纷出台了各自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目标[3]。江西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2009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江西实现了协调发展与重点发展的结合。

3 江西中部崛起发展分析

3.1 江西中部崛起发展优势分析

3.1.1 区位及资源优势

从区位上讲，江西是唯一一个省份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区毗邻的省份，江西天字形高速公路网络将成为连接三个三角区的重要通道，江西在我国区域竞争格局中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

江西的一大潜在优势是丰富的地表水资源。全省平均每年降水总量约2, 670亿立方米，河川平均径流总量1, 385亿立方米，径流总量居全国第七位。鄱阳湖为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天然水产资源丰富[4]。

江西山川秀丽，人文荟萃，省内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旅游业是江西省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江西的旅游资源主要以自然山水、历史古迹、红色革命文化为主，红色、绿色、古色交相辉映，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历史人文旅游资源厚重。

3.2.2 产业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形成了在全国有影响的钨、铜生产加工、有机硅、盐化工、特色陶瓷研发加工、稀土生产加工、轻型汽车等产业。江西依托丰富的铁矿和煤矿资源，依托赣东北的铜矿资源，目前这些企业都发展成为年销售收入过百亿元的特大型企业，成为江西工业经济的中流砥柱。

3.2 江西中部崛起发展的挑战

3.2.1 经济发展挑战

江西经济的发展已经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但经济总量仍然偏小，还未从根本上摆脱落后的地位。工业经济增长与水平比其他中部省份偏低，江西经济增长已逐步进入速度和效益的良性发展轨道，但与其他中部省份相比，江西工业经济发展仍存在相当差距，突出表现在成本费用利润率、工业增加值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偏低，三个指标均居末位。城市化水平的有效提升是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江西的城市化水平与全国平均差距明显拉大。

3.2.2 社会文化环境挑战

面对东西部地区竞争发展态势，中部地区不是迎难而上，而是以失衡心理来对待，削弱了承东启西作用的发挥，使三大地区难以联动发展。缺少合作精神，很多城市都争当区域经济中心，而合作愿望不足，难以实现共同发展。法规体系不健全，法制环境不完善，执法的效率不高，公正执法的能力和执法者的素质有待提高，监督机制也不健全完善。产业调整滞后，江西省长期偏重发展能源、农业、原材料产业，造成经济结构的严重不合理。江西人才外流现象严重，对人才的需求必将日益迫切。但长期人才外流形成的江西人才“洼地”现象正严重制约江西的经济发展。

4 江西中部崛起发展战略选择

围绕实现“中部崛起”的战略，本文就如何把江西建成我国重要的高技术产业基地、矿产资源基地、生态产业强省、我国重要的交通运输枢纽和环鄱阳湖城市群五个重要方面提出了思考[5]。

4.1 高技术产业基地

高技术产业代表着经济发展的方向，发展水平的提升对国家综合国力具有重要的影响。欠发达地区必须要将高技术产业发展确定为一项重要发展战略。发展高技术产业按照行业应用一批科技成果产品。电子信息领域，重点实施硅衬底半导体发光器件等产业化项目;先进制造业领域，重点实施微型摄像模组等产业化项目;现代农业领域，重点实施泰和乌鸡良种繁育、赣南果业、中药现代化和分子育种等产业化项目;新材料领域，重点实施高纯度多晶硅料、汽油抗爆剂等产业化项目;在新能源领域，重点实施生物柴油、燃料乙醇等产业化项目。

4.2 矿产资源基地

江西的矿业经济总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科学利用特色矿产资源，培育壮大资源优势支柱产业，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对促进中部崛起的新跨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科学利用矿产资源应该坚持有序管理的发展方针，以提高资源集约和节约利用水平为目标，以技术进步为动力，以重大项目为抓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品，实现资源的效益最大化，培育具有江西鲜明特色和比较优势的矿产资源产业体系。

4.3 交通运输枢纽

江西区位条件好，既同时毗邻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又处于长江经济带和京九经济带的中心腹地，在我国交通运输网络体系中处于连接东西、沟通南北的大通道地位。鹰潭是华东地区最大的货运编组站，南昌是京九线上唯一的省会城市，建设交通运输枢纽具有良好的基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加强各种运输方式的衔接和协调，发展组合效率和整体优势，提升江西交通运输枢纽地位。

4.4 生态产业强省

在保护生态环境中谋崛起，在集约利用资源中求发展，巩固和发展江西的生态环境优势。建设生态产业强省加强监测监管，必须加大环保基础建设，做到在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降低能耗，降低二氧化硫排放，降低化学需氧量排放。进一步加强湿地的生态保护，合理确定鄱阳湖及部分河流、大中型水库划入自然保护区或湿地公园的范围，维护湿地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

4.5 实施城市群发展战略，积极推进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

城市群是区域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对周边地区具有巨大的辐射效应和带动作用。日本关西城市群、美国五大湖城市群、中国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的崛起，都带来了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江西最大的优势在于生态环境，鄱阳湖地区产业基础好、基础设施好、环境承载能力强，是江西最适宜开发的地区。建立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也是适应江西崛起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绿色崛起、绿色发展。以鄱阳湖城市圈为依托，切实保护鄱阳湖区域优良的生态体系，促进生态文明与经济文明的高度统一，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使鄱阳湖地区成为江西中部崛起带动区。

5 结论

“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这三大区域经济板块的联动，江西应抓住这一战略机遇[6]，吸收和借鉴成功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模式，把握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切实结合江西的实际来完善各项政策，积极探索江西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以实现江西的奋力崛起。

摘要：本文通过对江西省经济社会的概况分析, 对江西省面临的优势和挑战进行研究, 对江西的核心竞争能力进行提炼, 最后给出了江西省的发展战略选择。

关键词：江西,发展模式,战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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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段丽媛, 贾云.我国中部六省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J].晋中学院学报, 2008, (2) :57-59.

[4]麻智辉.中部崛起与环都阳湖城市群的发展战略[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2007 (8) :2-6.

[5]陈耀.从“江西现象”看中部崛起之路[J].决策咨询, 2004, (2) :31-35.

中部崛起中的合肥市发展决策研究 篇6

城市发展的决策是一个综合处理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系统工程, 主要目标就是提高城市的发展水平。省会城市的经济实力, 往往决定了这个省区的整体竞争力。中部地区的发展呈现出省会城市之间竞争发展、多级崛起的良好势头, 除了改善投资环境和投资条件, 吸引资金、项目、人才等生产要素, 还要向中央争取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通过合肥市发展决策的研究, 采用SWOT法还原发展关键时点的决策及其决策发展的大致轨迹, 即发现省会城市发展不均衡的历史原因和战略机遇。

1 安徽省的发展战略的影响

(1) 选取政策具有持续性、递进性。2003年9月明确提出“融入长三角”战略, 2005年将东向发展战略纳入省“十一五”发展规划, 2008年出台“合芜蚌自主创新实验区”、“加快皖北和沿淮部分市县发展”政策, 2013年加入长江中游城市群框架等。

(2) 抓住重大战略机遇, 找到突破口, 获取政策优势, 成为发展决策成功的有力条件。2009年, 根据中央领导指示和国务院领导批示, 编制《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 国务院于2010年正式批复。期间, 国家发改委牵头组织国务院22个部门和沪、苏、浙到皖江城市带调研, 成为国务院批准的唯一以承接产业转移为主题的区域发展规划, 是产业梯度转移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标志。进一步推出十个方面的优惠政策, 含金量高、引领作用强、特色鲜明, 既可先行先试也可在发展中突破。

(3) 打造产业集中区, 带动全省经济快速发展, 也为合肥的发展增添新动能。设立江南 (216平方公里) 、江北 (220平方公里) 产业集中区, 为两个正厅级省管集中区。

安徽省的发展战略从制度创新方面不断尝试, 抓住重大战略机遇, 以产业集中区承接产业转移, 对省会合肥市发展具有带动作用。

2 合肥市发展决策历程

2.1 合肥市发展战略的SWOT分析

合肥市大力推动合肥经济圈的建设, 快速实现了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综合素质的同时起跳。最近5年, 合肥进入大发展、大建设时期, 工业产值等各项经济指标井喷式发展, 城市面貌有了根本变化, 外界称为“合肥模式”。表一所示为2006—2007年合肥市发展战略的SWOT分析。

从SWOT分析来看各经济要素及其战略选择, 合肥市尽管存在一定的地理及资源优势, 但劣势也比较明显, 特别是总体经济不强, 产业发展弱, 跨越式发展的风险大于当时的机遇, 各方面需要创新突破。合肥市采取的是进取型发展决策:立足优势, 把握机会, 培养创新能力;以工业化、现代产业基地化带动城市化;建设“大合肥”经济圈, 产生辐射力, 提升首位度, 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在省会经济圈城镇化中, 突出合肥的核心城市地位, 建设现代化滨湖大都市。

2.2 决策发挥的作用分析

合肥市采取的进取型发展决策取得了显著成效。由省会经济圈建设进入大合肥经济圈建设, 重点实施多层次的区域合作、增强区域性服务能力、构建区域性大都市圈, 有序发展城市空间、提高城市整体效率, 完善政府机构协同机制和城市规划实施机制。

围绕发展战略, 实施了行政区划调整, 为合肥建设与发展带来了重大契机。再加上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及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等政策叠加效应日益凸显。好的决策机制结合好的机遇, 合肥在制度创新、城市经营、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从开展“大拆违、大招商、大接访”, 到推进“大发展、大建设、大环境”, 跨过了许多在当时看来难以逾越的障碍, 克服了许多在当时看来难以克服的困难, 办成了许多在当时看来难以办成的大事, 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上取得骄人成绩。

(1) 实施制度创新战略。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以长远的眼光考虑问题, 破除不适应发展的体制机制尤为重要。正是通过解放思想, 合肥搭上了中部崛起的快车, 抓住了产业、资本转移的历史性机遇,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创造了弯道超越的发展经验。一是2005年的“大拆违”。在“零补偿、零冲突、零事故”中, 1380万平方米的违规建筑刹那间“灰飞烟灭”, 破解了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普遍性难题。拆除了有形的建筑, 更拆出了无形的空间。合肥人思想上的“围墙”, 在声势浩大的大拆违中土崩瓦解。随着“无形”生产力的极大释放, 合肥开始踏上了由“环城”向“滨湖临江”的征程。“合肥的变化, 从拆违开始!”, 加速了合肥向“现代化滨湖大都市”的历史性跨越。二是2006年推出的《创新企业行业评价指标体系》、《科技创新企业培育计划》, 明显加快了创新环境建设。三是解放思想,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以及激励措施等齐头并进, 以十二项改革措施、八项开放措施推动工作。

(2) 实施城市发展战略。一是依托科技创新, 推动“工业立市”战略的实施。二是打破原有的城市间行政区划的限制, 推动市场开放, 使几个城市联动发展。经过5年发展, 至2011年, 淮南和桐城也自愿加入合肥经济圈, 从合肥、六安、巢湖三市扩大到五市, 打破行政区划融入, 成为我国区域经济中按照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组合的一种新的形态。合肥经济圈从以合肥为区域对外开放的龙头城市, 到构建区域性大都市圈, 发展成为我国泛长三角的重点城镇群, 形成中国中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三是加强规划总控作用, 拉开现代化滨湖大城市的建设框架, 在着眼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的同时, 在提升城市建设形象、品位上下功夫, 既要做大, 又要做好。四是突出危旧房、危旧小区、城中村治理改造, 重视挖掘城市建设的文化内涵, 全方位加强城市管理。五是人心思进, 敢破难题、敢走新路, 不断寻找发展机遇, 修订长远发展战略。按照规划, 到2015年, 合肥都市圈的经济规模将持续提高, 占全省比重由2008年的36.37%提高到45%以上。打造1小时通勤圈和生活圈, 同时将率先在全省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区域统筹, 推进五市间社保制度协调配合和社保关系无缝转移、接续。

(3) 成功实施产业转移示范战略。一是以招商引资为抓手, 强化工业立市。2005—2008年, 合肥累计引进省外资金1376亿元, 年均增长62.5%。2010年合肥全年实际利用省外资金1250亿元, 同比增长60.8%。实际利用外资14.3亿美元, 增长10%。至2010年底, 有27家境外500强企业在合肥设立了29家企业。2011年, 联想、熔安、长安、大陆、格力、京东方、赛维等一批大企业投资建设或达产, 为工业增添新动力;万达、银泰等商业综合体建成, 繁荣了三产经济。二是依托安徽省的有力支持和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建设, 进行多层次的区域合作。构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在承接中调整产业结构, 在转移中发挥示范作用。

3 合肥市近期发展情况分析

最近几年, 合肥的工业增长的速度一直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名列前茅, 总量快速提升。2013年前三季度, 全市GDP达3134.5亿元, 同比增长11.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946元, 同比增长10.3%。同时, 工业结构也在快速优化, 2011年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植比重已超过了52%。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达到了23%。一是搞好产业承接与调整, 合肥市发展形成六大主导产业:家电、汽车及零部件、平板显示及电子信息、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光伏及新能源、装备制造业。二是树立产城一体的理念, 在开发区和县区发展现代制造业, 主城发展电商、咨询、研发等都市产业园。三是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体系, 推动中心城区加速转型发展, 四大开发区产城融合发展;推进县 (市) 乡镇工业集中区整合优化, 国家级再制造产业基地建设和合肥国家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

目前, 合肥市以“大湖名城、创新高地”为战略定位。一是积极探索科技体制创新添动力。2012年7月28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 (以下简称“中科大先研院”) 举行开工仪式, 集合中科院、中科大与安徽省、合肥市四方强力支持建设的创新平台, 有效破解了科研成果停留在“象牙塔”的难题, 打破了基础研究和产品、市场之间存在的转移、转化障碍, 让产、学、研无缝对接, 使科技成果早日转化为经济效益。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英特尔、微软、阿里巴巴、中国移动研究院等20多家知名企业都在此抢建研发中心, 与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伯明翰大学、牛津大学等海外名校就人才培养、科研合作等初步达成合作协议。通过建立中科大先研院, 破除体制机制樊篱, 将深藏于“科技富矿”的生产力释放了出来, 科研成果成功走出“象牙塔”。二是深化改革添吸引力。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 解决好“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问题, 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加快推进电子政务信息资源整合, 实现信息共享互通。优化再造行政审批流程, 促进行政审批走向电子化、公开化和规范化。整合了市直部门、公共服务等咨询、投诉、举报电话为统一的“12345政府服务热线”, 将政府服务热线、政民直通车、各类网上信箱等群众诉求渠道“归拢”起来, 建立“12345政府服务直通车”。群众有任何诉求, 只需拨打一个电话, 或者登录一次网站, 就能全部办理完成。截至11月底, 全市共受理各类诉求35万件, 其中举报投诉类14万余件、咨询建议类20余万件、办结率99.1%。市监察局直接办理损害经济发展环境的投诉82件, 处理2人, 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2200余万元。开展一系列清理市级行政审批项目工作。截至目前, 行政审批项目共保留156项, 其中行政许可107项、非许可审批49项。转报34项, 取消审批29项。对比2010年度清理结果, 行政审批事项共减少126项, 下降比率达44.6%。

深化科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破除体制束缚。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 以中科大先研院、合工大智能制造研究院等高端新型研发平台为突破口, 推动产学研由短期、松散、单项合作向长期、系统、实体合作转变, 探索建立具有合肥特色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同时, 创新金融服务科技的方式和途径, 加大对“天使投资”以及各类科技金融创新产品的支持力度, 建立和完善以政府财政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信贷为支撑、风险投资为补充的多元化、多渠道、高效率的科技投融资体系, 让科技型企业尤其是中小科企融资贷款不再难。

4 结束语

合肥市的发展环境和资源条件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跨越发展初期, 劣势条件也比较明显, 迎难而上, 决策有力, 行动给力, 实现了从落后到越位赶超的骄人成绩, 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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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与中部崛起 篇7

(一) 湖南中小企业发展是湖南经济在中部崛起的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 湖南省中小企业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展, 不仅成为本地区市场化改革的重大突破口, 也日益成为推动中部崛起的一支重要力量。如2000年, 湖南省工业中小企业占全部工业企业数的99.93%, 职工人数占全部工业企业职工人数的86.45%, 创造的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95.91%, 工业增加值占全部的77.14%, 上交税金占全部的68.59%, 资产总额占全部的63.59%。中小企业在湖南省经济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占据着本地区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 是湖南经济在中部崛起的主要载体。

(二) 湖南中小企业发展是解决制约湖南经济在中部崛起因素的现实选择

1. 三农问题。

湖南是农业大省, 农村人口占65%,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迟缓;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不高, 2003年, 湖南省农业商品化率仅为62%, 而江西在1998年就达到了65.7%, 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只有0.7∶1.0, 低于全国0.8∶1.0的水平;同时农民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依然存在, 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仍需进一步加强。这些三农问题的存在制约了湖南经济的发展。

2. 工业化问题。

一般来说, 工业化是中部崛起的核心, 工业化应是湖南经济发展的基础, 但对湖南工业化来说, 目前, 基本上还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初始阶段, 湖南中小企业在工业化中的困境主要体现在: (1) 产业集群尚未形成, 企业规模不大; (2) 产品档次不高, 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和产品比重低; (3) 市场地位不高, 竞争能力不强。而这些问题的解决, 都有赖于湖南中小企业的发展。

3. 城市化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 新世纪的中国面临三大挑战, 城市化进程居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也说过, 城市化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按照全国城市化发展的平均水平来比较, 湖南城市化发展水平仍然偏低, 如2006年全国城市化率达到43.9%, 湖南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2个百分点, 居全国第20位。在中部六省中低于湖北 (43.8%) 、山西 (43.01%) , 位居第3位。由于城市化水平较低, 区域性中心城市规模偏小, 其对周边城乡的示范带动效应不明显, 辐射周边城乡的带动能力受到较大制约, 而这些问题的解决, 需要湖南中小企业的发展。

4. 市场化问题。

2004年《中国各省区市场化程度最新报告》对全国各省市场化程度总体进行了排序, 前10位全部都是东部沿海地区, 中部六省中安徽名列第14位, 而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山西分列16、17、18、19和22位, 由此不难看出湖南市场化水平在全国居中下水平。中小企业在优化市场结构、提升市场化程度等方面, 作用明显, 它的发展, 一方面能使市场主体多元化, 市场结构优化, 市场活力增大, 另一方面, 它可以协作大企业进行生产活动, 可以实现大企业、中小企业之间联动发展, 既丰富了市场主体又增强了市场内部的有机性, 使得中部市场化的程度和质量都得到提高。

二、中部崛起背景下湖南中小企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分析

湖南中小企业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点多面广, 散落在三湘大地, 湖南统计信息网显示:目前湖南五大产业除农业外, 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批零贸易餐饮业四大产业中, 大型企业不到200家, 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9%以上。2007年, 湖南省中小企业产生的经济增加值为5 018.55亿元, 比上年增加947.67亿元, 是2000年的2.5倍。2007年, 全省中小企业产生的经济增加值增速创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达到18.4%, 比全省GDP增速快3.9个百分点, 比上年加快3.2个百分点。其中,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22.5%和17.8%, 同比加快4.6个和2.5个百分点。同时, 据相关资料测算, 湖南非农经济产业从业人员数为1 400多万人, 湖南中小企业就业人员数占95%, 吸纳了绝大部分劳动力的增量和存量转移, 缓解了就业压力, 可见中小企业在湖南省经济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是湖南经济在中部崛起的主要载体。

1.独特的区位优势是湖南中小企业发展的前提条件。湖南是中部省份之一, 处于中部腹地, 北枕长江, 南临粤港, 东接沿海, 又是西进门户, 能够起到“承东接西、联结南北”的作用, 湖南境内有岳阳长江城陵矶通江达海的码头, 还有河运集装箱最大的湘江霞凝港码头;京广、湘黔、浙赣、湘桂、枝柳、石长等6条铁路干线, 铁路网贯穿东西南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突破1 000公里, 联结11个市;国际、国内机场各有2个, 湖南位于铁路、公路交通大动脉的交汇处, 水运居中部第一, 铁路居中部第三, 公路里程列全国第五, 中部第二, 机场总数和开通航线在中部排第二, 水、陆、空交通优势明显突出, 逐渐成为东西部经济合作的重要桥梁与枢纽, 区位优势十分明显。著名的经济学家萧灼基就直言不讳的指出, 湖南地处中国腹地, 是两大经济地域的连接带, 具有承东启西、贯通南北、辐射周边的重要中枢功能, 这种优势是全方位的优势, 与东部比, 湖南许多潜力尚未发掘, 具有后发优势, 相对西部地区, 湖南交通运输便利, 整体环境较好。

2.资源优势是湖南中小企业发展的产业基础。在资源上, 湖南素有“鱼米之乡”、“有色金属之乡”、“非金属矿产之乡”等美誉, 同时拥有着丰富且低成本的人力资源、土地资源。湖南山青水秀, 森林覆盖率达53.67%, 居中部第一, 是我国重要的林区和木材基地;水利、旅游和生态资源也具有特色;在世界已知160多种矿产中, 已发现141种, 储量全国前5位的有41种, 多种有色金属和非金属储量居全国之首。

3.人文优势是湖南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撑力量。中部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发源地, 也是中国人口数量较多和素质较高的地区。特别是湖南具有很强的人文优势, 在高等教育产业领域, 湖南普通高校数、在校大学生人数和研究生人数均列中部第二位, 一直以来, “先忧后乐”的人文情怀让湖南人在前行的过程中, 添了几分沉重, 但“湖湘文化”所具有的博采众长、兼容并包的特点, 在湖南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功不可没, 湖南人才、科技教育资源方面的优势, 为湖南中小企业发展的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

三、中部崛起背景下促进湖南中小企业比较优势发展的政策性建议

1.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一是营造公平的法律和政策环境。政府部门应认真清理各种有关中小企业发展的行政法规和政策规定, 制定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要取消地方保护主义措施, 创造有利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减轻中小企业的收费负担。禁止一切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收费, 禁止各种摊派行为;对非行政事业性的收费, 要加强引导, 加强监督, 进行监控;三是及时妥善处理好工农矛盾。政府在外理工农矛盾时要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绳, 依法调解, 及时化解纠纷, 决不能以加重企业的经济负担为代价来缓解一时的纠纷, 而给企业的工农矛盾留下更大的后患。

2.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府部门应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 提高认识, 应把中小企业发展作为加速推进湖南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工作来抓。同时根据《中小企业促进法》规定, 加强政府对中小企业的管理职能, 加强对各地市中小企业的规划、指导、监督、协调、服务, 研究各地市中小企业, 在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制定中小企业发展政策, 统一颁布有关信息资料, 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加大政策性中小企业担保机构的建设力度, 切实缓解中小企业

3.发展地区优势, 培养特色产业。特色就是优势, 专长就是市场竞争力。特色经济和产业差异性是中小企业的生命力所在, 发展特色经济是实现地区资源优势向市场竞争优势、经济发展优势转化的重要途径。随着市场分工日益细化, 特色经济的优势也将日趋明显, 其结果就是形成自身优势突出的特色产业带。在湖南中小企业的发展中, 要避免各中小企业“各自为战, 自成一系”、片面追求“小而全”, 产业结构严重趋同的现象, 而应充分利用其以特色创品牌、构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竞争优势。湖南中小企业的发展要结合地域资源特色和历史人文优势, “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游则游”, 以“拳头”产品的培育为突破口, 用特色来谋求发展, 突出重点产

4.加快工业园区建设, 实现企业集群发展。结合我省中小企业的实际, 按以下几种模式来选择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发展, 一是以特色产业为依托, 形成各平行、互补企业共同发展的特色产业群。二是大力发展与大工业配套协作型企业集群, 以大工业为龙头, 带动配套中小企业的发展。三是依托名牌产品集群, 使中小企业能有精力和能力的、在某一产品上下大功夫, 做到“小而专、小而精、小而优”。

5.重视人才培养, 促进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第一, 各级政府要制定招贤纳才的人才优惠政策, 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利的智力保障。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类人才, 建立各种层次的智囊团, 通过各种渠道, 采取多种方式, 与国内外经济界、企业界、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广泛的联系, 为中小企业发展服务。第二, 针对目前有些地市工业企业高级技术工人, 熟练工人严重短缺的现状, 要以地方政府牵头, 充分利用国家有关对外出务工人员岗前培训的政策, 从城乡闲置人员中针对性地选择一批有一定文化程度且家庭经济困难的青壮年, 针对性的进行培训, 充实中小企业, 以缓解企业人才短缺的压力。第三, 中小企业要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 要鼓励企业大力吸纳和引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摘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 是落实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重大任务;湖南中小企业作为湖南经济在中部崛起的动力和解决湖南经济在中部崛起制约因素的重要举措, 在中部崛起背景下加快湖南中小企业发展的意义重大, 对湖南省中小企业在中部崛起背景下发展的比较优势进行了系统分析, 并提出了促进湖南中小企业比较优势发展的对策性建议。

关键词：中部崛起,中小企业,比较优势,湖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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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乃醒.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2004, (12) .

绿色发展与中部崛起 篇8

目前国内外有很多著名学者对财政政策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那些经济发展不是太好、贫富差距过大的区域作出了很多研究,以求能从财政政策方面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崛起,下面就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分别介绍相关学者的研究状况。

关于中部区域经济崛起,刘应杰(2005)认为,中部崛起是针对中部地区的发展相对于其他版块滞后而提出来的,目的是协调与促进中部地区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从而进一步协调与推动国家整体经济的更好发展。 陈栋生(2005)认为,作为国家战略层面的中部崛起,其内涵与目标远比表面更丰富,更具有深层意义,他认为要想促进我国中部地区的崛起应以坚持农业现代化,然后以工业化不断升级、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以及信息化的不断促进,并依托外向型经济开放来促进中部崛起。 李海楠(2010)认为中部六省的发展不应重复性的走以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发展的落后道路,提出要寻找出既要兼顾资源又要考虑环境的新方法。

相对于国内, 国外对这方面的研究其实还是很多的,在这里就主要介绍几个很具代表性人物的相关观点。 德国经济学家杜能(1826)对农业布局和经营方式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地理位置的好坏,并提出了著名的孤立国理论,即农业区位论。 德国著名经济学家韦伯(1909)对当时德国为首的鲁尔工业区做了很全面的综合研究,他认为工业区的选择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其成本费用,换句话说最佳的理想选择是所有工业区位都应被安排在其生产成本费用最少的地方即寻找成本费用最少的地点,以此来建立自己的体系。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纳克斯(1953)则认为资本的严重不足在根源上制约了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投资动力不足以及储蓄能力太弱都是造成资本严重不足的原因,造成这种原因是由资本供给和需求存在着恶性循环导致的,要想平衡发展,就要在投资时全面覆盖各个地区和产业,重视地区、部门、产业间的协调发展,形成供给需求的良性发展局面。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1950) 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该国的所有地方同时同样的增长,这种增长通常会最早发生在某些增长点或增长级上,并且增长的程度不同,进而通过这些增长点或增长极逐步向外围扩散最终对整个经济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

二、武汉城市圈发展对中部崛起的拉动作用

武汉城市圈,又称“武汉圈”、“1+8”城市圈、“大武汉都会圈”,是指以中部地区最大城市武汉为圆心,覆盖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周边8个大中型城市所组成的城市群。 武汉为城市圈中心城市,黄石为副中心城市,仙桃为西翼中心城市。

武汉城市圈的建设,涉及工业、交通、教育、金融、旅游等诸多领域。 面积不到湖北省三分之一的武汉城市圈,集中了全省一半以上的人口、六成以上的GDP总量,是中国中部最大的城市组团之一。 它不仅是湖北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是武汉重返国家中心城市的重要举措。

在“中部崛起”这一国家战略的推动之下,中部地区六大城市群———湖北武汉城市圈、湖南长株潭城市群、安徽皖江城市带、河南中原城市群、山西太原都市圈以及江西环鄱阳湖城市群应运而生。 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中原城市群4个中部的城市群,“入围”了中央关于中部崛起的10号文件,这些“次区域”进入了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视野,成为“国”字号。 其中武汉城市圈、 中原城市群起着领跑“中部崛起”的作用。 首先,从地理上讲,湖北可谓是中部的中部;其次,从行政级别上讲,作为湖北省会,武汉又是中部地区唯一的副省级城市;再次,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是中国中部长江中下游的特大城市,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城市,是华中地区的金融中心、交通中心和文化中心,其地位可想而知。

三、财政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与作用机理

(一)财政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

区域经济财政政策是政府干预区域经济、规范区域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 确保区域经济能够按照既定的目标发展。区域经济财政政策体现了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的差异性决策、管理和干预。 针对区域经济出现的各种重大问题,政府都会运用相应的区域经济财政政策,主要采取限制、诱导、鼓励等方式来限制各种经济行为,以此协调好各区域的经济发展,平衡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利益,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

那么财政政策对区域经济存在哪些职能才能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呢?

1. 区域资源配置职能。 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从获利较少的产业流向产业获利较高的区域,以此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最优配置仅仅是企业或者地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来实现的,从整个宏观经济层面上来讲这并不一定是最优的。 因为资源向发达地区流向了,就必然会导致那些穷困的区域会越来越穷,而那些富裕的地区会越来越富,这就导致了马太效应的产生。 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就会通过一系列的财政手段,比如税收、国债、投资等方法调节区域资源的流向。

2. 区域收入再分配职能。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过大,与之相应的收入差距也会逐渐拉大。 比如在沿海地区,为吸引人才,会给工人高工资、高待遇,而其他地区的工人则无法享受这种待遇,那么在这种严重失衡的条件下财政政策就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手段对市场形成的贫富差距进行一个再分配的处理以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

3. 协调区域经济发展职能。 财政政策具有稳定经济的职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历经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直接调控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间接调控,在经济体制的这种转变下管理方式由原来的部门管理为主到现在更偏重于各部门比例关系的协调与安排。 财政政策对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失衡等有很大的稳定作用,也会对个人的收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平衡进行调节。 总的来说就是在经济处于萧条期时就会扩大总需求,增加投资和就业;反之,则减少投资或增加税收。 财政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控则通过转移支付、税收等手段,对相对比较落后的区域增加支出,使其能够加快经济增长,缩小与发达经济区域之间的差距,从而使各区域能够协调发展。

(二)财政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

财政为“庶政之母”,是国家政权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国家赖以进行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支柱。 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两大政策之一的财政政策, 指的是通过改变公共支出和税收等手段调控总需求,从而达到稳定、发展、实现公平与效率和抑制通货膨胀等目标的一系列措施和策略。 财政政策机制往往具有非表面化的特性,在社会、经济、金融等领域有着非常广泛的功能,并通过逆向调节机理和自动调节机理,以政策工具为传导手段来实现其调控的目的和意图。

1. 充分发挥财政政策资源配置功能的作用。 资源配置功能是指政府运用财政手段实现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有效率配置的功能, 政府通过财政收支活动以及相应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的制定、调整和实施,以对社会现有人力、物力、财力等社会资源结构与流向进行调整与选择,使有限的资源形成最佳的资产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地区结构,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财政配置资源功能的实现决定于市场失灵的程度、人们对政府的态度以及财政配置资源的成本收益比较。 财政配置资源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 财政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一是财政通过预算你直接将资源用于国防、外交、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以克服市场失灵,满足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二是通过财政投资直接将资源配置于基础工业及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三是通过财政投资直接将资源配置到投资大、风险高、正外部效应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推动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 财政对资源的间接配置,则通过以下方式实现,一是通过税收、罚款、财政补贴等手段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二是通过税收或财政补贴政策,引导人力和物力流向高新技术产业、基础产业和中西部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的不断优化。

2. 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宏观调控功能的作用。 宏观调控功能就是政府或财政当局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为达到一定的宏观经济的发展目标,通过采取一定的财政措施或政策工具进行调控,以消除经济波动。 财政政策之所以具有宏观调控功能,主要是由财政本质决定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首先应遵循宏观间接调控原则,即由直接管理为主向间接管理为主转变,由微观管理为主向宏观管理为主转变,由原来搞项目审批、分钱分物向搞规划、协调、监督和服务转变。 财政政策主要利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实施发展规划,协调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完善市场机制,对市场的运行进行监督,并尽最大可能为市场提供服务。

3. 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充当经济稳定器的功能作用。 稳定发展功能是指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的规模或结构来影响就业水平、物价水平和国际收支,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 通过财政的制度性安排自动地促进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包括政府税收的自动变化如累进税率制度和政府支出的自动变化如转移制度制度。 一般而言,凡是业已规定了的,当经济现象达到某一标准就必须安排的收入和支出,均具有一定的“自动稳定器”作用,不需要政府采取任何干预行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自行发挥其调节作用稳定经济。

四、促进武汉城市圈发展带动中部崛起的财政政策建议

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是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和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宏观层面而实施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因此,如何充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发展方向的战略意义和中部地区的特点,用新的思路和财政政策措施,创新推动中部地区的崛起,这是摆在中部地区各个政府部门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所以以下将从财政政策角度来给出促进武汉城市圈发展带动中部崛起的建议。

从宏观经济学的层面而言,财政政策是政府变动税收和支出以便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就业和国民收入的政策。 从具体定义来说,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 下面就从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两方面来分别阐述。

(一) 促进武汉城市圈发展带动中部崛起的财政收入政策建议

1. 利用税收杠杆的支持和导向功能,加快区域开放。 通过一定的区域税收政策,实行“南连北接、东拓西进”的区域开放战略,逐步融入长三角,贯通珠三角,加快产业梯度转移、横向协作;整合中部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实现向西扩张。比如利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税收优惠规定,实行中部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免税两年、 高新技术合资企业免税两年、进口料件免税、出口产品免税、进口货物免税等直接税收优惠政策,还可对符合条件的中部内外资企业企业,采用加速折旧、投资减免、再投资退税、技术开发费用加计扣除等间接税收优惠方式,加大中部与各个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促进其发展。

2. 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税收政策,加快产业开放。 实现企业技术、管理和核心竞争力的跨越式提升,实现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升级,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拓展,项目合作向产业转移延伸,旅游业、物流业和中介服务业等作为发展重点,形成高质量、全方位的产业开放格局。 如适度调整营业税的征收范围,通过“营改增”,将某些营业税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解决营业税和增值税交叉重复的问题。 同时调整营业税税率,适当降低一些应鼓励发展的行业的税率,这样,不但可以大力培育第三产业,有利于扶持交通运输,邮电通信,金融保险业的发展,而且开辟了更广的税源,有助于政府增收。

(二) 促进武汉城市圈发展带动中部崛起的财政支出政策建议

1. 创新财政支农政策,夯实 “中部崛起”的基石。 鉴于中部地区农业在我国的重要地位、重大贡献和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责任,考虑中部地区财政的实际困难,建议在现有基础上加大对中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大“三奖一补”资金规模; 优先布局国家大型商品粮基地和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建设以农产品深精加工为主的绿色农产品加工制造的产业中心;同时增加中部地区农产品基地的粮食风险基金和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建立粮食主产区得利益补偿机制。

2. 全力支持新型工业化,铺筑 “中部崛起”的快车道。 中部地区相较于东部沿海城市工业发展程度来说水平仍然比较低, 为了尽可能缩小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发展差距,可采用专项财政转移支付、贴息贷款等财政支出政策,扶持中部高新技术产业、 战略支撑产业和基础性产业的发展,加快中部的工业化发展进程。 一是集中财力,培植和稳定主体财源;二是明确对工业技术改造、工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财政支持思路;三是认真落实相关政策,支持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四是研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税收政策。 因此我国充分的利用了以上政策并充分借鉴和运用中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经验和政策,加快中部地区经济尤其是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步伐,进而真正实现地区和城乡协调发展,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3. 加速推进城镇化,培育 “中部崛起”增长极。 政府应该大力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强县富民。 另一方面,主要是预算,设立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贷款担保,参股等形式,引导,发展特色经济,支持支柱产业,促进金融资源的主体,城市功能拓展,实现经济兴县。 另一方面,调整财政分成比例;大力推进乡财县乡用,省市县理顺分配关系;利用“三奖一补”政策,制定优惠政策的激励机制, 充分调动了基层政府的积极性,实行放权强县。 比如近年来的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投资通过实施以上各种政策加速推进了城镇化。

4. 调整和完善相关财政投资政策,加快贸易开放。 积极培育出特色出口商品,形成品牌出口产业链,加快建立有特色、有优势的全省性出口基地,鼓励各企业向出口导向型发展,积极参与经济技术交流、竞争和合作,重点扶植那些具有国际知名度的跨国公司和品牌。 此外,应对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提供明确的财政补贴。 对中部的比较落后的地区,可考虑对到这些地区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加速资源开发的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一定的奖励补贴, 以吸引国内外投资,提高当地的人均收入水平。 通过这种补贴发展中部经济以求形成自身的特色产业,加快贸易开放度。

概而言之, 实施发展武汉城市圈带动中部崛起伟业,优势与劣势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 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区域合作,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发挥中部各省的比较优势,扬长避短,通过不断的提高区城竞争力而最终实现中部崛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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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与中部崛起 篇9

关键词：中部崛起,政策矛盾,政策系统,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的运行过程充斥着各种矛盾与冲突, 这牵涉到公共政策的一个基本范畴———政策矛盾。政策矛盾, 指政策体系的统一体中各要素之间, 政策运行的统一过程各环节之间, 以及政策系统与政策环境之间的相互差异、对立、甚至冲突的现象, 和他们之间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1]。本文以政策矛盾为研究对象, 研究中部崛起过程出现的矛盾与问题, 分析其原因并提出对策。

一、研究中部崛起过程中政策矛盾的必要性

中部地区, 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 国土面积103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3.6亿, 是中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继东部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之后, 中部崛起成为又一重要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 需要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 更需要代表区域整体利益的地方政府来发动和推动[2]。中部崛起过程中, 政府扮演着主导角色, 而管理公共事务、配置公共资源、分配公共利益的各项政策则是政府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基本手段。然而, 由于社会问题复杂、利益不断分化与冲突以及协调机制不完善, 使得中部崛起战略的各项细化政策在重新分配与调整社会利益的过程中, 与其系统内外各要素发生冲突, 导致实施过程矛盾重重。中部崛起过程中, 各自为政、政出多门、新老政策打架、此政策与彼政策撞车、小政策与大政策抵触等情况屡见不鲜, 影响了各项政策效用的发挥和政策体系整体功能的优化, 成为中部地区迅速崛起的障碍。

二、中部崛起过程中政策矛盾现象分析

中部崛起过程中, 存在大量政策矛盾。由于缺乏长远发展规划, 前后政策之间矛盾;各省份、地方、部门政策之间的矛盾;各地发展重工业政策与国家环境保护政策的矛盾等等。概括起来, 中部崛起过程的政策矛盾, 主要有以下表现形式:

1. 前后政策之间的矛盾。

例如, 安徽省的城市群战略定位频繁更改。2004年, 合肥提出“9+1”城市圈发展战略;2006年2月, 安徽省提出“加快建设合肥现代化大城市、加快皖江大发展、促进皖北大开发和皖西快发展、促进皖南大开放”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2008年又提出建立合肥、芜湖、蚌埠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区域规划;2009年底, 宣布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战略, 涵盖了安徽的十个城市。城市群规划战略不断改进、发展成熟, 值得称赞;但定位不准、前后不一致、缺乏长远规划、政策缺乏权威性与稳定性, 导致城市群战略难以有效实施。

2. 中央和地方的政策矛盾。

例如, 各地招商引资政策与国家环境保护政策的矛盾, 表现为:中央提出的一些环境政策, 往往得不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特别是它与地方政府某时期调控经济的重点目标明显不符时。再如房地产政策, 目前突出的问题是, 中央对房地产业的调控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但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土地财政收入, 有意无意地歪曲执行房地产调控政策, 房价屡屡暴涨。地方利益分化, 地方政策与中央政策目标不一致甚至冲突, 使中央政策很难落实到位。

3. 各省份、地方之间的政策矛盾。

中部崛起战略初提出时, 就曾出现“诸侯纷争、狼烟四起”的局面:中部六省各行其道, 力争做“中部崛起”的领头羊;省会城市各自宣传自己的文化特点, 争做“龙头城市”, 展开闻名全国的中部“龙头之争”。中部地区各自为政、自谋发展的状况制约和抵消了国家促进中部崛起战略的政策效应, 中部各省之间竞争大于合作, 存在不同程度上的“离心化”发展趋势:湖南向南发展、安徽向东发展、江西对接长珠闽、山西融入京津冀等, 中部地区难以“抱团发展”, 形不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合力[3]。

4. 部门间的政策矛盾。

例如, 湖南省长株潭公交一体化因部门利益难以平衡而迟迟无结果。在1999年, 湖南即推出公交同城规划方案, 但一直未能落实到位。株洲和湘潭之间的车程仅需10多分钟, 长沙到两地也不到半小时, 可是三地居民往来仍需换乘长途客运车辆。有关负责人表示, 城市公交不以盈利为目的, 由城建部门主管;而长途客运以盈利为目的, 由交通部门主管。如果把目前三地间的长途运输改为公共交通, 则会涉及相关部门间的利益调整。

三、中部崛起过程中政策矛盾现象的原因分析

中部崛起过程中产生政策矛盾现象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 缺乏全局发展意识。

其一, 各省份、地区、城市缺乏长远发展规划, 争相实现崛起而又急于求成, 过于追求眼前利益。发展规划、产业布局等缺乏统筹规划, 重复建设、资源浪费、效率低下、不合理的短期化行为等问题严重存在。其二, 中部各省、地方政府协调发展意识薄弱, 各自为政、自谋发展, 在经济发展中极力寻求各自突破口。各地的发展规划往往以自身为中心搞重复建设, 建成“小而全”的经济中心, 不能实现区域内资源和要素的整合、产业和企业的重组、基础设施的共享、环境保护的联动等。

2. 地方利益分化。

其一, 中央与地方利益存在差别。中央政策代表国家的整体利益, 而地方政府所代表的地方利益则具有双重特性:既要服从中央, 又要代表本地区利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差别以及地方政府利益的双重特性, 导致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4]。其二, 地方利益分化。行政区分割导致不同行政区域的政策和制度之间相互冲突与矛盾, 形成了各自为政的诸侯经济。为了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各政府部门寻求的不是合作而是相互竞争的策略, 政策之间不是协调而是相互矛盾。

3. 体制不健全。

行政体制的束缚, 市场机制不完善成为中部地区迅速崛起的严重障碍。由于行政区划制度的约束和地方狭隘利益驱动影响, 中部地区资源被划分为条条块块, 无法以市场为主导进行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 区域范围内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得不到体现。地方政府往往代替市场机制, 利用种种非市场手段保护本地产品在本地市场的地位, 限制外地产品进入;同时, 为了更多地引进外资, 各地纷纷在引进外资优惠政策上过分竞争, 甚至相互倾轧。

4. 利益协调机制不完善。

中部各省份、地方、部门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诱导下, 在政策与行为上都会存在机会主义倾向, 而目前中部地区的利益协调机制与约束制度尚不完善, 很难维持各政策系统和政策体系的关系协调。对中部地区来说, 协调发展从长远看虽可实现共赢, 却也要支付成本。由于各地在整个合作体系中承担的分工不同, 所获得的收益也存在差异, 某些地方短期内必须放弃一些产业, 其暂时利益会减少。当总体利益得不到合理分配, 或少数地方因合作带来的局部利益受损而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补偿时, 则会背弃合作, 产生矛盾。

四、中部崛起过程中解决政策矛盾的对策

1. 强化中部地区全局发展意识。

其一, 各省要克服长期存在的官本位和地方保护主义思想, 树立“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观点, 确立全局观念与整体意识, 以整体利益为重。其二, 要立足长远利益, 以高起点、高标准, 超前眼光和思路做好总体战略规划, 为未来发展留足、留够空间, 保证中部崛起各项政策前后连贯性, 进而确保其权威性、稳定性。其三, 在协调发展意识的形成中, 新闻媒体可发挥其重要作用, 通过媒体对“中部崛起”战略构想的大力宣传, 促使有关各方在区域共同利益上达成共识, 增强中部地区的内部联系和凝聚力[5]。

2. 构筑中部地区经济圈, 形成中部地区利益共同体。

中部地区要尽快建设一个规划、制度、政策相统一的中部地区经济圈, 反对地方保护主义, 消除贸易壁垒, 以贸易为纽带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形成中部地区利益共同体, 并强化其凝聚力、向心力、竞争力。当然, 中部地区经济圈不是各省经济之间简单的叠加, 而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彻底打破行政区划的传统概念, 把原本分割的经济利益联结在一起, 保证各种资源流动的畅通无阻, 才能促进中部迅速崛起。

3. 深化体制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 加强政府部门间交流合作。

其一, 要加快体制改革,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要以市场机制为主导, 打破省、地区、行业、部门、所有制的界限, 鼓励本地企业走出去, 积极参与国内区域经济合作。其二, 转变地方政府职能, 建设服务型政府。通过规范政府行为, 提高服务水平, 加强行政协调, 营造中部地区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 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进一步强化政府服务意识, 改进政府服务方式, 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和办事效率, 增强省市之间政策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4. 建立与完善利益协调机制。

其一, 通过协商、谈判以及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组织等方式, 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 对区域共同利益达成共识。目前中部论坛、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中部地区崛起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等, 均能起到协调区域利益的作用。在此基础上, 应建立更多政府间联席、对话机制和交流平台。其二, 对市场开放、技术开发、信息共享、自然资源利用、环境整治、产业发展准则等区域整体发展问题所达成的共识, 应以制度性的规则来保证, 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 并有正式的执行机制, 以此体现出较强的约束力, 进而完善利益协调的长效机制, 减少政策矛盾, 实现中部崛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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