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地（精选12篇）
后殖民地 篇1
在经历了近代以来欧洲大学向美洲、亚洲和非洲移植扩张的漫长历程后,进入20世纪中后期,高等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变革呈现出两个方向:一是“高等教育国际主义”,[1]另一个则是“开放型国际教育市场”。[2]前者源于在美国冷战战略主导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教育援助;后者则得益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新自由主义的兴起,高等教育成为全球范围内服务贸易的组成部分和发达国家第三级教育的重要因素。[3]由此,跨国高等教育可以说既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和组成部分,也是以西方大学为基石的近现代高等教育扩张或者说国际化进程的新形式。不过,由于大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高等教育之产生与发展是欧洲国家殖民扩张的结果,因此即便在“二战”后获得了政治意义上的独立,其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包括高等教育的发展仍无法摆脱来自欧美各国经济、教育与文化的影响。
一、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与跨国高等教育的早期发展
一般认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是“二战”后跨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由莱维特(Theodore Levitt)率先使用的“全球化”一词,实际上首先指向的是经济的全球化,即资本、商品、劳动力、技术、服务和信息日益加剧的跨国流动。相应的,全球化总是被理解为: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化;二是西方化或美国化,主要表现为所谓人类价值的普遍化,即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价值被视为人类的共同价值。[4]
如果将全球化进程的起源追溯至地理大发现和随后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与之伴生的则是欧洲国家全球性的殖民活动。在其极盛时期的20世纪30年代,地球上84.6%的土地是或曾经是殖民地。[5]作为一个历史现象与过程的殖民主义大致经历了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三种形态或者说阶段。如果说“二战”前殖民主义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非西方国家资源的掠夺,新殖民主义则主要是对人的劳动的掠夺,后殖民主义大致可以归结为对文化与精神的渗透。[6]当然,这三种形态或者三个阶段的划分,仅仅是对不同历史时期欧美国家的殖民主义策略、手段主要特征的描述。
新殖民主义是在旧殖民体系解体和非殖民化运动取得成功后,是西方发达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实行间接统治的一种方式或者体系、制度等的总称,是殖民主义在新时期的继续和发展。[7]“二战”后,亚非拉国家蓬勃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使得殖民列强被迫放弃了旧的殖民政策,转而采取各种掩蔽的方式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控制、干涉与掠夺,[8]以维护其在原殖民国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除了利用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以获取各种利益和借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活动以维持旧的国际分工,从而强化发展中国家作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产品销售市场的依附地位之外,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欧美国家越来越重视通过国际援助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与教育的控制和渗透,从而推行“西化”或者说“美国化”。[9]也正是在美国自“二战”后开启的国际教育援助的推动下,跨国高等教育才逐渐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新的形态。
据联合国及其他有关国际机构统计,1993年美国的国际援助金额达到创纪录的1,540亿美元,1994年大约在2,000亿美元。[10]但是,如果认为这种国际援助体现着欧美国家的人道主义那就大错特错了。1993年9月4日,路透社的一则报道就援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的话指出,国际援助在发展中国家所能获得的财政收益要大一些,而发达国家的资金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谋取较高的利润。据香港《信报财经周刊》(1994年第4期)估算,美国20世纪90年代在亚洲投资回收率超过23%,是其在发达国家投资回收率的2倍。[11]与此同时,欧美国家的金融资本与政治力量不仅以一种共谋的形式将触角伸至世界各地以获取经济利益,而且由垄断资本控制的新闻机构牢牢控制着各种文化与传播媒体,使得主导这一进程的美国的价值观念、市场经济观念与文明在世界范围得以传播。[12]
至为关键的是,“二战”后,为了与前苏联在各条战线上展开竞争以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更是有意识地把教育援助作为保持对前殖民地影响的工具。[13]1946年,美国国会即通过《富布赖特方案》,决定将美国在海外的剩余资产用作美国学生和教授在海外讲学和研究的基金,并设立奖学金计划支持外国学生和学者到美国学习和从事研究。1958年,作为《国防教育法》通过的联邦教育资助项目,一大批高校现代外语教学和国际与区域研究中心建立起来,主要承担美国与其他国家互派学者进行教学与研究,以及培养外语与国家研究的人才。[14]进入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进一步尝试通过教育援助来培养那些亚非拉国家未来的掌权者,并把给留美学生提供“奖学金”看作是一种政治投资。1961年8月17日,在乌拉圭召开的泛美经济会议上,美国就提出以奖学金形式鼓励拉美国家学生到美国学习。[15]1961年9月4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确认了美国的对外援助计划,并提出要建立一个机构管理经济援助计划。[16]1961年11月3日,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得以建立,专门负责开展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援助工作。1951~1969年间,美国根据教育援助合同对来自75个国家的11,000名人员进行了教育训练,同时派出大量外援人员到亚非拉开展培训工作。[17]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开发署制定的教育援外战略从早期主要是为受援国学生提供奖学金转向与受援国的教育机构开展合作,如实施“高等教育发展计划”(Higher Education for Development,HED)旨在为美国综合性大学和社区学院与受援国大学院校开展合作提供机会。[18]这些援助与合作计划的实施,不但是跨国高等教育早期的一种实施形式,也成为之后其进入教育服务贸易自由化阶段的一种主要形态。1966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际教育法》,推动美国高校纷纷建立国际事务办公室,制定各种国际交流与合作计划。[19]当然,参与跨国高等教育合作的欧美大学,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应对国内高等教育市场供给不足和自20世纪70年代的高等教育财政紧缩带来的经费不足的局面。最初,他们以吸引更多的留学生为主要手段,这一举措确实为他们高校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如1999年,仅英国79所大学外国留学生带来的收入就高达7亿英镑。[20]1993年,美国以研究生为主的高等教育出口贸易净收入约55亿美元,约为当年中美贸易总额的1/10。[21]由此,自20世纪80年代起,绝大部分跨国高等教育的输出国和地区在开展跨国教育活动时,开始关注的就不再是如何更好地开展教育援助,而是如何能够从中获利。
二、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兴起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殖民主义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剧,尽管欧美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援助活动仍然频繁,但已经开始向教育合作和教育国际贸易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世贸组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不仅视教育为“市场购买品”,进一步确立了教育产业的观念,为跨国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合法依据,而且相信服务贸易的合理自由化将有助于国际服务贸易的增长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在高等教育领域更为关注以市场为导向的服务贸易投资。[22]服务贸易总协定以及一系列双边、多边和地区性协议的签署允许各类教育产品和院校进入市场,从而“保证高等院校或其他教育提供者在任何一个成员国建立分支机构,出口学位课程,以最少的限制授予学位和证书,在国外教育机构投资,为其国外风险投资聘任教师,不受控制地通过远程技术建立教育和培训项目等”。[23]
世贸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为全球范围高等教育带来了变化:一是促使各国教育开放,拉动教育的跨境扩展和资源交流,加剧高等教育的竞争与合作;二是为社会提供各种新的就业机会和广阔的劳动力市场,使得人们对传统的学术资格、各种专业资格证书及终身教育所需的各种“产品”的需求显著增长;三是使高等教育的产业属性得到凸显,高等教育服务和产品的跨境流动加剧,形成了无边界、跨国界的高等教育市场,使高等教育机构也有条件像跨国公司那样在全球范围内结盟并提供高等教育“产品”。[24]
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从英国、澳大利亚开始,在推崇市场作用和贸易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公共管理政策主导下,其教育领域的变革就已经开始出现市场化的趋向:一方面是大幅削减教育财政,另一方面不仅开始对本国大学学生收费,而且对国外留学生也从提供奖学金转变为微额收费直到全额收费,并逐渐将留学生缴纳的学费看作财政创收的重要手段。[25]作为较早确立教育为服务贸易和创汇的支柱性产业国家的澳大利亚,为打开国际教育市场,成立了若干或官方或非官方的专门教育推广机构。如,1969年成立的澳大利亚教育国际开发署(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IDP)在全球19个国家设立办事处;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基金会(Australia Internationa1 Education Funds,AIEF)则在海外有近40个办事机构;1993年成立的国际教育司(Australia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AEI)在18个国家设有海外办公室,代表澳大利亚政府就教育培训相关事宜和其他国家进行谈判协商。[26]进入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还为大学的跨国办学活动提供直接的财政支持。1994年,澳政府投入104万澳元,支持26所本国大学与印尼、泰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高校共同开展26个试验合作项目。2003年预算中,又专门拨出1,040万澳元,以保证和提高澳大利亚高校跨国高等教育活动的质量与水平。[27]基于教育服务贸易理念的跨国高等教育的推广,确实给澳大利亚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据统计,1993年,澳大利亚的教育出口收入达30亿美元,2000年,高等教育的年收入中更是有10%来自海外留学生学费收入,比1999年增长19%。[28]
可见,借助世界贸易组织的服务贸易协议框架,发达国家的跨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种更为隐蔽的经济掠夺手段。而且,也正是通过长达7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和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运作,欧美发达国家才基本实现了其新殖民主义战略到后殖民主义战略的转变。尤其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后协议第一次列入关于知识产权的条款,使此前多次引发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冲突的知识产权问题,以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形式在世界性贸易协议中确定下来。[29]
应该说,后殖民主义既是发达国家新时期殖民行为与活动构成的历史现象和过程,也是对其殖民策略的概括性分析与描述。作为发达国家于20世纪90年代后在世界贸易组织主导下的世界经济、贸易全球化进程中逐渐兴起的殖民新策略。后殖民主义主要是指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凭借在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时期积累的超强的经济实力和科技优势,高举“普遍主义”的大旗,在全球跨国教育、文化活动中,广泛推销其文化产品和文化价值观念,力图使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民族及其文化纳入一个由强势国家和民族及其文化所控制的同质的世界文化之中。[30]换句话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是以资产阶级人权、民主、自由等为灵魂的“文化殖民主义战略”。[31]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实际上基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欧洲殖民主义在亚非拉国家的殖民历史及其造成的种种后果。而且,其理论话语的注意力也转向了文化认同的问题。[32]就其对教育领域的意义而言,后殖民主义理论主要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全世界推行其知识产权、高科技垄断和文化渗透进行揭露和批判。或者进一步说,后殖民主义认为,在实行以文化殖民为核心的殖民战略时,发达国家更多地是通过精神和道德诉求,影响、诱惑和说服发展中国家相信和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33]
正是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的战略转向主导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渗透与掠夺更具隐蔽性,或者说是隐藏在将发展中国家也深深卷入其中的教育服务贸易和跨国高等教育活动之中,以至于一方面所谓的具有普适性的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平等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通过日益扩大的教育贸易逐步扩展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系、制度与课程教学内容之中;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不仅因处于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劣势而损失了人力资源和经济利益,而且很容易忽视发达国家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力对其未来发展可能带来的损害。
三、中国应对后殖民主义时期跨国高等教育的策略选择
应该说,作为世界现代高等教育的源头,欧美大学的历史传统和对现代社会所产生的声誉影响,是强大的教育服务输出能力的保证。实际上,自地理大发现后,大部分非西方国家都有过被殖民的经历,其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社会都是按照西方模式被重建起来的,并普遍采用西方大学范式来建立和发展其高等教育。这就为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谋求高等教育、大学的跨国合作带来了便利。也正因此,在跨国高等教育和大学的合作活动中,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主动或被动接受一种自身无法主导的学术系统,包括教学与科研的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正如阿尔特巴赫(Altbach,P.E.)指出,“第三世界的大学”是一种“殖民机构”,因为“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建立在某种西方模式上,反映着西方体制下的多种价值观念和组织形式。在许多情况下,教学语言用的是外语,很多教师曾在国外受训”。[34]
由于曾经同样有过被殖民的经历,作为第三世界理论的提出与倡导者,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在应对欧美国家推动跨国高等教育进程中,始终都保持着谨慎的态度。1993年,原国家教委下发的《关于境外机构的个人来华合作办学问题的通知》就提出,中外合作办学要坚持“积极慎重、以我为主、加强管理、依法办学”的原则。1995年,原国家教委颁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虽未明确提出原则立场,但第一条就明确指出,制定该文本是为了加强管理、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对外开放,并提出了“扩大对外开放、规范办学、依法管理、促进发展”的方针。由此可见,我国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原则立场经历了“慎重开放——促进开放——扩大开放”的变化。[35]2001年,中国加入WTO,在签订的《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时,虽然也承诺有限开放高等教育、成人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学前教育和其他教育市场,并允许中外合作办学,允许外方获得多数拥有权,但同时并没有承诺给予外方国民待遇,也不允许外国机构单独在华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36]
当然,由于重视教育的传统,加之在就业与获得更好的社会经济地位上优势明显,接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尤其是接受得到国际认可的海外大学提供的高等教育,业已成为当下中国民众的普遍要求,也成为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种内在动力。为满足普通民众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中国政府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为更好地吸引海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进入中国,特别是鼓励一些具有国际声誉的知名大学在中国合作举办高等教育机构,2010年12月,教育部指定北京市、上海市等省市以及12所部属高校作为改革高等学校办学模式的试点地区和学校,以探索高水平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
与此同时,毋庸置疑的一点是,中国固然要积极应对国际高等教育资源竞争与流动,借助国际上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来提升其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但也必须时刻警惕,与跨国高等教育合作相伴而来的是西方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以及隐藏在各种跨国合作之中的发达国家新的殖民策略。如何在融入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中,既选择性地接受由西方国家确立的世界经济、文化与教育规则,又不丧失自身政治、文化、教育传统的主体价值,是摆在中国政府和所有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实际上,为了进一步规范中外合作教育机构的办学与项目的实施,不断提高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与水平,2007年4月,教育部即开始重点推进了“两个平台(监管工作信息平台与颁发证书认证工作平台)”和“两个机制(质量评估机制与执法和处罚机制)”的建设,将中外合作办学纳入更为制度化的管理系统之中。2009年,教育部发布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的评估方案,随后即根据具体的评价指标组织实施了对各类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评估。持续的监管与认证工作的开展,对于保证中外合作办学的规范性和质量提高而言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但与此同时,还必须注意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在课程建设、教学内容等方面应强调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应强调对隐藏其中的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甄别,形成有利于学生基于中国文化塑造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机制与途径。
当然,要从根本上抵制在中外合作办学中无法避免的欧美发达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的渗透,就必须要在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过程中,尤其是中外合作教育机构办学与项目实施过程中,积极探索加强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塑造力与影响力的途径与方式,在将高校打造为普及传统文化的“教化”之场所的同时,形成辐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人才培养的机制,从而确立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文化精神在塑造中国人思想观念中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国高等教育活动中抵制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的渗透,就有必要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实施过程中,把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彻到其课程教学之中。
后殖民地 篇2
进入二十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哲学诗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即思想不再偏重于哲学领域，而是广泛地吐纳政治学思想、历史学思想、文化学思想、社会学思想，使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困境的解答多了一种尺度或一种参照。因为在理性、知识、主体、真理、意义、话语问题中，又迭加了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的文化权力，于是“后殖民主义”问题必然为哲性诗学所关注。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 theory)是一种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它与后现代理论相呼应，在后现代主义消解中心、消解权威、倡导多元文化研究的潮流中，开始崭露头角，并以其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政治批评性纠正了本世纪上半叶的纯文本形式研究的偏颇，而具有更广阔的文化视域和研究策略。
一 后殖民文化霸权问题
后殖民主义诸种理论，旨在考察昔日欧洲帝国殖民地的文化(包括文学、政治、历史等)以及这些地区与世界其他各地的关系。也就是说，这种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实质，探讨“后”殖民时期东西方之间由对抗到对话的新型关系。
后殖民主义理论受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理论影响很大。同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和《地球上的不幸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对后殖民理论的兴起有重要的.开创作用。当然，福科(Michel Foucault)的话语理论则成为后殖民主义思潮中的核心话题。
后殖民主义兴起的时间，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就已萌发，而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始出现的一种新的意识和新的声音。其理论自觉和成熟是以赛义德的《东方主义》(1978年)出版为标志。在赛义德之后，最主要的理论家有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Spivak)、霍米?巴巴(Homi K.Bhabha)等。斯皮瓦克将女权主义理论、阿尔都塞理论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整合在自己的后殖民理论中，从而成为一个极有影响的批评家。而霍米?巴巴则张扬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注重符号学与文化学层面的后殖民批评，并将自己的研究从非洲文学转到印度次大陆上来。
其后，英格兰希雷德福大学博士汤林森(John TomLinson)以其《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1985)，开始了对后殖民的媒体帝国主义、民族国家话语、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现代
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转向 篇3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再思考》一文中明确表示：“东方主义首先是指欧洲和亚洲之间不断变化的历史和文化关系，一段具有四千年历史的关系；其次是指发端于西方19世纪早期，人们据以专门研究各种东方文化和传统的学科；最后是指有关世界上被称为东方的这个目前重要而具有政治紧迫性的地区的意识形态上的假定、形象和幻想。”由此可见，萨义德对于东方主义的定义是殖民者对于东方的研究，而不涉及东方本身，东方不是欧洲的对话者，而是其沉默的他者。
霍米·巴巴在《后殖民与后现代》中提出，后殖民批评旨在揭露以下三种“社会病理”：一是，在争夺现代政治权威和社会权威的斗争中，文化表象之间不平等和不均衡力量对比关系；二是，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如何为不同的国家、种族和民族设定一个霸权主义规范的；三是，揭露现代性的“理性化”过程是如何掩盖和压抑其内在矛盾和冲突的。在他看来，在后殖民和后现代的语境中，真正的学者必须质疑的是自己的文化身份、自己的阶级民族立场，甚至性别为何？自己究竟是以怎样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言说方式来展示自己的声音？任何抹平差异的做法，隐藏了一种话语暴力、意义误读和更大的文化危机，只有承认这种危机和矛盾，才能促使双方达到真诚的理解和对话的可能。在他的著作中多次强调，被压制的、非主流的"弱势文化"完全可以对占主导地位的殖民文化进行改写，这种改写不仅是话语权利和文化策略方面的，也可以是政治、经济、文化和价值批判方面的，这种改写也许是第三世界文化获得自己合法性，使自己的边缘生活方式、话语方式不至于过分恶化的重要前提。他的关注点聚焦于文化定位，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进行改写时要注意它所具有的边界，一切忽视文化差异的结果，一切抹平少数话语立场的做法，其最终结果都可能是复制老牌的帝国主义的政治、文化使得全球性的文化丧失差异变成一块模块。
斯皮瓦克在《属下能说话吗？》中用大段篇幅论述"属下"即殖民地人民，女性没有话语权。在属下阶级主体被抹去的行动践线内，性别差异的踪迹被加倍抹去，问题不在于女性对叛乱的参与，或性别劳动分工的基本规则，这二者都有据可查。相反，既作为殖民主义历史编撰的客体，同时又是叛乱主体，性别意识形态构建一直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在殖民生产的语境中，如果属下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作为女性的属下就被更深地掩盖了。
不同于这三人的后殖民理论，《逆写帝国》论述的是殖民主义阴影下的殖民地文学。欧洲帝国主义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层面长期维持文化统治，不过与此相伴的是殖民地本土文化的抵抗，后殖民文学正是这种帝国文化和本土文化斗争的结果，作为结果，后殖民理论是用来描绘这个现象的，当被殖民者开始反省和表达由帝国语言与本土经验竞争而有力的混合所带来的紧张时，后殖民理论就形成了。其中"后殖民"术语意指"从殖民时刻直至今日，所有受帝国进程影响的文化"。
《逆写帝国》一书，首先在绪论中探讨了什么是后殖民文学，后殖民文学与英语文学研究的差别，后殖民文学的发展，霸权，语言，地方与移置，后殖民性与理论等问题。后殖民文学不断发展脱胎于殖民经历，通过突出与帝国强权的紧张关系，强调自身鲜明的地方特色、表现自我与帝国中心假想的不同。英语文学研究在作者看来是一种具有高度政治性和文化性的现象，一种使语言和文学为深刻而又含蓄的民族主义服务的实践，核心构成中供奉着一种“特权范式”，否定“外围的”“边缘的”和“非经典的”价值观的典范。而后殖民文学的各个阶段，与民族意识或区域意识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主要与帝国中心相区别的进程都是相互呼应的。早期的后殖民文本的特点是主题内的颠覆性潜质并没有被充分认识。后期的文本虽然强有力地抗拒着任何企图摧毁它的力量，然而英国英语文学传统在以及被附加的价值观，其经典性和不可置疑的地位，依然在文化、教育和文学意识形态架构中保持强势。帝国压迫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对语言的控制，作者为了集中关注英语在后殖民社会的复杂用法，并揭示它们各自的差异。将帝国传承下来的“标准”英国英语（English）和后殖民国家的地方英语（english）区别开来。作者明确指出：“实践中的英国英语和地方英语的区别，存在于权力“中心”与被指定为“边缘”的大量交叉用法之间。”其中，对于地方与移置的关注也是后殖民文学的主要特征。地方经验与表述这种经验的语言之间的差距，构成了后殖民文本经典而普遍的特征。即由于地方经验是用英语或殖民国家的语言来表述，因此造成了疏离感。因此为了描述后殖民经验英国英语需要拓展出一种“挪用” 用法，这种语言挪用的特色在于质疑和颠覆了帝国主义文化形式的能力。
在第一章中探讨后殖民写作叙事模式的发展涉及到后殖民文本挪用和呈现语言文化素材的方式。作者将后殖民文学的批评模式归纳为四种：一是，民族和地区性模式，民族文学及其文学批评的发展是后殖民研究进程的基础；二是，两个或更多地区之间的比较模式，这种模式必须打破以英国为参照标准的模式，为思考殖民地共有的文学和文化模式提供空间，依靠民族主义传统的力量；三是，基于种族的模式，尤指黑人写作模式，这种类别的写作基于种族观是经济和政治歧视的主要特征的理念；四是，更为广泛的比较模式，主张杂糅性和交融性是所有后殖民文学的构成元素。
作者认为前殖民地区"逆写帝国"的方式，一是重置语言，二是重置文本。在第二章中，作者以具体文本为例分析后殖民写作的语言重置策略。挪用和重构帝国中心语言是后殖民写作中最常见的策略，是一个获得并重新塑造语言新用途的过程。而弃用是对帝国文化类别的拒绝，包括其美学、规范性和“正确”用法的虚拟标准，以及它对渗透在文字中的传统和固定含义的假设。后殖民社会的语言以地方英语为主，被称为地方英语的世界是一个“相互交集”的连贯题，在这个连贯体里，不同群体的说话习惯彼此干涉，重构语言。后殖民写作凭借语言变型有助于在占有语言的同时，又不被它改变或覆灭。这可以被视为对“英国英语文本”的隐喻性文化侵入。典故、注解、未被翻译的词语、交汇语言、句法融合、语符转换和俗语音译都作为后殖民写作的手段被运用，证明了英国英语文化与被殖民地文化之间的间隙。这种间隙在跨文化文本中的保持，对于发挥其种族功能具有深刻的重要意义。对于间隙的探索并接受间隙，这对于后殖民作家的挪用策略至关重要。
在第三章中作者分析了文本重置在后殖民写作中的作用及意义。通过对写作权力的挪用，后殖民话语抓住了强加于己的边缘性，使杂糅性和融合性成为定义文学和文化的依据，并提出交叉"边界"的合体是经验的真正实体。对后殖民文本进行症候式阅读，可以描述后殖民写作的三大重要特征：后殖民声音在帝国中心的失声和边缘化；对文本内部帝国中心的废弃；以及对中心语言和文化的积极挪用。作者通过分析路易斯·尼柯西的《配种鸟》得出国家对交流手段的掌控是钳制个体声音的办法，小说置身于反抗和摒弃的话语之中，提供了通过静默进入南非殖民意识的例子。通过对奈保尔的《模仿者》的分析得出由于否认后殖民经验的自身价值又阻止后殖民文本书写那种特定类型的经验，后殖民作家陷入了模拟和仿效的世界，因为他被迫去写那些与后殖民重要经验有隔离感的素材。而米歇尔·安东尼的《桑德拉大街》表明依据中心授权的真实性来对经验进行分类，这一过程以牺牲那些被贬到帝国边缘的经验为代价。为了实现对阐释和交流手段的掠夺和掌控，许多后殖民文本通过“重写”经典故事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使用对抗性论述的策略，重新进入西方认知论的最原始基本点，把帝国话语强加于世界其它地方的行为合理化的理念和过程结构了。
语言和文本的挪用，导致理论的论述。因此，在第四章作者探讨了后殖民地区的本土理论构建。每个地区都具有各自独特的特点，因此所采用的理论都有所差异。然而它们在抵抗殖民时，首先都要寻找自己的文化。印度本土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其本土理论早在殖民入侵前就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后殖民理论家们所困惑的是如何将本土美学传统运用到现代批评上。非洲地区塞萨尔及森各等人建立的"黑人性"概念，强调非洲的文学、文化传统的特性成为黑人文学的基础。美国、澳大利亚等欧洲白人侨居地区在本土理论建构上还必须处理殖民地的本土居民和外来殖民者的关系。然而，后殖民经验在与当代理论进行结合时，出现断裂和不符合的现象。作者认为非洲文化的引进直接启发了欧洲现代主义，这种启发不仅仅是提供了材料和灵感，而是打破了欧洲中心的艺术的普遍性，使得欧洲艺术家开始质疑欧洲艺术原则。
后殖民理论与翻译策略研究 篇4
后殖民主义 (post-colonialism) 是20世纪80年代末在西方文学界和文学理论界异军突起, 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最新理论思潮之一。后殖民理论作为一种激进的理论批评话语, 首次将西方对殖民地进行文化殖民的事实及后果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 将研究中心从文本形式转移到文化政治之上, 显示了西方当代理论批评在“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一种新的动向。后殖民主义理论侧重分析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 第三世界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和政治干预, 以及关于种族、文化或历史的“他者”的表述, 揭露西方“形而上学”话语的局限性, 旨在考察殖民主义和西方文化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 以及这种影响如何被表述。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则是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审视不同历史条件下翻译实践的过程, 认为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权利差异, 关注隐藏在译本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斗争和权力运作, 旨在通过描述存在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种族和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平等和不对称的关系来深化对翻译实践的认识。
二、后殖民理论及其发展
学界一般认为后殖民理论 (Postcolonial Theory) 发萌于19世纪后半叶, 在印度独立之后逐渐演变成一种崭新的意识, 然后糅合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法侬 (Frantz Fanon) 的反殖民主义写作理论, 最后发展为声势浩大的文化批评话语。其理论的成熟以萨义德 (Edward W.Said) 的《东方主义》出版为标志, 主要代表人物有萨义德、斯皮瓦克 (Gayatri C.Spivak) 和霍米·巴巴 (Homi Bhabha) 等。事实上, 后殖民主义与殖民主义都属于作为强势群体的西方对所谓弱势群体的东方的一种操控。而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将着眼点放在对现行西方文明的主流话语进行改写的目标上。该主义的多种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 以及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新问题。研究者们多采用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 一方面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采用文化霸权, 探讨“后”殖民时期东西方之间由对抗到对话的新型关系, 另一方面从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政治批判性入手, 纠正了20世纪中叶的纯文本形式研究的偏颇, 从而拓展了其文化视角及研究策略的空间。
在道格拉斯·罗比森的《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的解释》 (Translation and Empire: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一书中对后殖民理论作了系统的归类, 他认为后殖民研究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欧洲殖民统治结束之后, 在20世纪下半叶殖民地怎样适应、抵制和超越殖民主义的文化残余;二是研究欧洲殖民统治开始之后, 从16世纪起到现在, 殖民地怎样适应、抵抗和超越殖民主义文化;三是研究20世纪末期所有的国家、社会和民族之间的文化权力关系, 主要指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反应、冲突和抵抗。因此, 后殖民研究包含殖民主义结束以后的文化状态、殖民主义开始以后的文化状态, 也包含当代的政治和文化的权利关系。由于后殖民理论本身的复杂性, 我们应以更广阔的视野, 对后殖民理论源流多角度、多层面地进行考察。
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向人文社会科学的不断渗透, 许多学者通过后殖民视角进行翻译研究, 在将翻译置于社会文化、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外部历史环境中的同时, 还将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文化霸权主义、语言殖民与文化殖民、第三世界的文化抵抗等对翻译的影响纳入翻译研究, 深刻揭示了难为人们所洞察的翻译与帝国、翻译与意识形态、翻译与权力、翻译与文化霸权、翻译与文化身份之间的历史共谋关系。
三、后殖民主义翻译及策略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 是建立在解构主义、阐释学、多元系统论、描写主义、目的论和新历史主义基础上的翻译研究的新视角。该理论“从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审视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 关注隐藏在译文背后的两种文化间的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 认为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力差异, 不同文化间从未有过真正平等的对话”。由于后殖民语境下存在着政治经济的不平等, 便产生了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力差异, 翻译难以实现人们预期的平等对话和信息转换。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正是以这种权力差异为基础, 来研究权力差异语境下不同价值取向的译者在自觉不自觉间所采用的翻译策略。
多个世纪以来, 翻译活动几乎是单向的, 这种不平等的文化交流本质上是文化霸权、文化殖民的表现。而要打破这一局面, 建立起平等、互利的文化交流, 翻译运作在自身领域应采取如下对策。
1. 重解原作与译作, 拟定新的翻译标准和策略
传统翻译观认为译作必须完全忠实于原作, 原作应优于译作。而翻译中原作的许多风格、特色不可避免地会失去, 无法完全传达原作的神韵。旧有的原作和译作的关系是欧洲中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体现, 是殖民者对外扩张的需要。到了后殖民时代, 原作的重要性遭到了后殖民理论家的质疑。
重新阐释原作和译作的关系必然带来翻译标准的革新。原作地位的下降使得几个世纪以来翻译中一统天下的“忠实”标准遭到瓦解。译者不再以原作束缚自己, 翻译不再是“带着镣铐跳舞”。而是以本民族的利益为需要, 译出有利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作品。在后殖民语境下, 新的翻译标准应表述为: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西方模式和受其文化殖民的局面。翻译的标准和翻译目的重合。凡能达到这一目的或符合这一标准的翻译策略皆可采纳。如增删、改写、加注、加评等方式, 这些都“非翻译之正法”, 但其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非“正统的”翻译所能替代。
2. 译介第三世界民族文学以及西方作品
长期以来, 翻译实行的是欧美语言译成第三世界民族语言这一单向操作, 在西方看来, 只有依靠西方先进文明的输入, 第三世界各民族文化才能得以发展。所以在殖民时期, 几乎就没有第三世界民族语言被译为欧美语言的先例。在后殖民时代, 情况有了一些改观, 但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 译入和译出的作品数量仍相差悬殊。为了打破这种不平衡, 抵制西方的文化控制, 第三世界国家应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大量翻译出来。在后殖民语境下, 第三世界译者应让自己的作品以新的标准、新的策略进入西方世界, 让西方世界了解真正的东方。从而消解西方世界的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 建立起文化多元主义, 翻译文学在此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在西方世界推行文化殖民的历史语境下, 第三世界仍要译介其作品, 主动汲取其文化的精髓, 为我所用。翻译文学通过译介西方作品, 让第三世界国家了解西方文明的丰硕成果, 了解其怎样发展、成熟, 这有助于双方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进行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其次, 通过对“后殖民”文本的译介, 可以了解西方世界对东方的误解、偏见, 了解西方对东方的文化殖民、文化渗透, 从而对症下药, 消除误会, 抵制文化霸权。
四、结语
后殖民翻译理论仅仅是后殖民理论的一部分, 其揭示了翻译过程中社会、民族之间的文化权利关系导致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攻击。强势与弱势权利间的话语斗争、文化霸权、文化身份、东西方文化认同的问题阐述可以为我们对其研究领域和策略提供借鉴。对于后殖民翻译理论我们不能采取极端的方式, 要取其精华, 同时不断探索, 立足本国, 为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摘要：本文概述了后殖民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发展过程, 以及在后殖民主义背景下的翻译研究, 讨论了在西方世界向第三世界国家推行文化霸权的历史语境下, 翻译担负着怎样的历史使命, 应采取何种对策。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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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下翻译的译者主体性论文 篇5
选择什么样的文本去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译者对原作重要性的认识和态度所决定的［１７］，体现了译者强烈的主题意识．布莱恩弗里尔深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盖尔文化已植根于他的内心深处，以及对爱尔兰语言和文化现状切肤的人文关怀都使他所写、所译的内容大多取材于爱尔兰家乡发生的事情或在爱尔兰历史和文化上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反映爱尔兰人在国家分裂（南、北爱尔兰）阴影下，所遭遇的文化及民族认同问题等［２０］，写作的过程往往伴随着翻译的过程，或者说写作本身就是一种翻译，一种置换，即将爱尔兰家乡的语言、文化、历史状况翻译成西方宗主国语言的过程．如此以来，写出来的作品也就是翻译的文本．《翻译》是一部后殖民戏剧，究其实质是用宗主国语言英语翻译而成的后殖民译本．其原作就是虚拟的爱尔兰语言文本．在《翻译》的写作（翻译）过程中，布莱恩选取最具有代表性，最能激起爱尔兰人民爱国热情的发生在爱尔兰鲍利比格镇的两件大事．一是英国政府建立国立学校替代树篱学校意味着古老的爱尔兰语言和文化传统的消亡；二是英国政府在爱尔兰执行的土地勘测法令，殖民地图的制作及划分，地方的重新命名则意味着爱尔兰领土的丧失，被英国的侵占［１８］．领土、语言的沦丧则意味着爱尔兰身份的迷失，爱尔兰根的消亡．通过选取这两个典型事件，布莱恩在《翻译》中让爱尔兰村民述说着盖尔语发生的凄惨故事，让其民众对自己语言、领土的流失感到痛心疾首，从而激发他们对本国语言文化的热爱与保护，对本民族文化主体身份的探寻．同时，在许多曾经有着类似殖民经历的人民心中也产生了强烈的回响与共鸣．正是认识到发生在爱尔兰家乡这两件重大历史事件的严重后果及对爱尔兰人民的深刻影响，布莱恩弗里尔才会将其作为创作（翻译）的素材，可见作者（译者）在翻译选材方面的独具匠心，体现出了译者的主体性．
2翻译策略
勒弗菲尔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活动，在特定的社会里，可以建构、操纵话语或建构所需要的文化［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虽受权利、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外部因素的制约，但译者在面对两种权力关系不对等的文化时，在翻译过程中是选择屈服于上述各种潜在的或现实的压力、成为强势文化的“仆人”还是采取“抵抗”的立场［１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强势文化进行抵制与反击”［２１］，以塑造自我文化形象，进行权力话语干预，并由此改变权力不平等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译者自主决定的，体现的是译者的主体意志．同时，这也是后殖民翻译理论衡量译者主体性价值的关键指标［１７］．布莱恩弗里尔在《翻译》的创作（翻译）过程中，采用了适度的杂合翻译策略，移植了爱尔兰盖尔语的词汇和句法结构，如爱尔兰方言词汇“ｂａｃｋｗａｙｓ”，爱尔兰人名、地名“Ｏｗｅｎ，Ｈｕｇｈ，ＢａｉｌｅＢｅａｇ和ＣｅａｎｎＢａｌｏｒ”以及爱尔兰“ｐｕｔｘｏｎｙ”句法结构，例“Ｈｏｗｄｏｙｏｕｐｕｔａｔａｉｌｏｎｉｔ？”等；杂糅了与爱尔兰有着更亲文化渊源关系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词汇，如ｅｎｄｏｇａｍｅｉｎ（部落内通婚），ｅｘ玻铮纾幔恚澹椋睿ㄒ熳逋ɑ椋，ｂａｐｔｉｚｅｉｎ（洗礼），ｓｏｂｒｉｕｓ（清醒），ｃａｅｒｉｍｏｎｉａ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ｓ（命名仪式），Ｏｐｕｓｈｏｎｅｓｔｕｍ（光荣的任务），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远征，探险队）等；同时，他还融入了爱尔兰文化，嵌入了隐含爱尔兰历史、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词汇，如“ＴｏｂａｉｒＶｒｅｅ”在盖尔语中指“十字路口”，该词隐含着一个民间传说．“Ｔｏｂａｉｒ”是一口井，“Ｖｒｅｅ”是盖尔语“Ｂｒｉａｎ”的误用．“Ｂｒｉａｎ”源于“ＴｏｂａｉｒＢｈｒｉａｉｎ”．因为１５０年前，这里曾是一口古井，并不是十字路口，而是距十字路口很近．一位名叫“Ｂｒｉａｎ”的老者，因为脸部长了肿瘤而破相，听说井里的水是神佑的，于是他接连７个月，每天都用井里的水洗脸，但肿瘤并没有消失．一天早晨，人们发现Ｂｒｉａｎ淹死在井里．自此，这个十字路口就被命名为ＴｏｂａｉｒＶｒｅｅ?尽管那口井已干枯了很久［２２］．在剧中，“Ｔｏ玻猓幔椋颍郑颍澹濉北居币牖蛞粢胛一个与其对应的英语词汇，但是，布莱恩弗里尔有意原封不动地将其载入地名薄，因为他意识到了隐含在爱尔兰语地名中的传统故事可以通过口头方式代代相传，同时也彰显了爱尔兰语地名所承载的不同文化传统［１８］．通过刻意使用带有爱尔兰民族印记的语言、文化，布莱恩弗里尔构建了一个具有抵制作用的杂合文本，凸显了语言文化的差异性，以此彰显出后殖民翻译抵抗、颠覆和消解英美语言、文化霸权和中心的功能，解构了权威，使边缘步入中心，进行平等对话，重塑了爱尔兰人民独特的语言和文化身份，最大程度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
3结论
《黑暗之心》的后殖民主义解析 篇6
关键词：康拉德；后殖民；东方主义；属下
作者简介：易小暄（1993-），女，汉族，湖南省岳阳市人，硕士，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02
一、康拉德后殖民主题的社会根源
帝国主义对海外殖民地的扩张和掠夺深深地影响了康拉德的创作。他的小说都直接或间接反映了这一历史背景。康拉德创作的鼎盛时期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恰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主要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等，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加快了对亚、非、拉等地的瓜分，加大了对殖民地奴役和掠夺的力度。非洲本是世界上的第二大洲，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从十五世纪开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殖民主义者相继入侵非洲。到1870年，西方殖民国家大约占据非洲全部面积的百分之十，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已进入了帝国主义的英法等国开始了抢夺非洲殖民地的狂潮。到二十世纪初，非洲除了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外，几乎都被帝国主义瓜分殆尽了。康拉德在作品中也暗示了这一点，如《黑暗之心》中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停滞不前，种族主义和民族压迫严重的现象。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殖民体系的逐渐瓦解，康拉德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信念也在悄然地发生着改变，康拉德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疑虑，于1890年刚果之行后加深了。在亲眼目睹了殖民主义对非洲惨无人道的剥削之后，康拉德在心中对粉饰得天花乱坠的西方殖民话语打了大大的一个问号。
二、后殖民主义分析
本文从后殖民角度，运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斯皮瓦克的属下理论对《黑暗之心》进行分析。
（一）东方主义与《黑暗之心》
“东方主义”或译为“东方学”，原是研究东方各国的历史、文学、文化等学科的总称。萨义德认为它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东方主义本质性的含义是西方人文化上对东方人控制的一种方式。在小说中，作者刻意将非洲荒蛮与丑陋的形象与西方文明与现代的形象进行对比，虽然也表达出对殖民主义残暴行为的唾弃，但始终展现出西方人以一种偏执的思维方式看待东方文明的不争事实。
文章伊始，马洛受聘时去见医生的场景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马洛的回忆中，医生对他进行了一些另类的检查，如量并仔细记录马洛脑袋的尺寸并暗示去了非洲西方人脑袋内部会发生变化，并且询问马洛的精神状况想得出从非洲回来后人们的精神状态的变化情况。这些另类的检查即认为西方人去第三世界国家会产生一系列变化，热带神经衰弱的现象，认为非洲的落后贫穷使他们自身的高度文明与殖民使命而承受较大的精神负担。实际上，这些都是只是西方人对于东方的臆想，实际情况是就算是西方人去东方发生一系列变化也只是由于对环境的不适应或不健康的心理状况引起的。
此外文中的几处鲜明对比更凸显出殖民者眼中东方的应有之样，小说中非洲人的原始野蛮生活与西方文明生活的对比；非洲与西方自然环境的对比；非洲黑人与西方白人的对比。举例说明一下第三种对比，小说中，马洛在去非洲公司贸易站途中遇到的黑人奴隶与贸易站中光鲜亮丽的会计主管显示出鲜明的对比。沿路中的黑人衣不遮体，瘦骨嶙峋，脖子上套着铁项圈，马洛对他们的形容如黑色的人形、野蛮人、生番、流里流气等。相反，对会计的描绘却是出人意料的高雅精致、洁白、一尘不染等。除此之外，文中非洲女人与库尔兹英国未婚妻的有这鲜明的对比。作者对非洲女人的描写充满轻蔑，野性、浓妆艳抹、野蛮人、凶猛狂暴等，对其未婚妻的描述则是成熟、忠诚等褒义词。以上两种强烈的对比显示出作者对与东方文明的藐视。
（二）“属下”理论与《黑暗之心》
在20世纪初，葛兰西在他的《狱中札记》中提到“属下”一词。用来指欧洲社会的从属或边缘化的社会群体，主要指农民或无产阶级。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印度裔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古哈为代表的印度属下研究小组把“属下”的概念应用在南亚，尤其是印度的语境中，用来指“南亚社会中存在的从属群体的一般性特征，包括阶级、种族、年龄、性别、职务和任何其他领域中存在的受压制群体。”。本文将着重探讨的是《黑暗之心》中后殖民理论下的“种族属下”。
在《黑暗之心》中属下的范围限定于非洲土著居民。从文章中不难看出，凡事有关非洲的描写都是野蛮的、破败的，非洲土著都是蛮夷，称他们为“黑色的人形”，甚至都没有名字。文中的土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住在森林深处的黑人，另一类是为“文明人”服务的黑人。尽管他们两类有不同点，但是在马洛的眼中他们难以逃出黑人属下这个范畴。在马洛的描述中为“文明人”服务的黑人明显是作为比生活在森林中黑人更高一级别的存在，他们为殖民者服务，收取少量的铜线作为工钱，又不被提供食物，相反还受到殖民者的不屑。文中马洛一行人称呼他们为“食人族”可实际上这只是殖民者对他们的称呼而已，他们并不吃人肉。“当然。他们是带过一些臭掉了的河马肉”。另外马洛补充道“他们从未当着我们的面吃过”。马洛的话语可以理解为：他们可能在我们看不见的情况下吃，尽管他们不吃人肉，但是他们吃散发着恶臭的令白人们恶心的河马肉。这些黑人作为殖民者的雇佣者，也是船上的一员，但是作为属下，他们又尽可能去服从殖民者的命令。
在文中很明显的一点是黑人几乎是沉默的，他们甚少说话。他们仅有的几次说话也被描述成如动物般嚎叫而不是人类的语言。通读全文，文中仅有两处黑人的讲话。第一次是在航行去见库尔兹的路上，这也是第一次马洛表现出对黑人的同情。遇到野人的袭击，对比出了白人与黑人不同的应对态度“只剩下我们一个个僵在那里，姿势千奇百怪，愚蠢得要命，同时还在顽固地倾听那恐怖而过分的寂静。”而黑人的反应则是：“黑人们的表情则是警惕的，显示不出自然地感兴趣”。文中第二次黑人的发声则是传达库尔兹的死讯。康拉德用黑人来的口中来说出库尔兹的死讯意义重大，似乎只有这个被殖民者折磨到受尽磨难的种族才有资格宣告这一消息。
尽管文中有显露出对黑人种族的一丝同情，这是康拉德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抨击，但是他们的还是被描述成落后的野蛮的，没有权力发声的野蛮人、食人族，遭受非人般的待遇。
三、结论
作为西方文学的经典之作，读者们对《黑暗之心》的感受褒贬不一。本文通过后殖民主义理论-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斯皮瓦克的属下理论对这篇小说进行分析。首先对文章大致内容、写作背景进行了介绍，接着论述文中所用的理论来源及简介，然后具体分析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斯皮瓦克的属下理论，揭露了殖民者否定了西方对与东方落后、野蛮的臆想，阐述了黑人在殖民者残暴统治下不能发声的不争事实。虽然文中鲜有几处流露出主人公马洛对殖民地人民的同情，体现出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抨击和否定，但这一主题似乎又难以概括康拉德全部的思想，康拉德在字里行间又维护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在当时代的大背景下，康拉德还是无法跳出殖民者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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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 篇7
20世纪中叶以来, 建立在语言学——普通语言学或结构主义语言学基础上的翻译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产生了许多积极的理论成果, 在翻译研究领域逐步形成了独具范式的语言学派。90年代初Bassnett和Lefevere等学者把翻译研究的范围扩展到了文化领域, 他们认为:“翻译的单位不再是词语或句子, 甚至不是语篇, 而是文化。” (Susan、Lefevere, 1990:8) 因此, “文化转向”和“文化派”开始进入翻译研究领域。当代翻译研究范式的“文化转向”要求把社会文化、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等翻译的外部历史环境因素纳入研究范围, 而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把理论的触角伸向西方以外的世界, 以其鲜明的政治批判色彩契合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范式, 给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郭澜、郭韵, 2006) 。采用后殖民理论的视角, 将翻译活动置于更广阔的政治文化视野内进行审视, 注重探讨隐藏于翻译文本下的权力关系和历史语境, 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为翻译学的发展提供了另一个方向。
2. 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概述
后殖民理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 90年代中后期趋于成熟。“它以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和法农 (Frantz Fanon) 的民族文化理论作为理论基础, 又受到福柯 (Michel Foucault) 的权力话语理论的深刻影响” (吴琳, 2008) , 其理论成熟的标志是1978年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的出版。
在《东方学》中, 萨义德讨论的并不是对东方本身的研究, 而是研究一种存在于西方人脑中、作为一种观念的“东方主义” (孙会军, 2005:29) 。一方面, 东方在他们眼中是一个神秘、具有浓郁异国风情、令人向往的国度, 另一方面, 东方文化在他们眼中又是愚昧、落后、缺少文明教化的代名词。对于欧洲殖民者主义者来说, 前者引起了他们对东方的占有欲, 后者又给他们带来了文化优越感。这样构建起来的东西方文化概念, 背后隐藏着的是东西方之间文化地位的差异, 以及文化间的权利斗争, 而这正是后殖民主义所关注的问题。
对于后殖民主义这一学术术语, 道格拉斯·罗比森在《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的解释》 (Translation and Empire: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一书中作了系统的归类, 他认为后殖民研究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欧洲殖民统治结束之后, 在20世纪下半叶殖民地怎样适应、抵制和超越殖民主义的文化残余;二是研究欧洲殖民统治开始之后, 从16世纪起到现在殖民地怎样适应、抵抗和超越殖民主义文化;三是研究20世纪末期所有的国家、社会和民族之间的文化权力关系, 主要指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反应、冲突和抵抗。因此, 后殖民研究包含殖民主义结束以后的文化状态、殖民主义开始之后的文化状态, 也包含当代的政治和文化的权利关系。” (Douglas, 1997:13—14)
后殖民理论与后现代理论相呼应, 以其对文化、政治的批评性和对意识形态的解析来考察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统治对其旧有殖民地文化、政治上的影响, 以及这些殖民地又是如何应对这些影响的。
3. 翻译研究中的后殖民问题
3.1 后殖民翻译研究。
随着翻译研究从最初的语言学转向, 之后的语用功能转向, 到如今的文化转向, 许多学者开始把注意力置于后殖民视角, 把翻译放在社会文化、政治权利、意识形态等外部环境中进行研究, 同时也把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文化霸权、文化殖民、第三世界的反文化殖民主义抵抗运动等宏观的影响纳入研究范畴, 由此“深刻揭示了难为人们所洞察的翻译与帝国、翻译与意识形态、翻译与权利、翻译与文化霸权、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历史共谋关系” (郭澜、郭韵, 2006) 。
后殖民翻译研究以其独特的视角探讨了翻译活动中的权利关系和历史语境,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翻译就是帝国的殖民工具。世界各名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差异性正是翻译存在的基础。传统的翻译研究认为翻译是一个纯粹客观的过程, 它不涉及价值判断, 只是一种以语言转换为手段、平等互惠的文化交流活动。其实翻译作为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在观念上已经“从独白走向对话”, 翻译过程也变成了“一种对话参与” (吕俊, 2000) 。“人们日益感到翻译不应局限于纯粹的语言转换而忽视其跨文化维度……翻译的功能相当于文化过滤器, 通过隐瞒和挪用的手段, 阻隔或进行更为直截了当的跨文化交流” (孙艺风, 2008) 。
如上所述, 后殖民主义视角使翻译研究由传统的技术层面走向了与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结合, 对翻译的外部宏观因素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描述存在于不同民族、种族和语言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关注隐藏在译文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权力运作。它强调翻译的文化和政治功能, 关注译本生成的外部制约条件以及译本生成后对自身文化的保护。由于权力的差异, 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存在不平等的对话, 而后殖民语境影响翻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利差异。来自弱势文化一方的文本在翻译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被删减、修改的情况, 这样就比较符合强势文化的审美心理, 而强势文化被翻译到弱势文化中去时, 这种情况就较少出现, 更多是保留了其自身的特色, 以显示其标新立异。处于强势文化候中的译者在翻译弱势文化文本时, 由于自身的优越感和东方主义的影响, 会采取殖民式的翻译策略, 并且有目的地对弱势文化文本进行筛选, 这样一来, 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就不可能是平等对话的关系。由此, 就出现了“归化”和“异化”之争, 以及“他者”的概念。
3.2 归化、异化, 以及他者。
在翻译实践中, 归化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 相反, 异化以源于文化为归宿。归化的翻译方法主张译文应该尽量适应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和读者的阅读习惯, 扫除异族语言文化的障碍, 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异化的翻译方法实际上就是韦努蒂提出的“抗式翻译” (龚雪竹, 2008) , 即不流畅或疏远的翻译风格, 使译者在翻译上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制约, 保留源语的文化特色和表达习惯, 更好地凸显源语的特点。韦努蒂认为归化主导了英美的翻译文化。正如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对殖民地与前殖民地之间权利关系差异所照成的文化效果非常警觉一样, 韦努蒂对归化现象感到痛心, 因为这种策略“根据种族中心主义思想, 迫使外语文本符合英美目的语文化的价值观” (Venuti, 1995:20) 。这就要求翻译必须以透明、流畅和隐形的方式进行, 把译文的“异质”或“他者”成分减到最少。归化策略精心选择有利于采取这种策略翻译的文本, 从而更进一步掩盖了对本土化文学经典的遵从。另一方面, 异化要求选择一个外语文本, 并采用目的语文化价值观所排斥的翻译方法。施莱尔马赫将其描述为这样一种策略:“尽量让作者安居不动, 使读者靠近作者” (Schleiermacher, 1813/1992:41—42) 。韦努蒂将异化方法视为“一种对目的语文化价值观种族偏离性的压力, 显示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特异性质, 把读者推到国外” (Venuti, 1995:20) 。
“异质”或者“他者”对应的英文是“otherness”, 代表差异或者不同。在萨义德的《东方学》中, “他者”是西方的东方主义者们制造的一个词语, 用来专指有别于欧洲中心主义的东方文化。现在在翻译领域, 一切不同于目的语的表达方式、不符合目的语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与本土文化不相符的东西都属于他者的范畴 (王军平、史光孝、张德霞, 2010) 。所以, 后殖民理论下的他者, 从一开始就是文化地位和话语权力不平等的产物。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 直译和意译、归化和异化的问题, 实际上都源自于如何对待这个“他者”的问题。在后殖民理论下, 各种文化从来都不是平等的关系, 翻译从来都不是一个公平的文化竞技场, 它是西方殖民意识的输出渠道, 是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推行殖民政策的工具。
3.3 去殖民化
翻译的最原始初衷, 是引入他者, 表现不同的文化, 通过本土文化和他者文化的对比, 来丰富本土文化, 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引入的他者文化又往往充满了殖民主义的成分, 过度引入可能会颠覆本身的主流文化。在这样一个矛盾的翻译过程中, 主张保持本土文化的学者就主张用异化的策略来“去殖民化”, 所谓“去殖民化”, 是指的是解除殖民化的有害影响, 从被殖民走向独立, 摆脱宗主国在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殖民统治的过程 (王军平、史光孝、张德霞, 2010) 。然而一味使用异化翻译会使得译文生硬难懂, 不但没有传达原文的意思, 而且让读者失去了阅读兴趣, 从而丧失翻译的初衷。
4. 后殖民环境下的翻译何去何从
20世纪中叶以来, 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 殖民地人民在获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之后, 更有了解除、摆脱宗主国的精神控制的要求, 而精神的自由往往比制度的变革艰难得多。这一过程中, 异化翻译策略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借助翻译策略的文化社会功能来颠覆殖民主义意识形态, 不是归化异化非此即彼那么简单。任何翻译, 无论表现为语言形式的归化异化, 还是体现为价值取向的归化异化, 都不可避免地会向目标语输入一种他者文化, 都是一种文化侵略, 因此都会对目标语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 只不过异质成分的输人量不同、针对的目标文化不同, 所形成的颠覆力有所不同而已 (王东风, 2003) 。
翻译的美好初衷是积极吸收他者文化, 既可以给目的语带来新颖的语言表达方式, 填补其表达的空缺, 又可以通过引入他者文化, 领略异国文化的别样风情, 在交流的同时, 双方共同发展。如果一个民族为了抵制被文化殖民而处处以异化翻译为媒介进行文化交流, 就只能导致交流中断的悲剧, 即便逃脱了被殖民的命运, 最终会因为无法吸收到丰富的他者文化的养料而固步自封。所以在翻译时应该同时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因素和如何保留并展现本土文化的特点和丰厚文化底蕴, 保留本土文化的差异性, 确立本土文化身份, 抵制强势文化的霸权主义。
因此, 我们提倡翻译本土化而不是归化。对于翻译的本土化, 孙艺风指出:“翻译本土化不同于归化, 所涉及的翻译策略比归化更为广泛……本土化和归化都追求本土文化的整合, 但是归化的产物在本质上或相当程度上并未被改造。归化处理几乎不大理会文化协商, 主要是硬性替代。本土化则意味着两个文化体系间在价值、观念和经历等方面, 与归化相比进行更为系统的、概念性的和充满活力的互动和交流。” (孙艺风, 2008) 对此, 可以用著名的后殖民学者巴巴 (Bhabha Homi) 的文化“杂合”概念来阐释。他引入该词, 是用来反对传统理论范式中僵化的二元对立的方法论, 他“认为在二元对立的两极之间存在着一个‘第三空间’。当异域文化‘他者’与本土文化交流时, 双方如果不是在一个‘第三空间’进行谈判和翻译的话, 是不可能获得互相理解的” (王东风, 2003) 。但是文化殖民意识和霸权意识伺机而动的当前历史环境, 还不是文化杂合最理想的“第三空间”, 因为他者文化中总是不可避免地附带殖民主义成分, 所以文化杂合的过程不可能是自然而然进行的。杂合的过程需要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去掌控, 广博地吸取西方乃至世界各国的他者精华, 为自我的发展注入来自异域的文化养料, 同时又要为自我作新的定位。在重新认识本土文化的基础上, 用本土文化的策略来进行去殖民化, 然后再与外来的他者文化进行协商, 实现翻译的美好初衷。
5. 论语
后殖民主义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是“宗主国与殖民地间的文化话语权利关系, 以及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利身份等在后殖民语境中的新面目” (王东风, 2003) 。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研究更加突出了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 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强调抵抗强势文化, 目的在于提升弱势文化话语权力和文化身份认同。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我们要注意避免目光偏狭和思想过激的倾向。在选择翻译方法时, 不能简单地使用归化的手段, 而应该采取较为和谐的本土化翻译策略, 保持结构的完整, 突出民族的语言特色。因为倡导积极的本土化翻译策略, 争取获得对外翻译的主动权, 可以在避免被殖民的同时, 让西方听到真正的东方之音, 同时吸收借鉴外来的他者文化, 增强本土文化抵抗殖民文化的能力, 为积极参与更为激烈的文化竞争做好准备。
摘要：近年来, 翻译研究领域后殖民主义思潮兴起后, 许多翻译理论家开始关注和重视隐藏在翻译文本中的权力差异和历史语境, 着手研究翻译与帝国、翻译与文化身份、翻译与殖民主义霸权之间的关系等热点问题。翻译本身就是一个对外展示自我的窗口, 可是长期以来, 处于文化弱势地位的东方只是透过窗口去欣赏西方文化, 而自我的展示却处处受制于人。而作为翻译学和社会学等其他人文学科跨学科结合的后殖民翻译研究为此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 本土化翻译吸取归化和异化之长, 使“他者”文化和本土文化得以和谐共存, 为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的平等交流带来了曙光。
关键词：翻译,后殖民主义,本土化,权利,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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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地 篇8
The novel Disgrace was published in 1999 and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2003.The author is J.M.Coetzee, a Booker Prize and Nobel Prize winner.Disgrace sets out to depict people’s life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This novel focuses more on the disgrace of the white in the new South Africa when they lose power.The book deals with the problems that the white colonists have to face when they lose power.They have to undergo the struggle and guilt in the new apartheid-free South Africa.The novel depicts the black revenge on the white at present as the white have done to them in the past.As is pointed out by Charles Sarvan, Disgrace“can be read as a political text, a post-apartheid work that deals with the difficulties confronting the white community in South Africa and with some of the choices available to them”.
The novel is set in a society when the segregation policy is polished.The book talks about the story of David Lurie, who is a twice divorced, 52-year-old professor at Cape Technical University.As a professor, Lurie takes no interest in his job but feels great interest in seeking for a special way, to show his superiority and power, sex.His obsession with the prostitute comes to an end when he knows that the girls has a family and she does not belong to him.Lurie gratifies his eroticism in the girl Melanie—who, in his eyes, has hips“as slim as a twelve-year-old’s”Faced with the scandal, Lurie has to quit his job and leave his hometown.He goes to his daughter’s small farm in the countryside.In there, he tries to restore his relationship with his daughter and comes to realize the difference of the white-black relationship in the new society.But tragedy strikes when three black strangers appear at the farm one day and rape Lucy and hurt Lurie.Both of them are badly shaken and thus are further alienated from each other.Lucy is found to be pregnant with the child of one of her black rapists.Later, they find out that one of the rapists is a relative of Petrus, who is“co-proprietor”of Lucy.Both of them are badly humiliated.Verging on a breakdown, Lurie throws himself in an animal clinic.In the clinic, he helps put away diseased and hopeless dogs.It seems that only at this place ant at this time, the once privileged indifferent professor regains a sense of compassion and atonement which has been absent from his life up to this point.
2 Theoretical Framework
2.1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ostcolonial studies
There are various debates about the issues put forward by postcolonial studies and hot disputes exist outside and even inside the field.It should be noticed that the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have experienced a rather long period of time.According to its literal sense, “postcolonial”refers to the time after colonization.In practice, however, the term is used much more loosely.People are not sure about the precise parameters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and the definition of the term“postcolonial”.However, generally speaking, it is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uropean nations and the societies they colonized.The European empire is said to have held sway over more than 85%of the rest of the globe by the time of the First World War, having consolidated its control over several centuries.The sheer extent and duration of the European empire and its disintegratio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have led to widespread interest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in our own times.
2.2 Hybridity
Hybridity refers in its most basic sense to mixture.The term originates from biology and was subsequently employed in linguistics and in racial the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Its contemporary uses are scattered across numerous academic disciplines and is salient in popular culture.It 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employed and controversial terms in postcolonial theory.The principal theorists of hybridity are Homi Bhabha, Stuart Hall, and Paul Gilroy, whose works respond to the multi-cultural awareness that emerged in the early 1990s.
In the theoretic development of hybridity, the key text is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by Homi Bhabha, wherein the liminality of hybridity is presented as a paradigm of colonial anxiety.The principal proposition is the hybridity of colonial identity, which, as a cultural form, made the colonial masters ambivalent, and, as such, altered the authority of power;as such, Bhabha’s arguments are important to the conceptual discussion of hybridity.
Bhabha argues that“hybridity subverts the narratives of colonial power and dominant cultures” (Bhabha) .“The series of inclusions and exclusions on which a dominant culture is premised are deconstructed by the very entry of the formerly-excluded subjects into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Bhabha) .The once dominant white culture is influenced or polluted by the linguistic and racial differences of the native culture.Bhabha shows that“the exercise of colonial authority is always bringing discourse into connection with other texts and discourses, the effect of which is a hybridization that destabilizes simple meanings” (Bhabha) .In other words, to facilitate colonial domination the colonial subjects must change their own way of speaking and reacting to hybridize the colonial culture and the colonized.Thus, the nature of the authority is questioned and displaced.But in the new situations in South Africa, whites must hybridize the two cultures, too, not for domination, but for existence, or they have to disappear from the land.
3 Hybridity in Disgrace—One Way Toward Grace
As the name implies, hybridity is one way for the once dominant group to live in a graceful way.In the book Disgrace, it means that in order to continue to stay on the land of South Africa, and in order to retrieve the sense of grace after so many disgraceful events, Lurie must give up his idea of Western superiority.He has to make a change.He needs to hybridize white culture and black culture, sympathize with and live with the black, and, in particular, he has to hybridize western literature and black native culture.
In apartheid-free South Africa, although the white has lost their power, there still exists strong racial ideology.In such a case, Lucy, pregnant with a child of black, seems to have the necessity to do something with her child.But her decision to give birth to the child and her promise to marry Petrus let us find some hope of resolving the conflicting black and white racial relations.Her biological hybridity with the black shows her strong heart of atonement and her rebuilding of her future.To a certain extent, Lucy will become one of the black in the future.It seems that she is shouldering the heavy burden of redemption for their crime in the colonial times.She has to share with the black her land, and make compromises to continue to live in South Africa.
4 Conclusion
In Coetzee’s Disgrace, through hybridizing white culture and black culture, David Lurie regains his grace after a lot of disgraceful events.Lucy gets her right to live on in South Africa by giving birth to the child of hybridized blood.Therefore, through portraying these two white characters, the author aims to tell the white South Africans that now they have entered into a different time in history.The once dominant white colonizers have to hybridize themselves with the native group, which is the only way out of their disgraceful colonial past.For them, Hybridity is not a colonial strategy any more, but ways to exist on the colonized land and the road to grace.
摘要：后殖民文学是对欧洲在亚洲, 非洲, 中东, 太平洋及其他地方殖民的知识话语的回应。后殖民文学探讨一个国家或民族脱离殖民后带来的问题和后果, 尤其是被征服的殖民地民族的政治和文化独立。该论文运用后殖民理论——杂糅来解读作品《耻》。除了讨论杂糅, 作者也将介绍西方学术界的后殖民研究。
关键词：《耻》,后殖民解读,杂糅,荣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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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之心》的后殖民主义解析 篇9
帝国主义对海外殖民地的扩张和掠夺深深地影响了康拉德的创作。他的小说都直接或间接反映了这一历史背景。康拉德创作的鼎盛时期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恰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主要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如英国、法国、德国等,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加快了对亚、非、拉等地的瓜分, 加大了对殖民地奴役和掠夺的力度。非洲本是世界上的第二大洲, 土地肥沃、物产丰富, 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 从十五世纪开始,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殖民主义者相继入侵非洲。到1870 年, 西方殖民国家大约占据非洲全部面积的百分之十,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 已进入了帝国主义的英法等国开始了抢夺非洲殖民地的狂潮。到二十世纪初, 非洲除了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外, 几乎都被帝国主义瓜分殆尽了。康拉德在作品中也暗示了这一点, 如《黑暗之心》中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停滞不前, 种族主义和民族压迫严重的现象。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殖民体系的逐渐瓦解, 康拉德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信念也在悄然地发生着改变, 康拉德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疑虑, 于1890 年刚果之行后加深了。在亲眼目睹了殖民主义对非洲惨无人道的剥削之后, 康拉德在心中对粉饰得天花乱坠的西方殖民话语打了大大的一个问号。
二、后殖民主义分析
本文从后殖民角度, 运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斯皮瓦克的属下理论对《黑暗之心》进行分析。
(一) 东方主义与《黑暗之心》
“东方主义”或译为“东方学”, 原是研究东方各国的历史、文学、文化等学科的总称。萨义德认为它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 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东方主义本质性的含义是西方人文化上对东方人控制的一种方式。在小说中, 作者刻意将非洲荒蛮与丑陋的形象与西方文明与现代的形象进行对比, 虽然也表达出对殖民主义残暴行为的唾弃, 但始终展现出西方人以一种偏执的思维方式看待东方文明的不争事实。
文章伊始, 马洛受聘时去见医生的场景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马洛的回忆中, 医生对他进行了一些另类的检查, 如量并仔细记录马洛脑袋的尺寸并暗示去了非洲西方人脑袋内部会发生变化, 并且询问马洛的精神状况想得出从非洲回来后人们的精神状态的变化情况。这些另类的检查即认为西方人去第三世界国家会产生一系列变化, 热带神经衰弱的现象, 认为非洲的落后贫穷使他们自身的高度文明与殖民使命而承受较大的精神负担。实际上, 这些都是只是西方人对于东方的臆想, 实际情况是就算是西方人去东方发生一系列变化也只是由于对环境的不适应或不健康的心理状况引起的。
此外文中的几处鲜明对比更凸显出殖民者眼中东方的应有之样, 小说中非洲人的原始野蛮生活与西方文明生活的对比;非洲与西方自然环境的对比;非洲黑人与西方白人的对比。举例说明一下第三种对比, 小说中, 马洛在去非洲公司贸易站途中遇到的黑人奴隶与贸易站中光鲜亮丽的会计主管显示出鲜明的对比。沿路中的黑人衣不遮体, 瘦骨嶙峋, 脖子上套着铁项圈, 马洛对他们的形容如黑色的人形、野蛮人、生番、流里流气等。相反, 对会计的描绘却是出人意料的高雅精致、洁白、一尘不染等。除此之外, 文中非洲女人与库尔兹英国未婚妻的有这鲜明的对比。作者对非洲女人的描写充满轻蔑, 野性、浓妆艳抹、野蛮人、凶猛狂暴等, 对其未婚妻的描述则是成熟、忠诚等褒义词。以上两种强烈的对比显示出作者对与东方文明的藐视。
(二) “属下”理论与《黑暗之心》
在20 世纪初, 葛兰西在他的《狱中札记》中提到“属下”一词。用来指欧洲社会的从属或边缘化的社会群体, 主要指农民或无产阶级。在20 世纪80 年代初, 以印度裔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古哈为代表的印度属下研究小组把“属下”的概念应用在南亚, 尤其是印度的语境中, 用来指“南亚社会中存在的从属群体的一般性特征, 包括阶级、种族、年龄、性别、职务和任何其他领域中存在的受压制群体。”。本文将着重探讨的是《黑暗之心》中后殖民理论下的“种族属下”。
在《黑暗之心》中属下的范围限定于非洲土著居民。从文章中不难看出, 凡事有关非洲的描写都是野蛮的、破败的, 非洲土著都是蛮夷, 称他们为“黑色的人形”, 甚至都没有名字。文中的土著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住在森林深处的黑人, 另一类是为“文明人”服务的黑人。尽管他们两类有不同点, 但是在马洛的眼中他们难以逃出黑人属下这个范畴。在马洛的描述中为“文明人”服务的黑人明显是作为比生活在森林中黑人更高一级别的存在, 他们为殖民者服务, 收取少量的铜线作为工钱, 又不被提供食物, 相反还受到殖民者的不屑。文中马洛一行人称呼他们为“食人族”可实际上这只是殖民者对他们的称呼而已, 他们并不吃人肉。“当然。他们是带过一些臭掉了的河马肉”。另外马洛补充道“他们从未当着我们的面吃过”。马洛的话语可以理解为:他们可能在我们看不见的情况下吃, 尽管他们不吃人肉, 但是他们吃散发着恶臭的令白人们恶心的河马肉。这些黑人作为殖民者的雇佣者, 也是船上的一员, 但是作为属下, 他们又尽可能去服从殖民者的命令。
在文中很明显的一点是黑人几乎是沉默的, 他们甚少说话。他们仅有的几次说话也被描述成如动物般嚎叫而不是人类的语言。通读全文, 文中仅有两处黑人的讲话。第一次是在航行去见库尔兹的路上, 这也是第一次马洛表现出对黑人的同情。遇到野人的袭击, 对比出了白人与黑人不同的应对态度“只剩下我们一个个僵在那里, 姿势千奇百怪, 愚蠢得要命, 同时还在顽固地倾听那恐怖而过分的寂静。”而黑人的反应则是:“黑人们的表情则是警惕的, 显示不出自然地感兴趣”。文中第二次黑人的发声则是传达库尔兹的死讯。康拉德用黑人来的口中来说出库尔兹的死讯意义重大, 似乎只有这个被殖民者折磨到受尽磨难的种族才有资格宣告这一消息。
尽管文中有显露出对黑人种族的一丝同情, 这是康拉德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抨击, 但是他们的还是被描述成落后的野蛮的, 没有权力发声的野蛮人、食人族, 遭受非人般的待遇。
三、结论
作为西方文学的经典之作, 读者们对《黑暗之心》的感受褒贬不一。本文通过后殖民主义理论-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斯皮瓦克的属下理论对这篇小说进行分析。首先对文章大致内容、写作背景进行了介绍, 接着论述文中所用的理论来源及简介, 然后具体分析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斯皮瓦克的属下理论, 揭露了殖民者否定了西方对与东方落后、野蛮的臆想, 阐述了黑人在殖民者残暴统治下不能发声的不争事实。虽然文中鲜有几处流露出主人公马洛对殖民地人民的同情, 体现出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抨击和否定, 但这一主题似乎又难以概括康拉德全部的思想, 康拉德在字里行间又维护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在当时代的大背景下, 康拉德还是无法跳出殖民者的眼光。
摘要：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发表于1902年的《黑暗之心》是英国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小说巨作之一。小说以其浓郁的现代主义特色、首创的叙述模式、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黑暗之心》是康拉德根据1890年刚果之行的亲身经历而写成的一部中篇小说, 是康拉德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罪行揭露的重要作品。本文从后殖民主义角度运用东方主义以及属下理论对文章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康拉德,后殖民,东方主义,属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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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喜福会》中后殖民主义 篇10
关键词：身份认同,后殖民主义,重新构建
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作为美国华裔文坛上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于1989年, 出版她的第一部小说《喜福会》, 受到美国读者和文学评论界的好评和赞誉, 众多著名报刊也纷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谭恩美因《喜福会》而一举确立了其美国主要作家的地位。有人认为谭恩美在主题上延续了华人女作家特别是汤亭亭的传统, 描绘了母女两代人所代表的中西文化间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心灵程;有人认为小说的成功是因为满足了西方读者对古老、神秘、富于异国情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好奇心。然而, 不可否认的是, 《喜福会》探讨了华裔妇女在西方霸权文化下被边缘化, 最终经过不断找寻和实现自我的努力, 走出窘境, 重新构建自我身份。
一、身份认同
“认同”源自英语的“identity”, 中文又译为“身份”。作为一个术语, “认同”原本用于心理学中, 在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松的研究中, 认同指的是一个健全的人格在经历了年轻时的危机之后得的东西, 认为个人认同深藏于人的潜意识里, 挥之不去。换句话说, 认同指的是一个人个体人格的统一性和持续性, 或一个人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是一种个人认同。只有在社会的构建类似于个人的人格或性格时, 认同才会被运用到集体之中。对于像谭恩美这样的华裔美国人或族裔散居者而言, 认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涉及到了族裔散居者安身立命的基本问题:我是谁?我来自何方?我将归向何处?作为居住在宿主文化圈里的边缘人, 或少数族裔, 认同已经成为区分“我们”和“他们”的标志。谁属于某一个共同体, 谁不属于这个共同体, 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 如何在周围的环境中定位自我, 这是陷入错位之后的华裔美国人的共同困惑。母亲们来自旧中国, 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由于山隔水阻的地理因素和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 古老的中国文明体系是一个相对封闭内向型的文化, 并逐步形成以家庭伦理为核心、家族家庭观念极强的“聚合型”行为模式。《喜福会》中的母亲们喜欢群聚, 家庭观念极强, 把自己封闭在华人的生活圈子里, 对外部世界感到恐惧, 并本能地拒绝美国主流文化。
二、身份丧失
《喜福会》由16个表面看上去各自独立而实际上却紧密联系的小故事组成。故事从母亲们的叙述开始, 作为第一代移民的母亲们带着美好的愿望和对故土的无限眷恋不远万里来到美国, 然而自称为文化熔炉的美国主流却并非那样的宽容。书中的一位母亲英英到了美国, 就丧失了原来的身份, “名字没了, 生肖也由虎变成了龙”。英英嫁了美国白人, 身份变了, 可她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美国的认可和接纳。在入境口, 由于美国法律不允许美国白种公民与华人的通婚, 移民局官员不知道如何“处理”她, 英英竟然被扣留了三个星期, 最后以“难民”的身份踏进了美国。到了女儿一代, 二十多年后的美国法律中的种族歧视痕迹消失了, 在制度上对异族文化也宽容多了。然而, 这一切并未消除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移民母亲的女儿罗斯自以为是地道的美国公民, 不容质疑地肯定:“我是美国人。”可正是由于她的华裔身份, 是“少数民族”而被白人男友的父母拒之门外。丧失了原有的身份, 在新的环境中又找不到应有的位置, 被边缘化的移民母亲及后代共同沦落为种族上的“他者”。华人在美国属于少数民族, 被推向远离主体文化中心的边缘, 而作为华裔女性, 她们在白人男性主宰下的世界, 其处境更为艰难, 不仅受到种族的歧视还要受到性别的歧视, 沦落为性别上的“他者”。
三、母女在美国的身份重建
母亲们把自己封闭在华人的生活圈子里, 对外部世界感到恐惧, 是一群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妇女, 而女儿们积极地融入到美国生活中去, 信奉美国人的信念, 对母亲们所重视的大家庭观念十分冷淡, 她们都尽早地脱离了父母的约束, 走出了大家庭, 她们是一群有着中国人的模样, 内壳完全美国化的美国妇女。四位女儿和四位母亲之间的冲突, 淋漓尽致地反映了母女两代在不同的文化氛围的熏陶下所形成的生活准则。作为第二代华裔的女儿们, 他们不甘心像母亲一样生活在主流世界之外, 极力渴望融人主流文化, 想尽办法去适应、去同化。罗丝在母亲极力反对她和泰德约会时明确地宣称自己是美国人;琳达为了让自己的眼睛看上去像西方人就把两边眼角往中间挤。女儿们为融入主流文化费劲心思:吃汉堡包;拒绝讲汉语;用英文名字;嫁给母亲们嘴上常讲的“外国人”。尽管如此, 她们仍然被生活在其中的美国文化视为“他者”、“异类”, 在美国人眼中她们仍然是“中国人”。女儿们难免不产生身份困惑:“我们到底属于哪里?”E·D·赛义德曾说“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 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 混成的”, 尤其是移民群体文化。现实要求女儿们重新去审视中国文化和她们的身份之间的关系。女儿们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中国传统教育, 但母亲们的言传身教和长期的耳濡目染, 这些传统还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的生活和思维, 她们骨子里中的“中国性”必然引导她们去关注她们身份中的中国部分, 去寻找她们的中国根。随着女儿的成长, 在她们经历了生活、婚姻、事业的挫折而成熟后, 她们对于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有了更为客观的看法。于是, 美国化了的女儿们逐渐醒悟, 对母亲、对中国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无论她们的行为举止多么的美国化, 她们还是华裔, 身上有着中国文化传统的根脉。
《喜福会》中的母女两代人都经历了从认同单一文化到认同两种文化混合体的心理过程。霍米·巴巴说“身份决不是先验的, 也不是既成的, 它只能是永远向着总体性形象接近的一个难以把握的过程”。在小说结尾, 女儿们意识到, 只有了解中国文化才能真正了解自己, 保持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她们寻找身份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谭恩美.喜福会[M].程乃珊, 严映薇, 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9.
[2]王裕秋.近二十年来美国华裔文学的崛起[J].外国文学研究, 2000, (1) .
[3]吴前进.美国华侨华人文化变迁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后殖民地 篇11
一、失落一代里的中港比喻
第一个故事“致敬失落的一代”，发生在中国“上山下乡”的年代，讲述的是一个南方城市青年被分配到内蒙古接受“再教育”而最终走向死亡的故事。众所周知，内蒙古幅员辽阔、骏马奔腾，这与内地地大物博的属性是很相似的。而香港则是弹丸之地，但却是一个现代化城市。因此，内蒙古成为内地的化身，而来自南方城市的青年便成为香港的象征。
蒙古族以游牧为生，而来自南方城市的青年则不会骑马，甚至不会上马。同时，青年喝不惯少数民族的酥油茶和握手礼节的不同等等，都代表着内地与香港的文化隔阂。
但是，一碗羊汤改变了这一切，它架起了沟通彼此的桥梁。故事中男主人不仅仅觉得青年煮的羊汤好喝，还因此送给他一条哈达。汤是一个微妙的存在，是一种一明一暗的比喻，中国人喜爱喝汤，英国人则不，或者说所指的汤的性质是不同的，而香港是一个中西文化的交汇点，汤在港英的交往间不起作用，但却能拉近香港与内地的距离，青年初来乍到的陌生感，一下子转变为了友好与信任。
在第二日的蒙古族搏击中，青年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最终战胜了男主人。其中有一个细节很耐人寻味，在搏击礼仪中，击倒对手后，需要礼节性地将对手扶起来。但青年在被击倒后没有接受男主人伸过来的手，而是选择自己站起来，这仿佛让人看到香港入的狮子山下精神——靠自己、永不言败。
男主人对青年带来的书感到非常好奇，并要求一起阅读，这暗示着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香港独有的知识、技术、资本等优势与内地的共享。但“上山下乡”时期看自己的书是违规的，书很自然就被没收了。而在同一天深夜里，青年在外偷窥男主人，而男主人发现后径直离开并把大门关上，紧接着青年就回房哭。自己的书被没收，被潜意识里仰慕的人拒绝，以及字幕说明的“青年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他的父母”思乡情怀构成三重打击，但这些并不是一个个简单的事情，其背后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与香港近况相似的隐喻——香港经济发展、政治生态和社会民生的挫折。
二、香港文化之殇的隐喻
在第三个故事中，红是一名香港法师，她能够道尽天机为别人解答种种问题，但也不可回避地预测出自己儿子杰森的死亡。她作为一个凡人，自然无法面对这一事情。
杰森在台湾旅游，并主动打电话回来给母亲，双方在谈话中都显得很开心，红甚至还用录音机将儿子的声音录了下来。孩子在自己的子宫中孕育、诞生，既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生命的延续，故事中的红和杰森也是这样的关系。而法师道士文化是香港特有的一种文化，从上个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的《僵尸道长》《我和僵尸有个约会》等作品中就可窥见一斑，所以这里的法师红是香港文化的人格化产物。红将自己儿子的声音录下来，不单单是对儿子的依恋，更是一种对自身传承下来的文化的眷恋。
故事中红预感会有自己的儿子会有事情发生，立刻不再营业。恰巧她在路上歇脚的地方是惠州公会。惠州公会是惠籍港人的祠堂，这里代表着惠州，也隐喻着内地。当邻居好心赶来公会告诉红台湾发生车祸时，纽情绪失控，并冲着公会里的人大喊“闭嘴”。导演实质想表达的是——香港实力大不如前，但又不想别人（内地）指手画脚，这是一种无奈的心态。无论是立刻停止营业，还是四处旅游拒绝听到任何相关消息，都表现出她无法接受儿子的死亡，也是导演无法接受香港文化死亡的情感，而且这些情感层层递进，一个比一个更为强烈。
中国人相信人死后会步行过奈何桥再重生，故事中红也是这样相信的。她在四处旅游逃避时，仔细看着登机信息，害怕杰森会与她一起过码头桥登船。但事与愿违，正是在码头登船时迎来本故事的高潮。数十个与杰森一样赤身裸体的年轻人来到红的身边，围绕着她翩翩起舞。红不敢面对，因为这些赤身裸体的年轻人就是死亡的象征，导演也不敢面對，他害怕香港文化的死亡与消失。然而，在这“过桥”行列中就有她的儿子，红没有选择与她儿子相见，而是匆匆离开，一方面是红不敢面对儿子的死，即是香港文化的死，但另一方面又想儿子不要留念人世，快快通过奈何桥获得重生，也即是希望香港文化获得重生。
三、中西之间的文化摇摆
导演随后叙述了一个整体中的四个故事。第四个故事是一个普通的爱情故事——一个留德男学生追求一个德国女生。就故事本身而言并没有特别值得叙述的地方，但是这个故事又有隐喻的存在。为什么偏偏是德国？现实中，德国是经济强国，而处于下滑态势的香港是渴望追上德国的步伐，这其中的设置便不言而喻了。在第五个故事中，香港是一个外国人，他偶然相识一个中国人——“我没有英文名，在中文里他们叫我阿俊”，并相处得很愉快。而在第六个故事里，莉娜是照顾残障儿明的保姆，虽然在过程中有许多不如人愿的摩擦发生，但明的离世却让她哭得很惨，正如莉娜自己说的那样：“如果你死了'还有谁会请我做保姆呢？”于是，一个歇斯底里的艺术家便在第七个故事中出现了。这四个故事看似无甚关联，但其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正如第五个故事中的外国人在吃药之后“见到”自己的父亲，说出那句“我无法在你和妈妈之间做出选择”一样，它宏观且流畅地表达出殖民时期的香港、回归阶段的香港和现在的香港，西方化期、过渡期和渴望回归祖国但又不想中国化的歇斯底里的港人矛盾心态。
四、居安思危的危机文化
在国际舞台的竞技中，稍不留神就会落后挨打，在地理位置上面对着广阔的海洋，两者结合，逐渐演化出香港居安思危的文化。死亡是贯穿电影的线索，也是影片想表达的深刻主题之一，影片中各个故事里都有人死亡，他们不仅仅是自己死了，还体现着导演的哲学思考，表露出深深根植在每一个港人心里的居安思危文化。
第一个故事中的葬礼执行者穿着各式各样的深绿色、深紫色的衣服，他们仿佛是阎罗王派来的使者。而在第二个故事中，餐桌布是深紫色的，侍餐者的衣服深绿色和深紫色的，其余人也穿着灰色、黑色等深色的衣服，一种莫名其妙的地府阴森感便油然而生，让人不寒而栗。同时，第二、三个故事的死亡在“惠州公会”完成汇合，表露出导演“死亡无处不在”的观点。
在云翔的电影作品中，我们几乎都能看见犹如古希腊时期那完美的雕塑般的裸体，但裸体不是情色，而是一种美好的事物，他们在影片里纷纷走向毁灭，不仅展示了导演对死亡的思考和面对死亡的勇气，也是港人居安思危文化淋漓尽致的体现。
结语
西方后殖民主义与翻译研究初探 篇12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意义,局限
0 引言
后殖民研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知识体系, 涉及到多个领域, 如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等。与硕果累累的的后殖民研究相比, 后殖民翻译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 但其独特视角和犀利的批判性已引起了翻译研究者们的注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迅速发展, 成为翻译理论研究体系中的一支生力军, 并在各国的翻译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使人们对翻译研究有了新的阐释和研究视角。
1 后殖民主义理论概述
后殖民主义 (postcolonialism) 是二十世纪80年代末在西方文化界和文化理论界异军突起, 并逐渐走向中心的最新理论思潮之一, 是二十世纪后期影响力较大和发展速度较快的学术流派之一。作为一种理论批评话语, 后殖民理论首次将西方对东方进行文化殖民的事实及后果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 将研究中心从文本形式转移到文化政治批评上来, 显示了一种新的动向 (张京媛, 1999) 。“后殖民主义”是起源于殖民主义经历及殖民主义终结之后的一种文化状况或文化研究状况;关注反映在语言、文化、法律、教育、政治等等方面与群体身份有关的一系列问题, 尤其关注所有类别之间的差异性, 而对在绝对净化的基础上对复杂问题采取简单化的解决方法表示怀疑 (D.Robinson, 1997) 。
从时间上讲, 后殖民主义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关涉重心是全球现代化以来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 因此它崛起和形成的基础,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第一世界中的学术思考, 二是正如罗伯特·扬 (Rovert Young) 指出, 第三世界里反殖民主义的写作, 法农 (Frantz Fanon) 为其公认的代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主要阐释者包括萨义德 (Edward Said) 、斯皮瓦克 (Gayatri Spivak) 和霍米·巴巴 (Homi Bhabha) 。自二十世纪中叶至今, 后殖民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 以法农 (Frantz Fanon) 1952年出版《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为起点;第二, 以萨义德于1978年出版《东方主义》一书为标志, 后殖民主义广泛引起了东西方学术界的争论和重视;第三, 是进入理论建设阶段, 后殖民主义思想开始渗透到社会学、国际学、比较文学、种族、性别研究、文化人类学、艺术、戏剧等领域 (王宁, 2002) 。
2 传统翻译研究与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
2.1 传统翻译与后殖民主意翻译研究的不同。
传统的翻译研究认为翻译是在不受任何外界干扰与影响的真空条件下进行;原语文化与译文文化完全平等;作者与译者完全价值中立;语言透明;意义是通过语言规律设定;所以译文与原文是可以完全可以等值的。而意识形态、价值观、传统文化等这样一些问题从来未纳入我们传统翻译研究者的视野, 就必然使他们走向一个误区:一味地追求“忠实性”和“等值性”。与传统翻译研究相比, 后殖民主义翻译关注更多的是译本产生的外部制约条件, 通过文本翻译来揭示历史与权利的关系、历史与政治的关系, 从而重新书写历史。后殖民翻译研究是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审视不同历史条件翻译实践的过程, 认为不同的文化间存在着权利差异, 关注隐藏在译本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利斗争和权利运作。
2.2 后殖民主义翻译视角下翻译策略的选择。
第一, 归化与异化。后殖民主主义理论家认为, 翻译是帝国主义进行扩张的工具。他们对殖民地作品随意进行增删或篡改, 这种归化式的翻译没有忠实于原文。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翻译作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进行精神控制的工具。在翻译题材方面霸权文化为这些第三世界国家选择的待译文本往往是传奇或惊险等题材的作品, 这些通俗作品可以引发愉悦却不可以生成批评。而这些译本所引入的英美价值观念会培养出西化的、无视本土文化的读者群, 他们不自觉地经历了思想“被翻译”的过程。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属于解构主义 (王东风, 2002;陈德鸿、张南峰, 2000) , 他将翻译中语言层次的讨论提升到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 (王东风, 2002) 。在1995年的《译者隐身》中, 韦努蒂将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植入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历史等大背景中, 考察从十七世纪到当代的西方翻译状况, 发现在英美文化中外国文学的译入通常采取归化的策略, 即采用通顺、流畅、自然的英语进行翻译, 译作不见翻译的痕迹, 译文而变得透明。韦努蒂还发现, 对译本的选择则尊崇的是欧美本土的美学标准。第二, 杂合化。“杂合化”指不同种族、种群、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互相混合的过程。巴巴反对传统翻译理论研究中僵化的二元对立 (归化/异化) , 认为在二元对立的两极之间存在着一个“第三空间”。当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进行交流时, 双方如果不是在一个“第三空间”进行“谈判和翻译”的话, 是不可能获得相互理解的。 (Bhabha, 1994)
3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意义及其局限
3.1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意义
第一,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把翻译活动置于广阔的国际政治文化框架内进行审视, 注重蕴涵于翻译文本之中的权利关系和历史语境, 是翻译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领域进行的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交流, 也使翻译研究这门学科获得理论深度和发展前景。第二,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启发而产生的。解构主义翻译观提出, 原文取决于译文, 原文的生命不是取决于原文本身的特性而是取决于译文的特性。解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德里达甚至认为:“翻译文本书写我们, 而不是我们书写文本”。即翻译文本不仅是原文内容的再现, 且影响和制约译者对文本的理解以及翻译过程, 进而影响译文最终的形成。这种理论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出发, 借用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观对翻译进行研究, 开创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新高潮。
3.2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局限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在近年来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 但就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本身而言, 尚有很多问题值得深思。一方面, 后殖民注意翻译理论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虽有些国家如印度或巴西等国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体系虽然形成了一定规模, 但因各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不同, 因此所构建的翻译理论也很难具有普遍适用性, 无法建立一种统一的翻译理论。另一方面,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权力差异的过分强调容易使第三世界人们产生对西方文化的敌视, 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西方文化强烈的抵制情绪, 进而导致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自恋情结, 阻碍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有益交流, 不利于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
4 结语
中国翻译研究者在后殖民翻译理论的镜像中反观本土翻译问题时, 应该充分拓展阅读面, 既不能只看第一世界学者的趾高气扬的高谈阔论, 无意之中沦为文化霸权的同谋。也不能看第三世界学者的愤世嫉俗, 最终走狭隘民族主义的歧路。我们应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 消化西方译论为我所用。对待西方译论不能硬套, 应该吞食掉殖民者的语言和文化, 为我们增加生命力, 以一种净化过的、改造过的形式适应当地人的需要。S
参考文献
[1]Bhabha, Home K.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NewYork:Routledge,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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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德鸿, 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00.
[4]王东风.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J].中国翻译, 2002 (5) .
[5]王宁.文学理论前言[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