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精选12篇）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 篇1

摘要：后殖民主义理论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有助于在翻译研究上实现各种理论方法共融、互补的有效整合, 从而推动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本文阐述了后殖民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 在对比传统翻译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 最后指出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意义及局限。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意义,局限

0 引言

后殖民研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知识体系, 涉及到多个领域, 如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等。与硕果累累的的后殖民研究相比, 后殖民翻译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 但其独特视角和犀利的批判性已引起了翻译研究者们的注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迅速发展, 成为翻译理论研究体系中的一支生力军, 并在各国的翻译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使人们对翻译研究有了新的阐释和研究视角。

1 后殖民主义理论概述

后殖民主义 (postcolonialism) 是二十世纪80年代末在西方文化界和文化理论界异军突起, 并逐渐走向中心的最新理论思潮之一, 是二十世纪后期影响力较大和发展速度较快的学术流派之一。作为一种理论批评话语, 后殖民理论首次将西方对东方进行文化殖民的事实及后果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 将研究中心从文本形式转移到文化政治批评上来, 显示了一种新的动向 (张京媛, 1999) 。“后殖民主义”是起源于殖民主义经历及殖民主义终结之后的一种文化状况或文化研究状况;关注反映在语言、文化、法律、教育、政治等等方面与群体身份有关的一系列问题, 尤其关注所有类别之间的差异性, 而对在绝对净化的基础上对复杂问题采取简单化的解决方法表示怀疑 (D.Robinson, 1997) 。

从时间上讲, 后殖民主义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关涉重心是全球现代化以来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 因此它崛起和形成的基础,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第一世界中的学术思考, 二是正如罗伯特·扬 (Rovert Young) 指出, 第三世界里反殖民主义的写作, 法农 (Frantz Fanon) 为其公认的代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主要阐释者包括萨义德 (Edward Said) 、斯皮瓦克 (Gayatri Spivak) 和霍米·巴巴 (Homi Bhabha) 。自二十世纪中叶至今, 后殖民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 以法农 (Frantz Fanon) 1952年出版《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为起点;第二, 以萨义德于1978年出版《东方主义》一书为标志, 后殖民主义广泛引起了东西方学术界的争论和重视;第三, 是进入理论建设阶段, 后殖民主义思想开始渗透到社会学、国际学、比较文学、种族、性别研究、文化人类学、艺术、戏剧等领域 (王宁, 2002) 。

2 传统翻译研究与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

2.1 传统翻译与后殖民主意翻译研究的不同。

传统的翻译研究认为翻译是在不受任何外界干扰与影响的真空条件下进行;原语文化与译文文化完全平等;作者与译者完全价值中立;语言透明;意义是通过语言规律设定;所以译文与原文是可以完全可以等值的。而意识形态、价值观、传统文化等这样一些问题从来未纳入我们传统翻译研究者的视野, 就必然使他们走向一个误区:一味地追求“忠实性”和“等值性”。与传统翻译研究相比, 后殖民主义翻译关注更多的是译本产生的外部制约条件, 通过文本翻译来揭示历史与权利的关系、历史与政治的关系, 从而重新书写历史。后殖民翻译研究是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审视不同历史条件翻译实践的过程, 认为不同的文化间存在着权利差异, 关注隐藏在译本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利斗争和权利运作。

2.2 后殖民主义翻译视角下翻译策略的选择。

第一, 归化与异化。后殖民主主义理论家认为, 翻译是帝国主义进行扩张的工具。他们对殖民地作品随意进行增删或篡改, 这种归化式的翻译没有忠实于原文。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翻译作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进行精神控制的工具。在翻译题材方面霸权文化为这些第三世界国家选择的待译文本往往是传奇或惊险等题材的作品, 这些通俗作品可以引发愉悦却不可以生成批评。而这些译本所引入的英美价值观念会培养出西化的、无视本土文化的读者群, 他们不自觉地经历了思想“被翻译”的过程。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属于解构主义 (王东风, 2002;陈德鸿、张南峰, 2000) , 他将翻译中语言层次的讨论提升到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 (王东风, 2002) 。在1995年的《译者隐身》中, 韦努蒂将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植入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历史等大背景中, 考察从十七世纪到当代的西方翻译状况, 发现在英美文化中外国文学的译入通常采取归化的策略, 即采用通顺、流畅、自然的英语进行翻译, 译作不见翻译的痕迹, 译文而变得透明。韦努蒂还发现, 对译本的选择则尊崇的是欧美本土的美学标准。第二, 杂合化。“杂合化”指不同种族、种群、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互相混合的过程。巴巴反对传统翻译理论研究中僵化的二元对立 (归化/异化) , 认为在二元对立的两极之间存在着一个“第三空间”。当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进行交流时, 双方如果不是在一个“第三空间”进行“谈判和翻译”的话, 是不可能获得相互理解的。 (Bhabha, 1994)

3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意义及其局限

3.1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意义

第一,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把翻译活动置于广阔的国际政治文化框架内进行审视, 注重蕴涵于翻译文本之中的权利关系和历史语境, 是翻译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领域进行的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交流, 也使翻译研究这门学科获得理论深度和发展前景。第二,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启发而产生的。解构主义翻译观提出, 原文取决于译文, 原文的生命不是取决于原文本身的特性而是取决于译文的特性。解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德里达甚至认为:“翻译文本书写我们, 而不是我们书写文本”。即翻译文本不仅是原文内容的再现, 且影响和制约译者对文本的理解以及翻译过程, 进而影响译文最终的形成。这种理论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出发, 借用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观对翻译进行研究, 开创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新高潮。

3.2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局限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在近年来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 但就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本身而言, 尚有很多问题值得深思。一方面, 后殖民注意翻译理论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虽有些国家如印度或巴西等国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体系虽然形成了一定规模, 但因各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不同, 因此所构建的翻译理论也很难具有普遍适用性, 无法建立一种统一的翻译理论。另一方面,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权力差异的过分强调容易使第三世界人们产生对西方文化的敌视, 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西方文化强烈的抵制情绪, 进而导致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自恋情结, 阻碍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有益交流, 不利于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

4 结语

中国翻译研究者在后殖民翻译理论的镜像中反观本土翻译问题时, 应该充分拓展阅读面, 既不能只看第一世界学者的趾高气扬的高谈阔论, 无意之中沦为文化霸权的同谋。也不能看第三世界学者的愤世嫉俗, 最终走狭隘民族主义的歧路。我们应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 消化西方译论为我所用。对待西方译论不能硬套, 应该吞食掉殖民者的语言和文化, 为我们增加生命力, 以一种净化过的、改造过的形式适应当地人的需要。S

参考文献

[1]Bhabha, Home K.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NewYork:Routledge, 1994.

[2]Robinson D.Translation and Empire[M].Manchester:St Jerome, 1997:13-14, 115.

[3]陈德鸿, 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00.

[4]王东风.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J].中国翻译, 2002 (5) .

[5]王宁.文学理论前言[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297.

[6]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4-5.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 篇2

选择什么样的文本去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译者对原作重要性的认识和态度所决定的［１７］，体现了译者强烈的主题意识．布莱恩弗里尔深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盖尔文化已植根于他的内心深处，以及对爱尔兰语言和文化现状切肤的人文关怀都使他所写、所译的内容大多取材于爱尔兰家乡发生的事情或在爱尔兰历史和文化上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反映爱尔兰人在国家分裂（南、北爱尔兰）阴影下，所遭遇的文化及民族认同问题等［２０］，写作的过程往往伴随着翻译的过程，或者说写作本身就是一种翻译，一种置换，即将爱尔兰家乡的语言、文化、历史状况翻译成西方宗主国语言的过程．如此以来，写出来的作品也就是翻译的文本．《翻译》是一部后殖民戏剧，究其实质是用宗主国语言英语翻译而成的后殖民译本．其原作就是虚拟的爱尔兰语言文本．在《翻译》的写作（翻译）过程中，布莱恩选取最具有代表性，最能激起爱尔兰人民爱国热情的发生在爱尔兰鲍利比格镇的两件大事．一是英国政府建立国立学校替代树篱学校意味着古老的爱尔兰语言和文化传统的消亡；二是英国政府在爱尔兰执行的土地勘测法令，殖民地图的制作及划分，地方的重新命名则意味着爱尔兰领土的丧失，被英国的侵占［１８］．领土、语言的沦丧则意味着爱尔兰身份的迷失，爱尔兰根的消亡．通过选取这两个典型事件，布莱恩在《翻译》中让爱尔兰村民述说着盖尔语发生的凄惨故事，让其民众对自己语言、领土的流失感到痛心疾首，从而激发他们对本国语言文化的热爱与保护，对本民族文化主体身份的探寻．同时，在许多曾经有着类似殖民经历的人民心中也产生了强烈的回响与共鸣．正是认识到发生在爱尔兰家乡这两件重大历史事件的严重后果及对爱尔兰人民的深刻影响，布莱恩弗里尔才会将其作为创作（翻译）的素材，可见作者（译者）在翻译选材方面的独具匠心，体现出了译者的主体性．

2翻译策略

勒弗菲尔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活动，在特定的社会里，可以建构、操纵话语或建构所需要的文化［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虽受权利、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外部因素的制约，但译者在面对两种权力关系不对等的文化时，在翻译过程中是选择屈服于上述各种潜在的或现实的压力、成为强势文化的“仆人”还是采取“抵抗”的立场［１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强势文化进行抵制与反击”［２１］，以塑造自我文化形象，进行权力话语干预，并由此改变权力不平等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译者自主决定的，体现的是译者的主体意志．同时，这也是后殖民翻译理论衡量译者主体性价值的关键指标［１７］．布莱恩弗里尔在《翻译》的创作（翻译）过程中，采用了适度的杂合翻译策略，移植了爱尔兰盖尔语的词汇和句法结构，如爱尔兰方言词汇“ｂａｃｋｗａｙｓ”，爱尔兰人名、地名“Ｏｗｅｎ，Ｈｕｇｈ，ＢａｉｌｅＢｅａｇ和ＣｅａｎｎＢａｌｏｒ”以及爱尔兰“ｐｕｔｘｏｎｙ”句法结构，例“Ｈｏｗｄｏｙｏｕｐｕｔａｔａｉｌｏｎｉｔ？”等；杂糅了与爱尔兰有着更亲文化渊源关系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词汇，如ｅｎｄｏｇａｍｅｉｎ（部落内通婚），ｅｘ玻铮纾幔恚澹椋睿ㄒ熳逋ɑ椋，ｂａｐｔｉｚｅｉｎ（洗礼），ｓｏｂｒｉｕｓ（清醒），ｃａｅｒｉｍｏｎｉａ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ｓ（命名仪式），Ｏｐｕｓｈｏｎｅｓｔｕｍ（光荣的任务），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远征，探险队）等；同时，他还融入了爱尔兰文化，嵌入了隐含爱尔兰历史、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词汇，如“ＴｏｂａｉｒＶｒｅｅ”在盖尔语中指“十字路口”，该词隐含着一个民间传说．“Ｔｏｂａｉｒ”是一口井，“Ｖｒｅｅ”是盖尔语“Ｂｒｉａｎ”的误用．“Ｂｒｉａｎ”源于“ＴｏｂａｉｒＢｈｒｉａｉｎ”．因为１５０年前，这里曾是一口古井，并不是十字路口，而是距十字路口很近．一位名叫“Ｂｒｉａｎ”的老者，因为脸部长了肿瘤而破相，听说井里的水是神佑的，于是他接连７个月，每天都用井里的水洗脸，但肿瘤并没有消失．一天早晨，人们发现Ｂｒｉａｎ淹死在井里．自此，这个十字路口就被命名为ＴｏｂａｉｒＶｒｅｅ?尽管那口井已干枯了很久［２２］．在剧中，“Ｔｏ玻猓幔椋颍郑颍澹濉北居币牖蛞粢胛一个与其对应的英语词汇，但是，布莱恩弗里尔有意原封不动地将其载入地名薄，因为他意识到了隐含在爱尔兰语地名中的传统故事可以通过口头方式代代相传，同时也彰显了爱尔兰语地名所承载的不同文化传统［１８］．通过刻意使用带有爱尔兰民族印记的语言、文化，布莱恩弗里尔构建了一个具有抵制作用的杂合文本，凸显了语言文化的差异性，以此彰显出后殖民翻译抵抗、颠覆和消解英美语言、文化霸权和中心的功能，解构了权威，使边缘步入中心，进行平等对话，重塑了爱尔兰人民独特的语言和文化身份，最大程度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

3结论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 篇3

【关键词】后殖民翻译理论 五四运动 西方文化 中国翻译文学 影响

一、导论

本文拟从后殖民翻译理论视角探讨五四运动前后西方文化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影响。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里程碑似的转折点，期间，西方文化大量输入中国，对中国的翻译界、文学界、甚至思想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殖民翻译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末一个重要的翻译研究流派，自1997年由道格拉斯.罗宾逊提出后，长期备受关注，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后殖民翻译理论将翻译与政治相联系，强调外部的权力关系或强弱对比关系对翻译的影响，主要探讨译者、翻译活动和译作如何受权力关系制约，以及译者、翻译活动和译文如何塑造或解构权力关系。

当今社会，全球化不可逆转，而以市场为导向的意识形态、西方科技和西方大众文化在全球的传播，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翻译的进行和文化的多样性。在这种大背景下，翻译成了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促成文化趋同，也可以促成文化多元。而这个度的掌握则在于各国的理论学者和众多翻译家的实际操作和具体应用。

二、后殖民翻译理论国内外研究概述

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多与对等、意义、技巧等概念相联系，受词、句、篇的束缚。所以传统翻译多数情况下被认为是以忠实于原文、不带译者感情的方式，将意思从原文文本传递到目的文本的过程。然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晚期，一个研究翻译的全新角度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将翻译与帝国相联系。这种联系正是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诞生根源。道格拉斯·罗宾逊在他的专著《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解读》一书中将翻译解釋为帝国主义理论服务的有效工具，作用是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进行调节。因此后殖民翻译理论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其核心内容就是权力关系。罗宾逊详细论述了和梳理了相关理论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随后有几部重要作品相继问世继续完善了这一理论，它们依次是苏珊·巴斯内特和哈瑞什·特里维蒂编辑的《后殖民翻译—理论与实践》（1999），韦努蒂编辑的《翻译研究读本》（2000），根茨勒的《当代翻译理论》修订版（2001），吉里米·芒代的《翻译研究概论—理论与应用》（2001），以及蒂莫志科和根茨勒合编的论文集《翻译与权力》（2002）。

中国国内对于后殖民翻译的研究虽然热烈，但多集中于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对西方理论的介绍、后殖民翻译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反思等，或是对某一外国文学著作进行后殖民翻译理论方面的剖析，较少触及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考察。

赵文静所著的《翻译的文化操控—胡适的改写与新文化的建构》，以Andre Lefevere的改写理论为框架，以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主要论著和翻译为案例，论证这些作品是如何受意识形态和其他文化因素的操控。其中有不少地方都涉及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内容；朱双一的《鲁迅作品中的后殖民文化批判》等文章，主要批判鲁迅提出的国民劣根性。

总体来说，国内较少有文章或著作从后殖民翻译理论视角全面宏观的考察五四运动前后西方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翻译文学的特征和形成原因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三、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看五四运动前后西方文化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影响

当我们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看五四运动前后西方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冲击时，权力关系对比对于中国当时的翻译文学的影响就显而易见了。五四时期中国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在选材和翻译技巧上都做了很大的革新。

首先是翻译的选材。五四时期翻译的主题主要集中于恋爱自由、妇女解放和人的觉醒这几大类。而这些题材的选择实际上是为五四政治运动服务的。不管是五四前期所宣扬的浪漫主义，还是五四后期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促进政治运动。韦努蒂曾在他的著作中提过，译者的现身是一种政治行为。从五四时期翻译的选材我们可以看出，再独立的译者，也会被深深打上时代烙印，不自觉地体现社会和时代的政治意识。

其次是翻译技巧。五四时期的翻译已经大大背离了清末民初的归化式翻译，走向了异化翻译、或者说直译的道路。原先大放异彩的“林译”为启蒙思想家所批判，随意删减、添加、评注的翻译方式也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鲁迅提倡的直译、“硬译”等翻译技巧。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翻译家角色意识的建立，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弱势文化屈服于西方强势文化的表现。

四、五四运动期间中国翻译文学的特色及其成因

在五四运动前后，从后殖民翻译理论视角虽然可以清晰地看出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但相比与印度、爱尔兰等前殖民地国家，中国的翻译文学还是有自己独特之处。

1.中国翻译文学的特色。五四时期中国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有很强的自主性，因为他们并不是纯粹的帝国主义殖民调和的工具。在五四后期，这种特征更为明显，具体表现在他们对于翻译题材的选择。五四政治运动之后，新文化人将翻译的重心转向俄国、东欧和一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宣扬俄国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等。根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翻译总目》的不完全统计，“五四”以后的八年中，印成单行本的187部翻译作品中，俄国65部，法国31部，英国21部……这种明显的趋向性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企图脱离西方主流文化影响的意愿和努力。中国学者不仅在引入异国文化体系的方面的觉悟有所提高，在重建本土文化的方面也加快了进度。五四后期，新文化人提出了“兼取中西，综合创造”的主张，连主张“全盘西化”的主将胡适也提出了“整理国故，再造文化”的提议。这反映了中国学者既自卑又自傲的复杂心理。这种复杂心理直接导向了中国翻译文学的自主性，尽管这种自主性只是在帝国主义殖民影响与权力对弈的夹缝中生存。

中国的翻译文学还具有不纯性的特征。由于梁启超、周氏兄弟的推介，中国从日本译入的西方思想理论、文学作品数量巨大；同时当时大批的中国学生赴日留学，也加快了日本对于中国的思想输入。这样就使西方的文化在日本就经历了一次东方化的过程，再输入中国就相对容易接受，但其不纯性也有所增加，这就增加了误译的可能性。

中国翻译文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模仿与反抗同时进行。由于受殖民话语的影响，殖民地文化以及很多译者多模仿殖民者或按殖民者的意愿进行翻译。等到了殖民地争取独立阶段，殖民地的译者则多会选择反抗殖民文化的翻译策略。纵观爱尔兰和印度，则都经历了东方主义、民族主义和独立后的文化翻译三个阶段。中国与之相比就有较大的区别了。从清末民初的“中体西用”的翻译观，到“林译”的特殊技巧，再到五四时期大大小小的翻译论战，中国的译者从来就没有放弃对西方文化的抵抗。可以说，模仿和抵抗同时进行是五四时期中国翻译的最大特点。

2.中国翻译文学特点的形成原因。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之所以形成上述三点特点，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的民国政府虽然依附于帝国主义势力，但仍不失为独立的政权体系。政治上的独立使中国不可能像爱尔兰那样被殖民国强行更换语言等文化基础。第二，中国当时受到了多国的殖民侵略。大部分的前殖民地国家都是受到一国的殖民统治。由于中国是同时受到多国的殖民侵略，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这就造成了中国同时接受多国思想文化的情况，故选择权在中国。又因为中国有独立的主权，没有任何一国能够向中国完全输入其殖民文化。第三，中国历史悠久，很多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引入西方文化能够引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第四，中國的知识分子觉悟较高。他们以救亡图存为己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去，在引入西学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五、结语

综上所述，五四前后，由翻译文学作为媒介，中国本土文化在翻译、文学和思想文化方面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殖民影响。这是实际上是西方企图将中国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权利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文化表现。这就造成了在五四之后的近几十年内中，中国的现代性观念一直笼罩在西方的强势影响下。这种影响在全球化的今天尤为明显且具有深刻的意义。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中国在翻译和文化输出输入方面大大失衡。仅就2015年来说，非译本图书的进口与出口比例大致为9：1，译本引进与输出的比例为7：3.正如张颐武所言：“全球化不是一个普世的福音，它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使得很多小语种和弱势文化岌岌可危，变成了强势文化的影子。这也正是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翻译理论的现实意义。对于这一问题，中国译者可以采取霍米·巴巴的文化杂糅主义或者韦努蒂的“双向暴力翻译法”，使模仿文化边缘化、同化，为我所用。这样一方面可以弱化西方殖民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强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与丰富。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不可能处在和殖民强势话语完全无关的纯净话语中，一味地美化五四之前的过去也是没有意义的。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竭尽全力的在文化殖民的浪潮中保持中华文化的本土特色。这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参考文献：

[1]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版）[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2]朱双一.鲁迅作品中的后殖民文化批判[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1：100-106.

[3]赵文静.翻译的文化操控—胡适的改写与新文化的建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4]Bhabha，Homi K.1994.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5]Niranjana，Tejaswini.1992.Sitting Translation：History，Post-structuralism，and the Colonial Context[M]Berkeley &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6]Robinson Douglas.2007.Tanslation And Empire：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7]Said，E.W.1978.Orientalism[M].London and Henley：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后殖民理论与翻译策略研究 篇4

后殖民主义 (post-colonialism) 是20世纪80年代末在西方文学界和文学理论界异军突起, 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最新理论思潮之一。后殖民理论作为一种激进的理论批评话语, 首次将西方对殖民地进行文化殖民的事实及后果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 将研究中心从文本形式转移到文化政治之上, 显示了西方当代理论批评在“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一种新的动向。后殖民主义理论侧重分析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 第三世界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和政治干预, 以及关于种族、文化或历史的“他者”的表述, 揭露西方“形而上学”话语的局限性, 旨在考察殖民主义和西方文化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 以及这种影响如何被表述。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则是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审视不同历史条件下翻译实践的过程, 认为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权利差异, 关注隐藏在译本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斗争和权力运作, 旨在通过描述存在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种族和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平等和不对称的关系来深化对翻译实践的认识。

二、后殖民理论及其发展

学界一般认为后殖民理论 (Postcolonial Theory) 发萌于19世纪后半叶, 在印度独立之后逐渐演变成一种崭新的意识, 然后糅合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法侬 (Frantz Fanon) 的反殖民主义写作理论, 最后发展为声势浩大的文化批评话语。其理论的成熟以萨义德 (Edward W.Said) 的《东方主义》出版为标志, 主要代表人物有萨义德、斯皮瓦克 (Gayatri C.Spivak) 和霍米·巴巴 (Homi Bhabha) 等。事实上, 后殖民主义与殖民主义都属于作为强势群体的西方对所谓弱势群体的东方的一种操控。而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将着眼点放在对现行西方文明的主流话语进行改写的目标上。该主义的多种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 以及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新问题。研究者们多采用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 一方面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采用文化霸权, 探讨“后”殖民时期东西方之间由对抗到对话的新型关系, 另一方面从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政治批判性入手, 纠正了20世纪中叶的纯文本形式研究的偏颇, 从而拓展了其文化视角及研究策略的空间。

在道格拉斯·罗比森的《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的解释》 (Translation and Empire: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一书中对后殖民理论作了系统的归类, 他认为后殖民研究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欧洲殖民统治结束之后, 在20世纪下半叶殖民地怎样适应、抵制和超越殖民主义的文化残余;二是研究欧洲殖民统治开始之后, 从16世纪起到现在, 殖民地怎样适应、抵抗和超越殖民主义文化;三是研究20世纪末期所有的国家、社会和民族之间的文化权力关系, 主要指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反应、冲突和抵抗。因此, 后殖民研究包含殖民主义结束以后的文化状态、殖民主义开始以后的文化状态, 也包含当代的政治和文化的权利关系。由于后殖民理论本身的复杂性, 我们应以更广阔的视野, 对后殖民理论源流多角度、多层面地进行考察。

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向人文社会科学的不断渗透, 许多学者通过后殖民视角进行翻译研究, 在将翻译置于社会文化、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外部历史环境中的同时, 还将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文化霸权主义、语言殖民与文化殖民、第三世界的文化抵抗等对翻译的影响纳入翻译研究, 深刻揭示了难为人们所洞察的翻译与帝国、翻译与意识形态、翻译与权力、翻译与文化霸权、翻译与文化身份之间的历史共谋关系。

三、后殖民主义翻译及策略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 是建立在解构主义、阐释学、多元系统论、描写主义、目的论和新历史主义基础上的翻译研究的新视角。该理论“从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审视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 关注隐藏在译文背后的两种文化间的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 认为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力差异, 不同文化间从未有过真正平等的对话”。由于后殖民语境下存在着政治经济的不平等, 便产生了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力差异, 翻译难以实现人们预期的平等对话和信息转换。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正是以这种权力差异为基础, 来研究权力差异语境下不同价值取向的译者在自觉不自觉间所采用的翻译策略。

多个世纪以来, 翻译活动几乎是单向的, 这种不平等的文化交流本质上是文化霸权、文化殖民的表现。而要打破这一局面, 建立起平等、互利的文化交流, 翻译运作在自身领域应采取如下对策。

1. 重解原作与译作, 拟定新的翻译标准和策略

传统翻译观认为译作必须完全忠实于原作, 原作应优于译作。而翻译中原作的许多风格、特色不可避免地会失去, 无法完全传达原作的神韵。旧有的原作和译作的关系是欧洲中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体现, 是殖民者对外扩张的需要。到了后殖民时代, 原作的重要性遭到了后殖民理论家的质疑。

重新阐释原作和译作的关系必然带来翻译标准的革新。原作地位的下降使得几个世纪以来翻译中一统天下的“忠实”标准遭到瓦解。译者不再以原作束缚自己, 翻译不再是“带着镣铐跳舞”。而是以本民族的利益为需要, 译出有利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作品。在后殖民语境下, 新的翻译标准应表述为: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西方模式和受其文化殖民的局面。翻译的标准和翻译目的重合。凡能达到这一目的或符合这一标准的翻译策略皆可采纳。如增删、改写、加注、加评等方式, 这些都“非翻译之正法”, 但其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非“正统的”翻译所能替代。

2. 译介第三世界民族文学以及西方作品

长期以来, 翻译实行的是欧美语言译成第三世界民族语言这一单向操作, 在西方看来, 只有依靠西方先进文明的输入, 第三世界各民族文化才能得以发展。所以在殖民时期, 几乎就没有第三世界民族语言被译为欧美语言的先例。在后殖民时代, 情况有了一些改观, 但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 译入和译出的作品数量仍相差悬殊。为了打破这种不平衡, 抵制西方的文化控制, 第三世界国家应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大量翻译出来。在后殖民语境下, 第三世界译者应让自己的作品以新的标准、新的策略进入西方世界, 让西方世界了解真正的东方。从而消解西方世界的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 建立起文化多元主义, 翻译文学在此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在西方世界推行文化殖民的历史语境下, 第三世界仍要译介其作品, 主动汲取其文化的精髓, 为我所用。翻译文学通过译介西方作品, 让第三世界国家了解西方文明的丰硕成果, 了解其怎样发展、成熟, 这有助于双方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进行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其次, 通过对“后殖民”文本的译介, 可以了解西方世界对东方的误解、偏见, 了解西方对东方的文化殖民、文化渗透, 从而对症下药, 消除误会, 抵制文化霸权。

四、结语

后殖民翻译理论仅仅是后殖民理论的一部分, 其揭示了翻译过程中社会、民族之间的文化权利关系导致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攻击。强势与弱势权利间的话语斗争、文化霸权、文化身份、东西方文化认同的问题阐述可以为我们对其研究领域和策略提供借鉴。对于后殖民翻译理论我们不能采取极端的方式, 要取其精华, 同时不断探索, 立足本国, 为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摘要：本文概述了后殖民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发展过程, 以及在后殖民主义背景下的翻译研究, 讨论了在西方世界向第三世界国家推行文化霸权的历史语境下, 翻译担负着怎样的历史使命, 应采取何种对策。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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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 篇5

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道教与生态研究

在宗教与生态问题的讨论中,道教相对来说是一位晚到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道教与生态学的关系一直吸引着西方生态学界、宗教学界、哲学界的关注.国外的道教与生态讨论主要在生态哲学家、科学家、基督教神学家和道教学者之间进行.有的学者认为道教能为深生态学提供观念性资源,能修正、调整和丰富深生态学理论;也有学者提醒深生态学在借鉴道教时,应把它与整体的中国文化结合,并应从对道家思想的吸收深入到对道教思想的`挖掘;也有学者出于对文化移植作用的思考、对东方文化影响的担忧、对中国环境现状的不乐观等因素而对道教的可能贡献持谨慎态度.本文试图从后殖民主义语境中,对上述西方学者对道教生态思想的观点略作分析.

作 者：陈霞 Chen Xia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刊 名：宗教学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RELIGIOUS STUDIES年，卷(期)：“”(2)分类号：B9关键词：道教 生态 后殖民主义

女性主义对英语翻译的影响研究 篇6

【关键词】英语翻译 女性主义 词汇 对话 语态

语言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之一，有着非常深厚的社会文化性，且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语言的使用上也有着较大的异质性，翻译则是沟通彼此的重要媒介。当前，关于翻译内涵、特征、意义的研究已经数不胜数，简言之，翻译就是“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活动”。翻译研究的流派虽然众多，但其发展历程却可以简单的归纳为作品中心主义和译者中心主义两种。所谓作品中心主义指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作品居于核心地位，翻译者仅仅是将异民族语言的作品以本民族语言呈现出来而已，有着较深的工具论的色彩。但随着翻译实践的不断进入，译者的重要性逐步凸显，并日益改变了以往派生、从属的地位，具有了独立于作品的主体性，也就是所谓的译者中心主义，而翻译也被视作译者的第二次创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诸如生活背景、成长环境、知识储备等多种因素影响，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自身性别的影响，女性主义翻译正是基于性别之上的一种翻译理论，它指女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自觉不自觉地带有性别特征，而翻译实践也恰恰证实了这一理论，文章从此出发，这就女性主义对英语翻译的影响了做了相应的研究。

一、女性主义对词汇翻译的影响

词汇翻译是翻译的基础工作，不同译者由于生活环境、阅读偏好、知识结构等因素的不同，在对同一词汇的翻译中往往会选择不同的词语，当然，性别也是影响译者译词选择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女性主义兴起以后，女性译者在词汇翻译中尤为敏感，主要表现在情感色彩以及性别意识两个领域。

1.情感色彩。黄源深（男）、祝庆英（女）都翻译过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经典著作《简爱》，下面这句的翻译中，两人在同一词汇的汉语对应词的选择上有着较大的不同。

“...and clung instinctively closer to my blind but beloved master”

黄译：……本能地把我亲爱的瞎眼主人搂得更紧了。

祝译：……本能地更紧地搂住我那那失明的、但是亲爱的主人。

众所周知，blind等同于汉语词汇中的瞎。但汉语在形同同一事物时，往往有着不同形容方式，并且不同的形容方式之间还有着不同的感情色彩，就以目盲而言，它既可以形容为瞎，也可以形容为失明、瞽目等，其中瞎最具刺激性，而失明、盲较为平淡。此处书中人物罗切斯特正处于残废失明，心情抑郁的心理状态，祝庆英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和怜悯精神，在blind的翻译中使用了刺激程度程度较轻的失明二字，而黄源深则径直使用了瞎字，未能很好地照顾到读者的情绪。

2.性别意识。其次，就性别意识而言。如前所言，语言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属性，体现到词汇中，便是不同的词汇蕴含着不同的社会文化理念，诸如阶级意识、性别意识等。不同性别的译者在翻译同一词汇时，往往会从自身性别的角度出发，选择特定的译词，女性译者受女性主义影响，在翻译实践中的性别意识更为强烈：

《爱玛》是英国文学家简·奥斯汀的著作，孙致礼（男）和祝庆英（女）都曾翻译过，然而，他们在具体词汇的翻译上却有着较大的不同，祝译本的词汇选择体现着非常强烈的女性意识痕迹，就以下句为例：

“But then，to be an old maid at last，like Miss Bates”

孙译：可以最后要成为像贝茨小姐那样的老姑娘

祝译：那到头来你会像贝茨小姐那样，成为老处女。

原著中使用old maid主要是为了体现爱玛本人的反抗精神，因为，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女性必须要融入到婚姻、家庭之中，不结婚的女性通常会被视作异类。为了更好地突出爱玛对父权社会的不满与控诉，祝庆英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采取了老处女这一更具刺激性的词汇，而不是相对温和的老姑娘。

当然，具体的案例也体现在方平（男）和杨苡（女）对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的翻译中，具体如下：

“Cathy，do come.Oh，do—once more！Oh！My hearts darling！”

方译：凯西，快来吧。啊，你再来这一回吧！啊！我的好心肝儿！

杨译：凯西，来吧！啊，来呀——再来一次！啊！我的心爱的。

对darling一词的翻译是两位译者词句翻译的主要不同点，其实，对于正处于热恋关系的年轻男女而言，无论是心肝儿还是亲爱的都是一种抒发情感的词汇，内涵上并无多大不同。但心肝儿一词，容易给人轻浮之感，让人觉得女性是男性的附属物，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女性的主体性，而心爱的则更为通用，性别色彩较淡，因此，杨苡才会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采用心爱的一词。

二、女性主义对对话翻译的影响

对话交流作为文学作品中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刻画人物所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作家在创作时，通常会根据人物刻画以及情节发展的实际需要给其安排恰如其分的对话内容。不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往往会从自身的性别属性出发，自觉不自觉地调整、阉割乃至曲解对话中的内容，从而使对话内容更符合本人对文本内涵的解读。女性译者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下，在对话翻译中的主动介入更为常见：

1.在交流中的介入。就以方平和杨苡在处理《呼啸山庄》中的一段对话作为代表：

“I shall be glad have a cup，”I answered

“Were you asked？”she repeated.

“No，”I said，half smiling.“You are the proper person to ask me.”

方译：“喝一杯热茶真是太好了，”我回答。

“是请你来的吗，”她再问一遍。

“不，”我带着一丝笑容说，“你不就是挺合适的请我的人吗？”

杨译：“我很想喝杯热茶，”我回答。

“是请你来的吗，”她又问。

“没有”，我说，勉强笑一笑。“您正好请我喝茶”。

上面这段文章节选字小说中洛克吾去山庄拜访小凯瑟琳的场景，男女两位译者的汉语翻译大同小异，主要的几点区别，集中于“glad”、“half smiling”、“proper person”等的翻译中。相比较而言，方平的翻译无论是语言的使用上还是情感的体验上都更为接近原著。因为，根据常理而言，男性与女性，尤其是年轻漂亮的女性相处时，难免会夸夸其谈，甚至为了讨好女性，而故意迎合，有时会显得油腔滑调，对待这种行为，男女性的情感认知当然有着较大的差异性。方平作为男性译者，无论从忠于原著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性别认同的角度出发，都会采取一些特定的词汇或语法来表达书中男性人物的情感状况与内心思想，因此，他选择了“太好了”、“你不就是挺合适的请我的人吗”等语句，颇有夸大其词之感。杨苡作为女性译者，对男性这种表现无疑是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因而，她在翻译中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洛克吾的言辞进行相应的冷处理工作，用了“我很想”、“正好”之类的表达方式，读者读起来完全感受不到洛克吾的愉悦神态，甚至会感到略有枯燥。

2.在独白中的介入。又如黄源深、祝庆英在处理《简·爱》中的一段话时，祝庆英从女性主义的性别特征以及情感内涵着眼，对特定的词汇做了人为的处理，从而使之更契合当时的语境：

“But his brain？ That is probably rather soft？ He means well，but you shrug your shoulders to hear him talk？”

黄译：“但他的头脑呢？大概比较软弱吧？他本意很好，但听他谈话你会耸耸肩？”

祝译：“可是他的脑子呢？也许比较笨吧？他是一片好意。但是听他说话，你会蔑视地耸耸肩吧？”

就这句话的翻译而言，黄源深无疑更接近原文，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词、一个词的对应式翻译。祝庆英则不仅径直将“soft”翻译为笨，并且在后面加入了带有明显情感色彩的“蔑视”，这似乎并不符合翻译中以“信”为首的基本原理。但功能对等翻译理论表明，翻译以意思到位为主，考虑到这段话发生的实际场景，罗切斯特经历了烧伤、失明的苦楚，可是简在谈话中却多次提到了表兄圣·约翰，这无疑会激起了罗切斯特的嫉妒心。因此祝庆英以女性所特有的细腻、敏感，从罗切斯特当时的实际情感出发，生动地传达出了罗切斯特的内心状态，以及原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这种性别介入不以硬译为手段，而是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入手，对于汉语读者的理解大有裨益。

三、译者性别对语态翻译的影响

语态隶属于句法范畴，有主动语态、被动语态之分。相比于词汇、对话的翻译容易带有感情色彩而言，语态的翻译照理说应该遵循公正、客观的原则。比如讲“Many people speak English”翻译为“许多人使用英语”，而将“English is spoken by many people”翻译为“英语被许多人使用”。然而，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男女性由于性别及其别后的社会属性、文化认知等因素的不同，在英语语态的翻译上也有着非常多的不同。很多译者在翻译中会有意无意地调整原文的语态，使之更符合自身的理解。

比如方平、杨苡在对《呼啸山庄》下面一句的翻译中，语态选择上便存在着不同：

“Are you possessed wiht a devil”he pursued，savagely.

方译：“难道你有恶魔附在身上吗？”他蛮横地说下去到。

杨译：“你是不是被鬼缠住了。”它凶暴地追问着。

此时，希斯克利夫的情绪状态正处于蛮横凶暴的状态之中，原文采用的是被动语态，然而，方平在翻译中却主动调整为主动语态，译为“你有恶魔附在身上吗”，这种翻译方式给人的感觉是希斯克利夫对当时凯瑟琳精神情形的不理解乃至愤懑，它比较客观地传达出了希斯克利夫的精神状态，因此，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翻译。当然，杨苡却亦步亦趋地采用了与原文相同的被动语态，翻译为“被鬼缠住了”，这除了合杨苡尊重原著的精神相关以外，也和女性主义的影响有关，这种翻译更能呈现出凯瑟琳的无助以及被动，甚至还有希斯克利夫无意中所透露出来的一丝关切之意，因而，更符合翻译理论中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

翻译不仅仅是译者客观地传达出作者原文风貌的过程，事实上，译者也不可能将作者的原文风貌完整地呈现出来，译者翻译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二次阅读以及再创作的过程，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会有意无意地将自身对人物的理解乃至好恶之情融入其中，从而使翻译带上鲜明的个人印记，而语态的调整则是译者附带自身情感的重要途径。总而言之，翻译过程中看似细微的语态转变，却能够折射出译者对书中人物内心的不同认知以及自身的阅读情感，而这种不同很大一部分就是基于译者性别认知上的差异性。

四、结语

如上所言，翻译的本质是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从而实现不同文化之间交流、融合的目标。在当今世界翻译实践不断深入的基础上，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很好地突出，性别作为译者主体的核心标志之一，其对翻译实践的影响也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女性主义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的影响，研究成果更是汗牛充栋。女性主义对翻译实践的介入，主要是性别意识及其背后所附属的社会文化内涵的介入，影响的内容则包括翻译中词汇的选择、对话的修正以及语态的调整等，这些影响对于翻译而言，利弊俱存，研究者要从着眼于具体的翻译内容，做作切实际的分析与评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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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秋文.译者的性别差异与翻译实践——从性别视角分析《爱玛》两译本[J].怀化学院学报，2013（07）：83-85.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 篇7

关键词：后殖民翻译,弱势文化,强势文化,生存,危机

翻译研究从语言学转向文化之后, 翻译理论家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两种文字之间的简单转换, 而是文字背后所隐藏的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然而, 在交流的过程中, 两种文化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矛盾与冲突, 这种矛盾与冲突着重体现在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之间的国家利益以及政治权力的较量与斗争。而后殖民翻译研究首次将翻译与政治和权力联系起来, 在这一层面上, 强势文化将翻译视为一种工具, 用来对弱势文化实施间接或直接的管理与控制。因此, 在后殖民主义背景下, 弱势文化的生存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

1 后殖民主义与后殖民翻译研究

后殖民主义萌发于19世纪后半叶的印度。法侬 (F.Fanon) 分别于1951和1961年发表的《黑皮肤, 白面具》 (Black Skin, White Masks) 和《地球上的不幸者》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被认为是后殖民批评萌芽的先声, 为后殖民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而赛义德 (Edward W.Said) 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 (Orientalism) 则正式标志着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自觉和成熟。

而“后殖民翻译研究”最早是由道格拉斯·罗宾逊 (Douglas Robinson) 在1997年提出来的。罗宾逊把后殖民翻译研究中的“后殖民”分为三个阶段, 包括:殖民主义结束后的各种文化 (20世纪下半叶以后) , 殖民主义开始后的各种文化 (自16世纪至今) , 以及人类整个历史上政治和文化权力关系 (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个时期) 。“后殖民研究视角给予翻译研究的启示在于它视翻译为殖民文化的产物, 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 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 (王, 2003) 。”在译文的背后存在着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斗争, 而这两种文化之间从来不会有真正平等的对话。

2 后殖民翻译研究下弱势文化的生存与危机

2.1 弱势文化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一方面, 当翻译作为一种工具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服务时, 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则会面临被同化的危险。由于政治、经济的不平等, 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便会出现权力方面的差异, 翻译不但使两者之间的平等对话难以实现, 而且更会加剧弱势文化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被殖民的程度。在此, 该文选取了大卫·霍克斯 (David Hawkes) 与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的两个版本, 对比分析后殖民翻译研究下弱势文化所面临的危机。

例1: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红楼梦》第十六回)

Always“one eye on the dish and the other on the saucepan”. (霍译)

Keep one eye on the bowl and the other on the pan. (杨译)

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 (《红楼梦》第二十四回)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霍译)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 (杨译)

在霍克斯的译文中, 将锅和碗译为餐盘与长柄锅, 用面包代替了原文中的大米, 很显然译者是考虑到译入语文化读者的接受力, 便于他们理解, 才将信息改写成西方读者所熟悉的内容。但是, 如此翻译却未能将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传达出来, 让读者误以为中国古人跟西方人一样也是使用餐盘、刀叉, 以面包为食的。这无疑是将西方的文化强加渗透给中国, 不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播。

例2:刘姥姥道:“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咱们谋到了, 看菩萨的保佑……” (《红楼梦》第六回) Said Grannie Liu.“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It’s up to us to think of something.We must leave it to the good Lord to decide whether He’ll help us or not...”. (霍译)

Said Granny Liu.“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Work out a plan, trust to Buddha...”. (杨译)

从霍克斯的译文中可以看出, 他将“天”译为“God”, 将“菩萨”译为“Lord”, 显而易见这反映了西方基督教所信奉的上帝, 译入语读者很容易就能理解。然而译者却忽略了中国是一个信佛的国家, 如此翻译, 西方读者都会误以为中国人也信奉基督和上帝。宗教传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译者未能将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呈现出来, 而是将西方的宗教思想加以渗透, 这对作为弱势文化的中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另一方面,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过分地强调权力的差异, 这特别容易使得第三世界的人们对西方文化产生敌视, 在翻译文本的过程中刻意地采取异化策略, 以此来抵制西方文化, 从而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 最终将使自己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 这便违背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初衷。下面本文将选取部分《水浒传》的译文来说明对西方文化的过分抵制也是不利于弱势文化的发展。

例3:史进领着一行人, 且杀且走, 直到少华山上寨内坐下, 喘息方定。

(《水浒传》第二回)

After such a killing as this Shih Chin went straight to the mountain and to the lair and there he seated himself. (赛珍珠译)

在译文中, 赛珍珠将“山寨”译为“Lair”, 引起不少后殖民翻译研究者的质疑与诟病。Lair一词的意思为“兽穴, 兽窟;野兽躲藏处”, “这样, 原作中的英雄好汉在译作中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变形, 沦为‘野兽’, 透露出译者对原作中英雄的蔑视和侮辱 (胡, 2006) 。”但是这种说法未免有失偏颇。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对“lair”一词的定义是“A place where an animal hides or sleeps”或者“A place where somebody goes to hide or to be alone”。可见, lair也有人的藏身处之意, 由于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 在英文中找不到与“山寨”这一蕴涵着浓烈中国文化色彩的词语相对应的词, 被译成lair也许是无奈之举。而从后殖民翻译的角度来批评此译文, 着实略显牵强与苛刻。

例4:鲁达道:“洒家要什么!你也须认得洒家!却恁地教什么人在间壁吱吱的哭, 搅俺弟兄们吃酒?洒家须不曾少了你酒钱!” (《水浒传》第二回)

Lu Ta said, “What do I want?You ought to know who I am!Why have you put someone next to us who sobs and cries and troubles us as we drink?I have always paid for my wine!” (赛珍珠译)

在胡天赋的文章中, 他指出这段翻译并没有将鲁智深焦躁、粗鲁的性格形象地翻译出来, 而是显得其说话有气无力、唯唯诺诺, 歪曲了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这种说法未免太过苛刻, 译文与译者的个人能力及风格紧密相关, 若是因为译者是西方人而非要给其扣上文化殖民的帽子, 实在太过极端。

2.2 弱势文化生存发展的机遇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为第三世界国家摆脱文化殖民提供了理论武器, 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认清自己在世界翻译体系中的地位, 在抵制西方强大势力对本国的有意以及无意地进行文化霸权和文化侵略的同时, 要积极发扬本土优秀的传统文化, 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使得自身的传统文化得以保护和发展。同时, 弱势文化也应当抓住机遇, 学习西方文化优秀的、先进的部分, 以改进自己落后的状态, 从而促进本民族的发展与壮大, 提高在全球的竞争力。

例5:你也须有耳朵, 好大胆, 直来太岁头上动土! (《水浒传》第一回)

“...haven’t you heard of me?Where do you get the gall to come and tweak the tiger’s whiskers?” (沙博理译)

在这句话中, “太岁”一词是中国文化独有的一种意象, 可是要将这一典故确切地翻译出来, 恐怕会有一定的难度。在这里, “在太岁头上动土”意为胆大妄为、胆大包天。因此, 译者不必要将“太岁”一词准确的翻译出来, 而选择用”tweak the tiger’s whiskers” (老虎头上拔毛) 来表述, 既形象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思, 又易于西方读者理解。

例6:林冲听了便拜道:“有眼不识泰山, 愿求大名。” (《水浒传》第十回)

Lin exclaimed:“I‘had eyes and didn’t recognize mount Taishan!’Please tell me your name.” (沙博理译)

“有眼不识泰山”意为孤陋寡闻, 辨别不出本领高强或地位崇高的人物, 对西方读者来说, “didn’t recognize mount Taishan”这种说法难以理解, 但是译者并没有意译成“great person”, 而是直接译为“mount Taishan”, 这可以让西方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典故、成语里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该文建议, 在翻译这句话时可以用加注释的方法来解释“泰山”一词的深层含义。如此一来, 译文既能传达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 又能便于读者理解。

3 结束语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首次将两种文化间的政治、权力与关系纳入翻译的研究范围, 指出翻译就是帝国殖民统治的工具。强势文化利用翻译向弱势文化宣传、渗透其统治思想, 从而将弱势文化本土化;而弱势文化本身的政治、文化等方面得不到保护和发展, 则很有可能会沦为殖民统治的奴隶。同时,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也揭露了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在翻译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平等的关系, 意在通过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研究, 揭示并且努力消解这种不平等的差异, 从而达到各种文化在翻译中的平等与共存。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弱势文化应当正确认识自己所处的位置, 要认识到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文化所形成的权力差异不仅可以追究到其发展的历史, 也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 第三世界不能利用后殖民翻译理论来一味地抵制西方文化及思想的进入, 在保护和传播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同时, 也要顺应潮流, 积极学习西方文化的精华所在, 以此来稳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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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 篇8

关键词：《生死疲劳》,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归化,异化

1导言

正如金介甫教授所说, 莫言是一位多产的作家, 是中国文化界真正的国宝级人物 (王晓平, 2014) 。几十年来, 他笔耕不辍, 写作了多部中长篇小说及短篇小说集, 部分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 广为传播。莫言的作品还被大量译介到国外, 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瑞典语、日语、韩语等二十多种语言, 颇受好评, 并于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成为中国“诺奖第一人”。莫言曾多次指出, 翻译对文学的影响显著, 若没有翻译, 世界文学将无从谈起 (莫言, 2006) , 他尤其盛赞葛浩文先生, 认为葛浩文的译本为他的原著增添了光彩, 葛浩文被厄普代克喻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接生婆”, 夏志清更称其为“公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 (赋格、张健, 2008) , 甚至有人认为, 若不是因为葛浩文, 莫言获诺奖起码要推迟十年, 翻译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葛浩文也曾评价莫言“大多数小说家很难一直保持高水平地创作, 除了莫言” (Howard Goldblatt, 2009) , 他们两个可谓互相成就了彼此。

葛浩文曾在采访中说,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对得起读者, 而不是作者” (季进, 2009) , 他经常这样问自己:目标语读者是否有机会像源语读者欣赏原作那样去欣赏译作 (Ge Haowen, 2011) ?这些都表明为了使译文读起来轻松、顺畅, 他将让原作者向译文读者靠拢, 在翻译中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但同时, 他也曾指出, 他不是中国人, 在翻译过程中, 会尽量保留原文的“中国性”, 否则就变得像殖民者了 (李文静, 2012) , 这似乎又与“对得起读者”的翻译思想相违背。事实上, 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并不冲突, 两者构成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论域。本雅明曾指出, 一部译作应该反映语言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作用的重要关系, 译者不去追究译作与原作的等同, 而是追求两种语言的融合、协调 (孙会军, 2005) 。那么, 葛浩文先生的翻译思想为何?本文将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视角出发, 对莫言作品中获奖最多、反响最大的《生死疲劳》的翻译策略进行研究, 探讨葛浩文先生的翻译思想。

2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 其代表人物有爱德华·赛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 人们不再满足于从语言学方面来研究翻译, 而是从社会、文化等宏观因素着手对翻译过程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进行探讨。

对“差异”的诉求是后殖民理论的核心思想, 该理论认为“翻译的目的在于将他文化中的差异性传达出来” (孙会军, 2005) , 该理论尊重文化之间的差异, 但并不推崇闭关自守、自我封闭 (孙会军, 2015)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 其所倡导的不是推翻原来的强势文化, 使弱势文化成为新的强势文化, 而是通过“杂合”的翻译方法, 即在翻译过程中, 通过异化的翻译方法形成的一种语言、文学、文化杂合 (孙会军, 2005) , 对强势文化进行消解, 对目的语的语言、文学与文化进行优化, 达到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与共铸。

3《生死疲劳》英译本中的归化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非总是价值中立的, 译者往往是从一个特定的文化立场出发进行翻译的” (孙会军, 2005) , 在处理原作与译作、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过程中, 译者必然受到其所属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的影响而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葛浩文曾在采访中说, 他“希望能做到既保留文化特色又保持译文的流畅”, 并明确表明应将“山口”译为“entrance to the mountain”, 而不是“mouth to the mountain” (李文静, 2012) 。在《生死疲劳》的英译本中, 也有很多归化的例子:

案例一:如果不是……, 我会不管三七二十一, 冲上去, ……给她三个耳光。 (《生死疲劳》, P24)

If not for the two militiamen who had me by the arms, I’d have rushed up, not giving a damn what happened to me afterward, and slapped her hard—once, twice, three times.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P29)

若直译原句中的“不管三七二十一”会使译文读者感到莫名其妙, 而葛浩文将其翻译成“not giving a damn”, 既不增加读者的阅读负担, 又十分地道地将“我”的愤怒表达出来, 可谓相得益彰。

葛浩文曾在采访中提到“一些中国的成语和俗语, 如‘偷鸡摸狗’, 按照字面翻译会让中国人听起来愚蠢可笑, 像小孩子说话” (李文静, 2012) 。在《生死疲劳》中, 他没有将“偷鸡摸狗”译作“stealing chickens and dogs”这样令译文读者摸不着头脑的译文, 而是巧妙地将“偷鸡摸狗的杂种”译成“The thieving, depraved bastard”, 既传达了原文“偷”的意思, 又避免了翻译腔, 如案例二:

案例二:这个偷鸡摸狗的杂种, ……但他却成了赤贫农, 革命的先锋。 (《生死疲劳》, P28)

The thieving, depraved bastard—……a redder-than-red poor peasant, a frontline revolutionary.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P34)

案例三:“日月如梭, 光阴似箭”, 我在这荒无人烟的沙洲上充当猪王不觉已是第五个年头。 (《生死疲劳》, P324)

“Time flies.”Before I knew it, I was entering my fifth year as king of the boars on this desolate and virtually uninhabited sandbar.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P344)

原句的“日月如梭, 光阴似箭”是汉语中用来形容“光阴易逝”的常用表达, 在译文中, 葛浩文却省略了“shuttle”、“arrow”这两个意象, 用“Time flies”这一简洁的短语将其译出, 在不影响原文意义的前提下, 避免增加译文读者的阅读负担。

葛浩文曾说“美国人不怎么看重翻译的东西, 他们对翻译总是有些怀疑”, 再加上“语言上的优越感”, 所以他们就只看英美的作品 (季进, 2009) 。因此, 在翻译时, 葛浩文把“读者”看得比“作者”重要, 试图让原作者去接近读者。在《生死疲劳》的译文中, 归化的翻译策略随处可见, 除了上述案例以外还有很多, 例如, 葛浩文将“雪里站”直接意译成“white hoofed donkey”, 将“干兄弟”直接翻译成“brother”而省略掉“干”的意思等。

4《生死疲劳》英译本中的异化

葛浩文曾表明, 在翻译过程中, 要考虑原文读者的读后感, 尽量使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有相同的感受, 在处理一些中国特色的词汇或表达时, 他还是倾向于在译文中将其中的“中国性”体现出来。厄普代克曾经因葛浩文在《狼图腾》中将“舔舐自己的伤口”翻译成“licking his wounds”而批评他的翻译是“陈词滥调”, 针对这一批评, 葛浩文曾在一次采访中说, 厄普代克以西方文学为标准, 忽略了中国文学作品的特质。而葛浩文希望在译文中将这种“异质性”体现出来, 而非将其掩盖。在《生死疲劳》的译文中, 葛浩文也多次使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来体现“异质性”的因素:

案例一:虽然俗言道“身正不怕影子斜, 干屎抹不到墙皮上”, 但这种事, 又如何辨别清楚。

Despite the saying, “An upright person does not fear a slanted shadow, and dried excrement does not stick to walls, ”I thought this might be more than I could handle.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P188)

原句中的“身正不怕影子斜, 干屎抹不到墙皮上”的意思是:只要一个人做事正派、无愧于心, 那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在译文中, 葛浩文将原句直译成英文而不加任何意义上的解释, 增加了陌生感和新鲜感, 使译文显得更加生动有趣。

案例二:俗言道“人凭衣衫, 马靠雕鞍”, 我能发号施令, 压服坏人, 靠的就是这件军装。 (《生死疲劳》, P160)

You know the saying, “Humans need nice clothes, horses require a fine saddle.”It was that tunic that made it possible for me to issue commands and intimidate the bad elements.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P191)

在处理这句俗语的时候, 葛浩文仍然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 将原语中的意象“人”、“衣衫”、“马”、“雕鞍”一一译出, 让读者向作者靠拢。

案例三:我不得不承认, 我对黄互助的幻想, 是癞蛤蟆对天鹅鹅肉肉的幻想。 (《生死疲劳》, P163)

I had to admit that my fantasies surrounding Huzhu were nothing but a toad hungering over the flesh of a swan.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P194)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是汉语中非常常用的俗语, 用来形容人没有自知之明, 渴望得到遥不可及的东西。葛浩文用异化的策略将这个俗语译作“a toad hungering over the flesh of a swan”, 体现了“中国性”和“异质性”, 将中国文化展现给译文读者。

林丽君曾经说道, 美国人很喜欢中国的习语, (李文静, 2012) 。如以上案例所示, 葛浩文在翻译《生死疲劳》时, 也尽量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 将原文中的俗语等能体现中国文化的地方保留下来, 向西方读者展现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特色。

5结束语

翻译是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媒介, 译文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两种语言文化的特征, 归化的翻译策略无可厚非, 难道遇到“Time flies”时, 我们不会将其译为“日月如梭, 光阴似箭”?正如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所倡导的“杂合”思想那样, 异化的翻译策略能够对强势文化进行消解, 突出差异性, 进而达到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和共铸。通过对《生死疲劳》英译本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 笔者认为, 葛浩文在英译过程中, 在考虑译文读者而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的同时, 也使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来处理俗语等能够体现中国文学及文化特色的语言。葛浩文将归化和异化结合起来, 在译文中同时体现中、英两种语言及两种文化的特色, 试图促进两种语言、文学和文化之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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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 篇9

詹姆斯·J·西格尔曾评论说:“翻译产生于个体利益间相互联系的需要, 它使对利益的正确解读成为可能。该种情况下的翻译已不仅仅是多语者展现才能的舞台, 它更需要参与者具备重塑思想行为模式的能力, 以合乎被接受的模式。因此它与臣服于既定惯例的需要不谋而合。……所以说翻译的宗旨是揭示差异。只有这样才能在交际当中稳操胜券, 在语言、社会秩序所允许的界限之内认知他者同时也为他者所认可。也就是说, 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是在一种预期语境中发生的:当参与者向他者俯首时, 其话语行为的价值也就得到了对方的肯定, 从而在社会体系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然而众所周知的是, 西方殖民者们并没有朝着西格尔期望的方向去努力, 相反, 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征服异己文化, 并强迫原住民遵从自己的意愿且向自己期望的目标发展。这种帝国心态已然根植于后期翻译思想之中;与殖民主义的典型表现所有权之争相似的是, 这种心态在翻译中表现为挪用和权威之争。本文旨在探讨该表现背后的隐义。

二.帝国翻译视角下的所有权之争

定义“后殖民”的方式有多种:在独立后期殖民地研究当中, 后殖民主义是观察前欧洲殖民地独立之后历史的一个视角;在后期欧洲殖民史研究中, 它又是探究欧洲历史及过去四到五个世纪以来其政治、文化影响的一条通道;在权力差异研究当中, 后殖民主义与跨文化权力密不可分, 着重考察征服与服从、地理语言变迁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力和社会心理变化, 强调研究翻译中通常被忽视的文化控制现象 (赵一凡:14-16) 。

多数后殖民翻译学者倾向于从第一种或者第二种视角来定义自己的研究方法, 将注意力更多地置于翻译实践对前欧洲殖民地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之上, 如以土著美洲人为研究对象的谢菲茨, 以印度为研究对象的尼南贾纳, 还有以菲律宾塔加拉族为研究对象的拉菲尔。当然, 也有一些重要的后殖民翻译研究归属于第三种类别。如瑞塔·科普兰就认为, 西塞罗通过创译法对希腊文化的挪用是西方翻译史的潜在语境, 应予以重视;理查德·雅克蒙德则从前欧洲殖民地埃及的后殖民研究着手, 为探讨文化表述变迁与翻译之间的明显联系提供了深刻的见解;拉塞尔·雅各比则另辟蹊径, 突出强调认清哪些国家和文化实体是真正的“后殖民主体”是一切后殖民翻译研究的前提。虽然上述结论主要取决于学者个人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兴趣, 有一点却是有目共睹的, 即所有参与争论的翻译学者都不自觉地注意到了翻译史上的权威之争, 尤其是在权力关系研究的视野之下。

道格拉斯·罗宾逊就是一例。在他1997年出版的著作《翻译与帝国》之中, 罗宾逊阐述了翻译与帝国相互联系的三种途径 (也可理解为帝国成为翻译语境的三种途径) :首先是通过圣杰罗姆对西塞罗和贺拉斯率先提出的“意译法”所进行的选择性的引用, 这一引用后来成为西方翻译理论界的主流理论;其次是通过西方理想化的“权力与知识迁移”论, 该理论认为世界权力与知识的中心往往会随着太阳向西移动, 换言之, 人类存在的中心所在, 无论是文化权力还是政治权力, 都难逃东升西落的运行轨迹;最后一则途径则是从俘虏原文的视角解读“意译法” (ibid:50) 。罗宾逊指出, 西塞罗和贺拉斯之所以鼓励罗马对希腊文化进行挪用实际上是为后殖民时期摆在所有罗马作家面前的复兴罗马的计划服务。这一计划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挪用希腊的文化、文学、哲学、法律等来割断强大希腊帝国昔日阴影的牵绊, 重塑罗马的创造力 (ibid:52) 。随后的西方译论家在解读西塞罗与贺拉斯时却无视了这一语境, 他们有意误读前人在改写历史时对创造力的着意强调, 片面突出意译法彰显个性的一面以致意译法显得过度自由。这充分体现了西方帝国翻译史上一种本能的所有权意识。这一意识可溯源至殖民史中的“所有权”主题 (property) , 这一主题实际上也得到了谢菲茨的关注。从经济学角度来讲, 帝国翻译中此起彼伏的权威之争与“得体” (proper) 和“所有之物” (property) 这两个词密切相关。尽管在英语中“property”并非表示“得体” (proper) 的形容词的名词形式 (“propriety”是) , 可以肯定的是, 这三个词却是拉丁语中的同源词。在拉丁语中, 他们同出自“propria”一词, 意为“ (某人) 自己的”, 或者“ (某人) 拥有的”。于是“property”便可理解为某人的土地或者财产, 而“proprietor”则是拥有所有权的财产所有人。谢菲茨探究了翻译中被标榜为“得体”用语的可接受程度, 发现它们不仅被认为是稳定的和安全的, 并且会引起翻译双方对土地、家园的亲密联想, 进而引申到与自己关系最为密切的词义――就像经济学中所说的个人财产所唤起的安全感与归属感那样。事实上“得体” (proper) (不免使人产生准确、权威、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熟悉亲近的联想) 与“隐喻/翻译” (metaphorical/translational) (总给人一种见不得人的印象, 就像一个奇装异服、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引诱着你离开熟悉的故土, 向陌生、遥远的异域游荡) 早已成为谢菲茨帝国翻译研究的重中之重, 原因有二:首先, 新大陆上被征服的土著印第安文化中根本没有“所有权” (property) 这一概念。其次, 如何在不违背“文明世界”的道德准则和哲学理念的前提下满足占有土地的私欲, 对欧洲殖民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难题。于是一个问题产生了:欧洲殖民者们如何将一片无主土地 (unowned land) “得体”地 (properly) 转化成有主财产 (property) 呢?如前所述, “隐喻的” (metaphorical) 或者“翻译的” (translational) 翻译用语带有一种疏离感和距离感, 暗示着译者和被译者间在场的交替 (amutualshiftofpresence) 。谢菲茨抓住了帝国翻译中这一微妙的关联, 从而指出这一转换过程实际上是通过一个双重翻译过程来完成的:通过将印第安人的“无主土地” (unowned land) 翻译成“所有物” (property) , 欧洲殖民者们成功地将“土地”从被殖民者文化中疏离出来并将其纳入欧洲文化所熟悉的“所有物”中来 (有趣的是, 这一过程与英国普通法所规定的转移不动产的法定程序基本吻合) 。正如谢菲茨在他的《帝国诗学》中所指出的那样, 现代西方社会的财产所有权不仅是一种阶级标识, 更是一种存在论 (或本体论) 意义上的精神标识――或者说是一种主体在场的、个体存在的保证 (ibid:74-77) 。西方殖民者的圈地习惯也可理解为对遭遇不可译文化的不安与恐惧以及对封闭、稳定、安全、能够保卫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异域不致流失进而能够证明自我存在的所有物的渴望。同理, 贺拉斯建议将希腊视为无主地 (common ground) , 而将罗马视为私有财产所有者 (private rights) , 不仅仅是为了重塑罗马作家的创造力, 更是为了庄严宣告:罗马文学再也毋须仰视高高在上的希腊主子了;罗马人已经名正言顺地继承了希腊的文化遗产, 难道就不能尽情享用自己的财产么? (ibid:51) 这一所有权的转移同时也暗示了权威的在场通过帝国语境下的翻译实践从希腊转向了罗马。

在《“殖民”、对抗和二十世纪中国语境下的后殖民翻译理论》一文当中, 中国翻译学者陈德宏提出了翻译去殖民化的第三条途径, 即“零翻译”。与平时过度西化的后殖民视角不同 (如用于分析印度模型的后殖民视角) 的是, 陈德宏聚焦于中国的实际国情, 指出当谈及所有权和存在性问题时, 中国人是很难像西方人那样产生严重的危机感的。首先从本质上来讲, 除香港以外中国并未被外国殖民者侵占过领土 (Simon2007:65) 。其次, 中国与印度和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不同, 只是经历过一种文化和语言上的殖民, 尽管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西方帝国主义还是给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ibid:54, 66) 。除此之外, 汉语言文化强大的同化力使中国自身也跻身于文化殖民者之列 (ibid:66) 。加之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耕社会, 农耕生活早已使劳动力和土地合二为一 (Zhaotrans.Fung2008:30-31) 。传统的中国人已习惯于一种稳定不变的生活模式, 而这种生活模式也为他们带来了安全感与存在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 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蕴含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在陈德宏看来, 面临欧洲殖民化翻译浪潮这一大敌, 汉语言文化有足够的魄力软化、吸收外来冲击力。

由此看来, 后殖民翻译中的所有权之争不仅反映了西方殖民者的存在危机感, 也揭示了中西思维与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

三.结语

霍米·巴巴认为, 随着民族边界的文化交集, 被本土化的西方世界越来越趋同于它的殖民地, 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不再是单纯语义上的转化, 而早已成为权力差异间交互发生的基石。可以说西方翻译家们试图在翻译实践中通过征服、挪用和所有权 (或权威地位) 之争保障自我存在的努力是徒劳的。真正富有成效的文化交际是通过对他者 (Otherness) 的宽容和对学习、理解、交往的诚意来实现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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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浅析 篇10

后殖民主义认为,只有西方先进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和楷模,而非西方的“落后”民族的文化则常被贬称为边缘文化、愚昧文化。

后殖民理论是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与反思,该理论深受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吸收了文学批评、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等研究成果。该理论代表人物是赛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他们认为,被压制的非主流的弱势文化,为了消解自己地位的边缘性,可以对占主导地位的强势文化进行改写,这种改写涉及话语权力,价值批判,文化策略,政治经济等众多方面。

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

在后殖民话语理论中,主体性,其主要概念是:个人或群体自由、自主、自动地发起行为、发表言说、行使权力的能力。中国有几千年的佛经翻译历史,期间中国的封建统治者视自己为文化强势力量,利用翻译这一文化传播手段,根据本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对外来的印度佛教文化进行过滤,加工。以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为例,著名的翻译家包括支谦、玄奘、鸠摩罗什等,将儒学道家的本土意识形态融入于浩瀚的佛经翻译中。到了唐代,玄奘充分运用省略法、补充法、还原法等多种翻译策略加工佛经,最终博得梁启超所推崇的“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的盛誉。佛经译者们除了在语言、概念层面上进行操纵与改写外,有时还需按照统治阶层的政治、宗教、道德等实际需要,在众多的佛经中仅仅选择有利于巩固主流价值与意识形态的佛学典籍进行翻译。这些都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一种改写,体现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下译者的主体性。

三、翻译策略的选择

1、韦努蒂“阻抗式”翻译策略

后殖民语境中,译者常面临着双重身份的困惑,译者在文化翻译中如果只诉诸本土策略,则不利于其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架桥目的;另一方面,译者又面临着被异化的危险,成为他者发出异质声音的传声筒。为了挑战西方翻译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归化法,韦努蒂在其所著的《译者的隐身》中,提出“阻抗式”即异化翻译策略,通过这种翻译策略,从而使目的语读者和译者不再受制于强势文化的文化限制。韦努蒂认为异化翻译可以成为反殖民化的一种途径。具体来说,他呼吁英美翻译家在选择翻译文本时,多选择与英美主流价值观有差异的外语文本,并在翻译中保留这差异,让占世界文化主流地位的英美文化也真正接触到来自于异族文化的不同的价值观。

2、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

霍米·巴巴是三大后殖民理论的领军人物之一。在巴巴看来,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这两种文化并不是截然二元对立关系,往往存在着一个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就叫“第三空间”,这是空间是两种文化特质的文化杂合体,其中话语的意义和文化的差异均能在这个“第三空间”内部得到解释。他所强调的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相互渗透的状态。同时,这个空间超越了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使得俩种文化差异能够和谐共存,而文化差异反过来又会影响这个“第三空间”的建构。霍米·巴巴认为翻译既不属于原文也不属于译文,而是介于两个空间的通道之间。

四、对我国翻译研究的启示

受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翻译领域出现了盲目排斥西方翻译理论,主张翻译的“中国学派”。胡德香认为,中译英应以英语读者的接受为准则,不能纯粹以中文为衡量标准,否则这实际上依然是自我中心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东方人应当改变“自身东方化”的误区,而不应自认为是被言说者的弱势文化群体。受后殖民主义世界大气候的影响,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相对于西方主流文化国家难免呈现出弱势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本土文化已经“被殖民化”了。中国的翻译理论既要反对盲目崇拜西方理论,也要避免妄自尊大,应该积极参与对话,采取交融、对话的态度。中国的翻译理论家可以借鉴巴西,印度在发展本国翻译理论上所做的努力,借助于本土文化或历史典故,从而创造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翻译理论。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已成为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青睐。本文对后殖民理论及其翻译理论进行分析,旨在对后殖民翻译理论有更深刻认识,以期对我国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提供一些帮助。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文化翻译,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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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页。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 篇11

关键词：解构主义；翻译学；韦努蒂的翻译理论；伦理观

解构主义的提出是相对于结构主义而言的，其提出者是美国学者德理达1966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德理达在会议上的一篇论文《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嬉戏》对当时盛行的结构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并且对结构主义的思潮进行了质疑，从此开启了他本人以及后来对结构主义的全面声讨，此后，德里达的论文《论文字学》《文字与差异》以及《语音与现象》的发表标志着解构主义的全面诞生，至此之后，翻译学在理论研究上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以解构主义的视角对翻译进行了全新的阐释，但是任何新生事物的诞生都是伴随着褒扬与贬低的艰难环境下而求得生存的。解构主义也不例外，自其诞生之时起，其对结构主义的批判就不绝于耳，解构主义颠覆了结构主义的核心思想：声音与文字的二元对立。因此，我们要对结构主义进行全面的认识，就必须从它的诞生、发展以及发展趋势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才能对翻译学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一、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及其研究重点

解构主义的伟大创新就在于将哲学的观点引入了翻译学中，其核心思想就是利用消解二元对立，从而达到了打破翻译学中形而上学的僵局。解构主义的观点是与结构主义相互对立的，解构主义者认为：文本的结构和意义是不确定的，没有中心的，一成不变的意义，并且坚信读者的解释和译者的翻译给予原文以新的生命，因此原文与译文应是互相依存的关系，而不是主次关系。

解构主义是翻译学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进程。解构主义反传统，反理性，反权威的性质解决了为何同一原著会有不同译文的问题，从而提高了译文和译者的地位，强调了翻译的重要性，但是其局限则在于：未能提出正确的系统的翻译构建理论。解构主义虽然存在不足，但是它在思想上的创新性还是值得认可的，就其提倡的翻译思想而言：“不求同，要存异”。这种思想对西方传统翻译思想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在以往的翻译传统中，都是以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的价值观，来塑造外国文本的。这就是传统翻译所提倡的“通顺的翻译”和“归化”的翻译技巧。

解构主义的提出得到了劳伦斯·韦努蒂等人的积极拥护，他们认为翻译追求一味的通顺并不是翻译的精髓所在，而是对文本的一种曲解。翻译的真正目的是还原文本表达的原始观点，翻译要做的并不是消除语言与文化的差异，而是在翻译中体现出语言表达上的和文化传统上的差异性。这是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核心观点，也是翻译的真正工作与翻译者的职责所在。

二、韦努蒂翻译思想的诞生及其特点

1995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形》（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异化和归化的翻译理论。

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异化和归化可以视为直译和意译的概念延伸，但是又不完全等同于直译和意译。一般意义上来说，直译和意译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语言层面处理形式和意义，而异化和归化则突破了语言因素的局限，将视野扩展到语言、文化和美学等因素。这是韦努蒂的突破与创新。

另一方面，从翻译的优劣性来说，直译和意译主要是局限于语言层面的价值取向，而异化和归化则是立足于文化大语境下的价值取向，这就更大大加深了对语言以及文化环境的认同，从而才能更加深入地认识到语言的精妙之处，这也是翻译中需要着重考虑的地方。

再者，韦努蒂提出的归化（domestication）思想，主要是指在翻译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的陌生感的翻译策略。这种翻译的特点就在于翻译做到了尽可能地使源语文本所反映的世界接近目的语文化读者的世界，从而达到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文化对等”。而韦努蒂还提出了异化（foreignization）的翻译思想，这种翻译思想主要是指翻译偏离了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Venuti，2001：240），或指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一种翻译技巧。它主张在译文中保留源语文化，丰富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的语言表达方式。

韦努蒂提出的两种翻译思想具有不同的侧重点，他向我们传达了一种翻译的表达方式，其中，归化法翻译者要求向译语读者靠拢，采取译语读者习惯的译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异化法则要求翻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使用的原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

为了对这两种翻译技巧进行直接的认识，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一探究竟。如，High buildings and large mansions are springing up like mushrooms in China.我们可以将其翻译为：在中国，高楼大厦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其中，将“like mushrooms ”翻译为“雨后春笋”非常符合中国的地貌风情和语言表达习惯，也很贴近中国人的语言思维。如果用异化译法把它直接翻译为“犹如蘑菇般”，虽然体现了原文的风格，但是会让中国的读者难以接受。

三、从解构主义视角审视韦努蒂翻译思想

从解构主义的翻译思想出发，我们不难获悉：韦努蒂的翻译思想追求的是一种“不求同，要存异”的观点。这种思想在韦努蒂先生的著作《译者的隐身》中可窥见一斑。在这本著作中，韦努蒂先生不仅充分考察了自从17世纪以来到当代的整个西方翻译，并且在书中揭示了占据西方翻译史主流地位的“通顺的翻译”为何长久地占据西方翻译主导地位的根本原因：西方的意识形态作为翻译的标准，从而导致了在英语中形成了一种对外国文学的规范。

因此，韦努蒂先生认为，在过去的翻译传统中，都是以帝国主义文化价值观和民族中心主义为核心，来塑造外国文本的。这样就造成了西方文学占据主流文学地位，形成了文学垄断，从而形成了西方文学霸权主义的局面。这种霸权主义的文学翻译思想推崇的是“通顺的翻译”和“归化”的翻译。为此，韦努蒂先生对这种翻译原则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并且就此提出了一种反对译文通顺的翻译理论，而且进行了深入的实践。

韦努蒂先生提出这样的翻译伦理并不是要消除翻译中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与此相反，而是要在翻译的过程中更好地表达出语言和文学上的差异。这种翻译的伦理与观点正是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一种具体表现。韦努蒂先生通过对西方英美以及欧洲国家的文本进行深入的考察与研究之后，指出了一个更加贴近翻译学本质的事实：翻译就是一种研究和实现差异的场所，并且在这个场所中实现修复和修订被遗忘的文本，以此创建一种崭新的翻译策略。

韦努蒂先生利用了解构主义的观点建立起自己的翻译理论，这是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翻译的一种颠覆。为此，韦努蒂先生对翻译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翻译就是在译者理解文本的前提下，用目的语中的能指链来代替源语文中的能指链的过程。”这种崭新的翻译思想颠覆了传统翻译的翻译策略，对传统翻译中讲究的“通顺的翻译”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且就此而形成了一种抵抗的翻译策略：“这种策略与英美传统的归化翻译思想针锋相对，主张异化的翻译策略，根本目的就是发展一种抵御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从而更好地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归根到底，这是一种反文化垄断的翻译理论，这种抵抗式的翻译策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就历史的观点来看，异化的翻译思想更彻底地推翻了英美文化中通顺的翻译占主导地位的局面，这种抵抗式的翻译更好地体现了尊重语言与文化的差异性。因此，无论从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批判来说，还是从韦努蒂先生异化的翻译策略来说，尊重译者的地位，同时体现出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并且在翻译的过程中做到保护好本国文本是翻译的更高境界，也是反对文化垄断的一条重要途径。

文章通过对解构思想的深入研究，深度剖析了其核心思想以及其对结构主义的批判，而后对韦努蒂的翻译思想特点进行了全面的阐释与分析，最后在解构主义视角的观点下分析了韦努蒂的翻译思想对翻译学的重要推动作用，指出了韦努蒂“反文化垄断翻译理论”的形成，并且肯定了异化翻译，更好地保护了文本的原创性。

注：本研究受到滁州学院大学英语教学团队资助。

参考文献：

[1]郭晶晶.浅析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M].内江科技：学术研讨，2010（4）.

[2]侯向群.“理解的重释”：建构主义的翻译学之理解观[J].外语学刊，2003（04）.

[3]蒋童.韦努蒂的异化翻译与翻译伦理的神韵[M].外国语，2010，33（1）.

[4]郭建中.韦努蒂及其结构主义的翻译策略[M].当代国外翻译理论，中国翻译，2000（1）.

[5]吕俊.翻译学：解构与重建——论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对翻译学的建构性意义[J].外语学刊，2002（01）.

[6]韩子满.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与解构主义理论的翻译：以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中译为例[M].外语研究，2008（1）.

[7]任淑坤.解构主义翻译观刍议：兼论韦努蒂的翻译思想和策略[M].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11）.

[8]许钧.翻译的主体间性与视界融合[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04）.

（作者单位 安徽滁州学院外国语学院）

论女性主义翻译研究 篇12

关键词：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策略

1、女性主义与翻译

大半个世纪以前, 英国著名女性主义小说家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曾经在她的作品《三个金币》中说:“作为一个女人, 我没有国家;作为一个女人, 我不要国家;作为一个女人, 我的国家就是整个世界。”伍尔夫是在一种反战的语境下作这样明确的个人宣言的。

1.1 女性主义的含义

女性主义 (Feminism) 一词, 大约是在1910年进入英语词汇的, 它的含义是妇女角色“彻底的社会革命”。早期女性主义有两个主导思想, 即妇女作为人的解放和作为妇女的解放, 它的目标是消除妨碍妇女作为个人获得完全发展的一切障碍。也就是说, “女性主义”一词最初是为妇女提供社会地位而发起的政治运动, 它针对社会中男女不平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而提出的, 事实上是人类社会中比阶级的不平等更普遍、更长久的一种关系时而产生的女权主义思潮。尽管存在一系列不同的关于女性主义的定义, 我们仍可以从政治、理论和实践三个层面来把握。从政治上说, 女性主义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革命, 一场提高女性地位的政治斗争;从理论上看, 女性主义是一种强调两性平等、对女性进行肯定的价值观念、学说和方法论原则;从实践上讲, 女性主义是一场争取妇女解放的社会运动。

1.2 女性主义和翻译

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翻译与性别就有很多关联。在中世纪的欧洲, 即使是与文学圈中心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多才的女性, 也还是被排斥在公共社会和学术领域之外, 只被允许从事翻译工作, 能不能从事任何创造性的工作。因此, 在当时的妇女们翻译了大量的宗教类文献。女性主义译者发现早期女性译者并没有完全依据传统翻译理论的标准:忠实。正是早期的女性翻译活动, 为她们之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 使她们获得了对自身全新的认识, 并产生了文学创作的动力和信心。

2、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 雪莉﹒西蒙在其文章“Gender In Translation:Culture Identity Politics of Translation”中指出, 通过翻译“使女性语言得以显现, 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女性。” (Simon, 1996:14-15.) 女性主义翻译的理论主要是在拉康的精神分析法、巴特的后结构主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以及其他一些理论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女性主义翻译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哈尔伍德、雪莉﹒西蒙和伏洛托。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认为, 翻译的过程就是对原文的再造、重写, 译者并不是从属于作者, 而是有着与作者同等的地位, 译文是对原文的再创造, 其地位也不从属于原文。

长久以来, 女性主义和翻译研究就有着许多共同之处。而且为了在语言上能彰显女性, 女性主义译者就此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翻译理论。第一, 翻译是文化介入和文化协调, 是一种重写的过程;第二, 原文和译文的关系为共生关系;第三, 翻译丰富了原文的意义, 并且产生了差异。笔者将从女性主义翻译策略来进一步分析女性主义翻译。

3、女性主义翻译策略

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影响下, 女性主义译者通过重新定义传统的“忠实”概念——忠实于女性自我的文本阐释, 一方面努力挖掘隐匿于文本中的女性形象, 另一方面大胆而巧妙地向译本注入自己的女性意识。她们借助增补、加写前言与注脚、劫持这三种最主要的翻译策略, 在翻译中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 从而让世界看见和听见女人”。笔者着重分析这三种主要的翻译策略。

3.1 增补法

增补法是女性主义译者最常用的一种翻译策略, 其目的是更好地表达文章的中心思想及女性的心理特征。我国著名女作家张爱玲就擅长于这一点, 她在其自译自己的小说《金锁记》中深刻的体现出了这一点。例如:

“七巧道:‘我稀罕你?等我有了钱了, 我不愁你不来, 只愁打发你不开。’嘴里虽然硬着, 熬不住那呜咽的声音, 憋了一上午的满腔幽恨, 借着这因由尽情发泄了出来。” (张爱玲, 2005, p.83)

“‘What do I care?’Ch’i-ch’iao said.‘When I have money, I won’t have to worry about your not coming, only how to get rid of you.’Despite her harsh words she could not hold back the sobs that got louder and louder.This quarrel had made it possible for her to release the frustrations pent up all morning long.” (Chang, 1971, p.109)

作者忠实于原文进行翻译, 但是在文中添加了“got louder and louder”以此来表达女主人公的不满的心情。张爱玲在此处巧妙地运用了增补的翻译策略来更加明确的表达当时的反压迫思想, 也清晰地反映了当时封建时期女性的那种窘迫的境遇。

3.2 加写前言与注脚

在前言中, 女性主义译者把她们所读到的和翻译本体转换成创作本体, 她们在文中描述及解释说明其意图, 策略及方法和整个翻译的过程, 其目的就是为了从女性的视角来给读者呈现出简介内容, 这样可以引导读者以一种女性的方式方法来进入原语文本。而在注脚方面, 女性主义译者为读者呈现出具有文学色彩的, 历史意义的, 带有自身传记的学术性发现的译文, 试图表达她们对原语文本的亲和关系及她们在翻译期间所经历的痛苦沮丧, 及她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或者那种方法来翻译原语文本。

3.3 劫持法

劫持法也是女性主义译者最常用的一种翻译策略。其目的显而易见, 对女性主义译者来说, 在翻译时有时会潜意识的维护自己的权益, 遇到一些男权主义的话语时, 会充满目的性地加重其语气来显示女性处于弱势地位, 博取读者的同情心。女性主义译者在写作时会无意识的显现出女性主义色彩, 进而彰显出女性的地位。

总之, 增补、加写前言和注脚、劫持这三种方法是女性主义译者最主要的三种翻译策略, 其共同目的是揭示女性的地位同等概念。

4、结语

翻译对女性来说是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活动。女性主义翻译是翻译研究的一部分, 它拓展了翻译的视角, 但不能放弃原文的视角, 在强调译者主体性的同时, 不能忽视原文的客观存在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