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翻译观

解构主义翻译观（精选10篇）

解构主义翻译观 篇1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描述性分析韦努蒂翻译观和解构主义翻译观,找出两者的特质,对比研究二者之间的异同点。经过分析认为此二者存在重大差异,韦努蒂翻译观并不属于解构主义理论框架内。

关键词：韦努蒂,解构主义,翻译观

一.翻译的文化研究

劳伦斯·韦努蒂[1](P315) 认为,自从20世纪90年代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后,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成为推动翻译研究发展的主动力。一种是语篇语言学(textlinguistics),这种研究方法把对翻译的“对等”等概念的研究建立在语篇类型和功能分类的基础上。另一种是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翻译的文化研究主要关注特定社会价值观、意识形态、社会机制等是怎样影响当时的翻译活动的。这两种研究潮流中尤其以文化研究为当今翻译学者青睐,无论是韦努蒂提出的“译者的隐形”、“归化”、“异化”等概念,还是德里达等学者关于“意义多样性”、“意义之外别无其他”等解构主义观点,或是女性主义对于男权语言(patriarchal language)的挑战而形成独特的翻译观,都离不开文化研究的范畴。

二.译者的隐形

韦努蒂提出了“译者的隐形”(translator invisibility)这一概念,巴塞尔·哈提姆(Basil Hatim)概括说这种隐形(invisibility)揭示了翻译主流对译者在翻译中在场(对译文的干扰和侵入)的宽容程度[2](P45)。韦努蒂认为传统的美国盎格鲁(Anglo-American)翻译主流过度强调翻译作品的“流利”(fluency)和“透明”(transparency)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所谓的虚假效应(illusory effect)而扭曲原作的意义或造成真正的原作所拥有的特性的缺失[3]。

哈提姆[2](P45)认为这种对译者隐形的主流做法受到了韦努蒂及其追随者的批评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这种译法过度强调可读性,并认为翻译读起来不应该是翻译,应当跟读起来跟原作一样流利,因此为了流利容易流失意义和原作特别的形式 ;二是这样的译法使译者与翻译过程的互动变得模糊,因为在美国的主流翻译中一般不鼓励译者对原作和原作要点的干预 ;三是这种翻译观认为目标语言的句法的连续性不应该被打断,因此译文的当时用途不应该受损害。总之,翻译被认为是不被打扰的交际事件,最好的翻译应是能最明了传达“意义”的翻译。

大多数翻译文化研究者认为这样的翻译倾向反映了一定社会和文化价值取向,也处于一定的政治目的。由于盎格鲁 - 撒克逊文化是风靡世界的强势主流文化,而英语是世界上应用最广被翻译最多的语言,因此译者或出版商往往轻视译者以及被翻译到英语的源语言,从而忽略了原作的文化价值和异域性细节。笔者从对韦努蒂等人的解读中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西方帝国主义和本土排外观念引起的。

由于提出了译者到底应不应该隐形的问题,也就可以解释为翻译时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的问题,是应该把原作特征和形式表现出来使译者“现身”,还是应该把译者隐藏起来让译文读起来感觉不到任何的异域陌生感而像是用目标语言原创而成的?韦努蒂从而定义了两种翻译策略 :归化(domestication) 和异化 (foreignisation)[3]。归化即韦努蒂所批评的美国主流翻译采取的翻译方法,为了使译文通顺自然去除外语的异域性(foreigness)。异化则相反,其倾向于保留原作的特性和异域性,敢于打破目标语言藩篱和文化传统束缚。这两个如今应用甚广的术语的提出受启发于德国哲学家施莱马赫的著名结论 :

“The translator can either leave the writer in peace as muchas possible and bring the reader to him, or he can leave the reader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bring the writer to him.”[4] (P33)

这段话的意思是,翻译时要么让作者不动,把读者靠近作者,要么让读者不动,把作者带近读者。

归化翻译策略受到大部分文化研究者的批评是它导致的后果,它让源语言文化受到排挤,让目标语文化故步自封,把异国文化价值观拒之门外,弱化了他国的文化价值。

关于“译者隐形”探讨给翻译带来全新的视角研究,但这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一些学者也提出异议,认为像英美文化这样强势的主流文化倾向流利的翻译是没什么值得奇怪的[5]。哈提姆提出了一个问题“语言学真的不能解决翻译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吗?”[2] (P47)。莫娜·贝克认为,批评语言学的目标是揭露话语中意识形态态度和立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社会情景知识和语言模式是在整个系统相互推动的。[6]

三.解构主义翻译观

翻译文化研究的另一重要流派是解构主义,而解构主义对翻译的研究是从一个全新的颠覆性的视角。传统翻译观一般把原作看作权威的、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而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者则认为语篇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具有多样性,而翻译给了原作全新的多样的意义,使原作鲜活起来。“defferance”(差异)是解构主义关键词,德里达提出翻译中差异不是单纯的,因而提出了一个用“transformation” [7] (P4)代替transfer或translation。解构主义把过去一般翻译理论认为文本里边缘化的东西挖掘出来,过去的大部分翻译理念都围绕原作,翻译标准也通常围绕是否忠于原著而展开,而解构主义则着重于挖掘文本中隐藏的意义和意识形态价值观。

解构主义把翻译看作“transformation”含有变化、转换的意义,他们认为原作依赖于翻译,而不是翻译依赖于原作,因为没有翻译,原作的就一直处于未被挖掘的状态,大部分所谓的“受认可的意义”都是存在于翻译中而不是原作中,可以说是翻译给了原作新的生命。哈提姆引用了根茨勒的一句话说明了翻译更深一度的意义,即使翻译产生后,特定的输出只会以独特的方式把意义固定,另一个翻译出现和参与后,这种固定就不再有效了[8](P 144-5)。所以解构主义事实上是在说明原作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家长式”的权威,因此解构主义者否定“原作的权威”, 德里达只把原作看成是来自译者的一个“回应”。意义不是来自于原作的权威,而是来自于翻译对原作的阐释。德里达对意义来源的回答可归纳为,由文本暗含多种形式和互文网络才能表达意义,意义正是来自这些互文网络。因此译者要与这些创造意义的互文网络保持一致,而不是与原作中毫无生命和固定的意义相一致。解构主义者认为,译者不能站在文本以外来对文本作出评价,而必须让评价来自衍变中的文本。

美裔荷兰翻译理论家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lmes)是第一个注意到解构主义对翻译研究潜在宝贵贡献价值,霍尔姆斯把解构主义与新批评主义、阐释学区别开来[9]。当新批评主义者和阐释主义肯定文本中存在矛盾对立,他们试图从文本表面的混乱中寻找某种统一,解构主义并不做这种尝试。相反,在原作和目标语言表面的不统一之下,他们寻找矛盾和对立,更重要的是挖掘“原文作者隐藏得最好的动机、心愿和失望”[9](P106)。对于解构主义者来说,是文本中的不规则使得文本有意义,而译者必须挖掘使用这些不规则手段以及引起矛盾的动机。

四、结语

有人把韦努蒂的翻译观归为解构主义翻译观,经此分析笔者认为其翻译观实际上只是偶有涉及解构主义思想,只能算是一条切线,在某一点接触解构主义理论这个圆,但渐行渐远,两者还是有着本质差别的。韦努蒂主要批判杨格鲁萨克逊文化中的“归化”“透明”的翻译使得主流文化不能吸收各种异国文化的独特性,提倡“异化”翻译策略,反对文化霸权主义。而解构主义着重于解构二元对立的“逻各斯”中心,解构意义和文本,认为“文本以外别无他物”,因此意义在空间和时间上都不可能是确定不变得,因此翻译给予原作新的意义。这两者存在本质区别,前者强调翻译策略与文化的关系,后者则侧重于意义的解构。

解构主义翻译观 篇2

新闻自由的反思与想像:对自由主义权利优先论视域下的新闻自由观的解构

环顾现代社会,新闻媒体已俨然成为维持社会宪政民主体系、调节政府与公民关系的社会公器之一.而新闻自由也一直受到西方社会的推崇,犹如普世价值.新闻自由的理念诞生至今已有三百余年,但关于新闻自由的`定义和内涵却是杂家百言,莫衷一是.从自由主义新闻自由理论到社会责任理论,新闻自由均被透视为一个关于权利的问题而加以讨论.及至当代,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权利优先论成为对权利进行合法性论证的主流话语.本文尝试对权利优先论诞生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梳理权利优先论的论证逻辑,指出权利优先论的去道德化要求和新闻媒体所应承担的道德和社会责任存在潜在的冲突和矛盾.

作 者：施勇 作者单位：广州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广东,广州,510006刊 名：东南传播英文刊名：SOUTHEAST COMMUNICATION年，卷(期)：2009“”(12)分类号：G22关键词：新闻自由 权利优先论 自我 自由主义

解构主义翻译观 篇3

摘要：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开辟了翻译研究新视野，学界对于其翻译思想的解读讨论众多，也存在很大分歧。作为20世纪心理学研究的重大发现，原型论对于翻译研究也有着一定的解释力。尝试选取相对独特的视角，即从原型范畴理论出发，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中涉及的关于文本意义、译作与原作关系、译者主体性及翻译标准等问题进行探讨，进而驳斥解构主义翻译必然导致虚无主义倾向的观点。

关键词：解构主义；原型范畴论；翻译

中图分类号： H085.3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5）02-0088-04

德里达作为解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对翻译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并将哲学思想引入翻译领域。其核心主张就是“解构”，要“突破原有的系统，突破封闭的结构，排除中心和本原，消解二元对立，并让瓦解后的系统各要素暴露出来，然后让这些原有的因素与外在因素自由组合，使他们交叉重叠从而产生无限可能的意义网络”[1]。其主张文本的开放性及原文意义的不确定性，打破原文本的中心地位，否定原文文本终极意义的存在，消解原作者的权威性，彰显译者的主体性并同时探讨了翻译标准的多元化，提倡一种多元开放性思维。解构主义翻译观使我们重新审视传统翻译理论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定势认识。

原型范畴理论作为认知语言学一重要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 Rosch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原理基础上，对一些最基本概念进行了定量研究，发现在范畴化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原型”，从而建立了原型范畴理论。该理论认为：范畴的成员不需要满足一系列的充分必要条件；范畴的成员的典型性存在一定差异；边缘成员是根据与典型成员的相似性连结起来的；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2]。作为认知语言学领域一个重要的基础概念，原型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那么如果把翻译当成原型范畴，其自然拥有家族相似性的内部特征，原型翻译观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翻译本体的认识。

一、从原型范畴理论阐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的理据

（一）相似的研究背景与共同的去“二元化”理念

从原型范畴论出发的翻译研究与基于解构主义的翻译观的阐释，都站在了传统翻译研究的对立面上。解构主义翻译观解构了传统的中心主义及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原型范畴论与其视角相似，也否定了传统的二元划分，从一个模糊动态的角度分析问题。原型范畴论打破了经典范畴理论的诸多论点，并站在经典范畴的对立面上研究问题。经典理论包含以下基本假设：范畴是由一组充分必要特征合取定义的；特征是二元的；范畴有着明确的界线；一个范畴的所有成员地位相等[3]。原型范畴表明范畴的边界具有不确定性，成员地位呈现典型与非典型程度差异，而其成员不一定具有共同特征。这些都打破了二元化概念。

解构主义在挑战结构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虽然二者皆从索绪尔的语言学发展而来，但对文本意义的解读是不同的。结构主义对文本“踪迹”的追寻过程是向心的，而解构主义则做出离心解读。德里达消除了建立在一正一反二元对立基础上的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正如乔约森·卡勒说：“在传统哲学对立中各种术语不是和平共处的，而处于一种激烈的等级秩序之中。一术语支配另一术语（从公理上、逻辑上）便占首要地位。在特定的时刻，解构这种对立就是颠倒等级秩序。”[4]德里达的批判，意义在于促使这些等级对立的压制发生倒转。这正如范畴成员之间存在相似性和共性特征，可以构成一个连续体。每一个家族新成员的诞生就是一个再生文本。译文与原作为互补与共生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彰显。

（二）原型论对解构主义翻译观阐释的合理性

从原型论的角度看翻译，那么解构主义翻译观所强调的一系列观点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第一， 原型论对范畴及抽象原型的界定可以很好地解释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观中对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的探讨；第二，原型范畴成员之间通过家族相似性联系在一起，即成员之间既有相通之处又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充分尊重了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观中所提倡的“差异”，进而在某种程度上为原作、译作关系的讨论提供了平台；第三，原型范畴认知主体的独立对等性恰好为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观中对作者中心论的解构提供了支持。另外，原型论所构建的抽象原型会因具体情况的改变发生微变，并且从历时的角度来看是永远无法企及的，故而在特定时期或环境存在有最佳成员，即最接近抽象原型的成员。德里达所提及的对于翻译标准的不确定性或多样性也可以以此为解。

二、原型范畴论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的阐释

对于原型的理解，认知语言学界存在两种解释：一种是将原型看作是范畴内具有最多范畴属性的实体代表。在这种理解下，原型就被等同于最佳样例或最显著成员。另一种解释是将原型看作是集范畴成员属性于一身的抽象或理想代表，而非某一具体实体本身。Ungerer 和Schmid在认知语言学入门一书中总结到： “对于原型的理解及定义有诸多观点，根据原型所应用的范畴，可从较为具体的‘图像或‘图式的概念到更为抽象地表述‘某一范畴代表或‘理想范畴。”[5]其中后者更为有力地解释了语言学关于范畴研究的一系列问题，而本文也将采用第二种解释来做相关论述。基于前人对于原型论的概念及内容的研究，诸多学者也对原型的某些特性做出了总结。如，杨炳钧教授曾指出：“人们在讨论原型时往往只注意原型的四个特点：归纳性、动态性、经验性、规约性，而忽略了原型的本质特点：抽象性、整合性、优先性、可拓展性。”[6]结合原型范畴定义及原型特点，以下将针对解构主义翻译观中的文本意义、译文重要性及翻译标准等几个关键问题做出探讨。

（一）从原型视角看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

传统翻译观中原作的文本意义是唯一的、确定不变的，而翻译的任务就是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文字将原文的意义确切而完整地表达出来。解构主义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无中心原则。德里达在诸多作品的探讨中均认为文本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原文本的意义是处在不停变化的运动状态之中的。在研究意义本身时，德里达通过提出“在场”、“印迹”、“播撒”等一系列概念来论述符号意义的终极阐释始终是缺席的，因而读者所看到的原作也只是一种缺席的在场，进而否定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拓展了所指的范围。在翻译过程中，原作文本没有一个固定的中心意义，其潜在意义或边缘意义是值得引起译者注意的。根茨勒就该问题曾做出如下理解：“真正存在的是不同的意义所指链， 从符号关系上讲包括‘原作及译作，链与链之间互相补充来共同定义及重新定义一个终极意义，该终极意义从未也终将不能以一种固定的、可触摸的、可被完全了解的形态存在。”[7]endprint

从原型范畴论出发，将原作文本意义作为一个原型范畴来研究，那么原作文本意义也就呈现原型效应。这样一来，原作文本的终极意义则不再是某一个确定的实体，而是众多解读样例的抽象集合或理想代表。原型范畴成员之间是存在细微差别的，因此，对于原作的诸多解读形成的样例也是存在差异的，文本意义便也就没有一个定论；另外原型范畴的边缘是模糊的，这也便成就了原型的可拓展性。随着时空的改变，原型范畴也会有新的成员加入，这也会引起抽象原型的改变。也就是说，在翻译过程中，即使对于同一文本，由于译者所处的不同背景与环境，因而形成对作品的不同理解。对原作文本的不同解读催生了新样例的增加，随着范畴成员的增加反过来会引起抽象原型即原作文本的终极意义的改变。这便进一步证明了原作文本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终极意义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原文与译文形成了一种延续、共生的互文关系，彼此循环往复，形成无限回归的意义链。

从原型范畴论的角度来看，德里达所探讨的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似乎理解起来没那么复杂，并且合情合理，对于原作的不断阐释也是有迹可循的，而并非像批评家口中所说的虚无主义。很明显，如果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是绝对的、压倒一切的，那么任何理解与翻译就没意义也没有可能了。德里达提出的“印迹”将文本意义的新痕旧迹联系在一起，就如同原型范畴成员之间是通过家族相似性联系在一起的，他并未否定文本意义的相对稳定性。但是，同一文本在不同的语境下，其不稳定或差异部分则需要通过翻译显现出来，文本意义是不能脱离某一具体语境而存在的，正如德里达著名言论“语境之外别无他物”[8]。

（二）从范畴成员增加看译作重要性的提升

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活动是围绕原作而展开的，不论是中国翻译理论家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或是国外翻译理论家奈达的形式与动态对等，都提倡译作要最大限度地接近并忠实于原文。但德里达认为原文意义是可以不断被阐释的，多样化译作的产生对原文本的终极意义是一种补充和完善。因此，他更加强调译作的产生对原文本终极意义的补充完善作用。他认为，多视角阐释的译本能够反作用于原文本，并为原文注入了新的活力。正如德里达所述：“正如组成花瓶的碎片一样，每个用于拼凑整个花瓶的碎片必须在最小细节上保持一定的连续性，但却不一定与其它碎片一模一样。那么正如组成同一个花瓶的碎片是可以识别的一样，译作与原作可以被看作是能够识别的组成更高层次的语言的碎片。”[1]189-190

在德里达的世界里，原作也是对终极意义的一种翻译形式，因此从原型范畴角度出发，原作与译作则可以同时被看作是范畴成员。如上文所述，范畴内部成员是有等级差异的，有中心成员与边缘成员之分，但该差异是源自于其自身与抽象原型的相似程度而并非依赖于产生的先后性。因此，原作作为一个特殊的译作并没有绝对的优势或显著性，原作范畴内的地位可能会高于译作，可能与译作平等，亦可能略低于译作。从该层意义上看，原作与译作的地位是相对平等的，译作地位从传统的依赖于原作转变为现在的相对平等地位，其重要性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原型范畴并非是一个确定固定的实体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新成员的加入。每次新样例的产生对原有范畴及原型都是一次激活补充的过程。因此进一步从历时的角度来看，译作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原作一旦产生，其对文本终极意义的贡献也就结束了，不断产生的新的译作对文本终极意义的贡献才是无限的。因此，从原型范畴角度出发，德里达对译作重要性提升的讨论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三）从原型范畴扩展看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传统翻译理念认为，好的译文应该隐去译者的痕迹，所有翻译活动都是围绕原作而展开，译者要尽力去揣测作者意图风格，从而使译作最大程度地接近原文。译者对原作者的服从反映了翻译家“一主二仆”的身份。然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中凸显译者的地位及其重要性。基于译作是对原作的一种补充的观点，译者的任务是展示原文所未能传达出的意义，从而对文本的终极意义进行补充完善。从原型范畴角度出发，若将原作与译作均看成是范畴成员，那么作者与译者则均属于范畴认知的主体之一，因而不存在相互依赖或从属关系；同上，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译作不断产生的活动主体是译者而非作者，作者在完成原作的瞬间便已经实现了他的价值，而后续对文本终极意义的补充完善工作则留给了前仆后继的译者去完成。从该角度出发，译者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角色不再是一味地临摹原作，而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译者的任务就是挖掘原文所隐含的部分，译者主体性从而得到了一定的彰显。

（四）原型的抽象动态特征对翻译标准多元化的解释

德里达基于对意义的解构，也解构了“忠实”这一翻译标准。德里达认为，翻译标准是抽象的，并处于一种动态变化的状态中。在《哲学的边缘》一文中其杜撰了一个新词：“延异”（différance）。“延异”被定性了两个含义：一是指差异或区分；二是指延期或延缓。 “延异”形象地阐述了语言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一概念涉及翻译的本质以及原作与译作的关系，因此意义重大。按照德里达的“延异”论，意义总是处于空间上的“异”和时间上的“延”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延缓”的产生就意味着在不同的时间对抽象原型的补充与完善，也就是随着时间的动态流动而产生的再生译本对文本终极意义的建构，单一的翻译标准是不可能被完全确定下来的。因而，文本处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动态过程中，蕴藏着解释的无限可能性。[7]157因此，终极阐释始终是缺席的，原文本在空间隔离与时间延缓过程中与其他文本不断碰撞、勾连，从而不断推延其意义的出现。这种意义的不确定性，直接导致“忠实”的瓦解。 国内学者王东风认为：“翻译的忠实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9] 翻译活动中，文本的开放性、异质性使文本总处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动态过程中，因而对原文本的解释也有着无限的可能性。翻译过程就是一个永远超出自身意义的索取过程。至此，对翻译进行评估的翻译标准也应该是多变的、多元的和多维度的。翻译标准的多元化才能使原文的再生文本得以重生、繁衍。一切翻译活动都是为了构建文本终极意义而存在。endprint

三、结论

无论是解构主义还是原型范畴理论，自诞生之日起就可谓是褒贬不一。消极批评者曾指出：解构主义翻译观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翻译本体，过度强调了语境、译作及译者的重要性，对于翻译标准也没有明确论断，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翻译学走上“无科学”的道路。另一方面，将原型论应用于翻译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至今为止，相关研究尚未建立一个全面完善、广为接受的理论体系。因此本文尝试从原型范畴理论的角度阐释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观的主要论点，期望能对解构主义翻译观现存争议给出一定的合理解释，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原型论在翻译学中的研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不是对“中心”的绝对消除，而是一种相对的重新建构。解构背后的重构性应得到关注。其强调意义变化踪迹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文本终极意义的缺席，更体现了不断追寻最贴切终极意义的不断探索的翻译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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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akoff， George.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Mind[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12-57.

[3]Taylor， John.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23-24.

[4]乔约森·卡勒.解构主义[C]//胡经之，等.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487.

[5]Ungerer F.， Schmid H. J.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8：42.

[6]杨炳钧.翻译原型论[J].外国语言文学研究， 2004，（4）：108.

[7]Edwin G.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 2004：106-157.

[8]Jacques D. Afterword [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8：136.

[9]王东风.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J].中国翻译， 2004，（6）：3-9.

Interpretation of Derridas Deconstructive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totype Theory

LIU Zhuyan， LI Haizhe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Law，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30072， China）

Abstract：Derridas deconstructive translation provides a fresh new perspective for translation study. However， the discuss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his translation ideas vary a lot from one to another. As a significant discovery in psychological field in 20th century， prototype theory also makes some contributions to translation study. Some thorough discussions on original mean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ranslated works and original text and translation standards in Derridas translation ideas will be ma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totype theory and it further argues against some misunderstandings that deconstructive translation would lead translation towards nothing.

Key words： deconstructionism； prototype theory； translation

解构主义与翻译策略 篇4

对翻译研究来说, “异”是一个具有特别重要性的问题。没有“异”, 就没有翻译的必要性了。正是因为语言的“异”造就了翻译的必要性, 那么翻译的根本任务, 便是“克服”语言之“异”造成的障碍, 以进行思想的沟通和交流。但是, 各种语言有着不可简化的多样性, 在德里达看来, 这种多样性的不可简化, 是无法“克服”的, 也是无法翻译的。 (1) 他认为, 翻译的目的不是“求同”, 而是“存异”, 翻译的根本任务之一, 就是要“设法保持这种语言的多样性特征”。 (2)

韦努蒂在他的著作《译者的隐身》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1995) 一书中, 彻底地考察了从17世纪到当代的西方翻译, 他认为“通顺的翻译”策略一直在西方翻译史上占据主导地位, 其原因是以西方的意识形态为准, 在英语中形成了一种外国文学的规范。韦努蒂认为, 以往的翻译传统是以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的价值观来塑造外国文本的, 提倡的是“通顺的翻译”和“归化”的翻译。他对这种翻译的原则提出了质疑。

《译者的隐身》是指在译文中看不见译者的痕迹, 即所谓的“不可见性”。流畅而透明的翻译会给读者以忠实的感觉, 并且成为译者的主要追求。但是这种流畅的翻译掩盖了译者的主观阐释, 将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的斡旋过程隐于无形, 译者的辛劳被作者的权威所掩盖, 许多文化与语言差异也随之被掩盖。

韦努蒂的翻译理论是以解构主义的观点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他从解构主义的视角把翻译定义为:“翻译是译者在理解的前提下, 用目的语的能指链来代替原语文本中的所指链的过程。”解构主义学派的创始者德里达认为, 意义是一个可能在无限的链上的关系和差异所产生的效果, 因此, 意义永远是有差异和被延迟的, 永远不会是一个原文的整体。因此, 各种文本, 不论是外国的文本, 还是译文, 都是派生的:都是由各种不同语言和文化材料构成的。作品的意义是一种多元的、不定的关系, 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统一的整体。因此, 翻译不能用数学概念那种意义对等或一对一的对应来衡量。翻译不是求同, 而是“存异”。 (4)

二.异化翻译的历史和影响

韦努蒂追溯了异化翻译的历史。19世纪初, 异化的翻译在德国兴起, 以施莱尔马赫 (Schleiermacher) 在1813年的演讲为标志。一方面, 施莱尔马赫认为德国文化优于外国文化, 另一方面, 他也认为德国的语言文化也有不足的地方, 要发展德语和德国文化, 就必须吸收外国语的表达方式和外国文化。施莱尔马赫认为异化的翻译有助于建设民族文化, 吸收外国语言的表达方式有助于丰富祖国语言。 (3)

异化翻译保留了外国文本中的异, 但是破坏了目的语文化的规范。译文在忠于原文时, 就背离了目的语文化的规范。韦努蒂指出, 异化的翻译抑制了民族中心主义对原文的篡改, 在当今世界形势下尤其需要这种策略上的文化干预, 以此来反对英语国家文化上的霸权主义, 反对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现象。

三.归化翻译的历史和影响

韦努蒂同样追溯了英美文化中归化翻译的历史, 他认为归化翻译始于17世纪的英国。从此, 通顺的翻译就成为了英语翻译的规范。通顺的翻译要求译文读起来不像是翻译, 而要像英语原文创作的作品。韦努蒂认为, 这种主张, 在理论上是把语言看作是交际的工具;在实践上, 通过强调通俗易通, 避免多义或者歧义。

归化的翻译能够有效地替代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的差异, 使译文对目的语读者来说既通顺又易懂。当然, 翻译不可能把所有的差异都抹掉, 但译文中的差异也会被打上目的语文化的烙印, 使之变得可以理解, 并符合目的语文化的规范和禁忌, 符合目的语文化的伦理道理和意识形态。

在当代英美翻译流派中, 归化的翻译理论应该以美国奈达 (Nida) 的理论为代表。韦努蒂认为, 奈达是想把英语中透明话语的限制, 强加在每一种外国文化上, 以符合目的语文化的规范。这是用通顺的翻译策略, 把归化隐藏在透明度之中。这与其说是文化交流, 还不如说是为了归化的目的对外国文本进行文化侵吞。

四.抵抗式翻译

韦努蒂说, 这种翻译策略可以称之为“抵抗” (resistancy) ;这种翻译不仅避免译文的通顺, 而且对目的语文化提出挑战, 因为通顺的翻译是以目的语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对外国文本进行篡改。“抵抗”, 即抵抗目的语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

韦努蒂以自己的翻译实践来实现自己异化翻译的主张。他以自己翻译当代意大利诗人德安吉利斯 (De Angelis) 的作品为例。韦努蒂的抵抗式翻译策略追求重现德安吉利斯诗歌的不连贯性。韦努蒂说, 他的翻译不能说是忠于源语文本。他的目的是要在目的语 (英语) 中重新创造原文中相类似的特殊表达方式。对德安吉利斯来说, 这些特殊的表达方式就是意义的不连贯性和不确定性。

运用抵抗的策略, 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产生一种陌生感和疏远感, 其目的是要把译文读者和译者从原来支配他们阅读和写作的文化中解放出来。这种翻译实际上是对英语文化中透明翻译的霸权地位的抵抗。

结语

韦努蒂通过对西方归化和异化翻译历史的考察, 指出了一直在西方翻译界占主导地位的“归化”、通顺透明的翻译策略中显露的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的价值观, 并由此提出译者要在翻译中采用抵抗式的翻译策略, 以“异化”的翻译来抵抗这种“归化”、通顺透明的翻译, 使原文主要特征更为鲜明, 保存原文本中的“异”。由此来发展他自己的美学观:在翻译过程、翻译阅读和翻译评论中应更尊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 保持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摘要：归化和异化是翻译中常常采用的两种策略。美国翻译理论家, 劳伦斯·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对西方翻译史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而后他批判了以前在翻译中占主导地位的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倾向, 并提出了他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 即反对译文通顺的抵抗式的翻译策略。其目的不是要在翻译过程中消除语言上的和文化上的差异, 而是恰恰要在翻译过程中表达这种语言上和文化上的差异。

关键词：归化,异化,隐身,透明,抵抗

参考文献

①许钧:《翻译论》,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年, 第277页

②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 第284页

③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 第305页

解构主义翻译观 篇5

【关键词】翻译解构主义派；对比研究；翻译理论

引言

翻译解构主义派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它的出现动摇了早前一直占领主流意识形态的结构主义。该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福科，海德格尔以及德里达。尽管同属于一个流派，三人的翻译理论却各有不同。

一、解构主义和结构主义

1.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不论何时，只要谈到解构主义，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先说一说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是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创立的哲学方法论，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认为应该从系统与结构层面入手来理解人类文化。而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提出的基于结构主义而却又与之相反的解构主义，无疑在当时的主流思想中掀起了一阵狂潮。解构主义认为符号本身已经能够反映真实，所以对于单独个体的研究应该比对整体结构的研究更重要。事实上，在此前对结构主义的应用早已深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也一直起着长期而重要的影响。。

2.解构主义翻译观。总的来说，结构主义认为写作只是语言的补充或者说是用来记录语言的工具，因此语言比写作更为重要，语言应处于中心位置。然而解构主义却恰恰与其相反。

首先，解构主义认为写作高于语言；没有写作就没有语言；写作创造并丰富了语言；如果只有语言没有写作，人类文明便不能发展起来。

其次，根据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原文的意义是不确定的。代表人物之一的福科曾说：“作品是历史性的，不同时期的人们对同一作品会有不同的理解。原文意义在不停地改变、重写、重构。”它主张固定意义是不存在的，原文地位也不应高于译文。

此外，解构主义还提出了著名的“作者已死”理论，意思是一旦作品完成，作品中的语言符号的含义将会不断改变；读者会通过解读语言符号来赋予作品新的含义，而作者是没有发言权的。即便作者可能会解释作品，读者也只会根据作品本身来进行理解（谢天振，2003：215）

二、主要代表人物

本文将会主要讨论解构主义派的三位代表人物：福科，海德格尔和德里达。

1.福科。福科生于1926年，是著名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在解构主义出现之前，人们普遍原作是作者创造力和灵感的体现，因此原作与原作者的地位应高于译文与译者。然而福科却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念并强调了译者的功能及其重要性。

福科主张除了作品本身外，作者也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因此作品不仅反映了作者，还反映了那个时代。作者和作品都属于历史，就像读者即便某部作品的作者，也可能很好地理解作品一样的道理，作者并不是那么重要。（廖七一，2000：73）

2.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生于1889年，是著名德国哲学家。在福科的基础上，海德格尔进一步强调了其理论。他不仅解构了原文概念，还对命名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命名本身存在巨大漏洞和局限。总的来说，海德格尔主张为了理解文本，就必须摆脱文本的阴影，求助语言（廖七一，2000：74）。他将翻译视作一种思维方式，意味着通过另一种语言来表达思想。

3.德里达。德里达生于1930年，法国著名哲学家，也是解构主义的创始人。德里达生于1930年，法国著名哲学家，也是解构主义的创始人。他提出了术语“延异”，与逻各斯中心主义针锋相对。总的来说，德里达一直强调的便是事物不停变化发展的过程。

三、区别与原因

虽然同属于一个流派，解构主义派的三位代表人物彼此的理念却互不相同，其中的主要差异集中在德里达与前两者之间。

德里达批判了福科在其著作中的理念，更是提出不再将文本视作封闭而完整的系统，而将其看成开放的、不完整的体系（廖七一，2000：76），这与福科和海德格尔所主张的思想有根本上的不同。

而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理论视角不同。德里达是从一个完全不同于形而上学的视角来审视解构主义，而由于历史原因，福科和海德格尔虽然也是解构主义的倡导者，却无法完全摆脱形而上学的影响。

四、结语

通过对结构主义翻译派三位代表人物理论对比，本文作者旨在发现其中的差异并挖掘背后的原因。

【参考书目】

[1]Blackburn，Simon.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M]，second edition revis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2]Dianna Taylor.Michel Foucaults Key Concepts[J].French Studies A Quarterly Review.2012

[3]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1

[4]谢天振.译介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对翻译的影响 篇6

翻译的存在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自然更便捷。翻译理论的出现给翻译带来了全新的发展, 比如结构主义理论的出现, 这也是传统翻译理论的典型。而解构主义理论又被叫做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起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是法国德里达提出的, 代表了当时反传统的思潮。解构主义理论是在结构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它提倡用一种动态的、发展的辩证眼光解决问题。本文将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起源, 发展, 研究现状等进行阐述, 目的是为了让读者对该理论有更深的了解。虽然这对翻译来说是一个新的认识, 新的挑战, 但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吸取可取之处, 将其运用到翻译实践中去。

二、文献综述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随着文学解构批评时期的到来, 德里达等人提出了解构主义。解构主义是对稳定的封闭的观点进行否定, 要求译者足够充分的了解原文的原始含义。解构主义被他们归到翻译研究当中, 是为了让译者成为一种新语言的开创者。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西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开始逐渐引入中国, 大量的学者开始研究和学习, 其中有代表性的有郭建忠、张永喜、王守仁、王东风等人。当时,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被视为翻译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王东风说过, 解构主义对翻译的关注也恰恰是一些语言方面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能够通过翻译这个平台充分的表达出来。解构主义哲学给翻译注入了正能量, 拓展了研究新视野, 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解构主义翻译学派。

三、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影响

解构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存异”, 它没有固定的翻译规则, 所以再优秀的译者也不敢说自己的译法是百分之百正确。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不提倡标准翻译一说。许多专家、学者们认为受译者、译文和读者等因素的影响, 不同角度会产生不同的翻译文本, 所以才不被人们所接受。这种翻译的关键不是发现错误、纠正错误, 而是讨论为什么这样翻译, 它给译者留下了无限的自由空间。

文本是言语符号的集合。从传统翻译视角来看, 作者利用语言符号、语法规则来创造源文本。只有他有权利说明文本的含义, 使用他想用的方式来表达意思, 而源文本与译作之间的关系则是重复和复制的过程。因此,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信”是翻译中的最高标准, 译者必须诚信的, 准确的通过翻译表达作者的思想, 他没有特权去增加其他的观点或者他本人的观点。然而,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则是倡导译者发挥想象力, 充分利用自由空间, 不采用固定标准来翻译。

文学翻译服务于读者, 旨在引入文化和习俗, 文化的沟通是文化符号标志的交流。源文本能够深刻反映作者当时的心境, 而在读者看来, 只有译文文本的保存。源文本的水平, 文化与译文存在差异, 解构主义的出现让读者从新的角度来体会译文文本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从外国文学作品来看, 大多数的读者认为, 阅读这些作品就是体会其独特的语言魅力和文章的语言风格。由于目标文本的灵活性, 失去源文本的语气和风格是难免的。译者存在多样性和差异性。有的译者愿意将它们翻译为通顺流利的语言, 可被接受的译文表达方式。例如:“Wait a moment, professor Mac Hugh said, raising two quiet claws.”甲翻译为:“且慢, 麦克休教授从从容容地举起瘦削得像爪子一样的两只手说。”乙翻译为:“等一下, 马克教授竖起两根安静的爪子说。”从两种翻译来看, “two quiet claws”可以从不同视角来译。“安静的爪子”看起来与汉语习惯不相符, 但是人们的担心是多余的。相反, 这更能让读者体会源语言的语言风格情调。试想, 如果我们盲目的接受这种翻译方式, 而不是去考虑文化差异, 那么现在也不会有同一意思不同表达方式的存在了。 很典型的例子, 汉语的猫哭老鼠, 英语中鳄鱼的眼泪 (shed crocodile tears) , 全副武装, 被翻译成武装到牙齿 (be armed to the teeth) , 一箭双雕, 译为“一石二鸟”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因此, 读者对这种方式的接受毫无疑问。在翻译过程中, 必须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接受心态和期望, 才能有好的译文。

四、结语

解构主义理论引导我们走出误区, 不让我们局限在有限的空间内。在翻译过程中, 充分利用开阔的眼界, 开放的思维方式和创造力。因此, 该理论扩展了翻译研究理念, 从文化、思维、社会符号学等不同角度对翻译活动进行研究, 有了突出的进步, 同时也存在缺点和不足。我们也正准备面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本身的不足和负面影响, 从而激励更多的研究者在以后的探索研究中有新的发现。

摘要：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出现打破了人们对传统翻译的理解, 推翻了人们心目中一元中心理论, 倡导人们用动态的、发展的观点看待翻译。本文将从解构主义入手, 引导读者在了解理论的基础上就其对翻译的影响产生自己的见解和观点。通过与传统翻译的比较之后, 体会解构主义的进步, 并以翻译实例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同时指出, 任何新事物的产生都存在缺陷与不足, 希望在将来的研究中会有更多的突破。

关键词：解构主义,翻译,影响

参考文献

[1]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2]刘军平.解构主义的翻译观[J].外国语, 1997 (2) .

[3]苗菊.翻译能力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研究, 2007 (4) .

[4]穆雷.中国翻译教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5]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

[6]张南峰.中西译学批评[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16.

翻译的解构主义流派浅析 篇7

1“异延”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与德里达

D i ff e r e n c e (异延) 是德里达自创的瓦解结构主义意义确定性的关键性术语。从词源上看, differance是从difference演变而来。两词虽差一个字母, 读音相同, 源于拉丁文differre。Differre包含两层意义:一是differ (不同, 相异) ;二是defer (推迟, 迟延, 延期) 。而英文difference只包含了拉丁文differre中的“差别, 区别, 不同”的含义, 并没有包含第二层“迟延, 延期”的含义。德里达自创的differance一词和difference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包含了拉丁文differre的双重含义。他这样做本身就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以语音为中心的语言理论的解构。

德里达一方面从方法论上批判了结构主义的结构中心论, 另一方面从本体论上瓦解了海德格尔寻求终极真理的形而上学观, 从而以解构“在场” (presence) 和颠覆秩序为其理论的思维依托, 瓦解了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和根深蒂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德里达认为, 解构哲学的目标, 就是要消解“结构主义”的中心所对应的结构的整体性和同一性。在解构哲学看来, 这种结构所设定自身具有的固定性和确定性特征源于中心的先验设置, 根源于对永恒意义和恒定结构的形而上学。德里达不同意这种“结构”论。他解构的方式是用“意义链”去取代“结构”, 从而避免结构主义的先验同一性。

2“纯语言”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与本亚明

1923年德国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倡导者沃尔特·本亚明 (Walter Benjamin) 发表了一篇题为《译者的任务》的论文, 该论文借助对翻译的论述来阐明他的语言哲学的观点, 即“纯语言” (pure language) 或“普世语言” (universal language) 的观点, 本亚明的翻译思想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核心所在。

德曼是美国翻译文学研究界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是《译者的任务》一文最深刻的阐释者。他从本亚明“纯语言”翻译观做的一个碎片的比喻出发来阐明他自己的不可译论的观点。他说, “译文是碎片的碎片, 它把碎片砸碎——这个花瓶不断地分裂——而且永远不能修复” (de Man, 1986) 。

德曼认为译者的工作就像去黏合花瓶的碎片, 摔碎后再用碎片拼接起来的花瓶, 永远不可能与原先的没有摔碎的花瓶一样, 更何况我们永远都无法找到所有的花瓶的碎片。因此, 在翻译过程中力求忠于原文的努力是徒劳的。翻译的关键之处不是要找相同或类似的碎片, 而是要找到彼此吻合的碎片:碎片的彼此形状各异, 却互相呼应。也就是说, 翻译的重心从语言传递的信息或内容转向了语言的特定的表达方式。这一重心转移具有重大意义, 它让译者能更清楚地认识到语言差异的不可逾越性, 认识到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 从而在翻译过程中尽量保留原语言的文化特色。

德曼进一步解释说:“译者与原文的关系是语言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 意义的问题, 想表达某种意思的愿望, 以及想说什么的需要都是完全不存在的。翻译是一种从语言到语言的关系, 而不是那种与可以复制、解释或模仿的语外意义的关系” (de Man, 1986) 。因此, 根据本亚明的观点, 原文是不可译的, 也就是说, 翻译不只是信息交流传递的过程, 同时更是向“纯语言”接近的过程;翻译是语言之间的活动, 与语言以外的世界无涉。

3 解构主义翻译策略与韦努蒂

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是上个世纪美国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在著名的《译者的隐身》一书中, 韦努蒂用批判的观点考察了从17世纪德莱顿到当代的西方翻译历史, 发现“通顺的翻译”策略一直在西方翻译史上占主导地位, 韦努蒂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在翻译过程中的潜意识中是将西方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行动准绳, 力图在英语中形成一种外国文学的规范。因此, 韦努蒂认为, 以往翻译策略和翻译传统提倡的翻译原则属于“通顺的翻译”和“归化”的翻译, 是以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价值观来塑造外国文本的。韦努蒂对这两项翻译原则都提出了质疑。

韦努蒂认为, 译本应允许不同的文化出现, 好让读者能在译文中充分了解异国文化, 译文表面上的不连贯性最能保留文化差异, 保留文化的陌生性, 因为这种不连贯性提醒着读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得与失以及文化之间难以归化的差异和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 归化的翻译要求译者舍弃外国作家的异国风情, 注重译文在目的语中的透明通顺;在翻译中通顺的策略追求同一性, 是一种对本国文化自我认同和对外来文化的排斥,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直试图在外国作品中寻求与目的语的文化相同的文化, 惟有这样, 译者才能在外国文本中找到自己的声音, 才能彻底理解认同外国作品从而做出理想的翻译。但在翻译现实中, 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永恒存在的, 因而, 这种对本国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自我膨胀也往往是片面和虚幻的, 经不起历史的考验。

从翻译的本体论意义和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来看, 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研究翻译的新思维, 同时更加丰富了我们现有的翻译理论和对译学的认识。解构主义的翻译观点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启示还有待我们从更深入、更广泛的角度来加以探讨和研究。

摘要：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 法国的解构主义创始人德里达和另两位代表人物巴特、福柯都对翻译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解构主义的兴起, 使人们重新发现并审视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特·本亚明在1923年写的《译者的任务》一文, 德曼等诸多解构学者在80年代也对其进行了重新评论与阐释。另一解构主义的翻译思想倡导者韦努蒂在20世纪90年代从新的视角提出了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本篇论文分三部分介绍并评述这些主要的解构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翻译思想。

关键词：解构主义,“异延”,“纯语言”,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De Man, Paul.The Resistance to Theory—Conclusion:Walter Benjamin’s“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M].Minneapolis: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2]Derrida, Jacques.Speech and Phenomena and Other Essays on Husser’s Theory of Signs[M].Trans.D.B.Allison, 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3]廖七一等.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4]孙致礼.再谈文学翻译的策略问题[J].中国翻译, 2003 (1) .

解构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 篇8

解构主义的兴起主要存在于20世纪60年代的末的法国, 从本质上来看, 它其实是一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它一出现, 就引得人们的广泛关注。解构主义的建立主要是基于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之上的, 它以消解性作为它的主要特征, 并根据这一特征对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重要概念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解构, 而且在解构的过程中遵循了体系化的原则。因此, 我们将其称作为“解构主义”。而随着解构主义的不断发展, 人们对其的研究也逐步深入, 并逐渐出现了一些代表人物, 主要有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罗兰·巴尔特 (Roland Barthes) 、麦克·福柯 (Michel FoucaulO和朱丽娅·克利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等。而在这些代表人物当中, 德里达起到了奠基作用, 被人们称作为解构主义之父。他曾先后发表了3部著作, 分别是《论书写学》、《书写与差异》以及《言语与现象》, 在这些著作当中, 德里达对解构主义进行了十分深刻的阐述, 并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解构主义哲学。在这三部著作当中, 尤属《论文字学》最为经典, 受到相关学者的广泛好评。在这本书中, 他提出文字学的目标就是颠覆以“Logocentrisim”为别名的西方理性主义的解读传统[2]。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当中, 存在着一项最为基本的解构主义策略, 即对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进行一定程度的解构, 然后抓住一个特定的时期, 实现对于等级秩序的颠倒, 当这些步骤完成之后, 再说其他。同时, 在德里达的理论当中, 他还提出对于符号来说, 它们并不存在着固定的同一性, 能指以及所指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差距的。而且这种差距往往难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其进行弥合。因此, 意义就会在这种差异中进行不断的扩张与发展。所以, 对于德里达的哲学观来说, 它具有较大程度上的辩证性, 坚持了动态、发展的观念。

2 解构主义会对传统的翻译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冲击

2.1 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里原作者的权威性造成冲击

一般情况下, 传统的翻译观之中都将原作者作为主宰者来对文本的主要意义进行确定。人们认为原作者创造了作品的文本思想以及文本言语, 因此能够对本文进行随意的处置。但是作为翻译者来说, 却不能如原作者这般随意, 他们必须对原作品的思想、语言等严格遵循, 不能对其内容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增减或者更改。只有这样, 才能够对原作者所要表达的相关内容以及思想进行准确有效的传达。传统翻译思想的著名代表人物主要有英国翻译理论家德莱顿 (John Dryden) 以及法国著名翻译评论家于埃 (Deniel Huet) 。后者曾在其著书中, 发表了如下的观点:“因此, 我说, 这才是最好的翻译方法:译者首先紧扣原作者的意思;其次, 如有可能, 也紧扣他的字眼;最后尽可能再现他的性格:译者必须仔细研究原作者的性格, 不删减削弱, 不增添扩充, 非常忠实地使之完整无缺, 一如原作。”[3]在这其中, 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 在传统的翻译思想之中, 翻译者仅仅只能对原作者的意思进行有效的传达, 却不能拥有自己的思想以及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因此, 他们的地位很低, 仅仅被视作为传达文意的“工具”。但是, 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思想之中的“作者权威”的观点进行了否定。主要代表人物有巴尔特, 他在1968年发表的《作者之死》一文中对作者及其创造活动进行了否定, 从理论上将主体的在场设置为中心问题并加以消解。对于解构主义来说, 它对原作者在文学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嗤之以鼻, 并极力排斥。甚至有意将作品的原作者赶出本文, 以达到无作者的境界。坚持解构主义理论的相关学者认为:传统翻译思想当中的“作者权威”观点错误地认为文本的意义是其本身所固有的。但是, 其实文本真正意义的来源是在对文本的阅读过程之中读者与文本相接触时的产物。随着解构主义的不断发展以及推广, 翻译者在对文本进行翻译时拥有了更大的灵活性以及能动性, 他们获得了空前的自主权, 可以拥有自己对于文本的理解与思考。而不用整日揣摩原作者的写作意图而陷入迷茫之中。因此, 翻译者的权威性被逐渐建立起来。

2.2 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的“忠实性”造成冲击

对于解构主义来说, 它主要来源于对于结构主义的批判与继承之上。在结构主义的理论之中, 所有事物之前都被认为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关联, 并且相应的事物通过这些联系组成一个整体。同时, 它还设想存在着一个超然结构决定符号的意义的依据或中心, 并且希望能够对这个结构做出具有一定客观性的描述。因此, 结构概念可以说是结构主义的基础。但是, 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之中, 首先要做的就是对结构的概念进行消解, 并且对西方哲学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logo-centrism) 展开猛烈的攻击。[1]在这一挑战传统的过程中, 德里达创造了一系列他称为“新概念”的术语, 如“印迹” (trace) 、“延异” (differance) 、“散播” (dissemination) 、“增补” (supplement) 等。德里达把语言符号理解为“印迹”, 他认为, 对于一定的符号来说, 它总是与其它符号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对立关系, 而在符号与符号对立的过程之中, 它们的意义也就会被显现出来。同时, 其它的符号也能够对界定本符号的意义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之中, 所有语言符号的组成要素都不具有自足性, 也就是说一个语言符号的组成要素必然会与其它符号的组成要素之前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联系, 并带有其它符号的相关印迹。然而, 符号组成要素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而在形成差异的过程之中对符号自身所具有的价值进行体现。因此, 如果按照这一逻辑进行推论的话, 那么一篇作品中的相关语言符号必然会与这篇作品以外的符号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关联, 也就是说文本与文本之间是相互交织的。与结构主义所不同的是, 解构主义的文本理论都是在设法找出似乎清楚严密的原作中一些弱点和缝隙, 然后努力扩大已经露出的裂口, 突显原来似乎稳定的文本里存在的各种游移不定的差异, 使原来似乎明确的结构最终消失在一片符号的游戏中。因此, 对于解构主义来说, 它并不承认文本存在着终极意义, 这样一来, 它对传统的翻译理论所造成的冲击是十分巨大的, 甚至是致命的。

3 解构主义对现代翻译的影响———互文理论对翻译的影响

德里达对语言与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研究, 并在研究的基础之上, 提出了“语音中心主义”, 这一思想并不具有辩证性, 相反, 它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核心思想, 德里达还对这一思想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解构。他提出了“异延”概念。在空间上, 符号意义所指不是源自事物本身的属性而是源自一种事物与其他事物间的差异关系, 在差异比较中产生事物的意义。而在时间上, 符号往往, 反映推迟了的在场。因而符号的意义只不过是在文本网络中暂时得以确定, 但随着不断产生的空间上的区分和时间上的推移, 意义又在不断变化, 出现许多新的可能性, 因而任何词语都没有终极和固定的意义。既然词的意义不能确定下来, 句子和文本的意义也就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 也就是说文本不存在终极意义, 而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着的。意义虽说难以确定, 然而人们还是可以在延时的在场找到其留下的踪迹, 顺着踪迹, 就可以暂时找出其意义。德里达认为, 在翻译中, 原文本身并不完整和统一, 存在多重意义, 任何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都不能穷尽其可能的意义。即使权威或完美的译本也不可能因穷尽原文意义而使原文封闭起来。文本并非是具有固定内容和意义的现成产品, 而是一个差异化的网状结构, 它由各种踪迹交织而成, 但这“踪迹”并无严格意义上的指示功能, 而只具有某种弱指示作用。因为“踪迹”虽然在先, 但却不是固定的本源, 每篇文本都是一次新的书写, 因而不同的“踪迹”必然相互重叠, “踪迹”的意义就永远处于“延宕”、“缺席”的而非“在场”状态, 这也就是所谓“异延”。它的在场就是缺场, 它就是无, 它压根儿就不存在。所以异延没有存在的形式, 也没有本质可言。[4]在《文字学》一书中, 德里达指出“文本之外无他物”。这就是说整个世界在文本中, 作为再创造过程的翻译也不例外。而译者, 首先是原文的读者。作者的写作其实就是一个翻译过程, 一个用语言符号翻译自己思想的过程, 而这一翻译或意指 (signification) 生成的过程未必就是准确的。互文性否认任何结构或中心, 认为文本是一个无中心的系统, 并无终极的意义, 就像巴特所说的那样:文本就像一个葱头, “是由许多层 (层次、系统) 构成的, 里面并没有心, 没有内核, 没有隐秘, 没有不能再简约的本质, 唯有无穷层的包膜, 其中包含着的只是它本身表层的统一。”…因而每一种不同语境的阅读都是一种解构, 都是一种翻译过程。传统的翻译理论都是以文本有一定的意义为前提的, 翻译的任务主要首先是重现原文的意义。而本雅明 (Ben-jamin) 在其《译者的任务》中则认为, 文本不断被进行语际翻译和语内翻译, 这就意味着原文不断地被做出新的阐释, 也意味着不断地被人阅读。而读者读到的, 不是原文, 而是译文。没有不断更新的译文或注释, 就没有读者, 原文也无法存在下去。秦文华这就是为什么解构主义者说, 原文要依靠译文才能存活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文本能存在下去, 不是依赖文本本身所包含的特征, 而是有赖于译文所包含的。就翻译来说, 德里达认为原文信息和编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译文的不同表达形式和相互联系。因而翻译理论的目的是保护这些形式差异, 而忽视内容 (中心) 。与传统原文意义再现的定义不同, 德里达认为翻译是不断修改或推迟原文的过程以置换原文预期命名的可能性。原文即使从未翻译过, 它也包含着一种生存的结构或形式。德里达认为结构既非有形又非完整统一, 它具有静态文本开放性和生命延续的特点。在翻译过程中, 通过修改和转换, 原文在成长、成熟, 最后得到“再生” (renewal) 。于是, 原文就通过译文得到了存活。德里达由此结束了翻译“忠实”的时代。德里达把语言符号理解为“印迹”, 认为符号总是在与别的符号相对立和比较中显示意义, 别的符号也有助于界定意义。因此, 文学作品的意义总是超出文本的范围不断变动游移, 没有任何文本是真正独创的, 所以文本必然有“互文性”。在翻译的过程中, 由于语言的转换, 原作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重新构建, 翻译在一种新的躯体, 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作为原作生命延续的译作, 面对新的读者, 开始了新的阅读和接受的历史, 原作的生命得以在时间和空间的意义上拓展、延续, 对每一部作品而言, 被翻译的机会越多, 其生命力越强大。因此, 根据互文性理论, 原文与译文的关系, 不是传统理论所主张的“模式一复制”的关系, 而是平等互补的关系, 按德里达的说法, 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也就是说, 译文是另一个早先存在的译文的翻译, 原先的译文又是更早的译文的翻译, 如此向前不断循环, 形成德里达所说的“无限回归的意指链”。这样, 就无所谓原文与译文之分了。译文不仅与原文的地位是平等的, 而且, 原文还得依赖译文才能生存下去。

4 结论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突破了传统翻译理论的思想, 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观点, 如它强调原文意义的相对性和不稳定性, 提倡不同的读者 (当然包括译者) 可以有不同的阐释, 为以后的翻译中, 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质疑和挑战也有其不足之处。解构主义否定结构, 否定意义, 否定作者的权威性其本质可以说是否定性的。否定恒定的结构和明确的意义, 夸大意义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 必然导致阐释的多元论, 最终使翻译陷入混乱虚无之中。

参考文献

[1]李满红.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的冲击[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

[2]李思慧, 梁春媚.解构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8.

[3]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解构主义翻译观 篇9

解构主义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法国,盛行于20世纪70年代。1966年德里达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的论文《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宣布了结构主义的终结,认为从柏拉图到结构主义都存在这二元对立的错误观念,提出应该对统一性和确定性进行思想解构,以突出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特别是德里达的《语音与现象》、《论文字学》、《文字与差异》等三部著作的发表标志着解构主义理论的确立。其思想以反逻各斯中心、反权威、反理性、反结构为特点影响了人文、社会、哲学等诸多领域。翻译界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其影响。

众所周知,传统翻译观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原文是什么意思?为了追求原作和原作者的本意,传统的翻译研究一直在围绕“直译”、“意译”、“可译”、“不可译”等问题展开。无论是雅克·阿米欧(Jacques Amyot)对称职译者的定义,还是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对译作是奴隶的阐释,还是中国的严复的“信、达、雅”,无不在说:忠实原文,忠实原作者。

而解构主义颠覆消解西方主张一个本原、一个中心、一种绝对真理的哲学系统,消泯其二元对立。翻译不存在固定的同一意义,而是提供游戏的空间,延伸边界,为差异提供新的道路:即翻译的目的不是求同,而是求异。原文与译文不再是“模式-复制”的关系,而是“共生”和“再生”即平等互补的关系。而且,在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传入中国后,国内学者根据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做出了种种阐释,衍生出与传统一元标准相对立的多元标准,其实质就是对抗传统翻译中的“忠实”原则。

本文之所以选取《登高》,是因为这首诗是中国传统七言律师的典型代表,集形美、音美、意美为一体,而其译本的译者既有东方的,也有西方的,这更有利于从多角度多侧面评析译本。通过解构主义翻译视角的解析,不但可以更深的了解解构主义翻译观对翻译尤其是中诗英译的影响,也能开阔我们的翻译视野和阅读视野,努力在中诗英译的技法与实践方面有更高的成就。

2 解构主义翻译观

本文着重从延异与差异、意义性游戏以及多元标准三方面来阐释解构主义对翻译的影响。

2.1 延异与差异

“延异(differrance)”一词源自德里达,集时间和空间的差异于一身。其有两层含义:一为差异和区分;二为延期或推迟。这一新词引起了哲学乃至翻译界的种种讨论。

德里达曾经说过,语境之外别无他物。用在翻译当中,即:意义永远处于空间上的“差异”“区分”和时间的“延宕”之中。专有名词在翻译实践中的多义性证明了这种延异行为。由于多义词的存在,对文本的阐释必然陷入多义解释的困境,而译者不可能译出所有的含义。因此,不能翻译出的那些语义就是差异,语言的本质只有在具体语言之间的差异中才能把握,翻译就是呈现这些被隐藏的差异,德里达所说的这种“差异翻译法”,不求同而存异,打破了原文与译文的区分,认为“所有译文都是另—个早先存在译文的翻译,因为历史文化的涵义,译文中的词语被不同人的解读,我们习以为常的原文可能是一种历史上的互文,或者说更早被翻译过的文本,翻译实际上是回归或连接一系列意义链条,是不断修改或推迟原文意义的过程。”在这种差异翻译下,翻译就不可能将原文意义原封不动地移入译语中,译者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再现原文或传达原文意义,翻译被认为是产生多种意义的过程,这也说明了翻译的不可能性和未确定性,颠覆了终极意义说,使意义永远处于一个不断更新的循环中。

2.2 意义性游戏

结构主义者认为:文本具有确定的意义,译者只有在分析文本的结构和语言规律下,才能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传递意义即找到确定的意义。而且,传统的翻译观认为,原作与译作、原作者与译者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在这种二元对立关系中原作和原作者是中心而译作和译者是处于从属的地位即从属于原作和原作者,译作只是原作的复制品译者要尽可能把原作固定不变的意思传达给读者。

法国解构主义理论代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阐释读者与文本,分析文本意义时就明确宣称“作者死了”。因为在他看来,一笔作品的文本一旦完成,文本中的语言符号就开始起作用,读者通过对文本语言符号的解读,解释探究并阐明文本的意义。而译者只不过是一个身负向译语读者传达原作任务的特殊的读者。况且在翻译实践中,如果翻译过去时代的作品,原作者在生理意义上也确已死亡,即使翻译现当代作品,原作者也不可能站出来一一解释原作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原作者可以说已经“死亡”。解构主义者很赞同这种观点。这样原文文本就成为一个敞开的、开放的文本,译者成为文本的主人,有权利和力量探寻文本的游戏性意义。这种翻译无终极意义,即使有意义也是游戏性的,那不同的译者就可创作出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意义,不同于原作者的本意,读者读到译文,读出的意义与原初的意义也就不同,因而作品没有开始,没有终结,只是意义的游戏,这些意义,可以互相补充、互相矛盾。

由于文本本生没有所谓的终极意义,因而每一次翻译都使意义推陈出新。解构主义者认为,原文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要有译文。译者和译文读者在阅读中,不断地作出解释,这些解释相互补充。只有对原文不断的翻译和对译文不断的阅读,原文才得以存活下去。因此,解构主义者认为,原文与译文不是传统翻译观所认为的“模式-复制”关系,原作和译作、原作者和译者也不是从属关系,原文和译文是一种“共生”,二者平等互补。

在原文与译文的观点上,解构主义颠覆了传统,使译者在一个更为开放的系统中进行翻译,进而译出更优秀的作品。

2.3 多元标准

在以上的论述中,我们提到传统翻译观认为,原文与译文是“模式-复制”关系,译作从属于原作,那么,忠实就成为审核译作的标准。

解构主义者声言“作者死了”,颠覆了传统的作品中心论。其所宣扬的译者中心论意在推翻传统的一元标准,使翻译呈现多元化趋向。但是这个多元化并非辜正坤所说的多元化翻译标准。辜正坤在其《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一书中指出:所谓的多元化的翻译标准是一个由若干(层次不同的)标准组成的相辅相成的标准系统,它们各自具有其特定的功能。在解构主义视角下,正如郭建忠所说的:“文本就像一个洋葱头,由许多层(或层次、系统)构成,里面没有核心...唯有一层层剥下去。”意思就是说,文本意义的不确定。就像剥洋葱一样,剥深剥浅是译者的自由,且剥到哪一层也是译者的自由。既然翻译标准是多元的,也就没有理由认定哪个译文更可取。

3 浅析《登高》的三个英译本

《登高》这首诗作于唐大历二年(767)的秋天,当时杜甫已年逾半百,长年飘零,重病缠身,贫困潦倒,但仍不忘国难民灾。诗人将悲情蕴于衰飒的秋景中,情与景的交融便彼此升华。因此心情是愁苦悲壮的。但虽是悲歌,却并不消沉,而是激动;不是眼光狭小而是心胸阔广。原诗为: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译文一:The Heights

The wind so fresh,the sky so high,

Awake the gibbons’wailing cry.

The islets clear-cut,the sand so white

Arrest the wheeling sea-gulls’flight.

Through endless space with rustling sound,

The falling leaves are whirled around.

Beyond my ken a yeasty sea,

The Yangtze’s waves are rolling free.

From far away,in Autumn drear,

I find myself a stranger here.

With dragging years and illness wage

Lone war upon this lofty stage.

With troubles vexed and trials sore.

My locks are daily growing hoar:

Till time,before whose steps I pine,

Set down this failing cup of wine.(by W.J.B Fletcher)

译文二:Climbing the Height

The wind so swift,the sky so deep,sad gibbons cry,

Water so clear and sand so white,backward birds fly.

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

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

Far from home in autumn.I’m grieved to see my plight,

After my long illness.I climb alone this height.

Living in hard times,at my frosted hair I pine.

Pressed by poverty,I give up of wine.(by许渊冲)

译文三:A Long Climb

In a sharp gale from the wide sky apes are whimpering,

Birds are flying homeward over the clear lake and white sand.

Leaves are dropping down like the spray of a waterfall,

While I watch the long river always rolling on.

I have come three thousand miles away.Sad now withautumn

and with my hundred years of woe,I climb this height.

Ill fortune has laid a bitter frost on my temples.

Heart-ache and weariness are a thick dust in my wine(by Witter Bynner)

这三种译本,都是译者在阅读原作时,做出的不同阐释,与原文平等互补,而且没有哪个译文更可取一说。三位译者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当然对原作的翻译也就更有千秋,以下主要从形式、意义两方面来进行解构主义评析。

3.1 浅析形式

作为七言律诗的名作,《登高》通篇对仗,工整自然。朱纯深在他所著的《翻译探微》一书中曾提到,对仗在汉语中是一种常见的手法,其基础在于词类的平行安排,以获得一种意义和韵律的鲜明对比,从而使文本结构简洁,文风庄严而且富有词汇变化的魅力。一般,七言律诗中对仗的使用仅限于颔联和颈联,开篇不一定使用对仗,而以对仗结尾,要么不合适,要么不常见。杜甫在《登高》中,非常规的运用对仗,带来独特的诗意及美感震撼。

三个译文并没有完全遵循原文的韵律及格式。译文一追求押韵,但诗行数超过了原文,将原文的一行,变为同一韵脚的两行,实为弗莱彻的创新,。译文二中,许采取了在中国较为规范的aabbccdd的格律,两两相对仗(尽管不是完全的严格的对仗),为追求这种效果,连用四个“so”,使该译文口语化,不同于原文的庄严、沉郁顿挫。且前两种译文,句子结构不完整,采用诸多的名词词组。而译文三,宾纳舍弃了韵律格式,而是用散文体的形式结合结构完整的语句去表达意义。三者形式不同,却各有特色。

3.2 意义的传达浅析

“登高”作为这首诗的题目,在汉语中,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登上高处,着重指过程或着重指高度,也可以理解为登高望远,重在望远。在翻译这个题目时,许译用动宾短语直译出登高,而宾纳,则用形容词加名词,弗莱彻则用更简洁的名词,三者句法形式不同,但都是欲言又止,其中的意义由读者去品味。

诗中,一些词的翻译也非常值得解读。首先,首联中的“鸟”。译文一不同于另外两个译文,没有译为birds,而是译为“sea-gull”,把鸟具体化。作为西方译者或西方读者来说,海对他们的影响很深,因此把鸟翻译为海鸥也不足为奇,而泛泛的“birds”则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其次,颔联中的象声词“萧萧”。译文一,用形容词加名词,直接译出声音产生的效果,译文二则选用英语中的拟声词“shower by shower”,形象生动,译文三则选用明喻“like the spray of a waterfall”声音与形象相结合;再次,颈联中的数词。数词在唐诗中普遍存在,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表示一个确指的量,而是运用了夸张手法的泛指15。比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三千、九都为泛指。此处译文中,一二均把“万里、百年”用副词或形容词来翻译,三则用确切的数字,但“万里”被译成三千英里,这三种译法都充分展示了源语和目标语之间的差异;最后,尾联中“潦倒”。潦倒一词,在词典中的解释为:情绪低沉不得意,但未说明原因,是穷困,是官场的失意还是其他。结合当时的背景,或许应该理解为穷困兼官场失意。在译文中,三位译者都做出了自己的阐释:弗莱彻理解为时间的流逝引起的悲伤,宾纳译为心痛和疲惫,许则译为穷困的逼迫。

无论是形式,还是词义或者说意义的传达,译者都作出了他们各自的阐释,都是在对原文阅读下,与原文平等互补的译文。

4 结束语

在解构主义的影响下,我们在翻译中颠覆了传统。差异翻译法广为应用,打破了原文与译文、原作者与译者的二元对立,用多元标准翻译并评析译文,提倡充分发挥译者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从而创造出与原文平等互补的译文。

面对同一首诗,三位译者采用了不同甚至相差甚远的形式,对意义的传达也有差异,并且三者相互补充。我们不能以简单的好坏对错去评判这三个译本,因为任何译作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译者对他所面向的译语读者的文化心态、接受习惯、阅读情趣、文学水平等进行假设后创作出来的,都有其适用性和针对性。

解构主义翻译观,为译文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的空间,鼓励用多种翻译策略去翻译作品,重视差异,鼓励有差异的翻译,也主张用不同的角度去欣赏译作,从而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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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视角下中国翻译思想研究 篇10

20世纪60年代后期, 在法国兴起一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全开放式批判理论, 即解构主义思潮, 它由美国学者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在1966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首次提出。解构主义以解释哲学为哲学基础, 主张多元性的看问题, 旨在打破结构的封闭性, 颠覆二元对立的西方哲学传统。解构主义学派强调消除传统的翻译忠实观, 即对原文——译文, 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种种二元对立关系都予以否定, 主张原文和译文、作者和译者应该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 而非传统译论中的模仿与被模仿的主次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前, 中国的翻译界虽然由于缺乏与外界的交流从而长期处于封闭状态, 无法引进接受西方当时较为先进的传统翻译思想, 但是其所奉行的发展思路却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以称之为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 如:长期以来被中国译者视为至高标准的“信、达、雅”, 鲁迅所秉承的“宁信而不顺”以及自翻译活动出现之时就已经存在且延续至今的直译与意译之争都能体现这种传统的翻译观念。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将源文本的价值视为不可动摇的权威, 认为翻译活动是从属于源本文的价值, 是第二性的东西, 传统翻译观研究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也就是译者在翻译时对源文本的忠实程度, 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之间的近似性、等值性等等。80年代以后, 西方翻译理论开始大量进入中国, 其中的结构主义学派的翻译思想很快成为主流, 但在研究的过程中, 人们渐渐发现该派理论存在各种缺陷, 因此开始尝试寻求更先进更正确的翻译思想来指导他们的研究。而从90年代开始, 解构主义学派的翻译理论开始被介绍到中国, 该理论刷新了中国学者对传统译论的看法, 其创新的核心思想使其在众多的西方翻译理论中脱颖而成, 一度成为我国翻译界研究的“风暴中心”, 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一影响具体体现在近现代一些翻译家的翻译思想上, 在很大程度上, 他们提出的翻译理论都出与解构主义的语言观、翻译观有所契合。

二、关于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兴起之后, 迅速蔓延至各个领域, 它主张用辩证的、动态的和发展的哲学观来看待翻译, 这种创新观为翻译界注入了新的活力, 同时开阔了翻译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的视野。归结起来, 解构主义通过对传统翻译理论的颠覆和冲击对翻译理论做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冲击“忠实”原则, 强调翻译的创造性。解构主义宣扬:主体消散、能指自由、意义延宕和二元崩溃, 这就给翻译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以及启发, 主要表现在:意义的确定性遭到质疑和颠覆, 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忠实”观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动摇, 进而原文和译文、作者与译者之间的传统关系遭到颠覆。从其语言观来看, 根据索绪尔的语言观, 该学派认为能指和所指之间既然存在着差异, 那么原文的意义就不可能一成不变, 那所谓的绝对忠实原作也就不可能存在。首次提出解构主义的雅克?德里达以延异differance、播撒dissemination、印迹trace和去中心化decentering等术语形成了解构主义的语言观和翻译观。其中, “延异”的概念在解构主义理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代表着意义的不断消解, 主要表现在:意义之间存在着某种原始的差异, 既有空间上的差异和区别, 又有时间的延期或推迟, 强调意义的不确定性。“播撒”的概念是指每一次阅读都是对种子播散后“印迹”的追寻, 每一个意义的产生都是延异的结果。传统的结构主义认为原作品是通过“在场”的符号表达出来的确定的终极意义, 而解构主义学派与之截然不同, 该学派认为文本的意义是流动的、延宕的, 文本中除了“在场”的符号外, 还有“不在场”符号显现的隐藏意义。而“播撒”就意味着这种潜在的不在场, 它们不断而又必然地瓦解着文本, 揭露文本存在的种种缺陷。如上所述, “印迹”正好就意味着这个不在场物表现出来的符号, 原本就是它自己曾经在场过的地方留下的符号。解构主义学派主张对原文的每一次阅读和翻译都是对原文的重构, 译文和原文是延续和创作的关系, 通过延异、播撒、印迹, 原文借助译文不断得到生机, 才得以生生不息。

2.冲击二元对立关系, 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其实, 上述的“创译论”和“创作论”同时还体现了解构主义学派对译者主体性的突出, 这也就是笔者接下来要讨论的关于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思想的另一个冲击, 即对原文和译文以及作者和译者之间所谓的主次关系进行否定, 强调译者的主体地位。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 作者与译者、原作与译作始终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 认为原作是第一性的、主导性的, 而译文是次要的、第二性的, 译文只能服从于原文。译者必须力求再现作者的原意, 而原文与译文是一种模式, 它们之间是模仿与被模仿的关系。而解构主义正好消解了结构主义的这种二元对立关系。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特?本雅明 (WalterBenjamin) , 在“译者的任务”的序言中, 他开始从根本上对传统的翻译思想表示质疑, 他认为译文和原文本来就没有“忠实”可言, 译文并不是去复制或传递原作的意义, 而是与原作的一种和谐, 是对原作语言的补充。在中国近现代的翻译界, 亦不乏将译者的地位提到与作者同等高度, 同时认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对译出创造性译文具有重要作用的翻译理论研究者。

三、解构主义与中国近现代主要翻译思想

基于以上观点, 其实也可说是每位译者同时还拥有者“读者”和“作者”这两种特殊的身份, 在近现代的中国翻译界, 也有持类似观点的翻译家, 或者是他们的翻译思想充分地体现了以上两种思想趋势。比如许渊冲的“创译论”, 郭沫若的“创作论”, 钱钟书的“化境”说, 金岳霖的“译味”, 曾虚白的“神韵”说等等。

1.许渊冲的“创译论”。许渊冲是我国的一位翻译大家, 尤其在中国文学英译领域颇有建树, 有着大量的翻译实践基础, 此外, 还总结得出许多先进创新的翻译理论, 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创译论”, 他认为, 译者翻译时应该再现原作的意美、音美和形美, 只有实现这三美, 才能让译文的读者体会到与原文读者在品读原作时一样的心情, 这就需要译者既有在翻译上的专业性, 同时还要有一定的创作才能。他曾在《翻译的艺术》中写道:“从解构主义的观点来看, 所谓的‘对等翻译’是不可能的”, 文本的意义是流动的, 具有不确定性, 译者对原文的意义总有自己的理解和创新, 因此总能给原文赋予新的意义, “赋予新的意义就是创译, 这就是‘创译’的理论基础”。他还曾举了一个很鲜明的例子来说明“创译”这一过程, “一首诗更是作者和译者心血的结晶。如果把作者比作父亲的话, 那译者就可以比作母亲, 而译诗就是父母结合的产儿。产儿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像父亲, 也不会一点不留下母亲的胎记。译诗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等于原诗, 也不可能不留下译者再创造的痕迹”。他还认为, “文学翻译等于创作, 力图把翻译文学提升到文学翻译的地位, 从而解构了译者的从属地位, 确立了译者的主体性”。

2.郭沫若的“创作论”。文学大师郭沫若就提出了“创作论”的翻译思想, 他曾在《论文学翻译工作》中就曾认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工作, “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 好的翻译等于创作, 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 有时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在谈到文学翻译时, 他十分强调译者的主观感情的投入, 他说, “译雪莱的诗, 是要我成为雪莱, 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这不仅体现了体现了解构主义突出译者的主体地位, 也是对传统翻译思想中的“忠实”原文这一观点有所创新, 在翻译过程中, 主张译者可以且被允许对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进行适当的发挥, 给原文赋予新的意义, 最终得出富有创造性的译文。

3.钱钟书的“化境”说。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化境”说其实也是针对传统译论的一种创新, 他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 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 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 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虽然译界往往误将钱钟书的“化境”说作为传统译论的一部分, 认为该理论主张的是翻译应忠实于原文的最高规范, 其实不然, “钱钟书的翻译思想从根本上说是反传统的, 他比西方以德里达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翻译学派更早地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解构’翻译思想”, 这是因为钱钟书在对林纾翻译作品进行鉴赏时, 认为林译小说存在大量的“删节原作”和“增补原作”的现象, 因此对其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却对作品其中存在的紧扣原文的所谓“忠实”现象, 称之为“懒汉、懦夫或笨伯的忠实”尽管这一观点过于“解构主义”, 但是其所反映出来的关于解构主义观的特点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方面, 其中所说的“删节原作”和“增补原作”都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根据自己判断会采用到的翻译策略, 突出了译者的主体性。另一方面, 对紧扣原文这一“忠实”的做法采取的却是批判的态度, 也正好符合解构主义对“忠实”观予以否定的这一核心思想。

4.译者的诞生与原作者的‘死亡’。著名翻译理论家谢天振就在解构主义和读者接受理论等翻译理论中一些观点的影响下, 产生了“译者的诞生与原作者的‘死亡’”这样想法。这里明确体现了解构主义学派突出译者主体性。因为一部作品完成之后, 译者对其开始进行翻译的时候, 能够发挥作用的只是原作文本中的语言符号而已, 并非作者本身, 此时他已经没有发言权了, 当然, 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图和情感已经都体现在原作的文本中了, 但是译者也只有通过对这些文本中的语言符号进行解读, 从而探究并阐明文本的意义, 这整个过程中, 如果译者只知一味地忠实于原文, 不断地模仿和复制原文信息, 那么得出的译文势必会干瘪乏味、毫无生机可言。假如按照读者接受理论的核心思想, 认为文本能否存在下去取决于读者, 取决于读者对文本的不断解读, 那么基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以及译者同时拥有的读者身份, 我们可以说, 译者能够同时决定原文文本能否存在下去, 以及怎样存在下去。

四、结语

总之, 根据解构主义, 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应注重翻译创造性和主体性, 但是为达到这一结果所要采取“手段”的程度就得由我们自己把握了, 因为解构主义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缺陷和不足。一方面, 我们不应该否认其对于翻译研究的宏观指导意义。另一方面, 我们不该因为解构主义的部分真理性而对其全盘肯定, 要辩证地看待它和传统译论之间的关系, 不能全盘否定传统译论, 应当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 选取恰当的翻译思想为指导, 这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发挥“译者的主体性”, 而不至于让某个学派的思想大行其道以致滥觞。

摘要：对解构主义的创新特点及其对翻译学的重要作用进行分析和阐释, 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近现代翻译家提出的翻译思想进行研究, 旨在对翻译活动进行更好的指导。

关键词：解构主义,翻译学,译者主体性,创译,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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