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建筑

解构主义建筑（精选9篇）

解构主义建筑 篇1

一.译者的隐身

对翻译研究来说, “异”是一个具有特别重要性的问题。没有“异”, 就没有翻译的必要性了。正是因为语言的“异”造就了翻译的必要性, 那么翻译的根本任务, 便是“克服”语言之“异”造成的障碍, 以进行思想的沟通和交流。但是, 各种语言有着不可简化的多样性, 在德里达看来, 这种多样性的不可简化, 是无法“克服”的, 也是无法翻译的。 (1) 他认为, 翻译的目的不是“求同”, 而是“存异”, 翻译的根本任务之一, 就是要“设法保持这种语言的多样性特征”。 (2)

韦努蒂在他的著作《译者的隐身》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1995) 一书中, 彻底地考察了从17世纪到当代的西方翻译, 他认为“通顺的翻译”策略一直在西方翻译史上占据主导地位, 其原因是以西方的意识形态为准, 在英语中形成了一种外国文学的规范。韦努蒂认为, 以往的翻译传统是以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的价值观来塑造外国文本的, 提倡的是“通顺的翻译”和“归化”的翻译。他对这种翻译的原则提出了质疑。

《译者的隐身》是指在译文中看不见译者的痕迹, 即所谓的“不可见性”。流畅而透明的翻译会给读者以忠实的感觉, 并且成为译者的主要追求。但是这种流畅的翻译掩盖了译者的主观阐释, 将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的斡旋过程隐于无形, 译者的辛劳被作者的权威所掩盖, 许多文化与语言差异也随之被掩盖。

韦努蒂的翻译理论是以解构主义的观点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他从解构主义的视角把翻译定义为:“翻译是译者在理解的前提下, 用目的语的能指链来代替原语文本中的所指链的过程。”解构主义学派的创始者德里达认为, 意义是一个可能在无限的链上的关系和差异所产生的效果, 因此, 意义永远是有差异和被延迟的, 永远不会是一个原文的整体。因此, 各种文本, 不论是外国的文本, 还是译文, 都是派生的:都是由各种不同语言和文化材料构成的。作品的意义是一种多元的、不定的关系, 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统一的整体。因此, 翻译不能用数学概念那种意义对等或一对一的对应来衡量。翻译不是求同, 而是“存异”。 (4)

二.异化翻译的历史和影响

韦努蒂追溯了异化翻译的历史。19世纪初, 异化的翻译在德国兴起, 以施莱尔马赫 (Schleiermacher) 在1813年的演讲为标志。一方面, 施莱尔马赫认为德国文化优于外国文化, 另一方面, 他也认为德国的语言文化也有不足的地方, 要发展德语和德国文化, 就必须吸收外国语的表达方式和外国文化。施莱尔马赫认为异化的翻译有助于建设民族文化, 吸收外国语言的表达方式有助于丰富祖国语言。 (3)

异化翻译保留了外国文本中的异, 但是破坏了目的语文化的规范。译文在忠于原文时, 就背离了目的语文化的规范。韦努蒂指出, 异化的翻译抑制了民族中心主义对原文的篡改, 在当今世界形势下尤其需要这种策略上的文化干预, 以此来反对英语国家文化上的霸权主义, 反对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现象。

三.归化翻译的历史和影响

韦努蒂同样追溯了英美文化中归化翻译的历史, 他认为归化翻译始于17世纪的英国。从此, 通顺的翻译就成为了英语翻译的规范。通顺的翻译要求译文读起来不像是翻译, 而要像英语原文创作的作品。韦努蒂认为, 这种主张, 在理论上是把语言看作是交际的工具;在实践上, 通过强调通俗易通, 避免多义或者歧义。

归化的翻译能够有效地替代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的差异, 使译文对目的语读者来说既通顺又易懂。当然, 翻译不可能把所有的差异都抹掉, 但译文中的差异也会被打上目的语文化的烙印, 使之变得可以理解, 并符合目的语文化的规范和禁忌, 符合目的语文化的伦理道理和意识形态。

在当代英美翻译流派中, 归化的翻译理论应该以美国奈达 (Nida) 的理论为代表。韦努蒂认为, 奈达是想把英语中透明话语的限制, 强加在每一种外国文化上, 以符合目的语文化的规范。这是用通顺的翻译策略, 把归化隐藏在透明度之中。这与其说是文化交流, 还不如说是为了归化的目的对外国文本进行文化侵吞。

四.抵抗式翻译

韦努蒂说, 这种翻译策略可以称之为“抵抗” (resistancy) ;这种翻译不仅避免译文的通顺, 而且对目的语文化提出挑战, 因为通顺的翻译是以目的语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对外国文本进行篡改。“抵抗”, 即抵抗目的语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

韦努蒂以自己的翻译实践来实现自己异化翻译的主张。他以自己翻译当代意大利诗人德安吉利斯 (De Angelis) 的作品为例。韦努蒂的抵抗式翻译策略追求重现德安吉利斯诗歌的不连贯性。韦努蒂说, 他的翻译不能说是忠于源语文本。他的目的是要在目的语 (英语) 中重新创造原文中相类似的特殊表达方式。对德安吉利斯来说, 这些特殊的表达方式就是意义的不连贯性和不确定性。

运用抵抗的策略, 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产生一种陌生感和疏远感, 其目的是要把译文读者和译者从原来支配他们阅读和写作的文化中解放出来。这种翻译实际上是对英语文化中透明翻译的霸权地位的抵抗。

结语

韦努蒂通过对西方归化和异化翻译历史的考察, 指出了一直在西方翻译界占主导地位的“归化”、通顺透明的翻译策略中显露的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的价值观, 并由此提出译者要在翻译中采用抵抗式的翻译策略, 以“异化”的翻译来抵抗这种“归化”、通顺透明的翻译, 使原文主要特征更为鲜明, 保存原文本中的“异”。由此来发展他自己的美学观:在翻译过程、翻译阅读和翻译评论中应更尊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 保持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摘要：归化和异化是翻译中常常采用的两种策略。美国翻译理论家, 劳伦斯·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对西方翻译史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而后他批判了以前在翻译中占主导地位的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倾向, 并提出了他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 即反对译文通顺的抵抗式的翻译策略。其目的不是要在翻译过程中消除语言上的和文化上的差异, 而是恰恰要在翻译过程中表达这种语言上和文化上的差异。

关键词：归化,异化,隐身,透明,抵抗

参考文献

①许钧:《翻译论》,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年, 第277页

②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 第284页

③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 第305页

④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 第194页

解构主义建筑 篇2

解构主义是后结构主义思潮中最重要的部分,在一定意义上它代表着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兴盛,与结构主义的衰落有着直接的关系.德里达的批判方法是从被批判者的理论内部找出其矛盾,找出瓦解自身的力量,让结构自行解构.他从否定社会、怀疑社会走向否定秩序、否定结构、否定既存的.语言体系.这一对结构主义批判的胜利,体现了20世纪西方美学的决定性转折.

作 者：李庚香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长春,130021 刊 名：长春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年，卷(期)： 13(2) 分类号：B83-06 关键词：解构主义   结构主义   美学   德里达   巴尔特  

浅析解构主义翻译观 篇3

【关键词】解构主义 启示 负面影响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9-0052-02

【Abstract】Deconstruction has been into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questioned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has great effect on it， which makes people rethink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This paper aims to give a general survey of deconstruction and analyzes its effect on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Key words】Deconstruction Enlightenment Negative effect

一、結构主义翻译观概述

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思潮在西方翻译理论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并对传统翻译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德里达、福柯和巴特。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翻译研究进入了以解构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研究阶段。解构主义表现为对结构的怀疑和拆解，否定结构的稳定性、意义的确定性，而主张意义的对话性和生成性，以及开放性与差异性。根据解构主义理论，文本并没有唯一的、一成不变的意义。因此，可以对文本做多种解释。将此观点引入翻译研究，解构主义者就认为，原文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要有译文，译文是原文的“后续生命”这些观点与我们曾讨论过的任何流派的翻译理论都可以说是格格不入，是彻底反传统的。我们以前所讨论过的任何翻译理论，都是以文本有一定意义为前提，翻译的任务首先是重现原文的意义。

二、解构主义翻译观经典文献《译者的任务》

埃德温·根茨勒认为，受德里达理论的影响，英美解构主义者关于翻译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对沃尔特·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一文展开的。德曼甚至在《关于沃尔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一文的结论》中说，“如果你没有对本雅明的这篇文章有过论述，你在学术上就没有什么地位。”此言似乎有“语不惊人誓不休”之嫌，但也足见学术界确实把本雅明的这篇文章奉为译界的“圣经”。本雅明的这篇文章是他翻译波特莱尔的《巴黎画景》的其中一辑诗所写的引言。此文虽以《译者的任务》为题，似乎是专门讨论翻译问题，实际上主要讨论语言哲学的问题，尤其是“纯语言”的问题。尽管文章很有启发性，却晦涩难懂，批评家的看法始终莫衷一是。

本雅明把他的行而上学的翻译观建立在“纯语言”概念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译文不仅是读者阅读的文本，也是在语言上走向“纯语言”的一步。那么本雅明所指的“纯语言”是什么意思呢？他做了以下假设：

各种语言之间有一种超历史的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存在于每一种语言整体的意指中——任何语言都无法单独体现这种意指，只有每种语言互为补充的意指集合才能体现这种意指：这就是“纯语言”。

三、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启示

首先，解构主义翻译观把我们从传统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惯性思维中解放出来，使我们以一种辩证和动态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和阐释翻译理论中的种种关系。解构主义翻译观则否认对原文与译文的这种区分，否认原作者对译者的等级凌驾，而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平等互补的关系，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并认为一切文本都具互文性——既有联系的一面，但更强调差异的一面。这大大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他们的这种提法，实际上是为翻译打开新的思路。

其次，我们应学习解构主义思想中的开放性思维。西方翻译理论家也正是运用开放的思想方法，从各种可能的方面质疑结构主义语言观的翻译理论，找出其破绽，从而开拓了多元的研究向度，并建立了不同的译学流派。目前我国研究者在这一方面尚有欠缺，一旦学习了某种理论之后就认为这是唯一最正确的东西。这就是一种缺乏开放思想的表现。

再次，不应把解构当成目的。解构主义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的方法，揭示了人类认识活动中存在着很久被忽视的东西，其进步作用十分明显。但解构不是目的，它甚至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真正的理论，也就是说它本身就不是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它只是一种怀疑与反思的思想方法。我们学习解构主义，首要的是要学会这种方法，从而开拓我们的思路。对于翻译研究亦是如此，解构并非目的，目的是拆解之后的重构。

四、解构主义翻译观的负面影响

解构主义关于意义的不定性及译文与原文关系无相似性的论点，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尽管她们试图说明的是语言之间的关系，但对翻译实践来说，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解构主义否定作者的权威性和原文的创造性，也是一种极端的观点。她们宣判作者和原文的死亡，等于否定自己，否定一切文学创作，实际上也抹杀了翻译本身。

总的来说，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不能说是一种理论，因为解构主义并没有提出自己的描写性或规范性的翻译原则、模式和方法，也没有详细探讨具体的翻译过程。她们只是用这种现象，来阐明他们的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思想。因此，我们只应把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和破除一元论的武器，以及必由之过程，而不是一种目的或结果。对于翻译研究亦是如此，解构并非目的，目的是拆解之后的重构。

五、结束语

毋庸讳言，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对我们有一定的启示性，它改变了我们对传统翻译理论原有的、已成定势的认识。首先，它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不再仅仅陷入结构主义的逻辑——数学的思维模式，而是换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翻译问题。其次，解构主义使我国译界走出了传统翻译理论中根深蒂固的还原论的桎梏，不再执迷于“等值翻译”的探讨。尽管解构主义的翻译观有其缺点，但解构主义的精神实质——重构性，以及开放性思维，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使翻译研究出现了多元化趋势。

参考文献

1 吕俊.翻译学应从解构主义那里学些什么——对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译学研究的反思[J].外国语，2002（5）：48

2 郭建中.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J].上海科技翻译，1999（4）

3 罗志高.解构主义和翻译研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4）

4 徐珂.解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综论[J].社会科学辑刊2010（4）

5 Munday， 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7：169

6 De Man， Paul.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 Conclusion： Walter Benjamin’s “The Task of Translator”.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 Press， 1986：73

解构主义与翻译研究 篇4

戴维斯在《解构主义与翻译》一书中在第一部分探讨了翻译中的可译与不可译问题。

1.延异(différance)

这一章探讨了延异及由此产生的印记(trace)的相关内容。延异是解构主义中的核心概念,它是由德里达杜撰出来的,取自法语单词“différer”,有两层含义,即延迟(to defer)和差异(to differ)。意义体现在符号与符号之间的不同之处,而非符号本身。意义是语言产生的效果或作用, 而不是语言所表述的实物在场的现象。“意义的产生不能先于延异,因为它是延异的嬉戏的结果。所以,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显现了其不可译性,因为意义体现在符号之间。

2.限制(limit)

这一章阐释了解构主义对于语言或文化有清晰界限这一观点的质疑,从单一性和普遍性(singularity and generality),文本(text)以及书写(writing)三个方面具体阐释了可译性的限度问题。任何语言或文化、具有其单一性,这使得文本不能被完全翻译,同时,任何语言或文化又与其它语言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重叠的内容,这就使得其具有普遍性,从而阻止了文本的完全的不可译性。 如果某一文本是完全可译的,那么它只是完全重复已经存在的,这就表明它没有单一性,也就没有个性 ;反言之,如果某一文本是完全不可译的,那它同任何意义系统毫无关联, 就表明它是完全自我包容的,将会很快消失。

3.可重复性(Iterability)

这一部分论述了“可重复性”这一德里达理论的关键点。 这一部分从稳定性不稳定性辩证角度说明意义的重复性是相对的,暂时的。德里达认为稳定性和不稳定性,二者是相互依存的,正如单一性和普遍性。语言中的稳定因素,使得我们接近文本,但这又是有限的,因为它具有局限性 :一个文本的作者,或者一个文本在一个语境中的展现不能完全决定其在另一件语境中的重复,也就是说原文本不是固定的, 每一次重复都意味着有所不同。所以译文不是对原文的完全重复。

二、解构主义与译介学研究

《译介学导论》在论述译介学研究理论前景时,结合解构主义的某些观点对翻译研究中的某些重要问题做了阐述 :

1.译者和译作的地位问题

译者是特殊的读者,结合巴尔特的这种“作者死了”的观点,译者和译作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同时凸显了译入语文化语境中诸多因素的作用,译作和原作是互文性的,译者通过译作复活的是原作,从而使得原作获得再生,流传下去。

2.何为翻译

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翻译并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转换的过程,它是一种改写,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再这样的文化行为当中,译者首先要服从的是在原作问世前目的语中就存在了的价值观、信仰和表达方式等。此时,所谓的“忠实”译者对原作的解读同当时的某种意识形态和文学观结合的产物罢了。这正是译介学所强调的。

3.解构主义是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解构主义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是学术层面上的翻译研究, 它对原文和原作的“解构”,强调了译者的主体性,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原文和译文的关系,同时注意到诸如文化、政治、社会等诸多因素对于翻译的影响,从而形成一种多元的研究。笔者认为译介学的研究角度正是多元研究的一种体现,它从比较文化或比较文学的角度入手,考虑到“诗学” 因素和文化因素等的影响,同时根据译作的独立性,提出了翻译文学地位的问题

三、总结

将解构主义的某些观点引入翻译研究,不仅对我国的翻译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也回答了翻译过程中的某些问题 :

1)解构主义从根本上说明了文本的可译性问题 :即, 文本是可译的,但是完全的可译性和完全的不可译性是不可能的 ;

2)译者和译作的地位得到提高,译者并不从属于原作者,译作不从属于原作,译作和译者具有独立性 ;

3)解构主义打破了传统翻译研究的僵化局面,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的领域和视角,是翻译研究趋于多元化。

参考文献

[1]王辰玲.从解构主义视角评翻译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J].科技信息.2009(15).

[2]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Kathleen Davis.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4]陈浪.德里达思想对翻译研究的影响[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12).

[5]Mona Baker&Gabriela Saldanha.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Second Edi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

论美国解构主义运动的缘起论文 篇5

自20世纪60年代起，解构主义在美国逐步兴起并演进为一场广泛影响法律、艺术、政治、宗教等各个领域的思想文化运动。为清晰认识美国解构主义运动的性质与影响，有必要首先厘清这一运动的缘起。研究表明，美国解构主义运动是在当时美国社会思潮莫衷一是的困局下，因欧美两地学界外推、内引的合力作用而应运诞生。

一、解构主义思潮在欧洲的蓬勃发展为美国解构主义运动的发韧奠定了思想基础，而雅克.德里达等先锋人物向美国学界所作的理论推介则是促使美国解构主义运动兴起的重要外推力。

解构主义的思想萌芽最早见于哲学领域，是在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思潮下对结构主义的自我怀疑和否定。早在1927年，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就在其《存在与时间》一书中以“毁坏”( Destruc-tion)的概念，对西方传统哲学发出质疑之声。时至1967年，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又一口气推出三部力作，矛头直指结构主义的逻各斯霸权，批判它对人类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全面禁锢，为解构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德里达此后相继推出的《散播》(1972)、《哲学的边缘》(1982)等一系列作品，也都是颇具分量的解构主义名篇，不仅为其本人赢得了“解构主义之父”的美誉，也使得解构主义远播欧洲，被世界各地的女权主义运动等引为理论武器，逐渐成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核心。

就在德里达发表三大力作的翌年5月，一场发生在法国的学生运动也为欧洲解构主义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最直接的契机。然而，结构主义者们在此次**中冷漠与退缩的表现，却激起了大学生们的极度不满与失望。大学生们对传统理论发起的挑战，同德里达等思想家们批判传统的声音同气相求，共同推动了结构主义的逐渐没落以及一种以颠覆传统观念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脱颖而出。

这种新思潮不仅对其后的欧洲社会文化思想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也吸引了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们的关注目光。德里达等先锋人物向美国学界所作的解构主义思想推介则是促使美国解构主义运动兴起的重要外在推力。

德里达凭借他的解构主义理论彻底打破了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打开了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死角，不仅开辟了欧美哲学思想的一个新时代，而且也开启了欧美文学批评的新纪元。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美国思想史上，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后现代主义元素在美国诸多文化领域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唯其如此，法国《费加罗报》才将德里达赞誉为“让美国人爱上哲学的人”。

二、20世纪60一80年代美国社会思想文化所遭遇的新批评主义困境为解构主义在美国安家落户提供了文化土壤和有利环境

对于美国解构主义运动的发韧，来自欧洲的思想启迪和理论推介虽然功不可没，但终究不过是外在因素，而美国本土学者们对新批评思想的全面批判、对新思想的努力探索以及对欧洲学说的主动汲取才是解构主义运动得以在美国兴起的内在动因，它们为源自欧洲的解构主义思想在美国安家落户提供了有利的思想环境和发展契机。美国解构主义代表人物J. 希利斯.米勒便曾清楚地看到，解构主义在美国的发展乃是在“本土的恒久不变的心态基础上开始的”。

当解构主义在欧洲方兴未艾的时代，美国思想界正处在新批评理论的主导之下。特别是自20世纪40年代，随着南方新批评领跑者C·布鲁克斯和R·P·沃伦入职耶鲁大学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系，新批评也“昂首挺胸一举北进，占领了学术重镇耶鲁。直至上世纪60年代解构主义运动在美国逐渐萌生，方使其被新的思想取而代之。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新批评主义诞生时就带来的先天缺陷导致它在自己形成的缝隙中无可避免的衰落下去”，也正是美国国内批判新批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诉求催生了以“耶鲁学派”为核心、以颠覆性为基质的美国解构主义运动。曾有评论家指出，新批评“死时却也像慈父一样威严”。虽然将新批评视为美国解构之父的观点多有不妥，但也无法否认，新批评之死与解构主义的诞生之间的确有着某种不同寻常的历史渊源和替代关系。

随着新批评在美国的盛行，它在思维方法上的`漏洞也日渐暴露，致使美国学界急于为梳理思想头绪、解释社会现象找到新的理论依据。美国解构主义运动先驱保罗·德曼曾经如此批判新批评的理论弊端:“当新批评在美国开始不断走向精确化，它自己本身就会发现作品不只是只有一个单一的意义，它们之间可能是相互独立或者互相关联。因此新批评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反讽和意义断裂的世界。五十年代，新批评本身的发展停滞了，成了强弩之末，它的统治地位这才被其他批评派别所颠覆。”正如中国学者胡燕春所言，“德里达的理论之所以在美国较之在欧洲得到了更为迅速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得益于新批评所倡导的文本理论与细读策略为之提供的接受土壤。”

三、以保罗·德曼为首的“耶鲁学派”对欧洲解构主义的积极引入为美国解构主义运动的兴起和本土化培育了理想的学术土壤

虽然学界在“耶鲁学派”是否可称其为“学派”的问题上尚有争议，但是当年耶鲁学者们在为美国引入解构主义方面所做的贡献则早己毋庸置疑:“我们应该承认耶鲁学派的实践奠定了解构主义的‘前期’活动。”

“耶鲁学派”堪称掀起美国解构主义运动的先锋，正是这一学派为美国解构主义运动的兴起和本土化培育了理想的学术土壤。他们不但对新批评的理论弊端发起挑战，还积极将欧洲解构主义理论引介到美国。他们在与德里达等欧洲解构主义学者展开的一系列长久合作中，锲而不舍地推进着解构主义在美国的本土化进程。史实证明，德里达之所以能在1965年登上耶鲁的讲坛，首次将其解构主义主张传播到美国学术殿堂，并于其后的20多年间逐渐将其学术影响渗透到美国各个大学的校园，皆得益于这些“耶鲁解构家们”的努力促成。在当时的美国，“耶鲁学派”堪称“改变哲学时尚的校园之花”。

小组赛：解构主义的胜利 篇6

最为苦涩的是我昨日欢乐的回忆。

记忆是一种相聚的方式。

忘却是一种自由的方式。

除了黑暗之路，人不可能到达黎明。

——纪伯伦

2001年，年过古稀的解构主义宗师德里达来到中国，为世纪之初的东方带来了哲学上虚弱的困惑和感情上温柔的奇迹。他左手陈述着阿尔及尔朴素幽深的寂静，右手沉睡了巴黎绵绵不绝的繁华，仿佛一场零星小雨，加速了生气勃勃的燕子反抗地心引力的飞翔。

上述事件与今日足球哲学的宏旨，并无白热的必然联系，只是伴随着一个悦耳的名字，我们进入了巴西交叉影子的舞池。在这里，优雅在谦逊，修辞在滚动，世界杯像极了一个古老的失传的礼仪，拖着冗长的影子，急于为失败者和失败殉道，也等候为胜利者和胜利加冕：

意大利、西班牙和英格兰的小组出局，应验了墨尔波墨涅不祥的睡意，抽象的情绪在黑暗中发出一连串蜷曲的滑音，而传承的权杖，被时间褪去了层峦叠嶂的玄秘，无奈露出腐烂的水草、清新的药香以及古希腊人结构分明的游戏—那热血的结构，如同亘古不变的恒星闪烁着的一个结构，勤勤恳恳的蜘蛛编织着的一个结构，污水池中的青蛙鸣叫着的一个结构……这样的结构已接受了太多吟游诗人的注目，接受了太多蜜糖饼干的飞吻。一次注目势必换来一次危险，而一个飞吻，或将带来一段历史可怕的沉沦。

我忽然想到了加缪“荒诞”的语言：“只有通过足球，我才能了解人及人的灵魂”。显然，足球的繁复超越了生活的感性和理性，被恪守的一成不变的真理，只能在腹痛如绞中沦为一个弥天大谎。

过去十多年，自前腰皮尔洛被安切洛蒂革命性地后移开始，足球的主旋律自始至终跳动在组织后腰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舞台上，天生睿智的哈维被定义如是，骁勇果敢的杰拉德亦被定义如是，就连初出茅庐的维拉蒂，这位具备了狄奥尼索斯一切素质的青年，带着对偶像的崇拜，带着一个国家荣誉继承者光荣的使命感，固执甚或偏激地模仿着长传、任意球以及漫不经心的神态。这让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他和他的球队那令人忧心忡忡的未来？

三位中场大师的年华迟暮，宣告了后腰结构主义的老去。自由的德尚率先冲破桎梏，为本泽马和格里兹曼穿上了赫耳墨斯带翼的飞鞋，迎来了波尔多庄园的曙光和马赛港邮轮的飞腾。在他身旁，范加尔、斯科拉里、勒夫和佩克尔曼，这四位同样出色的里约冒险英雄，也不约而同地举起了德里达锋利的屠刀，用随心所欲的方式，将其执教国度足球的过去和传统一一肢解，留下此起彼伏的片段、瞻前顾后的诗意和碎片化的灵感。

于是，这才有了罗本和范佩西衍射荷马格律中的绵延长度；有了巴西肥沃的中后场突然长出一张张面目不详但目光坚毅的机械面目；有了格策和厄齐尔的细腻如水；有了詹姆斯·罗德里格斯势如雪崩轰鸣般快意的飞翔……

哦，到处都是弗兰克·盖里！到处都是西里斯·米勒！到处都是解构主义！

听，一个多世纪前“疯子”尼采的呐喊正带着火焰噼啪而来！穿过迷雾蒙蒙的窗子，接下来的开阔风景必将变化无端，前所未见—那不是棉花糖的甜，是一个杯子对同一个杯子的为非作歹，也是脚下流云多姿多彩的告白。

三宅一生与解构主义服装 篇7

三宅一生是享誉世界的日本服装设计大师。作为解构主义服装设计师的代表, 其作品不仅将东西方的设计风格完美融合, 而且被整个时尚界作为艺术品看待。他的设计明显带有解构主义特征, 通过对解构主义手法的灵活运用, 创造出一种与传统设计风格截然不同的解构主义服装, 对传统服装的概念的界定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三宅一生打破了传统的服装造型的设计模式, 不仅对服装结构和材料进行解构和重新组合, 而且在服装色彩和图案上也大量运用解构主义手法。

一、解构主义的产生

解构主义是在20世纪70年代反对所谓“结构主义”浪潮中产生的, 其发起人是法国著名哲学家贾奎斯·德里达。到20世纪80年代它成为美国高等学府最流行的理论, 并渗透到文史哲的各个领域。建筑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服装设计、造型设计、图像多媒体设计等, 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解构主义的影响。

解构主义实质上是对结构主义的破坏和分解。单从字面上理解, “解”字意为“解开、分解”;“构”字则为“结构、构成”之意。解构, 并不是简单的肢解与拼接, 而是在已有素材的基础上, 对某一事物的诸构成元素或原有的架构予以有目的的分解与重构, 使之呈现出与原来事物迥异的特质。解构的过程也就是分析基本元素、寻找有机关系的过程。

服装界的解构主义浪潮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服装解构就是摒弃传统的服装结构, 创立风格独特的服装结构, 这种结构没有固定的模式, 完全根据设计师的理解而定。设计师在摒弃传统的同时, 从历史、民族、现代等各种不同的文化模式中汲取精华。现今的解构并不仅仅是破坏, 更重要的是重构。解构技法的多样, 使得服装结构更加具有不可捉摸性。而永远求新求变的设计师们不断地解构时尚, 让时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尤其是在服装设计风格呈现多元化的今天, 三宅一生解构主义服装以其独特的方式冲击着我们的视线, 丰富了我们的服饰文化。

二、三宅一生解构主义服装的表现形式

三宅一生的服装有一种释放能量的特质, 他的服装被称为“东方遭遇西方”的结果。他的目的是让穿他的衣服的人从传统服装结构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表现其独特的形体美。他的服装一向追求结构、面料、色彩和图案的最佳搭配。他以日本独特的文化背景为基础, 摆脱了以往设计成规的束缚, 向传统的西式服装、欧式观念挑战。归纳起来, 三宅一生服装的解构大致有这样几种表现形式:对服装结构的解构、对服装材料的解构、对服装色彩的解构以及对服装图案的解构。

(一) 对服装结构的解构

服装的整体结构是由服装的内部结构和外部轮廓两部分构成的。服装的内部造型设计主要包括结构线、领型、袖型和零部件的设计。外型轮廓能给人们深刻的印象, 在服装整体设计中对服装款式的变化起决定性的作用。设计师把传统服装的构成结构 (领部、肩部、胸部、腰部等部位) 进行分解, 组合出新的服装结构。三宅一生找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契合点, 在借鉴西方时尚流行趋势的基础上把日本的民族文化很好地溶入到他的作品中, 不但没有使作品“西化”, 反而更好地表达了东方民族的服饰文化特征, 充分把东方民族服装平面裁剪技术和西方的立体裁剪技术相结合, 突出了民族特色, 弘扬了东方文化精神, 成功地把人体从既定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在三宅一生的服装设计过程中, 采用分解、重构与再造的方式, 倡导独一无二的基于东方裁剪技术的无结构式的解构主义服装设计风格。如三宅一生著名的“一块布”作品 (图1-2) , 就像一块披在肩上的毯子, 只有极少的开剪衔接, 而且没有一处省道 (省道是为了适应人体和造型的需要, 利用工艺手段省略面料多余部分, 做出衣片的立体形态的缝纫线, 是西方服装突显女性美的重要手段) 。这种完全突破传统服装结构的处理方法, 对传统意义上的以不同位置收省的处理方法来塑造女性曲线的服装设计概念是一次强有力的挑战。

(二) 对服装材料的解构

材料作为服装的重要载体之一, 不仅是服装造型的物质基础, 而且也是造型的艺术表现形式。在解构主义服装设计师的作品中, 对于材料的解构更是达到了无所不及的地步。对服装材料的解构, 表现为对服装面料的重新改造及打破传统服装材料的局限, 以独特的面料和新型的材料制作服装, 赋予材料全新的内容与视觉感受。服装材料的再设计是创造力和工艺手段相结合的过程, 是变普通为特色的过程。

三宅一生的作品摆脱以往的设计常规, 打破传统的设计模式, 从面料出发, 着重寻找与发现各种面料所传达的信息, 把面料作为服装设计的重要突破点, 最大限度地诠释面料存在的意义, 在服装上充分体现它的真实性。被誉为“面料魔术师”的三宅一生多年来潜心研究在服装设计中处理褶皱的方法, 从面料的处理这个细节入手, 最终使褶皱成为他风格的代表。他对面料的再创造是服装实用性与装饰性完美结合的表现, 一块棉布或一块麻布, 经过现代高科技手段的处理使布料产生永久性的皱褶, 不但外观变得惟妙惟肖, 而且使服装的表面不再单调, 立体感增强。他的成功之作“我要褶皱”系列 (图3-4) , 以其材料的特殊性征服了不同年龄和气质的女性。设计师使服装与不对称的立体形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能够随人体运动展现出动态美感, 更能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 增强服装艺术的感染力。这种发自内心的灵感激发了穿着者最大限度地展现服装带来的激情, 更加满足了人们追求自由的愿望。

三宅一生把日本宜纸、亚麻布、白棉布、针织棉布等作为材料创造出与众不同的肌理效果。使用特殊材料是服装创意的独特手段, 三宅一生的这几件作品就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点 (图5) 。这些静态展示的作品反映了他在材料使用上的独到之处, 纺织面料与一些可塑性较强的材料相结合, 在点、线、面的有机结合上都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2002年春夏发布中, 三宅一生将面料在胸部扭转呈现出大量玫瑰花型, 通过编织、拼合、系结等手法, 使原来平整的面料顿时产生活跃的立体感, 给人们带来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图6) 。它不仅丰富了服装的视觉效果, 又为设计师提供了更广阔的创意空间, 并对材料的开发设计起到了引导作用。

(三) 对服装色彩的解构

色彩是服装最为直观的传达方式之一。解构色彩, 其思路是对所选色彩原色格局进行打散重组, 增减整合后再创作, 对服装的色调、面积、形状重新调整, 组合出带有明显设计倾向的崭新形式。三宅一生喜欢用大色块的拼接来改变服装的造型效果, 增强服装的视觉冲击力, 使他设计的作品与众不同, 给人们留下单纯而又值得回味的解构主义风格。三宅一生在作品中发挥了他完美的色彩感觉, 在他解构服装色彩的过程中, 大面积的对比色、细小而复杂的色块, 多种不同的颜色可以在同一款服装中出现, 一反传统的服装配色, 对服装的色彩进行了彻底的解构, 使得服装的色彩具有更加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图7) 。

(四) 对服装图案的解构

解构主义设计作品中解构的已经不仅是某种具体的图案, 而更多的是把不相干的来自于各种载体的图像剪贴拼凑起来。几千年来人类的祖先创造了无比丰富的符号语言, 那些符号的背后又都对应着多姿多彩的具象图形。然而这些充满着符号意义的具象图形为解构主义服装设计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装饰素材。如三宅一生的作品把《泉》和圣母玛丽亚的形象进行颠倒叠加以造成一种历史的混淆感、时间感的缺失感, 而这些图案的意义可以由观赏者自由发挥, 产生一种奇特的视觉效果 (图8) 。

2007年秋冬发布会中, 三宅一生运用新材料、网状圆点, 这种网状材料上有很大的洞。这是一个有着半透明感的像圆点一样的网状图案, 它让穿着者产生仿佛穿着若干层衣服的神奇效果, 同时让不同的观者在接收到同样的视觉信号时, 衍生出不同的观感及联想 (图9) 。

三宅一生不愧为一位服装解构的“旗手”, 不论是在服装的结构、材料, 还是色彩、图案等方面都超越了时空和民族的界限, 很好地解决了东方的服装注重给人留出空间和西方式的严谨结构之间的协调问题。在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 他解构现代、回归原始, 在他的设计作品中冲破了传统的服装结构模式, 创造出了新、奇、特的视觉感受, 并且给人带来非同凡响的审美情趣和心理感受。他的服装解构主义设计手法突破了传统的设计思维模式, 在不断的颠覆与创造中, 演绎出千变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

三宅一生极具艺术家的精神与气质, 使他将服装的艺术属性加以最大限度发掘, 使西方元素融入传统服装, 他的独创性已远远超出了民族的界限。他在作品中选择的设计素材不拘一格, 带有浓郁的神秘色彩。他设计的服装形态差异很大, 但总是充满个性, 带着无拘无束的自由色彩。三宅一生找到了东西方服装审美观念的最佳契合点, 并结合高科技的创作手段, 将服装设计的领域扩展到一个前人从未涉足的广阔天地, 在世界服装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参考文献

[1]苏洁.后现代美学视野中的解构主义时装[J].纺织学报, 2006 (27:11)

[2]邬烈炎.解构主义设计[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1

[3]袁利、赵明东.打破思维的界限:服装设计的创新与表现[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社, 2005

《大雪封门》的解构主义阅读 篇8

关键词：《大雪封门》,二元对立,颠覆,解构

著名的法国当代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于20世纪60年代创建了解构主义, 其核心是颠覆传统,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形而上学通常会设立一个本源, 以此本源出发, 形成一系列的二元对立, 如男性/女性, 白/黑, 光明/黑暗等等。在这些对立的双方中, 一方总是优先于另一方, 处于绝对的核心及支配地方;另一方则处于边缘及从属地位。解构主义便是要颠覆这些二元对立, 打破等级秩序。解构主义之前的文学批评惯性地将文本看做一个固定的封闭性的有完整意义的文本, 而德里达提出了“延异”这个概念, 认为语言本身具有撒播性及不确定性, 文本的内容是开放的, 不确定的, 从而读者的阅读体验应该是多种多样及探索性的。解构主义提供的是一种生意盎然的思维方式, 一种敢于怀疑及批判的阅读写作品质。在《大雪封门》这篇小说中, 通过细读, 读者不难发现其中与当时主流观念及传统思想相矛盾的因素, 运用解构思想解读此文, 将获得更有内涵的深远意义。

一、男人与女人二元对立之间的颠覆

在英国现实社会与传统文化中, 男性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女性是男性的附庸, 在经济政治文化上依附于男性。在《大雪封门》中, 出现的人物分别是伊迪——一个19岁的妙龄少女;菲利普——伊迪的意中人, 一个勇敢能干, 英俊潇洒的士兵;特维格——富商, 对伊迪有着爱慕之情;比尔波顿伯爵:老态龙钟, 软弱无能, 也对伊迪垂涎三尺;伊迪的父亲:冷酷无情, 趋炎附势, 专制却又无能。解构主义阅读颠覆传统观念与标准中的二元对立, 瓦解文本最终的, 单一的意义, 从而使文本呈开放性, 多样性。《大雪封门》这篇小说正是解构了男人与女人这对二元对立, 使读者获得更丰富的意义。

小说中的“父亲”, 想要女儿嫁给比尔波顿以获得政治权利或嫁给特维格而获得经济利益;他瞧不上士兵菲利普是因为他无钱也无权。他劝诫女儿不要同菲利普纠缠表面上是为了女儿下半辈子过上优裕的生活;实际上, 他丝毫不了解菲利普的为人, 也不顾及女儿的真实感情。他只是想利用女儿获得物质利益;他把女儿当成了摇钱树, 而不是有感情的人, 他的自私自利暴露无遗。另外, 我们可以看到当特维格尝试外出寻找食物被困雪地时, 开始“父亲”, 比尔波顿和伊迪都来帮忙, 但是大伙发现无能无力时, “父亲”关上窗户, 嘲笑特维格而去, 而伊迪却坐在窗前陪着特维格, 递给酒水取暖, 直至其获救。这里“父亲”与伊迪形成明显对比, 伊迪善良体贴, 而“父亲”冷酷无情。同样, 当大雪封门时, “父亲”与“比尔波顿”被动无能, 而伊迪默默地操劳做饭, 照料他们, 显然从内心到体力上都优于他们。再看看特维格, 他有着商人的精明, 但为人比较体贴。比起“父亲”和“比尔波顿”, 特维格显得更有能力与担当。与伊迪谈话时, 他会顾及她的感受, 被大雪困住时他也和伊迪一起做晚餐, 甚至尝试着冒着严寒外出觅食, 即使以失败告终。但在感情方面, 他却不如伊迪有主见, 独立。他爱慕伊迪, 讨好伊迪是因为伊迪适合当他的妻子, 符合世俗的婚嫁观。但是他爱不爱伊迪呢, 他自己都不清楚。他与伊迪谈话时的口吻, 对伊迪的态度始终像长辈对待晚辈, 是种爱护与怜惜, 而不是真爱。而伊迪, 却是爱憎分明的。她爱菲利普, 从外表到内心, 不论贫穷富有。当和特维格相处时, 能看到他的优点, 却不会因为钱嫁给他。这就是她的执着, 不趋炎附势, 只忠于内心。小说中的菲利普, 年轻英俊, 勇敢能干, 成为大家困境中唯一的解救者。他似乎是个绝对正面的人物, 在危急关头, 他冒着生命危险, 克服重重困难解救大家。但是他对伊迪的爱却是一种大男子主义的爱, 不如伊迪的温柔细腻, 情真意切。我们可以看到特维格被困于雪地的一幕:菲利普对特维格以武力胁迫, 要求其放弃伊迪, 不顾伊迪在一旁的惊恐。与其说这是他为伊迪争取幸福的方式, 不如说这是他在男人的较量中获胜的手段。他对伊迪也是一种像物品类的占有。当他看到伊迪坐在比尔波顿身旁轻声细语时, 他也是阴沉地瞪着她, 仿佛一种感觉自己的物品被别人虎视眈眈的恼怒。相比于几位男性, 伊迪, 在小说中把女性的柔美与内心的刚强, 善良表现得淋漓尽致。通篇小说便是以伊迪记日记的方式展开的, 她是故事的主线, 所有的情节围绕她展开, 通过小说的娓娓道来, 作者赞颂了伊迪的外表美与性情美, 发出了对于男性中心化的抗议, 是对男性优于女性二元对立的解构。

二、中上层权贵与下层士兵的二元对立解构

小说中, 伊迪家是没落的贵族, 和比尔波顿伯爵一样属于社会上层;特维格是一个新富, 属于中层阶级;而菲利普是个没身家背景的贫穷士兵, 来自于底层社会。中上层阶级富裕体面, 受过良好教育, 通情达理, 有教养。下层人民终日为生活所迫, 鲜少受教育, 在中上层看来卑贱, 粗鲁, 无知。作者这篇小说写作于维多利亚时期, 社会繁荣, 却也等级森严:人们已经形成了固定的, 传统的阶级观, 婚嫁观。很多士兵生活无所依靠而选择从军, 在和平年代无所事事, 私生活糜烂, 这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很多作品中都体现过。如简·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对维克汉姆的描述:谎话连篇, 忘恩负义, 品行不正;与来自于上层社会的男主人公达西形成明显的对比。然而, 在《大雪封门》此篇小说中, 士兵菲利普英俊潇洒, 勇敢能干, 机智多谋, 是众人的救星。他在严寒中, 冒着生命危险寻找食物, 勇退抢匪, 驱赶耗子, 这一切都深入读者的心, 与懦弱无能, 坐以待毙的“父亲”及比尔波顿形成明显对比, 也比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特维格强大。在二元对立中, 一方处于中心, 一方处于边缘;一方处于优势, 一方处于劣势。优势的一方对劣势的一方拥有特权。在传统观念中, 贵族处于优势的一方, 而《大雪封门》成功颠覆了这一对立。

三、物质文明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解构

作者生活的时期几乎可以说是维多利亚的鼎盛时期。《诺顿英国文学选集》把维多利亚分为三个时期:其中早期社会动荡, 中期经济繁荣, 但宗教信仰受到了挑战, 晚期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走向了衰落。维多利亚中期政治经济发展迅猛, 军事领先, 号称“日不落帝国”。这时候社会繁荣昌盛, 人们生活幸福, 情绪饱满, 相信人类的文明的伟大与人为力量的至高无上, 坚信人类可以利用自然, 改造自然, 征服自然, 铁路的修建便是人们对此深信不疑的铁证。然而在本文中, 一场越下越大的大雪中断了交通, 使铁路瘫痪, 各种供应也受到阻碍。牛奶, 面包, 报纸 (报纸可以视为人类文明的象征之一) 全不能送达, 导致奶制品, 肉类成天价。最后, 人们面临饥荒, 开始烧房子取暖, 强盗横行, 这是人类文明的倒退与摧毁。在自然的残暴中, 人类物质文明无以抵抗。这颠覆了传统以人类为中心的物质文明高于自然的二元对立, 旨在告诉我们要和自然和谐相处, 不可盲目崇拜物质文明。

四、小说结尾

小说的结尾给了人们一个出乎意料的转折。按照故事发展菲利普救了大家, “父亲”接受了他, 特维格也准备把伊迪让给他, 雪也即将解冻。菲利普和伊迪很可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在来年的五月结婚, 有情人终成眷属, 但日记的叙述者话锋一转:如果五月会到来, 如果我还活着, 我的四肢已经冷到骨髓。在此处读者们会疑惑了, 前文不是说雪开始解冻了吗?难道是作者的幻觉, 是作者在绝望中的幻想吗?作者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幻想的呢?任何时候都有可能, 菲利普到底出现过没有?这样, 结尾便使故事结局悬而未决, 文本呈现了开放性与多样性, 给读者以无限想象空间, 正如解构主义中的“延异”。同时, 这也是对传统叙事文唯一的, 确定的结局的解构, 使文本具有更丰富的阅读空间及意义。

五、结语

通过本文的解读, 我们看出作者在其生活的时代背景下, 对下层人民及女性遭受的不平等的不满及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忧虑, 这些都是解构主义思想下对传统迂腐的观念的嘲讽及反抗。解构主义的反墨守成规及怀疑批判精神, 为人类开辟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模式及创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雅克·德里达, 著.解构与思想的未来[M].夏可君, 编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

[2]肖锦龙.德里达的结构理论思想性质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3]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解构主义建筑 篇9

论电影《归来》对原著的解构主义改编

胡洁菲，王苏君

电影《归来》剧照

2014年由张艺谋执导的文艺大片《归来》一经上映，就广受好评，在商业价值和艺术表现上做到了双赢。究其背后原因，优秀的小说原著和卓越的改编技巧无疑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张艺谋在文学改编上不仅能够不忠实于原著的人物构成、故事情节、叙事线索等故事框架，更多地还能不忠实于原著的风格和灵魂，完成了从文字艺术到影像艺术的完美转换，从而使电影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归来》这部电影就是其优秀的典型代表。

对比电影《归来》和原著小说《陆犯焉识》［1］，发现电影对小说的删改之大令人咋舌。原著作为一部长达三十万字、占据四百多页的长篇小说，将知识分子对人生的反思，对社会的关照，尽揽其中，而电影《归来》则仅仅选取了主人公陆焉识逃出监狱和冯婉喻①电影《归来》中将其改为“冯婉瑜”。＊(小说为“喻”，电影为“瑜”)失忆的最后30页情节进行拍摄，讲述了与家人隔绝多年的劳改犯陆焉识在农场改造时偷跑回家及其平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其中包括其亲生女儿丹丹举报父亲，平反后回家妻子已经不认识任何人，陆焉识伪装成陌生人照顾妻子冯婉瑜②小说中原名为“冯婉喻”。＊等场景，旨在弘扬人性中的真善美，将知识分子精神救赎小说转化成了充满温情的家庭伦理电影。

一、对原著复杂精神主题的消解

一部电影改编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众的评价。接受美学认为，受众必须参与文艺作品内在意义的构成，该作品只有得到受众理解和接受，其最终价值才能够实现。而受众必须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人，其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也必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发展，因而，在影视改编过程中如何既保留文本的历史内涵又能为其注入新的时代精神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受众的审美经验和期待视野对其理解作品有很大影响，这两者综合表现为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一般文化视野、艺术文化素养和文学能力层次四要素的有机结合。”［2］当前中国社会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影响深远，对社会大众而言，电影的符号学意义远远超出了其内在真实的思想意蕴。因而张艺谋在对小说改编的过程中，有意简化其复杂的思想主题，着力表现爱情主题。小说《陆犯焉识》整个的结构主线是主人公陆焉识对于“自由”的求索和叩问，力求个体精神的独立。此外，小说致力人性中自私、丑恶面的揭露，展现了文革给人带来的精神创伤，叙述中无不充斥着对于人类生存意义的追寻和思考。电影所表现的故事则很简单，即文革背景下，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聚散离合，旨在表现一对老夫妻对于爱情的忠贞和执着。它删去了陆焉识在监狱中饱受饥饿、病痛的苦难和折磨，直接从逃离监狱展开叙事，将观众的目光聚焦在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上。

除此之外，由历史积淀而产生的文化心理也决定了大众的审美期待视野，表现为文艺作品若不符合观众期待视野，则会遭到排斥。自古以来，“才子佳人”的原型就深深根植于中国人民的心中，使得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虽历经苦难但终须大团圆”的期待心理。在此基础上，人们本质上追求的是一种心理、情感层面的刺激和冲动。张艺谋在这一点上也充分迎合了大众心理，删去了男女主人公如何相识，成为夫妻，在生活中日渐磨合的过程，直接呈现的是一对昔日琴瑟和谐的知识分子夫妻如何在苦难中挣扎相守的情景。小说中关于陆焉识婚外情的一段描写，在电影中毫无体现，由此加强了陆焉识的人格无暇，这对于两人爱情的圆满度上又增添了有益的一笔。

电影人的主体精神在影视作品的塑造中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小说文本的意义留白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电影工作者的创作欲望，张艺谋本身作为一名有着强烈独立意志的导演，历来对于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改编十分彻底。电影和小说本身是有着各自的语言法则的，短短的一百多分钟，想要将原著中所有的主旨意蕴、人物关系都表现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导演显然也并不致力于将原著的内容面面俱到地展现出来。张艺谋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道:“他有一个铺垫，我们从结尾开始拍，就是‘带戏上阵’，它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体现了张艺谋独特的艺术选择。电影中的三个部分:男主人公潜逃回家、妻子失忆和丈夫陪伴，无一不展现了两人之间的夫妻情深，尤其是电影开始呈现的陆焉识被抓捕的小高潮，感人至深。还有陆焉识为妻子读信，修琴等一系列场景，深化了电影的爱情主题。

二、对原著人物形象的再造

(一)表现手法不同——边缘人物的淡化

作为两种不同的表现手法，文学文本旨在通过语言文字的组合传达思想，电影则更多地通过声画组合叙述情节。从“讲故事”这个层面来看，前者侧重于通过故事发展的各个阶段、细节传达出一种精神和理念，后者则更多地注重“说故事”本身。受此影响，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小说不受制于篇幅、时间、繁简的限制，可以通过一系列细节和心理刻画展现人物性格，而电影虽然有声画手段辅助，但在小说擅长的大量的心理活动等方面，还是相形见绌。另外，小说可以通过设置多个人物形象传达多个声音，每一个人物形象都能很立体，电影由于时长等因素的限制，刻画人物形象相对平面化，并且只能专注数个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

《陆犯焉识》除了精心塑造了陆焉识这样一个主要人物形象，在其他人物形象上也是煞费苦心。冯婉喻作为一个有着双重人格的人，其前期对于生活的隐忍和对于爱情的执着，失忆之后对于自由的狂热，都可以理解为一种自我主体的迷失，成为小说主体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以邓指为代表的徘徊在政治服从与理性判断边缘的官员形象，以梁葫芦、刘国栋为代表的挣扎于时代悲剧之下渴望温情又无力改变自身命运的小人物形象，还有以陆子烨为代表的文革红卫兵形象等，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在电影中，这些人物都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陆焉识”，被边缘化了。即便是作为主要人物形象的冯婉瑜，性格也不再像小说中表现得那么丰富，张艺谋将冯婉瑜塑造成一个对爱情忠贞不二甚至不惜为此犯下政治错误的执着的女性。而其他人物形象则要么直接被删除，要么被改编为无足轻重的人物形象。

删去边缘枝蔓人物，突出核心人物，电影在叙事上更加连贯，情节和构造上更加完整，因而其所讲述的“故事”就显得更加紧凑完善。这样排除其它因素的干扰，减轻了观众的观影负担，也适应了普通大众的观影习惯。

(二)戏以载道——核心人物的升华

小说和电影另一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更“文学”，后者更“市民”。小说的受众面窄，因而它的创作也相对更加自由，作者大可以通过不同的文字组合尽情展现人物真实的性格，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思考。而电影则不然，作为一种更加商业化的大众媒介，无论是受众的性别、年龄、职业，它的覆盖面都远远高于小说，这就决定了电影人在表达自我价值的同时，必须兼顾到受众的接受水平以及承担社会教化的功能，也就是“戏以载道”。

作为第一主人公，陆焉识的形象十分值得关注。小说的作者严歌苓一方面将他塑造为一个出身贵族，崇尚自由，风流倜傥，精通四国语言的教授，另一方面也毫不留情地写出了其人性之中卑劣的一面，突出了他在道德上的不完美。在监狱中，他无法接受别人的真诚以待，平反后回到家中，他也无法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永远背着一个“老嫌犯”的帽子。由此可见，小说中的陆焉识是一个更加立体、丰满的人物，他有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也有一个普通人在生存与死亡的边缘所体现出来的道德异化和人性丑恶。

相比之下，电影中的陆焉识则更多地被“英雄化”了，在无形中塑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男主人公形象。他坚忍不拔，历经折磨却依然能够坚守信念。他在文学和艺术上造诣极高，给妻子写的信几乎都是优美的散文和诗句，会弹钢琴。另外，相对于小说中陆焉识平反后的唯唯诺诺，电影中的他则更加硬气，充分展现了一家之主的风范。总之，无论是在专业学识上，还是人格修养上，电影中的陆焉识都可谓是近乎完美。

“现实的意识形态需要是某部影视作品产生的直接依据。”［3］电影将陆焉识的形象上升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的高度，这对于弘扬社会主旋律和正能量有着重要的意义。当代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各类政治经济矛盾突出，文化差异尖锐，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之风盛行，人们的思想素质普遍不高，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电影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有义务提供一系列正能量的文艺作品鼓舞人心。

三、由“历史叙事”转向“情感叙事”

《陆犯焉识》充分展现了严歌苓对于历史叙事的偏爱，小说“将20世纪的中国百年历史作为故事的发生背景”，“将知识分子陆焉识放置在中国20世纪严苛的政治环境中，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传奇的个人经历熔于一炉”。［4］《陆犯焉识》首先是一部个人精神世界的成长史，其次是一部知识分子家庭的兴衰史，更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政治发展史。严歌苓给小说设置了一个存在于小说内容中的“我”，即主人公的孙女，来叙述整个事件的发展，呈现的是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这部小说通过书写历史，严正地控诉了这一具有年代感和历史感的政治运动，使小说更具有厚重感。

然而电影毕竟不同于小说，张艺谋在关于自己对电影的改编策略上曾说过:“鉴于电影是一次过的观赏性艺术，它没想负载很深的哲理，只希望寻求与普通人最本质的情感沟通。生命的快乐与活力，是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作为生命主体的任何层次的人都可以感悟到的。”［5］所以《归来》选取了大众普遍有共鸣的情感描写为主线。

事实上，电影中家庭中的夫妻情深也是深深打动了观众，引发了不小的“怀旧潮”。首先是电影拍摄上，选择了中国当下最顶尖的演员来饰演主角，并且采用4K的高清镜头特写演员表情、神态，多维度、深层次展现人物的情感变化。场景的选择上，大量删减那些有着伤痛记忆的历史性描写，将故事发生的年代、地点等虚化，主要通过读信、修钢琴、去火车站接人等几个极具煽情效果的场景烘托男女主角的真挚爱情，使之成为电影的大卖点，尤其是电影虚构了“五号去接焉识”这一情节，更是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作为一个热衷于色彩表现的大师级导演，张艺谋此次在《归来》中，放弃使用绚丽和浮夸的色彩表现 ，而是以蓝灰等冷色调为主打，烘托暮年相守的难能可贵。在欢乐的场景，比如丹丹为父母表演舞蹈时，又以鲜红的缎带和衣服夺人眼球，产生热情、张扬的效果。这部电影的受众不仅仅是有过文革经历或体验的人，因而导演需要讲述一个大多数人都能懂，且愿意看的故事，所以以“情感变化”作为叙事线索无疑是十分合适的。

四、对原著内在意蕴的解构与重建

(一)对“伤痕”的解构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提出“净化说”，指出悲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引起观众的怜悯与恐惧之情，从而使人们饱受压抑的情感得到一次集中的宣泄和释放，因之心灵得以净化。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了不应该遭受的厄运而引起的，恐惧则是由这个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引起的。作为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陆犯焉识》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伤痕”这一话题。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这段历史给人的创伤都是沉痛而不可磨灭的。严歌苓将笔触延伸到人类最本能的亲情上，对其进行解构，陆焉识偷跑回家时，小女儿在电话中告诉他不要再给家里添麻烦。平反后回到家中，儿子陆子烨也一直不肯接纳父亲，总在其头上扣上逃犯的帽子。在这里，普遍意义上的亲情已经被异化，完全不同于正常生活状态下的家庭关系，极大程度地触发了他们的感伤癖和哀怜癖。

然而与之相反，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批评悲剧是“坏艺术”，并同时指出了一味沉浸于感伤中的弊端，认为悲剧不仅使人动情伤感，而且使人在恸哭中失去理智，还使那些模仿各种人物角色的悲剧演员最终搞乱自己的心智，毁掉自己的性格。［6］倘若电影人一味的渲染悲情、苦情，为了感伤而感伤，则有消费悲剧的嫌疑，久而久之，也必然会让人生厌。电影中尽管表现了陆焉识唯一的女儿为了能在舞蹈学校的演出中担任主演而将自己父亲举报的剧情，却在后期通过女儿的悔改，父亲的宽容将父女亲情重新建构起来。尤其是电影中女儿开口叫爸爸，过年父女一起吃饺子，父亲将女儿接回家等一系列场景，都营造了温馨的氛围。小说描写到冯婉喻为了挽回陆焉识的命，甘心做了方师傅的情妇，以至于后来尽管看到陆焉识偷跑回家也不愿意再见他。电影中却将这一情节隐去，只暗示方师傅可能对冯婉瑜施加过某些伤害。由此可见，《归来》对于“伤痕”点到即止，只留一小部分宣泄悲苦，情节衔接合理，节奏和程度把握得十分得当，恰是其高明之处。

(二)对“精神回归”的建构

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必须在美学价值上有所突破。从之前的诸如《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电影看来，张艺谋极尽所能地展现了人性的丑恶和历史的消沉，然而问题在于这一“反价值”的行为将真正良善、美好的东西也一并除掉了。《归来》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自我的情感宣泄上，而是在“反价值”的同时树立了自己正面的价值取向，重申了电影的美学精神。电影将原著名由《陆犯焉识》改为《归来》，“犯”代表着禁锢、不幸和罪恶，而“归来”则预示着温暖、幸福和存在，这无形之中说明了现实的希望超越了过去的苦难，表明了活在当下的价值取向。小说中的陆焉识一辈子都在自由与不自由中苦苦挣扎，然而性格上的懦弱无能以及错置的时空给他带来一种存在上的虚无，使其最终没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精神家园，因而他最后的结局是出走。电影则将大量精力投注于其平反后的生活上，描述陆焉识怎样在身体自由的基础上寻求精神领域的自由。对比小说，电影中他在被女儿接回家之后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照顾妻子，教育女儿，俨然一副家长的风范。这里的陆焉识是有着强烈的自我意志和独立精神的，他明确知道自己在回归之后应该以一副怎样的姿态存在，因而更多地关注当下的希望，而选择忘却过去的伤痕。电影以陆焉识和冯婉瑜在风雪中伫立结尾，借主人公发声，表明了对于生活的坚守和执着的价值取向，使精神得以回归。

结语

《归来》带给我们的是超越苦难和创伤的温暖，它表现了知识分子对于一个时代的宽容。正如陆焉识给妻子的信中所写:“当我们看到小马驹挣扎着站在满是黄花的大地上的时候，我们感觉，春天真的来了。”春天，在这里无疑是光明未来的象征。总的来看，从小说到电影，除了由于艺术表达手段不同而造成差异之外，政治、商业因素，受众偏好以及导演的审美取向等都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当然，无论这两者在艺术成就、商业价值或者社会影响上达到了怎样的水平，都凝结着文艺工作者对于艺术的不同理解，都应当被尊重。

［1］严歌苓.陆犯焉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2］朱立元.接受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35.

［3］史可扬.影视批评方法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58.

［4］张亚丽.政治与历史夹缝中的人性悲歌——关于严歌苓长篇新作《陆犯焉识》［N］.文艺报，2011－12－07.

［5］班玉冰.张艺谋电影改编的主题策略［J］.东南传播，2006(11).

［6］王柯平.悲剧净化说的渊源与反思［J］.哲学研究，2012(5).

胡洁菲，女，安徽宣城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对外汉语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