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

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精选12篇）

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 篇1

摘要：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 对二者的对比可以从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出发。自由与平等是政治哲学中两大重要的价值, 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对自由与平等的冲突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关键词：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自由,平等,优先性

作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政治思想的自由主义, 是西方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西方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存在于自由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 本文将主要从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角度对比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一、自由主义的分野

自由主义可谓渊源深远。在启蒙运动时期, 自由主义就当作一种理念, 开始处理政治与社会之间的问题。被大众认为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自由主义开始逐步成为一套相对比较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至今, 自由主义已经在西方流行了很长时期, 并且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重要领域有着重大的影响。

自由主义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分歧。无论是从自由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来看, 还是从对自由与平等的解读来看, 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都是自由主义从兴起走向成熟甚至式微这一完整过程中的不可忽视的两个阶段。

首先, 从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在自由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 并没有“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分, 由于自由主义在后期发展过程中的分歧, 所以古典自由主义被用来指称早期的自由主义。由此, 便不得不追溯自由主义的起源。从历史的纵向去考察自由主义, 有学者认为, 要想寻找到自主主义的真正源头, 就应当到古希腊的传统政治中去挖掘。例如, 沃特金斯和斯坎皮罗力图从古希腊的政治哲学传统中谋求自由观点的历史根源来为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定义一条清晰的线路。但大多数学者却只愿承认自由主义作为相对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的起源是在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

1971 年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 成为“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分水岭”, 它标志着自由主义进入了新自由主义阶段。在这之前的自由主义便被标志为古典自由主义阶段, 以进行相互区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罗尔斯应该是新自由主义的开创者。

其次, 从自由与平等的地位来看。无论是在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还是在现代社会中, 自由与平等都是最重要的两大政治价值。两者虽是并称, 但在自由主义内部对自由与平等的解读与阐释却并不一致。罗尔斯之前的古典自由主义由于时代所限, 主要解决自由的问题, 而新自由主义之所以“新”, 是因为它把平等当作政治哲学的主题, 同时试图解决自由与平等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比较: 自由与平等的关系

( 一) 比较的缘起

自由与平等, 世人孜孜以求。自由与平等作为近代社会政治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产物, 被人们高举着, 一方面用来对抗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 另一方面用来对抗神权统治下的不自由与不平等。尤其是在前资本主义开始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 自由与平等被当作锋利的思想武器, 有力地反对封建主义和神权统治。从这一角度来看, 自由与平等是相互支持的。

随着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扩张, 他们也开始要求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 并主张取得政治上的平等地位。这种政治平等的主张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 它是相对于现实中不自由、不平等的状况而提出, 并且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政治上的平等是对封建主义和神权政治的否定,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否定、形式上的意义。从此角度出发, 平等的要求也就是自由的要求, 两者是一致的, 还是相互支持的。

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 自由与平等开始逐渐转变为实质的、肯定的意义。同时, 自由与平等也开始陷入悖论的困境, 最主要的在经济领域中有所体现。如果要真正保障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 就必然会导致人们在社会地位和财富收入方面的不平等; 然而, 如果要保证人们从自己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中获得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平等, 就必然会使一部分经济活动的自由受到干预、限制或损害, 从而使得社会效率降低。

可见, 自由与平等不仅概念复杂, 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一般来说, 赛亚·柏林将自由概念划分成“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 是一种经典而简洁的划分。由于大家对自由的理解和看法不同, 西方将自由分别划分成以洛克和卢梭两人为代表的自由传统。洛克比较重视公民权利的自由, 包括思想和良心的自由权利, 以及包含基本的个人、财产权利, 并且尝试通过法律制度的形式上的确认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而卢梭为代表的自由包含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公共的政治生活两个方面。

后来, 贡斯当又从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相区别的角度将上述洛克式自由、卢梭式自由分别区分为“现代人的自由”和“古代人的自由”。按照贡斯当的理解, 比较有保障的是“现代人的自由”, 它是一种以私人快乐为基础的制度保障, 而“古代人的自由”是共享社会权力。

因此, 柏林在贡斯当对自由区分的基础上, 提出了“积极”与“消极”两种自由的概念。从实质方面来看, 贡斯当所指的“古代人的自由”也就是柏林提出的“积极自由”, “现代人的自由”则等同于“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是“去做什么”的自由, 具有某种主动的意义, 每个人是自己的主人, 能顺从自己的内心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就是自由的, 因而是积极的; “消极自由”则是作为“免于什么”的自由, 即一个人如果在不受别人阻碍的情况下而做出的选择就是自由的。从整体来看, 自由主义者事实上都继承和遵循了洛克提出的自由传统观念———“消极自由”观。

然而, 平等也包含了政治和经济上两方面的平等。前者的政治对应于形式上的平等, 后者的经济则对应于实质上的平等。

如前文所提到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 平等先具有的是否定的、形式的意义, 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才能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进而拥有肯定的、实质的意义, 就是说, 形式平等的要求先于实质平等的要求。一般来说, 社会生活领域大致可以区分为与形式平等相对应的政治领域和同实质相对应的经济领域。简单来讲, 政治平等的实现相对经济平等较为简单。政治平等所要求的主要是权利平等, 以及“同等情况同等对待”, 强调的是实现的过程是否平等; 而经济平等则涉及到社会基本结构在何种立场采取何种分配结构, 更多强调结果的平等, 而当前经济领域的不平等体现的更为明显, 因此, 新自由主义致力于经济领域的平等, 并将它视为平等的核心。

( 二) 优先性: 自由与平等

由于时代背景所限, 古典自由主义着重解决的是自由问题。直至发展到新自由主义时期, 平等同样也被纳入政治哲学的主题, 同时, 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复杂。因为自由主义者一般秉持着消极自由的观念, 而新自由主义追求经济上的平等, 更是将经济平等作为平等的核心内容, 换句话说, 自由主义分野之后, 矛盾主要集中在消极的自由与经济的平等之间, 或者说, 正是自由与平等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区分, 使得自由主义的发展界线变得明确。而且, 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中, 自由与平等的冲突更得以凸显。

随着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 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不断地深入人心。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 更面临着如何实现这些观点的问题。当资产阶级对抗封建主义和神权政治的时候, 首先要求的是和封建贵族平起平坐的自由, 也就是平等。自由即平等, 实现了自由也就实现了平等, 因此可以说, 自由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主题。

在这一时期以密尔为代表, 他的思想主要凝结在《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这两部不朽的经典之中。密尔在《论自由》里解决了自由的理论问题, 在《代议制政府》中于实践上确立了自由制度, 标志着自由问题的基本解决。在密尔之后的一百多年里, 政治哲学似乎也没有重大的建树。①

随着二十世纪动荡的局势, 政治哲学理论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自由主义逐渐发展到了新自由主义阶段。自由与平等的冲突以社会稳定的问题在罗尔斯的政治哲学里表现出来。正义社会的实现不仅要求人们承认他的正义原则可以保证社会的稳定性, 而且要求正义社会所体现的自由与平等具有一致的内恰性与圆融性。所以, 一个正义社会的内在价值之间如果出现了严重的冲突, 人们就会因为无法做出选择, 而使社会正义的稳定性失去保障。因此, 要保障社会正义的实现, 首先要求其所遵循的价值原则能够一以贯之。

由此, 正义原则内在价值的冲突问题通过罗尔斯提出的“词典式序列”方式来解决, 就是较早的原则同较后的原则相比较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即在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中, 按照“词典式序列”方法, 自由作为第一个正义原则要优于作为第二个正义原则的平等。

而罗尔斯之后的新自由主义在对待自由和平等的问题上似乎走上了极端。

诺奇克主张自由至上, 把自由当作首要的, 第一位的, 且唯一的。在诺奇克那里, 人所享有的诸如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等各种权利中, 尤为重要的权利是自由权, 自由应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中, 自由是十分地重要, 以至于即便是在社会中已经存在大量的不平等, 只要自由能够存在, 其它都无所谓。诺奇克哲学中, 他恪守着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 权利构成了平等的理论限制和实践约束②, 剥夺了平等内在价值和独立性。

与之相对, 德沃金主张平等的优先性以及平等至上的观念。而平等之所以在德沃金看来如此重要, “一是, 他认为平等主义原则的奉行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 因为如果不能平等对待公民和个人, 政府的合法性会受损, 社会自然不是正义的社会; 二是, 德沃金认为只有平等才具有内在价值, 自由没有。如果说自由的价值在于自由的生活是更有价值的生活, 那么平等本身就要求政府关注自由, 要求政府关心被统治者的生活”③, 从而平等才真正具备内在性的价值。然而事实上, 德沃金由于对自己的理论主张不断后退与让步, 导致在解决自由与平等冲突的理论中, 他最终只有接受自由的优先性, 从而放弃平等的优先性。

( 三) 比较的结果与对优先性的批判

自由, 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古典自由主义着重解决自由问题, 新自由主义的德沃金虽然提出了平等至上的观点, 却在解决自由与平等冲突的过程中接受了自由的优先性。自由在新自由主义中也获得了全面的胜利。

但与古典自由主义相比, 新自由主义将平等提上政治哲学讨论的议程,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与其说古典自由主义是受时代所限而以自由为主题, 不如说, 当自由的问题解决得差不多的时候, 从时代的变化和政治哲学理论发展的需要将自由主义推向了新自由主义的新阶段。

整体上来看, 新自由主义者对自由和平等的认识具有共通之处: 首先, 政治自由与政治平等是形式统一的, 两者之间不存在冲突; 其次, 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的冲突用优先性原则来解决。优先性原则使自由主义所信奉的自由与平等两大政治价值相互融合、有序运作。于是, 新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自由与平等相统一的政治理想在此得到实现。事实却是, 自由优先性的原则不过是新自由主义对当前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制度的理论确认。自由优先性主张对自由价值的推崇并不是一以贯之, 只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才有具体的意义。例如在政治文明高度发达的古代雅典社会当中, 公民拥有高度的参政议政和政策决议的自由, 但这里的公民享有的权利是有限度的, 它仅指雅典的自由民, 外来民、奴隶及女性并不包括在内;又如在黑暗的中世纪, 自由的价值在神权统治下早已被忘却。

自由与平等的价值是在历史中生成的, 它会随着历史的发展, 内涵也会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优先性———作为一种对核心政治价值的确认, 也只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才具有意义。单纯的强调自由对平等的优先性或者平等对自由的优先性都是不可取的, 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 自由与平等可以说都拥有价值上的优先性, 因此, 这就造成了在特定的历史的境况下, 由于现实的处境决定了自由与平等的重要价值, 从而显示出优先性, 而不是其本身所显示出的优先性。

三、启示

对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中自由与平等关系的比较, 使得自由与平等两大价值的重要性越发凸显。目前, 我国正处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刻, 公平、正义的实现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本要求和价值取向, 并且公平和正义的问题在全社会范围内越来越重要。一个正义的社会, 就应该体现出自由与平等的价值, 并以制度的形式加以保障。此外, 我国在宪政民主之路还任重而道远, 如何体现自由与平等的价值, 还需更深入的探讨。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对自由与平等的优先性的认知虽然并不全面, 但他们的探索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自由与平等的实现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而切实一个实践问题, 只有处理得当, 我国的经济社会才能更加繁荣发展。在此, 我相信只要理论和现实相互结合、双重推动, 必能更加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1]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2]罗尔斯, 张晓辉, 李仁良, 邵红丽等译.万民法.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3]王立.平等的限制.哲学动态, 2006 (12) .

[4]王立.优先性:自由与平等.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1) .

[5]姚大志.自由主义的两个教条——评罗尔斯与诺奇克的争论.哲学研究, 199 (9) .

[6]王彩波, 靳继东.西方近代自由主义传统:从霍布斯到约翰·密尔.社会科学战线, 2004 (1) .

[7]刘训练.两种自由概念探微.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9 (5) .

[8]李綦通, 张天上.论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演变——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学习与探索, 2010 (5) .

[9]郭玉芳.新自由主义: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吉林大学, 2009.

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 篇2

行为主义理论

行为主义认为，学习是刺激与反应的联结，有机体接受外界的刺激，然后做出与此相关的反应，这种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S-R）就是所谓的学习。早期的行为主义否认内部心理活动的作用，认为心理活动是无法进行研究的，因此被称为“暗箱”。

一、行为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1、学习是刺激-反应的联结（巴普洛夫、化生）。

2、学习是尝试错误的过程（桑代克）。

3、学习成功的关键依靠强化（斯金纳）。

二、行为主义理论对教育技术的影响

在教育技术领域，斯金纳仍然是最受推崇的学习理论先驱之一。

1、程序教学对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影响 斯金纳认为，只有通过机械装置才能提供必要的大量的强化系列。这就是斯金纳设计教学机器、提倡程序教学的主要出发点。程序教学是一种个别化的自动教学的方式，由于经常用机器来进行，也称之为“程序教学之父”。斯金纳提出程序教学的原则是： 1）积极反应原则

斯金纳认为，传统的课堂教学是教师讲，学生听。学生充当消极的听众角色，没有机会普遍地、经常地作出积极反应。传统的教科书也不给学生提供对每一单元的信息作出积极反应的可能性。程序教学以问题形式向学生呈现知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通过写、说、运算、选择、比较等作出积极反应，从而提高学习效率。2）小步子原则

斯金纳把程序教学的教材分成若干小的、有逻辑顺序的单元，编成程序，后一步的难度略高于前一步。分小步按顺序学习是程序教学的重要原则之一。程序教学的基本过程是：显示问题（第一小步）──学生解答──对回答给予确认──进展到第二小步……如此循序前进直至完成一个程序。由于知识是逐步呈现的，学生容易理解，因此在整个学习进程中他能自始至终充满信心。

3）及时强化原则

斯金纳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应对学生的每个反应立即作出反馈，对行为的即时强化是控制行为的最好方法，能使该行为牢固建立。对学生的反应作出的反馈越快，强化效果就越大。最常用的强化方式是即时知道结果和从一个框面进入下一个框面的活动。这种强化方式能有效地帮助学生提高学习信心。

4）自定步调原则

每个班级的学生在学习程度上通常都有上、中、下之别。传统教学总是按统一进度进行，很难照顾到学生的个别差异，影响了学生的自由发展。程序教学以学生为中心，鼓励学生按最适宜于自己的速度学习并通过不断强化获得稳步前进的诱因。5)低调误率原则

教学机器有记录错误的装置。程序编制者可根据记录了解学生实际水平并修改程序，使之更适合学生程度；又由于教材是按由浅入深、由已知到未知的顺序编制的，学生每次都可能作出正确反应，从而把错误率降到最低限度。斯金纳认为不应让学生在发生错误后再去避免错误，无错误的学习能激发学习积极性，增强记忆，提高效率。

2、程序教学对教学设计的影响

程序教学建立的一系列学习原则和开发程序教材的系统方法，直接影响了教学设计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认知主义理论

认知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在于内部认知的变化，这是一个远比“刺激-反应”联结要复杂得多的过程。他们注意解释学习行为的中间过程，即目的、意义等，认为这些过程才是控制学习的可变因素。

认知注意学习理论的主要特点是：重视人在学习活动中的主体价值，充分肯定学生的自觉能动性;强调认知、意义理解、独立思考等意识活动在学习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重视人在学习活动中的准备状态，即一个人学习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外部刺激和个体的主观努力，还取决于一个人已有的知识水平、认知结构、非认知因素。

一、苛勒的顿悟说

1、学习是组织一种完形，而不是刺激与反应的简单联结

2、学习是顿悟，而不是通过尝试错误来实现的 总之，顿悟说重视的是刺激与反应之间的组织作用，认为这种组织表现为知觉经验中旧的组织结构的豁然改组或新结构的顿悟。

二、布鲁纳的认知发现说

1、学习是主动地形成认知结构的过程

2、强调对学科的基本结构的学习

3、通过主动发现形成认知结构

布鲁纳的认知发现说是值得重视的一种学习理论。认知发现说强调学习的主动性，强调已有认知结构、学习内容的结构、学生独立思考等的作用，它对培养具有创造能力的现代化人才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加涅的信息加工学习论

1、信息加工模式

加涅根据信息加工理论提出了学习过程的基本模式，认为学习过程就是一个信息加工的过程，即学生对来自环境刺激的信息进行内在的认知加工的过程，并具体描述了典型的信息加工模式。

2、信息加工的基本原理 1)信息流是认知行为的基础 2)人类加工信息的容量是有限的 3)记忆取决于信息编码 4)回忆部分取决于提取线索

四、认知主义理论对教育技术的影响

加涅的信息加工理论在以下几方面对学习是有启迪的：

1、刺激选择不是一种随机的过程，因此，不能仅仅考虑到刺激的特征，而且还要关注学习者已有的信息或认知图式（Scheme）。

2、人类记忆加工信息的能量是有限的，如果一味要求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大量的信息，不给他们留有加工或思考的时间，结果必然会像狗熊拣苞米一样，拣一个丢一个。

3、“组块”理论，为了尽可能使学生在短时间内学习较多的知识，我们必须把知识组织成有意义的块状，减少机械学习。

4、信息编码不仅有助于学生的理解，而且也有助于信息的贮存和提取。教师在帮助学生使用各种策略来编码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信息加工理论中的注意系统、编码系统和记忆系统的分析，是建立在实验推测的基础上的。计算机科学技术目前的发展，还无法使“认知过程就像构成行为的肌肉反应一样实在”。正因为这样，在信息加工理论中涌现了众多模式，有些甚至是相对立的，但与其说是信息加工理论不成熟，还不如说是信息加工理论发展的一个标志。要穷尽对内部心理过程的探究是永远不可能的，我们所期望的，是涌现出更有说服力的模式。

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是行为主义发展到认知主义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建构主义认为，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赋予的意义却由每个人自己决定。人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来建构或解释现实，人们的个人世界是用自己的头脑创建的，由于各自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于是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不同。因而建构主义更关注如何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知识，强调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对学习和教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一、建构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1、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地建构内部心理表征的过程，它不仅包括结构性的知识，而且包括大量的非结构性的经验背景。

2、学习过程同时包含两方面的建构，即对新知识的意义建构和对旧知识的重组

3、学生以自己的方式建构对于事物的理解，不同人看到事物的不同方面，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理解。

二、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教学

1、随即通达教学

2、抛锚式教学

3、支架式教学

三、建构主义理论对教育技术的影响

1、自上而下的教学设计

1）自上而下地展开教学进程

2）知识结构的网络概念

2、情景化教学

3、重视社会性互助

四、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的教学设计原则

1、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2、强调“情境”对意义建构的重要作

3、强调“协作学习”对意义建构的关键作用

4、强调对学习环境(而非教学环境)的设计 强调利用各种信息资源来支持“学”(而非支持“教”)6、强调学习过程的最终目的是完成意义建构(而非完成教学目标)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的比较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特点是只注重有机体的外在反应，而不注重有机体的内部心理过程，认为有机体只是被动的接受外部刺激，通过尝试错误来获得正确的反应，而缺乏主动的内部心理活动的参与。

认知主义理论十分强调个体的主动性和内部心理机制，认为学习是个体主动的行为。鲁纳等人的认知发现说认为，学习是把新的知识整合到个体已有的知识结构中，虽然每个个体的认知结构不同，但只要对知识的表征系统进行设计，就可以通过个体的主动探索进行学习。他认为学生不是消极的知识接受者，而是主动的探索者。

未来主义与纯粹主义 篇3

Calvin Klein

在对未来主义和纯粹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后，已经没有多少时尚界的力挝可以和Francisco Costa分享这一派的成果了，尤其是在秀场!视觉艺术家Alva Noto为我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开场，标志性的蓝色非常符合Calvin Klein的气场，节奏适宜的灯光轻松的捕绘出Culvin Klein标志性的极简风格。

虽然本场秀极简是主体，但和Francisco Costa深深明白那机器般冰冷的极简如果没有合适的廓型与之相平衡，人们就会像几十年前那样，把冷漠一把手推开!于是本季的Calvin Klein外廓型是非常圆润的，那些弧度很好的肩线让大热的女战士形象迅速脸红。那些光泽感很强的高科技面料让黑色看起来像钻石一样璀璨，在不同的光线下，显现着不同的色彩。那件领部作解构处理的长款西装，很别致，如果加大码，男生穿起来也很酷!

最后要提到的是那几套礼服，很显然，玩的大HIGH了，Francisco Costa忘了礼服应该有的形态，如日装一样简洁，甚至显得有些无聊，到底谁会在红毯上穿上这个呢，我想坐在前排的Kerry Washington、Kate Bosworth、Isabel Lucas和Naomi Watts已经开始倒弹了，准备叫车回家了!

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 篇4

一、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

(一) 凯恩斯主义倡导国家干预

20世纪30年代, 资本主义国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不仅极大地破坏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 而且对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发起了激烈的挑战。在实践和理论的双重诉求下, 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 并且逐渐取代传统经济学而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正统理论。为了挽救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践行凯恩斯主义, 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作为制订本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和依据。凯恩斯主义是在凯恩斯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理论, 后来其追随者陆续对凯恩斯的观点进行拓展, 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剑桥学派两大派别。总体来说, 凯恩斯主义承认经济危机确实存在, 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有效需求不足, 经济危机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自行恢复, 必须介入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才能得以救治。凯恩斯经济理论主要包括就业理论、利息理论、工资理论和物价理论, 其中就业理论是其核心。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理论, 有效需求决定实际就业量, 有效需求的大小决定就业水平的高低, 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未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原因。由于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三大基本心理规律的作用, 有效需求不足造成非自愿失业, 达不到充分就业, 从而出现“富裕中的贫困”的矛盾现象。[1]与该理论相适应, 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 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即扩大政府开支, 实行财政赤字, 从而刺激经济、维持繁荣。

然而, 这一理论终究不能恒久适用。凯恩斯主义由于无法解释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和无力应对其他经济学派的诘难, 逐渐从西方经济学正统理论的宝座上跌落下来。但经过短暂的沉寂, 20世纪80年代, 以曼昆、萨默斯、布兰查德、罗坦伯格、费尔普斯和斯蒂格利茨等为代表的学者始终坚持凯恩斯主义信条, 在新自由主义陷入困惑之时, 抓住“复活”的契机, 独辟蹊径地开辟出一支新的经济学派———新凯恩斯主义, 从而使凯恩斯主义的经济主张持续发展并延用至今。

(二) 新自由主义宣扬市场自由

20世纪70年代, 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滞胀现象, 这使得当时引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风骚三四十年的凯恩斯主义面临失语的局面, 从而陷入尴尬的境地。此时, 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合理复归与有效修正的新自由主义乘势重新崛起。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别于1974年和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更进一步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的风靡。而70年代末80年代初, 为摆脱国家经济的窘境,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先后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运用于国家政策, 这不仅形成了名噪一时的“撒切尔经济学”和“里根经济学”, 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新自由主义的兴盛, 并使其逐渐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1990年, 一些国际组织和学者把新自由主义理论及政策系统化, 形成“华盛顿共识”, 并用于指导拉美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 这标志着新自由主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

当然, 新自由主义不仅仅是基于“华盛顿共识”的一套包括开放市场、放松管制、私有化、全球化等在内的经济政策, 它同时也是“一个有关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领域的革命性变化的概念”, “旨在把市场价值和关系推广到更广阔的社会和政治系统”。[2]简言之, 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套倡导自由理念的经济政策, 而且也是一种政治治理形式。它包括了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等学派, 并在后续发展中形成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不仅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 而且将其“自由”的思想发挥至极致。它大力宣扬“三化”:一是市场化, 推崇“市场万能”的理念, 强调国家对经济的调控与干预越少越好、国家不干预经济是对经济最好的管理, 主张一切经济运行都要实行市场化;二是私有化, 认为私有经济具有自身内在的稳定性, 私有制的效率比公有制高, 因此一切经济主体都应实行私有化;三是自由化, 主张一切经济现象由市场进行调节, 而国家和政府不应该进行干预, 一切事情应该让经济主体和行为主体自己做主、自由决定。但是, 历经三四十年的兴盛, 面对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之后国家经济复苏无力的局面, 新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束手无策的无奈和遭人垢病的尴尬境地, 于是不得不开启新一轮的理论反思与矫正。

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 以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两极的经济学论战不绝于耳, 两者此起彼伏, 轮流占据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主流的宝座。两者的轮流坐庄不仅展现了不同经济学学派之间的激烈竞争, 而且昭示着两者均有一定的理论缺陷, 需要不断地进行理论完善和实践反思。

二、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缺陷

理论不是完美无缺的, 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存有一定的理论缺陷。

(一)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缺陷

首先, 忽视重要的前提假设。以卢卡斯和巴罗等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认为凯恩斯模型忽略了两个重要的前提假设:一是经济当事人最大化原则, 即厂商追逐利润最大化和家庭追求效用最大化;二是理性预期。第一个前提假设的缺失使凯恩斯模型丧失了微观经济学基础, 违反了微观经济学关于经济人是理性的假定, 从而使其解释力受到很大质疑;第二个前提假设的缺失使凯恩斯模型中的经济人所做的只是适应性的预期而不是理性预期, 这导致其理论模型中个人行为不能协调一致。

其次, 政府干预过度易导致失灵。凯恩斯主义主张通过举债支出和通货膨胀等财政政策来干预市场, 从而提高有效需求。事实证明, 经济发展和增长的速度有赖于消费、投资、出口等需求的拉动, 当时乃至现在许多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无不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为依据。但是,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 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也给推行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的现代西方国家埋下了不可避免的后患。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就是最好的印证。由此可见, 不能单纯且过度地推行政府干预, 必须将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有效结合起来。

最后, 割裂短期与长期的关系。凯恩斯主义主要着眼于短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解决, 对于长期的经济增长是无能为力的。这就割裂了短期增长和长期增长的关系。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割裂, 是因为凯恩斯没有准确地探求到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真正原因和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正确途径。他虽然准确认识到经济危机的救治不能靠市场机制的自行调节而必须介入政府的干预, 但他并未看到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真正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及广大劳动群众消费能力严重不足。因此他所提倡的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手段和政策都不足以改善严重不公的收入分配现状和较低的民众消费能力状况, 从而也就无法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也不能根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二)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缺陷

首先, 完全的市场最终只能是失灵的市场。万事万物都有其“能为”的一面和“不能为”的一面。同样, 市场亦同此理。新自由主义公开宣称没有国家的管制市场会更有效率。但是, 由于市场竞争会导致贫富的两极分化、财富分配不公、负面外部性效应等不良现象, 而且如果缺乏政府管制, 市场极其容易发生危机, 因此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的市场”必然会走向极端, 最终导致“失灵市场”。不可否认, 唯有辅之以有效的政府宏观调控, 才能弥补市场失灵, 才能真正保证和促进市场自由。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八千亿救市”的行动正是对市场失灵的弥补。姑且不论其救市效果如何, 但这至少可以印证许多经济学家所宣扬的“高功效市场需要坚强国家行为作为强有力的后盾”的观点。

其次, 彻底的私有必然只能是神话的私有。其实, 在资本主义经济实践中, 私有化和国有化一直是在交替进行的,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私有产权神话”。美国著名金融家迈克尔·赫德森曾于2007年撰文指出:在宏观经济层面上,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谈的“私有化在本质上比公共运营和公共所有权更有效率”的观点缺乏依据。而且私有化只有利于少数资本家和既得利益集团, 根本谈不上“能惠及所有人”。[3]因此, 新自由主义所吹嘘的“彻底的私有”必然只能沦为一种无法实现的神话。

最后, 绝对的自由注定只能是虚伪的自由。事实上, 自由的享有是有一定的物质资源前提的。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看, 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自由只能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最大限度榨取剩余价值的自由, 而没有物质基础的人们所拥有的自由仅限于出卖劳动力、接受剥削和奴役的自由;从国际上看, 唯有具备话语霸权的垄断资本能在世界范围内不择手段地寻求高额垄断利润, 而穷国、弱国则只能沦为满足这种具有掠夺和压榨本性的自由的“牺牲品”。由此可见, 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自由注定只能是一种虚伪的、极不平等的自由。

三、后危机时代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合”

纵观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历史, 不难看出两者的兴衰均缘于危机, 即所谓“成也危机、衰也危机”。前者兴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而衰于70年代的经济滞胀;后者兴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而衰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如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为各国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和抉择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契机。前车之鉴已表明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只能在某个时期内适用, 而无法长期恒久适用, 否则会产生损失惨重的经济危机。对此或者可以考虑将两者结合, 使其都能发扬优点并能彼此克服不足, 从而真正根治经济危机, 促进经济增长。

事实上, 20世纪50、60年代, 以萨缪尔森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就提倡将凯恩斯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结合在一起。该学派认为现代市场经济是混合经济, 混合经济既需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也需要政府发挥调控和管理经济的作用, 两者缺一不可。[4] (P257) 因此, 凯恩斯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不但可以结合, 而且应当结合。20世纪80年代, 新凯恩斯主义在继承凯恩斯主义衣钵的基础上, 主张国家干预经济, 同时力图克服传统凯恩斯主义的不足, 寻找价格黏性和市场非出清的微观基础, 指出政府的政策干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现代货币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尽管以积极倡导自由企业制度和货币主义政策而闻名, 但他也试图通过调节利率来取代货币政策的调控, 以及通过调节税收和消费来替代财政政策的调控, 以至于他在1966年坦言:“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由此可见, 将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和倡导市场自由的新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 理论上基本是可行的。实践也证明, 生产越是社会化, 经济越是商品化, 政府对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管理和干预就越不可或缺, 管理和干预的形式和手段会不断改变和改进, 但管理和干预本身却不可能被取消, 自由放任的时代已经过去。[4] (P230) 因此, 将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结合起来是具有较为深厚的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实践可行性的。

目前, 大部分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新自由主义, 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欧洲如果实施新自由主义则必然造成区内经济问题的传染效应, 而发生金融危机的美国如果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则将加剧经济危机。两次危机尽管爆发的原因和结果不同, 但都可从其背后窥见政府干预的身影。在当前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双双失效的后危机时代, 亟待构建新的理论框架, 亟需择取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 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救治经济危机, 促进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因此, 在后危机时代, 各个国家应该转变偏于一端的经济政策选择, 理智地择取将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主张相结合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不但指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 而且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可以看出, 我国不仅清醒且正确地认识到市场自由与政府干预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并且努力将两者有效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结合起来。

综上所述, 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相争的时代已经过去, 两者互补的时代已经到来。在后危机时代, 无论是出于挽救经济危机的目的也好, 抑或是维护本国经济增长也罢, 各国都应该正视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缺陷和隐藏风险, 重新理智地择取有效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 将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有机结合, 既注重市场自由的开发, 也实施必要的政府干预。

摘要：20世纪30年代至今, 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一直处于针锋相对的状态。尽管两者的理论主张背道而驰, 但都曾陷入无法挽救经济危机的窘境。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后危机时代, 世界亟待构建新的理论框架, 各国亟需择取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 由此才能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将这两者有效结合将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争论,结合

参考文献

[1]张建刚.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缺陷及其新的发展[J].经济问题, 2010, (3) :13-18.

[2]宋建丽.全球资本主义的民主神话: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伦理批判[J].高校理论战线, 2013, (2) :75-80.

[3]白雪秋.新自由主义无助于实现中国梦[J].人民论坛, 2013, (24) :72-74.

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 篇5

班级：制药1131班姓名：龙耀英学号：20115013115素食主义者，俗称“吃素的”，即只吃蔬菜而不吃荤菜的人。素食主义是一种饮食文化，实践这种饮食文化的人称为素食主义者。他们不食用一切有生命和感情的动物之肉，包括家畜、野兽、飞禽、鱼类、海鲜等，但一般可以食用蛋、奶、黄油、奶酪等奶制品。素食主义者有很多种，如自由式（偶尔犯规也没关系）和苦行式（严格遵守，蛋、奶、黄油、奶酪也绝不吃）等等。肉食主义是一种饮食的文化，实践这种饮食文化的人称为肉食主义者。顾名思义，肉食主义就是偏爱食肉，不喜素食。是与“素食主义”相对的概念。素食主义相比肉食主义我更支持前者，原因如下：

素食主义的优点

一、吃出健康来。素食的饱和脂肪含量佷低，可降低血压和胆固醇含量。德国做过一次研究，偶尔才吃肉的素食者，得心脏病的概率是一般人的三分之一，癌症的罹患率是一般人的一半。而且，素食还能起到食疗的功效。吃出美丽来。用素食方法来减肥相当有效，素食能使血液变为微碱性，促进新陈代谢活动，从而把蓄积体内的脂肪及糖分燃烧掉，达到自然减肥的目的。经常素食者全身充满生气，脏腑器官功能活泼，皮肤显得柔嫩、光滑、红润，吃素堪称是种由内而外的美容法。

二、吃出聪明来。食素者自我感觉往往很清爽，似乎人也变得更聪明了。事实，这只是心理暗示的结果，并且现代脑电图统计，见医学杂志 “《临床神经电生理学杂志》。严格素食家庭的小孩。出现β频段不活跃；而σ、θ频段高活跃的概率高于普通家庭。对于β频段不活跃，σ、θ频段高活跃，多数认为是数学能力有有缺陷，只能说食素者容易偏文学类发展

三、吃出文化来。素食，表现出了回归自然、回归健康和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返朴归真的文化理念。吃素，除了能获取天然纯净的均衡营养外，还能额外地体验到摆脱了都市的喧嚣和欲望的愉悦。

四、吃出经济效率来。通常情况下，素食要比荤食便宜得多，也很少有用素食做成的“大菜”。所以，食素就不必为生猛“大菜”而买单，为钱包减负，食素不亦乐乎。

如果想通过素食来减肥，就应注意以天然素食为主，而不是我们在市场上所见到的精制加工过的白面、即食面、蛋糕等易消化的食物。天然素食包括天然谷物、全麦粉制品、豆类、绿色或黄色的蔬菜等等。对含糖量高及高脂的天然素食要有节制性地食用。吃惯肉类者刚开始素食减肥时，1

别急于求成，可循序渐进，从每餐尝试吃两碟素菜开始，等适应后再逐渐减少肉类及精制食物，慢慢地转向以天然素食为主。

素食者在烹饪中要特别注意控制膳食总能量，特别是糖、烹调油的摄入量，尽量少吃甜食，烹调清淡。

肉食所带来的健康隐患

一、中毒

由於动物被杀之前的恐惧，以及被杀之中的痛苦，使身体中的生化作用产生了极大的变化。致使毒素遍布全身，而使得整个尸体都被毒化了。根据大英百科全书记载，身体中的毒素包括尿酸与其他有毒的排泄物，会出现在血液中与身体组织之内：

若是与牛肉中所含的百分之五十六不净的水份相比较，从坚果、豆类及谷类中所得到的蛋白质，显然要纯净多了。

正如我们的身体在恐惧或愤怒的紧张之中会得病，动物无异於人类，在危险的情况中也会产生极大的化学变化。动物血液中的荷尔蒙，尤其是肾上腺素，当他们见到其他的动物躺在他们的四周，并且为了生命而徒然地挣扎，其分泌情况会彻底地改变。这种大量的荷尔蒙留在肉内，经由人类的食用，然后毒化人类的身体组织。美国营养学家指出：动物死尸的肉中，含有毒性的血液与其他的排泄物。

二、癌症

有一个以五万名素食者为对象的研究报告结果，在癌症的研究上引起了很大的震撼。这个报告指出，这群人罹患癌症比例之低，相当令人惊讶。与同样年龄及性别的人相比较，各种类型的癌症在这群人的身上发生的比例，显著地减少了许多。研究报告显示他们显然可以活得较长。一个有关於加州摩门的报告指出，这个团体中罹患癌症的比例，比普通人少百分之五十。摩门便是以少吃肉为其特色。

为什麼肉食者较容易得到癌症？其中一个理由或许是当动物的肉放了几天以后，它就会变成病态的青灰色。肉商为了不使他们变色，於是就在里面加入了硝酸盐、亚硝酸盐以及其他的防腐剂。这些东西使肉类呈现出鲜红邑。但是近年来却不断有报告指出，这些东西含有致癌物质。

在田纳西国立欧克瑞则实验室专门研究癌症的威廉李金斯克博士说：“含硝酸盐的东西，连餵猫我都不用的。”

英国与美国的科学家曾以肉食者与素食者“肠内的微生物”做个比较，而发现明显的不同。肉食者肠内所含的微生物，与消化液发生作用时，所产生的化学物品多被认为会导致癌症。这或许就能说明为什麼肠癌在以肉食为主的地区，如

北美西欧等地非常普遍，而在以蔬菜为主食之地如印度则很少发生。譬如，在美国，肠癌是第二位(仅次於肺癌);苏格兰人，比英国人多吃百分之二十的牛肉，得肠癌的比例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

三、化学食品

肉食常被称为“吃食物连锁键的末端”。在自然界，食物有一个很长的连锁键：植物吸收阳光、空气、水;动物吃植物。大型动物或人类吃小动物。现在，全世界的农田都用有毒的化学物品(肥料与杀虫剂)来处理。这些毒性药物就停留在吃植物与青草的动物体内。譬如，农田里喷洒DDT做为除虫剂，这是一种强烈的化学毒药，科学家认为足以导致癌症、不孕或严重的肝病等。DDT以及其他类似的杀虫剂，会保存在动物及鱼频的脂肪内，并且一旦储存，便很难破坏。因此，当牛吃草或饲料时，不论它们吃下了那种杀虫剂，大部份都还保存在他们体内，所以当你吃肉时，你把DDT以及其他累积在动物身体内的化学物品都吃进你的体内。由於吃的是食物连锁键末端的食物，所以人类就变成有毒杀虫剂高度结晶的最后吸收者。事实上，“肉类中所包含的DDT残留量比起蔬菜、水果、青草中所包含的，要高出十三倍”。爱荷华州立大学所做的实验显示，大多数人类身体中的DDT都是来自肉类。

但是肉类中的毒素并不仅止於此。为了加速它们的成长、肥胖，改进肉的色泽与口感，供人类肉食的动物往往吃下更多其他的化学物质。为了得到较多的肉以求取最高的利润，动物们被强迫餵食，注射荷尔蒙以刺激成长，给他们吃下各种开胃药与抗生素、镇定剂以及化学混合饲料。纽约时报曾经报导：“隐藏性的污染毒害，对於肉类的摄取者是一个相当大的潜在危机。其中残留的杀虫剂、硝酸盐、荷尔蒙、抗生素以及其他的化学物品都是。”(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八日)这些化学药品有许多被认为会导致癌症，事实上，有许多动物在它们被屠杀之前就已经死於这些药物。

当农田被改成动物饲养场时，许多动物从来就没有见过阳光—它们的一生就在局促而冷酷的环境中度过，最后的结局却是凄惨的死亡。芝加哥论坛曾经报导过“高效率养鸡场”的情形。在最上一层是用来孵鸡蛋的;然后小鸡接受刺激成长、服药、强迫餵食;它们在小小的笼子里狼吞虎咽—从来没有运动或吸收过新鲜空气。当它们长大一些，就被迁移到底下一层的笼子里，如此一层层下去，当到达最底下一层时，它们就被宰杀。像这种不自然的方法，不但把体内化学物品的平衡破坏，同时也摧毁了自然的习性，更不幸的是，恶性肿瘤以及畸形的产生不但在所难免并且势必愈演愈烈。

四、动物的疾病

肉食者所面临的另一项危险就是动物经常会感染一些疾病，而这些疾病往往是肉商或检验员没有查觉或忽视的。经常当动物身体的某一部位长了肿瘤或癌症

时，将有病的部份切掉之后，剩余的部位还是拿去卖。更糟的是，有些长瘤的部份混在肉里做成“热狗”等食品。美国有一个地区，每天检查的动物尸体中，竟有两万五千头患有眼癌的牛只被拿去卖。科学家在实验中发现，如果将有病动物的肝脏拿来餵鱼，鱼也会得癌症。齐洛格一位有名的素食医生，当他坐下来吃素食晚餐时曾说：“在吃饭时，不必担心你所吃的食物，是死於何种疾病真是件好事。”

五、腐败

当动物被杀之后，尸体中的蛋白质就会凝结并且产生自我分解的酵素。(不像植物腐败缓慢)。很快地一种名为“尸毒”的变性物质就形成了。由於在死亡后会立刻释放出这种尸毒，动物的肉、鱼类以及蛋类有一个共同的性质—“很快地分解腐败”。同时当动物被屠杀之后，冷藏起来然后运送到肉店，再被人买回家，冻起来煮来吃，我们可以想像得到，这份晚餐已经腐坏到什麼程度了。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在先天上人类的消化系统并不打算用来消化肉类的，所以它在胃肠中通过的速度非常缓慢。肉类大约要五天才能通过人的身体(与素食不同，它只要一天半就可以通过)。在这段期间，由腐肉所产生的致病物质就不断地接触到消化器官。结肠部份就产生有毒的情况。“生肉”由於经常处於腐败的情况中，所以就会把厨师以及任何它所接触到的东西都污染了。英国公共卫生局，在一次屠宰场爆发出中毒事件以后，警告家庭主妇们：“处理生肉时要把它当成像牛粪一样不卫生。”通常，有毒的微生物即使经过烹饪也不会消灭。尤其当这肉没有煮熟，或只是轻微加以烧烤，如众所周知的，它便会成为感染的来源。

六、心脏病

或许，非肉食者最强有力的一个论点，便是肉食与心脏病之间的关系。无可否认的在美国(世界上肉类消耗量最大的国家)，每两个人之中就有一个死於心脏血管疾病，而这些疾病在肉类消耗量甚低的国家却是很少听到。美国医药学会会刊在一九六一年曾经报导：“素食至少可以预防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七的心脏病”。到底是肉类中的什麼物质会造成对循环系统如此大的伤害？动物肉中的脂肪，譬如胆固醇，不会在人体内好好地分解，这些脂肪会附著於肉食者的血管壁上。由於不断的累积，年复一年，血管内部会变得越来越狭窄，能通过的血液量也就越来越少。这种危险的情况就叫心脏病变。它使心脏感到很大的负担，迫使它需要极为用力地将血液送到阻塞而紧缩的血管之中。结果高血压、脑充血、心悸等毛病都发生了。最近在哈佛的科学家们发现素食者一般的血压都要比非素食者来得低。在韩战期间，两百具平均年龄二十二岁的美国军人尸体接受了检查，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由於肉类废物的阻塞而呈现动脉硬化的现象。同年龄的韩国士兵却没有这种现象。韩国人基本上以蔬菜为主食。现在我们可以了解到，全国的第一号杀手“心脏病”，已经是相当普及了。有越来越多的医生(以及美国心脏学会)严格地限制他们的病人所能摄取肉类的份量。他们甚至要求病人完全不吃肉。科学家们现在体认到素食品中的粗糙及纤维质确实能降低胆固醇。加州洛马琳达大

学营养系主任瑞吉斯特博士，曾经做实验证实，豆类中所含的物质能使胆固醇减少。

七、肾脏病、痛风、关节炎

肉食者体内所负荷的废物，最显著的便是尿素与尿酸。譬如每磅的牛肉就含有大约十四公克的尿酸。一位美国医生曾就肉食者与素食者的尿液加以分析，发现了身体为了排出氮化合物，肉食者肾脏的负担是素食者的三倍。当一个人年轻时，他们还能承受这份负担，所以仍不致於有疾病现象的发生。但是当年龄渐长肾脏耗损过度，它们再也无法有效地作用，於是肾脏病就随之产生。当肾脏无法再处理肉所带来的过重负担，於是无法排除的尿酸就储存在体内。肌肉就像海棉一样将它加以吸收;当水份吸乾之后，它就变硬而形成结晶体。当它停留在关节里，痛风、风湿痛、关节炎等症状就产生了。当尿酸积聚在神经，就产生神经炎与坐骨神经痛。现在有许多医生对於罹患上述病症的病人，不是要他们完全停止吃肉，就是严格地限制他们的肉量摄取。

八、排泄困难(便秘)

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 篇6

与此同时，中国的现实也迫使列文森不得不对先前的“历史与价值”模式做出反思和修补。一九六六年，也就是列文森开始构思第二部现代中国三部曲的同时，中国爆发了令世界愕然和瞩目的“文化大革命”，而这是一幅迥异于列文森预言的现实图景。列文森因此必须面对以下质疑：如果说中国传统真如列文森在《儒教中国》中所说的那样已经被“博物馆”化了，那么这位历史学家又该对红卫兵焚烧孔庙的行为做出怎样的解释？难道说自己“博物馆”的比喻错了？难道说中国传统并没有死？

一九六五年，列文森在美国历史学会宣读了题为《地方、民族和世界：中国的身份认同问题》（The Province, the nation, and the world: the problem of Chinese indentity）的报告，而这正是他第二部现代中国三部曲的理论起点。一九六六至 一九六七年，他专程赴香港收集材料，一个新三部曲在其脑海中逐步成型。按照列文森的构想，新三部曲的第一卷名为《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Provincialism，Nationalism and Cosmopolitanism），主要阐述全书的基本观点和框架。第二卷则通过检审亚洲经典文献，例证“地方主义/世界主义”之间的紧张。第三卷通过对二十世纪中国之翻译戏剧的研究来详细探讨相同的主题。一九六九年，列文森在北伊利诺伊大学发表了由三个演讲组成的系列讲演。讲演后，列文森将有关新三部曲第三卷的已有想法初步结构成文，并冠名以《革命与世界主义：西方戏剧和中国戏剧》出版。一九六九年四月，此书正在印刷之时，列文森意外去世，于是，这本小书和一九六五年的那篇报告便成为今日研究列文森思想另一维度的基本材料。

从《地方、民族和世界：中国的身份认同问题》一文来看列文森思想的又一重要维度——“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可以看出与其一贯的学术风格相符，列文森倾向于从思想史角度出发来考察近代中国的变迁。他指出，随着西方的大举进入，近代中国人的空间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儒家知识分子曾在自己的世界中保持着一种文化上的“世界主义”（一种原始意义上的立足于儒家文化体系的世界主义），将儒家文化看成是“一个自足的世界，其价值就是终极价值，其文明就是普遍文明”。进入现代后，中国从一个“世界”收缩为“世界上的一个民族国家”。于是，随着“天下”观念衰落，儒家知识分子逐渐带上了“地方”色彩，其权威地位被倾向于学习西方文化的“世界主义”者（区别于儒家文化原有的那种“世界主义”）取代。由此，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矛盾逐渐彰显成为现代中国的一大基本冲突。与此同时，另一个突显的矛盾来自于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关系。因为按照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经验，只有地方性被超越，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观念才有可能形成。于是，在种族构成远较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复杂、地域跨度远较欧洲民族国家广阔的现代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必然要求遏制一种行政上和文化上的地方主义，取消地方分权。由此，我们在列文森新的三部曲构架中看到了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的复杂冲突，而这也构成了“情感/理性”和“历史/价值”张力之外，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必须面对的又一重大问题。

列文森认为，与对时间维度上“历史与价值”张力所做出的应答一样，就解决空间维度的张力问题来说，相比国民党的方针，共产党的策略再次棋高一招。他指出，三十年代国民党将“nation”之意义定位于“民族”，使自身带上了反世界主义的嫌疑，从而受到来自世界主义的谴责；而抗战前对日态度暧昧和抗战后求助于美国的行为，又使得国民党与自己的民族主义宣称自相矛盾。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共产党将“nation”置换成了“人民”这一关键词。“人民”具备以下两层含义：一是“民族”，二是抽象阶级分析意义上的人民。在前一层面上，共产党是民族主义的，在后一层面上，共产党又是国际性的（世界主义的）。

在《革命与世界主义》一书中，列文森进一步将这种既是民族主义、又是世界主义的策略命名为“共产主义的世界主义”。列文森指出，这种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文化世界主义，不但没有损害民族主义，反而与民族主义相互配合。他以解放后第一个十年西方戏剧译介的兴盛局面作为证明，认为至少在共产党统治的第一个十年，中国仍然适度地向世界主义开放。与“共产主义的世界主义”形成对照的是被列文森称之为“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的潮流。列文森指出，“五四”之后支持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纷纷追求一种新的世界主义姿态，而这种世界主义观念的发展极致即是三四十年代主要存在于上海的世界主义。但正如列文森所敏锐感觉到的，这种世界主义实际是一种西方化行为，如果不加以限制，就会成为一种与中国背景相脱离的“无根”的世界主义，极端脆弱且不堪一击。而这也就从反面解释了“共产主义的世界主义”的成功。

从上述的论述看，《儒教中国》中出现的“共产党为何在中国取得最终胜利”的老问题，再次出现在新三部曲中。正如刘东先生所言，大陆色变以后，面对麦卡锡主义者所谓“谁丢失了中国”的质问：“美国汉学界曾经经历过一次难忘的梦魇……此后许多涉及民国历史的著作，比如易劳逸（Lloyd Eastman）的《流产的革命》，柯伟林（William Kirby）的《德国与中华民国》，特·克里斯多福·杰斯普尔森（T. Christopher Jespersen）的《美国人的中国形象》等等，都在隐隐约约地向当年的迫害者申辩着——中国本来就不属于美国，所以谁也没有丢失过中国，除了腐败而专制的国民党政权自己！”（《舞蛇者说》，《读书》二○○四年第六期）

与那些对中华民国的研究相比，列文森不但回答了国民党如何自取其败的问题，也试着以自己的理论框架为出发点从正面探索了共产党为何能取得中国的问题。同时，相比那些对复杂具体的历史事实更为着迷的汉学家（比如列文森的高足魏斐德），列文森思想家式的讨论也更为理论化。尽管列文森的这些论述在当下语境中可能并不显得如何地出人意表，但如果我们将之放回到五六十年代共产主义被普遍妖魔化的“冷战”语境中去考虑，相比将共产主义视作是突降人间的一场灾难的“公众常识”来说，列文森的知识优势显而易见。他并没有把革命妖魔化，认为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出现必有其内在的渊源。而这种赋予中国现象以合理性解释的做法也成为后来美国中国研究加州学派的显著特点。

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中，列文森以文人画的精彩案例，分析了人文主义与科学理性、业余与分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而其“博物馆化”的比喻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在《革命与世界主义》中，他博学多才的写作风格得到了延续。而这次的中心案例是戏剧，出色的比喻则是“剧场化”比喻。

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七年，列文森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现代戏剧图书目录》，按图索骥地研究了近五十部中国现代翻译戏剧集。也正是通过分析这些戏剧翻译活动的动机和目标，列文森对其“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理论框架进行了具体操演。而这种将戏剧与世界主义加以互证的做法确实是既细致巧妙又独具匠心， 既才华横溢又论证严密的。比如，通过分析英国剧作家菲尔丁《咖啡馆的政客》的译本，列文森解释了一部欧洲的平庸之作是如何在中国成为“揭露英国司法系统黑暗”的具有人民性的戏剧的过程，进而他指出了“反封建”、“现实主义”、“人民”等等关键词在“共产主义的世界主义”中的关键位置。又如，通过三十一部莎士比亚戏剧在一九五七年的翻译出版，列文森展示了一个重量级的文化巨人如何可以不需要过多的阶级证明而获得译介的事实，据此，他证明了“共产主义的世界主义”的某种弹性和包容性。又如，通过对比罗曼·罗兰戏剧《狼群》在五十年代中国和“文革”中国的不同遭遇，列文森解释了一个代表了不屈不挠、毫不退缩之精神的英雄是如何变为一个可疑的利己主义者的过程，进而他指出了五十年代的“共产主义的世界主义”已经在六十年代中期蜕变成“文革”时期的“反世界主义”。再如，通过考察一九三六年皮蓝德娄戏剧和一九二二年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戏剧译者的翻译活动，列文森呈现了二三十年代上海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如何不带有显著的社会目的，只是单纯介绍剧作者之思想和艺术的事例；据此，他指出了“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的某种无功利性，而这也正造成了其与传统无涉的“无根”特性，并最终导致了“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的失败。

由于新三部曲的第三卷已经成文，因此我们有幸看到上述列文森对翻译戏剧与世界主义的精彩分析。但对他以中国传统戏曲处境为例来考察“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张力的想法，我们却只能根据他在《地方、民族和世界：中国的身份认同问题》一文中的零散想法来加以推测了。

在这方面，列文森认为，由于地方戏背后的地方性意识有可能妨碍民族国家的统一性，早期知识分子曾抑制过地方戏的发展。同时，在极端的世界主义者（以全盘否定旧剧、代之以话剧的“五四”激进主义者为代表）那里，地方戏的发展更受到了决绝的抵制。那么，在戏曲问题上，是否也存在一种类似于“博物馆化”的策略，可以消弭这三者之间的张力呢？列文森提出了又一个出色的比喻——“剧场化”隐喻，以此来形容二十世纪城市舞台上获得许可的中国传统戏曲。他指出，在世界主义（西方）影响下的城市舞台上，传统戏曲不再与具体的乡土背景相联系，而只与特定的乡土意识相联系；不再是朴素的和原初的乡土戏剧，而是一种尚古主义的孑遗。这就好比一个“剧场”。当大幕落下，此时的演员不是人物本身，而是在有意识地创造一个人物。在“戏装”的包裹下，舞台上所出现的就不再是活生生的人物，而是一个被定位于过去的历史人物。列文森颇具深意地提醒读者，舞台上的演员处于被观察的位置，而这种被观察的方式反过来又会影响演员本身。对于都市舞台上的传统戏曲来说，它们被剧场经理人和西方口味的观众的观察视角所改变。在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意义上，“剧场化”策略下的地方戏已不再是一个个自足的个体，而只是地方性集合中的一种，是民族国家多样化戏目单中的一个，因而也就无害于民族国家的统一性。在这个意义上，与“博物馆化”策略平息“历史与价值”冲突的方式相似，“剧场化”策略也有效地平息了“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的冲突。传统的地方戏作为一种无碍于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地方性”文化被保留了下来。

从上面的论证可以看出，列文森将“剧场化”看成为“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冲突的唯一解决方式。这也就意味着他再次肯定了“历史与价值”的理论框架。然而，正如列文森将“博物馆化”看做是儒学宿命的做法明显低估了儒学的主动性一样，他的“剧场化”比喻也低估了中国传统戏曲的活力。戏剧史的事实表明，二十世纪的中国传统戏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遭遇了“剧场化”命运，但它们却并不必然要走进“博物馆”和“剧场”。至少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占有中国舞台之绝大部分的仍是传统戏曲，而受到西方戏剧影响的梅兰芳京剧、越剧等等的繁荣则更显示和证明了传统戏曲的生命力及其与西方戏剧的对话能力。

和“博物馆化”比喻一样，列文森的“剧场化”比喻也同样受到了来自“文革”的质疑。一九六七年，外国戏剧译介戛然而止，中国关闭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与此同时，除了京剧样板戏（以及其他剧种对于样板戏的移植）之外的大部分传统戏剧也一律遭到了打压。“文革”的现实需要列文森回答：为什么曾经有世界主义联系的共产主义运动变得如此地排外，不仅是政治上的敏感，而且是文化上的反西方？为何一个曾经标榜民族主义的运动此时又会如此严厉地对待民族文化（即过去的遗产）呢？

于是，在新三部曲中，“历史与价值”解释框架所遇到的质疑再次出现。面对这一质疑，列文森要么推翻自己先前的解释框架，要么就必须对此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他选择了后者。列文森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以作为对现实质疑的回答：“现代中国是否对自身马克思主义的身份认同怀有真正和充分的自信？”（xvi页）换句话说，列文森坚持自己“历史与价值”的解释框架和“博物馆”的比喻是正确的，自己的问题仅仅在于低估了完成“博物馆”进程的困难程度，而“文革”正是“博物馆”进程所遇到之困难的集中体现。

列文森认为，“文革”是一种由苏联和美国引发的身份认同危机。他指出，共产党本着“博物馆”化、“剧场”化等等策略，在近代中国“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重重矛盾中突围出来，而这种突围从根本上来源于一种基于历史进步论的身份自信。共产党将“传统的”、“地方性的”东西统统交给了历史，而将现在和将来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然而，这种貌似稳定的身份认同的背后也隐藏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就戏剧来说，人民政权一直对“无根的世界主义”、“普遍人性论”等等资产阶级的想法充满反感。因此，一旦遇上战争等突发灾难，表面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列文森以胡适和毛泽东为例来讨论“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世界主义”之间潜在的冲突。

与胡适一样，毛泽东也主张将中国遗产中的好东西和西方的好东西结合起来。当然，毛泽东并不喜欢胡适，并且在其他许多方面不同于胡适。……胡适对生活在同一时代芸芸众生的悲苦命运并不关心。……胡适的渐进性、改革性和易卜生式的个人主义与中国社会的苦难格格不入。这种与毛泽东的调和终将结束。（40页）

在列文森看来，西式教育使现代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地带上了“无根的世界主义”和“去民族性”的危险。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政权需要科学来支撑军队和工业，专家学者得到了暂时的保护。但是，面对朝鲜战争，面对外来威胁，专家呼吁和平的要求使当政者的自信受到了挑战。不但世界主义被驱赶，此前作为一种身份自信表征的博物馆化的策略也被放弃。在“文革”领导者的眼中，传统不再是安全的纪念碑，而是活生生的待驱除的幽灵。至此，一种革命的唯意志论不但切断了现代中国与传统的联系，同时也关上了中国通向世界的大门。

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篇7

女性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它的理论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和完善。对待马克思主义, 女性主义经历了一个由吸收和利用到补充和修正的过程。西蒙·德·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 是最早对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提出异议的女性主义者。在《第二性》一书中, 她虽然肯定了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揭示女人所作的一些贡献, 但她认为这些理论和学说都存在一些问题。在考察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论述时, 波伏娃认为恩格斯概括的理论体系比生物学、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体系前进了一步, 但同时又指出恩格斯忽视了最重要的一些问题。概括地说, 她对恩格斯的批判有三点:第一, 恩格斯没有能够指明整个历史的转折点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是怎样发生的;第二, 恩格斯没有清楚地说明私有制是否必然要涉及对女人的奴役, 而是假设有一条把人和财产联在一起的利益纽带;第三, 恩格斯仅仅谈到社会主义要废除家庭, 让妇女同男人一样自由参加公共生产, 这种解决方法显得太抽象, 因为恩格斯仅仅强调了女子的生产功能, 而忽略了其生殖功能和其生产功能同样重要。

托里·莫伊 (Toril Moi) 曾进行过将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相结合的尝试。她肯定了法国女性主义在理论研究上的贡献, 同时也指出她们对阶级及政治不够关注, 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法国女性主义者相比, 美国的激进女性主义者似乎对阶级及政治比较感兴趣。例如, 在对阶级的分析中, 凯特·米利特 (Kate Millet) 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 但对经济决定论不完全赞同。通过对男权制社会的观察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 米利特发现, 在男权制社会, 女性的等级式地位最容易引起混乱的地方在阶级领域;在资本主义社会, 一个人的地位取决于阶级的经济、社会和教育状况, 但对于女性来说, 情况并非如此。她注意到, 男权社会中的男人由于地位不同而对性别的态度也有所不同, 他更多地是单凭自己的性别来宣称自己的权威, 实际上他常常不得不与他阶级中具有经济实力的妇女分享权力, 而在中上层阶级中, 男性往往不必直言男权制, 因为他们享有这种地位, 在任何情况下都拥有更大的权力。米利特还指出, 分析阶级类别的问题引发了各种矛盾, 工人阶级在被资产阶级同化过程中, 其道德观和性态度也被同化了;男权制社会中阶级的主要后果之一是导致了两个女人的相互敌视, 在过去是妓女和妻子间的强烈敌对情绪, 现在则是职业妇女和家庭主妇间的极端仇视, 男性凭借自己的各种优势, 挑动疏远的两个女人互为敌人。米利特由此而看到了妇女中存在着次要的地位划分, 德行有等级之分, 美貌和年龄也有等级之分;女人往往能够超越男权制社会中通常的那个阶级分层, 因为无论女性的出身和教育程度如何, 她永久的阶级关系比男性要少, 经济上的依附性使她与任何一个阶级的联系都是附带的、间接的和临时的。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值得一提的是, 莫伊对美国以伊莱恩·肖沃尔特 (Elaine Showalter) 、桑德拉·吉尔伯特 (Sandra Gilbert) 及苏珊·格巴 (Susan Gubar) 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持批判的态度, 认为她们的做法是父权制的翻版:在差异的名义下拒绝男性象征秩序、标榜女性特征、强调以妇女为中心, 这不是在消除二元对立, 而是在重建家长式等级制。总的来说, 莫伊试图寻找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结合的途径, 也试图在法国女性主义和美国女性主义中寻找契合点, 但她的努力并不是很成功, 主要表现在理论阐述与现实内容和环境因素不能很好地相互照应。

立体主义绘画与西方现代主义建筑 篇8

艺术与建筑之间向来有着天然密切的联系,曾经有人这样来形容建筑与音乐的关系:“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1]。这样的评价充分说明了建筑与艺术有如双生子般的特质。在中世纪建筑与绘画有着紧密甚至互为载体的关系。作为中世纪绘画的代表,彩色的拜占庭镶嵌画一般来说都是以建筑物的特殊表皮而出现的。宏伟的教堂、透露天光的彩色玻璃镶嵌、生动而富有神秘感的人物造型与宁静的神态共同为建筑与绘画艺术生成了一个时代不可复制的艺术景观。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三杰”中的米开朗基罗与达·芬奇更是兼具画家与建筑师的双重身份。绘制于教堂与宫殿的天顶画、壁画和美感与动态十足的各种雕塑,赋予建筑更加完整的瑰丽与华美。如,米开朗基罗绘制于西斯庭教堂天顶的《创世纪》与建筑本身共同营造着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与建筑的神话与不朽。在此之后,壮观华丽的巴洛克与精致优雅的洛可可也在建筑与绘画两个领域中散发着相似的气质与风格。

在这里作为一名美术工作者我想着重谈谈现代主义绘画中的立体主义与现代主义建筑之间的某些共同的特征。现代主义绘画兴起于1 9世纪末法国工业革命的顶峰时期。快速的工业发展和城市的迅速膨胀给人们的生活、工作、意识形态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段时期对生活在当时的人们来说起着非常大的促动作用。艺术家们不惮于用最热情洋溢的画笔与语言来讴歌与赞赏这场史无前例的巨大变革,甚至有些流派达到了狂热的程度,诸如未来主义等。这是继文艺复兴后西方艺术史上的又一次高潮,流派纷呈、成就惊人。同时工业革命带来了城市人口的剧增,对居住数量的要求使得柯布西耶提出“居住机器”这样与时具进却惊人的话语,建筑与艺术革命摆在当时人们的面前。

作为对文艺复兴或者古典主义的一种反弹,尤其是照相机的出现,艺术家不再满足于对客观现实的真实描绘,而是更加关注对内心世界真情实感的抽象体验。在继承并发展了塞尚的形式主义美学理念后,立体主义打破了西方传统的建立在文艺复兴时期所形成的有立体感的静态观察,焦点透视的绘画空间,而采用动态观察、散点透视的方法来达成视点自由的联系结构。形成了多透视点的全景同存突破,不通过对象的客观描绘而实现了对对象本质的揭示,从而实现了艺术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在此多说一句,关于现代主义艺术理念的核心内容,是追求作者主观体验的表达,不以形似而求意胜的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也是为什么毕加索和马蒂斯听说中国人想跟他们学画面感到万分惊讶的原因。

现代主义建筑思潮产生于1 9世纪后期,成熟于20世纪20年代,在50～60年代风行全世界。1919年,德国建筑师格罗皮乌斯担任包豪斯校长。在他的主持下,包豪斯在20年代成为欧洲最激进的艺术和建筑中心之一,推动了建筑革新运动。德国建筑师密斯·范德罗也在20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新观点,用示意图展示未来建筑的风貌。“少即是多”的建筑理念影响了几十年间的建筑界及艺术界。20年代中期,格罗皮乌斯,勒·柯布西耶、密斯·范德罗等人设计和建造了一些具有新风格的建筑。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格罗皮乌斯的包豪斯校舍、勒·柯布西耶的萨伏伊别墅、密斯·范德罗的巴塞罗那博览会德国馆等。从格罗皮乌斯、勒·柯布西耶、密斯,范德罗等人的言论和实际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提倡的“现代主义建筑”是强调建筑要随时代而发展,现代建筑应同工业化社会相适应;强调建筑师要研究和解决建筑的实用功能和经济问题主张积极采用新材料、新结构,在建筑设计中发挥新材料、新结构的特性:主张坚决摆脱过时的建筑样式的束缚,放手创造新的建筑风格:主张发展新的建筑美学,创造建筑新风格。

建筑与艺术观念在这场划时代的变革中都产生了相应的变化。毋庸置疑绘画中的明暗、形状、体积、空间、光线和质感等等对于建筑来说也是重要的基本要素。Hitchcock著于1948年的《从绘画到建筑》就现代绘画等造型艺术对建筑的发展起到的重大作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与论述。而与现代西方建筑具有最亲密血缘关系的艺术莫过于立体主义绘画了。立体主义绘画与现代建筑无论是在表现形式和思想内涵上都有着较较类似的共同点。这在现代建筑大师柯布西耶身上有着完美的体现,作为立体主义画家和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他很好地跨越了建筑与绘画的分界线。在萨沃伊别墅建成后毕加索曾经参观该建筑,这位立体主义的大师笑着对科布西耶说:“现在你就是建筑界里的毕加索了”。这种建筑师与艺术家的亲密交往使得他们在建筑与艺术理念上获得了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并且在他们的作品中得以实现。在近十几年建筑师与艺术家的合作频率大大加强,比如建筑界的结构主义大师盖里与雕塑家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在形式感和内涵上立体主义与现代建筑都有着区别于以往的高度形式感,几何形体与简约的风格是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特征。在赛尚提出世间万物都可以用几何形体来概括后,这一思想影响了绘画艺术家的同时在建筑领域也大放异彩。当艺术家和建筑师摆脱了对于细枝末节的追求,对华丽、繁琐的描述性手段的厌弃,剩下的就成了他们最能表现其心灵实质的东西。简约,质朴、独特的流动视角成就着艺术家与建筑师对客观世界的最新体验。立体主义对绘画的最大贡献在于就是实现了二维艺术的空间革命,摆脱了焦点透视的束缚,对客观物象高度几何抽象,采取分割,拼贴、重组等多种手法形成鲜明的具有张力的画面,如毕加索的《静物》系列。立体主义所崇尚的艺术理念体现在现代主义建筑上则更具有理性精神和现实性。作为艺术家和建筑师的柯布西耶认为,“理性是人类永恒的天性,没有它就不成其为人类。对于一个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来说,它可以调整和修正变幻莫测的感觉步伐;正是在它的指导之下允许艺术家戴着脚镣跳舞。”[2]在此思想引领之下使得现代主义建筑洋溢着一种精致的浪漫情怀,而最终在外化形式中显露出建筑师的理性精神甚至有那么一点克制的冷漠,犹如密斯的范斯沃斯住宅。此建筑有着明确的几何形体外形,通体透明的玻璃幕墙和白色的钢框架共同营造了一座漂浮在树林深处的水晶宫:而建筑师种种看似冷酷的抉择倒也恰恰暴露了其内心感性的一面。立体主义与现代主义建筑理念的相同之处使得这两朵奇葩在20世纪的艺术花园中靠得异常接近。

综上所述,建筑与艺术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一名建筑师应该注重培养自己的艺术修养及品位以提高其作品的艺术高度。今天,我国的建筑市场和艺术市场都有着难得一见的红火场景,但尴尬的是优秀的作品和杰出的人才却似乎与之不太协调。艺术与建筑其根本都是心灵的产物,正所谓万物唯心造。20世纪建筑与艺术的辉煌也正是艺术家不断追求纯净心灵的产物。可遗憾的是生活在物质丰富的21世纪的人类共同面对的是日益干涸的道德文化的心灵沙漠。试问缺乏真,善、美的心灵如何能创造出真正的优秀作品呢?没有文化内涵的作品必将是苍白无力的。为了创造真正有价值的作品,真正有意义的人生,我们更应该关注心灵的精神层面,关注作品中人文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长久之道,从而才不愧于如此宝贵的天赋人生。

参考文献

[1]王宏建.美术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316页

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我见 篇9

相对而言, 唯心主义的思想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意识的, 物质的存在依赖于意识, 意识是第一性的。

这种理论乍看起来似乎有些玄幻, 甚至有些荒唐, 往往成为被批判的对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是因为人类历史上唯心主义, 最早是以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形式出现, 神灵的, 或是圣人的教化言行, 被先验地当做人们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标尺。认为只有依照律例行事, 方能不被上天惩罚, 或者以求得来生的福祉。

但是, 随着科学方法的产生, 人类开始逐步认识到以往困惑人心的奇谈怪论, 怪力乱神是可以解释的, 甚至是可以人为设计的。在人类追根求底地探索中, 人类越来越相信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 或者是可知的, 许多以往披着神秘面纱的事物渐渐褪去了光环。

于是, 才有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发展、结合, 可以说哲学上的长足发展, 具体学科居功至伟。

哲学的作用是为了探求本原, 认识世界, 指导行为, 因此, 哲学的定义是十分广大的, 它包罗万象, 甚至统领各个具体学科。因此我们学习哲学时也理应抱着兼容并包的心态, 对各种思想, 进行自我的甄别, 而非先入为主, 人云亦云。

回到我们关于唯心主义的探讨中来, 唯心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认识世界的方法, 它真的就如同相较之于唯物主义那般的荒唐, 或者现在只存在于宗教当中以一种心领神会的方式传承呢?显然不是这样。就原理的角度而言, 唯心主义并非全部都是指物质生于意识, 是意识创造出了物质。而是说意识的出现, 并作用于物质, 意识赋予物质以意义。具体的物质形态是因为有人意识的认识, 才会使得其对人类有意义, 而具体物质形态的名称, 便是人类赋予其意义的一个表现, 如果没有人的存在, 又或者人存在却没有产生意识, 那么物质形态便始终隶属于自然环境, 不会成为人类劳动实践的对象, 其意义, 就远无法与今天我们所谓的物质相提并论了。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 由于唯心主义的不客观性, 使得它很容易被强力的意识所利用, 导致唯心主义认识事物在方向上的不确定性, 以及意识形态化。所以人类历史上, 唯心主义, 总是与阶级关系相结合, 被统治阶级利用, 以达到在精神上的统治目的。可以佐证的史料, 不胜枚举。

时至今日, 当我们已经认识到唯物主义的客观性, 与唯心主义的主观性, 我们又当如何合理运用唯心与唯物这两种思维方式, 为自己在寻找智慧的道路上护航呢?

首先, 我们应当承认, 就本源而言, 当然是物质在先, 意识在后, 是物质决定意识, 而不是意识决定物质。这是显而易见的。在人类产生以前即意识产生以前很久, 物质世界早就存在了。人类的产生, 对于宇宙历史来说, 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正是物质世界的发展变化, 导致人类的产生, 进而导致意识的产生。所以, 先有物质, 后有意识, 是物质决定了意识, 这应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同时, 我们也应当看到, 单纯地强调物质的客观性而忽视意识的能动作用, 也是不正确的。事实上, 对人类而言, 离开了人的意识的所谓纯客观的物质世界, 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所认识的世界, 总是被我们认识了的世界。也就是说, 我们所认识的世界, 一定是打上了我们意识印记的世界。因此, 对于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来说, 并不存在完全脱离人类意识的所谓纯粹的物质。纯粹的物质当然应该存在, 但我们并不知道, 或者至少, 但我们而言没有意义。

更重要的是, 我们认识世界的目的, 是为了改造世界。而要改造世界, 当然离不开人类意识的主观能动性。我们的主观能动性, 不能违背客观规律, 必须遵循物质世界本来的面目, 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同样重要的是, 离开了我们的主观意识, 要改造客观世界也是不可能的。

正确的态度应当是, 既承认物质第一性, 承认物质的决定意义, 又强调意识的能动性, 强调意识对于物质的反作用。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唯物也好, 唯心也罢, 如果仅仅在脑子里进行分析, 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思维的运动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像前文所述, 我们学习哲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 并在实践中, 检验认识。世界的物质第一性毋庸置疑, 人类的劳动实践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唯一手段。因此, 所有的分析, 最终的落脚点都应当落在劳动实践上。

人类的内在意识, 与外化的生命形态都来源于大自然, 即使如前文所讲, 人的意识赋予客观事物以意义, 也必须能够说服人自身, 得到验证, 那么验证的方法就是实践。

实践, 是人们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有意识的活动。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

我们做为高等学校里的辅导员, 必须积极投身于对学生的教育教学的实践中, 将学到的客观规律与自己的主观认识在实践中, 达到统一。

摘要：唯物主义主张物质是世界的本原。但是随着科学方法的产生, 人类开始逐步认识开始有新的认识, 于是, 有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发展、结合, 可以说哲学上的长足发展, 本文通过对唯心和唯物主义的分析, 阐述出自己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观点。

关键词：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实践,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文阁.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现代哲学的基本趋向[J].教学与研究, 2000 (1) .

[2]孙正聿.历史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J].哲学研究, 2007 (03) .

[3]陈先达.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以人为本”[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4 (04) .

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 篇10

关键词：现代设计,后现代设计,设计表现手法

近几年, 艺术设计的手法与元素的运用出现了较大变化, 正逐渐由现代主义设计向后现代主义设计转变。二者之间属于一种相互关联又独立存在的关系, 只有了解了各自产生的背景和特征, 才能更好的选择设计手法。

一、现代主义设计出现的背景与其特征

提及后现代主义设计思潮我们首先要提及工业革命之后兴起的现代主义设计思潮, 现代主义设计中的“现代”本质上可以理解为是区别于后现代主义设计中的“后代”而言的, 而并非指的是当前的意思, 19世纪随着社会的工业化发展以及艺术领域的探索使得现代主义设计飞速发展。当时, 社会对资产阶级自由派奢侈生活方式的抵制和嘲讽当时资产家的低趣味习俗, 为现代主义设计的出现提供了契机, 现代主义设计极力追捧设计产品的功能性, 极简主义风格为其主要特征, 着重彰显其所设计产品的社会工程性, 其内在的实质是对理想主义的一次探索。现代主义者对设计元素运用与表现手法上是主张一种非个人的、能以工业化方式进行批量生产的, 代表当时社会工业化特征的新设计, 现代主义是当时西方社会迷乱的精神生活的写照, 功能主义则是其核心, 其根本原则表现在简单优于复杂, 平淡优于多变, 功能性结构优于盲从时尚。身处工业时代的艺术家们受当时的社会科学与工业步伐的影响, 使当时的设计逐步趋向现代主义, 而现代主义产品的特征也正是受当时社会文化所影响的, 这种影响是不可摆脱的。纵然现在不少的艺术家们都批评现代主义的程序化设计和表现形式上的僵化, 但它毕竟是一个时代的艺术产物, 折射了一个时代的人文思想, 以及人们对美的评判。

现代主义同时也体现了艺术家们以设计自由主义来促使达到整个民族思想上实现自由主义的愿望, 在当时战后经济复苏的情况下, 这种功能性的设计理念显得更加现实和商业化, 迎合了当时的时代需求, 人们对这种“程序化”的美产生了共鸣。其代表是俄国构成主义与荷兰的风格派, 但其中包豪斯对造型形式的贡献远大于他对工业化生产条件下的设计的探索。

二、后现代主义设计出现的背景与其特征

后现代主义首先出现在建筑领域。最早是由美国建筑家罗伯特·文图里提出的。他相信, 现代主义必将会被后现代主义所取代, 现代主义大师们曾经的辉煌变革显然已成为设计领域中新的桎梏。虽然文图里没有明确提出后现代设计法则, 但他对风格混乱、意境模糊、具有隐喻和象征意义的建筑风格大加赞赏, 影响了后现代设计的发展方向。而后设计师们开始更多的关注个体表现的多样化, 与之伴随的便是造型元素界限的模糊与扩大化, 此前很多既定的非造型元素都被作为一种设计理念的载体出现在各种艺术品中。经济全球化和社会文化多元化以及社会各阶层对市场的各异需求近一步瓦解了现代主义的设计风格, 从而后现代设计思潮兴起, 并将艺术设计带入了一个更加自由化的新时代, 设计的功能化相对减弱, 人们更加注重艺术意境是否有冲击性的表现, 它是对现代主义的颠覆与再次设计。后现代设计涉及到音乐、雕刻、美术、服装等各个艺术领域, 其摒弃了现代主义中的整体、协调统一、比例等设计原则, 提倡解构、元素变形、多义化、残缺、反讽等设计手法, 对既定的范畴概念进行反思、批判, 喜欢将元素置于风格迥异的环境中, 视反常为正常, 将原来的原型分解打散进行无规则的拼接挪用;或用矛盾, 隐喻和讽刺的手法来进行设计, 多错乱、空白、悬念戏剧艺术性的表达, 突出冲破束缚标新立异的思想。

后现代思潮中, 较为突出的有六大流派:超越高技术风格、阿基米亚/孟菲斯小组、高技术风格、原型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极少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惊艳的色彩效果、看似无厘头的艺术语言表达引起了一时的轰动。后现代主义戏谑且充满怀疑, 却不否定任何事物, 更不排斥模糊性、复杂性、矛盾性和不一致性, 使设计变化多样丰富多彩。后现代主义对生活的积极参与和显而易见的干预, 使得艺术表现的内涵和外延都更加深远了。但后现代艺术表现形式的复杂性, 使得不少学者对后现代的美学观点存在差异不能统一, 因此后现代表现形式上还有待于继续的谈论研究。同时, 后现代主义试图模糊生活与艺术界限——使艺术“生活化”和片面的刻意强调观念的作用同样给艺术创作带来消极的负面作用。

三、结语

在历史的舞台上, 不同的时代都会出现登高一呼、引领潮流指点江山的名角。无论古典主义、现代主义或是后现代主义, 都用它们特有的艺术语言, 文化内涵征服了属于它们的时代, 满足了当时社会文化对艺术表现的需求, 承载了一个时代艺术家们的梦想。

参考文献

[1]凌继尧、徐恒醇:《艺术设计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

[2]李建盛:《当代设计的艺术文化学阐释》, 河南美术出版社, 2009年。

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 篇11

文/薛涌

我最近写了一系列文章，称香港的大学理念高于内地的某些大学，引起一些网友的激烈反驳。这些反驳，是否正确且另当别论，最成问题的，是其背后精英主义的教育理念，似乎大学就是把天下读书最好的人挑出来，施以最优异的教育，使之成为天之骄子。

这种精英主义的大学教育理念，并非我们独有。法国总理德维尔潘去年曾在法国著名学府国家行政学院对毕业生致辞，强调给每一个人均等机会的社会理想。但是，他的听众构成则是对他的讲话的反证：101位毕业生，没有一个黑人或阿拉伯裔，尽管这两个种族在法国人口中占了十分之一以上。

这是一所绝对精英的学校。从1945年至今，只培养了七千名毕业生，所有学生都要经过最激烈的入学考试竞争。一旦入学，就成为了政府雇员，开始领薪水。该校最早的毕业生，到上世纪60年代末才四十几岁，但至今该校已经培养了两位法国总统和五位总理。法国的顶尖企业、机构和团体，如法国航空公司、法国银行，乃至欧洲中央银行和法国社会党等等，都是由这个学校的毕业生来领导的。要说教养，该校塑造的领导人会让不少美国总统无地自容。

但是，也正是在这些精英的领导下，法国的公共债务达其国民经济总产值的66%，失业率高居不下，社会危机深重。批评者指出，这所学校用严格的考试制度挑选学生，那些有资源为这样的考试进行长期准备的，往往是上层社会的学生。一项2003年的研究指出，该校毕业生的子女，只占法国人口的0.01%，但在2003年的该校毕业生中竟占4.4%，在前30名优等生中占28%.而这些学生毕业后，马上“空降”到一些重要岗位上。所以，一些批评家指出：这所大学给法国社会带来了极大伤害。

相对法国而言，美國哪怕是最精英的大学，也强调各阶层和种族在学校中尽可能均衡的“代表性”，扶助弱势。

香港最近几十年经济表现不俗，已经转化为一个国际一流的金融中心。他们大学里培养的人才，贡献不薄。香港的劳工素质，也是世界上有名的。看来，人家那些打工读完大学的，并非我们想象的那般无能。相反，我们的大学里有些关起门来只管读书的学生，却有高分低能之“誉”。去年著名国际咨询公司McKinsey报告就指出，中国的大学生难以适应跨国公司中高层白领的职务。

现代社会是一个草根式的平民主义社会。只有扎根于草根社会，才能领导社会。象牙塔式的精英教育，可以休矣。

（编辑/杨铁军）

“人文”的含义

文/李北陵

什么是“人文”？想必读过书的人也未必说得清。一次，在绍兴文理学院，作家梁晓声用了六堂课的时间讲这两个字的含义。不少学生觉得惊讶：“我懂啊，就一句话，以人为本。”梁发出一声感叹：“除了以人为本，我们还能告诉别人一些什么呢？”

是啊，除了以人为本，我们还知道“人文”更丰富的内涵吗？

为了解说“人文”，梁讲了一个故事：一次在法国，他跟两个老作家一同坐车去郊区。那天刮着风，不时有雨滴飘落。前面有一辆旅行车，车上坐着两个漂亮的法国女孩，不停地从后窗看他们的车。前车车轮碾起的尘土扑向他们的车窗，加上雨滴，车窗被弄得很脏。他们的车想超过，但路很窄。他问司机：“能超吗？”司机说：“在这样的路上超车是不礼貌的。”正说着，前面的车停了下来，下来一位先生，先对后车的司机说了点什么，然后让自己的车靠边，让他们先过。梁问司机：“他刚才跟你说什么了？”司机转述了他的话：“一路上，我们的车始终在前面，这不公平！车上还有我的两个女儿，我不能让她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梁晓声说，就这句话，让他羞愧了好几天。

这让我想起在澳大利亚的侄儿讲过的另一个故事：周末，侄子随一位在澳大利亚土生土长的华人去悉尼周边海域捕捞鱼虾。每撒下一网，总有收获，可每次网拉上来后，那位华人总要挑拣一番，将其中的大部分鱼虾扔回大海。侄儿不解：“好不容易打上来，为啥扔回去？”那华人平静地答到：“在澳大利亚，每个出海捕捞鱼虾的公民都知道，只有符合国家规定尺寸的鱼虾才可以捕捞。”我侄儿道：“远在公海，谁也管不着你啊。”那华人淡淡一笑：“呆久了你就会知道，在澳大利亚，不是什么都非要别人来提醒、督促的。”

两则故事，大体告诉了我们什么是“人文”。“人文”其实并不晦涩，在我看来，它的实质就是一种根植于内心的素养，一种无须他人提醒的自觉，一种以承认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一种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人文”在哪里？如梁所言：在高层面，它关乎一个国家的公平，正义；在朴素的层面，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就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就在人性的内涵中，就在我们的心灵深处。

言及此，我想起了那句名言：“文化可以立国。”我想，为了国家更发达、社会更和谐，为了我们更自在、更快乐，补经济课、科技课、法律意识课都没错，但我们现在最需要补上的还是文化这一课、“人文”这一课。

“新自由主义”与中国改革 篇12

一、中国改革如何批判地借鉴新自由主义

1978年, 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也正是在此时,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主张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广泛推行。西方国家的普遍性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一度达到崩溃边缘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不恰当地干预太多所造成的。随着发达国家普遍出现滞胀的局面, 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有了充分的暴露, 这时, 人们回过头来审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 里根总统在美国, 撒切尔首相在英国相继执掌政权, 他们极力推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并全力诉诸实践, 全力推行私有化, 削减社会福利, 放松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 这些政策使美英两国经济得到了强劲的增长。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失效的背景下, 新自由主义的复归给西方带来了繁荣[3]。

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经济指标完全是计划和预算的产物, 思想也在集权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僵化到极点。“自由、民主、市场”离中国实在太遥远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中国在寻找世界的声音, 而新自由主义的很多经济主张必然适用于这样一个远远脱轨的中国社会。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借鉴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很多成功的经验, 这些改革思想主要有:

1.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合理内核。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 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 引入价格机制和竞争法则, 使经济能够在“看不见的手”的规则下有秩序地运行, 这是遵守了规律性的法则, 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毋庸置疑, 中国能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下, 吸收其最合理的内核, 迈出符合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改革步伐, 俨然是一种进步, 是摆脱长期思想禁锢的一种解放。

2. 关于尊重人权和人的自由发展的主张。

人权和人的自由发展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然而,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作为高举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国度, 却忽视了人的自由发展和对人权的尊重。只讲求奉献和牺牲精神不是社会主义, 无言论自由和思想禁锢更不是社会主义。个人的自由发展和国家、集体利益是息息相关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不断融入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中对人和自由的关注, 强调社会和谐、个人价值和个人权利和机会平等的统一。

3. 加强法制和政府行为纳入法制轨道的观点。

法制和市场经济是一对孪生兄弟。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是一个人治的社会, 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指令和计划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需要机制和法律的保障, 政府的行为、企业的运行都需要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监管。因此建立法制社会, 不断规范立法权、不断出台完善各项法规, 加强执法力度都成为中国当前改革的重要方面。

然而, 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新自由主义发展步入新的阶段, 新问题的出现和新思想的冲击必然要求中国政府保持更加清醒的头脑。任何一个思潮都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 又有一定的适应性。那么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孕育成长的新自由主义又如何能够毫不思考地拿来呢?因此, 在更多方面, 中国改革是批判地借鉴新自由主义的主张, 主要包括:

4. 完全市场化。

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带有强烈的极端主义色彩的, 即他们极力推崇市场机制, 把市场机制看做是十全十美的, 是唯一能够高效率地调节经济活动的机制, 完全否定市场机制本身在调节经济活动时具有的局限性和缺陷, 这样的认识就走向了极端, 他们把国家干预看做是造成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的观点也是片面的[4]。因此, 问题的实质不是要不要国家干预, 而是国家如何进行干预, 以及国家的干预如何把握好一个度。中国经济运行机制改革的创新就在于实现了两个结合:一是把市场经济规律与社会主义原则结合起来;二是把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结合起来。中国遵循市场化改革的路径, 在经济运行机制改革中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模式, 这就是建立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中国选择的这一改革路径与新自由主义的主张相比较, 更科学, 更全面地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也更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

5. 完全私有化。

新自由主义极力主张私有制, 也极力反对公有制, 他们把公有制看做是产生独裁的根源, 认为公有制不能有效地提高经济效率。逻辑推理是这样的, 私有制能够给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 可以使企业主在不受任何束缚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其积极性, 只有实行私有制才能真正做到产权清晰, 从而使经济发展具有最充分的动力。那么公有制又如何不能够做到产权明晰, 如何不能够给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呢?可以说整个推理过程是不严密的。经济效率不是单单跟所有制挂钩的, 整个经济的运行机制, 企业的管理方式都会影响效率。其二, 私有制具有最充分的动力是因为财产私有与财产利益和直接收入直接相关。然而, 随着小私有制经济逐渐为股份制所代替, 这种私有与财产利益的直接相关性在减弱, 委托代理关系普遍存在, 那么私有制的直接动力性越来越不明显了, 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已经不再成为衡量效率的重要标准。其三, 即使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都要私有化的。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概念的提出, 为公有制提供了理论支持。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 很多产业更加需要国家的参与才能够保证其正常的发展, 如基础设施的建设、环境保护、医疗、教育、卫生、能源产业等, 既要弥补市场失灵, 也要保证国家和社会持续发展。因此, 国有或公有制与私有制有共同存在的必要。

中国的产权结构改革是遵循以下的基本思路展开的:一是对产权结构的改革, 由原来的单一公有制结构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这一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二是对公有制经济本身的改革, 把原来计划经济下的公有制经济改革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有制经济, 这一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对国有经济的改革。中国的产权结构改革选择的路径突出了这样一个基本特点, 即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这一特点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要求[5]。

二、面临改革攻坚和国际新形势, 中国如何对待新自由主义

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相信这种成功和进步是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 那么在改革过程中, 我们批判地借鉴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也是客观存在的。目前, 中国步入后改革开放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阶段, 新一轮改革的号角已经响起, 在改革攻坚的关键时刻, 人们难免会反思。成绩的背后必然会有很多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又在哪里呢?是不是当难题难以诠释的时候, 我们就会自然地推向另一个极端, 全面否定改革呢?当然不是!那么是否又会将所有的错归咎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呢?当然也不是。面对新自由主义思潮, 我们应当客观, 更应当警觉。

客观地对待新自由主义首先弄清两点:一是我们要客观地看中国当前改革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实际情况。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容阻挡, 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成为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国际上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影响参与世界竞争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本国经济高速发展, 世界制造业中心地位不断巩固, 加入WTO并不断开放中国市场, 而本国改革也面临着诸如能源短缺、贫富差距加大、国有资产流失等诸多问题[6]。二是客观地看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的目的。当前新自由主义思潮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经济, 赢取国家利益而纵然发起的一股思潮, 它不是救世主和慈善家, 背后是国家之间的利益之争。“如果富国推荐给贫国的政策和制度 (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 不是他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时所使用的, 那么这是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只能得出结论:富国试图踢掉使他们, 爬到顶端的梯子。”[7]西方发达国家增长的路径发生了变化, 科技产品寿命周期的缩短、成本最小化和国内市场需求能力的饱和都需要将供应链条拉长到国外;面临经济危机, 发达国家势必会转嫁波动和危机给发展中国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承受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是无法相提并论的。面对强势经济的攻击, 逃避不是办法, 而不假思索地接受诸如华盛顿共识的主张, 必然会像拉美那样步入贫困化增长、俄罗斯休克后倒退、东南亚危机四伏[8]。

(上接7页) 的冲击, 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当前存在的诸多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应当依然坚持批判地借鉴的态度, 吸收“新自由主义”的合理内核的同时, 形成有中国特色的, 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改革模式。任何经济政策的制订, 第一应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第二应当从实际出发, 第三应当从问题出发。中国加入WTO谈判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中国加入WTO承诺表充分考虑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状和中国各个产业的承受能力。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步伐在不断加快, 但是任何自由的背后都应当以一定的保护作为前提的。对于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 面临西方各国强压, 中国政府能够保持渐进稳健的原则, 充分考虑本国的实际情况, 对金融自由化持谨慎态度, 保留国家对金融强有力的监管和调控能力, 以维护国家的经济独立和经济安全。然而, 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社保体制改革的市场化步伐过快, 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这些有关社会稳定的福利体制改革走过头, 必然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公平机会的获得, 因此我认为, 这已成为中国改革继续深入的关键。产权制度改革要走下去, 私人领域内国有企业退出仍应当继续, 大型国有企业更多从企业运行机制上下工夫, 不能认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化, 现代企业制度就会带来国有资产流失, 加强国有资产转移的评估和监管更为重要。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 中国强劲的增长客观上肯定了中国的批判地借鉴“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 我们应当坚定信心, 继续向前进。

新自由主义是不是金子, 要看拾起它的人如何使用它。

摘要：世界经济依然笼罩在由美国发起的席卷全球的经济衰退中。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临时, 人们将危机的根源归咎于金融市场的过渡开放和自由以及政府监管失效, 甚至反思“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的适用性。然而, 中国却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态势, 人们难免会重新审视这个特殊经济体制的国家是如何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动力和希望。主要阐述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如何批判地借鉴西方新自由主义政策, 以及分析中国的改革模式的利弊。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中国改革,全球化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评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2]顾钰民.新自由主义与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J].当代经济研究, 2002, (6) .

[3]杨玲.新自由主义:救世良方抑或危机陷阱[J].云南社会科学, 2005, (4) .

[4]段忠桥.当代国外社会思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5]仲伟志.中国改革交锋录[N].经济观察报, 2005-10-10.

[6]程恩富, 黄允成.11位知名学者批评张五常[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3.

[7]张夏准, 王晓蓉, 译.踢掉梯子:资本主义经济史和智力史如何由于对新自由主义的辩护而被改写[Z].后我向思维经济学评论,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