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契约精神

民族主义与契约精神（共4篇）

民族主义与契约精神 篇1

摘要：将少数民族法律文化融入到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中不仅是对民族传统优秀法律文化的传承, 更可以使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本文从对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现状、问题、原因的分析入手, 紧接着对少数民族法律文化进行论述, 继而对如何在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中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优秀法律文化的作用进行探索性思考。

关键词：法治观念,契约精神,少数民族法律文化,民族地区大学生

一、引言

少数民族法律文化是少数民族人民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共同生活所形成的行为准则, 对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矛盾纠纷, 维护当地治安秩序起着重要的作用。对待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不应简单的“一刀切”, 而应采取扬弃的态度。民族地区大学生是民族地区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 其法律素养直接关系到民族地区的法治化建设。如何有效提高民族地区大学生的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意义重大。对少数民族法律文化进行研究, 充分挖掘其与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相契合的合理成分, 引入到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的教育中来, 不失为对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教育方式改革的积极探索。

二、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概况

( 一) 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现状

为深入了解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现状, 笔者选取了四川民族学院中的部分少数民族同学做了一次问卷调查, 分别从知法、守法、用法和法律评价角度进行调研。对此次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 做如下总结: 第一, 民族地区大学生的整体法律认知水平较高, 但权力、义务意识相对不高。以下一组数据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充分反映, 78% 的被调查者认为《宪法》是我国效力最高的法律, 但是17% 的被调查者对《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了解很少, 3% 的人根本不了解, 74% 的人只了解一些, 只有6% 的被调查者非常熟悉。第二, 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守法意识总体较好, 但也存在个别人守法意识淡薄的问题。如, 在亲人犯法时, 81% 的被调查者选择劝其投案自首, 9% 的人选择举报, 但6% 的人选择了替亲友隐瞒, 4% 的人选择了听之任之。第三, 法律运用能力不强, 存在厌诉情绪, 受民族传统文化影响较深。根据笔者调研发现, 受调查者在遇到法律纠纷时, 只有12% 的人选择诉讼的方式解决问题, 2% 的人选择了仲裁, 44% 的人选择了协商, 但高达42% 的人选择了调解。这个数据充分说明了民族地区大学生运用法律的能力较弱, 不喜诉讼, 但更说明了民族法律文化对其影响之大。由于此次被调查者都是藏族, 调解是藏族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 适用范围广, 接受程度高, 故而解决法律纠纷时选择调解的藏族学生者高达42% 。第四, 多数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我国现行法律的评价比较积极。如问到对我国司法机关的态度时, 12% 的被调查者选择充分信任, 65%的人了选择比较信任。

( 二) 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现状、问题及原因

民族高校是民族地区大学生接受法制教育的主阵地, 四川民族学院位于康巴藏区, 是为西南民族地区培养人才的重要民族院校, 笔者就以该校为视角对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现状、问题及原因做探索性分析。

四川民族学院设有法学专业, 本文所探讨的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教育具有普适性, 故将研究范围锁定为非法学专业。该校进行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的方式主要为以下两种: 第一, 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为载体, 进行法治观念的课堂教育, 这也是该校对学生进行法治观念教育的最主要的方式。该校除了法学专业之外的所有专业的学生都在第一学年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 周学时为3, 学分为2, 同学在期末时统一接受考试。第二, 以学生组织为载体, 开展与法律相关的学生活动。随着该校“依法治校”观念的深入, 法制类学生活动较之前有较大发展。目前, 全校性的法律类活动主要有法律知识竞赛、模拟司法考试、3. 15 法制宣传、宪法日法制宣传等。同时, 该校非常注重对校规校纪的宣传和学习, 虽然校规校纪教育不属于法制教育的内容, 但是校规校纪中的部分内容是与法律相关的, 故校规校纪教育有助于推进法制教育, 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守法意识。

该校现行的法治观念与契约精神教育方式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法治观念的形成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但也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法律类内容空泛, 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由于法律门类众多, 内容十分广博, 在授课中知识的选取应是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 如《宪法》、《劳动合同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宗教法规政策等。第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授课方式单一, 教育形式和方法有待改进。该课程授课方式以老师讲授为主, 方式相对单一, 加之法律知识内容繁多, 部分知识较抽象, 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 单纯的讲授使学生的知识接收程度并不高, 也不能很好的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的积极性。第三, 法制教育没有对少数民族同学和非少数民族同学做出区分。少数民族同学与非少数民族同学在教育基础、生活环境、就业去向等方面是不同的, 进行法制教育时不区分对象, 不仅容易造成少数民族同学学习法律存在一定难度的问题, 还可能会使学习的法律知识与将来民族地区的工作环境不相适应。第四, 学生组织开展的法制类活动形式较单一, 影响力有待提升。目前开展的法制类学生活动形式不多, 少数民族同学的参与面较窄, 法制教育的效果并不显著。[1]

针对以上问题, 分析其原因主要为: 第一, 高校层面对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重视程度有待提高。高校对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不能保证充足的师资、物力、财力的投入, 就易导致《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形式单一, 实践教学难以实施, 教学改革难以推进, 同时也会使法律类的学生活动受到经费、场地等因素的制约, 较难提高活动质量。第二, 对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不够重视。就以四川民族学院中的藏族同学为例, 他们受藏族习惯法影响深远。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 藏族形成了独特而影响深远的法律文化, 应充分挖掘这些法律文化中合理的部分, 并运用到对藏族同学的法制教育中来, 必然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2]

三、少数民族法律文化概述

少数民族法律文化是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生活中实践、总结和传承下来的一种较稳定的与法律规制相关的制度、习俗、观念、机构等的总称。我国少数民族众多, 他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法律文化内容丰富, 是我国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形式主要有成文形式和不成文形式两种。其中, 成文形式的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主要在成文法典中体现, 既包括中央政权为维护在民族地区的统治而颁布的法典, 如云梦秦简中的《属邦律》, 是我国较早的一部中央王朝针对少数民族人民制定的法律; 也包括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或组织颁布的规章制度, 如吐蕃王朝颁布的《狩猎伤人赔偿律》、《纵犬伤人赔偿律》和《盗窃追偿律》等。不成文形式的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以口口相传的形式传承, 在各少数民族地区民间流传的故事、神话、谚语、歌谣中均有所涉及。如在康巴藏区就流传着众多包含藏族法律文化的谚语, “适合破绽大小的补巴, 符合罪恶轻重的刑罚”, 这则谚语就包含了康巴藏区人民罪刑相适应的法律思想, “漂亮与否在人群中分辨, 有无道理在法律前衡量”, 这则谚语就是康区人民对法律信仰的体现。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在传承与发展中也形成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 区域性。我国少数民族众多, 同一少数民族多是以聚居的方式生活在特定的区域, 由于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不同, 就形成各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区域性的特征。第二, 融合性。各民族法律文化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 不同程度的会受到非本民族法律文化的影响。第三, 多样性。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渊源具有多样性, 既包括本民族的风俗、惯例、禁忌, 也包括中央王朝和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制定的法律法规。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传承方式也具有多样性, 既以文字法典的方式传承, 也以谚语、歌谣、民间故事等方式口口相传。[3]

四、对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中发挥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作用的思考

少数民族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引入到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中, 不仅有利于提高民族地区大学生的法律素养, 还有利于增强他们对国家法的认同感, 促进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同时, 将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引入到民族地区大学生法制教育中对促进民族优秀法律文化传承的作用也不能忽视。[4]

对如何使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在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与契约精神教育中发挥积极作用, 笔者进行了如下探索性的思考: 第一, 学校及教师应正确看待少数民族法律文化, 重视其在民族地区大学生法制教育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学校及教师在对待少数民族法律文化时应是积极客观的, 而不应是一味的否定。对于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中与国家法相契合的部分予以积极的肯定, 以增强民族地区大学生对国家法的认同感。对于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中不合理的部分, 应在循序渐进的法制教育中使民族地区大学生自觉认识到其不合理性, 从而树立正确的法制观。第二, 将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内容适度的引入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堂教学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民族地区大学生在校园接受法制教育的主要形式, 将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中合理的部分, 以案例、讨论、观摩庭审等方式适当的贯穿于该门课程当中, 提高民族地区大学生学习国家法的积极性和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必然会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法制教育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第三, 开设全校性的关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选修课, 丰富学生知法、懂法、用法的途径。通过选修课的方式使民族地区大学生对少数民族法律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和客观的评价, 增强自身的法治观念。

五、结语

将少数民族法律文化融入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中, 实现对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扬弃, 不仅有利于民族地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 促进民族地区法治建设, 更有利于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传承。

参考文献

[1]汪嫣琼.青海高校大学生法律意识教育问题研究[D].青海大学, 2014.24.

[2]孙耀胜, 崔宇晨.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法律意识教育探析[J].改革与开放, 2015.

[3]刘毅.少数民族法律文化视域下民族高校大学生法制观教育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 2015.15.

[4]南杰, 隆英强.论法文化视域下藏族传统法律文化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与地位[J].当代法学 (双月刊) , 2010.2.

民族主义与契约精神 篇2

作者：郭奕明、吴东辉

一、公认会计准则的不完备特性与会计政策选择、

在契约理论的框架下，企业可视为一个法律虚构(alegalfiction)，其功能是作为企业的各方参与者，如股东、经理、债权人、雇员与政府机构等之间的一组复杂契约关系的连接点(JensenandMeckling，1976;AlchianandDemsetz，1972)。在企业这个契约连接点中，企业的各方参与者，按所订立的各种契约来取得其于企业中分配现金流量与其他资源的权利。瓦茨与齐默尔曼(WattsandZimmeman，1976，CH・8)认为，财务会计的一个重要功能即在于为企业中的各类契约的订立与执行提供相应的数据，以界定契约关系。然而，在企业之中，经理拥有“自然控制权”，这其中也包括了对企业会计信息系统的控制与操作。那么，在自利意识的驱使下，经理可能有意或无意地操纵会计数字，以使各种契约关系的实际执行出现有利于己的结果。这种对会计信息系统的操纵如果恶化到一定程度，则企业的其他参与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有可能被迫采取“逆向选择”的策略避免成为这些契约关系的当事人。这样，企业的事实上将对以成立。因此，由于契约对会计信息的利用，会计信息的生产必须通过一定的制约机制进行，通过这样的制约机制使得经理无法完全实现对会计信息生产上的任意操纵。

对会计信息生产的一种制约方法是在企业成立之时，企业的各参与者即制定出一份契约，对有关会计数字的计算程序与方法作出约定，通过这样的约定对经理操纵会计信息系统的能力加以限制。这样，有关会计程序与方法的约定理应成为企业中各种契约的一个重要组成。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企业的有关契约中均未包括这一方面的内容。谢德仁认为，公认会计准则实际上就是一种对会计程序与方法作出约定的契约，其对经理操纵会计信息系统的限定作用同私人契约并无太大区别，无非这份契约是由政府或其授权机构制定的而不再由企业的各个参与者自行制定。因而，犹如公司法等适用于所有企业的社会“通用契约”(张维迎，)，公认会计准则的存在，使得经理在会计信息的生产上“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同时，企业的各参与者可以根据公认会计准则来理解会计数字在契约中所表示的经济含义，并据此订立各类契约，以取得其于企业这一契约连接点中分配现金流量等资源的权利。然而，在契约订立的事后，经理仍有可能采取机会主主行为，即经理不按事前的约定以公认会计准则来提供会计信息，这使得原先的契约关系失去实质意义。为了防止这一现象的出现，可以聘请独立于企业经理人员的注册会计师对经理向外部提供的会计数据进行审计，以验证这些会计信息的.生产是否符合公认会计准则。审计的这种监督作用可用于审计报告中注册会计师对审计意见的表述得以体现。例如，注册会计师表明其对企业对外提供的会计数据的认可时，会在审计报告中明确地陈述：

……我们认为上述财务报表符合公认会计准则，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贵公司19××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19××年度的经营成果以及19××年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如上所述，为了防范企业的经理对会计数据生产上的任意操纵，会计信息的生产是在一定的制约机制下进行的，这些制约机制主要包括了在事前约定经理应按公认会计准则来提供会计信息以及事后注册会计师对会计信息的生产是否符合公认会计准则的审计。然而，正如哈特(Hart，1995)所归纳的，契约总是有着不完备的特性。对于公认会计准则来说，准则的制定机构不可能在针对每一类经济事项的具体情况给出相应的会计处理程序与方法，这是因为经济环境复杂的且不好预测，准则的制定者很难将所有可能发生的经济事项都事先考虑周全并规定出相应的会计处理方法;即使假设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准则也将变得庞大无比以至无法为人们所理解与使用;最后，虑及这种“完全”准则在制定上的成本之高可能令人无法接受，因此，公认会计准则只能是一种不完全的契约，它所能做的仅是为人们在订立有关契约时所需的会计信息提供一个大致的估计，在企业成立之后，企业的经理在会计处理程序与方法的选择上必然拥有一定的剩余控制权

民族主义与契约精神 篇3

人有时候是非常健忘的，甚至是集体健忘。记得20世纪90年代末中石油想在A股上市，但遭遇普遍反对，理由是当时的市场容量容纳不下这艘巨型航空母舰，最后只能选择2000年在香港上市。2006年与2007年责怪当年贱卖金融资产的人，2008年似乎销声匿迹了，如果不是早些年利用资本市场将我们主要的银企上市进行股份制改造，或许今天中国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力量会减弱许多。

三五年对一个人来说时间长久，对人类历史的进程来说却是短短一瞬。但也许就是三五年的时间，却有可能让我们遗忘今天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因素，并使之变成金融史的遗迹。我猜想，不需要太久，今天众多人视为“洪水猛兽”的，对中国资本市场影响巨大的“大小非”，也将成为我们的记忆，甚至鲜有人再提起。

“大小非”一直是悬在中国股民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在我从业的17年时间里这种“胁迫”的力量从来没有消散过，终于在2005年底有了突破。其实解决此类问题最好的机会就是在熊市末期，1994年、1996年、1999年、2005年（包括2008年底至今）都是好的机会，只是让人觉得有些遗憾的是，2005年我们在解决此问题时没有一步到位——对价后即刻全流通。

不过，今天的结果也像是2005年底在平等、自愿、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宽容的原则上大家共同拟定的一种契约，一种解决问题之道，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遵守。希望古老民族的传统中能绽放新的生命力 ——契约精神与法制文明共存亡、同兴衰。

今天，有些人希望股改在2005年底的基础上有所修改，甚至推倒重来。从个人的利益来说，如此可能短期对我有莫大的益处；不过就公正性而言，虽然行政领域程序正义的长期匮乏构成了文明前进路径上的羁绊性力量，但除非在契约约定的过程中我们能证明程序正义有问题，否则， 我们应该遵守当初的契约与约定。当然，对“大小非”这件事的反思也提醒我们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必经之路，政府坚持程序正义比坚持实体正义更加重要。

就投资者而言，2005年以及之后的市场参与者其实都知道这个关于股改的契约与约定。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在进行股票买卖时，不管是2006年、2007年牛市的时候还是2008年熊市阶段，供给关系的变化趋势都应该是估值与决策依据的一部分。如果有影响，应该是早在2005年年底开始就有影响，股市大起大落，“大小非”是一个原因，但绝对不是根本原因。如果不能更快解决“大小非”问题，至少希望按照2005年年底制定的大政方针和时间表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不动摇。

契约精神与税收策划的合理界限 篇4

税收策划涉及到国家的税收利益、征管机关的职能行使和纳税主体的税收权益等多方利益和法律关系, 因此受到了各国理论界及实务界的长期关注, 其研究角度遍及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和实务技术等。现阶段比较一致的观点是, 税收策划与节税具有相同的本质属性, 即符合税法宗旨和政策意图, 并且被各国税收法律制度所鼓励或提倡。随着我国税法规范的日益多元化、境外企业的大规模进驻、企业竞争步调的越发加快, 导致税收策划成为国内企业不可或缺但又经常异化的经济行为。但遗憾的是, 我国无论是税收立法还是学理研究都未能及时体现自我修正的精神, 作为对上述社会事实的回应, 在资源相对稀缺和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 税收策划越来越跨越私法自治下契约精神的疆域, 异化成了各种各样的税收违法行为, 并无视构建在自由、诚信、平等、法治基础上的社会秩序。为此, 若还是局限在制度层面上的注释甚至创新, 以及实务操作方面的改进乃至完善, 而不能摆脱经验主义的束缚, 我国的税法学还是难以真正迈向回应型法。故而我国应当对税收策划进行多维度识别, 从而为规范不正当的税收策划行为提供理论基础, 借鉴西方以契约论为源起的税收理论中的契约精神, 来进一步修正税收策划, 从对契约精神的尊重与实现出发, 找出税收策划的自由与限制的边界, 不失为一种研究上的创新。

一、契约精神与税收策划之间的共同基础

现代契约精神是强调在正义、自由、平等和法治的基础上构建一种秩序, 在这种秩序下强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正当的税收策划及其规制的过程体现应该是现代契约精神中的那种在自由、平等和法治下有序、互利的价值追求。

1、正义。

正义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首要价值, 契约精神中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契约平等、有序竞争等均起源于正义。税法对税收策划的认可和规制最终也受到正义价值目标的约束。

2、自由。

自由是人们的基本要求, 也是实现法律正义的首要途径。契约精神中含有自由的精神, 表达了人们对自由的一种向往。自由在税收策划中则是源于私法赋予人们的对交易形式的自由选择, 是私法意思自治的体现, 税收法律制度界定了纳税人的选择区域, 在此区域内的税收策划受到法律的保护。

3、平等。

平等作为正义的另一种途径, 虽然已经很古老但永远都有新意。契约精神中含有平等的内容。税收策划中的平等则体现在纳税人都有权利通过对经济活动中法律形式的选择来减轻自己的税收负担。

4、秩序。

法律保障下的和谐、有序是人类生存的前提, 秩序也是自由和正义的基础, 也是契约精神中含有的内容。税法维护的是国家有关税收征纳关系的秩序, 税收策划当然要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并应遵守税法所建立的秩序。

二、税收策划活动中契约精神的体现

首先, 人们作为财富所有者, 有权对自己财富进行选择是否将一部分财富投资给政府, 由政府用这笔钱来提供公共物品。人们自愿将财富交给政府, 他们就履行了纳税的义务, 而且出于对公共支出的需要和保护公共利益的考虑, 法律也不会允许人们随意撤回自己已经纳税的财富。这其中体现了契约精神的平等、自由、有序和互利的诸多内容。

其次, 纳税人与政府签订契约后, 就应该在契约约束下进行经济活动, 而不应该超出契约范围进行违反契约规定的活动。但另一方面, 根据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每个公民都有将履约成本降到最低的冲动, 而税收策划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途径。

第三, 纳税人用合法手段减轻税负, 促成了其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动态平衡, 又由于税收策划是一种私权的合法行使, 因此不会损害其他纳税人的利益, 进而体现了契约精神中自由、平等、法治之下的有序与互利。

三、税收策划中契约精神的异化

需要说明的是现代契约精神并非没有限制, 如果过度追求无限制的契约精神会走向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极端, 是一种无政府主义, 此时, 税收策划也会偏离正规, 异化为避税、逃税等违法行为;如果过分的限制契约精神又会走向极权主义的极端, 是对纳税主体的私权的正当行使的超越。因此, 在分析了税收策划中蕴含契约精神后, 应该进一步寻求两者的边界, 即是寻求税收策划的正当与异化的边界。

在现实中, 许多纳税人由于追求资源使用效率最大化, 加上自身的有限理性的限制以及税法的不完备性, 在进行税收策划时往往偏离了理性, 滥用了契约精神中自由的含义。具体来说, 异化在行为要件上包含两个要素, 一是税收策划中存在异常或不相当的法律形式, 二是欠缺经济上的合理理由。异化在效果要件上也有两层含义, 一是纳税人通过异常的经济行为的法律形式达到了与正常的法律形式相同的效果, 二是虽实现了减轻或排除税负的效果, 但对国家税收构成了侵害。产生这些异化的原因主要有, 一是纳税人是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 二是税法的不完备性, 三是各国税制的现实差异。

四、税收策划与契约精神的合理定位

税收策划中契约精神的异化不仅使税收策划丧失了正当性, 而且使契约精神的价值目标和功能遭到了践踏。因此, 对税收策划和契约精神进行合理定位并进而使税收策划恢复正当性是非常必要的。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税收策划中契约自由的底线是税法边界。但由于税法边界并非非常明确的, 而是存在很多的模糊区域, 这是由法律的不完备性造成的。当税法出现空白、模糊或者出现与民法等法规冲突时, 会导致税收法定原则和公平原则的冲突, 此时, 税法作为保护纳税人权利的法律要将纳税人的利益放在首位, 坚持税收法定原则, 保护纳税人的财产自由不受国家及其行政机关的侵犯, 纳税人在私法上有效的行为也不能轻易被税法否认。

通过对滥用契约自由、妨碍税收公平正义的税收策划进行否定性评价虽然维护了税法的实质正义的目标,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在立法上进行否定性评价。对变异为逃税的税收策划可以直接采用与税法相关的规定予以规制, 棘手的是对变异为避税的税收策划如何处理, 考察各国立法主要有两种选择。一是一般性的否认规则, 当有滥用的情况发生时, 依据与经济事件相当的法律形式, 成立租税请求权。二是特别性否认规则。一般性规则是通过一个总结性的法律条款对各种避税行为进行否定, 这类规则一般针对纳税主体的意图或行为结果, 看其是否违反一般商业常规。特别性否认规则是针对具有共同特征的避税行为进行否定, 这样虽然不会累及合法的税收策划, 且不会损及税法的安定性, 但对创新性的避税行为则无能为力。目前, 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是一般性否定规则来解决避税问题, 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 2007年3月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正式将一般性否定规则引入我国, 这样, 我国的反避税体系已经相对较为完整, 由一般性否定和特别性否定规则构成。

五、结语

契约理论历史悠久, 演进到现在形成了以平等、自由、合意、有序、互利为核心的现代契约精神。剖析税收策划深层次的价值理念可以在理论上很好地解决税收策划的“弱理论性”问题。税收策划作为纳税主体利用其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私权追求可税性收益最大化的经济活动, 其方式复杂, 实施的领域、范围和影响都不尽相同, 用税法作为判断税收策划中契约自由合法性与否的边界, 通过税收法定和实质课税原则将税收策划中异化的契约精神回归理性, 并进一步在税收立法上予以回应, 这对于契约精神及税法的公平与正义的实现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摘要：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 契约精神所倡导的自由、尚法、平等、正义等原则越来越被学术界重视, 并且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理论研究。在市场经济下, 税收策划是一种以增加纳税主体可税性收益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安排, 税收作为我国宏观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应具有尚法、公平、信用的契约精神与原则, 换句话说, 契约精神是衡量一国税收文明化的道德标准。

关键词：契约精神,税收策划,公共物品

参考文献

[1]、陈玄.不完全契约理论下的税收理念分析[J].地方财政研究, 2009, (06)

[2]、张磊.基于契约理论视角下的企业税收筹划研究——以企业与税收当局的博弈为例[J].山东商业会计, 2007, (04)

[3]、刘淼.契约精神与税收筹划的合理界限[J].河北法学, 2008, (12)

[4]、陈玄, 王建超.我国税收征管中契约精神的构建[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 2008, (01)

[5]、朱秋明.大力倡导税收征管文化[J].辽宁财税, 2001, (08)

[6]、董智勇.契约精神[J].四川文学, 2008, (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