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思想

民族主义思想（精选12篇）

民族主义思想 篇1

一、理想主义思想

理想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 “由于在西方最早提出了一整套彻底改造现实政治生活的主张, 柏拉图被称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第一位理想主义者。”频繁的战争、巨大的危害、以及贵族垄断外交带来的诸多弊端, 共同促进了国际政治研究的深入。一战后, 均势政治的失败更让人们将防止战争、维持和平的希望转向理想主义。

伍德罗·威尔逊凭借“十四点原则”, 成为了理想主义国关理论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伍德罗利用理想主义思想为美国政策服务。但是学理上的理想主义理论内容上远不止这样贫乏。

理想主义的思想核心是:人性善或者可以变善;战争可以避免;应建立集体安全以维护和平;国家利益可以协调一致。这些思想体现一种结果意识而缺乏过程性, 即理想主义关照的不是现在是什么样的, 而是应该怎么样。

从里一个角度看, 以威尔逊为代表的政治家们运用理想主义思想, 为一战后的世界格局设定了一套注重宏观指导, 试图为各民族国家的行为设定道德规范, 来达到消除战争、世界永久和平目的措施体系。

二、理想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思想的对比

现实主义者认为, 国家自私是人性自私本性的合理延伸, 本身无善恶之分, 为国家利益而增加权力是正义的、可取的政治道德。

现实主义思想显然缺乏理想主义的宏观性。权力政治的本质是在高级政治层面对相对收益的重视, 这种重视极易转向对独立个体的关注, 而不是对于整个国际体系的管控。韦伯认为“和平不过是冲突性质的改变”。卡尔突出的是权力政治思想、国家利益冲突、国际法国际组织作用的有限。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所体现的, 是对自身利益、权力的重要性、安全问题的极度重视。这些方面都是对于个体的关照, 而不是整体层面上的管控。这是两种思想的本质差异。现实主义思想的理想状态是每一个个体都无限强大, 相互威慑而达到均势下的和平。现实主义思想是以暴抑暴的延伸。

两种思想都出于对无政府状态的应对。理想主义思想寻求在树立中期愿景后, 集体采取行动一劳永逸地实现和平;现实主义思想立足现实, 从人性本质出发, 寻求通过权力政治获取利益, 加强自身实力, 通过自保基础上的威慑来实现均势和平。

三、交通模型的引入

这一模型中有道路、车辆、车辆的安全性、交通规则、交通秩序管理者、交通警察等6个概念, 对应国际体系、主权国家、国家安全、国际制度、世界权威、监督管理机构。国际体系即车辆行驶的道路;各主权国家即大小车辆;国家安全即车辆的安全性;交通规则是国际体系行为方式;交通秩序管理者是维持国际秩序的权威。因为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 交通规则缺失;监管机构是执法机构, 它存在但是管控力不足。

模型描述为:车辆在行驶过程中, 安全 (国家安全) 为最低目标, 道路中所有车辆均安全 (世界和平) 为理想状态。模型中车辆获取安全有两种方式:第一, 所有车辆均遵守交通法规, 所有车辆均可获得安全。但弊端是道路的通行量有限, 安全的获取影响了一些国家的效率。遵守规则可能增加一些车辆行驶时间, 导致利益损害。由于没有一个权威来维持秩序, 因此安全性能好的车辆很可能为了自身的通行 (获取国家利益) 去碰撞性能差的车辆, 提前通行以获取更大收益。从而造成交通事故, 结果是安全性能差的车辆车毁人亡。第二, 所有的车辆均成为安全性能好的车辆, 至少是碰撞过程中能给别的车辆以严重损伤。所有车辆安全性能的提升, 使得所有车辆都承受不起交通事故的后果, 从而被迫牺牲效率以换取安全。

通过模型,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从不同角度给出了答案。理想主义从整体着眼, 他们认识到车辆安全差异 (即各国实力的强弱差异) 现实存在且难以改变, 主张为制度缺失的道路 (国际社会) 建立权威的管理部门 (有效权威) , 并制定交通规则 (世界道德) , 并设立交通警察 (监管部门) , 从整体上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现实主义者认为, 交通监管部门、交通法规有效性难以保障, 最可行的是增强自身的安全性 (权力) 。通过提升自身性能威慑其他车辆。即不断增加自身车辆的安全性能。现实主义者们所追求的是自保, 理想状态是所有人自保, 威慑别人不敢侵犯。

四、结论

通过模型, 我们得出两点结论:第一, 交通模型展现两种思想的价值取向与政策指向的差异。第二, 两种理论都不完备, 但都具有合理的一面, 尤其理想主义思想需要重新认识。理想主义设想的一整套体系, 需要较长时间来实现与完善, 且没有说明在实现的过程当中如何处理。现实主义给出了答案, 但不尽理想。

我们不能否认理想主义思想的意义。受过良好教育的大众的舆论监督、公开和平外交、世界道德的认同, 三者相辅相成。在此基础上建立世界权威以及管控力量, 建立平等正义的世界是有现实指导意义的。联合国的建立以及在国际事务中日益体现的主导作用, 正是理想主义思想的体现。

理想主义思想的合理性需要肯定。我国一直坚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我们在扬弃理想主义不切实际的一面的同时, 应该将两大理论思想相结合, 从而为我国利用更好的服务。

参考文献

[1]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 (修订版) [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63.

[2]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 (第七版) [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36.

[3]Michael Smith: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25.

[4]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 (第2版) [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100.

民族主义思想 篇2

“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代。我们是初升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来。“五四”的火炬，唤起了民族的觉醒。壮丽的事业，激励着我们继往开来。光荣啊，中国共青团！母亲用共产主义为我们命名，我们开创新的世界。”当我们戴着光芒四射的团徽，站在火红的团旗下，高唱我们自己的团歌，心中怎能不为之激动，怎能不为之骄傲，怎能不为之自豪！“爱国，爱党，爱人民，爱家乡”这个坚定的信念在我们脑海中回荡！

正是他们在党的旗帜的指引下，和千百条各战线上的先进模范一起，演绎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青春活剧，谱写了一曲曲壮丽雄浑的青春赞歌！

***营业部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有汉、哈、维、回、锡伯、俄罗斯、蒙古等多民族职工组成的温暖大家庭。多年来，维护事业稳定发展、构建和谐窗口、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宝来珍惜，当做头等大事放在工作生活的首位来抓，不但使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而且取得了“三个文明建设的辉煌成果。在**河谷唱响爱党、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大力推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和谐文化建设，紧紧围绕“团结、稳定、发展”这一主题，把民族团结体现在细微之处，细节中见证着各族职工的和睦亲情。而众多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双语直通车活动的开展，更使“五个互相”、“四个认同”深深地植根于各族职工的心中，各族职工用真诚演绎着“三个离不开”思想，延伸着民族团结的永恒信念。

职工从多年的民族团结实践中深深地感受到“团结才能

促和谐，众人合力才能撑大船”的道理。民族团结常不

俗话说：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一个集体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最主要的是要看在这个集体中有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有没有一个团结务实、勇于创新、敢于实践、具有科学发展观的领导班子，更重要的是这个领导班子能否团结和带领各族职工创造辉煌的业绩。

在加强民族团结的实践中充分认识到要加快总段改革步

伐，推进文明行业建设稳步向前发展，带领职工首先要营造和谐社会的氛围。而要达到这一目标，最根本的保证就是加强民族团结，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一班人站在发展的高度，在职工中坚持不懈地开展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使职工牢固树立起“三个离不开”思想。大家一致认为，搞好民族团结工作，关系到县部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关系到县部的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工作，只要单位安定了，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和谐，才能发展。共谱民族团结曲。

在工作中，他们处处以身作则，创造性地提出了每人做一次民族政策的传播者，每人做一个民族团结的实践者，把民族团结教育推向一个新高潮！这成为他们的工作目标。他们也常常深

入基层，聆听的意见，走到哪里就把党的民族政策带到哪里，把民族团结的好作风带到哪里。

锡伯族退休职工妻子去世后，家里的孩子也没有工作，仅靠他一个人的退休金，家庭生活非常困难。领导出注意想办法，耐心地说服他们走脱贫致富之路。在寒冷的冬天县部员工**主动拜访老职工，送去煤炭，过年过节送去大米，清油。并捐赠1000元慰问金。并帮助孩子找到工作，有个稳定的收入 “我今天的幸福生活，离不开县部领导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这点点滴滴的情和爱，我已经深深记在这里了。” 老人捂着胸口如是说。

2010年9月，得知营业厅保安吐尔逊的妻子出了严重的车祸的消息，时刻牵动着全县部各族员工的心。营业部发出倡议后短短几天就捐助6408．1元。为了在最佳时间帮助手术费，挽救这位少数民族兄弟的生命，县部全渠道捐出5000元给吐尔逊的弟弟用于住院费，使他得以战胜危机，恢复健康。如今，吐尔逊重返工作岗位，他以更加高昂的工作热情回报着县部的温暖和关怀之情。

这份浓浓的民族情久久地萦绕在人们心头，难以散去。单丝不成线，独木难成林。一块块砖只有堆砌在一起，才能盖起万丈高楼；一滴滴水只有融入大海，才能获得永存。这就是团结，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在如今的形势下，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将为社会增添一份和谐，我们的每一滴汗水都将折射出太阳的光芒。如果在维护民

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现实意义 篇3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158（2013）07-0340-01

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个角落，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冷战”结束，多极化风行，这一切都在深刻改变着全球政治版图。新一波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不仅继续活跃在政治领域，而且深入到经济和文化领域。从国内局势来看，民族问题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人们的视野。2008年西藏“3？14”事件、2009年新疆“7？5”事件的发生令人震惊，发人深省。此外，“台湾问题”这个“最大的国殇”，一直牵动着海峡两岸亿万同胞的心。在这种现实背景下，认真思考并领悟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现实意义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提出民族平等思想，成为对内处理民族关系的准则

孙中山总结了中国历史上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的惨痛教训后，提出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纲领：各民族平等共处。他说：“今者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所望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事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 体现了孙中山推行民族平等的思想。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向国内外郑重宣布：“中国是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 孙中山提出的民族平等思想及其政策主张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我国对内处理民族关系的准则。

孙中山的民族平等思想体现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总趋势，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新中国建立以后， 通过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了各民族的团结和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 实现各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进步的伟大创举。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国家政权机关的共同性与特殊性的正确结合；是自治权和自主权的正确结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保障了少数民族政治民主、经济发展、文化绵延的权利，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保证。 所有的这些都是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在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所形成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种政治制度。

二、提出和平共处思想，成为对外处理国家关系的政策

孙中山晚年， 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的重点由国内民族问题转向了对外反对压迫， 也就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 力求取得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瓜分，但他把帝国主义侵略者同这些国家的人民严格区分，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又同这些国家的正常交往区别开来，从而显示了他追求世界和平、社会大同和“天下为公”的理想，以及他广阔豁达的胸襟和远大的眼光。孙中山提出的和平共处思想在我国对外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我国对外处理各国关系的政策。

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孙中山主张讲公理不讲强权，要用东方的王道主义去感化西方的霸道主义，逐渐缩小双方文化的差距，为人类和平共处寻找共同点。 “冷战”结束后，虽然全球形成了一超多极的国际格局， 但是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不公正、不平等因素还是很多， 建立公正、公平的国际新秩序任重而道远。继承发扬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 就是要坚持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 在经济上互利双赢，在文化上维护安全，为构建和谐世界而不懈努力。

三、提出和平统一，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主要途径

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先驱振兴中华的宏愿，应该成为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大陆和台湾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 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和中国人民意向所趋是反对国家分裂，谋求和维护国家的统一，这已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的政治价值取向，也是全体炎黄子孙神圣的历史使命。孙中山在《和平统一宣言》中指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 孙中山提出的和平统一思想符合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主要途径。

当今时代，两岸中国人面临着共同繁荣发展、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该成为两岸同胞共同努力的目标。孙中山主张国家统一最好采用和平方式。他深知兵戎相见，两岸人民就会遭殃，将会浪费太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孙中山主张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可用兵。1923年1月，他在《和平统一宣言》中说过：“文窃以为谋国之道，苟非变出非常，万不获已，不宜轻假兵戎，重为民困。”

总之，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继承发扬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应当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有机结合起来，应当与对内民族政策结合起来，应当与对外策略结合起来，也应该与民族统一大业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真谛。

参考文献

[1]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七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九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孙中山集外集（补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 孙中山.建国方略[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6] 孙中山文集（上）[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

[7] 曾成贵.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学术论坛（理论月刊），2007（5）

[8] 都淦.孙中山民族平等思想与祖国大陆之民族区域自治[J].社会科学研究，1997（4）

[9] 林家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与世界和平[J].文史哲，1998（6）.

[10] 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1-10-10

[11] 胡锦涛.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6-11-12

[12]廖大伟.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

民族主义思想 篇4

一、周恩来民族团结思想对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的启示

(一) 邓小平关于“消除民族隔阂, 形成民族团结大家庭”思想的论述

在邓小平的民族团结理论中, “消除民族隔阂, 形成民族团结的大家庭”思想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1950年, 邓小平就指出:“在中国的历史上, 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虽然历史上中华各民族之间始终保持着联系、交往和相互影响, 但是, 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推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 甚至对被统治民族采取屠杀政策, 造成了各民族间尤其是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之间很深的隔阂。”因此, 邓小平指出:“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 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 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

对于如何搞好民族团结, 消除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问题, 邓小平指出:我们要采取措施, 使少数民族相信, “在政治上, 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 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 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 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取得成效, 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也就是说, 邓小平认为, 要搞好民族团结, 首先要消除民族隔阂。而要消除民族隔阂,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这方面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只有诚心诚意、切实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 才能使他们在心理上消除对汉族的戒备, 消除彼此的隔阂。

(二) 周恩来关于“消除民族隔阂, 实现民族团结”的论述

周恩来在阐述其如何实现民族团结时多次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 如果不把历史上留下来的民族压迫制度、民族之间的不平等等痕迹彻底除掉, 就很难实现真正的民族团结。而要消除这种痕迹, 实现民族平等和团结, 必须认识并做到以下五点:民族无优劣之分, 对少数民族应当平等相待;消除民族间在经济文化上事实上的不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民族地位;汉族要自觉, 严于责己;汉族对少数民族要采取还债的态度。

(三) 周恩来民族团结思想对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的启示

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周恩来民族团结实现途径思想几乎涵盖了邓小平所阐述的如何实现民族团结的全部内容。无论二者关于民族团结的思想在论述上有何字面差异, 究其根本都是要使少数民族相信汉族会真心帮助他们, 让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得到切实的发展, 拉近与汉族的距离, 从而消除隔阂。

二、周恩来民族经济繁荣思想对邓小平“经济现代化是民族团结的经济保证”思想的启示

(一) 邓小平关于“经济现代化是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思想的论述

在邓小平的民族团结理论中, “经济现代化是民族团结的重要基础”思想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社会历史发展中, 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因素固然也起作用, 但其中, 经济因素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观点。邓小平对于民族团结的分析, 认为只有实现经济现代化, 才是发展和巩固民族团结的基础, 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

1.邓小平首先指出:搞好民族团结, 必须首先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现代化。而唯有如此, 才能进一步搞好国防建设。邓小平一再强调:抓住机遇求发展, 不仅是汉族, 少数民族也必须得到发展, 实现经济现代化。中国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 同时也是多民族国家。我们有55个少数民族, 这些民族的人口总量虽然占全国总人口不足10%, 但居住面积却占到中国总面积的60%以上。最值得一提的是, 少数民族地区拥有大量的丰富资源, 这对于我们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意义重大。而且, 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 有30多个民族居住在边疆地区。中国陆地边界线总长2.1万公里, 这其中1.9万公里有少数民族居住。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甚至是跨国界居住的。因此, 少数民族地区是否稳定直接影响着国防的稳固。而只有让边疆少数民族的人民富裕, 经济发展, 才能搞好民族团结, 从而稳定边疆秩序, 巩固边防, 一心一意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中国的现代化能否取得阶段性进展, 起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民族关系。为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必须搞好民族团结、维护国内稳定。邓小平指出,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但不得不说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的经济差距仍然比较大, 而且有持续加大的迹象。近年来民族间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隔阂, 究其原因正在于此。而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不会任由这种民族隔阂继续发展下去的。邓小平强调:共同富裕, 即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 也是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如果少数民族和汉族两极分化严重, 就会导致民族和区域矛盾增大, 从而会致使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加深。稳定是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前提, 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是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经济的繁荣。如果要实现全中国的共同繁荣, 就不能忽略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只有实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共同繁荣, 才能巩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稳定。如果少数民族人民的经济生活得不到发展, 经济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况, 民族关系就会遭到破坏, 从而能影响民族团结, 导致社会不稳定, 从而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因为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都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江泽民所指出:西部地区的繁荣昌盛是整个国家繁荣富强的基础;没有西部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就无法达到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首先要发展西部地区, 只有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得到发展, 整个中华民族才能繁荣富强;没有西部地区的现代化, 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终实现。

因此,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 不仅关系到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共同繁荣, 而且关系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最终实现。

3.邓小平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是民族团结的重要保证。它主张:在现代化进程中消除民族隔阂, 从而缩短少数民族和汉族在经济上的差距, 从而实现民族的大团结。他说:“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 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 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邓小平上述观点说明, 努力建设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 发展各民族的经济、文化, 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条件, 加强各民族间的交流联系。最终达到江泽民所说的“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 各民族人民要共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关系。

(二) 周恩来关于“民族经济繁荣思想”的论述

周恩来在论述其“民族经济繁荣的重要意义”时首先指出:发展民族经济是实现各民族平等的根本途径。他指出:“衡量各民族是否平等的最重要标准其实就在于经济上是否平等, 如果汉族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少数民族, 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 所以, 要实现各民族真正的平等。首先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周恩来进一步指出:“要从根本上改变少数民族贫困落后的面貌, 从而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 就必须有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基础。”他认为民族经济的繁荣是实现民族团结的重要保证, 因为各民族的繁荣是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他认为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最重要的和最终极的目标就是既要实现各民族在政治、法律、社会上的平等, 又要使各民族得到发展、繁荣。而为实现这个目标, 就要帮助各民族繁荣经济。接着, 周恩来还指出:各民族繁荣是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需要。他认为, 社会主义中国的繁荣应该由56个民族所共有,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所共有。因而, 新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就必须在民族繁荣的基础上前进。反过来, 不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要实现各民族的发展繁荣也是不可能的。可见, 建设强大的国家和各民族的发展繁荣是相辅相成的, 缺一不可, 不能突出强调问题的这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任何一方, 失去了对方, 也就难以存在和实现, 这是必须明确的。

其次, 周恩来指出少数民族的经济繁荣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的需要”。他认为只依靠汉族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虽然“汉族人口多, 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相对较高, 但可开垦的土地面积不多, 拥有的资源也没有少数民族地区丰富;但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少, 技术不够, 没有汉族的帮助也无法顺利开发其资源。因此, 少数民族必须和汉族携起手来, 共谋发展, 从而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接着, 周恩来还指出发展民族经济有利于民族团结。他认为要消除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差距和隔阂,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发展民族经济, 丰富民族文化。而这需要每一个中国人, 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经过长期的共同奋斗才能实现。

最后, 周恩来还强调了发展民族经济对巩固国防的重要作用。周恩来指出, 少数民族地区多地处边疆地区, 这种特别的地理条件就决定了巩固国防要依靠少数民族人民。而要使少数民族人民自觉地保卫边疆、巩固国防, 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其民族经济, 使他们赶上或接近汉族发展水平, 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三) 周恩来民族经济繁荣思想对邓小平“经济现代化是民族团结的经济保证”思想的启示

从以上这些论述可以看出, 周恩来是把发展民族经济作为民族团结的前提和基础来论述的, 而这也是邓小平“民族经济现代化”理论的出发点和立脚点。周恩来认为发展民族经济对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的目标、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巩固国防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些论述几乎涵盖了邓小平“民族经济现代化是各民族团结的经济保证”思想的各个层面。

参考文献

[1][2]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邓小平文选 (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94:162.

[3]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3:364.

[4]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邓小平文选 (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94:186.

[5]江泽民.在新疆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

[6]不信教和信教的要互相尊重.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4:309.

民族主义思想 篇5

论文摘要:通过对加缪著作哲理内涵的深入分析和理解,阐释加缪对荒诞的认识和对命运的反抗,以把握加缪人道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旨于展现加缪最终想告诉我们的是:人的生活虽然有黑暗的地狱作为终点,但其旅程毕竟还是可以充满欢乐的,世界的本质是荒谬的,只有反抗才使其具有意义。

一、加缪与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文学于二十世纪流行于欧美,是在存在主义哲学基础上形成的文学流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产生于法国,以萨特、加缪为代表作家。存在主义的产生与它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密不可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资产阶级文明的终结,“上帝死了”使宗教在西方根深蒂固的地位动摇,开始了“一切价值重估”。二十世纪以来,工业文明前所未有的发达,但物质以外,人在精神上的困惑和不安也随之而来,人们开始缺乏归属感,深刻感受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异化,人不仅对世界,同时也对自己产生了深刻怀疑。于是,存在主义在此时应运而生,它是试图化解人对于荒诞所感受的异化感和找不到出路的迷茫感的良药。

存在主义的哲学依据主要是“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和“世界是荒诞的”。与其他后现代主义思潮不同,存在主义注重形象胜于抽象,作家们往往善于在作品中不同程度地体现哲学和思辨色彩;其文学题材无论是现实的还是虚构的,总是表现出对人及其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注;其基本主题是在极限的境遇里,揭露世界和人的存在的荒诞性,表现人在荒诞、绝望境况中的精神自由和自由选择;它并不只是要人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精神的绝境,还试图给在荒诞中苦苦挣扎的人们指出一条生路:重新建立人生观,这个重建包括反抗、自由、激情。

加缪,一向被视为法国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尽管他一直否认在他身上冠以这个称号。事实上,每一个存在主义者身上,都有一种不同的存在主义。加缪的存在主义,与萨特不同,他并不试图解释世界的荒诞性,他的关注在于人如何在荒诞中生存,并着重体现爱与反抗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加缪从不以人道主义者自居,但他在作品中往往直面人、人的尊严、人的命运以及人应该怎样选择人生之路。加缪虽然没有形成其完整的存在主义哲学体系,然而,在他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存在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精髓远远比哲学内涵更为丰富。

二、加缪的人道主义情怀

所谓人道主义,即是将人、人的尊严、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存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并以追寻人的幸福为终极目标。《纽约时报》用这样的话来评价加缪:“这是从战后混乱中冒出来的少有的文学之声,充满和谐又有分寸的人道主义声音。”[1]111的确,终其一生,加缪一直在探讨人面对荒诞所应具有的心态及其生存方式,人道主义的思想贯穿了他文学创作的始终,他试图在人的精神虚无之上重建“以人为本”的道德价值观。加缪发现,自由选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的荒诞性,只有传统意义的人道主义才能使我们找到人存在的价值。

加缪认为,生命的存在是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珍惜生命、激情生活是作为一个具有个体存在价值的人应该持有的态度,此外,加缪反对虚无主义,他试图告诉我们,“人应该认识到他的唯一的财富是生命,而生命既是必然要消逝的,同时又是可以尽量加以开发的,人应该而且能够在这个世界中获得生存的勇气,甚至幸福”[2]。同时加缪也否定了自杀与死亡,认为反抗才是生命存在的动力,是人类尊严的体现,是充实自身的过程。加缪的“反抗”哲学突破了个人狭隘,是对于自我精神的超越。

在《鼠疫》中加缪曾提到:人的感情能够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加缪相信,爱的力量可以帮助人们在绝望之中找到希望、战胜荒诞;朋友之爱、亲人之爱、情侣之爱会将人与人联系在一起,从此远离孤独与恐惧;爱是一种对集体和社会的责任感,人应勇于奉献和牺牲,并认识到“他人”是自我幸福的一部分。加缪希望可以用爱来改造人生,实现向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的复归。

加缪的作品中,其人物原型或哲学理念,往往与古希腊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借助古希腊精神表达对社会的民主与均衡、自由与正义以及人与人之间团结友好的渴望,所以在其字里行间,总是脱不去对和谐的向往和追求——追求一种和谐的语言、和谐的感情、和谐的思想。加缪的人道主义主要是以关注人的生存状况为中心,着重体现爱与节制的反抗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三、加缪的人道主义思想嬗变

众所周知,加缪的创作风格具有其独特性。加缪早期显示出了令罗兰·巴特“惊艳”的“零度风格”,即运用客观叙述的白描笔法、采用朴素的感情语调。但加缪中后期的创作却偏离了原本的零度风格,开始向“暖瓶”过渡,其感情基调也逐渐浓厚,不再像早期创作一样保持着“局外”式的冷漠。可以说加缪是在不断的写作尝试中,渐渐丰富和完善了自我,他最终没有成功完成零度写作的实验,而是开始专注地、穷尽他的一生之力去实践其人道主义理想。

与创作方法的渐变一致,加缪的人道主义思想也具有其清晰的发展脉络。他的思想经历了由个人人道主义向集体人道主义的转变,并循序渐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在创作早期作品《局外人》时,加缪对世界和人生的态度充满消极色彩,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人无论做什么都对世界没有影响,人除了认识荒诞并麻木地接受命运之外别无选择。

但显然,写作《西西弗斯神话》时的加缪已经改变了这种看法,他不再认为人应该被动地接受命运,而是无论世界怎样荒诞残酷,人都应在接受的同时保有自我的尊严,证明世界固然是无意义的,但人的存在却是有意义的。这一阶段加缪的思想已经从消极向积极演进,他致力于思考人的尊严和个体存在价值的实现对人的生存至关重要,在对待人性的问题上,他也有了乐观的态度。二战爆发后,加缪的思想出现了根本转型,此时他创作了小说《鼠疫》,他意识到个体存在价值的实现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生存困境,只有拥有积极的心态和奉献的精神,用集体的力量行动起来反抗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至此,加缪的反抗哲学逐渐显形,其人道主义思想也达到了高潮。

加缪的人道主义思想所要表达的是:身处荒诞的世界,人具有尊严和自我价值,可以在对抗中表现精神独立与自由人格,能够在绝境中克服并战胜荒诞的命运,最终体现其坚定的人道主义精神。

四、《反抗者》:加缪的人道主义思想精髓

“我反抗故我在”,这是加缪在文学创作中所表达的潜台词。加缪认为,当人面临荒诞与死亡,只有乐观、勇敢地抗争,人生才会拥有希望和未来。

1951年,加缪的《反抗者》经历多年的思想沉淀最终发表,这部随笔集是关于加缪多年来对人道主义思考的集中体现与总结,体现了他坚定的理想和对世界、对全人类的责任感。《反抗者》的出版使加缪与萨特多年的友谊毁于一旦,并在此后陆续受到多方的责难和非议,阴影一直笼罩在加缪的头顶,直至其生命的结束。

加缪用《反抗者》来告诉我们:人性的力量可以改变荒诞的存在;爱的力量可以帮助人们从容面对困境;反抗的力量可以战胜荒诞、改写命运。但同时,加缪又告诉我们,这种反抗必须是节制有限度的,而不是毫无理性的。加缪反对极权与专制,反对暴力的斗争,反对将“反抗”凌驾于人性之上,反对意识形态干预人的自由发展。

加缪与萨特友谊的瓦解在于他们对待政治的态度有着严重分歧。加缪的《反抗者》体现了坚定的人道主义理想,其创作的首要目标是当时的共产国际和苏联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加缪无法容忍人道主义在苏联共产主义的演进过程中成为一曲挽歌,于是他开始思索如何防止反抗意识成为暴力革命、民主共和演化为极权专政。而萨特尽管也同样反对集中营,但他更关注于共产主义制度整体上所代表的历史进步,他认为加缪的观点无异于将革命的暴力与法西斯专政画上等号,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事实证明,加缪的思想同样带有片面性,有失客观,但加缪毕竟不是政治家,他无法提出一个完美的社会改良方案,然而,在加缪的思想中,“世间的确存在着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一信念始终伴随着他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影响了他文学创作的始终。

古希腊代表着加缪的一个美好的社会理想,于是在他在《反抗者》中引入了古希腊人文主义——“地中海思想”,即延续古希腊均衡节制的人文主义,形成以反抗为中心、关注人类生存的新人道主义,希望可以借此实现和谐、民主、自由等美好的社会理想。与暴力的非理性相反,加缪的反抗是理性的,有条件的,它体现了人的尊严和存在价值,具有明显的崇高性。加缪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幸福,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生命和生活本身的意义。

《反抗者》作为一位思想家的自我完善和升华,是加缪在存在主义道路上踏出的又一个前进脚印,也是他一生人道主义思想发展的制高点。《反抗者》形象“阐释了人对抗荒诞的哲理,探讨在精神上、现实里、社会中进行这种反抗与超越的方式与道路,从而在理论阐述与形象表现两方面使他‘荒诞—反抗’的哲理体系得以完整化、完善化”[1]154。

参考文献:

[1]柳鸣九.从选择到反抗——法国20世纪文学史观(50年代——新寓言派)[M].北京:文汇出版社,.

[2][法]阿尔贝·加缪.加缪文集[M].郭宏安,袁莉,等,译.上海:译林出版社,:190.

[3][法]加缪.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加缪散文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4]张容.加缪——西西弗斯到反抗者[M].吉林:长春出版社,1995.

严复及其自由主义思想 篇6

关键词：严复；自由主义；思想

一、严复的个人经历及其自由主义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严复，字几道、又陵，1854 年l月出生于福建侯官。14岁那年父亲去世，致使整个家庭陷入贫寒之中。1866年，为了不交伙食费并且每月还能得到四两银来补贴家用，严复考入了洋务派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并接受了洋务派“ 自强”、“求富”的思想。1871年，十九岁的严复在军舰上实习六年。1877 年他又被洋务派送往英国留学。在英国期间，严复对英国繁荣的经济、文化及完善的社会制度感触颇深。他由关注西方的科学技术扩展到积极探究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法律和文化， 据严复自己讲，他“尝入法廷，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 [1]。严复两年后回国， 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一年。他应李鸿章之邀，于1880 年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直到 1900 年义和团将学堂毁坏。正是严复二十年的北洋生活和两年的赴英留学经历，使他拥有良好的中西文化背景，为他翻译和介绍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

自1840 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应对内忧外患的局面，清政府从19 世纪60 年代起实施“洋务运动”，建立一大批新式军用和民用企业，试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寻求中国的富强之路。然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号称当时亚洲第一海军的中国北洋水师惨败于小国日本，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从此，中国陷入了帝国主义的疯狂瓜分，中华民族的存亡面临最艰难的时刻。甲午战争的失败促使中国的有识之士们认识到，仅仅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并不能使中国富强，应该寻找在根本上能够使中国强大的真理。于是，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并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尤其重视商业，政治上则都开设议院。在此历史背景下，作为西方经济、政治主流思想的自由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将自由主义思想引入中国的人，就是具有学识广博和个人阅历丰富的严复。

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以及随后《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严复对当时的清政府失望至极，对西方繁荣愈加渴望，他的民族责任心促使其“是年复有《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诸文，均刊于天津之《直报》”[2]。随后又作《救亡决论》，以上这四篇文章皆为指出当时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加以解决，这也是严复宣传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开端。于是，严复批评洋务派，宣传西方由主义思想，并积极主张维新变法。

二、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容

（1）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

严复关于进化论思想的论述最早出现在1893年之前写的《〈庄子〉评语》中，在《〈庄子〉评语》中，严复从人类进化过程中遵循“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出发，阐释了自由的必要性。他指出，自由是人类在剧烈的“物竞”中寻求自我保存的根本条件，是人的本性。人类对自由的追求，绝不能被传统文化中“经式仪度”所束缚。此外，严复在庄子哲学中自由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然而，庄子的自由思想是以命定论为基础的，其价值仅局限在个人精神境界。严复则将进化论作为其自由观的理论基石，他说：“为帝王者，其主治行政，凡可以听民自为自由者，应一切听其自为自由，而后国民各尽其天职，各自奋于义务，而民生始有进化之可期”[3]。严复的这一段话指出，只有给予人民自由，人民才会各司其责，各守其职，民生才能得到进化。

在《〈庄子〉评语》中，严复的进化论思想源于对庄子自由思想的创造性转化，这是严复进化论思想的理论基础。严复的进化论思想主要体现在1898年出版的译著《天演论》中，该书译自英国哲学家赫胥黎所写的《进化论与伦理学》（ Evolution and Ethics ） ， 赫胥黎认为，人类天生具有“天良”，这种“天良”让人们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能够彼此友善、互相帮助，从而抑制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界进化规律。然而，在严复看来， “天良”不能使中国人觉醒以及主动地奋发图强。因此，他以斯宾塞“任天为治”的进化论思想对赫胥黎的“天良论”进行了完善，认为“天良”不是天生的，而是在进化过程中后天产生的。简而言之，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也适用于人类社会。“自营甚者必侈于自由， 自由侈则侵， 侵则争， 争则群涣， 群涣则人道所恃以为存者去。故曰自营大行， 群道息而人种灭也。然而天地之性， 物之最能为群者， 又莫人若。如是则其所受于天， 必有以制此自营者， 夫而后有群之效也”[4]。严复的这一段话指出了自由和进化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如果人类过于自由，会导致彼此之间的争斗，这样会引起群体的涣散、不团结，进而使“群道息而人种灭”。然而，凡是人类，谁都会有欲望，于是出现了自营，自营才会导致竞争，竞争才能促进进化。另一方面，对于天演之事，善于群体生活的人能够得以保存，个体生活的人便会灭亡， 太过自营， 过于自由， 又会对整个群体的存在构成威胁。这时，只有借助于邢礼来维持并保护群体，即“治化”。严复的进化论思想激起了国人挽救民族危亡的信心和勇气，于是革命派以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纷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2）“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自由观

1895 年初， 严复在其发表的《论世变之亟》中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思想。首先，在他看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是西方富强的根本原因，体现在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第二，自由乃天赋人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论”是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中用来批判“君权神授说”，提倡民主、平等的理论。在那个中国正处于封建专制的时代，严复的这一思想主张无疑是需要强大的勇气的。同时，他又认为，实行自由民主制度是需要前提条件的：自由要以自治能力为前提。自治能力取决于国民在智、力、德方面的水平。西方国家之所以“人人得以自由、国国得以自由”，就是因为其公民的智、力、德的素质较高，使其国民足以自治。然而，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正处于帝国主义的疯狂瓜分之下，根本原因就在于国民智、力、德水平的低下。因此，严复提出救亡图存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并将其作为治本之策，在根本上提高国民素质。达到这个目的至少需要30年时间，当实现国民的自治时，不仅为自由民主制度奠定夯实的基础，还能挽救民族危亡。第三，严复认为，自由是实现“科学”和“民主”的根本保证。西方文化中“科学”和“民主”思想之所以不断壮大的原因就是有自由作为前提条件。在价值取向上，中国近代多数知识分子如康有为、谭嗣同从传统道德层面来理解民主，他们的思想基础与民主以悖论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以致于近代的民主观念具有不稳定性。此外，在对西方科学的认识上，中国近代多数知识分子主要关注具体的物质，而未意识到科学所体现的一种内在的自我批判的精神。而严复对西方文化中“科学”和“民主”的潜在精神的实质性认识便是他的自由价值取向，因此，梁启超说到：“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5]。

重商主义思想回顾 篇7

一、重商主义产生的背景

近代早期, 西欧经历了人口快速增长、价格革命、农业革命、宗教改革及工商业扩张等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 呈现出明显的社会转型特征。封建分裂结束后的民族国家权力得到加强, 以王权为代表的民族国家开支日趋增加, “如何使国家的预算最终保持平衡, 这是欧洲‘新型君主国’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1]。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以弥补战争及其他开支, 西欧的王朝统治者曾通过实行货币大贬值的政策来增加王室财政收入, 但这种方式遗留下大量经济和社会问题, 引起全国臣民不满, 造成王权威信下降, 西欧的王朝统治者只得转向增加经常性收入的财政政策。

随着农本经济的瓦解、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民族国家的形成, 商业资产阶级逐渐兴起并不断成长。商业资产阶级力图控制贸易甚至生产活动以积累更多资本, 因此迫切希望国家对他们的工商业活动给予支持和保护, 对商业资本积累的财富给予保障。但是商业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还很软弱, 经济上也不够强大, 不可能提出政权方面的要求, 因此作为新兴阶级代言人的重商主义者从发财致富的角度, 在政治上希望建立统一繁荣的国家。他们积极关注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 支持王权, 主张实行君主专制。重商主义成为商人经济利益和国家政治利益相结合的纽带, 正是商业和政府的结盟使重商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应运而生。

二、重商主义的思想特征

重商主义思想同其他任何理论一样, 是在经历一段时期的社会实践之后才逐渐形成的, 按照马克思所指出的, 重商主义学说开始是作为“国家政策”形成的[2], 而后才产生了从理论上阐述这些经济政策的必要性, 并进一步指导政策的贯彻实施, 从而形成了重商主义理论体系。重商主义思想的内涵丰富, 主要表现为关注各种社会问题, 涉及当时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重商主义思想作为商业资本的思想载体, 其主要内容或核心部分始终围绕商品经济的深化展开。

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容之一是重视国家利益。在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中, 强调民族国家利益的至上性始终居主流地位。英国晚期重商主义的典型代表托马斯·孟曾指出当时存在有三种利益, “第一是国家的利益, 那是可以在商人丧失利益的时候获得的。第二是商人的利益, 第三是国王的利益”。他还对对外贸易作了概括性的评价:“对外贸易的真正面目和价值就是国王的大量收入, 国家的荣誉, 我们的王国的城墙, 我们的财富的来源, 我们的战争的命脉, 我们的敌人所怕的对象。”[3]晚期重商主义的杰出代表霍尼克建议用经济振兴来强国。包含有富国的九大通则的著名重商主义著作的书名就是《奥地利高于一切, 只要她愿意》[4]。

国家利益的实现需要财富的积累。在金本位的时代, 财富被等同于金银, 重商主义者把金银等硬通货看成是财富的唯一形态。重商主义者推崇最大限度地攫取和占有金银。英国早期重商主义代表约翰·黑尔斯早在1581年所著的《略论英国政策》一书中就指出:“金钱是你想得到的任何商品的货栈, 因为它可以保存的时间最长而不致腐蚀或损坏, 在往来携带进行一切交易时最为简单便捷, 而且如果它是金币或银币, 那就可以到处流通”[5]。重商主义者的这一财富观, 反映出随着商品经济发展, 货币短缺已成为社会的通病, 也反映出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对货币的渴望和追求。

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来自于流通领域, 即多卖少买以积累货币财富。他们看到商业地位的重要性, 明确商业是国家活动的基础, 主张国家应该保护商人的地位, 发展商品经济。托马斯·孟认为, 商人肩负与其他各国往来的商务而被称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 商人理应得到保护[3]。

重商主义者提出在对外贸易中力图防止逆差并力求出超的思想, 他们表示“我们必须时刻注意, 从别人那里买进了不超过我们出售给他们的;否则我们自己将陷于穷困而他们将日趋富足”[6]。重商主义者坚决反对货币输出, 反对从外国输入商品, 特别是输入本国能制造的商品。因为输入商品就是输出货币并剥夺了本国居民的生计。托马斯·孟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提到:“在价值上, 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 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 他极力主张对外贸易, 认为对外贸易的好坏才是检验一个国家贫与富的标准。重商主义者普遍认为, 一国国内贸易虽属重要, 但它不能增加一国财富, 而国际贸易才是一国财富最主要的来源。另外, 由于货币的灵活偏好性和抗风险能力, 西欧重商主义各国普遍要求在对外贸易中必须做到出超, 即达到贸易顺差。固守贸易顺差也是重商主义者的一个主要特征。

三、重商主义的政策

重商主义在经济上以财政主导政策为中心实行间接的国家宏观调控为主, 早期重商主义主张用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 在对外贸易中多卖少买或不买来积累货币;晚期重商主义则主张利用贸易顺差来达到积累货币的目的。

重商主义者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 借助国家力量保证对外贸易通畅。新航路开辟后, 商人不断遭到海盗的侵袭与掠夺, 还经常与亚非拉等地居民发生冲突。因此西欧重商主义者主张增强国家陆、海军武装力量, 不惜以武力为贸易开道。法国重商主义的典型代表柯尔培尔曾说过, 贸易就是常年战争, 并且一个国家的海军永远同贸易成正比[7]。

重商主义者强调国家的作用, 主张国家要干预经济。重商主义者普遍认为, 一国要增加货币和实现贸易顺差, 一方面必须反对资金外流, 重视利用本国资源, 发展本国制造业, 培育和保护本国幼稚产业;另一方面要出口本国制造品, 进口外国原材料, 利用制成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剪刀差获利。

建立立足于本国原料的工业, 不仅可以解决本国部分人口就业问题, 又可避免外商低价买进本国原料, 加工成品后高价卖给本国从而赚取本国货币的情况。1613年, 塞拉在《略论无贵金属矿藏国家使金银充足的手段》一书中提出:“如果各式各样的和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能生产出超过本国需要的必要生活资料、享乐用品和奢侈品, 就可以给国家换回充足的货币。”[8]柯尔培尔也认为, 发展工业才能保证商品的不断出口。因此, 重商主义者主张使用包括使用关税手段、汇率手段、配额手段和行政管理手段等各种国家力量, 来保护和发展本国制造业, 防止外来产品竞争。

为了保证外贸顺差, 重商主义者提出各种途径和措施。托马斯·孟提出和论证的保证外贸出超的措施和手段主要有:扩大本国国内耕地面积, 增加农产品的生产, 即增加自然财富;发展国内的工场手工业, 即增加人为财富, 尽可能多地制造在外贸中需要的商品;利用财政和关税来保护本国经济的发展, 鼓励本国产品出口, 缩减外国货物的进口, 尽量使用本国产品;出口商品要用自己的船只运输, 以减少支出, 增加收入;利用原料或进口原料来发展出口加工业;提高产品质量, 降低商品价格, 以保证出口商品在外国市场竞争中取胜。

重商主义者主张发展航运业和出口贸易, 尤其主张发展殖民地贸易。主张实行经济扩张, 垄断对外贸易。托马斯·孟说:“英国的广大、美丽、丰饶;为数极多的善战的人民、马匹、船舶和军火构成的海陆力量;有利于国防和贸易的地形, 许多口岸与港口, 都是敌人难以进来, 而便于本国居民的财富如上好的羊毛、铁、铅、锡和其他自然资源出口的便道, 倘使我们对上述这些予以充分的考虑, 我们就将发现中国是能够称霸天下的。”[3]

学者张国昀曾这样来概括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重商”+“重工”+“国家干预”=“国家富强”, 其中“重商”与“重工”是手段, “国家干预”是保障, “国家富强”是最终目标, 它们共同构成了“重商主义”的全貌与实质[7]。对于重商主义的政策主张, 经济学家何新有这样的评价:“重商主义的政策取向, 实际上就是经济的民族主义, 或者说是民族主义的国家方针。”“重商主义具有统一明确的目标———致本国于富强。”[9]

四、重商主义的问题与批判

重商主义认为, 由于不可能所有贸易参加国同时顺差, 而且任一时点上的金银总量是固定的, 所以一国的获利总是基于其他国家的损失, 即国际贸易是一种“零和游戏”。因为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是零和游戏, 重商主义者不惜采取损人政策, 禁止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和本国生产的原料的输出。重商主义把国际贸易看作一种零和游戏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大卫·李嘉图关于贸易的比较优势学说清楚地说明了国际贸易可以增加所有人的福利水平, 并非零和游戏[10]。

当限制了所有外国商品的进口, 使它们没有办法与本土制造相竞争后, 本国消费者的利益就明显被牺牲给了生产者。获利的完全是生产者, 消费者则要被迫支付更高的价格, 而垄断往往导致高物价。反过来, 慷慨大方地出口一些产品则完全是在照顾生产者的利益。首先, 政府为了补贴其慷慨之举, 本国的消费者要被迫缴纳必要的税款;其次, 本国市场相关商品的物价也相应提高, 从而消费者要缴纳更多的税收。亚当·斯密指出:“在重商主义下, 消费者的利益, 几乎都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被牺牲了;这种主义似乎不把消费看作一切工商业的终极目的, 而把生产看作工商业的终极目的。”“对于凡能与本国产物和制造品竞争的一切外国商品, 在输入时加以限制, 就显然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牺牲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了。”[11]

与重商主义制度并行的是特权驱动。亚当·斯密指出了这个事实, 即在英国进口的商品中, 亚麻纱能够被免征进口关税, 而织出的亚麻布成品却被课以沉重的进口税。原因是众多的英国小纺纱厂业主不够成一个强有力的压力集团, 而织布业主却能够对政府施压, 迫使政府对他们的产品课以高额的进口税, 而同时却保证他们能够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原材料。他得出结论说, 所有这些规章制度的动机, 是繁荣我们自己的制造商, 不是通过他们自己改善生产效率而来, 而是通过所有友邻的生产力的衰退, 通过尽可能地终结与这些可憎和令人不快的对手之间的竞争来实现。重商主义政策的目的是授予裙带关系们以垄断特权并资助他们, 而由于这些资助和特权唯有通过政府才能实现, 以牺牲其余公民的利益为代价[11]。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对参与出口贸易的商人和制造商们给予补贴, 保护了先前缺乏竞争力的, 不得不面临外国同行竞争的国内制造商们;同时, 政府的监管网络和政策的执行让国家官僚机构逐渐获得了优势。

重商主义把金银财富和真实财富混为一谈, 实际上金银并非财富的唯一形态。亚当·斯密指出“一个国家的利益不是金银量的增加, 而是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交换价值的增加, 或是一国居民年收入的增加”[11]。衡量一国是否富裕的标准不是该国拥有的金银数量, 而是其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因此, 增加一国财富的方法应是增加资本, 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发展生产, 而不是单纯的货币财富的积累。

亚当·斯密批判重商主义关于增强国家干预力量的论点。重商主义强调为了增强国家力量, 必须管制经济。而斯密认为, 政府必须减少其经济作用, 国家主要应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略。

重商主义固守贸易顺差, 金银会源源不断地流入本国, 当商品供应量一定时, 商品的价格会趋于上涨。价格上涨导致本国商品的成本增加, 在国外的吸引力下降, 从而出口会减少。同时, 外国商品在本国国内的价格会相对下降, 进口因而增加。这将使本国贸易顺差减少, 甚至出现逆差, 导致金银外流。所以, 试图保持贸易顺差来增进本国的金银拥有量是难以为继的。另外, 出口的目的是为了换取进口商品或劳务。如果金银不是用来进口商品, 那堆积如山的金钱也就失去了意义。

重商主义者鼓吹积累财富, 但他们绝不是劳动阶级的真正伙伴, 他们很直率地致力于在最大程度上剥削工人的劳动;作为最大化剥削的一种手段, 他们大力支持全面就业, 甚至允许使用童工。

五、新重商主义

在18世纪后期古典经济学兴起后, 重商主义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但是20世纪以来重商主义在一些地区又重新兴起。“新重商主义”重视出口, 利用国际市场和先进技术, 实现产业升级, 增强国力。但这种做法却带来了另外一种“重外轻内”的格局, 即一组相对强大的外向型出口部门和另一组相对薄弱的内部依赖部门并存的局面[12]。这种割裂式的不平衡发展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集中力量, 发展出口, 但却破坏了经济系统的内在协调, 产生了一系列矛盾。

日本出现的产业空洞化和泡沫经济破灭被认为是推行“新重商主义”的结果。日本的汽车、家电等外向型部门强大, 但其国内的商业流通、建筑和金融服务业等却由于种种形式的保护而滞后不前。封闭的国内市场无法消化顺差, 造成日元的长期升值倾向。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 国内的需求与投资却一直不振, 这造成日本的产业空洞化。为增加内需实行的低利率政策导致资金流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 同时利率自由化使融资成本增加的银行也进入股市, 最终引发了泡沫的生成[12]。

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起致力于重化工业出口产业的建立和对大企业的支持。对大企业的直接扶植, 抑制了富有创新活力的中小企业的成长。在大企业无序扩张的同时, 韩国的内部依赖型部门却相对滞后。由于韩国从传统上排斥外资进入国内产业, 失去了通过竞争来提高这些部门效率的可能。随着出口竞争力的下降, 韩国采取了大量举借外债来支持高增长的办法。内部依赖部门效率低下和出口产业竞争力下降, 又使大量的借贷资金流入了投机市场。这样, 企业向银行借款, 银行又向国外举债, 借款又被用来炒作股票和房地产, 导致泡沫的生成, 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13]。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会看到, “新重商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重外轻内”的经济体制。格申克龙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证明, 在“追赶型”的国家中, 经济落后程度越高, 政府所起的作用就越大。对于东亚国家, 在“起飞”的初期, 它们大都面临技术落后和市场狭小问题, 因而只有通过政府, 才能将有限的要素集中于对出口产业的扶植, 在短期内迅速实现产业升级。而这就必然导致内部依赖型部门受到人为抑制, 发展相对滞后,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才有了“内外分割”的重商体制的出现。长期的“浓缩型”高增长使这些国家内外部门之间的不平衡现象愈演愈烈, 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泡沫现象[14]。

六、对重商主义的反思

与18世纪欧洲的重商主义相比较, 东北亚地区的重商主义与之有很多相似之处。一是产生的背景相似。重商主义都出现在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初期,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亟待提高本国实力, 而实力的提高依赖于财富的积累。这些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都曾处于不利地位, 西欧国家在十六七世纪对东方的香料有巨大的进口需求, 但是却生产不出任何东方国家需要的产品来进行交换, 缺少购买力让西欧的香料需求很难得到满足。20世纪的东北亚国家在经济起飞前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有很大的需求, 但是缺少外汇让他们与16世纪的西欧人一样陷入窘境, 因此鼓励出口抑制进口成为这些国家获得稀缺外国资源的必要途径。二是重商主义得以实施通常需要政府相对集中的权力结构, 集 (下转22页) (上接10页) 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比较强, 强调对本国工业的保护。三是重视生产而不是消费, 居民个体的生活水平的增幅要低于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增长的速度。四是片面化的财富观, 早期欧洲把财富等同于金银, 现代的东北亚国家则过度重视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标。

互利共赢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重商主义思想应该成为重要的借鉴。在开放型经济建设过程中, 必须坚持进口和出口并重, 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 要自觉地坚持互利共赢的理念, 从国家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 坚持以开放换开放, 不断拓展经济发展外部空间和良好国际环境。

摘要：重商主义是经济思想史上的最早理论, 产生于社会转型明显的近代早期。重商主义重视国家利益, 重视财富的积累, 固守贸易顺差, 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但是重商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国际贸易并非零和游戏, 抑制进口不仅大大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也抑制了国内生产部门效率的提高。对重商主义思想的回顾对当前中国如何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民族主义思想 篇8

一、探寻“第三新文明”

在中国最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是李大钊。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 李大钊就在其著述中论及“再造”一个新的“中华”, 以迎合世界的新潮流。“先再造其我, 弃罪恶之我, 迎光明之我;弃陈腐之我, 迎活泼之我;弃白首之我, 迎青年之我;弃专制之我, 迎立宪之我;俾再造之我适于再造中国之新体制, 再造之中国适于再造世界之新潮流。”[2]他把有着悠久历史而又处于沦落地位的中国比作“白首之民族”, 虽已至暮年, 却迎来了“投胎复活”的机会——再造一个青春中国。“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 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 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3]总之, “白首中华”废落之后, 中国必将迎来“青春中华”, 李大钊对此有饱满信心, 他“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 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4], “我们如能使新的文化、新的血液日日灌输注入于我们的民族, 那就是真正新机复活的时候”[5], 可见他坚信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机已经到来。

李大钊把东西方文明从生态史观的角度比较和分析, 他认为东洋文明“颓废于静止之中”, 西洋文明“疲命于物质之下”, “为救世界之危机, 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 不足以渡此危崖”[6], 对于“第三新文明”, 他曾作如下描述:“第一文明偏于灵, 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盖‘第三’之文明, 乃灵肉一致之文明, 理想之文明, 向上之文明也。”他苦于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混乱局势, 缺乏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力量, 因而主张“惟当顺世界文明之潮流, 别造一种新势力以代之。此之势力, 必以中级社会为中枢, 而拥有国民的势力, 其运命乃能永久。”[7]李大钊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望于“第三新文明”的出现, 而俄国十月革命的炮火给他带来希望成真的可能。他在《俄法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系统阐释了俄国革命的世界意义:“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 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 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的采色者也。”因此, 他主张:“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 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 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 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8]

他强调中国有继承“第三文明”的“至重的责任”, 而这正是中华民族“复活”之道、“青春中华之创造”之道。从李大钊对俄国革命的大加赞扬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当今世界的新潮流, 是实现人类解放的正确道路, 也将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 他率先接受了指导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正符合他一直以来关于“第三新世界”的描述, 他终于找到了“第三新世界”的方向, 从此便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奔走呼号, 积极筹划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为在中国实现“第三新世界”而不懈奋斗。

二、重视“群众势力”

中国的民族复兴必须要依托一定的力量, 立宪派依托清朝统治者, 革命派依托革命势力, 结果都没能使中国走出衰落的困局, 但并未实现民族复兴。究其原因, 他们所依托的都是社会上一小部分势力, 没有得到社会上大部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普通群众, 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为中国的革命储备雄厚力量。

早在1914年, 在李大钊《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一文中, 根据对中国远久历史的考察和近代世界变化的潮流, 他已经开始重视群众势力。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 他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劳工主义的胜利, 造就了劳工的世界。李大钊在著作中写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 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今后的世界, 变成劳工的世界”“这种潮流, 是只能迎, 不可拒的”[9]。社会主义派是俄国十月革命所依靠的中心势力, 李大钊进一步认识到以共产党为主的社会主义派, 其背后“实有一更大的势力, 为他们的泉源, 就是一般人民对于自由的热烈的要求”, 因而他认为, “无论何人, 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在民众本身, 尤应自觉其权威而毅然以张用之”“民众的势力, 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10]。结合中国的实际, 李大钊找到了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领导力量, 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 并主张“为了取得中国民族革命的胜利, 工人们应当紧密地组织起来, 并且成为革命的中心”, 还强调指出, “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运动中最勇猛、最有力的先锋队”“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功, 多半要靠工农民众的努力”[11]。李大钊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实践家, 其关于重视“群众势力”的思想主张对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致力于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 使自身力量在较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壮大, 最终完成了中国革命, 实现了民族解放, 为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

三、致力全民族的觉醒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全力主张民族融合, 号召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融合为一个中华民族, 这是对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关于民族融合思想的继承, 在继承和完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思想主张的基础上, 当中国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时, 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全民族共同抗战的主张, 呼吁全民族的觉醒, 中华民族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最终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继承近代知识分子关于民族融合思想的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 李大钊主张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组成“新中华民族”, 建立统一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思想, 形成“新中华民族主义”, 推动“中华国家之再造”和“中华民族之复活”。正如他所言, “以余观之, 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一致, 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 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 乃至苗云、瑶云, 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 今已早无是界, 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 皆为新中华民族矣。然则今后民国之政教典刑, 当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 统一民族之思想。此之主义, 即新中华民族主义也。”[12]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也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 他在早年大力倡导民族融合, 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热情赞誉中华民族的伟大:“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 压迫愈深, 反抗愈大, 蓄之既久, 其发必速, 我敢说一句怪话, 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 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 中华民族的社会, 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 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13]他坚信中华民族联合的力量, 并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始终致力于发动中国民众的力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斗争, 调动起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使广大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入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中。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后, 中国共产党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察觉到中华民族普遍觉醒的时机已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事变第二天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 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 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 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中国共产党努力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认为国共两党团结和全国团结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 “中华民族之复兴, 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 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础。”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 全国人民团结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经过八年的抗战, 最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摆脱了外国侵略, 中国面临着如何建国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力主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解放战争中, 中国共产党大力宣传自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企图, 从而深得民意, 在战争中得到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持, 而国民党则由于自身的腐败而失去民心。经过三年奋战,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打败原本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 取得了全国政权。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标志着中华民族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 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 完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步, 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四、结语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认真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并在不断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努力探寻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唤起全民族觉醒的思想主张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为中国共产党以后的执政实践提供了经验借鉴。在此后的执政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带领中国人民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代中央领导人关于民族复兴实现规划的描述中可以看出, 在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后,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必将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要：民族复兴不仅是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而且是全世界受压迫民族所面临的共同使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包含了丰富的民族复兴思想, 俄国十月革命以来,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即以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民族复兴思想为指导, 寻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途径。其思想主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领导中国人民最终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提供了丰富的智力支持和理论指导。

关键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华民族,民族复兴

参考文献

[1][6]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2][3][12]李大钊.李大钊全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4][7][8][9]李大钊.李大钊全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5][10]李大钊.李大钊全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墨子功利主义思想探析 篇9

墨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非儒”,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兼爱”学说也是针对儒家“爱有差等”提出的。 墨子认为儒家“差等之爱”的出发点其实是自私自利,因而在最终结果上和极端利己主义没有什么不同,社会中的许多罪恶和不平等现象,例如,达官贵人的子弟们可以无缘无故地得到富贵,也都是这种“差等之爱”引起的。因此,墨子坚信,“乱何自起”的原因是“起不相爱”,正如墨子所说: “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2由此出发,墨子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 的思想,希望以互爱互利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达到“人与人相爱,强不劫弱, 众不劫寡,富不晦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

在墨子看来,“仁人”是“兼爱”的基础,“兼爱”是“仁人”的本质要求,墨子从“仁人”这个角度出发来解释“兼爱”的观点,他所注重的就是“兴利除害”的思想,他将这种思想直接用于救治乱世、除害补弊。可是“兴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推行“兼爱”的观点,作为墨子的一个宏愿, 也并非容易完成的。这必将把自己置于别人的对立面,诽谤和怀疑是不可避免的。墨子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墨子相信 “兼爱之难,非行难而在知不易”,他认为,对于“兼则善” 的道理,现今“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识其利、辩其故也”,就是说天下的士君子对于“兼则善”的道理,还没有从根本上搞清楚,所以当务之急是让这些是君子能够理解“兼爱”当中所蕴含的道理,由此来提高他们的认知和觉悟,墨子认为 “苟若君说之,则众能为之”。

墨子提倡“兼爱”的主要原因就是他认为“不相爱”导致了社会上的一系列的混乱,所以人们一定要互爱互利。只要人与人之间互爱互利,社会中就会没有战争,人民就可以安居乐业,国家就可以富足,这是大利。可是假如人们之间彼此怀疑,相互之间不信任,那么就会导致人们之间相互争夺,更严重的是会爆发战争,人民也会流离失所,国家会因此变得贫穷,这就是大害。墨子认为应当爱利并举,而且在爱和利之间,人们应当更注重利,任何事情都应当以“利” 作为衡量标准。墨子说:“义,利也。”他认为义是利的外在表现,墨子还说:“万事莫不贵义。”3可见墨子确实是将“利”作为判断人们行为好坏的标准。而“爱”在墨子看来是一种心态,就如常说的“周天大爱”,墨子希望达到的就是这样一种遍布所有角落的大爱。“利”与“爱”不同, 利有厚薄之分,而且不可能惠及每个人,因此,“爱”是一种内在的存在,“利”是一种外在的标准。“爱”是人们内心的一种状态,是人对于自我的一种内在设定和关注,“义” 是一种外在的存在,同时又是“利”的内在要求,义本身作为一种衡量的标准,在墨子的思想中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重农主义经济思想述评 篇10

关键词：重农主义,魁奈,农业问题

1 重农主义思想的产生背景

1.1 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

法国是农业大国, 18世纪的法国, 国民经济中以小农经济为主, 农奴制依然存在, 封建农业生产方式广泛存在。在一个小农经济为主体, 农民为国家主要国民的国家, 封建性质的法国政府是如何统治的呢?

国王路易十四贪图享乐, 大肆挥霍, 修建凡尔赛宫, 搜刮民脂民膏, 对农业征收大量间接税, 造成农产品产量下降, 价格压低, 农民负担过重。再加上连年征战, 迫害异教徒, 人口数量锐减, 农业劳动力不足, 产量进一步下降, 单个农民税收负担加重。到路易十五时期, 继续推行柯尔培尔牺牲农业的重商主义政策, 全力发展工商业对外贸易, 大举兴办皇家工场手工业, 工商业虽获一定发展, 但落后的封建农业仍居支配地位, 社会矛盾重重, 经济每况愈下。为了挽救经济, 主政者竟然推行从金融证券投机致富的经济制度, 最后也以惨败告终, 使经济更加陷入僵局。

大片土地被占, 农民拥有的土地不够养活自己, 大批青壮年从农村流入城市, 乡村荒芜, 土地租金减少, 价格下降, 影响土地所有者的收入, 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皇宫富丽堂皇, 沉重的赋税落到农民头上, 农民收入下降。

此情此景, 无论从广大农民, 还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 都有了变革的需要。

1.2 思想准备

启蒙运动平等、理性、民主的观念深入民心, 这就为重农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自然秩序”的早期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正是因为平等、民主的启蒙思想, 人民才迫切需要一种社会变革来打击宗教神权, 推翻封建制度, 重农主义哲学也就应运而生了。

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经济思想对重农主义的产生也有了重大影响。魁奈是中国文化的坚定拥护者, 他所在的时代正是中国的清朝乾隆时期。他看到中国封建王朝的繁荣和兴盛, 受到很大震撼, 积极为推崇中国开明的封建统治而游说。实际上, 重农学派就是企图在封建社会的“框架”里开辟新兴资本主义的道路。

2 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政策建议

2.1 经济思想

2.1.1 哲学基础——“自然秩序”

魁奈的“自然秩序”并不等同于启蒙思想家所认为的人的理性就是自然秩序的“秩序说”, 从某种程度讲, 他所解释的“自然秩序”更符合唯物主义世界观。他认为, “自然秩序”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是自然权利, 指的是出于平等, 规律赋予个人享受自己的劳动所得的自然权利, 条件是这种享受要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其次是自然法则, 或称为自然规律, 经济活动同自然界一样, 受客观规律支配, 这种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最后是自然秩序, 它是自然法则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表现, 受自然法则的支配。

2.1.2 思想核心——“纯产品”学说

在重农学派看来, 国富民强的关键在于能否创造出更多的“纯产品”。所谓的“纯产品”, 他们的定义为每年收获产品中除去种子、肥料、人力、农具、商力等成本之后的余额。这样一来, 农业就是制造“纯产品”的唯一部门了, 成了财富的源泉。他们认为, 农业实现了财富的“增加”, 而手工业和商业只是财富的“相加”。进一步地, 重农学派将社会各行各业分为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 认为只有农业才是生产部门, 并将社会阶级也划分为生产阶级和非生产阶级, 只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从事土地租赁经营的农业资本家才是生存阶级。为了研究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理论, 即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 魁奈绘制了经济表, 这标志着重农主义体系的形成。

2.2 政策建议

(1) 发展资本主义的大市场。

只有农业才生产剩余产品, 聚敛财富的途径是发展农业, 为了能获得更多的农业剩余产品, 小农经营不可取, 而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大农场。所谓“大农场”, 既由大农场主使用马拉犁进行生产, 这种经营的固定资本和可流动资本充足, 农业生产率高, 具有规模效应。

(2) 扩大农业自由贸易。

要求政府除了保证最低、绝对必须的基本保障如保护生命和产权、维持合同的自由平等之外, 不要对经济生活施加任何干预。因此, 重农学派几乎反对一切封建主义、重商主义和各种政府管制, 倾向于农业自由贸易。

(3) 整顿税制, 对土地所有者单一课税。

重农学派认为应该只对土地所有者课税, 并且土地所有者以地租的形式获得了这些剩余。课征于其他人的税收最终将被通过某种形式转嫁给土地所有者, 间接税将随着他们被转嫁而有所提高。因此, 土地所有者的直接税优于各种间接税。

3 魁奈的重农思想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3.1 我国农业发展现状

我国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仍比较落后, 农业发展状况基本还停留在传统农业阶段, 劳动力充足、农业资本稀缺、生产规模较小、农民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偏低。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 检验农业政策改革对农产品产量增长的实际效果, 得出结论:20 世纪80 年代的农业发展, 是制度变迁所引起的一种非常规的增长, 随着几次重大农业改革的完成, 农业转入常规发展阶段。同时, 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 经济资源不断从农业转向经济效益比较高的非农业生产部门, 使农业生产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

加入WTO 以后, 我国农业特别是国内缺乏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生产将会受到较大的冲击。过去我国对农产品的进口限制主要采取进口许可证、配额等非关税措施, 并通过国家进出口公司进行垄断经营。加入WTO 后, 我国必须按照国际规则来保护国内市场。根据农业协定, 今后各成员国只能通过关税措施对农产品进口进行限制, 不能再采取非关税措施, 同时, 在关税化后农产品的进口必须满足最低准入量的要求。而根据最低准入量的要求, 我国多数农产品的关税配额都将明显多于近几年来我国实际进口的粮食。这意味着北美和欧洲的优质优价的农产品将大量涌入我国市场, 对国内许多农产品, 特别是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生产产生冲击, 主要后果是农产品价格下降, 影响农民的收入和就业, 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进而影响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

即便农业税完全取消, 国家对农业生产给予补贴, 农业生产积极性还是不高。农业的低回报率促使大量农民外出务工, 从农村流入城市, 农村中土地荒芜, 劳动力缺乏, 城市中人满为患, 各种社会问题增多。农业问题是国之根本问题, 我们要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成败的高度来认识农业问题、关心和发展农业。

3.2 重农思想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1) 只有农业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一定水平, 出现了大量的农业剩余产品, 工业及其他部门才能相对独立发展, 才能进一步实现现代化。依靠工农业“剪刀差”来发展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健康的发展道路。国民经济系统中, 工业和农业是最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 而农业又是工业发展的起点和基础。只有把农业搞好, 农民收入增加了, 广大农民产生了巨大的消费需求, 农村这个大市场才会在扩大内需和刺激消费的过程中, 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从而有力地推动现代化的进程。

(2) 农业必须实行规模经营。虽然我国现在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强化了农业生产单位内部的预算约束, 改变了激励机制, 使生产的内部动力有了明显增强, 但是它形成的小规模的平均化的耕地经营格局, 又使得农业生产要素的综合利用效率降低。小块平分而零散的耕地利用格局, 对于相对集中的小区域化种植, 农田水利设施的使用和管理, 现代科学技术的采用和推广, 都有非常不利的影响。为了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综合利用效率, 提高农业的综合经济效益, 走规模经济的路是必需的。

(3) 必须加快改革农村现有相关体制和制度。长期以来, 农民在农业生产当中获得的收益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被抵消;农产品流通的发展由于农村市场基础薄弱、信息闭塞不灵、流通渠道不畅等受到阻碍;资源优势未能很好地转化为商品优势和经济优势。这些不仅延缓了农业市场化的进程, 而且影响了农民的增收致富。因此需要继续完善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 深化农村各项改革, 消除制约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体制和机制。

4 重农主义经济思想评论

马克思曾给予重农学派高度评价:重农学派的重大功绩在于, 他们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分析。正是这个功绩, 使他们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重农学派提出了经济自由和重视农业发展的经济学思想, 把对财富源泉的认识, 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 在经济史上率先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第一次试图分析社会总资本在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过程, 为把农业作为基础来改造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这一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它高度重视农业生产价值, 认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探寻农业发展规律的思想流传至今。

魁奈于1758年完成的《经济表》开启了宏观分析、模型分析、均衡分析、动态分析的先河, 为经济学研究方法带来了革新。

然而, 斯密认为:重农学派的最大缺陷是对重商主义的矫枉过正。他认为, 法国柯尔培尔推行的重商主义, 以牺牲农业为代价, 片面发展手工业和外贸, 给法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而重农学派则反其道而行之, 强调只有农业才是生产的, 把手工业、商业列入不生产领域否定工业和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把农业看作是唯一的生产部门, 反对农业人口的流动等。这是一种狭隘的经济发展观。

重农主义思想与工业革命表面看起来背道而驰, 谈不上对工业革命有所推动作用, 但法国工业革命的开展也并不是完全一点未受重农主义思想影响, 重农主义经济思想提出的时期正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准备时期。魁奈“自然秩序观”强调经济生活存在客观规律, 但这种哲学思想其实还暗含了对君权神授之类的封建传统观念的挑战。这无疑是资产阶级的又一次思想解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奠定了大革命的思想基础。

存在主义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篇11

[摘 要]存在主义教育思想倡导自由选择，主张发展学生的个性，强调学生的自主建构和自主学习；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责任感，学校需创设自由的环境，使学生学会做出选择并承担责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因材施教，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这对当前我国的教育教学改革，尤其是课堂教学改革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存在主义；教育思想；启示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2-0102-04

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是当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之一。它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传至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广泛流行。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海德格尔（M.Heidegger）、雅斯贝斯（K.Jaspers），法国的萨特（J.P.Sartre）和奥地利的布贝尔（M.Buber）等。尽管他们在宗教、政治和哲学等方面有着不太一致甚至相反的观点，但是他们也有一些相同的主张和论题，那就是反对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教条，主张存在（being）的问题优先于哲学探究的知识。其基本特点是把孤立的个人的非理性意识活动当作最真实的存在，并作为其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它自称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的哲学[1]。

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教育家尼勒（G.F. Kneller）、莫里斯（V.C.Morris）等把存在主义应用于教育理论，提出了一些主张，于是形成一个教育思想流派。尽管他们没有提出系统的教育理论，但对教育思想却产生着极大的冲击，尤其是他们在教育上强调以人为本，主张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强调自由选择和对话，倡导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这对当前我国的教育教学改革，尤其是课堂教学改革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存在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观点

（一）教育目的观

存在主义首先是一种关于个体的哲学。他们所突出论述的存在，是作为个体的存在。存在主义认为，只有从个人的精神存在出发，才能理解事物的意义及人生的意义。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在其著作《存在与虚无》中表达了这样一种基本思想：人的本质可以自由地选择并创造出来，并在这一过程中显出自身的意义与价值。人的价值和尊严理应受到关注，不仅仅在于人对“选择”的负责，还在于人类具有潜在的能力。潜能的发掘无疑是自我实现的强大推动力。海德格尔认为人所要关注的是从“现在”到死亡之间的过程，而实现这个过程则有赖于“自我筹划”[2]。

在存在主义者眼中，人命定是自由[3]，英雄和懦夫都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主动选择的结果。人必须做出自由选择，这是难以逃避的，也是人类天经地义的自我责任。他们强调，教育要使每个人认识自己的存在，并使其形成一套与众不同的独特生活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真诚、决断、忠实、创造力及责任感等自律的人格特质，使其能做一个自由人、抉择人及负责人，使其成为真正的存在。因此，教育要使个人意识到自我难以逃避的自由，帮助个人进行自由选择，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4]352。正如布贝尔所言，要使青年人认识到，“凡是不再能以全副精神决定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并对这种决定负责的人，就会变成一个心灵空虚的人。而一个心灵空虚的人立刻就不成为其人了。”[4]

存在主义者认为，教育旨在发展关于自我选择以及对选择的意义和责任的认识。存在主义者主张教育在帮助学生意识到自己绝对自由的同时，也要使学生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不能把自己应该肩负的责任推诿于环境、家庭或他人的影响等[5]。自由意味着责任，责任意味着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责任，没有责任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6]192。在存在主义者眼中，自由仅仅是境况中自由，我们的选择受到我们所面临的境况之限制，我们都是处于境况中的个人，无法真正地自由。“存在先于本质”，人面临不可逃避的选择，就应当学会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为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负责，为我们的行为负责。“在模铸自己时，我模铸了人”[7]，人在成为自己想成为的自己的过程中，没有一个行为不是在向他人创造他认为自己应当如此的人的形象，人在做出选择，进行行动的同时，面对的是自我与社会的人。教育在启发学生发现自己自由本性的同时，还应使其意识到选择之后所要面临以及难以逃避的责任，意识到别人也是自由的，意识到自由选择的后果是不可控的，并使之学会对此接受、承担责任，这种责任不仅是对自己负责，还是对他人及社会负责。存在主义教育的目的就在于服务于个人，帮助个人认识到自己的存在，培养个人的自我认识、自我责任感，使其形成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人只是企图成为什么时才取得存在”[7]7，学校应该创设进行自由选择的境况，使学生能够意识到选择的不可逃避性，以及学会做出选择并承担责任，在选择中成为自我。

（二）教学观

存在主义的基本命题是“存在先于本质”和“人是绝对自由的”。由此出发，他们强调个人的主观性和选择性。运用到教育上，则强调教育要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使学生发现自我，学会自由选择，并积极地承担责任。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明白学生作为人的个体性，把学生当作独立自主、自由发展的人，而非以物视之。教师应该鼓励每一个学生成为他自己，而非效仿他人。在存在主义者眼里，教师不是把知识“传授”给学生的所谓的传道授业者，而是非强制化地把知识“提供”给学生，使其自我发展[5]。

在教学内容上，存在主义者更关心为什么目的而教，而非实际教什么。他们认为无论学习什么，都是个人借以发展自我认识、自我表现、自我责任感的工具。教材的安排则要有助于学生认识自己的存在、自我与事物间的基本差异、自我与别人的关系。他们强调在确定教学内容之前，必须承认学生本人为他自己的存在负责，也就是说，教学内容最终要由学生的需要决定，反对把传授知识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因此，存在主义认为在教学中不必要有精确而详细的教案，那样做将会把成年人的兴趣与价值强加于学生[8]。

在教学方法上，存在主义者推崇苏格拉底式的问答式启发法，而反对传统教育只重视教师讲授的方法。他们认为，苏格拉底的方法不是把现成的知识以某种方式传授给学习者，而是从学习者那里引出知识，并由学习者自己决定和选择的“灵魂助产术”[4]364。因为只有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以及师生对话的过程中，学生才能充分获得自由发展，促使其在自我选择之中了解、学习他所需要的东西。在教学组织形式上，存在主义者特别重视个别化教学，认为这才符合学习者“个人意义的探索和发现”[9]。他们认为教学要有很大的灵活性，不可整齐划一，也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对学生提出学业成绩的要求，以利于每个学生的发展和自我实现。

在师生关系上，存在主义者强调师生间民主、平等、融洽的关系。他们认为师生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一种个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是相互人格的尊重，是两个自由的个体之间的相互信任。用马丁·布贝尔的话来说，就是一个“ I ”（主体） 和一个“ you”（主体），而不是传统关系中的“ I ”（主体）和一个“me”（客体），教师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言辞操纵者，或通过口授来对学生施加影响，教师和学生都是作为主体的人，师生之间互为主体[10]。

存在主义者十分重视教师的作用，但是他们不同意单纯地把教师看作一个知识的传授者，一个解决问题的顾问，或者是一个人格的表率。教师是一个促进学生发现自由、帮助学生走向自我实现的人[11]。在他们看来，作为教师首先要尊重学生的人格，要把学生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社会人来看待，尤其要尊重学生的自尊心，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使学生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因为这是学生发展的重要内驱力和精神支柱，是他们自我意识的表现。其次，要信任每一个学生，相信每个学生都有其独特的优点和长处，相信他们经过努力都会取得成功的。布贝尔说，只有教师完全信赖学生，才能使学生对教师、对真理敞开心扉[6]198。再次，教师要理解学生，在深入了解和掌握学生心理特点和个性差异的基础上，理解他们的年龄特点、兴趣爱好、思维方式、认知水平和行为习惯，与其建立一种合作关系，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三）道德教育观

存在主义者也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但否定任何固定的道德标准。尽管存在主义者主张“伦理考量至高无上”，每个存在主义者都以自己的方式“自由地”阐释伦理，但是根本关注点却是要检验我们个人生活的本真性和我们社会的本真性[12]。他们认为个人对行为的自由选择乃是衡量道德价值的第一原则，道德教育的本质就在于使学生认识到其必须自己选择行为，并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道德教育的成果归结为培养学生的独一无二的个性与品格。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人是自己造就的，他不是做现成的；他通过自己的道德选择造就自己，而且他不能不做出一种道德选择，这就是环境对他的压力。”[7]29存在主义者强调人有责任且必须做出道德选择，而且必须选择他们作抉择的原则，所以道德的行动必须是独立判断、自由选择和实践，而非诉诸外在权威。

存在主义伦理学主张内在道德与外在道德的对立性，认为外在道德（社会道德）是外在对自我的束缚，而内在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主张每个人在自己的“良心”的指导下在不同的人生境遇下作出自由选择。在德育上，存在主义者强调学生必须为自己选择或创立道德法则，也就是道德的自律。存在主义者认为教育应该强调学生的自律，要提供一种可以使学生表现自己真诚的环境和气氛，使其无拘无束地自我发展。他们认为：教师的责任不应当是用外在道德束缚学生，而应当唤醒学生的内在道德，对其抉择的行为后果负责，以培养实践真实自我的独立人格和道德责任感。

存在主义者认为，“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7]7当我们决定进行某种行动之时，“我就在创造一种我希望人人都如此的人的形象”，因此，“在模铸自己时，我模铸了人”，我们的行动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负责，而是“代表全人类承担责任”[7]9。存在主义者认为教育应该使学生认识到自己的选择、行动并不仅仅是为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承担什么样的后果负责，更注重选择与行动背后的社会责任。

二、存在主义教育思想的启示

尽管存在主义教育思想表现出极端个人主义倾向的局限性，但它主张发展学生的个性，强调学生的自主建构和自主学习，在某种程度上对构建我国的终身教育体系和改进传统的课堂教学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1.存在主义教育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是一种人性化的教育理念。这种教育理念从根本上改变学习动机，可以使学生个性得到发展。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强调整体划一。教师在课堂上使用同样的教学内容、同样的教学方法、同样的评价标准来要求和衡量智力、爱好、兴趣、经历和基础各不相同的学生。经过学校教育的加工之后，一个个原本各具特色、活生生的孩子变成了标准件[13]。正如卢梭所言：“每个人生来具有特异的气质……我们往往不加区别，使具有不同爱好的儿童从事同样的练习；他们的教育毁灭特殊的爱好，留下死板的千篇一律的东西”[14]。

存在主义者主张，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认识到自己的存在。因此，教育要适应学生的天性和能力，因材施教；教学既要使学生掌握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提高学生的理解力和思考力。课堂教学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善于在集体中更好地发现自己，有效地培养个人的独特性而非加工“标准件”。

2.存在主义教育观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重视学生的自主建构，倡导对话式教学，这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教育教学改革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和作用。传统教学观强调以“教”为中心，忽视学生学习的能动性和主动性，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成为知识的代言人，把知识灌输给学生，学生则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单一教学模式抑制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无法有效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的能力。如果学生的每一个行动都听从教师的命令，他的许多行动的唯一顺序来自功课指定和由别人给予指示，所谓的教育目的，便成了一纸空谈[14]112。

同时，当前的教材编写、课堂教学组织形式、教学过程等都是从教师如何教来设计，学生成了教师课堂教学的配合者、适应者，失去了学习的主动性，处于教学的被动地位。教师仅仅关心学生的分数与成绩，而忽视甚至无视学生作为个体的诸如情感、需要、兴趣、价值观、信念等日常生活世界；学习内容对学生生活的价值，对学生未来的意义，没有得到有益的揭示。存在主义者主张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要求教师与学生一起制定计划，共同解决问题，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在对话中，教师与学生是互动的和互惠的。正如巴西教育家保罗·弗雷莱所言，教师不再仅仅是授业者，在与学生的对话中，教师本身也得到教益，学生在被教的同时反过来也教育教师，他们合作起来共同成长[15]。

3.教育应该培养学生成为自我的教师。存在主义者认为，教育的意义在于使学生发现自我，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使其学会自由选择，并承担其责任。教育应该充分承认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发现自我，以实现其终身的自我发展。

当前，我国教育体制下，教师仅是“传道授业者”，而忽视教育对个体人生的启发作用。教师应该成为学生人生的引路人，使学生发现自我，发现自我的兴趣，使其成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兴趣、责任的健全而成熟的人。教育应当培养学生自我意识、自主选择、自主建构，改变我国当前教育中学生处于被动地位的现状，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自我的主人，使学生成为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教师。

4.教育应当为学生创造进行自由选择的境况。教育不仅是“术”道的培养，而是培养学生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的人。学校应当为学生创设进行自由选择的境况，使学生面对难以逃避的生存境遇，作出不可逃避的选择，并承担其责任，使学生真正地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与决断力的成熟的个体，在面对人生的各种境遇中，能够真正地作出选择，成为自己。

目前，我国教育改革的核心应当肯定学生的教育主体地位，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全面地发展，使其成为有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的新一代。存在主义教育思想特别强调学习者的自主建构、自主探究、自主发现。这对于学习者创新意识、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培养有着重要意义，这也是时代发展对教育提出的要求。

三、小结

作为一种关于个体的哲学，存在主义教育思想过分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及个人主义的价值观，难免有其内在缺陷。但存在主义教育思想同时强调教育要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使之学会自由选择，并承担其责任，这对我国当前的教育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学校教育应充分肯定学生的主体地位，帮助每个学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谭鑫钱，龚兴，李武林.西方哲学词典[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80.

赵佳.论存在主义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影响[J].心理学新探，2002（2）：3-7.

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671.

华东师大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编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312.

王爱敏，杜新安.存在主义的个性化教育思想及其现代启示[J].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1）：81-84.

崔相录.二十世纪西方教育哲学[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192.

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熙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7

陈友松.当代西方教育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229.

周勇.存在主义教育思想的德育意蕴[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6（7）：34-36.

万作芳.存在主义的个性教育思想浅析[J].高等函授学报，2000（5）：40-42.

张全新.试析存在主义的学生观[J].当代教育科学，2003（21）：19-20.

托马斯·R·弗林.存在主义简论[M].莫伟民，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16

郅庭瑾.教会学生思维[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9.

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M].顾建新，赵友华，何曙荣，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1.

浅析英国重商主义思想 篇12

英国经济发展的初期形态是自然经济, 但至15, 16世纪, 特别是16世纪后期, 资本原始积累需求不断突出, 产生了一种以金钱为唯一财富, 鼓励国家追求金钱的经济学说, 也就是重商主义。它为英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 和后来工业革命英国取得领先世界的经济地位, 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500年到1750年, 是重商主义的极盛时代。1750年以后重商主义似乎被打倒了。不过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 仍旧有它的相当的势力。从1929年到1980之间, 世界各国的关税壁垒, 一天天加高, 实际上就是新重商主义的抬头。

一、重商主义的含义

重商主义可以简单理解为重视商业行为并鼓励国家商业发展。体现了国家利己主义思想, 主张贸易保护政策, 甚至极端到坚决禁止外国工业品, 特别是奢侈品的输入, 在总量上, 应注意不要向外国人购买超过他们自己国家向外国卖出的东西。

二、重商主义产生的背景和原因

重商主义在英国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经济背景。那时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教皇, 下面是封建领主割据。国王要有效统治国家, 就必须拥有庞大军队, 而军费昂贵且宫廷消费需要大量金钱。当时流通的货币是金银, 可是英国不产金银, 所有金银均出自进口, 这样就存在很大问题。这时有个造币人员, 给国王出了一个主意。他说英国虽然不产金银, 但是如果我们向外购买的商品, 少于我们所出售给外国的商品价值, 那么大量金银就自然会从外国流入英国。 (何正斌2007)

这正是重商主义思想。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 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及新航路的开发, 原有市场不断扩大, 新市场又屡屡开辟, 商品货币关系急剧变化, 迫切需要大量的白银和黄金。新的社会阶级逐渐形成, 推动了英国工场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商业资本在社会经济领域里开始产生压倒性的影响。就连女王伊丽莎白也知道资本的重要性, 从她对英国海盗事业的支持以及对战争的厌恶就可以看出, 正如传记作家里顿·斯特拉奇在《伊丽莎白---童贞女王传》中的比喻说到这个女人像一只老母鸡似的一动不动静静的孵化着这个国家和民族。资本主义就在她的庇护下一天天成长起来。 (赵述庭2007) 一些生活在时代潮流中的工商业主, 新贵族以及头脑灵活的学者和贵族, 更是积极上言, 著书立说。普通人所感觉到的“少买多卖”的看法, 在他们那里便系统化成初步的重商主义学说。

三、重商主义的发展

1581年, 英国出版发表了一本匿名著作《对我们同胞的某些控诉的述评》, 并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将那些普通人所认为的可以通过“少买多卖”和积累金钱, 来增加国家财富的简单想法理论化和系统化了。为了增加货币输入和限制货币输出,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颁布法令, 甚至是严厉的刑法。输出金银会被定为大罪, 法律规定外国商人必须将出售货物所得的全部货币, 用于购买当地的商品。早期的重商主义理论的核心就是“少买”, 恩格斯曾形象地说, 这个时期的重商主义就像守财奴样, 双手抱住他心爱的钱袋, 用嫉妒猜疑的眼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 (何正斌2007)

早期的重商主义显然不够成熟理性, 仅仅是盯在钱字上。但是随着贸易和商业的发展, 渐渐地“贸易差额论”代替了“货币差额论”, 这就是晚期的重商主义的思想。他们认为国家对外贸易才是致富的手段, 而且要想用这种手段致富就必须保持国家对外贸易的出超状态。按照托马斯·孟的观点来说就是“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 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 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但是如何保证贸易顺差呢?那就是增加本国商品的输出和减少本国对外国商品的消费。 (何正斌2007) 于是英国政府下令出口和入口的商船和船员必须是英国籍。虽然大大影响了荷兰及法国等国家的利益, 却使英国成为了世界贸易中心。但是马克思还是比较中肯的批评说, 他们只是根据商业资产阶级的实践经验去研究经济的表面现象, 而没有深入到现象的内部去从中探索事物的本质。 (赵述庭2007)

一直到19世纪末期, 人们对商品货币的认识逐步加深,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更是颠覆了整个经济理论界, 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商品的价值, 开始意识到生产的目的在于消费而不是守住钱包里的硬币。于是重商主义的学说渐渐失去它巨大的影响力取而代之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 倡导更加自由的贸易环境。

四、重商主义思想对英国的影响

虽然时至今日有一些自信掌握有许多经济知识的人嘲笑这种早期经济思想, 讽刺重商主义的幼稚, 但是结合当时英国的国情, 资本主义发展到初期阶段迫切需要资本的支持及世界贸易发展的状况, 新航路的开辟、市场的扩大、商业欣欣向荣, 重商主义可谓是应运而生而又促进了时代的发展。它解决了资本主义早期的资本积累问题, 虽然可以说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就是对海盗式掠夺的支持, 马克思都说,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每一个毛孔都是浸透着肮脏的血。 (赵述庭2007)

可这不正是批判资本原始积累的这种强盗模式。但是正是这样重商主义思想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从此大不列颠这艘巨轮乘着时代的东风, 成为了资本主义时期的明星, 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深深的印记, 而这一切都是归功于重商主义。

摘要：重商主义思想对英国的历史, 经济, 和社会等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浅析英国重商主义思想的发展, 有利于加深对英国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认识。

关键词：重商主义,英国,资本主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韦伯.《经济通史》.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06年版

[2]、何正斌著.《经济学300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