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思想（精选12篇）
唯物主义思想 篇1
一、理想主义思想
理想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 “由于在西方最早提出了一整套彻底改造现实政治生活的主张, 柏拉图被称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第一位理想主义者。”频繁的战争、巨大的危害、以及贵族垄断外交带来的诸多弊端, 共同促进了国际政治研究的深入。一战后, 均势政治的失败更让人们将防止战争、维持和平的希望转向理想主义。
伍德罗·威尔逊凭借“十四点原则”, 成为了理想主义国关理论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伍德罗利用理想主义思想为美国政策服务。但是学理上的理想主义理论内容上远不止这样贫乏。
理想主义的思想核心是:人性善或者可以变善;战争可以避免;应建立集体安全以维护和平;国家利益可以协调一致。这些思想体现一种结果意识而缺乏过程性, 即理想主义关照的不是现在是什么样的, 而是应该怎么样。
从里一个角度看, 以威尔逊为代表的政治家们运用理想主义思想, 为一战后的世界格局设定了一套注重宏观指导, 试图为各民族国家的行为设定道德规范, 来达到消除战争、世界永久和平目的措施体系。
二、理想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思想的对比
现实主义者认为, 国家自私是人性自私本性的合理延伸, 本身无善恶之分, 为国家利益而增加权力是正义的、可取的政治道德。
现实主义思想显然缺乏理想主义的宏观性。权力政治的本质是在高级政治层面对相对收益的重视, 这种重视极易转向对独立个体的关注, 而不是对于整个国际体系的管控。韦伯认为“和平不过是冲突性质的改变”。卡尔突出的是权力政治思想、国家利益冲突、国际法国际组织作用的有限。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所体现的, 是对自身利益、权力的重要性、安全问题的极度重视。这些方面都是对于个体的关照, 而不是整体层面上的管控。这是两种思想的本质差异。现实主义思想的理想状态是每一个个体都无限强大, 相互威慑而达到均势下的和平。现实主义思想是以暴抑暴的延伸。
两种思想都出于对无政府状态的应对。理想主义思想寻求在树立中期愿景后, 集体采取行动一劳永逸地实现和平;现实主义思想立足现实, 从人性本质出发, 寻求通过权力政治获取利益, 加强自身实力, 通过自保基础上的威慑来实现均势和平。
三、交通模型的引入
这一模型中有道路、车辆、车辆的安全性、交通规则、交通秩序管理者、交通警察等6个概念, 对应国际体系、主权国家、国家安全、国际制度、世界权威、监督管理机构。国际体系即车辆行驶的道路;各主权国家即大小车辆;国家安全即车辆的安全性;交通规则是国际体系行为方式;交通秩序管理者是维持国际秩序的权威。因为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 交通规则缺失;监管机构是执法机构, 它存在但是管控力不足。
模型描述为:车辆在行驶过程中, 安全 (国家安全) 为最低目标, 道路中所有车辆均安全 (世界和平) 为理想状态。模型中车辆获取安全有两种方式:第一, 所有车辆均遵守交通法规, 所有车辆均可获得安全。但弊端是道路的通行量有限, 安全的获取影响了一些国家的效率。遵守规则可能增加一些车辆行驶时间, 导致利益损害。由于没有一个权威来维持秩序, 因此安全性能好的车辆很可能为了自身的通行 (获取国家利益) 去碰撞性能差的车辆, 提前通行以获取更大收益。从而造成交通事故, 结果是安全性能差的车辆车毁人亡。第二, 所有的车辆均成为安全性能好的车辆, 至少是碰撞过程中能给别的车辆以严重损伤。所有车辆安全性能的提升, 使得所有车辆都承受不起交通事故的后果, 从而被迫牺牲效率以换取安全。
通过模型,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从不同角度给出了答案。理想主义从整体着眼, 他们认识到车辆安全差异 (即各国实力的强弱差异) 现实存在且难以改变, 主张为制度缺失的道路 (国际社会) 建立权威的管理部门 (有效权威) , 并制定交通规则 (世界道德) , 并设立交通警察 (监管部门) , 从整体上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现实主义者认为, 交通监管部门、交通法规有效性难以保障, 最可行的是增强自身的安全性 (权力) 。通过提升自身性能威慑其他车辆。即不断增加自身车辆的安全性能。现实主义者们所追求的是自保, 理想状态是所有人自保, 威慑别人不敢侵犯。
四、结论
通过模型, 我们得出两点结论:第一, 交通模型展现两种思想的价值取向与政策指向的差异。第二, 两种理论都不完备, 但都具有合理的一面, 尤其理想主义思想需要重新认识。理想主义设想的一整套体系, 需要较长时间来实现与完善, 且没有说明在实现的过程当中如何处理。现实主义给出了答案, 但不尽理想。
我们不能否认理想主义思想的意义。受过良好教育的大众的舆论监督、公开和平外交、世界道德的认同, 三者相辅相成。在此基础上建立世界权威以及管控力量, 建立平等正义的世界是有现实指导意义的。联合国的建立以及在国际事务中日益体现的主导作用, 正是理想主义思想的体现。
理想主义思想的合理性需要肯定。我国一直坚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我们在扬弃理想主义不切实际的一面的同时, 应该将两大理论思想相结合, 从而为我国利用更好的服务。
参考文献
[1]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 (修订版) [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63.
[2]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 (第七版) [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36.
[3]Michael Smith: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25.
[4]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 (第2版) [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100.
唯物主义思想 篇2
论文摘要:通过对加缪著作哲理内涵的深入分析和理解,阐释加缪对荒诞的认识和对命运的反抗,以把握加缪人道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旨于展现加缪最终想告诉我们的是:人的生活虽然有黑暗的地狱作为终点,但其旅程毕竟还是可以充满欢乐的,世界的本质是荒谬的,只有反抗才使其具有意义。
一、加缪与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文学于二十世纪流行于欧美,是在存在主义哲学基础上形成的文学流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产生于法国,以萨特、加缪为代表作家。存在主义的产生与它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密不可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资产阶级文明的终结,“上帝死了”使宗教在西方根深蒂固的地位动摇,开始了“一切价值重估”。二十世纪以来,工业文明前所未有的发达,但物质以外,人在精神上的困惑和不安也随之而来,人们开始缺乏归属感,深刻感受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异化,人不仅对世界,同时也对自己产生了深刻怀疑。于是,存在主义在此时应运而生,它是试图化解人对于荒诞所感受的异化感和找不到出路的迷茫感的良药。
存在主义的哲学依据主要是“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和“世界是荒诞的”。与其他后现代主义思潮不同,存在主义注重形象胜于抽象,作家们往往善于在作品中不同程度地体现哲学和思辨色彩;其文学题材无论是现实的还是虚构的,总是表现出对人及其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注;其基本主题是在极限的境遇里,揭露世界和人的存在的荒诞性,表现人在荒诞、绝望境况中的精神自由和自由选择;它并不只是要人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精神的绝境,还试图给在荒诞中苦苦挣扎的人们指出一条生路:重新建立人生观,这个重建包括反抗、自由、激情。
加缪,一向被视为法国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尽管他一直否认在他身上冠以这个称号。事实上,每一个存在主义者身上,都有一种不同的存在主义。加缪的存在主义,与萨特不同,他并不试图解释世界的荒诞性,他的关注在于人如何在荒诞中生存,并着重体现爱与反抗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加缪从不以人道主义者自居,但他在作品中往往直面人、人的尊严、人的命运以及人应该怎样选择人生之路。加缪虽然没有形成其完整的存在主义哲学体系,然而,在他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存在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精髓远远比哲学内涵更为丰富。
二、加缪的人道主义情怀
所谓人道主义,即是将人、人的尊严、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存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并以追寻人的幸福为终极目标。《纽约时报》用这样的话来评价加缪:“这是从战后混乱中冒出来的少有的文学之声,充满和谐又有分寸的人道主义声音。”[1]111的确,终其一生,加缪一直在探讨人面对荒诞所应具有的心态及其生存方式,人道主义的思想贯穿了他文学创作的始终,他试图在人的精神虚无之上重建“以人为本”的道德价值观。加缪发现,自由选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的荒诞性,只有传统意义的人道主义才能使我们找到人存在的价值。
加缪认为,生命的存在是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珍惜生命、激情生活是作为一个具有个体存在价值的人应该持有的态度,此外,加缪反对虚无主义,他试图告诉我们,“人应该认识到他的唯一的财富是生命,而生命既是必然要消逝的,同时又是可以尽量加以开发的,人应该而且能够在这个世界中获得生存的勇气,甚至幸福”[2]。同时加缪也否定了自杀与死亡,认为反抗才是生命存在的动力,是人类尊严的体现,是充实自身的过程。加缪的“反抗”哲学突破了个人狭隘,是对于自我精神的超越。
在《鼠疫》中加缪曾提到:人的感情能够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加缪相信,爱的力量可以帮助人们在绝望之中找到希望、战胜荒诞;朋友之爱、亲人之爱、情侣之爱会将人与人联系在一起,从此远离孤独与恐惧;爱是一种对集体和社会的责任感,人应勇于奉献和牺牲,并认识到“他人”是自我幸福的一部分。加缪希望可以用爱来改造人生,实现向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的复归。
加缪的作品中,其人物原型或哲学理念,往往与古希腊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借助古希腊精神表达对社会的民主与均衡、自由与正义以及人与人之间团结友好的渴望,所以在其字里行间,总是脱不去对和谐的向往和追求——追求一种和谐的语言、和谐的感情、和谐的思想。加缪的人道主义主要是以关注人的生存状况为中心,着重体现爱与节制的反抗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三、加缪的人道主义思想嬗变
众所周知,加缪的创作风格具有其独特性。加缪早期显示出了令罗兰·巴特“惊艳”的“零度风格”,即运用客观叙述的白描笔法、采用朴素的感情语调。但加缪中后期的创作却偏离了原本的零度风格,开始向“暖瓶”过渡,其感情基调也逐渐浓厚,不再像早期创作一样保持着“局外”式的冷漠。可以说加缪是在不断的写作尝试中,渐渐丰富和完善了自我,他最终没有成功完成零度写作的实验,而是开始专注地、穷尽他的一生之力去实践其人道主义理想。
与创作方法的渐变一致,加缪的人道主义思想也具有其清晰的发展脉络。他的思想经历了由个人人道主义向集体人道主义的转变,并循序渐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在创作早期作品《局外人》时,加缪对世界和人生的态度充满消极色彩,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人无论做什么都对世界没有影响,人除了认识荒诞并麻木地接受命运之外别无选择。
但显然,写作《西西弗斯神话》时的加缪已经改变了这种看法,他不再认为人应该被动地接受命运,而是无论世界怎样荒诞残酷,人都应在接受的同时保有自我的尊严,证明世界固然是无意义的,但人的存在却是有意义的。这一阶段加缪的思想已经从消极向积极演进,他致力于思考人的尊严和个体存在价值的实现对人的生存至关重要,在对待人性的问题上,他也有了乐观的态度。二战爆发后,加缪的思想出现了根本转型,此时他创作了小说《鼠疫》,他意识到个体存在价值的实现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生存困境,只有拥有积极的心态和奉献的精神,用集体的力量行动起来反抗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至此,加缪的反抗哲学逐渐显形,其人道主义思想也达到了高潮。
加缪的人道主义思想所要表达的是:身处荒诞的世界,人具有尊严和自我价值,可以在对抗中表现精神独立与自由人格,能够在绝境中克服并战胜荒诞的命运,最终体现其坚定的人道主义精神。
四、《反抗者》:加缪的人道主义思想精髓
“我反抗故我在”,这是加缪在文学创作中所表达的潜台词。加缪认为,当人面临荒诞与死亡,只有乐观、勇敢地抗争,人生才会拥有希望和未来。
1951年,加缪的《反抗者》经历多年的思想沉淀最终发表,这部随笔集是关于加缪多年来对人道主义思考的集中体现与总结,体现了他坚定的理想和对世界、对全人类的责任感。《反抗者》的出版使加缪与萨特多年的友谊毁于一旦,并在此后陆续受到多方的责难和非议,阴影一直笼罩在加缪的头顶,直至其生命的结束。
加缪用《反抗者》来告诉我们:人性的力量可以改变荒诞的存在;爱的力量可以帮助人们从容面对困境;反抗的力量可以战胜荒诞、改写命运。但同时,加缪又告诉我们,这种反抗必须是节制有限度的,而不是毫无理性的。加缪反对极权与专制,反对暴力的斗争,反对将“反抗”凌驾于人性之上,反对意识形态干预人的自由发展。
加缪与萨特友谊的瓦解在于他们对待政治的态度有着严重分歧。加缪的《反抗者》体现了坚定的人道主义理想,其创作的首要目标是当时的共产国际和苏联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加缪无法容忍人道主义在苏联共产主义的演进过程中成为一曲挽歌,于是他开始思索如何防止反抗意识成为暴力革命、民主共和演化为极权专政。而萨特尽管也同样反对集中营,但他更关注于共产主义制度整体上所代表的历史进步,他认为加缪的观点无异于将革命的暴力与法西斯专政画上等号,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事实证明,加缪的思想同样带有片面性,有失客观,但加缪毕竟不是政治家,他无法提出一个完美的社会改良方案,然而,在加缪的思想中,“世间的确存在着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一信念始终伴随着他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影响了他文学创作的始终。
古希腊代表着加缪的一个美好的社会理想,于是在他在《反抗者》中引入了古希腊人文主义——“地中海思想”,即延续古希腊均衡节制的人文主义,形成以反抗为中心、关注人类生存的新人道主义,希望可以借此实现和谐、民主、自由等美好的社会理想。与暴力的非理性相反,加缪的反抗是理性的,有条件的,它体现了人的尊严和存在价值,具有明显的崇高性。加缪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幸福,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生命和生活本身的意义。
《反抗者》作为一位思想家的自我完善和升华,是加缪在存在主义道路上踏出的又一个前进脚印,也是他一生人道主义思想发展的制高点。《反抗者》形象“阐释了人对抗荒诞的哲理,探讨在精神上、现实里、社会中进行这种反抗与超越的方式与道路,从而在理论阐述与形象表现两方面使他‘荒诞—反抗’的哲理体系得以完整化、完善化”[1]154。
参考文献:
[1]柳鸣九.从选择到反抗——法国20世纪文学史观(50年代——新寓言派)[M].北京:文汇出版社,.
[2][法]阿尔贝·加缪.加缪文集[M].郭宏安,袁莉,等,译.上海:译林出版社,:190.
[3][法]加缪.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加缪散文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4]张容.加缪——西西弗斯到反抗者[M].吉林:长春出版社,1995.
功利主义思想述评 篇3
关键词：功利主义；边沁；密尔；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功利主义又称功用主义，是一种以人们行为的功利效果作为道德价值的基础和评价标准，同时又强调行为效果实际价值的普遍性和最大性的学说。功利主义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学说，中间经过基督教伦理的熏染，到了十八世纪边沁那里才正式确立了古典功利主义的基本框架。
一、以边沁为代表的古典功利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
1.功利主义的产生背景。功利主义诞生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当时工业革命使生产力迅速解放，工人阶级快速崛起，各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尤其是工人阶级与新旧贵族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英国社会利益与阶级矛盾之间的冲突对旧道德产生了极大地冲击，客观上就为功利主义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准则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2.边沁古典功利主义的主要思想内容：边沁的伦理理论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建立在快乐主义基础上的“苦乐原理”，从后果判断行为的理论框架和以合理利己主义为背景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
（1）苦乐原理。边沁主张对事物的理解应当建立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苦与乐是人们经历生活的两种体验，人都有趋乐避苦的本性，因此边沁把作为道德标准的体验归结为快乐和痛苦，以苦乐原理作为其伦理思想的基石。边沁关于苦乐的强调决定了边沁采取后果论，即将行为的道德评价建立在行为的后果之上，以后果是否最大限度的促进了行为所涉及的所有人的快乐的增加或者痛苦的免除来判断行为是否正当。
（2）功利原则。边沁在苦乐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功利原则，将个体的道德理论扩展到了社会伦理领域。首先，边沁对功利作出了界定：“任何行动中导向幸福的趋向性我们称之为功利；而其中的背离的倾向我们称之为祸害。”功利的作用就是使人们看清楚自己追求的行为的性质。后来边沁又进一步指出“功利原则指的是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我们应该看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换句话说，就是以该行为增进或违反当事者的幸福为准。”在提出功利原则之后，边沁以“最大幸福”原则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正确与错误的衡量标准”来清楚有效地说明功利原则。
3.边沁功利主义的特点。
（1）明显的快乐主义特征。“功利”与快乐，幸福密切相关，且成正比例，快乐幸福正是人生的目的所在。
（2）幸福主体范围的最大化。“功利”所涉及的主体不仅是个人主体，而其包括社会主体和社会设施，追求的乃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使得功利主义又具有了普遍快乐主义的内涵。
（3）把行为是否具有正确性的标准建立在后果论的基础之上，即该行为是否有利于当事者的幸福。
（4）社会利益，社会幸福是组成社会的所有单个成员的利益之和。这是边沁功利原则十分重要的一个特点，只要每个人都能够真正的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实现最终就会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二、 密尔的修正功利主义
密尔是边沁功利主义理论的捍卫者，但同时也对边沁的理论进行了批评和修正。密尔对边沁理论的批判和修正标志着功利主义理论从初创走向繁荣时期。
密尔对边沁功利主义理论的修正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对快乐进行了质的区分。密尔指出快乐不仅有量上的区别，也有质上的区别。所谓快乐的质上的差别就是指快乐不仅有肉体感官上的快乐，也有精神上的追求，而且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追求，也就是说快乐有等级之分。其二、用“幸福”取代边沁的“快乐”和“痛苦的免除”。密尔是以幸福作为道德的最终标准，以幸福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另外密尔也指出功利原则所提出的最大化幸福的主张并不能圆满地解决在不同的人之中如何分配幸福的问题，因此就必须需要正义来协调功利。密尔把正义的思想融入到了自己的伦理思想之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功利主义正义观。
三、密尔之后对功利主义的批评和修正
十九世纪末英国伦理学家西季威克主张将普遍幸福是最终的道德目的这一原则建立在知觉的基础之上，功利主义既需要直觉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直觉主义又需要功利主义来补充。英国伦理学家摩尔提出理性不是道德上善恶的源泉，道德不能够通过理性来确证，善与恶的区别来自于道德感，给功利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二十世纪上半叶功利主义逐渐消隐，直觉主义，语言分析哲学则占领了英美伦理学讨论的核心地位。
但是，功利主义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后来美国实用主义发展了功利主义的理论。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在理论上的基本结构是一致的，都主张从后果来判断是非的后果论，并且都关心个人的快乐和幸福。
功利主义以功利为核心，主张在实现个人利益的基础上的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在当时是有利于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和时代的进步，功利主义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了出来，这也表明现代功利主义者要想重新激活功利主义的理论宗旨，就必须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新要求，这样才能获得新的理论基础和新的应用领域。
参考文献：
[1] 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 边沁.政府片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 密尔.功用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唯物主义思想 篇4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在化学教学中, 尽量做到通过化学实验让学生获得生动丰富的、印象深刻的感性认识, 再通过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得出对观念、原理的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 这样组织教学, 使学生获得的知识既亲切又深刻, 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如, 在讲元素周期律时, 首先让学生做碱外层电子排布、原子半径、元素主要化合价变化的周期性, 最后归纳出元素周期律。接着给学生介绍周期律的产生和发展, 及时地抓住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教育的极好时机对学生进行教育, 目的是让学生突出体会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而真理也在实践的考验中得以验证, 逐渐使学生树立这样的信念:理论的来源和归宿是实践, 理论是否正确依实践的结果而定, 从而激励学生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二、努力挖掘教材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 在教材中的体现有时明显, 有时比较隐蔽。我们必须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处理教材, 对教材内容进行深入分析, 认真挖掘, 才能发现和把握规律, 才能得心应手地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教育。
如, 量变到质变的规律, 在化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但形式和内容又多种多样。CO和CO2、SO2和SO3、O2和O3在化学成分上都相差一个氧原子, 而性质不同, 引起了质的变化多端Cl和Cl-、Na和Na+、Fe2+和Fe3+仅差一个电子, 但化学性质截然不同;浓硫酸和稀硫酸都属于硫酸, 但性质不同。同位素氕、氘、氚在物理性质上的差异, 有机物同系物中增加或减少若干个“CH2”原子团引起质的变化、乙烯和聚乙烯的性质完全不同等都与量变有关。
在中和滴定过程中, “滴定飞跃”又是量变到质变的又一实例。当用0.1摩/升的盐酸滴定同浓度20毫升氢氧化钠溶液时, 从滴定开始到加入19.98毫升盐酸时, 反应液的碱性逐渐减弱, 但仍为碱性, 这是量变的积累阶段。当再加入一滴 (约0.04毫升) 盐酸时, 反应液立即由碱性变成了酸性, 发生了急剧质变, PH值突变, 从中使学生理解了强酸、强碱间的中和滴定中为什么不用石蕊试液而常用甲基橙或酚酞试液指示终点的道理。
三、改革教学方法,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在当代的教学理念中, 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不仅要教授学生课程知识, 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教授学生一种学习的思维,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因为在中学甚至是大学当中, 学生所学的知识都是非常有限的, 对于当今飞速发展的社会, 这些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因此, 学生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以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才能不被社会所淘汰, 尤其是像化学这种与现实生活联系异常紧密的学科, 其不断地学习和更新知识储备尤为重要。正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 我们要创建新的教学方法, 给予学生足够的空间, 让学生独立自主地去发现问题并通过分组讨论、教师指导、师生换位等教学方法让学生独立自主地掌握所学知识, 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四、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联系, 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
化学不仅与实际生活联系紧密, 其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例如, 其与生物和物理等学科之间都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我们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要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联系, 这样不仅可以顺利地完成本学科的教学任务, 更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甚至可以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 例如, 我们在讲解有机化合物烃类的时候, 可以引入日常使用的塑料袋, 以此联系生物中的微生物的降解和发酵问题, 综合讲述微生物对化工产物的降解作用, 呼吁学生减少不可降解化工产品的使用, 对学生进行环保宣传, 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又如我们在讲解空气成分的时候, 我们可以渗透讲解物理当中的汽化和液化的知识, 也可以发散地讲解空气制冷学的一些知识,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点滴的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综合思考能力, 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
唯物主义思想 篇5
习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要大力破除中国官场屡禁不止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并对中共近些年离群众越来越远而感到了深深的忧虑。这四个问题由来已久，几代领导人从建党以来就一直对这些消极的作风问题进行纠正。新形势下，这“四风”产生的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
形式主义用华众取宠代替实事求是；用投机取巧代替实干苦干；用粗枝大叶代替一丝不苟；用走马观花代替深入实际；用僚草应服代替严谨作风；用高喊口号代替实际工作；用三心二意代替全心全意；用虚张声势代替雷厉风行；用欺上瞒下代替求真务实；用表面文章代替表里如一。
官僚主义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辨方向。官气熏天，不可向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风粗暴，动辄破口骂人。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遇事推诿，怕负责任；承担任务，讨价还价；办事拖拉，长期不决；麻木不仁，失掉警惕。遇事敷衍，老于世故，巧于应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圆。学政治不成，钻业务不进；语言无味，领导无方；滥竽充数。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无所用心；一问三不知，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就批，错了怪人；对事情心中无数，又不愿跟人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则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对下则不懂装懂，指手划脚，机构庞杂，人浮于事，不务正业，浪费资财，破坏制度。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请客送礼，内外不一。“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铺张浪费，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不给还不满意；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对群众漠不关心。多头领导，互不团结；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既不集中，也无民主。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派别利益；个人超越一切，小公损害大公。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好逸恶劳，既不用脑，也不动手；不注意国家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
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在精神状态上，思想空虚，精神萎靡，贪图安逸，不思进取；在价值取向上，把个人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工作态度上，怕苦怕累，逃避责任，得过且过，不愿意到艰苦的地方工作，更不想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公务活动中，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不重实效；在生活方式上，追求“贵族化”，吃喝玩乐，沉湎于花天酒地、声色犬马。广置房产，巧立名目，公费旅游，把出访当做待遇，轮流出国出境，漂洋过海，饱览异域风情，醉生梦死，公款吃喝，一掷千金，酒满肠肥，追求享受，贪图安逸，修建豪华办公楼，不是白宫，胜似白宫，气势恢宏，让寻常百姓望而却步。骄奢淫逸，声色犬马，情趣低下，嫖娼狎妓，包养二奶，变相重婚，经常出入高档会所和烟花巷，“上午围着车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穿金戴银，动辄摆谱，以穿名牌、戴名牌、玩名牌为能事；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借机敛财，明星助阵，歌星助兴，封锁交通；笃信风水，大把烧钱，装神弄鬼，煞有介事，走火入魔，“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组织信个人”，甚至“一边烧香拜佛，一边贪污腐败”。
不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如何发现真问题？只重显绩不重潜绩，热衷于造声势出风头，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如何解决？不负责任地盲目铺摊子、上工程，往往留下一堆后遗症。高高在上，摆官架子，群众就会与干部在思想感情上疏离。追求物质享受，甚至纵情声色犬马，奋斗的意志必然消沉。不愿吃苦出力，躺在“功劳簿”上沾沾自喜，进取的动力必然消退。“四风”方面的种种问题，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与党的性质和宗旨背道而驰，影响很坏,危害严重，任由其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胡适、实验主义与解放思想 篇6
由于信奉实验主义，胡适不仅把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贯穿于文学改良、整理国故的实践中，更致力于在思想界大力提倡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和社会改造实验。在胡适看来，一切学说的具体内容都包含了学说提出者本人的成长背景、个性，以及当时的特定情势，因而任何学说都只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背景，针对具体的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可能具有永久、普遍的有效性；只有长期用于具体问题研究，并获得实验验证的研究方法，才具有客观的独立性，能够长久地显示它们的价值。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整个学术活动，无论是思想启蒙，还是文学历史的具体研究，都是围绕着他所说的“科学方法”展开的，始终关注的是各种学术思想背后的研究方法、态度与精神，而不是其具体内容本身。由这种理念出发，胡适毕生不承认有绝对的“真理”，认为“一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它能不能发生他所应该发生的效果”。(胡适：《实验主义》)因为，“一切真理都是人定的。人定的真理不可徒说空话，该当考察实际的效果”；“生活是活动的，是变化的，是对付外界的，是适应环境的。我们明白了这两个从科学得来的重要观念，方才可以讲到杜威博士一派的实际主义了”。(胡适：《谈谈实验主义》)
胡适这种对真理看法的实验主义立场，使他既不为共产党接受，也和国民党保有距离。早在与蓝志先、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他就反复强调：“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作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胡适《问题与主义》)这种思想与主张，无疑是胡适在整个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备受争议，又为人们竞相借用的所在，也使他成为影响现代中国文化思想进程的重要人物。
胡适对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文学上。1917年7月他回国途中，恰遇张勋复辟。回国后，深感中国当时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的沉寂正是张勋复辟闹剧能够得以上演的政治思想基础。为此，胡适决定二十年不谈政治，抱定通过思想启蒙的方式，在思想文艺上为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在他回国的4年里，先后写了八九十万字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除一篇《国体与青年》是直接谈论政治的外，其余的都是关于思想与文艺的。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文学改良主张，直接奠定了新文学的发展方向，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他的《尝试集》成为第一本以白话文出版的诗集，直接影响了刘半农、沈尹默、朱自清等人，使他们有足够的勇气投入到新诗的创作中，开辟了中国白话诗歌的创作方向，使新诗成为新文学革命嘹亮的先声。在小说研究中，胡适把“历史演进法”运用到明清小说的研究中，为小说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新方法。他提出，对于由历史逐渐演变出来的小说，“必须用历史演进法去搜集他们早期的各种版本，来找出它们如何有一些朴素的原始故事逐渐演变成后来的文学名著”，把考证研究的方法用于古典小说的研究中。在胡适一生的小说研究中，单考证研究的古典小说就达20多种。最有影响的是在《红楼梦》的研究中，通过对曹雪芹生平家事，以及各种版本的考证，彻底抛弃旧红学的索隐推测研究，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揭开了《红楼梦》研究的新篇章。在诸多新红学研究者中，俞平伯深受胡适思想的影响，成为集大成者。俞平伯由于1952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文化界高调批判的对象，并直接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由《红楼梦研究》为诱因的对胡适思想的政治批判，使胡适一生倡导和崇尚的思想方法烙上资产阶级的符号。胡适的名字由此在中国大陆成为一种批判和必须厘清的政治符号，胡适的思想以及杜威的实验主义成为研究的禁区。
在史学方面，胡适率先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把他主张的科学精神和方法引入到国故的整理研究中，“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解放人心”，“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胡适：《整理国故》)其疑古求证的思想，对后世史学研究影响甚为深远，直接导致了疑古史学派的产生，顾颉刚即是其中重要的一员。顾颉刚所作的《古史辨》正是受胡适这种思想影响的直接产物，成为疑古史学派的开山著作。从此，胡适整理国故的思想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思想，使中国的史学研究提升到科学实证的研究轨道。正如顾颉刚所言：“要是不遇到孟真和适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要是适之、玄同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快速。”(顾颉刚：《古史辨·自序》)
由于《红楼梦研究》批判导致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使得过去与胡适有所渊源的学界人物不是如俞平伯成为资产阶知识分子饱受清算，就是在一次次的思想运动中为摘清与胡适的关系，主动或被迫地加入到对胡适思想的政治批判中，以求洗刷或自保。成为文化思想界一段不堪的回忆。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推进，胡适才重新回到大陆学者的学术研究视野，胡适研究才从政治批判中分离出来，不再是一个禁区。对胡适的评价也日渐客观，不再简单地以政治划线：以人废文，以文废人。随着学术界对胡适学术思想的充分肯定，近年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一是如季羡林先生认为，胡适不仅在学术上值得肯定，就是在政治上也不是如过去批判所言是一个致力于反对共产党的反动人物；他对共产党的不认同，更多的是出于实验主义者对终极真理的否定，政治上他更多的是一名书生，并非对共产党有很大的政治敌意(季羡林：《台游随笔》，《十月》1999年第4期)。二是如沈卫成先生所言：胡适关于“实验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试金石”的思想，对于我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沈先生特意在《明报月刊》(2009年第1期)发表了《胡适的思想力量》，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思想都与胡适当年倡导的思想有关。无论1978年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大讨论，还是1992年邓小平提出不要讨论姓“社”姓“资”都与胡适思想有关，体现了胡适思想的现代影响。
这种倾向，无疑是另一种极端，与过去对胡适的全盘否定同属一种人为臆断、政治划线。综观胡适一生，都不是季先生所说的“书生”，而是一个有明确政治思想主张的历史人物。反对共产主义是胡适的一贯主张，并不完全是受实验主义不承认“终极真理”的影响，而是深受西方思想浸润的结果。在胡适看来，共产党与欧美的政党完全不同，他主张以启蒙和平的渐进方式，在中国建立西方民主宪政体制。沈先生更是把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胡适实验主义思想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大讨论人为地联系在一起。众所周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非是一篇纯粹的学术研究文章，而是一篇反映了党内高层改革思想的政治理论文章，旨在冲破两个“凡是”的政治束缚。邓小平、胡耀邦等人通过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引发了围绕“真理标准”的政治大讨论，在理论上为平反建国以来的冤假错案，为一大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错误打倒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扫清了政治障碍，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无论胡福明最初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是其后经修改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理论基础和作者的思想立场以及思想渊源都是马克思主义，而非胡适与实验主义，既未否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地位，也没否认真理的存在，而是进一步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地位，批判那些以马克思、毛泽东的只言片语为武器，肢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阻扰改革的假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眼里，胡适就是资产阶级与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是与马克思主义水火不相容的。无论是改革开放前对胡适思想的彻底批判，还是改革开放后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作用和学术研究的宽容肯定，都没有改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胡适政治主张和基本核心思想的反对。在胡适眼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不仅不是真理，也是他毕生竭力反对的政治目标。1992年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论，不要在经济领域抽象地纠缠于姓“社”姓“资”的问题更是与胡适的思想影响毫不沾边。
邓小平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国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他一是坚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率先确定了中国改革的政治前提，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二是在经济改革上坚持灵活的政治策略，为回避党内和政治上的无谓争论，延误改革进程，以其多年的政治智慧，主张在经济领域不要进行无谓的政治争论，“摸着石头过河”。1992年在改革关键时期提出的不要进行姓“社”还是姓“资”的无谓讨论，是其政治思想的一贯反映。其政治思想，无论思想来源、理论基础、政治主张、实际形成过程，都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与传播，与中国其产党的成长壮大和邓小平几十年革命实践密切相关，与胡适的思想没有任何渊源瓜葛。
胡适关于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试金石的实验主义主张，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杜威实验主义的翻版，是一种哲学思想主张，而非政治主张，因而排斥一切真理的绝对性：无论社会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都在排斥之列。现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主张和改革开放以来与“思想解放”有关的大讨论，都含有一种明确的政治主张，都是在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真理地位的基础上，对建国以来的错误思想、冤假错案、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清算。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实践”，不是胡适与实验主义者关于实验是检验真理唯一的试金石中“实验”的含义(即具有一般哲学抽象意义的社会实验或实践)，而是特定的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凡是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证明能够促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发展的就是真理，就应坚持；凡是阻碍或影响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发展的就必须改变，就应放弃。
重商主义思想回顾 篇7
一、重商主义产生的背景
近代早期, 西欧经历了人口快速增长、价格革命、农业革命、宗教改革及工商业扩张等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 呈现出明显的社会转型特征。封建分裂结束后的民族国家权力得到加强, 以王权为代表的民族国家开支日趋增加, “如何使国家的预算最终保持平衡, 这是欧洲‘新型君主国’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1]。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以弥补战争及其他开支, 西欧的王朝统治者曾通过实行货币大贬值的政策来增加王室财政收入, 但这种方式遗留下大量经济和社会问题, 引起全国臣民不满, 造成王权威信下降, 西欧的王朝统治者只得转向增加经常性收入的财政政策。
随着农本经济的瓦解、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民族国家的形成, 商业资产阶级逐渐兴起并不断成长。商业资产阶级力图控制贸易甚至生产活动以积累更多资本, 因此迫切希望国家对他们的工商业活动给予支持和保护, 对商业资本积累的财富给予保障。但是商业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还很软弱, 经济上也不够强大, 不可能提出政权方面的要求, 因此作为新兴阶级代言人的重商主义者从发财致富的角度, 在政治上希望建立统一繁荣的国家。他们积极关注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 支持王权, 主张实行君主专制。重商主义成为商人经济利益和国家政治利益相结合的纽带, 正是商业和政府的结盟使重商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应运而生。
二、重商主义的思想特征
重商主义思想同其他任何理论一样, 是在经历一段时期的社会实践之后才逐渐形成的, 按照马克思所指出的, 重商主义学说开始是作为“国家政策”形成的[2], 而后才产生了从理论上阐述这些经济政策的必要性, 并进一步指导政策的贯彻实施, 从而形成了重商主义理论体系。重商主义思想的内涵丰富, 主要表现为关注各种社会问题, 涉及当时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重商主义思想作为商业资本的思想载体, 其主要内容或核心部分始终围绕商品经济的深化展开。
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容之一是重视国家利益。在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中, 强调民族国家利益的至上性始终居主流地位。英国晚期重商主义的典型代表托马斯·孟曾指出当时存在有三种利益, “第一是国家的利益, 那是可以在商人丧失利益的时候获得的。第二是商人的利益, 第三是国王的利益”。他还对对外贸易作了概括性的评价:“对外贸易的真正面目和价值就是国王的大量收入, 国家的荣誉, 我们的王国的城墙, 我们的财富的来源, 我们的战争的命脉, 我们的敌人所怕的对象。”[3]晚期重商主义的杰出代表霍尼克建议用经济振兴来强国。包含有富国的九大通则的著名重商主义著作的书名就是《奥地利高于一切, 只要她愿意》[4]。
国家利益的实现需要财富的积累。在金本位的时代, 财富被等同于金银, 重商主义者把金银等硬通货看成是财富的唯一形态。重商主义者推崇最大限度地攫取和占有金银。英国早期重商主义代表约翰·黑尔斯早在1581年所著的《略论英国政策》一书中就指出:“金钱是你想得到的任何商品的货栈, 因为它可以保存的时间最长而不致腐蚀或损坏, 在往来携带进行一切交易时最为简单便捷, 而且如果它是金币或银币, 那就可以到处流通”[5]。重商主义者的这一财富观, 反映出随着商品经济发展, 货币短缺已成为社会的通病, 也反映出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对货币的渴望和追求。
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来自于流通领域, 即多卖少买以积累货币财富。他们看到商业地位的重要性, 明确商业是国家活动的基础, 主张国家应该保护商人的地位, 发展商品经济。托马斯·孟认为, 商人肩负与其他各国往来的商务而被称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 商人理应得到保护[3]。
重商主义者提出在对外贸易中力图防止逆差并力求出超的思想, 他们表示“我们必须时刻注意, 从别人那里买进了不超过我们出售给他们的;否则我们自己将陷于穷困而他们将日趋富足”[6]。重商主义者坚决反对货币输出, 反对从外国输入商品, 特别是输入本国能制造的商品。因为输入商品就是输出货币并剥夺了本国居民的生计。托马斯·孟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提到:“在价值上, 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 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 他极力主张对外贸易, 认为对外贸易的好坏才是检验一个国家贫与富的标准。重商主义者普遍认为, 一国国内贸易虽属重要, 但它不能增加一国财富, 而国际贸易才是一国财富最主要的来源。另外, 由于货币的灵活偏好性和抗风险能力, 西欧重商主义各国普遍要求在对外贸易中必须做到出超, 即达到贸易顺差。固守贸易顺差也是重商主义者的一个主要特征。
三、重商主义的政策
重商主义在经济上以财政主导政策为中心实行间接的国家宏观调控为主, 早期重商主义主张用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 在对外贸易中多卖少买或不买来积累货币;晚期重商主义则主张利用贸易顺差来达到积累货币的目的。
重商主义者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 借助国家力量保证对外贸易通畅。新航路开辟后, 商人不断遭到海盗的侵袭与掠夺, 还经常与亚非拉等地居民发生冲突。因此西欧重商主义者主张增强国家陆、海军武装力量, 不惜以武力为贸易开道。法国重商主义的典型代表柯尔培尔曾说过, 贸易就是常年战争, 并且一个国家的海军永远同贸易成正比[7]。
重商主义者强调国家的作用, 主张国家要干预经济。重商主义者普遍认为, 一国要增加货币和实现贸易顺差, 一方面必须反对资金外流, 重视利用本国资源, 发展本国制造业, 培育和保护本国幼稚产业;另一方面要出口本国制造品, 进口外国原材料, 利用制成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剪刀差获利。
建立立足于本国原料的工业, 不仅可以解决本国部分人口就业问题, 又可避免外商低价买进本国原料, 加工成品后高价卖给本国从而赚取本国货币的情况。1613年, 塞拉在《略论无贵金属矿藏国家使金银充足的手段》一书中提出:“如果各式各样的和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能生产出超过本国需要的必要生活资料、享乐用品和奢侈品, 就可以给国家换回充足的货币。”[8]柯尔培尔也认为, 发展工业才能保证商品的不断出口。因此, 重商主义者主张使用包括使用关税手段、汇率手段、配额手段和行政管理手段等各种国家力量, 来保护和发展本国制造业, 防止外来产品竞争。
为了保证外贸顺差, 重商主义者提出各种途径和措施。托马斯·孟提出和论证的保证外贸出超的措施和手段主要有:扩大本国国内耕地面积, 增加农产品的生产, 即增加自然财富;发展国内的工场手工业, 即增加人为财富, 尽可能多地制造在外贸中需要的商品;利用财政和关税来保护本国经济的发展, 鼓励本国产品出口, 缩减外国货物的进口, 尽量使用本国产品;出口商品要用自己的船只运输, 以减少支出, 增加收入;利用原料或进口原料来发展出口加工业;提高产品质量, 降低商品价格, 以保证出口商品在外国市场竞争中取胜。
重商主义者主张发展航运业和出口贸易, 尤其主张发展殖民地贸易。主张实行经济扩张, 垄断对外贸易。托马斯·孟说:“英国的广大、美丽、丰饶;为数极多的善战的人民、马匹、船舶和军火构成的海陆力量;有利于国防和贸易的地形, 许多口岸与港口, 都是敌人难以进来, 而便于本国居民的财富如上好的羊毛、铁、铅、锡和其他自然资源出口的便道, 倘使我们对上述这些予以充分的考虑, 我们就将发现中国是能够称霸天下的。”[3]
学者张国昀曾这样来概括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重商”+“重工”+“国家干预”=“国家富强”, 其中“重商”与“重工”是手段, “国家干预”是保障, “国家富强”是最终目标, 它们共同构成了“重商主义”的全貌与实质[7]。对于重商主义的政策主张, 经济学家何新有这样的评价:“重商主义的政策取向, 实际上就是经济的民族主义, 或者说是民族主义的国家方针。”“重商主义具有统一明确的目标———致本国于富强。”[9]
四、重商主义的问题与批判
重商主义认为, 由于不可能所有贸易参加国同时顺差, 而且任一时点上的金银总量是固定的, 所以一国的获利总是基于其他国家的损失, 即国际贸易是一种“零和游戏”。因为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是零和游戏, 重商主义者不惜采取损人政策, 禁止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和本国生产的原料的输出。重商主义把国际贸易看作一种零和游戏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大卫·李嘉图关于贸易的比较优势学说清楚地说明了国际贸易可以增加所有人的福利水平, 并非零和游戏[10]。
当限制了所有外国商品的进口, 使它们没有办法与本土制造相竞争后, 本国消费者的利益就明显被牺牲给了生产者。获利的完全是生产者, 消费者则要被迫支付更高的价格, 而垄断往往导致高物价。反过来, 慷慨大方地出口一些产品则完全是在照顾生产者的利益。首先, 政府为了补贴其慷慨之举, 本国的消费者要被迫缴纳必要的税款;其次, 本国市场相关商品的物价也相应提高, 从而消费者要缴纳更多的税收。亚当·斯密指出:“在重商主义下, 消费者的利益, 几乎都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被牺牲了;这种主义似乎不把消费看作一切工商业的终极目的, 而把生产看作工商业的终极目的。”“对于凡能与本国产物和制造品竞争的一切外国商品, 在输入时加以限制, 就显然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牺牲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了。”[11]
与重商主义制度并行的是特权驱动。亚当·斯密指出了这个事实, 即在英国进口的商品中, 亚麻纱能够被免征进口关税, 而织出的亚麻布成品却被课以沉重的进口税。原因是众多的英国小纺纱厂业主不够成一个强有力的压力集团, 而织布业主却能够对政府施压, 迫使政府对他们的产品课以高额的进口税, 而同时却保证他们能够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原材料。他得出结论说, 所有这些规章制度的动机, 是繁荣我们自己的制造商, 不是通过他们自己改善生产效率而来, 而是通过所有友邻的生产力的衰退, 通过尽可能地终结与这些可憎和令人不快的对手之间的竞争来实现。重商主义政策的目的是授予裙带关系们以垄断特权并资助他们, 而由于这些资助和特权唯有通过政府才能实现, 以牺牲其余公民的利益为代价[11]。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对参与出口贸易的商人和制造商们给予补贴, 保护了先前缺乏竞争力的, 不得不面临外国同行竞争的国内制造商们;同时, 政府的监管网络和政策的执行让国家官僚机构逐渐获得了优势。
重商主义把金银财富和真实财富混为一谈, 实际上金银并非财富的唯一形态。亚当·斯密指出“一个国家的利益不是金银量的增加, 而是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交换价值的增加, 或是一国居民年收入的增加”[11]。衡量一国是否富裕的标准不是该国拥有的金银数量, 而是其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因此, 增加一国财富的方法应是增加资本, 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发展生产, 而不是单纯的货币财富的积累。
亚当·斯密批判重商主义关于增强国家干预力量的论点。重商主义强调为了增强国家力量, 必须管制经济。而斯密认为, 政府必须减少其经济作用, 国家主要应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略。
重商主义固守贸易顺差, 金银会源源不断地流入本国, 当商品供应量一定时, 商品的价格会趋于上涨。价格上涨导致本国商品的成本增加, 在国外的吸引力下降, 从而出口会减少。同时, 外国商品在本国国内的价格会相对下降, 进口因而增加。这将使本国贸易顺差减少, 甚至出现逆差, 导致金银外流。所以, 试图保持贸易顺差来增进本国的金银拥有量是难以为继的。另外, 出口的目的是为了换取进口商品或劳务。如果金银不是用来进口商品, 那堆积如山的金钱也就失去了意义。
重商主义者鼓吹积累财富, 但他们绝不是劳动阶级的真正伙伴, 他们很直率地致力于在最大程度上剥削工人的劳动;作为最大化剥削的一种手段, 他们大力支持全面就业, 甚至允许使用童工。
五、新重商主义
在18世纪后期古典经济学兴起后, 重商主义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但是20世纪以来重商主义在一些地区又重新兴起。“新重商主义”重视出口, 利用国际市场和先进技术, 实现产业升级, 增强国力。但这种做法却带来了另外一种“重外轻内”的格局, 即一组相对强大的外向型出口部门和另一组相对薄弱的内部依赖部门并存的局面[12]。这种割裂式的不平衡发展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集中力量, 发展出口, 但却破坏了经济系统的内在协调, 产生了一系列矛盾。
日本出现的产业空洞化和泡沫经济破灭被认为是推行“新重商主义”的结果。日本的汽车、家电等外向型部门强大, 但其国内的商业流通、建筑和金融服务业等却由于种种形式的保护而滞后不前。封闭的国内市场无法消化顺差, 造成日元的长期升值倾向。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 国内的需求与投资却一直不振, 这造成日本的产业空洞化。为增加内需实行的低利率政策导致资金流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 同时利率自由化使融资成本增加的银行也进入股市, 最终引发了泡沫的生成[12]。
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起致力于重化工业出口产业的建立和对大企业的支持。对大企业的直接扶植, 抑制了富有创新活力的中小企业的成长。在大企业无序扩张的同时, 韩国的内部依赖型部门却相对滞后。由于韩国从传统上排斥外资进入国内产业, 失去了通过竞争来提高这些部门效率的可能。随着出口竞争力的下降, 韩国采取了大量举借外债来支持高增长的办法。内部依赖部门效率低下和出口产业竞争力下降, 又使大量的借贷资金流入了投机市场。这样, 企业向银行借款, 银行又向国外举债, 借款又被用来炒作股票和房地产, 导致泡沫的生成, 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13]。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会看到, “新重商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重外轻内”的经济体制。格申克龙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证明, 在“追赶型”的国家中, 经济落后程度越高, 政府所起的作用就越大。对于东亚国家, 在“起飞”的初期, 它们大都面临技术落后和市场狭小问题, 因而只有通过政府, 才能将有限的要素集中于对出口产业的扶植, 在短期内迅速实现产业升级。而这就必然导致内部依赖型部门受到人为抑制, 发展相对滞后,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才有了“内外分割”的重商体制的出现。长期的“浓缩型”高增长使这些国家内外部门之间的不平衡现象愈演愈烈, 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泡沫现象[14]。
六、对重商主义的反思
与18世纪欧洲的重商主义相比较, 东北亚地区的重商主义与之有很多相似之处。一是产生的背景相似。重商主义都出现在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初期,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亟待提高本国实力, 而实力的提高依赖于财富的积累。这些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都曾处于不利地位, 西欧国家在十六七世纪对东方的香料有巨大的进口需求, 但是却生产不出任何东方国家需要的产品来进行交换, 缺少购买力让西欧的香料需求很难得到满足。20世纪的东北亚国家在经济起飞前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有很大的需求, 但是缺少外汇让他们与16世纪的西欧人一样陷入窘境, 因此鼓励出口抑制进口成为这些国家获得稀缺外国资源的必要途径。二是重商主义得以实施通常需要政府相对集中的权力结构, 集 (下转22页) (上接10页) 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比较强, 强调对本国工业的保护。三是重视生产而不是消费, 居民个体的生活水平的增幅要低于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增长的速度。四是片面化的财富观, 早期欧洲把财富等同于金银, 现代的东北亚国家则过度重视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标。
互利共赢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重商主义思想应该成为重要的借鉴。在开放型经济建设过程中, 必须坚持进口和出口并重, 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 要自觉地坚持互利共赢的理念, 从国家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 坚持以开放换开放, 不断拓展经济发展外部空间和良好国际环境。
摘要：重商主义是经济思想史上的最早理论, 产生于社会转型明显的近代早期。重商主义重视国家利益, 重视财富的积累, 固守贸易顺差, 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但是重商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国际贸易并非零和游戏, 抑制进口不仅大大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也抑制了国内生产部门效率的提高。对重商主义思想的回顾对当前中国如何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墨子功利主义思想探析 篇8
墨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非儒”,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兼爱”学说也是针对儒家“爱有差等”提出的。 墨子认为儒家“差等之爱”的出发点其实是自私自利,因而在最终结果上和极端利己主义没有什么不同,社会中的许多罪恶和不平等现象,例如,达官贵人的子弟们可以无缘无故地得到富贵,也都是这种“差等之爱”引起的。因此,墨子坚信,“乱何自起”的原因是“起不相爱”,正如墨子所说: “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2由此出发,墨子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 的思想,希望以互爱互利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达到“人与人相爱,强不劫弱, 众不劫寡,富不晦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
在墨子看来,“仁人”是“兼爱”的基础,“兼爱”是“仁人”的本质要求,墨子从“仁人”这个角度出发来解释“兼爱”的观点,他所注重的就是“兴利除害”的思想,他将这种思想直接用于救治乱世、除害补弊。可是“兴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推行“兼爱”的观点,作为墨子的一个宏愿, 也并非容易完成的。这必将把自己置于别人的对立面,诽谤和怀疑是不可避免的。墨子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墨子相信 “兼爱之难,非行难而在知不易”,他认为,对于“兼则善” 的道理,现今“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识其利、辩其故也”,就是说天下的士君子对于“兼则善”的道理,还没有从根本上搞清楚,所以当务之急是让这些是君子能够理解“兼爱”当中所蕴含的道理,由此来提高他们的认知和觉悟,墨子认为 “苟若君说之,则众能为之”。
墨子提倡“兼爱”的主要原因就是他认为“不相爱”导致了社会上的一系列的混乱,所以人们一定要互爱互利。只要人与人之间互爱互利,社会中就会没有战争,人民就可以安居乐业,国家就可以富足,这是大利。可是假如人们之间彼此怀疑,相互之间不信任,那么就会导致人们之间相互争夺,更严重的是会爆发战争,人民也会流离失所,国家会因此变得贫穷,这就是大害。墨子认为应当爱利并举,而且在爱和利之间,人们应当更注重利,任何事情都应当以“利” 作为衡量标准。墨子说:“义,利也。”他认为义是利的外在表现,墨子还说:“万事莫不贵义。”3可见墨子确实是将“利”作为判断人们行为好坏的标准。而“爱”在墨子看来是一种心态,就如常说的“周天大爱”,墨子希望达到的就是这样一种遍布所有角落的大爱。“利”与“爱”不同, 利有厚薄之分,而且不可能惠及每个人,因此,“爱”是一种内在的存在,“利”是一种外在的标准。“爱”是人们内心的一种状态,是人对于自我的一种内在设定和关注,“义” 是一种外在的存在,同时又是“利”的内在要求,义本身作为一种衡量的标准,在墨子的思想中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重商主义流通思想探析 篇9
重商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大约从15世纪到16世纪中叶是早期重商主义,也被称为“货币主义” 或“重金主义”;大约从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中叶是晚期重商主义,也被称为“重工主义”。
早期和晚期重商主义的流通思想,都是以商业资本的运动为考察对象,以流通过程为研究中心,其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在增加货币财富的方法方面,其看法与主张不同。
一、重商主义的基本流通理论
重商主义基本流通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重商主义者反对古代社会和中世纪思想家维护自然经济、鄙视货币财富的观念,认为金银就是货币,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形态,进行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金银,并把货币的多寡视为衡量一国富裕程度的标准。
第二,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的源泉除了金银矿藏的开采冶炼外,就是流通领域。对于没有金银矿藏的国家,财富的源泉就只能是流通领域,因为只有在流通领域中通过贱买贵卖才能获取利润,才能使社会财富不断增加。认为国内贸易虽然必要,但不能增加一国的货币财富总量。只有发展对外贸易才能使一国的财富增加。而对外贸易应遵循的原则是少买多卖,少支出多收入,保持外贸顺差,使金银货币不断流入本国。
第三,重商主义者认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国家致富的重要保证,主张国家应制定经济政策以保护本国工商业,采取行政措施和立法手段以促进产品出口和货币输入、限制或禁止商品进口和货币输出。
重商主义的这些观点,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经济情况:商业资本占据支配地位,流通过程支配生产过程。
二、早期重商主义的流通思想
大约15世纪到16世纪中叶是早期重商主义阶段,这一时期,西欧各国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尚不发达,对外贸易还未充分展开。早期重商主义的流通思想可概括为:这一阶段的重商主义者认为,在对外贸易中,所有的购买都会使货币减少,一切的售卖都能使货币增加;认为只有不断积累金银货币才能使国家致富;主张采取行政手段严格禁止金银外流和货币输出,鼓励吸收外国货币,在对外贸易中坚持多卖少买或不买的原则,并通过调节货币运动以积累货币财富; 主张在对外贸易中既可以输出制成品,也可以输出原料,但严格限制商品的进口,尤其是奢侈品的进口;主张每次对外贸易都必须实现出超,且用法令规定本国出口商人在外国销售商品后必须带回一定数量的外国货币,而外国商人出售商品所得货款必须用来购买本国商品,以避免货币外流;认为增加货币财富的手段是少支出货币,把货币看作是一种贮藏手段,以守财奴的眼光看待货币。
早期重商主义流通思想的特点是通过调节货币运动以增加本国财富。
三、晚期重商主义的流通思想
大约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中叶为晚期重商主义阶段。这一时期,西欧各国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进一步发展,商业信用比较发达,工场手工业有较大发展,世界市场也已形成。晚期重商主义的流通思想可概括为:这一阶段的重商主义者已像资本家那样来看待货币,认为货币不仅是贮藏手段,而且还是能使货币增值的资本,主张把货币投入流通中以带来更多的货币;主张允许把货币输出国外,扩大对外贸易,即商人在对外贸易中可以大量地买卖商品,但出口总额须大于进口总额,保持对外贸易的顺差,就可以不断增加国内货币财富;主张限制或禁止原料出口,购买外国货物要多买原料,少买成品,强调发展本国制造业,大力发展生产出口商品的工场手工业;主张采取保护关税的政策,提高进口税率以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保护本国商业、工业和航运业的发展,抵制国外的竞争对手。
浅析英国重商主义思想 篇10
英国经济发展的初期形态是自然经济, 但至15, 16世纪, 特别是16世纪后期, 资本原始积累需求不断突出, 产生了一种以金钱为唯一财富, 鼓励国家追求金钱的经济学说, 也就是重商主义。它为英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 和后来工业革命英国取得领先世界的经济地位, 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500年到1750年, 是重商主义的极盛时代。1750年以后重商主义似乎被打倒了。不过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 仍旧有它的相当的势力。从1929年到1980之间, 世界各国的关税壁垒, 一天天加高, 实际上就是新重商主义的抬头。
一、重商主义的含义
重商主义可以简单理解为重视商业行为并鼓励国家商业发展。体现了国家利己主义思想, 主张贸易保护政策, 甚至极端到坚决禁止外国工业品, 特别是奢侈品的输入, 在总量上, 应注意不要向外国人购买超过他们自己国家向外国卖出的东西。
二、重商主义产生的背景和原因
重商主义在英国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经济背景。那时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教皇, 下面是封建领主割据。国王要有效统治国家, 就必须拥有庞大军队, 而军费昂贵且宫廷消费需要大量金钱。当时流通的货币是金银, 可是英国不产金银, 所有金银均出自进口, 这样就存在很大问题。这时有个造币人员, 给国王出了一个主意。他说英国虽然不产金银, 但是如果我们向外购买的商品, 少于我们所出售给外国的商品价值, 那么大量金银就自然会从外国流入英国。 (何正斌2007)
这正是重商主义思想。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 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及新航路的开发, 原有市场不断扩大, 新市场又屡屡开辟, 商品货币关系急剧变化, 迫切需要大量的白银和黄金。新的社会阶级逐渐形成, 推动了英国工场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商业资本在社会经济领域里开始产生压倒性的影响。就连女王伊丽莎白也知道资本的重要性, 从她对英国海盗事业的支持以及对战争的厌恶就可以看出, 正如传记作家里顿·斯特拉奇在《伊丽莎白---童贞女王传》中的比喻说到这个女人像一只老母鸡似的一动不动静静的孵化着这个国家和民族。资本主义就在她的庇护下一天天成长起来。 (赵述庭2007) 一些生活在时代潮流中的工商业主, 新贵族以及头脑灵活的学者和贵族, 更是积极上言, 著书立说。普通人所感觉到的“少买多卖”的看法, 在他们那里便系统化成初步的重商主义学说。
三、重商主义的发展
1581年, 英国出版发表了一本匿名著作《对我们同胞的某些控诉的述评》, 并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将那些普通人所认为的可以通过“少买多卖”和积累金钱, 来增加国家财富的简单想法理论化和系统化了。为了增加货币输入和限制货币输出,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颁布法令, 甚至是严厉的刑法。输出金银会被定为大罪, 法律规定外国商人必须将出售货物所得的全部货币, 用于购买当地的商品。早期的重商主义理论的核心就是“少买”, 恩格斯曾形象地说, 这个时期的重商主义就像守财奴样, 双手抱住他心爱的钱袋, 用嫉妒猜疑的眼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 (何正斌2007)
早期的重商主义显然不够成熟理性, 仅仅是盯在钱字上。但是随着贸易和商业的发展, 渐渐地“贸易差额论”代替了“货币差额论”, 这就是晚期的重商主义的思想。他们认为国家对外贸易才是致富的手段, 而且要想用这种手段致富就必须保持国家对外贸易的出超状态。按照托马斯·孟的观点来说就是“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 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 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但是如何保证贸易顺差呢?那就是增加本国商品的输出和减少本国对外国商品的消费。 (何正斌2007) 于是英国政府下令出口和入口的商船和船员必须是英国籍。虽然大大影响了荷兰及法国等国家的利益, 却使英国成为了世界贸易中心。但是马克思还是比较中肯的批评说, 他们只是根据商业资产阶级的实践经验去研究经济的表面现象, 而没有深入到现象的内部去从中探索事物的本质。 (赵述庭2007)
一直到19世纪末期, 人们对商品货币的认识逐步加深,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更是颠覆了整个经济理论界, 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商品的价值, 开始意识到生产的目的在于消费而不是守住钱包里的硬币。于是重商主义的学说渐渐失去它巨大的影响力取而代之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 倡导更加自由的贸易环境。
四、重商主义思想对英国的影响
虽然时至今日有一些自信掌握有许多经济知识的人嘲笑这种早期经济思想, 讽刺重商主义的幼稚, 但是结合当时英国的国情, 资本主义发展到初期阶段迫切需要资本的支持及世界贸易发展的状况, 新航路的开辟、市场的扩大、商业欣欣向荣, 重商主义可谓是应运而生而又促进了时代的发展。它解决了资本主义早期的资本积累问题, 虽然可以说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就是对海盗式掠夺的支持, 马克思都说,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每一个毛孔都是浸透着肮脏的血。 (赵述庭2007)
可这不正是批判资本原始积累的这种强盗模式。但是正是这样重商主义思想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从此大不列颠这艘巨轮乘着时代的东风, 成为了资本主义时期的明星, 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深深的印记, 而这一切都是归功于重商主义。
摘要：重商主义思想对英国的历史, 经济, 和社会等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浅析英国重商主义思想的发展, 有利于加深对英国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认识。
关键词：重商主义,英国,资本主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韦伯.《经济通史》.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06年版
[2]、何正斌著.《经济学300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
唯物主义思想 篇11
关键词：新课程；爱国主义思想
中图分类号：GA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09)01-0112-02
新一轮课程改革，要求我们在课堂教学中遵循“三贴近”的原则，即贴近生活、贴近学生、贴近实际。笔者在《经济生活》的授课过程中，选取与学生实际密切相关的案例。达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一、通过介绍我国古代灿烂的经济历史，增强学生自豪感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勤劳、智慧的民族。截至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我国古代人民所创造的发明就占世界其他所有国家所有发明的60％以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且这些发明又直接促进了生产力的不断向前发展，以致把我国古代经济推向了辉煌。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紧扣教材内容，如“财政”、“税收”、“第三产业”、“发展对外关系”等，不失时机地穿插一些我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史，以使学生进一步了解我们祖国辉煌的经济成就，使其从中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在课堂上，教师还应时常地列举一些我国古代有深刻经济思想的名人志士，来激发学生树立为国争光的远大理想。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十分注重理财，并善于根据地方优势，发展经济，使蜀锦盛极一时；贾思勰、顾炎武等亦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大力地兴修水利、建设城市，并善于根据不同的情况发展不同的行业，如农业、牧业、商业、造船业等。以上这些材料都说明了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热爱劳动、重视经济发展的民族，并对世界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作用。通过这些史料的介绍，使学生既丰富了知识，又增强了民族自豪感。
二、通过与旧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相比较，增强学生的使命感、责任感
在教学中，可结合教材内容，有目的的介绍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情况，使学生更加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如建国后。党和政府极大地调动了各行各业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干劲和工作热情，使我国的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的时间里，国民生产总值年年增长，国民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7％以上，大大地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整个国家富强、繁荣、秩序井然，人民亦皆大欢喜、安居乐业。而在旧社会，国家的经济几乎陷入了崩溃的边缘，人们吃不饱、穿不暖，生活极端困苦。
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不仅使学生们了解了我们现行的经济状况，增强了学习经济的积极性，同时也增强了学生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即让他们认识到祖国生机勃勃的今天和充满希望的未来，始终都要靠经济的发展。从而引导他们更加努力学习《经济生活》，掌握最基本的理论知识，并不断地提高实际的操作能力，以为将来祖国经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同国外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对比。增强学生学习的迫切感
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改革实践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地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断地在提高，整个国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好势头。这些在授课过程中都是教师应该介绍的。
但我们不能把眼光只局限在与过去的对比上，如果我们横向看一下，就会发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相距甚远。在整个世界的划分上，我们仍属于第三世界，属于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一味地再沾沾自喜吗?很显然不能。我们必须努力地发展经济，以使我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早日赶上发达国家，真正地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而要达到这一点，做到这一切。就要求教师在课堂上，增强学生的紧切感，教育学生要刻苦学习，胸怀大志，掌握各个方面的本领，准备为祖国早日的腾飞，发一丝光，放一份热。
四、从我国能够正确处理各种经济问题的能力方面。增强学生的信心感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过了一段很不平凡的路。毋庸置疑的是，我国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的不断发展，离不开党的英名决断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勤奋工作、努力奋斗。也正因为这样，在处理各种重大的国内外经济大事的时候，我们显示出了充足的把握和必胜的信心。
199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及百年不遇的大洪水，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的影响，2008年南方百年不遇的低温寒潮天气以及建国以来最大的地震——四川汶川大地震，这些灾难使我国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但由于我们国家及时地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货币金融政策及相关的社会保障措施，发扬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精神，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当然更主要的是源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实力，使得我们赢得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普遍关注和支持，使得我们经受住了考验，在世界人民面前证明了中国的强大。所有这些经济的发展状况，都说明我们国家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有能力处理并处理好各项国内外重大经济问题，保证我们国家经济不断地、更好地向前发展。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曾经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因此。在新课程《经济生活》教学中，教师应根据教材的有关内容，从多个角度渗透爱国主义思想，使学生真正地成为“四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当然，爱国不仅要有坚定的信念，更主要地是要付诸行动，化爱国激情为动力。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尽可能地让学生将所学的知识与生产科学实践结合起来，如进行参观、访问和实际操作等，使他们感觉到学习《经济生活》是有用的，它就在我们身边，并认识到生活中处处离不开经济，建设祖国、保卫祖国同样离不开经济，启迪学生满怀爱国之情，树立爱国之志，刻苦学习，奋发国强，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唯物主义思想 篇12
无论是科学理论知识还是工作技能都只有通过实践的感悟与运用，才能得以深刻的认识与理解。人的一切正确思想都是来源于客观实际，来源于社会实践。因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所以，“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高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离不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的理论。是“理论与实践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
2 克服思想政治工作重言谈轻行动的偏向，必须重视实践的环节
思想政治工作既要注重解决观点理念方面的问题，更要重视在行为过程中实践养成方面的教育与引导。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解决人的思想认识问题，解决观点理念问题，但不能就此罢手，还必须在工作实践中看其是否真的提高了思想觉悟解决好观点理念问题。只听其言、不观其行，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忌。思想通没通，关键看行动。不是说一学就通、立竿见影，而是要注重实践环节、强调言行一致。因为，行动是思想政治工作效果见之于对实际工作的推动，比起停留在口头阶段的认识，意义更重大。所以，思想政治工作千万不可误入空谈清议，要重视实践的品格与行动的作用，必须牢记“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品格”，坚持知与行的统一。只有这样引进实践的理念，突出实践行动的环节，才能有效克服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重清谈轻行动的倾向，切实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效果。
3 实践是人的认识发展的首要的和根本动力
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坚持“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认识世界、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认识不但是产生于实践的需要，并且是通过感官引起对客观外界的感觉、经验、印象，获得认知的实践过程。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毛泽东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实践论》中一再强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实践不仅提供认识所必需的信息，并且使人们获取和提高对信息加工的能力即思维的能力。人的认识活动也是这样地反复地证明了：不进行实践，不接触事物，就难以取得真知灼见，也无法实现信息的加工与传递。
4 完善计划机制
建立适应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不仅要在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上重视实践活动的教育作用，并且要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时间、空间与其内容上都要有要求、有安排。必须从教育活动的计划工作开始，完善计划工作机制。把实践的意识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及其指导思想、实施步骤与原则要求的每一环节，围绕政治思想教育活动的主题，明确而详细地编制与之相适应的实践方案，包括实践的方法与手段等项内容。以保证学习教育与实践活动并举，知与行统一，认识与实践两个轮子同时运转。作计划时可以在某一时期某一主题上偏重某一重点，但不可偏废，即使是理论性极强的思想教育专题，也不可忽略实践的能动作用，可采用内容上结合、时间上交叉的“交叉法”安排实践活动，以满足必要的时间条件，保证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并取得成效。
5 检查推进机制
坚持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组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有健全的检查推进机制作保障。从计划开始，看是否坚持和突出了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看是否将实践意识化为实践活动方案，包括实践的方法与手段等项内容与教育主题的组合的方式与融合的程度等，发现问题及时修订，解决计划中的先天不足，使两者较为完善地结合。注重对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工作实践过程的检查督导，防止和克服有计划无活动、有形式无内容等偏向，及时发现和处理思想教育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强化两者的有机结合。
参考文献
[1]郭平.毛泽东的学习思想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0, (4) :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