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思想（共12篇）
女权主义思想 篇1
一、理想主义思想
理想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 “由于在西方最早提出了一整套彻底改造现实政治生活的主张, 柏拉图被称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第一位理想主义者。”频繁的战争、巨大的危害、以及贵族垄断外交带来的诸多弊端, 共同促进了国际政治研究的深入。一战后, 均势政治的失败更让人们将防止战争、维持和平的希望转向理想主义。
伍德罗·威尔逊凭借“十四点原则”, 成为了理想主义国关理论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伍德罗利用理想主义思想为美国政策服务。但是学理上的理想主义理论内容上远不止这样贫乏。
理想主义的思想核心是:人性善或者可以变善;战争可以避免;应建立集体安全以维护和平;国家利益可以协调一致。这些思想体现一种结果意识而缺乏过程性, 即理想主义关照的不是现在是什么样的, 而是应该怎么样。
从里一个角度看, 以威尔逊为代表的政治家们运用理想主义思想, 为一战后的世界格局设定了一套注重宏观指导, 试图为各民族国家的行为设定道德规范, 来达到消除战争、世界永久和平目的措施体系。
二、理想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思想的对比
现实主义者认为, 国家自私是人性自私本性的合理延伸, 本身无善恶之分, 为国家利益而增加权力是正义的、可取的政治道德。
现实主义思想显然缺乏理想主义的宏观性。权力政治的本质是在高级政治层面对相对收益的重视, 这种重视极易转向对独立个体的关注, 而不是对于整个国际体系的管控。韦伯认为“和平不过是冲突性质的改变”。卡尔突出的是权力政治思想、国家利益冲突、国际法国际组织作用的有限。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所体现的, 是对自身利益、权力的重要性、安全问题的极度重视。这些方面都是对于个体的关照, 而不是整体层面上的管控。这是两种思想的本质差异。现实主义思想的理想状态是每一个个体都无限强大, 相互威慑而达到均势下的和平。现实主义思想是以暴抑暴的延伸。
两种思想都出于对无政府状态的应对。理想主义思想寻求在树立中期愿景后, 集体采取行动一劳永逸地实现和平;现实主义思想立足现实, 从人性本质出发, 寻求通过权力政治获取利益, 加强自身实力, 通过自保基础上的威慑来实现均势和平。
三、交通模型的引入
这一模型中有道路、车辆、车辆的安全性、交通规则、交通秩序管理者、交通警察等6个概念, 对应国际体系、主权国家、国家安全、国际制度、世界权威、监督管理机构。国际体系即车辆行驶的道路;各主权国家即大小车辆;国家安全即车辆的安全性;交通规则是国际体系行为方式;交通秩序管理者是维持国际秩序的权威。因为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 交通规则缺失;监管机构是执法机构, 它存在但是管控力不足。
模型描述为:车辆在行驶过程中, 安全 (国家安全) 为最低目标, 道路中所有车辆均安全 (世界和平) 为理想状态。模型中车辆获取安全有两种方式:第一, 所有车辆均遵守交通法规, 所有车辆均可获得安全。但弊端是道路的通行量有限, 安全的获取影响了一些国家的效率。遵守规则可能增加一些车辆行驶时间, 导致利益损害。由于没有一个权威来维持秩序, 因此安全性能好的车辆很可能为了自身的通行 (获取国家利益) 去碰撞性能差的车辆, 提前通行以获取更大收益。从而造成交通事故, 结果是安全性能差的车辆车毁人亡。第二, 所有的车辆均成为安全性能好的车辆, 至少是碰撞过程中能给别的车辆以严重损伤。所有车辆安全性能的提升, 使得所有车辆都承受不起交通事故的后果, 从而被迫牺牲效率以换取安全。
通过模型,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从不同角度给出了答案。理想主义从整体着眼, 他们认识到车辆安全差异 (即各国实力的强弱差异) 现实存在且难以改变, 主张为制度缺失的道路 (国际社会) 建立权威的管理部门 (有效权威) , 并制定交通规则 (世界道德) , 并设立交通警察 (监管部门) , 从整体上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现实主义者认为, 交通监管部门、交通法规有效性难以保障, 最可行的是增强自身的安全性 (权力) 。通过提升自身性能威慑其他车辆。即不断增加自身车辆的安全性能。现实主义者们所追求的是自保, 理想状态是所有人自保, 威慑别人不敢侵犯。
四、结论
通过模型, 我们得出两点结论:第一, 交通模型展现两种思想的价值取向与政策指向的差异。第二, 两种理论都不完备, 但都具有合理的一面, 尤其理想主义思想需要重新认识。理想主义设想的一整套体系, 需要较长时间来实现与完善, 且没有说明在实现的过程当中如何处理。现实主义给出了答案, 但不尽理想。
我们不能否认理想主义思想的意义。受过良好教育的大众的舆论监督、公开和平外交、世界道德的认同, 三者相辅相成。在此基础上建立世界权威以及管控力量, 建立平等正义的世界是有现实指导意义的。联合国的建立以及在国际事务中日益体现的主导作用, 正是理想主义思想的体现。
理想主义思想的合理性需要肯定。我国一直坚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我们在扬弃理想主义不切实际的一面的同时, 应该将两大理论思想相结合, 从而为我国利用更好的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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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ichael Smith: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25.
[4]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 (第2版) [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100.
女权主义思想 篇2
【人文之光】
浅谈三大女权主义流派对男女平等思想的争论
肖莉丹
（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 男女两性平等，是世界性论题。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争取男女两性平等的斗争，都是漫长的，艰巨的，同时也是曲折的。在妇女运动的过程中，各种女权主义流派纷纷建立，在运动中表现得非常活跃。众多流派在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上不仅存在分歧，有时甚至针锋相对。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激进主义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三大女权主义理论流派对男女平等思想的争论，为未来男女两性平等思考一条新的道路。[关键词] 男女平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激进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一、男女两性天平的倾斜及西方妇女运动的兴起
1不同的时期、地域，妇女的身体和精神都被压抑着、摧残着。
男女平等思想最早是由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天赋人权”学说演化而来的，后来成为妇女解放的重要口号和追求的目标。③世界妇女运动，是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进行而发生和发展的。有的论者将世界妇女运动划分为两个时期，18世纪中后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第一阶段，以争取女性公民权为主要内容，包括女性参政权、选举权、平等教育权、就业权等。第二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美国20世纪60年代妇女运动为起点的妇女运动。此时的妇女运动随着战后格局的变化呈不同的形态。但其主要目标是在于强调消除两性差别，实现事实上的男女平等。④这一阶段形成了多种女权主义流派，如激进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和自由的女权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生态女权主义、心理学女权主义、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等。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有过一个属于妇女的时代。那就是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那时，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能实行极低水平的公有制，社会上没有阶级差别，也不存在男女不平等现象。“在母权制度下，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①
女性社会地位的失落，是以父系氏族制度取代母系氏族制度为标志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畜牧业、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父系氏族公社取代母系氏族成为历史的必然。私有制的产生，打破了男女两性的天平，女性丧失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失去了在生产中的优势，她们的劳动不再具有社会性，因而也就失去了在社会上的立足之地，丧失了先前所拥有的权利。在稀有财产制确立的同时，妇女也就成了男人的附属。此后便是轻视蔑视妇女的时代。②从亚里士多德到尼采，从《圣经》到被女权主义者尖锐批评为父权制的意识形态，从孔夫子到宋明理学，在二、不同女权主义流派的男女平等观
虽然女权主义有很多流派，有着差别很大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主张，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消灭两性间的不平等关系。下面，笔者将分别探讨自由主义女权 收稿日期：2006-5-14 作者简介：肖莉丹（1984-），女，广东广州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2003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M].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102.② 林吉玲.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发展史论[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2.③林吉玲.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发展史论[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20.④ 同上,21.政治学交流
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及激进主义女权主义的男女平等观。
（一）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男女平等观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是最老的一个女权主义理论流派，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西方中世纪过后的启蒙运动。①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思想脉络发源于16、17世纪的社会契约理论。这一理论依据人们具有同等的理性潜能这一假设，主张人人生而平等。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中，平等主要被解释为机会均等。②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主张男女平等，主要表现在： 首先，主张社会正义观。自由主义认为，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每一个成员都应该得到发挥自己潜力的机会，男女两性应当拥有同等的竞争机会。换言之，在关于平等（equality）和公正(equity)的争论当中，自由主义站在公正一边，主张公平竞争（公正），反对照顾弱者或弱势群体（平等）。她们假定，如果女人得到了与男人同等的竞争机会，他们将会成功。她们不太看重对结构因素所做的系统分析，而认为社会障碍可以被个人的努力和政府的干预所克服。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主张在现存体制内部争取男女的平等权利，使男女享有平等的概念。③
其次，主张男女两性平等的法律地位与社会地位，反对歧视妇女的法律。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关注的是那些拒绝了女性个人利益和选择和不公正的法律与教育体制，主张纠正这些不公正。④但是它并不主张对妇女实行保护性立法，或给妇女特别的保护性待遇，因为这样就等于承认了妇女的弱势地位，而且有损于公正及公平竞争的原则。⑤
第三，强调男女两性的相似性。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反对关于妇女的传统哲学思想，即妇女与男人相比在理性上是低劣的，他们认为，是教育方面的机会不均等造成了两性之间在理性上的差异。在未来，虽然两性在生理上的差异会依然存在，但是性别心理的差异将会因男女之间教育机会的均等而消失。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反对强调性别的差异，而非常强调男女两性的相似性。⑥
早期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代表人物有沃斯通克拉夫特、泰勒和米尔。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代表作是《为妇女权 ①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5.② 同上,97.③ 同上,97-98.④ 同上,98.⑤ 同上,5-6.⑥ 同上,98.2
利辩护》（1779）。她的主要观点是：首先，否认女性在理性和理智方面的能力低于男性；其次，提倡男女两性受同等的理性教育；再次，她认为，男女两性的道德水准是相同的，都可以对品德做出自由的理性的选择；最后，她明确提出，两性的价值平等必然会导致两性的权利平等。⑦由此可见，沃斯通克拉夫特非常强调理性的作用，她认为在受同等教育的基础上，男女两性的理性水平是同等的，不存在谁优谁劣，谁高谁低的问题。另外，沃斯通克拉夫特十分看重女人的生育能力，把这一能力称为“女人生存的伟大目标之一。”⑧
米尔的代表作是《对女性的征服》，他在这部著作中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应当将启蒙主义用于女性，这种启蒙主义认为，一种体制唯一的存在理由在于符合理性。女性的屈从地位是早期历史野蛮时代的产物，是一群人强迫另一群人的结果，远非一种自然的秩序，只是因为人们对此早已可以为常，它才被当作了自然的秩序。他当时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是，“一个性别从属于另一性别是错误的。”他认为，女性的能力看上去确实低于男性，但这是长期的社会压迫和错误教育的结果，是压抑一方激励另一方的结果。⑨可以看出，米尔也非常强调教育的重要性。
在男女平等思想方面，有许多人认为：
一、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忽略了性别社会角色的差异，忽略了两性的生理区别；
二、它坚持忽视性别式立法，这样便忽视了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别，对性别社会的社会现实视而不见；
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人仍旧以男人的规范为标准，要求女人变得和男人一样，忽略了女性品质所持有的价值。虽然女人可以通过其他的角色来实现自我，但是不可以忽视生殖与家内需要的重要性。
四、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理性观念仍然是男性观念，所谓客观性和普遍性只是有限的男性实践的结果。⑩
（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男女平等观
在女权主义的理论流派中，这一理论流派的基本观点是反对强调男女两性区别。
首先，关于男女不平等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而阶级压迫是更基本
⑦ Bryson,V.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M],The Macmillan Press LTP,1992:22-23.⑧ Chapman,J.Politics,Feminism and Peformation of Gender[M],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93:203.⑨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00.⑩ 同上,102.论文作坊 的压迫形式。统治者为了维护以男性为中心的剥削阶级的统治，鼓吹“自然分工决定论”，把妇女受压迫的现象说成是自古就有的，由于妇女生理特点决定，女性的智力、体力都不如男子，那么，女性屈辱的地位是天定的。①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妇女问题虽然与男女两性在社会劳动中的分工及其作用相联系，但是生产资料私有制、阶级剥削制度才是妇女受压迫地位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把分析的重点放在女性的有酬劳动与无酬劳动，并把它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联系起来，认为妇女是廉价劳动力。②加拿大女权主义理论家本斯通和莫顿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具有“经济”或“物质”性质，可以归因于妇女无偿的家务劳动。③她们认为这种无偿的家务劳动构成妇女受压迫的物质基础，④也是妇女沦为二等公民的一个重大原因。
针对以上情况，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主张阶级斗争和革命，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通过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消灭压迫剥削，建立公有制，实现全阶级的解放，才能实现妇女的解放。⑤另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解放的条件是多方面的，而妇女的经济平等和解放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上的平等是妇女解放的物质基础，是妇女在政治、文化、社会和家庭地位上与男子平等的前提。而经济独立是妇女实现经济平等的核心问题。参加社会劳动是实现妇女经济独立的根本途径。⑥恩格斯也曾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他还说过，“我深信，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有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⑦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前提是承认妇女是弱势群体，并且认为妇女所处的不利地位不是单个妇女的过错，而是制度的不平等造成的。因此，在具体策略上，它 ① 林吉玲.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发展史论[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84.②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06.③ 同上,104.④ 同上,105.⑤ 林吉玲.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发展史论[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86.⑥ 同上,185.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70,452,158.竭力为妇女争取保护性立法，强调对妇女实行特殊的劳动保护措施。因此更强调平等，而不是公正，以此争得同男子平等的地位。
（三）激进女权主义的男女平等观
激进女权主义的理论中创造了父权制的概念。她们认为，在父权制的社会中，男权的统治不仅限于政治和有报酬的工作这类公众领域，而且存在于私人生活领域，如家庭、女人和性。激进女权主义者提出了女性群体“殖民化”的问题，⑧认为妇女普遍屈从于父权制的压迫。其压迫主要体现在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以及男性对女性在性和生育上的控制。激进女权主义认为，男性是与女性极为不同的一种人，是一种富于攻击性的邪恶的人，他们迄今为止一直在统治、压迫、剥削和残害女性。⑨
针对男女两性生理的差异，激进女权主义的男女平等思想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主张。主要可分为三阶段：在第一阶段，她们主张消除和减少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以便消除性别歧视；在第二阶段，她们谴责男性的生理特征，主张排斥和脱离男性；在第三阶段，她们转而赞美女性的生理特征，主张女性的生理优越和道德优越。⑩
在60年代，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是被压迫阶级，男女不平等是由性别所造成的，妇女受压迫是由生理原因导致的，如生育。因此，消除不平等的方式就是要破坏性别角色的分工，并“通过诸如避孕技术、试管婴儿、人工授精及无性繁殖这类科学技术的进步把妇女从生育这一压迫她们的生理功能下解放出来。”11她们认为，要想铲除这一性阶级体制，必须首先铲除其生理基础；只有想办法消除使妇女处于屈从地位的生理差异，使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不再有意义，才能进而消除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和性别歧视。12
费尔斯通在《性的辩证法》中指出：生育机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妇女的生育功能导致了两性权力的不平等——在孕育期，女人的基本生活来源要依赖于男人；人类的婴儿比其他物种需要更长的育婴期；母亲和婴儿的相互需要与依赖；以及建立在生育生理区别基础上的性别劳动分工。她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如果用技术改造生育机制，使生育得以在女性外进行，女性就可以从这一生理角色当
⑧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11.⑨ 同上,111.⑩ 同上,113.11 同上,114.12 同上.政治学交流
中解放出来了。①波伏瓦也有类似的观点，她认为妇女解放与作母亲这二者无法共存，她把生育视为妇女受奴役的直接原因。②
在70年代，激进女权主义从把女性的地位低下归因于女性的生理状态，转变为谴责男性的生理状态，鼓吹排斥男性，把男性侵犯女性的倾向看作是与生俱来的，把男人当作敌人。
在否定男性本质之后，激进女权主义进而肯定女性的本质。她们不再主张铲除两性的生理差别，而是去赞美女性的特征，呼吁整个社会和男性重新评价和接受女性特征，并且希望男性接受和培养这些女性特征，如被动性，抚育性，富于感情，对他人的依赖等。
女权主义理论家吉尔曼指出，女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狩猎者、思想家、教育者、行政人员和管理作者、立法者，她们具有关怀、爱、保护这一类的特征，这些品质来源于母性，是从母亲角色培养出来的；而男人就没有这些品性，所以他们必须从女人那里学习这些品性。③
法国著名女权主义者伊丽加莱认为，作为一个女性，去要求平等是对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的错误表达。妇女之所以受剥削，是因为性差异，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也只有通过性差异这一途径。④
激进女权主义明确提出了“女性是优越的”（“Female as superior”）这样的口号。一些激烈的本质主义者将女性的优越追溯到女性的生理基础，提出的主要论据有荷尔蒙成分和生育的能力。⑤激进女权主义者还提出，女人是天生的和平主义者（natural pacifists），而男人是战争贩子（war-mongers）；女人是看中人与人关系的（relational），男人是个人中心主义的(individuated)；女人全身到处都能体会快感，男人的快感只局限在生殖器(penis-fixated)；女人从整个过程中都能得到快乐，男人却一门心思盯着最后的结果(goal-oriented)等等。⑥她们由此得出结论说，女人比富于攻击性和自我中心的男人更合适、也更有能力领导这个社会。激进女权主义者大力颂扬女性气质，主张以感性代替知性；以天生爱好和平的气质代替好斗气质，把母性神化为一种创造性行为。⑦
①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87.② 同上,85.③ 同上,117.④ 同上,118.⑤ 同上,120.⑥ Bacchi,C.L.Same difference,Feminism and Sexual Difference[M],Allen and Unwin,1990:86-88.⑦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4
三、对男女平等的进一步思考
三大女权主义理论流派对男女平等既有相似的看法，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其中，三者争论的焦点之一在于是否应重视男女性别差异。这也表达了女权主义者对性别公正问题的关切。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十分强调妇女的理性力量，因为她们认为“理性能力是赋予民主权利的唯一合法基础。”⑧她们坚持女人的理性能力至少与男人同等（尽管不一定相似），并将妇女在知识领域中成就少的状况归咎于妇女较差的教育条件。这类论点显然是倾向于淡化两性生理差别的意义，因为在她们看来两性生理差别同获得政治权利毫不相关。⑨
另一些女权主义者却看到，一味地追求绝对的平等反而会导致更多的不平等，她们开始关注与性别公正有关的各种性别差异。她们不得不承认，为了实现性别公正，有些性别差异是不可忽视的。例如，女性特殊的“五期”（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更年期），法律是否应为此对妇女采取特殊的保护政策呢？如果法律无视男女性别差异，同等待之的话，对于妇女来说便是不利的。
又有一些女权主义者提出问题：如果过分强调男女性别差异，有可能会强化性别的传统刻板模式。如女人是被动的、富有感情的、柔顺的、具有母性气质的；男人是主动的、富于理性的、刚强的、有攻击性的等等。这便会忽视了一般与个别的差异问题。即使在女性群体里，根据不同的种族、阶级、宗教、年龄、婚姻状况、身体能力等都是有差异的，根本不存在一个典型的女人和女性气质。因此，这些女权主义者认为，将女人作为一个同类的群体来对待对那些特殊的个人是不公平的，无视这些特征的性别差异概念是不合适的。
可以看到，无论是用无视性别差异或是用重视性别差异来阐释男女平等，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它使女权主义者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为解决这一问题，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一位哲学教授艾莉森·贾格在《性别差异与男女平等》一文中指出，要动态地理解性别差异，并要正面发挥女人的差异。即，必须对妇女间的差异和男女间的差异都很敏感。⑩这些差异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也受到社会力量的影响，而两性间最明显的差别是妇女的孕育能力。就
社,1997:120.⑧ 艾莉森.贾格.性别差异与男女平等[A].王政,杜芳.社会性别研究选择[C].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93.⑨ 同上,194.⑩ 同上,203.论文作坊
像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分娩能力是妇女独特的有价值的潜力。”①它创造了生命，还导致了具有女性特点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如萨拉.拉迪克（Sara Ruddick）说道：“女人为做母亲而接受的训练和做母亲的经历决定她们寻求非武力和解决冲突的手段。”②因此，应该以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以肯定妇女而不是贬低妇女的态度来理解性别差异。艾莉森在文中指出：“只有把蒙在公正头上的布全揭掉，允许她看到人类个体的全部特殊性，采取必要的区别对待，以同等对待真正相同的事例，区别对待真正不同的事例，我们才能使公正达到完全的平等。”③
四、结语
尽管不同的女权主义理论流派对男女平等有不同的争论，但是相同的是，她们都在为妇女争取更多平等权利，希望最终达到实质性的男女平等。笔者对男女平等有以下几点看法：
1、承认性别差异。两性间是有差异的，并且这种差异是显著的、无法逃避的，这是上帝赐予的、自然选择的结果。女性拥有独特的孕育能力，这是上帝特许的，男性所不具备的。因此，女性应该自豪，而不是自卑。女性应该发挥这种特殊的“才能”，为世界作贡献，而不是要消除这种差异。女性身上所散发的母性、慈爱、和平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不可或缺的。追求男女平等，并不是要使“女人=男人”，或把女性男性化，而是在承认男女有区别的前提上，追求性别地位的平等。
2、提倡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并不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女性的身心逐渐得到了解放。许多女性同男性一样，获得了平等的教育机会和发展自己的机会。这使得女性内在的潜能得以显露、发挥。不仅要从“男－女”这一视角考虑问题，而且更应该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禀赋才能，只要在正确的引导和激发下，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会有不同的贡献。不该规定男人就该干什么，女人又该做什么，而是应该尊重个人发展的潜能和选择，让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发挥各自的作用，这才能使社会更好地发展。男女平等，就要尊重和承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才能。
3、法律制度要更灵活，并能更好地保证男女平等原 ① 艾莉森.贾格.性别差异与男女平等[A].王政,杜芳.社会性别研究选择[C].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03.② 同上,204.③ 同上,209.则的实施贯彻。法律、制度要保证男女有平等的经济、政治地位，同时要能体现男女“机会和程序的平等”。普遍而言，大多女性在社会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当前女性如果要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一些权利和权益的配置与保护需要向女性倾斜。这是“权利的区别性对待”，有利于“尊重不同性别的自然属性，满足缩小和消除男女实际社会地位落差的需求，从而使得社会在经济繁荣的同时，增进其进步、公正以及性别的平等”。④如对女性“五期”的特殊照顾，划出女性参政比例，保证女性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教育权等等。在短期内，这些政策对推行男女平等原则是有好处的。
4、女性必须独立。要追求男女平等，女性必须独立。首先，女性的思想要独立、要更新。女性必须摆脱依附于男人的思想。其次，女性的经济需独立。女性对男性的依赖往往是出于经济的依赖，因为有些女性一旦离开男性，她的生存便有威胁。因此，女性应该参与社会劳动，在社会中寻求自己的发展目标。这不但能满足物质上的需求，同时还能满足精神上的需求。第三，男性也得更新思想。男性不要总是自视为高人一等，存在“大男子中心主义”。在现实社会中，许多男性已成为某些女性的下属，如果他们仍持有传统的男子比女子优越的看法，他们则会出现心理不平衡，这样会导致身心的不健康。因此，男性也应树立起男女平等的思想。
5、男女间需互相关爱、和谐发展。毕竟，这是一个只有男女两性共在的世界。不管是男性，或是女性，都不能离开另一方而存在。此所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不应该一味地进行男女间的斗争，而更应该思索男女间的和谐发展。人都是富有情感、爱心的。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体谅、互相关爱。中国古代便有主张阴阳调和、阴阳互补。它在充分肯定男女差异的基础上，提出男女之间应该互相调和、互补不足。上帝创造了男女，并不是希望看到两性的斗争，而更希望看到两性的融合。只有两性相互和谐，才能产生无比巨大的力量，推动着人类的发展、世界的发展，人们也才会更加幸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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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及其自由主义思想 篇3
关键词：严复；自由主义；思想
一、严复的个人经历及其自由主义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严复，字几道、又陵，1854 年l月出生于福建侯官。14岁那年父亲去世，致使整个家庭陷入贫寒之中。1866年，为了不交伙食费并且每月还能得到四两银来补贴家用，严复考入了洋务派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并接受了洋务派“ 自强”、“求富”的思想。1871年，十九岁的严复在军舰上实习六年。1877 年他又被洋务派送往英国留学。在英国期间，严复对英国繁荣的经济、文化及完善的社会制度感触颇深。他由关注西方的科学技术扩展到积极探究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法律和文化， 据严复自己讲，他“尝入法廷，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 [1]。严复两年后回国， 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一年。他应李鸿章之邀，于1880 年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直到 1900 年义和团将学堂毁坏。正是严复二十年的北洋生活和两年的赴英留学经历，使他拥有良好的中西文化背景，为他翻译和介绍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
自1840 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应对内忧外患的局面，清政府从19 世纪60 年代起实施“洋务运动”，建立一大批新式军用和民用企业，试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寻求中国的富强之路。然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号称当时亚洲第一海军的中国北洋水师惨败于小国日本，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从此，中国陷入了帝国主义的疯狂瓜分，中华民族的存亡面临最艰难的时刻。甲午战争的失败促使中国的有识之士们认识到，仅仅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并不能使中国富强，应该寻找在根本上能够使中国强大的真理。于是，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并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尤其重视商业，政治上则都开设议院。在此历史背景下，作为西方经济、政治主流思想的自由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将自由主义思想引入中国的人，就是具有学识广博和个人阅历丰富的严复。
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以及随后《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严复对当时的清政府失望至极，对西方繁荣愈加渴望，他的民族责任心促使其“是年复有《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诸文，均刊于天津之《直报》”[2]。随后又作《救亡决论》，以上这四篇文章皆为指出当时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加以解决，这也是严复宣传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开端。于是，严复批评洋务派，宣传西方由主义思想，并积极主张维新变法。
二、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容
（1）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
严复关于进化论思想的论述最早出现在1893年之前写的《〈庄子〉评语》中，在《〈庄子〉评语》中，严复从人类进化过程中遵循“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出发，阐释了自由的必要性。他指出，自由是人类在剧烈的“物竞”中寻求自我保存的根本条件，是人的本性。人类对自由的追求，绝不能被传统文化中“经式仪度”所束缚。此外，严复在庄子哲学中自由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然而，庄子的自由思想是以命定论为基础的，其价值仅局限在个人精神境界。严复则将进化论作为其自由观的理论基石，他说：“为帝王者，其主治行政，凡可以听民自为自由者，应一切听其自为自由，而后国民各尽其天职，各自奋于义务，而民生始有进化之可期”[3]。严复的这一段话指出，只有给予人民自由，人民才会各司其责，各守其职，民生才能得到进化。
在《〈庄子〉评语》中，严复的进化论思想源于对庄子自由思想的创造性转化，这是严复进化论思想的理论基础。严复的进化论思想主要体现在1898年出版的译著《天演论》中，该书译自英国哲学家赫胥黎所写的《进化论与伦理学》（ Evolution and Ethics ） ， 赫胥黎认为，人类天生具有“天良”，这种“天良”让人们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能够彼此友善、互相帮助，从而抑制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界进化规律。然而，在严复看来， “天良”不能使中国人觉醒以及主动地奋发图强。因此，他以斯宾塞“任天为治”的进化论思想对赫胥黎的“天良论”进行了完善，认为“天良”不是天生的，而是在进化过程中后天产生的。简而言之，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也适用于人类社会。“自营甚者必侈于自由， 自由侈则侵， 侵则争， 争则群涣， 群涣则人道所恃以为存者去。故曰自营大行， 群道息而人种灭也。然而天地之性， 物之最能为群者， 又莫人若。如是则其所受于天， 必有以制此自营者， 夫而后有群之效也”[4]。严复的这一段话指出了自由和进化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如果人类过于自由，会导致彼此之间的争斗，这样会引起群体的涣散、不团结，进而使“群道息而人种灭”。然而，凡是人类，谁都会有欲望，于是出现了自营，自营才会导致竞争，竞争才能促进进化。另一方面，对于天演之事，善于群体生活的人能够得以保存，个体生活的人便会灭亡， 太过自营， 过于自由， 又会对整个群体的存在构成威胁。这时，只有借助于邢礼来维持并保护群体，即“治化”。严复的进化论思想激起了国人挽救民族危亡的信心和勇气，于是革命派以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纷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2）“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自由观
1895 年初， 严复在其发表的《论世变之亟》中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思想。首先，在他看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是西方富强的根本原因，体现在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第二，自由乃天赋人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论”是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中用来批判“君权神授说”，提倡民主、平等的理论。在那个中国正处于封建专制的时代，严复的这一思想主张无疑是需要强大的勇气的。同时，他又认为，实行自由民主制度是需要前提条件的：自由要以自治能力为前提。自治能力取决于国民在智、力、德方面的水平。西方国家之所以“人人得以自由、国国得以自由”，就是因为其公民的智、力、德的素质较高，使其国民足以自治。然而，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正处于帝国主义的疯狂瓜分之下，根本原因就在于国民智、力、德水平的低下。因此，严复提出救亡图存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并将其作为治本之策，在根本上提高国民素质。达到这个目的至少需要30年时间，当实现国民的自治时，不仅为自由民主制度奠定夯实的基础，还能挽救民族危亡。第三，严复认为，自由是实现“科学”和“民主”的根本保证。西方文化中“科学”和“民主”思想之所以不断壮大的原因就是有自由作为前提条件。在价值取向上，中国近代多数知识分子如康有为、谭嗣同从传统道德层面来理解民主，他们的思想基础与民主以悖论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以致于近代的民主观念具有不稳定性。此外，在对西方科学的认识上，中国近代多数知识分子主要关注具体的物质，而未意识到科学所体现的一种内在的自我批判的精神。而严复对西方文化中“科学”和“民主”的潜在精神的实质性认识便是他的自由价值取向，因此，梁启超说到：“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5]。
布迪厄思想对女权主义的影响 篇4
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一种既定的秩序, 这种秩序是统治阶级通过法律或者舆论等方面的控制获得自身的合法地位, 而且在社会中也普遍默认了这种秩序的合法性, 是不容质疑的。社会学家布迪厄率先对这种合法地位进行了挑战, 认为这种合法的秩序是其实是社会中的上层界定的, 维护其统治的有效形式, 布迪厄称这种现象为“符号暴力”, 社会中的广大下层其实是被剥夺了话语权的, 更可悲的是广大下层都默认了这种“暴力”的合法性。
布迪厄把社会中既有的秩序看作是上层对下层的一种“温柔的暴力”, 在这种暴力下, 被统治者被剥夺了包括话语权在内的各种权利。而女权主义者们则把女性这个被压迫群体凸现出来, 主要为争取女性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的权利 (力) 。在女权主义看来, 女性是一直作为社会中的下层存在的, 同时也一直受到布氏所称的符号暴力的压力。在她们看来, 女性在社会中是一直处于被统治、被忽略、被边缘化的“他者”位置, 一直是“沉默的群体”。因此, 女权主义者们意识到这种不平等性之后, 便积极的开展各种女权主义运动来争取女性的合法权利 (力) , 同时要重新建构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的思想, 争夺社会中的“话语权”, 让女性不再沉默。因此, 女权主义为女性争取合法权利 (力) 的过程可以看做是布迪厄所谓的社会下层反抗符号暴力在女性领域中的具体实践, 本文就主要看看布迪厄的思想在女权主义们的这种实践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2场域与女权主义
当今社会的社会结构是非常活跃的、联系紧密的紧张的关系网络, 其中各个不同的部分、成员都是整个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各个具有自主性的小世界也处在力量的对比较量和制衡之中。为了形象的真实反映整个社会的运行状态, 布迪厄提出了场域的概念, 把社会的各个不同的部分看作是具有自身逻辑、由形形色色的行动者组成的场域, 整个社会就处于这些场域的权力较量之中。
布迪厄是这样定义场域的:“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 (network) 或一个构型 (configuration) ”。 (布迪厄、华康德:2004年) 这个定义将场域看作一个关系网络, 是一个社会网络系统。场域基本是一个靠社会关系网络表现出来的社会性力量维持的, 同时也是靠这种社会性力量的不同性质而相互区别的。例如, 政治场域是靠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网络来维持的。经济领域是靠在某一个特定社会空间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靠他们之间的金钱、货币和各种商品往来关系来维持的。 (高宣扬, 2004.12) 。
现有的社会是一种父权制的主导下的社会, 社会中各个不同的场域可以统一概括为“男性的场域”, 这些场域存在的基础已经根深蒂固, 女性要在这样的场域中立足必须付出很高的代价。因此, 并非偶然的是, 进入男性等级制度中的女人几乎很少跟其他女人打成一片, 也不会为其他女人的利益着想。如果他们真这样做, 她们在该组织中也不会爬得这么高了, 这种机制起作用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玛格丽特·撒切尔, 她本来是作为一位刺激药进口到保守党的等级制度中来的, 结果却奇怪地大获成功, 因此也使男人的忍耐延伸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 但最后却被人以一种老年歧视、性别歧视的态度很随便的扔掉了。 (杰梅因·格里尔, 2002.1) 。
因此, 女权主义者们认识到要获得自己的合法地位, 最根本的是建构一个自己的场域, 也就是属于女性的空间。只有建立一个女性的场域才能与现有的、潜移默化的男性的场域以及其它形形色色的场域相抗争, 获得自己的独立地位, 获得一种能表达自己心声的话语权。
3话语权与女权
话语权即话语就是权力的理论。在布迪厄看来, 语言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工具和媒介, 哪怕是最简单的语言交流也不是纯粹的沟通行为, 总是涉及到被授予特定社会权威的言说者与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的听众之间结构复杂、枝节蔓生的历史性权利关系网。语言的生产关系结构取决于两个言说者之间的符号权力关系。 (杨善华, 1999) 只不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温和的暴力”, 也就是语言象征性权力具有“柔性”和“掩饰性”, 当象征性暴力施展其影响时, 它呈现出“以理服人”和“彬彬有礼”的文明方式和过程。 (高宣扬, 2004) 。
所以在现有的情况下, 只要处于社会的下层就没有话语权, 唯一能做就是按别人的旨意行事。很多女权主义者们发现社会学中那些想当然的概念、语言和写作风格都是由男性创建的, 整个社会的秩序都是由男性定义的。女权主义者们要做的就是争夺这种话语权, 让女性不再成为社会中沉默的、被人遗忘的群体。女性主义者们呼吁女性要努力从自身做起, 能够自己表达自己的各种想法, 消除社会中既有的、在话语上存在的暴力现象, 敢于对不公平的要求说“不”, 真正获得自身的独立, 而获得这种独立性最根本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拥有能让自己的话语听着有分量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多少直接关系着争夺话语权的主动性。
4社会资本与女权
布迪厄把社会空间的各个市场中竞争的资本, 划分为四大类: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性资本。本文主要是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分析布氏的资本概念对于女权有什么影响。所谓社会资本, 是借助于所占有的持续性社会关系网而把握的社会资源或财富。一个特殊的社会行动者, 所掌握的社会资本的容量, 取决于他实际上能动员起来的那个社会联络网的幅度, 也决定于他所联系的那个社会网络重的每个成员所持有的各种资本 (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象征性资本) 的总容量。 (高宣扬, 2004) 。
而现实中女性群体的社会资本总量又是怎样的呢?可以说某种意义上说家庭、丈夫和孩子就是一位女性的全部。女性的交往圈只是男性社会关系网中很小的一部分, 女性的社会资本跟男性比都只是他的子集, 只是其一部分而已。在全世界的男女对比时, 女性的财产权是微不足道的;在国家首脑、内阁成员等高级职位中, 女性的比例均低于10%;在文盲中, 女性占到近70%;在难民中, 女性占到80%。在中国拥有决策地位的中国女性的一般状况是:地位越高、越有实权的的领导岗位, 女性领导人越少;女性领导人担任副职的多, 担任正职的少;担任名誉型的虚职的多, 有实权的少。 (李银河, 1997.12) 女性是被忽视的群体, 女性在当今现实中的地位就意味着女性作为一个群体自身的社会资本根本无法与男性群体相抗衡, 没有资本就没有发言权, 这也就成为了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
女权主义者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站了出来, 她们意识到抗争的前提是获得资本。也就是说, 女性不仅要打破以往那个封闭的、狭小的交往圈, 而且要重构现有的社会秩序, 让女性在小的时候就拥有与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在以后的过程中获得平等职业的机会、平等的参政的机会。尽管广大女权主义者们展开积极的努力, 但这一切都要建立在女性自身能够觉醒的基础上, 内部因素还是起到关键作用的。但现实是女性这个群体已经接受了父权制社会的种种现实, 认为什么都是理所应当的, 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也就是下文中布氏所称的符号暴力。
5符号暴力与女权
布迪厄的一个重要的概念符号暴力解释了女性作为社会的下层, 无权无势并且有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但为什么她们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布迪厄将语言之间的权力关系上升为符号暴力, 在他看来, 语言不仅是沟通的手段, 而且也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工具和媒介, 语言关系总是权力的关系。任何权力关系都是在“合谋”的情况下完成的。社会的支配秩序依靠的是一种“看不见的、沉默的暴力”。通过社会中的文化再生产, 有助于权力关系即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整个社会能够井然有序的顺利的向前推进, 这与统治阶层所施行的符号暴力是分不开的, 这种暴力让人感觉不到有强迫性, 并且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它。
符号暴力就是这样一种温和的暴力, 上层阶级利用它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这种统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依靠身体的暴力统治, 而是利用类似于催眠术式的统治, 在这种统治中,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达成了共识, 更准确的说法是被统治者接受了统治者的理念, 并且把这种理念内化, 认为这种理念是正确的, 更重要的是已经内化了的这部分被统治者还会继续用这种理念去约束其他被统治者, 这也就是所谓的“共谋”。
因此, 在男权制为主体, 符号暴力施加在女性身上的社会中, 女性的内心和形象都无可逃避的由男性话语所控制, 女性要走出自身经验由男性言说、自身特征由男性界定的困境, 就必须停止对男性文本的被动接受, 从女性自身的真实经验出发, 女性经验对改变男权意识对女性的歪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当女性话语通过媒体中介进入公共知识领域中, 女性跟男性都不会忽视它的存在。 (张广利, 2003.7) 这才是关键所在, 要真正的认识到女性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体而存在, 不要再忽视女性自身经验的重要性, 要让女性自身意识到这种符号暴力的存在, 而不是一贯的接受这种温和的暴力统治, 当然, 要让整个女性群体都有这样的认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而女权主义者们也在积极的努力着。
6结语
女权主义作为为女性争夺各种权力的流派, 也就是为处于社会下层的阶级发言, 也就是要打破现有的秩序, 首先为女性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场域, 让女性可以有一个阵地与处于其他场域的个人和群体竞争。竞争的目的当然是要获得一种在社会中的话语权, 这种话语权意味着在社会中谁拥有谁就有发表自己言论的机会, 反之就只能当“沉默的群体”。整个女性群体沉默了这么多年, 在女权主义者的启迪、引导下终于开始了话语权的争夺。在话语权的争夺过程中, 女权主义者发现自身的资源也就是布迪厄所谓的社会资本成为她们的软肋, 即社会是由男性定义的父权制社会, 社会资本基本上是男性所垄断的。因此, 女性在竞争处于劣势, 女权主义者们就呼吁广大女性打破常规的惯性思维, 积极争夺社会资本, 以便争取更有力地地位。
但是, 唤醒处于“符号暴力”统治下的女性也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因为女性在这种暴力中也成了“同谋”, 也可以说现今的统治秩序是由男性、女性共同维护的。只不过处于社会下层的女性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暴力的存在, 并且还认为是“事实就是这样”。女权主义者们的关键任务就是要改变女性心中这种被男性社会中的暴力所歪曲的理念, 唤醒他们争取自身理念的意识, 不再属于谁的依附品, 真正的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而存在, 打破这种符号暴力。女性主义者们在实践过程中是这样做的, 也正在努力着,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摘要：布迪厄是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 他提出的“场域”、“惯习”“、资本”等概念对其他的理论流派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包括女权主义流派。女权主义作为一个新兴的理论流派, 旨在为广大女性争夺合法权利 (力) 和地位, 摆脱受压迫的地位。旨在从布迪厄概念中的“场域”、“文化资本”、“话语权”和“符号暴力”四个方面来看一下其思想对女权主义在争取女性合法权利 (力) 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影响。
关键词：场域,资本,符号暴力,女权主义
参考文献
[1]布迪厄.华康德, 李猛, 李康译.实践与反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2]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 (12) .
《庄子》的多元主义思想 篇5
多元主义是<庄子>哲学的.核心内容.<庄子>否定那种以预设的人类之眼、“天眼”看出来的绝对真理,而认为由于认识主体是多元的,真理也必然是多元的.<庄子>承认多元,却并不意味着取消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它只是要求把这种联系建立在自足、平等的个体基础之上.
作 者：李祥俊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刊 名：船山学刊 英文刊名：CHUANSHAN JOURNAL 年，卷(期)： “”(3) 分类号： 关键词：
浅析列宁社会主义民主思想 篇6
关键词：列宁;社会主义;民主思想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2--02
列宁的民主建设思想内容丰富、成果显著，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也是在经济民主十分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遇到了民主瓶颈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之后，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同时也遇到了一些新问题。
一、列宁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探索历程
（一）坚持直接民主原则
列宁深刻总结了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认为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也应该采取巴黎公社那样的民主形式即人民自治、直接民主。列宁提出为体现真正的民主必须实行选举制度，党内的负责人和领导人由选举产生，可以随时被撤换。在《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中，明确阐明了苏维埃政权应该完全地、绝对地属于广大劳动群众，苏维埃的代表由人民直接选举出，并接受人民的监督。另外，列宁还提出工人选举代表来管理工厂、监督生产以及工会担负管理生产的主张，这都是早期人民自治和直接民主的体现。
（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战时共产主义条件下，军事上进入战时军备状态，经济上实行余粮收集制，政治上只能应战时之需采取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人民自治和直接民主的初步实践效果并不理想，因为俄国的人民文化水平较为落后，难以进行直接管理国家事务。所以列宁主张由体现人民利益的、具有先进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替代人民群众进行管理。同时，放弃了“一切权利属于苏维埃”的口号，强调党要监督、领导苏维埃，加强和集中无产阶级政党的权利。俄共八大上确立了党的领导地位，把权力转移到了无产阶级政党手中。在党内，中央委员会形同虚设，而政治局实际上成了最高的决策机关。在战时共产主义的非常时期，列宁用高度集中委任制取代了苏维埃的民主选举和罢免制，以保持无产阶级专政阶段成果。
（三）政治体制的调整与改革
1921 年，俄国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战争已经基本上结束，国家的建设进入了相对平稳的时期，新经济政策替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列宁为适应新的形势对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和改革。俄共十大决定放弃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实行“工人民主制”，加强党内民主，使党员能够积极参加党内生活，促进党的建设。为避免党政不分、权力滥用，明确划分了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和权利界限。同时，注重对党中央的监督和管理，设立党的监察委员会，坚决杜绝官僚主义。最后，建议精简行政机构，缩减苏维埃的编制，撤销各类多余的委员会等。
二、列宁对于民主政治建设的设想
（一）把实现党内民主放在首位
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党的建设过程中，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普通党员的意志不能够得到一定体现，党员缺乏基本的权利和自由的保障。不能平等地参与政治，造成党内缺乏民主。缺乏民主的政党就成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阻碍。列宁建议对党的政治制度和组织制度进行改善，并把党内民主放在首位。第一，扩大中央委员会人数，避免权力集中在少数几个核心领导手上，使其能够成为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委员会，能够体现大多数党员参与党政，防止个人权利的膨胀。第二，避免个人领袖专权。列宁经过深思熟虑，为防止党的领袖个人专权，明确提出将斯大林调离总书记一职。滥用职权、个人崇拜主义、脱离群众等不正之风就会亡党亡国，可见列宁对斯大林的认识是相当富有远见的。第三，让工人中央委员和工农检查院成员结合起来，共同监督党中央。
（二）强化人民的监督权与管理
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就是让全体人民群众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成为真正得到解放的国家主人。列宁曾说过： “在任何一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劳动群众从来也没有像在苏维埃政权之下那样广泛、那样经常、那样普遍、那样简便地行使选举权”。选举权就是广大群众表达政治意愿和积极参与管理国家最基本的表现方式。在列宁的建议下，将监察委员会改组为工农检察院，强调吸收劳动群众进行广泛监督。指出工农检查的任务不仅是捕捉和揭发，而是善于纠正，赋予人民群众监督和管理党的权利。
（三）教育是政治民主化的基础
俄国文化落后是建立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巨大障碍，要想促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需要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列宁提出的文化教育的首要任务是群众的政治教育，目的是吸引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和进行扫盲。主张要有组织地、广泛地训练群众，普及知识，提高觉悟。重视农村群众的教育普及，大力发展教育，同共产主义宣传结合起来。通过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等形式进行扫盲，并不断寻找与群众联系的新形式，吸收群众参与教育。发挥无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吸引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为政治民主化奠定坚实基础。
三、民主思想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
（一）民主为核心价值观服务
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它是民族文化的支点，是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标志，也是国家团结的旗帜。十月革命后，列宁不断调整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探索出了符合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实施了“新经济政策”，从而坚定了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民主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和各种价值观念较量的新态势，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任务和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如何达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共识这个重大问题，无论是对于党和国家，还是对于社会和公民，都既是一个时代性课题，又是一种历史考验。因此，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就要发展民主事业，提高全民的民主素质、民主水平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二）党要紧握民主事业领导权
民主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的文明成果。民主革命“既是合乎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又是人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创造过程;民主革命既有人民群众的民主需求的自发因素作基础，又包含着有意识的自觉因素起指导作用。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新的社会制度建立初期和社会发展的转折时期，统治阶级的民主领导权对民主建设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辨别是非的能力，不随波逐流，信仰马克思主义，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多渠道、多角度、多层次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
（三）民主建设要促进人的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也是我国教育方针的理论基石。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民主的劳动者”。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些论断体现出中国领导人对未来劳动者的期望，也揭示出了民主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即教育的目是“人的全面发展”，同时，教育又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保障和内涵。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时期。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和谐，目的是使人得到最大的自由，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四、列宁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建设
早期，列宁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探索中，强调要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新型的民主与新型政权的统一，而俄国的民主是具有独特的符合自己民族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民主的，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国家的国情不同，民主的形态也就有所不同。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也走过曲折的路程，早期进行的革命实践把西方的民主照抄照搬到中国，都没有取得成功。而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改革开放以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又注重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真正走上自己的民主政治道路。越是民主，就越应该是自己民族的，能够保证大多数人民群众参与的。
（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民主作为一种普世性价值，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是全人类共同的政治财富。从民主的本质形态来看，社会主义民主脱胎于资本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高形态的民主。从东西方文明一百多年的交流交往经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只有将西方文明的精华融入中华文明，才会使中华文明在现代社会焕发出蓬勃的朝气和生命活力。我国的社会主义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发展还不够完善，民主政治水平仍然较低。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基础。同时，注意不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循序渐进，一以贯之。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民主政治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
（三）政务公开以落实民主
要体现真正的民主就要有公开性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制度。公开是公正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无公开性就谈不上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公开不仅包括政务活动的公开也包括党的活动公开，尤其是对广大的党员而言。政府的公开网站，各级党组织的官方信息的传播都是扩大民主的体现。普通党员群众参加党的事务也呈现增多的趋势。目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仍然处于不断摸索的过程中，民主程度不高。要落实社会主义民主的“公开性”，必须加强基层民主，扩大公众的民主监督范围，这样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得到切实保障。
（四）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通过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合理强化，能够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注入新的活力。习近平在十八届四中全会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有根、有源、有生命力，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借鉴历史经验与教训，结合具体实际，着眼自身发展，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协商民主具有强大的力量，协商使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在党的领导下克服民族复兴与国家发展的困难。
五、结语
十月革命后，针对当时苏俄民主非常落后的现实，列宁提出开展一场全国范围的、长期的民主革命，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制约问题。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同样经历了曲折与磨难，进行了改革，取得了突破，形成了当前社会主义阶段性的成果。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民主仍不够完善。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思想和实践，是伟大的创举和极其宝贵的经验，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蔡亚志.列宁社会主义民主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J].科学社会主义，2011，01：144-147.
重商主义思想回顾 篇7
一、重商主义产生的背景
近代早期, 西欧经历了人口快速增长、价格革命、农业革命、宗教改革及工商业扩张等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 呈现出明显的社会转型特征。封建分裂结束后的民族国家权力得到加强, 以王权为代表的民族国家开支日趋增加, “如何使国家的预算最终保持平衡, 这是欧洲‘新型君主国’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1]。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以弥补战争及其他开支, 西欧的王朝统治者曾通过实行货币大贬值的政策来增加王室财政收入, 但这种方式遗留下大量经济和社会问题, 引起全国臣民不满, 造成王权威信下降, 西欧的王朝统治者只得转向增加经常性收入的财政政策。
随着农本经济的瓦解、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民族国家的形成, 商业资产阶级逐渐兴起并不断成长。商业资产阶级力图控制贸易甚至生产活动以积累更多资本, 因此迫切希望国家对他们的工商业活动给予支持和保护, 对商业资本积累的财富给予保障。但是商业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还很软弱, 经济上也不够强大, 不可能提出政权方面的要求, 因此作为新兴阶级代言人的重商主义者从发财致富的角度, 在政治上希望建立统一繁荣的国家。他们积极关注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 支持王权, 主张实行君主专制。重商主义成为商人经济利益和国家政治利益相结合的纽带, 正是商业和政府的结盟使重商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应运而生。
二、重商主义的思想特征
重商主义思想同其他任何理论一样, 是在经历一段时期的社会实践之后才逐渐形成的, 按照马克思所指出的, 重商主义学说开始是作为“国家政策”形成的[2], 而后才产生了从理论上阐述这些经济政策的必要性, 并进一步指导政策的贯彻实施, 从而形成了重商主义理论体系。重商主义思想的内涵丰富, 主要表现为关注各种社会问题, 涉及当时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重商主义思想作为商业资本的思想载体, 其主要内容或核心部分始终围绕商品经济的深化展开。
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容之一是重视国家利益。在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中, 强调民族国家利益的至上性始终居主流地位。英国晚期重商主义的典型代表托马斯·孟曾指出当时存在有三种利益, “第一是国家的利益, 那是可以在商人丧失利益的时候获得的。第二是商人的利益, 第三是国王的利益”。他还对对外贸易作了概括性的评价:“对外贸易的真正面目和价值就是国王的大量收入, 国家的荣誉, 我们的王国的城墙, 我们的财富的来源, 我们的战争的命脉, 我们的敌人所怕的对象。”[3]晚期重商主义的杰出代表霍尼克建议用经济振兴来强国。包含有富国的九大通则的著名重商主义著作的书名就是《奥地利高于一切, 只要她愿意》[4]。
国家利益的实现需要财富的积累。在金本位的时代, 财富被等同于金银, 重商主义者把金银等硬通货看成是财富的唯一形态。重商主义者推崇最大限度地攫取和占有金银。英国早期重商主义代表约翰·黑尔斯早在1581年所著的《略论英国政策》一书中就指出:“金钱是你想得到的任何商品的货栈, 因为它可以保存的时间最长而不致腐蚀或损坏, 在往来携带进行一切交易时最为简单便捷, 而且如果它是金币或银币, 那就可以到处流通”[5]。重商主义者的这一财富观, 反映出随着商品经济发展, 货币短缺已成为社会的通病, 也反映出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对货币的渴望和追求。
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来自于流通领域, 即多卖少买以积累货币财富。他们看到商业地位的重要性, 明确商业是国家活动的基础, 主张国家应该保护商人的地位, 发展商品经济。托马斯·孟认为, 商人肩负与其他各国往来的商务而被称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 商人理应得到保护[3]。
重商主义者提出在对外贸易中力图防止逆差并力求出超的思想, 他们表示“我们必须时刻注意, 从别人那里买进了不超过我们出售给他们的;否则我们自己将陷于穷困而他们将日趋富足”[6]。重商主义者坚决反对货币输出, 反对从外国输入商品, 特别是输入本国能制造的商品。因为输入商品就是输出货币并剥夺了本国居民的生计。托马斯·孟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提到:“在价值上, 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 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 他极力主张对外贸易, 认为对外贸易的好坏才是检验一个国家贫与富的标准。重商主义者普遍认为, 一国国内贸易虽属重要, 但它不能增加一国财富, 而国际贸易才是一国财富最主要的来源。另外, 由于货币的灵活偏好性和抗风险能力, 西欧重商主义各国普遍要求在对外贸易中必须做到出超, 即达到贸易顺差。固守贸易顺差也是重商主义者的一个主要特征。
三、重商主义的政策
重商主义在经济上以财政主导政策为中心实行间接的国家宏观调控为主, 早期重商主义主张用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 在对外贸易中多卖少买或不买来积累货币;晚期重商主义则主张利用贸易顺差来达到积累货币的目的。
重商主义者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 借助国家力量保证对外贸易通畅。新航路开辟后, 商人不断遭到海盗的侵袭与掠夺, 还经常与亚非拉等地居民发生冲突。因此西欧重商主义者主张增强国家陆、海军武装力量, 不惜以武力为贸易开道。法国重商主义的典型代表柯尔培尔曾说过, 贸易就是常年战争, 并且一个国家的海军永远同贸易成正比[7]。
重商主义者强调国家的作用, 主张国家要干预经济。重商主义者普遍认为, 一国要增加货币和实现贸易顺差, 一方面必须反对资金外流, 重视利用本国资源, 发展本国制造业, 培育和保护本国幼稚产业;另一方面要出口本国制造品, 进口外国原材料, 利用制成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剪刀差获利。
建立立足于本国原料的工业, 不仅可以解决本国部分人口就业问题, 又可避免外商低价买进本国原料, 加工成品后高价卖给本国从而赚取本国货币的情况。1613年, 塞拉在《略论无贵金属矿藏国家使金银充足的手段》一书中提出:“如果各式各样的和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能生产出超过本国需要的必要生活资料、享乐用品和奢侈品, 就可以给国家换回充足的货币。”[8]柯尔培尔也认为, 发展工业才能保证商品的不断出口。因此, 重商主义者主张使用包括使用关税手段、汇率手段、配额手段和行政管理手段等各种国家力量, 来保护和发展本国制造业, 防止外来产品竞争。
为了保证外贸顺差, 重商主义者提出各种途径和措施。托马斯·孟提出和论证的保证外贸出超的措施和手段主要有:扩大本国国内耕地面积, 增加农产品的生产, 即增加自然财富;发展国内的工场手工业, 即增加人为财富, 尽可能多地制造在外贸中需要的商品;利用财政和关税来保护本国经济的发展, 鼓励本国产品出口, 缩减外国货物的进口, 尽量使用本国产品;出口商品要用自己的船只运输, 以减少支出, 增加收入;利用原料或进口原料来发展出口加工业;提高产品质量, 降低商品价格, 以保证出口商品在外国市场竞争中取胜。
重商主义者主张发展航运业和出口贸易, 尤其主张发展殖民地贸易。主张实行经济扩张, 垄断对外贸易。托马斯·孟说:“英国的广大、美丽、丰饶;为数极多的善战的人民、马匹、船舶和军火构成的海陆力量;有利于国防和贸易的地形, 许多口岸与港口, 都是敌人难以进来, 而便于本国居民的财富如上好的羊毛、铁、铅、锡和其他自然资源出口的便道, 倘使我们对上述这些予以充分的考虑, 我们就将发现中国是能够称霸天下的。”[3]
学者张国昀曾这样来概括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重商”+“重工”+“国家干预”=“国家富强”, 其中“重商”与“重工”是手段, “国家干预”是保障, “国家富强”是最终目标, 它们共同构成了“重商主义”的全貌与实质[7]。对于重商主义的政策主张, 经济学家何新有这样的评价:“重商主义的政策取向, 实际上就是经济的民族主义, 或者说是民族主义的国家方针。”“重商主义具有统一明确的目标———致本国于富强。”[9]
四、重商主义的问题与批判
重商主义认为, 由于不可能所有贸易参加国同时顺差, 而且任一时点上的金银总量是固定的, 所以一国的获利总是基于其他国家的损失, 即国际贸易是一种“零和游戏”。因为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是零和游戏, 重商主义者不惜采取损人政策, 禁止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和本国生产的原料的输出。重商主义把国际贸易看作一种零和游戏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大卫·李嘉图关于贸易的比较优势学说清楚地说明了国际贸易可以增加所有人的福利水平, 并非零和游戏[10]。
当限制了所有外国商品的进口, 使它们没有办法与本土制造相竞争后, 本国消费者的利益就明显被牺牲给了生产者。获利的完全是生产者, 消费者则要被迫支付更高的价格, 而垄断往往导致高物价。反过来, 慷慨大方地出口一些产品则完全是在照顾生产者的利益。首先, 政府为了补贴其慷慨之举, 本国的消费者要被迫缴纳必要的税款;其次, 本国市场相关商品的物价也相应提高, 从而消费者要缴纳更多的税收。亚当·斯密指出:“在重商主义下, 消费者的利益, 几乎都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被牺牲了;这种主义似乎不把消费看作一切工商业的终极目的, 而把生产看作工商业的终极目的。”“对于凡能与本国产物和制造品竞争的一切外国商品, 在输入时加以限制, 就显然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牺牲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了。”[11]
与重商主义制度并行的是特权驱动。亚当·斯密指出了这个事实, 即在英国进口的商品中, 亚麻纱能够被免征进口关税, 而织出的亚麻布成品却被课以沉重的进口税。原因是众多的英国小纺纱厂业主不够成一个强有力的压力集团, 而织布业主却能够对政府施压, 迫使政府对他们的产品课以高额的进口税, 而同时却保证他们能够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原材料。他得出结论说, 所有这些规章制度的动机, 是繁荣我们自己的制造商, 不是通过他们自己改善生产效率而来, 而是通过所有友邻的生产力的衰退, 通过尽可能地终结与这些可憎和令人不快的对手之间的竞争来实现。重商主义政策的目的是授予裙带关系们以垄断特权并资助他们, 而由于这些资助和特权唯有通过政府才能实现, 以牺牲其余公民的利益为代价[11]。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对参与出口贸易的商人和制造商们给予补贴, 保护了先前缺乏竞争力的, 不得不面临外国同行竞争的国内制造商们;同时, 政府的监管网络和政策的执行让国家官僚机构逐渐获得了优势。
重商主义把金银财富和真实财富混为一谈, 实际上金银并非财富的唯一形态。亚当·斯密指出“一个国家的利益不是金银量的增加, 而是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交换价值的增加, 或是一国居民年收入的增加”[11]。衡量一国是否富裕的标准不是该国拥有的金银数量, 而是其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因此, 增加一国财富的方法应是增加资本, 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发展生产, 而不是单纯的货币财富的积累。
亚当·斯密批判重商主义关于增强国家干预力量的论点。重商主义强调为了增强国家力量, 必须管制经济。而斯密认为, 政府必须减少其经济作用, 国家主要应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略。
重商主义固守贸易顺差, 金银会源源不断地流入本国, 当商品供应量一定时, 商品的价格会趋于上涨。价格上涨导致本国商品的成本增加, 在国外的吸引力下降, 从而出口会减少。同时, 外国商品在本国国内的价格会相对下降, 进口因而增加。这将使本国贸易顺差减少, 甚至出现逆差, 导致金银外流。所以, 试图保持贸易顺差来增进本国的金银拥有量是难以为继的。另外, 出口的目的是为了换取进口商品或劳务。如果金银不是用来进口商品, 那堆积如山的金钱也就失去了意义。
重商主义者鼓吹积累财富, 但他们绝不是劳动阶级的真正伙伴, 他们很直率地致力于在最大程度上剥削工人的劳动;作为最大化剥削的一种手段, 他们大力支持全面就业, 甚至允许使用童工。
五、新重商主义
在18世纪后期古典经济学兴起后, 重商主义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但是20世纪以来重商主义在一些地区又重新兴起。“新重商主义”重视出口, 利用国际市场和先进技术, 实现产业升级, 增强国力。但这种做法却带来了另外一种“重外轻内”的格局, 即一组相对强大的外向型出口部门和另一组相对薄弱的内部依赖部门并存的局面[12]。这种割裂式的不平衡发展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集中力量, 发展出口, 但却破坏了经济系统的内在协调, 产生了一系列矛盾。
日本出现的产业空洞化和泡沫经济破灭被认为是推行“新重商主义”的结果。日本的汽车、家电等外向型部门强大, 但其国内的商业流通、建筑和金融服务业等却由于种种形式的保护而滞后不前。封闭的国内市场无法消化顺差, 造成日元的长期升值倾向。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 国内的需求与投资却一直不振, 这造成日本的产业空洞化。为增加内需实行的低利率政策导致资金流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 同时利率自由化使融资成本增加的银行也进入股市, 最终引发了泡沫的生成[12]。
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起致力于重化工业出口产业的建立和对大企业的支持。对大企业的直接扶植, 抑制了富有创新活力的中小企业的成长。在大企业无序扩张的同时, 韩国的内部依赖型部门却相对滞后。由于韩国从传统上排斥外资进入国内产业, 失去了通过竞争来提高这些部门效率的可能。随着出口竞争力的下降, 韩国采取了大量举借外债来支持高增长的办法。内部依赖部门效率低下和出口产业竞争力下降, 又使大量的借贷资金流入了投机市场。这样, 企业向银行借款, 银行又向国外举债, 借款又被用来炒作股票和房地产, 导致泡沫的生成, 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13]。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会看到, “新重商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重外轻内”的经济体制。格申克龙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证明, 在“追赶型”的国家中, 经济落后程度越高, 政府所起的作用就越大。对于东亚国家, 在“起飞”的初期, 它们大都面临技术落后和市场狭小问题, 因而只有通过政府, 才能将有限的要素集中于对出口产业的扶植, 在短期内迅速实现产业升级。而这就必然导致内部依赖型部门受到人为抑制, 发展相对滞后,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才有了“内外分割”的重商体制的出现。长期的“浓缩型”高增长使这些国家内外部门之间的不平衡现象愈演愈烈, 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泡沫现象[14]。
六、对重商主义的反思
与18世纪欧洲的重商主义相比较, 东北亚地区的重商主义与之有很多相似之处。一是产生的背景相似。重商主义都出现在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初期,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亟待提高本国实力, 而实力的提高依赖于财富的积累。这些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都曾处于不利地位, 西欧国家在十六七世纪对东方的香料有巨大的进口需求, 但是却生产不出任何东方国家需要的产品来进行交换, 缺少购买力让西欧的香料需求很难得到满足。20世纪的东北亚国家在经济起飞前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有很大的需求, 但是缺少外汇让他们与16世纪的西欧人一样陷入窘境, 因此鼓励出口抑制进口成为这些国家获得稀缺外国资源的必要途径。二是重商主义得以实施通常需要政府相对集中的权力结构, 集 (下转22页) (上接10页) 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比较强, 强调对本国工业的保护。三是重视生产而不是消费, 居民个体的生活水平的增幅要低于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增长的速度。四是片面化的财富观, 早期欧洲把财富等同于金银, 现代的东北亚国家则过度重视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标。
互利共赢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重商主义思想应该成为重要的借鉴。在开放型经济建设过程中, 必须坚持进口和出口并重, 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 要自觉地坚持互利共赢的理念, 从国家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 坚持以开放换开放, 不断拓展经济发展外部空间和良好国际环境。
摘要：重商主义是经济思想史上的最早理论, 产生于社会转型明显的近代早期。重商主义重视国家利益, 重视财富的积累, 固守贸易顺差, 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但是重商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国际贸易并非零和游戏, 抑制进口不仅大大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也抑制了国内生产部门效率的提高。对重商主义思想的回顾对当前中国如何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女权主义思想 篇8
女权主义 (Feminism) , 又称女性主义, 简单概括其核心思想就是实现最终的男女平等。纵观人类历史, 女性和男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处于完全不平等的地位, 但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 女权主义运动在西方社会开始蓬勃发展起来。而在东方, 女权主义意识及女权主义运动的出现都要比西方稍微晚一些。尤其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社会, 作为儒教重要纲常伦理的“三从四德”中的“出嫁从夫”, 一语道破了封建社会中女性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 是对当时男女尊卑社会现象的最直接表达。本文所要研究的朝鲜历史上著名女性诗人黄真伊, 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
黄真伊 (约1506 年- 1544 年) , 又名真娘, 妓名明月, 京畿道开城 (当时名为松都) 人, 是朝鲜朝中期著名的艺妓、女诗人。其所生活的十六世纪, 是朝鲜文学史上诗人辈出的黄金时代。但另一方面, 这一时期也正是朝鲜朝社会中“男尊女卑”思想和“嫡庶有别”思想双重压迫最为严重的时期。对于这样的思想压迫和身份束缚, 朝鲜朝社会的女性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各种形式的反抗, 黄真伊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员。她不仅以一生略带传奇色彩的行为方式对此进行抗争, 同时在其国文时调诗词中, 也表达了自己对独立、自信、平等、尊严等女权主义价值观念的坚守和不懈追求。
二、黄真伊的时调作品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女权主义思想
囿于歌妓的身份以及对封建儒家伦理道德的诸多挑战, 黄真伊及其诗歌作品在朝鲜朝时期一直是儒教学者们禁忌的话题。因此, 她的许多诗歌作品现今大都已失传, 目前留传下来的时调作品仅有六首。下面本文将以其中的《竟然是我做的事》及《青山里碧溪水》两首为代表, 来探讨黄真伊的时调作品中所蕴含的女权主义思想。
据洪重寅在《东国诗话汇成》中记载, 朝鲜中宗时期的高官苏世让曾对友人放言, 自己即使与黄真伊同处三十天, 也绝不会为其所惑。到了期限自己一定决绝而去, 否则就“非人也”。结果, 在与黄真伊相处三十日之后, 他自叹曰:“吾其非人也。为之更留”, 终究屈服于黄真伊的个人魅力之下。对于这段恋情, 黄真伊作有时调作品《竟然是我做的事》。在这一作品的第一句中, 黄真伊表达了自己也预料到恋人离开后会非常想念对方的不舍之情。但是接下来她跳出了传统文学作品中女性爱恋、不舍、挽留的表达程序, 用明知道自己会想念但仍愿意放手的充满女性尊严的诗句来表达了自己不依附、自由独立的女性主义爱情观。在这首时调中, 黄真伊把自己同所爱的男性对方放在了同一个平等、自由的位置上, 一反传统女性爱情诗歌中的从属性地位认定, 向我们展现了独立、自尊、理智又不失自我的女权主义爱情观。
黄真伊的另一首时调作品《青山里碧溪水》也是一样。在这首时调作品里, 黄真伊在地位远高于自己的封建王族宗室碧溪守的面前, 丝毫没有对自身歌妓地位卑下的自我意识, 并且在诗文中巧妙的使用谐音的手法把碧溪守比喻成“碧溪水”, 同时把自己的妓名“明月”嵌入到诗句当中, 以“明月满空山”的自信表达, 冲破了当时社会强加给她的身份束缚, 展现了对封建贵族男性贪恋女色的嘲弄讽刺, 并完成了对自身女性尊严的坚守及自我女性地位的确认。
三、黄真伊时调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
众所周知, 在韩国文学鉴赏体系中, 始终有一种“恨”思想的审美意识表达。从黄真伊的时调作品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深植于其中一脉相承下来的“恨思想”的表达。比如对男性至上主义思想的蔑视, 比如其宁愿做一名歌妓也不接受“嫡庶有别”身份制度下庶出女子只能为人妾室的传统命运安排等等。但另一方面, 黄真伊作为朝鲜朝时期杰出的时调女诗人, 她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始终把自己置于一个和男性相对平等的位置上, 追求爱情自由, 保持精神独立, 坚守女性尊严, 展现了不同于以往女性作家的女权主义思想认知。
在韩国的文学评论中, 曾有人评价黄真伊“像男性一样豁达, 但从不向男性屈服, 反而使男性屈服”。事实上, 通过黄真伊的时调作品, 我们确实看到了这样的黄真伊, 她作为封建社会中最具有女权主义思想的歌者, 打破了“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藩篱, 甚至干脆就像其在时调作品《青山我意》当中所表现的那样, 把自己比喻成青山, 反过来以水来比喻男性的善变和离开, 彻底颠覆了传统文学作品中把男性比喻为山、把女性比喻为水的固有角色设定, 如此超脱常规的文学表现形式以及把自身加以男性化的思想意识表达, 在中韩两国封建社会里的女性作家身上并不多见, 也让我们见识到了其作为封建社会女性作家所具有的独特思想艺术成就。
四、结语
黄真伊及其时调在韩国文学史、尤其是国文诗歌史上是占据有非常重要地位的作家及作品。通过对其时调作品中女权主义思想的研究和探讨, 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其丰富的感情和内心世界, 另一方面, 还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的认识其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 并获得作为现代女性重新审视自我、反省和确立自身女性价值的宝贵机会。
摘要：本文从女权主义思想的视角出发, 以黄真伊的时调作品《竟然是我做的事》及《青山里碧溪水》为例探讨了其诗歌作品中所具有的女权主义思想视角, 揭示了其对当时社会男权至上的伦理道德的批判, 以及对那些戴着假面具的男性道学者的嘲讽, 从而肯定了黄真伊及其时调作品对于朝鲜朝时期封建社会女权主义思想发展的特殊贡献及成就。
关键词：黄真伊,男尊女卑,女权主义
参考文献
[1][韩]姜铨燮, 《黄真伊研究》, 创学社, 1986年。
[2][韩]《古时调作家论》, 韩国时调学会, 自由出版社, 1986年。
重农主义经济思想述评 篇9
关键词：重农主义,魁奈,农业问题
1 重农主义思想的产生背景
1.1 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
法国是农业大国, 18世纪的法国, 国民经济中以小农经济为主, 农奴制依然存在, 封建农业生产方式广泛存在。在一个小农经济为主体, 农民为国家主要国民的国家, 封建性质的法国政府是如何统治的呢?
国王路易十四贪图享乐, 大肆挥霍, 修建凡尔赛宫, 搜刮民脂民膏, 对农业征收大量间接税, 造成农产品产量下降, 价格压低, 农民负担过重。再加上连年征战, 迫害异教徒, 人口数量锐减, 农业劳动力不足, 产量进一步下降, 单个农民税收负担加重。到路易十五时期, 继续推行柯尔培尔牺牲农业的重商主义政策, 全力发展工商业对外贸易, 大举兴办皇家工场手工业, 工商业虽获一定发展, 但落后的封建农业仍居支配地位, 社会矛盾重重, 经济每况愈下。为了挽救经济, 主政者竟然推行从金融证券投机致富的经济制度, 最后也以惨败告终, 使经济更加陷入僵局。
大片土地被占, 农民拥有的土地不够养活自己, 大批青壮年从农村流入城市, 乡村荒芜, 土地租金减少, 价格下降, 影响土地所有者的收入, 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皇宫富丽堂皇, 沉重的赋税落到农民头上, 农民收入下降。
此情此景, 无论从广大农民, 还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 都有了变革的需要。
1.2 思想准备
启蒙运动平等、理性、民主的观念深入民心, 这就为重农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自然秩序”的早期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正是因为平等、民主的启蒙思想, 人民才迫切需要一种社会变革来打击宗教神权, 推翻封建制度, 重农主义哲学也就应运而生了。
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经济思想对重农主义的产生也有了重大影响。魁奈是中国文化的坚定拥护者, 他所在的时代正是中国的清朝乾隆时期。他看到中国封建王朝的繁荣和兴盛, 受到很大震撼, 积极为推崇中国开明的封建统治而游说。实际上, 重农学派就是企图在封建社会的“框架”里开辟新兴资本主义的道路。
2 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政策建议
2.1 经济思想
2.1.1 哲学基础——“自然秩序”
魁奈的“自然秩序”并不等同于启蒙思想家所认为的人的理性就是自然秩序的“秩序说”, 从某种程度讲, 他所解释的“自然秩序”更符合唯物主义世界观。他认为, “自然秩序”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是自然权利, 指的是出于平等, 规律赋予个人享受自己的劳动所得的自然权利, 条件是这种享受要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其次是自然法则, 或称为自然规律, 经济活动同自然界一样, 受客观规律支配, 这种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最后是自然秩序, 它是自然法则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表现, 受自然法则的支配。
2.1.2 思想核心——“纯产品”学说
在重农学派看来, 国富民强的关键在于能否创造出更多的“纯产品”。所谓的“纯产品”, 他们的定义为每年收获产品中除去种子、肥料、人力、农具、商力等成本之后的余额。这样一来, 农业就是制造“纯产品”的唯一部门了, 成了财富的源泉。他们认为, 农业实现了财富的“增加”, 而手工业和商业只是财富的“相加”。进一步地, 重农学派将社会各行各业分为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 认为只有农业才是生产部门, 并将社会阶级也划分为生产阶级和非生产阶级, 只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从事土地租赁经营的农业资本家才是生存阶级。为了研究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理论, 即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 魁奈绘制了经济表, 这标志着重农主义体系的形成。
2.2 政策建议
(1) 发展资本主义的大市场。
只有农业才生产剩余产品, 聚敛财富的途径是发展农业, 为了能获得更多的农业剩余产品, 小农经营不可取, 而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大农场。所谓“大农场”, 既由大农场主使用马拉犁进行生产, 这种经营的固定资本和可流动资本充足, 农业生产率高, 具有规模效应。
(2) 扩大农业自由贸易。
要求政府除了保证最低、绝对必须的基本保障如保护生命和产权、维持合同的自由平等之外, 不要对经济生活施加任何干预。因此, 重农学派几乎反对一切封建主义、重商主义和各种政府管制, 倾向于农业自由贸易。
(3) 整顿税制, 对土地所有者单一课税。
重农学派认为应该只对土地所有者课税, 并且土地所有者以地租的形式获得了这些剩余。课征于其他人的税收最终将被通过某种形式转嫁给土地所有者, 间接税将随着他们被转嫁而有所提高。因此, 土地所有者的直接税优于各种间接税。
3 魁奈的重农思想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3.1 我国农业发展现状
我国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仍比较落后, 农业发展状况基本还停留在传统农业阶段, 劳动力充足、农业资本稀缺、生产规模较小、农民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偏低。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 检验农业政策改革对农产品产量增长的实际效果, 得出结论:20 世纪80 年代的农业发展, 是制度变迁所引起的一种非常规的增长, 随着几次重大农业改革的完成, 农业转入常规发展阶段。同时, 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 经济资源不断从农业转向经济效益比较高的非农业生产部门, 使农业生产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
加入WTO 以后, 我国农业特别是国内缺乏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生产将会受到较大的冲击。过去我国对农产品的进口限制主要采取进口许可证、配额等非关税措施, 并通过国家进出口公司进行垄断经营。加入WTO 后, 我国必须按照国际规则来保护国内市场。根据农业协定, 今后各成员国只能通过关税措施对农产品进口进行限制, 不能再采取非关税措施, 同时, 在关税化后农产品的进口必须满足最低准入量的要求。而根据最低准入量的要求, 我国多数农产品的关税配额都将明显多于近几年来我国实际进口的粮食。这意味着北美和欧洲的优质优价的农产品将大量涌入我国市场, 对国内许多农产品, 特别是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生产产生冲击, 主要后果是农产品价格下降, 影响农民的收入和就业, 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进而影响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
即便农业税完全取消, 国家对农业生产给予补贴, 农业生产积极性还是不高。农业的低回报率促使大量农民外出务工, 从农村流入城市, 农村中土地荒芜, 劳动力缺乏, 城市中人满为患, 各种社会问题增多。农业问题是国之根本问题, 我们要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成败的高度来认识农业问题、关心和发展农业。
3.2 重农思想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1) 只有农业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一定水平, 出现了大量的农业剩余产品, 工业及其他部门才能相对独立发展, 才能进一步实现现代化。依靠工农业“剪刀差”来发展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健康的发展道路。国民经济系统中, 工业和农业是最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 而农业又是工业发展的起点和基础。只有把农业搞好, 农民收入增加了, 广大农民产生了巨大的消费需求, 农村这个大市场才会在扩大内需和刺激消费的过程中, 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从而有力地推动现代化的进程。
(2) 农业必须实行规模经营。虽然我国现在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强化了农业生产单位内部的预算约束, 改变了激励机制, 使生产的内部动力有了明显增强, 但是它形成的小规模的平均化的耕地经营格局, 又使得农业生产要素的综合利用效率降低。小块平分而零散的耕地利用格局, 对于相对集中的小区域化种植, 农田水利设施的使用和管理, 现代科学技术的采用和推广, 都有非常不利的影响。为了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综合利用效率, 提高农业的综合经济效益, 走规模经济的路是必需的。
(3) 必须加快改革农村现有相关体制和制度。长期以来, 农民在农业生产当中获得的收益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被抵消;农产品流通的发展由于农村市场基础薄弱、信息闭塞不灵、流通渠道不畅等受到阻碍;资源优势未能很好地转化为商品优势和经济优势。这些不仅延缓了农业市场化的进程, 而且影响了农民的增收致富。因此需要继续完善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 深化农村各项改革, 消除制约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体制和机制。
4 重农主义经济思想评论
马克思曾给予重农学派高度评价:重农学派的重大功绩在于, 他们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分析。正是这个功绩, 使他们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重农学派提出了经济自由和重视农业发展的经济学思想, 把对财富源泉的认识, 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 在经济史上率先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第一次试图分析社会总资本在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过程, 为把农业作为基础来改造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这一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它高度重视农业生产价值, 认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探寻农业发展规律的思想流传至今。
魁奈于1758年完成的《经济表》开启了宏观分析、模型分析、均衡分析、动态分析的先河, 为经济学研究方法带来了革新。
然而, 斯密认为:重农学派的最大缺陷是对重商主义的矫枉过正。他认为, 法国柯尔培尔推行的重商主义, 以牺牲农业为代价, 片面发展手工业和外贸, 给法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而重农学派则反其道而行之, 强调只有农业才是生产的, 把手工业、商业列入不生产领域否定工业和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把农业看作是唯一的生产部门, 反对农业人口的流动等。这是一种狭隘的经济发展观。
重农主义思想与工业革命表面看起来背道而驰, 谈不上对工业革命有所推动作用, 但法国工业革命的开展也并不是完全一点未受重农主义思想影响, 重农主义经济思想提出的时期正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准备时期。魁奈“自然秩序观”强调经济生活存在客观规律, 但这种哲学思想其实还暗含了对君权神授之类的封建传统观念的挑战。这无疑是资产阶级的又一次思想解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奠定了大革命的思想基础。
重商主义流通思想探析 篇10
重商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大约从15世纪到16世纪中叶是早期重商主义,也被称为“货币主义” 或“重金主义”;大约从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中叶是晚期重商主义,也被称为“重工主义”。
早期和晚期重商主义的流通思想,都是以商业资本的运动为考察对象,以流通过程为研究中心,其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在增加货币财富的方法方面,其看法与主张不同。
一、重商主义的基本流通理论
重商主义基本流通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重商主义者反对古代社会和中世纪思想家维护自然经济、鄙视货币财富的观念,认为金银就是货币,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形态,进行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金银,并把货币的多寡视为衡量一国富裕程度的标准。
第二,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的源泉除了金银矿藏的开采冶炼外,就是流通领域。对于没有金银矿藏的国家,财富的源泉就只能是流通领域,因为只有在流通领域中通过贱买贵卖才能获取利润,才能使社会财富不断增加。认为国内贸易虽然必要,但不能增加一国的货币财富总量。只有发展对外贸易才能使一国的财富增加。而对外贸易应遵循的原则是少买多卖,少支出多收入,保持外贸顺差,使金银货币不断流入本国。
第三,重商主义者认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国家致富的重要保证,主张国家应制定经济政策以保护本国工商业,采取行政措施和立法手段以促进产品出口和货币输入、限制或禁止商品进口和货币输出。
重商主义的这些观点,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经济情况:商业资本占据支配地位,流通过程支配生产过程。
二、早期重商主义的流通思想
大约15世纪到16世纪中叶是早期重商主义阶段,这一时期,西欧各国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尚不发达,对外贸易还未充分展开。早期重商主义的流通思想可概括为:这一阶段的重商主义者认为,在对外贸易中,所有的购买都会使货币减少,一切的售卖都能使货币增加;认为只有不断积累金银货币才能使国家致富;主张采取行政手段严格禁止金银外流和货币输出,鼓励吸收外国货币,在对外贸易中坚持多卖少买或不买的原则,并通过调节货币运动以积累货币财富; 主张在对外贸易中既可以输出制成品,也可以输出原料,但严格限制商品的进口,尤其是奢侈品的进口;主张每次对外贸易都必须实现出超,且用法令规定本国出口商人在外国销售商品后必须带回一定数量的外国货币,而外国商人出售商品所得货款必须用来购买本国商品,以避免货币外流;认为增加货币财富的手段是少支出货币,把货币看作是一种贮藏手段,以守财奴的眼光看待货币。
早期重商主义流通思想的特点是通过调节货币运动以增加本国财富。
三、晚期重商主义的流通思想
大约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中叶为晚期重商主义阶段。这一时期,西欧各国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进一步发展,商业信用比较发达,工场手工业有较大发展,世界市场也已形成。晚期重商主义的流通思想可概括为:这一阶段的重商主义者已像资本家那样来看待货币,认为货币不仅是贮藏手段,而且还是能使货币增值的资本,主张把货币投入流通中以带来更多的货币;主张允许把货币输出国外,扩大对外贸易,即商人在对外贸易中可以大量地买卖商品,但出口总额须大于进口总额,保持对外贸易的顺差,就可以不断增加国内货币财富;主张限制或禁止原料出口,购买外国货物要多买原料,少买成品,强调发展本国制造业,大力发展生产出口商品的工场手工业;主张采取保护关税的政策,提高进口税率以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保护本国商业、工业和航运业的发展,抵制国外的竞争对手。
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对话 篇11
从学术史上看，最早将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并提的其实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蔡元培。五四运动爆发不久，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应胡适的邀请来中国讲学。在北京大学为杜威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当年力主“兼容并包”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令人惊讶地称杜威为“第二个孔夫子”。[注解BarryKeenan,TheDeweyExperimentinChina
(HarvardUniversity:CouncilonEastAsianStudies,1977).]蔡元培把杜威比作孔夫子，这自然是对杜威的莫大赞誉。至于他为何由杜威想到孔夫子，今天我们已无法考证，大概蔡先生认为杜威与孔子都是博大精深、诲人不倦的教育大师。
此后，中国大陆学术界似乎不再有人并提杜威与孔子或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建国后直到改革开放，无论是儒家思想还是实用主义都成了批判的对象。对于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如果说孔子和杜威、儒家思想和实用主义之间还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它们都是十恶不赦的“毒草”。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开始比较客观地重新审视杜威与孔子以及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但对双方的比较研究似乎尚未有人问津。
首先对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的学者当属美国汉学家霍尔（DavidL.Hall）和埃姆斯(RogerT.Ames)。1995年以来，两位学者在这方面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于1999年联袂出版了该领域的代表作《死者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的希望》。[注解DavidL.Hall&RogerT.Ames,TheDemocracyoftheDead:Dewey,Confucious,andthe
HopeforDemocracyinChina(ChicagoandLasalle:OpenCourt,1999).]该书有三条主要线索：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探讨，二是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传统的批判，三是对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主要是杜威与孔子——的比较研究。这三条线索相互交织，共同支持一个主题，即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的对话将不仅可以为在中国建设植根于其文化传统之上的民主，而且可以为拯救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陷于危机的自由主义民主，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下面我们就看看霍尔和埃姆斯如何在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之间建构起一座横贯中西的桥梁。
一
霍尔和埃姆斯对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的比较研究基于他们对美国文化现状和中国文化现状的基本判断。根据霍尔和埃姆斯的观察，“影响美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认识不到作为民主之基础的道德观念的重要性。美国的问题就其根本是文化的问题。”[注解TheDemocracyoftheDead,p.156.]由于没有道德上的价值支持，美国民主日益沦为价值中立的程序。它保障的是一套权力框架，使每一个人能够选择自己的价值观念与目标。在原则上，美国政府既不提倡也不反对任何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但对自由的这种理解使社会陷于一种道德真空状态，其结果，各种极端的、病态的思想与行为大行其道，如国民自卫队、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新纳粹分子、白人优越论者，等等。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合作与友好情谊日益稀薄。
霍尔和埃姆斯同意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对美国社会的诊断。贝尔认为，美国社会的凝聚力过去基于对三种假设的认同，这就是：其一，个人的价值应实现最大化；其二，不断增加的财富将削解所有由于不平等而造成的社会紧张；其三，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未来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注解TheDemocracyoftheDead,p.180.]遗憾的是，这种共识已不复存在。多元主义已使美国文化进一步分裂；财富的增加并没有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在很多方面，不平等现象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最后，技术的进步又带来了许多史无前例的复杂问题，而盲目的乐观并不能提供有效的答案。
针对美国社会和文化所面临的严峻危机，霍尔和埃姆斯提出了他们的对策，即回到实用主义，回到杜威，同时倾听东方哲人孔夫子的古老教诲。他们坚信，儒家思想与杜威的社群主义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为美国提供对民主最有价值的解释”。[注解Ibid.,p.97.]
另一方面，霍尔和埃姆斯也十分关心中国的文化现状。他们注意到，中国文化的近代历史实质上是一个古老文明面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不断寻求出路、应对危机的曲折历程；贯穿这一过程的主题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鸦片战争以前，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文化尚能勉强应对。此后直到五四运动时期，西方文化在坚船利炮的支持下将中国文化置于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救亡图存，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现代化”或者说是某种意义上的“西化”。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在霍尔和埃姆斯看来，毛泽东等老一辈政治家当年选择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为了“用西方的一种异端思想来同西方抗争”[注解Ibid.,p.84.]，旨在避免西化对中国文化的侵蚀。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比较成功地抵御了“西化”的不利影响。但随着全球化加速推进，中国除了“适应”现代化似乎已别无选择。
面对今日全球化的挑战或者说是“西化”的又一轮挑战，中国文化界自80年代以来众说纷纭。据霍尔和埃姆斯的观察，当代中国思想界对于中西文化的关系大体上有五种主张。第一种主张来自保守派，认为今日中国依然可以自给自足，隔绝于西方文化之外。第二种主张来自于一些年轻的反传统主义者。他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百无一是，儒家文化是窒息个性的枷锁，因此必须彻底抛弃，完全西化。《河殇》与“六四事件”就是这一主张的极端表现。第三派主张综合创新或者说“对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要求将一切优秀的、先进的文化成果吸收过来，开创一种新的传统。第四派是“新儒家”，早期的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唐君毅、牟宗山、徐复现等人，而今天在西方学界最活跃的代表当属杜维明、汤一介等学者。新儒家们大体主张对传统实行“有选择的继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继与复兴持有高度的同情。最后一派比第四派略为激进一点，其代表人物是大陆学者李泽厚，其主张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西体中用”。
在这五种主张中，霍尔和埃姆斯认为“新儒学”和“西体中用”说较为可取。他们相信，这两种主张的某种综合不仅是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向往，而且可以在此基础上促进中西文化的“相互适应”(mutualaccommodation)。[注解TheDemocracyoftheDead,p.88.]但是，霍尔和埃姆斯对这两种学派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都并不完全满意，他们对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中国文化传统持有更积极的肯定和信心，相信中国的现代化与民主建设应该而且能够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正是基于这种肯定与信心，他们明确主张，所谓“全球化”和“现代化”不应等同于“西化”，而应是“西化”(Westernization)与“东化”(Easternization)的双向同时展开。[注解Ibid.,p.89.]其结果将不仅有利于中国文化自身的繁衍与复兴，而且可以匡救西方文化的自由主义弊端，并最终为在中国、美国乃至全球实现真正的民主做出独特贡献。
二
那么如何实现“西化”与“东化”的有效融合呢？霍尔和埃姆斯认为，这将取决于能否实现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的积极“对话”。[注解TheDemocracyoftheDead，p.89.]他们相信，这种对话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首先，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在各自的故乡有着相同的境遇。
实用主义虽然诞生于美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的民族特性，但在今天的美国学术界，实用主义还算不上显学，可以说大多数美国学者都在追逐着欧陆哲学的时髦。从社会层面看，整个社会都在为追逐财富而疯狂的竞争，极端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区濒于瓦解。另一方面，在中国，20世纪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变化也使儒家思想处于微不足道的边缘地位。总而言之，用霍尔和埃姆斯的话来说，“权利自由主义（rightsbasedliberalism）、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再加上物质技术的无限蔓延，不仅威胁着儒家思想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生存，而且使哲学意义上的实用主义在美国面临危机。”[注解Ibid.,p.145.]
令霍尔和埃姆斯感到欣慰的是，70年代末以来，实用主义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尤其是随着社群主义的兴起，实用主义俨然已成为后者对权力自由主义作战的盟友。与此同时。儒家思想也正经历着类似的复兴。在中国大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不仅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而且得到提倡。此外，国际范围内新儒学在学术界的日趋活跃已是不争的事实。总之，在霍尔和埃姆斯看来，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在各自的文化领域中都正在从边缘走向中心。
其次，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具有共同的理想。
第一，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都拒绝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种族中心主义和普世主义（universalism）传统。他们反对现代西方人将盎格鲁—欧洲人所特有的关于人权、思维与行为方式的地区性观念以人类的名义强加于不同的文化；他们都支持不同“文化叙事”(culturalnarrative)的独特性。[注解Ibid.,p.151.ZW]
第二，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都主张参与社会。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杜威把经验定义为“参与和交流”（participationandcommunication），强调人是一种社会存在。无独有偶，孔子也强调“正名”，以促进人际沟通；强调“礼”，即人的社会关系与角色。说到底，两者都认为人的意义存在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这与现代自由主义对“原子式个人”（atomicindividual）的假设恰成对照。
第三，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都重视“个人修养”（selfcultivation），特别是重视通过教育培养个人道德和性格。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都重视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承担“谏”（remonstrance）的责任。儒家强调臣子以天下为己任，对君主进行劝谏，这可以转化为现代意义上公民对政府的建议与监督或专家咨询。与此同时，西方一直有中产阶级对政府施加影响的传统；当然，在实用主义看来，这种关心应该超越本阶级的利益局限。
第五，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都重视传统。杜威视习惯、习俗与传统为经验储备。同样，孔子更是看重礼俗和传统，强调个人经验与历史、与群体的连续性。但无论杜威还是孔子都并不主张抱残守缺，他们都把传统视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也就是说，双方都重视传统与创新的平衡。
第六，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对民主有相通的理解。在杜威看来。一个民主的社群就是一个“交流的社群”（communicatingcommunity）。在这样的社群里，个人是由独特的社会关系和公认的社会角色构成的；这样的个人通过自己的角色与关系实现最大的满足；而与此同时，一个民主的社群又通过种种形式的交流促进个人对影响他们生活方方面面的了解。[注解TheDemocracyoftheDead,p.132.]这一意义上的实用主义民主与权力自由主义形成鲜明对照。首先，杜威完全抛弃了自由主义民主对孤立的个人的假设，将个人置于社会关系与社会角色的意义网之中。其次，杜威反对自由主义对人权的先验假设，认为人权是个人所处的特定社会和文化所赋予的。再次，权力自由主义把民主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联系起来，而杜威却认为资本主义阻碍了民主的真正实现。此外，权力自由主义视政府为道德上中立的调节机构，杜威则强调政府对民主的积极促进作用。与此相关，为促进社会和谐，权力自由主义视法律制裁优先于道德劝说，而杜威的民主理论与此相反。
杜威的实用主义是民主的学说，这一点不难理解。但说孔子是民主派，恐怕就很难被学界接受了。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在《第三次浪潮：20世纪晚期的民主》一书中就认为：“儒家民主显然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术语。”[注解TheDemocracyoftheDead,p.158.]与这种流行的看法相反，霍尔和埃姆斯坚信，儒家思想中富含民主的资源。他们指出，儒家虽然推崇权威，但这是一种道德意义上和美学意义上的权威，而不是僵化的个人权威。孔子要求“正名”正是为了防止统治者对个人权威的滥用。另一方面。针对人们对儒家等级思想的指责，霍尔和埃姆斯指出，儒家思想和实用主义一样，都提倡一种“有等差的平等关系而不是抽象的平等关系”（hierarchicalrelationshipsofparityratherthanre
lationsofabstractequality）。[注解Ibid.,p.160.]孔子所设想的理想个人不是相互独立并追求数量化平等的自由主义个人，而是动态的、相互联系的、追求社群共同目标的、家庭成员般的个人。
基于上述理解，霍尔和埃姆斯相信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完全可以联合起来，加强对话，从而促进世界民主的建设。
三
以上就是霍尔和埃姆斯所演绎的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之间的对话，其中不乏附会之词。如作者把儒家思想提到反“种族中心主义”和反“普世主义”的高度，这一点似乎更多是作者的想象，或者说更多是当代海外新儒家学者们的主张。儒学经典作家并未能达到如此高的境界，他们的“天下”观与今日全球化和多元文化时代人类应持的“天下”观尚有很大一段距离。再如，虽然孔子和杜威等实用主义者都重视传统和群体，但前者无疑有更多的“恋旧情结”和“服从”心理；而后者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分支，其对个性的张扬和对探索的追求显然更加明确。虽然如此，霍尔和埃姆斯独具慧眼地抓住了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的一个根本契合点，这就是双方在肯定人的社会属性的基础上都追求一种有意义的、和谐的共同体生活，而且双方都高度重视通过道德、习俗和交流来建构良性互动的人际关系。
此外，霍尔和埃姆斯从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的角度对权利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民主的理解。权利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是原子式的个人和普遍的自然权利，它将民主化约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加代议制加法律保护下的拥有自然权利的“彼此分离的自我”（discreteindividual）。正如霍尔和埃姆斯所抨击的，“关于彼此分离的个性这一假说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缺陷，这就是它将个人的自由和特权置于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之上。如果发展到极端，它将导致‘无耻的个人暴虐’（thetyrannyoftheshamelessindividual）；这样的个人势必耗尽社会资源，而后者正是促进稳固的家庭、健康的社区和良好的教育的必要前提；这样的个人同时也不断地伤害着那些保护他的人们以及养育他的环境。”ZW(〗TheDemocracyoftheDead，p.203.]
霍尔和埃姆斯对权利自由主义所持的立场显然可纳入当代美国方兴未艾的社群主义政治哲学的阵营。如桑德尔（M.Sandel）在《自由主义及正义的局限》（LiberalismandtheLimitsofJustice）一书中对新自由主义的自我观念的批评；如麦金泰尔（AlasdairMacIntyre）和华尔采（MichaelWalzer）对新自由主义普世主义原则的批评；再如泰勒（ChalesTaylor）对原子个人主义的批评，等等。[注解俞可平：《社群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另请参阅：R.PhilipBrown,AuthenticIndividualism
(Lanham:UniversityPressofAmerica,Inc.,1995)。]
霍尔和埃姆斯以及社群主义者对新自由主义者的此类指责并非只是哲学家所特有的愤世嫉俗。社会学家更精确的调查结果可以提供佐证。90年代初，美国学者帕特森（JamesPatterson）和金（PeterKim）曾对美国的道德现状进行过一次据称是“最全面、最深入”的调查。其部分结论如下:
HT5F〗GK2〗美国没有领袖，尤其是没有道德领袖。90年代的美国没有任何道德共识。[注解JamesPatterson&PeterKim,TheDayAmericaToldtheTruth(NewYork:PrenticeHallPress,1991),p.25.ZW]
美国人制定着自己的规则、自己的法律和自己的道德准则。84%的人敢于违背自己的宗教戒律；81%的人事实上违过法，理由是他们认为法律错了。大多数美国人不尊重法律，他们自己决定是非对错。[注解PattersonandKim,p.27.]
美国的年轻人是一个“野蛮的、不可信赖的、不可靠的群体”。[注解PattersonandKim,p.6.]
60%的美国人曾经是一次严重犯罪的受害者，其中58%的人先后两次受害。[注解Ibid.,p.6.]
安全、温馨的社区生活已不复存在。一年之中，48%的家庭被盗过；35%的人被盗过汽车；27%的人参与过贩毒；23%的人遭遇过凶杀案；9%的人被强奸。与此同时，44%的人担心被盗；24%的人担心被强奸；34%的人担心汽车被盗；14%的人担心在住所附近被杀。[注解Ibid.,p.170.]
近1/3的已婚美国人曾经或正在有婚外恋。1/4的已婚妇女欺骗丈夫，而欺骗妻子的美国丈夫更高达1/3。[注解Ibid.,p.96.]
近半数的美国工人承认自己消极怠工。[注解Ibid.,p.157.]30%的美国工人认为，他们的老板至少涉及一种不道德的行径，如威胁员工、违背安全标准、歧视少数民族、歧视妇女或性骚扰、从事犯罪活动、生产威胁生命的产品，等等。[注解Ibid.,p.150.]
马丁·路德·金所梦想的兄弟般的种族关系在今天更加遥远了；而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一“美国梦”已演化为一场“噩梦”。[注解Ibid.,p.184.]
……
美国所面临社会问题似乎正应验了2500多年前孔子的预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注解《论语》，2：2。]简单地说，虽然我们必须承认，由启蒙运动开启的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为西方文明近代以来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长足进步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其对原子个人主义的推崇、对法治的独尊以及对政府乃至社会道德中立的迷恋，显然已造成其始料未及的道德危机，而后者正动摇着自由主义民主大厦的基石。
那么，反过来，以道德和礼仪来治国是否真能如孔子所愿的那样造就出一个君子之邦呢?孔子相信：“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其实，儒家的这一“德治”理想早已被中国2000多年的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五四时期的激进学人甚至将中国落后的原因通通算在孔夫子的身上，高呼“打倒孔家店”！这自然是激情多于理性的主张。但儒家所倡导的重义务轻权利、重德治轻法治的传统是不能辞其咎的。
可见，霍尔和埃姆斯所提出的对中国问题进行文化解决的主张犯了一个近乎“普世主义”的错误。必须肯定，他们将当代美国社会问题诊断为“文化”综合症有其合理性；他们提倡社群主义的“公益”应优先于权力个人主义对个人私利的无所顾忌地追求，提倡美国政府和学校应承担道德维系的责任，这些主张也与美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迫切相关。但霍尔和埃姆斯因此推断当代中国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对儒家道德和礼仪传统的弘扬而一劳永逸地解决，这显然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类比”。中国的问题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文化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不在于用“法治”取代“德治”或者反过来用“德治”取代“法治”，而在于“德”、“法”并用，构建一套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的政治与社会体系。
不过，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的对话至少可以提醒我们，民主应有比权利自由主义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现状所能提供的更宽广的含义。正如杜威所指出的：“民主不只是一种特定的政治形式，一种治理政府的方式，一种通过普选及选举的官员来制定法律和管理政府行政的方法，民主的含义比这要宽广的多。当然，这些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它是更宽广、更深刻的东西……正如我们常说的，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人的，不过我们未必理解了其中的含义。”[注解Dewey,“DemocracyandEducationalAdministration,”TheLaterWorks,Vol.11,pp.218-219.]就美国而言，今天的社群主义者所关心的正是杜威当年早就提醒了的那关于民主的“未必理解了的含义”，这就是，民生必须同时体现在人们的“思想上”和“行为上”[注解Dewey,“CreativeDemocracy:TheTaskbeforeUs,”TheLaterWorksWTBZ〗,Vol.14,pp.225-226.]，体现为一个“意义的联合体”[注解Dewey,“ThePublicandItsProblems,”TheLaterWorks,Vol.2,p.331.]；在这样的联合共同体（community）内，个人自由与社会和谐并行不悖，人们相互理解，彼此关心，自由交流，平等合作，积极创造，共享丰富多彩、和平安宁而且充满意义的生活。此外，对于杜威来说，民主还应成为社会改造的手段。简言之，民主是一个必须由每一代人不断推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由的“探究”（inquiry）与“交流”（communication）既是民主必要的内涵，又是使民主进一步深化的手段。杜威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必要条件就是社会探究的自由以及传播其结论的自由。……当自由的社会探究与充分的、生动的交流艺术紧密结合起来，民主也就大功告成了。”[注解Dewey,“ThePublicandItsProblems,”TheLaterWorks,Vol.2,pp.339,350.]杜威对民主的上述描绘无疑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除非我们接受美国学者福山的“历史已经终结”的断言[注解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否则我们就有必要倾听杜威以及包括霍尔和埃姆斯在内的西方社群主义者对今日资本主义民主现状的非议。[注解有关杜威的民主思想参见拙著：《美国精神的象征：杜威社会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总之，一个民主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共同体，一种实现了“个体自由”与“整体和谐”的美好的生活方式，[注解江畅：《江畅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而不是一个有效率的“丛林”。在这个意义上，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的对话值得倾听和参与。此外，霍尔与埃姆斯还认为，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之间的对话有利于奠定中西文化平等交流的共同基础，从而促进中西之间“我们意识”（weconsciousness）的形成[注解TheDemocracyoftheDead,p.239.ZW)〗，并最终推动全球化实现“西化”—“东化”双相互动的良性循环。这自然是我们乐意看到的前景。
女权主义思想 篇12
1 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翻译论概述
翻译的历史可以看作西方文化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西方文化从来不遵循守旧, 翻译理论也伴着新异理论层出不穷。随之而来的争斗也此消彼长, 生生不息、充满活力。作为哲学两大派别, 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发展史无疑是建立在相互批判的基础之上的, 给世人展示了他们针锋相对的观点。结构主义方法论中整体性、共时性、语言结构、二元对立的分析方法以及解构主义方法论中延异和互文性对翻译思想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结构主义的应用涉及很多学科:哲学、社会历史、科学史及文化领域等, 主要研究对象则是文化, 因为:“文化是各种表现系统的总和”而其中最重要的系统是语言。解构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 带领人们从另一个视角去看待和思索问题。相比之下, 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批判是从语言学领域中开始的, 其哲学代表人物是德里达 (J.Derrida, 1930-) , 但由于解构主义理论的晦涩难懂, 解构主义的发展一直是建立在被批判和被怀疑的艰难道路上的, 人们关注它的破坏性也往往多余其建设性。
2 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翻译论的原理
2.1 结构主义翻译论的原理
结构主义的翻译观认为, 原文和原文的作者是至高无上的, 译者必须遵循其原意, 将其作为翻译中的根本, 不可偏差和违逆。中心任务就是尽量再现原文, 以求得译文与原文之间的等值。好似原文是个盒子, 里面放有很多东西, 那么不管你怎么摆放, 东西还是这些东西, 所有的东西还必须放在这个盒子里, 即使位置变了, 但内容不变、总体结构不变、功能意义不变。
2.2 解构主义翻译论的原理
解构主义翻译观则认为: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着差异, 所以原文意义是不确定的, 文章中的词、句的意思只是在一个巨大的语言链中被暂定下来, 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文章肢解, 在支离破碎的词句中去猜测和发掘文章的真正所指, 以语言为媒介, 延伸其意义, 使得原文得以发展并趋向成熟。在文本互文性的条件下, 文本的意义如同蒲公英, 离开了主体, 被风带向未知的区域。简而言之, 解构主义的翻译方法是打破-重建。
但解构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立的, 解构主义源自结构主义并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打破结构主义的基本特征, 并就其局限性进行完善和补充, 从而演变成一种新的流派。”这种结构主义的向心解读和解构主义的离心解读就成为了文本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解读方法。但可以看出两者都是为了追寻文本意义的踪迹” (Tyson, 1999:25) 总而言之, 解构主义的本质是重构。
3 解构主义翻译论的意义
人们在研究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过程中, 人们更愿意认同解构主义带来的负面作用, 如其破坏性, 也许是因为在其晦涩难懂的理论中, 这是最容易理解的。争议在很多学科和很多学者中普遍存在, 但作者认为争议也可能是一种误解, 因为任何事物都具有双面性, 闭目不视是无用的, 简单肯定或否定也是无益的, 我们的态度应是尽可能客观地去了解和分析, 分解其中的“养料”和“非养料”。解构主义确实是提供了一个新的理念:由内部打破传统思索问题。因而我们在看到其破坏性的同时, 也应看到破坏后的重构。作者惊喜的发现, 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可理解为解构与重构的统一。
首先来说, 解构主义认为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自然语言活动, 不可能只有一种翻译标准的存在, 它提出:翻译只能是“近真”。传统翻译由内而外、由上而下、由近及远的做法顺着原作者的思路到达指定地点无可厚非, 但打破常规才能看到作者不为人知或不自知的一面。而解构主义翻译观动摇了“忠实”原则, 因为人们在落笔写作的时候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好了所有文字和用语的, 事物更不是静止不变的。因此在行文中, 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文字的推敲拿捏, 文字的所指难免有所升华和变化。同时, 它提出“忠”是相对的, “不忠”是绝对的, 在翻译中, 只能“近真”。解构主义翻译观解构了传统翻译理论的僵化的、静止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误区, 使之走向发散的多元的思维视域。
解构主义者还认为传统翻译是一种忽视了作为语言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行为, 人们应该从一个更多元的角度来考量。对于语言和意义的观念认为, 语言是变化的、发散的、非确定的, 意义是语言通过一定规律预先设定的。意义是确定的, 理论上所有译者只要遵循语言规律, 都应该的到一样的意义。然而翻译虽然可以忽略其他一切外界因素, 只关乎文本的结构, 但翻译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译者自身意识形态、美学观念以及一些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
4 结束语
通过上述的对比不难发现, 其实解构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翻译观并不是对立的, 反而互为补充。前者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颠覆, 但更重要的是颠覆之后的重构。解构主义并不是把结构主义所尊崇的结构随便地打碎, 打碎只是其找寻突破的一个方法, 拼接才是途径, 因何拼接、如何拼接才是重点所在。再者, 解构主义倡导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这样翻译活动就变得多元化。通过对两种翻译思想的对比研究, 要肯定他们其中的积极方面,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在适当的时候结合起来合理运用, 指导翻译实践。
摘要：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作为两个极具争议的翻译理论针锋相对地发展至今, 很多学者对于解构主义都有误解。该文将在翻译理论的视域下, 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 把解构主义和结构主义做一对比, 从一个理性的角度对解构主义进行研究, 从而使人们更浅显地认识到解构主义对翻译的建设性。
关键词：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翻译理论,重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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