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思潮（精选12篇）
女权主义思潮 篇1
摘要：由晚清到“五四”, 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一步步发展壮大, 它的萌生和发展为文学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五四”时期, 浪漫主义以其实绩为文学革命作出了贡献, 典型的反映了“五四”的时代特征, 即自恋型浪漫主义和感伤型浪漫主义所代表的两种时代情绪。文学革命之后, 浪漫主义在中国却很快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与中国20世纪救亡主题的一枝独秀有着必然的联系。短暂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却有其独到的价值, 即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所承载的启蒙任务和为我们带来的文学审美多样化的可能。
关键词：五四,浪漫主义,文学革命
浪漫主义是产生于启蒙运动之后, 人文主义的价值观被重新确立以后的事。它产生于启蒙主义却又超越启蒙主义的。它扬弃了启蒙主义过多的理性精神而追求“自主”、“自由”, 而认为世界是一个可以任主观情思驰骋的无限广阔的空间, 没有了有限时空对人的束缚, 有的只是主观情愫引导的人的全身心的解放。说浪漫主义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是完全符合我们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理解的。产生于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拥有着一个与西方启蒙运动时相似的文化背景。在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过程中, “人”的发现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浪漫主义者们首先看到的是人的个性张扬、情思丰富, 个人的自由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肯定。
一、狂飙由晚清起, 启蒙由浪漫起
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是在“五四”, 但是我们从一个线性的脉络观察“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源头就可以看到这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和理论倡导与晚清有着莫大的联系和渊源关系。浪漫主义标榜民主、自由、平等, 它肯定人的欲望推崇人的力量, 这些在晚清时期就已经得到阐释。浪漫主义是以其呼唤个性自由、情感和思想解放的这些启蒙特质在中国得到了极大地倡导。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实际上在晚清便已萌芽, 晚清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维新变法失败, 梁启超等改良派政治上的失意使得他们把目光转向文化领域, 他们开始在思想领域进行启蒙, 相继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 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国民性的努力。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队伍当中。文艺思潮包括浪漫主义的纷繁涌入使得在欧洲几个世纪的变革在中国显得是那么迅速。但现代中国此时的主题依然是启蒙, 所以浪漫主义在中国也必然要受到影响而带上了启蒙的气质。此时的浪漫主义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与中国传统的主情创作相契合, 再加上同时代的有识之士对于“人”进行了初步的思考, 这样浪漫主义就因这三者而共鸣相生了。浪漫主义提倡人性, 追求个性解放, 它在中国的产生预示着一个大的变革即将诞生。
这一阶段我们不可以忽略的一个人是鲁迅。在他早期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还有《破恶声论》等文言论文中鲁迅都关注到了作为人的个体的重要性。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大声疾呼“张大个人之人格, 又人生之第一义也。”在这里鲁迅强调要关注人的精神生活, 拓展人的内心世界, 他认为人的生活意义、人格尊严是最重要的。他号召我们追求人的精神层面的价值, 追求人的诗意生存, 这些价值观初步表现了鲁迅身上的浪漫主义文学特质。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的文艺思想表现的更为透彻。“这篇文章可以看做一篇浪漫主义宣言。鲁迅在这里宣布了他的新的选择, 要做一个作家, 做一个‘精神界之战士’, 希望参加那些叛逆诗人的光辉行列。”1鲁迅在这里第一次向中国民众介绍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 具有首创的价值。在文章中, 鲁迅介绍并推崇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等几位诗人, 他们“无不刚健不挠, 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 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 以起其国人之新生, 而大其国于天下。”2欧洲的浪漫主义者能如此, 中国将要产生的浪漫主义者也当如此, 呼唤“摩罗诗人”, 便是呼唤“摩罗式”的国民,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以“摩罗诗派”为导向, 进行了思想启蒙、破旧立新的努力。
如果说鲁迅是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萌芽的理论倡导者, 那么有着“情僧”雅号之称的苏曼殊则是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代表。苏曼殊是最早把拜伦、雪莱等作家的作品引入中国的人, 在鲁迅当时的理论创作还没有引起一种潮流的时候, 苏曼殊的翻译就已经很风行了。“五四浪漫派作家对拜伦的认识和接受, 不是从鲁迅那里, 而是从苏曼殊的翻译开始的”。3不止翻译, 他的创作也有其独特性, 他仿佛是“五四”的一个先知先觉者, 充斥着他作品中的孤苦飘零、感伤怀旧情调正契合了“五四”时期浪漫青年梦醒了无处可走的苦闷心境。正如李欧梵所说:“透过风格和技巧, 不但将‘传统古老的中国传统, 以西方清新而振奋的浪漫主义, 幻化成一个全新的组合’, 同时包含着这一过渡时期的一种普遍的情绪, 也就是倦怠、骚乱和迷惑。”4以其小说《断鸿零雁记》为例, 小说以第一人称诉说了三郎的悲惨遭遇和爱情纠葛, 用诗性语言表达了礼教与个性的冲突。作者还有意把抒情和叙述相交融, 更加突出了小说主人公浓郁的悲剧体验。第一人称主观抒情的运用, 独白式语言的选择, 多种体例的交错运用都是现代浪漫主义小说的表现手法, 在“五四”更是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这一时期, 无论是鲁迅对浪漫主义的倡导, 还是苏曼殊等人的创作实绩, 都为“五四”浪漫主义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启蒙特质却是我们不容忽视的, 浪漫主义倡导的个性解放、自由平等都为20世纪的中国带来了新鲜的空气, 也为接下来的更大的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没有晚清, 何来‘五四’”, 观察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 对于“五四”时期浪漫派的主张和其产生不同气质的缘由都有着追本溯源的作用。
二、感伤与“自恋”:两种浪漫主义创作潮流
“五四”时期, 一方面知识分子逢乱世, 面对着民族的危难和传统的败落, 每个人的心里都很容易产生激愤的情绪, 而这正是浪漫主义得以生存的温床。另一方面, “五四”的思想大解放一方面造就了部分知识分子的奋斗激情, 他们斗志昂扬, 对自己对祖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甚至于到了“自恋”的状态。这种倾向的典型代表便是郭沫若。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弱小的中国往往承载不了知识青年们的梦想。弱小的祖国, 现实的环境, 封建礼教、传统的压迫使得被启蒙的知识青年们到了梦醒后无路可走的境地, 这着实可悲可叹, 这一倾向又构成了感伤型浪漫主义, 而相应的代表则是郁达夫。
郁达夫, 无疑是感伤型的代表, 他笔下对的人物基本上都是有着严重忧郁症的“零余者”, 这些人具有自由、个性和人道主义意识, 他们的思想是解放了的, 但当他们面对现实却又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他们没有其他路可走, 只能成为社会的漂泊者, 即“多余人”。郁达夫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有着一种一以贯之的感伤气质——孤独、内省、敏感、自卑、愤世嫉俗。这种感伤气质一方面显示了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的流行, 一方面也以其感伤元素暗示了当时的社会现状。
相比之下, 郭沫若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过度自信的世界, 他的创作真正地体现了“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 “他的诗有两样新东西, 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泛神论, 与20世纪的动的和反动的精神。”5郭沫若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 “‘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 ‘我即是神, 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6他以其世界性的眼光推崇“绝端的自主”, “绝端的自由”, 向往自然和神奇之物带来的惊叹。抛却一切形式, 摒弃一切束缚, 对于希望和未来郭沫若把他的自信全都倾泻了出来。“他在这本诗集 (《女神》) 里唱出一个生命奋进的宇宙观, 热情奔放的人生观, 而归结到一个乌托邦主义的信念:旧的污浊的世界就要毁灭, 在这段毁灭的灰烬上, 一个新的光辉而温暖的世界就要涌现。”7新的世界对于郭沫若的吸引和他的奋发激情让他几近于“自恋”的状态。浪漫主义的狂飙在他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
三、救亡压倒启蒙:浪漫主义末路来临
“五四”时期纷繁涌入的文艺思潮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大多添加了启蒙特质, 由于各种思潮之间的交叉糅合和与西方同名思潮的差异性使得中国这些思潮的定义和区分都有很大难度。所以有学者指出现代中国并没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说法, 这些都不过是启蒙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表现而已8, 王富仁也有类似观点, 他认为应该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9来综合概括“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转型时期的中国, 启蒙才是社会的主题, 鲁迅之所以推崇浪漫主义只不过是因为浪漫主义的思想大解放和其对人性对人生的看法有益于中国的思想启蒙。与其说鲁迅是在呼唤“摩罗诗人”, 还不如说他是在呼唤中国的思想解放了的国民。同样, “五四”时期浪漫派的两大主角, 郭沫若和郁达夫, 也都能从他们的浪漫书写中找到启蒙的论据。这也可以从我们多年的研究现状中管窥一二, 几十年来文学史家观察现代中国的浪漫主义并不是作为浪漫主义的这个事实本身, “而是浪漫主义者们使用何种独特的方式去表现和折射现实 (包括物质的现实性与精神的现实性) 。”10我们从另一个事实也可以证明这个论点, 那就是当“五四”退朝后, 救亡压倒启蒙, 伴随启蒙的退潮, 救亡运动取代了思想启蒙而成为社会主潮, 浪漫主义便失去了最后一个阵地, 浪漫主义作家们也大多开始了向左转。
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风雨兼程, 从鲁迅呼唤“摩罗诗人”, 苏曼殊进行了初步的浪漫创作起, 浪漫主义在中国一步步风行, 到“五四”时期达到了顶峰, 但是现代中国最迫切的任务终究是救亡而非启蒙, 这对于浪漫主义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尽管如此, 我们不能忽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地位以及它对文学革命的特殊贡献。浪漫主义及时反映了转型时期国民的思想情感;其探索历程也为文学审美上的多种可能性谱写了很有分量的一笔。当救亡与启蒙都不再成为时代主流的时候, 当我们在新时期探索人的价值, 人的个性的时候, 当我们回望那段浪漫岁月的时候, 我们会记住现代文学工作者们为新文学的发展和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所做的一切。
参考文献
[1]李欧梵著, 尹慧珉译.《铁屋中的呐喊》,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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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女权主义思潮 篇2
科学主义思潮小论文一
浅析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
摘要：一流大学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包括政府及学校制定的各项政策与办法。政策与办法的合理制定与实施，能够促进大学的良好发展，继而使得大学促进社会的进步。本文以“985”高校人文社会科研奖励办法作为研究对象，对人文社会科研奖励体系及办法进行研究，找出其中的问题，借鉴国际经验，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奖励体系与办法进行补充与完善。
关键词：“985”高校 人文社会科研奖励办法
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知识就是力量”，培根在其《沉思录》中庄严宣告了科学研究与人类理性的伟大与光辉。毫无疑问，科学与理性不仅推动并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也将照耀和指引人们继续阔步前行。最近，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报告发现，在近30年的时间里，MIT通过科研所创造的收益相当于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的收入，这无疑彰显了科学研究巨大的造富能力。虽然，较之于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人文与社会科学不能直接创造经济财富，但它启蒙大众思想，狂掀社会思潮，再造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
同样，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国家政策的引导
1986年11月颁行的《国家教委科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资助经费管理办法(试行)》，而后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研究与艺术教育司在1992年下达了《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的文件，从而保障了我国人文社会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此后，国家教委在1996年、2002年、2006年2011年分别颁行了旨在发展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相关文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分别在1993年、1997年、2001年、2007年颁布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有效的规整了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与发展。另外，教育部在2003年、2008年分别颁行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鉴定和结项办法》，极大的提高了研究项目的质量和推广率。
参照相关统计数据，2010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标课题有135项，201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共2136项;[1] 2012国家社科基金共受理申报课题25243项，比2011年增加4061项，增幅为19.2%，共有3291项课题获得立项资助，其中重点项目160项，一般项目1806项，青年项目1325项。今年立项总数比去年增加408项，平均立项率为13%，比去年降低了0.6个百分点。重点项目每项资助25万元，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的资助强度均为15万元。在所有立项课题中，高校系统共立2861项，占总数的87%。[2]
尽管如此，但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人文科学研究还处于落后地位，研究领域单
一、科研实力薄弱、发现与创新不足，这就需要加快人文科学领域的改革与创新。在2000年第一期的《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由众多专家、学者参与的一篇笔谈，题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其中包括夏勇、袁行霈、林非、谢冕、茅于轼、孙立平等人。他们分别从自己的学科领域分析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各学科在新世纪需要开拓的新领域、新课题;值得研究、借鉴和采用的新方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意见和建议;学术研究应遵守的学术规范。这些都切合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实际问题，意义非凡，任重而道远。
据此，国家教育部在2002年5月21日颁行了《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励暂行办法》，[3]其目的在于表彰先进，鼓励创新，进而推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教育部在2009年3月12日又重新颁布了《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奖励办法》，[4]在发展方向、指导思想、奖项设置及评选等内容上作了修改与补充，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奖励方式与方法更加科学化。
另外，为贯彻中央精神，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大举措，教育部、财政部自2003年开始实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调动了高等学校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进一步繁荣发展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在2004年1月5日年中共中央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5]《意见》中共提出六点，分别就任务、指导方针、发展目标、建设工程、体制改革、科学队伍建设到等方面作了说明，随后在5月29日胡同志发表题为《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重大紧迫的战略任务》的讲话，[6]他强调要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有一个新的更大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其后各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了具体的实施意见。为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2010-2020 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于2011年11月7日制定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 年)》。[7]这些充分显示出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日益重视。
三、结论
以上数据充分说明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成绩的背后也存在着问题。我国以公共财政为基础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还存在资源分配不均、资源利用率不高、项目与课题至上等问题，这与国家人文社会科研奖励政策的出发点相违背。高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没有结合实际制定科学、可行的评价方案与奖励措施，没有让相应的科研奖励资源发挥最大效用。所以，制定科学合理的科研奖励方式、方法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领域的当务之急。
科学主义思潮小论文二
浅议社会科学方法论演进
摘 要：与“科学方法论”相对应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学说是一种现代的产物，从纯理论上说，它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最终确立主要得益于莱布尼茨、休谟、康德和韦伯等哲学家以及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两大哲学思潮，莱布尼茨和休谟对不同真理和知识所作的区分，休谟和康德对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自然领域和自由领域所作的著名的勘定，是为社会科学方法论之源起，康德之后，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从不同的哲学观念和研究进路进一步推进了方法论的研究，奠定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此后，德国哲学家韦伯在前贤的基础上对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使得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得以最终确立。
关键词：社会科学方法论;康德;新康德主义;韦伯
自从苏格拉底提出探求真理的“辩证法”方法以来，方法论就一直是哲学认识论的重大问题，不过，近代以前的哲学家大都是方法论上的统一论者，他们认为人类无论研究自然、研究人、还是研究社会，其研究方法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都是方法论上的一元论者，他们无法想象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会有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研究方法。近代以后，一元论受到挑战，这种挑战源自两个背景，一个是科学方面的，另一个则源自哲学。从科学方面说，近代自然科学的崛起和胜利，使得科学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同时也出现了对这种科学方法的反弹，特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也日益凸现;从哲学方面看，近代认识论的特有论说，特别是其有关事实与价值的观点从哲学层面催生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学说的产生。当然，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本文撇开了科学方面，仅从哲学方面作一些粗略的探讨。从哲学方面说，始于莱布尼茨、休谟等人的知识分类说以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区别的观点是为社会科学方法论之源起。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源起
哲学家们很早就对各门科学知识进行过分类，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把各门科学分为理论的、实践的和制造的三大类，但它并未促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诞生，这主要是因为，(1)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知识分类说大都是基于研究对象的;(2)这种分类并未触及价值判断的特殊性问题;(3)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家都是方法论上的一元论者，即都认为各门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宏观上和根本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自莱布尼茨以来，近代哲学家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古代的独特的知识分类说，正是这种知识分类说以及相关的价值判断问题成为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得以成立的前提。
与古代的知识分类说不同，近代的知识分类说不是基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是基于一种判断、一种知识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不同，莱布尼茨率先提出了这种知识论，他说：“有两种真理：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它们的反面是不可能的，事实的真理是偶然的，它们的反面是可能的。”①莱布尼茨的“两种真理论”意味着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和真理，一种是推理的、必然的知识，这种知识只需要依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即可证明为真，而且必然为真，另一种是事实的、偶然的知识，这种知识则需要借助外在的经验观察才能确定真假，而且这种真只具有或然性。
休谟则提出了与莱布尼茨几乎完全一致的知识分类理论，休谟说，科学知识或者是关于观念关系的知识，如数学和逻辑等形式科学。但与莱布尼茨不同的是，休谟知识分类说的本义是要明确科学知识的定义和范围，以表明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从而把一切非科学的东西从科学领域中清除出去。为此，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将“是”与“应当”、“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作出严格区分的观点，即人们不可能从“是”推出“应当”来，“是”的判断(事实判断)与“应当”的判断(价值判断)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判断，因此，必须严格区分作为科学研究的事实领域与作为道德研究的价值领域(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这样，休谟不仅进一步确定了基于判断之真理性的知识分类说，而且凸现了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价值问题。
莱布尼茨和休谟的上述观点在康德哲学中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深化，康德将知识分为先天分析知识、后天综合知识以及康德所独创的先天综合知识三大类，前两种知识分别对应于莱布尼茨和休谟的观念关系的必然知识和事实关系的或然知识，由于康德认识论的原意是如何证成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因此在这三种知识中，康德本人更重视第三种知识即先天综合知识，整部《纯粹理性批判》可以说都是对先天综合知识的论证，然而出乎康德意料的是，他的认识论中的前两种知识，先天分析知识和后天综合知识却得到了后世哲学家更多的认同和研究。
另一方面，康德的认识论有一个与休谟相同的目的，即为科学定性和划界，他是通过对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分析来进行论证的，康德一方面论证了科学(康德把它叫做“理论理性”)的价值和意义，在经验的范围内，科学真理(理论理性)具有普遍必然性，但若超出了经验的范围则科学(理论理性)必然陷入二律背反，成为一种先验幻象，这说明科学(理论理性)及科学真理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在科学的范围之外还有一片广阔的领域，这就是价值世界(康德把它叫做“实践理性”)，康德与休谟一样，敏锐地触及到了科学的有限性和价值问题，但与休谟排拒价值世界不同，康德认为正是因为科学(理论理性)的有限性使得价值(实践理性)成为必要和可能，此所谓“扬弃知识，以便为信仰留下位置。”②在康德哲学中，在科学(理论理性)的范围之外是广阔的价值(实践理性)的领域，而且与科学(理论理性)的经验性、必然性相对应，人类的价值(实践理性)领域则是超验的、自由的王国，其重要性甚至在科学(理论理性)之上。
因之，康德不只是区分了科学和价值，而且从哲学上对这两大领域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研究，此举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极为重大，因为，在康德之前，人们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区别虽然早有认识，但这种区别 “并没有从基础上以哲学的方式建立起来。人们一般认为，一切知识都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由于自然科学的成就，特别是逻辑、数学和物理学知识的确定性，这些科学的规范、原则和哲学基础似乎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切科学知识的准则。就认识论而言，康德并没有超出这样一种观念。但是，康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为人的行为的可能性留出了一块自由的畛域。哲学所要证明的，不仅包括人们达到对于自然的普遍必然的认识的可能性，而且还包括人们意志自由的可能性，也就是独立于自然法则的自由法则的可能性。康德的这一观点虽然尚未涉及文化科学的各种具体学科，也未涉及文化科学一般方法论问题，但是为一切主张文化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思想提供了最基本的哲学根据，这就是人的行为的自由本性，人的行为以及由这种行为构成的社会的历史性。”③
综上所述，莱布尼茨以来的认识论有两个重要的观点，1，基于知识的形式特征(与经验有关还是无关)和真理性(必然真理还是或然真理)的近代特有的知识分类说，这种知识分类说将知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经验无关的、具有必然性的逻辑——数学知识，另一类是与经验有关的、只有或然性的经验知识;2，与这种知识分类说密切相关的“价值论”，休谟和康德都区分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在科学领域之外划出了一片价值的领域，“价值论”特别强调了与逻辑和事实判断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不同，价值判断是主体的和主观的领域。近代认识论的第一个观点将包含了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排除在自然科学之外，不管作出这种分类的哲学家的主观意图如何，它在客观上确认了存在着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研究，导致了社会科学的独立存在。第二个观点以“价值”统摄社会科学，这不仅点出了社会科学的根本特征，而且对“价值判断”的分析讨论日后也成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命题，因此近代认识论的这两个观点事实上构筑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奠基
康德等人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观点是社会科学方法论得以建立的起点，也是一个获得今日学术界广泛认同的观点，但进一步而言，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事实与价值之分?特别是应该如何看待包含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则又是一个引发了广泛争议的问题，由是而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潮，因而康德之后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思想是沿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路径发展的，一种是主张社会科学科学化的实证主义，另一种是主张社会科学特殊性的历史主义，两种思潮都建基于休谟和康德的理论之上。
广义的实证主义包括圣西门、孔德、密尔、斯宾塞、马赫及逻辑实证主义等一系列人物和思潮，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科学主义倾向的哲学思潮，实证主义继承了休谟和康德哲学中有关只有逻辑和经验研究(自然科学)才是科学，价值判断并非科学的著名观点，从这一基本理念出发，实证主义认为，价值判断和社会科学或者根本就不是科学，或者必须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整合和分析。而自然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除了研究对象上的原因以外，研究方法上的优越性是一个关键因素，这种优越性使得自然科学的原则、规范和方法应该而且事实上是一切知识的准则，因此，社会科学要成为科学，只有使用统一的自然科学方法来分析和研究，实证主义与古代哲学家一样是方法论上的统一论者，认为只要是真正正确的、科学的方法就既可以认识自然，也可以认识人和社会。实证主义并未承认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社会科学研究有何特殊性，但实证主义仍对社会科学方法论有以下几项贡献：
1、实证主义专门探讨了科学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2、实证主义强烈主张社会科学应与自然科学一样具有经验性和科学性;
3、具备了科学性的社会科学同时也应该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
对社会科学方法论作出了更大贡献的是新康德主义，这主要建基于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自然事实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之间存在着重大的、甚至是本质上的差异。相对于无目的、无意识的自然事实而言，社会事实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和意向性，因为社会事实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人类行为的主观性、能动性、选择性和价值性都是客观的自然事实所不具备的。而且由于这种区别，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如实验法等实际上也无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加以运用。所以，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除了运用与自然科学相同的一些方法以外，也应该存在不同于自然研究的、社会研究的特定方法，也即有一种所谓“社会科学的逻辑”，新康德主义正是从这里出发，肇始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
首先是狄尔泰，狄尔泰一生的伟大抱负是完成所谓“历史理性批判”，他对历史和历史科学的独到见解开启了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真正建构。他先从存在论的角度区分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狄尔泰看来，以历史事物和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与以自然事物和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有着原则区别，自然科学以外在的物理世界为研究对象，而人文科学则以人的内在生命、人的精神世界为研究对象，自然的物理世界本身没有意义，或者其意义需要人去赋予，而人类生活则是有意义的，由于这种区别，因此，从研究方法上说，“在自然科学中，任何对规律性的认识只有通过可计量的东西才有可能，……在精神科学中，每一抽象原理归根到底都是通过与精神生活的联系获得自己的论证，而这种联系是在体验和理解中获得的。”④这就是说自然科学通过感觉、思维等外在的认识方式来进行，它是用因果关系描述和解释的科学，而人文科学则应通过人的精神活动内在地去领会，它是用将心比心式的心灵交互来体验的理解的科学。“社会事实是被人们从内部理解的。我们可以根据对我们自己状态的观察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在我们之中再现。我们理解它们，就可以通过爱和憎，通过我们激情的变换，而使历史世界再现。”⑤
与狄尔泰从存在论角度研究人文科学的特殊性不同，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则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探讨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社会科学)的区别。文德尔班认为，由于自然“规律”是始终存在、反复出现、不断起作用的东西，因而自然科学使用普遍化的方法，目的在于寻找自然界的“规律”、“齐一性”、“共相”、“不变的形式”，它是“制定规律”的科学。而历史“事件”则只有一次性、个别性和独特性，因而社会历史科学则使用个别化的方法，目的在于把某一过去的事件栩栩如生地再现于当前的观念之中，它是“描述特征”的科学。
李凯尔特进一步从质料和形式两个方面区分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所谓“质料的分类原则”即从研究对象上来划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李凯尔特认为自然是那些从自身中生长起来的、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文化则或者是人们按照预定的目的生产出来的。在这里，价值是区分自然和文化的标准，而所谓价值就是独特性，一切自然的东西都是普遍的、重复的，因而没有价值，都不能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反之，一切文化产物之所以具有价值，在于它们的独特性，它们的一次性发生过程。⑥ 与“质料的分类原则”相比，李凯尔特更强调“形式的分类原则”，即从研究方法上来对科学进行分类。从研究方法上说，自然科学是试图从事物的普遍因素中形成普遍概念，因此，它必须采取“普遍化的方法”。文化科学所面对的是特殊的、一次性的研究对象，因此，它就只能采用“个别化的方法”。当我们从普遍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自然;当我们从个别性和特殊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历史和文化。
新康德主义从康德关于自然领域和自由领域相区别的观念出发，论证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之相互区别在存在论(狄尔泰)和方法论(李凯尔特)上的内在根据，指出了历史事实和文化现象与自然事实相比所具有的诸多特殊性，如价值性、个别性等，第一次明确地从学科类型上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化科学)区分开来。同时，新康德主义还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比如：狄尔泰对“意义”的分析、对神入型理解的阐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对“价值”的强调、对个别化方法的探讨等等，这些成就一方面正式开启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另一方面，其中的许多观点后来都成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原则。
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确立
如果说新康德主义开启了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的话，那么，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思想家韦伯则把这种研究向纵深推进，并最终确立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框架和研究原则。
韦伯的方法论思想异常丰富，涉及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几乎所有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如何界定社会科学，划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界限，在这一点上，韦伯基本上接受了新康德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应从存在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加以界定，社会科学既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更由于有着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而有其独特性。
其次，如何看待价值问题。自休谟、康德以来，“价值”乃是不同于“事实”的另一种判断和另一个领域，是社会科学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新康德主义更是以价值论为中心来建构人文社会科学，无论是韦伯时代还是在现代，价值问题都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问题，韦伯在价值问题上的观点是一方面强调价值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反对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反对用寻找“规律”等来取代社会科学在对象和方法上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反对德国唯心主义，坚持社会科学也是一门客观的经验科学，不赞成用直觉等含混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具体而言，韦伯的基本主张是试图将“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在方法论上统一起来。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首先是“价值关联”的，这表现为价值是社会科学形成的先决条件，也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所在，同时，“价值关联”也表明社会科学家必定是在一定的价值观念的背景下去从事研究的，研究课题的选择和目标的确定与研究者的信仰、利益和偏见等密切相关。因此，价值关联既是建立社会科学的前提，又是解释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兴趣的根据，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分析则是价值关联的具体化，它具体地揭示了文化意义之所在，它们是经验分析必不可少的前提，但还不是经验科学本身。
如果说“价值关联”是社会科学得以确立的基本前提的话，那么，“价值中立”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它向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客观性的要求，这种要求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要求是一致的。区分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将价值判断从科学认识中剔除出去，这个由休谟率先提出的原则在韦伯手上得到了明确而系统地阐述。
韦伯认为，前述价值关联的有效性只限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确立，它不能代替对实在所作的科学分析。韦伯一方面通过一些具体事例，如对当时流行的工团主义理论和信念的分析阐述了科学与价值的分野，另一方面，在《“价值中立”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意义》和《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等文中进一步从理论上证明“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这种观点是正确的。”⑦因之，“价值中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论原则表达了三种规范，(1)必须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区分开来，(2)价值判断无法取代科学认识，(3)科学知识也无法得出有关价值的结论。“价值中立”表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必须追求真理，必须满足客观性要求，学者不是先知，教师不是宣传家，讲台不是布道所，韦伯反复强调的这个原则如今已成为社会科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
韦伯“价值中立”说的另一个意蕴是社会科学的价值论域没有事实领域那样的客观真理，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真理，无法在终极的意义上比较高下，价值论域是“诸神彼此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⑧真、善、美是无法统一的，正所谓“一事物之所以为神圣，不但不因其为不美所妨碍，而且唯其不美，方成其为神圣……一事物之所以为美，不但不因其有不善之处所妨碍，而且唯其有不善之处，方成其为美……一事物之可以为真，不但不因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所妨碍，而且唯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方可成其为真……”⑨因此，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和终极信仰都是平等的，哪一个都无权宣称具有绝对的正确性和优先性，禀持不同价值信念的人均应相互理解和宽容。
韦伯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个贡献是提出了“理解”和“理想类型”两个研究范式。韦伯认为，“理解”或是合理性的，即逻辑的或数学的理解;或是神入的，即对他人心理和行为的重新体验。韦伯着重分析了神入性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必要性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价值观念、终极目标、激情行为及所有的非理性行为都很难用逻辑的方法来解释，而只能作神入式的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可能性在于在大致相同的环境下，人们会产生大致相同的内心活动，因此人们可以通过分析在被理解者所处的情景中将会出现的内心活动来类推他人的内心活动。当然，由于这种神入性理解不具备合理性理解的逻辑明晰、普遍性和规范性，因而其正确性和有效性始终是有争议的，不过，正如安德列斯基所说，尽管神入性理解有种种局限，但若无神入性理解，社会秩序在几秒钟内就会崩溃，因而它是无法从社会科学中排除出去的。⑩
“理想类型”是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个范式，韦伯认为，由于研究者面对的社会事实纷繁复杂，要做出接近真实的研究颇为不易，因此需要建构一套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概念系统，它是从历史事件中抽取和归纳出来的一种概念构架，是为了透视实在的因果关系而构造的非实在的因果关系，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想类型”。韦伯的“理想类型”论以及韦伯在他自己的研究中提出的几种“理想类型”：如新教伦理、科层制、三种统治形式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显示了巨大的力量，成为人们广泛使用的一种研究方法。
因休谟和康德提出事实和价值的分野而肇其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到韦伯时代已完成了初步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已经建立起来，并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比如，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分离在今天已是学术界的共识，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分类标准，经济学据此就有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分。又如，根据价值中立的研究原则，现代社会科学家都力求避免用价值判断来代替科学的实证研究，以求得研究结果的客观公正。另外，价值与事实的不同还表现在价值判断并没有事实判断那样的客观性，各种价值具有不可公度性，而社会科学研究又无法回避价值判断，因此在价值问题上，社会科学家要坚决反对和摒弃唯我独尊的沙文主义，坚持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平等对话的原则。
总括本文，从休谟到康德、从新康德主义到韦伯，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由是得以建立。
引文注释
马克思主义与唯意志主义哲学思潮 篇3
关键词：尼采；意志；强力意志；超人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042-02
唯意志主义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几乎产生于同一时期，然而二者走的却是不同的道路，不仅具有可比性，而且更具借鉴性。之所以选择尼采，是因为他的强力意志及超人哲学更能给人以力量——自强不息的力量。叔本华与尼采开创了西方哲史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潮，对西方及整个人类哲学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尼采强力意志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黑格尔哲学语境中的理性是某种必然性的、合乎规律性的东西，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其中不乏真理。唯意志主义哲学之所以成为一种思潮，尼采的强力意志之所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必有其合理的一面，而且随着时代的不同，其合理性的程度和范围也将不同。
（一）社会根源
尼采（Friedrich Nietszche 1844—1900）德国哲学家。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资产阶级由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走向了垄断阶段。这是其思想产生的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是主要根源。此时，资产阶级迫切地需要权力的高度集中，从而能够积极对外扩张，迅速发展势力。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一些资本主义强国便开始了对外扩张，随着工业革命的迅速蔓延，一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陆续走上了这条道路，德国就是其中成功的一例，并后来居上，迅速超过了英法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打破德国当时封建割据的现状，迫切地需要一位强有力的“超人”——能够统治整个国家、并征服他国。因此，尼采的哲学就顺势而生了。
（二）思想根源
任何一种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我们总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尼采因袭叔本华的基本思想，认为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的本原是意志，但他把意志看作是强力意志而不是生命意志[1]348。这主要是由于二者所处的年代不同，一位处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一位处于垄断阶段，后者的思想更强大、更具生命力。但二者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意志，却开了西方哲学之先河，使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从此凸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近代哲学的最高峰是经验论与唯理论的极端化怀疑论与独断论之争，最后在黑格尔绝对精神的统治下告终。
物质是世界的本原，是第一性的东西，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使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化，步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主义就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三大发现的基础之上的，它更多地沿袭了自然科学的成就及其研究方法，最直接的是继承了法国的唯物主义。而唯意志主义则看到了另一面——自然科学认识方法的局限及唯物主义的弊端——战争及物质的发展使人们失去了个人尊严及价值，生存成了突出问题[1]337。因而形成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根本分歧——主要对科学技术的理解不同，一个注重其带来的巨大生产力，认为这是人类的伟大胜利，为人的全面发展基石了解释的物质基础；另一个则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弊端，认为它造成了人与物的异化。唯意志主义哲学就在这种分歧中选择了人本主义这条道路。
（三）个人原因
尼采出生于传教士家庭，从小受贵族教育，大学毕业后，主要在大学教书，是一个典型的书斋式人物，他目空一切、自命清高，就像他的“超人”一样铁石心肠、鄙视和憎恨一切下等人。此外，他晚年得了精神病，这也与他诗化的语言有一定的关联，当然不是绝对的，诗化的语言所有的人都爱，因为是一种美的享受，但它的逻辑性不严密或跨越性太大。我们可以欣赏某一句或某一段，但很难从整体上系统地把握。这一切都造就了这样一个“文艺性的哲学家”（罗素语），也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让更多的人或多或少有所了解。
二、尼采强力意志哲学的主要内容
（一）重估一切价值
这里的价值，指的是当时一切传统的价值。西方哲学中完全打破传统、重估价值的人是尼采，他首次抛开以往那些对哲学史加以概括的陈旧框架，而创造性地从古希腊哲学中挖掘出了“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这一对范畴来描述西方哲学的进展 [2]，从此以后，非理性主义便逐渐凸显，并开始与理性主义分庭抗礼。这主要是由于当时落后的思想文化不能适应迅速发展的德国，必须寻找一种新的世界观、价值观。
尼采的哲学之所以彻底，就是因为他彻底推翻了上帝。他并不像经院哲学那样从本体论上直接证明上帝的不存在，而是更具一种实用价值，本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尼采的强力意志更是一种实用主义，因为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创造超人。为了这个目的，把超人从上帝中解脱出来，就必须宣布上帝死了，也必须把上帝存在的基础基督教进行彻底地批判，而对基督教的批判，更突显了其实用价值。他认为，基督教是一种弱者的宗教——事实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从基督教的产生来看，的确是为了普度众生，让每一个人都能与耶稣同在，而最主要的就是弱者，就是普通民众。他指出，基督教的道德是一种奴隶道德，如善恶概念都是从保护弱者的角度来看的，它造成了人的顺从和谦卑的劣根性，使人堕落和颓废，压抑了人的生命力和强力意志 [1]348。上帝死了，不仅指基督教中的上帝死了，也指整个形而上学的上帝死了[3]，即整个西方哲学的主流理性主义死了。
如果从现代意义上看，其重估一切价值这种彻底的精神也被后人继承得很好，后现代主义应该可以从这里找到某种源头。不同的只是重估的价值不同，但其精神实质应该是一致的。
（二）强力意志本原论
强力意志本原论超人如何产生？如果外在的环境相同，人与人的不同就主要是自身的原因了。他直接继承叔本华的思想“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的本原始意志。不同的是，他的意志是强力意志而不是生命意志，他不仅要求人的存在，并极力寻找超人的存在。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磁针总是指向南方；树木渴望阳光，野兽要捕取猎物等。意志在无机物到有机物直至人表现为不同的级别[4]233。但存在并不是世界的本原，它没有任何生命的活力，这种意志是低级的，应该将其发展，发现更伟大的、更高级别、更深层次的东西——强力意志。如果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种适者就是超人的代表——因此，他的哲学是一种社会学中的进化论。从生命意志发展到强力意志，更是找到了世界的本原。这一点对于有机界比较好理解，对于无机界，他推断，分解与化合、引力与斥力等都是强力意志的表现。
强力意志的本原论决定了尼采的认识论，这一点继承了叔本华的思想，既然世界的本原是意志，那么“世界是我的表象”。我之外的事物都具有意志，因而构成了其事物本身，但对我们而言只是表象，我们并不能认识，我们只能认识自己的意志，并由此而推断其他的事物，所谓的世界不过是我们眼中的世界而已。“每个自己就是世界，就是小宇宙，并看到这世界的两方面都完整无遗地皆备于整个世界的，大宇宙的本质。所以世界和人自己一样，彻头彻尾都是意志，彻头彻尾都是表象，此外再没有剩下什么东西了。” [1]342唯意志主义之所以伟大，之所以开创了西方现代哲学史的开端也在于此。此刻，世界除了意志，别无他物，这是一种极其彻底的非理性的人本主义，甚至不掺杂任何一丝理性主义的成分。毫无疑问，这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非理性的人本主义已经登上历史的舞台，放射其巨大的光芒了。这种彻底的感觉或沉浸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之中，或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之中，或贝克莱的“存在即被感知”之中，或康德的先验论之中，或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之中。但与此不同，他们仍是理性主义的，是可以根据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等的思维活动，而在这里，我们不需要任何东西，只需我们作为独立的有生命的人——这似乎接近生物性的人，但又具有主观能动性，是生物性的思维与社会性的思维的一种过渡。或许它在理性思维之前就已发挥作用，只是因为难以准确描述，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被压抑了吧。只有到科学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我们才足以理解。
强力意志与生命意志相比更能催人奋进。伽达默尔曾评论道， 20 世纪初的整整一代思想家和艺术家都在尼采的著作中找到了那些激发了他们富于创造性的作品的观念和意象。弗洛伊德、雅斯贝尔斯、萨特、海德格尔、福柯等都是深受尼采影响的哲学家[3]。
（三）超人哲学
这是其整个哲学的目的与精华。所谓超人，就是具有强力意志的人，他们是少数出类拔萃者，是天生的统治者和天才的艺术家 [1]394。“哲学家不是生来就是为了相互爱戴的，鹰从不结伴飞行，山鹑与椋鸟才这样。在高空翱翔，张牙舞爪，这才是外大天才的一生。”[5]30这里的超人有些人发挥很极端，如希特勒就是典型的例子，法西斯发动的世界大战是本世纪人类的一次最大灾难，而尼采哲学直接成为这场灾难的思想根源[6] 。为此，尼采的哲学曾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其思想的巨大力量。他的影响并没有停止，如我们熟知的鲁迅、郭沫若等大家就吸收了其中有利的成分。在现代，他又激励了一代代的年轻人。
尼采的超人哲学在现代仍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因为它代表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力。它使最底层的人奋发图强，争取任何向上的机会，以待出人头地；使普通人稳中求进，寻找上升的出口，以便鹤立鸡群；使上层的人更具野心、强者更强、超越自我、统治众生。
在物质条件愈加丰富的今天，我们不能仅仅满足生存的需要——生命意志，而要强力意志——超越自我，挑战极限，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
但我们也应该注意，不能过分夸大这种能力，走向极端。虽然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在不断地提高，但对于每一代人或每一个人来说，生存，尤其是物质条件，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仍然是主要的，即使对某些人来说不是生活的中心，也必须在满足基本的条件之后才可以在强力意志方面加以发展。超人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对每个人来说都有其必要性，但并不是在任何阶段都适用，我们应合理利用。
参考文献：
[1]任厚奎，欧阳荣庆，等.西方哲学概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
[2]邓晓芒.西方哲学史中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J].现代哲学，2011，（3）.
[3]宋勇，周锋.浅论尼采的“超人哲学”[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7，（5）.
[4]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尼采.权力意志[M].贺骥，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7.
[6]姚定一.理性的陨落——论尼采的《权力意志》[J].四川师范大学报，1992，（3）.
女权主义思潮 篇4
关键词：女权主义,独立自主,男女平等
一、女权主义的内涵
女权主义源自于西方, 意为一个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最早出现在法国, 被称为“女性主义”, 意味着妇女解放。后传到英美, 逐渐流行起来。五四时, 传到中国, 定为“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旨在改变千百年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社会性别的不平等状态, 消除女性在社会与家庭中对男性的附属地位, 促进男女平等和女性独立自主意识的形成。
二、从“男女平等”来看女权主义思潮对婚姻家庭立法的影响
(一) “男女平等”对西方婚姻家庭立法的影响
美女权主义在总体上聚焦法规政策对于女性的压制, 具体来讲关注的是男女平等, 特别是在堕胎、反家暴、反性骚扰等方面应受到的全面保护, 同时提出了女权法学方法论, 向传统的男性法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总之, 当代美国女权主义已经超越了男女平等的权利诉求, 转向批驳否定和阐明建立以男性为主的权力知识结构。可以说, 女权主义的法学分析方法是一种对女性及性别进行全面认识的流派。其“核心”已经并非简单要求女性享有与男性在社会家庭等方面同样的权利, 它更要求在分配和界定上述权利的过程中, 乃至在以法律为核心的整个现代法治结构中加入女性的视角和女性的思维方式, 希望实现立法和司法中的社会性别意识。
(二) “男女平等”对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影响
在我国宪法、民法、劳动法以及其他相关妇女权益保护法律制度当中, 不仅规定了禁止歧视、平等就业和同工同酬的权利, 而且对女职工特殊权益作做出了保障性规定。
总之, 男女平等是我国宪法基本原则之一, 也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所以理应贯穿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全部过程。就我国现阶段来说, 加强对女性法学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的完善, 从不同视角研讨男女平等的实质, 发展完善我国男女平等相关理论, 强化制度建设和实践改革, 促进两性的平等与和谐。
三、从“女性独立自主”来看女权主义思潮对婚姻家庭立法的影响
(一) “女性独立自主”对西方婚姻家庭立法的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 伴随着世界范围内妇女解放运动的盛行, 以及工业化产业变革的影响, 工作岗位对于性别的区分越来越不明显, 家务劳动被越来越多的机器替代, 大量女性踏入社会, 逐渐涉足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 各地出现了女性就业的高峰。
女性自主选择, 追求独立, 使得女性在权利和义务方面和男性越来越趋近于对等, 虽然从实际出发没有办法做到绝对平等, 而且事实也确实还存在很多问题, 但男女平等和女性独立自主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并且成为一部分女性的现实行动。
(二) “女性独立自主”对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影响
中国女性在追求独立与自主的同时社会角色也随着发生转变。女性社会角色的转变也意味着婚姻家庭模式的变化和婚姻家庭立法上的变化。
当然, 在女性角色调整后, 男性不会善罢甘休, 因此两性之间的博弈、对抗和矛盾便不可避免。从而可以看出女性在追求独立自主的同时也给家庭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譬如, 离婚率的提高;家庭暴力的增加等问题。
所以任何事物都要用辩证的眼光一分为二地来看待。女性追求独立自主一方面肯定了自身在婚姻家庭中的独立地位, 凸显了个人价值, 展现了女性魅力。但一方面也给原本的婚姻家庭带来了负面的冲击。然而, 婚姻家庭的立法者正是应该从这些负面的影响入手, 找到一个平衡点, 让女性的独立自主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四、女权主义思潮在婚姻家庭立法中的发展趋势
女权主义思潮在争取男女平等和女性独立自主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重要意义。它在理论上的探索、实际问题上的运用, 都具有一定的价值。
与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公民权利意识的高涨等同步的是, 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和脱离传统家庭压迫性、束缚性结构的需求将愈演愈烈。教育的发展、科学文化的进步, 为女性从传统角色中解脱出来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为两性从形式上的平等迈向实质上的平等制造了机会, 当前女性受教育、就业、升职及同工同酬机会越来越多, 这些都令到两性不仅在社会活动中, 也在婚姻家庭中日趋和谐与对等。
笔者认为将来的婚姻家庭是以和谐为前提的多元结构组合, 女性作为一个自由的、独立的、完整的个体系统投入社会, 关系他人, 合作他人, 会使女性力量得到完美的迸发。
参考文献
[1]陈玥.论女权主义法学及对中国立法的启示[J].法制与社会, 2010 (08) .
[2]王纪芒.女性的角色变迁及其对婚姻家庭的影响[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11 (06) .
[3]赵明.女权主义法学的性别平等观对中国立法的启示[J].妇女研究论丛, 2009 (05) .
现代西方科学主义哲学思潮评介 篇5
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它为我们认识历史和人类思想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对此我们应有正确的认识.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兴起的原因、主要思想等几方面入手,分析其历史意义及其历史局限性.
作 者：赵华 作者单位：沈阳大学师范学院社会科学系,辽宁,沈阳,110016 刊 名：沈阳教育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ENY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年，卷(期)： 4(1) 分类号：B0 关键词：科学主义 理性主义 科学精神 意义
女权主义思潮 篇6
伍晓鹰：是的，人们注意到戈尔巴乔夫近来在内政与外交上旋风般大刀阔斧的动作，正是顺乎这个世界潮流。当然，就目前的苏联国情而论，他能推进多远，现在还很难讲，但至少我们可以作“积跬步以致千里”的期待。我觉得，当他日益成为新闻人物而风靡世界时，学术界应该探寻其中更深刻的东西。众所周知，苏联国内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在斯大林逝世后由赫鲁晓夫提上议事日程的，后来几经风雨反反复复，只是到最近两年才开始触及某些根本的东西。
张维平：其实，对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当权者来说，之所以要冒剧烈的利益冲突的风险去推动改革，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在传统模式下几十年的发展已使苏联的社会与经济运行象老牛负重，不堪其累。苏式现代化过程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国家无所不包的控制和集中干预，其二是不问投入产出比的粗放式发展。这就使苏联经济象一个不是自然发育，而是靠人造激素催养的动物，它尽管已经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但在身心发育上是不协调、不健康的。无论是内部经济结构还是经济关系的不同方面，也无论是与经济相制约的政治与法律结构，还是文化与精神的一般发展，都表露出诸多令人沮丧的畸型特征。可以说，改革之最深刻的根源就潜藏在日益明显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种种弊端中。
伍晓鹰：是的，人心思变，已成大势所趋。我觉得看看苏联人的反思或自我批判是会有启迪的。当代世界正变得日益开放，对话与缓和正在逐步取代过去数十年人为的对峙与冷战，戈尔巴乔夫在外部事务上所取的保守态势，正表明了他决心重整内部机制的愿望，所以二十七大的宏伟改革纲领中提出要打破“停滞机制”，这非常有意思。因为“停滞”这个词儿长期以来是被苏联人用来为其西方对手贴标签的，如今则以此反躬自省，难能可贵。
张维平：我以为，这种清醒的现实主义恰好表明了历史观的进步。对任何旧体制的改革无疑都必须有理论上的反省作先导，这方面的苏联文献可谓浩如烟海，但我以为最有概括力的有两例，其一是我们曾提到过的那位苏联西伯利亚科学分院女学者，她在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尖锐批评了苏联体制造就了一整代消极类型的劳动者；其二是《莫斯科新闻周报》今年第二期发表的该报政治评论员沙赫纳扎罗夫博士的谈话，他认为现在出现了整整一代不会运用自己权利的人，这些人可能受过教育，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喜欢巴赫的音乐，但他们不善于捍卫自己的权利，或者更可悲的是不懂得什么是自己的权利。
伍晓鹰：确实，惰性的强化与权利感的退化是最为令人痛心的，因为这直接背离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的理想，但其根源则是体制上的。这一点我们在谈哈耶克时已有所涉及。除此以外，我觉得英国作者莫舍·卢因的《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尤其值得一读。斯大林去世之后，随着个人迷信的被破除，僵化的社会生活开始松动。苏联在文学，历史，政治和经济等领域陆续展开了大辩论。它使原先被掩盖的“地质层”得以裸露，从而使人们能够洞察到苏联社会运转的某些内部真情。
张维平：这本书把苏联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论战上溯到内战结束时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并认为尔后的有关争论大部分都是新条件下或者隐晦，或者公开的旧话重提，改革派理论家们对现行体制的批判往往融合着对二十年代抚今追昔的感情寄托。这就必不可免地要提起布哈林和他卓越的理论探索。
伍晓鹰：是的，布哈林在理论探索中诚然不只一次地犯过错误，但是，只要看看六十年代苏联蓬勃兴起的经济理论论战的热点，就觉得回顾一下他的思想并非无益了。
张维平：莫舍·卢因触及的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同选择或模式问题。如今，把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体制当作圣典让人顶礼膜拜的时代已经永远结束了。人们承认社会主义可以，而且事实上也存在着多种经济模式，例如南斯拉夫模式，匈牙利模式和苏联模式等等。
伍晓鹰：还有正在探索中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被认为是当今社会主义世界最富吸引力的经济模式。但从更深的理论层次上考察，似乎可以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可以根据是充分利用还是完全限制商品货币关系而分为两种。斯大林本人在晚年已觉察到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断然排除商品关系，但它仍是被当作异己力量，并且被加以诸多防范与限制的。
张维平：事实上，在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不久的内战时期，包括列宁与布哈林在内的许多人，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误以为以军事经济生活的组织形式可以引导出共产主义制度，但接踵而至无可收拾的灾难性局面给他们的教训却促使他们猛醒。列宁果敢地转向了他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市场关系，并企望这次退却会导致新的进展。这就是新经济政策，其核心内容是强调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和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在《论粮食税》中，列宁批评了“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的简单化说法，认为仅仅与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相比，这一说法才正确，但与中世纪制度，与小生产、与小生产者散漫性相联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列宁据此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的方针。
伍晓鹰：是的，然而把新经济政策提升到基本理论的高度，并把它系统化，从而形成为理论模式的，则是布哈林。布哈林在一九二六年说，新经济政策和市场应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原则，他认为，用强力摧毁市场关系并不困难，但问题是，实现社会主义除了通过市场别无它途。社会主义经济机构对私营商人和企业主的胜利，以及农村中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对富农经济的胜利，都必须通过市场上公开的竞争来实现。他肯定了市场关系这种形式会在长时期内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决定性形式。从而，我们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把布哈林称为“市场派”。
张维平：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存在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干预主义两个基本模式，并相应得到两个不同的经济思想理论派别的支持。
伍晓鹰：我想可以这么说。尽管长时期内经济干预主义被视为正统，而经济自由主义则被视为异端，但历史自有公论。南斯拉夫曾一度因为搞市场经济而被戴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对于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充分利用市场关系的变革，不是也有种种议论，甚至说我们在“全面推行资本主义”吗？
张维平：我想这一切都不重要，“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回到布哈林，我想他对于后世改革派理论家最重要的理论启示可能是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动态均衡”观。如果确实存在一个布哈林模式的话，“动态均衡”便是其基本内核。
伍晓鹰：布哈林曾经师从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等人学过经济学，因此，他对瓦尔拉斯的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一般均衡论肯定是熟悉的，当然，布哈林的“动态均衡”观肯定不是由此出发的，而是在变革年代中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对现实生活深入思考的结果。
张维平：是的，我们这里所指的不是把时间变量引入一般均衡理论的当代西方动态学(Dynamics)，而是有其特殊的布哈林内涵的动态均衡论。首先是在所有制或财产关系的理解上，布哈林所持的观点是：使财产关系的发展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保持动态均衡，有机发展。
伍晓鹰：我想是这样的，虽然他本人并未如此明确地表达过。这个问题之重要已经被各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反复证实，而且它在理论与实际操作中都是至为关键，又是最为棘手的一环。
张维平：我以为，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历史来看，改革的目标也许可以这样归纳：坚持公有制，但不迷信国有制；反对私有制，但必须寻找财产的经济与法律关系的透明度和确定性，以使其社会与经济获得因物质利益而驱动的发展活力。
伍晓鹰：可以说，改革的认识虽已日益明确，但改革的实践却是困难重重。布哈林当初在实现工业化的策略与理论主张上就是与斯大林对立的。他反对强制地剥夺农民，主张在农业部门内长期保留私人农场，使之逐步地通过市场，购买与信贷等方面的合作制而“长入”社会主义。这就是要注意财产关系发展上的“动态均衡”。
张维平：他特别对国有制及其后果心存戒备。认为社会主义关系的深化并不等于私有经济部门必须由一个不断发展和无所不包的国家来取代，这种做法是与促进国家逐步消亡的社会主义理想背道而驰的。他主张合作制，主张彻底抛弃“战时共产主义”这种“歪曲了的社会主义幻想”而采取“有机发展”战略。他特别指出农民一家一户的耕作习惯是根深蒂固的，任何强制都会导致意想不到和难以对付的抵抗。
伍晓鹰：这个情况也为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面貌的巨大对比所证实。以往百分之九十的农民，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在土地上磨洋工，只是在剩下不足百分之十的时间和土地(自留地)上，他们才肯使尽浑身解数。三中全会以后的农村改革，一开始便触及财产关系，农民分户承包集体土地和农机具，有权逐步积累自有财产，从而刺激了生产与投资热情。
张维平：可以说，所有制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与法学界来说，是有着长久魅力的论战主题。六十年代末，苏联一批具有变革思想的青年社会学家指出：在劳动分工体系中，人们因教育与技术熟练程度之不同，占据着不同的岗位和起着不同的作用，从而他们在事实上使用与掌握着不等量的生产资料。这就在社会主义所有权结构内部出现了利益差别，它导致社会分层与利益集团的出现。国家所有制形式的缺点，就在于它解决不了集权与实际存在的企业与集团利益的相对独立性之间的矛盾。
伍晓鹰：国家作为人格化的所有者，其直接的后果往往是模糊了财产关系，使直接掌握生产资料的人发生疏远感，以至于出现各种各样漫不经心地浪费乃至处心积虑地侵吞公有财产的情况。理论上的生产资料的主人在实际上有时甚至变成机器设备的虐待狂，这是很不幸的。
张维平：布哈林和那些在六十年后从布哈林著作中汲取智慧的苏联理论家们，对国有制的批评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他们始终强调政治与社会的动态均衡。布哈林本人之所以也象列宁那样，从“战时共产主义”立场退却，不仅出于经济考虑，尽管经济生活的全面崩溃和全国性的农民反抗迫使他们考虑了许多问题。但布哈林基于对斯大林个人素质的某些隐忧，更相信如果不在领袖个人与历史，进而在集权与分权，控制与自由，积累与消费，速度与效益等诸多方面寻找动态平衡，则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只会日趋失调和造成各个方面的紧张关系。
伍晓鹰：弦绷紧了就会断，布哈林的隐忧以及由此而来的理论论战的历史，随着六十年代初苏联东欧改革的开始而出现了重新评价的趋势。关键是如何评价“斯大林模式”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优劣与成败。这一模式的关键是个人与历史的失衡。优劣判断也从此而生。谁创造历史？苏联工业化的历史不折不扣就是斯大林创造和斯大林推动的，历史的主动性在领袖而不在群众一边。这就给经济体制打下个人烙印，或者说领袖个人本身由于其巨大权力与影响而成为一个体制，一个“无所不能”的权威体制，虽然他不能绝对不受历史条件的约束，但在一定范围他确实是超乎历史的。
张维平：按照六十年代苏联许多学者的理解，我想可以这样归纳：苏联工业化的资源配置与产业结构的锻造，不是通过经济人的“成本——效益”运转机制实现的，而是斯大林“钢铁般”意志的铸件。许多苏联学者称三十年代疯狂的工业化为“瞎忙”，原因无疑是上面的瞎指挥，但这是俄罗斯传统的延续。如若不信，有史可证：二百年前的彼得大帝就是这么干的，这位英明帝王的格言是“先冲——再想”。斯大林也是如此，他把战争中配置与部署兵力的办法搬用来指导经济建设。结果，上级对下级的强硬指令与下级对上级“报告完成任务”式的“绝对服从”便成为斯大林模式的一个特征。阵地战中短兵相接时指挥员的一声号令——“冲啊”，变成了斯大林“速度决定一切”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于是，只讲速度，不问效益的结局就成为由斯大林个人意志推动的“历史必然性”。如果谁敢提出质疑，要求对速度进行可行性研究，就要以叛国罪论处。
伍晓鹰：完全可以说，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动态失衡，是苏式工业化过程的显著特征，而苏联决策者们的政策学的最根本内容就是“抢速度”。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又必须破坏积累与消费的动态均衡，人民群众甚至在和平繁荣年代也被强制节衣缩食，使大众消费水平几年甚至十几年冻结在一个水平上从而保证积累率的高速增长。
张维平：问题是，打乱了经济结构中生产与消费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有机联系，归根到底会使活的生产力——人的发展在世界性比较中出现相对萎缩，从而使劳动生产率逐步下降。苏联从一九五一到一九六五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在积累率和固定资产投资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工业的投入产出比与人均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却逐年下滑，已致形成今日无可挽回的颓势。这说明资本形成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是相互脱节的。
伍晓鹰：是的，这种高积累率下的“投资过度”，是导致经济整体机能失调的基本原因。投资决策大多草率而缺乏论证，都是所谓“拍脑袋”项目。一旦决定后又出现投资酝酿期长，工程项目完工期长，基建战线长和“胡子工程”多的现象。很多学者估计，苏联兴建一座工厂通常要比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费时多两至三倍，经费则更难计算，是不无道理的。这一切导致建设资金长期被滞留，失去流动性，从而难以回收。苏联一位经济学家在一九七二年曾指出这是导致“技术进步缓慢，资本吸收量增加，资本投资的技术结构退化，各部门之间比例失调，从而使资源浪费日益严重”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张维平：莫舍·卢因在本书中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统计比较”。根据一九七○年的苏联官方统计手册，苏联在投资规模与美国相等的情况下，其当年工业劳动生产率只及美国的一半，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仅是美国的五分之一，而苏联的实际国民收入按最乐观的估计也不过是当年美国的百分之六十五。这个差距在进入八十年代之后已经有所扩大。在比较国民总收入时，东西方两种统计制度的不同口径造成了比较的困难。但有理由相信，近年来日本的国民总产值已经根本改变了它在五十——六十年代远远落后于苏联的态势，而跃居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个事实对于理解投资问题应该是有所帮助的。
伍晓鹰：应该说，日本政府有过产业政策，但总的投资决策是分散的。投资政策实际上是经济发展战略的最主要因素。苏联模式中的“投资过度”最原始的动因是“加速工业化”，而这又是通过片面强调积累的粗放式发展实现的。
张维平：看来，用“粗放式发展”这个词未免太“文雅”了一些，实质上是“浪费式发展”。
伍晓鹰：这种过分耗费资源的发展战略一旦使工业化进展到某一阶段，经济停滞的病根便被深深埋下了。莫舍·卢因说斯大林留给他的接班人的是一支巨大的工业力量和没有效率的经济。
张维平：问题是停滞的疾病如何被根治？有意思的是，斯大林的后继者们为了突破停滞局面，总是一再地“率由旧章”，采取注入更多投资的办法，结果是反倒加剧了停滞局面。这种以投资来解决由于过度投资引起的停滞的办法，成了斯大林模式下的一种“俄国病”，实际上，这不啻是饮鸩止渴。如此反复多次，才最后不得不从经济体制上找原因，从体制改革中找出路。
伍晓鹰：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又一次提供了布哈林的证明，在一九二七年他就批评了当时“过分拉长投资战线”的错误，并肯定这不可能带来真正的经济增长。他分析说，许多新建项目吞噬与滞留了巨额资金，已上马的许多项目会无限延期乃至取消，而那些真正需要资金的部门则将因而缺乏资金，并进而导致“商品荒”，第二年即一九二八年，苏联的“商品荒”已经严重到无法容忍的地步了。同一年，布哈林发表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在文章中他拒绝了“速度决定一切”这种专断的口号，主张实现一种“平稳的高速度”，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片面地强调积累与消费任何一个方面都无助于形成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
张维平：布哈林是相信制订计划的优越性的，但事实又使他相信，计划经济本身并不一定比非计划或计划性不强的经济优越。他多次强调，制定计划时，即使有充分根据，也难免有局限性，而一旦考虑不周，则更其有害。至于计划制定者倘若大权在握但又十分无能，则其破坏性后果就将比无计划的资本主义为害更烈。有一个问题使布哈林特别敏感，并为之付出了极大的精力苦思冥索：通过政府意志强力在一个落后社会推进工业化，可能会产生哪些复杂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后果？
伍晓鹰：布哈林在许多问题上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他对国家和管理者权力的过度膨胀历来是抱有忧虑的，所以他告诫人们对中央集权的统制经济要有所戒备，并强调计划工作会有的危险性和社会自发发展的必要性。他说：过高估计计划原则而低估自发性的作用是错误的。
张维平：布哈林的意思是，要充分相信价值规律的自发运动的结果可以抵销计划的盲目性，增强计划的灵活性。过去人们常说“自觉利用价值规律”，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没有自发性就不存在价值规律。
伍晓鹰：布哈林对国家力量还有另一个忧虑。他认为如果长期漠视作为社会主义内涵的人道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必定会失败的。
张维平：布哈林是有所指的。苏式粗放式发展的资金积累是通过大规模剥夺农民和小业主乃至个体劳动者的暴力方式进行的。对大众消费则是用辅以消费品定量配给制度来维持的。布哈林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不同意把农民等同于“资本主义”而去无情斗争，他也反对国家用强力去压跨手工艺人、小商人与小企业家，而是肯定了这些社会集团提供的生产与服务是工业化的必要补充，能缓和过度投资造成的资金短缺困难，以便国家在困难时期有可资利用的机动手段，否则经济危机乃至社会冲突便无可避免。
伍晓鹰：布哈林还看到了经济与政治权力的过分集中会使国家失去许多活力。在财产上剥夺所有人的自主处分与积累权利，而代之以无所不包的国家力量，必然形成庞大的行政部门和官员队伍。国家管的事儿太多，样样都管，很可能一样也管不好。“小而廉价政府”的思想决不是亚当，斯密二百年前心血来潮的灵感之语，对具有长远中央集权大政府传统的俄国来说，这更是至理名言。布哈林认为，过早消灭各种形式的“个体”或“私有者”小人物，取而代之的必然是一个臃肿、费钱和无效率的政府，维持这个政府机构所需要的开支比起小生产的无政府状况所造成的非生产性开支会多得不可比拟。
张维平：所以，六十年代许多改革派经济学家指出：过分集权本身便是机能失调的表现。当时，苏联政府已经提出让企业自负盈亏的口号，学者们抓住这一点穷追不休：当经济领导部门对下级企业作出种种严厉规范与制裁时，为什么它们却可以对自己的瞎指挥所造成的无数失误和亿万卢布损失心安理得？这准道公平吗？对此，学者们响亮地提出了一个口号：让行政机关实行经济核算。
伍晓鹰：八十年代，当西方各国政府日益膨胀并消蚀着微观经济活力的时候，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詹姆士·布坎南便指出：既然政府不甘寂寞，要参与经济事务，那么包括决策在内的政府行为本身也必须按市场法则经受“成本一效益”的测度，也即对政府决策作经济核算，可见，东西方国家在许多问题上面临相似的困难，并且在寻求解决办法上日益殊途同归。
张维平：实际上，社会主义经济为什么必然要是高度集权的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究，马克思与列宁并没有说过这两者之间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把行政方法用于管理经济、并进而对社会生活的非经济方面也事无巨细详加规范，势必会造成国家对个人权利的绝对支配地位，并造成人身依附关系的某些现代形式。由于这必然会压抑个体的创造素质，从而在经济上是负效益的。同时，从它造成了“不懂得自己权利的一代人”这个后果看，又必然是不利于社会的长远而协调的发展的。
伍晓鹰：所以说，改革不仅仅是经济的，也不仅是政治与法律体制方面的，而是包括一整代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与行为方式的深刻革命。当然，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通过引入或恢复市场机制，达到经济权力的一定程度的分散，即实现经济民主，乃是基础与首要的工程。换言之，由市场机制带动的民主化过程将是恢复社会生活动态均衡发展的先导步骤，舍此而他求，很可能会导致欲速不达的后果。
张维平：谈到这里，我们可否问一句：斯大林模式是不可避免的吗？
伍晓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例证是南斯拉夫模式的存在，在斯大林的面前，铁托硬似铁，他果敢地拒绝了苏联模式，从而为南斯拉夫人民争得了较广泛的经济与政治自主权。就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准备而言，我以为首先必须肯定，不对旧体制的弊端从理论上作深刻的揭露和全面的清算，新的运行机制的优点是不会被人们充分认识并广泛接受的。新旧斗争在改革时期首先表现为学术上的唇枪舌剑。
张维平：如果说，布哈林观点中那些已被历史证实是正确的东西之所以不能进入社会主义实践，原因在于这种本来应该由实践给以检验的理论争论很不幸地由武力作了裁决的话，那么我要说，斯大林模式的另一个致命伤是它通过对学术研究的行政干预，破坏了理论与实践的动态平衡。据一位苏联经济学家说，工业化年月所付出的无法估量的代价之一，就是使经济学的发展停止了二十年，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更新与增长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我们可以说，迄今为止人类所积累的全部知识的三分之二，都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获得的。
伍晓鹰：是的，苏联从三十年代工业化到五十年代初，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连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没有，斯大林本人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五十年代初问世后，才逐渐出现一些据以诠释并发挥但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所谓教本，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呢，斯大林个人的性格，好恶，智慧与缺陷在长时期里，从物质生产与理论和精神生产两方面成了苏联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张维平：所以作者莫舍·卢因指出了这个事实：在俄国形成经济体系的最初几个五年计划期间，伴随工业发展的是理论准备的惊人贫乏，不但经济学，而且社会学，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的其它门类统统被取消了。特别可悲的是，一方面强调计划经济，另一方面对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又几乎无人问津，计划方案的周密性又从何谈起呢？当理论贫弱不足以指导实践时，就只能诉诸国家的强制力了。
伍晓鹰：这个情况在一九二九年便被布哈林提出来了，当年一月二十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列宁和科学的任务》一文，指出决不能把制定计划当作可以随心所欲单凭经验进行猜测的活动，而是应当把它转变成一门专门的应用科学，但实际上从三十年代初期开始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苏联中断了对科学的计划工作的研究，这就说明了苏联的计划工作在长时期内是没有科学方法论和指标体系的，从这个角度去透视斯大林模式，其内在特征的盲目性和主观臆断的性质便昭然若揭。
张维平：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正是理论与实践的这种脱节，导致了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在所有权关系，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在生产、积累与消费，乃至在其它许许多多方面的动态失衡，或者说，苏联的工业化以及与此相伴的社会发展是一种非有机非自然的发展。在此，我们需再度声明，当我们用“动态均衡”为题来谈论莫舍·卢因的这本书时，其概念与西方动力学中的同名术语的内涵是有差别的，而且也无法概括我们讨论的这本书的内容。
伍晓鹰：同样露要说明的是，我们现在重新肯定布哈林的某些经济观点，并不是要“回到布哈林”去。布哈林的功过，列宁早就说得很清楚。至于我国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实践的发展，也绝非布哈林的观点所能说明和概括。但是，为了进一步前进，通过读书，了解前人的成果是必要的。
张维平：这就应得上一句话：“开卷有益”。
越南民族主义思潮发展概说 篇7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越南北部设立交趾郡, 到公元968年, 越南经历了一千多年的被中国统治的时期, 越南称之为“北属时期”。北属期形成的融合越南本土传统、中国传统和其他外来传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成为越南近代民族主义的群众基础和心理基础。1884年, 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法国殖民者借用“自治”来达到文化洗脑、民族同化的目的。到20世纪初, 越南国语和汉语为主的传统教育被废除, 法语和拉丁化越语教学大行其道。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 在客观上造成了越南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
越南虽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但从北属时期到独立的封建国家时期, 越南的民族认同已趋向统一, 并为后来民族意识的觉醒奠定了基础。近代以来, 越南本土的文化、来自中国的儒释道等东方文化以及法国殖民者在客观上带来的民族民主思想, 都促进了越南民族意识的觉醒, 并为越共领导抗法、抗美和反华战争提供了思想基础, 成为了越南民族主义之滥觞。
二、越南共产党指导思想中的民族主义
1. 从建党到越南独立 (1930—1945年)
1921年, 阮爱国 (胡志明) 加入法国共产党, 在法国各地进行反殖民主义的游说。1945年3月9日, 日本发动“三九政变”, 在越南建立亲日傀儡政权, 越南沦为日本殖民地。越南人民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新高潮。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这种形势下, 越共当即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决定发动总起义。9月2日, 胡志明在河内宣读《独立宣言》, 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胡志明在《独立宣言》中说 :“我们——代表越南全体人民的新越南的临时政府——宣布完全同法国脱离关系, 废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一切条约, 取消法国在越南的一切特权。……我们相信, 在德黑兰会议和旧金山会议中已经公认民族平等原则的同盟国, 决不会不承认越南民族的独立权利的。……一个八十多年来敢于反抗法国殖民主义者奴役的民族, 一个数年来敢于站在盟国一边共同反抗法西斯的民族, 这个民族应该获得自由, 这个民族应该获得独立!”足见, 从建党到建国, 民族主义是越共动员社会的思想武器。
2. 四次战争与越共的民族主义 (1945—1986 年)
1945年9月, 越南独立不久, 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越南在新中国的大力支援下, 赢得了“奠边府大捷”, 迫使法国于1954年7月21日在《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上签字, 越北解放。越南南方自1955年起, 由美国扶植的吴庭艳统治, 南北双方以17度纬线为界, 形成了长达二十年的对峙。越北人民坚持持久的抗美救国战争, 迫使美国和南越政权于1973年1月同越南北方政权签订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巴黎协定》。1975年3月初, 北方发动严惩南越伪政权破坏巴黎协定的春季总攻, 5月1日解放南部, 越南再次实现了南北统一。从胡志明等在抗美救国战争期间的言论来看, 民族主义性质的言论占绝大部分。之后, 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 对外扩张并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 从侧面反映了民族主义在越共领导人头脑中的极度膨胀。有学者认为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 黎笋“深受越南封建王朝统治者开疆扩土传统的影响, 又继承了法国殖民者‘印度支那联邦’的衣钵, 推行大越族扩张主义, 对柬埔寨、泰国、老挝、中国等邻国怀有扩张野心”。
3. 革新开放后越南民族主义的主流化 (1986 年至今)
1986年12月, 越共六大召开, 会议归纳了四条经验 :以民为本 ;尊重客观规律, 按客观规律办事 ;把民族的力量和时代的力量结合起来 ;加强党的建设, 使之与其肩负的任务相适应。越共“六大”后, 越南步入了全面革新开放的新阶段。2006年4月, 越共十大将“越南共产党是越南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全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修改为“越南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同时又是劳动人民和越南民族的先锋队 ;忠实代表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民族的利益”。这一变动, 更加突出了民族主义特性, “阶级”、“工人阶级”在越共的语境中已显得愈发不重要——甚至只是越共之所以能够诞生的诱因罢了。
三、结论与思考
综合上述分析, 越南悠久的文明史和被法国殖民的历史, 是越南民族主义的源头 ;越南共产党在其革命斗争的过程中, 也一直重视民族团结和民族解放, 在经历对法国、美国和中国的战争之后, 民族主义思潮越发高涨。革新开放后, 越共将“阶级”、“阶级斗争”等淡化, “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等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重心。越南的民族主义复兴与越南共产党有很大的关系 :越共用民族主义来定义胡志明等早期越共人领导越南人民的独立斗争 ;用民族主义的观点来定义胡志明思想 ;在与中国等周边国家发生冲突时, 强调民族主义等等。这种主流思潮的变化,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并不罕见。
参考文献
[1]沈云锁、潘强恩:《共产党通史 (第二卷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 》, 人民出版社, 2011
[2] (越南) 章收等:《越南历史 (1897一1918) 》, 河内,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3]余富兆:《越南历史》, 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1
[4]杨洪雨:《越南共产党革新开放的历程及其启示》, 中共中央党校硕士论文, 2011
女权主义思潮 篇8
关键词：女权社会主义思潮,中国女性,启示
西方女权社会主义思潮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 它由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两大思想流派所构成, 自兴起就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它不单单是考察和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妇女问题, 而且将妇女发展的前景与社会主义的命运前途联系在一起, 为各国女性的解放指明了道路。而我国“男尊女卑”的现象自古以来就存在, 女性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至今屡见不鲜, 认真分析和总结女权社会主义思潮的精神实质, 结合当下中国女性发展的现状, 可以得到相应启示。
一、女权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涵
女权社会主义思潮的思想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 由于内部派别的不同其思想内涵也存在一些差异。比如:女权社会主义者在前期比较关注女性在家庭领域的发展并作出相应分析, 而后期开始更加注重对意识形态中非经济领域的探讨;美国的女权主义者较多地从事探索性的宏观研究, 英国的同行们则一般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1]等等。即便如此, 从女权社会主义中可以总结和提炼出共同的思想内涵,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1.“男女平等”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
男女平等, 一般是指男女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的各个领域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履行相同的义务。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业和技术的发展为妇女的解放准备了前提条件, 一大批妇女解放运动也使妇女争得了相应的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 但并没有因此而彻底改变女性在社会中受压迫的地位和现状。首先, 家庭仍是绝大多数女性的主要活动领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女性在工作领域中职位相应地增多, 她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社会劳动中, 但其在家庭领域仍需要付出和之前一样的心血, 这就相当于女性要承担双重的压力和负担;其次, 女性对于家庭的牺牲较多, 却仍处于从属的地位。妇女在家庭中承担着最主要的家务劳动, 为家人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这似乎已经理所当然地被视作是妇女应当履行的义务, 而也有很多女性是家庭暴力的承担者, 这显然对女性不公;第三, 女性在社会劳动领域处于弱势地位。表面上看起来女性参与社会工作的机会和人数越来越多, 但实际上劳动市场上存在较多歧视女性的现象。很多企业在招工时限制女性, 甚者女性怀孕会面临辞退的风险, 大多数女性限定在售货员、护士、小学教师等工资较低的职业范围内。让更多的妇女去参与社会劳动, 拥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大力宣扬“人人生而平等”理念, 使妇女获得真正的平等和自由, 是女权社会主义者追寻的信念和目标。
2.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结合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 女性的地位得到了相应的提升, 但是其受压迫的情况依然存在, 其中有生理方面的原因, 也有社会层面的原因, 不是单一的, 而是具体的。毋庸置疑, 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确立和发展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 而在资本迅速集中, 经济高速发展, 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同时,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社会不公平现象愈演愈烈。私有制的产生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是造成妇女地位低下的首要原因, 而比较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则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父权制。女权社会主义者把两者结合起来, 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不仅在于资本主义, 还在于父权制, 在于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结合。[2]而男性利用了这一点来强化他们的权力, 使妇女从经济根源上对他们形成依赖。
3. 妇女解放是以经济解放为主的整体性解放
女权社会主义者所强调的妇女解放是使其获取经济来源, 从根本上实现解放。因为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 只有经济上实现了独立, 才能享有相应的权利, 妇女解放亦是如此。如果让妇女获得经济上的独立, 使其与男性享有同等的经济基础, 那妇女的话语权、社会地位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女权社会主义者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 不断与时代的发展趋势相结合, 提出了妇女解放的三个方法:第一, 妇女进入劳动市场, 从中赚取一定的经济收入, 逐渐改变经济依赖性;第二, 家庭劳动以工资的方式计入;第三, 家务劳动社会化, 将妇女部分家务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 提高其工资待遇与社会地位。这些都是实现妇女解放的重要路径。
二、中国女性发展的现状
自“女娲”之后, 中国已基本进入父系社会。纵观历史, 虽也曾出现过一些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 譬如吕雉、武则天、慈禧等, 她们一度成为权倾天下、左右中华历史的大人物, 但总体来讲, 中国依然是一个极其讲究“男尊女卑”的社会。在新世纪里, 这种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们越来越注重男女平等, 为女性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空间, 但妇女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 依然有许多地方没有得到妥善处理。
1. 女性在社会公共领域的现状
虽然我国一直在倡导“男女平等”, 也鼓励女性进入公共领域工作, 但是, 女性在公共领域处于弱势地位的现状并没有改变。例如, 一些工作岗位会直接或间接地拒绝接受女性员工, 因为他们认为女性更适合去从事加工类工作, 如电子、纺织等, 而这些工作的薪酬往往并不理想;在机关事业单位中, 即便是同男性在相同条件下去竞争, 女性也总会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 因为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着绝大多数的家务劳动, 她们需要用更多的精力去照顾老人和孩子, 当要获得一项职务或职称时就要付出双倍甚至更多的努力——虽然从情感上讲女性对于家庭的付出是她们所愿意的, 但这确实造成了男性与女性在竞争上的不公平[3];行政岗位中, 虽然近些年社会上关于“拓宽干部选拔路子”的呼声一直很高, 但不难发现, 我国行政单位里女性官员所占比例依然极小, 无论各级人大代表还是各省、市、县、乡政府单位, 女性官员的数量都只能算是总体中的点缀。
2. 女性在家庭领域的现状
中国父权制的价值观念由来已久。比如我国婚姻中自古有着“郎才女貌”的说法, 且绝大多数人都习以为常, 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但实际上这是一种“父权制”的价值观念。因为“貌”是先天的, 而“才”是可以后天获取的, 对男性来讲, 先天长得丑并没有关系, 可以通过对知识的学习来弥补, 貌丑但有才的男性依然可以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丰厚的物质财富, 而女性往往被认为“无才便是德”, 这种观念无形中将男女双方放在了极不平等的位置上。又如, 我们经常说:女主内、男主外, 故而女性在家庭中往往要承担繁重的家庭劳动, 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老人和孩子, 并且这种付出还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再如, 结婚的男女双方中男性会有着较高的学历, 这并不是男性比女性更聪明, 而是男性倾向于找一个学历低于自己且年轻漂亮的女性作为妻子, 他们天生不愿处于被驾驭的地位, 这就不难解释国内频繁出现的“女博士找对象难”这一中国特色现象。更为严重的是在农村, 重男轻女现象很严重, 当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时, 妻子有可能会被公婆逼迫再生一个男孩, 甚至有的家庭在妇女怀孕时做B超性别鉴定, 一旦查出胎儿是女性便堕胎, 直至怀上儿子为止。中国人自古重视生育男孩, 并冠冕堂皇地称之为“为了延续香火, 传宗接代”, 殊不知女性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同样重要。
三、女权社会主义思潮对当代中国女性发展的启示
西方女权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压迫奋力反抗, 不断追求女性的解放, 她们是当代西方社会的一股左翼思潮, 这股思潮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生理等不同的方面都对当代女性所面临的困境进行深入的研究, 通过分析她们受到压迫的原因, 尝试寻找使妇女获得解放的实际策略, 而事实上他们在很多方面确实已经做了相当深入的探索。[4]在一定程度上西方女权社会主义同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有着很多分歧, 但不可否认, 她们看待问题的独特视角和先进的意识形态依然远超其他女权流派, 其思想理论对于我国女性认识和解放自己有着较高的借鉴意义。
1. 树立自立自强的观念
“人人生而平等”, 作为一名女性, 如果要想得到应有的权利和自由, 必须要从意识上觉醒, 不能受传统观念的束缚, 同样的, 女性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 首先要在意识上解放自我。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我国女性很容易产生一种人格上的依附心理, 潜意识里会以男性为中心, 这种“男尊女卑”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在新世纪, 男女平等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而是切切实实被运用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女性要树立足够的自信心, 志存高远, 心怀祖国, 勇于担当, 积极进取, 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扮演好女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角色, 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充分发挥女性“半边天”的作用, 做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
2. 争取经济上获得独立
“男女平等”不能只是一句空话, 要实现男女在方方面面的平等, 就要注重将女性的社会地位提高到同男性一样的高度上来, 经济上的独立是男女平等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环节。女性只有愿意参与, 并且能够参与到社会劳动中去, 获得独立的收入, 才能摆脱经济上的依附性, 提高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积极参加社会劳动并获得经济报酬不仅是每个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履行的社会义务, 而且是男女平等的现代社会中女性应当享有的权利, 因为只有取得经济上的独立, 才能在家庭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 并进一步在社会职业的竞争中占有更加公平合理的地位, 获得自身的独立和解放。
3. 追求平等的权利和自由
我国《宪法》规定, 无论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还是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 女性都应同男性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其中政治权利是女性首先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女性应当更多地被允许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 享有相同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同男性一样平等地参与国家建设和管理。如今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 女性应该被给予公平的机会, 以便她们投身于国家建设、投身到社会政治领域中去, 真正实现法律上的男女平等, 发挥她们的潜力和作用, 从政治上实现解放。
美国《独立宣言》开篇即讲到, 人生而平等, 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纵观人类历史, 女性在推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同男性一样重要的作用, 她们的贡献性并不弱于男性。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待女性地位问题, 勇敢地为实现“男女平等”而奋斗, 不断追求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以早日实现人类的全面解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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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文主义思潮及其教育启示 篇9
一、人文主义思潮的主要观点
1.主张人性、人权,否定神性、神权
人文主义者肯定和重视人性、人权,主张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从人的立场出发,为了人本身而赞美和肯定人生。人自身就是目的,人是人类生活的中心;人是为人自身而生活着的,而不是以神为目的,仅是为神而服务的手段[1]。人文主义者要求将人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让一切服务于人。莎士比亚曾说:“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2]可见,人文主义者对人的赞美,突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思想。
人文主义思潮主张的人性即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求真、向善、臻美。苏格拉底在重视人性的同时,提出了人本无知,而要不断追求真知,最终实现美德教化。彼特拉克主张以人的思想代替神的思想,促使人们对人性的思索。康德的理性主义将人性与理性结合,突出了人性中的理性价值。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以人性作为理论基础,开展对人生命的哲学探究。由此可见,重视人性是人文主义思潮的基本主张。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是人性中对真善美的追求。求真以知识为基础,求善以发展人的道德,按照美的尺度创造世界是人的不懈追求。人文主义思潮重视人权,认为人们具有天赋的自然权利即“天赋人权”。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正是由于肯定了人性、人权,才有了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正是由于反对神学与封建统治,才出现了近代民主;正是在反对禁欲主义,才出现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可以说,主张人性、人权,否定神性、神权作为人文主义思潮的基本主张,促进了对人的不断思索,更促进了社会文明的发展。
2.肯定人生价值,尊重人格尊严
人文主义思潮肯定人的价值。人们通常把文艺复兴看作弘扬人的价值的标志,将从注重神的价值、物的价值转向重视肯定人的价值。启蒙运动时期突出人的理性,使人的价值获得巨大发展,提升了人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地位。16世纪,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莎士比亚对人类价值的赞美,都肯定了人生的价值。17世纪,人的理性、人的力量改变了自然界,社会获得空前的发展,人的价值进一步得到肯定。现代人文主义倡导人的非理性因素,扭转了人们过于强调人的理性而带来的众多社会问题,使人的价值在呼唤人的生存意志、情绪体验等非理性因素中获得新的发展。一般认为人的价值由三个要素构成:人的内在价值、人的外在价值、社会和他人对主体的人的尊重和满足[3]。人文主义思潮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实际上是肯定了人的内在价值、外在价值和社会对人的尊重,它突出人作为人自身的价值体系,以人的视角看待人的价值,以人为中心来凸显人生价值。
人文主义思潮肯定人生价值,需要尊重人的人格尊严。人的价值、意义、人性、生命等共同构成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内涵。古希腊人文主义重视人的德性与教化,显示人性的高贵。文艺复兴时期对人格尊严的尊重达到新的高度。启蒙运动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人的尊严。此外,现代观念赋予了尊重人的尊严的普遍性,每个人的尊严都应受到尊重。为了确保人的尊严得到尊重,需要通过法律提供一定的保障,从而使得尊重人的尊严从价值体系走向法律保障体系,进一步维护了人的尊严受到尊重的权利。总之,人文主义思潮肯定人生价值,尊重人格尊严,将人的价值与人的尊严协调统一,促进了人与社会的发展。
3.追求自由平等,实现和谐共生
纵观人文主义的历史发展,无不体现人们对自由、平等的不懈追求。古希腊思想家认为人是独立的、自由的。柏拉图构建的理想国,培养的是自由的人。亚里士多德提出灵魂说,认为人的灵魂是自由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强调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宗教改革时期,人文主义试图走出宗教的束缚,走向人的思想的自由解放。启蒙运动,强调人的理性,人的自由、平等在理性中获得巨大发展。康德提出“人是目的”,实质上是追求人权、平等、自由和民主。进入近现代社会,人的自由作为人的生命的本质特征,更是现代人的不懈追求。人类的发展史,是人类不断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身的发展史,是人类不断争取自由的发展史。在宗教神学的压迫中,人类失去了思想自由;在封建统治中,人失去了身体自由。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完善,人的身体自由和思想自由也在不断地发展,这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追求自由本身就是人的本质诉求。在人类发展史上,平等思想源远流长。纵观人文主义思潮的历史发展,无不在阐释着人的自由与平等,两者相伴相生,只有充分的自由,才意味着充分的平等。人文主义思潮追求人的自由、平等,才能实现人间的和谐共生,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人文主义思潮的教育启示
1.教育目的:重塑人的灵魂
每一项教育行动都是指向某个目的的一个过程的一部分[4]。教育亦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关于教育目的,学术界还存在诸多分歧。王道俊认为:“所谓教育目的,是指社会对教育所要造就的社会个体质量规格的总的设想或规定。”[5]顾明远在其编著的《教育大辞典》中提到:“教育目的是培养人的总目标。”[6]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的《教育学基础》一书中指出:“教育目的即教育意欲达到的归宿所在或所预期实现的结果。”[7]虽然不同的学者对教育目的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他们在培养人、尊重人、肯定人的价值等方面的认识却是统一的。然而,在知识化、信息化、技术化日趋膨胀的新时期,教育偏离了其赖以生长的人文轨道,逐步异化为一种以追求功利性和工具性为目的的教育。学校和家长对分数的追求使学生逐渐沦为一部部考试机器,导致对学生灵魂的遮蔽。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下,失去“灵魂”的学生犹如行尸走肉般“戴着镣铐在跳舞”,其生命意义与价值也悄然远逝。雅斯贝尔斯曾说过:“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8]因此,教育目的应倡导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重塑人的灵魂,重构教育对人的终极关怀,引导人们追寻生命的意义,实现生命的价值。
教育的真谛在于唤醒和重塑人的灵魂。实现教育对人的灵魂的塑造,首先要以人为本,将人自身作为教育的目的,摆脱功利主义的羁绊,为人立魂;其次,追寻教育智慧,铸造对人的终极关怀,教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要引导学生向着更高层次的境界探寻;最后,注重培养创新精神,创新精神是人的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创新精神的培养,实现人的灵魂的塑造。
2.教育过程: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公平与正义
教育过程是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地将一定的教育内容传授给受教育者,促使其身心向教育所预期的目标转变的复杂系统过程。公平与正义作为一种永恒的价值理念,是人类社会长期追寻的伟大理想和终极目标,是衡量一个社会和谐与否的甄别标准。教育作为一个过程性存在与展开的集合体,其终极指向是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公平与正义,指引人们在是非、善恶之间作出正确抉择,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
教育过程是一个目的性的过程,是为了达到预期的教育目标而进行的,是以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公平与正义而存在的动态过程。教育过程以公平与正义为依托,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让接受教育的人体会到公正、信任等价值的普遍存在,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公平与正义。教育制度、政策和实践等是教育过程的具体体现,其应根据并指向公平与正义。任何教育制度的安排、任何教育政策的提出,如果缺乏对教育正义追求的意愿,如果寻求推诿教育正义的理由,都会造成对教育价值的损毁,都会使教育不成教育[9]。因此,以公平与正义为基本理念,通过具体的教育制度、政策、实践等形式来追求教育公平,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公平与正义。
3.教育内容:凸显人文知识的价值
教育内容是教育活动中传授给学生的知识技能、思想观点、行为习惯等的总和[10]。知识是教育内容的基本构成元素,一般包括人文知识、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三种类型。19世纪英国著名教育家斯宾塞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文中指出,科学知识最有价值,为教育在其内容方面关注科学知识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社会变迁,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知识在得到极大丰富的同时,却逐渐忽视了人文知识的重要性,尤其表现在教育领域。教育中注重人文知识的培养,能够赋予学生一种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能够美化其心灵、完善其心智,真正把学生视为人而不是“工具”来培养,促使“教育让人成为人”这一目标的真正实现。因此,教育内容应当关注人文知识,凸显人文知识的价值,追求教育育人价值的实现。
教育内容凸显人文知识的价值,首先应确立人文主义教育理念,“所谓人文主义教育理念是指以人文精神作为教育的思想和理想,强调教育对人的精神的提升和对人的灵魂的塑造以及引导人们对智慧的追求”[11]。其次,提高人文知识在教育内容中的比例构成。只有在教育内容中有大量的人文知识,才能实现人文知识的价值,才能扭转教育内容过于重视科技的现状,才能实现教育由关注“物”向关注“人”的转变。最后,改善教育育人环境,让教育环境充满文化气息,促使学生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体验人文精神,寻回“失去”的自我。
4.教育方法:遵循人的规律与天性
教育方法是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指导学生为实现教育目的、完成教育任务而采取的一系列方法和手段的总称。天性是指人“先天”具有的,或“自然”所赋予的品质或性情[12]。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特定的发展规律,人也不例外。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提出教育要遵循自然,顺应人的天性和人的发展规律来施行。法国思想家卢梭在此基础上提出教育应以人的天性为前提,尊重儿童的天性,采取符合儿童天性的教育方法。然而,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在对物欲的追逐过程中逐渐迷失了自我,教育的功利化倾向也日趋突出,严重影响了教育的发展。在教育方法上遵循人的规律与天性,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发展受到遗传、环境、教育等多方面的影响,让教育发挥对人发展的积极影响,就应该在教育方法上按照人的规律来教,满足人学习的天性需要和兴趣爱好,最终实现人的发展。
女权主义思潮 篇10
关键词：建筑文脉,内涵,西方文脉主义,历史源流
1. 引言
“文脉”(Context)真正受到关注始于后现代建筑思潮,是其作为后现代建筑思潮的标签而出现,这种文脉主义思潮最终由于同历史复古主义的“混淆不清”而逐渐退出了建筑设计的主流舞台。然而这种关注建筑或者城市所处的历史环境价值的理论方法是十分重要的,自上世纪80年代西方建筑思潮传入国内以来,随着文脉内涵的转译、扩展,其逐渐进入建筑及城市设计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并对我国当代建筑理论的建构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文脉一词的“泛化”使得对其内涵特征的认知缺乏完整性和准确性,对于“文脉”内涵的重新审视及其发展源流的梳理是必要且具有重要意义的。
2. 文脉释义
国外学者方面,文丘里在其著作《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中通过引述E.W.Sinnott关于动植物形式的描述来说明文脉与建筑形式之间的关系,“植物或动物特有形式不仅决定于有机体的基因……而且还决定与基因组织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知的基因并不能控制特定的性格,但对特定的环境产生特定的反应。”在这里,文丘里将文脉视作建筑外部环境;《建筑大辞典》中关于文脉的解释是:“以文脉主义的立场为基础,对整体环境,或者部分的特征,或者其构造的解读。具体地说,方位、地形、水系、植物、街道模式等空间的基本构造以及从城市整体所见到的建筑位置、建筑样式、建筑群的特性等所规定的相互关系。”[1]
国内学者方面,比如张钦楠先生将“文脉”看成文化环境;段进在《广义文脉与规划设计教育》一文中指出:“‘文脉’的使用应是一个广义、整体的概念。但在目前的阐释中尤其是使用中,由于着重强调历史文脉的传承、历史文化的保护等方面而逐步淡忘了原有的完整含义”,并将“文脉”定义为“介于事物各种元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局部和整体之间的外部联系”。[2]
文脉并非建筑界的独创,其最早来自语言学领域的探讨,费雷格在《算术基础》一书中写道:“应该将语言的意思放在与句子相关联的问题当中来进行讨论,而不能将其视为一个孤立的问题去对待”,其认为不应将某个独立的单词词意作为语言去理解,而应当将其置于文章的之中,句子在文章中才具有意义,正是这一观点产生了文脉。文脉一词源自英文“context”,拉丁文为“contextus”,意为文章的前后关系、与事物相关的背景和状况,通俗地讲,“文脉”就是人类创造的事物内部之间以及事物与事物之间所有关联的综合。
综上所述,可以梳理出建筑“文脉”内涵的两条认知主线:一是空间向度,指的是建筑所处的物质空间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其中人工环境为人类所创造,在不同程度上是与其相关的意识文化的载体,属于文化范畴;二是时间向度,指的是建筑产生、发展所依赖的社会、文化背景。
3. 西方文脉主义思潮发展历史源流
西方文脉主义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萌芽时期(20世纪60年代初期之前)、全面发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转折时期(始于20世纪80年代)。
3.1 萌芽时期
在工业时代,处在现代主义宣扬与历史决裂、旨在创造一种复合工业化时代精神的美学艺术形式的局面之中,即便在那个最微弱的年代,“回归历史”的声音却从未停止过。一次大战后,美国诗人艾略特在其著作《传统和个人的才能》一文中指出个人的创作才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基于对传统的认知之上,不能无视历史,而应该充分地感受存在于现代的“历史”,艾略特的“历史感”在这一时期的建筑界得到了继承和发扬。[3]1947年,Colin Rowe在《理想别墅的数学》一书中将帕拉迪奥和柯布西耶的别墅做了比较,并从中指出对于历史的模仿和引用之间的区别,开始关注建筑形式中的“历史”性;[4]1950年,文丘里在其硕士论文《关于建筑构成的文脉》一文中认为建筑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同城市整体空间环境相关,“含义产生于文脉,文脉如果变化,含义也将发生变化”;1961年,美国城市理论家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对于以功能分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以及现代乌托邦式的城市规划方法进行了批判,同时指出了城市建设过程中原有历史文脉和地域性的重要意义;[5]此外,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历史环境保护指出历史环境的保护应当基于历史遗产保护的基础上,并通过了《国家历史保护法》,再次将公众视线引入对于城市历史环境的保护方面。随着上述理论著作的陆续发表,西方基于文脉主义的研究已经呼之欲出。
3.2 全面发展时期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是文脉主义思潮全面爆发的时期,在这期间,许多建筑师、理论家基于不同视角和研究方法对文脉主义进行了研究,鉴于研究内容繁杂,特以代表人物及其代表流派为线索,梳理这一时期文脉主义思潮的理论研究成果。
Colin Rowe和康奈尔学派。Colin Rowe的学生Stuart Cohen最先提出文脉主义,在其著作《The Tall Office Building Urbanistically Reconsidered》、《From Urbanism to a Theory of Appropriate Form》中对自己的文脉主义理念进行了充分地说明,并和Steven Hurtt一起提出了将康奈尔学派共同的设计理念称之为文脉主义,该学派设计理念认为城市设计中新建区域应当与文脉相呼应,以此获得城市的整体感。1974年,Stuart Cohen在《物理的文脉和文化的文脉》一文中将文脉概念分为“物理文脉”(physical context)和“文化文脉”(cultural context)两部分,前者指的是建筑意义通过具有含义性的形式具象地表现出来,后者则指的是观察者通过建筑的类型特征来理解建筑的含义;[6]1978年,Colin Rowe所著的《拼贴城市》则是康奈尔学派进行文脉研究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其在书中关注城市的历时性特征,认为城市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城市风貌格局是由各个历史时期的形态拼贴而成,城市是历史的集合。Colin Rowe认为城市设计应当从历史元素中获取灵感,并对其进行重构,以形成连续的、富有历史感的城市区域。[7]
文丘里和后现代主义。文丘里是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著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和《向拉斯韦加斯学习》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乃至文脉主义的代表作。文丘里在《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一书中批判了现代主义所提倡的技术论,认为建筑设计应当建立在城市历史和环境的基础之上,建筑形态是对特定城市文脉所做出的反应;[8]《向拉斯韦加斯学习》一书通过对拉斯韦加斯商业地段景观的调查,文丘里赞赏那些受到现代主义所排斥的大众喜欢的象征性建筑,比如挂满各式各样广告牌的商业建筑却成为拉斯韦加斯典型的城市形态。文丘里认为建筑形式所包含的象征性是十分重要的,并且认为通俗文化应当被视为文脉而受到尊重。詹克斯在其著作《后现代建筑语言》中提出建筑形式所蕴含的符号学含义是建筑表达其意义的重要方式,提倡建筑的多价值属性,詹克斯将文脉定义为“特定性+都市化”,即文脉包含城市历史结构和城市环境两方面;[9]1977年,罗伯特·斯特恩在《现代主义运动之后》一书中提出现代主义思潮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后现代主义,并且将其主要特征归纳为文脉主义、装饰主义和引喻主义,这是文脉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标签第一次被明确地提出,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文脉主义,罗伯特·斯特恩认为,“建筑是全体的一部分”“新的建筑要同环境相适应”,并提出了对历史建筑的正确参照等观点,有意将后现代主义同复古思潮区别开来。总之,后现代主义运动关注的是建筑形式的符号学含义,即通过对历史元素的引用,发挥其象征作用,来表达建筑内涵。
Aldo Rossi和新理性主义。新理性主义运动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战后的意大利城市空间的发展难以表现出稳定性,成郊社区甚至出现了混乱无序的状态。面对这样的局面,以罗西和G.格拉西为代表的意大利建筑师开始了对恢复城市秩序的探索,其方法就是运用类型学寻找城市文脉中的原型(prototype)特征。罗西在《城市建筑学》一书中认为建筑是“文化习俗的产物,文化的一部分通过编译进入表现的形式中,绝大部分编译进类型中……类型是深层结构”“类型可以从历史中的建筑抽取……类型不同于历史上某一建筑形式,而又具有历史因素,至少在本质上同历史相联系。”[10]在这里,罗西将文脉认为是历史文化习俗,将建筑对于历史文脉的表达分为两个部分,即建筑形式及其类型。类型源自历史,但区别于历史建筑的形式,而是其深层结构,类型比建筑形式对于文脉的理解更加重要。不难看出,后现代主义运动和新理性主义运动的相同点在于对现代主义均持有批判性,认为建筑设计不是孤立的,应当将建筑置入文脉之中,从历史中探寻新建筑的答案;二者的不同点在于前者认为文脉可以通过建筑形式的符号学含义来表达,后者则认为文脉则存在于历史建筑的深层结构(类型)之中。
3.3 转折时期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是西方国家文脉主义运动的全面发展时期,然而,进入80年代,这股思潮则出现了衰退的迹象,究其原因,则是“文脉主义”内涵理解的偏差和僵化所导致的。文脉主义同现代主义相比,正是由于其将建筑置于文脉之中,且对于文脉的表达方式有着不确定性和可能性,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而随着后现代主义运动的盛行,加之罗伯特·斯特恩将后现代主义运动的特征描述为文脉主义倾向,更加造成了文脉主义等同于后现代主义的印象.因此,建筑的文脉主义观被固化成为仅注重建筑形式的象征性(符号学含义)作用,关注与现存环境的一致性、连续性以及对历史元素的引用和转译。严格地说,罗伯特·斯特恩将文脉主义置于后现代主义的范畴,是混淆了“文脉”和“历史元素符号”这两个概念。这一时期对于文脉主义的批评声音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文脉的概念很模糊,而城市环境自身的结构和格局则十分清晰,将建筑置于环境之中比将其置于文脉中更加有效;第二,此类批评主要针对的是那些简单模仿相邻历史建筑的基于文脉主义的建筑作品。随着文脉主义内涵的不断僵化,建筑与其周围环境的“类似性”关系逐渐被认为是文脉主义的内涵,正如欧洲建筑史库哈斯所说的那样,“欧洲城市具有历史性……所以历史的保全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这种保存城市的概念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的话,那就会造成一种制约,也就是说文脉会舒服建筑师的手脚”,此后,随着对单一文脉主义观的批评不断增加,文脉主义逐渐从建筑思潮的主流中淡去。同时,我们不可以否认的是文脉主义的观点却仍然存在于当今的思想潮流之中,并对其产生重要的影响。[11]
4. 结语
西方建筑文脉主义思潮对于建筑文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文脉内涵及其发展源流的认知是构建文脉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在当前我国正经历文化趋同影响的背景之下,文脉理论为建筑地域性以及本土特色的保持和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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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及其启示 篇11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生态环境；人与自然；稳态经济
中图分类号：D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2-0095-02
一、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基本概述
生态社会主义思潮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尝试和理论探索，是第一次系统全面地阐述生态文明，并将生态理念上升到治国安邦的高度的政治思潮，它的一些理论主张和观点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生态哲学思想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自然界的存在有其合理的价值意义。人类只是整个自然界中的一部分，有生存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是有限的，与其他物种生存权利一样平等。现代人类为了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无休止的开发自然，造成了生态环境的重大破坏。因此，人类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行为，树立敬畏大自然的发展理念，调整经济发展模式，改变以往错误的发展方式，尊重自然规律，理性发展。
（二）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人与自然具有共同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人与自然在相互交往中走向统一，人与自然应该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对自然界无休止的掠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大自然无私的给予人类提供了生存的基础资料，使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同时，人类过度的索取也得到了大自然的“报应”，大自然用它特有的自然规律告诉人们，凡是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必然会遭受到应有的后果。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双向的、平等的、和谐的。人类在从大自然中索取的同时，也要善待它，掌握自然规律，合理的开发利用自然。
（三）提倡建立“稳态经济”社会模式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产生生态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过度发展的经济，无限扩大生产规模，无限的向自然界掠取资源。因此，要想摆脱这种困境，就要建立“稳态经济”模式。“稳态”经济就是指经济增长模式从数量的增加变为质量的飞跃，经济发展方式倾向于依靠科技和技术的提高，而不是规模的扩大，倡导大力发展小规模、无污染、高技术的企业，破除资本垄断企业。从而，使经济发展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增长，有效减少对自然的污染，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四）资本主义异化消费必然破坏生态环境
生态社会主义指出，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与资本主义的贪婪本质是息息相关的，资本主义追求过度消费，这种盲目的消费观念必然会破坏生态环境。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为了实现本阶级的利益，从生产和消费两端控制消费模式，他们崇尚一种过度的消费理念，错误的认为人类应该最大限度的实现个人消费目的，实现个人发展需要。
（五）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生态殖民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指出，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掠夺和剥削，对资源的掠夺和环境的破坏。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但造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国的生态危机，也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危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张，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推行生态殖民主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掠夺”，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危机，从而直接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因此，解决全球的生态危机，需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革。
二、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中国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示我们，如何处理好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在这个现实课题面前，生态社会主义给予了我们很多启示：一是要立足于促进生态平衡，走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道路，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和谐发展；二是要倡导一种积极的可持续发展观，通过大力发展和应用低耗、高效、无污染、可再生技术来营造绿色文明，从而使人类社会发展能够日益优化的生态系统中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三是要选择一个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人类社会发展，只能是经济的适度增长。在不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下、在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的增长；四是要将实施基层民主作为保护生态环境的一个有效载体，生态问题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建立在每一个公民生态保护意识之上；五是要将生态文明理念上升为治国安邦的方针，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统筹安排，整体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三、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探究
党的十八大对生态文明建设作了全面系统的部署，可见，我国生态问题已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建设生态文明紧迫且有必要性。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工程，只有不断的探索，不断借鉴，才能走出一条建设生态文明的康庄大道。根据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启示，结合我国实际，探究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径，应当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统筹规划，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一）政治层面
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在政治上将其提高一个层面，纳入到政治建设的一个大范畴中，上升到国家建设的高度，通过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有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1.加强生态法律法规建设。法律法规是推动一切事物发展的最有效机制。生态文明建设要想取得长足发展，就必须从制度层面来推动，用健全的法律法规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实施。因此，需要加快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法律法规体系的步伐，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依法治国的轨道之中，用法律法规制度保障实施。endprint
2.出台生态文明建设政策。强有力的支持政策对于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只倡导生态文明意识，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终归是海市蜃楼。因此，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积极出台相关政策，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在农业发展方面，坚持科技兴农，实现退耕还林还草、草原生态补偿、良种补贴、推进农业生态标准化建设等政策措施。在工业发展方面，要坚持治理在先，防治结合的原则，坚决执行节能减排，大力发展绿色工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第三产业方面，要发展高科技、清洁、低耗能产业，用现代理念经营，减少对环境的依赖，减少对生态的破坏，实现绿色发展，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二）经济层面
生态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建立稳态经济，可见，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在建设生态文明战略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关系，用科学的经济手段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1.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循环经济是对资源的重复利用和二次加工的一种经济运行模式。在具体实践中，就是实现经济方式转型，从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式增长方式转变，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占的比重，优化产业结构。同时，要建立循环经济体制，发展生态型立体式综合经济模式，对于废弃物品进行回收，加以循环利用。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强度，提高利用效率和效益。
2.全面实施清洁生产。清洁生产是指将综合预防的环境保护策略持续应用于生产过程和产品中，以期减少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清洁生产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在生产领域的源头保护了环境，减少了污染，因此，需要加大以清洁生产为主要内容的技术改造力度，鼓励企业节能降耗、节约水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防治工业污染等清洁生产技术改造项目。着力推进低碳发展，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加强节能降耗，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发展。
（三）文化层面
生态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态哲学基础之上的，要求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同样需要树立生态文化价值观念，构建生态道德建设，建设生态文化，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协调发展的社会意识形态。
1.积极构建生态道德建设。道德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方式，建设生态文化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构建生态道德。因此，要积极构建生态道德建设，重点从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中增加生态道德的实践和约束含量。切实加强生态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相互渗透、有机结合，为生态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2.大力开展生态教育建设。只有树立了生态环保意识，人们才能自觉保护环境，才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而生态环保意识的树立主要手段就是靠宣传教育，通过灌输的方式，使人们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因此，要大力开展生态教育，不仅在学校教育，更重要的是社会教育，采取举例子、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教育引导全体公民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增强保护环境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四）社会层面
生态文明建设从根本上说是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只有从社会层面解决每一个公民的思想问题，使每一个人树立生态文明意识，践行保护环境使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1.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在全社会倡导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理念”，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时，要充分利用一切社会资源，大力宣传普及生态文明理念，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
2.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是教育、卫生、医疗、文化、交通、生活服务状况和社会秩序等。通过创建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让人们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绿色文明带给人类的福祉。目前，我们要重点倡导建立以生态文化意识为主导的社会风气。良好的社会风气有助于人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特别是在向大自然索取的同时，能够理性的看到这种索取是有条件的是有代价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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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思潮 篇12
( 一) 部分大学生对革命历史的产生错误认识
由于时间的推移以及自身领悟能力等差异, 导致了部分大学生不能够全面掌握我国的革命历史, 再加上西方和平演变策略的进一步推动和种种社会思潮的相互作用, 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历史价值观, 对革命历史的评判角度也发生了一定的偏移, 产生了种种难以想象的错误历史观, 而其中对大学生革命历史观影响最大的当属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学校对大学生的正确革命历史观教育的效果, 部分学生存在错误的革命历史观, 一部分学生对我国的革命历史不闻不问甚至变相做出抵触的错误行为。部分大学生否定革命历史, 否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领导作用、决定作用, 忽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了革命事业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和巨大贡献, 进而产生了一系列的不当言论, 如: “告别革命论”、“拒绝壮烈论”等一系列的低俗言论和反历史观念, 更有甚者借助弘扬历史的大旗做一些危害社会稳定、影响和平的事情, 如支持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给甲级战犯平反的一系列活动, 这本是作为当代大学生应该极力抵触的事情, 但却有一些不良学生打着这一旗号煽动暴乱, 进行打砸等违法犯罪活动。更有甚者由于受到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错误影响, 从人性论的角度出发, 认为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是正义的行为。由此可见, 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对当前部分大学生的渗透作用是多么的明显, 对当代大学生产生的影响多么严重, 造成的错误现状若不及时改善, 只会愈演愈烈, 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 二) 部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信仰危机
部分当代大学生长期受不良社会思潮, 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消极影响, 发生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危机。一些学生极力贬损革命, 质疑中华民族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战争的正义性, 否定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发展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所起的指导作用, 进而否定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 在推崇保守主义的名义下, 否定革命, 歌颂改良。当代大学生作为引领社会发展的主力军, 若不能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含义并将其不断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 不断产生适应中国发展的新务实理论, 将受到极大的阻碍我国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发展始终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那就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救中国, 才能发展中国。
( 三) 部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产生怀疑
当前部分大学生由于受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 因而不断放大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挫折以及当前我国社会上存在的贪污腐败等丑恶的现象, 进而不断批判中国共产党, 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些言论不仅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同时也使一些思想清白的大学生产生了困惑和迷茫, 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的鼓吹下, 部分大学生产生了抵触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不良情绪, 更有甚者部分大学生出现了反党反社会倾向, 并付诸行动, 策划组织反党反社会活动, 给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同时, 历史虚无主义者到处散布入党无用论等反党论调, 甚至利用受历史虚无主义影响, 立场不坚定的学生, 不断打击、排斥、诽谤入党的学生, 产生大学生退党的现象。如果当代大学生不能坚定自己的思想理论根基, 一旦让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钻了空子并且成为当代大学生的普遍意识, 无视自己身上的责任, 我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就无从谈起。
二、形成历史虚无主义危害的原因
历史虚无主义已经对中国的部分大学生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 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进步, 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甚至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 动摇国之根本。如果不能及早解决这一问题, 放任自流, 任其发展, 其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伤害将不可估量。所以, 为进一步找出应对此错误思潮的方法及早解决相应问题, 我们就应该深挖问题实质, 找出问题产生的原因, 对症下药, 只有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才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不留后患。深入研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演进、表现和特征, 总结起来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点, 供与参考:
( 一)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利用网络、文学作品等各种形式对高校学生产生消极影响
改革开放之初, 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 危害展现, 但由于当时的社会现状使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能像现在一样快速发展。但到了当代社会, 高校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影响力, 已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断侵蚀, 渗透的主要目标。当前历史虚无主义对高校师生的影响存在两种途径, 一种是显性的, 一种是隐形的, 现行的主要是通过讲学、讲座、著作等显而易见的途径对当代师生进行渗透, 但这种方式过于明显, 在具有一定的思想抵御能力的高校学生面前难以起到作用。但另一种隐形途径的危害对高校师生的危害可就不能小觑了。隐形途径主要包括, 影视、网络、自媒体等。当代社会言论自由度高, 网络高度发达, 信息传递快、内容传播广、形式新颖多样, 使得高校学生乐于通过互联网来获取信息。由于高校学生接触社会的途径丰富多样并深受网络“毒瘾”的影响, 对网络有着难以理解的依赖性, 这就使得一些别有用心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利用网络自由传播不合适宜的历史虚无主义言论, 这些言论在网络上、影视剧里到处散播, 由于其标题夺目, 内容奇特吸引了不少大学生的眼球, 这就使得部分大学生在日常的网络休闲中不自觉的、潜移默化的接受了不应有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熏陶, 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作了传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受众。高校学生做为拥有知识、文化较多的群体, 又因为其入世未深, 自身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还没能够健全和定型, 这就使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能够对高校学生产生较大影响, 污染了校园大环境, 影响社会主旋律的发展, 最终使得部分大学生远离“正道”走向歧途。
( 二)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设置失当
目前, 我国的教育理念主要是培养适合社会需要与祖国发展的高能人才,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我国将现有的教育分为学前、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等几个部分, 但在这几个部分中应试教育还是占了主角, 这就导致我国的教育往往注重基础学科的教育, 对于思想的教育不够重视。进入大学以后, 学校为了让学生们更好的就业, 尽快适应社会, 也更多的注重专业课教育, 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 忽略了思想教育, 政治理论课设置的不多, 甚至处于停摆状态或者是根本不设置, 导致部分大学生存在思想上的迷茫, 不能够正确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 不能够正确认识自己, 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渗透的对象。另一方面, 目前高校政治理论课所教授的内容也不够新颖, 不注重实践, 缺乏说服性, 学生对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没有积极性, 同时, 很多高校的政治理论课并不是考试课, 一般都是设置为考查课, 学生根本不重视。这些就导致当前部分大学生对政治理论学习的效率低下, 对不良社会思潮抵制力不强。
( 三) 部分当代大学生自身意志薄弱
当代大学生受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不良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内因起到了重大作用。当代大学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应试教育的局限, 网络媒体的渗透, 加之自身的一些问题, 往往思想迷茫, 缺乏共产主义信仰, 而恰恰是这些问题被历史虚无主义者找到缺口, 进而进行不良渗透。
( 四) 西方敌对势力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领域的进行大量渗透
西方敌对势力认为西方的价值是代表人类的“普世价值”, 并且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异类, 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大一统, 所以自社会主义诞生之初, 西方敌对势力就从未放弃对社会主义的扼杀。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优势, 打着“和平演变”旗号, 利用在国际交往中的强势话语权, 不断扩宽意识形态渗透的辐射面, 加强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
种种原因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部分大学生的思想领域造成了恶劣影响, 并导致了部分大学生产生了反党反社会的思想, 参与了一些反党反社会的违法犯罪活动, 为了更好的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社会的稳定发展, 国家的长治久安, 我们应努力想出应对策略, 积极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防止其在我国的蔓延。
三、矫正历史虚无主义危害当代大学生的对策
( 一) 加强网络监管, 管控文化影响
首先, 若要及时矫正历史虚无主义的消极影响, 就必须要进一步强化相关国家监督管理部门的执法力度, 对执法效果进行监督, 对网络上的相关不良信息时刻跟踪, 及时管控, 对于一些否定社会主义, 否定中国共产党的“知道分子”, 要严厉教育并施以惩罚, 绝不手软。同时积极利用网络 ( 博客、论坛、微博) 等相关媒介对网络“知道分子”以及受其蒙骗的广大高校学生进行及时的宣传与指导, 让受蒙蔽大学生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拥护党, 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其次, 要适度加大对文学作品的审核力度, 对于一些具有反党、反社会倾向的文学作品要及时制止。同时要用优秀的影视文学作品去鼓舞人, 例如用反映抗战生活、反映领导人生平的作品去鼓舞人心, 引导当代高校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观。
( 二) 改进高校课程设置, 明确教学目标
首先, 大力开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授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科学辩证法去思考认识当代社会现象与我党的历史。同时学校可以开展专门的有关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课程, 剖析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与危害, 并适当开展情景教学, 让学生能身临其境的感受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无数先烈奋勇战斗的光辉历史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取得巨大进步。
其次, 开办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相关课程, 让学生思想上有信仰,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渗透, 坚定大学生的共产主义信仰与信心, 凝聚共识。
( 三) 鼓励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 积累阅历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 高校应鼓励大学生多去参加关于认知历史虚无主义的相关实践, 在实践中培养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价值观。让学生们走出校门, 走进社会亲眼目睹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 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与自豪感, 从而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 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生活与实践, 在源头上“上锁”, 为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摘要：近年来,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 在“重新评价”、“重写历史”的名义下, 设置“理论陷阱”, 宣扬“告别革命论”, 竭力贬损和否定中国革命。不断向大学生群体渗透, 波及层面越发扩大, 波及程度越发深入, 并在高校中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造成了部分大学生发生种种思想问题, 本文着重阐述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产生的影响及其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及解决对策, 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历史虚无主义,大学生,影响
参考文献
[1]梅荣政.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