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精选8篇）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篇1
广西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硕士生论文(作业)
学生:XX
专业:结构工程
学号:0503303017
指导老师:XX老师
日期: 2006 年 5月
日
当代西方社会主义思潮
广西大学土木工程学院05级研究生 XX 学号
0503303017 引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obert Heilbroner）在影响广泛的《纽约客》上宣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竞争，在其正式开始后不到75年的时间内已经结束，资本主义获得了最终胜利。”
兰德公司的主要成员福山则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的完结。他断定：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状态。现在留待人类思考的基本问题不是别的，而是作为“历史终极状态”的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制度能否令人完全满意。问题的另一方面是，“1989年共产主义的垮台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这样一个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怎样回应自由主义者关于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而不是终结于社会主义的宣告。这种政治挑战迫切需要确立替代资本主义的其他选择，这些选择植根于人民的斗争。”因此，同样也有许多学者以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崩溃为契机，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特点和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在这种重新认识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新观点、新学说，各种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形成了社会主义思想上一场新的大讨论。
通过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检讨、对新的时代特征和科技发展的分析，对不少约定俗成的观念和范式提出了挑战，在实践上，这场讨论正在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进程产生影响。
主要讲授内容
一． 当代西方社会主义研究的整体状况 二． 当代西方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论题 三． 当代西方的“新社会主义观” 四． 当代西方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流派 五． 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态势
一、当代西方社会主义研究的整体状况 • 研究盛况：
第一，频繁举行国际性的社会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问题讨论会。第二，研究社会主义的论题更加广泛。
第三，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著述纷纷涌现。大致可分为三派，即“声讨派”、“反思派”、“乐观派”
• 显著特征： 第一，浓厚的理论化倾向。第二，明显的“趋同论”倾向。第三，民主社会主义化倾向加强。
第四，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异军突起。第五，具有一定的后现代主义倾向。
二、当代西方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论题
（一）反思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剧变 第一、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评价。第二、对苏东社会主义失败原因的分析。第三、关于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
（二）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
第一、美国学者J ·罗默的“政治民主”加“公平效率”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第二、法国的T·安德烈阿尼和M·费雷的企业自治社会主义模式。第三、美国学者布洛克的剥夺金融资本权力的社会主义模式。第四、美国学者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五、英国学者艾尔逊的市场社会化社会主义模式。
（三）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
国外学者大致有三种观点：
• 一种是以G ·拉比卡为首的一些左翼人士认为： • 另一种是以S·阿明为首的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 还有一种观点（以英国学者S ·塞耶斯为代表）则认为：
说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不等于说社会主义就要“消亡”。
“失败的是虚假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真实的社会主义；相反，失败了的资本主义是真实的资本主义而不是虚假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失败是因为没有实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失败是因为实现了资本主义。” ——尼加拉瓜神父卡德纳尔
有一些论者认为，社会主义的锋芒已经磨灭，现行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作出了太多太多的让步。殊不知，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向社会主义作出了种种“退让”，人们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看到社会主义的胜利。或者看作是社会主义因素的积累。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没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确立起来，但是社会主义的价 值目标通过左翼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的肌体内生成发展，从而逐渐改变着资本主义的制度特征。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的争论十分激烈，大致上可以分成三派：
• 一是“维护派”：苏东剧变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关系
• 二是“声讨派”：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大失败”
• 三是“死活派”：马克思主义有死去的和活着的之分 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
第一，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元的，而是一个多元的体系
第二，马克思主义不是完美无缺的，应当不断地加以修正和发展 第三，马克思主义不是政治的装饰品，应将其与政治区分开 第四，马克思主义不是随便可以分割的，应从整体上去把握 第五，马克思主义不是经院哲学，它应面向现实 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死去的东西和活着的东西 • 死的东西
第一，关于市场经济的学说 第二，关于权力和国家的学说 • 活的东西
第一，关于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 第二，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 第三，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论
（五）关于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
• 悲观论者认为： 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作用已经完结，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说法已成过去，科学社会主义再也不具备指导意义和具体的政治组织的作用。
• 乐观论者认为： 人类将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这如同资本主义在工业最发达国家取得胜利，成为一种世界性制度一样，社会主义也必将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制度建立起来。
（六）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问题
•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模式问题上：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单一发展模式论，不能用某一国家的单一模式去衡量和评价其它国家或民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 在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问题上： 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状况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图景，在发展道路上、发展模式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差别的，而这种差别是由各个国家具体情况决定的，因此是合理的、正常的。
评价：
第一，90年代国外社会主义研究的主流是进步的
第二，总结分析出的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对于我们有借鉴意义 第三，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所进行的深入的考察研究，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是有益的
第四，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存在着大量的良莠同存、鱼目混珠、甚至极其错误的的现象
第五，90年代国外社会主义研究还存在着两股不容忽视的“左”的和右的思潮
三、当代西方的“新社会主义观”
• “新社会主义”并不是90年代才出现的新名词，它在六七十年代一度很时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就占有重要地位。
• 90年代以来西方独立左翼人士的“新社会主义观”，正是由苏东剧变所引发的世界性大反思的结果。
• “新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出发点不同，它的主要任务不是对资本主义批判，而是着眼于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反思，并通过这种反思来构建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
•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新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
——“新社会主义”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人摆脱了官僚主义的集中化统治，真正成为社会和自己生活的主人。为此，必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实现工人自治或社会自治。在这种社会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经济增长并不是主要的目的，人的自由、人的解放才是唯一目的。
• 90年代后所出现的“新社会主义”：
——是在新的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其理论主张是与左翼政党的斗争实践紧密相连的，“新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已成为一种社会主义运动。由于阶级基础和斗争目标不同，90年代的“新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没有统一模式，不同政党有不同的理解。
• 90年代后国外（主要指西方）独立左翼人士的“新社会主义观”： ——尽管这些左翼代表人物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立场和理论局限，但仍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和目标，仍以否定和“替代”资本主义为己任。他们大多不受传统政党派别纲领的拘囿和限制，关注问题视野广阔，思考主题热点前沿，构建模式新颖独特，甚至形成了颇具特点的新理论流派，如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后工业社会主义和自由社会主义等。
（一）对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目标的认识
• 美国社会民主党思想家迈克·哈林顿 ：“人们说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我们说社会主义有许多种。” • 亚当·沙夫断定：“„社会主义‟一词是多义性的，其内涵缺乏明晰度。”
• 经济学家勒茨克·巴塞罗维茨认为，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至少可以作出4种不同的界定，它们分别是：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体制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的社会主义和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社会主义。• 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认为，社会主义始终意味着对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全方位保护。
•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经济学教授阿历克·诺夫指出：“社会主义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在这里大多数公民对其生活和工作有相当程度的控制，富有者不能享有过分的权力。”
• 著名的英国政治学家拉尔夫·米利班德认为：“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必须把社会主义看作既是对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秩序的延伸，又是对它的超越。……它们由三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一系列政策组成。其一是生活的民主化。其二是实现生活条件的平等化。其三，最重要的是经济活动的主要部门实行不同形式的社会所有制。”
• 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布鲁斯提出了三要素的社会主义概念：）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失去其经济社会进步作用这一历史进程的合法结果。）经济基础转变的关键因素，是生产资料从私人所有变为社会所有。3）社会主义将导致新秩序和旧秩序的决裂。
• 苏黎世大学经济学教授奥塔·锡克认为，必须把社会主义限定为一种社会体制，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社会主义‟这一术语是指刚刚脱胎于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低级阶段‟。社会主义意味着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代替私有制，从而防止作为其基本对立面的资本主义。”
• 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罗默（John Roemer）认为，“不能把社会主义简单地定义为一种公有制体系，而应当把它定义为这样一种体制，这种体制保证积累起来的利润能按比例平等地分配。
•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弗里德里克·巴纳德说：广义地说，社会主义传统上代表着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的相互依附、社会的不平等和经济上的剥削。
• 生态社会主义者劳伦斯·怀尔德说，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制度，不是“科学设计”的结果，而是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扬弃。
• 俄罗斯学者尤·克拉辛也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实现历史设定的目标的社会经济形态，而是向往建立平等、公正的社会制度而产生的思想政治潮流，是人类探索和谐关系的永恒主题。（1）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制度或体制。
（2）社会主义是一种改革或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
6（3）更多的论者把社会主义是价值综合体。（4）社会主义是对人类基本生活权利的捍卫和保护。（5）追求平等和效率是社会主义的两大基本价值
• 鉴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重效率甚于平等的现实体制，越来越多的西方社会主义学者把强调的重点放在平等而不是效率上。
•平等似乎是社会主义核心的和最主要的价值，“社会主义植根于平等主义”，社会主义始终与平等相联系。
• 对社会平等的信仰是迄今为止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特征。”
学者们从三个方面来论证平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
首先，平等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和基本政治权利，是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其次，社会的平等是每个人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的前提。再次，效率与平等并不矛盾，追求效率未必要牺牲平等。
——因此，强调效率甚于平等，就难以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界线。
• 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既应是指导工人阶级和全人类争取解放斗争的科学的理论武器，也是变革和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伟大的社会运动和实践，同时它还体现着人类亘古以来就孜孜以求的各种美好的社会愿望和价值追求，而它在现实社会和历史过程中必然要表现为一种社会制度，即现实的物质存在。
• 没有正确价值的追求是无畏的追求，空谈价值永远也不能够实现价值。• “制度社会主义” 与“价值社会主义”。
（二）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方案的设计 关于所有制问题：
所有制问题一直是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
• 第一种形式的社会所有制是混合所有制。
• 第二种社会所有制形式是资本和利润的社会化和公有化。关于经济运行机制问题： 第一：计划体制的弊端
首先，排斥经济生活的民主化……
其次，必然滋长严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特权现象，它是专制独裁的经济基础。
关于经济运行机制问题： 第二，倡导市场经济：
概括地说，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
具体来说，对于市场和计划的关系大体上有三种情况： 其
一、市场应在配置资源方面起主导作用 其
二、计划和市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同等重要
其
三、社会主义不应放弃计划，而是使计划更为民主合理 关于经济分配问题：
• 绝大多数国外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的财富分配相差悬殊的不平等现象，认为社会主义应该保证经济平等。
• 认为未来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资本主义的完全按资分配和差别悬殊，也不是国家社会主义那样的绝对平均和不合理。
（三）对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关系的再认识
其一、社会主义与民主不可分离，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民主的。
其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根本基础。亚当·沙夫认为，从社会主义的思想命题和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的消极经验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告诉我们，不可能存在没有民主的社会，也不可能存在没有持不同政见者的自由的民主，而没有一种由社会加以制度化的监督，没有政治多元化，就没有民主。如果不想民主变成空话，就必须使民主具有实际内容，这种内容以创造相应的经济条件为前提”。
• 西方社会主义者所向往的民主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 首先，社会主义应当实行人民自治制度。其次，社会主义必须推行多元主义政治。最后，建立经济民主制度，确保经济生活民主化。关于经济生活民主化：
“对经济生活民主化的承诺是今日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
——只有从制度上首先保证人民对经济生活的控制，进而扩展到对政治生活和机构的控制，才能推进自由、平等、正义，达到更大的平等。
——社会主义企业应由工人民主管理，工人们决定企业的生产和分配等一切事宜，这些事宜的决策必须民主制定，实行“一人一票制”。
• 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的批判：
——他们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非代表性和虚伪性极为不满，认为它是被资本的权力所篡夺和扭曲的民主。
——他们对于资本主义民主扭曲性和虚伪性的揭露，是设身处地、直中症结的，而且他们将民主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努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四）对未来社会主义实现主体的重新界定
• 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工人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主体。
• 托派左翼人士认为：
• 工人阶级仍然是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
• 大多数国外左翼知识分子认为：
• 要依靠一切进步的社会力量，包括各种新社会运动力量。
• 也有一些左翼人士在工人阶级之外寻求社会变革的依靠力量： 知识分子是未来社会的主要阶级和变革力量。
•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１．关于社会变革的动因： ２．关于社会变革的新的主体 ：
３．关于社会变革的途径、战略及策略：
——社会主义的实现主体及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动因、途径等问题是一个争论甚多、非常复杂的问题。独立左翼人士敏锐地洞察到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变化对于社会主义实现主体的性质和成分范围的挑战，力求寻找适应新时代的新主体，这一努力颇具现实意义。他们重新评定工人阶级的性质及其政治行动能力和政治取向，力求扩大工人阶级范围，改变传统工人阶级的面貌，扩大工人阶级与其他社会阶级和运动之间的联盟，这些都值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参考借鉴。
（五）关于适合后工业时代的社会主义的预测 • 其基本理论主张是：
——以新科技革命和社会主义前途之间的关系为主题，从时代变换的宏观角度探讨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前景。认为，迅速发展的新科技革命已经使世界由工业社会时代向后工业社会时代过渡，工业社会时代产生的工业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都已经发展到了自己的极限，必将被一种适应后工业社会的新型社会制度所取代，这种新型社会制度就是与工业化没有联系的、以后工业思维重新塑造的新型社会主义范式。
• 新型的社会主义具有如下特征： ——在社会形态方面： ——在经济生产组织形式方面： ——在政治管理组织形式方面： ——在社会主体方面：
评价：
——国外独立左翼人士“新社会主义”观的内容丰富多彩，他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和探索关系社会主义命运和未来的重大问题。这些学说和理论，事实上进一步丰富和提供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资源和素材。
——尽管他们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持批判态度，试图运用温和的或激进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光谱”中处于左的一极，但是，这些“新社会主义”理论不能科学地指出超越和替代发达资本主义的正确方向和道路，达不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境界。
——固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但是，9 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和思潮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
——科学社会主义与所有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在目标、性质、任务、价值取向上虽然有原则区别，但两者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在许多方面也有相通之处。
第一，从历史上，科学社会主义不仅从批判和吸取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成果产生，且从利用和改造其他社会主义流派中扩大自身社会影响、壮大自己的组织力量。第二，20世纪以来，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大都或多或少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科学社会主义与它们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的目标与任务，因而有兴衰与共的共同命运，不宜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推向资产阶级阵营。
第三，展望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重新振兴的基本前提是理论创新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创新，无论何种创新，科学社会主义都必须认真吸取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所积淀的积极成果。
四、当代西方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流派
（一）民主社会主义
（二）“第三条道路”的社会主义
（三）市场社会主义
（四）生态社会主义
（五）女权社会主义
（六）现代托派社会主义
（七）总体性社会主义
（八）欧洲共产主义
（九）伊斯兰社会主义
（十）后工业社会的社会主义
（十一）后社会主义
（十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构想的几种社会主义模式
(一)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流行于西欧北美，是西欧影响最大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以实现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思想民主和社会民主的社会主义为宗旨。
——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用和平渐进方式，利用民主、议会手段实行社会的改良。
——反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社会主义不再是要努力建立的一种制度，而是关于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
民主社会主义是把资本主义民主手段与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揉的改良主义理论。
（二）“第三条道路”的社会主义
——它是西方新左派为了把自己与老左派和新右派区别开来而量身定做的标签，是用以表明自己所走的是一条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新道路。
——认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社会正义，应当建立合作包容型的新社会关系，主张应该由政府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变，激发市民社会活力，以之作为与政治国家相对的民间领域，对政治权力的滥用发挥制衡作用。奉行“中间路线”，主张走折中路线改革福利制度，强调个人对自己负责。
——“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社会民主主义在现代条件下的新变种，体现着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它试图融合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基本理论和价值观念，发展一种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的政治民主形式。
（三）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是在原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受挫、西方世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情况下，西方一些左翼政党和理论家倡导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
——认为社会主义不但不排斥市场，而且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不可或缺的，应从市场就是资本主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的误区中走出来，将市场经济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结合起来。
——市场社会主义在80年代以来受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改革的影响，迅速扩大其影响范围，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也纷纷将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推向更深的层次，提出了许多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中基本理论主张有二：其一是依赖竞争的市场机制来交流商品，协调复杂的个体劳动。其二是坚持社会主义伦理原则，使社会成员平等的支配权和收入权制度化。
（四）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兴起的生态运动，80年代末90年代初臻于成熟，影响日益扩大，号称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之外的“第四种力量”。
——生态社会主义从关心人类前途和命运的人文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人类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矛盾和危机的结果，为此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地球”的口号。
——生态社会主义谋求“绿色”和“红色”两种政治力量的汇合，主张把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力图开辟一条既能消除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保护地球上人类生存的绿色环境，又能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最终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
１．对资本主义和“唯生产力论”的批判。２．对新殖民主义的批判。３．对军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批判。第二，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１．关于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异化问题２．关于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问题３．关于社会政治问题４．关于经济发展问题５．关于国际关系问题６．关于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问题
• 五）女权社会主义
——女权社会主义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两个前后相继的流派。80年代末90年代初，女权社会主义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后现代主义对女权社会主义产生了广泛影响。女权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是：
(1)妇女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依然没有摆脱受压迫的处境。(2)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结合。(3)妇女解放是以经济解放为主的整体性解放。
(4)必须开展多种形式的反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斗争。•
（六）现代托派社会主义
——托洛茨基主义是在20世纪20、30年代苏共内部斗争中形成的。1938年，他在巴黎领导建立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相对于共产国际，被称为第四国际。——托洛茨基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革命”，——托洛茨基严词批评斯大林的个人集权化和苏联社会的官僚化，最早预言了苏共和苏联的解体，认为苏联是“由新的特权阶层来管理的并被他们叛卖了的国家”，认为“党内民主的死亡导致工会和其他所有非党群众组织内的一般民主的死亡”，而这样的政党和国家，迟早要灭亡。
——目前他们努力改变其激进、极左形象，更加务实、团结。他们全力为世界新秩序和世界社会主义而斗争，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相当程度上成了世界贫苦工人的代言人，因而赢得了很大一部分人的支持。•
（七）总体性社会主义
——总体性社会主义产生于西欧发达国家。它强调，应该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上实现社会主义，不仅要比资本主义生产出更多东西，而且要把这些东西分配得更合理；不仅要消灭贫困和对抗，而且要改变人类生存性质，真正充分地满足人的意识和情感、劳动和休闲、道德和美学等方面的需要；不仅要消灭阶级差别以实现人们自然和谐、全面自由的发展，而且要排除集权政治以实现全体的、自发的、自治的、直接的民主。在实现手段上，它主张推进生产发展和社会改良。•
（八）欧洲共产主义
——欧洲共产主义理论由曾担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的社会主义理论家贝林格提出。其纲领主要是：用和平民主手段而非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对现成的国家机器进行改造更新，而非打碎废除；不实行共产党的绝对领导而建立多党联盟来领导国家，共产党在多党联盟中充当政治指导者；不实行工农联盟而建立一切民主力量、进步力量团结合作的广泛联盟。
——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以民主集中制为党的组织原则，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同时，它保留在丧失民主自由的特殊条件下使用暴力革命的权利。特别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具体道路。• 九）伊斯兰社会主义
这是在第三世界国家流行的颇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潮：
——伊斯兰社会主义流行于阿拉伯地区一些国家，它承认实现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但是，这种社会主义以阿拉伯民族意识和伊斯兰教义为依据，是既不侵犯私有制而又消灭剥削、人人平等、保护正义的社会状态。
——此外还有流行于非洲地区一些国家倡导的村社社会主义和南美洲地区一些国家提出的合作社会主义等等。
（十）后工业社会的社会主义
——这种思潮明显受当代的西方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启发和影响。是将西方流行一时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与共产主义思想信念结合起来，为后工业社会所作的制度、体制及价值观念的解释。后工业社会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人类面临如生态环境、资本短缺、人口爆炸、核武器的威胁等问题，只有通过共产主义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共同归宿和必然规律。•
（十一）后社会主义
——所谓后社会主义一般是西方学者对原先实行以苏联模式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反省、改革后，所选择的新发展道路的称谓。
——后社会主义者认为，以往的社会主义是不成熟的、教条化的社会主义，而后社会主义则是相对成熟的、符合各社会主义国家实情，以社会发展、公平、民主、效率为理念的社会主义。
——后社会主义者既批判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承认东欧国家的巨变是资本主义性质，而将巨变后这些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特征称之为“后社会主义”目前最有影响的几种“新社会主义”观点：
1.欧洲执政的社会党所提出的欧洲新社会主义思想
2.由前共产党改名的左翼政党和西欧共产党所提倡的“新社会主义”
3.以俄罗斯“争取新社会主义运动”为代表的新社会主义思想 •
（十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构想的几种社会主义模式
主要有两种取向
其一、工人自治取向的社会主义模式 • 科尔施提出的“实践社会主义”模式 • 葛兰西提出的“工厂委员会的社会主义”模式 • 列斐伏尔提出的“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模式 其
二、人道主义取向的社会主义模式
• 马尔库塞提出的“自由社会主义”或“解放的社会主义”模式 • 弗洛姆提出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
• 萨特提出的“有人性的社会主义”或“非独裁型的社会主义”模式 • 当代西方社会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产生的主要原因是：
• 首先对现有理论的质疑：其次，苏联模式的教训：最后，社会发展的启示：
“新社会主义思潮”评价
1.“新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是历史和现实的反映，其产生具客观必然性。2.90年代的“新社会主义”思潮，鱼龙混杂，派别纷呈，理论体系远未成熟。
3.“新社会主义”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反思和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探讨，将进一步活跃世界社会主义理论革新和政策调整，有助于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向纵深发展。对待当代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
• 放下“唯我独尊”的架势，区别情况，认真研究；既不能盲目赞赏，也不能武断否定。
• 多多吸取合理因素，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五、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态势
• 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特征： 第一，21世纪的社会主义是模式多样的社会主义。第二，21世纪的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第三，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将建立更加完备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第四，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将在艰难中曲折前进。• 21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将会出现如下趋势与特征：
1.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蓝图将作为共产党和人民大众追求的长远的奋斗目标，而不可能在目前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状况下完全实现。2.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将是发展“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3.在21世纪，“制度社会主义”在数量上不会有大幅度增加，尤其不大可能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但“价值社会主义”将无时无地不在孕育、生长 4.21世纪的社会主义在经济制度上将是市场取向的社会主义。
5.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有望在21世纪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新高潮的强大推动力。
• 社会主义流派在21世纪将有四种不同的命运：
（1）一些流派如民主社会主义、欧洲共产主义原属各政党将会依据20世纪历史经验和21世纪的新的历史发展，不断地进行理论调整、组织调整和战略策略调整，以保存和伺机发展自身。
（2）一些流派如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后工业社会主义等，由于提出和关注一些因时代发展变化而产生的、社会主义者必须认真对待的新课题，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3）一些流派会因僵化、“不合时宜”或是本来就仅仅是一种“附庸风雅”趋于消失。（4）出于对美好理想和更高级社会形态的向往与追求，新的社会主义流派会不断生成与发展，在世界形势有利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时期更是如此。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篇2
关键词：建筑文脉,内涵,西方文脉主义,历史源流
1. 引言
“文脉”(Context)真正受到关注始于后现代建筑思潮,是其作为后现代建筑思潮的标签而出现,这种文脉主义思潮最终由于同历史复古主义的“混淆不清”而逐渐退出了建筑设计的主流舞台。然而这种关注建筑或者城市所处的历史环境价值的理论方法是十分重要的,自上世纪80年代西方建筑思潮传入国内以来,随着文脉内涵的转译、扩展,其逐渐进入建筑及城市设计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并对我国当代建筑理论的建构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文脉一词的“泛化”使得对其内涵特征的认知缺乏完整性和准确性,对于“文脉”内涵的重新审视及其发展源流的梳理是必要且具有重要意义的。
2. 文脉释义
国外学者方面,文丘里在其著作《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中通过引述E.W.Sinnott关于动植物形式的描述来说明文脉与建筑形式之间的关系,“植物或动物特有形式不仅决定于有机体的基因……而且还决定与基因组织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知的基因并不能控制特定的性格,但对特定的环境产生特定的反应。”在这里,文丘里将文脉视作建筑外部环境;《建筑大辞典》中关于文脉的解释是:“以文脉主义的立场为基础,对整体环境,或者部分的特征,或者其构造的解读。具体地说,方位、地形、水系、植物、街道模式等空间的基本构造以及从城市整体所见到的建筑位置、建筑样式、建筑群的特性等所规定的相互关系。”[1]
国内学者方面,比如张钦楠先生将“文脉”看成文化环境;段进在《广义文脉与规划设计教育》一文中指出:“‘文脉’的使用应是一个广义、整体的概念。但在目前的阐释中尤其是使用中,由于着重强调历史文脉的传承、历史文化的保护等方面而逐步淡忘了原有的完整含义”,并将“文脉”定义为“介于事物各种元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局部和整体之间的外部联系”。[2]
文脉并非建筑界的独创,其最早来自语言学领域的探讨,费雷格在《算术基础》一书中写道:“应该将语言的意思放在与句子相关联的问题当中来进行讨论,而不能将其视为一个孤立的问题去对待”,其认为不应将某个独立的单词词意作为语言去理解,而应当将其置于文章的之中,句子在文章中才具有意义,正是这一观点产生了文脉。文脉一词源自英文“context”,拉丁文为“contextus”,意为文章的前后关系、与事物相关的背景和状况,通俗地讲,“文脉”就是人类创造的事物内部之间以及事物与事物之间所有关联的综合。
综上所述,可以梳理出建筑“文脉”内涵的两条认知主线:一是空间向度,指的是建筑所处的物质空间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其中人工环境为人类所创造,在不同程度上是与其相关的意识文化的载体,属于文化范畴;二是时间向度,指的是建筑产生、发展所依赖的社会、文化背景。
3. 西方文脉主义思潮发展历史源流
西方文脉主义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萌芽时期(20世纪60年代初期之前)、全面发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转折时期(始于20世纪80年代)。
3.1 萌芽时期
在工业时代,处在现代主义宣扬与历史决裂、旨在创造一种复合工业化时代精神的美学艺术形式的局面之中,即便在那个最微弱的年代,“回归历史”的声音却从未停止过。一次大战后,美国诗人艾略特在其著作《传统和个人的才能》一文中指出个人的创作才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基于对传统的认知之上,不能无视历史,而应该充分地感受存在于现代的“历史”,艾略特的“历史感”在这一时期的建筑界得到了继承和发扬。[3]1947年,Colin Rowe在《理想别墅的数学》一书中将帕拉迪奥和柯布西耶的别墅做了比较,并从中指出对于历史的模仿和引用之间的区别,开始关注建筑形式中的“历史”性;[4]1950年,文丘里在其硕士论文《关于建筑构成的文脉》一文中认为建筑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同城市整体空间环境相关,“含义产生于文脉,文脉如果变化,含义也将发生变化”;1961年,美国城市理论家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对于以功能分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以及现代乌托邦式的城市规划方法进行了批判,同时指出了城市建设过程中原有历史文脉和地域性的重要意义;[5]此外,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历史环境保护指出历史环境的保护应当基于历史遗产保护的基础上,并通过了《国家历史保护法》,再次将公众视线引入对于城市历史环境的保护方面。随着上述理论著作的陆续发表,西方基于文脉主义的研究已经呼之欲出。
3.2 全面发展时期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是文脉主义思潮全面爆发的时期,在这期间,许多建筑师、理论家基于不同视角和研究方法对文脉主义进行了研究,鉴于研究内容繁杂,特以代表人物及其代表流派为线索,梳理这一时期文脉主义思潮的理论研究成果。
Colin Rowe和康奈尔学派。Colin Rowe的学生Stuart Cohen最先提出文脉主义,在其著作《The Tall Office Building Urbanistically Reconsidered》、《From Urbanism to a Theory of Appropriate Form》中对自己的文脉主义理念进行了充分地说明,并和Steven Hurtt一起提出了将康奈尔学派共同的设计理念称之为文脉主义,该学派设计理念认为城市设计中新建区域应当与文脉相呼应,以此获得城市的整体感。1974年,Stuart Cohen在《物理的文脉和文化的文脉》一文中将文脉概念分为“物理文脉”(physical context)和“文化文脉”(cultural context)两部分,前者指的是建筑意义通过具有含义性的形式具象地表现出来,后者则指的是观察者通过建筑的类型特征来理解建筑的含义;[6]1978年,Colin Rowe所著的《拼贴城市》则是康奈尔学派进行文脉研究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其在书中关注城市的历时性特征,认为城市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城市风貌格局是由各个历史时期的形态拼贴而成,城市是历史的集合。Colin Rowe认为城市设计应当从历史元素中获取灵感,并对其进行重构,以形成连续的、富有历史感的城市区域。[7]
文丘里和后现代主义。文丘里是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著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和《向拉斯韦加斯学习》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乃至文脉主义的代表作。文丘里在《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一书中批判了现代主义所提倡的技术论,认为建筑设计应当建立在城市历史和环境的基础之上,建筑形态是对特定城市文脉所做出的反应;[8]《向拉斯韦加斯学习》一书通过对拉斯韦加斯商业地段景观的调查,文丘里赞赏那些受到现代主义所排斥的大众喜欢的象征性建筑,比如挂满各式各样广告牌的商业建筑却成为拉斯韦加斯典型的城市形态。文丘里认为建筑形式所包含的象征性是十分重要的,并且认为通俗文化应当被视为文脉而受到尊重。詹克斯在其著作《后现代建筑语言》中提出建筑形式所蕴含的符号学含义是建筑表达其意义的重要方式,提倡建筑的多价值属性,詹克斯将文脉定义为“特定性+都市化”,即文脉包含城市历史结构和城市环境两方面;[9]1977年,罗伯特·斯特恩在《现代主义运动之后》一书中提出现代主义思潮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后现代主义,并且将其主要特征归纳为文脉主义、装饰主义和引喻主义,这是文脉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标签第一次被明确地提出,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文脉主义,罗伯特·斯特恩认为,“建筑是全体的一部分”“新的建筑要同环境相适应”,并提出了对历史建筑的正确参照等观点,有意将后现代主义同复古思潮区别开来。总之,后现代主义运动关注的是建筑形式的符号学含义,即通过对历史元素的引用,发挥其象征作用,来表达建筑内涵。
Aldo Rossi和新理性主义。新理性主义运动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战后的意大利城市空间的发展难以表现出稳定性,成郊社区甚至出现了混乱无序的状态。面对这样的局面,以罗西和G.格拉西为代表的意大利建筑师开始了对恢复城市秩序的探索,其方法就是运用类型学寻找城市文脉中的原型(prototype)特征。罗西在《城市建筑学》一书中认为建筑是“文化习俗的产物,文化的一部分通过编译进入表现的形式中,绝大部分编译进类型中……类型是深层结构”“类型可以从历史中的建筑抽取……类型不同于历史上某一建筑形式,而又具有历史因素,至少在本质上同历史相联系。”[10]在这里,罗西将文脉认为是历史文化习俗,将建筑对于历史文脉的表达分为两个部分,即建筑形式及其类型。类型源自历史,但区别于历史建筑的形式,而是其深层结构,类型比建筑形式对于文脉的理解更加重要。不难看出,后现代主义运动和新理性主义运动的相同点在于对现代主义均持有批判性,认为建筑设计不是孤立的,应当将建筑置入文脉之中,从历史中探寻新建筑的答案;二者的不同点在于前者认为文脉可以通过建筑形式的符号学含义来表达,后者则认为文脉则存在于历史建筑的深层结构(类型)之中。
3.3 转折时期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是西方国家文脉主义运动的全面发展时期,然而,进入80年代,这股思潮则出现了衰退的迹象,究其原因,则是“文脉主义”内涵理解的偏差和僵化所导致的。文脉主义同现代主义相比,正是由于其将建筑置于文脉之中,且对于文脉的表达方式有着不确定性和可能性,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而随着后现代主义运动的盛行,加之罗伯特·斯特恩将后现代主义运动的特征描述为文脉主义倾向,更加造成了文脉主义等同于后现代主义的印象.因此,建筑的文脉主义观被固化成为仅注重建筑形式的象征性(符号学含义)作用,关注与现存环境的一致性、连续性以及对历史元素的引用和转译。严格地说,罗伯特·斯特恩将文脉主义置于后现代主义的范畴,是混淆了“文脉”和“历史元素符号”这两个概念。这一时期对于文脉主义的批评声音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文脉的概念很模糊,而城市环境自身的结构和格局则十分清晰,将建筑置于环境之中比将其置于文脉中更加有效;第二,此类批评主要针对的是那些简单模仿相邻历史建筑的基于文脉主义的建筑作品。随着文脉主义内涵的不断僵化,建筑与其周围环境的“类似性”关系逐渐被认为是文脉主义的内涵,正如欧洲建筑史库哈斯所说的那样,“欧洲城市具有历史性……所以历史的保全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这种保存城市的概念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的话,那就会造成一种制约,也就是说文脉会舒服建筑师的手脚”,此后,随着对单一文脉主义观的批评不断增加,文脉主义逐渐从建筑思潮的主流中淡去。同时,我们不可以否认的是文脉主义的观点却仍然存在于当今的思想潮流之中,并对其产生重要的影响。[11]
4. 结语
西方建筑文脉主义思潮对于建筑文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文脉内涵及其发展源流的认知是构建文脉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在当前我国正经历文化趋同影响的背景之下,文脉理论为建筑地域性以及本土特色的保持和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体系。
参考文献
[1].叶毅,吴钦照.建筑大辞典[M].北京:地震出版社,1992.
[2].段进.广义文脉与规划设计教育[J].规划师,2005(7):14-17.
[3].(英)托·斯·艾略特著.卞之琳等译.传统和个人才能[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4].Colin Rowe.The Mathematics of the Ideal Villa and Other Essays[M].The MIT Press,1947.
[5].(美)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江苏:译林出版社,2006.
[6].(日)秋元馨著.周博译.现代建筑文脉主义[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
[7].(美)柯林·罗,弗瑞德·科特著.童明译.拼贴城市[M].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8].(美)罗伯特·文丘里著.徐怡芳,王健译.向拉斯维加斯学习[M].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
[9].C.詹克斯著.李大夏译.后现代建筑语言[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10].阿尔多·罗西著,黄士钧译.城市建筑学[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篇3
关键词：西方文学;人文传统;思潮流派;深度关联
通常情况下，文学史的叙述往往会面临相互纠结的三个层面的问题：作品研究、作家研究和思潮研究。文学思潮是指在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思潮影响下形成具有某种共同思想倾向、艺术追求和广泛影响的文学潮流。对此，人们一般可从4个层面来对某一文学思潮进行观察和界定：（1）往往凝结为哲学世界观的特定社会文化思潮（其核心是关于人的观念），此乃该文学思潮产生发展的深层文化逻辑（文学是人学）。（2）完整、独特的诗学系统，此乃该文学思潮的理论表达。（3）流派、社团的大量涌现，并往往以运动的形式推进文学的发展，此乃该文学思潮在作家生态层面的现象显现。（4）新的文本实验和技巧创新，乃该文学思潮推进文学创作发展的最终成果展示。在此，笔者主要从文化哲学与文学传统的角度，谈谈西方文学课堂教学与教材编写中坚守人文传统与思潮流派这两个关联性元素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文学是一种审美生命形态。文学史应该通过学科内外部关系的谐和，把握学科品格的核心特征。文学史教学必须讲述文学与传统的关系，这里既有文学自身的传统，也有文学赖以置身的文化传统。从概念到概念的历史叙述是无法回到当年的理论框架中去的，必须着眼于发现历史的相关性，并在既定的文学史与概念的反思中探索主体如何在叙述中回归历史或最大限度地切近历史。就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来说，如果不能抓住“人”或者“人文观念”这一红线或母题，我们就不能很好地把握西方文化之精髓，也无法找到进入西方文学殿堂的钥匙。“人”之文化属性，彰显的乃是“人”之精神存在。人之精神自由的前提乃是精神独立，人的自我意识的真正起点在于发现自身的本质是灵魂。就西方文化而言，正是灵魂之于肉体的独立所生出的个人的精神自由，开启了人之无穷的猜测——实验，西方人才创造了辉煌的科学;开启了人之无限的想象——反叛，西方才创造了丰饶的艺术;开启了人之无尽的怀疑——思辨，西方才有了深刻的哲学;开启了人之无比的敬畏——虔诚，西方才有了博大的宗教。虽然生命哲学和现象学哲学兴起之后的当代西方文化自身内部发生了一些微妙调整，但总体来看，不同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式的一锅煮，西方文化强调灵与肉、个体与群体、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对立。“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乃是西方古典文化言说方式的基本特征。对立的双方既分立冲突，又互补共生，并最终统一于激越丰沛的生命意识与厚重丰富的人文精神，这正是西方文化生生不息不断展开的内在逻辑机制。
“认识你自己！”这是写在古希腊太阳神阿波罗神庙上的一句名言。这一名言正好体现了西方文化精神的本质特征：把人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不断探寻人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这种执著的探寻精神，乃西方文化演变的深层动因。受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西方文学也自始至终回荡着人对自我灵魂的拷问之声，蕴含着深沉而深刻的生命意识和人性内涵，从而形成了绵延不绝的人文传统。自文艺复兴始，西方文学先后出现了人文主义、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现象，形成了思潮流派更迭相继的独特发展模式，而贯穿这些思潮流派的恰恰是人性探索、灵魂拷问的人文精神和人本传统[1]。
学术界向来认为，古希腊—罗马文学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学（简称“两希）是西方文学的两大源头，然而，对这两大源头在文化内核上的异质互补特性却缺乏深刻的认识。在西方文学的课堂教学和教材编写中，对这两大传统在西方文学中如何延续与发展，更是缺乏深入阐释。尤其是对这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如何影响近代西方文学，并在西方文学中既对立又互补地得以延续，没有作深入的阐释。
古希腊文学是西方文学的源头之一，其间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童年时期那裸露的天真、浪漫的人性，蕴含着一种放纵原欲、个体本位、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的世俗人本意识。作为西方文学的另一源头，希伯来文学中虽无古希腊文学那样的对自然人性的裸露与张扬，却有一种内敛式的人性追寻。它重视对人的精神、理性本质的追求，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蕴含着一种尊重理性、群体本位、肯定超现实之生命价值的宗教人本意识。古希腊-罗马文学体现了原始初民无穷的生命活力，而希伯来-基督教文学既抑制人的原始生命力，又表现出对人的理性本质的追寻，既有人的主体性的萎缩，又有人对自我理解的进步与升华。理性与原欲是人性中相反相成的两个层面。原欲型的希腊-罗马文学和理性型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学，因各自蕴含着人性中既对立又统一的双重内涵而成为既冲突又互补的异质文化范畴。“两希”文学对人性追寻的这种对立与互补，构成了西方文学人性探索的基本价值核心，也是西方文学贯穿始终的人文主题。
中世纪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与文化直接地接纳了古希腊—罗马理性哲学精神的影响，体现了两种异质文化的融合与人文性的互补。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与文学引导人放弃自我努力、放弃现实而追求超现实世界，这固然有重神而轻人，使人的主体性萎缩的一面，但这种文化与文学在抑制人的自然原欲的同时又把人提升到精神层面，这是人对自我理解的一种进步与升华，合乎人的理性之本质，因而也有其人文性。中世纪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的这种宗教人文传统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的来源之一。
文艺复兴是西方社会重新选择文化模式的时期，这个时期“两希”传统在经过了冲撞与互补之后形成了新质人文传统。文艺复兴前期人文主义主要是古希腊—罗马人文传统的“复兴”，呈“原欲+人智”形态;后期人文主义则吸纳了希伯来—基督教人文传统，呈“原欲+人智+上帝”的形态。可见，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并非古希腊—罗马传统的简单“复兴”，同时还有中世纪宗教人本传统的弘扬。因此，文艺复兴与中世纪在人文传统上并非断裂的而是延续与发展的。
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对“古典”的崇尚侧重于古罗马文化与文学，汲取了其中的政治理性意识。这种“政治理性”投合了当时欧洲人的“王权崇拜”心理，它在科学精神催化下唤醒了人的自我意识，加深了人对宗教宇宙观与世界观的怀疑。古典主义文学中的“政治理性”体现了这一时期人对“人间上帝”的追寻，也体现了“两希”传统的新形态。
18世纪启蒙文学借助“自然原则”张扬了古希腊—罗马的人本传统和近代科学理性，同时又从道德意识的角度使宗教理念世俗化，使古希腊—罗马式的人本意识在希伯来—基督教人本意识的牵引下向着道德理想的方向提升，从而形成了基本稳定的“两希”人文传统的现代构架：既张扬自我，重视个体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又寻求道德律令对自我的约束，寻求理性与原欲、灵与肉、个体生命的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之间和谐统一的“自由”境界。这就是通常所谓的近代“人道主义”范畴。这说明，“人道主义”乃“两希”文化传统融合之产物，其中蕴含着古希腊—罗马世俗人本意识，也蕴含着希伯来—基督教宗教人本意识。
18世纪末、19世纪初浪漫主义文学的文化价值观念总体上属于近代范畴，但已孕育了现代文化基因。浪漫主义文学表现了对人的自由生命的热切向往，“回归自然”的境界乃人的自由观念与生命意志之寄托。浪漫主义文学在自由精神的鼓舞下张扬个性、肯定自我，揭示了人的丰富而纤弱的情感世界，塑造了充满扩张意识的“自我”，表达了现代人要求摆脱传统理性束缚的个性主义愿望，使西方文学的人性意蕴与人文传统拥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主体意识。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人”充溢着被文明压制下的人的自然欲求和生命意识。同时，浪漫主义文学的自由观念和生命意识带有非理性色彩。
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力图通过文学创作细致地展示物化社会人的生存现实，深入地解剖物欲驱动下人的心灵世界的千奇百怪，从而警告世人：不要在“物”面前失去人的自尊和人的天性。在现实主义文学中，人总是既被物化又反抗物化，他们犹如处在物质世界的“炼狱”之中，在经受心灵的磨难之后，有的向“天堂”飞升，有的则向“地狱”沉落，人性处在高扬与失落的十字路口。在这些“人”身上，既有强烈的自然欲望和生命意识，追求人性的自由与解放，又始终受制于道德理性的规律，灵魂深处蕴积着灵与肉、善与恶的冲突而生的心理张力。
在自然主义文学中，为现实主义作家所疑虑的人的“动物性”被看成既定的科学事实，生物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被用来解释人的私欲、“恶”以及永恒的破坏力产生与存在的原因，以前文学中那高贵的“人”的形象，从神圣的理性殿堂跌入到动物王国。
20世纪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把传统文学业已表现的理智与情感、理性与本能欲望、灵与肉、善与恶等二元对立的母题推向深入甚至走向极端，蕴含着一种非理性人本意识，表现出对传统的以理性为核心的人本意识的一种反拨，也显示了西方文学在“人”的观念和人文传统上的新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20世纪的作家都是非理性的崇拜者。特别值得重视的是，20世纪50年代后的许多作家又热衷于追求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理性”与“上帝”，表现出西方文学中人文传统观念的又一新趋向。这是传统人本意识在更高意义上的回归[2]。
历史是断裂的碎片还是绵延的河流？对此问题的回答直接关涉到“文学史观”乃至是一般历史观的科学与否。不用说，国内学界在文学史乃至是一般历史的撰写中，长期存在着严重的反科学倾向，在西方文学史教学和教材编写中也不例外，一味强调“斗争”而看不到“扬弃”，延续的历史就被描述为碎裂的断片：20世纪现代主义与19世纪现实主义是断裂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断裂的，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是断裂的，古典主义与文艺复兴是断裂的，文艺复兴与中世纪是断裂的，中世纪与古希腊—罗马是断裂的。这样的理解脱离与割裂了西方文学史发展的传统，也就远离了其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土壤，其根本原因是没有把握住西方文学中人文传统与思潮流派深度关联的本原性元素。其实，西方文学因其潜在之人文传统的延续性及其与思潮流派的深度关联性，它的发展史便是一条绵延不绝的河流，而不是被时间、时代割裂的碎片。因此，从人文传统和思潮流派的更迭演变入手解说与阐释西方文学，深度把西方文学发展的“红线”与“基脉”，就切中了西方文学的精神实质，课程与教材的“改革”与“创新”也就有了学理的前提与根基，而这恰恰是我们所缺乏或做得不够深入的[3]。
参考文献：
[1] 蒋承勇主编. 外国文学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
[2] 蒋承勇. 人性探微——蒋承勇教授讲西方文学与人文传统[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6.
[3] 曾繁亭. 文学史研究与文化研究——蒋承勇教授访谈录[J]. 外国文学研究，2007（6）.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选本编纂 篇4
2016-03-30 09:57:41 来源: 作者:
7天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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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就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选本编纂的关系而论，1985 年前后是转折点，在这之前，虽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作品被收入各种文学选本，但真正反映现代主义创作思潮的选本却并没有出现。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选本的编纂，与文学创作上的现代主义思潮间彼此呼应，其呈现的是新的对象和新的“概念体系”。各种现代主义思潮选本虽然表现了命名上的草率随意和权宜的一面，但其呈现的是传统现实主义阐释模式的失效和“新潮批评”的呼唤。纷纭复杂的命名背后彰显的是对文学新变的充分肯定及其文学新变的种种可能。
关键词: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选本编纂;文学新变
一就小说创作而言，现代主义创作倾向自“文革”结束以后即已有之，但与之相关的选本编纂实践却是自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其原因何在? 当然，这并不是说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不被选入各种选本，而只是表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选本编纂之间的关联。事实上，被文学史家们称之为“文学的现代主义探索”［1］的很多小说，如王蒙的《布礼》(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980 中篇小说选》)，《悠悠寸草心》、《蝴蝶》(收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年中篇小说年编》)，《春之声》(收入《争鸣作品选编》)，《夜的眼》、《杂色》，李陀的《七奶奶》(收入“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余光》、《自由落体》(收入“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宗璞的《我是谁?》、《蜗居》，张洁的《方舟》(收入“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他有什么病》(收入“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新时期争鸣作品选”)，谌容的《减去十岁》，张辛欣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收入“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在同一地平线上》(收入“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高行健的《绝对信号》(收入《探索戏剧集》)、《车站》(收入《多声部的剧场———新潮戏剧选评》)，朦胧诗创作(收入《朦胧诗选》)①，等等，这些早就散见于20 世纪80 年代中前期的各类选本中。这一现象表明，所谓“文学的现代主义探索”在当时已经引起文学界的足够注意，只是并未形成一股明显的潮流，其常常只表现在形式方面的借鉴上，因而既不能被作为一个潮流被命名，也无法被有意识地编选。
在这方面，有关朦胧诗的创作潮流可能是一个例外。朦胧诗作为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较为明显的现代主义诗歌创作潮流已被公认，但其选本的出现却是在1986 年(阎月君等编《朦胧诗选》)。事实上，1986 年前后，朦胧诗创作潮流已经接近尾声，“后朦胧诗”已浮出历史地表。这从徐敬亚、孟浪、曹长青和吕贵品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 年)的编选即可以看出。这就是说，《朦胧诗选》是在朦胧诗创作接近尾声时才正式出版的。这里面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而据编选者回忆，《朦胧诗选》的编选其实很早就开始了，只是当时是以油印本的形式传播［2］。至于当时为什么不能公开出版，有多种可能。在今天来看，时代的限制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当时有关朦胧诗的争论即是明证。争论所涉及的命题，与其说是朦胧诗的合法性，不如说是现代主义的合法性。当现代主义的合法性尚不充分之时，《朦胧诗选》的公开出版是很难想象而且困难重重的。
二事实上，关于现代主义的话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一直存在。茅盾的《夜读偶记》是其中重要的文献。单独来看，这篇文章明显表达了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态度，但若把其放在20 世纪50—70年代与80 年代的相关性层面看，其意义却在于提供了一种特定语境下读解、接受现代主义的角度，对80 年代并非没有借鉴作用。这一接受的角度即所谓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接受角度。“他们(现代派诸家)的所谓„揭露事物的精神‟只是在歪曲(极端歪曲)事物外形的方式下发泄了作者个人的幻想或幻觉，只是在反对陈旧的表现方法的幌子下，摒弃了艺术表现的优秀传统，只是在反对„形式的貌似‟的掩饰下，造作了另一种形式主义。”“它们(指现代派诸家———引注)的创作方法是反现实主义的(而且和浪漫主义也没有共通之处)，它们发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而蓬勃滋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反映了没落中的资产阶级的狂乱精神状态和不敢面对现实的主观心理。”［3］比较80 年代初期袁可嘉等编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袁可嘉的前言即可以发现个中的联系，以至于有书评家在谈到《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的前言和后记时指出，“这些理论文字中的一部分，具有一种比较一致的倾向: 偏重于强调他们所评论的作品„反映‟了什么，而不提或很少提这些作品„宣扬‟了什么。这种倾向在当前对西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在那些偏向于基本肯定现代派文学的同志中也比较普遍”［4］。且不说这是80 年代语境下的一种对接现代主义的尝试及建构其合法性的努力，这里需要看到反映论的接受角度在不同语境下的意义。反映论背后的理论基础即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的决定论及其辩证关系，其在20 世纪50—70年代和80 年代具有不同的意义。如果说50—70 年代是通过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视为没落的资产阶级，而把现代派“他者化”的话，到了80 年代，这一情况则有了大的变化。首先，80 年代的中国社会的“大他者”，与其说是西方资产阶级，不如说“文革”所代表的“左倾”或“极左”政治，这样一来，在接受西方现代派时的反映论角度其实就是一种把“自我他者化”的表现。这是一种用西方现代派的所谓“异化”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左倾”政治的做法，其间的逻辑转换是不知不觉地进行的。如果说文学是现实语境的反映的话，当现实语境出现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文革”时期)，表现这一现实语境的文学就会必然发生变化。这是存在决定意识的表现，在新时期文学中，反映“文革”的非人道及其“异化”的诸种文学就具有了合法性。而这，也就创造了新时期文学和现代派文学的对接方式。可见，同样是反映论的接受角度，在不同时代———20 世纪50—70 年代和80 年代———其结果是不一样的。但我们也要看到，这里存在所谓“风景的发现”过程中的认识论的“颠倒”。同样是反映“文革”的作品，其在70 年代和80 年代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以刘心武的《睁大你的眼睛》(1975)和《班主任》(1977)为例，两部小说都是表现青少年的成长主题，两个青少年主人公人物性格、思想特征都非常相似。所不同的是，在前者中的少年主人公方旗是作为“继续革命”思想教育下的正面形象出现，而在后者中的谢惠敏则是作为“文革”思想毒害的代表。在这里，发生变化的并非主人公的性格特征，而是两部小说所表征的时代的转折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文革”的不同评价，“文革”结束后的对“文革”的批判和否定是《班主任》产生的前提。看不到这点，就不能明白这一逆转。
回过头来看现代主义的接受史就不难明白其在50—70 年代和80 年代的不同命运了。同样是反映论的接受角度，如果说现代小说在50—70 年代是作为完全否定的对象的话，那么到了80 年代，则具有了部分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的来源即在于对“文革”非人道、非人性的认知。换言之，是“文革”的非人道、非人性创造了现代主义或现代派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这也就决定了接受现代派的范围和限度:即对现代派只能是一种形式技巧的借鉴，而且也往往限定在反映“文革”等“左倾”政治的文学叙述中使用，超过了这一界限则就不具备合法性了。因为反映“文革”的文学创作，其终点永远只能是“四人帮”被打倒，“文革”结束，民族国家迎来了光辉灿烂的前景。这一终点的存在决定了对现代派的借鉴只能停留在形式技巧的层面。主人公的结局一派灿烂光明，现代主义的荒诞主题自然就没有必要了。这是反映论的接受角度所内在决定了的。这样就可以回过头来看20 世纪80 年代初的“文学的现代主义探索”及其选本编纂了。这一探索常常只是形式技巧上的，虽然也偶尔能形成一股潮流如朦胧诗创作，但却终难以持续下去。而至于现代主义文学诸选本，如《朦胧诗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和《欧美现代派作品选》(1982)等，虽然在当时影响很大，但也常常是限定在反映论的框架内被接受和解读。这从谢冕为《朦胧诗选》所写的序言中可以看出:在论及新诗潮(主要指朦胧诗———引注)的涌现时，需要加以强调的是它的时代性。一个让人猝不及防的变态时代，颠倒了由革命胜利而建立起来的生活秩序。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这场空前的**中蒙受了耻辱和灾难。在浓重的失落感中萌发出来的追求与寻找，既给这些诗篇蒙上了一片迷惘与感伤的情调，又浸透着不甘淹没与泯灭的内在力的冲击与奔突。它并不如诸多谴责所认为的那样，是游离乃至背离时代的，恰恰相反，人们从这些情感的多面晶体中可以把握到这个动荡的、繁复的、如今正面临着历史性转折的时代的折光。(《历史将证明价值———〈朦胧诗选〉序》)从谢冕的序言我们可以看出，反映论既是读者接受的角度，其实也是他们为之辩护的角度。反映论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现代主义接受、解读和辩护的角度和范围。看来，真正改变现代派在中国的命运首先必须突破这一反映论的“认识论装置”。
三阿尔都塞曾经指出，术语概念的出现反映的是“总问题域”［5］的变化。“朦胧诗”的命名最初源于读得懂与读不懂之间的辩证关系［6］，其所涉及的并非“总问题域”的转变问题。借用阿尔都塞的话，“朦胧诗”并不是一个“理论概念”，它只是一个随意的命名;相反，与“理论概念”相对应的名词术语则不仅仅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概念体系”，“这个表面看来微不足道的行动本身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后果: 这个名词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概念，一个理论概念，它代表了一个与新的对象的出现相关联的新的概念体系”［5］。“朦胧诗”的创作虽然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其(包括其命名)所指涉的却仍是现实主义的反映论诸命题———所谓“历史性转折的时代的折光”。换句话说，“朦胧”指涉的是技巧层面的问题，而非方法论或本体论，“朦胧诗”创作中的思想情感并不“朦胧”。同样，这对“文学的现代主义探索”中其他创作而言，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看，80 年代文学“总问题域”的转变，要到80 年代中后期才有可能。
就选本编纂而言，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的转变是双重意义上的。这既是指现代主义文学新潮，也是指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选本的涌现。它们之间———从历史的角度看———基本上是一种同步对应的关系。80 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系列命名新潮的选本出现，如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探索小说集》(1986)、《探索诗集》、《探索戏剧集》和《探索电影集》，张学正、张志英等编选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新潮丛书”6 册(1988 年版，包括《新潮小说选评》4册、《新潮诗歌选评》和《新潮戏剧选评》各1 册)，“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中的《意识流小说》(1988)、《荒诞派小说》(1988)、《民族文化派小说》(1989)、《象征主义小说》(1988)、《结构主义小说》(1989)、《魔幻现实主义小说》(1988)，李复威、蓝棣之主编的“80 年代文学新潮丛书”中的《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后朦胧诗选萃》、《褐色鸟群———荒诞小说选萃》(1989)、《世纪病: 别无选择———“垮掉的一代”小说选萃》(1989)，程永新编选的《中国新潮小说选》(1989)，刘锡庆主编的“当代小说潮流回顾”丛书中的《那盏梨子那盏樱桃———寻根小说》(1992)、《世事如烟: 大哥大与煤气罐———新写实小说》(1992)，张兴劲编选的《美女岛———荒诞派小说选(1992)，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最新小说文库”中的《新实验小说选》(盛子潮选评，1993)、《新写实小说选》(金健人选评，1993)、《新历史小说选》，等等，陈晓明编选的《中国先锋小说精选》(1993)和《中国新写实小说精选》(1993)，张颐武选编的《欲望的舞蹈———新状态小说》(1994)，等等。
从这些选本的命名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其中“新”字命名体现的是一种“新”/旧对比的断裂意识，这与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所谓“新时期”之“新”的指称一样，都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的表征。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新/旧命名并不是源于政治上的巨变，而是文学创新的内在冲动及其文学现代性弃旧迎新的矛盾运动使然。第二，是命名的随意性和权宜性，其中很多说法都是直接取自西方现代主义各流派，但这也看出中国文学界和批评界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热切呼唤与期待: 命名的背后呈现的是思潮对接的期盼。第三，是批评家选本的出现。在这当中，吴亮、程德培、陈晓明、张颐武等等都是当时相当活跃的批评家。这些选本的编选与他们的批评实践及其对文学新潮的提倡推崇和理论主张息息相关。这里应该看到，批评家选本是批评家文学批评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作家编选本和意识形态选本不大一样。在这之前，有过作家兼批评家编选的文学选本出现，典型如李陀和冯骥才编选的《当代短篇小说43 篇》(1985)。第四，这些相关概念显现的，实际上是“与新的对象的出现相关联的新的概念体系”。概念家族背后呈现的是“新的对象”、新的理论和新的总问题域。简言之，这些相关概念的命名所彰显的是文学上的种种新变。
这里需要综合考察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关于“伪现代派”的争论。撇开其立论和理论上的差异不论，关于“伪现代派”的争论其所涉及的命题，即所谓现代主义影响下的小说创作的方向问题，其反映的则是对此前王蒙等所谓“文学的现代主义探索”的不满，以此呼唤真正的现代派的到来。而这，似乎是表明现代主义的合法性已经毋庸置疑，因而现在的问题，与其说是现代主义的合法性，毋宁说是现代主义的中国化问题。［7］这一中国化的问题主要是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创作上的中国化，这个似乎并不是问题。王蒙等人所谓“文学的现代主义探索”，就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主义的中国化，新时期以来中国作家们的现代主义探索并不可能真正做到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全盘照搬。另一层面是理论上的中国化问题。今天看来，这一争论背后呈现的更多是理论上的中国化问题。对于“伪现代派”论者而言，他们沿用西方的现代主义诸概念及其理论来分析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的现代主义探索”，其得出的结论当然是“伪现代派”，而反过来，如果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具体情况入手，即所谓文学史发展的脉络来看，这时仅仅搬用西方的现代主义诸概念似乎并不能说明问题。而这，其实也提出了新时期以来现代主义文学探索和思潮的阐释问题。其不仅仅指涉文学批评实践，也是理论上的重大命题。这一场争论主要发生在1988 年，而从前面所列新潮选本各丛书的出版时间来看，也恰好是在1988年前后。从时间上的重叠可以看出，新潮选本的编选其实是从另一方面参与或者说回答了关于“伪现代派”的争论。对于选本编纂而言，其首要的问题是要对具有某种共同倾向的作品进行归类，并作出某种明确的冠名(命名)。这也意味着，对于选本编纂而言，命名的准确与否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能对所选作品进行卓有成效的阐释。这也是为什么新潮选本名目众多，而某些小说却往往被不同选本重复收入的重要原因所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新潮选本的出现，其实也是在构筑西方现代主义各思潮影响下的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时空图。
所谓“垮掉的一代”、“象征主义”、“结构主义”、“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黑色幽默小说”等等即此。如果说这些名称更多是一种阐释模式，而不仅仅是概念命名的话，其虽然没有出现“现代派”的字样，但其以现代主义各思潮间的竞逐景观勾勒了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演变发展史。
在选本的编纂中，因为这是一种现场感极强的文学批评实践，其常常不免表现了命名的草率随意、权宜或自说自话。但这背后呈现的却是文学“总问题域”的变化。纷乱的命名背后体现的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诸命名或题材分类的失效。传统阐释模式的失效，是文学新潮选本及其命名混乱的重要原因所在。从这个角度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年出版的探索书系: 《探索小说集》(1986)、《探索诗集》、《探索戏剧集》和《探索电影集》值得关注。特别是《探索小说集》，这一选本中收入的发表于1985年前(主要是发表于1985 年)的32 篇作品，涵盖了后来各个现代主义选本中的各个流派和各个代表的作家: “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扎西达娃的《西藏: 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象征主义小说(韩少功的《爸爸爸》)，荒诞派小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王蒙的《冬天的话题》)，民族文化派小说(王安忆的《小鲍庄》，贾平凹的《商州又录》，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新潮丛书”中的意识流与心态小说(残雪的《山上的小屋》，刘亚洲的《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纪实小说(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扎西达娃的《西藏: 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文化寻根小说(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荒诞与黑色幽默小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王蒙的《冬天的话题》，吴若增的《脸皮招领启事》，陈村《一天》)，意象小说(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何立伟的《一夕三叹》)，“80 年代文学新潮丛书”中的荒诞小说(宗璞的《泥沼中的头颅》，残雪的《山上的小屋》，陈村的《一天》)，“垮掉的一代”小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新潮小说丛书”中的荒诞小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王蒙的《冬天的话题》，吴若增的《脸皮招领启事》，宗璞的《泥沼中的头颅》)。这样一种涵盖及其“互文性”表明，1985 年前发表的作品，已然预示了80 年代中后期现代主义的各种不同创作倾向的涌现: 象征主义、黑色幽默、荒诞派、垮掉的一代、魔幻现实主义、文化寻根，等等。从这个角度看，《探索小说集》有效地构筑了1985 年之于80 年代文学的分水岭的意义。正如编选者在代后记中所说: “说一九八五年的小说是一个转折点，这起码在形式探索走向明朗化这点上是不为过的。可能性空间的开拓，必然需要相应的艺术成品来充实……小说的真正繁荣，确是近几年中形成的，一九八五年小说多样化方面的成就尤其明显。由小说激起的许多理论课题，也以这一年最为突出和频繁。一九八五年，既是前几年小说观念变化酝酿的结果和总结，又是进一步向未来发展的开端。”［8］而事实上，这也是小说集编排上的某种暗含的策略考虑。其所选的32 部小说，被编排成9 部分(组)，中间被有意隔开。小说集虽没有对其一一命名，但把各种不同倾向的小说分组排列、并置一处，似乎意在表明这是9 种不同倾向的小说创作，其构筑潮流的效果十分明显，同时也意在告诉人们这一小说创作上的万千之象，预示了种种新的可能。这一对“新”的可能的期盼和肯定，也是小说集的前言和后记中所竭力呈现的结论，“小说大概总是要探索创新的。否则，写来写去老是一副老面孔，怎么行呢? 那么，为什么还要编一本探索创新的小说集呢? ……我试着从篇目中寻找编者的意图。这么一些小说，有的特点是„旧‟，是寻根寻到了深山老林、洪荒之地……有的特点是„新‟。新名词新手法新观念新道具新生活方式……有的特点是更多的想象力……这至少给读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的可能”［9］，“这个集子选得好!……套用一句时髦话，就是提供了新的文学信息，有新人的信息，新作的信息，新观念的信息……这本书的结集出版……是为文学领域里的探索者鸣几声锣，敲几下鼓，这比对成功者鼓掌鲜花更为需要，因为极需，所以就极好”［10］。从前面的例举可以看出，有些小说被后来不同选本收录并被不同命名，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既被命名为“垮掉的一代小说”，又被命名为“荒诞(派)小说”和“荒诞与黑色幽默小说”，等等。这表面看来是命名的差异，但其背后呈现的其实是阐释模式和理论背景的不同。阿尔都塞在谈到李嘉图“总是在利润、地租和利息的形式上谈论剩余价值，也就是说用不同于剩余价值概念的其他概念来谈论剩余价值”时，指出: “如果涉及的问题仅仅是一种存在的名称，那么一切都好办，我们只要改变名词，用事物本来的名称称呼事物就可以了。但是当问题涉及由这种假象而产生的理论结论时，事情就变得格外严重了，因为这个名词在这里表示一个概念，如果这个概念用得不恰当或者缺少了，就会产生严重的理论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说明的是，用一个不确切的名词来歪曲现实的假象化是第二性的假象化，也就是用一个充当理论职能的名词来歪曲概念的假象化。在这种情况下，术语的改变可以是总问题和对象的真正标志。”［5］《探索小说集》以“探索”总括其小说，而不一一命名，表明了传统的现实主义阐释模式的失效，这是一种“总问题域”变化的标志，其一方面使现代主义的各种阐释成为可能，同时也造成现代主义诸话语千帆竞逐的现象。选本以“探索”之名，显现的是一种谨慎的态度和命名上的犹豫不决。
四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探索小说集》之于现代主义思潮选本的过渡意义之所在。“与小说不同，批评之崛起、繁荣，基本上是从1984 年开始、1985 年才初具规模。……当时(指的是1984 年以前———引注)的批评除了推动政治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以外，没有更多的意义;其文学观点是完全传统的，其思维方式是完全陈旧的，甚至文章的语言、文体也使人不忍卒读。文坛上批评和创作平分秋色、并驾齐驱的局面，得等到1985 年以后;由于„方法论革新‟的运动，一些崭新的批评概念、批评视野、批评手段和批评精神进入了中国文学。有其值得瞩目的是，随着创作界诞生了阿城、莫言、马原、刘索拉等新潮作家的同时，1985 年也是新一代的青年理论家真正立足于文坛的时刻。”［11］如果说此后的现代主义思潮选本的出现，表现的是“新潮批评”的诞生及其结晶(选本某种程度上是批评实践的结晶)的话，那么《探索小说集》的编纂出版则表明的是这一从传统批评向“新潮批评”的转变。其命名上的犹豫不决和谨慎所显示的，不仅仅是传统阐释模式的失效，还是一种对“新潮小说”创作和“新潮批评”的期待: “当这些小说也已出现的时候，能否采取容纳的态度还不过是第一步。接下来的任务便是及时作出归纳、品鉴、分析、描述和阐释。仅有一个空洞的表示宽容的许诺，不作探究，那些来之不易的小说探索仍可能遭到自生自灭的命运，已有迹象表明，在评论家面临困惑，感到几乎无法撰写文章评论那些小说的时候，小说家们也同样觉得惶惑，好像不知小说该怎么写了。对此，评论家的责任格外重大。当人们的信任感尚未消失的时候，评论家是应该知难而进的。”［8］从这个角度看，在这之后，大量的新潮小说选本出现而很少以“探索”、“新潮”命名(程永新编选的《中国新潮小说选》是例外)，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命名上的各种努力显示的是对已有小说创作的“及时(作出)归纳、品鉴、分析、描述和阐释”，其虽纷纭复杂互有交叉且自说自话，但这背后彰显的却是对文学新变的充分肯定及其文学新变的种种可能。
注释:①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杨匡汉、孟繁华主编《共和国文学50 年》，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等各类文学史著述。参考文献: ［1］杨匡汉，孟繁华，主编． 共和国文学50 年［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63． ［2］叶红． 重读《朦胧诗选》［J］． 文艺争鸣，2008(10)． ［3］茅盾． 夜读偶记［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1962: 4．
［4］木木． 一个陌生而混乱的世界———《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二册)简评［J］． 外国文学研究，1983(1)．
［5］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 读《资本论》［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14． ［6］章明，晓鸣． 令人气闷的“朦胧”［J］． 诗刊，1980(8)．
［7］南帆，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 个关键词［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 127 －130．
［8］吴亮，程德培． 当代小说: 一次探索的新浪潮———对一种文学现象的描述、分析和评价(代后记)［M］/ /探索小说集．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654 －655，654．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篇5
【摘要】广义上的“人文主义”，是滥觞于古希腊的，“关心人、尊重人”的文化追求。所谓“关心人”的核心，是要关心人的精神生活;所谓“尊重人”的关键，是要尊重人的精神存在。狭义上的“人文主义”，则是繁荣于文艺复兴的社会思潮。其核心思想不外乎重视人性、强调理性，反对以神性压抑人性、以神学贬低理性，主张以物质调和精神、以现世取代来生等。当这种文化传统落实到文学创作，相应的文学传统便应运而生——从最伟大的“悲剧”(《荷马史诗》)，到最伟大的“喜剧”(《神曲》)，概莫能外。
【关键词】奥德修斯;《荷马史诗》;《神曲》;人文主义
伊卡塔王奥德修斯是希腊联军的重要将领，是贯穿整部《奥德修记》始终的主要人物。他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屡建奇功。献木马计攻陷伊利昂城后，奥德修斯和同伴启航还乡，历尽劫难，终于在漂泊海上九年之后独归故土，和儿子特勒马科斯一起杀死纠缠妻子、挥霍家财的无耻求婚者，终于合家团聚。而在《神曲·地狱篇》中，奥德修斯却作为犯欺诈罪者，灵魂堕入第八层地狱第八恶囊之中，遭受酷刑折磨。同一个人物的命运，为什么不同的作者竟做出了如此不同的安排?既然观点大相径庭，为什么我们还说两部作品都秉承了“人文主义”的创作传统?且待下文分解。
一、“悲剧”与“人文主义”：《奥德修记》中的奥德修斯
悲剧是古希腊对人类文学的卓越贡献。毫不夸张地说，一部悲剧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文主义”发展的历史。
严格说来，《奥德修记》应该称为“史诗”。但是，《诗学》之中论及悲剧，多引《荷马史诗》为证。因此，史诗(尤指《荷马史诗》)与悲剧之间，无疑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共同因素。故笔者采用亚氏之说，以悲剧，或至少是“潜悲剧”论荷马。
亚氏认为，“史诗和悲剧……有些是两者所同具，有些是悲剧所独有……史诗的成分悲剧都具备，而悲剧的成分，则不是史诗里都能找到的。”对于荷马，他毫不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词，认为荷马是“真正最大最卓越的创作者”，“神圣般地超过其他人”，是“第一个人”，是“最大的一位”。为何诸如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等伟大的悲剧作家都未能享此殊荣，而史诗作家荷马却能获得如此程度的赞颂?亚氏曾经指出，“史诗的种类也应和悲剧的种类相同，即分为简单史诗、复杂史诗、性格史诗和苦难史诗;史诗的成分(缺少歌曲与形象)也应和悲剧相同，因为史诗也应有突转、发现和苦难。”这样，一切不言自明——荷马的史诗创作和亚氏的悲剧理论相当契合。从形式上来看，史诗可以摹仿很多行动、包含很多情节，但无论简单史诗《伊利亚特》，还是复杂史诗《奥德修记》，都只摹仿一个行动;从情节上看，《荷马史诗》完全具备“突转”、“发现”和“苦难”三个要素。
所谓“悲剧”，“不一定要有我们今天的悲惨结局，它的结局一般都是平静而和解的。”“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这种理念，颠覆了柏拉图“艺术摹仿自然”的哲学框架，把“人”提升到了突出地位。这样一来，便促使人们将目光从倾心自然转向审视社会，将信仰从膜拜神只转向瞩目自身，将希望从企盼来世往生转向关注现实生活。他认为，作为人性的固有部分，感情和欲望生而有之，不应也不能被忽视甚至禁锢，而悲剧恰好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性的这一需求。这是因为，悲剧能够“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也就是说悲剧能够宣泄怜悯、减轻恐惧、陶冶感情、制造快感，对于社会道德具有良好的教化作用、对于个人品性具有良好的规范作用。亚氏本人也相当重视悲剧的教化和规范作用，他指出，“第一，不应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只能使人厌恶，不能引起恐惧或怜悯之情;第二，不应写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因为这最违背悲剧的精神，不符合悲剧的要求，既不能打动慈善之心，更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第三，不应写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种布局虽然能打动慈善之心，但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综上所述，亚氏对于悲剧作用的阐释明确了他艺术为人服务的功能指向;对于悲剧实质的定义体现了他追求人性解放的道德趋向。
《奥德修记》采取的是双线并进的叙事方式——一条线索是特勒马科斯蒙雅典娜相助外出寻父;另一条线索是奥德修斯蒙宙斯恩典辗转还乡——两条线索因父子相认而最终汇合，全诗依照线索，有序展开。亚氏评价，荷马“与这些人(其他史诗作者)不同，不仅从艺术上，而且从创作本质上皆相信见到一道好的光芒。”荷马严格按照“突转”“发现”“苦难”三重标准展开叙述，重点描述了奥德修斯还乡途中遭受的磨难和困厄。这些磨难和困厄来自各个方面：来自神、来自人、来自自然……然而，荷马并非单纯为了描写苦难而描写苦难，而是旨在通过苦难表现奥德修斯执着的追求、顽强的精神与无畏的抗争。正因为人文主义所瞩目的是“人”，所以恰恰是通过这种执着的追求、顽强的精神与无谓的抗争，奥德修斯的英雄形象才显得血肉丰满，荷马史诗的人文主义才显得淋漓尽致。
《奥德修记》中的人文主义观念，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显示出来的——一方面，作者瞩目于人，通过对人性的褒扬直接宣扬关心人、尊重人的人文主义内核;另一方面，作者又不脱离神，通过对众神的描写间接衬托重视人性、强调理性的人文主义要求。
20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主要特点 篇6
20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主要特点
20世纪，伴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现代工业社会的各种危机和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引起了人们对科学理性的反思和对人的生存及发展的关注。从而也引发了各理论学派丰富多彩的理论探讨，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思潮。这些文化思潮从总体趋向上表现为如下特征：反思理性，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凸显了文化在社会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文化模式从一元走向多元;文化趋向于大众化并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作 者：崔月琴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 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长春 130012刊 名：求是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SEEKING TRUTH年，卷(期)：“”(2)分类号：G02关键词：20世纪 西方文化思潮 文化 人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篇7
(一) 自由主义文学定义
社会学是这样定义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哲学, 以自由为主要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第一个给自由主义文学明确定义的是刘川鄂, 他认为自由主义文学是“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那些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学观念影响的独立作家和松散组合的文学派别, 他们创作的那些具有较浓厚的超功利色彩, 专注人性探索和审美创造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文学现象”。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则是指发生在20 世纪20 和30 年代以自由主义的人生理想为追求的一股文学思潮。
自由主义作家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 注重创作的独立性。这一时期文学的最大追求是“自由”, 作家思想上的自由, 文学作品反应文学与人生的密切关联。虽然自由主义文学流派众多, 但是他们普遍表现出“远离政治, 贴近艺术”的价值追求。
(二)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代表流派和作家
自由主义文学旗下流派众多, 可谓各有特性, 各流派包含的作家更是多如繁星, 著名作家辈出。他们倡导的“自由”、“为人生”的思想, 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 甚至影响了当代文学的发展。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流派有:“现代评论派”、“新月派”、“语丝派”、“新感觉派”、“九叶诗派”、“京派”、“自由人”等。在众多流派下包含了庞大的作家群, 如梁实秋、林语堂、闻一多、徐志摩、朱光潜、沈从文、等知名作家。对自由主义学者的研究也一直不断, 如叶向东对梁实秋的考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民族救亡的形势使梁实秋对自由主义文学现代化剪口的努力, 成了一种个人的呐喊。他坚持的文学自由和主张抗日救亡的无产阶级文学成为难以避免的矛盾。” 李明清着重探讨“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自由主义文艺思想。他认为:“这两个流派提倡文学的自由品格, 主张艺术多样性和艺术真实论。不可否认他们的一些观点存在偏颇地方, 但是他的价值不能否定。”
二、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与当代文学
(一) 当代文学的兴起和发展。
当代文学是指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 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新时期文学、80 年代文学、90 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当代文学走过了六十年, 其发展和进步是毋庸置疑的。它的繁荣是作家推陈出新的硕果, 也包含对众多流派、作家经验的吸收。
文学是自由的, 包容的, 只有开放的文学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幻。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正是这种文学, 它包罗万象精彩纷呈, 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都是如此丰富。当代文学迅速发展在借鉴传统文化的方面, 现代自由主义是功不可没的。那种开放的文学思想主张让更多的文学理论得以绽放, “自由”和“为人生”的主题也是当代文学中极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二) 当代文学对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吸收
1. 为人生的写作态度与目的。
在“五四”文学启蒙时期初始, 周作人就提出“人的文学”这一经典理论。对于什么是“人的文学”, 周作人这样解释, “用这人道主义为本, 对于人生诸问题, 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 便谓之人的文学”。他鲜明地指出新文学改革的本质, 必须是实现思想内容的革命。这一文学观点在当时升华了白话文学的精神, 开拓了文学研究的深度, 对新文化运动影响深远。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潮流, 是对“人的文学”最直接的复苏和致敬。其中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张洁的《方舟》等等, 他们在表达对愚昧时代控诉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唤醒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灵魂的尊重。“人的文学”对当下的作家和文学潮流也有很大影响。在这个“以人为本”的时代, 大众需要的文学是百姓的、日常的、实用的文学, 相应的要求作家的文学创作也要更加人性化, 更加贴近群众生活。
2. 反映日常生活, 突显平凡世界
文学自由主义并不是自由文学,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甚至连文学自由也不能充分做到。那一时期, 文学与政治是缠绕一起的死结, 任谁也打不开的。很多作家既不愿卷入政治, 又不想放弃文学, 只有寄居在自己精神的桃花源处。沈从文的著名作品《边城》是典型的描绘自己故乡的作品, 文章着重叙述了故乡的风土人情以及一代年轻人的感情纠葛。其他如张爱玲、徐志摩等, 他们的创作部关乎天下大事, 不去进行任何的批判, 有的就是小桥流水的已经和简单朴素的表达。这样的作品不会是那个时代的主流, 他们始终在坚持自己的个性化创作, 游离于文学边缘地带, 但却是对文学审美最真的追求。
八十年代中期, 新写实小说异军突起, 成为当时文学界一支实力新军。新写实小说继承了现代自由主义“反映日常生活”的主旨, 并将琐碎苦恼的人生演绎得淋漓尽致。他们中的很多作品看上去渺小甚至卑微, 可拥有可以打动大众人心的巨大力量。《一地鸡毛》是新写实小说中的佼佼者, 刘震云通过对豆腐、菜篮子、孩子、妻子、保姆之间的恩恩怨怨的描写, 反映了小林家庭遭遇和心灵轨迹演变。当然他所要表现的绝不仅仅是夫妻间的争吵, 邻里间的猜忌, 他要反映的是大多数中国人八、九十年代的生存状态。刘恒的《狗日的粮食》, 池莉的《烦恼人生》, 都是以琐碎事件表现人生的经典之作。这样的作品是大众化的, 赢得读者的喜爱, 让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变得亲切。
3. 自由主义文学与文学自由
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强调的自由, 是突破封建思想文化的文学革命, 是“人道主义”、“为人生”等从西方吸收来的新思想。此时自由的范畴是有限制的, 在其众多理论中成果不少, 但终不能做到彻底自由。
说起文学自由, 没有严格的定义, 有的人理解为文学创作上的内容和思想的自由, 有的人认为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就是文学自由。尤其是在当今社会, 随着网络写作成为一种职业, 网络签约作家和网络自由写手如牛毛搬出现。何为文学, 何为文学作品, 也就日渐模糊。网络文学把文学自由给无限扩大化了, 出现了过度泛滥的后果。网络红人安妮宝贝的《八月未央》、木子美的《遗情书》、可爱淘的《那小子真帅》等等, 在他们作品中最常见的是灯红酒绿的夜店、宣泄欲望的酒吧。对于主流道德思想, 他们是排斥的, 他们努力争取用自己的作品呼喊出大众心中的无聊、空虚与堕落。这种自由是扭曲的自由, 是这个时代的悲剧。文学自由表面上更加完善, 其实却在很多方面走向了偏激和不归路。
虽然当代文学已不同于现代自由主义文学, 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对其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有着明显的痕迹可以看出。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关注人的自由, 反对各种压抑人性的现象, 并关心一些社会问题。现代自由主义作家的理论积累和创作经验, 对当前文学的发展进步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启示。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下文学, 是多元化的文学, 是更迭频繁的文学。当代文学借鉴现代自由主义合理成功的部分, 也在此基础上衍生出许多不好的文学现象。但是, 现代自由主义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呼喊文学的自由、人性、为人生, 是永不过时的文学主题。
参考文献
[1]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篇8
关键词：张爱玲；沈从文；自由主义文学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006-01
一、远离政治的独立书写
20世纪30年代，京派文学是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他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始终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他的作品从《湘行书简》到《边城》再到《长河》等等，都具有明显的诗化、散文化特征，具有现实主义特色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湘西是养育作家沈从文的土壤，在北京生活并进行小说创作的他，在自己的作品预示出对家乡的思念，对生活的崇敬，对社会和政治的远离的态度。当左翼作家进行宏大的革命叙事的时候，他以“乡下人”自居，独专情于大海和天空的意象，依附于一条河，写满了对城市生活的偏见和对湘西农村乡情绵绵的赏识。“沈从文对一个比人大的世界的感受，与五四以来唯人独尊的观念正相对”。③
20世纪30年代与左翼文学同时存在的，除了京派，还有另一重要的文学流派——海派。张爱玲便是海派文学在40年代的经典作家。正如夏志清所言，张爱玲的作品是在“不受左派理论的影响”的特殊环境下“安心培养”出来的。④与同时期的左翼文学作家相比，张爱玲是一位任性率真的女作家，她没有太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从来不会刻意的勉强自己。她在一个“影子似的沉没下去”的时代里，“求助于古老的记忆”，“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证实自己的存在”。张爱玲小说的创作主题主要有压抑主题、复仇主题和苍凉主题，这与左翼作家的宏大革命叙事明显有些格格不入。
沈从文和张爱玲都以自己独特的创作题材和创作风格书写着自己所处的时代，表现出明显的远离政治的态度，彰显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作家疏离政治、追求独立书写的特征。
二、表现人性的创作主题
从创作主题上来看，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强调人性这一永恒不变的主题。沈从文和张爱玲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展现出对人性的独特见解。
到了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的视野超越了湘西，超越了时代，而渐渐洞察出民族潜在的危机。他在思考如何发挥文学的救亡功能来重塑民族性格时，把目光锁定在了文学对重塑人性、生命和民族品德的重要意义上来。沈从文一生都受自由意识的影响，他思想中的自由意识以生命的尊严为核心，以人性为基点，追求人格的独立性，追求国家民族的自由，追求自然万物的独立，这便形成了沈从文自由意志的三个基本维度：个人、国家、自然。⑤沈从文塑造的湘西世界里，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无时无刻不在为读者展现人性美的主题。《边城》中那清新哀婉的美学风格，那忧郁悲哀的抒情色彩，闪烁出人性凄美的光环。
与沈从文不同的是，张爱玲对人性的描写更多的是揭露“人性恶”的现实。张爱玲表白过何以她不能和当时大多数的作家保持一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主存在于一切时代。主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倾城之恋》中的浪荡公子范柳原与白流苏不切实际的爱情，《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因情感迷失而导致的堕落人生，《金锁记》中曹七巧沉浸在欲望的追逐中无法自拔等等，作品中的主人公处于更为现实的日常生活中，人性的普遍弱点在他们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嫉妒、虚荣、癫疯、情欲、物欲……对张爱玲来说，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性，她将人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下，她批判人类的虚荣软弱的同时，肯定他们的日常生活欲望的合理性。
显而易见，二人站在不同的立场，通过不同的创作风格，书写着人性的不同。抑或赞美，抑或揭露，异曲同工，彰显自由。
三、坚持自我的创作状态
对沈从文和张爱玲来说，作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作家，他们的创作虽然没有迎合当时时代革命的需求，却始终坚守着创作自由、思想自由，他们虽与现实有所脱节，但身处边缘的自由创作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作为海派作家的重要代表作家，沈从文着眼于民族性的重造，从民族的长远生存来考虑文学的建设。他坚持反对“为艺术而艺术”， 既不视文学为消遣，也不视文学为至上，而是追求文学的纯正，认为文学不应在政治纷争中去周旋，摒弃文学的商业化。他强调文艺的超功利性与独立性，认同艺术“超脱现实的原则”，认为“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沈从文的文艺思想本质上承传了五四文学的人文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与当时左翼革命文学所理解的中国现实政治需求有一定距離。
海派是沈从文在文学批评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以30年代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城市商业文化与消遣文化畸形发展的产物，他们依托于文学的市场，既享受着现代都市文明，又感染着都市的“文明病”。张爱玲依靠敏感的写作天赋触摸着身边的一切。正是对都市文明既留恋又充满幻灭感的矛盾心境，使她更接近西方的现代派艺术。她凭着较为自觉的先锋意识，对现代文化和现代文明下人的生存以及困境的思考，以及对现代文明下人的异化的思考和表现都有着独特的眼光。
总之，沈从文与张爱玲坚守着各自的文学观，在自由主义文学的浪潮中，坚持了自由独立的创作态度。他们远离政治，却接近人性的本真。他们处于时代边缘，却始终在为文学的发展身体力行。他们身处中国特定的时代，他们的文艺观念曾被误解，而没有受到重视，但对后来文学的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是无须赘述的。
注释：
①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第43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沈卫威：《自由守望》，第6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③张新颖：《沈从文精读》，第7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刘绍铭：《中国现代小说史》，第400页，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⑤布小继，李直飞，苏宏：《张爱玲 沈从文 贾平凹 文化心理研究》，第21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简介：张国宁（1990年—），女，汉族，山东东营，硕士研究生，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