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共12篇）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篇1

摘要：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回顾已经结束的20世纪,可谓是中国文学中最为独特的一段时期,文学思潮充满启蒙浪漫主义。特殊的国情正是这种独特思潮形成的基本原因,原本应当积极向上的启蒙浪漫主义充满负面影响,经历从转型期到新世纪的挣扎与彷徨,终于迎来了新的生命。本文借助现象学之方法论,从整体视角直面20世纪的文学现象,感悟文学创作思潮。

关键词：启蒙主义,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20世纪的中国,制度频繁更迭,时代演变带来的是文学思潮的百家齐放,启蒙浪漫主义一直在延续。20世纪结束,该世纪的文学创作及相关理论,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 “文本”结构,对其的相关考察可以更加整体和全面。面对、 思索20世纪的文学现象及思潮,我们不难发现既成的论断显然与实际创作实践脱节,现实的需求经常拷问着既有的理论,使得后者尴尬而落寞。20世纪贯穿整个中国文学的重要思潮之一,即为启蒙浪漫主义。这是一种别样的文学思潮, 浪漫主义充满了主观色彩,而启蒙主义充满了功利色彩,前者往往以其直接或间接的形式服务于后者。

一、转型期中国文学充满探索与追求

20世纪的中国处于社会转型阶段,而不论中国还是西方,转型的社会机制背后,必然是充满危机的文学环境。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在社会转型中结束,但是帝制的鬼影依旧纠缠着20世纪的中国,文学领域的危机则更加严重。转机总是存在于危机当中,生机同样孕育在黑暗中。

不断地探索、追求,决定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转型期呈现着过渡性、过程性和未完成状态。持续的探索带来的是启蒙主义的崛起,追求则始终导向浪漫主义。浪漫主义与启蒙主义,在转型期开始携手,共同成长,在中国文学领域蹁跹而舞。

二、浪漫主义虚实相生、以虚代实

浪漫主义虽然不排除虚实相生,但是20世纪的中国文学其所展现的浪漫主义最根本的特征则是以虚代实,甚至以虚为实。20世纪的中国,随着旧制度的彻底结束,对于何为理想的新制度,不论是中华民族疑惑是中国的知识者,都从最高、最美妙的视角寄望这更为美好的新制度。

20世纪,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浮躁的世纪,追求的世纪。虽然追求不止,挫败无畏的精神是可赞的, 但是由于浮躁的存在,一切被败坏了、扭曲了。而浪漫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甚至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基础。

从创作视角分析,这股特定的浪漫主义思潮,将20世纪直观的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为没有任何光明充满黑暗的上半世纪,属于旧社会;二为充满光明没有丝毫黑暗的下半世纪,称为新社会。中国文学充满着夸张不实以及先验理念色彩,过往刻画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丰富性找不到了。

三、启蒙主义、蒙昧主义相互转换

20世纪所绽放的启蒙主义,其实正是浪漫主义先验理念的来源。20世纪的文学,在一些求知者的视野中,其总的主题应当为“改造民族灵魂”。换言之,启蒙主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绝对主潮。

学界通常把启蒙分为感性的和理性的两种,前者属于政治行动导向型,后者则是文化心态塑造型;前者为初级的,虽然效果快但是不彻底,后者是高层次的,虽然彻底但是见效过慢;前者进行的基础是低素质的全民族文化,而后者践行的实践则是高水准的全民文化素质;前者核心表现为阶级(政治)启蒙,也就是所谓的革命,而后者则是文化启蒙。20世纪的中国,前半世纪遭受各国凌辱,国民饱受苦难,下半世纪的中国动荡不安,发展困难。最初,从饱受欺压的知识分子,试图选择文化启蒙,但是严峻的现实将其推向了政治启蒙,虽然后者为20世纪的中国带来了革命的胜利,虽然民族得到大解放,民族、国家、集体无不以群体理想主义为主线,倡导英雄主义,但是个性主义自此失落,民族的个体人格逐渐萎缩,以至于发展到文革时期对个性、对人性的大肆摧残。

四、结语

浪漫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诞生在反封建、反教条、 张扬个性的时代,超越了现实充满着精神诉求。启蒙主义, 则是将社会从科学推向现代的转型之箭。由于20世纪中国严峻的社会现实,原本属于积极的文学思潮,启蒙浪漫主义难以在正常的轨道上完成探索与追求,充满了负面影响,以至于谈起20世纪的这股思潮,更多的是惋惜与遗憾。即便如此,20世纪80年代发自于新启蒙下的浪漫主义,不仅实现了对人的尊严、道德精神的推崇,同样也抗击了伪解构主义,这是属于启蒙浪漫主义最为精彩的一笔。1993年,曾经有过对人文精神的世纪性反思,也许这一切终将为中国文学启蒙浪漫主义带来新生命。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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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这一术语，是由“浪漫的”(Romantic,罗曼蒂克)这个形容词演化而成的。而“浪漫的”这个形容词又是从法国的“罗曼司”(Romance，即“传奇”或“小说”)转化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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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现有资料证明，一六五四年英国人才第一次使用“浪漫的”这一词语，大直是“传奇般的”、“幻想的”、“不真实的”，其中明显地包含着贬意的否定性的内涵。到了十八世纪，这个词语才逐渐转变为肯定性的褒义词，它被用来评价作品，并获得“宜人的忧郁”这样一种附加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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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末年，随着浪漫主义思潮在欧洲文坛的勃兴，浪漫主义这一术语就用得非常流行了，并且在一七九八年法兰西学别的创作方法的名称。

 虽然浪漫主义精神有着悠久的的历史，但浪漫主义的兴起，却发生在法国大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它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对个性解放的要求，是政治上对封建领主和基督教会联合统治的反抗，也是文艺上对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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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在政治上为法国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在文艺上也为欧洲各国浪漫主义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但是，法国革命胜利后所确立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却宣告了启蒙运动理想的破灭。

 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是在人们对启蒙运动“理性王国”的失望，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幻灭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不满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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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现实，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

当时的作家都对现实不满，企图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但由于作家所持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不同，因而浪漫主义思潮中就形成两种对立的流派，即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前者是进步的潮流，它引导人们向前看，后者属反动的逆流，它引导人们往后看。这种区别，实质上是对当时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

产生原因

 浪漫主义产生的哲学基础，是这一时期流行的德国古典哲学和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空想社会主义。它强调主观、天才和灵感；强调人性的自由和解放。

文学基础，历史悠久。积极浪漫主义

 积极浪漫主义作家，敢于正视现实，批判社会的黑暗，矛头针对封建贵族，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残存的封建因素，同时对资产阶级本身所造成的种种罪恶现象也有所揭露，因而充满反抗、战斗的激情，寄理想于未来，向往新的美好生活，有的赞成空想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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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家有英国的拜伦，雪莱，法国的雨果、乔治·桑，德国的海涅，俄国的昔希金(早期)，波兰的密茨凯维支以及匈牙利的裴多菲等等。他们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都是同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与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作家是这些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消极浪漫主义

 消极浪漫主义者则不然。他们不能正视社会现实的尖锐矛盾，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他们的思想是同那个被推翻了的封建贵族阶级的思想意识相联系的。他们从对抗资产阶级单命运动出发，反对现状，留恋过去，美化中世纪的宗法制，幻想从古老的封建社会中去寻找精神上的安慰与寄托。消极浪漫主义的出现，实际上是被打倒的封建贵族阶级没落的思想情绪在文学上的反映。

代表作家有德国的史雷格尔兄弟，即奥·史雷格尔和弗·史雷格尔，诺瓦里斯，法国的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维尼，俄国有茹科夫斯基，英国有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等等。

浪漫主义思潮——德国

 浪漫主义思潮的兴盛衰落，是由各国历史条件的特点所决定的。作为一种成型的文艺思潮它首先产生在德国。由于当时德国容克贵族势力猖獗，资产阶级软弱无力，因而消极浪漫主义得势，积极浪漫主义发展迟缓。只有海涅登上文坛之后，积极浪漫主义在德国才有所起色。

浪漫主义思潮——法国

 法国的浪漫主义思潮，犹如大海的波涛，气势磅礴，蔚为壮观，来势迅猛，激烈异常。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封建贵族的复辟和资产阶级的反复辟斗争分不开的。

浪漫主义首先从古典主义设置的种种障碍中冲杀出来，历经短兵相接的搏斗，一举获胜。继而在漫浪主义内部角返相争，积极浪漫主义者组织了包括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打败了消极浪漫主义。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消极浪漫主义称王称霸，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胜利，积极浪漫主义骤然兴起．并取得了主导的地位。

浪漫主义思潮——俄国

 在俄国，浪漫主义的发展是较迟的。它在十九世纪初期才形成为一种流派。其中积极浪漫主义与俄国十二月党人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贵族革命中起过显著的进步作用。代表作家有早期的普希金，雷列耶夫等。

浪漫主义思潮——英国

 浪漫主义思潮发展得最完备，最规范，最有成就的当推英国。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下列一些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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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英国的浪漫主义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文学运动，它是由少数作家自由活动的形式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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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英国的浪漫主义源远流长，犹如小河流水，潺潺不断，历时达一百五十年之久。早在十八世纪末，从威廉·布莱克(1757--1827)和农民诗人罗伯特·朋斯(1759--1796)等人的诗篇中，就吐露出浪漫主义的苗头，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拜伦、雪莱的诗作为高潮，直到十九世纪末维多利亚女王(在位1837--1901)执政的时代，依然还可以从丁尼生、罗伯特·勃朗宁和他的夫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等人的诗歌中，看到浪漫主义的余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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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英国的浪漫主义明显地分为对立的两大派别。消极浪漫主义先于积极浪漫主义登上文艺舞台，主要代麦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与之相对立的，就是以拜伦，雪莱、济慈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者。

浪漫主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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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追求理想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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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视和突出想象和情感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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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鼓吹天才和个性解放，追求心灵自由和精神创造。

4、崇尚自然，宣扬“回到自然”。浪漫主义与启蒙主义之别  浪漫主义和启蒙主义分别包含着两种相互对立的精神气质，它们对“理性经验”和“感性经验”的不同侧重，分别影响到后来的世俗主义和“反文化论”潮流。（塔那斯（R.Tarnas）《西方心灵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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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前者将世界视为“统一的有机体”，认为世界是无限的、无止境的，支配其间的是一种神秘的灵感；后者则倾向于将世界视为“原子论的机器”，认为世界是可分析、可预测的，支配着世界秩序的是启蒙的理性。

第二，浪漫主义和启蒙主义似乎同样崇尚人的意志能力，同样推崇英雄，但是它们对人的肯定方式却有不同。一般而言，前者认为人的基本价值在于想象、意志、情感的深度、艺术的创造力和自我表现；而后者强调的是人的理性，以及理解和利用自然规律的能力。

 第三，对浪漫主义者来说，自然是“精神的容器”；对启蒙主义者来说，自然却首先是观察、认识甚至控制的对象。因此，前者注重关于“性质”的认识，追求认识过程的暗示性；后者则倾向于“定量”的分析，追求认识结果的明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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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独特的精神气质，也成就了它的“内省”的特征。所以它对“无限”的探究，实际上首先是探究人类心灵的非理性方面，探究“内心深处的存在的阴影”，比如梦幻、爱欲、恐惧、冲动、无意识、自相矛盾等等。“科学所构造和设想出来的实在”，也被浪漫主义者认为“归根结底是象征的”。

总之在后世看来，浪漫主义的思维方式标志着心灵与外部世界的分裂；而这恰好是“现代性”的一个源头。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美学原则 德国早期浪漫派

 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最初文献，是瓦肯罗德（W.H.Wachenroder，1773－1798）所写的《一位热爱艺术的修道士的感情的赤诚流露》。其中主要强调的，是产生于内心深处的艺术与上帝之间的神秘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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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主义成为个体理性的先兆，在中世纪后期已有实例。而那些年轻的浪漫派诗人，同样是要在艺术与“绝对”之间寻找神秘的通道。因此与“真应当统治一切”的新古典主义信条完全相反，他们相信“诗歌”才是“绝对的真实”，“越是富有诗意的就越是真实的”。诺瓦利斯

 诺瓦利斯（Novalis）德国诗人。早期浪漫派代表人物。原名弗里德里希·莱奥波尔德·封·哈登贝格。1772年5月2日生于曼斯菲尔德附近的上维德施泰德一贵族世家，从小受到严格的宗教教育。1790年在耶拿随费希特学习哲学，并结识席勒。1791至1793年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后在法院、盐务局供职，并与早期浪漫派作家弗·施莱格尔等交往。1801年 3月25日死于魏森菲尔斯。

诺瓦利斯是德国早期浪漫派的重要诗人，其诗句常常会表达出一种宗教式的思索：“我们漫无边际地四处追寻无限的东西，然而我们总是只找到物。”这一诗句来自诗人的真实经历：

1795年，23岁的诺瓦利斯爱上一个13岁的女孩苏菲，他试图“通过接近和探询苏菲的孤独，来超越有限的自身孤独”。但是两年以后苏菲去世了，诺瓦利斯非常绝望，因为他发现爱情并没有让他追寻到无限，只是使他看到“一个„物‟的毁灭”。

“她的生命曾使我的全部精神存在聚合在一起，但它们却很快破碎了，又回复到原来的样子。我的内在的生命形态崩溃了，我生活在毁灭之中，……我已经失去了自我。”  诺瓦利斯像当时的浪漫派青年一样，使死亡的体验大大超越了纯粹的个人意义，因为死亡意味着“有限的存在物”注定要毁灭； 

如果想超越“总是只找到物”的事实、达到生命的绝对意义，就必须征服“死亡”所代表的“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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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瓦利斯由此而寄希望于“超越时间、存在于时间之外的绝对欢乐……这就是无条件（无限）的生命”。其方式在于：“在与时间相处时，我们必须做的便是对无限的自我意识。”

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总体精神

 从奥古斯丁开始，基督教神学就认为永恒、绝对只存在于有限的生命之外，存在于时间之外；对有限的人而言，永恒和绝对就是一种“超越性的无限”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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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诺瓦利斯则认为：“个体（即有限的物）是通向无限的媒介”，所以是要在“只找到物”之中追寻“无限”。这被解释为“渴望创造一种„存在物‟与„超存在物‟、„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统一体”。这正是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总体精神。

诺瓦利斯

 关于有限的个体如何能成为通向无限的媒介，诺瓦利斯认为“人，只是一个通向„绝对自我‟的„自我意识‟”。按照他的看法，意识只有作为一个“反映的产物”才是可能的，即：自我需要一个对象物，从而才能使自我意识得以存在。

所以，人本身的有限存在是“经验自我”（empirical ego），而它之所以被视为“有限”，就是因为其“内在核心里有着„绝对自我（‟absolute ego，即上帝）的根源”。这样，“我们所谓的自我并非真正的自我，而仅仅是自我的映象”。这种通过“感觉与超感觉的统一”来确认“有限的存在”之方式，就是诺瓦利斯所说的“世界的浪漫化”。

 “世界必须被浪漫化，浪漫化……是对普通事物给予崇高的感觉，对日常生活给予神秘，对已知给予未知的尊严，对有限给予无限的外观。在这种意义上，世界被浪漫化了。用这组关系，崇高、未知、神秘和无限……会得到一种亲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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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研究者认为：“世界的浪漫化”体现于浪漫派对文学和诗的看法，即是“有限和无限在意识中相互结合，通过光明和黑暗的混合来完成„对神的视觉、知觉体验‟”。……“当意识的种种对象在黑暗中失去清晰的轮廓……时，便产生了一种对神秘……的模糊感情”。从而有限与无限便“统一为宏大的总体”。

 为了用“模糊”消解理性所习惯的“明晰性”，并且更多地体验这种“模糊”之中的“有限与无限的相互结合”，诺瓦利斯还特别提出了一些耸人听闻的途径，比如：酒、鸦片、性、死亡。

在他看来，上述“宏大而神秘的总体”本身，也是一种情感上的陶醉与渴望、欢乐与痛苦的结合。它不能体现于一个单一的事物，也不能完全具体化为情感，所以为了使这种情感产生，需要提供某种“否定、痛苦和饥渴的要素”。即：“思想努力使自己溶解为纯粹的无限，就要为一种完全毁灭的情感所吞没”。

 其《精神之歌》甚至用性的体验阐述宗教的体验：“爱情永远无法满足自己/爱并不能完全内在和具体地/占有被爱者/……燃烧的情欲/使灵魂充满生命力/心灵/变得异常饥渴/于是从永恒到永恒/不得不忍受爱的诱惑/那些已经尝到爱的欢乐/如今变得严肃的人们/会抛弃一切/走向渴望的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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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写过更极端的诗句：“压抑越强烈，欢愉的瞬间之火焰也越旺，增加写氧气吧，……性是最大的欢愉，女性则是我们的氧气。”当他描述上帝的时候，甚至认为“上帝就是医生、牧师、女性和朋友”。 这种多少带有一点神经质的、病态的感受，恰好是一部分浪漫派诗人所追求的境界。诺瓦利斯认为：“在一个人开始去热爱病态与痛苦的瞬间里，他的怀抱里就会涌起最刺激的情欲，最高的欢乐就会渗透他的全身。疾病难道不能成为更高级的综合手段吗？痛苦越剧烈，包含在其中的欢乐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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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瓦利斯所代表的这种极端的浪漫派态度，被研究者归纳为：“朝向上帝的运动，就是朝向死亡的革命。”正如他在《死亡之歌》中所写的：“上帝的深切悲哀/已在我们心中扎根/永恒地被伤害的美好事物/把我们汇入同一条溪流。”

常识

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是1789年7月14日在巴士底监狱爆发的一场革命，法国的君主专制政体被推翻。大革命的结束时间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观点认为1794年7月雅各宾派统治的结束为革命的终结。另有观点认为1799年的雾月政变为革命终结的标志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篇3

关键词:张继 《乡村爱情》 现实主义

张继是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的乡村现实主义小说作家。有学者说,关注现实,关注农村,秉承五四新文学的优秀遗产,挖掘、深剖国民性,是张继现实主义小说的支点。温柔的讥讽展示了作者对“劣”性国民怒而不争的鞭挞和对善良人性的同情。善意的批评蕴藏着作者对时代的感悟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弥补了80年代伤痕、新写实、新状态等文学流派的不足。张继于2004年起独立创作的《乡村爱情》系列就是展现农民内心世界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本文试从多元化文学思潮的大背景下来审视《乡村爱情》的现实主义。

一、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流变

现实主义是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文学观念和术语。

由新文化领袖们引进和倡导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20世纪20年代,很快形成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强调文学改造社会的现实作用,突出平民在文学中的地位,表达作者人道主义的情怀。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发生了嬗变。20世纪4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呈现分野状态。在20世纪的50～70年代,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中国文坛唯一合法的创作方法,但它严重畸变。20世纪80年代初,文艺界开展了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写真实”、“干预生活”的口号被重新提了出来,“恢复”或“回归”现实主义成为新时期初期文学的主导潮流。80年代中期以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呈现出新的特征。在20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依旧是当前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潮。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开始从原先的一元化独尊的位置上被挤兑下来而成为多元中的一元。

小说《乡村爱情》正是作家张继承受着多元文学思潮的冲击创作完成的。作者挣脱了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先锋派文学、新生代文学、新历史主义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另类写作、网络文学等文学流派的交替兴盛,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村爱情》可以看作是作者对现实主义的一种坚守。

二、现实主义小说的主要形态

现实主义文学是个大的门类,就小说而言,现实主义小说主要有以下几种形态。

第一类现实主义小说,史诗式的形态。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第二类现实主义小说,其艺术形态,以写普通人、小人物日常生活、悲剧命运为主,蕴含着浓郁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和感情。如沈从文的《边城》;第三类现实主义小说,加强主观抒情性和对人的灵魂的探索,其艺术形态以揭示人物内心世界为主,亦称心理现实主义。如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这些心理现实主义的杰作,大多是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的。

恩格斯说:“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有人称爱情是一扇充满灵性的窗子,打开它,最能窥测人的内心世界的奥秘。《乡村爱情》就是展现农民内心世界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通过描写几对农村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多角度展现当下农村青年的爱恋生活。下面谈谈《乡村爱情》的现实主义特色。

三、《乡村爱情》的现实主义坚守

张继被誉为中国当代乡村现实主义小说代表作家之一。其力作《乡村爱情》演绎了情节生动、起伏跌宕的新农村故事,具有独到的特点,风格质朴,乡土气息浓郁,展现了农民的善良、幽默、智慧以及看待外界的仰视视角,还有他们在困难面前的大智大勇、喜怒哀乐和消极颓废等内心世界。琳达·诺克林在《现代生活的英雄》一书中写道“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对当代艺术家而言,唯一合适的题材就是当代世界。”并引用库贝尔的话“我认为,就某一时代的艺术家而言,他们基本上是没有能力复制出一个过去时代或一个未来时代的生活画面”。《乡村爱情》即是现实主义作家张继关注当代农村关注当下农民生存现状的结果。在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中,马克思的现实主义可以看作高标。在客观真实性原则上,强调真实描写现实关系;在典型性思维上,强调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特征性手法上,强调细节的真实性和典型性。在有意无意间张继实践着马克思的现实主义理论。谈起《乡村爱情》的创作,张继直言写农村戏的根本是真实,“描写农村生活需要亲身体会,没有一定的生活经验编出来的东西让人看后浑身不舒服”。“农村无大事,农村的矛盾都是温暖的,没有大是大非,都是些小摩擦、小智慧、小碰撞”。张继认为,农村题材剧婆婆妈妈才能好看。其实,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极少有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也正是在这些平凡琐事中,才时时闪烁着那些来自民间深处的幽默与智慧。张继小说的意义也正在于此。他真正将农民的日常生活作为自己的叙事主题,力图通过平凡的日常生活,展现出农民生活的艰辛与希望、无奈与挣扎、屈辱与抗争。

被誉为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乡村爱情》,恰恰做到了以上几个方面。具体说来,其现实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乡土生活的本色展现

在当下社会中,人们在享受物质上的丰富和进步的同时也感到难以摆脱的疲惫。于是我们渴望那些几乎要遗忘的东西:纯真的亲情、友情、爱情……当下的影视、文学作品中,充斥了太多都市中的男欢女爱,太多的权钱交易,《乡村爱情》在人们的期盼中带来了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张继开拓了一个“别样的乡村”。

有着29年农村生活经历的张继凭着自己对农村和农民的那份眷恋,满怀激情描绘了原生态的“爱情乡村”的原色。《乡村爱情》中的故事几乎都是农村经常发生的,《乡村爱情》中的场景是农民在自己身边经常会看到的。比如王小蒙家的豆腐坊、刘一水的养兔场、刘玉田的花棚等;谢永强对王小蒙爱情的变化,长贵对谢大脚的犹豫等都显得朴实真切,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一样。甚至故事发生的环境,村子边的小河、河上的小木桥、房前屋后的玉米地、菜园子等都那么真实可信。

虽然小说牵涉方方面面的内容,比如村干部的升迁,农民的创业历程,农村的招商引资等,但是作者张继始终没有忘记“爱情”二字,作品展示当下农村几对农民的婚恋婚俗画面。如谢永强的父母应该是典型的媒妁之言,谢永强和王小蒙自由恋爱,谢大脚和李福的婚变,谢大脚和长贵的爱情故事等,这些婚恋方式所展示的情景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既熟悉又遥远。张继自己这样描述乡村“爱情”:“干净、健康……体现着传统中那种美好的道德感。”

张继兑现了他最初的创作誓言,“要我写,我就得写出真实的农村人,真实的农村景象”。 张继正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自觉不自觉地守候着现实主义的创作领地,永远保持着农民本色以生活感悟读者,而不愿意嫁接五颜六色的东西来讨取读者的阅读心理。

(二)个性鲜明的人物塑造

“按照旧说法,创作的中心是人物。凭空给世界增加了几个不朽的人物,如武松、黛玉等,才叫创作。因此,小说的成败,是以人物为准的……只有人物足垂不朽。”老舍先生论人物描写的话并没有过时。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小说创作中一项永无止境的审美工程。因为生活永无停息地产生着崭新的人物,一代代小说家不懈地追逐着人物创造的不朽价值。《乡村爱情》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比如谢大脚就是作家贡献给读者的一个全新的农村中年妇女形象。聪慧与淳朴、温情与泼辣、热心与能干等性格特征,使她成为当代文学艺术人物画廊中具有艺术美感的一位媒婆形象。再如刘能这个人物,可爱又可恨。可爱的是他的心直口快、率真朴实,甚至是他的说话结结巴巴。可恨的是他的爱占小便宜、爱挑拨离间、小农意识等。刘能爱占小便宜那是出了名的,且不说他趁照顾刘大脑袋之机贪吃贪喝占公家的便宜,就连刘大脑袋吃的所谓“营养药”也不放过,结果差点闹出人命。其他的如长贵、王小蒙、王木生等也是个性鲜明,呼之欲出。“远离了城市的灯红酒绿,回归到田野的辽阔,没有大场面、大制作,却有着不完美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这就是《乡村爱情》的独到之处。”

张继说:“我仔细感受过汗水一点一点从身体的最深处渗出,又聚成一脉在肌肤流动,然后汇成一滴,缓缓滴落的整个过程。”张继从1991年3月在湖北武汉市文联《芳草》文学杂志发表第一篇小说《丞水村的两个小人物》到如今在近20年的创作中,他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农民兄弟,他说:“我永远承认农民是这世界上最受苦的一个阶层,他们所有的苦难我都亲身体会,他们吃苦时的精神和乐观和获得点滴幸福时的激动与兴奋,都是那么生动。”

对于普通农民的塑造,张继不是表面化地追踪时代变革,而是着力于展现中国当代社会最底层中的芸芸众生的际遇与心态。比如王小蒙这个人物,她可以说是青年农民中的创业先锋,但是作者并没有把她塑造成一个雷厉风行、所向披靡的女强人形象。比如作者真实地展现了王小蒙在处理感情问题上的动摇、犹豫、彷徨,她爱谢永强却在谢大脚的撮合下与李大国见面,她不爱王兵却接受了王兵的礼物……作者写出其人性的弱点,更展现了人物生存的困境,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可信。著名作家张炜曾说,张继的主要贡献是他把握了这个时期农民的生存艺术,包括斗争哲学、生产方式,在过去农村题材的表现上还没有过。

四、结语

巴尔扎克在他的的现实主义理论中主张:摹写现实,必须细致地观察生活,文学艺术就是由观察和表现组成的,作家应该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同时,要求文学家要像历史学家尊重历史事实那样尊重现实生活的真实。

张继正是借助于自己丰厚的农村生活经历,利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再次引导人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乡村,并紧跟时代步伐,表现当代农民的生存状况,展现农民丰富复杂的心理世界。总之,张继的小说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叙述阶段,达到了中国农村小说一个相当高的高度。

(本文为山东省职业教育“十一五”规划课题。)

参考文献:

[1]董业明.鲁南作家论[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

[2]张德林.历史转型时期的文学变革——试论新时期的现实主义小说[J].文艺理论研究,1994,(06).

[3]杨彬.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百年嬗变[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01).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篇4

关键词：五四,浪漫主义,文学革命

浪漫主义是产生于启蒙运动之后, 人文主义的价值观被重新确立以后的事。它产生于启蒙主义却又超越启蒙主义的。它扬弃了启蒙主义过多的理性精神而追求“自主”、“自由”, 而认为世界是一个可以任主观情思驰骋的无限广阔的空间, 没有了有限时空对人的束缚, 有的只是主观情愫引导的人的全身心的解放。说浪漫主义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是完全符合我们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理解的。产生于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拥有着一个与西方启蒙运动时相似的文化背景。在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过程中, “人”的发现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浪漫主义者们首先看到的是人的个性张扬、情思丰富, 个人的自由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肯定。

一、狂飙由晚清起, 启蒙由浪漫起

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是在“五四”, 但是我们从一个线性的脉络观察“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源头就可以看到这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和理论倡导与晚清有着莫大的联系和渊源关系。浪漫主义标榜民主、自由、平等, 它肯定人的欲望推崇人的力量, 这些在晚清时期就已经得到阐释。浪漫主义是以其呼唤个性自由、情感和思想解放的这些启蒙特质在中国得到了极大地倡导。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实际上在晚清便已萌芽, 晚清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维新变法失败, 梁启超等改良派政治上的失意使得他们把目光转向文化领域, 他们开始在思想领域进行启蒙, 相继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 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国民性的努力。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队伍当中。文艺思潮包括浪漫主义的纷繁涌入使得在欧洲几个世纪的变革在中国显得是那么迅速。但现代中国此时的主题依然是启蒙, 所以浪漫主义在中国也必然要受到影响而带上了启蒙的气质。此时的浪漫主义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与中国传统的主情创作相契合, 再加上同时代的有识之士对于“人”进行了初步的思考, 这样浪漫主义就因这三者而共鸣相生了。浪漫主义提倡人性, 追求个性解放, 它在中国的产生预示着一个大的变革即将诞生。

这一阶段我们不可以忽略的一个人是鲁迅。在他早期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还有《破恶声论》等文言论文中鲁迅都关注到了作为人的个体的重要性。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大声疾呼“张大个人之人格, 又人生之第一义也。”在这里鲁迅强调要关注人的精神生活, 拓展人的内心世界, 他认为人的生活意义、人格尊严是最重要的。他号召我们追求人的精神层面的价值, 追求人的诗意生存, 这些价值观初步表现了鲁迅身上的浪漫主义文学特质。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的文艺思想表现的更为透彻。“这篇文章可以看做一篇浪漫主义宣言。鲁迅在这里宣布了他的新的选择, 要做一个作家, 做一个‘精神界之战士’, 希望参加那些叛逆诗人的光辉行列。”1鲁迅在这里第一次向中国民众介绍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 具有首创的价值。在文章中, 鲁迅介绍并推崇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等几位诗人, 他们“无不刚健不挠, 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 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 以起其国人之新生, 而大其国于天下。”2欧洲的浪漫主义者能如此, 中国将要产生的浪漫主义者也当如此, 呼唤“摩罗诗人”, 便是呼唤“摩罗式”的国民,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以“摩罗诗派”为导向, 进行了思想启蒙、破旧立新的努力。

如果说鲁迅是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萌芽的理论倡导者, 那么有着“情僧”雅号之称的苏曼殊则是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代表。苏曼殊是最早把拜伦、雪莱等作家的作品引入中国的人, 在鲁迅当时的理论创作还没有引起一种潮流的时候, 苏曼殊的翻译就已经很风行了。“五四浪漫派作家对拜伦的认识和接受, 不是从鲁迅那里, 而是从苏曼殊的翻译开始的”。3不止翻译, 他的创作也有其独特性, 他仿佛是“五四”的一个先知先觉者, 充斥着他作品中的孤苦飘零、感伤怀旧情调正契合了“五四”时期浪漫青年梦醒了无处可走的苦闷心境。正如李欧梵所说:“透过风格和技巧, 不但将‘传统古老的中国传统, 以西方清新而振奋的浪漫主义, 幻化成一个全新的组合’, 同时包含着这一过渡时期的一种普遍的情绪, 也就是倦怠、骚乱和迷惑。”4以其小说《断鸿零雁记》为例, 小说以第一人称诉说了三郎的悲惨遭遇和爱情纠葛, 用诗性语言表达了礼教与个性的冲突。作者还有意把抒情和叙述相交融, 更加突出了小说主人公浓郁的悲剧体验。第一人称主观抒情的运用, 独白式语言的选择, 多种体例的交错运用都是现代浪漫主义小说的表现手法, 在“五四”更是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这一时期, 无论是鲁迅对浪漫主义的倡导, 还是苏曼殊等人的创作实绩, 都为“五四”浪漫主义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启蒙特质却是我们不容忽视的, 浪漫主义倡导的个性解放、自由平等都为20世纪的中国带来了新鲜的空气, 也为接下来的更大的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没有晚清, 何来‘五四’”, 观察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 对于“五四”时期浪漫派的主张和其产生不同气质的缘由都有着追本溯源的作用。

二、感伤与“自恋”:两种浪漫主义创作潮流

“五四”时期, 一方面知识分子逢乱世, 面对着民族的危难和传统的败落, 每个人的心里都很容易产生激愤的情绪, 而这正是浪漫主义得以生存的温床。另一方面, “五四”的思想大解放一方面造就了部分知识分子的奋斗激情, 他们斗志昂扬, 对自己对祖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甚至于到了“自恋”的状态。这种倾向的典型代表便是郭沫若。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弱小的中国往往承载不了知识青年们的梦想。弱小的祖国, 现实的环境, 封建礼教、传统的压迫使得被启蒙的知识青年们到了梦醒后无路可走的境地, 这着实可悲可叹, 这一倾向又构成了感伤型浪漫主义, 而相应的代表则是郁达夫。

郁达夫, 无疑是感伤型的代表, 他笔下对的人物基本上都是有着严重忧郁症的“零余者”, 这些人具有自由、个性和人道主义意识, 他们的思想是解放了的, 但当他们面对现实却又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他们没有其他路可走, 只能成为社会的漂泊者, 即“多余人”。郁达夫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有着一种一以贯之的感伤气质——孤独、内省、敏感、自卑、愤世嫉俗。这种感伤气质一方面显示了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的流行, 一方面也以其感伤元素暗示了当时的社会现状。

相比之下, 郭沫若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过度自信的世界, 他的创作真正地体现了“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 “他的诗有两样新东西, 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泛神论, 与20世纪的动的和反动的精神。”5郭沫若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 “‘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 ‘我即是神, 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6他以其世界性的眼光推崇“绝端的自主”, “绝端的自由”, 向往自然和神奇之物带来的惊叹。抛却一切形式, 摒弃一切束缚, 对于希望和未来郭沫若把他的自信全都倾泻了出来。“他在这本诗集 (《女神》) 里唱出一个生命奋进的宇宙观, 热情奔放的人生观, 而归结到一个乌托邦主义的信念:旧的污浊的世界就要毁灭, 在这段毁灭的灰烬上, 一个新的光辉而温暖的世界就要涌现。”7新的世界对于郭沫若的吸引和他的奋发激情让他几近于“自恋”的状态。浪漫主义的狂飙在他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

三、救亡压倒启蒙:浪漫主义末路来临

“五四”时期纷繁涌入的文艺思潮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大多添加了启蒙特质, 由于各种思潮之间的交叉糅合和与西方同名思潮的差异性使得中国这些思潮的定义和区分都有很大难度。所以有学者指出现代中国并没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说法, 这些都不过是启蒙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表现而已8, 王富仁也有类似观点, 他认为应该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9来综合概括“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转型时期的中国, 启蒙才是社会的主题, 鲁迅之所以推崇浪漫主义只不过是因为浪漫主义的思想大解放和其对人性对人生的看法有益于中国的思想启蒙。与其说鲁迅是在呼唤“摩罗诗人”, 还不如说他是在呼唤中国的思想解放了的国民。同样, “五四”时期浪漫派的两大主角, 郭沫若和郁达夫, 也都能从他们的浪漫书写中找到启蒙的论据。这也可以从我们多年的研究现状中管窥一二, 几十年来文学史家观察现代中国的浪漫主义并不是作为浪漫主义的这个事实本身, “而是浪漫主义者们使用何种独特的方式去表现和折射现实 (包括物质的现实性与精神的现实性) 。”10我们从另一个事实也可以证明这个论点, 那就是当“五四”退朝后, 救亡压倒启蒙, 伴随启蒙的退潮, 救亡运动取代了思想启蒙而成为社会主潮, 浪漫主义便失去了最后一个阵地, 浪漫主义作家们也大多开始了向左转。

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风雨兼程, 从鲁迅呼唤“摩罗诗人”, 苏曼殊进行了初步的浪漫创作起, 浪漫主义在中国一步步风行, 到“五四”时期达到了顶峰, 但是现代中国最迫切的任务终究是救亡而非启蒙, 这对于浪漫主义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尽管如此, 我们不能忽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地位以及它对文学革命的特殊贡献。浪漫主义及时反映了转型时期国民的思想情感;其探索历程也为文学审美上的多种可能性谱写了很有分量的一笔。当救亡与启蒙都不再成为时代主流的时候, 当我们在新时期探索人的价值, 人的个性的时候, 当我们回望那段浪漫岁月的时候, 我们会记住现代文学工作者们为新文学的发展和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所做的一切。

参考文献

[1]李欧梵著, 尹慧珉译.《铁屋中的呐喊》,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李欧梵著.《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新星出版社2005年。

[3]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修订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4]杨联芬著.《中国现代小说导论》,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4年.

[5]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 (第一卷) 》,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6]朱寿桐著.《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7]朱寿桐著.《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史论》,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

40年代文学思潮 篇5

第一节

国统区、沦陷区的文学思潮与论争：40年代文学（第三个十年）是指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的文学。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片国土沦陷，全国实际上分成了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三大部分。与此相对应，文学形成了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和沦陷区“孤岛文学”。尽管就其主流来说，每一种文学都自觉继承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革命精神和战斗传统，反对外族侵略，歌颂爱国主义是其主旋律，但由于具体存在的环境不同，每一种文学还是具有鲜明的特点的。国统区文学延续了30年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主要特征，又特别融入了暴露国统区黑暗现实，讽刺和鞭挞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假团结真分裂的现实内容，表现出了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如茅盾的《腐蚀》、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宋之的的话剧《雾重庆》、巴金的《第四病室》、张天翼的《华威先生》等。除此之外，继续关注知识分子生活，表现他们对于人生的困惑和探索，也是抗战深入发展后国统区文学的一个主要主题和题材。如夏衍的《法西斯细菌》、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钱钟书的《围城》等。解放区文学在继承“五四”“为人生”的文学、30年代“左翼”革命文学的基础上，着重反映和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在坚持“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光荣传统的基础上，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创作出了一批具有浓郁的大众化、民族化风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贺敬之等的《白毛女》等，为建国后的文艺发展探索了道路。沦陷区的“孤岛文学”由于地处特殊的环境，各方政治势力统治较弱，主体上呈自由发展趋势，各种文学思潮都得到了发展的空间。但由于进步的爱国的文艺人士居多，进步文艺活动相当活跃，出现了于伶的《夜上海》、阿英的《明末遗恨》等优秀剧作。

尽管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在武汉成立，标志着第二个十年中的各种成分的文艺运动会合了起来，形成了广泛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协”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得到了积极的响应，但由于40年代的民族解放战争带来的历史大变动、大转折，文艺思潮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状况，文学论争比以往表现得更为频繁和激烈。更为主要的是，由于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民族矛盾的残酷激烈，文艺论争少了二三十年代的平和，多了四十年代特有的火药味、血腥味。有些文艺论争，甚至流露出了超越文学范畴的不良倾向。

一、“与抗战无关论”1938年12月，梁实秋面对抗战以来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现象，依然坚持“新月”时期的文艺思想，坚持认为文艺仍然是超阶级的、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的立场，提出了文学“与抗战无关论”的主张。他的主张得到了坚持文艺应远离政治的“京派”作家沈从文的应和。对此文艺界许多作家、批评家提出了批评意见。如罗荪指出，梁实秋的言论“抹杀了今日全国文艺界的一个共同目标：抗战的文艺。”张天翼指出，文艺创作中的“差不多”、“八股”要反对，因为生活并非如此。但目的不是使文艺脱离政治、脱离现实，恰恰是为了更紧、更深入地把握时代和现实。梁实秋：《“与抗战无关”》，1938、12、6《中央日报》；沈从文：《文学运动的重造》。罗荪：《再论“与抗战无关”》；张天翼：《论“无关”抗战的题材》

二、对“战国策”派的批判“战国策”派是指抗战时期在西南一带以昆明为主心，形成的一个由教授、学者、作家组成的融政治、哲学、历史、文学于一体的综合性社团。它不是一个纯文学或以文学为主的社团。代表人物是陈铨、林同济、雷海宗等。他们在昆明创办《战国策》杂志，在重庆创办《大公报·战国》副刊，以此得名。“战国策”派崇尚尼采的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标举“战果”历史观，声称当时是“‘争于力’的战国时代的重复”。在文学上主张以恐怖、狂欢、虔恪作为创作的“三道母题”，着重宣扬以反理性为基础的主观唯心论，鼓吹“自我”中心，强调“心灵”表现，提倡超阶级的民族文学运动。这一派中只有陈铨是个作家，写有《野玫瑰》等剧作。“战国策”派的理论和创作受到了来自进步文化界的批判。汉夫：《“战国”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欧阳凡海：《什么是“战国”派的文艺》等

三、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讨论1940年左右展开，焦点问题是如何看待“民族形式”的来源。向林冰在《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中认为，创造新民族形式的途径就是运用民间形式，并偏狭地认为新文学是“以欧化东洋化的移植性形式代替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畸形发展形式”。反对一方是葛一虹，在《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在“民间形式”吗？》中认为，全盘肯定新文学，完全否定民间形式中有可继承的合理成分。郭沫若、胡风等人也参与其中。郭沫若的文章是《“民族形式”商兑》，胡风的文章是《论民族形式》。其中，郭沫若的观点比较中肯，他认为中国新文艺是各种形式的“综合统一”。这一问题的讨论，直到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才渐趋明朗。

四、关于现实主义和“主观”问题的论争这是一场持续时间很长的论争，也是一场没有把问题搞清楚、甚至是越搞越复杂的论争。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国统区后，从而引发了这场论争。论争的焦点人物和中心问题是胡风和他倡导的“主观战斗精神”。胡风（1902——1985），湖北蕲春人。现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文学评论家、诗人、编辑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1930年加入“左联”，开始崭露头角。作为文艺理论家，他写了一系列的文艺理论文章和著作，阐述自己对于文艺问题的认识。他针对3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中存在的公式主义概念化倾向，进行深入研究，认为教条主义和庸俗的客观主义是导致出现这些缺陷的重要原因。他们扼杀了作家的创作个性与创造精神，忽略了创作中主体性因素的发扬，致使作家本人不能用真实的爱憎感情去观察并反映生活，对生活只是做机械式地反映。为此，他提出了“主观战斗精神”的观点，强调并提倡重体验的现实主义。应该说，尽管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在理论上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还不是很系统很成熟，但毕竟为深化现实主义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由于在客观上，它和毛泽东所倡导的“现实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的提法相悖，从而导致了何其芳、林默涵等人的批判。他们认为胡风将“主观”提到了文艺创作中的决定性位置，背离了辨证唯物论的基本原则，陷入了唯心论的陷阱。他们认为文学创作的最重要因素，是作家的思想认识，是理性分析，不应当把体验、感觉之类的感性的作用夸大到比思想认识还重要的地步，更不能离开阶级分析谈主观精神问题。论争一方面促使胡风更加系统地深入思考，并且吸收某些对立观点中的合理成分，写出了《论现实主义的路》（1948）等专著，对现实主义进行了独创性的理论阐释。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人们对他的误解，为建国后全面清算他的思想打下了不良基础。

第二节

解放区的文艺运动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区的文艺运动开始于1936年。1936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延安，从此拉开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序幕。解放区文学又以1942年5月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虽然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文艺运动，但由于党当时的主要精力在于领导全民族抗战，无暇顾及文艺领域，所以文艺界的民主气氛相对来说比较宽松，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出现了多元化的现象。1942年5月以后，由于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文艺思想成了大一统的文艺思想，致使文艺的民主空气空前紧张起来。虽然毛泽东文艺思想在许多个方面有独创性的贡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经典表现，对许多重大文艺问题有深刻精辟的论述，但由于成了唯一的指导思想，而且逐渐被僵固化、神圣化，致使文艺创作的题材和主题日趋单调起来，影响了文学的繁荣发展。

1、1942年5月之前，以延安为主的解放区文艺界主要做了如下工作：1）组织文艺团体，开展文艺工作。1936年11月，刚到陕北的丁玲组建了解放区第一个文学团体——中国文艺协会，领导起了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1937年底，以成仿吾、周扬等为负责人，又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担负起了组织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迅速投入到抗日文艺运动方面的重任。1938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倡议下，成立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全面发展革命文艺，毛泽东为“鲁艺”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1938年9月，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正式成立，1939年5月，改名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2）出版文艺刊物，扩大文艺影响。解放区出版了许多刊物，如《文艺突击》、《大众文艺》、《谷雨》、《草叶》、《诗刊》、《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等。其中，鲁艺的《草叶》和延安“文协”的《谷雨》最为出名。但它们之间有宗派现象，像两个“堡垒”，互不往来。3）贯彻“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精神，街头诗、秧歌剧比较红火。

2、前期延安文艺界的民主气氛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思想比较自由。一部分作家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用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察世界，探索社会，从而发现了延安、根据地存在的一些不正常的或者说黑暗的现象。创作比较自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基本上没有约束，写出后还能发表。丁玲主编的《解放日笔》文艺副刊是主要阵地。1942年，延安由此爆发了一场关于“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论争。论争由1942年春天发表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的一系列杂文展开，主要有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硬骨头与软骨病》，丁玲的《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等。由于这些杂文写的都是延安的黑暗现象，所以时称以“暴露”为主的“杂文运动”。“杂文运动”出现后，引起了延安文艺界一些左翼人士及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著文或发表讲话批判这些文章，由此引发了文学创作中“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论争。在这场论争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意识以及上述杂文，成了众矢之的，1942年之所以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统一文艺界的思想认识，不能不说与这场论争有密切的关系。在这场论争（斗争）中，王实味、丁玲比较惹人注目。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在翻译马列著作经典方面卓有成就。在《野百合花》中，他把整个延安夸大成“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纸醉金迷、骄奢淫逸的世界，有着“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森严的“等级制度，从“首长”、“大人物”、“重要负责者”到“小头子”、“科长”和“主任” “到处乌鸦一般黑”，显然不符合事实。

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延安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事件是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及在座谈会期间毛泽东发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重要文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历史背景：总体而言，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延安文艺界的整风。1941年6月，德国发动了侵苏战争。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法西斯阵线在全世界取得了暂时的优势。与此相适应，日本为了把中国变为它支援和扩大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一方面继续加紧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诱降活动，另一方面则集中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全部伪军对解放区连续“扫荡”，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而蒋介石反动政权为了消灭共产党，竟然置民族利益于不顾，采取了“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从消极抗日转向积极反共，连续派遣大军进攻、包围和封锁解放区，致使解放区的经济、生产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致使我党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这两年内处于极端因难的地位。”(毛泽东：《学习和时局》）同时在思想上，由于王明思想在党内影响很深，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还有很强的实力，如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自由主义，致使我们党在思想上还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因此，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统一思想，保护党的清洁的面貌和健全的肌体，我们党于1941年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是我们党成立以来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整党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延安整风，意义重大而深远，通过整风，凝聚了民心，凝聚了战斗力，初步形成了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思想智慧——毛泽东思想。在整风中，毛泽东连续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著作。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1942年5月2日开始的，到5月23日结束。参加会议的约有七、八十人。座谈会之前，毛泽东同志找文艺界的许多同志谈话，详细询问了文艺方面的许多情况，并提出了一些问题，曾说：我们过去忙于打仗，现在文艺问题摆到我们面前来了，我们要研究文艺问题，过一阵我们还要研究边区经济问题呢！(刘白羽：《红太阳颂》，《人民日报》，1976、12、25)据统计，座谈会全体会议一共召开了三次。第一次是在5月2日，毛泽东首先作了“引言”讲话，说明了开会的目的、要求，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动员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这部分内容后来就形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引言”部分。第二次是在5月8日（一说5月16日），毛泽东出席大会讨论，主要听取大家发表意见，并把要点和问题记下来。虽然有时也简短地插几句话，把讨论引向深入，但没有作长篇发言。第三次是5月23日下午，先是大会发言，再是朱德同志讲话，最后由毛泽东作总结讲话。他从“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两个中心问题，分五个方面，对“引言”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从而诞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结论”部分的讲话。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整理发表了“引言”和“结论”两部分，最终形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承载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要立论文献。从此后，每年的5月23日，就成了《讲话》的诞生纪念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地位、伟大意义与历史局限：毛泽东的《讲话》，对许多文艺问题进行了深刻论述，是“二战”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最有体系且影响最大的论著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它不仅是毛泽东的个人的理论发现，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它在总结“五四”以来革命文艺发展的基本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联系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的实际状况，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中国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史上继“五四”之后又一次更深刻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思想史和文艺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讲话》发表后，无论是在解放区时期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文艺政策指导文艺运动的根本方针，具有无可怀疑的权威性。《讲话》试图解决这样一个新的课题，即在无产阶级政党执政、有条件推进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历史阶段，应当如何领导文艺工作，怎样才能创作出适合本阶级需要的新型的文艺。只有理解《讲话》，方能理解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讲话》的理论辐射远远超出了文艺运动的范围，在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讲话》的发表，还标志着“工农兵文学观”的形成和正式确立。二三十年代，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革命文学观和大众文学观的概念，以抵制和否定自由主义文学观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毛泽东提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观，在很大程度上发展和深化了革命文学观和大众文学观，对“五四”以来的文学观念进行了大的调整。“工农兵文学观”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充分肯定劳动人民在人类文化和文艺创造中的历史主动精神和主人翁地位，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文艺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二是具有强烈而鲜明的功利色彩，即“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一切围绕人民的利益进行文艺创作。“工农兵文学观”的实践使得文学创作在主题思想和文学形式、艺术风格上趋于一致化、单一化，共性大于个性，民族性大与现代性，有利于集合起全民族的力量，进行抗战。所以这种“工农兵文学观”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和民族矛盾尖锐对立的时代环境中，自然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作用，40年代各解放区群众文艺运动的繁荣和成功就充分证明了这点，必须予以肯定。但也应该看到，这次文学观念的大调整，也由于客观环境的局限造成了一些明显的问题，对后来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当时毛泽东不可能考虑到共产党统一全中国，变成执政党以后客观条件的变化，以及条件变化了以后，应该如何看待文艺、领导文艺、如何对待文艺创作的主体——知识分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导致在建国以后本来只适合于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某些结论被任意引申推广，造成了文艺创作上的严重偏颇。现代人们反思《讲话》，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二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三是过度强调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在一定程度上中断了“五四”以来现代文学的启蒙精神，中断了中国文学同世界文学的交流，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四是知识分子改造问题。

《讲话》的主要内容：1）《讲话》的核心问题，是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这个根本问题。毛泽东从当时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中抓住这个问题作为解决文艺问题的钥匙，显示了毛泽东敏锐的洞察力。他说：“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毛泽东从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说明： “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一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出发点。1938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就曾说：新文化应具有 “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说，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当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确定以后，如何为群众、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成了文艺的又一个根本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述，提出了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以及著名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

当代文学转型思潮研究的一个样本 篇6

《断裂的诗学——1998年的文学、思想与行动》是闽籍青年学者曾念长的新著，日前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该书以1998年中国文坛的文学、思想及其行动为考察重点，深入而细致地描述了世纪之交中国文学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诸问题，并着重分析了导致这种变化的内在动力因素及其时代蕴含。广东省作协主席、著名文学评论家蒋述卓在致辞中称，《断裂的诗学》富有见解和思想，值得加以研讨和推广。

文学研究必须直面碎片化时代

张柠（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曾念长的这本书是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二度改写版本，已经不是博士论文。目前这个样子，我觉得可读性提高了，血肉更丰富了。我觉得选这个题目还是有意思的。我们的整个思维，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互联网兴起以后的民主化、市场化和价值体系的碎片化，是没有准备的。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理论家对这种破碎、断裂的东西就特别敏感。曾念长选择这个题目，我直觉是可以做的。

以1998年作为切入点，前后延伸开来，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是可以的。但由这个原点出发，能得出一个什么结论？这本书谈到了很多现象，包括“断裂调查”“盘峰诗会”等等。从第八章到第十章，是对这些现象的整合分析，也就是对“断裂的诗学”展开讨论，虽然还不够深入，但问题呈现出来了，我觉得不错，就是让今天的文学研究有能力来面对碎片化时代的一些重要命题。不管是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这都是一个要重视的问题。

1998年不具有明显的历史节点性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国外传入了很多史学研究新方法，比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是选择一个年份，对某个历史节点进行剖面式分析，从中看到历史结构的内部。曾念长表现出了很大的抱负，很强的能力。问题就在于，1998年这个年份有一个什么样的节点意义？它提供了什么样的契机？能不能把它的意义可能性有效地诠释出来？这可能是问题的关键。当代文学史有很多年份具有历史拐点意义，或者具有断裂意义，或者具有深化意义，或者具有转型意义，或者具有层递意义。比如说1979年“现代派”开始崭露头角，1985年“新潮文学”登上文坛，1987年“先锋文学”赫然崛起，1993-1995年当代文学的二元价值分裂等等。

我个人认为，1998年不具有明显的历史节点性和阐释性，可能还不如1999年。1999年至少发生了“盘峰论战”，之后发生了深刻的裂变。1998年的文学事件可能相对而言并不是特别重大，或者影响深远。我觉得曾念长之所以选择1998年，可能跟他的文学阅读、成长、感受和经验有关系。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在1985年第一次读到《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勃兰克斯著），第一次爱上了文学研究。之前我是很鄙视文学研究的，认为文学研究索然无趣，但是当我读到了《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很多夜晚是失眠的，沉浸在它的诗意描述当中。他把19世纪上半叶的文学赋予一个波澜壮阔的修辞想象，应用了黑格尔式的“正反合”逻辑来设定历史总体性，其诗意就产生了。直到现在，我觉得我的思维方法深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暗示和影响。我曾经也有抱负，就是想写这样的书。能够呈现历史具体性，能够呈现现场感，这样一种研究方法使我心向往之。我从曾念长的书里面看到了这样的努力。他试图把1998年的若干文学事件放置在一个承前启后的时间逻辑当中，赋予它“断裂”的意义，既有老式历史主义的眼光，也有新历史主义的意识。我从整体上非常认可他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再加上他本人受过社会学研究的训练，对材料的综合、梳理以及阐释等多方面能力，都是能够在这书里面看出来的。

在一些具体的章节上面，我抱有一些意见和看法。比如第一章对食指的分析，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加上去的。因为食指被发现可能不是在1998年。在这之前食指已经被各种选本强调和突出了，而且在1994年，《诗探索》杂志有一个针对食指的专题。我不认为1998年对食指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强加了一个所谓的“断裂”或者“再发现”。作为一部学术论著，我觉得这是需要推敲的，要避免预设先行，然后根据这个预设去罗列材料。但在总体上，我还是觉得这是一部有启发、崭露才情和体现学术能力的著作。

1998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曾念长是我的老乡，是“闽派批评”在当下最具代表的新一代批评家之一。他目光敏锐，文字通达，其著述才情与见地兼具。《断裂的诗学》更是一部可读性和学术性都很强的才情之作。它以1998年为观察点，深挖各种文学事件背后美学与思想的嬗变、冲突甚至决裂。曾念长以小见大，并从别人不太留意的文字细节中分析出许多新的观点。这种以文学事实为基础的学术沉思，为我们辨识文学现场的诸多疑难提供了崭新的路径。1998年所发生的重要文学新变，念长都作了非常详细的解读，尤其是他对不同文学事变背后的思想交锋所花的心力，是本书最有华彩的地方。经由念长阐释，1998年这个时间节点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一只很好的麻雀

邱华栋（鲁迅文学院副院长）

1998年的文学、思想与行动，这个主题很有意思，而且跟我有关系。这种切片式研究在新的历史学研究里面有一些很好玩的例子。我之前读过《乾隆一日》，好像也是博士论文改写的，研究了乾隆皇帝的某一天，非常平常，比1998年还要平常，但很好看。我觉得这种切片式研究是很有趣味的。曾念长这本书的写法挺不错的，是有才华的人才敢这么干和应该干的事。另外我看到，这本书还是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切入的，由此我想到了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这本书，里面专门讨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文学是怎么生产的，怎么传播的，我觉得这种研究方法的信息量特别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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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太同意刚才清华老师讲的，里面不应该提食指。我觉得就像写长篇一样，有时候需要一些“闲笔”，思维到那了，多少也有关系。学术著作不能有这样一个小斑点吗？我觉得可以。学者要严谨，但不一定就非得弄得没什么看头。总的来讲，我觉得这本书作为当代文学批评论著，通过切片研究，既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做得非常有趣。我觉得曾念长做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样本，一只很好的麻雀，就任大家解剖吧。

对总体脉络的把握比较准确

杨克（广东省作协常务副主席）

三联书店出版了这本书，是对这部著作的学术质量的一种认可。这本书写到了“断裂调查”和“盘峰论战”，这两个事件我都参与了。曾念长写得还是挺有故事性的，对总体脉络的把握比较准确，把那个在场的感觉都写出来了。这里我也要补充一些细节。其一，编选《1998中国新诗年鉴》，于坚和韩东并没有具体参与选稿工作，他们只是来过一次广州，谈过一些话，对这本年鉴有点影响，但是就选稿来说，都是广东的编委来完成的，因为他们两个在广州住两天就回去了。其二，于坚为《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写的序文讲到了“民间立场”，与年鉴封面公开的“民间立场”是一种契合。但于坚的序文写得特别慢，书都快要下厂印刷了，他的序才传过来，这里面有个时间先后的问题。第三，“盘峰诗会”开始之前，就有要吵架的迹象，会议主持人吴思敬老师把我拉到一边，希望我第一个发言，最好温和一些，不要搞得大家一开始就吵起来。所以我就说《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发行，以为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不容易引发争吵的问题。谁知道一讲发行，把人家给激怒了。第四，关于“断裂调查”，这本书里提到的内在分歧我觉得都是对的，但是作家、诗人与批评家在看待这些问题时有一个区别。批评家的头脑是很清楚的，作家和诗人实际上是糊里糊涂的。所以“断裂”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回答。

选择出版这本书的三个理由

朱利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专题分社社长）

出版实际上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没有选择，也就谈不上出版。我们接到这个稿子以后，第一个感觉是，作者曾经接受过社会学专业的训练，后来又跨入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这样一个学术背景可能更有利于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待当代文学。第二个看法是，作者视野比较宽阔，这可从书中的参考文献看到，作者阅读量很大，下了大功夫，在这个年代能这样做学问，是难能可贵的。第三，对这本书里面的观点和看法是否同意，另当别论，但它做得很扎实。基于上述这三点，我们接受这样一个稿子。

让我产生了看的冲动

熊育群（广东省文学院院长）

我好像是在“南方文学周”的微信推广中看到过这本书的目录，当时就特别想看。这种写法比较少见，在我们看来很平常的事，这本书一提就特别有意义，被赋予一个重大意味在里面，给我一种兴奋、刺激的感觉。我觉得这些平常事被作者的想法、思想照亮了，而且特别显得有才情。我特别感动的是，里面有大量的史料，让我产生了看的冲动。

1998年是否成立？这可以探讨，至少给我们一个提醒，在学术上一个关键点能不能成立，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推敲好，否则就像是一座房子建得很好，却是建在沙滩上面，沙子一旦流失，那就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

我读引论部分《相约1998：一起来听“狼故事”》，觉得这种写法特别新颖，因此看得津津有味。它有很多悬念，甚至我认为作家都做不到。我觉得作者有才华，也有思想，看到了能力的爆发。我对作者抱有很大的期望，他的想法、才情和做事情的认真态度，都看得出来，有一种学术抱负，同时也充满了激情。

1998年作为一个时间节点有待考量

陈希（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首先，这个选题我是感兴趣的。写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想和行动的关系，这个题目实际上是很大的，但它通过切片进入，角度很独特。讨论的问题也不小，牵涉的问题也很多，包括文学内部的纷争和外围的各种反应，涉及面很广。这个选题具有宏阔的视野，同时从一个具体的年度切入，以小见大，散点透视，我是肯定的。其次，1998年是不是可以写，值得讨论。刚才邱华栋提到《乾隆一日》，说随便写哪天都是有意义的，但他忽略了一个前提，就是他写的是乾隆。如果写普通人的一天，恐怕就不行。1998年作为一个时间节点来考察是否成立，我觉得是需要考量的。最后，从架构上看，章节之间给我的感觉还是平面化了一些，是否还可以更加立体一点？

过去被压抑的因素爆发出来了

伍方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

在我的印象里，1997-1999这几年，世纪末情绪特别强烈，这里面提到“新世纪文学的生成”，我倒得从1998年开始考察，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本书确实写得挺好看，有故事，有人物、事件、时间、空间，写出了中国文学进入新世纪的大背景。以这个背景为参照，强调了个体性和社会性两种话语的冲突。个体性是“新世纪文学”里非常重要的东西，包括第八章写到的自由主义之争，也是涉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部著作在逻辑上没有什么问题。把有关食指的这一章放在开头，有一个“引子”的意思在里面，增加了历史感。食指这个诗人本身就是特别有历史感的，它可以把中国当代尤其是“文革”以来的一些东西穿插起来，因此我觉得这个开头挺好的。

我特别关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文学思潮。如果说“断裂”，可能是在1992年，而不是1989年。因为1989年是政治事件，不是文学事件。到了1992年，90年代文学才开始成形，新世纪文学就是在1992年以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逐步形成的。文学、思想与行动，实际上是逐步落实的，最后就是在90年代末爆发了个体性与社会性的话语冲突。过去我们强调的是社会性压制个体性，这部作品所说的“断裂”，可能是指过去被压抑的因素爆发出来了。

这部作品的文献性很强，对文献的收集和解读都很到位。尾声部分写得挺有意思的，很有故事性。但不管你写得多有故事性，它毕竟是一本学术著作，必须要有一些高度的、宏观的、抽象的东西。这是可以继续提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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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作家和诗人的选择相对保守

胡传吉（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曾念长的学术雄心，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通过1998这个时间节点来捕捉一段历史的变化，前面老师们的肯定也很多，我就提三个疑问。第一，从方法论来讲，可能我与前面多位老师的想法有点差异：是不是恰好这本书反而没有发挥出作者的社会学专业背景的优势？就我的粗浅了解，社会学在两大方面是非常有长处的，一个是思想性，另外一个就是调查层面的操作性。我看了这本书以后，觉得作者是不是把自己的特长给遮蔽了？第二，1998年肯定是可以做的，任何一个年代，一个年份，甚至一天、一个月都是可以做的，关键是你要解释为什么要选择1998年。这个要通过史料来做实，我认为这里面的文献选择的准确性还有待加强。另外，对作家和诗人的选择相对保守，胆子还不够大，书里分析到的食指、朱文、于坚、王小波、“70后”作家，在文学史上已被知晓，如果能发现一些被文学史忽略或者没有看到的东西，就更理想了。第三，“断裂”究竟是什么，这本书的阐述似乎还不是特别清晰。

把握住了一个转型期

林宋瑜（花城出版社编审）

这本书我拿到后感到非常亲切，唤起我的很多记忆。曾念长的第一部书稿《中国文学场》，曾经有人推荐给我。那时候我在出版社，看到书稿，觉得评论这样写非常好，也好看，涉及很多作家、评论家、事件和作品。当时我向社里报了选题，希望那部书稿能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但是因为社领导要考虑很多问题，最后没有通过。我平时看到曾念长发表的一些文章，觉得他的视角确实跟其他人不一样，可能与他的社会学专业背景有关系。他不会用一些空洞、抽象的语言，而是进入一些很具体的事件里面，但他又不是纯感性，而是用这些事件和人物来阐述观点。

我在花城出版社工作了十五年，这个时期发生的文学事件、作家作品，我是在场者和见证者之一。《断裂的诗学》里面写到的各种事件，我看了以后一下子就涌起来了很多记忆。曾念长这本书，确实把握住了一个转型期。这本书对我个人来讲，我感觉到很兴奋，很激动，读来没什么障碍。我觉得他选这个时间切入是有理由的，但是前面应该有一个章节阐述为什么选择1998年。书里面提到的很多作家，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三联书店选择这本书是很有眼光的，让一些年轻人看这本书，让他们回过头来关注那段历史，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警惕“印象批评”对研究的消解

龙扬志（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大家说了很多好听的话，但我们还是要进入到文学研究场域的专业预设里面，不能为使它成为一般读物而去写作。我们对曾念长的著作有很多肯定，但从学术的角度来说，还是需要警惕的。为什么呢？我们要警惕“印象批评”对研究的消解。一个真正想要在文学研究或者文学批评领域建构自己话语权的人，这是需要去注意的。这部作品的作者是有才情的，而且我也支持这种研究方式，只是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批判性，要建立起自身的问题意识。如果仅仅跟在一种现象后面进行分析，这种研究的意义要打一些折扣。

用心融合社会学和美学分析

唐诗人（暨南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三年前，我还在福州，那时候念长兄已经在写他的博士论文。因为家在福州，他经常回到福州写作，所以找资料这些也需要在福州的高校图书馆找，正好我还在学校读硕士，可以帮上。我现在还记得，他去师大图书馆复印各种20世纪90年代文学杂志时的认真劲。书虽然针对1998年，可他找的资料其实完全不止于这一年，前后十年的资料他都用心复印了。这点我们在书里面也可以看出来，他并不是只就1998年这一年的文坛事件进行简单的分析，而是以这一年作为契机，作为出发点，然后纵向地展开历史和思想各种层面的探讨。可以说，这一方面是在解释1998年发生的事件，另一方面也是在用1998年的事件来延伸论证出此后的文坛性质转变和文学特征变化。我想，这也是念长兄这项研究的一种目的，这方面他是完成得很好的。

另外，我特别想强调念长兄著作的可读性问题。前面老师们也都讲到这点。可读性与著作有多少学术价值，我相信它们并不必然造成冲突。念长的著作，可读性都很强。我至今还清晰记得大概四年前读他的《中国文学场》时的感受，语言干净利索，还充满语词使用或叙事结构上的风趣化、故事化特征，这些跟我当时一心研读的西方当代哲学著作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所以印象深刻。我本人的文章，因为过于理论化，往往难以清晰地表达自己，也给其他读者造成很多麻烦，导致没几个人可以真正理解它们，为此我对自己的文章是始终不满意的。但从念长兄的著作中，我感觉到，学术著作要有创新性，同时也要有意地去注意可读性，不然学术难以进入更多人的视野，局限在小圈子内部的自洽性言说是缺乏生命力的。

此外，我也回应一下前面众多老师的观点。我觉得以1998年作为切入点来谈文学的转型，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在于什么在转型，到底哪些东西有了巨大的变化？念长兄此著谈的，主要还是外围的文坛体制方面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太过明显了，并不会对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构成创新感，所以容易被言说为流于表面。但或许这只是个技巧问题。其实念长在这部著作中已经刻意突出了文学审美层面的转型。他做了很多的文学审美分析，或许还不够深度，更多的是结合外在体制转型来说的。如此，它一方面会被认为停留在社会学等外部问题的粗浅层次上，另一方面又被指责为美学分析还不够。但我们换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可以说念长兄在用心融合社会学和美学分析，在不偏颇中看到了文学变迁过程中内部与外部的共同作用？

责任编辑 石华鹏

建构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新思潮? 篇7

关键词：建构主义,文学批评,语言学转向

一、引言

建构主义越来越被人们所熟知、所谈论, 它最早被皮亚杰、维果茨基等人运用于教学研究中, 并用来指导教学。在国内也有许多学者谈论、研究建构主义, 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吕俊教授的建构主义翻译学。虽然建构主义愈谈愈热, 可是至今尚未出现在文学批评中。本文以吕俊教授的建构主义翻译学为参照, 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指导, 从语言学转向谈起, 建议在将意义解构之后应该将其再建构, 即将建构主义引入到文学批评中来。

二、语言学转向 (the linguistic turn)

20世纪初,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理论在语言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它打破了当时一统天下的“历时性研究” (diachronic description) , 提出了“共时性研究” (synchronic description) , 还指出能指 (signifier) 和所指 (signified) 之间的关系是人为的、随意的, 即语言符号与事物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 而是任意的, 然而语言学时代的到来, 不仅仅是由于语言学本身的突飞猛进的革命进程, 更主要的是由于在哲学、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里先后发生的“语言学转向” (冯寿农, 2003) 。

一直以来, 人们认为语言与所要表达的意义是一一对应的, 那么用语言描绘出来的世界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但是渐渐地人们开始对语言的表征能力产生了怀疑和否定, 语言开始出现了“表征危机”, 尤其是20世纪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的提出, 他指出, 人一降临到世界上, 就掉落在“先在”的语言怀抱里,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加入到一个语言的系统中, 别无选择。哲学家发现:人无法直接认识实在世界, 而首先要转向认识这个隔在人与世界之间的语言。于是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 (冯寿农, 2003) , 并且迅速波及其它人文学科。

“语言学转向”促进了文论、批评眼界的更新, 即出现了新的价值取向, 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方法知识取向”, 二是“思想真理取向”。基于此形成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一条路是索绪尔对语言的内部的、结构的、共时的、整体的考察引发的“方法—知识之路”, 另一条是海德格尔对语言与存在的思考引发的“思想—真理”之路。在“方法—知识”之路上走来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等文论流派, 在“思想—真理”之路上走来了存在主义等文论流派 (孙辉, 2002) 。

在语言学转向之前, 人们注重文本之外的研究, 如研究作者的生平、经历等可能会给作品带来的影响;语言学转向之后, 到了结构主义, 人们将注意力放在文本之上, 强调对文本“形式”的研究, 主体被排斥, 它强调主体的个性差异, 认为每个人对文本的解读都不一样, 意义的生成是无限制的、任意的。然而意义的生成真的是无限制的、任意的吗?

三、建构主义 (constructivism)

吕俊教授提出的建构主义翻译学在国内颇具影响力, 它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指导, 否定了解构主义的翻译研究范式。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第二代代表人物, 但他不是简单地沿袭, 而是广泛综合当代西方解释学、语言学、实用主义、精神分析学等各派理论的成就,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 (韩红, 2005:2) 。交往行为主义认为:“达到理解的目标是导向某种认同。认同归于相互理解, 共享知识, 彼此信任, 两相符合的主观际相互依存。认同以对可领悟性、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这些相应的有效性要求的认可为基础。……它最狭窄的意义是表示两个主体以同样的方式理解一个语言表达;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示在彼此认可的规范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 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 还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某种东西达成理解, 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另外, 交往行为理论还强调“复数主体”, 即社会主体的概念, 认为在个人的前理解结构中, 尽管有差异性, 但它不占据主导地位, 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人类知识的共性。它用卡尔·波普尔“三个世界”的理论阐明了这一问题, 即第一世界 (外部实存世界) 与第三世界 (个体主体精神世界) 没有能量和信息的直接交换关系, 它要经过第二世界 (社会群体世界) 才能发生关系, 也就是说, 正是社会对人类知识的归纳、总结、梳理、整合后才传授给个人的。这样就否定了个体差异在理解中所占的主导地位 (吕俊, 2005) 。

那么我们为何要提出建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 它究竟比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好在哪里?

首先, 解构主义虽然打破了结构主义的完全确定性和自给自足性, 认为意义是在主体间对话中生成的, 强调主义的个性差异, 然而解构主义并没能把握好这个度, 使得意义生成缺乏制约, 反而成为它的危机。而建构主义强调“复数主体”, 它承认个体差异, 但由于社会对人类知识的归纳、总结、梳理、整合后才传授给个人的, 因此个体差异在理解中并不占主导地位, 从而克服了意义生成的任意性的缺点。

其次, 建构主义对之前的理论采取的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 它不像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那样毫无保留地批判和全盘否定, 建构主义既保留了结构主义的语言构成具有规则性这一面, 又接受了解构主义的对话理论, 但克服了对话中意义生成的任意性的不足, 提出了制约性条件。

最后, 建构主义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指导, 通过交往的合理化, 重建以主体性和理性化为核心的现代性, 对抗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消解, 在现代文化批评理论中能独树一帜 (韩红, 2005:2) 。

四、结语

解构主义在否定了结构主义之后, 并没能提出更好的理论来代替它, 结果却陷入意义生成的不确定性的危机中, 那么解构之后的重构任务必然要由另一种新的、合理的理论来完成, 那就是建构主义。它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指导, 吸收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优点, 摆脱它们的缺点, 告诉我们意义的生成并不是无限制的、随意的, 因为社会对人类知识进行了归纳、总结、梳理和整合之后才传授给个人的, 从而克服了意义生成的任意性的缺点。

参考文献

[1]冯寿农.“语言学转向”给文学批评带来的革命[J].外国语言文学, 2003, (1) .

[2]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3]韩红.交往的合理化与现代性的重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深层解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4]吕俊.结构解构建构——我国翻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翻译, 2001, (6) .

[5]吕俊.论学派与建构主义翻译学[J].中国翻译, 2005, (4) .

[6]孙辉.从语言到话语——当代文学理论品评两度转向之学理逻辑探析[J].暨南学报, 2002, (5) .

[7]阎嘉.语言学转向与文学批评的文化立场[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2, (4) .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篇8

一、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极端表现。无政府主义强调自由, 他们认为权威和自由是相对的, 他们崇尚自由, 反对权威, 致力于废除国家和政权, 实现个人的充分自由。无政府主义的倡导者们企图消灭政府和国家, 希望在社会中建立没有国界, 没有政权, 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大同世界。

在中国的文化界, 陶渊明可以说是无政府主义的先祖, 他对中国的政治失望, 希望建立“男耕女织不相失”的桃花源般的人间仙境。由于在作品中寄托了很多人类共同的美好的理想, 因此创作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

二、巴金作品中的所体现的无政府主义文化思潮

巴金在其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 可以把他的创作分为前后期, 其无政府主义主要体现在其前期的文学创作中。其前期的文学创作主要有诗集《被虐待者的哭声》;短篇小说集《将军》、《光明》、《电椅》、《抹布》、《沉默》、《沉落》、《神、鬼、人》;中篇小说《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雪》等;长篇小说《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家》等;以及散文集《海行杂记》、《旅途随笔》、《忆》等。在这些作品中, 题材广泛, 有小说、诗歌和散文, 体现了现代文学初期的文体格局;从内容上看, 有描写青年爱情的, 有反映青年革命者的以及人民悲苦生活现状的, 体现了现代文学题材多样化的特征。总体来看, 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无政府主义思潮。

无政府主义思潮对于革命家来说是他们终生奋斗的理想, 而对于巴金这个文学家来说则是其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核心。下面我将从诗歌、小说、散文三个方面对巴金作品中所体现的无政府主义文化思潮进行分析。

在他的诗集《被虐待者的哭声》中, 有对亡母的怀念之情, 有对黑暗生活的不满之情, 也有对革命的狂热之情。巴金作为封建大家庭的一员能够体会到被虐者的悲苦生活, 我们不难看出其无政府主义中所体现的“仁爱”之心。以他的诗歌《疯人》[1]为例:

假若有一个极富有的人,

将他所有的金钱

散与一切的贫民,

这时一般人一定说他是个疯人了。

但是现在社会正需要这样一个疯人啊!

在这首诗歌中表现出了无政府主义中财产平均的思想。作品中作者渴望存在一个没有贫穷的乌托邦的生存环境。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需要一个“疯人”, 这难道不是作者对革命热烈的呼唤吗?

他的散文《海行杂记》, 是巴金在去法国学习无政府主义的旅途中所写的所见所闻。

在作品中作者描写了自己离开祖国到巴黎的种种心理感受, 小到日常生活, 大道自己的理想, 值得一提的是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青年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愤懑和渴望战斗的激情。这体现了无政府主义中建立大同社会的乌托邦式的理想。

在巴金前期的文学创作中, 最有影响的还是其小说的创作。在其小说创作中主要体现了无政府主义的两种思想, 一个是无政府主义中的人文关怀, 一个是人道主义。在巴金早期的小说中渗透了人文精神, 比如说在《繁星》中, 作者对繁星的描写, 通过拟人手法的运用, 展开了丰富的联想, 将思想之情, 寄予在景物中, 表现出对故乡深深地眷恋之情。这时对人性主义的一种思想表达。在巴金的作品《灭亡》中则体现出了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巴金创作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人道主义与安娜其主义。《灭亡》这部作品反映的是一九二六年黑暗的军阀统治下上海的生活。作品中的杜大心与作者有着相同的经历, 似乎就是巴金的化身。在创作这部作品时, 作者已经看到了无政府主义在现实中的无奈, 想要挣脱却有不愿挣脱的矛盾心理。作品中杜大心这一人物形象恰恰表现了巴金那一段时间的思想。杜大心最后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献身, 表现了人道主义中“爱”的信仰。

综上所述, 我们看到巴金用自己的文学作品构建并诠释着自己的信仰, 但他很清楚文学和信仰不是等同的, 但他却要在文学作品中寻找自己的梦想。

参考文献

[1]巴金《巴金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年版

[2]李存光《巴金研究资料》北京三联书社, 2010年版

[3]陈思和周立民《解读巴金》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2年版

[4]周立民《在信仰与文学之间—有“信仰”解读巴金的作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7年第三期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篇9

一、人道主义精神概述

人道主义思想起源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 它是为了以文学作为思想解放的武器, 反对封建统治, 提倡对人的关心和爱护, 认为人是道德的中心, 要建立以人为本, 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在我国的现当代文学中, 人道主义起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鲁迅、胡适、周作人、梁实秋、陈独秀等人在文学创作中都举起了人道主义的大旗, 在文学作品中宣扬人道主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我国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创作方针, 人道主义、人情、人性的文学创作在这一阶段得到一定发展但很快遭到批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文学创作者又对“十七年文学”中的人道主义进行的讨论。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 人们生活方式和西方思潮的涌入, 带来了市场经济条件下, 物质消费主义和多元的精神文化对现当代文学产生了很多的影响, 在文学理论界又一次引起了人们关于文学人文精神的讨论。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潮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潮, 主义集中发展在两个时期, 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人道主义作为反对数千年的封建和传统思想统治的有力武器;一个是在十年动乱之后, 文学界再次出现对人道主义的讨论。人道主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两次大放光辉, 都是对旧制度的反抗和批评, 是以人道主义核心的启蒙文学, 在社会思想的启蒙和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在人道主义中, 人的精神和价值始终是文学创作追求的目标。如鲁迅说过:文学革命者要求的是人的解放。茅盾也说过: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目的, 就是人的发现, 即个人主义。而周作人, 被认为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人道主义的先驱, 他的《人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平民文学》三篇文章被认为是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对人道主义进行具体阐述和倡导的论述。

周作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人道主义的倡导者, 他在哲学上对新文学运动的本质进行了阐述, 提出“人道主义并非之间所谓的悲天悯人或者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 而是一种个人主义和人间本位主义。”周作人对人道主义的论述, 是基于封闭的、个人的理性形态, 没有包含复杂的社会动感形态。忽视社会整体性的人道主义, 追求个人的完善和内敛, 是周作人人道主义的局限性。总体来说, 周作人所提出的人道主义, 具有以下的三个特征:一是周作人在其作品中对“小儿”和“女人”格外的关爱, 这与其他作家的人道主义相同;二是爱是博爱和平等, 是人人都能享有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 强调爱不专属于哪一类人, 即使是对于小儿和女人也一样;三是否定慈善主义的人道主义, 追求人格独立和人人自爱, 不做居高临下的同情和施舍的人道主义。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思想, 具有很强的个人完善和内敛性。

与周作人相比较, 同一时期的梁实秋、鲁迅、胡适等对新文学的人道主义提出了较为激进的姿态, 从不同的角度对人道主义进行了阐述。其中, 梁实秋的阐述在当时的影响较大, 梁实秋提出“伟大的文学不在于表现自我, 而是表现一个普遍的人性”, 梁实秋具有古典保守倾向的人道主义理论, 被称为新人文主义。梁实秋认为人性是永久的, 具有固定性和普遍性, 因此没有时间的限制。文学要建立在这永恒不变的人性的基础上。

建国以后, 我国实行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艺创作方针, 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得到一定发展。巴人的《论人情》, 呼唤文学创作中人情味的回归, 认为人情也是人道主义, 是文艺作品之所以引人入胜的东西, 文艺作品要起到教育功能而要首先到达吸引人的功能的基础。认为文学作品要表现包含着人情、人性的现实生活。钱谷融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提出文学必须以人为中心, 从人出发, 反对将对人的描写作为反映现实的手段和工具。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 他们的人道主义受到批评, 批评者以鲁迅的人性论为依据, 强调人性的阶级性, 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不相符, 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 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的错误之后, 再也没有人否定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学, 在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都突破了对人道主义探讨的禁区。人道主义成为新时期文学对错误历史的反省和打破概念化、教条主义文学创作现象的途径。这一时期, 人们对十七年文学期间的共鸣说、价值说和真是说等人道主义理论进行了再次讨论, 从不同的角度对人道主义进行了立论。朱光潜是这一时期较早重申人道主义的理论家, 认为文学作品要深刻的反应人性, 帮助人完善人性。六十年代受到批评的钱谷融和王淑明等人也从真是说的角度为人道主义进行的立论, 认为人是文学描述的中心。这一时期, 人道主义得到一定的发展。

进入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 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被日益的边缘化, 文学艺术需要在新的时期重新对自己的作用和地位进行定义。同时, 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腐败、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等社会问题, 享乐和拜金主义兴起, 人们的精神生活即多元又空虚。文学界在这一时期对人道主义人文精神是否“失落”进行了讨论, 王朔现象是这一阶段的热点, 王蒙、刘心武、王彬彬等人围绕着这一阶段文学是否出现人文精神危机的话题展开了讨论。

总结:

人道主义是中国文学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 中国文学最大的收获和一直存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种精神,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深远。

摘要：人道主义思潮, 从“五四”以来就或隐或现的存在于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中, 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着。五四运动是一个解放人的时代, 人的发现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影响。本文主要探讨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潮。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人道主义,思潮

参考文献

[1]、钱谷融, 吴俊.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人道主义[A].时代与思潮 (2) —中西文化冲撞[C], 1989

[2]、张先飞.“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观念的当下反思[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01)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篇10

一

众所周之, 在人文学科领域给研究对象下定义, 永远会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不是太狭窄就是太宽泛。尽管给浪漫主义下定义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浪漫主义的三大特征, 即主观性、个人性和自然性还是得到大家基本一致的认同的。

下面简要梳理下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轨迹:首先在“五四”文坛上高张浪漫主义大旗的是“异军突起”的创造社。浪漫主义在20年代中期处于低潮, 一度沉寂, 现实主义开始占据文坛的统治地位。到了20年代后期,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开始复苏, 再度崛起, 形成继“五四”时期之后的第二个洪峰——革命浪漫蒂克文学。当上述两个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洪峰在那在轰轰烈烈、大起大落的时候, 另一种类型的浪漫主义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悄然出现, 悄然生长, 这就是以周作人、废名、沈从文、丰子恺等作家为代表的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色彩的浪漫主义。

这些作家的创作没有去表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苦闷躁动的心灵, 也没有去描绘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 而是另辟蹊径, 善意描写20世纪中国的田园生活与田园风光, 在那个严峻的岁月吹奏出一支优美和谐而又略带忧愁的田园牧歌。本文着重要论述的就是中国现代30年代以沈从文为代表的田园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突出特质及其发展。

二

30年代初, 从浪漫主义思潮这方面看, 沈从文的影响就相对突出了。所谓“突出”, 是指他转变到田园型的浪漫主义, 这一转向代表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在二三十年代之交的发展趋势, 他的湘西小说又是这种田园浪漫主义的典型形态。沈从文借鉴了乡土文学的经验, 可最终并没有真正走上乡土文学的创作道路。相反, 他倾向于表现乡土的朴素与宁静, 把它们当作美的极致, 写一些美丽而忧伤的爱情故事来寄托他作为乡下人的灵魂的痛苦挣扎。他也去除了郁达夫浪漫小说中感伤与颓废的成分, 而让“自我表现”采取了朴素的形式, 他并不违避性的描写, 而只是把郁达夫式的自我暴露改造成对自然人性的生动展现, 让大自然的清新气息来净化人物的肉欲冲动。

现代中国浪漫文学思潮中最鲜明的标记就是主观抒情性, 面中国现代田园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抒情形态主要是冲淡型。冲淡的抒情形态, 是中国传统文学中一种主要的抒情形态, 一直受到古代诗人和批评家的无与伦比的推重, 一般采用节制式的抒情方式, 用沈从文的话来说, 就是要善于做“情绪的体操”, 他也常常规劝他人在创作时不要感情太热, 要多点理性与克制, “我的意见不是反对作品热情, 我想告给你的是你自己写作时用不着多大兴奋。”一摊血一把眼泪不一定就能表现出巨大的悲哀, 一个聪明作家也可以用微笑来表现人类在痛苦。他的小说《萧萧》, 萧萧被花狗大诱骗怀孕, 本是带有悲哀色彩的主题, 但沈从文却用微笑来发掘人性的美好, 萧萧生下别人的儿子后, 夫家人“一家子都欢喜那儿子”, 那个儿子“平时喊萧萧丈夫做大叔, 大叔也答应, 从不生气”。作者将富于悲剧性的故事平静地叙来, 不会有意识地揭露或控诉什么, 甚至在痛苦的人生中还要发掘出那么一点真善美, 使人不至于彻底绝望。他的《边城》更是用一种温和笔调抒写的田园牧歌, 那个宛如世外桃源的世界也有生老病死, 也有悲欢离合, 可作者不去渲染它, 而是淡化它, 从而使整个作品回荡着一种美丽而忧郁的情感基调。

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中自然景色与人物心境的相交相融, 呈现出物我相融, 一片空明的美的意境, 在对自然景物的精心描绘中, 抒发自己的情感与性灵。沈从文的《边城》实际上具有双重结构, 表层结构叙述的是翠翠与大老二老的爱情纠葛, 深层结构传达出的则是一种内心的孤独, 一种对人生命运不确定性的忧虑和深沉的人生哀痛。但是, 这些主观情愫不是直接抒发的, 而是常常浸透在自然景物的描写中, 文中的自然景物描写也就不单单是一种背景, 而是作为更深层次的内心情感的外在物化。

三

在中国当时特定的黑暗动乱的时代风云里, 个人的觉醒与社会的黑暗相冲突, 使现代作家们陷入了极度的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中, 因此, 他们为了寻求心灵的慰藉, 把目光投向了大自然, 把自然作为休憩受伤的灵魂的最佳场所。

沈从文就是用大自然的光和空气冲淡肉的气息, 提升灵的因素, 重在展示“乡下人”的健康而朴素的人性。他在《水云》说“对于一切自然景物, 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微妙关系时, 也无一不感觉到生命的庄严”。他理想中的人性是用阳光、空气、溪水, 带着泥土的气息, 也许粗野点, 便朴素健康, 一切循乎自然。沈从文通过对淳朴的风土人情的描摹, 营造了一个独特的精神空间, 这个精神空间与作者自身所处的物性空间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这个精神空间其实就是沈从文夫子自道的“希腊小庙, 而这“希腊小庙”里供奉的是一种充满人性和神性的爱。

田园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中, 田园文学有其特定的内涵, 它并不囊括所有描写乡村题材表现农民生活的作品, 而只有以理想主义的态度来抒写乡村生活, 表现农民淳朴人性的作品才属于田园文学的范畴。沈从文笔下的乡民, 都是真善美的最直观地表现:翠翠、爷爷、三三、船夫、水手, 甚至是妓女也极具善良的品性, 像《柏子》里的水手柏子为了能与相好的妇人相处, “预备将这一月储蓄的金钱与精力, 全倾之于妇人身上, 他们却不曾预备要人怜悯, 也不知道可怜自己。”虽然, 我们很难从一般道德层面上去判定这样的人事物, 但是人性中的奕奕闪光还是让人们感受到了炽热的生命与原始的冲劲。沈从文把原始情欲当作正常的人性, 当作人的生命强力来表现。情欲在其笔下, 已不再是丑恶、淫秽的别名, 而是人性的复苏, 青春的觉醒, 存在的庄严召唤, 站在你面前的如同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

这种努力使他的作品时代气息浓不浓, 但它们包含着人性的美, 因而在经历了革命年代的冷落后到了新时期又被重新发现, 并且引发了“沈从文热”。沈从文是从解剖“文化根性”的立场, 来解剖中国积存各种“问题”的, 他们寄希望于未来, 期待那些淳朴、善良的人们“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 重新来一股劲儿, 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 去支配自然, 创造历史, 从而“还配在世界上占据一片土地, 活得更愉快更长久一些”。

参考文献

[1]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5) .

[2]罗成琰.现代中国的浪漫文学思潮[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2) .

[3]陈国恩.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10) .

[4]沈从文.沈从文作品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7 (12) .

浅谈人本主义思潮 篇11

关键词人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 思潮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从本质上说是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潮,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精神折射,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其实人本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自此,大概是经历了三个发展历程:一是古代朴素的人本思想,包括古希腊、古罗马人本思想;二是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三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

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是存在主义,其中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找到了真正的、完全的人本主义。他声称关注个人的存在,主张“人就是自由”、“在人的世界、人的主体性世界之外并无其他世界。”人本主义哲学在当代之所以兴起,是与人们对工业文明,尤其是科学技术发展给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资源和生态,以及工业化文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人的异化、人的崇高地位与神圣性、人的自由以及人类的安全受到的威胁分不开。因此,当代人本主义在反对科学主义的过程中,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他们认为人并非单纯的理性存在物,人也具有丰富的非理性的意志、情感、欲望,这些思想对于当代社会的现实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批判意义。

以上是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一个大致的发展历程,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西方 人本主义思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以说是十分复杂,其中既有一些积极影响,又有很多负面作用。如前所说,它是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潮,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精神折射,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中也确有一些能够反映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严重问题,其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析和揭示相当深刻,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进一步思考的线索。

另外,从小到大,我们接受的都是马克思主义教育,骨子里似乎已经深深的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烙印,在接触其他思想时,会本能地觉得这些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适合中国国情,所以,学是学了,但是没有认真去思考,也没有去借鉴西方一些思想中的精华。我们必须看到,要想回避、封锁或消极抵制西方思潮是不可能的,正确的态度只能是认清它在我国流行的客观必然性,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它,有效地抵制错误理论及其影响,吸收有益的内容,增强理论的时代气息,在多元文化价值的并存与冲突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况且我们正处在新世纪的开端,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冲击,而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农业文化传统,大众的现代文化精神启蒙几乎没有进行,因此借鉴西方人本主义发展历程中的成败得失,倡导人的主体创造性,形成奋发进取和追求公平、正义的精神氛围成为当务之急。

客观地讲,西方人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马克思所理解的“人”是“属于一定社会形式的”,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因而是具体的、现实的人。从人的所谓永恒本性出发来理解人、论证人的解放,他们都是把实践排除在自己的人学体系之外,把历史排除在他们的视域之外,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它的自然属性。

其次,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避免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中相对主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悲观绝望情绪。

再次,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哲学发展的社会阶级基础,

超越了近代和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哲学家因阶级偏见而无法摆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最后,马克思人学的人文关怀,人的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人学的出发点和归宿。

其实,我国现在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并不能完全同西方人本主义划上等号,应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一个延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体现。但是,就现阶段而言,西方人本主义仍有借鉴的意义:

一是把西方人本主义的合理因素和内核肯定下来。西方人本主义者反对和嘲笑脱离实际、脱离自然的经院哲学,要求运用和发扬人本身所固有的理性力量去认识自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与面向自然尊重自然规律的唯物主义是一致的。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人本主义关注人的自由的获得、人的价值的实现和人的尊严的保护,它以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保障所有人的平等、自由与人权,提高所有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为己任。

二是借鉴西方人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见物不见人,狂热追求财富, 自己异化了自己,却又借重思辩寻找人的回归的经验教训。

三是结合社会发展和现实情况走出自己特色的道路,直接建构小康社会人本发展模式,实现可持续全面发展。

我们了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就是为了更好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借鉴其他思潮中适合中国发展的部分,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参考文献:

[1]王雪.从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J].跨世纪,2006,7,(07).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生与演进 篇12

一、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产生是基于特定历史环境、政治制度、人文思想和外来文化四大因素基础上的, 并且是多因素交叉汇合的结果。

因素一:历史时空的更迭。任何文学思潮的兴起并非时代耦合, 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虽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被公认始于1917年, 但其思想的萌芽要追溯到1906年清政府设立西洋学堂。这一举措标志统治中国一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 无数知识分子思想被解放出来。在推翻封建帝制的同时, 统治中国五千年的封建思想文化也走向没落。旧思想消失, 必然带来新思想的确立。这样一个历史时空更迭的重要时刻, 文学思潮的涌现是时代玉成的产物。

因素二:政治制度的影响。自古至今,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1]。文学思潮的涌现离不开政治制度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得以应运而生, 是基于中国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制度。探究五四新文化运动至解放战争胜利这段时间我国的政治制度, 是在新旧制度剧烈冲突的基础上建立的。尽管社会动荡不堪, 政治制度也在矛盾变化中破旧立新、立而再破, 但对于文学思潮的变化却给予了相对宽松的环境。

由于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走上了政治舞台, 如陈独秀、李大钊、林长民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进入中国政坛, 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涌现起到了推动作用。另外, 中国当时正经历政治制度的破旧立新, 五千年封建制度刚刚被瓦解, 封建制度残余尚存, 而新民主主义制度初立, 整个社会正处于新旧政治制度的矛盾冲突时期, 而“揭开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序幕的五四运动, 同时也是新民主主义制度建立的奠基”[2], 文学思潮与政治制度立场一致, 必然得到政府的支持。

因素三:人文思想的积淀。文学思潮的涌现离不开文学作品的积累和人文思想的积淀。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生与演进的各个时期都产生了大量的时代作品, 它们“深入描写、真实记录了特殊年代人们的心理感受与灵魂扭曲等隐秘的内心世界”[3], 这些作品铸就了特殊时代的人文思想, 为现代文学思潮的萌芽与发展奠定了丰厚的土壤。

因素四:外来文化的冲击。文学思潮的涌现既基于社会变革这样的内因变化, 又基于外来文学思潮的外因发生变化, 内因与外因的相互影响下, 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可见, 外来文化的冲击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产生与演进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一方面是外来文化的直接涌入。另一方面是海外留学生带回的进步文学思想。

二、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演进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经历了由兴起、到拓展、到丰收、再到转折四个重要时期。这段时期从1917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正是我国社会遭遇剧烈动荡、经历剧烈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 也是我国文学思想饱受外来文化冲击、不断求新蜕变的时期, 为当代文学思潮的产生孕育了土壤。

(一) 准备期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可谓“破旧而立”。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 外国列强用先进科技与文化敲开了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大门, 随之而来的不仅是船坚炮利的战火, 还有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现代文明。随着大量西方文学作品及文学思想的涌入, 在社会制度更迭的重要历史时期, 以人文精神为主的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与以儒学为主体的我国传统文学观念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戊戌变法成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里程碑。中国传统文学观念被西方现代文学观念惊醒, 也就此埋下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萌芽。

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三民主义等新思潮不仅影响了社会文化、思想观念, 更影响了文学思潮。随着封建帝制被推翻, 文言文、八股文、科学制度也成为历史尘埃, 随之而来的是白话文、外国名著翻译作品、中文名著的英译本、现代小说等文学形式涌现大江南北。尽管这一时期, 人们的价值观正在重塑, 社会文化在混乱中呈现出无序的、多样的状态, 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已迫不及待地走上历史舞台。

(二) 革命期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革命期, 是指1917年到1927年这十年, 正是中国社会从封建帝制走向新民主主义的重要时期。标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兴起的核心人物是陈独秀与胡适, 他们于1917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分别发表了著名的《文学革命论》和《文学改良刍议》两篇文章, 且正式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 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新青年》杂志强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它的创办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兴起奠定了重要基础。随后鲁迅先生于《新青年》杂志发表了著名的小说作品《狂人日记》, 这是中国文学史上首篇白话文小说的开山之作。

随后爆发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9年) , 这场文化革命迅速席卷了中国大地, 广大群众、市民、工商界人士等中下阶层的人们参与其中。而这些人正是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传播与发展的广泛基础, 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演进的基石。

(三) 成熟期

自1927年至1936年这十年间, 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中, 仍然没有间断文学革命。在文化思想的动荡中, 各大文学流派逐渐成熟起来, 不仅创办杂志, 还在极力倡导自由主义。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由新民主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如太阳社于1928年创办《太阳》月刊, 杂志主创人员均为共产党员。胡适和徐志摩等作家又创办了《新月》杂志, 公开表明了维护独立的思想态度。

这一时期的文坛处于矛盾争论中, 文学界分为针锋相对的两大阵营, 一方是新月社, 另一方是进步文学阵营。两大阵营的文学争论成为当时文坛一道风景。

而这一时期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是, 1930年3月鲁迅、田汉、郁达夫等五十余位作家在上海创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又相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 主要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翻译和研究宣传。而巴金、沈从文、老舍、茅盾等一大批红色作家也成长于这一时期。

(四) 转折期

1937年至1949年这12年时间, 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转折期。这段时期中国社会爆发了激烈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文学思潮在战争的影响下涌现, 也为战争的发展和最终胜利提供了精神支持。文学思潮由社会主义转向了爱国主义。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多具有宏大的主题, 将战争与生命联系起来, 作品更具反思精神与批判精神。

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是以不同政治区域为根据地划分的, 中国出现了“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三大文学区域并立的格局。国统区文学展现了战争的残酷与民族存亡的忧怨, 将社会的黑暗尽皆揭示出来, 作品往往以批判性视角提出反思;解放区文学充满了光明色彩, 对人物情感较少描写、甚至直接摒弃, 作品中往往运用大量篇幅或通篇描写农民、士兵和干部, 或为民歌、或为叙事诗、或为新诗、或为小说, 体裁多样, 如《兄妹开荒》《小二黑结婚》和《白毛女》等作品;而沦陷区文学则呈现出人类处于困境中的觉醒与奋斗, 展现坚毅的民族斗志的作品较多, 具有深厚的影响力。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有的历史现象。它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在新旧社会制度的交替更迭中, 在人文思想涌动、社会处于动荡起伏的状态下, 在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中产生的。它经历了辛亥革命前期破旧而立的准备期、思想涌动的革命期、硕果累累的成熟期和走向没落的转折期。在起、承、转、折的四步曲中, 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的产生与演进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李先国.从“想象”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读《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J].南方文坛, 2015 (01) :51-54.

[2]黄爱军.如何理解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03) :11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