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思潮（共12篇）
人本主义思潮 篇1
青年是当今社会中最活跃的群体, 是未来社会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 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加强和改进青年的价值观的教育, 对于鼓舞青年斗志, 凝聚广大社会群体, 培育民族精神, 促进社会发展,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 在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下, 部分青年的价值取向渐趋庸俗化, 必须加大对他们的价值观教育。
一、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对青年的影响
现当今社会, 是一个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年代, 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特别是社会经济的发展, 使人们越来越把利作为行为的原则。这使得青年感到迷茫、无所适从。当他们从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理论中看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析时, 便想从中寻找思想养料;加上青年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特点, 人本主义思潮极易对他们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 也有消极的一面。
1、积极影响
第一, 强化了青年对个体价值和自由的关注。西方人本主义主张“以人为中心”, 强调人是价值的创造着, 人要追求自由和幸福, 通过追求的过程不断达到自我完善的境界。当下的青年都属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生人, 独生子女的成长环境原已促进了他们对个体价值和自由的关注, 西方人本主义更从理论上强化了他们的这一意识。
第二, 促进了青年全方位打造自我意识的觉醒。西方人本主义向青年展示了主题内在人性的丰富性, 让他们认识到, 主体的本能、欲望、意志、情感等内在因素对人的存在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就要求青年在认识到人的智力发展无限性和社会存在特性的同时, 不可忽视对自身坚强的意志、健康的情感、良好的自控等能力的锻炼和培养, 这就使他们对自身的认识和培养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2、消极影响
第一, 加剧了青年价值取向上的个人主义。在西方人本主义看来, 个人的物质利益追求是价值观的中心和唯一的终极价值取向, 个人的物质利益是人的一切行动的唯一动力;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 他们认为社会制度产生于存在社会秩序建立之前的为个人利益而行动的个体之间的交往过程之中。这种价值取向支配着西方人的价值评判和行为方式, 也和不当的家庭教育、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交织在一起进一步扭曲着部分青年的价值取向。
第二, 造成了青年人生价值观上一定程度的悲观主义。西方人本主义思潮认为人生就是苦难, 而解脱苦难的方法之一就是信奉佛教。这显然是一种悲观主义的人生价值观。当前, 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调整, 尤其是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 择业所带来的竞争与心理的压力使得一部分青年不能用马克思主义人生观很好的对待生活, 遇到烦恼、困惑, 加上意志力、自控力的薄弱, 很容易陷入迷茫和困惑, 对人生失去信心。
二、在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影响下如何对青年进行价值观教育
1、要坚持以人为本
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突出人生和人的价值问题, 强调人的主体性,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 必然要求在对青年进行价值观教育的时候, 重视青年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性价值。要根据青年的个体差异, 有针对性的进行培养、提高, 逐步形成一种积极进取的氛围和人才不断涌现的激励机制, 最大限度的挖掘潜力, 提升其个体价值。还应摒弃传统的主客体观念, 创建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平等对话的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 青年对成才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渴望愈加激烈。社会要进一步优化成才环境, 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导向作用, 切实创造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 影响和带动广大青年形成奋发成才、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
2、强化对青年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原则, 它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辩证统一。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 传统的重利轻义、群体至上的价值体系早已受到了冲击, 集体主义原则也遭到了破坏, 加上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中类似个人主义这些消极因素的侵蚀, 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逐渐被一些青年接受和信奉, 并成为一部分人的生活准则。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旗帜鲜明的加强青年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大力开展律己教育, 加强道德教育, 提高青年分清是非、识别善恶、辨别荣辱的能力从而形成知荣辱树新风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只有这样, 才能使青年的价值取向、行为模范、人生理想等思想意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3、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青年的思想和价值观教育
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对我国青年产生影响, 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强调人的主体精神, 发展人的个性和创造性、鼓励竞争、探索和创新, 符合了青年渴望认识自我的需求。然而, 究竟该如何认识人的主体性、人的本性、人的本质和人性, 是最为核心的内容。以前的西方哲学家受到所处时代条件的限制和自身世界观的束缚, 始终未能产生科学的对人的认识。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 用实践的观点认识人及其周围的事物, 从而才使人们对自己有了科学的认识和把握。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 可以帮助我们抵制西方同人本主义思潮的消极成分,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更好地促进人及其所处社会的发展。
人本主义思潮对于人们尤其是青年的世界观、人生观尤其是价值观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不容小视的影响。因此要正确分析看待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对当代青年产生的影响,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正确利用其积极方面, 并自觉抵制其消极影响, 使青年更科学的认识自己, 并为社会发展更好的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魏金声.现代西方人学思潮的震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2]张文龙.马克思的“以人为本”与西方哲学思潮中的“人本主义”[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 200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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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悼.“以人为本”辨析[J].清华大学学报, 2001 (01) .
人本主义思潮 篇2
三讲与功利主义思潮
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功利主义思潮虽然与极端利已主义不同,但其负面效应遍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尤其是对党内和领导干部的消极影响值得重视,表现在不讲学习,不讲政治,不讲正气等多个方面,对党的.形象、社会风气、党的战斗力、社会安定团结和整个民族凝聚力存在严重影响.本文从功利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现实土壤和对党内的影响等方面论证了“三讲”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同时提出功利主义影响并非党内不正之风的唯一根源,要使“三讲”向纵深开展,还要健全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法制、法规,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功利主义道德等理论和实践问题.
作 者：杨华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大连,116029刊 名：东北财经大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年，卷(期)：2002“”(2)分类号：A8关键词：三讲 功利主义 道德
何谓“民粹主义思潮”？ 篇3
文章主旨是点评“当今中国的社会思潮”。一开头就采取排除法，称“新权威主义、新自由主义”这些“外国的社会思潮”已经被国人关注过了；“专制主义、民本主义”等“中国古代的社会思潮”也已经关注过了。言下之意，这些都不属“当今中国的社会思潮”。
排除了所谓“外国的”、“中国古代的”，作者列出了“正在社会上流行、传播、发酵”的四大“思潮”：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教条主义、无政府主义。四种主义，民粹主义居首，属于主要的鞭挞、讨伐对象，因此本文专就就其所批判的“民粹主义”作一点辨析。
一段时间以来，“民粹主义”一词有些不寻常的出现于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作为一种可能的危险思潮，基于防患于未然而提出，自然有道理。但如果把民粹主义当成中国当下主要问题，甚至张冠李戴，借以回避和转移现实问题，就值得注意了。但《思潮》所作的远不止于此。
在《思潮》作者笔下，民粹主义是讨伐——不是讨论——的重点。当然，作者可以选择只讨伐而不讨论，但起码该清楚自己究竟在说些什么。首先得弄弄明白，什么是民粹主义？当下中国，民粹主义是不是形成一种社会思潮了？前一问题涉及理论，后一问题涉及对现实的判断。谁也不能说自己理论上一定正确，事实判断一定准确。但既然利用媒体公共平台谈民粹主义，读者自然有权要求作者所谈名实相符，也有权要求现实判断不要离事实太远。
那么，还是从基础开始。
一、什么是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Populism）并非一个版本，至少有美国以人民党主义为代表的版本和俄国以激进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民粹主义版本；不是一种走向，发展趋势和结果可能是极权主义，也可能被吸纳进民主政治之中。
在美国和俄国，民粹主义是几乎同时出现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的运动或思潮。美国的人民党主义与俄国民粹主义有区别，但在关注农民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人民党运动是起于十九世纪后期美国中西部和南部农业改革者的政治联盟，主张以广泛的经济政治立法来促进农民的利益。当时的美国，一些人以阴谋方式占有金融和政治权力并借此谋私和排斥人民。这一现实使人民党主义者大多不相信代议制民主，而倾向于公民投票等直接民主手段。运动持续了二三十年，虽然最终在十九世纪末濒于崩溃，但它的政纲和实践影响了美国后来的政治，许多州关于全民投票公决、公众创议权——即选民可以不通过代表而提出立法议案，在公民表决中进行投票、镇民大会以及罢免等保障和强化公民参与权的宪法条文中，就有人民党主义的影响。
俄国民粹主义是十九世纪俄国革命运动的一个阶段。在这场运动中，激进的知识分子将农民、农民的宗教性传统和价值观理想化，希望在俄国农村中残存的集体耕种传统基础上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
正如无政府主义并非绝对消极——在它作为“其他思想体系和运动的批判精神的一种来源”的意义上，就不乏积极性，民粹主义同样不可轻率定论。无论美国版本还是俄国版本，本身都包含着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发展因子。而且它并非独立的思想体系，而是一种政治心态，往往要与其他意识形态或政党相结合。例如人民党主义，当它“与其他意识形态或政党的结合，或者向其他意识形态或政党的转化，有两种不同的形式。这取决于其他意识形态或政党为国家所规定的角色”。当人民党主义运动或集团被吸收进那些具国家主义性质的政党，“由于国家主义（崇尚国家）的政治体制所固有的、趋向垄断权力的必然发展，权力将会集中到极少数‘精英人物’乃至某个几乎无所不能而又被自愿地推上绝对权力宝座的领袖人物手中。但对此却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连怀疑也被保藏起来”。
但另一种情况是被吸收进民主政党或政权中去，“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及其官僚集体和强制力量均被置于国家治理的各个层次上的人民控制和人民决策机构的制约之下”。瑞士联邦制那样的体制，就“接近于人民党主义那种基本上是非集中化的、反国家主义的、参与制的理想”。在美国，如前所述，这种草根政治的理想，也通过被许多州纳入宪法条文的全民公决、公众创议权、罢免权等有所体现〔2〕。
这种体现于制度安排上对精英分子的疑惧和对人民的信任，使民粹主义在政治上表现为平民主义的民主制，或者也不妨把这类制度安排视为民主的一种极端形式。
一般而言，“极端”常常意味着把事情推向反面。但我认为，在宪政体制下，国家制度中包含某些民主的极端形式（如全民公决、公众创议权、罢免权等），并不等于就极端民主化了。实际上，成熟的宪政民主国家的制度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这类因素，它们对精英政治构成某种制约；反过来，这种体制下的精英民主制成分也制约着平民主义。所以，在制度层面，极端不极端，要看有没有足以与之形成对抗性力量的要素。
民粹主义的问题在于，它有着在原本并非截然对立的价值之间作绝对化取舍的倾向：信任人民而怀疑甚至反对精英分子，强调大众参与而反对代表制，要求平等而反对一切等级关系，以及对外来者的排斥态度等。所以，问题并不在于信任人民、强调大众参与、要求平等（其实对民主来说，这些本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在于对精英的排斥、对代表制的反对等方面。
近一二十年间，某些社会政策向富人、向权贵倾斜，通过挤压平民的生存、就业空间给富人、权贵让路，乃基本的社会现实；政治表达上的极度不对称也是基本事实。与这种社会经济、政治现实相应的，是透着强烈势利气息的社会风气：吹捧权贵、蔑视平民特别是蔑视农民和城市下层——不久前媒体披露，某市有市民拒绝与民工同乘一辆公交车。仅这一社会生活细节，就透露了太多沉重信息。
如果说民众与精英关系上的“极端平民化”是民粹主义主要表现，恐怕当下中国的问题并不是这样。
二、《思潮》把什么当民粹主义？
“有人说民粹主义是农民社会主义。有人说民粹主义是民主极端主义”。开头部分这两句话表明作者知道民粹主义有两大来路。可是却迈过两大民粹版本的特征、发展方向，一下子就锁定在“草根”、“激进”上。接下来引用俞可平相关文章，断章取义地选取了有利于把民粹主义锁定在“草根”、“激进”上的表述：“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由于“草根”与“平民化”的相通性，讨伐对象便兑换成了“平民化”。然而，无论“草根”或“平民化”，本身并无贬义，毋宁说现代民主政治就是以“草根性”、“平民性”为底色的。只是，极端了，失了平衡，就会出问题，甚至走向反面。《思潮》作者引述时倒是保留了作为“平民化”定语的“极端”二字，实际上却没有理会这至关重要的两个字；更没有理会民粹主义的复杂影响和不同的发展走向，比如，被纳入国家主义之中，或者与自由派结盟、被民主政治所吸纳。于是，经过按需所取和非逻辑的跳跃，民粹主义就莫名其妙地与“平民化”成一回事了，而且民粹主义的多面性也不见了，只剩下纯粹的消极性，随后开始了严重的政治指控：
有些人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帜，把自己打扮成平民百姓的代表，否定其他群体的正当利益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制造平民群众和精英群体的对立，在客观上起了激化矛盾与撕裂社会的作用。
他们……苦心孤诣地聚合并渲染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把改革开放以后新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妖魔化。
民粹主义喜欢“恶搞”，一阵子把国有企业的高管说得一塌糊涂，一阵子把私营企业家说得一无是处。
这一揽子指控充满诛心之论，对此倒不必在意。可这些指控究竟是怎样跟民粹主义联系起来的呢？文章没有显示。唯一可以勉强把二者拉扯在一起的，就是那个“平民化”。因为“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帜”、“打扮成平民百姓的代表”、“制造平民群众和精英群体的对立”的指控中，都少不了“平民”。然而，“打着旗帜”也好、“制造对立”也罢，都意味着搞阴谋。指控别人搞阴谋，得用证据说话。证据呢？是这些人“指责我们的改革发生了方向路线问题”，“把……企业家妖魔化”。所谓“妖魔化”，就是“把国有企业的高管说得一塌糊涂”、“把私营企业家说得一无是处”。可是，这仍然都是作者的断言而不是证据。如此论证方法够奇特：每当需要证据，便提出新的断言，结果形成了一种不断用新断言来证明前面断言的无证据长链条。证据是没有，不过，在蔚为大观的断言链条中，隐在民粹主义背后的真实的讨伐对象已见端倪，紧接着的设问更挑明了目标所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有没有人盗窃国家财产，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非公经济的‘第一桶金’是否合法？”——原来，一连串指控是冲着揭露批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和利用非法手段暴富现象而来的！
两个设问所涉问题关系到全社会所有人的正当利益有没有受损，经济运行是否健康、有序，什么样的制度缺失需要面对，等等。其中任何一方面都既是现实问题也是理论探究对象，而且人人有权过问。可是《思潮》作者霸气十足，一句话就要大众和媒体统统闭嘴：“这一类问题是司法问题，而非理论问题……这些是在法庭上进行听证和判决的问题，而非在媒体上进行讨论和炒作的问题。”作者想封住大众和媒体之口，这着急上火得很没来由，而媒体“炒作”之说则离事实太远。媒体的实情是什么？是炒“皇”、炒“星”、炒花边新闻的空间大得出奇，偏偏在最该发挥作用的舆论监督上动作偏慢而且乏力。经由媒体披露的重大经济案件（无论国企还是私企），比事件本身慢了许多步，早就不该是新闻了。严格说来，这是媒体失职，尽管媒体有着不得已的苦衷。《思潮》作者甚至霸道地以“司法问题”为由否定在媒体“讨论”的权利。然而，“司法问题”就神秘得到了连媒体讨论都要禁止的地步？不让公开讨论，莫非只能“腹诽”？只能“道路以目”？
这且不说了。可是，揭露批评国企高管和私营企业主中的问题跟民粹主义有何相干？
但作者用一种令人大开眼界的方式硬把二者扭在了一起。叫人闭嘴后，便描绘出一幅劳资关系和谐，国企、私企精诚合作，协调发展的图景。紧接着词汇一变，指控就转回民粹主义了：“民粹主义极力在工人群众与企业家之间制造对立，表面上为工人群众争利益，实际上是从就业、税收和工资等方面摧毁工人群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动摇国计民生的根基，侵害工人群众的根本利益。”不知道作者意识到没有，这段话其实把“工人群众”看成了企业家施与恩惠的一方。
“制造对立”、“摧毁生存发展机会”、“动摇根基”、“侵害根本利益”……罪名大得吓人。证据呢？一如既往，没有！但正如在前面一连串断言链条中露出的端倪一样，这段指控字里行间也透露出，真实目标是对国资流失、暴富现象以及弱势群体遭遇的不公正提出批评的人。作者在多得令人咋舌的无证据断言中绕来绕去，说穿了，其实就用了一个公式：揭露批评国资流失和种种不合法致富现象，就是反对精英；道出弱势群体的困窘，呼吁公正、呼吁善待社会下层，就是“打扮成平民百姓的代表”，就是“否定其他群体的正当利益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而批评也好，呼吁也罢，都是在“制造对立”，都是民粹主义的表现。
至于国资有没有流失、暴富群体中有没有不合法行径，弱势群体有没有受到不公正对待，等等，全然不在作者视野之内。遗憾的是，回避了这些关键性问题，一连串判断全成了信口开河。
三、睁眼瞎还是屁股决定大脑？
比信口开河更糟糕的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作者就劳资关系发表的宏论，怕是会让人以为撞见外星人了呢：“工人群众和企业家本是利益与共、相辅相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同一体。”好像劳资之间原本亲密无间，无须博弈、谈判，中国更是不存在劳资冲突的理想国！似乎压低工人薪金、欠薪、逃薪之类损工人以肥资方是媒体凭空编造的，总理为农妇讨薪、国务院规定限期清理拖欠工资是多此一举！
“民粹主义……从就业、税收和工资等方面摧毁工人群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动摇国计民生的根基……”好像是企业家提供的就业岗位、付的工资给了工人生存发展机会，似乎就这一个群体身系着国计民生的根基，其他群体都白吃饭来着。然而，那些被认为从资方得到生存发展机会的工人，特别是其中低收入、高付出、无保障的农民工，他们为国家经济所作的贡献一点不比企业家少，可以说，没有他们，城市建设将立即陷于瘫痪。如果作者尊重这一基本事实，肯定不会把话说得这么离谱，话里话外大有资方养活工人、工人仰赖资方的意味。尽管也说“利益与共”之类漂亮话，却掩不住颂扬资方、为资方辩护的立场。作者的颂扬、辩护立场，也从语言表达和所选词汇上耐人寻味的不平衡中透出。比如，凡提及工人和“企业家”，搭配词分别是“群众”和“群体”，无一处例外，决不混用，尊卑贵贱泾渭分明。不过，最表明作者立场的，还是那种一触即跳，动辄给揭露和批评我国劳资关系问题的人扣帽子、罗织罪名的做法。
罗织的罪名，诸如“制造矛盾”、“撕裂社会”、“动摇根基”，条条非同寻常。然而，劳资矛盾是批评者制造的吗？前不久，浙江省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劳动工资处处长陈秀庆说：“劳资冲突已是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欠薪则是其核心。”对不起，这是媒体披露的。来源是《南方周末》2007年5月10日第十八版。按作者的逻辑，《南方周末》在炒作，这位陈处长在制造对立、在摧毁和动摇什么什么根基。我刚在网上看的一个新帖，大概也属此列。帖子上有幅图片，拍的是5月21日河南郑州刘庄蔬菜批发市场门口横幅：“拾菜偷菜下贱可耻。”在蔬菜价格暴涨的情况下，一些贫困市民靠拾菜叶解决一些生计，竟成了公开打击对象，还用上了“下贱”、“可耻”这种在某些西方国家肯定引起诉讼甚至政治事件的极端侮辱性词汇。
对这些，作者尽可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抵死不予承认；也尽可以坚持认为劳资关系是和谐的，社会底层没有受欺侮、没有遭到不公正，对立、冲突是民粹主义制造的。只是，认为“劳资冲突已是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有事实有数据，2004年，建筑行业累计拖欠工程款就高达三千六百六十亿元；交通、铁路等行业拖欠情况还逐年增加。
但民粹主义之为民粹主义，不是因为强调平民化，而是把这一点推向极端。可作者自己这种一边倒、不平衡又该叫什么主义呢？
四、一点厘清
《思潮》谈民粹主义，整个一风马牛。但的确代表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即把民粹主义当成棍子，谁批评强势群体，站在受损的平民一边，民粹主义帽子就可能扣向谁。前一阵重庆杨武夫妇为维护自己私宅而进行抗争，此举受到社会各界广泛支持，但被有的法学家说成是民粹主义；知识分子失去道德感召力，面对这一事实，有的人不反省自身在这些年出现了什么样的分化、其中一些人陷入了怎样的道德沉沦和腐败堕落泥沼，却说他们被民粹化思潮妖魔化了……
民粹主义如此方便地成了可以随时抡起来砸人的大棒。
然而，站在受损的底层或平民一边说话，并不就是民粹主义；批评“精英”也并不就是民粹主义。
谈底层处境困顿、谋生艰难，是在表述一个事实；农村人也好城市底层也罢，都不是受歧视和虐待（尤其受来自公权力的歧视、恶待）的理由。我谈的是国民同等待遇问题和导致国民待遇不公现象的体制问题，而不是在对这部分民众进行道德评价，不是把他们的价值或习惯理想化，更不是要否定其他阶层的贡献，排斥其他阶层的利益。
迄今为止，人们谈及底层，主要还是基于民生多艰的现实，呼吁社会公正，呼吁善待底层，给留一条自救、谋生的路，并不涉及对平民价值观的判断，与民粹主义无涉。拿舆论对杨武夫妇的支持来说，我看就不是因为其平民身份，而是因为他们的遭遇引起了广泛共鸣。就在去年四月间凤凰卫视晚间一次访谈节目，一位为被拆迁户打了多年官司的律师列举了大量触目惊心的案例。其中一例发生在武汉：几十户人家，上班时间家中物件被所谓拆迁公司搬运一空，没了踪迹。三年多过去，至今未获解决。
如果说把平民理想化是具民粹主义性质的价值判断，那么，这不是我国的现实。现实情况是漠视底层的势利心态让人感受强烈。诚然，包括进城谋生农民在内的底层中，犯罪现象的确不少，但动辄把底层犯罪率作为反对取消城乡二元户口制或以此给外来人口进城设置门槛的人，却闭口不谈以下事实：第一，论犯罪率，我国掌握或靠近公权力的公务员群体特别其中的官员犯罪率也很高，已经披露出来的官员犯罪涉及面之广之深，令人触目惊心；对社会的现实危害和长远危害最大的也是官员犯罪。第二，底层犯罪，很多情况下是被迫的，比如，为了所谓城市清洁而驱赶各种非正规就业的人而阻断人家劳动谋生的路，就必然生出许多事端。拿一些民营企业和个体户偷税漏税现象来说，不堪重负的高税收和税外收费无底洞应是原因之一。相反，官员犯罪不是生活所逼而是欲壑难填，是凭借本应服务于人民的公共权力去侵犯和侵占人民的权利。
至于“精英”群体名声不佳，越来越成为批评对象，对这个现象，依我看，如果是精英的话，不必过度反应。第一，精英群体在社会上占有或支配着更多资源，受到更多关注或批评，应是社会的常态。第二，当招致了广泛批评，首先需要反省的是这个群体在社会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即使遭到误解，也没必要动辄拿民粹主义帽子砸人，至少应该分辨针对着精英群体的社会情绪是根本要排斥精英，还是对精英群体的作为表示不满或失望。第三，谈及精英，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即我国目前语境下，“精英”中包括了太多伪精英。此处无意展开，只引述美国文化评论家威廉．亨利遗作《为精英主义辩护》中一段话，他说：“美国社会中同样遍是头脑糊涂的精英分子，其中有的人起的作用极坏。有些人凭借出身或宗教信仰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对于这种人我根本不会去为他们辩解。有人不是凭借学识和成就，而是靠着其他途径跻身于一个得享荣宠的小团体里，而且为此自鸣得意。这种人令人生厌……”还说：“一旦才干不再是担任政府官员的唯一条件，信奉精英统治和褊狭就没啥两样。”〔3〕我国的情况，远比威廉·亨利说的糟糕，招致广泛的批评甚至反感，再自然不过。动不动就挥舞起民粹主义大棒，其实是缺乏底蕴的表现。
回到《思潮》，我想说的是，谈思潮不能不关注当前现实而迫切的问题。当权力和资本成了社会上不断升值的硬通货，当官本位思潮长盛不衰时，这个社会就蕴含了太多的风险。作者文末表示要“排除各种各样的干扰”。“排除干扰”一说过于霸道，但我相信本意是想维护社会和谐。可是，如果不对权力的胡作非为这一最大乱源保持警惕，反而在“排除干扰的名义下”堵塞言路，恐怕结果会南辕北辙。
注释：
〔1〕载《改革内参》2007年第9期。同一文章以《当前我国社会思潮点评》为题出现在2007年4月9日《经济观察报》网络版，并有光明网、南方网、网易、新浪、搜狐等各大中文网站转载。
〔2〕这部分主要采用了《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的“民粹主义”词条的解释，并参考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相关词条。引文均出自前者。
人本主义思潮 篇4
关键词：五四,浪漫主义,文学革命
浪漫主义是产生于启蒙运动之后, 人文主义的价值观被重新确立以后的事。它产生于启蒙主义却又超越启蒙主义的。它扬弃了启蒙主义过多的理性精神而追求“自主”、“自由”, 而认为世界是一个可以任主观情思驰骋的无限广阔的空间, 没有了有限时空对人的束缚, 有的只是主观情愫引导的人的全身心的解放。说浪漫主义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是完全符合我们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理解的。产生于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拥有着一个与西方启蒙运动时相似的文化背景。在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过程中, “人”的发现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浪漫主义者们首先看到的是人的个性张扬、情思丰富, 个人的自由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肯定。
一、狂飙由晚清起, 启蒙由浪漫起
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是在“五四”, 但是我们从一个线性的脉络观察“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源头就可以看到这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和理论倡导与晚清有着莫大的联系和渊源关系。浪漫主义标榜民主、自由、平等, 它肯定人的欲望推崇人的力量, 这些在晚清时期就已经得到阐释。浪漫主义是以其呼唤个性自由、情感和思想解放的这些启蒙特质在中国得到了极大地倡导。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实际上在晚清便已萌芽, 晚清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维新变法失败, 梁启超等改良派政治上的失意使得他们把目光转向文化领域, 他们开始在思想领域进行启蒙, 相继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 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国民性的努力。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队伍当中。文艺思潮包括浪漫主义的纷繁涌入使得在欧洲几个世纪的变革在中国显得是那么迅速。但现代中国此时的主题依然是启蒙, 所以浪漫主义在中国也必然要受到影响而带上了启蒙的气质。此时的浪漫主义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与中国传统的主情创作相契合, 再加上同时代的有识之士对于“人”进行了初步的思考, 这样浪漫主义就因这三者而共鸣相生了。浪漫主义提倡人性, 追求个性解放, 它在中国的产生预示着一个大的变革即将诞生。
这一阶段我们不可以忽略的一个人是鲁迅。在他早期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还有《破恶声论》等文言论文中鲁迅都关注到了作为人的个体的重要性。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大声疾呼“张大个人之人格, 又人生之第一义也。”在这里鲁迅强调要关注人的精神生活, 拓展人的内心世界, 他认为人的生活意义、人格尊严是最重要的。他号召我们追求人的精神层面的价值, 追求人的诗意生存, 这些价值观初步表现了鲁迅身上的浪漫主义文学特质。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的文艺思想表现的更为透彻。“这篇文章可以看做一篇浪漫主义宣言。鲁迅在这里宣布了他的新的选择, 要做一个作家, 做一个‘精神界之战士’, 希望参加那些叛逆诗人的光辉行列。”1鲁迅在这里第一次向中国民众介绍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 具有首创的价值。在文章中, 鲁迅介绍并推崇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等几位诗人, 他们“无不刚健不挠, 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 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 以起其国人之新生, 而大其国于天下。”2欧洲的浪漫主义者能如此, 中国将要产生的浪漫主义者也当如此, 呼唤“摩罗诗人”, 便是呼唤“摩罗式”的国民,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以“摩罗诗派”为导向, 进行了思想启蒙、破旧立新的努力。
如果说鲁迅是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萌芽的理论倡导者, 那么有着“情僧”雅号之称的苏曼殊则是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代表。苏曼殊是最早把拜伦、雪莱等作家的作品引入中国的人, 在鲁迅当时的理论创作还没有引起一种潮流的时候, 苏曼殊的翻译就已经很风行了。“五四浪漫派作家对拜伦的认识和接受, 不是从鲁迅那里, 而是从苏曼殊的翻译开始的”。3不止翻译, 他的创作也有其独特性, 他仿佛是“五四”的一个先知先觉者, 充斥着他作品中的孤苦飘零、感伤怀旧情调正契合了“五四”时期浪漫青年梦醒了无处可走的苦闷心境。正如李欧梵所说:“透过风格和技巧, 不但将‘传统古老的中国传统, 以西方清新而振奋的浪漫主义, 幻化成一个全新的组合’, 同时包含着这一过渡时期的一种普遍的情绪, 也就是倦怠、骚乱和迷惑。”4以其小说《断鸿零雁记》为例, 小说以第一人称诉说了三郎的悲惨遭遇和爱情纠葛, 用诗性语言表达了礼教与个性的冲突。作者还有意把抒情和叙述相交融, 更加突出了小说主人公浓郁的悲剧体验。第一人称主观抒情的运用, 独白式语言的选择, 多种体例的交错运用都是现代浪漫主义小说的表现手法, 在“五四”更是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这一时期, 无论是鲁迅对浪漫主义的倡导, 还是苏曼殊等人的创作实绩, 都为“五四”浪漫主义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启蒙特质却是我们不容忽视的, 浪漫主义倡导的个性解放、自由平等都为20世纪的中国带来了新鲜的空气, 也为接下来的更大的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没有晚清, 何来‘五四’”, 观察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 对于“五四”时期浪漫派的主张和其产生不同气质的缘由都有着追本溯源的作用。
二、感伤与“自恋”:两种浪漫主义创作潮流
“五四”时期, 一方面知识分子逢乱世, 面对着民族的危难和传统的败落, 每个人的心里都很容易产生激愤的情绪, 而这正是浪漫主义得以生存的温床。另一方面, “五四”的思想大解放一方面造就了部分知识分子的奋斗激情, 他们斗志昂扬, 对自己对祖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甚至于到了“自恋”的状态。这种倾向的典型代表便是郭沫若。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弱小的中国往往承载不了知识青年们的梦想。弱小的祖国, 现实的环境, 封建礼教、传统的压迫使得被启蒙的知识青年们到了梦醒后无路可走的境地, 这着实可悲可叹, 这一倾向又构成了感伤型浪漫主义, 而相应的代表则是郁达夫。
郁达夫, 无疑是感伤型的代表, 他笔下对的人物基本上都是有着严重忧郁症的“零余者”, 这些人具有自由、个性和人道主义意识, 他们的思想是解放了的, 但当他们面对现实却又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他们没有其他路可走, 只能成为社会的漂泊者, 即“多余人”。郁达夫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有着一种一以贯之的感伤气质——孤独、内省、敏感、自卑、愤世嫉俗。这种感伤气质一方面显示了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的流行, 一方面也以其感伤元素暗示了当时的社会现状。
相比之下, 郭沫若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过度自信的世界, 他的创作真正地体现了“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 “他的诗有两样新东西, 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泛神论, 与20世纪的动的和反动的精神。”5郭沫若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 “‘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 ‘我即是神, 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6他以其世界性的眼光推崇“绝端的自主”, “绝端的自由”, 向往自然和神奇之物带来的惊叹。抛却一切形式, 摒弃一切束缚, 对于希望和未来郭沫若把他的自信全都倾泻了出来。“他在这本诗集 (《女神》) 里唱出一个生命奋进的宇宙观, 热情奔放的人生观, 而归结到一个乌托邦主义的信念:旧的污浊的世界就要毁灭, 在这段毁灭的灰烬上, 一个新的光辉而温暖的世界就要涌现。”7新的世界对于郭沫若的吸引和他的奋发激情让他几近于“自恋”的状态。浪漫主义的狂飙在他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
三、救亡压倒启蒙:浪漫主义末路来临
“五四”时期纷繁涌入的文艺思潮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大多添加了启蒙特质, 由于各种思潮之间的交叉糅合和与西方同名思潮的差异性使得中国这些思潮的定义和区分都有很大难度。所以有学者指出现代中国并没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说法, 这些都不过是启蒙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表现而已8, 王富仁也有类似观点, 他认为应该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9来综合概括“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转型时期的中国, 启蒙才是社会的主题, 鲁迅之所以推崇浪漫主义只不过是因为浪漫主义的思想大解放和其对人性对人生的看法有益于中国的思想启蒙。与其说鲁迅是在呼唤“摩罗诗人”, 还不如说他是在呼唤中国的思想解放了的国民。同样, “五四”时期浪漫派的两大主角, 郭沫若和郁达夫, 也都能从他们的浪漫书写中找到启蒙的论据。这也可以从我们多年的研究现状中管窥一二, 几十年来文学史家观察现代中国的浪漫主义并不是作为浪漫主义的这个事实本身, “而是浪漫主义者们使用何种独特的方式去表现和折射现实 (包括物质的现实性与精神的现实性) 。”10我们从另一个事实也可以证明这个论点, 那就是当“五四”退朝后, 救亡压倒启蒙, 伴随启蒙的退潮, 救亡运动取代了思想启蒙而成为社会主潮, 浪漫主义便失去了最后一个阵地, 浪漫主义作家们也大多开始了向左转。
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风雨兼程, 从鲁迅呼唤“摩罗诗人”, 苏曼殊进行了初步的浪漫创作起, 浪漫主义在中国一步步风行, 到“五四”时期达到了顶峰, 但是现代中国最迫切的任务终究是救亡而非启蒙, 这对于浪漫主义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尽管如此, 我们不能忽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地位以及它对文学革命的特殊贡献。浪漫主义及时反映了转型时期国民的思想情感;其探索历程也为文学审美上的多种可能性谱写了很有分量的一笔。当救亡与启蒙都不再成为时代主流的时候, 当我们在新时期探索人的价值, 人的个性的时候, 当我们回望那段浪漫岁月的时候, 我们会记住现代文学工作者们为新文学的发展和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所做的一切。
参考文献
[1]李欧梵著, 尹慧珉译.《铁屋中的呐喊》,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李欧梵著.《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新星出版社2005年。
[3]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修订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4]杨联芬著.《中国现代小说导论》,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4年.
[5]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 (第一卷) 》,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6]朱寿桐著.《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7]朱寿桐著.《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史论》,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
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内容 篇5
自由主义的具体表现和特色是不同的，但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或流派，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或思想内涵是基本一致的，这就是强调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人自由，主张维护个性的发展，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主义，认为保障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是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正是这种核心价值与思想倾向，使它区别于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等其他社会政治思潮，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严格地说，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而自由主义的到来，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广泛流行的、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心理因素如求同斥异心理、狭隘平等心理、重情轻法心理、怕官拜官心理、重义轻利心理等或与自由主义的主张相反，或难以与自由主义的主张相容，它们都对自由主义起着抵制作用。环境之于自由主义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是研究者一致认同的，在这个基础上，一些研究者还尝试着从更广泛的领域或角度解释导致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失败的原因。
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思想基调，着重强调个体独立和自由的价值。但近代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却赋予以对民族表示高度认同为特征的民族主义以不可替代的优先性。作为舶来品的自由主义如何应对民族主义这个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自由主义者到底是把自由作为一种终极性的价值还是工具性的价值，这是研究者无法回避也是乐于考究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自由在自由主义者那里只是为实现富强而借用的一种工具。自由主义者对西方文化关注的焦点并不在自由，而是一种能发挥富强的社会动力或达成国家富强的手段，把自由作为提高社会功效的工具，并因此作为获得富强的最终手段。他们认为个人是为了国家而存在，个人在国家之中并没有他的主体价值，这种思想引起自由主义者的强烈反应。因为一方面他们是真正理解英国的自由主义的，另一方面则指出在实际主张上仍然把国家的自由、富强、救亡远远放在个人自由之上，这就构成理论思想与实际主张重大的内在矛盾。
自由主义不仅被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以后整个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轨迹亦如此。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尽管也承认个人主义的诸价值，但他们心灵深处把这些价值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他们眼里，这些价值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们促使形成一种人格或能力，而这正是促使西方文明取得飞速进步的核心所在，中国为了御侮图强，必须学习接受西方这些价值，个人自由在这里不知不觉成为一种手段。
另一种观点则承认自由在自由主义者那里并不仅仅是工具，自由与富强、个体与群体之间是可以相互兼顾达至平衡的。在这一共同体中，个人与社会，公与私都处于互动﹑和谐的关系中。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可以携手并进而不相冲突。个人价值是建立在群己平衡的基础上的，并且在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中一直保留着对民族主义的几分关怀，民族主义的情绪终其生并不稍减，只是隐与显的问题。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发展状况问题，美国学者格里德的分析迄今依然称得上是最精辟的，他认为：“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在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准则的手段。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
人本主义思潮 篇6
张维平：是的。然而我以为所有权或财产关系的问题，最好是结合当代社会主义的实践来谈，这样不仅可以获得一种现实感，而且可以为刚才你所说的命题找到经验论证。据我所知，对当代社会主义财产关系的研究虽不乏其人，然而在理论上有重大突破和系统建树者，当首推南斯拉夫著名政治家、理论家爱德华·卡德尔，其代表作就是一九七六年出版的《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书里囊括了三十年来他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全部思想。据说该书十几年来已有多种语言的译本出版，引起了世界关注。
伍晓鹰：也许，对世界来说，更富有吸引力的是南斯拉夫的实践，可以说，这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唯一一块实行全民自治的试验田。你可以说它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你却无法否定它曾是在斯大林模式的高压下，在争取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方面进行的最有勇气的实践。
张维平：我想，这种勇气首先是指其对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改革。在这方面，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思想家能够象卡德尔那样具有深刻的认识和精辟的见解。也许，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因为他深信：“任何已经创造的东西对于我们都不是神圣得不可超越的，都不是不能让位给更先进、更自由和更具有人性的东西的。”
伍晓鹰：是的，在卡德尔之前，“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是“神圣得不可超越的”。而在南斯拉夫被斯大林“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之后，这一理论仍长期统治着苏联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
张维平：我插一句，应当说明的是，坚持“国家所有制”的理论是以捍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名义实现的，因为在理论上“国家所有制”被视为“公有制”，或“公有制”最高的、唯一的表现形式，这样，就把一个本来属于经济范畴的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这恐怕是几十年来社会主义所有制或财产关系问题研究无甚进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伍晓鹰：最糟糕的还是国民经济本身，在“国有化”方面我国是走得远的国家之一。很多人都记得，五十年代中期，“三大改造”的旋风在短短二三百天的时间里就使全国上亿户农民和几百万户私营工商企业在所有制方面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接踵而来的一个又一个“运动”，使我国的财产关系迅速向“一大二公三纯”的目标发展，就这样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整个过程总共不过五年的时间，难怪有人惊叹意识形态的力量有时竟如此之大。
张维平：我并不赞成完全从意识形态上找原因，我以为“国有化”，以及“国家所有制”的出现及发展是有其客观历史条件的。卡德尔并没有彻底否定“国家所有制”。他认为，作为工人阶级完成社会革命的工具，国家曾行使了重要职能，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替代的。依靠国家，工人階级才可能完成对资产者的剥夺，才可能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
伍晓鹰：是的，但不仅是剥夺问题，对于中国、苏联来说，更重要的是要运用国家力量迅速完成资本积累过程，实现工业化。而只有国家才能动员全部资源，才能强行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低工资以及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办法来保证在短期内大规模工业化所需要的低原料成本和低劳动成本。不如此，就无法在一、二十年中走完西方近百年的发展道路。当然，如果我们看得更全面一些，可能会使这个过程的发展更顺乎自然些，不致埋下那么多隐患。
张维平：你说的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刚刚退热没有几年，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调整”，以克服“比例失调”。而这种隐患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在某些方面甚至已成痼疾。正如卡德尔所说，宣布“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和关系为不可更改的教条，必然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
伍晓鹰：让我们回到卡德尔。我认为，作为一位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卡德尔的过人之处就在于能够从国有化和国家经济职能的强化中看到表现为“国家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深刻矛盾。他曾在分析无产阶级国家的革命作用时指出：正是由于“国家是在实行强制的基础上进行占有的”，所以国家在行使这一职能时，可以起工人阶级的革命工具的作用，但也可能相反，南其辕而北其辙。
张维平：是的。我理解这种南辕北辙可能来自如下事实：本来，工人阶级革命是要将自己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因为资本不外是由劳动，或者确切地说是由过去劳动(剩余劳动)形成的，资本与劳动对立意味着过去劳动与活劳动对立，意味着劳动者的劳动本身创造出压迫自身的条件。然而，如果革命的结果只是由社会主义国家占有生产资料，特别是这种“占有”被神圣地固定下来并被不断强化，而劳动者并不能支配、管理他的剩余劳动，从而不能支配他的命运的话，谁能说卡德尔所说的后一种情况不会出现呢？
伍晓鹰：这的确带有某种讽刺意味。本来，剩余劳动是劳动者的利益，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必须把它“自愿奉献”给资本家(马克思语)，形成资本家的财产之后，才能生存，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如果劳动者又亲手建立了一个外化于自己去充当自己剩余劳动支配者的角色，这又何谈“解放”呢？
张维平：是呵。当然，正如我们不能在资本主义合理存在时，或正在履行它的历史使命时，就论证它的存在不合理一样，我们同样不能在国家所有制合理存在时，马上将其抛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样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伍晓鹰：对的，卡德尔在指出“国家所有制”不可替代的历史使命时，又指出所有制或财产关系，并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永恒的静态的关系，而是发展的动态的关系。在他看来，“国家所有制”只是一种过渡的公有制形式，劳动者必须不失时机地将其送进博物馆，而代之以劳动者直接管理、支配其劳动条件和劳动成果的新型财产关系。
张维平：可能从财产关系上看问题会更深刻些。我们曾经讨论过，财产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利益关系。从经济学的意义来看，重要的并不仅是财产在法律上的归属，而还有财产的收益，法律上的财产所有者必然要求其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所以，只有明确的财产关系，才能保证资源的使用效率。
伍晓鹰：是这样。就是说社会必须保证其财产关系的透明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尽管资本在根本上是侵犯劳动利益的，但是其财产关系却有足够的透明度，各方的利益是明确的——当然，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为工资所掩盖，所以资源的使用效率非常高。而在“国家所有制”下，其财产关系就缺乏这样的透明度：说生产资料是“公有”的，却只能由国家管理者支配；说生产资料是“全体人民”的，却又不是每个个人的；说你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你却不能管理它，说你是雇佣劳动者，可是你的雇主在理论上就是你自己。在如此含混不清的关系下，经济效率不可能提高。实际上，这里只有管理者的责、权、利，而没有直接生产者的明确专一的责、权、利。
张维平：而且，前者可能会以某种为了后者“根本利益”的名义来侵占后者的利益。卡德尔就指出过这种情况。
伍晓鹰：事实的可悲之处往往在于：在广大劳动者愿意或不得不为这种或那种“自己的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时，计划决策者只消动笔一圈，就会调动多少亿财产，而不管其是否会收益，多少年后会收益，或是否会最终化为乌有。劳动者根本无法干预，甚至无法了解这个过程。
张维平：你谈到这种“国家所有制”下的决策过程，我想，这就可以引出这种财产关系下政治体制的问题。这是“国家所有制”下又一深刻的矛盾。
伍晓鹰：是的。这是一种靠政治和经济官员们自上向下控制和自下向上负责来运转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些官员不但远离市场，而且远离直接劳动者，即使这些官员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但是谁能保证在远离市场的条件下，他们总是会做出最合理的计划，在远离劳动者的条件下，总是服从于劳动者的利益呢？
张维平：况且有些官员还有“自私自利”之心，还会有腐化和堕落。卡德尔告诉我们，实现社会主义自治之前的南斯拉夫“连工人对这些社会资金的支配实行最平常的民主监督也不允许，更不用说使这些资金的使用彻底服从于工人的劳动利益和生活利益了”。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管理了全部社会资本，所以国家机关连同与其融为一体的党的机关开始获得空前巨大的、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政治权力。这就是官僚主义的温床。
伍晓鹰：让我打断你一下，我想，卡德尔的过人睿智就在这里，他仅凭苏联的经验和南斯拉夫短短几年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实践，就预见到了整个过程将会出现的历史结局。
张维平：是的，在卡德尔看来，革命时十分必要的组织上的集中，“越来越蜕化为行政官僚的中央集权制，使对国有生产资料的管理变为国家所有制管理者的垄断权”。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南斯拉夫首先实行“党政分家”，卡德尔认为，这并不是使经济“摆脱”党的领导，而是使党摆脱官僚主义的压力。只有如此，党才能巩固同基本群众的联系，才能更加自由地反映他们的利益，最终引导他们走上自治之路。
伍晓鹰：我觉得这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所启发。看 来“党政不分”是“政企难分”的根子。南斯拉夫首先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是个很好的思路。当然，就是在南斯拉夫，这种改革遇到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因为实际情况往往是：“党政难分”并不是某些党的干部对国民经济具有更强烈的责任感，而是关心“党政分家”后自身所损失的利益。
张维平：这并不奇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其根本原因与其说是意识形态上的，不如说是在旧的“国家所有制”的财产关系后面存在着一个难以撼动的利益结构。我想，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才说：改革是又一场革命。
伍晓鹰：而且是一场更为深刻的革命。南斯拉夫人就是用工人自治来推动这场革命的，卡德尔指出这是比以往任何社会主义革命更为激烈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国家将缩回其本不该“延长了的手”，把真正属于劳动者的一切还给劳动者，使劳动者真正成为其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及劳动成果的主人。卡德尔认为这才是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因为“公有制必须导致劳动和社会资本的一体化”。
张维平：显然，自治运动所追求的这种“劳动和社会资本的一体化”，并不仅仅是出于对资源使用效率的关心，最根本的还是对人的关心，即对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尊严和个人的命运的关心。
伍晓鹰：是的，卡德尔首先就是一位富有民主和人道精神的社会主义者，他著有大量关于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和自治的著作，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吸收了马克思的很多思想，并把这些思想注入到社会主义自治运动中去，如今，这些思想已是世界性的了。
张维平：可贵的是，当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几乎都接受了斯大林模式时，卡德尔却十分冷静，在五十年代初他就做过如下演讲：“如果我们仅仅用数字，仅仅用多少钢、小麦和黄油来衡量社会主义的发展，如果我们不摆脱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偶像，错误还会更大。”社会主义发展的意义首先是对每个个人来说的，而“自由的人的命运既不取决于国家的力量，也不取决于什么神秘的力量，而是取决于他本身和他是其中平等成员的集体。只有这样的自由的人，才能显示出个人的尊严。”
伍晓鹰：我觉得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卡德尔才探讨一条以劳动者的自治为核心的新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出发点，决定了南斯拉夫推进社会主义进程的手段必定是比较民主的。譬如，卡德尔就反对“运动式的土地公有化”，反对象我国“人民公社化”时那种“从数量上追求农村社会主义化”的做法。
张维平：对的，在社会主义改造方法上，南斯拉夫与我们是不同的，卡德尔当时说只有两条道路，要么采取“行政命令上的和政治上的集体化”，要么使“劳动农民逐步地、自愿而民主地加入社会主义经济和生活进程的道路”，南斯拉夫选择了后者，这应当归功于卡德尔的影响。
伍晓鹰：经济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我们是在付出惨痛的教训后才意识到的。七十年代末以来，我国的农村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是同我国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分不开的。据说匈牙利的农业之所以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也主要归功于它的农村自留田經济；而波兰也承认它的个体农户的存在是农业稳定的重要因素。其实，这种农业经济已不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体经济，它已经被纳入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之中，农民已成为这个体系中自主的自由的劳动成员了。
张维平：显然，这种农业经济中的财产关系是明确的。就拿我国农村来说，土地是公有的，但由农民个人承包经营，他经营的好坏完全同其个人利益相连，这时他才会有主人感，才会充分表现他的聪明才智。
伍晓鹰：不过，我国农村改革还得继续深化，目前问题仍不少，譬如：损害地力的掠夺性耕种、宁肯大盖私房也不向土地投资等等。看来得进一步延长承包期，明确利益和责任，否则就无法杜绝这种“只捕捞不保护”的“公海效应”。
张维平：说起“公海效应”，我曾听说西方有学者主张：为了保护公海必须使公海私有化。此论当然不敢苟同，但是其思路同我们前面讨论的并无多大差异，即必须很好地利用个人的积极性和责任心。
伍晓鹰：多年来，我们过多地强调了集体的力量，可却压抑了个人的积极性。其实，在一定条件之下，个人英雄主义有什么不可以？如果个人都是“狗熊”，集体难道可以有力量？但是，谁也不是神仙，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个人的积极性必须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在废除了私有财产关系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重新确立新的财产关系，找到个人在直接实现个人利益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新途径。
张维平：是的。你可能注意到，卡德尔经常引用马克思这样一段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67页)
伍晓鹰：我知道这段话一直成为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推行社会主义自治运动的经典论据。卡德尔认为，马克思实际上设想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财产关系，即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个别劳动者直接地与平等地共同管理和共同占有公有的生产资料的关系，它区别于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国家所有制”的财产关系。这就是劳动者自治的财产关系，卡德尔希望这种财产关系由于可以使劳动者的劳动直接与其个人利益相关而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劳动者个人的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
张维平：如果说南斯拉夫人从马克思的这段话中找到了自治的道路，肯定不那么令人信服。虽然在是否实行自治的争论中哪一方都宣称自己是捍卫马克思的，而在实践中，哪一方却都是首先服从自身利益的，当然，事后去找马克思的话似乎并不难。不过，我这样说绝无“马克思是人人都可乘的公共汽车”之意，而是不满这种非科学的论证方法。我倒是从这段语录中受到几点启发：其一，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后社会仍需有明确的财产关系；其二，这种财产关系的主体应是劳动者个人；其三，因而主客体之间应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其四，在共同的财产面前劳动者都是平等的，因而他们之间亦应是平等的。
伍晓鹰：对这段语录的理解肯定会有各种争议。然而，我以为，不管怎么说，劳动者自治的财产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是最符合财产关系明晰化的原则的。当然，在理论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确立了这样一种财产关系，从而使社会上每个劳动者都象资本家关心自己的个人资本那样去关心社会资本(劳动者的个人资本)，那么，社会主义一定会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生产率。但是，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中不知还有多少环节，而且，迄今为止，社会主义的实践，包括南斯拉夫的实践，还没有找到实现这个目的的这样一种机制。
张维平：我想，重要的，有意义的还是实践本身。如果比较一下南斯拉夫的自治实践和我国的改革实践，可能会饶有意味。本书以相当的篇幅介绍了南斯拉夫自治发展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最初国家权力的下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并没有使基层劳动组织增加什么权力，地方政府和很多新成立的“自治管理中心”又成了社会资本的管理者。这很象我们的政府放权后，行政性公司纷纷成立，它们和地方政府部门一起，截取了本来应给企业的权力，加强了对企业的控制。
伍晓鹰：根本原因可能还在“政企不分”上，可以说，如果政府不切断同企业的“父子关系”，那么就会出现企业负盈不负亏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把权力过多交给企业，必然会导致“追求短期利益极大化”的企业行为，最后，政府还得插手。当然，对于中国来说，目前还没有理顺财产关系，这是更首要的原因。
张维平：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早出现企业行为短期化的就是南斯拉夫。虽然，从卡德尔的理论来看似乎不该出现这样的问题，他强调了工人的个人收入同其“过去收入”，即同其劳动组织的积累密切相关。可是问题出在其实现积累的机制上。卡德尔指出：“工人不能毫无限制地从实现的收入中占有个人收入，就是说，不能使占有的个人收入超过其按劳动数量和质量标准应该属于他的部分。”那么怎么办呢？这就要由从事联合劳动的工人“通过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来规定标准，在这里通行的是劳动者之间互相支援、互相负责的精神。我以为，问题就出在这里。
伍晓鹰：是的，这里渗入了伦理因素。它只是建立在如下的假设上：劳动者之间在这样的问题上，即关系到个人利益的问题上，是可以靠“觉悟”和“精神”达成协议的。而这个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在自治的财产关系中是不承认这个假设的。如果依靠国家的力量来限制过高的个人收入，同时提高积累，那么显然与“克服剩余劳动异化”的初衷相悖。
张维平：更带有伦理色彩的是所谓“自治利益共同体”，卡德尔企望它能通过协议来完成基层劳动组织所在社区的文教、卫生以及公共福利事业的发展，我想这里肯定有变相的“平调”与“摊派”，它势必会影响资源的使用效率。你说的是有道理的，看来，是没有找到一种客观的经济机制。
伍晓鹰：其实，这种机制是有的，这就是市场。实际上，南斯拉夫被人称为“市场社会主义”，它的市场体系比我们完善多了。但从卡德尔的思想来看，他对市场的认识远不如其对财产关系的认识深刻。他甚至批判了自治的工人联合劳动组织必须通过市场或以市场为中介发生关系的观点，认为这种关系首先得靠相互承担经济责任的制度来实现，劳动者必须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义务。
张维平：问题就在这里。当实际上存在市场，而且不得不依靠市场(依靠商品货币关系)的时候，限制市场必须付出较大的代价。难道在通过市场追求利润的时候可以不承担经济风险和经济责任吗？如果是想通过限制市场来纠正企业行短期化就错了，这个问题只能靠理顺财产关系和同时完善市场机制来解决。而不能靠劳动者的“意识”来解决，我们说过，在市场上，发生关系的各方只能是“经济人”而不是“慈善家”。
伍晓鹰：我以为，问题的根子恐怕还在某些抽象的“社会主义原则”同市场本身的矛盾上。然而，社会主义毕竟不是在天上，而是在现实中，不是烫金封面下的教条，而是亿万人活生生的实践。当然，原则肯定是有的，但只有一条，那就是邓小平近年来反复指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张维平：是的。社会主义自治本身就是超越教条和原则的产物，尽管它不尽完善，但却有着深远的意义。而且，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接受，已故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在苏共二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就已明确提出要通过社会主义自治来推动经济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当然，自治的方式同样也不应成为新的教条。在这里我想借用著名存在主义者萨特的一句名言：“存在，就是不断地选择，存在，就是不断地超越现存。”我想，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同样在于不断地选择，不断地超越，不断地否定她的过去。
越南民族主义思潮发展概说 篇7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越南北部设立交趾郡, 到公元968年, 越南经历了一千多年的被中国统治的时期, 越南称之为“北属时期”。北属期形成的融合越南本土传统、中国传统和其他外来传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成为越南近代民族主义的群众基础和心理基础。1884年, 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法国殖民者借用“自治”来达到文化洗脑、民族同化的目的。到20世纪初, 越南国语和汉语为主的传统教育被废除, 法语和拉丁化越语教学大行其道。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 在客观上造成了越南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
越南虽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但从北属时期到独立的封建国家时期, 越南的民族认同已趋向统一, 并为后来民族意识的觉醒奠定了基础。近代以来, 越南本土的文化、来自中国的儒释道等东方文化以及法国殖民者在客观上带来的民族民主思想, 都促进了越南民族意识的觉醒, 并为越共领导抗法、抗美和反华战争提供了思想基础, 成为了越南民族主义之滥觞。
二、越南共产党指导思想中的民族主义
1. 从建党到越南独立 (1930—1945年)
1921年, 阮爱国 (胡志明) 加入法国共产党, 在法国各地进行反殖民主义的游说。1945年3月9日, 日本发动“三九政变”, 在越南建立亲日傀儡政权, 越南沦为日本殖民地。越南人民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新高潮。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这种形势下, 越共当即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决定发动总起义。9月2日, 胡志明在河内宣读《独立宣言》, 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胡志明在《独立宣言》中说 :“我们——代表越南全体人民的新越南的临时政府——宣布完全同法国脱离关系, 废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一切条约, 取消法国在越南的一切特权。……我们相信, 在德黑兰会议和旧金山会议中已经公认民族平等原则的同盟国, 决不会不承认越南民族的独立权利的。……一个八十多年来敢于反抗法国殖民主义者奴役的民族, 一个数年来敢于站在盟国一边共同反抗法西斯的民族, 这个民族应该获得自由, 这个民族应该获得独立!”足见, 从建党到建国, 民族主义是越共动员社会的思想武器。
2. 四次战争与越共的民族主义 (1945—1986 年)
1945年9月, 越南独立不久, 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越南在新中国的大力支援下, 赢得了“奠边府大捷”, 迫使法国于1954年7月21日在《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上签字, 越北解放。越南南方自1955年起, 由美国扶植的吴庭艳统治, 南北双方以17度纬线为界, 形成了长达二十年的对峙。越北人民坚持持久的抗美救国战争, 迫使美国和南越政权于1973年1月同越南北方政权签订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巴黎协定》。1975年3月初, 北方发动严惩南越伪政权破坏巴黎协定的春季总攻, 5月1日解放南部, 越南再次实现了南北统一。从胡志明等在抗美救国战争期间的言论来看, 民族主义性质的言论占绝大部分。之后, 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 对外扩张并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 从侧面反映了民族主义在越共领导人头脑中的极度膨胀。有学者认为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 黎笋“深受越南封建王朝统治者开疆扩土传统的影响, 又继承了法国殖民者‘印度支那联邦’的衣钵, 推行大越族扩张主义, 对柬埔寨、泰国、老挝、中国等邻国怀有扩张野心”。
3. 革新开放后越南民族主义的主流化 (1986 年至今)
1986年12月, 越共六大召开, 会议归纳了四条经验 :以民为本 ;尊重客观规律, 按客观规律办事 ;把民族的力量和时代的力量结合起来 ;加强党的建设, 使之与其肩负的任务相适应。越共“六大”后, 越南步入了全面革新开放的新阶段。2006年4月, 越共十大将“越南共产党是越南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全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修改为“越南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同时又是劳动人民和越南民族的先锋队 ;忠实代表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民族的利益”。这一变动, 更加突出了民族主义特性, “阶级”、“工人阶级”在越共的语境中已显得愈发不重要——甚至只是越共之所以能够诞生的诱因罢了。
三、结论与思考
综合上述分析, 越南悠久的文明史和被法国殖民的历史, 是越南民族主义的源头 ;越南共产党在其革命斗争的过程中, 也一直重视民族团结和民族解放, 在经历对法国、美国和中国的战争之后, 民族主义思潮越发高涨。革新开放后, 越共将“阶级”、“阶级斗争”等淡化, “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等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重心。越南的民族主义复兴与越南共产党有很大的关系 :越共用民族主义来定义胡志明等早期越共人领导越南人民的独立斗争 ;用民族主义的观点来定义胡志明思想 ;在与中国等周边国家发生冲突时, 强调民族主义等等。这种主流思潮的变化,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并不罕见。
参考文献
[1]沈云锁、潘强恩:《共产党通史 (第二卷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 》, 人民出版社, 2011
[2] (越南) 章收等:《越南历史 (1897一1918) 》, 河内,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3]余富兆:《越南历史》, 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1
[4]杨洪雨:《越南共产党革新开放的历程及其启示》, 中共中央党校硕士论文, 2011
金融危机催生变革资本主义思潮 篇8
现阶段涌现出的替代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各种思潮中, 有主张局部改良的金融体制改革派, 有主张全面改良的财富收入改革派, 有提出革命要求的长期国有化改革派, 也有主张“21世纪社会主义”的权力结构改革派。它们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 提出了替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和现实方案, 并有一部分付诸实践。
金融体制改革派
一些西方左翼人士认为, 应对危机, 只需要对金融体制进行改革, 使金融体系更为健全、谨慎、完善即可。如“致力于金融改革的美国人”和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和SAFER专家委员会。他们的改良要求对改善工人阶级处境有一定价值, 即使作用有限。这一思潮的优点在于其抨击方向集中于危机中声名狼藉的华尔街金融体制, 可以联合的范围较广, 甚至不少中小产业资本家也站在其统一战线, 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来认识和约束金融垄断资本的危害性。其局限性在于, 这些建议停留在对金融部门改革提出综合详细的建议的层次上, 与众多资本家和凯恩斯主义者所要求的相差不大, 只是稍微前进了一步, 并没有揭示出金融垄断资本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联系, 即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真正约束金融垄断资本的, 只要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 金融垄断资本就必然要兴风作浪, 一切技术上的监管手段都是可以规避甚至立法废除的。
财富收入改革派
美国部分经济学家曾提出一个全面改良的建议清单, 不仅要求改革金融部门, 而且要求整个系统返回到以人为本的目标。其主张主要包括:通过财政政策来恢复经济;使金融部门的救助更公平, 成本更低, 通过提高机构的监督提高效率, 并进一步利用政府杠杆作用, 大大改变这个体制的工作方式;重新调控和重组金融部门, 同时提升公共部门对其监督和管理的能力;扭转社会日益增加的极端不平等状况, 繁荣和提升家庭和社区的力量;改革国际经济治理秩序, 走向一个更为平衡、公正和繁荣的世界经济。和局部改良要求相似, 这一全面改良要求不仅促进和动员了劳动人民, 并且有可能被政府和国会部分接受。
西方资本家中的较开明人士是希望从这些主张中获取改革的思路的, 尽管最后实施的方案可能会大相径庭, 但仍然抱有一些希望。在名义上, 这些要求还是很能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共鸣的, 其中不乏一些大资本家。如股神巴菲特就曾大呼“向我开炮”, 希望政府多向他这样的富人征税, 颇似也积极响应劳动阶级要求财富和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不过巴菲特的资产早捐给了盖茨基金会, 按照美国法律全部免税, 不知他是否真的希望以后取消盖茨基金会的免税待遇。
尽管如此, 在垄断资本家大多反对的情况下, 还有资本家在名义上支持全面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改革, 仍值得嘉许。这种渐进的改良要求在部分实现的同时, 原本支持这些要求的左翼势力最终是成功还是失败, 还取决于左翼斗争的策略和危机的严重程度等因素。
长期国有化改革派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围绕对金融企业加强监管还是国有化曾引起很多争论。值得注意的是, 很多资本家支持国有化, 而很多左翼不支持国有化。之所以如此奇怪, 是因为国有化至少分为两种, 一种是短期国有化, 即靠国家财政帮助金融企业度过危机后重新将其私有化;另一种是长期国有化, 即彻底摆脱私人资本家的控制。资本家当然支持前者, 而左翼虽然支持后者, 但又怕最终变成前者。
这一派的学者认为, 要超越资本主义思维, 最重要的过渡性问题是能否实现经济民主化。国有化必须首先是长久的, 更为关键的是控制, 必须明确控制是社会的、民主的, 并包括转变行业, 使其服务于社会福利。金融部门的转型还必须涉及到工人自身相应的转变, 这就涉及到更宽广的范围。
虽然这类国有化改革方案只是过渡性的, 看上去和先前的全面改良方案相差不大, 甚至要求更少, 实际上却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改良范围, 因为他们开始要求长期稳定的政治权利, 而不仅仅是一时的经济权利。经济权利是随时可以被资本家当权者剥夺的, 而政治权利是相对不容易被夺走的。不过, 这里的政治权利还只是低层次的, 是参与政治的权利, 或者说要求享有政治权利的权利, 而非真正的政治权利。
其实, 方案中的许多内容也是资本主义政府所喊的竞选口号的内容, 这些口号在任何资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后都不了了之。
权力结构改革派
以拉美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海因茨·迪特里奇的“21世纪社会主义”为代表之一的权力结构改革派, 强调权力在社会主义改革中的重要性, 也是更为激进的思潮。
人本主义思潮 篇9
关键词：建筑文脉,内涵,西方文脉主义,历史源流
1. 引言
“文脉”(Context)真正受到关注始于后现代建筑思潮,是其作为后现代建筑思潮的标签而出现,这种文脉主义思潮最终由于同历史复古主义的“混淆不清”而逐渐退出了建筑设计的主流舞台。然而这种关注建筑或者城市所处的历史环境价值的理论方法是十分重要的,自上世纪80年代西方建筑思潮传入国内以来,随着文脉内涵的转译、扩展,其逐渐进入建筑及城市设计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并对我国当代建筑理论的建构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文脉一词的“泛化”使得对其内涵特征的认知缺乏完整性和准确性,对于“文脉”内涵的重新审视及其发展源流的梳理是必要且具有重要意义的。
2. 文脉释义
国外学者方面,文丘里在其著作《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中通过引述E.W.Sinnott关于动植物形式的描述来说明文脉与建筑形式之间的关系,“植物或动物特有形式不仅决定于有机体的基因……而且还决定与基因组织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知的基因并不能控制特定的性格,但对特定的环境产生特定的反应。”在这里,文丘里将文脉视作建筑外部环境;《建筑大辞典》中关于文脉的解释是:“以文脉主义的立场为基础,对整体环境,或者部分的特征,或者其构造的解读。具体地说,方位、地形、水系、植物、街道模式等空间的基本构造以及从城市整体所见到的建筑位置、建筑样式、建筑群的特性等所规定的相互关系。”[1]
国内学者方面,比如张钦楠先生将“文脉”看成文化环境;段进在《广义文脉与规划设计教育》一文中指出:“‘文脉’的使用应是一个广义、整体的概念。但在目前的阐释中尤其是使用中,由于着重强调历史文脉的传承、历史文化的保护等方面而逐步淡忘了原有的完整含义”,并将“文脉”定义为“介于事物各种元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局部和整体之间的外部联系”。[2]
文脉并非建筑界的独创,其最早来自语言学领域的探讨,费雷格在《算术基础》一书中写道:“应该将语言的意思放在与句子相关联的问题当中来进行讨论,而不能将其视为一个孤立的问题去对待”,其认为不应将某个独立的单词词意作为语言去理解,而应当将其置于文章的之中,句子在文章中才具有意义,正是这一观点产生了文脉。文脉一词源自英文“context”,拉丁文为“contextus”,意为文章的前后关系、与事物相关的背景和状况,通俗地讲,“文脉”就是人类创造的事物内部之间以及事物与事物之间所有关联的综合。
综上所述,可以梳理出建筑“文脉”内涵的两条认知主线:一是空间向度,指的是建筑所处的物质空间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其中人工环境为人类所创造,在不同程度上是与其相关的意识文化的载体,属于文化范畴;二是时间向度,指的是建筑产生、发展所依赖的社会、文化背景。
3. 西方文脉主义思潮发展历史源流
西方文脉主义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萌芽时期(20世纪60年代初期之前)、全面发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转折时期(始于20世纪80年代)。
3.1 萌芽时期
在工业时代,处在现代主义宣扬与历史决裂、旨在创造一种复合工业化时代精神的美学艺术形式的局面之中,即便在那个最微弱的年代,“回归历史”的声音却从未停止过。一次大战后,美国诗人艾略特在其著作《传统和个人的才能》一文中指出个人的创作才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基于对传统的认知之上,不能无视历史,而应该充分地感受存在于现代的“历史”,艾略特的“历史感”在这一时期的建筑界得到了继承和发扬。[3]1947年,Colin Rowe在《理想别墅的数学》一书中将帕拉迪奥和柯布西耶的别墅做了比较,并从中指出对于历史的模仿和引用之间的区别,开始关注建筑形式中的“历史”性;[4]1950年,文丘里在其硕士论文《关于建筑构成的文脉》一文中认为建筑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同城市整体空间环境相关,“含义产生于文脉,文脉如果变化,含义也将发生变化”;1961年,美国城市理论家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对于以功能分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以及现代乌托邦式的城市规划方法进行了批判,同时指出了城市建设过程中原有历史文脉和地域性的重要意义;[5]此外,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历史环境保护指出历史环境的保护应当基于历史遗产保护的基础上,并通过了《国家历史保护法》,再次将公众视线引入对于城市历史环境的保护方面。随着上述理论著作的陆续发表,西方基于文脉主义的研究已经呼之欲出。
3.2 全面发展时期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是文脉主义思潮全面爆发的时期,在这期间,许多建筑师、理论家基于不同视角和研究方法对文脉主义进行了研究,鉴于研究内容繁杂,特以代表人物及其代表流派为线索,梳理这一时期文脉主义思潮的理论研究成果。
Colin Rowe和康奈尔学派。Colin Rowe的学生Stuart Cohen最先提出文脉主义,在其著作《The Tall Office Building Urbanistically Reconsidered》、《From Urbanism to a Theory of Appropriate Form》中对自己的文脉主义理念进行了充分地说明,并和Steven Hurtt一起提出了将康奈尔学派共同的设计理念称之为文脉主义,该学派设计理念认为城市设计中新建区域应当与文脉相呼应,以此获得城市的整体感。1974年,Stuart Cohen在《物理的文脉和文化的文脉》一文中将文脉概念分为“物理文脉”(physical context)和“文化文脉”(cultural context)两部分,前者指的是建筑意义通过具有含义性的形式具象地表现出来,后者则指的是观察者通过建筑的类型特征来理解建筑的含义;[6]1978年,Colin Rowe所著的《拼贴城市》则是康奈尔学派进行文脉研究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其在书中关注城市的历时性特征,认为城市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城市风貌格局是由各个历史时期的形态拼贴而成,城市是历史的集合。Colin Rowe认为城市设计应当从历史元素中获取灵感,并对其进行重构,以形成连续的、富有历史感的城市区域。[7]
文丘里和后现代主义。文丘里是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著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和《向拉斯韦加斯学习》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乃至文脉主义的代表作。文丘里在《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一书中批判了现代主义所提倡的技术论,认为建筑设计应当建立在城市历史和环境的基础之上,建筑形态是对特定城市文脉所做出的反应;[8]《向拉斯韦加斯学习》一书通过对拉斯韦加斯商业地段景观的调查,文丘里赞赏那些受到现代主义所排斥的大众喜欢的象征性建筑,比如挂满各式各样广告牌的商业建筑却成为拉斯韦加斯典型的城市形态。文丘里认为建筑形式所包含的象征性是十分重要的,并且认为通俗文化应当被视为文脉而受到尊重。詹克斯在其著作《后现代建筑语言》中提出建筑形式所蕴含的符号学含义是建筑表达其意义的重要方式,提倡建筑的多价值属性,詹克斯将文脉定义为“特定性+都市化”,即文脉包含城市历史结构和城市环境两方面;[9]1977年,罗伯特·斯特恩在《现代主义运动之后》一书中提出现代主义思潮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后现代主义,并且将其主要特征归纳为文脉主义、装饰主义和引喻主义,这是文脉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标签第一次被明确地提出,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文脉主义,罗伯特·斯特恩认为,“建筑是全体的一部分”“新的建筑要同环境相适应”,并提出了对历史建筑的正确参照等观点,有意将后现代主义同复古思潮区别开来。总之,后现代主义运动关注的是建筑形式的符号学含义,即通过对历史元素的引用,发挥其象征作用,来表达建筑内涵。
Aldo Rossi和新理性主义。新理性主义运动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战后的意大利城市空间的发展难以表现出稳定性,成郊社区甚至出现了混乱无序的状态。面对这样的局面,以罗西和G.格拉西为代表的意大利建筑师开始了对恢复城市秩序的探索,其方法就是运用类型学寻找城市文脉中的原型(prototype)特征。罗西在《城市建筑学》一书中认为建筑是“文化习俗的产物,文化的一部分通过编译进入表现的形式中,绝大部分编译进类型中……类型是深层结构”“类型可以从历史中的建筑抽取……类型不同于历史上某一建筑形式,而又具有历史因素,至少在本质上同历史相联系。”[10]在这里,罗西将文脉认为是历史文化习俗,将建筑对于历史文脉的表达分为两个部分,即建筑形式及其类型。类型源自历史,但区别于历史建筑的形式,而是其深层结构,类型比建筑形式对于文脉的理解更加重要。不难看出,后现代主义运动和新理性主义运动的相同点在于对现代主义均持有批判性,认为建筑设计不是孤立的,应当将建筑置入文脉之中,从历史中探寻新建筑的答案;二者的不同点在于前者认为文脉可以通过建筑形式的符号学含义来表达,后者则认为文脉则存在于历史建筑的深层结构(类型)之中。
3.3 转折时期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是西方国家文脉主义运动的全面发展时期,然而,进入80年代,这股思潮则出现了衰退的迹象,究其原因,则是“文脉主义”内涵理解的偏差和僵化所导致的。文脉主义同现代主义相比,正是由于其将建筑置于文脉之中,且对于文脉的表达方式有着不确定性和可能性,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而随着后现代主义运动的盛行,加之罗伯特·斯特恩将后现代主义运动的特征描述为文脉主义倾向,更加造成了文脉主义等同于后现代主义的印象.因此,建筑的文脉主义观被固化成为仅注重建筑形式的象征性(符号学含义)作用,关注与现存环境的一致性、连续性以及对历史元素的引用和转译。严格地说,罗伯特·斯特恩将文脉主义置于后现代主义的范畴,是混淆了“文脉”和“历史元素符号”这两个概念。这一时期对于文脉主义的批评声音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文脉的概念很模糊,而城市环境自身的结构和格局则十分清晰,将建筑置于环境之中比将其置于文脉中更加有效;第二,此类批评主要针对的是那些简单模仿相邻历史建筑的基于文脉主义的建筑作品。随着文脉主义内涵的不断僵化,建筑与其周围环境的“类似性”关系逐渐被认为是文脉主义的内涵,正如欧洲建筑史库哈斯所说的那样,“欧洲城市具有历史性……所以历史的保全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这种保存城市的概念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的话,那就会造成一种制约,也就是说文脉会舒服建筑师的手脚”,此后,随着对单一文脉主义观的批评不断增加,文脉主义逐渐从建筑思潮的主流中淡去。同时,我们不可以否认的是文脉主义的观点却仍然存在于当今的思想潮流之中,并对其产生重要的影响。[11]
4. 结语
西方建筑文脉主义思潮对于建筑文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文脉内涵及其发展源流的认知是构建文脉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在当前我国正经历文化趋同影响的背景之下,文脉理论为建筑地域性以及本土特色的保持和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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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段进.广义文脉与规划设计教育[J].规划师,2005(7):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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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olin Rowe.The Mathematics of the Ideal Villa and Other Essays[M].The MIT Press,1947.
[5].(美)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江苏:译林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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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罗伯特·文丘里著.徐怡芳,王健译.向拉斯维加斯学习[M].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
[9].C.詹克斯著.李大夏译.后现代建筑语言[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10].阿尔多·罗西著,黄士钧译.城市建筑学[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人本主义思潮 篇10
关键词：启蒙主义,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20世纪的中国,制度频繁更迭,时代演变带来的是文学思潮的百家齐放,启蒙浪漫主义一直在延续。20世纪结束,该世纪的文学创作及相关理论,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 “文本”结构,对其的相关考察可以更加整体和全面。面对、 思索20世纪的文学现象及思潮,我们不难发现既成的论断显然与实际创作实践脱节,现实的需求经常拷问着既有的理论,使得后者尴尬而落寞。20世纪贯穿整个中国文学的重要思潮之一,即为启蒙浪漫主义。这是一种别样的文学思潮, 浪漫主义充满了主观色彩,而启蒙主义充满了功利色彩,前者往往以其直接或间接的形式服务于后者。
一、转型期中国文学充满探索与追求
20世纪的中国处于社会转型阶段,而不论中国还是西方,转型的社会机制背后,必然是充满危机的文学环境。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在社会转型中结束,但是帝制的鬼影依旧纠缠着20世纪的中国,文学领域的危机则更加严重。转机总是存在于危机当中,生机同样孕育在黑暗中。
不断地探索、追求,决定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转型期呈现着过渡性、过程性和未完成状态。持续的探索带来的是启蒙主义的崛起,追求则始终导向浪漫主义。浪漫主义与启蒙主义,在转型期开始携手,共同成长,在中国文学领域蹁跹而舞。
二、浪漫主义虚实相生、以虚代实
浪漫主义虽然不排除虚实相生,但是20世纪的中国文学其所展现的浪漫主义最根本的特征则是以虚代实,甚至以虚为实。20世纪的中国,随着旧制度的彻底结束,对于何为理想的新制度,不论是中华民族疑惑是中国的知识者,都从最高、最美妙的视角寄望这更为美好的新制度。
20世纪,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浮躁的世纪,追求的世纪。虽然追求不止,挫败无畏的精神是可赞的, 但是由于浮躁的存在,一切被败坏了、扭曲了。而浪漫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甚至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基础。
从创作视角分析,这股特定的浪漫主义思潮,将20世纪直观的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为没有任何光明充满黑暗的上半世纪,属于旧社会;二为充满光明没有丝毫黑暗的下半世纪,称为新社会。中国文学充满着夸张不实以及先验理念色彩,过往刻画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丰富性找不到了。
三、启蒙主义、蒙昧主义相互转换
20世纪所绽放的启蒙主义,其实正是浪漫主义先验理念的来源。20世纪的文学,在一些求知者的视野中,其总的主题应当为“改造民族灵魂”。换言之,启蒙主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绝对主潮。
学界通常把启蒙分为感性的和理性的两种,前者属于政治行动导向型,后者则是文化心态塑造型;前者为初级的,虽然效果快但是不彻底,后者是高层次的,虽然彻底但是见效过慢;前者进行的基础是低素质的全民族文化,而后者践行的实践则是高水准的全民文化素质;前者核心表现为阶级(政治)启蒙,也就是所谓的革命,而后者则是文化启蒙。20世纪的中国,前半世纪遭受各国凌辱,国民饱受苦难,下半世纪的中国动荡不安,发展困难。最初,从饱受欺压的知识分子,试图选择文化启蒙,但是严峻的现实将其推向了政治启蒙,虽然后者为20世纪的中国带来了革命的胜利,虽然民族得到大解放,民族、国家、集体无不以群体理想主义为主线,倡导英雄主义,但是个性主义自此失落,民族的个体人格逐渐萎缩,以至于发展到文革时期对个性、对人性的大肆摧残。
四、结语
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 篇11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思潮；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措施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新自由主义思潮以经济理论、政策主张、文化理念和消费观念等方式在我国广泛传播，而掩盖了其意识形态的本质。大学生始终站在时代前沿，通过各种途径对新自由主义有了一定接触和了解，受其影响，一些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感淡化，出现了理想信念危机，崇尚私有制和无政府主义，滋长了实用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思想，公平和正义观发生偏移，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巨大挑战，急需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并给予正确的引导。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
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是 20 世纪 30 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以后形成的理论体系。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没有人能够对个人的行为加以限制，因此私有制最大的好处是更能保障个人的自由，并能够让人们享有自由的权利。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强调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否定国家干预理论。新自由主义思潮代表了资本和富人的利益，是国际垄断资本利益集团为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其占有资源、积累财富和主控全球资本市场、建立全球新秩序、攫取垄断利润的重要手段，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二、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由来已久。在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时期，新自由主义正好在资本主义世界大行其道，在那个时期出国留学的学生、考察的学者和官员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巨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并带回了新自由主义思想。之后，国内激进的新自由主义代言人，在高校通过报告会、演讲等形式大力宣传新自由主义关于"极端个人主义"、"全盘私有化"、"全面市场化"、"否定国家干预"的主张，推荐西方有关新自由主义著作。当前，网络在为人们提供便捷资讯的同时，也为极具隐蔽性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提供了重要的载体。在校大学生是中国网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视野开阔，理解和接受能力强，善于接纳新文化和新思想，但同时也存在社会经验欠缺，容易被事物的表面现象迷惑等特点，新自由主义思潮包裹着自由与平等的外衣乘机潜入，引起大学生对其某些观点的关注和兴趣。
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不容忽视。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张及实践的误导下，一些大学生由于缺乏对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认同，误认为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是整个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要确立市场经济体制、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转而发展私有制。
（1）新自由主义思潮扭曲大学生的集体观念。个人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其核心是一切以个人为中心，一切从个人的需要出发，把先天地拥有自我的个人看作是比人类社会及其制度更为基本的存在。在新自由主义看来，个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可以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界约束。在政治上，个人的权利至高无上，表现为个人自由，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政府权威的合法性由公民的意愿决定；在经济上，它要求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强调由追求经济利益的个人通过市场和竞争来实现对经济的调控。新自由主义的这一论断，扭曲了部分大学生的集体观念，使得他们的价值取向发生偏移，滋生了极端个人主义观念。在这些青年学生心目中，集体主义、奉献精神受到冷落由于部分大学生缺乏对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认同，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严重脱节。
（2）新自由主义思潮动摇大学生的社会主义理想和马克思主义信仰。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主张及其实践影响，导致一些大学生对我国对外开放以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错误认识，他们盲目听信西方别有用心的学者和国内新自由主义盲目崇拜者的观点，误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的经济状况不如资本主义，中国经济要发展，唯一的出路是搞私有化的市场经济，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就是整个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要建立私有制。在这一错误思想的侵蚀下，这些学生出现了低级化发展趋势和庸俗化现象，滋生出崇尚私有制的思想。
（3）新自由主义思潮放大了大学生的个人利益，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导致了大学生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滋生。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绝对自由理念助长了一部分大学生的自由散漫；而大学生学习和生活上唯功利化和实用化倾向，也完全是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表现出学习上实用知识的偏重，择业尤其对功利的热衷。无政府主义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基本主张，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自由的唯一宗旨。近年来，自由和民主成为大学生最为关心的政治问题。实际上，大部分大学生要求的所谓绝对自由，是一种盲目的不可能实现的空洞的自由，其核心是追求个人利益。他们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否认集体和社会利益的客观存在，错误地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集体主义原则以及各种法律、法规、制度阻碍了个人自由的实现。这使得在如今的大学校园里，要求自由和个性解放不但成为青年大学生的普遍口号，而且成为他们行动的具体指南，发展下去，校纪校规就会形同虚设，其权威性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于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上课是学生的权利，不上课是学生的自由，大学课堂俨然演变成为自由市场，学生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严重的干扰和影响了校园的正常秩序。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措施
当前我国正处于历史转型时期，各种思潮不断涌现，异常活跃。为多种思想学说和理论观点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这就使社会思潮的传播和影响呈现出多变性和多样性。仅仅有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不够的，当今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我們要适应这一现象，就不能不注重社会思潮的研究。如果对这些消极、反动的社会思潮不加以抵制，任其传播的话，那么，这些错误的社会思潮就会在全社会泛滥开来，后患无穷。由此可见，新时期高校针对新自由主义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出调整是刻不容缓的。高校需充分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学生的不良影响，展开针对性教育，让广大学生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不良影响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同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导向，塑造新时期大学生远大的人生理想，弘扬优秀革命道德与时代精神。另外，高校必须对大学生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潮及时给予有力的警示和批判，决不能给它们保留舆论阵地。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去积极引导大学生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因此必须加强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教育，要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师生的头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让学生认识到作为新时代大学生应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树立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进行集体主义教育时，不仅要使学生树立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处理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关系，更要使他们明确自己是社会的主人，在个体社会化的同时，正确引导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科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6）.
[2] 吴易风.略论新自由主义及其影响[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2）.
建构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新思潮? 篇12
关键词：建构主义,文学批评,语言学转向
一、引言
建构主义越来越被人们所熟知、所谈论, 它最早被皮亚杰、维果茨基等人运用于教学研究中, 并用来指导教学。在国内也有许多学者谈论、研究建构主义, 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吕俊教授的建构主义翻译学。虽然建构主义愈谈愈热, 可是至今尚未出现在文学批评中。本文以吕俊教授的建构主义翻译学为参照, 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指导, 从语言学转向谈起, 建议在将意义解构之后应该将其再建构, 即将建构主义引入到文学批评中来。
二、语言学转向 (the linguistic turn)
20世纪初,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理论在语言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它打破了当时一统天下的“历时性研究” (diachronic description) , 提出了“共时性研究” (synchronic description) , 还指出能指 (signifier) 和所指 (signified) 之间的关系是人为的、随意的, 即语言符号与事物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 而是任意的, 然而语言学时代的到来, 不仅仅是由于语言学本身的突飞猛进的革命进程, 更主要的是由于在哲学、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里先后发生的“语言学转向” (冯寿农, 2003) 。
一直以来, 人们认为语言与所要表达的意义是一一对应的, 那么用语言描绘出来的世界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但是渐渐地人们开始对语言的表征能力产生了怀疑和否定, 语言开始出现了“表征危机”, 尤其是20世纪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的提出, 他指出, 人一降临到世界上, 就掉落在“先在”的语言怀抱里,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加入到一个语言的系统中, 别无选择。哲学家发现:人无法直接认识实在世界, 而首先要转向认识这个隔在人与世界之间的语言。于是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 (冯寿农, 2003) , 并且迅速波及其它人文学科。
“语言学转向”促进了文论、批评眼界的更新, 即出现了新的价值取向, 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方法知识取向”, 二是“思想真理取向”。基于此形成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一条路是索绪尔对语言的内部的、结构的、共时的、整体的考察引发的“方法—知识之路”, 另一条是海德格尔对语言与存在的思考引发的“思想—真理”之路。在“方法—知识”之路上走来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等文论流派, 在“思想—真理”之路上走来了存在主义等文论流派 (孙辉, 2002) 。
在语言学转向之前, 人们注重文本之外的研究, 如研究作者的生平、经历等可能会给作品带来的影响;语言学转向之后, 到了结构主义, 人们将注意力放在文本之上, 强调对文本“形式”的研究, 主体被排斥, 它强调主体的个性差异, 认为每个人对文本的解读都不一样, 意义的生成是无限制的、任意的。然而意义的生成真的是无限制的、任意的吗?
三、建构主义 (constructivism)
吕俊教授提出的建构主义翻译学在国内颇具影响力, 它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指导, 否定了解构主义的翻译研究范式。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第二代代表人物, 但他不是简单地沿袭, 而是广泛综合当代西方解释学、语言学、实用主义、精神分析学等各派理论的成就,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 (韩红, 2005:2) 。交往行为主义认为:“达到理解的目标是导向某种认同。认同归于相互理解, 共享知识, 彼此信任, 两相符合的主观际相互依存。认同以对可领悟性、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这些相应的有效性要求的认可为基础。……它最狭窄的意义是表示两个主体以同样的方式理解一个语言表达;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示在彼此认可的规范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 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 还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某种东西达成理解, 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另外, 交往行为理论还强调“复数主体”, 即社会主体的概念, 认为在个人的前理解结构中, 尽管有差异性, 但它不占据主导地位, 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人类知识的共性。它用卡尔·波普尔“三个世界”的理论阐明了这一问题, 即第一世界 (外部实存世界) 与第三世界 (个体主体精神世界) 没有能量和信息的直接交换关系, 它要经过第二世界 (社会群体世界) 才能发生关系, 也就是说, 正是社会对人类知识的归纳、总结、梳理、整合后才传授给个人的。这样就否定了个体差异在理解中所占的主导地位 (吕俊, 2005) 。
那么我们为何要提出建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 它究竟比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好在哪里?
首先, 解构主义虽然打破了结构主义的完全确定性和自给自足性, 认为意义是在主体间对话中生成的, 强调主义的个性差异, 然而解构主义并没能把握好这个度, 使得意义生成缺乏制约, 反而成为它的危机。而建构主义强调“复数主体”, 它承认个体差异, 但由于社会对人类知识的归纳、总结、梳理、整合后才传授给个人的, 因此个体差异在理解中并不占主导地位, 从而克服了意义生成的任意性的缺点。
其次, 建构主义对之前的理论采取的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 它不像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那样毫无保留地批判和全盘否定, 建构主义既保留了结构主义的语言构成具有规则性这一面, 又接受了解构主义的对话理论, 但克服了对话中意义生成的任意性的不足, 提出了制约性条件。
最后, 建构主义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指导, 通过交往的合理化, 重建以主体性和理性化为核心的现代性, 对抗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消解, 在现代文化批评理论中能独树一帜 (韩红, 2005:2) 。
四、结语
解构主义在否定了结构主义之后, 并没能提出更好的理论来代替它, 结果却陷入意义生成的不确定性的危机中, 那么解构之后的重构任务必然要由另一种新的、合理的理论来完成, 那就是建构主义。它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指导, 吸收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优点, 摆脱它们的缺点, 告诉我们意义的生成并不是无限制的、随意的, 因为社会对人类知识进行了归纳、总结、梳理和整合之后才传授给个人的, 从而克服了意义生成的任意性的缺点。
参考文献
[1]冯寿农.“语言学转向”给文学批评带来的革命[J].外国语言文学, 2003, (1) .
[2]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3]韩红.交往的合理化与现代性的重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深层解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4]吕俊.结构解构建构——我国翻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翻译, 2001, (6) .
[5]吕俊.论学派与建构主义翻译学[J].中国翻译, 2005, (4) .
[6]孙辉.从语言到话语——当代文学理论品评两度转向之学理逻辑探析[J].暨南学报, 2002, (5) .
[7]阎嘉.语言学转向与文学批评的文化立场[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2,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