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精选12篇）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篇1

张曙光在《计划经济在中国是如何建立和运行的——<读陈云文选>》一文中认为, “对于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市场经济, 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是有很大保留的, ……在他的思想中, 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灵魂, 必须坚持, 市场并不是人类创造的一个精巧的、信息维度最少的和无法离弃的装置和制度安排, 而只是计划者的奴仆, 可以任其驱使。” (以下简称《张说》) 1997年底, 笔者向张先生谈及自己还在研究陈云经济思想问题, 先生提出需要回答计划经济是在陈云主持经济时期完成的问题。十多年后, 先生发表计划是陈云经济思想“灵魂”说, 笔者也形成了固执己见的认识, 藉此提出商榷, 以推动陈云经济思想研究的深化。

一、陈云经济思想架构源头的市场与计划

思想史演进的一般规律, 诚如恩格斯指出, “历史从哪里开始, 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 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 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 这时, 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主政陕甘宁边区经济、履行“中心任务是做生意”使命, 乃陈云经济思想初成架构的起点。从历史源头探察来龙, 沿思想发展轨迹廓清陈云经济思想源流去脉, 当是正确认识陈云经济思想中市场、计划和灵魂本原的基础。

(一) 市场是架构陈云经济思想的基石, 绝非“只是计划者的奴仆”

20世纪40年代初, 当陕甘宁边区经济危机重心转移恶性爆发之际, 陈云临危受命主政经济。面对边区内部难以化解消费需求和生产供给“鱼大水小”矛盾的现实, 陈云明确指出, 边区经济的关键是要“把东西卖出去, 如卖不出去, 问题就来了。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开支很大, 我们的东西卖不出去, 需要的就拿不进来, 所以必须发展贸易。”开宗明义标定发展商品经济的方向, 陈云经济思想架构也基于做生意开局。针对“从来没有想过当共产党还要做生意”的思想普遍存在, 构成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障碍, 陈云创新理论, 揭示不同经营主体、不同经营目的决定商品经济性质, 创立“为个人”招财进宝、黄金万两的商品经济和“为人民”的商品经济概念, 区别不同性质的商品经济, 明确共产党要发展的是“为人民”的商品经济。“为人民”, 这是与普通商品经济的“基本区别”。我们的干部熟悉政治、军事而不谙经营商品经济, 必须“学会做共产党的商人”, 从外行转变为内行。

1. 摸清市场规律。

“学会做共产党的商人”, 首要的是摸清市场规律。“在今天的社会里, 买卖过程就是交换的过程, 商业的过程就是买卖的过程。怎样买进卖出这就是市场的规律, 我们要了解这个规律。假使不了解这个规律, 做生意一辈子也做不好。一个商人精明不精明就看懂不懂得这个市场规律。如果不懂得, 那你做生意就是外行。如果能摸着这个规律, 而且非常灵活, 那做生意大概就可以赚钱。”“所以, 商业的过程我们要摸, 要知道它到底有多少层次, 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知道里面有多少层, 哪一层利润比较大, 哪一层利润比较小。假使我们不学到同商人一样, 会做过载行批发生意, 会批发, 会做门市生意、会赶毛驴子, 也会背着背包到乡村去卖, 各种各样的人都能设身处地地去打交道, 那我们就不能做好生意。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陈云观点十分清楚, 市场规律渗透于商业买卖交换过程, 只有统揽买卖交换全程, 才能“摸着这个规律”, 按照市场规律“非常灵活”的做生意。

2. 必须把握特殊的市场规律。

如恩格斯指出, 把握规律要“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 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 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陈云深谙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的辩证关系, 强调陕甘宁边区“乡村”和“封锁”环境下的市场现状, 与大城市、不封锁的地方和抗战初期都不同。“我们学陕甘宁边区共产党领导下的战时的被封锁的乡村商业。学这一套拜谁做先生呢?不是拜外国的拉宾托斯, 也不是拜中国的马寅初, 而要拜本地的商人做先生。”“过载行的老板, 他知道什么地方来什么东西, 来多少东西。他也知道什么人要买什么东西, 那里要多少, 这里要多少。他也知道哪个地方的货便宜, 哪个地方的货贵。”学习摸清特殊的市场规律, 陈云警示, 这些“非常干部”唯利是图, 既要向他们学习经营商业, 又要切记自己是“共产党的商人”, 不要忘记共产党的立场。

陈云既要求摸清特殊环境的市场规律, 更率先垂范, 身体力行。他深知市场物价粮本位是普遍的规律, 他又明确指出, 陕甘宁边区的市场物价本位有其不同于一般的特殊性。边区150万老百姓不从市场买粮, 公家人有公粮, 也不从市场买多少。而边区除种棉花的三县外, 其他人都要从市场上买布匹。“边区是要粮食的人少, 要布的人多”, “这就决定了边区的物价是以布匹为主。布匹涨, 猪肉也涨, 小米也涨。”而且布匹主导市场物价又有“带头”的地区, “带头”的地区又有主次之别。“一个是延安, 一个是绥德。这两个地方过去是起决定作用的。这两个地方以谁为主呢?以延安为主。延安的棉花、布匹能影响它们”。“延安、绥德这两个城市的物价起领导作用, 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两个城市的物价”

3. 立足三个“第一”摸清市场规律。

陈云反对空谈政治, “我们应该业务第一, 政治第二。现在是这样, 将来也是这样, 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这样。”“永远是业务第一, 政治第二。”“我们的同志喜欢书本子, 讲的和实际不对头, 我们一定要实际第一。书本的东西是人家的经验, 是过去的经验, 外国的经验, 上海的经验, 我们要总结自己的经验。”“先做工作, 后摸规律。好多知识分子同志, 到下面去找规律, 工作还没有做, 哪里去找规律?先做工作再讲, 不要先找规律性, 找不出来的。”

史实十分清楚, 市场是奠定陈云经济思想的基石, 市场规律不仅不可悖逆, 而且必须摸清, 必须坚持按其要求办事, 绝非“只是计划者的奴仆”, 更非“可以任其驱使”。而且后来的实践证明, 在建立新社会经济的各个关键时段, 陈云都力主确立市场地位, 既展现了陈云经济思始终恪守和贯彻市场思想, 又清晰勾勒出市场思想在陈云经济思想中一脉相承纵深的脉流。

史实之一。东北全境解放在主持建立新社会经济的关键之际, 陈云明确规定生产经营必须贯彻市场规律。“管理工厂, 经营工厂, 第一要企业化。工厂不是机关, 也不是部队, 开工厂就要像开工厂的样子, 一定要有经济核算, 考核成本, 计算原料和机器消耗。成本需要多少?原料需要多少?机器消耗需要多少?卖什么价钱?要会算账。”“第一要企业化”就是遵循市场规律, 通盘筹划生产经营。

史实之二。在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和商品、阻碍经济发展之际, 陈云运用既成的市场思想矫正既往, 力主构建“大计划, 小自由”的经济体制。在党的八大会议上, 系统阐述矫正既往的措施, 提出构建新经济模式:“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 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 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 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 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 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 我国的市场, 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 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 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 是在国家领导之下, 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 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这就是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指向十分明确, 就是矫正集中过度的经济体制, 恢复市场的地位, 建立“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大卫·M·贝奇曼评价:在“1956年, 中国刚刚完成合作化和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干部倾向于消灭市场, 陈云关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为市场留出一定地位的申辩, 就给全面勾画和极力扩大市场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的尝试提供了动力和合法的依据, 尽管市场相对于计划来说, 地位并不重要, 但相应的这种保持市场地位的强烈呼吁是非常重要的。”陈云“也会因首倡利用市场补充计划而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上。他的这些观点是中国所有改革的起点。”

史实之三。1979年3月, 陈云亲自起草的《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 总结历史经验指出:“六十年来, 无论苏联或是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 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 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 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并且明确指出:第一,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 都存在计划经济部分 (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 和市场经济部分两种经济;第二, 发展趋势不是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 市场经济部分就愈缩小, 而是两种经济都相应地增加。李长春同志在纪念陈云诞辰百周年大会上肯定, 陈云矫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系列论述, “为后来逐步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作了重要的历史铺垫。”26年后, 胡锦涛基于历史的厚重沉淀评价:“陈云同志的“这个重要认识, 对我们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 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二) 计划是统筹经济的手段, 并非陈云经济思想的“灵魂”

在主政陕甘宁边区经济, 是陈云运用计划手段调控经济的源头。其时, 支持边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盐的出口统销, 因“小公”普遍走私冲击, “处在危险状态中, 可以说是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陈云严厉批评在经济战线的“阶级斗争”中, “共产党员里面打架, 这叫什么?叫经济斗争中后面有人扯后腿。谁扯后腿?就是共产党员自己扯自己的腿。那天, 朱总司令加了一个名字叫‘出卖阶级’。这话讲得很对, 事实就是这样的。”面对各自为政危及全局经济存亡的局面, 陈云采用综合计划手段统一经济。

1. 明确原则。

一是陕甘宁和晋西北两个边区同时存在, “一切工作都要服从陕甘宁边区”, “这叫作完全共产主义的观点、十足的共产主义观点。”二是“小公”必须服从“大公”, 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原则问题。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有区别, 区别就是部分利益服从全体利益, 现在的利益服从将来的利益, 为了大部分的利益, 要牺牲小部分的利益。”三是“局部服从全局, 眼前服从长远, 小痛服从大痛。宁可天下小乱, 不要让天下大乱。能否统一立场、做到一条心, 这是共产主义与非共产主义的原则区别。”

2. 建立制度。

一是明确银行企业性质和独立经营的地位, 将银行从财政中剥离出来, 直属西北财经办事处领导, 规定任何人不经批准, 都不能随意到银行提款。二是实行财政预决算一枝笔审批制度, 不准超支, 凡借用财政资金, 一律事前报计划、严格审批、有借必还, 逾期不还者从预算中扣抵。三是统一管理进出口, 对内完全自由, 不得互相封锁, 统一对外。四是统一口岸管理, 进出口和口岸由西北财经办事处统一管理, 各口岸进出分工 (边区出货以关中、陇东为主;关中的口子以进口棉花进布、出口盐为主) , 统一规定各口岸进出数量, 消除抢买和竞卖投机积弊。实行统一管理后, 国家直接掌握过去被走私出口的700多万斤, 成为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的重要支柱。

3. 强化一元化领导。

陈云申述, 党中央授命西北财经办事处领导陕甘宁边区经济, 党政军民都必须服从。“我是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关中、陇东、三五九旅, 我都要管的。”分区要服从边区的领导, 贸易公司和边区政府的关系上, 贸易公司必须服从边区的领导;贸易公司系统内部, 基层的一元化要服从上级的一元化。“边府和分区在税收关系上, 分区可以向边府提出税收的意见, 但下令之权属于边府。边区里头要统一, 不能由各分区自己喜欢加税便加, 应该统一于边府。”

4. 强化银行管理。

明确银行的企业性质, 改变银行隶属财政关系, 货币发行权归属西北财经办事处。严格制度, 任何单位不得从随意从银行提款;借款必须申明用途、数量, 由经西北财经办事处一支笔审批, 并按期归还, 到期不归还者, 从预算中扣抵。政企分开, 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与贸易公司的关系是商业往来关系, 严格区别 (财政) 供给路线和商业路线, 经营活动必须贯彻商业路线, 按做生意的规则办事。

史实表明, 计划是消除各自为政、调控统一经济做生意的手段, 不是陈云经济思想的“灵魂”。

二、民本思想是陈云经济思想的灵魂

所谓陈云经济思想的灵魂, 是指思想体系中居于统帅地位、始终如一坚守、贯之以一、体现该思想体系本质的核心思想。陈云主政陕甘宁边区经济之前, 已成长为党中央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 长期践行共产党人的宗旨, 凝成了坚定的以群众观奠基的民本思想。他主政陕甘宁边区经济自然将民本思想贯彻于谋划和实施决策, 历来坚持“第一是国计民生, 一切以照顾国计民生为出发点”, “头一条, 屁股要坐在国计民生上”, “主要的重点应放在国计民生上”。在边区财政十分紧张情况下, 陈云仍然继续力主实行放水养鱼政策, 统筹调度挤出财力, 发放支持发展与“国计民生”两利的工商业和农业生产贷款。1944年边区老百姓因灾蒙受损失, 党中央规定上半年内赊销给老百姓的货物, 钱还没有收齐的, 一律不再收。陈云强调, 必须服从命令, 没有收的不准再收。不服从命令、“打埋伏的要开除党籍”。陈云以盐运为例阐述“国计民生”说:边区每年从盐运收入五十亿元, “有老百姓的收入, 有公家的收入。国计是二十亿元, 民生是三十亿元。”他将“一切以照顾国计民生为出发点”的思想巧妙贯彻于运盐斗争, 在国统区挤压边区的盐出口, 盐价低于1.2万元∕百斤“保本价”, 经营盐业的老百姓大受其害时, 陈云准确把握海盐来路阻断, 国统区非从边区买盐不可的市场走势, 统筹调度资金, 以高于“保本价”的1.4万元收购、囤盐1100多万斤。市场走势正如陈云预见, 国统区存盐很快销磬, 供应断档, 市价猛涨至4万元以上。陈云指示先以1.8万元抛出部分囤盐, 很快销售一空, 陈云指示以低于彼方市价的价格抛出全部囤盐, 大获其利, “国计民生”均大得实惠。“国计”方面, 补齐垫付资金、支持边区财政实现平衡, 而且形成大量积蓄, 成为扭转长期被动局面的主要支柱。“民生”方面, 店铺收入大增, 脚户赢利达50%左右。

无可置辩, 民本思想是陕甘宁边区时期陈云经济思想的灵魂。那么, 陈云经济思想中, “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灵魂”吗?

美国学者大卫·M·贝奇曼发见陈云经济思想发展脉络别具一格的特点, “与党的其他领袖相比较来看, 陈云很少改变其对经济问题的看法。”民本思想正是陈云“很少改变他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始终不渝长期贯彻的核心思想。1956年, 他在中共八大会议上的发言中, 明确提出系统矫枉既成经济体制的措施, 并声明矫枉的目的, 就是要建立“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显然, 这是他在陕甘宁边区时期恪守的民本思想一脉相承的延伸和继续。正因为陈云经济思想始终不渝坚守民本思想, 故对背离民本思想的决策失误反应敏锐, 洞若观火, 并坚持不懈、殚精竭虑矫正。50年代后期, 面对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 挤压直接关系人民生活必需的市场供应, 陈云明确指出:“在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时候, 首先要保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部门最低限度的需要”, “在财力物力的供应上, 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必须先于基建, 这是民生和建设的关系合理安排的问题”。“先保证生产、后供应基建这种排队的必要, 主要是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人民生活的需要, 避免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 挤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60年代初, 在人民群众“肚子里缺少油水, 身上缺少衣着”之际, 他警示“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 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 这是政治问题。”“农业问题、市场问题, 是关心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 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 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 千万不要让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丧失掉。现在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 关键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 真正为人民谋利益。”70年代末, 当严重经济困难危及人民生活之时, 陈云指出:农民是中国民生问题的大头, 必须首先稳定“大头”, 在解决民本问题上形成良性循环。要首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农民有了粮食, 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都好解决了。摆稳这一头, 就是摆稳了大多数, 七亿多人口稳定了, 天下就大定了。”“这是大计, 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1980年底, 他再度强调“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 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1985年以后, 他反复强调十亿人口吃饭穿衣, 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 也是一大政治问题。

陈云经济思想从开局、初成架构到思想体系完成的半个多世纪发展过程中, 40年代经济决策践行“屁股要坐在国计民生上”思想, 50年代明确矫枉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 60年代初警示“关键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 真正为人民谋利益”, 80年代以来继续强调“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 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史实证明, 民本思想是陈云经济思想贯之以一的灵魂。

有专家认为, “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十五字诀是陈云经济思想的灵魂。陈云自己阐述说, “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是唯物论, “交换、比较、反复”是辩证法, 十分明确“十五字诀”是方法论。方法论是服务、保证和实现根本目的的手段, 这是常识。所以将“十五字诀”提到陈云经济思想灵魂的高度, 既与陈云经济思想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点相矛盾, 也不符合陈云力主建立“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 是为了改善人民生的活”的表述。

三、陈云关于计划表述的指向

以上考察已经证明, 计划是调控经济的手段而不是陈云经济思想的灵魂。但一般舆论对陈云经济思想“就是计划那一套”印象深广, 即便专家学者中也存有颇多歧义。廓清陈云经济思想中计划的本来面目, 准确反映陈云经济思想中的计划内涵, 最可靠的依据, 是陈云自己对计划的表述。所以有必要梳理陈云在经济发展关键时段对计划的论述。

(一) 计划就是“全盘筹划”

陈云主政陕甘宁边区经济期间, 实施统一经济做生意方略, 已经采用计划手段, 但并未从就计划内涵做出概括。在主持东北解放区建立新社会经济之初, 面对大工业加入迫切要求统筹全局经济的现实, 第一次就计划做出了概括:

“要使一切国营、公营企业, 都能经过调查研究和全盘筹划, 在统一领导、统一计划之下进行生产。要分清哪些是几年以后需要的, 哪些是今天战争需要的, 还有哪些是今天需要、将来和平建设时也需要的。比如说, 鞍山钢铁厂今天不能开工, 但是要做好准备, 待把本溪、沈阳拿下来就动工恢复生产。这些都要经过调查研究, 全盘筹划。军火工业、重工业、轻工业各搞多少, 要有适当的比例。原料、机器、技术力量各方面, 也要有一个调剂, 克服那些各抓一把的不统一现象。同时要克服那些原料来源、成品推销没有计划, 资金周转迟缓的现象。从总的方面来看, 工业、农业、交通运输、金融、贸易都需要互相配合, 不统一管理, 经济就搞不好。各个地方的工厂, 也不能各行其是, 互不通气, 否则就会产生很大的害处。”实施的步骤, “首先必须规定国营企业的生产计划, 其次必须规定各省、市、县公营企业的生产方向和计划。在这些国营、公营企业之外, 又必须调查合营和私营工厂的情况, 以便给予指导, 在可能的条件下实行加工订货。”

陈云关于国家计划的首次概括十分清楚, 计划就是“全盘筹划”局部和全局、目前和长远, 实现全局经济协调的手段。在34年后 (1982年) , 陈云一脉相承重申, 计划要解决的是“战略性问题”, 统筹“有先有后、有轻有重。哪是重点, 哪是轻点;哪些先办, 哪些后办”。国家计划既有五年计划, 也有年度计划。而且包括指令性计划部分、指导性计划部分和企业的计划 (统筹市场销路、原料来源、生产成本和生产组织) 。如果计划是陈云经济思想中社会主义经济的“灵魂”, 那么, “灵魂”究竟是指令性计划, 指导性计划, 还是企业的计划?若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企业的计划都是“灵魂”, 则因为“灵魂”的内涵多元结构, 就难以确定究竟何者反映陈云经济思想的本质, 势必出现无从把握陈云经济思想“灵魂”的混乱。

更何况陈云早就提出并反复强调, 国家计划并不包罗万象, “无论是长期计划或者年度计划, 对于日用百货、手工业品、小土产, 都只是把个别品种列入国家计划。此外, 都不规定产品品种计划……应该把国际合作对这些产品的各项指标只作为一种参考指标, 让这些生产日用百货的工厂, 可以按照市场情况, 自定指标进行生产, 而不受国家参考指标的束缚”。

(二) 计划就是实践按比例规律的形式

“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 但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 在各个国家, 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 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 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 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 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 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

(三) 计划是对私斗争的手段和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据

“国家计划领导”是对私斗争中的一个重要武器, 将来生产、价格、加工、订货都要根据国家计划办事。后来, 在对私斗争淡化、规划调控凸出的情况下, 陈云指出“计划是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据”。

统览《陈云文选》、《陈云文集》、《陈云年谱》和《陈云传》, 未见陈云有过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灵魂”的表述。而陈云关于计划各个角度的表述, 共同的明确指出, 计划是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

四、两个结论

陈云经济思想开局的源头、发展源流和陈云自己一脉相承的论述证明:

第一, 陈云经济思想始终不渝坚守市场思想, 计划是陈云经济思想极其重要的板块, 但又不是“灵魂”。

第二, 近些年来屡受批判的“计划经济下……”的“计划”, 并非陈云经济思想中的计划。陈云反复强调的计划经济, 是包含市场的“全盘筹划”, 即任何全局经济必需的计划管理。

摘要：陈云经济思想在陕甘宁边区时期以履行“中心任务是做生意”使命开局、初成架构及其纵深源流证明:市场思想是始终不渝坚守的主线, 计划乃调控经济的手段而非陈云经济思想“灵魂”。主政陕甘宁边区经济期间决策“屁股要坐在国计民生上”的思想, 后来一脉相承发展的“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民本思想, 是贯穿陈云经济思想始终的灵魂。

关键词：陈云,计划,市场,民本思想

参考文献

[1].张曙光.评书论人和不同[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

[2]. (德) 卡尔·马克思著;徐坚译.政治经济学批判[M].人民出版社, 1955.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陈云文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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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朱佳木.陈云年谱[M].中央文献出版, 2000.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篇2

宝峰小学

李梅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和强烈的历史担当精神，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经济怎么看和经济工作怎么干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引领未来的经济思想，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也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我国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坚持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指导。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我们党是执政党，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中心工作。抓好经济工作，我们党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党中央必须对经济工作负总责、实施全面领导。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集思广益、凝聚共识，有利于调动各方、形成合力。在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突出强调，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新机遇新挑战，只有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导经济工作，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才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民生始终是习近平同志念兹在兹的重大关切。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习近平同志指出，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老百姓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等等，习近平同志的这些重要指示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针。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生根，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成就，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顺利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取得明显进展，作为国家主人的亿万人民更多更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始终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坚持立足大局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做好经济工作，首先要对所处发展阶段有正确判断，对发展规律有准确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深刻洞察经济发展阶段演进和经济运行走势，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习近平同志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要适应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彻底抛弃用旧的思维逻辑和方式方法再现高增长的想法，坚持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科学回答了我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方位，揭示了新阶段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对于我们科学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顶住经济下行压力，确保经济始终运行在合理区间，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此基础上，201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进一步深化了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了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

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把我们党关于发展的理论提升到新境界。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其中，创新解决的是发展动力问题，协调解决的是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解决的是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解决的是内外联动问题，共享解决的是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从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到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指引和根本遵循，是中国在全球发展舞台上发出的中国声音。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必将有力推动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将有力推动我国进一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必将极大丰富世界发展思想宝库中的中国元素。

坚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主线

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方法论。进入新时代，原有发展模式下的旧问题和新阶段产生的新问题相互交织，单纯依靠需求侧的“三驾马车”已经难以有效解决发展动力问题，更难以解决发展质量问题，迫切需要从供给侧发力，着力解决供求不匹配和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侧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推动我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当前我国经济诸多难题的良方，是我国形成优质高效多样化供给体系的关键，是一个融结构优化和改革创新于一体的系统设计。可以说，从“三期叠加”到“新常态”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实践探索、认识深化的过程，既解决了对经济形势“怎么看”的问题，又为“怎么干”指明了方向。近年来，我们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努力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深入实施质量战略，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不断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当前，应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我国经济加快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

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

底线思维能力，就是根据客观实际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能力。当前，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军事等各方面风险交织叠加，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尖锐复杂。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事实说明，只有对事物发展的最坏结果进行预判，凡事从坏处准备，才能守住底线，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就要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即使出现重大风险也能扛得住、过得去。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篇3

【关键词】：布哈林 农业经济 平衡

一、布哈林社会主义农业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力

1.加强国家对农业的投入

马克思在分析地租的过程中，就涉及到了提高农业生产的方法性问题。他是就自然肥力相同的土地来谈提高农业生产率的，他认为自然肥力相同的土地，如果要提高利用率，“ 一方面取决于农业化学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农业机械的发展。 ” 布哈林指出，要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这就要消除俄国的闭塞性，采用当代的最新发明，运用最重要的新技术成果，要加快发展农用工业，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提高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水平，提高农民科技水平，培养与配备熟练的干部，实行科学管理。

2.通过市场动员“全部经济力量”

在发展农业经济的过程中，市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应该通过市场关系把千百万分散的农民经济“联结起来”，采取切实措施减轻农民负担，稳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和保护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让农民在市场上，在商业活动中感到有利可图，那样他们才会为“出售”而更多地生产，这在客观上就为城市提供了粮食和原料，工业生产就有了发展的基础，而工业的发展将为农村提供更多、更先进的工具，从而提高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业产量，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

3.合理分配农业劳动力

1927 年底到1928 年初苏联发生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使工人、红军、城市居民以及经济作物区的农民面临粮食供应困难，也严重影响着国家的粮食出口。在布哈林看来，危机并不是在工业品荒的情况下粮食过剩的表现，而是在农民经济缩小的情况下，由于谷物的稳定甚至下降造成的。具体来说，一是谷物价格下降，而经济作物和畜产品价格上涨，二是对谷物的课税比例也大大超过非农业性收入，三是城市投入农村的工业品的数量没有能够同体现农民需求的货币量相适应。当货币只是作为支付手段、流通手段而非积累手段的时候，即便农民手中有粮食，他也不愿用实在的粮食来换取货币。谷物价格的下跌不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必将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因此，布哈林认为，必须调整政策，在价格、税收等方面鼓励谷物生产，使谷物业、畜牧业和技术作物的生产保持平衡发展。

（二）通过合作社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之路

1.通过合作社道路联系单个的农户和小经济

布哈林认为，合作社首先从商业合作杜开始，也就是说从流通领域开始。通过流通领域的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是农民最易于接受的。他提出，我们使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生产并不是通过在使农民经济破产的基础上，以苏维埃经济来排挤农民经济的道路，而是通过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这就是吸引农民参加同我们有联系的并在经济上依赖国家及其机构的合作社。利用利益引导的办法促进合作社的建设和发展。按照布哈林的说法，旧的习惯、旧的经济方式在农民心中已经非常的根深蒂固，急剧的打破这些习惯是不可能的，因此要使农民参加社会主义的合作组织，只能通过渐进的方法，用使农民获得直接经济利益的方法来吸引他们，而不能依靠暴力和强制措施。“如果是信用合作社，农民可以得到低息贷款：如果是销售合作社，农民可更有利的出售他们的产品，从而感到有利可图：如果他要买什么东西，他将通过他的合作社去买，他将得到价廉物美的商品”。

2.利用合作社帮助农业实现快速转型

农民自身的生产时间包括劳动力持续生产的时间，还包括劳动时间以及自然力独立发生作用的时间，自然力独立发生作用不需要人们支付报酬，它可以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农产品的生产率在合作社政策的支持下，生产率比其他任何产业的生产率都要高，保证了农产品生产的产量与规模，农产品价值也得到了体现。农业合作社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改善农业发展的不足，使分散的小农经济转变为使用机械设备的大农业，从而提高农业经济的发展效率，帮助农业实现快速转型。

3.通过合作社实现国家对农民的经济领导

布哈林主张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允许国家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个“中介”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城乡资产阶级，要通过和平竞争，即经济斗争的手段逐步排挤和改造他们，最终战胜他们。布哈林再三强调，对城乡资产阶级采取经济斗争的手段。并不意味着取消对资产阶级和富农的斗争，只是改变了一下斗争的形式。“从工人阶级方面来说，斗争在继续进行：我们的立法保护工人的事业，保证工会有一定的权利，迫使私人企业主支付保险费，剥夺这些企业主选举政权机关的权利，等等。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形式。以相应的方式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收入和利润课税的征税制度，这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的对资产阶级的征税，同样是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来自国营工业、国营商业和合作社方面的竞争，这也是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我们的国家给予合作社企业以特惠和优先权，国家给合作社组织以特别资助，即以资金支持它们，国家通过立法保证它们更多的权利，这一切都是阶级斗争的新形式“

（三） 维持工农业经济的平衡

1.农业与工业相互依存

工业的发展依赖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农村市场容量的大小，决定和影响着工业的发展速度。布哈林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于国外市场的日渐失去、军费开支的日益削减以及巩固专政和加强对农民的政治影响的需要，都要求加倍重视农民市场。只有降低工业产品的价格，农民才能购买更多的工业产品，从而增加工业的积累；虽然工业产品利润比较低，但可以不断地拓展农村市场，在市场扩大的基础上，在农民的支付能力扩大的基础上，工业产品销售得愈多，工业化的资金就愈多，从而可以推进社会主义苏联的工业化进程。相反，极力提高工业产品的价格，在一段时间内工业可以取得飞速的发展，但这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这是一种行会的、狭隘的、笨拙的、目光短浅的政策，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工业终会由于农民消费能力的萎缩而止步不前，到那时工业就会长期停滞。其次，没有农业提供的足够的粮食、原料，工业将寸步难行。社会主义苏联的工业化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因为工厂开足马力进行生产的原料比如粮食、棉花、皮革、羊毛、亚麻等都来自于农业，这是工业化进程的最原始的条件。此外，农业的发展可以加大农产品的出口。

农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工业。农业要发展就必须获得它自己不生产的，要由各工业部门提供的各种产品，如果工业的生命停止，那么农业就得不到它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农业也只能维持原有的耕作方式，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也就无从谈起；相反，如果城市工业快速前进，那么给农业带来的就不仅仅是先进的生产资料，而且还会带来耕作技术的革新，迅速地将农业生产力推向前进。所以，工业与农业应该协调平衡发展。

2.合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工农业经济的发展

在布哈林看来，无产阶级通过“剥削”农民来为工业化积累资金，这无疑就是“建议无产阶级杀掉会生金蛋的母鸡”。因此，布哈林提出另一条思路，即发展农业经济、拓展农村经济。农村是工业产品的巨大市场，而农村市场容量的大小取决于农民的购买力，只有农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扩大了，工业品才会拥有广阔的市场。苏维埃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工业的投资首先来自于工业自身的积累，但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一是苏联缺乏足够的经验，二是重工业建设周期长。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工业的补贴是不可避免的，但对工业投资过多，规模愈大，则用于人民消费的基金则愈少，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布哈林认为，工业化必须有一定的速度，但不能以预算的极度紧张、后备短缺、削减消费资金为代价，要合理获取用于工业化的资金，合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工农业经济的发展。

3.工农经济平衡有利于国家政权稳固

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在工农联盟基础之上的专政，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可靠的同盟军。布哈林认为同农民处于战争状态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如何是不能强大的。在布哈林看来，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工人与农民携手联合起来的结果。在十月革命中，农民的要求是土地和和平，工人的要求是苏维埃政权和和平，士兵的要求也是和平和土地，因此，工人、农民与士兵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使得三者同仇敌忾，并最终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随后，在三年国内战争期间，农民和工人组成了牢固的军事联盟。在农民看来，只有捍卫苏维埃政权，农民得来的土地才不至于被地主收回去，同时工人阶级也认识到，没有农民兄弟支持的苏维埃政权是无论如何也不牢固的，正是在这一坚实的军事联盟的基础上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同样，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也需要工农联盟，任何政策如有导致同农民发生冲突的危险，不管在经济上多么有理，都是布哈林所不能接受的。

二、对布哈林农业经济思想的评价

布哈林关于发展农业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对我们进一步加强发展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在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布哈林能如此大胆直言，令人钦佩。我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中的许多思路与布哈林的思想有相似之处，但更显具体、细致、到位。布哈林能在70多年前提出这些思想，是十分可贵可敬的。但布哈林在强调工农业要平衡发展时，忽视了在特定的情形下可以优先或重点发展某一方面，在农业发展上，过于强调谷物业而未提及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等，不能不说是其缺憾。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7

[2]布哈林文选，上册[M].北京一东方出版社.1981年9月：442

瞿秋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探讨 篇4

1 经济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重视, 或者说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物质基础的重视在瞿秋白的若干文章中都可以见到。他的这种重视, 概括起来表现在以下诸多方面。

首先, 他认为经济生活是一切社会生活的首要条件,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他认为:“物质的生产是社会的基础。”他还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对于以往社会的“社会改造之中心问题在于经济组织之整顿, 推翻旧的, 创造新的。”无论哪一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经济问题必定是最困难的问题, 所以“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在于经济改造。”在改造中, “社会主义的生产及交易制度逐渐推广, 渐渐扫除资本主义的遗迹, 以至于完全变资本主义的社会为社会主义的社会。”

他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视, 还表现在他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向前发展最根本的动力。“生产力是社会的实质, 社会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实质的根性。”

在《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 第一卷的《共产主义之人间化》这篇文章中, 他曾经引用苏俄的前商业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列若乏的话表达了自己的观念“无工业无社会主义”。他还紧接着在这篇文章中写到:“工业发达非常之困难, ……真正离共产主义的前途, 远而又远。”“俄国旧日的经营的西伯利亚一直到北满一带, 生生开辟出来的荒地, 历年以来, 随渐渐的一方面资本主义化, 一方面孕育劳动运动, 始终经济生活还是保存落后民族的特性。如此‘非现代的’经济生活里, 如西伯利亚, 如哈尔滨, 怎样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可见, 他把经济的发达与否看作是达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前提和衡量标准, 他认为经济的现代性、物质文明的先进性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 物质的落后与贫乏绝对不是社会主义。

他同时认为,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 应该是一切为我所用, 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一切经济形式, 即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 只要是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有利的, 也可以不必拘泥, 一样采用。在《瞿秋白文集》 (文学编) 第一卷的《赤都心史 (十) 》中, 他引用列若乏的话说资本家是可以推翻的, 资本却不可以毁的, ——无产阶级胜利后, 那资本就是无产阶级国家的库藏, 俄国革命中或者有这一类误点。他甚至对俄国所行的经济政策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同样是在这篇文章中, 他又一次具体地提到了他曾经在他的《社会主义之人间化》一文中写到的列若乏的谈话, 借以阐述自己的想法。他写到:“列若乏还着重的说:‘没有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 况且决不能再隔离状态中实行新村式的共产主义……我们俄国革命史上十九世纪七八十年时代盛行的民粹派主张无工业的农村公社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民粹派的争执的焦点就在于此。你们想必很明白,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 决不能行这种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当然并且必须和暂时没倒的外国资本家相利用, ——发展工业培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本;……然而, 很可以明白:俄国不能成隔离的新村制, 而是现实经济改造世界中之一部分。”

他的这些论断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了弯路以后, 吸取教训以后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管黑猫白貌, 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等类似的论断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现在确立的种种关于社会主义的理念、原则, 即使是邓小平同志的很多经过实践以后产生的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其中有一部分在瞿秋白的文字中也可以见到他们的雏形。

2 前期经济思想

2.1 社会主义经济的属性

(1) 高度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

瞿秋白认为,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高度的公有制, 一切重要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 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 人与人之间彻底打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建立平等互助的关系, 实行“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原则, 这种经济是“真正的民众经济”。他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国家“享有一切大生产的资料及机器, 而且运输、财政、通商等等亦都归它独占”。“劳农国家建立以后, 经济才成真正的民众经济:而生产力之增高才能是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社会主义制度下, “经济生活、工业、农业完全在国家支配之下, 依社会主义理想上的原则行生产及分配”。

(2) 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组织形式。

瞿秋白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中,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采用计划经济的组织形式, 这种计划经济“是渐求跳出那‘经济的无政府’之第一步。全社会的‘有规划的经济’, 依生产制度之渐集中, 而能日益扩充其范围。”这种所谓有规划的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废止商业, 取消市场”, 或说是“消灭市场, 消灭商业, 而行社会主义的共同分配”。“以至于分配上可以完全废止商业, 社会主义之有规画的经济, 至此方得实现。”“于是劳农国家享有一切大生产的资料及机关, 而且运输、财政、通商等等亦都归他独占, 再加以政权的运用, 则虽有旧社会遗留的小资产经济, ……尚未集中的生产也因无产阶级的经济政策而渐集中, ……所谓集中便是农工业之纯粹机器化, 所以能渐渐解放其他阶级, 是他们脱离私产之束缚, 其结果要使全体民众都成无产阶级, 共同享有生产资料。”

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采取计划经济的原因是什么?“社会主义经济之属性亦有三:与资本主义恰相反:①自然经济;②社会公有生产资料及工具;③劳动之使用系社会自动的性质, 因此, 生产及分配皆当以社会之生产力及需要量为标准——生产品成为社会消费品而非私有商品, 故社会主义乃有规画的经济。”

瞿秋白还将计划经济分为三个要素:非商业的分配方法、生产资料和工具的公有、自由竞争的消灭。“有规画经济之要素, 乃:①非商业的分配方法;②生产资料及工具之真正公有, 而并非仅只‘均富’ (均无贫) ;③大工业式之经营生产方法。三种要素之中, ‘大生产制度乃资本主义发展之必然结果;公有制度亦唯大生产方有可能;二消灭商业中之‘自由竞争’, 在资本主义之末期 (帝国主义——财政资本, 托拉斯制度) 亦已露端倪。唯有规画的经济里方能‘各取所需, 各尽所能’”。

关于计划经济, 瞿秋白还论述了它的优点和作用。“只有无产阶级的有规划的经济组织里, 私有制度方能渐渐消灭。只有有规划的经济组织里, 才能真正提高技术程度, 减少每人的工作时间, 享受机器文明, 而一切生产工作方不得不由社会公有;人人只须在生产、分配、文化等各机关稍尽劳动之义务便可享受一切‘社会的生产品’”。

(3) 国家经济的管理方式。

国家经济的管理是有国家职业教育培养之下、人民遴选出来的专门人才担任。从国家经济管理的性质来讲, 这种管理主要是对物的管理, 而不是对人的管理, 这是对劳工的解放, 也是对人类的解放。

“一切经济事业的管理以及行政、司法等, 都是劳动平民遴选的人才担任, 又可以用国家的经费广泛的举办职业教育, 造就专门人才。不但如此, 苏维埃制的国家更有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 凡是与经济事业有关系的国务委员会 (各部) , 都应当遵守这统一的计划进行。这又是渐求跳出那‘经济的无政府’之第一步。全社会的‘有规划的经济’, 依生产制度之渐集中, 而能日益扩充其范围;同时, 全社会的各阶级, 亦依生产制度之渐集中, 而能日益混一;于是国家管理‘人的世界’者日少, 而管理‘物的世界’者日多;渐渐不成其为治人的机关而是治事的机关。于是国家不但是解放劳工阶级的组织, 而且是解放人类的组织。”

2.2 对外开放的思想

不能闭关自守, 必须对外开放, 与世界经济合作, 这是瞿秋白的对外开放思想。他主张对外政策中不能有闭关自守的倾向。“自有资本主义以来经济机体已成世界的, 难道建筑万里长城闭关自守便是社会主义? ”“通商与外资对于社会主义的国家亦是很重要的。无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时候, 由通商及外资所得的利益亦是增加这无产阶级新社会的经济力的”。

2.3 生产力发展的不可逾越性

资本主义从客观上来讲, 是一个在剥削制度之下的生产力发展过程, 是一个物质基础积累的过程, 人类的物质文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获得了迅猛发展。这种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对于社会主义来说, 具有不可逾越性。但是这里应当说明的是瞿秋白的观点不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不可逾越, 不是指我们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才能够达到社会主义。既然资本主义是人类的一种不合理的非理想的社会形式, 我们是应当而且可以避免的, 这里的不可逾越是指资本主义的那种生产力发展过程、物质基础的积累过程是不可避免的, 它是建成社会主义的根本。

2.4 消灭私有制问题

在谈到消灭私有制的过程与方法的时候, 瞿秋白认为, 对于小生产、小商业, 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 采取自然而然的消灭方法, 要顺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不是蛮干, 强行的消灭一切私有财产。对私有制的消灭要经过一个过程, 一个无产阶级独裁制的过程, 慢慢向公有制过渡。“无产阶级独裁的社会是使私有财产渐死的, 是有计划的经济组织。实际上, 社会主义只有经过无产阶级独裁制方能实现;只有无产阶级的有规划的经济组织里, 私有制度方能渐渐消灭。只有有规划的经济组织里, 才能真正提高技术程度, 减少每人的工作时间, 享受机器文明, 而一切生产工作方不得不由社会公有;人人只须在生产、分配、文化等各机关稍尽劳动之义务便可享受一切‘社会的生产品’;可是有规划的经济却是资产阶级的根性所不能容的;所以非由无产阶级独裁, 决不能实现社会主义。” “资产公有的必要条件, 首先便是使暂存的资产阶级俯首听命, 服从社会 (劳动) 的规划, 那就是先剥夺他们的政权。其次, 资产公有还不仅是管理集中于国家而已;必须机器技术的组织, 能使人没有独自享用生产工具的必要时, 方有完全共产的可能;那无产阶级的国家之集中管理资产, 不过是行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

瞿秋白早期的这种经济思想是一种“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观”, 还完全被束缚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框架之中。

3 后期经济思想

3.1 对早期思想的发展

这里不能不提到是, 对苏俄新经济的亲历, 促使瞿秋白在如何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方面进行了新的开拓性探索, 他的很多重要的新的经济观点都形成于这一时期, 这是他的经济观点的一次飞跃。其中很多观点, 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有重要意义, 它们的生命力不可小觑。在这里不能不提出和总结。

他的这些观点是在研究苏俄建国初期在经济政策上战略性转变得到的, 是实践对于那个时代的人做出的要求:

(1) 对于社会主义来说, 虽然它的社会形态有别于以往的任何社会形态,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对于这样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失去了意义。发展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来说仍然是一大要务, 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 那么经济领域中货币、金融、市场竞争和商品经济的存在都是不可避免, 是正常现象。通过对“新经济政策”的研究与分析, 瞿秋白得出这样的结论:“新经济政策的中最大的原则, 就是概括的提高“生产力”、“市场贸易中自然的‘竞争’, 资本的‘积累’, 一天一天的发展”、“货币的流通遂在为不可免的社会需要。银行的功能已不能否认。于是财政人民委员会建议设立国家银行。因为非此, 国家不能实际上统括金融, 监督全国的经济生活, 而整顿国有企业的资本。”瞿秋白认为, 商品经济并非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 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同样存在着一定的商品经济, 要改变经济落后的状况, 就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在《战壕断语》一文中, 他引用《资本论》中的有关论述, 得出结论:“可见决不能说:商业便等于资本主义。”

(2) 虽然瞿秋白曾经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主要手段是计划, 但是经过对苏维埃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 他形成了一种新的认识, 即社会主义制度下, 有计划, 也要有市场。计划作为发挥总体指导和综合协调作用的宏观调节手段, 其正确运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生产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态, 促进经济均衡发展, 并能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重点建设。“增加国家管理经济的力量”, 是瞿秋白在许多文章中强调的观点。他指出:“无产阶级国家中之商业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一定的限度”, 而同时瞿秋白又告诫, 要防止过分集中产生的官僚主义弊病, “故政策中注意于改革全国集中的计划为地方的计划——即以按各地方的经济状况立适当于地方的全体计划为标准”。

(3) 对社会主义社会经济高度的公有制是瞿秋白前期关于经济的一个重要观点, 但是在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建设中, 他逐渐认识到多种所有制并存与竞争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必然选择。针对苏俄推行新经济政策后出现国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小商品经济和宗法式农民经济并存与竞争的局面, 瞿秋白既充分肯定了国有经济的基础性地位, 国有工业仍为国民经济之基础”, 同时对其他经济成分的作用也给予了肯定。他认识到多种所有制并存与竞争不仅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 而且也是经济水平落后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

(4) 社会主义经济在立足国内市场的同时, 也应积极进行对外贸易, 争取外来资本主义、技术、设备等, 以加快国内市场的发展。瞿秋白在认真分析了苏俄经济状况的基础上, 论述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利用外资的必要性。他说:“现在要实行共产主义, 必须发展大企业的工农业, 此非利用外资不可。”“要振兴工业……不借外资来发展, 始终太慢……何况新发明, 新技术, 械器, 材料都要希望外国供给。”他还驳斥了社会革命党关于利用外资是“向资本家妥协”、“救济资本家”的错误言论, 并对苏俄社会主义利用外资发展经济大加赞赏, “一方面和资本主义国家订通商契约利用外资为以发展工业, 增加生产力, 一方面可以得到外国的工业品, 拿来和农民交换农产品, 就是维持无产阶级的政权, 这是一种新式的奋斗。”“保全自己的独立性, 虽实行利用外资, 而不至于作人家的殖民地, 这是苏维埃政府的功绩”。

瞿秋白第一次旅居苏联的时间——1921年初-1922年底, 正好是俄国新经济政策 (1921年俄共 (布)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标志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 开始实行的时间。在苏俄的社会主义实践中, 列宁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 找到了新经济政策, 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 列宁宣布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些看法的要点是:①在一个经济落后, 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里,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 直接按共产主义原则调整生产和分配产品是错误的。②容许多种经济成份同时存在, 竞争发展。③实行租借制和租让制。国家可将矿区、森林、土地等租给国内外资本家。④发展合作社。列宁这里说的合作社和后来实行的集体化不同, 它是在资本主义存在条件下产生的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形式。⑤国营企业必须实行经济核算, 即实行商业原则。列宁认为, 私营经济、合作社、租让制、租借制, 都是“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与调节的资本主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 即是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强调: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不仅有益, 而且必要”, 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 是社会主义的入口”。

瞿秋白对于列宁的这种论断是完全同意的, 他认为, 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这种新看法, 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对此, 他予以了充分地肯定和高度地评价:“共产方法另有途径”, 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之第二篇”。

针对一些评论家对新经济政策的笑骂, 瞿秋白驳斥道:“布尔什维克有自己的唯实的、历史的唯物论的宇宙观, 他们不拘守‘主义’的‘抽象词’”, “而在于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这和邓小平同志后来提出的“不管白猫黑猫, 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著名论断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同时, 这也说明了瞿秋白的社会主义观, 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3.2 后期经济思想的局限性

瞿秋白虽然从一定程度上了解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但是他并没有彻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社会主义, 他虽然重视经济的发展, 但是仍然没有弄清经济与政治谁更根本。在他看来, 经济的发展是为政治服务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所以没有经济基础的政治只能是空中楼阁。瞿秋白显然是颠倒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 生产力的发展才是本质和目的, 政治从本质上来说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服务的手段或方式。

“经济的流变能生长社会制度、风俗、艺术、科学, 更能变更社会制度、风俗、艺术、科学。”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此, 在人类社会历史中,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由一种较低级的社会经济结构陆续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 从而形成了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和共产主义制等基本社会形态不断更替、不断向前发展壮大的过程。共产主义也是如此, 它是在一定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不是无本之木, 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生产力基础作保障的, 如果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 共产主义是不会成功的。因此, 要想建设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重中之重就是发展生产力, 发展经济事业, 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 也是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得以存续的关键。

建国后, 我们长期地处在一种阶级斗争决定论中, 以阶级斗争为纲, 而忽视了最为重要的经济发展。只是到了邓小平时代, 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的思想才得以在中国获得较为普遍的理解性传播, 并付诸改革开放事业。

改革开放, 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结果。邓小平理论是这种发展的优秀理论成果, 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论和生产力决定论, 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 邓小平理论真正从理论和实践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历史课题。

摘要：在大量阅读和研究瞿秋白经济原著的基础上, 对瞿秋白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总结, 论述了瞿秋白早期和后期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 并分析了其现实意义和历史局限性。

让经济社会在解放思想中迸发活力 篇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就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凸显出中国发展新的走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充满期待。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旗帜永远在中国的道路上飘扬。

正如我们所记忆的那样，1978年以来，每一次三中全会都是一座改革的历史航标。今天，改革开放是党在新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

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我们不断解放思想的历史。可以说，是解放思想的法宝让中国经济充满生机、社会迸发活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三个进一步解放”深刻揭示出从转变观念到转变行动的客观规律，浓缩了我国改革开放以解放思想引领实践探索，以变革创新增强社会活力的重要经验，蕴含着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路径选择。

就山西来说，正处于转型发展换挡期、综改试验关键期，“三个进一步解放”对我们显得尤为重要、迫在眉睫、意义深远。

解放思想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加快转型跨越发展，推进综改试验区建设，要求我们必须首先找到解放思想这把钥匙，在新的思想高度上形成深化改革的共识，方能打开经济社会发展的总开关。

一次次观念突破、思想解放的过程，也是极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不断释放和激发出社会活力的过程。省委书记袁纯清曾多次讲，对于山西这样一个地处内陆、经济欠发达的省份而言，一定程度上讲，解放思想远比挖了多少煤、发了多少电、修了多少路更重要。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决定着社会进步的程度。

解放思想具有先导性。思想有多远，发展就有多远。进一步推进改革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和重要基础。解放思想是发展前提，但只有好的“前提”远远不够，还必须落脚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上。思想解放的过程，也是生产力发展、社会活力迸发的过程。要充分认识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既是一部不断冲破观念樊篱的思想解放史，也是一部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活力的发展史。

思想的解放，曾打开经济社会发展的闸门。经济社会活力的浪花，也叩击着思想解放的大门。解放思想可以深化改革，改革发展也能倒逼思想解放。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活力的释放，能够刺激思想解放的神经，是继续思想解放的重要基础。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催促我们在发展理念、发展速度、发展模式上不停歇地解放思想，让发展的空间更广、改革的动力更强、社会的活力更大。

解放思想的过程是统一思想的过程、凝聚意志的过程，也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过程。当前，山西和全国一样，改革进入了逆水行舟深水区、爬坡过坎攻坚期。让我们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落实好各项改革政策措施，在解放思想中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把最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把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最大限度释放出来。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篇6

一、注重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不断激发领导干部自觉学习、自我提高的内生动力

近年来，全省各级党委在加强中心组学习实践中十分注重制度建设，逐步形成了机构健全、制度完善、考评科学、具有江苏特点的中心组学习长效机制。

建立组织机构，形成领导机制。全省各级党委普遍建立了由党委书记任组长，分管副书记或常委宣传部长任副组长，党委宣传部、办公厅(室)负责人任学习秘书，有关职能处室组成秘书服务组的中心组学习组织机构，形成了“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领导机制和“一把手”导学、分管领导督学、学习秘书促学的工作机制。各级党委坚持把中心组学习列入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和其他工作一起研究、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中心组组长坚持亲自审定学习计划，确定学习专题，提出学习要求，主持集体学习研讨，指导检查中心组成员的学习，做到带头读书，带头思考，带头发言，带头调查研究，从而带动党委一班人的学习，确保了中心组学习的良好运行。

建立规章制度，形成保障机制。近几年来，我省各级党委中心组不断以健全的刚性制度保证学习的规范性，着力形成促进领导干部自觉学习的长效机制。一是出台规范性文件。早在2003年，省委就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省委中心组学习的意见》，着重就完善中心组学习制度提出明确要求。今年，省委根据新的形势任务要求，专门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的实施意见》，对全省新形势下抓好党委中心组学习进行了规范和完善。同时，为贯彻落实中办发[2008]17号和苏办发[2009]17号文件精神，省委宣传部、组织部专门制定了《江苏省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实施细则》，按照学习组织、学习内容、学习载体、学习管理以及加强领导等方面分解形成了具有较强操作性的22条。各市县党委中心组也就加强和改进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定了实施意见和具体规定。二是健全规章制度。先后建立健全了集体研讨、学习交流、专题调研、学习通报、考核督查和评比表彰以及旁听、巡学等10多项制度，有力保证了党委中心组学习的规范化和经常化。

建立考评体系，形成激励机制。一是运用目标激励。在省委专门制定的2006—2010年全省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中，明确提出“把干部参加学习培训和掌握必备知识的情况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之一”，纳入干部平时考核范围。这一用人导向，为干部参加理论学习提供了动力。各级党委中心组每年都制定年度学习计划，明确提出理论学习的阶段性目标任务和具体学习要求，不少党委还将中长期学习目标与短期目标结合起来，细化分解，层层激励，使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明确看到自身的知识技能水平离实现组织目标的距离，从而激发党员领导干部自觉学习的内在积极性。二是放大先进示范效应。全省坚持每两年对党委中心组学习进行一次全面督查，评选出先进党委中心组并进行表彰；召开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经验交流会，推广交流先进经验；利用新闻媒体大力宣传理论学习先进典型，营造“学先进、赶先进”的学习氛围。三是建立督查考核体系。各级党委坚持把中心组学习纳入领导班子建设目标管理之中，建立健全了述学、评学、考学机制，做到把个人述职与“述学”结合起来、民主评议与“评学”结合起来；“考学”，重点考核领导干部对理论学习的态度、掌握理论知识的程度、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改造主观世界的情况，并将考核结果作为评价领导班子、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和依据。

二、注重内容的丰富和深化，不断满足领导干部适应形势变化、提高执政能力的实际需求

面对新的形势，各级党委中心组在学习具体安排上更加注重内容的丰富和深化，进一步提升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知识素养和党性修养。

一是着眼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不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近年来，全省各级党委始终坚持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作为中心组学习的首要任务，做到党的理论创新每推进一步，理论学习就及时跟进一步。在组织学习中，各级党委中心组紧紧围绕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围绕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周密计划，精心组织，系统安排，逐步深化，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理论学习热潮。特别是在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期间，各级党委中心组围绕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深度推进与广度拓展相结合，系统学习领会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通过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研讨。各级党委中心组成员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加深了对党的十七大以来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认识，深化了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理解，增强了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深化改革和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二是着眼于提高领导干部的知识素养和实践能力，不断深化领导科学发展所必需的现代知识的学习。掌握较为全面的现代知识是领导干部增强领导科学发展能力的基础。近年来，各级党委中心组在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同时，按照省委提出的“急用先学、缺什么、补什么、学用结合”的要求，根据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结合本地发展实际，以集中学习研讨、邀请专家做专题讲座和辅导等形式，不断深化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江苏“两个率先”必备的各种知识的学习。同时，坚持依托江苏现代化建设的實践资源，把改革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为学习研讨的中心议题，做到理论成果与实践成果有机结合、理论学习与能力培养有机结合、解决认识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有机结合。通过深化学习，各级中心组成员更新了知识结构，拓展了知识视野，提高了新时期领导科学发展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

三是着眼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和党性修养，不断深化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条规的学习。近年来。各级党委中心组坚持把民主法制教育和党性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到理论学习与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结合起来，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转变工作作风结合起来，先后组织学习了《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等一批法律法规和党内条规，结合实际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实施办法。一些党委中心组还针对本地改革发展中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围绕处置突发事件、整合不同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等内容，开展专题学习。从而，进一步强化了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为民执政的理念，有力推动了

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转变。

三、注重形式的改进和创新，不断拓展领导干部深化学习、提升素质的有效途径

近几年来，各级党委中心组坚持把以个人自学基础上的集中学习作为基本形式，从实际出发，不断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逐步形成了以集中学习研讨、专题报告会、领导干部学习会、专题读书调研活动以及网络学习平台等五种主要形式的学习格局。

精心组织好集体学习研讨。集体学习研讨是中心组学习的主要形式。为了保证这一学习形式的正常推进，省委宣传部、组织部专门下发文件，对如何组织好学习研讨提出了明确要求，并规定每个中心组每年集中学习研讨不少于4次。各级党委中心组十分重视集体学习研讨，每次学习研讨之前，都根据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央和省委重大战略决策部署、重要会议精神以及改革发展中的重大实践问题确定主题，选好重点发言人，并将学习研讨的内容、具体要求通知到每位中心组成员。大家结合工作实际，进行自学和相关调研，做好研讨交流发言的准备工作，有效地保证中心组学习的质量。

举办好专题报告会。近年来，从省委中心组到各级党委中心组，坚持把举办专题讲座、辅导报告会作为一项常规的学习制度，每年都围绕中央和省委的重大战略目标任务组织辅导报告，先后邀请中央部委有关领导、省内外知名专家以及国外资深学者，就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作专题辅导报告，使中心组成员及广大领导干部开阔了眼界。获取更多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知识。

举办领导干部学习会。一年一度的领导干部学习会是党委中心组学习的延伸和拓展。省委领导干部学习会从2001年开始已连续举办8年，每年安排在年中，每次集中5天左右，参学人员扩大至省辖市及厅级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每次学习会都通过集中学习研讨，达成广泛共识。省委制定出台的不少重大战略决策以及重要的举措都与这些共识有着必然的联系。省委领导干部学习会，在全省起到了辐射示范效应，各市县区委相继举办领导干部读书会、学习研讨会，利用一定时间，采取封闭式的学习形式，围绕中央和省委的重大战略部署和工作重点，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集中学习研讨，达成广泛共识。

深入开展专题学习调研活动。2001年以来，全省已连续9年开展这项活动。每年年初，省委宣传部会同省委组织部下发专题学习调研活动的部署通知。各市、县委中心组根据专题学习安排，分别制定自己的学习调研专题，并作相应部署。每年组织一次专题学习调研成果的评选表彰，出版一本专题学习调研文集。举行一次专题学习调研活动交流汇报会。每两年组织一次对包括中心组专题学习调研活动在内的调研督查。目前，全省党委中心组已形成了带着问题深入学习调研、诚心诚意问计于实践、问计于基层、问计于群众的良好风气。

积极打造网络学习平台。近年来，各级党委中心组充分运用现代网络，积极打造学习平台。一是精心组织“菜单式”选学；二是推行网上在线学分制考核：三是开通“干部学习网”。中心组成员可以在线学习所需知识。这些新的网络平台作为各级中心组学习形式的重要补充。不仅满足了中心组成员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要求，同时也推进了学习的信息化，大大提高了学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四、注重成果的转化和运用，不断提升领导干部驾驭全局、引领发展的实践能力

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的生命在于指导实践。深入学习理论。就是要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入手，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近年来，各级党委中心组始终坚持把理论学习的过程变成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过程。通过持之以恒、卓有成效的学习，各级领导班子深切认识到，江苏要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增创科学发展的新优势，必须在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上始终走在前面。全省各地、各部门自觉对照中央要求找差距。对照人民期待找差距。对照先进典型找差距，思想水平和精神境界产生了新的飞跃，为全省新一轮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从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入手，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举措。近年来，全省各级党委中心组坚持把理论学习与拓宽经济社会发展思路有机结合起来，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新的发展举措。全省先后确立了“一个统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两个率先”(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三个发展”(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四个优先”(富民优先、科教优先、环保优先、节约优先)、“五大载体”(法治江苏、文化江苏、诚信江苏、平安江苏、绿色江苏)和“六个更加注重”(更加注重增强发展协调性、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更加注重改善民生、更加注重扩大人民民主、更加注重文化建设、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要求和发展思路。体现了时代特点、省情实际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各级党委中心组注重理论与实际的密切联系，充分运用和转化学习成果，有力保证了全省经济社会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今年上半年，面對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全省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整经济结构、推进自主创新、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经济社会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上半年全省GDP增长了11.2％，比全国高4.1个百分点。

从增强党性、转变作风入手，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实际本领。近年来，各级党委中心组始终坚持把理论学习与加强党性锻炼、提高党性修养结合起来，与改进工作作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注重把关注民生、重视民生、改善民生作为中心组学习研讨的经常性议题，把为群众排忧解难、关心群众安危冷暖、给群众带来更多实惠作为检验学习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准，使中心组学习成为提升领导干部执政为民实际本领的重要途径，从而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公信力，构建了新型的党群干群互信和谐关系。

重农主义经济思想述评 篇7

关键词：重农主义,魁奈,农业问题

1 重农主义思想的产生背景

1.1 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

法国是农业大国, 18世纪的法国, 国民经济中以小农经济为主, 农奴制依然存在, 封建农业生产方式广泛存在。在一个小农经济为主体, 农民为国家主要国民的国家, 封建性质的法国政府是如何统治的呢?

国王路易十四贪图享乐, 大肆挥霍, 修建凡尔赛宫, 搜刮民脂民膏, 对农业征收大量间接税, 造成农产品产量下降, 价格压低, 农民负担过重。再加上连年征战, 迫害异教徒, 人口数量锐减, 农业劳动力不足, 产量进一步下降, 单个农民税收负担加重。到路易十五时期, 继续推行柯尔培尔牺牲农业的重商主义政策, 全力发展工商业对外贸易, 大举兴办皇家工场手工业, 工商业虽获一定发展, 但落后的封建农业仍居支配地位, 社会矛盾重重, 经济每况愈下。为了挽救经济, 主政者竟然推行从金融证券投机致富的经济制度, 最后也以惨败告终, 使经济更加陷入僵局。

大片土地被占, 农民拥有的土地不够养活自己, 大批青壮年从农村流入城市, 乡村荒芜, 土地租金减少, 价格下降, 影响土地所有者的收入, 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皇宫富丽堂皇, 沉重的赋税落到农民头上, 农民收入下降。

此情此景, 无论从广大农民, 还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 都有了变革的需要。

1.2 思想准备

启蒙运动平等、理性、民主的观念深入民心, 这就为重农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自然秩序”的早期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正是因为平等、民主的启蒙思想, 人民才迫切需要一种社会变革来打击宗教神权, 推翻封建制度, 重农主义哲学也就应运而生了。

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经济思想对重农主义的产生也有了重大影响。魁奈是中国文化的坚定拥护者, 他所在的时代正是中国的清朝乾隆时期。他看到中国封建王朝的繁荣和兴盛, 受到很大震撼, 积极为推崇中国开明的封建统治而游说。实际上, 重农学派就是企图在封建社会的“框架”里开辟新兴资本主义的道路。

2 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政策建议

2.1 经济思想

2.1.1 哲学基础——“自然秩序”

魁奈的“自然秩序”并不等同于启蒙思想家所认为的人的理性就是自然秩序的“秩序说”, 从某种程度讲, 他所解释的“自然秩序”更符合唯物主义世界观。他认为, “自然秩序”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是自然权利, 指的是出于平等, 规律赋予个人享受自己的劳动所得的自然权利, 条件是这种享受要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其次是自然法则, 或称为自然规律, 经济活动同自然界一样, 受客观规律支配, 这种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最后是自然秩序, 它是自然法则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表现, 受自然法则的支配。

2.1.2 思想核心——“纯产品”学说

在重农学派看来, 国富民强的关键在于能否创造出更多的“纯产品”。所谓的“纯产品”, 他们的定义为每年收获产品中除去种子、肥料、人力、农具、商力等成本之后的余额。这样一来, 农业就是制造“纯产品”的唯一部门了, 成了财富的源泉。他们认为, 农业实现了财富的“增加”, 而手工业和商业只是财富的“相加”。进一步地, 重农学派将社会各行各业分为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 认为只有农业才是生产部门, 并将社会阶级也划分为生产阶级和非生产阶级, 只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从事土地租赁经营的农业资本家才是生存阶级。为了研究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理论, 即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 魁奈绘制了经济表, 这标志着重农主义体系的形成。

2.2 政策建议

(1) 发展资本主义的大市场。

只有农业才生产剩余产品, 聚敛财富的途径是发展农业, 为了能获得更多的农业剩余产品, 小农经营不可取, 而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大农场。所谓“大农场”, 既由大农场主使用马拉犁进行生产, 这种经营的固定资本和可流动资本充足, 农业生产率高, 具有规模效应。

(2) 扩大农业自由贸易。

要求政府除了保证最低、绝对必须的基本保障如保护生命和产权、维持合同的自由平等之外, 不要对经济生活施加任何干预。因此, 重农学派几乎反对一切封建主义、重商主义和各种政府管制, 倾向于农业自由贸易。

(3) 整顿税制, 对土地所有者单一课税。

重农学派认为应该只对土地所有者课税, 并且土地所有者以地租的形式获得了这些剩余。课征于其他人的税收最终将被通过某种形式转嫁给土地所有者, 间接税将随着他们被转嫁而有所提高。因此, 土地所有者的直接税优于各种间接税。

3 魁奈的重农思想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3.1 我国农业发展现状

我国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仍比较落后, 农业发展状况基本还停留在传统农业阶段, 劳动力充足、农业资本稀缺、生产规模较小、农民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偏低。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 检验农业政策改革对农产品产量增长的实际效果, 得出结论:20 世纪80 年代的农业发展, 是制度变迁所引起的一种非常规的增长, 随着几次重大农业改革的完成, 农业转入常规发展阶段。同时, 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 经济资源不断从农业转向经济效益比较高的非农业生产部门, 使农业生产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

加入WTO 以后, 我国农业特别是国内缺乏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生产将会受到较大的冲击。过去我国对农产品的进口限制主要采取进口许可证、配额等非关税措施, 并通过国家进出口公司进行垄断经营。加入WTO 后, 我国必须按照国际规则来保护国内市场。根据农业协定, 今后各成员国只能通过关税措施对农产品进口进行限制, 不能再采取非关税措施, 同时, 在关税化后农产品的进口必须满足最低准入量的要求。而根据最低准入量的要求, 我国多数农产品的关税配额都将明显多于近几年来我国实际进口的粮食。这意味着北美和欧洲的优质优价的农产品将大量涌入我国市场, 对国内许多农产品, 特别是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生产产生冲击, 主要后果是农产品价格下降, 影响农民的收入和就业, 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进而影响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

即便农业税完全取消, 国家对农业生产给予补贴, 农业生产积极性还是不高。农业的低回报率促使大量农民外出务工, 从农村流入城市, 农村中土地荒芜, 劳动力缺乏, 城市中人满为患, 各种社会问题增多。农业问题是国之根本问题, 我们要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成败的高度来认识农业问题、关心和发展农业。

3.2 重农思想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1) 只有农业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一定水平, 出现了大量的农业剩余产品, 工业及其他部门才能相对独立发展, 才能进一步实现现代化。依靠工农业“剪刀差”来发展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健康的发展道路。国民经济系统中, 工业和农业是最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 而农业又是工业发展的起点和基础。只有把农业搞好, 农民收入增加了, 广大农民产生了巨大的消费需求, 农村这个大市场才会在扩大内需和刺激消费的过程中, 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从而有力地推动现代化的进程。

(2) 农业必须实行规模经营。虽然我国现在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强化了农业生产单位内部的预算约束, 改变了激励机制, 使生产的内部动力有了明显增强, 但是它形成的小规模的平均化的耕地经营格局, 又使得农业生产要素的综合利用效率降低。小块平分而零散的耕地利用格局, 对于相对集中的小区域化种植, 农田水利设施的使用和管理, 现代科学技术的采用和推广, 都有非常不利的影响。为了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综合利用效率, 提高农业的综合经济效益, 走规模经济的路是必需的。

(3) 必须加快改革农村现有相关体制和制度。长期以来, 农民在农业生产当中获得的收益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被抵消;农产品流通的发展由于农村市场基础薄弱、信息闭塞不灵、流通渠道不畅等受到阻碍;资源优势未能很好地转化为商品优势和经济优势。这些不仅延缓了农业市场化的进程, 而且影响了农民的增收致富。因此需要继续完善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 深化农村各项改革, 消除制约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体制和机制。

4 重农主义经济思想评论

马克思曾给予重农学派高度评价:重农学派的重大功绩在于, 他们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分析。正是这个功绩, 使他们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重农学派提出了经济自由和重视农业发展的经济学思想, 把对财富源泉的认识, 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 在经济史上率先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第一次试图分析社会总资本在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过程, 为把农业作为基础来改造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这一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它高度重视农业生产价值, 认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探寻农业发展规律的思想流传至今。

魁奈于1758年完成的《经济表》开启了宏观分析、模型分析、均衡分析、动态分析的先河, 为经济学研究方法带来了革新。

然而, 斯密认为:重农学派的最大缺陷是对重商主义的矫枉过正。他认为, 法国柯尔培尔推行的重商主义, 以牺牲农业为代价, 片面发展手工业和外贸, 给法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而重农学派则反其道而行之, 强调只有农业才是生产的, 把手工业、商业列入不生产领域否定工业和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把农业看作是唯一的生产部门, 反对农业人口的流动等。这是一种狭隘的经济发展观。

重农主义思想与工业革命表面看起来背道而驰, 谈不上对工业革命有所推动作用, 但法国工业革命的开展也并不是完全一点未受重农主义思想影响, 重农主义经济思想提出的时期正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准备时期。魁奈“自然秩序观”强调经济生活存在客观规律, 但这种哲学思想其实还暗含了对君权神授之类的封建传统观念的挑战。这无疑是资产阶级的又一次思想解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奠定了大革命的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篇8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 曾把社会区分为3种形态, 即“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把马克思指出的3种形态, 说成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预想中的直接社会化经济”, 这未必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因为马克思并没说“人的依赖关系”就是“自然经济”, 实际上“人的依赖关系”的内容, 并不是“自然经济”所能包含的。马克思在也没有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什么经济做出概括, 只是指出它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之处。

本文按“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预想中的直接社会化经济”三段划分, 分别论述其前两个阶段对应的国防经济思想。

二、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国防经济思想

(一) 中国古代国防经济思想

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 人们强调“国侍农战而安, 主侍农战而尊”的兵民合一、兵农合一的国防经济思想。因此, 寓兵于民, 寓兵于农, 屯田戍边, 农战并重, 是古人最关注、论述最多的问题之一。在我国古代, 兵民合一理论作为动员军事劳动力的主导思想, 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 直到唐朝中叶, 军人才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古代欧洲的兵农合一思想同中国比较起来, 持续的时间要短得多。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差异, 而主要是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不同而导致的。中国在唐朝中叶以前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并不低于同期的欧洲, 但中国的兵农分离并没有因此而产生, 究其原因主要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缘故。因为分离出来的专职军队, 所消耗的各种物资必须由国家或军队统一保障, 如果商品经济不发达, 这种大批量的各类物资就不能通过商品交换而及时有效地保障军队的需要。

(二) 毛泽东国防经济思想

毛主席时代, 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90%以上, 农村经济占了全国经济的90%以上, 商品经济不发达, 自然经济属性较强。第一, 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第二, 取之于敌, 取之于民。第三, 军民兼顾, 公私兼顾。第四, 自己动手, 克服困难。

三、商品经济形态下的国防经济思想

(一) 斯密关于国防经济思想的论述

斯密的国防经济思想集中体现在《国富论》中。第一,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军事力量的基础, 军队的规模, 必须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这里, 斯密首先指出了军队是非生产单位, 其次指出了军队的规模必须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第二, 关于常备军与后备役部队相结合的思想。第三, 关于武器装备费用递增的思想。第四, 关于建立强大的军事物资储备的思想。

(二) 邓小平关于国防经济思想的论述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建立了逐步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同时也为国防经济思想的转型打下了基础。邓小平新时期国防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 它着眼于国际大环境, 着眼于国家和军队的实际;它包含着对军事实力、军事潜力和经济力的思考, 包含着对有关军事与经济相互关系及发展规律的思考。邓小平国防经济思想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更好地实现国防现代化和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国防经济准备、国防经济保障。围绕这个核心,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基本原则。第一, 国防经济建设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理论认为, 国防经济的基础在于国民经济, 要想加快国防经济的发展, 必须首先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二, 坚决压缩兵员规模, 走质量建军之路。第三, 实现中国国防经济跳跃发展战略。第四, 实现“保障有力”的后勤保障体制。

(三) 江泽民关于国防经济思想的论述

江泽民同志根据国际形势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以及我国面临的军事斗争任务, 对国防经济建设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重要论述。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理论宝库, 也是对毛泽东国防经济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国防经济思想的正确坚持、运用和发展。第一, 把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作为关系全局的重大关系提了出来。第二, 正确认识高技术战争中人与武器的关系。第三, 完善经济动员机制, 努力提高战时经济动员能力。第四, 要把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抓住机遇, 加速发展。第五, 进一步强调要把我军办成一个大学校, 大力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第六, 加强军队后勤建设, 提高综合保障能力。

(四) 胡锦涛关于国防经济思想的论述

胡锦涛同志关于国防经济思想的论述, 是新世纪新阶段搞好国防经济建设的科学指南, 是科学发展观在国防经济建设上的具体体现, 其丰富的思想内涵集中体现在:第一,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国国防经济建设, 推动国防经济建设又好又快的发展。第二, 统筹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第三, 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 提高国防经济建设特别是后勤建设质量和效益。第四, 适应信息化战争需要, 科学谋划具有我军特色的武器装备建设。第五, 迎接新军事变革挑战, 大力培养新型国防经济人才。

摘要：文章以三段论划分社会形态为基础, 分别对自然经济形态下和商品经济形态下各自国防经济思想进行了简要分析。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国防经济

参考文献

[1]、唐正东.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疏论[J].重庆社会科学, 2005 (7) .

[2]、公方玲, 王先勇.中国古代军事经济思想精髓及其渊源[J].军事历史, 2001 (3) .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篇9

一、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不仅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打下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而且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追求个人正当利益、重视个人价值、讲求效率、开拓创新、平等竞争、崇尚科学、尊重知识和人才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特别是保护市场主体的独立经济利益, 发展个性、表现自我得到了道德的认同。过去人们不敢追求个人的功利, 表现自我, 今天可以为个人的利益、名誉、肖像等个人权益而诉诸法律。同时,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商品交换的法则也逐步侵蚀到社会政治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领域, 引发了见利忘义、权钱交易等丑恶现象, 导致了国家意识、集体意识、互助精神、奉献精神的淡化, 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也在滋生和膨胀。在经济道德方面, 随意侵权, 商业欺诈, 掠夺性开发, 特别是不讲信用, 假冒伪劣, 坑害消费者, 违约毁约, 赖账不还等等, 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 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说, 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 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上的市场经济。求利、自由、平等、公平、竞争、等价交换、优胜劣汰等等, 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运作机理。因此, 要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就必须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 在坚持集体主义原则, 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基础上, 用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引导人们的经济活动和行为, 承认市场经济活动中正当求利、勤劳致富、公平竞争等原则的合理性。与此同时, 要根据市场经济活动所带来的社会生活的新变化、新发展来制定既具有广泛性、普遍性, 又具有指导性、可操作性的具体道德规范, 用以引导思想道德的健康发展, 消除市场经济对人们思想道德观念的负面影响, 形成具有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又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思想道德体系。

二、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要求

社会主义法律和道德都属于上层建筑, 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映, 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 都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愿, 其共同的最高的理论指导都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法律和道德的调节对象、手段虽然不同, 但它们所包含的基本价值取向必须互相适应, 互相渗透。比如在市场经济活动中, 必须遵守诚实信用、公平的道德原则。按照这些道德要求所反对的行为, 在有关法律中都是明令禁止的行为。而体现在法律中的意识、原则或法律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 在道德上也应该予以肯定和支持。道德和法律分别调节人们的道德伦理关系和法律关系, 二者之间有明确的分工, 二者都不是万能的, 两者必须互补, 不可能指望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来解决所有问题。法律和道德调节功能的实现机制也存在着差异, 需要互补。目前, 在我国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 已经吸收了社会主义道德的主要内容, 许多具体的道德规范也已经通过立法程序转变为法律规范。但是, 这方面的工作还跟不上构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需要, 必须继续加强道德立法和执法工作, 依靠道德与法制的相互配合, 规范和养成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要把思想道德的导向性体现在科学有效的社会公德管理之中, 把基本的道德要求贯穿于各行各业制定的工作制度、行业规范、乡规民约和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之中, 使自律与他律、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有机结合起来。

三、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必须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道德在社会形态上属于文化范畴, 而文化的发展是有历史继承性的。中华民族素有“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之称, 有着悠久而深厚的道德传统, 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 深刻地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 这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建立新的道德体系必须以原有的道德体系为背景和基础, 必须吸收原有道德体系中或内容上或形式上的精华。承接中华传统美德, 就是要以中华传统道德的背景为基础, 把传统道德中符合今天要求, 有助于经济基础健康发展的内容承接下来, 把体现人类精神的具有永久通约性的“公德”承接下来。把这些优秀传统美德和革命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中去, 使之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 使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既体现时代特点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一要发扬爱国主义民族精神, 把热爱祖国,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作为一项重要的道德规范, 反对崇洋媚外、民族虚无主义和国家虚无主义;

二要倡导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 在重视发挥每一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同时, 倡导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团队精神, 提倡一切以国家和集体的整体发展为重, 识大局、顾整体, 树立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反对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行为, 以及个人利益至上的极端个人主义;

三要弘扬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大力提倡勤劳节俭、百折不挠的精神, 反对铺张浪费、享乐主义的生活作风;

四要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倡导把实事求是作为做人做事的根本道理, 在任何情况下, 都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 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使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深入人心。

四、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

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 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五个方面"能力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建设集中体现着先进文化的性质和方向, 统帅整个文化发展, 推动社会政治经济进步。思想阵地, 正确的思想不去占领, 错误思想就会去占领;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 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

在当代, 先进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可以说, 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也是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建设中, 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 引导人们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 特别是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在全社会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 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 消除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抵御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坚持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 鼓励支持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道德, 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 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 抵制假恶丑、弘扬正气的思想道德, 一切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 团结和引导亿万人民积极向上, 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精神动力。

摘要：适应新的形势, 积极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确立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已经成为当前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要求;必须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也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

关键词：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先进文化

参考文献

[1]编写组.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10.

[2]人民日报理论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重大问题分析[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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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编写组.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02.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篇10

1 从观念的转变看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管理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人际关系也越来越复杂,这就更加需要科学、有效的管理。从总体上看,社会管理可以分为2类,一类是“硬”管理,包括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等进行的管理,这类管理方式以国家的暴力工具作为后盾,通过它们的强制力来实现管理的目标。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类社会管理方式被称为“软”管理,就是通过社会舆论导向、道德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等方式来控制人们的思想意识,进而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实现管理的目标。其中,思想政治教育集中反映了当前社会的政治要求,因而成为社会软管理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硬管理具有稳定性强、速度快等优点,但同时也具有覆盖面较小、严密性差等缺陷。因此,我们不可能运用行政手段对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令人满意的管理,同时法律也不可能对大大小小的社会关系,事无巨细地给予规定。而弥补这些不足之处恰恰是软管理的优势所在,故社会生活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等软管理手段发挥社会管理的作用,对行政、法律管理的不足之处予以弥补。

著名学者、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的权威张尉萍教授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方式,思想政治工作学是治党、治国、治企的科学,“思想政治工作学的第一大功能是治党,治党首先是从思想政治上治,从严治党,首先要在思想政治上从严,第二大功能是治国……西方一些国家,害怕中国强大,想改变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阻挠中国现代化进程,如此,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学的研究意义更加重大。第三是治企,现代企业奉行以人为本,高度重视思想管理,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已有大量成功的范例”。从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在当代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笔者认为,通过细致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使人们增强整体意识,自觉地接受管理;可以增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可以使人们主动地进行自我控制、协调人际关系,从而有利于社会管理目标的实现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2 从历史的借鉴看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管理作用

政治学理论认为,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只有在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它们持相对一致的态度时,才能获得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因此,要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就必须取得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历史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主要表现在为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寻找道义上的依据。在我国,古代西周统治者提出了“以德配天”,认为统治者特别是有德的统治者是接受天的意志来管理民众的。这种“德治”的思想经过孔子、孟子等人的发展,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正统”的官方思想。正如陆庆壬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历史上各阶级的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方式。

另外,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思想政治教育还被用来约束、限制个别统治者过分的行为,以免危及整个政治统治。在我国古代,就有要求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而要符合一定“德行”的要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要求个别有钱人不能过于为富不仁,要有一些“善举”。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在历史中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取得了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不能取得的“效果”。

3 从现实的要求看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管理作用

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发展和管理科学的不断深化,两者的相通性日益凸显,它们之间交互渗透、互为借鉴的性质在不断扩大和强化。笔者认为,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已成为现代社会管理的一项迫切的要求,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化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

3.1 思想政治教育是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矛盾的“调节器”

当前,我们国家出现不同阶层分化和多元利益集团,随之产生一系列矛盾和冲突,矛盾的发展会给社会稳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些问题固然要靠发展生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工作来加以解决,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能也不应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说服强势群体自觉出让部分利益,帮助其他社会阶层致富;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帮助弱势人群纠正心理偏差,树立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

3.2 思想政治教育是沟通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对个人成功非常重要,同时也是社会管理所追求的直接目标之一。在现代社会,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实践经验、知识水平、认识能力、观察问题的角度等各不相同,对利益的追求,对事物的认识都存在着许多差异,因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多方面存在,有时甚至会以激烈对抗的形式出现,因此协调人际关系是新时期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的要求,而思想政治教育对此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人们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达成更多的共识,人们在对问题的看法、对处理问题的方法的选择上就会有很多相似的观点和相近的做法。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人际摩擦,从而化解矛盾、理顺关系,形成一种团结互助的社会风气。

3.3 思想政治教育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来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平均主义思想已经瓦解。我国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贫富分化对社会稳定提出了挑战。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充当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因为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给社会成员一个充分表达自己意见、排解情绪的机会。通过周到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我们的有关领导干部就能真正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想法和社会弱势群体的真切愿望,这样便于着手解决问题,让人民群众满意。同时,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媒介,可以使群众和各级党委、政府增进了解,进而相互信任,就容易把一些性质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矛盾转化为一般的矛盾,最后将问题予以解决。可以说,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

4 改进与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思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必要性和社会管理作用日益显著。就如何改进与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管理作用,笔者谈以下几点思路。

4.1 创新思想观念,体现时代精神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改进和创新,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创新。一是要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树立全新的观念、全新的思路、全新的工作方式,在观念上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模式,促使思想政治工作与市场经济相互促进、相互提高。三是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加以研究,增强工作的系统性、科学性和预见性。

4.2 创新工作内容,把握基本规律

一要始终坚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内容,引导人们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与战斗力。二是要在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工夫,针对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情况和新变化,认真加以研究,必须掌握群众的思想脉搏,真正清楚群众的所思、所想、所需和所求。三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规律。概括起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以下一些基本规律:环境制约规律、舆论引导规律、层次主导规律、情理交融规律、倡优去劣规律等。

4.3 创新方式方法,坚持贴近实际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结合当代社会的需求、生活的需要渗透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社区活动、社会管理和文化娱乐活动。二是要多解答一些群众关心的问题。对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要和风细雨、循循善诱、耐心细致地帮助解决;对群众的实际困难应积极协调解决,一时无法解决的,应对其讲清道理。三是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教育方法的科技含量,加快载体的技术革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科学化。

4.4 创新工作队伍,适应形势需求

一是要全面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整体素质。在思想政治素质、理论素质及业务素质上,全面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整体素质。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工作者要了解新动态,把握新特点,寻求新对策,总结新经验,以崭新的形象开展工作,更好地为群众、为经济建设服务。三是要加强政工干部的管理和考核,努力按照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要求,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同时,要建立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责任制,定期检查、考核工作任务的执行情况,以工作成就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考核依据。E

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优势,不仅可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精神支撑,而且能够促进“三个文明”与和谐社会协调发展。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又为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思维空间。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市场经济,社会管理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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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篇11

要认真领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实质，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总体要求，找准审计服务汉中经济发展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以理念创新为基础，技术创新为突破，方式创新为保障，成果创新为核心，努力拓展审计视野，增强监督实效，切实发挥审计作为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和推进改革的“催化剂”的作用。

二、强化服务，在促进经济政策落实上实现新突破

要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充分履行职能，把促进中央和省上各项经济政策在我市的落实作为审计监督的重中之重，加大跟踪审计力度。注重揭露和查处在贯彻各项决策部署过程中失职渎职、弄虚作假、不作为和乱作为等行为，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问题；及时反映政策实施效果和政策目标实现中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为政策措施的及时调整与完善提供参考和依据，促进各项政策措施更加合理有效。

三、拓展思维，财政审计实现新突破

财政审计一要加大财政预算编制科学性、合理性审计，促进依法理财，科学理财。二要加强预算支出审计，优化支出结构。今年要争取对市、县区所有预算执行部门和单位财政财务收支和 “三公经费”和会议费等经费支出审计实现全覆盖。三要深化审计内容，把财政管理体制、政策落实效果、政府债务、国有资产运营与管理等纳入财政审计范畴，提升预算管理的统一性、完整性和科学性。四要深挖存量资金潜力，把那些长期闲置的可以调整使用方向的资金审出来，盘活存量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五要加强对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效益的审计，重点揭露乱开口子，挤占挪用、铺张浪费等问题，确保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六要密切关注财政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潜在风险，分析各级政府的财力物力和债务负担情况，维护财政安全，防范财政风险。

四、突出绩效，政府投资审计实现新突破

切实加强对重大投资项目和灾后重建项目的审计监督。一是要抓好项目的前置审计，挤压违法违纪空间，从源头上预防腐败；二是要抓好项目竣工决算审计，正确评价投资效益，总结建设经验，改善基本建设项目管理。三是要重点关注项目决策程序是否合规、合法，着力解决规避招标、围标串标、挂靠借用资质、违法分包转包以及低价中标高价结算，决策失误和重复建设造成重大损失浪费等问题；四是揭示和查处工程建设领域中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和经济犯罪线索，以及投资管理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的问题，提高政府投资审计质量。

五、执审为民，民生项目审计实现新突破

要牢固树立“执审为民”的理念，重点加强对保障性住房、陕南移民搬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专项资金的审计及调查，监督各项惠民政策的执行成效。要加强对扶贫资金、救灾资金以及各项惠农政策资金等的审计，严肃查处挤占挪用、滞留欠拨、漏缴欠缴、贪污私分民生资金的违法违纪行为，确保民生专项资金使用规范、人民群众得实惠。

六、问责问效，经济责任审计实现新突破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篇12

一、在经济制度上, 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关键是要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1],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 要求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 “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1], “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1], “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 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 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1], 认为只有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 才能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邓小平多次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根本制度, 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 一个共同富裕, 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2]“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 我们必须坚持, 特别是根本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公有制, 那是不能动摇的。”[3]“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 农业也一样, 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4]江泽民一再强调:“如果失去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也就不可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 “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 国家经济的主体必然是公有制经济。这一点必须坚定不移, 决不能动摇”[5],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不能动摇, 否则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就很难巩固和加强。”[5]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也证明, 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不仅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克服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促进国民经济既好又快地发展, 而且有利于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维护社会公平稳定和国家经济安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 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出发点, 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还必须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中国过去搞“一大二公”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告诉我们: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且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如果只搞“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 会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困难。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方便生活、扩大就业、增加收入等方面仍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现阶段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能够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 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 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2], 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主体, 决不能把非公有制和公有制等量齐观, 更不能本末倒置, 现阶段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以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基本前提的, 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更好地完善和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是为了将来最终消灭非公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而绝不是要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更不是要用非公有制取代公有制、搞“国退民进”和“私有化”。马克思、恩格斯早已阐明, 私有制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 是造成“劳者不获, 获者不劳”[1]的社会不公的根源。江泽民就曾明确表态:“中国决不会搞私有化, 这是由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所决定的。”[5]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必经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 凸显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局限性、脆弱性, 表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太狭窄了, 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1],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 社会主义中国虽面临诸多困难但经济仍保持较快增长的事实更彰显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

二、在政治制度上,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关键是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 既是由其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决定的, 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一是由其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决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 《共产党宣言》中有过系统论述:“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1]、“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 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 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 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 “在实践方面, 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 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亦即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大公无私的先进政党, 不仅能够在理论上高瞻远瞩、自觉认识到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 而且能够在实践中始终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并为之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在性质上是无产阶级政党, 具有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最有条件、最适合担当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重担。二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两面性, 无力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领导重担;中国的农民阶级具有狭隘性和保守性, 也无力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领导重担;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最坚决、最彻底、最有组织性和纪律性、和农民阶级之间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便于团结, 最适合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领导重担, 无产阶级政党最有资格、最有能力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近现代发展的历史也证明,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6], 是“领导我们革命事业的核心”[6], 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6],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华民族才实现了独立、逐步走上了繁荣富强之路。

近年来, 有少数人歪曲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中共党史, 丑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领导人, 污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质上是“一党专制”, 主张中国应该实行西方的多党制。这种“主张”, 既无视近代史上多党制之路在中国走不通的史实, 又无视西方多党制的阶级实质和内在弊端。如果实行这种政治主张, 则必然会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对此, 邓小平早就有着清醒的认识:“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 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 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 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 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7], “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今天的中国, 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 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 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7]

三、在思想文化制度上,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 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自身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所决定的。一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自身的科学性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物质世界运动规律, 科学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普遍、最一般规律, 特别是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规律, 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实践提供了科学指南, 能够指导我们在实践中获得成功, “我们强调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其根本原因即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 它揭示了人类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的社会发展基本规律,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是完全正确的, 就如同1+2=3一样是不会过时的。”[8]实践证明, 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才能在错综复杂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现象中“拨开迷雾见真章”, 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反之, 则会招致失败。对此, 邓小平曾经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 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 没有独立, 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建国以后, 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在这个基础上, 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 是社会主义”[2]、“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 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 有马克思主义信念, 有共产主义信念”[2]“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 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2]二是由中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强调“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 要求无产阶级必须“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毛泽东也曾指出:“一定的文化 (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 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7]。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制度必然反映并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才能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 才能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地位的不断巩固, 才能防止“私有化”和“两极分化”。三是由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所决定的。从国际上看, 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将是长期的、复杂的, 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主导经济全球化的优势, 大肆宣扬“全球主义意识”、“全人类共同文化价值观”, 实质是要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是视社会主义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 看不得中国的强大繁荣稳定, 近年来更是别有用心地将所谓的“人权问题”、“贸易逆差问题”、“汇率问题”、“奥运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 刻意隐瞒和歪曲“拉萨3·14暴力事件”、“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的真相, 频频对中国发难, 有计划地实施“对台军售”、“会见达赖”等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 处心积虑地要“西化”、“分化”中国;从国内看, 有少数人不仅不对国外敌对势力的险恶用心保持足够警惕, 反而与之内外勾结、遥相呼应, 不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各种“噪音”、“杂音”, 大肆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空想论”、“失败论”、“学派论”, 极力鼓吹“儒化论”、“西化论”、“民社潮”、“普世价值论”等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妄图歪曲、修正乃至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告诉我们:能否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 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 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否保持正确的方向;前苏联的反面教训告诉我们: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就会使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失去“主心骨”, 就会动摇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根基、思想基础, 就会带来人们思想上的混乱, 进而招致亡党亡国。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 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 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观点、方法与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括、理论创新有机结合起来”[9], 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是实践, 它由实践赋予活力, 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是不断发展、深化的, 它要求理论也随之发展。”[10]马克思主义只有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 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恩格斯曾强调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 正如《宣言》中所说的, 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 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1]邓小平也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 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 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 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 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2]江泽民也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 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 近一百年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 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不可能一成不变。”[7]党的十七大报告也强调指出:“《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 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 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12]只有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4]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专题摘编)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7]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著作导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8]李慎明.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河北学刊, 2007, (3) .

[9]崔华前.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指归[J].高校理论战线, 2009, (12) .

[10]田心铭.关于马克思主义观的十二个关系问题论纲 (上) [J].高校理论战线, 2010, (1) .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