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墨家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共8篇）

墨家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篇1

.墨子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卢继英

摘 要：墨子对于怎样治理国家，使社会和谐、持续稳定发展，提出了“尚贤、尚同、节用、兼爱、非攻”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和治国理念。墨子的治国思想不仅在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进步性，而且对当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协调社会各种矛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为此，应当加强对墨家传统文化的研究，发掘其合理观念和思想，尤其是墨子的和谐思想，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结合，以提高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动性、创造性和实效性。

关 键 词：尚贤 尚同 节用 兼爱 非攻 和谐社会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意识形态、国家结构、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的一个巨大变革时期，在这个时代，除了儒家、道家，墨家思想对当时一个新的社会架构的形成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墨子对于怎样治理国家，使社会和谐、持续稳定发展，提出了“尚贤、尚同、节用、兼爱、非攻”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和治国理念。

墨子的治国思想不仅在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进步性，而且对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对当代社会国家内部的治理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协调社会诸多矛盾，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沟通都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为此，应该加强对墨家传统文化的研究，深刻发掘其合理思想，尤其是墨子的和谐思想，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相结合，提高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动性、创造性和实效性。墨家思想的主要内容

《墨子》作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一翼，其内容十分丰富，是一部反映我国古代政治，经济，伦理，教育，哲学，逻辑，自然科学等学科知识、主张的百科全书。其主要内容主要表现为尚贤、尚同、节用、兼爱和非攻。

（一）尚贤

所谓“尚贤”，就是任用贤能，墨子认为，尚贤是为政之本，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和 社会的稳定，墨子在《墨子·尚贤》中明确地提出了“尚贤为政之本”的口号，“尚贤使能为政也。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也”，“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欲修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尚贤·中》）。

尚贤论是墨子的重要政治主张，是针对当时世袭贵族制度和才疏德寡的贵族官员提出来的，其目的就是要让平民百姓中的贤良之士参与国家管理和治理社会。他说：“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以令，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避私怨，此若言之谓也”（《尚贤·上》），可以看出，这与孔子所主张的“举贤才”，但又肯定“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思想有所区别，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二）尚同

所谓“尚同”，就是“一同天下之义”，也就是以仁义来统一天下。在墨子看来，原生形态的一人一义，人们就会各行其事，而且还会互相攻击﹑互相争斗，影响社会的团结稳定。为改变这种混乱状态，就必须实行“尚同”举措，求得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舆论的统一。

首先，自下而上的思想和行为的统一是墨子尚同主张的最基本涵义，他指出：“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其义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尚贤·中》）。其强调自下而上的统一，下级要学习上级的善行，以上级的言行作为自己的言行标准。

其次，统一政策法令也是其尚同的基本涵义，墨子认为：“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法仪》）。为了统一政策法令，《墨经》在对赏誉，罚罪作出界定的同时，又明确指出：“赏誉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足以沮暴，则是不与乡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长（国家的管理系统）之时’同乎！”（《尚同·中》）。比较清楚地提出了以法治国与以法德治国相结合的观点。

最后，尚同还有上下通情的涵义，就是上情下达，相互沟通信息。其论述包括“上为之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尚同·下》）。“古有圣王，唯能以尚同为正，是故上下通情”（《尚同·中》）等。

（三）节用

节用”是墨子在社会生活方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墨子深刻揭示了当时君主横征暴敛、奢侈荒淫的现状，并以古代圣王作对照，来说明节用对国家发展、政权稳固、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意义。墨子告诫人们，在生产中不要过度消耗自然资源，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一切以民用、民利为准，社会消费应以保持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为限，能供给民用即可，反对奢侈浪费。这就是墨子所说的“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节用》）依据这样的原则，国家就会因节俭而兴盛发达，天下百姓也会因节俭而生活得更好。如果国家“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去其无用之费”，那么节约的财富“足以倍之”，可见节俭在增强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墨子又从衣、食、住、行、丧葬诸方面对当时的统治者提出了“节用”的具体要求。

墨子的节用思想，主要是针对上层统治者来说的，是在保证下层百姓基本生活需要的前提下节用，而节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广大人民能够过上“暖衣饱食”的生活。

（四）兼爱

墨家思想把“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处理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要求。“兼相爱，交相利”贯穿于墨家思想的始终，是墨学的核心，在 《兼爱》篇中对“兼相爱，交相利”这一思想专门论述，而且在 《经上下》、《法仪》、《天志》、《大取》、《小取》、《修身》、《尚贤》各篇中，从各种不同角度、不同的方面进行更进一步论述，得出结论是“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

墨子认为，当时社会大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与人的不相爱:“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兼爱·中》）。所以“仁人之事者，务必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而兴利除害的重要内容和标准就是要“兼相爱，交相利”，“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就是要“兼以易别”（《兼爱·下》），以平等的爱代替有差别的爱，爱无差等。“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

在墨子看来，兼相爱和交相利是统一的，不可分割。即“爱而必利，不利无以见爱”（《兼爱·中》），“有爱而无利，乃客之言也”（《大取》），“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兼爱·中》）。墨子所言之利并不是利己主义之利，而是利民之利，天下之公利。

（五）非攻

墨子时代，诸侯国家之间攻伐兼并战争兴起，给国家，社会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这与其倡导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根本宗旨是相背离的，所以墨子专门撰写了《非攻》篇予以反对，并反复强调侵略他国是不义之举，得不偿失。

在《非攻》篇中，墨子历数攻伐战争之危害。他指出：“好攻伐之国”，动辄兴兵“十万”，连年战争，以至于“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绩织纴。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而被迫参与攻伐的大国百姓，在千里征途中因饥饿，疾病而死亡者“不可胜数”，在战争中“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即使攻下一个“三里之城”，“杀人多必数万，寡必数千”。这种攻伐掠夺战争，对交战双方的百姓都是巨大的灾难。墨子得出“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的结论。

面对各诸侯国攻伐战争的兴起，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墨子既主张“非攻”，从道义上予以反对和制止，又非常强调“救守”，以实际行动进行“征诛”，积极防御，保卫自己的家园。他说：“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非攻下》），“城者，所以自守也”（《七患》），“入守则固，出诛则强”（《尚贤中》），“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非攻下》）。明确指出要把为了侵略的“攻伐”之战与为民除害的“征诛”之战区别开来。

墨家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当今，我国正处在体制转换、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过程中，虽然社会、经济已经获得很大发展，然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诸多不平衡问题诸如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持续扩大，腐败、权钱交易、偷税漏税、走私贩私等，严重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危及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这种社会背景下，党中央适时地提出了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与墨家思想的所倡导的和谐理念和精神有许多相通之处。因而，深入研究和发掘墨家思想对构建现代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我们在利用墨家思想来强化和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时，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中借鉴合理、有效的措施，吸收和灵活运用其积极的思想。

（一）“尚贤”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建设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十六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的高度概括。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根本目标首先就应是建设一支“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人才队伍。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人，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这就要求我们做到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地说，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学文化素质何健康素质；就是要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以人为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同时又为实现远大理想和最终目标指明了现实途径。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以加强人才服务工作，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社会关系逐步融洽、协调，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

（二）“尚同”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尚同思想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要求人民以及地方要与中央保持一致，即思想政见不能与天子相异，且强调君主的绝对领导地位，即“上之所是，亦必所非，亦必非之”。这种思想当然有一定的专制主义味道，但是，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主义中，面对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当中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增强地方的活力和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地方的职能和权限不断扩大，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地方政府在微观领域获得加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地方开始成为相对独立的行为主体何利益主体。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地方政府与中央、与人民争利的现象。

同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地区之间出现了严重地方保护主义，这也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和谐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使全国统一的大市场难以建立起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难以形成，资源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最优化配置，重复建设加剧，产业结构趋同，无序竞争加剧，同时加剧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性，影响社会的稳定。

因此，要进一步强调地方的局部利益、短期利益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长期利益。地方保护主义从思想根源上分析就是缺少长期观念和全局观念，一切以我为中心，以局部的 利益为中心，以牺牲整体利益来谋取局部的短期利益。首先，要继续强调全局观念，以全国利益最大化为取向。不允许为了地方暂时的利益而牺牲国家整体的利益和长远利益。地方政府的利益与中央政府不一致时，地方利益要服从中央利益。中央政府在尊重地方经济民主，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的同时，要进一步强调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制度的服从，维护中央的权威，维护市场经济制度的严肃性、公平性。其次，要加大地方政府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使其意识到，地方保护主义是与市场经济规律背道而驰的，是一种短期的局部利益，不可能持久。

（三）“节用”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曾提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下不能贫。”中国资源储量的“本”并不丰富，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的推进，资源需求大幅度增长，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如果不在“节用”上下功夫，继续不顾环境、不计代价、不顾长远利益，竭泽而渔、竭矿而采，将会很快耗尽自然资源，对环境的造成更大破坏，这将会影响国家的持续、健康、和谐发展。

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必须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坚持资源开发和节约并重，把节约放在首位的方针，以节约利用资源何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为核心，推动体制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围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为核心，以资源综合利用何发展循环经济为重点，从体制、政策、技术、管理等方面，采取综合措施，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同时，强化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节约意识，全力构建节约型消费模式，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资源节约教育，提高全社会对构建节约型社会重大意义的认识。在全社会形成崇尚节俭、合理消费、适度消费的理念，逐步形成文明、节约的消费模式。

（四）“兼爱”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墨子的 “兼相爱、交相利”思想，是针对当时诸侯之间的战争纷争不断，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等“不相爱”现象提出的。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正处在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新的经济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经济活动还没有纳入法制的轨道，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诸多不和谐的因素。许多人为了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而忽视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并不反对利益主体对私利的追求，但这种追求不能以满足自身的单纯“利己”为目的，而应以“兼相爱、交相利”的复合价值观为指 导原则，“利他”是出发点，“利己”是终结点，最终双方追求的结果是在相互作用中实现共赢。只有一个人从单纯的“利己”、“利他”观中解放出来，人与人之间诚信、平等、友爱合作的关系才能建立，才能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的社会互助体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社会结构、社会利益等要素进行合理的调配和组合，使之达到平和、协调、全面，避免社会发展中出现失衡、片面、无序和对立的现象。这也就是墨家思想中“兼爱”的要求，即各社会阶层、社会团体和个人，都要相互关爱，彼此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在人民群众之间建立起和谐融洽的友谊关系，培养他们的民族精神、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意识，这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客观需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处理好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关系：人与自然地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使这四个基本关系长期稳定地处于相对和谐的状态，其中任何一个关系的不稳定、不和谐，都会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的稳定、和谐。

1、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和谐的前提与基础。人与自然是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与作用，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源，以谋求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同时又将放废物排放于自然界；另一方面是自然界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及生态退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有相互协调达到和谐状态，才能取得社会的健康发展。

2、建立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

妥善、协调何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个人与政府的关系是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基础。首先，我们要通过立法和法规，建立社会公平环境，为每一个公民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同时，要倡导社会的互助、协作精神，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调节作用。

3、建立人与自身的和谐关系

人的自身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和终极目标。人的素质高低，人的全面发展程度决定人的自身和谐程度。人的素质越高，道德水准越高，文明化速度越快，就越能促进人的自身和谐。建立和谐社会，就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树立社会主义理想，建立完善的人格、品质；培养健全的社会道德和自觉服务社会的意识；增强人文素养和职业技能，提高服务社会的本领，同时还要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只有不断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培养健康向上、稳定和谐的心理特征，提高自身文明素质，使自身成为真善美统一的个体，才能真正实现和享有社会和谐。

（五）“非攻”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推进，各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相互的依赖性也不断增强，各国之间只有建立友好、和谐的关系，才能推进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同时，中国已经融入到世界中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安定有序、和谐运行，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发展状况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世界的和谐相处来作支撑。为了建设安定有序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也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倡“非攻”的思想，倡导和谐世界的理念与政策。

目前，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尚未根本改变；局部的战乱、紧张、动荡此起彼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恐怖主义等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全球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多。严重破坏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面对新的挑战，世界各国应超越传统观念，坚持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争端，加强交流合作，增进相互协调，反对诉诸武力来解决国际矛盾和争端。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努力建设适应各国发展水平和要求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改革不合理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制，保障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平等发展的权利，充分尊重各国发展的多样性。支持世界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结语

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墨家思想也有其消极和不足的一面，例如，墨子倡导兼爱、非攻，强烈反对战争和暴力，主动放弃了以武器的批判来改造世界、赢得自身解放的途径与可能，把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从而使“兼相爱，交相利”的这种体现着小生产者政治经济利益的构想成为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不可能认识到，在阶级社会里，人们所以“不相爱”，除了“人的本性自私”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政治的、阶级的利益关系所致。同时，墨子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曾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于墨家思想，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分析方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研究整理和科学继承墨学思想精华的同时，坚持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升华和发展，特别是关于“尚贤、尚同、节用、兼爱、非攻”等与构建和谐社会思想一脉相承的的思想智慧，进行创造性的诠释，结合现实社会的需求和特点进行更深一步的认识和解读，赋予其时代价值，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墨家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篇2

一、儒家“和”的思想在古代的实践

儒家文化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文化, 在它传承千年的历史嬗变过程当中, 通过自身的创新、与时俱进, 杂糅它家的理念和精神, 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儒家文化。其中, 儒家的“和”的思想是其核心理念和主要精神, 它是几千年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动力, 也从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等方面对“和”的社会构建进行了伟大实践。

(一) 儒家先贤用“和”的思想解决社会矛盾、民族纠纷等现实问题, 努力构建“和”的社会

先秦时期设立了一种叫“调人”的官职, 即通过类似今天调解员性质的工作, 处理百姓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纠纷, 调处政府与百姓之间的矛盾, 以化解社会矛盾, 达到和谐的社会状态。《周礼》中有“以和邦国, 以统百官, 以谐万民” (1) 这样的记载, 不难看出, 古代统治者在治理国家的时候, 也注重运用儒家的“和”的思想, 以“和”作为施政的主导思想;以“和”作为方法统御百官, 营造君臣、官宦之间的和谐氛围;以“和”作为出台对农政策的出发点, 以此缓和地主、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另一个方面, 古代统治者也注重改善中原地区同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之间的关系, 《左传·襄公十一年》有如下记载:“子教寡人和诸戎狄, 以正诸华, 八年之中, 九合诸侯, 如乐之和, 无所不谐, 请与之乐之。” (2) 在大多数的古代时间范围内, 正是由于统治者施行了以“和”“和谐”作为主要的少数民族政策内容, 使得在生产力水平不太高的历史背景下, 和谐、融洽和共同发展成为了民族关系的发展主流。

(二) 将“和”“礼”作为人们处世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 力求人际之间的和谐相处、交往

孔子把“和”提出“礼之用, 和为贵” (3) , 将严格的礼仪规范、制度, “和”的思想提升到空前的高度, 将其视为为人处世的重要标准, 无论是君主、臣子还是普通百姓, 都要遵守相应的礼仪规范和制度。这样, 在一定程度上就甩开了阶级、阶层的束缚, 创造了一个较为平等的社会礼仪道德环境, 营造了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孟子也曾论说,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4) 。也就说, 时间优势、地理位置优势、人们团结的优势作为三个影响到是否能办成某件事情的因素, 其中, 人们的团结、和谐相处, 孟子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 从另一个侧面, 说明了人们的和谐相处, 一个团队内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的和谐关系, 是人们达到成功彼岸的重要因素。另外, 在人与人的关系中, 儒家还将“和”的思想应用到维系、处理家庭中的人伦、亲情关系。比如, 喻夫妻和悦为“琴瑟和谐”。又比如, 古代治家格言中所说“夫妇和而后家道成” (5) , “兄弟敦和睦, 朋友笃诚信” (6) 。

(三) 将“和”的思想应用于处理人与自然之间, 有努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局面的意识

儒家主张人与自然在相处的时候, 要遵循“天道”, 即要做到遵循自然规律, 不能从主观臆断, 想当然地贸然采取对自然的行动, 否则会受到自然的惩罚。这从另一个方面也体现出古人的“生态和谐”的思想。“不麛, 不卵, 不杀胎, 不殀夭, 不覆巢。” (7) “不违农时, 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 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 材木不可胜用也。” (8) 翻译过来, 就是说要求我们对自然要适度开发、开采, 注意尊重农时、农业生产规律, 以期获得可持续性的发展。“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 则斧斤不入山林, 不夭其生, 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孕别之时, 罔罟毒药不入泽, 不夭其生, 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耕、秋收、冬藏, 四者不失时, 故五谷不绝, 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 谨其时禁, 故鱼鳖尤多, 而百姓有余用也;靳伐养长不失其时, 帮山林不童, 而百姓有余材也。” (9) 可见, 在古代的时候, 儒家就将“和”的思想引入到人与自然的相处中, 进而粗浅地形成了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 并在实践活动中予以践行, 力求构建一种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

二、儒家“和”的思想对和谐社会构建的借鉴

儒家文化植根于中华大地, 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 杂糅、吸收了其他文化的诸多精髓的部分, 自身得到不断的充实、丰富。但是, 有一条主线贯穿于儒家文化中, 这就是“和”的思想。当下, 我们着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儒家“和”的思想将为其提供丰富的思想源泉和文化基础。

(一) 儒家所勾勒的“大同社会”的蓝景, 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可参考的人与社会的理想社会状态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10) 这是儒家为我们描绘的未来社会的蓝景。这里强调的, 恰恰是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时应该注意的几个方面。首先, 要在兼顾效率的基础上, 在不同的社会群体、阶层中推行公平正义。这是和谐社会得以建立的最重要的环节。二是提示我们今天的治国理政必须能遵守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因为权力是来自于人民的, 只有以人为本, 才能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制定、施行有益于人民的路线、方针、政策。三是提示我们要在承认个体差异的基础上, 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全方位发展。

(二) 儒家重“和”、重“礼”的思想, 为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提供了丰厚的精神资源和道德规范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 即爱人。《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者爱人”不仅要做到爱自己和自己的亲人, 还要做到爱他人, 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当今, 我们在着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而必要的价值观、理念就成为了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道德约束。以“诚信”“友善”“和谐”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它不仅是儒家“和”“礼”思想的当代反馈, 更重要的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必需的精神支撑, 我们在注重快速发展经济的时候, 也要注重理想信念的培育, 诚实守信、友善关爱、和谐相处的社会风气、社会氛围的形成, 这不仅可以为我们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同时, 也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交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儒家尊重“天道”、不违农时的观念, 对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 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有现实的启示作用

“天道”即生物生长的自然规律, 农时即是作物生长的周期性、规律性。儒家提出“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 百物生焉”的思想, 主张人应当尊重自然规律, 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及非对抗性。他们特别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 十分注重保护生态平衡。这也就要求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候, 不能单纯追求高GDP, 而忽视生态的可持续性的发展。我们的发展应该是既要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 又要保证可持续性发展, 做到对自然资源不过度开采, 发展工业的时候, 要通盘考虑, 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 要给我们的子孙留下碧水蓝天, 也要给他们留下足够生存、发展的充足资源。

注释

1周礼·天官冢宰第一.

2左传·襄公十一年.

3论语·学而.

4孟子·公孙丑下.

5幼学琼林·夫妇.

6陈子昂.座右铭.

7礼记·王制.

8孟子·梁惠王上.

9荀子·王制.

墨家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篇3

关键词：老子 和谐思想 和谐社会

“和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个体与群体的和谐，我们民族的理想正在于此，……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正是在于这种伟大的和谐思想。”[1]老子、孔子、墨子等先秦诸子的思想中都包含了很多对和谐精神的真理性认识，老子的见解尤为独到，在《老子》一书中，“和”字出现了7次，如此频繁地使用这一概念，充分说明了“和”的观念在老子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和”是老子追求的最高境界。有学者甚至认为，老子的哲学就是关于和谐的哲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很有必要借鉴老子的和谐思想，汲取传统文化的智慧。

一.致虚、守静---构建个人身心和谐关系

个体的身心和谐是实现方面各和谐的基前提，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2]（第12章）（以下《老子》引文均出自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只注明章数）因此老子认为修道者要做到“致虚静，守静笃”（第16章）。人的心境原本空明，但往往为各种欲望所蒙蔽，观物不得其正，行事则失其常，只有通过“致虚”和“守静”，才能恢复心境清明。老子认为人应“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第19章），明了人的物质欲望永远无法完全满足，人类应该节制个体的物质欲望，从无尽的物质诱惑挣脱出来。

当今社会，很多人疯狂追名逐利、追逐物质的满足，致使心为物役、身心分裂，人应当据此反思，权衡利弊，真正把个人的名利地位视为身外之物，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态。心平才能气和，内和才能外顺。老子的致虚、守静、见素抱朴之道使人明了真正的幸福与快乐不仅仅在于物质、感官的满足，精神的升华、内心的宁静才有利于个人自身身心的健康和谐。

二.为而不争—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在人的道德修养问题上，老子提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8章）老子认为有崇高道德修养的人应具备水一样的特质，利万物却甘心处卑下之位，奉献自己，帮助别人，不与他人争名夺利。老子认为人取得成功却不将功劳据为己有别人却往往会归功与你，“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第2章）。争功反而适得其反，“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第24章）。老子还主张宽容待人，诚信待人，以善对待不善，以诚对待不诚，以一种宽容仁慈的态度对待他人。

从我国现阶段的情况看，人与人之间不和谐因素的存在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些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要靠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另一方面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也是重要手段。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的观念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更新与发展，出现了公平正义观念等先进理念；同时，一些阻碍社会发展的腐朽、落后、反动的观念依然存在。这些落后观念对社会风气影响非常恶劣，如果任由这些观念蔓延与发展，就会对当前社会的总体发展与进步造成消极影响。社会发展需要人们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这是调节个人的行为、处理个人与他人和社会关系的必需，全面、多种渠道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是构建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损有余以补不足、以百姓心为心—构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关系

老子认为，天之道注重平衡，能够“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第77章）。与之相反，人类社会实行的却是不断剥夺贫穷者来满足“有余者”。因此，老子希望“有道者”注重社会平衡，以“有余”兼济天下，消除社会贫富差距。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妥善处理目前存在与各阶层之间的的利益差别，使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公平的成果。[3]老子的平衡思想为我国现阶段解决各阶层矛盾提供了有益的思路，构建阶层和谐不是大搞平均主义，而是要防止贫富差距无限制扩大，甚至出现社会“断裂”。政府应关注弱势阶层，提高其收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改善弱势阶层的的生活处境，缓解阶层矛盾。

老子主张统治者以民为本，“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第49章）。为政者不应有私心贪欲，凡事把群众装在心里，尊民心，重民意，走群众路线。老子认为统治者不应高高在上，单纯充当人们的管理者，今天，我们应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老子提倡“无为而治”，并非主张无所作为，啥事不干，而是强调统治者必须高度尊重事物自身发展规律，不可单凭主观意愿行事。老子在追求主观愿望与客观规律的统一上，高度重视、特别强调客观规律这个矛盾的主导方面。老子提出“治大国若烹小鲜”（第60章），今天的执政者应自觉运用执政规律，制定科学合理的长期发展战略，而不能仓促推出新的政令，运行后发现问题再频频喊停。这种朝令夕改的行为不仅造成国家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浪费，在民众心中，政府公信力也在逐渐削弱，政策严肃性难以体现。

四.道法自然—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老子认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老子指出人只是域中“四大”之一，也必须效法“道”行事。人应尊崇自然规律，顺应规律，维护自然系统本身的和谐，不尊重规律而胡作妄为就会遭到自然界的惩罚。

人的和谐发展是以自然环境的和谐为前提的，但当代社会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对大自然疯狂索取，甚至可以说是对自然进行掠夺式开发，“征服自然”的口号长期充斥人类世界。针对这种观点，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4]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有助于人类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对自然界不负责任的改造势必对人类自身的发展造成消极影响。我们应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保持人与自然的互动双赢，绝不能以牺牲自然和环境作为代价，换取短暂的生产力的发展。

五.兵者，不祥之器、大者宜为下—构建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关系

老子是典型的反战主义者，“夫兵者，不祥之器”（第31章）。老子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主动发起侵略别国的战争，即使参战，也是不得已的防卫战争。老子提出了大国与小国之间的相处原则：“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第61章）老子认为大国对待小国应有谦和包容之态，不能恃强凌弱，这样小国自然会尊重大国，双方和谐相处。

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社会两大主题，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依然尖锐，特别是一些追求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大国对世界和平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打着“友谊”的旗号欺侮、压迫小国、弱国，大国完全掌握国际关系的主动权。老子“大者宜为下”思想提示我们，一是一个国家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之后不能选择称霸，称霸的后果是以武力征服更多的国家，这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二是大国要主动与小国、弱国友好相处并开展合作，实现双方共赢发展，这才是实现国与国之间和谐的根本途径。当代中国对外坚持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参与国际竞争，坚持“不称霸”原则；对内革新内政，奋发图强，励精图治，践行科学发展观，这才是老子“大者宜为下”思想的体现。

老子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尽管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与老子的时代相去甚远，我们所构建的和谐社会也不同于老子所幻想的“小国寡民”的社会图景，但老子和谐思想对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之江新语.[M].浙江：浙江出版社，2007，第150页

[2]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06页

[3]陈凤.阶层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J].三峡大学学报.2011（33）：128-12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

墨家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篇4

[摘 要]《矛盾论》第一次系统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详细的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辩证关系和矛盾的同一性斗争性及其辩证关系等，为我国革命建设时期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如今，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国际关系等社会各领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如何顺利巧妙的解决这些矛盾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因此，我们需要重新研读《矛盾论》，从书中提炼出解决现有矛盾的基本思维和处理办法。

[关键词]矛盾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矛盾论》的写作背景

（一）思想环境分析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到《矛盾论》写作完成，党内出现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左倾”错误思潮。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共产党开展了土地革命，在此期间毛泽东提出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被拒绝。李立三认为“城市是敌人的头脑和心脏，乡村只是统治阶级的四肢。” 由此，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第一次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占据了主体地位。在党内占据时间最长，给党的各项事业造成的损失最严重的就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二次左倾错误思想路线。王明在工作部署中坚持苏联革命的成功经验，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无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工农武装割据、武装夺取政权的思路，其结果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导致红军惨败被迫离开江西，开始艰苦卓绝的长征。

（二）地理环境分析

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之后，红军队伍在陕北胜利会师。一九三五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国民党和共产党于一九三七年开始第二次合作。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是主力军，属于正面战场，而共产党位于抗战大后方，绝佳的地理位置给毛泽东同志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学习环境，有更多的时间阅读马列专著。

二、《矛盾论》的理论来源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矛盾论》的理论基础

为了能够学习更多马列主义书籍，毛泽东来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打工，利用工作之便饱览群书。在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曾被人机讽“狭溢的经验主义者”，这大大刺激了追求理论修养的毛泽东。因此，发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是毛泽东极端重视的工作内容之一。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共产党位于大后方的第二战场，给毛泽东提供了较为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有列宁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主义》、《关于辩证法的笔记》、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等书。这些书给毛泽东关于矛盾的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中古传统文化中的哲学丰富了《矛盾论》的内容

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始于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 ”后经汉代董仲舒唐代韩愈深入研究，宋朝时的周敦颐、程颐、程颢不断发展，于南宋朱熹和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达到最高成就。毛泽东是秉持着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哲学，并不断赋予其新的含义。

一方面，毛泽东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精华。毛泽东吸取了古代文化“相反相成”的观点，用它来表示对立面的统一，即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指出对立面双方既同一又斗争，推动事物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他对传统哲学进行补充，赋予其新的含义。毛泽东的新陈代谢规律与老子的“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的循环论思想，与王安石的“新故相除”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显然有一定的联系。不同的是，毛泽东克服了老子的历史循环论思想和相对主义世界观，同时又从事物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角度，更新了“新故相除”的理论内涵，用事物内部新旧因素的对立统一，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方向。

三、《矛盾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日趋复杂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分析到，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也就是对抗性矛盾，另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即非对抗性矛盾。

目前我国存在敌我矛盾较之前的更为复杂。就国外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经济上、科技上、政治上、军事上的优势，极力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活动。在国内，虽然不存在两个对立阶级实体之间的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的某些表现还存在着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如：党和人民同贪官污吏之间的斗争，破坏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敌对分子之间的斗争，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内同国内外散布腐败的矛盾斗争。对于我国存在的对抗性矛盾，应该采用专政的办法去解决，而不能心慈手软采用了说教的方式，必须用法律武器去裁决这些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事情。

我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的各方面同样存在着复杂多样的非对抗相矛盾。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体制创新进入攻坚阶段将触及深层矛盾问题、劳动者就业结构和就业方式不断变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等。这些矛盾和问题，绝大部分属于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民主的方法、和平的方法、说服教育等方法妥善加以解决。所以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分析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

（二）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要在坚持矛盾普遍性的前提下，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特殊性的重要表现就是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在复杂事物中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不平衡性；同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不平衡性。因此，我们需要在解决矛盾中善于运用“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方法。

我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为了解决我国现阶段的矛盾，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只有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才能为解决其他各种社会矛盾创造有利的条件。

参考文献：

墨家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篇5

【摘要] 如何实现中国社会工作在理念、过程、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的本土化呢？在向西方和港台地区社会工作发展模式借鉴、学习、交流的同时，我们一直未关注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工作中寻找启示。本文主要从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中，就三个方面谈谈其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关键词]梁漱溟 乡村建设 社会工作本土化

引言

梁漱溟先生被称为“最后的儒家”。在人们的脑海里，梁漱溟先生有四种形象，哲学思想家、乡村建设运动领袖、政治上的中间派，以及50年代知名的受害者（艾恺，1996:1）。但梁漱溟先生一直以“我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自居，他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在当时中国的救国方案中独树一帜。他很少“坐而论道”，提倡关注社会问题，一有所悟便去力行。

对梁漱溟先生的乡建思想和实践做过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梁漱溟先生和他的追随者更像乡村的社会工作者，他的乡村建设实践中贯穿着一套助人模式。目前，学术界也有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崔效辉在《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切入点：农村社会工作》一文 中，明确提出了乡村建设运动也是一场本土化色彩浓厚的中国社会工作探索运动。我们在本文中拟从理念、过程和方法这三个层面来明确这种认识。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体现的助人模式理念建立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乡约精神——“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之上（梁漱溟先生对乡约精神进行了符合时代需要的改造），通过在乡村基层重建文化，村民实现自救，也即是达到“助人自助”的目标。梁漱溟先生认为，“总言之，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所在。”（梁漱溟，1989：611）从具体的过程来看，乡村建设以乡农学校为主，通过教育使农民自觉，让农民自己去建设乡村自治、乡村自卫、乡村教育、农业改良、农村金融、合作组织培育、乡村卫生事业以及风俗改良等方面，从而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从方法上，其以小范围的乡村为起点，采用乡农学校的组织形式。一方面使农民习惯并适应团体生活，另一方面，引进西方科学的知识方法。“但怎样才能把知识方法学进来？这就要靠乡村组织做到„使内地乡村社会与外面世界相交通‟这一点”（梁漱溟，1989：646）。以此改变乡村贫困问题，把乡约中消极的互助精神改变为积极的团体救助政策。总之，从理念、过程、方法来看，梁先生的乡建思想和实践“蕴涵着一种生长于本土的，与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传统相适应的有效的、制度化的助人模式”。（王思斌，2001:57）按照王思斌教授的定义，我们可称之为本土性乡村社会工作。而这一点，目前学界并未有人进行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将其同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联系起来。有关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研究，从理论的角度，有的学者对社会工作本土化和本土性社会工作的概念作比较，并对我国内地的本土性社会工作做理想类型的划分，如王思斌教授将助人系统分为“民间系统”和“政府系统”（王思斌，2001:58）。从实践的角度，有些学者深切探论社会工作中国化的重要性、具体途径和成功经验，如从社会工作教学基地的建设方面谈对西方社工精神移植中国本土的重要性（李洪涛，1996:23-24）；还有从上海市社会工作的实务为例，提出中国社会工作实现本土化的必然途径应注重政府主导下的社区社会工作发展，并以社会发展为主题（张昱，2004：8-12）。此外，也有通过对不同文化中妇女自我概念的实证研究，探讨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特别是妇女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刘梦，2001：28）。但我们认为这些对本土化的讨论偏重于现状和展望，而没有很好的反思社会工作在我国独特的历史过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的确蕴涵着一套中国社会工作的助人模式，目前我们在思考和探索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道路时，反观这段历史对我们是极其有意义的，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的目的是重温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的思想和实践，来谈它对当前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启示一：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念：个人道德——社会和谐

梁漱溟所著的《东西方文化和哲学》中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是乡村建设理论的哲学基础。1931年梁漱溟在山东建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该研究院设立的宗旨是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解决当时的社会实际问题。即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为此，他通过建立能够沟通调和中西文化的乡村组织，引导农民通过自身努力创造新的道德风尚和规范，利用合作生产，相互救助，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梁漱溟先生清楚的认识到西方的理念与中国精神的不同，主张通过调和二者来构建新的团体理论。他说，“我们中国现在所急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团体组织，就是要往团体组织里去变；而求得团体组织之道，在中国是必须发挥伦理关系，发挥义务观念。换句话说，就是必须以中国的老道理为根本精神。恰巧现在西洋的团体组织之道也正在那里变：由„权利观念‟变为„义务观念‟，这样一来，便与我们相合了。”（梁漱溟，1989：665）可见梁漱溟的乡村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便有了传统的儒家理念和西方团体主义精神调和的味道。

相比较而言，我国当前的社会工作者虽认识到西方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来源于新教伦理、费边主义和西方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在我国2 0多年的社会工作实践中，鲜有学者明确提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应有的哲学基础，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念模糊不清。以至于有学者断言：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了20多年，进展缓慢，现在看来，正是因为我们提出了所谓的社会工作本土化，导致我们走了弯路。但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走了弯路是事实，不过本土化本身没有错，错在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很好的回答本土化的基本问题，如哲学基础和理念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对本土化的理解不清。崔效辉在《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切入点：农村社会工作》一文中指出，所谓本土化就是在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基础上，把来自国外的社工理论、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有机结合起来，使这种结合后的社工理论、方法能够有效地服务中国的社会。我们认为其中还有一个更基础的结合问题——西方社工理念同中国的本土理念的结合。大陆的社会工作研究者和实践者，似乎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一直忽视了这个问题。在强调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这样一些问题：作为救助、矫治和发展的中国社会工作有哲学基础做支撑吗？如果没有解决理念问题，社会工作职业化在我国发展下去会不会导致功利化？换言之，没有适合本土社会的社会救助理念，一味注重移植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向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最后我们会不会面临这样一种困境：社会工作本身被方法异化、社会工作者本身变得功利化。笔者之一曾在一次全国社会工作师资培训班上，听到一位学员谈他对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看法，他的大意是如果是他的小孩，绝不会让他学社会工作专业，理由很简单，“父母平均花费5-6万元培养自己的孩子读这样的专业出来，去从事社区工作，工资报酬、社会地位那么低，岂不是浪费。”当时在座的闻者对他的说法多表示附和。可见，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念，我们这些从事第一线教学研究的社会工作者还未能明确，提专业化、职业化是不是太早了？或者说这样的专业化、职业化后的中国社会工作还是社会工作吗？同时，对自发的民间救助团体也无法进行高度的整合。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的确面临着一个困境：如何确立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念？其实梁漱溟先生在他展开乡村社会工作之前，也面临同我们一样的困境，不过梁先生明确了乡村建设、乡村社会工作的理念，这对于我国的社会工作本土化是很有启示意义的。我们尝试着认为，中国社会工作的理念要既高且明确——以发明和完善个人道德为始，调和西方理念和本土文化价值观念，用本土性的自身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进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完善与和谐。

启示二：发展基层社会工作组织，增强社会工作者的沟通能力

梁漱溟将乡村建设运动的起点放在农村，建立乡村自发救助系统，解决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贫困问题，进而向现代化迈进。他创造了一种以新文化为基础的团体组织，即“乡村组织”，乡村组织的具体办法是——村学乡学，亦即乡农学校。所谓乡农学校，即在村建立村学，在乡建立乡学，将学校与政权机构合为一体。其“意在组织乡村，却不想以硬性的法令规定其组织间的分际关系，而想养成一种新礼俗，形著其组织关系于柔性的习惯之上。”（梁漱溟，1933：105-124）有学者认为：“梁漱溟希望的是通过学校中心废除官僚主义政府这个农民的祸根，相反，通过学校这种组织形式以及在作为教师而与农民相联系的乡建干部，政府就将与农民相联系。„政府学校化‟将反过来导致„社会学校化‟，这样就能将农村改造成为一个儒家集体主义思想的大学校。这种态度是设法打消农民对政府及公共事业那种传统的疑虑和敌视，而代之以农民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非传统的能动主义。通过村一级的参与民主，政治的力量将自地方有组织的民众，上达于与国家；而不再是发自上层庞大的官僚机构所分布的官方命令。”（艾恺，1996：254）

乡农学校的组织由四部分人构成，学众（全体乡民）、学长（监督训导）、学董（行政管理）、教员（乡学又有辅导员）（乡村社会工作者）。用梁先生的话来说，“这四部分人就是四个独立不同的作用，……。这四个独立不同的作用，还可以各用一个名词来代表他，就是：学众即立法作用；学董即行政作用；学长即监督教训作用；教员即推动设计作用。”（梁漱溟，1989：697）

总而言之，他试图以乡农学校的组织形式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引入农村，引导农民联合，实现乡村和农民自力。另外也需要经过训练，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乡村社会工作者进行引导和教化。由此可见，梁漱溟淡化了政府组织的介入，他的乡农学校用今天的眼光看来，颇似非政府组织。其中的教员和辅导员是新文化的体现者，“他们多半是外来的人（不是本村或本乡的人），他们多半是在研究院受过训练或讲习的。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大的团体（乡村运动团体）分派出去负责使命作新的运动的。他们都负着帮助乡下人的使命，他们得到后方大团体的帮助——材料与方法的供给，然后再用以帮助乡下人。”（梁漱溟，1989：687）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

联系到目前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现状，社会工作的发展太重视政府的主导作用，这明显不符合“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趋势。基层社会工作组织没有发展起来，各社区委员会没有转变角色，不能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基层组织的主导力量。目前来看，基层社会工作组织主要以非政府组织（NGO）和非盈利组织（NPO）的形式在发展，但发展缓慢，举步维艰。原因在于，一方面组织中的社会工作者缺乏专业训练，理想主义精神不足；另一方面是政府对独立的第三部门发展支持不足。在西方，非政府组织是社会工作的主要载体，但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现代化程度同西方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发展出有本土特色的非政府组织，也将是目前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一个难点；同时，民众对社会工作的误解也比较普遍，如“认为咨询员是法院的法官，可以申张正气，是街道的调解员可以在两边做说服工作。当得知我们是妇联学院办的机构，就将我们当作专为受气妇女撑腰、出气、打官司的娘家人。误解和过高的期望为工作带来了难度”（李洪涛，1996b:24）。这些问题都说明了目前我国的基层社会工作组织还能发挥出社会工作应有的功能。

梁漱溟的乡建思想和实践对团体的科学精神的强调，对乡村社会工作者理想主义精神的培养和专业训练，对我们社会工作本土化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通过淡化政府对社会工作的介入行为，以基层社会工作组织为起点（如大力进行社区建设和发展NGO），发动基层群体能动作用，使过去由自上而下政府引导福利发展转为自下而上的自我救助，这对市民社会发展程度不足，建设资金匮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一些地方的成功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张昱以上海社会工作发展为例，指出，“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把一些社会事务放到社会中，希望社会自己解决一些自己的事务。……那么，在社会建设中，应该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体承接政府返回的社会事务？矫正社会工作、禁毒社会工作、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体系的建设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即通过组建社会团体的方式承接由政府下放的社会事实。……这些思想和实践已经超越了以往由政府直接管理这些事务，由政府直接为对象提供服务的行政模式，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张昱，2004：9-10）

启示三 立足本土，从传统中国文化中寻求社会工作的具体方案和方法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两大轴心是乡农学校和合作运动。他所建立的民间自我救助系统的核心是乡农学校，这种组织模式或曰具体方案是梁漱溟先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出来的。他在山东菏泽中学的改革，正可以看成是整个社会改革方案的一个缩影。

在这样的学校中，其“谋求的是对整个人的教育——感情和道德上的指导及知识上的丰富，……学校也强调小组——这种存在与学生之间及师生之间的非组织性的相互影响”（艾恺，1996:153）。后来，梁漱溟认识到“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的乡约精神过于强调个人道德素质，而相对缺乏社会责任感。同西方相比，中国缺乏的是团体生活，中国人没有纪律习惯，没有组织能力。因而他认为在借助传统的乡约时，要改变其中的义务观念，“这个义务观念与以前说的义务观念又不是同一点，以前所说的义务观念只是此人与彼人彼此个人间的（如父对子，子对父，君对臣，臣对君等）；而现在要有的是：个人对团体，团体对个人的义务观念”（梁漱溟，1989：664）。为此，他在具体的方案中加入培养社会成员组织观念和使其适应团体生活的内容。如“学生坚持写日记，记录感情、道德及学业上的情况，这个日记要交给班主任看，通过看日记，班主任了解了学生的内心生活，就有充分的准备给他们进行帮助。”（艾恺，1996:169）这些方法同西方社会工作中的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的方法有相通之处。

在如何使公众成为团体的一分子，他提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要对团体其他成员有关切心；其二是关心过问团体的公事不放松。其中的关切心，可以与现代社会工作中强调的同理心进行比较。“所谓„关切心‟，就是说，团体里面的每个份子，对于团体的事都要知道关切注意。”（梁漱溟，1989：679）。当然，关切心与同理心不是一个概念。同理心（Empathy）意思是“移情作用”，同理心是做好社会工作的前提。同理是一种设身处地的态度，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来理解其行为与感受。可见关切心是同理心的前提条件，同理心是关切心在面对面的互动层面具体而微的体现。因而，我们在社会工作中强调同理心的伦理价值时，需要先注意对关切心的培养。此外，梁先生还提出乡农学校不用无情义的方法，偏重德教而不是法律，多用教育而少用法律解决问题。如《村学乡学须知》中所说：“学长是要领导众人学好的。凡不学好的人应本爱惜他之心而训饬他。或背地里规劝他，不令人知，以给他面子，不要等他小恶养成大恶，触犯刑罪！”这样的方法对于社会工作者仍有现实意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正在试图以传统心理来面对现代社会，因此，人情、面子、关系乃至情理是交往的准则。如果简单套用西方贯穿理性主义主线的社工理论和方法，恐怕是难以操作的。

概而言之，梁漱溟通过建设调和东、西精神和理念的乡村组织，把散漫落后的乡村社会改造成一个蕴涵新的义务观念的团体组织。具体方案是建设乡学、村学、即乡农学校，把乡约中消极的互助行为改变为积极的救助行动，民众通过合作的方式来发展农村的生产力，逐步解决乡村的贫困问题，继而改造整个社会，实现乡村建设运动的最终目标。并使个人生命和生活有所保障，个人能力和人格受到尊重。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了20余年，尽管有本土化的旗帜，也认识到西方的社会工作具体方案和方法不具有文化适应性。但在目前200多所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大专院校中，课堂上仍传授的是西方的社会工作方案和方法，教学和实践相脱节。其中有个别院校的教学实践基地对自己定位不清，似沦为咨询一类的心理医生角色。国内学者，如刘梦教授强调，“为了使社会工作扮演更有效的角色，社会工作教育者应该重新定义社会工作实务的重点、知识和价值基础，在发达国家引进知识和实务过程中，社会工作教育者应该重新定义西方的概念，如社区、人在环境中等，他们需要修订和发展出植根于本土的社会经济环境的概念性框架和方法论。”（刘梦，2001：28）但目前，这样的工作还没有引起本土社会工作者的重视，也没有人去很好的反思我国本土性的社会工作，以便可以从中发展出一套适合我们中国社会工作的概念体系、理论方法和具体方案。王思斌教授曾提出过亲友互济系统及其群体力量投入的本土性社工方案和方法，但并引起大家认真关注这一问题。

刘梦教授的主张可以称的上是对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实践的本土特色给予了一个的高度概括。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他的思想和实践启示我们，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应立足本土，从传统文化中寻求解决中国社会救助问题的方案和方法，而不能机械盲目地引进或照搬西方的社会工作方法。

结语

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社会工作本土化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此外，香港和台湾地区已基本完成了社会工作理论、方法的本土化过程，这些地区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借鉴的局限性。理解在当前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文化、体制和心理背景等因素，是能否成功创建符合中国社会需要的社会工作模式的关键。回首梁先生的实践，他的那种崇高的理念，对组织农民自觉的热情，和对立足本土来解决社会需求的坚定决心，那种教育者与实践者高度统一的精神无不震撼着每一个社会工作者激动的心弦，1996，《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梁漱溟，1933，《村学乡学须知》，山东邹平书店。梁漱溟，1989，《梁漱溟全集（第一卷）》，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王思斌，2001，《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浙江学刊》第2期。李洪涛，1996，《教学基地——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实验园地》，《中国社会工作》第4期。张昱，2004，《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上海社会工作发展过程分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墨家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篇6

摘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是社会建设的主体。和谐社会建设与每个人息息相关，需要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只有每个社会成员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脚踏实地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自觉遵循社会规则和公共秩序，做好本职工作，社会才能更快更好地实现和谐。

关键词： 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 构建 思想渊源 特征 内涵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最初是在共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明确提出来的。在这之前，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大上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时，曾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目标明确地提出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同以往其他社会形态标榜的社会协调与和谐，不仅是一种社会状态，也是一种治国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表明我们党如今更加注重社会和谐、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已经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四位一体扩展[1]。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渊源

人类自产生之时起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人类社会历史，其实也是人类追求社会和谐理想的历史[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不只是立足于对现实的深刻反思，而是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

（一）深厚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底蕴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社会和谐的理想。

儒家创始人孔丘说过：“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即：君子在人际交往中与他人和谐友善，但看法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和而不同”思想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肯定了世界的多样性，同时又维护世界的和谐相容性[3]。

《礼记-中庸》指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说只有达到和谐．才能理顺自然、社会秩序．万物因此而发育生长，社会因此进步。“尚中贵和”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几千年来一直影响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思维方式。“尚中贵和”主张人们在社会交往及为人处世中要推行中正之道，坚持“和而不同”，与大家友好相处，相互协作，共享祥和[4]。

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礼记·礼运》中描绘的“夫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格物、致知、修身、齐家、平国、治天下” 历代仁人志士的目标不就是建设这样和谐的“大同”社会么？

当然提到儒家，就不能忽略黄老之学，老子是道家思想的代表。黄老的“无为而治“、“小国寡民”是面对战乱之后，出的治国方案。《老子》中指出：“小邦寡民，使什佰人之器毋用．使民重死而远徙。有舟车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邦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政策确实适合战乱之后的中国，老子的时代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姓亟待休养生息，经不起折腾。所以老子认为最好的政治是无为而治，统治者应尽可能给人民以自由，对待百姓要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第六十章）就是说治理国家就像烹饪小鱼一样，不能随便翻弄，主张自然无为，强调敬畏自然，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道家另一个代表人物，庄子，庖丁解牛表达了他“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主张。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只要不断总结经验，就能够从实践出真知，把握自然规律。道家思想中的“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是通过“无为”这种方式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

《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儒家和道家都学易经。儒家的包容和道家的顺天，都可以从中找到影子。这又可以归到中华民族的和谐精神里，在中国长期的社会发展中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衷共济、家和万事兴等等都是对这种和谐思想的注解和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善于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思想文化资源并进行创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是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思想文化资源并进行创新的结果[5]。

（二）坚实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关于未来和谐社会的构建包括四个方面。1.实现和谐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的必然。资本主义制度相较于封建制度虽然有历史进步性，但由于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让位于更加和谐的社会符合历史发展规律。

2.实现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是生产力巨大发展，只有生产力巨大发展，才有可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方法，才能达到真正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曾错误地认为，不经过生产力充分发展而幻想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在历史上已经吃过大亏了。

3.未来和谐共产主义社会一定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社会，即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资料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的组织化、社会化的程度大大提高，阶级和国家已经灭亡，人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不用担心社会出现怠惰状况，因为，劳动没有异化，“劳动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

4.“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和谐社会最高境界。“代替那有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的重要构想，指人的能力和潜能充分发掘，人的多样性需要不断得到满足，人的社会关系日益丰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的自由个性充分张扬[6]。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政党，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未来和谐社会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明了方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逐步变成现实，它完全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三）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积极总结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提出了反对不利于团结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能调动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国家就能够处于和谐态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克服了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的错误认识，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这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只有正确处理好这些矛盾，使社会矛盾达到基本平衡，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处理得当，社会才能在有序环境中建设得更好[7]。

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社会发展思想的基础上，继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探索。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蕴涵着丰富的和谐思想。他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小康社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目的都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使国内保持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谐思想还表现在要求保持政治稳定上，“稳定压倒一切”，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共同富裕，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建立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发展生产力需要稳定。一切从我们所处的时代特征出发，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成功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并作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贡献[7]。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强调：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要在发展中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重要思想正确回答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一系列重大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四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是深邃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为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财富，全面把握他们和谐社会思想的精髓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不是主观臆造的产物，而是在总结中华民族和谐思想的文化底蕴，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可以这样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

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概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不是孤立存在的，构建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

1.发展。发展是和谐社会的本质和核心。和谐社会首先是一个发展的社会，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发展是构成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不发展和发展不快本身就构不成和谐。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抓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经济和社会事业处于高速、健康、稳定发展的状态，因而造成了政通人和、安定团结的和谐社会的良好局面。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创造更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使国家的整体实力不断增强，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9]。

2.正义。正义是一种德行，是社会正气的内在特质。在法治社会里，正义是合法性的体现。正义的社会要求人们积极向上，明辨是非，坚持真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得到充分弘扬，社会各群体、阶层、成员和利益集团之间关系融洽、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形成一种无根本利害冲突的良好氛围。正义的社会并不是说没有矛盾，而是要求社会中出现的矛盾通过法治和德治的手段加以解决[10]。

3.公平。只有社会公平，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融洽协调。公平的核心是处理好利益关系，达到利益和谐。公平不是绝对的，而是指社会各方面、集团、个人之间的大体协调。我国目前正处在体制转换、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过程中，这也是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易发多发期，社会公平日益成为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理顺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公平、合理的社会利益格局，才能保证整个社会的和谐。

4.有序。有序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和社会活动的基本目标。马克思认为: “秩序是一定的物质的、精神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固定形式，因而它们相对摆脱了单纯偶然性和任意性的形式;建立社会秩序的目的归根到底是要创造一种安居乐业的条件。”[11]和谐社会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就必须发挥秩序的作用。

5.效率。和谐社会不仅公正、自由、有序，而且要创造最高效率。人们常把效率与公平作为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其表现在：没有效率就没有经济的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不讲公平则可能导致收入悬殊、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稳定。必须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政策，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效率必须具有优先性，确保效率最大化，坚持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准确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

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可以从几方面来把握：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是社会建设的主体。和谐社会建设与每个人息息相关，需要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只有每个社会成员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脚踏实地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自觉遵循社会规则和公共秩序，做好本职工作，社会才能更快更好地实现和谐。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是人民共享的[12]。改革发展的成果必须由全体人民共享，惠及全体人民，但是又不是追求平均主义。这就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完善的会主义制度，不断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保证基本的公平、正义，使人们普遍分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收益。

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最大的中国特色，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最根本保证。当前出现的一些问题和不和谐因素，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与道路本身的问题，而是转型时期、现代化进程中带来的困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完全可以靠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来解决，而这也正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和特色。

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无数的个体的人才组成了一个社会，离开了个体，社会就无从谈起[2]。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以人为本，就是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以人为中心，维护人的尊严，尊重和保护人权，是以人为本的尺度；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是以人为本的要求；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是以人为本的保证；依靠人民群众，使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成为社会发展成果的支配者与享用者，是以人为本的目的。和谐社会要以人为本，就必须够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精华，不能封闭和僵化，要开放并充满活力。社会管理体制要能够根据新的现实变化不断创新和完善。

4.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目标与过程和谐统一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一致的，也同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构建和谐社会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目标。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不平衡、不协调的现象以及各种社会矛盾会始终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谐社会不可能完全消除社会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我们必须把握长远性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的统一，既要看到诸多有利条件，坚定信心，积极推进；又要看到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操之过急、急于求成，必须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加以推进[9]。

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在建设小康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中国能否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关键在于党和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及其从各方面提供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

1、发展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物质保障。构建和谐社会同样需要以充足的物质条件作保障，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发展。和谐的发展，必须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要在“五个统筹”的基础上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统一考虑。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构坚持以人为本，不仅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且要相应提高人自身的各种素质，同时要从体制上保障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权利的实现，这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出发点。

2、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贯彻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政治保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表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且表现在政治上能够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以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利，能够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维护社会稳定。只有大力发展民主政治，努力构建和谐社会，才能最限度地凝聚公众的智慧和力量，维护公众的权利和利益，获得公众的认可和支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直接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能否充分发挥，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人民群众的权益能否得到根本保障，社会能否稳定，人民能否安居乐业，党的领导能否有效实现。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努力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优化发展环境的重要途径。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要进一步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要大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促进社会公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要坚持党的群众工作路线，努力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13]。

3、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形成全民族的精神支柱，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撑。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以强大的文化建设和不断积累的精神文明作为智力支持。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发挥文化对人的引导、教育、塑造功能，从而营造民主、健康、文明、进步的社会氛围。同时，社会的和谐发展，还需要由具有崇高理想信念的社会群体共同去创造。和谐社会是更高水平的社会形态，它以人的自觉、合法行为作保障，这对人的素质要求将进一步提升。因此，在当前体制转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时期，必须把握文化发展的特点，促进文化建设的转型。

当前，文化建设需要我们更新文化发展观念，培育文化发展主体，拓展文化发展功能，打造文化发展精品，寻求更多文化发展载体，真正加强文化发展的管理和服务。

发展先进文化还要进一步培育公民的社会认同感，形成构建和谐社会的共识。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必须尽快形成广泛的社会认同感，它包括对政府及政府职能体系的认同、对政策和法律的认同等。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有一个统一的认同感，否则和谐社会的达成将是一个充满曲折的历程。

4、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政府转型，创造“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条件。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社会的首要治理主体。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公共事务的治理、公共资源的分配、社会矛盾和社会利益的协调等方面有着其它部门无法替代的作用。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服务的基本内容有: “维护性公共服务、社会性公共服务、市场化公共服务等。”

[14 ]其实质是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社会化，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使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尽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强透明、强化责任。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建设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政府在公共服务过程中，必须依法行政和责任行政，依此来确保人民的各项权利和利益，这就需要大力建设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和谐社会必然是一个责任社会，要求政府、公民、社会等各负其责。只有社会各个部门尽其职责的社会才是和谐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责任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政府是公共权力的代有者和行使者，而公共权力又都具有强制性，这种权力如果不负责任地行使，将会造成极大的恶果。因此，政府首先是一个责任政府，这样的政府才能做到心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同时，和谐社会要求政府必须依法行政，一个社会如果政府不能够带头维护法律的尊严，那么构建和谐社会将是一句空话。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的责任和依法行政的自觉性，努力推进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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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篇7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环境,和谐社会

一、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一）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背景

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各国生产关系调整而出现的一种新的政治思潮。又被称为“绿色社会主义”或者“绿党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首先出现在德国，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等社会背景。(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大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推行生态殖民主义，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全球性生态危机更加尖锐，人类的生态环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生态问题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生态社会主义正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殖民主义进行批判的产物，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矛盾关系发展的产物。(2)生态社会主义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群众运动发展的产物，生态社会主义是随着绿色运动和绿色组织而产生和发展的，是在西方严重的社会危机导致的“新社会运动”的大背景下孕育的。(3)生态社会主义是绿色运动发展中生态学原则和系统论相结合的产物。生态学和系统论为绿色运动和绿色组织提供了思想武器，绿色运动和绿色组织给生态学和系统论提供了物质力量，二者的结合促生了生态社会主义。(4)生态社会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传统价值观念日趋崩溃的产物，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取向发生重大变化的反映。

（二）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

生态社会主义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80年代得到近一步的发展，到9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得到了比较成熟的发展。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理论准备阶段，也叫红色“绿化”阶段，主要是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西方生态运动围绕环境和资源问题，对工业革命以及后果进行现象表层的批判，第一次提醒世界舆论注意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全球问题”，这一阶段初步形成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

第二阶段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形成阶段，也叫“红绿”交融阶段，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建立了绿党，同时一些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先后加入绿党阵营，使得绿党组织中的共产党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人士数量不断增加，成为绿党组织中的“激进派”，逐渐形成了“红绿”交融的局面。

第三阶段是生态社会主义“红色独立”阶段，也叫“红绿”分野阶段，主要是指20世纪90年代，生态运动内部发生了分化和重组，最终形成“红色绿党”和“绿色绿党”两个阵营，生态运动发生了价值上的分歧和转折，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上所谓的“红色绿党”达到成熟，形成了比较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

二、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生态社会主义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吸收了生态中心主义理论中的合理部分，即对环境、自然的尊重和保护思想。同时在面对人和自然关系的问题上，没有像生态中心主义那样完全抛弃人的因素，只考虑到自然和环境，以保护自然和环境为一切，忽略人类的发展和进步。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在既保护自然和环境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人类的生存尺度，主张以“人类尺度”分析人与自然的问题，要把“人放在物之上”，将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统一起来，既不能只考虑自然的保护而忽略人类发展的利益，也不能只顾人类发展的进程而忽视对自然的保护。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自然是社会的自然，不能完全忽略人类的因素，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以自然为基础的，不能只顾自身的发展，加紧对自然的掠夺和开采，人类和自然都是生物性的存在，具有共同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是社会化的自然，自然和人类社会相互作用才构成了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人类在进步发展的过程中必须维护生态平衡，使得发展有一个符合自然规律的空间，以达到人和自然在相互交往过程中的和谐统一的关系。

（二）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是追求经济合理性的社会，追逐利润的最大化、消费不断扩张的“唯生产力论”是同生态合理性要求不形容的。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虽然延缓了经济危机，但是却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越来越膨胀，有可能超过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社会生产力和资源严重浪费和破坏，而且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倡导的是以消费为荣的消费文化，诱使人们为了享受消费而拼命工作，势必一方面加剧了人的异化，另一方面加重了自然界的负担，污染了环境，不断扩大的生产规模所产生的大量的废气、废水和废物，严重影响了自然的生态环境，可见资本制度本身的生产方式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匮乏和枯竭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和环境资源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了生态危机的产生。而资本家依旧野心勃勃，不顾自然环境的恶化和失衡，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将生产转移到一些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掠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原料，破坏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自然环境。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方式随着全球性的扩张，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三）绿色社会是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

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未来的社会应该是绿色的社会，是有着健全生态的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克服人类发展和自然保护相互对立的状态，使得物质与社会能够自由充分地实现统一，社会得到全面的发展。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生态高于一切，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遵从于自然的规律和法则，不能违背自然的规律，触犯自然的底线。建设未来社会主义要符合“生态原则”，按照社会“生态重建”标准进行变革，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标准要服从于生态的标准，不能为了一味追求利润，违背生态的原则，只有达到经济发展、人类进步和生态保护的统一，绿色社会才能够得以真正的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将克服利润最大化和生态保护的矛盾，坚持用“生态原则”的标准产出最大化的经济效益，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杜绝经济总体的浪费、劳动的异化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在保证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同时实现生态合理的目标。

三、生态社会主义对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启示

生态社会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的一支重要的左翼力量，也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思潮，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是人类社会一直以来孜孜以求的目标，中共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将“社会更加和谐”作为重要目标提出，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社会的和谐建设，生态社会主义提出了许多令人们值得思考和探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也为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一）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价值观念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人类的繁衍与社会的发展必须依靠大自然，利用大自然的资源，同时又必须改造大自然，让大自然造福于人类，服务于人类。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要处理好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如果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能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统一。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进步，同时也伴随着严重的人地资源矛盾和环境恶化问题。“人与自然的和谐，已成为影响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因素。高消耗重污染产业快速增长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地方政府官员对唯GDP增长论英雄观念的抱残守缺，对中国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形成了严重制约。一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行为无疑直接受到意识形态的左右，而意识形态的产生，源于整个社会文明的影响。传统文明形态的缺陷和束缚当前已暴露无遗，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的建立迫在眉睫。”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如果我们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不能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必须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使我国真正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和谐发展道路。

（二）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建立生态型经济增长模式

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经济的增长，发展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只有不断提高生产力，才能不断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和谐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是盲目的，不是一味的追求经济的增长，忽略环境的保护和生态的平衡，应该是在人类自身以及自然环境都可以承受的范围基础上稳定协调的增长。既能够大力提高经济的增长，又能保护自然环境和资源。为此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并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党章。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提出我国环境保护要实现历史性转变，坚持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的更好但更好的”原则，主张以尽可能好的生产方式和手段，并尽可能地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和耐用品来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消除资源高消耗与环境高污染的问题，形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只有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之路。

（三）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注重社会公平与公正

生态社会主义从人与自然关系的一般分析，揭示出人与自然关系背后掩盖着的人与人的关系，认为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纷争，人对人的统治是通过人对自然的统治为基础，为工具的。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在社会价值上主张公平正义，强调社会责任感，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这与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不谋而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容包括政治权利的平等性、利益分配的合理性、司法的公正性、机会的均等性、文化权利的公平性等。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建立健全民主制度，巩固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建立健全法制制度，夯实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制基础，建立健全分配制度，规范利益分配秩序，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做好公平正义理念的宣传，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对待不公平的问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我们只有在制度、利益分配、机制保障等各个环节上的保证措施都落实到位，才能真正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高放“.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述评[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墨家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篇8

一、人民群众对未来的希望和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是建国初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50多年的历史，人们普遍认为建国初期，即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称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是社会最和谐的时期之一。这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100美元；人民生活水平也不高，相当一部分群众生活非常贫困；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和手工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是新中国历史上社会变革最深刻的时期。这个时期我们党在工作中也出现过一些失误，有些失误相当严重。尽管如此，这个时期我们仍然做到了“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到了让绝大多数人心情舒畅，社会比较和谐。

(一)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那时起，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英勇奋斗。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极少数人剥削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匪患不断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废除了帝国主义国家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一切不平等特权，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局面。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新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这些变化使全国各族人民、各届人士，包括反对共产党的人士，或者对共产党当时采取的政策不理解的人士也不得不佩服共产党，不能不为民族解放而自豪。

(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在旧中国，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中国共产党在摧毁旧政权的同时，开始新政权的建设。新政权由人民当家作主，由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协商产生政府组成人员，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执政。重大决策都是由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共同做出。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政府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有重要地位。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使社会各界的意见获得正常表达的渠道，广大人民群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切身感到当家作主。

(三)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综合国力增强。新中国从旧中国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许多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遇到极大困难。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开展了稳定物价的斗争和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工作。到1950年3月实现了物价基本稳定，治愈了旧中国无法医治的顽症，解除了因物价飞涨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当年工农业总产值超过1936年水平的20％。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平均提高70％，农民收入增加30％。从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伟大壮举。“一五”期间，一批旧中国没有的重工业建设项目拔地而起，一些以前不能生产的重工业产品能够生产了。这些成绩使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新中国给国家、民族和自己生活带来的实际利益和光明前途。

(四)清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建立起健康文明的社会风尚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封建婚姻制度，使广大妇女初步获得自由平等的权利。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肃清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动势力。长期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200多万土匪，仅在2年多时间内就被肃清。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受到有力的荡涤，健康文明的社会新风气开始树立起来，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全社会形成热爱祖国、民族团结、艰苦朴素，热爱劳动、关心国家和集体利益、遵守纪律的新的价值观。在相当多的人的头脑中树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虽然今天看当时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过于理想化，但是这种正义的、向上的社会风气，凝聚了人心，促进了社会和谐。

在实现上述变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注意处理好以下两方面关系。

一是注意处理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新中国成立后，在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实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比较注意处理好各阶级的关系，照顾各方面利益。在土地改革、农业和手工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一方面，维护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体。到1953年春季为止，除了约有7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外，土地改革任务已经全部完成，先后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获得翻身解放。城市中的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也都成为社会的主人，收入增加，生活改善。另一方面，人民政府也考虑和照顾了地主、富农、中农、民族资产阶级等其他阶级的利益。例如在土地改革中，根据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经验和新形势的需要，做出一些保护富农经济，限制对地主财产没收的范围，保障中农土地所有权和其他财产不受侵犯的规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的政策。1953年底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虽然存在过急过快的问题，但是这个运动防止了农村出现两极分划，扭转了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减缓的局面。1953年到1956年期间全国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4.8％。对民族资产阶级，在实行对资本主义私营经济限制政策的同时，也注意发挥他们在恢复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实行了赎买政策。在赎买政策实施的过程中，资本家先后获得人民币32.5亿元，超过其原来所有资产总额。国家还为资本家安排了工作，许多人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不仅发挥了他们的特长，还为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创造了条件。

二是处理好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地位，决定了党风在促进社会和谐中具有核心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党的自身建设。1950年和1951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批判居功自傲等错误思想，进行共产党员标准教育，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批新党员。1951年底到1952年，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处决了犯有严重贪污罪行的刘青山、张子善，使全党震

动，全国人民振奋。接着又在1952年上半年发起“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这些措施对于已经执政的共产党人保持革命精神，促进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廉洁自律，起到重要作用。

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作法，使全国人民和社会各届人士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充满朝气的，完全不同与旧中国腐败无能旧政权的新国家、新社会。正是从这些变化中，全国人民对新中国和新生活充满希望，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充满信任。希望和信任使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抱以非常宽容的态度。这种态度也化解了许多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谐。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我认为除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办党宗旨外，以下原因也非常值得重视：

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新中国成立后，新生政权能不能建立和巩固，是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威胁一方面来自党的外部，另一方面来自党的内部。在新中国成立前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为预防这种情况，进城前，党对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普遍进行了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教育；进城后，政府工作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纪律严明，清正廉洁。忧患意识，使党和政府在制定政策、处理问题时非常谨慎，对各方面意见，包括不同意见能够认真思考。忧患意识还使我们党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要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正是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才保持了谦虚谨慎的作风，注意加强自身建设，注意处理好自己与各方面的关系。

二是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党内保持和发扬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强烈的忧患意识推动了党内和政府内民主建设。当时在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和重要政策的决定方面，例如，对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税制改革以及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等，在党内都曾经出现过不同意见，但在决策中是通过比较充分的讨论，达到统一认识才做出决定。虽然有些不同意见受到错误的处理，但总体上看，当时党内还是比较民主的。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谈到八大文件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正是民主保证了决策的科学。

三是强调理论创新，较好地贯彻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非常注意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在土地革命、农业和手工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都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系列方针政策。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后，毛泽东在强调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提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虽然在探索中难免出现失误，甚至错误，但是正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探索，使这个时期党的方针政策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推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社会和谐和稳定。

但是，1957年以后，我们党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有些错误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初期实现的社会的稳定、和谐会到此中断?突出表现在，1949年到1956年采取的一些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方法、理念，总体上看，没有及时形成保证社会和谐的各项制度；即使有些方面建立起来的制度，也没有形成有效执行的机制。在经济方面，虽然这个时期的经济有很大发展，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过急造成所有制过于单一，全面地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使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使经济发展的活力逐步减少，人民生活继续提高失去了坚实的基础。在政治方面，虽然建立了政治协商制度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是并没有建立起依法治国的有效机制，再加上党内没有建立起对党的各级领导有效的监督机制，也没有形成对政府主要官员的有效监督机制。

二、让广大人民群众对未来充满希望，对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充满信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表现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绩。在这些成绩面前，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比新中国成立初要巩固的多，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思想作风，保持与人民群众密切的关系，面临着严重的考验。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思想观念的演化，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巨大的活力，也给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各种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当前社会变革的深刻程度，绝不亚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变革。在努力实现社会和谐时，我们不能照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作法，但应借鉴那时的思路。

(一)一定要让广大人民群众从社会变革中既看到国家、民族的希望，也看到自己未来的希望，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经验之一。当前我国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虽然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日前激烈，但广大人民群众相信社会主义中国会有美好的前景。国内突出的矛盾之一是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不能使绝大多数人比较公平地享受。收入差距酝酿成社会矛盾，最主要的原因是低收入群体对自己的未来失去信心，失去希望。因此，当前要努力为各类利益主体创造公平竞争、公平发展的机会，特别是农民、贫困人群，要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创造发展机会，引导他们通过诚实劳动逐步富裕起来。对那些通过腐败等不正当手段富裕起来的群体，要严厉打击，不能让这种人败坏社会风气。

(二)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保持忧患意识，时刻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人民选择的。如果我们代表不了人民时，人民就会做出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已经近60年。60年来取得很大成绩。但是，并不能因此而认为执政地位就巩固了。不论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至今还没有出现永远执政的阶级和政党。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执政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毛泽东曾经自信中国共产党可以摆脱王朝更替的循环。这里的关键是处理好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虽然近年来党的建设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绝不是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最好的时期，必须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努力搞好党的建设，强化中国共产党和全体党员的先进性，务必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永远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三)要不断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坚持实事求是。一方面要加强党内民主，另一方面要强化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发挥当家作主的作用。重要的是围绕科学决策，依法执政，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执政能力。这种能力一方面表现在错误的决策能够得到及时的纠正，另一方面表现在科学的决策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从近年的实践看，这两方面都存在许多不足，迫切需要我们尽快改善这种不利于社会和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