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思想述评

功利主义思想述评（共12篇）

功利主义思想述评 篇1

摘要：“重农学派”是兴起于18世纪50至70年代法国的一个经济流派, 该派直接继承法国启蒙运动“自然秩序”的哲学观念, 并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提出了基于大力发展农业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做好了经济思想上的准备。农业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古典重农主义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对解决现代农业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重农主义,魁奈,农业问题

1 重农主义思想的产生背景

1.1 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

法国是农业大国, 18世纪的法国, 国民经济中以小农经济为主, 农奴制依然存在, 封建农业生产方式广泛存在。在一个小农经济为主体, 农民为国家主要国民的国家, 封建性质的法国政府是如何统治的呢?

国王路易十四贪图享乐, 大肆挥霍, 修建凡尔赛宫, 搜刮民脂民膏, 对农业征收大量间接税, 造成农产品产量下降, 价格压低, 农民负担过重。再加上连年征战, 迫害异教徒, 人口数量锐减, 农业劳动力不足, 产量进一步下降, 单个农民税收负担加重。到路易十五时期, 继续推行柯尔培尔牺牲农业的重商主义政策, 全力发展工商业对外贸易, 大举兴办皇家工场手工业, 工商业虽获一定发展, 但落后的封建农业仍居支配地位, 社会矛盾重重, 经济每况愈下。为了挽救经济, 主政者竟然推行从金融证券投机致富的经济制度, 最后也以惨败告终, 使经济更加陷入僵局。

大片土地被占, 农民拥有的土地不够养活自己, 大批青壮年从农村流入城市, 乡村荒芜, 土地租金减少, 价格下降, 影响土地所有者的收入, 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皇宫富丽堂皇, 沉重的赋税落到农民头上, 农民收入下降。

此情此景, 无论从广大农民, 还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 都有了变革的需要。

1.2 思想准备

启蒙运动平等、理性、民主的观念深入民心, 这就为重农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自然秩序”的早期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正是因为平等、民主的启蒙思想, 人民才迫切需要一种社会变革来打击宗教神权, 推翻封建制度, 重农主义哲学也就应运而生了。

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经济思想对重农主义的产生也有了重大影响。魁奈是中国文化的坚定拥护者, 他所在的时代正是中国的清朝乾隆时期。他看到中国封建王朝的繁荣和兴盛, 受到很大震撼, 积极为推崇中国开明的封建统治而游说。实际上, 重农学派就是企图在封建社会的“框架”里开辟新兴资本主义的道路。

2 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政策建议

2.1 经济思想

2.1.1 哲学基础——“自然秩序”

魁奈的“自然秩序”并不等同于启蒙思想家所认为的人的理性就是自然秩序的“秩序说”, 从某种程度讲, 他所解释的“自然秩序”更符合唯物主义世界观。他认为, “自然秩序”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是自然权利, 指的是出于平等, 规律赋予个人享受自己的劳动所得的自然权利, 条件是这种享受要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其次是自然法则, 或称为自然规律, 经济活动同自然界一样, 受客观规律支配, 这种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最后是自然秩序, 它是自然法则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表现, 受自然法则的支配。

2.1.2 思想核心——“纯产品”学说

在重农学派看来, 国富民强的关键在于能否创造出更多的“纯产品”。所谓的“纯产品”, 他们的定义为每年收获产品中除去种子、肥料、人力、农具、商力等成本之后的余额。这样一来, 农业就是制造“纯产品”的唯一部门了, 成了财富的源泉。他们认为, 农业实现了财富的“增加”, 而手工业和商业只是财富的“相加”。进一步地, 重农学派将社会各行各业分为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 认为只有农业才是生产部门, 并将社会阶级也划分为生产阶级和非生产阶级, 只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从事土地租赁经营的农业资本家才是生存阶级。为了研究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理论, 即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 魁奈绘制了经济表, 这标志着重农主义体系的形成。

2.2 政策建议

(1) 发展资本主义的大市场。

只有农业才生产剩余产品, 聚敛财富的途径是发展农业, 为了能获得更多的农业剩余产品, 小农经营不可取, 而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大农场。所谓“大农场”, 既由大农场主使用马拉犁进行生产, 这种经营的固定资本和可流动资本充足, 农业生产率高, 具有规模效应。

(2) 扩大农业自由贸易。

要求政府除了保证最低、绝对必须的基本保障如保护生命和产权、维持合同的自由平等之外, 不要对经济生活施加任何干预。因此, 重农学派几乎反对一切封建主义、重商主义和各种政府管制, 倾向于农业自由贸易。

(3) 整顿税制, 对土地所有者单一课税。

重农学派认为应该只对土地所有者课税, 并且土地所有者以地租的形式获得了这些剩余。课征于其他人的税收最终将被通过某种形式转嫁给土地所有者, 间接税将随着他们被转嫁而有所提高。因此, 土地所有者的直接税优于各种间接税。

3 魁奈的重农思想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3.1 我国农业发展现状

我国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仍比较落后, 农业发展状况基本还停留在传统农业阶段, 劳动力充足、农业资本稀缺、生产规模较小、农民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偏低。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 检验农业政策改革对农产品产量增长的实际效果, 得出结论:20 世纪80 年代的农业发展, 是制度变迁所引起的一种非常规的增长, 随着几次重大农业改革的完成, 农业转入常规发展阶段。同时, 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 经济资源不断从农业转向经济效益比较高的非农业生产部门, 使农业生产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

加入WTO 以后, 我国农业特别是国内缺乏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生产将会受到较大的冲击。过去我国对农产品的进口限制主要采取进口许可证、配额等非关税措施, 并通过国家进出口公司进行垄断经营。加入WTO 后, 我国必须按照国际规则来保护国内市场。根据农业协定, 今后各成员国只能通过关税措施对农产品进口进行限制, 不能再采取非关税措施, 同时, 在关税化后农产品的进口必须满足最低准入量的要求。而根据最低准入量的要求, 我国多数农产品的关税配额都将明显多于近几年来我国实际进口的粮食。这意味着北美和欧洲的优质优价的农产品将大量涌入我国市场, 对国内许多农产品, 特别是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生产产生冲击, 主要后果是农产品价格下降, 影响农民的收入和就业, 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进而影响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

即便农业税完全取消, 国家对农业生产给予补贴, 农业生产积极性还是不高。农业的低回报率促使大量农民外出务工, 从农村流入城市, 农村中土地荒芜, 劳动力缺乏, 城市中人满为患, 各种社会问题增多。农业问题是国之根本问题, 我们要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成败的高度来认识农业问题、关心和发展农业。

3.2 重农思想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1) 只有农业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一定水平, 出现了大量的农业剩余产品, 工业及其他部门才能相对独立发展, 才能进一步实现现代化。依靠工农业“剪刀差”来发展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健康的发展道路。国民经济系统中, 工业和农业是最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 而农业又是工业发展的起点和基础。只有把农业搞好, 农民收入增加了, 广大农民产生了巨大的消费需求, 农村这个大市场才会在扩大内需和刺激消费的过程中, 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从而有力地推动现代化的进程。

(2) 农业必须实行规模经营。虽然我国现在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强化了农业生产单位内部的预算约束, 改变了激励机制, 使生产的内部动力有了明显增强, 但是它形成的小规模的平均化的耕地经营格局, 又使得农业生产要素的综合利用效率降低。小块平分而零散的耕地利用格局, 对于相对集中的小区域化种植, 农田水利设施的使用和管理, 现代科学技术的采用和推广, 都有非常不利的影响。为了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综合利用效率, 提高农业的综合经济效益, 走规模经济的路是必需的。

(3) 必须加快改革农村现有相关体制和制度。长期以来, 农民在农业生产当中获得的收益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被抵消;农产品流通的发展由于农村市场基础薄弱、信息闭塞不灵、流通渠道不畅等受到阻碍;资源优势未能很好地转化为商品优势和经济优势。这些不仅延缓了农业市场化的进程, 而且影响了农民的增收致富。因此需要继续完善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 深化农村各项改革, 消除制约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体制和机制。

4 重农主义经济思想评论

马克思曾给予重农学派高度评价:重农学派的重大功绩在于, 他们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分析。正是这个功绩, 使他们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重农学派提出了经济自由和重视农业发展的经济学思想, 把对财富源泉的认识, 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 在经济史上率先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第一次试图分析社会总资本在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过程, 为把农业作为基础来改造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这一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它高度重视农业生产价值, 认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探寻农业发展规律的思想流传至今。

魁奈于1758年完成的《经济表》开启了宏观分析、模型分析、均衡分析、动态分析的先河, 为经济学研究方法带来了革新。

然而, 斯密认为:重农学派的最大缺陷是对重商主义的矫枉过正。他认为, 法国柯尔培尔推行的重商主义, 以牺牲农业为代价, 片面发展手工业和外贸, 给法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而重农学派则反其道而行之, 强调只有农业才是生产的, 把手工业、商业列入不生产领域否定工业和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把农业看作是唯一的生产部门, 反对农业人口的流动等。这是一种狭隘的经济发展观。

重农主义思想与工业革命表面看起来背道而驰, 谈不上对工业革命有所推动作用, 但法国工业革命的开展也并不是完全一点未受重农主义思想影响, 重农主义经济思想提出的时期正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准备时期。魁奈“自然秩序观”强调经济生活存在客观规律, 但这种哲学思想其实还暗含了对君权神授之类的封建传统观念的挑战。这无疑是资产阶级的又一次思想解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奠定了大革命的思想基础。

重农学派、重农主义经济思想在现代看来有些过时, 但在当时法国经济发展道路一片迷茫的情况下, 无疑指了一条明路, 提供了一个选择, 尽管这个选择并未完全为政府所采纳。重农主义有关农业自由贸易的思想, 是资本主义经济追求自由、竞争、市场调节, 反对政府干预资源配置方式的早期体现之一, 描述了资本主义的前进方向。

功利主义思想述评 篇2

中国近代思想家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认识,经历过由“技”到“学”再到“道”的三个主要阶段.谭嗣同将西方自然科学中的“以太”概念,提升到世界本体层面,并赋予近代自然科学以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普遍意义,从而表现出唯科学主义倾向.谭氏的唯科学主义思想集中反映了他的科学理性精神,具有反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思想启蒙意义,但其中又夹杂着主观的宗教神秘主义因素.

作 者：蒋九愚 JIANG Jiu-yu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江西,南昌,330027 刊 名：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29(2) 分类号：B254 关键词：谭嗣同   以太   科学理性  

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述评 篇3

关键词：理论/国际政治/社会性别/妇女/女权主义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性别”(Gender)^{社会性别是一个与性别(sex)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概念。性别是指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的差别；社会性别则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男性特征(masculinity)和女性特征(femininity)是对于男子和妇女的群体特征（共性）的极端的表述，两者构成并且衍生出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参见：李英桃：《从“社会性别”视角审视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权力”概念》，《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7期。}成为西方女权运动第二次高潮的核心概念，向19世纪以降在西方自盛行的“生物决定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成为妇女运动的锐利武器，对于提高妇女地位、改变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社会性别研究在国际政治理论中从未占据重要地位，甚至可以说，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没有社会性别分析的位置。

80年代末，一些西方女权主义者和国际政治学者将社会性别分析与国际政治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女权主义国际政治^{此学科名称的缩写形式是FIRs(FeministInternationalRelations)，一般被译做“女权主义国际关系”。但这一领域的一些研究者也用InternationalPolitics，WorldPolitics和GlobalPolitics等命名自己的著作，事实上并未达成一致。笔者较倾向于在中文语境中使用“女权主义国际政治”。}这一学科。以社会性别作为分析范畴对国际政治进行分析，是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特点，也是女权主义理论对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贡献。弗朗辛·德阿米克(FrancineD’Amico)和彼得·贝克曼(PeterR.Beckman)深刻地指出了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意义：“冷战结束后，新的世界未来正等待着人们去创造。在创造未来的过程中，每个人的声音都十分重要，这不仅出于公正（尽管它本身是有说服力的），而且我们再也不能继续忽视占人类一半的妇女的观念和希望了。”^{FrancineDAmicoandPeterR.Beckmaneds.,Womenin}

WorldPolitics:AnIntroduct

ion(Bergin&Garvey,1995),p.xii.

美国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学者克里斯蒂娜·西尔维斯特(ChristineSylvester)以美国凤凰城亚利桑那动物园的那只著名的会画画儿的大象鲁比(Ruby)及其作品来比喻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者及其观点^{ChristineSylvester,FeministTheor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inaP}

ostmodernEr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4),pp.1-2.，指出改变传统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对于国际政治的意义。针对一些传统国际政治专家认为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幼稚”、“不具理论价值”的情况，另一位美国女权主义者辛西娅·安罗(CynthiaEnloe)强调：“在开始清楚地阐述新的、更现实的国际政治研究途径之前，我们不需要等待一位‘女权主义的亨利·基辛格’的出现。”^{CynthiaEnloe,Bananas,Beaches&Bases:MakingFeministSenseofInternatio}

nalPolitics(PandoraPress,1989),p.201.

一理论的产生

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产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

首先，妇女运动的发展和社会性别研究的深入为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理论准备。

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女权运动的第二次高潮蓬勃发展，1975年联合国在墨西哥城召开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大会成为世界各国妇女运动走向全球联合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之后，哥本哈根世界妇女大会和内罗毕世界妇女大会相继召开。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期间，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妇女人数进一步增加，“那些曾经处于边缘的人正在进入主流”^{ElisabethPrügl,“FeministStruggleasSocialConstruction:ChangingtheGenderedRulesofHomeBasedWork,”VendulkaKubálková,NicholasOnufandPaulKowerteds.,InternationalRelationsinaConstructedWorld(M.E.Sharpe,Inc.,1998),p.123.}。同时，“社会性别”逐渐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科学的多数学科中，形成不同流派以及自己的一整套话语，如父权制、认同政治、赋权等。这些都为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其次，国际政治现实为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70年代早期发生的石油危机等事件促使国际政治学者将更多注意力投向经济、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的活动上来。“相互依赖”在挑战现实主义的同时，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国际体系中的政治冲突和权力政治等问题上。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这种挑战更加明显。传统现实主义学术框架没有预见、也未能很好地解释苏东巨变的发生及其原因。80年代末到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事件进一步暴露出现实主义理论的局限性：许多国家不是为国家边界，而是因种族、宗教或民族认同等而战；核战争中无赢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环境退化等问题日益突出。传统的战争和平分析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对现实主义最根本的挑战来自受马克思传统影响的学者，特别是第三世界学者。随着第三世界力量的崛起，这些学者强调平等和社会公正而不是秩序和控制问题，他们试图将国际政治研究从过分关注西方转向关心世界体系中被边缘化和被迫屈服于西方殖民主义的领域^{J.AnnTickner,GenderinInternationalRelations:FeministPerspectiveonAchie}

vingGlobalSecurity(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2),pp.12-13.，要求建立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呼声强烈。可以说，超越冷战的现实要求为国际政治研究提供了新机会，用以对抗传统观点的狭窄与封闭，将国际政治引向更宽容、更富包容性的思想和行为。

第三，各国际政治流派的探索和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批评，为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生存与发展敞开了一定的学术空间。

尽管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长期处于统治地位，但在国际政治学术中一直存在各种不同声音。例如，其中既有马基雅维里主义、霍布斯主义，也存在格劳秀斯、康德的理念，更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理想主义的发展。后两者的建树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成长都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对相互依赖、合作、制度的深入研究，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该流派与女权主义理论有较大的合作可能。当然，由于康德主义、理想主义或新自由制度主义等同样几乎不涉及社会性别问题，其一些主张者甚至阻碍妇女获得教育权、选举权，否定妇女的能力和贡献，它们的这些局限同样也是女权主义者的批判对象。但女权主义批评的主要火力仍然集中在现实主义理论上。

80年代，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进入所谓的“第三次争论”^{“第三次争论”这一术语来自：YosefLapid,“TheThirdDebate:OntheProspectsofInternationalTheoryinaPos}

tivePositivistEra,”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33,1989.第一次争论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争论、第二次是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的争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之间的争论在第三次争论中居于主要地位，所以，有些学者将之称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之间的争论”。。这一被称为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或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争的学术争鸣，从各个方面将重新审视国际政治的讨论进一步推向深入，文化、伦理道德、认同政治，以及个人等长期为传统国际政治忽视的内容开始回归国际政治，这些为女权主义者挑战传统国际政治中社会性别没有意义的假设提供了机会。“80年代后期，国际关系理论进入所谓第三次争论。第三次争论开放了对理论属性和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疑问，这就挑战了我们在理解世界时存在的社会性别没有意义的假设。”^{JillSteans,Gender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AnIntroduction(PolityPress,1998),p.33.}

第三次争论以来国际政治学术界对传统的（正统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冲击是值得用重墨描述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人物卡尔(E.H.Carr)得到了重新解释：卡尔“变成”一位乌托邦主义的现实主义者，因为他将政治科学定义为不仅是“关于是什么”，而且是“关于应该是什么”的科学。第三次争论提出了发展新的国际政治理论的道路。例如：从“国际政治”到“世界政治”，从实证理论到建构理论，从“士兵和外交家”到沉默的声音，从历史到理论，从战略到安全，从微观国际历史到宏观全球历史，从过去到未来，从冷战国际关系到全球道德科学，从“浪漫化”国家到质疑国家，从高级政治到深层政治，从二元论到平衡论，从基础到停泊地，^{SteveSmith,KenBooth&MarysiaZalewskieds.,InternationalTheroy:Positivi}

sm&Beyond(CambridgeUniversity,1996),pp.328-339.等等。

第三次争论以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使命使得国际政治领域格外活跃，学者也好、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也好，都在探求新的国际政治理论。瞿秋白在追述五四运动前后各种新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时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窗纱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瞿秋白：《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瞿秋白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3-24页。}这也是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情景。在这样的机遇中，克里斯蒂娜·西尔维斯特兴奋地写道：“第三次争论是我们的争论、我们的时机、我们的空间、我们的机会”。^{ChristineSylvester,op.cit.,p.163.}

第四，冷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所主张和进行的对伊拉克、南联盟等地的军事打击更加剧了批判正统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探求新理论的紧迫性。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指出，“冷战的结束造成国际关系的变化和超级大国竞争的结束。全球性武装冲突的威胁已经减少，而国际关系有所改善，各国间和平的可能性也见增加。虽然全球性的冲突的威胁已经减少，世界各地区继续受到侵略战争、武装冲突、殖民或其他形式的外来统治和外国占领、内战和恐怖主义的祸害。”^{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第11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重要文献汇编》，中国妇女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但海湾战争作为“冷战后第一次主要冲突对国际关系、社会政策和知识领域提出深刻挑战，……正统理论对海湾战争的反应是一场灾难，是对垂死的理论的破坏性和悲剧性的控诉。该理论是为暴力反应和大国强制措施设计的，根本不适合冷战后所需要的敏感、预防性的全球战略。”^{JimGeorge,DiscoursesofGlobalPolitics:ACritical(Re)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Relations(LynneRiennerPublishersInc.,1994),p.}

2.当然，海湾战争等充满暴力的西方战争外交政策也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探索新的国际政治理论的任务严峻地摆在国际政治研究者的面前。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心是将“社会性别”作为分析范畴对传统国际政治理论进行批判与反思。“女权主义者使国际关系理论化的第一个成就就是对其中的社会性别问题提了出质疑。”^{JillSteans,op.cit,.p.59.需要明确的是，“批判”在这里绝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和抛弃现实主义。}

二学科发展历程

1988年6月，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举行了“妇女与国际关系”学术讨论会。同年，该院刊物《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Millennium:JournalofInternationalStudies）冬季号发表相关会议文章，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学科正式确立。从那时算起，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学科产生至今仅十余年时间，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萌芽与初创阶段：涓涓溪流匯成女权主义国际政治新学科

随着六七十年代西方妇女运动发展并深入到理论研究的各个领域，女权主义研究也开始涉及战争与和平等所谓“高级政治”，重审传统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中的男性偏见。例如，简·爱尔希坦(JaneElshtain)出版《公共的男子和私人的妇女》（1981年）、《妇女与战争》（1987年）；汉娜·皮特金(HannaPitkin)《命运之神是一位妇女：社会性别与尼科洛·马基雅维里思想中的政治》；罗伯特·康奈尔(RobertW.Connell)《社会性别与权力》（1987）等。一些西方和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学者开始探讨第三世界国家与妇女的地位问题，例如斯皮瓦克(GayatriChakravortySpivak)《他者世界：文化政治文集》（1987）、库马里·贾亚瓦迪那(KumariJayawardena)《女权主义和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1986）等。涉及第三世界经济发展、妇女地位和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影响的著作包括埃斯特尔·博瑟鲁普(EsterBoserup)1970年出版的里程碑式著作《经济发展中的妇女角色》、吉塔·森和卡伦·格朗(GitaSenandCarenGrown)《发展、危机和可选择的图景》（1987）等。在“联合国妇女十年”（1976-1985）实施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引发了学者和政治家的研究兴趣。

1988年“妇女与国际关系”学术讨论会后，《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冬季号收录了其中8篇相关文章，包括安·蒂克纳(J.AnnTickner)检讨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的著名的六原则的文章《汉斯·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原则：一种女权主义的重新阐释》以及《隐藏在国际关系背后：妇女和国际竞技场》(FredHalliday)等。

从会议和文章的内容可以看到，在学科开创初期，研究主要涉及这样几个方面：揭露国际政治的理论与实践中“妇女被隐藏在国际关系背后”的事实；直接对西方经典政治理论、特别是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居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流派进行女权主义批判，并试图提出新的解释；研究在实现“联合国妇女十年”发展战略中妇女在代表性和受益程度上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等。这些文章多数以批判和揭示为主，展示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存在的社会性别不平等状况。

伦敦经济学院随后开设了相关的硕士课程，英国的其他高等院校也陆续开设了类似的课程。

（二）发展阶段：大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研究文献涌现出来

学科创立后，大量以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为主题的出版物涌现出来。这些出版物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1991年，英国开放大学出版社(OpenUniversityPress)和《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联合编辑出版了《社会性别与国际关系》一书，主编为丽贝卡·格兰特(RebeccaGrant)和凯瑟琳·纽兰(KathleenNewland)。作为1988年《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专刊的续集，该书收录了包括两位编辑所写导言在内的10篇文章，每一篇文章都代表了对国际关系领域诸课题的专门研究。除了再次突显国际政治中社会性别歧视的来源和表现、在第三世界发展计划中妇女所处劣势地位外，该书还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妇女状况、俄罗斯妇女状况的研究，从国别的角度探讨了妇女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变化对妇女的影响。

其次，围绕不同主题和研究对象，从不同的视角，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出版了大量颇具代表性的专著。例如，《国际政治中的妇女》(FrancineDAmicoandPeterR.Beckman)通过对业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重要人物的女总统、总理、政治家、活动家的分析，展示妇女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香蕉、海滩和基地：对国际关系的女权主义理解》(CynthiaEnloe)将外交官夫人们、军事基地和第三世界国家旅游区的妇女、好莱坞拉美女演员等被传统国际政治忽视了的人的活动纳入国际政治分析，揭示国际政治中的妇女活动是如何被忽视的，以及国际政治受到社会性别影响的程度。再如，《妇女的世界化：女权主义国际政治》(JanJindyPettman)则用社会性别视角全面分析了认同政治、国家、公民权、种族主义、战争与和平问题、政治经济学等。安·蒂克纳在《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别：实现全球安全中的女权主义观点》中用社会性别分析传统国家、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安全概念，展示了不同女权主义派别对全球安全的看法。在《后现代时期的女权主义理论》(ChristineSylvester)中，作者则从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的视角追溯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理论发展史上的三次理论争论，妇女和女权主义理论对争论的影响和作用，这些争论在社会性别方面的缺失等等。而《社会性别和国际关系》(SandraWhitworth)则在综述学科发展状况的同时，着重分析了国际计划生育委员会(IPPF)和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政策受到社会性别影响的成分。

第三，更多的学术刊物介入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这一领域。显然，这绝不仅仅是刊物介入的问题。由于这些刊物在西方是高层次、权威性的学术阵地，它们的介入意味着一些权威人士介入了讨论，女权主义者也开始进入学术“主流”。继1988年“妇女与国际关系”专刊之后，多期《千禧年》杂志都有涉及这一领域的文章。在女权主义杂志《征兆》（〖WTBX〗Signs）、《女权主义研究》（FeministStudies），以及《妇女研究国际论坛》（Women’sStudiesInternationalForum）上都陆续登载了相关的文章。1993年，美国主要的国际政治杂志之一《选择》(Alternatives)冬季号出版了《女权主义者写国际关系》(FeministsWriteInternationalRelations)专刊^{Alternatives:SocialTransformationandHumaneGovernance,Volume18,}

Number1,Winter1993.SpeicalIssue:FeministsWriteInternationalRelations.，其中包括关于中东政治、南非的公民权问题、妇女与德国统一的关系等内容。

最近几年，对于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日渐丰富，《外交》(ForeignAffairs)、《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等也纷纷加入争论。《国际研究季刊》1997年冬季号刊登了安·蒂克纳的文章《你们只是不理解：在女权主义者和国际关系理论家之间令人烦恼的婚约》，该刊还于1998年3月首次进行了关于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对话”；1998年9/10月的《外交》刊登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的《妇女和世界政治的演变》，并于1999年1/2月号刊登了有关此文的讨论；《外交政策》也于1997年秋季号上发表了有关文章。在国际政治学界，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研究处于方兴未艾时期。在近些年西方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著作和论文集中，“数量的增长伴随着主题和理论的发展”^{FredHalliday,“GenderandIR:Progress,BacklashandProspect,”Millennium:JournalofInternationalStudies,Gendering“theInternational”(AnniversarySpecialIssue),Vol.27,No.4,1998,p.836.}，女权主义理论已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对于女权运动的“反动”。《反挫：对美国妇女不宣而战》是美国作家、普利策奖获奖记者苏珊·法拉第(SusanFaludi)的一部研究80年代美国妇女状况和美国社会文化领域对美国女权运动评价的专著。作者在《反挫》一书对80年代美国社会中认为美国妇女已“基本得到平等地位”、“已经获得解放”、“已经自由了”的说法进行了反击，作者还分析了美国社会80年代对女权运动的强烈反对、美国妇女所处的逆境，指出“在美国妇女进入被许诺的平等王国前，她们还要走很长一段路。”^{SusanFaludi,“Introduction,”Backlash:TheUndeclaredWaragainstAmericanWomen(CrownPublish,Inc.,1991),pp.}

xxii,x-xiv.Backlash意为机械的后冲，反撞；陈一筠在《妇女研究论丛》1993年第2期的相关文章中将之译为“阻击”；张宽在《读书》1995年第8期中将分析这篇文章的文章命名为《男权回潮》；本文作者在《妇女研究论丛》1998年第2期发表的相关文章中译做“逆动”；亦有学者将其译为“反挫”，本文采用这种译法。桑德拉·惠特沃斯(SandraWhitworth)也注意到“遍布北美和欧洲高校、媒体、流行文化的反女权主义的政治气候”^{SandraWhitworth,Feminism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MacmillanPressLtd.,1997),p.x.}。弗雷德·哈利迪(FredHalliday)指出，有四种明显的国际趋势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一是全球化中男女不平等状况由于穷国与富国之间日益增加的差距而进一步扩大；二是各种强调特殊性的意识形态兴起并蔓延，例如美国的一些基督徒右翼分子为了使妇女服从男子而引用《圣经》中圣保罗给以弗所教徒的信^{在《圣经·新约全书·以弗所书》中有这样的句子：“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以及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印度教等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都对妇女造成不利影响；三是苏东解体及因此所失去的福利、平等就业、设置托儿所的规定、对各种公共性别主义的限制等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四是国内和族群之间的战争和在这类冲突中重复发生的强奸事件。^{FredHalliday,op.cit.,pp.840-842.}

可以说从学科建立开始，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就是在国际上和一些国家内部存在的各种阻力下发展起来的。

（三）1998年之后：在世纪转折点上的新发展

1998年，伦敦经济学院出版了《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纪念专刊：《用社会性别研究‘国际问题’》，用以纪念学科创建十周年。专刊本身也是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十年历史的总结和未来发展的新起点。专刊分为“十年后重访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别”、“理性、工具与主体性”、“身体与经济学”以及“冲突、民主与和平”等几个部分。

专刊第一篇文章是斯皮瓦克(GayatriChakravortySpivak)的《社会性别与国际研究》，还包括《社会性别与国际关系：进步、反挫与前景》(FredHalliday)、《妇女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作为一个女人返回国际关系并被聆听》（MarysiaZalewski）、《理性的危机、理性主义市场与全球生态科学》(ValPlumwood)等。

这组文章在总结过去十年研究成果的同时，更多地展示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性别问题，而在过去十年中完成的从“妇女”到“社会性别”的转变也鲜明地体现出来，这一点同时表现在对印度男性与男性性行为的研究上。

2000年6月28日到7月1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举行了名为“赶上或被排除在外：妇女运动和国际关系”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参见“‘赶上或被排除在外：妇女运动和国际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通知。}，内容涉及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学科建设、妇女人权、妇女与社会政策、战后重建、冲突管理等问题，也包括了来自第三世界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声音。

1998年以来，一些新的相关出版物面世。例如，《民族主义的社会性别反讽：民族的性别化》(TamerMayer)、《运作：使妇女生活军事化的国际政治》(CynthiaEnloe)、《社会性别的全球建构》(ElisabethPrügl)，以及关于1981年来自西方多个国家的妇女在英国格林汉姆·康芒军事基地外进行和平示威的《格林汉姆的女权主义酷儿：普通的妇女，不普通的行动》(SashaRoseneil)等。从1999年11月起，拉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Press)开始出版《国际女权主义政治杂志》（InternationalFeministJournalofPolitics），到2001年4月，该杂志已有3卷7期面世，内容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冲突中和致力于冲突后重建的国家、地区和苏联东欧各国家的妇女儿童状况，也包括对女性特征、男性特征、认同政治、民族主义、全球化等问题的探讨。其中第三卷第1期的主题为“冲突和冲突后社会中的社会性别”（GenderinConflictandPostConflictSocieties）。

值得一提的是，在1999年出版的《国际关系领域的50位核心思想家》(FiftyKeyThink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一书中，设有“社会性别与国际关系”(Gender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专章，简·爱尔希坦、安·蒂克纳和克里斯蒂娜·西尔维斯特三位女权主义学者居于其中。^{MartinGriffiths,FiftyKeyThink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Routledge,1999),pp.217-231.}而《征兆》正在为其2003年夏季号专刊《世界政治、妇女和建设和平》(WorldPolitics,Women,andBuildingPeace征集稿件。http://www.journals.uchicago.edu/Signs/instruct.html，2001年7月22日。该专刊的截稿日期为2001年10月31日。迄今为止，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社会性别研究所(GenderInstitution)给研究生开设了“现代世界的社会性别理论”、“社会性别：认识论和研究方法论”、“社会性别与媒体”、“社会性别理论中的新概念：对于发展的后殖民观点”；政府系开设了“女权主义政治理论：方法与概念”、“女权主义政治理论诸问题”、“政治思想中的社会性别”；国际关系系开设了“妇女与国际关系”、“社会性别、机构与发展”等课程。考文垂大学开设了“社会中的妇女”等。爱丁堡大学政治系开设了“社会性别与发展”课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开设“女权主义政治思想”、“种族、社会性别与法律”，在人类学课程中有“社会性别、权力与发展”等。相关学科目也在西方国家许多其他高等院校开设。

尽管发展过程中遇到种种困难，仍可以说，现阶段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方兴未艾，硕果累累。

三主要流派

根据认识论的区别^{关于西方女权主义认识论的研究，最经常被人们引用的是桑德拉·哈丁(SandraHarding)的成果。她的作品有FeminismandMethodology:SocialScienceIssues(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7)等。克里斯蒂娜·西尔维斯特、桑德拉·惠特沃斯等女权主义学者将之用于划分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流派：女权主义经验论国际政治理论、女权主义立场论国际政治理论和女权后现代主义国际政治理论。

（一）女权主义经验论

在女权主义经验论(FeministEmpiricism)研究者看来，社会偏见引起性别主义和男性中心的偏见，其基础是错误的信念（迷信、习俗、忽视或错误教育引起）和敌视的态度。在确认和定义科学问题时，这种偏见进入特定的研究阶段，表现在计划研究、数据搜集与解释上。女权主义经验论者认为，通过更严格地坚持现有的科学研究方法和规范，性别主义和男性中心的偏见可得以彻底消除；性别主义和男性中心的偏见是“坏科学”或“坏社会学”。在这些学者看来，社会解放运动可以揭开盖子，移走阻碍观察知识发展的障眼物，使人们有可能用更宽阔的视野看待世界。而且，女权主义经验论者常常指出，妇女运动可以产生更多女性研究者，为进一步揭示男权中心偏见的女权主义研究提供机会。在政治上，这一流派属于自由主义女权论，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归结为妇女没有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和受教育机会等，从而要求妇女与男子享有同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用女权主义经验论方法来分析国际政治，就形成了女权主义经验论国际政治理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妇女被排除出许多最重要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领域之外，要实现男女平等，就必须克服这种不平等状况，将妇女结合进当代社会的主流。在检查妇女与国际政治关系时，女权主义经验论者一般采取两种研究战略：第一种是“添加妇女”或“将妇女带入国际政治”^{笔者倾向于使用“妇女进入国际政治”，以强调妇女的主体性。}，包括列出在传统国际政治活动领域中妇女人数少的状况，显示妇女能够克服障碍以参加到国际政治中来的方法，例如揭露在安全、军控决策或在国际组织中女性代表少的情况；第二种是“发现国际政治中的妇女”，这是一种展示“妇女确实已经在那里”的方法，例如“在不处于决策权威地位的同时，妇女活跃在整个国际活动中，从连接炸弹的导线到战时与和平期间的军事基地服务，包括性和其他的，再到构成出口生产区的巨大的从业者队伍。”^{SandraWhitworth,“TheoryasExclusion:Genderand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ichardStubbsandR.D.Underhilleds.,PoliticalEconomyandtheChangingGlobalOrder(Macmillan,1994),p.119.}

（二）女权主义立场论

在女权主义立场论(TheFeministStandpoint)理论家看来，知识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理论总是为了某些人和某种利益服务的。女权主义立场论理论家的这种方法来源于黑格尔对主人和奴隶关系的论述。女权主义立场论理论家反对放弃妇女的经验，主张妇女通过斗争来展示从她们的社会经验中产生的社会图景，并且认为这些社会图景比那些从统治阶级和种族主义男性的社会经验中产生的内容更加真实可靠。在女权主义立场论理论家看来，男女之间的统治与从属关系构成了压迫的最根本形式。在政治上，这一流派属于激进女权主义。

用女权主义立场论方法来分析国际政治，就形成了女权主义立场论国际政治理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国际政治的传统主题、国际政治强调主题的方法，以及来源于这些分析的解决方法，全部来自男子的世界观，钟情于国际政治冲突的一面。女权主义必须重新规划国际政治。从“女性的观点”来看，权力被定义为赋权，安全被定义为保护发展和生态利益。女权主义立场论理论家反对这样的观点：国际政治是只涉及安全与战争的“高级政治”。他们认为重新规划国际政治是通往更好地理解妇女和国际政治的重要步骤。

许多从女权主义立场论发展而来的国际政治文献致力于研究妇女和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这些作者认为，战争的偏见特别是核武器竞争是男性的行为。由于妇女更热爱和平，参与更多养育活动，与日常生活有更密切的联系，她们是核时代解救人类的唯一希望。这种观点又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第一，对持这种观点的人来说，由于生理上的原因，男子比妇女更具侵犯性，更注重等级。第二，一些学者否定任何生理决定论，代之以强调社会文化的观点，认为青年男子在贬低妇女工作的社会环境中长大，他们贬低与妇女有紧密关系的属性：养育者角色、感性等，看不起喜欢从母亲那里得到价值的男子。为了将自己区别于他们的母亲，年轻的男孩刻意使自己具有更多的侵犯的、冲突的倾向。相反，年轻的女孩不需要与母亲不同，因此接受了母亲更多养育者的特点。

这一流派不仅强调妇女所具有的养育者的价值，而且强调妇女作为性别主义的受害者，能够比男子更充分地理解战争和军国主义的含义。因此，女权主义立场论学者和女权主义经验论者可以联合呼吁妇女参加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控制决策。这些学者认为，这样做不仅能纠正妇女缺席的历史性不公正，而且势必将妇女更和平的观点带入国际决策。

（三）女权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中心在于解构西方文化，指出现存的思维习惯、风俗、道德，以及西方传统经典中被当成“人之常情”的东西并不具有真理意义，它们是在社会发展中形成的，是人为的。后现代主义者强调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一部分学者采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与妇女地位、男女平等相关的问题，从而形成女权后现代主义(FeministPostmodernism)。这一流派反对对性别、种族、阶级等所作的宏观分析，即所谓的“宏大叙事”(GrandNarrative)，认为这些分类都过于概括。由于每一个类别的内部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这些分类都不再适用，所谓的“绝对真理”(theOneandtheTrue)不过只是哲学神话。在女权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就连“妇女”“父权制”这类概念也都带有本质主义色彩。对于“妇女”，女权后现代主义理论致力于解构妇女范畴这样一个“虚构”的概念。在女权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科学”和“妇女”都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造成一方居于统治地位而另一方处于从属地位，并且使这种状况自然化了。女权后现代主义从根本上反对西方知识结构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二元思维模式，提倡差异政治的模式，其中包括阶级、种族、民族、性别、性定向等等，因此否定了女权经验主义的“男女平等”概念。在这些学者看来，女性经验同男性经验一样，受到阶级、种族、民族和地理等观念的深刻影响，“平等”意味着“相同”，而生活中相同是相对的，差异是绝对的。

用女权后现代主义方法来分析国际政治，就形成了女权后现代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根据克里斯蒂娜·西尔维斯特，后现代的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又可分为两种途径：女权后现代主义(FeministPostmodernism)和后现代女权主义(PostmodernistFeminism)。前者倾向于强调包括以主权人呈现出来的连贯的“自我”，“作为对于后现代时代不确定性与机会的反应，观察、倾听和争论‘妇女’，依附于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知识形式的多面的后结构主义”。后者所持有的是一种女权主义立场论和女权后现代怀疑主义之间的妥协立场。这种妥协展示了一种新的探索：“我们如何能够将妇女置于中心，同时又不将包括妇女在内的任何东西置于中心”？^{ChristineSylvester,op.cit.,p.12.}

事实上，西尔维斯特所提出的第二种途径已经开始突破女权后现代主义的缺陷。在《后现代时代的女权主义理论和国际关系》一书中，她提出了研究后现代的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移情合作(EmpatheticCooperation)，“我们需要一种移情合作的方法来引出‘妇女’的那些在公共权威中一致被认为是不存在的主体性”^{ChristineSylvester,op.cit.,p.14.}

四对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评价

在广泛阅读分析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归纳总结该学科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历程和主要流派，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这一学科作出评价。

（一）一个多面的整体

尽管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流派繁多、观点参差，女权主义学者却十分重视各流派之间的交流与互补，强调学科的整体性，主张用心倾听并尊重来自不同妇女的声音。

1991年，著名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相互依赖理论的提出者之一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介入了围绕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所进行的争论，但因为对“多面的整体”的不同理解而受到了女权主义者的反击。在《国际关系理论：一个女权主义立场论的贡献》一文中，基欧汉沿用了桑德拉·哈丁、西尔维斯特等人的提法，指出：“尽管女权主义立场论遭到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我认为这一流派为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有发展前途的起点。”在赞扬女权主义立场论的同时，他批评了经验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缺陷，并提出了将女权主义经验论和女权主义立场论结合起来的意义。基欧汉的评价和这种在流派划分方式上的“模仿”遭到了来自女权主义研究者的猛烈批评。

在《好女孩、小女孩和坏女孩：基欧汉对女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评中的男性妄想狂》^{CynthiaWeber,“GoodGirls,LittleGirls,andBadGirls:MaleParanoiainRobertKeohane’sCritiqueofFeministInternationalRelations,”Millennium:JournalofInternationalStudies,1994.Vol.23,No.2,pp.337-349.在使用“GoodGirls”、“LittleGirls”和“BadGirls”时，作者凸显了罗伯特·基欧汉所采取的居高临下的“父亲式”的态度。}中，辛西娅·韦伯(CynthiaWeber)写道，“男性妄想狂”(MaleParanoia)是指，“在当代，即所谓后现代的美国生活中，父权制对于失去主体性环境所特有边界的恐惧的反应。我认为，罗伯特·基欧汉对于女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正是男性妄想狂的症状，因为凡是在女权主义文献肌体威胁溢出国际关系学科致力于限定的边界的地方，基欧汉的批评就要重新收回这些边界或者在女权主义文献肌体的周围和内部建造新的边界。”

对于哈丁和西尔维斯特，“透过女权主义视角”意味着至少同时从三个视角看待现代科学和國际政治理论，无孰优孰劣的问题。在承认其间的紧张和复杂性的同时，两位女权主义作者都倡导而非限制丰富的、动态的考察。在辛西娅·韦伯看来，哈丁和西尔维斯特是通过女权主义视角观察，而基欧汉的文章本身则是观察女权主义的视角。基欧汉不是将女权主义的肌体看作一个多面的整体，而是看成三个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单位。在他眼里，女权主义文献的一个部分（女权主义立场论/好姑娘）能够立刻被补充进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中去；另外一种有随后成为补充的希望（女权主义经验论/小姑娘）；仍有一种没有这种希望（女权后现代主义/坏姑娘）。

辛西娅·韦伯更犀利地指出，基欧汉明显认同女权主义立场论的原因是他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与女权主义立场论分享（或者可能分享）共同的批评对象（新现实主义）、学科目标（如将合作理论化）和科学的要求（如积累知识）等。她的分析体现了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学术的特点，即作为一个长期处于学术边缘、正在向主流理论提出挑战的新学科，女权主义以及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为各种不同的论点敞开了大门，而这些不同论点反过来又构成一个具有包容性、内容丰富的多面体的新领域。

（二）理论的贡献

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胡传荣女士认为，其“在将人文关怀引进这个被非人化的学术领地，帮助人们对国际事务作出更全面、更完整地分析和理解的过程中确立起妇女的主体地位。”^{胡传荣：《社会性别视角的显现：女性主义对国际政治学的介入和改造》，《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5期，第74页。}在笔者看来，其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经过西方女权主义者的努力，“社会性别”分析已经进入国际政治领域；妇女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妇女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以及国际政治对妇女的影响等“妇女问题”已经被纳入了国际政治讨论。

其次，作为一个多面的整体，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对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特别是现实主义提出了挑战。发现传统国际政治理论的缺陷无疑是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一大贡献。“在女权主义锐利的批判锋芒面前，现实主义主导的经典国际政治理论暴露出其缺陷。”^{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36页。}一位西方学者阐述了经过社会性别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像其他许多学科一样,国际关系所运用的是关于本学科研究对象的意义相对狭窄的概念。多数妇女的经验被全面地排除在外。这不仅仅是因为妇女极少例外地被排除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者——这些人的直接经验是传统国际关系的内容——的圈子之外，而且因为国际关系理论也主要是由男子建构的。”^{RebeccaGrantandKathleenNewlandeds.,“Introduction，”Gender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OpenUniversityPress,1991),p.1.}

再次，在对传统国际政治理论进行挑战的同时，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至少已经在相联系的三个层次上取得了突破性成果：（1）在喊出“个人的即是国际的”(Thepersonalisinternational.)^{“个人的即是国际的”发展了六七十年代激进女权主义者的政治口号“个人的即是政治的”(Thepersonalispolitical.)。辛西娅·安罗将之分解为“个人的即是国际的”(Thepersonalisinternational.)和“国际的即是个人的”(Theinternationalispersonal.)两个相互联系、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方面，从而揭示隐藏在国际政治背后的妇女和私人领域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倡导促使妇女关注国际、参与政治。参见：CynthiaEnloe,op.cit.;JanJindyPettman,WorldingWomen:AFeministInternationalPolitics(Routledge,1996)等。}的口号的同时，女权主义者挑战了“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中心地位，将“人”放在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在社会性别的视角之下，既看到了男子的中心地位，又看到了妇女遭受忽视的历史轨迹；（2）当“人”从传统国际政治中心行为体“国家”中浮现出来后，用社会性别反观国家以及与国家相联系的权力、安全、战争、外交时，就会暴露出后者所遵从的男性特征；（3）女权主义者在试图将妇女与女性特征引入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同时，将社会文化、道德规范以及认同政治、政治价值取向引了进来，突破了传统国际政治所标榜的男性意义上的“客观性”。

约翰·鲁尔克(JohnRourke)将国际政治理论概括为两条道路，人们熟悉的传统道路是现实主义道路，另一条人们较少走的变革之路是理想主义道路，并将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归结为女权主义理想主义。而安·蒂克纳则将自己所阐述的观点称为女权主义的现实主义观点。^{JohnT.Rourke,InternationalPolitics:OntheWorldStage(DushkinPublishingGroup/Brown&BenchmarkPublishers,1995),pp.149-162；J.AnnTickner,“HansMorgenthausPrinciplesofPoliticalRealism,”JamesDerDerianed.,InternationalTheory:CriticalInvestigation(NewYorkUniversityPress,1995).}笔者认为，女权主义者在分析现实主义的“客观性”的过程中，一方面致力于寻找被这种所谓“客观性”所掩盖了的真实的世界，另一方面又在探求“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的问题。因而，从整体上看，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既包括现实主义的成分，又容纳理想主义的信念；其中既有人采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又有人从后实证主义方向进行探索。

无论持何种分析方法和政治立场，在女权主义者的共同努力下，男子长期主导国际政治领域的状况已经开始有所改变。正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各式各样的女权主义对传统国际政治的分析批判具有深刻的警醒作用和比较价值，它为当代国际事务的研究领域开拓了一个全新的探索空间。”^{王逸舟：前引书，第616页。}“长期以来，国际关系是一个最为男性所主导的领域，在实践和学术方面都是如此，这种情况现在至少部分地得到了纠正。”^{BrianHockingandMichaelSmith,WorldPolitics:A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Relations(PrenticeHall/HarvesterWheatshef,1995),p.20.}

（三）理论的局限

在肯定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成绩和贡献的时候，这里不能不提到其研究中所存在的局限性。

首先，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有多种流派，各流派之间、甚至一个流派内部的观点都存在很大不同，有些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它仍然很不成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时，各流派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在立场论理论家看来，尽管女权主义经验论不是政治上的保守派，却是认识论上的保守派。女权主义经验论者像男子一样思考，未能认识到标榜社会性别“中立”的主流思维实际上是男流^{有的女权主义者将主流(mainstream)写成男流(malestream)，以表示主流学术中所包含的男性特征；而当女权主义者使用malestream时，又会使人联想到maelstrom，意为大旋涡，不可抵抗的破坏力。}思维。当然必须承认，作为一个比较温和的女权主义流派，女权主义经验论国际政治理论的观点较容易为主流学术和国际政治实践所接受。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女权主义立场论是本质主义的“大异端”，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将妇女作为一个具有养育思想、有道德、更接近自然的群体，相较之下，男子则是具有侵犯性、追求权力和相对傲慢的群体。这样的观点忽视了妇女和男子内部的重要区别。第二，将全球妇女所受的压迫看成是相同的，将西方中产阶级妇女的经验和境遇看成是普遍的全世界妇女的经验和境遇。第三，女权主义立场论理论提出，由于妇女受压迫、处于社会的边缘，她们在认识上优于男子。然而，由于“存在决定意识”，无论“女性观点”还是“男性观点”都是不同的物质和历史环境的产物，因此，正如桑德拉·惠特沃斯所说的，“比起男子的‘男性观点’，妇女的‘女性观点’最好也不过是单薄的，事实上，它最终没有拒绝有‘绝对真理’的观点，因为它认为一些人可能比另一些人更接近真理。”^{SandraWhitworth,Feminism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p.19.}

女权后现代主义也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以女权后现代主义者为代表的学者对“妇女”的解构使之成为一个没有载体的概念，将女权主义批判变成了躲进学术象牙塔中的纯学术的文本分析，从而使其丧失了政治意义和价值，不能对提高妇女地位做出切实的贡献。在与女权后现代主义相联系的问题中，最主要的就是它产生的政治麻痹(PoliticalParalysis)症状。就像一些批评者的质疑：假如“妇女”不存在，而以“妇女”名义所提出的要求只能增加她们所做代表的神话，我们能用妇女的名义要求什么呢？^{SandraWhitworth,Feminism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p.22.}

其次，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已经成为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内容，但这种研究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代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及其妇女的声音。

马克·杰内斯特(MarcA.Genest)在《冲突与合作》中梳理了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主要内容。在对于国家行为的认识上，他将之总结为，“主要由男子和由男子建立和运用的机构所支配”，及“暴力和侵略的男性倾向表现在国家行为上”^{MarcA.Genest,ConflictandCooperation:Evolving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lations(HarcourtBraceCollegePublishers,1996),p.507.}。这样的内容在许多女权主义的文献中都可以得到证明。

但是，仔细考察国际社会中各国家的行为时就会发现，国家并不是同质的，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并不是“主要由男子和由男子建立和运用的机构所实行的专制所统治”及“暴力和侵略的男性倾向表现在国家行为上”这两点能够完全概括的。尽管一些西方女权主义者，特别是女权后现代主义者已经注意到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建构中的不同点，但只有将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妇女的声音加入到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合唱中，才能更好地展示国际社会中国家间、不同国家的妇女之间的差异。

第三，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所研究的对象主要还是集中在“妇女问题”及对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的批判上，在用社会性别分析具体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仍不充分。因此，在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中仍然存在许多有待开发的空白领域，

毫无疑问，经过女权主义者和许多国际政治研究者十余年来的共同努力，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渐渐露出从边缘走向主流的趋势，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慢慢展现出来了。当然，这一年轻的学科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系统化。

李英桃：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

功利主义思想述评 篇4

一、思想背景

对于美国来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变革和动荡的年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机器大工业的迅速发展, 也为社会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这些财富聚集在少数工业寡头的手中, 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已经结束, 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大行其道。以有限公司为代表的联合组织广泛地出现在制造、分配、运输和金融等领域。与此同时, 大量的工人面临着失业的困境, 社会贫富差距极其悬殊, 阶层分化十分明显。在金钱文化的侵蚀下, 社会道德规范普遍松弛, 家庭生活和性道德也处于分裂状态。世界大战的战火和极权国家的建立进一步加剧了美国人的不安全感。

在这样的社会情形下, 美国人依然将个人主义视为自己的传统与旗帜, 但“个人”已经不是美国建国之初所指代的那种具有进取心、发明、活力和进步品质的“农民”, 而是一个地道的“商人”。以工业寡头为首的人们激烈地使用个人主义来反对“政府对从前免受法律控制之工业实行任何形式的调节”[1], 以维持原有的制度, 并无视这种经济个人主义所造成的经济与机会的不平等。同时, 这一制度及实践与人们的信念和理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离。人们大力地颂扬着宗教、家庭、理想主义和利他主义, 但又普遍地感觉到自己沦为了机器与金钱的奴隶, “缺乏明确而肯定的信仰对象与公认的行动目的”[2], 从而陷入了一种孤立与无价值的体验之中。

明显地, 这时的个人主义“已经萎缩为一种金钱尺度与手段”[3]。各种寻求救世的学说杂然兴起, 有人主张完全放弃个人主义, 采用极权主义国家的做法;也有人主张回到彻底的个人主义时代。在纷纭的意见争论之中, “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形成了紧张的对立关系。

二、主要观点

面对冲突与争论, 杜威摒弃了绝对主义的简单化错误, 主张对社会现实进行观察和分析, 并在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上确定问题、解决问题。

(一) 批判旧个人主义

杜威将农业时期和早期工业化时代的个人主义统称为旧个人主义[4]。他认为“旧个人主义是一种原子式的自我封闭的个人主义, 它在理论上充满了缺陷和矛盾, 在实践上带来诸多讨厌的后果”[5]。

1. 理论缺陷

在杜威看来, 旧个人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缺乏“历史的相对性概念”[6]。它把人性中的某些要素作为固定不变的东西, 从而认为个人是“既定的、自足的”, 自由则是“个人现成的属性, 为了使其表现出来, 只需消除外在的约束”[7]。在“个人”与“自由”这两个核心概念上的绝对化错误, 不可避免地决定了旧个人主义的先天不足。

杜威进一步具体指出, 旧个人主义以人性因素孤立地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 实际上颠倒了文化与人性的关系, 并对人性做了简单化的想象。杜威认为, 人性学说表面看来是心理学的研究成果, 实际上则是政治学的内容。人性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 人性是如何构成的学说其实都是某一时期社会文化的反映。由此, 用人性学说来解释社会文化无疑是颠倒因果。旧个人主义高度赞扬的“进取心”等个人品质, 事实上表征的是中性意义上的“尝试”的含义, 其结果积极与否需要在具体情况中进行判断。[8]

2. 实践后果

杜威肯定了旧个人主义在美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所发挥的积极的变革作用。作为一个必要的过渡性运动[9], 旧个人主义成功地解除了对美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束缚, 在开辟美国的发展道路上充当了变革手段。同时, 杜威明确指出, “个人主义运动, 历史地、总体地看, 也未能在任何相称的规模上——并以任何可靠的方式——确保个人的自由, 哪怕是那些自由的临时拥有者”[10], 它“错误地把权威与自由, 稳定与变革对立起来”[11], 并误入金钱文化的歧途, 成为了商业投机者所制造的不平等与压迫的源泉与辩护。

在“美国已从其早期的拓荒者的个人主义进入到一个合作占统治地位的时代”[12]里, 个人的地位已经被各种组合所代替, 而旧个人主义仍旧力图永久化存在, 它从内部造成了社会混乱与冲突。因为“虽然个人现在已为种种庞大而复杂的团体所掌握, 但这些联系的意义尚未和谐且一贯地映入人们的想象的与情感的人生观”, 杜威将之称为“‘失落的个人’之悲剧”。[13]

(二) 提出新个人主义

在对旧个人主义深入批判的基础上, 杜威并不认为美国要完全抛弃个人主义, 而是要考虑如何“改造社会以利于一种新型个人的成长”[14], 即重建个人及个人主义。

之所以选择重建而不是放弃, 杜威有着自己的充分理由。首先, 在价值上, 杜威赞同个人主义的基本观点——人是目的。他认为在前科学与前技术时代, 个人主义存在的终极意图就是确保个人的灵魂得救。[15]现代个人主义运动所表达的个人自由的原则, 深深根植于人类的构造之中, 体现其中的真理永不消逝, 无论对它施加多大的压力。[16]其次, 杜威观察到, 虽然产生旧个人主义的背景已经改观, 但道德和哲学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在社会的深层“顽强存在”[17]着, 并且构成了机器工业和经济活动的背景。因此, 杜威认为美国需要的是“一种普遍的、共享的个人自由”, 且“得到社会化的、有组织的理性控制的支持与导向”的自由。[18]关键的问题只是“个人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崭新环境中怎样重新界定自我, 新个人主义将呈现怎样的品质?”[19]

在提出个人主义的道路上, 杜威首先界定了“个人”。他认为“个人是某种达成的东西, 不是在孤立状态下达到的, 而是在一定环境的帮助与支持下”[20]达成的。进一步说, 个人是通过社会互动, 通过共同体的活动逐步形成自我的。[21]因此, 个人与组织或社会之间不存在对立关系, 而是彼此交融的。甚至, 个人只有在和他人的联系中才能寻找到安全与保障[22], 这种联系不仅是物质上的, 更是道德上的。同时, 人性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在环境或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在人性及其联系生活的运动中, 个人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23]

另外, 杜威对“自由”的含义进行了转向。首先, 杜威认为自由并不是个人固有的成分或先天属性, 而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达成或制造出来的。[24]其次, 经济自由也不是自由的基本含义, “基本的自由就是心灵的自由, 以及产生理智自由所必要的行动与经验的适度的自由”[25]。另外, 自由更不是“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权利”, 即便个人的行为不会干扰别人同样的自由。个人的行为应该接受来自于自我反思与判断的束缚, 尽管它不接受外在的束缚。[26]

在这两个前提之上, 杜威概括表达了他所设想的新型个人——“思想与欲望的模式与他人具有持久的一致性, 其社交性表现在所有常规的人类联系中的合作性”[27]。根据杜威的设想, 社会将为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 个人仍将继续保持着主动性、创造性与活力, 在共同体中与他人分享着一致的信念并保持着自己的个性;个人不会过度地沉溺于表层的社会交往, 更不会在外在束缚的约束下与他人保持肤浅的一致。但是对于新个人主义将要采取的形式, 杜威没有给予明确的介绍, 他认为那“只有在取得更大进步后我们才能进行描绘”[28], 因为新个人主义必定是一定社会具体条件中的新个人主义。

至于在当时如何实现新个人主义, 杜威自己也认为如何让个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接受同一目标的要求并使个人获得自由是一个难题[29], 美国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经验。但他不断地强调着以下三个方面的力量。

1. 共同理智。

在杜威看来, 体现于科学中的共同理智始终是变革的真正的和最终的源泉。[30]民主的基础不仅包括“对人性之能量的信赖”, 还包括“对人的理智, 对集中的合作性的经验之力量的信赖”[31]。自觉地使用理智参与到社会联合之中是实现新个人主义的必然之路。

2. 科学技术。

杜威曾明确指出“只有通过控制性地利用业已掌握自然界物质力量的科学与技术之全部资源, 我们才能获得一种新个人主义”[32]。他认为, 科学可以创造新的价值, 以弥补传统的更迭;科学可以发展道德, 以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维持社会的统一。[33]同时, 杜威主张将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推广到社会生活中, 以实验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 并释放人的潜能。

3. 教育。

杜威认为民主与教育是相互交织和依存的。[34]教育内在含有自由之义, 教育所要做的是创造条件使个人发挥自己的潜力, 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人。同时, 教育也应培养个人形成理智, 担当起一个有效的社会成员所应肩负的责任与义务。教育对于新型个人的产生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总结评价

综合来看, 杜威本人虽然没有对新个人主义的具体形态和实现途径进行周详而细致的描述, 但从杜威已有的论述中我们发现, 与旧个人主义相比, 杜威的新个人主义完成了两个转变。第一, 他将个人与社会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从文化与人性的相互作用出发来审视个人, 消除了旧个人主义将社会碎片化的可能;第二, 他将理性的精神自由作为人类的基本自由, 并接受理性对于自由的自我约束, 摆脱了旧个人主义为经济利益之手段的桎梏。这使得当代任何对于个人主义的责难似乎都在杜威那里被无形消解了。与杜威的其他思想学说联系来看, 杜威的新个人主义无疑与其实验主义、人性、民主与教育等学说是彼此融通的, 新个人主义中所表达的基本观点无疑是其整个学说中的一个核心内容。没有对个人权利、个性与尊严的尊重, 没有对民主共同体的期许, 我们不可想象杜威学说的灵魂会在哪里。

在对杜威新个人主义的评价中, 有研究者争论杜威究竟是将个人还是将社会放在了第一位, 也有研究者讨论杜威是否真正做到了个人与社会的结合。[35]在笔者看来, 这些讨论无疑又陷入了杜威所批判的“意见”之争, 其意义并不大。当然, 杜威的思想中有纰漏之处, 但笔者认为, 在个人主义思想的研究与运用方面, 杜威新个人主义思想的最大贡献, 无疑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动态的文化分析视角来认识个人与社会之关系的范例, 以及看待自由问题的历史眼光。个人主义不仅不与资本主义等同, 更不与社会主义对立, 任何社会都需要面向自己的实际问题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并为着民主的理想不断地调适社会以发挥个人的潜力, 实现心灵的自由。因此, 在我国追求民主化的道路上, 在实现社会成员的主体地位与权利的努力中, 杜威的新个人主义思想无疑具有正本清源的功能, 它让我们以理性的、客观的态度来对待个人主义思想及方法, 以更好地做到用他山之石来攻玉。

从实践方面看,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 从某个方面来说, 就是一个逐渐破除各种身份等级制, 争取个性独立与个体权利的过程。[36]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始终从集体主义的角度认识和使用个人主义, 使得今天很多人仍然为了保持社会主义的“纯洁”而错误地压制着个性, 刻意地疏离着自由。同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情况下, 一部分人又用个人主义来掩饰自己的暴利行为, 更加错误地将自由等同于经济自由与不受约束, 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平等。另外, 在学校教育里, 我们口口声声地颂扬着杜威的民主教育思想的同时, 又有意或无意地约束着学生的个性发展, 将个人消泯在纪律的管制之下。对于社会和学校中这些错误的认识与做法, 笔者认为杜威的新个人主义思想无疑是一剂解毒良药。它帮助我们从源头上理解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纪律的关系, 教导我们尊重个人的个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将个人自由的原则融入我们的血液;同时, 它提醒我们接受自己的自我理性约束, 更向我们强调在行为中要时刻参照他人的行为, 考虑他人的需要, 从而在一种共同体验中走向心灵的自由。

最后, 笔者要表达杜威思想中的一个应有之义, 恐怕也是杜威最想告知读者的一点——在对自己所处社会的观察与分析的基础上, 确立与自己文化相适应的新个人主义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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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顾红亮.实用主义的误读——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192-193.

[8][9][22][29][33]杜威.自由与文化[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977:114、117、161、159、150.

[21][23][24][26]Blanche H.Brick.John Dewey and the New Definition of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J].American Educational History Journal, Volume35, Number1, 2008:117–130.

[35]杨南丽.杜威的新个人主义述评[D].北京:清华大学, 2004;王国韶.新个人主义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 2007.

利他主义行为发展的理论研究述评 篇5

利他主义行为是现代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本文阐述了利他主义行为的本质, 从理论上对利他主义行为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分析.目前对利他主义行为产生与发展的理论解释有以下五方面: 移情、道德判断准则、自我归因、社会道德敏感性、个性品质.最后探讨了利他主义行为研究的`意义及今后研究的方向.本文认为, 利他主义行为研究在坚持理论探讨的同时, 应面向社会实际, 加强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增加社会中的利他主义行为.

作 者：王雁飞 朱瑜 作者单位：王雁飞(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640)

朱瑜(暨南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广东,广州,510632)

功利主义思想述评 篇6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思潮；述评

一、相关研究成果的现状

学术界长期密切关注社会思潮的动态，尤其是在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来，关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结合研究迅速增多，并且取得了很多的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社会思潮的专题研究。学术界主要是从社会思潮的内涵、社会思潮的类型、社会思潮的特点、社会思潮的本质社会思潮的形成过程、社会思潮的发展规律、社会思潮的传播形式、社会思潮的影响、社会思潮的应对等方面做了整体性的研究，或者对宪政民主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等做了分类别的具体研究，或者针对某一群体研究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或者限于某一领域研究高校社会思潮。

第二，关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必要性研究。学者们认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有利于改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强化党的思想领导，有利于凝聚全社会的共识、统一人民的思想，有利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充实国家文化软实力。

第三，关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策略和措施研究。学者们提出必须坚持一元主导、包容多样的原则，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巩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尊重文化差异，在包容多样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引领社会思潮的发展方向，吸收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有益成分；坚持社会思潮引领与解决人民群众实际问题相结合；要提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制度、机制、阵地、队伍、环境保障；深化对各种非主流社会思潮传播演变规律的理论研究，全面剖析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本质，揭示其政治目的。

二、对未来研究思路的展望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关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成效，这些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但是，现有研究成果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一是对多样化社会思潮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得不够全面和深入；二是未能直面当前多样化社会思潮出现的新变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冲击，最终实现在引领社会思潮过程中达到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目的；三是重复研究较多，缺乏创新性成果。因此，有必要深化社会思潮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互关系的研究，针对多样化社会思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冲击，探索引领社会思潮的新途径。

第一，要深化多样化社会思潮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互动作用的研究。由社会中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形成的群体，都会有各种的主张，形成一定群体范围内的思想潮流。因此，在阶级社会里，除了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外，社会上还会涌动着反映其他阶级、集团和群体利益的多样化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与多样化的非主流社会思潮既有矛盾冲突，又能够相互补充。这种互动作用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多样化社会思潮既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提供思想养分，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造成冲击和挑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发挥主导作用和整合功能，引导多样化社会思潮的走向。

第二，要以问题导向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成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一项内容丰富、涵盖面非常广泛的系统工程，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应对当前涌动的多样化社会思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挑战，必须在引领理念、引领思路、引领方法、引领途径等方面进一步创新，提高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针对性、时效性、可行性。

第三，要以多学科视野创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性问题，应该整合力量，综合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学、新闻传播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理论，才能找到新的出路，取得创新性的理论成果。

参考文献：

[1]龙静云，戴圣鹏，熊富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研究述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5）.

[2]朱先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18）.

[3]张耀灿，杨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着力点[J].思想理论教育，2007（19）.

关联主义学习理论述评 篇7

1.1 关联主义提出的时代背景

人们在从事教学活动的过程中, 学习环境的变化一直在影响学习和教学的思路。随着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 为人们提供了全新的学习工具, 开辟了全新的学习环境, 而人们的学习方式和对学习的认识也必然随之改变。因此, 网络技术为人们的学习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但与此同时, 也带来了空前的挑战。

1.2 传统学习理论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局限

传统的学习理论主要有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和建构主义。行为主义过分看重通过实验得出行为反应之间的联系, 将人的学习与动物的行为训练画上了等号, 对学习的理解过于简单机械, 且忽略了人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还包括积累经验和传承文化。认知主义从人脑的技能来研究学习, 但过于强调认知处理尤其是记忆在学习中的作用, 但事实上, 学习远非只是对信息的记录和存储。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对知识的一种整体的建构过程, 但其对学习的理解只停留在建构过程, 对知识的加工并没有体现出来。

究其原因, 是因为上述学习理论都产生于互联网出现和普遍应用之前, 在当今的信息爆炸时代, 人们的学习已不仅是停留在行为强化、识记知识或建构意义, 人们对知识以及学习知识的方法都有了新的需求。

1.3 关联主义学习理论

在上述学习理论发展背景下, 加拿大研究者George Siemens基于其对网络时代学习特点、机制的研究和理解, 正式提出了关联主义 (Connectivism) 的概念, 并通过之后发表的多篇文章阐释新时代的学习学习和教育的方向, 详细解析关联主义学习理论的观点, 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关联主义学习理论强调的是“数字时代的学习理论”, 它从信息和网络技术的角度提出学习方法, 为人们看待学习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其众多核心观点都在学习本质和学习过程方面有独到之处。

2 关联主义学习理论的核心观点

2.1 关联主义学习理论的原理

根据Siemens的总结, 关联主义学习理论有8个基本原理: (1) 学习与知识是基于各种观点的整合; (2) 学习是将不同内容的结点或信息源进行连接的过程; (3) 学习可由工具设备完成; (4) 相比于对当前知识的掌握, 保持学习的能力更为重要; (5) 学习的维持, 是以培养与保持各种连接为前提; (6) 在不同领域, 对概念或理念之间建立联系的能力很重要; (7) 使知识产生流通是关联主义学习活动的目的; (8) 决策本身可视为一种学习过程。

2.2 关联主义学习理论的核心观点

Siemens认为, 我们并不总是在进行高级认知活动的建构, 而是一直在进行连接活动。由此, 他提出了关联主义的核心观点:我们的许多知识不是存在于心智之中, 而是分散在许多个体、图书馆、网络上的各种站点和软件之中。

在知识观方面, Siemens认为, 知识是一种组织, 而不是一种结构。在当今的学习环境中, 知识的组织主要在动态的网络中进行。我们已有的知识观正在动态的、多元化的状态中发生更新。网络时代的知识, 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大众创造、传播、更新、扬弃。所以, Siemens在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时, 引入了“知识流”的概念, 认为知识就像一种循环流动的流体, 存在于在网络世界中。

在学习观方面, Siemens提出, 学习是一个不断编制知识网络的过程, 结点则是支撑网络架构的实体。网络结点的作用, 是形成各自的信息源并与其余结点产生连通, 进而形成学习网络。建立学习网络的目的, 就是为了使学习的知识具有时代性、延续性, 并和新知识产生联系。但这种联系不会永久存在, 在这样一个智能网络中, 学习者会在不断的更新重塑、自我调整中, 适应新环境, 获取新信息, 而那些失去价值的结点就会逐渐被削弱。

关联主义主张将部分的知识处理, 下放给学习网络上的结点, 网络世界是一个动态的生态系统, 具有自治和自我更新的能力, 可通过精练、解释和再造等方式对接收的知识展开处理。所以, 处理信息时, 不必事事躬亲, 而应该将精力投注到创建适合个人学习的网络, 在网络之中由结点贯通知识的脉络, 从而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3 关联主义学习理论的启示

3.1 聚合信息结点

网络学习最关键的是要找到信息源。然而, 网络所提供的大量信息中, 也夹杂着了冗余和凌乱。因此, 学习者需要建立合理可靠的信息管理通道, 在信息源流量不减的前提下, 对信息迅速展开过滤和选择。

3.2 打造镶嵌式学习环境

镶嵌, 即保留学习者鲜明的个性, 并将个性的主体合理安置于学习环境之中。这对学习环境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必须在了解学生个性化的前提下, 因材施教。而学习者则必须积极参与、浸润于社会组织的历史文化中。如此, 学习者和学习环境之间就可形成一个相互嵌套的互动网络。

3.3 注重知识管理

前文已述及, 当前知识的动态性, 使其可脱离人的主体存在于各种数字化设备和通道之中。因此, 了解信息传递的通道比单纯掌握通道中的内容物更重要, 即相比于学习知识, 对知识的管理更需要得到重视。通过对知识的合理管理, 一方面, 我们可筛选相对重要的信息, 并不断充实我们已有的知识网络;另一方面, 我们可将散乱的信息碎片整合为系统性的知识网络, 或将信息零件组合进已有的知识架构中。

3.4 延展社会网络

现代的知识增长越来越倾向于采用综合的与合作的增长模式, 所以, 我们可以尝试着把社会性软件应用到学习环境中, 增加学习者之间对话的机会, 为学习者建立四通八达的学习网络, 通过协作学习分享和互相连结创造新的网络结点, 进而在思想层面达成一种互联思考, 产生类似“蝴蝶效应”的学习成效反应。

4 结语

关联主义学习理论的出现是学习方法和学习场域在新时代发展的必然成果, 一方面, 该理论适应了当前社会科技发展的总体趋势;另一方面, 也迎合了网络数字化学习的客观需求, 是学习理论更加顺应网络化时代特征的高阶发展, 为研究学习开辟了不同以往的崭新的道路。

然而,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关联主义学习理论作为一种新兴的学习理论, 其尚处于雏形发展阶段, 在许多方面都有待研究者和学习者通过深入的理论和实验研究证明其合理性。

但无疑, 关联主义学习理论已经为解释和分析当代的学习现状注入了新的力量, 且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普及, 随着人们对于关联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入, 其在未来将展现出巨大的实践前景和应用价值。

摘要：在如今的网络信息时代, 作为一种新兴的学习理论, 关联主义学习理论的研究成为了教育学的热点问题, 这是学习理论在行为主义、认知主义以及建构主义之后的重大发展。本文通过回顾关联主义的产生, 阐述关联主义的主要观点, 提出其对学习的启示。

关键词：关联主义,学习理论,述评

参考文献

[1]西蒙斯.关联主义:数字时代的一种学习理论[J].李萍, 译.全球教育展望, 2005 (8) :9-13.

[2]G·西蒙斯著.网络时代的知识和学习——走向连通[M].詹青龙, 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1-24.

[3]George Siemens (2006) .Connectivism:Learning and Knowledge Today[EB/OL].

[4]胡壮麟.谈Siemens的连接主义[J].外语电化教学, 2008 (5) .

马克思主义观研究述评 篇8

一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观问题的产生的主要观点和认识

1. 马克思主义观问题产生的特殊背景和情势

梁树发教授对此有明确的解释, 认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通常在以下情况下发生: (1) 在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基本性质的具体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发生重大分歧和激烈争论的时候。 (2) 对无产阶级的重大实践发生的失误或者受到的挫折在进行理论上的反思的时候。 (3) 当出现某种重要思潮或者发现某种重要思想材料, 被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既定认识产生了重大冲击, 从而认为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认识的时候。

2.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割裂和肢解的情况

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角度对这些割裂和肢解情况进行了概括, 主要有:“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割裂, “作为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建设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割裂, “马克思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割裂, “回到马克思”与“推进马克思”的割裂,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的割裂。这些情况造成了人们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和困惑。

3. 马克思主义观问题产生的具体原因

梁树发教授从总体上回答了不断出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的具体原因:马克思主义文本方面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结构方面的原因;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性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本来不同的理论倾向、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也可能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不同的解释。

以上这些观点说明, 马克思主义观问题的产生是必然的, 是马克思主义发展曲折性规律的表现。笔者认为, 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 确实存在着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和攻击, 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同时, 也积累了一些关乎民生的社会问题。种种情况说明, 非常有必要深入阐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因为, 这是科学普及马克思主义观的需要, 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重要前提, 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需要, 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是回应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攻击的需要, 是正视马克思主义生存现状的需要。

二马克思主义定义中的马克思主义观

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观的重要内容, 这是从马克思主义定义中来看马克思主义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及其属性等马克思主义观的根本问题,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目前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理解。

1. 从某一方面来界定马克思主义

这些界定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世界观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的解放学;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等。有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从整体而言,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 即人的解放学。”也有学者主张, 要从“弄清楚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 什么是它据以构成自身体系的来源”的角度来认识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指出:“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不是别的, 就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尤其是后者。”这些界定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定义,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方面,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忽视。

2. 从整体性的高度来界定马克思主义

梁树发教授认为,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 是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思想武器。这个定义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价值意义, 又强调了它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哲学。

3. 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本质来界定马克思主义

张耀灿学者认为, 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性作出不同的回答就会形成相应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规定性至少应包含以下四点:一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特征和理论基石;二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根本性质和社会理想;三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政治立场和根本宗旨;四是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种观点代表着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认识的程度和方向。逄锦聚等学者也从理论特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社会理想 (共产主义社会) 、理论品质 (实事求是, 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 和政治立场 (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等四个方面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认为这是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指导思想。

4. 从多个层面的统一来界定马克思主义

程恩富等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加以扩展, 表述为以下四个层面: (1) 从创立主体层面界定,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后继者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 (2) 从学术内涵层面界定,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术思想和科学体系; (3) 从社会功能层面界定,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和科学体系; (4) 从价值观层面界定,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生信仰和核心价值的社会思想和科学体系。笔者认为, 这个扩展定义是目前学术界最新和最全面的一个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定义。

由上可见, 我国众多学者一直都在尝试着为马克思主义下一个较为全面而科学的定义, 但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能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共识。因此, 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问题仍然是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视野中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进行创新思考和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观

有学者从主体角度来梳理了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观, 大体上包括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江泽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其中, 研究比较深入的是以下三种。

1.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

周向军等学者认为,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在学习以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 在与主观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从发生论、本质论、结构论、特征论、价值论等角度说明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 毛泽东着重强调了认真地学习研究、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等原则。另有学者对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观做了历史考察, 认为它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特定的思想来源、文化土壤和实践基础。它从萌芽到初步形成, 到完备成熟, 再到继续发展是同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命运, 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命运, 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命运, 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2.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

有学者认为, 邓小平科学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问题。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它既是思想体系又是发展的理论, 它既是强大的精神支柱又是科学的思想方法、指导思想和胜利的旗帜;它的基本原则是发展生产力;它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对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邓小平强调:坚定地信仰, 认真地学习, 完整准确地理解, 既要坚持又要发展,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还有学者把邓小平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概括为: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等。邓小平关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主要包括: (1)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老祖宗不能丢和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 (2)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学马列要精, 要管用的; (3)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是: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3. 江泽民的马克思主义观

有学者具体分析了江泽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过程, 并把江泽民的马克思主义观概括为“四论”:指导思想论, 即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结合实际论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论, 即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问题中心论, 即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还有学者认为, 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江泽民从本质论、理论品质论、价值论、发展论等方面作了回答。关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 江泽民提出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应用科学的态度坚持马克思主义, 应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学者把江泽民对坚持、丰富和发展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新贡献概括为四个方面: (1) 明确提出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 (2) 高度重视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 (3) 创造性地概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4) 突出强调理论创新的重要性, 倡导不停顿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

可以说, 研究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观, 是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的深入和细化。但目前学者们主要是从正面来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 而对于党在马克思主义观上的失误还很少有人来分析和总结。

四马克思主义观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学者围绕着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展开了研究, 应该说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在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1. 只注重正确一面的研究而回避另一面的问题

如对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观, 很少有人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从正面来阐述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 而对于一些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观很少有人进行分析和研究。一方面, 我们知道, 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 在国际范围内也存在着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对立;另一方面, 我们的研究又只限于正确的一面的研究。我们都知道, 我们党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针对不同的问题存在着两种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观, 而一直以来却只是从正面来泛泛而谈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但是, 没有比较, 就没有借鉴, 因此说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全面。有学者在论述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时这样提到:“只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 特别是由于对革命战争时期经验的迷恋和对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理解, 毛泽东逐渐脱离了实际, 他的马克思主义观进入一个曲折发展的时期, 他背离了已往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和正确态度, 犯了自己曾深恶痛绝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但论述者没有对此进行专门的深入研究。有学者对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和发展作了较为系统的历史考察, 认为其有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萌芽、初步形成、完备成熟、曲折发展。笔者认为, 这种梳理虽然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观的一个角度, 即发展史的角度, 但这种梳理还有待于理论的提升。比如,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 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具体内容在马克思主义观发展上为什么会出现曲折, 马克思主义观出现曲折的表现, 在马克思主义观发展上值得总结的经验或者教训等, 这些问题还很少有人去作具体深入的研究。

2. 对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浅尝辄止

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没有进一步深入和深化, 似乎没有形成权威性和总结性的理论观点。学者们研究马克思主义观, 只是论述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观包括什么内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应该是怎样的, 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怎样的, 更没有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曾经出现的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及其原因, 而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 总结过去的失误和教训比归纳经验更显得重要。邓小平曾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那么, 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完全清醒的问题是哪些, 今天又是怎样清醒的呢?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而中央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之初, 就明确提出了要做到“四个分清”, 即: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 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 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因此, 笔者认为, 马克思主义观的问题还有待于更进一步深入思考。

3. 混淆了思想体系与马克思主义观的概念

常见的情况, 如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两个概念虽然有许多相通之处, 但有严格意义上的区别。毛泽东思想是一种思想体系, 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 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渗透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 但是, 马克思主义观还包括对待这种思想体系的看法和态度。而在研究中, 有这样一种倾向, 即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渗透着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观, 可以从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把握中来阐述马克思主义观, 但不能在概念上把这些问题混淆起来。

4. 只针对马克思主义相关论述泛泛而谈, 缺乏厚重的历史内容

当前即使是阐述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 如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 江泽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 学者们也主要是从静态来研究这些党的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观, 即主要是从他们的著作和讲话中抽取一些相关的论述, 来说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观, 然后再强调这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指导意义, 因此这种阐述显得很空泛, 没有厚重的历史内容。其实, 马克思主义观本身也是具体的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观, 它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发展而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不同时期, 针对不同的主题, 有不同的主体, 也面对着不同的外部环境和各种各样的思潮的围攻和歪曲。在研究不同主体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发展及其主要内容时, 应当既要有一条清晰的主线, 也要针对不同的层次和问题来研究和把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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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凯恩斯主义人力资源政策述评 篇9

一、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性是人力资源政策的立足点

新自由主义, 如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等认为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 存在“自然失业率”, 即市场经济处于均衡状态下的失业率, 劳动力的供与求在价格和工资可变时,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会自动保持均衡, 任何旨在降低“自然失业率”的政策都会导致经济活动的不稳定, 因此政府无需干预劳动力市场, 应让市场机制去消除失业、收入差距等现象。后凯恩斯主义则坚持认为, 凯斯恩关于存在非自愿失业、劳动力市场失衡的理论仍具有适用性, 而且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竞争, 政府有必要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干预, 并据此提出了人力政策。因为劳动力市场的实际结构变动、运行机制与状态充满了与理想目标和均衡状态大相径庭的矛盾和偏差, 主要表现在:

(一) 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

在实现的劳动力市场中, 由于劳动力在接受教育、训练上存在差异, 导致技能知识、工作态度等方面的不同, 使劳动力之间不能互相替代;由于雇佣单位的生产函数、地理位置等不同, 造成不同的就业条件, 引起劳动力选择的困难;再加上劳动力的需求信号滞后于劳动力的供给, 很容易形成部门、地区等结构性的失衡;以及由于劳动力的流动要付出经济和其他方面的代价, 而且劳动力往往缺乏对可选择就业机会的精确信息, 使劳动力的流动不充分, 导致劳动力的不合理配置和利用等等, 这是劳动市场不完善的表现。

(二) 劳动力市场运行中的矛盾。

如劳动力就业常常滞后于劳动需求变化, 劳动力的知识、技能与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 总是在市场需求变化后作滞后性调整, 必然会出现职位空缺与失业并存、劳动力资源利用不充分等问题;就业歧视造成就业机会不均等, 限制了劳动力市场有效分配劳动力资源的竞争手段;劳动力市场还要受到外部经济或政治力量的冲击等。

另外, 市场竞争带来的收入不平等、少数劳动者穷困无力改变现状等现象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矛盾和偏差。针对这些问题, 不能单靠劳动力市场的自发调节, 而必然通过政府政策, 对之进行系统全面的调节和干预, 特别是通过人力政策, 重点调节劳动力的供给, 使其适应经济形势的需要, 解决失业问题, 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

二、人力政策的发展与凯思斯主义的演进密切相关

凯恩斯1936年出版《通论》一书, 提出一种与传统经济学就业理论截然不同的就业理论。引起了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凯恩斯从有效需求原理出发, 考察了总就业量的高低和就业水平的变化, 指出要实现充分就业, 必须实行国家干预, 把扩大政府支出的膨胀性财政政策作为促进有效需求、消除经济危机和失业的“药方”。但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 凯恩斯主义政策实践的恶果逐渐显露, 失业问题日益严重, 并同通货膨胀难题交织在一起。面对新的经济现实, 后凯恩斯主义者开始在借鉴非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补充和发展凯恩斯理论, 以求解决“滞胀” (即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 的难题。后凯恩斯主义者如萨缪尔森、托宾等把宏观经济分析同微观均衡价格理论相结合, 把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转化为结构性失业, 提出随着政府干预目标的扩大, 要实行多样化、微观化的政策。宏观经济政策, 即货币的和财政的政策要同时实现所规定的失业和通胀目标是不可能的。这个阴暗事实始终鼓励政府去寻找第三种手段来担任这项工作:一方面, 指导路标和收入政策;另一方面, 劳工市场和人力政策。这里的人力政策较简单, 主要是为对付结构性失业而进行的。主要措施包括对非熟练工人或技术不对口的工人进行再训练、帮助劳动力迁移、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等, 远远比不上现在人力政策目标的多样化和内容的丰富性。

后凯恩斯主义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把以收入分析为中心的宏观经济学同新古典学派传统的以价格分析为主题的微观经济理论综合在一起。后凯恩斯主义认为。“人力资本的研究者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挣钱能力, 且实实在在能移转的挣钱能力, 取决于经验及正式的教育”。这就是说, 通过人力政策对失业者进行训练和教育, 不仅被认为使没有技术的失业者得到被雇佣的机会, 而且可以增加他们赚取收入的能力, 使他们今后可以得到较多的收入以摆脱贫困。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不断发展, 人力资源会计学、人力预测与规划等人力资本理论的分支学科都在逐渐成熟起来, 毫无疑问, 这将给人力政策的不断完善提供更加有利的工具。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 凯恩斯主义者对诊治“滞胀”无能为力。新自由主义, 如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对凯恩斯主义从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经济政策等方面全面进行了批判, 开始替代凯恩斯主义。事实上, 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 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和重要方向, 国家通过经济政策、行政措施、法律规章、经济计划、社会福利制度等形式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干预, 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潮流。凯恩斯学派的最主要对立面现代货币主义的代表弗里德曼曾承认:“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分子”;批评凯恩斯主义最厉害的供给学派, 其理论也有不少凯恩斯主义的痕迹, 如承认财政税收政策是调节经济的最有效工具, 要调整国家干预的方向与内容等。在美国, 人力政策并没有由于里根政府奉行供给学派的主张而受较大影响。供给学派崇尚自由经营, 失业救治应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动调整, 但也认为政府普及职业教育, 鼓励私营企业对工人进行技术训练和专业培训, 使工人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 增强对不同工作、工种的转换和应变能力, 既是消除失业的一种办法, 又能提高穷人的素质, 坚定其脱贫致富的信心, 使之摆脱贫困。因此, 人力政策得到了延续, 变成经常性的政策, 但其形式发生了变化:原来以联邦政府实施的人力计划项目等开始分散到各州及地方政府;鼓励企业进行职业培训等。

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受到新自由主义的严重打击之后, 于90年代初显露复兴迹象, 最明显的例证就是1993年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后全面推行与里根、布什新自由主义政策迥然不同的国家干预政策。“凯恩斯主义的复兴, 并不是说回到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 而是发生一定的变化。”凯恩斯主义是最主要的代表——克林顿政府的基本点是:政府必须干预经济, 尤其是财政干预, 以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战略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称之为凯恩斯主义的复兴。20世纪90年代以来, 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呈现低沉而捉摸不定的态势, 失业问题甚为严重, 甚至出现“无就业的经济增长”现象, 使各国政府对就业问题极为重视。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 都确认失业问题已到了非积极救治不可的境地, 其责任则毋庸置疑地由政府担负, 而不是任凭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来完成。在此背景下, 人力政策备受青睐, 不但扩展人力政策的实施范围和力度, 而且把人力政策提到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高度。克林顿政府进行的长期投资计划主要方向就是基础设施、教育培训与科技开发, 充分体现了以政府力量调整产业结构、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决心。欧盟国家也纷纷制定促进劳动力、特别是失业人员流动的劳动市场政策, 推进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竞争力、缓和结构性失业的政策等。

三、人力政策的实质

人力政策的实行, 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各国政府加深了对人力资源重要性的认识, 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 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对于促进失业劳动力的流动、失业问题的减轻、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社会的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效用。但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的不断深化, 它不可能达到其预期的目标, 而且在实施过程中也步履维艰。资本家为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必然要保持一批失业大军以此来维持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因此, 大批劳动力失业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普遍的现象;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 只不过在局部减轻失业的严重性, 使之不致于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安全。

人力政策的实行, 需要政府支付大量费用用于教育、培训、收集信息等, 但在各国普遍存在巨额财政赤字的情况下, 政策的大规模实施是不可能的。人力计划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 在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规律起作用的条件下, 即使根据有关数据对区域的或结构的中长期劳动力供给和需求趋势进行分析并编制计划, 但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动是不依据计划编制者的意志进行的。政府无法保证制订的计划得以实现, 何况资本家追求最大利润。本性也不会按政府的人力计划雇佣劳动力, 这就使人力计划的效果大大减弱。职业培训是人力政策的主要内容, 但也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 如培训保证不了就业, 各经济及管理部门配合较差以及培训工作中存在着隐藏的种族歧视等。凡此种种, 都使人力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摘要：凯恩斯主义的产生是以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为其背景的, 当时凯恩斯为解决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的失业和经济危机等问题而提出的一套反危机的理论和政策。人力资源政策是政府调节和干预劳动力市场、就业和收入等经济活动的政策, 它是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的, 不可避免地成为凯恩斯主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发展与凯恩斯主义的演进密切相关。本文就凯恩斯主义的人力资源政策进行简要评议。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人力资源政策,劳动力市场,研究成果述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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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代光.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货币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述评 篇10

关键词：有机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危机,后现代文明

由克莱顿等人合著的《有机马克思主义》(Organic Marxism)一书,于2014年在美国正式问世,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流派,迅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热切关注。下面将主要针对其理论内涵、特征,其与马克思主义等相关理论形态的关系及研究过程中所存有的不足等问题予以一定分析,以求更全面的理解和把握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一、关于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与特质的研究

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尚处于发展之中,国内外不同学者在对其理论内涵和特质的认识、界定上尚存分野,当前主要分以下几种:

1、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有机”研究方式。

“系统生物学、生物学中的以有机体为中心的方法……这些进展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什么是‘有机方法’,当这些有机论的认识被融入到社会等问题上时,有机马克思主义就诞生了”,[1]p165在一定意义上,有机马克思主义就是对有机体、生态系统和地球的生物圈的这种新的整体性理解为基础的。

可见,克莱顿教授侧重于从理论来源的角度思考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认为这种“有机”的研究方法最初来自于自然科学。

2、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的生态实践形态。

马克思主义、有机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三者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性。“将三者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有其现实性,它将以一种全新的生态实践形态面世,而绝非沦为空洞的哲学”。[1]p187这种突显有机整体的世界观即称作有机马克思主义。

麦克丹尼尔教授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将中国元素积极融入有机马克思主义内涵之中,并将其诠释为一种全新的实践形态哲学。

3、有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中国化的一种新范式。

“有机马克思主义既非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派别,亦非西方马克思学的新派别,而是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确将中国元素融入其中,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只是作为其理论借鉴的一部分,本质上,它仍是一种怀特海主义或怀特海式的马克思主义,而且,中国特色所强调的是一种道路,一种实践,一种高度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基本国情的道路与实践,因而,针对杨富斌教授此种观点,我们应予以批判待之。

4、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误读基础上的理论。

卜祥记教授基于“动在”与“互在”理念,指出有机马克思主义所犯错误:其一,它混淆了辩证唯物主义与自然唯物主义之间的本质差别,误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本质;其二,它将生态文明之基础归于自然唯物主义,误解了生态文明哲学基础所强调的实践性本质”[3]

因而,试图从过程思想出发,去完善、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生态文明奠基,这严重降低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理论高度与水平,实为不可取之举。

二、关于有机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形态关系的研究

有机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过程哲学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间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下面将对五者间的关系予以一定探讨和分析。

1、有机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研究

1)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继承与突破。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独特的社会观和后现代世界观相结合的基础之上,通过过程思想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马克思关于现代主义的设想必须被超越,相较于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更注重地域与文化多样性,“强调不同地域与理论、文化间的相互联系。[4]

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自始至终都主张“原理的实际运用应以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5]突显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地域化。可见,克莱顿教授在这二者关系上的认识尚待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2)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倡导共同福祉为旨趣的马克思主义。“基于和谐的价值理念,追求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6]p84王治河教授基于对解构性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批判基础之上,主张自然、社会、人三者之间共生共荣。对此,崔赞梅博士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基于过程思想,力图将有机、整体等理念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使自身成长为一种符合后现代文明特征的实践理论,并最终致力于人与自然共同福祉的理论旨趣上。

可见,二人均强调有机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联系,强调有机马克思主义基于后现代的实践性本质和理论追求。

2、有机马克思主义与有机哲学关系研究

1)有机马克思主义是有机哲学的一种形式。克莱顿教授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强调现实是一个集包容性、发展性和实践性的过程”。[1]p170即每一理论都应植根于一种新的语境、文化或历史阶段中,这些理论也将会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得以生长和发展,就像人类社会系统一样。王治河教授则从辨证的角度出发,指出,有机哲学为有机马克思主义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同时,在政治经济领域,“有机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有机哲学的具体运用和表达,助推有机哲学实现更进一步的发展”。[6]p85

虽然二人所观察和研究的角度不同,但均

强调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有机哲学的重要作用及二者的内在一致性。

2)有机哲学为有机马克思主义提供理论支撑。有机哲学作为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的重要来源,有机马克思主义将“有机”等范式从自然科学领域逐渐普及到社会科学领域,“使之逐步成为一种能够为人类社会的全部领域所共享的话语方式。”1[1]p10

谢昌飞教授基于西方文化背景,从整体视角考察有机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和形成的过程,以此突显有机哲学在此进程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所起到的重要意义,进而揭示二者间辩证的关系。

3、有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系研究

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有机马克思主义提供素材,但仍存缺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态思想的深层次挖掘为有机马克思主义积淀了一定理论基础,但同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存有“短板”,即忽视了自然科学的作用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特征,未能使异域文明有机融合,最终,生态文明理念难以真正内化于心。“唯有当马克思主义在一种文化中得以有效的具体化,并与人民的实际生活有机联系在一起时,它才能真正的存在”。[1]p206

克莱顿教授基于批判视角,肯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作贡献的同时,指出其在自然科学运用和异域文明融合上的缺陷,以此凸显有机马克思主义在此上的突破和发展。

2)有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中存异。王治河教授认为,二者在资本主义批判、生态革命呼吁等方面有着深度契合,但仍存分野,“首先,在生态危机的根源上,后者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前者认为现代性才是根源;其次,后者注重批判,而后者批判同时更注重建设。再次,相较于后者,前者更注重文化的特殊性。

而王雨辰教授认为,虽然二者都是力图探索生态危机根源和解决途径的生态文明理论,但在理论基础、生态文明本质的认识等方面仍存有差异。理论基础上,后者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前者基于过程思想。生态文明本质认识上,“后者秉持现代主义价值取向,反对把人类文明与自然对立起来,而前者秉持后现代主义价值立场,坚持自然万物内在价值论,把人类文明与自然对立起来。”[7]

三、关于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局限性

有机马克思主义尚处于发展之中,理论体系仍不完善,下面将针对其研究过程中所存有的缺陷予以一定分析和探讨。

1、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有机哲学并不合理

克莱顿教授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有机哲学的一种形式,正是过程思想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新的生命和活力,并强调:“我们最重要的盟友就是过程思想”。[1]p211有机哲学的其核心理念即是——所有的生命、存在物和经历体验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不断变化的有机整体。

实质上,有机哲学所强调的是一种“动在”与“互在”的辩证关系。但,问题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并不缺少这种辩证的思想,自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之日起,其始终强调整个世界是一个永恒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主张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用联系和发展的视角看待事物及事物间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一思想贯穿于马克思整个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始终。而较于辩证唯物主义,有机哲学本质上所主张的是一种自然唯物主义,是一种基于自然科学发展基础之上的理论,若以此为基础展开对现代性或资本主义的批判,非但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批判,反而淹没了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本质与精神,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实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2、有机马克思主义并未真正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

克莱顿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普遍的预测性的科学”“充满生机活力的马克思主

义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1]p7社会决定论是众多必须被超越的神话之一,真正有用的马克思主义将是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即只有适应于特定的时空条件(某一民族、文化、语言等)时,这种马克思主义才会存在。显然,在此,克莱顿教授误解了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将其视为机械决定论或庸俗的经济决定论。

实际上,马克思唯物史观所强调的历史决定论与经济决定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是一种基于整体、多维的视角来看待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演变与发展辩证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包容开放的理论体系,其始终强调与时俱进的吸收与融合不同民族、地域的优秀文化和理论,强调原理的实际运用,因而,基于历史观层面,有机马克思主义并未真正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只是建立在对后者误解基础之上的一种错误认识。

3、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地方生态自治”之路行不通

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工业文明以来,小型农业文化系统和整个生态系统受到严重挑战。此时,人们需要探索整体价值观如何才能引导个人和家庭的决策;人们也需要探索家庭和地方共同体的支撑结构如何才能帮助建立和提高本区域的“造血”能力。而答案就是“采用典型的传统经济形式和小城镇经济形式”,[1]p255如中国云南农村等地区的农庄经济等。

实质上,有机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是一种“地方生态自治”发展之路。其将人类文明史与自然界看作是一个不断疏离的过程。有机马克思主义片面夸大了工具理性的负面效应,误解了生态文明的本质。这种建立在反人类文明基础之上的发展之路,实则与生态文明本质内涵背道而驰。同时,有机马克思主义在探索应对现代性危机特别是生态危机的实践进程中,所强调“共同体”概念与马克思所主张的基于现代文明发展基础之上的“自由人联合体”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有机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构想是基于类似于自然经济时代的农庄经济基础之上的实践探索,有悖于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前进方向,最终,“地方生态自治”的生态文明发展之路注定行不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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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康哲学译介思想述评 篇11

关键词：陈康；巴门尼德斯篇；译介思想；理想译品；译介并举；以义害辞

中图分类号： B2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3-0008-05

Abstract：In the modern western classical philosophy translation field， Mr. Chen Kangs translation thoughts become an independent school. He reinterpretated Yan Fus “the three principles”， trust in honour， advocated the ideal translation， and rebuild the confidence in the national academic；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objects， had nine times annotations to Plato the Parmenides. Emphasised on philosophical argumentation ease， put forward “to meaning harm speech， not to resign harm righteousness ” translation ideas. The rigorous， profound translation thoughts made him not only in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free-standing， and win the high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nd also encourage the followers.

Key words： Chen Kang； Parmenides discourse； translation thoughts； ideal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imultaneously； meaning to harm speech

陈康（1902-1992），江苏扬州人，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著有《柏拉图〈诺曼篇〉中的认识论》、《柏拉图认识论中的主体与对象》、《亚里士多德的分离问题》、《智慧——亚里士多德寻求的学问》、《论希腊哲学》、《陈康哲学论文集》等作品，译注《柏拉图对话集》之《巴门尼德斯篇》。其学术思想颇受中西学界重视，被哈佛大学哈桑教授誉为“当今亚里士多德的世界第一权威”，贺麟则称他为“钻进古希腊原著的宝藏里，直接打通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第一人”。与他在古希腊哲学上的造诣和研究成果相比，其翻译在量上并不突出。然而，其译介思想、译介观点却异常丰富，并独树一帜，卓然自立，为近现代西学译介观分野开启一新方向。

一、诠释译事三原则，以“信”为尊

陈康从事哲学翻译与他对古希腊哲学研究密不可分。1937年，抗战爆发，次年八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从长沙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大，众多学术名流汇聚于此。1941年，贺麟在昆明发起“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推进西方学术著作翻译工作，希望陈康能参与其中。他遂在授课之余，经八九个月的时间完成《巴门尼德斯篇》约20万字的翻译和注释工作。并就翻译原則、理想和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思考和阐释。

在陈康看来，翻译的条件或原则至关重要。然而，严复关于翻译的三个原则或条件并非完全等价。在这三个具体的条件中，唯有“信”才是最重要、最值得坚守的教条。他说：“关于翻译，严几道（复）提出‘信、‘达、‘雅三个条件来。‘信可以说是翻译的天经地义：‘不信的翻译不是翻译；不以‘信为理想的人可以不必翻译。‘达只是相对的。所谓‘达，从客观方面看，乃指人从译文里可以顺利得到原文中的意义，完成这一点，译笔的巧拙固然很有关，然而此外还有内容的准备。……‘雅可目为哲学著作翻译中的脂粉。如若这类书籍的翻译是忠实地依照原来的思想线索介绍一个本土所无的学说，那么‘雅与‘不雅只是表面上的问题。事实上只有内容不充的地方借助于外表的修饰。而况‘雅与‘信又时常是不能并存的”[1]8-9。

众所周知，“信、达、雅”为严复首创。他融会佛经译家翻译思想成果，根据译事内在的规律和关系排列组合，将译事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明确提出世人通行的翻译原则，遂奉为圭臬，成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然而，作为一个理想的标准和“译事楷模”，即便是严复本人也未能完全做到，傅斯年、蔡元培、胡先彇、张君劢和贺麟对此都做过评价。严复提出“信、达、雅”三原则以后，中国的西学翻译风起云涌，众多译家依据自己对翻译的理解，不断诠释、改造和修正严复的翻译标准，为丰富翻译思想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

在“信”、“达”、“雅”三者的关系上，严复认为：“求其信，已大难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2]17在严复看来，要做到忠实于原著本来就很不容易，如果只注意准确而忽略了译笔的通达晓畅，那么，即使是译出来了也等于没有译。可见译笔的流畅必不可少。然而，陈康则认为，在翻译过程中，“信”是“天经地义”，不容质疑，离开了信，翻译本身毫无意义。对于“达”，陈康则认为它具有相对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读者本身的背景知识。例如，黑格尔的《逻辑学》，由于其艰深晦涩，无论怎样翻译，如果在哲学方面缺乏严格的逻辑训练，同样不能理解。相反，如果对纽约街头的汽车相撞事件进行翻译，无论翻译的水平如何，理解均无障碍。“所以译文的‘达与‘不达，不能普遍地以一切可能的读者为标准，乃只能相对于一部分人，即这篇翻译的理想读者。”[1]9

至于“信”、“达”与“雅”的关系，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写到：“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辞，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2]17从而将“雅”放在了比“信”、“达”更为重要的地位。与严复相比，陈康则给予“雅”最低程度对待，认为它只是翻译中的脂粉，甚至只是一种补充和装饰。特别是，为“雅”而“雅”，往往会与“信”发生冲突，从而降低“信”的质量。

对比陈康与严复在翻译标准上的认知，陈康无疑独辟蹊径，“破二立一”，将“达”和“雅”与“信”区别对待，降低其在翻译原则中的价值，以彻底忠实于原文为翻译的鹄的，将“信”绝对化。然而，如果详细考察陈康的论说则又明显内涵着一个鲜明的前提：即它是以艰深的哲学翻译为前提。作为一门反思的学问，智慧的学问，哲学素以抽象思维为其特征，对普通大众而言，如果缺乏必要的学术修养和知识储备，直接进入艰深哲学原文绝非易事，陈康正是看到这一点，从而以“信”为坚守，以具备相应知识储备为要件，将其翻译立场推向极致。毕竟，在文学、美学和其他社会学方面，如果原著的义理本身通达无碍、朴实易懂，则“信”、“达”、“雅”的权重自然会因时而变，甚至相辅相成。

二、重视理想译品，重建学术自信

自汉代佛经翻译以来，中华民族在吸收外来文化和从事翻译方面从未停止。其中不少作品几经翻译，成果蔚为大观。《金刚经》、《心经》、《法华经》、《梵网经》、《无量寿经》、《楞严经》、《维摩诘经》、《二十四章经》、《金光明经》等众多经典均有不同译本。其中，不少译本甚至超越其母语，从而将佛教思想发扬光大。近代以来，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便有胡仁源本、蓝公武本、牟宗三本、韦卓民本、邓晓芒本和李秋零本等众多译本。这并非译家的自我标榜或重复劳动，而是他们对理想译品的不懈追求，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想超越原著本身，进行创造性诠释。正如著名哲学家贺麟所言：“翻译为创造之始，创造为翻译之成，外来思想的翻译对于激发中华文化的创新伟力也是有价值的。有些人错误地把翻译看成‘传声筒，认为从事翻译的人没有创造个性；殊不知在学术事业和文化交流中，做一个好的‘传声筒也非易事”[3]。可见，翻译并非只是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文字转换，而是需要译者的主动参与和自觉投入，才能成就理想的译品。

对陈康而言，翻译绝不是简简单单的事情，它既是一个民族学术能力的重要展现，又是译者个人特长的表达。为此，他对其所在的“哲学编译委员会”寄予殷切的期望，希望能从里面产生理想的翻译文本，展示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卓越才华。他说：“现在或将来如果这个编译会里的产品也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绝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否则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现武艺，往斯巴达去表现悲剧，无人可与之竞争，因此也表现不出自己超过他人的特长来。”[1]10所以，从事翻译必须树立远大理想，持之以恒，在原著的基础上入乎其中，出乎其外。这既是对原著本身的尊重，也是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肯定和鞭策。

在陈康看来，好的翻译或理想的译品，其本身蕴含着一些内在规律和要求，它是构成翻译作品的基本要件。首先，它不仅能为不了解原文的人提供另一种文化思想，而且可以反哺其原著的校勘工作。他说：“翻译只是为了不解原文的人的。毫无疑问，翻译是为了不解原文的人，然而不只是为了不解原文人的；反之，在学说方面有价值的翻译，同时是为了解原文的人所不可少的。凡是稍稍懂得些西洋古代哲学研究中校勘部分的人，皆將毫不迟疑地赞同这话。试问：谁校勘柏拉图的或仆罗丁的著作不参考Ficino的翻译呢？中国最古典的翻译，佛经的翻译。那些大师过去了以后，其他的人只敲着木鱼念经，不再想从原文去研究佛经中的意义。因此一般人关于理想的翻译在校勘方面的价值丝毫不能想象。”[1]9他勉励人们要以理想的翻译为目标，从而不断提升翻译水平。

不仅如此，陈康认为，在不同文化之间，由于语言修辞、思维习惯的差异，往往会阻碍人们对它的理解。特别是一些古典文献更是如此，历时久远，语法习惯几经变换。例如，“古代希腊文里文句的组织不是似现代欧洲文里文句组织的有规定。因此往往一字和同句中这字还是那字联合颇成问题。和不同字的联合产生不同的意义，甚至影响对于整个思想的看法。”[1]9现实中，面对这种异质文化，译者的水平高下必然成为整个翻译文本的直接因素，好的译者会使文本透彻清晰，坏的译者则常常闪烁其词，不能体现出文本的价值来。他说：“如果一种翻译在学说方面是有价值的，凡遇着这一类问题时，读者皆可以从它看出译者的看法是怎样。如若一种翻译在学说方面是无价值的，凡遇着这一类问题时，译者尽其躲避的能事，结果使人看不出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怎样，也许他自己对此并无一定的解答，甚至不知此处有问题。我们固然不劳译者为我们解答问题，然而却希望他对我们表示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以扩充我们的眼界，以便自动地解答问题。有学术价值的翻译能做到这点，无学术价值的不能。”[1]9-10他将翻译的好坏与学者的努力紧密联系起来，希望将翻译理想与责任内化为学者的文化自觉。

在具体翻译过程中，他以深入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在译注柏拉图《巴门尼德斯篇》以前，他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便已进入了极高的水平。特别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疑难问题进行了专题的辨析，写下了多篇价值斐然的哲学文章，改写西方哲学历史。这些都成为他打通《巴门尼德斯篇》的伏笔和铺垫。在他的哲学翻译中，常常能看到他对文本重点和方向的把握，字里行间均沁润着他的思想和见解，散发着解释学的光辉。他告诫那些从事和将欲从事翻译的人们，任何翻译都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和学识，只有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才会译出完美的译本，成就民族学术的自信。

三、因文而异，译注并举

关于自身的翻译事业，在《巴门尼德斯篇》序中，陈康曾有一段较为确切的自述，他说：“贺自昭（麟）先生主办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要我们选择柏拉图的‘谈话。自昭先生研究黑格尔有年，并且正着手翻译黑格尔的《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黑格尔的《逻辑学》在内容方面至今仍是后无来者，如若它前有古人，那就是柏拉图的《巴门尼德斯篇》。因此，若为这个编译会稍尽绵薄，在柏拉图的著作中以译注本篇‘谈话为最合宜。”[1]14

在陈康看来，翻译本身很难，注释就更不简单。特别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哲学更是如此。西方学界有一说法：“两千年来的西方哲学都不过是对柏拉图思想的脚注”，其深刻程度已为人们所共知。在陈康看来，“柏拉图的著作已几乎每篇是一个谜，或每篇至少包含一个谜了；然而《巴门尼德斯篇》乃是一切谜中最大的一个。研究柏拉图哲学的人对这篇‘谈话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即努力猜这个谜；一即认它是个谜而畏缩。”[1]7以柏拉图学派为肇始，西方学界一千多年来都努力破解这一谜团，至今仍无人猜透。所以，“如若仅将这篇‘谈话移译为中文，如不加解释，最好的结果是介绍一个希腊的谜，甚至为这篇‘谈话增添些不能卒读它的人。这样，我们的翻译只是徒劳；我们所以翻译的目的完全不能达到。所以翻译以外必加注释。因此注《巴门尼德斯篇》”[1]7。

回顾历史，中国自古便有注释经典的传统，古人提倡“注不破经，疏不破注”，只管随文作注，不对原文提出怀疑。西学东渐以来，国人在引进西方文化的过程中，遂将翻译与注释紧密地结合起来。严复一生译著十余种，约170余万言，而在译作中写有案语就达数百条，约17万字，占其翻译总数的十分之一。包括“附带介绍之说”、“旧史式的列传”、“旧思想习惯之攻击”和“对于政治社会的主张”等内容。严复将其称之为翻译的副产品，即译文过程中增加的与翻译相关的文化信息。贺麟继承严复的这一思想，遂作“长序”，在《黑格尔学述》和《精神现象学》等序言中，对于原著的写作过程，作者的政治态度，国外研究的状况，以及诸多重要概念的阐释均有极其透彻的研究与讲解，为读者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背景资料。因此，在译介过程中，译注往往融为一体，密不可分。

值得重视的是，陈康不仅恪守“我注六经”的基本信条，而且就具体注释方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发展，他认为，作為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注释有两种不同的方向：一是某者某也的文字解释，相当于西洋的“古文字学的解释”；一是纵横不羁的义理理解，相当于西洋的“哲学的解释”。只有将两个方面紧密结合起来，才能避免文字解释的零碎狭隘和义理解释的空中楼阁；对注释柏拉图“对话”同样如此，“它的主要目标乃在以古文字学为基础建设一个哲学的解释，由解释一字一句以解释一节一段，由解释一节一段以解释全篇的内容，由解释全篇的内容以解释全篇‘谈话在柏拉图整个思想中的位置”[1]12，从而达到集腋成裘的效果。

与此同时，陈康认为，“文字的解释”和“哲学的解释”相辅相成，不能偏废。“解释哲学著作唯有‘哲学的解释始能胜任；但这种解释必以原著的内容为依归，不能借题发挥，叙述自己的思想，它必须采取古文字中校勘、释义、考证等方法。”[1]12为此，他将注释工作进一步细化，即文字的校勘、词句的释义、历史的考证和义理的研究。进而将义理研究再分为论证步骤的分析、思想源流的探索和论证内容的评价。规定各项中的分量和排列的多寡。

然而有趣的是，陈康的注释异常特别，远非一般译著可比。就《巴门尼德斯篇》本身翻译而言，十分短小，而他的注释篇幅却有九倍之巨，成为现代哲学译注中的一大奇观，看似喧宾夺主，却又合情合理。通过译注，他将柏拉图的中心问题及柏拉图前后思想进行了透彻的讲解，成为现代柏拉图研究的津门。正如余纪元先生所言：“以我自己对中国及世界希腊哲学史研究状况的了解，陈先生所作的贡献，不仅在中国前无古人，在世界上亦留下了永恒的足迹。在陈先生之前没有任何中国人，像注释孔孟经典般注释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特别是他古典哲学的注释方法和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成为译界永远的遗产。

四、宁以义害辞，不以辞害义

与对“信”的尊崇相一致，陈康认为，翻译过程中义理与辞章之间永远存在难以弥合的鸿沟。由于哲学义理艰深，语言受地域限制，习惯用语不能一一对应。在这种情况下，希望在“信”与“雅”，或“义理”与“文辞”之间时时并重必不可能，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一个取舍。因此，他说：“极其满足‘信这个条件的翻译不但时常‘不雅和‘不辞，而且有时还不能避免不习惯的名词；翻译一事的本性造成这样的情形。翻译哲学著作的目的是传达一个本土所未有的思想。但一种文字中习惯的名词，只表示那在这种文字里已产生的思想，而且也只能表示它。因此如若一个在极求满足‘信的条件下做翻译工作的人希望用习惯的名词传达在本土从未产生的思想，那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在这样的情形下，若不牺牲文辞，必牺牲义理；不牺牲义理，必牺牲文辞。”[1]10-11针对这一难题，不同翻译者选择自然不同，甚至主动调和二者的关系。然而，陈康却毅然选择了义理。并指出，“凡是遇着文辞和义理不能兼顾的时候，我们自订的原则是：宁以义害辞，勿以辞害义。‘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诚然是历史上已经验证了的名言，然而我们还要补充以下两句话，即：文胜其质，行远愈耻。”[1]11由此，他将“不以词害意”的大意发挥到了极致。

从陈康的具体译文来看，译文确实算不上流畅，一些概念与学界的通行译法也存在很大的分歧，不少地方读来甚至别扭。在《巴门尼德斯篇》中，他认为最受人攻击的是第二部分中常常出现的两句话“如若一是”和“如若一不是”。他说：“无可讳言，它们不是中文里习惯的词句，因为自从有了中文语言文字以来，大约还未有人讲过这样的两句话。其所以还未有人讲过它们，是因为还未有人这样思想过”[1]10。他认为，正是因为还没有人这样思想过，其翻译才有价值，否则何必多此一举。此外，在译文的概念处理上，他与学界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人们在讲柏拉图哲学时，“理念论”是其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其内涵在学界已成为共识。然而，陈先生却译之为“相论”。在《巴门尼德斯篇》的注释中，他深入考察希腊文的原义，批判了西方学界错误观念，并从柏拉图对它的用法和所给予的涵义阐明了为什么译成“概念”、“理念”、“理型”、“观念”的错误，认为这些译法误解了柏拉图思想。而译为“相”虽较为陌生，但却能切中柏拉图思想本身。他说：“这样的翻译表面上看来有一毛病，即是生硬不能让人望文生义，然而仔细考究起来，这点正是它的特长。因为人不能望文生义，必就这术语每一出处的上下文考求他的所指。……这生硬的择词却正逼人走这应当走的路。”[1]41

又如，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Metaphysica一书一般均译为《形而上学》，意味《周易》 “形而上者谓之道”之意，他则将其译为《物理学以后诸篇》。Ontology一词，他原来音译为“翁陀罗己”，并在《尼古拉·哈特曼》一文的注释中专门作了解释；但在以后的著作中他则译为“万有论”，而我们现在却译为“本体论”。在《从发生观点研究亚里士多德本质论中的基本本质问题》一文中，“本质”即Substance，通常都译为“本体”或“实体”，“基本本质”和“次级本质”，通常译为“第一本体”和“第二本体”；而通常译为“本质”的essence，他则译为“本性”。如此种种，累见不鲜。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他将从古希腊至今发生影响的（希腊文）即is（英文），Sein（德文）进行了彻底的改译，在通常情况下，学界将其译为中文“存在”或“有”，而陈先生译为“存有”，“有”或“是”。而在有些文章中，他写的则是德文Sein，并音译为“洒殷”。这些译法与国内学术界皆有很大差异。

陈康自知他的翻译会被人指斥为“不雅“，可他坚定地说：“这样的指责是不可怕的。最可怕的乃是处事不忠实；为了粉饰‘文雅不忠实于原文中的真相，却更之以并不符合原义的代替品转授给一般胸中充满了爱智情绪而只能从翻译里求知的人们，那是一件我们不敢为——且不忍为——的事！”[1]11他始终坚信，忠于原文不仅是翻译工作的一种具体品质，更是译介过程中的最高法则。

纵观陈康的译介生涯，其在译介的数量上并不算多。然而其译注方法却异常鲜明，他坚守忠实于原著本身的翻译理念，打通西方哲学内在义理，将艰深的哲学研究作为哲学译注的逻辑前提。论证过程中，无论肯定与否定，皆从论证推来。论证皆循步骤，不作跳跃式的行进。人我不混，物我分清。一切皆取决于研究的对象，不自作聪明，随意论断，饰智惊愚。为后学提供了一种不可多得的为学典范。

参考文献：

[1][希]柏拉图.巴门尼德斯篇·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严复.天演论·译例言[M].北京：时代文华书局，2014：17.

[3]贺麟.谈谈翻译[J].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学报，1990，（3）：36.

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儿童观述评 篇12

一、旧行为主义心理学代表人物———华生的儿童观简述

1913年美国心理学家华生以一篇题为《一个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的论文, 宣告长期以来专注意识研究的传统心理学破产, 一种新的以外显行为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诞生, 即行为主义心理学。

1. 否定遗传、本能, 坚持儿童的“习性论”

在行为主义崛起的几年里, 华生对本能的看法存在着巨大的转变。“1914年, 本能在他的理论中有着突出的作用。但到了1919年, 华生却认为本能存在于婴儿那里, 习得习惯很快就取代了它。到了1925年, 他完全抛弃了人类本能的观点, 主张只有一些称作本能的简单反射, 而没有复杂的、天生的行为模式。”[1]他认为, 我们经常称之为“本能”的东西大多是训练的结果, 且心理学也并不需要本能的概念, 并得出了以下结论“我们并不曾遗传才智、才能、气质、性情及特性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都同本能一样, 是由学习而得来的, 且大致是在摇篮时代学得的”[2], 即在旧行为主义心理学眼中人出生就如同一块白板, 不存在遗传也不存在本能, 同时儿童大抵是不成熟的、是贫瘠的, 除了从遗传而来的身体结构之外, 空空如也等待别人灌输知识、技能、情感等。

2. 持“分子式行为”, 否定儿童的主观能动性, 持环境决定论

旧行为主义的研究对象是从有机体适应环境的意义上客观的、可观察的行为, 即机体用以适应环境的反应系统。该反应系统中刺激—反应的连接是行为的基本单位, 其中刺激是指环境中的任何客体或有机体的内部状态, 反应意指由刺激作用于有机体时随时准备引发的一种固定不变的活动 (肌肉收缩、腺体分泌) 。因此, 旧行为主义者关注的是由特定刺激引起的特定反应, 有着明显的起点和终点, 且行为仅仅涉及整个有机体, 并不应强调意识等在行为中的作用。同时, 旧行为主义者认为刺激—反应之间不需要任何间隔时间, 且不同情境下的相同刺激会即刻产生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反应。

华生依据其分子式行为观, 指出不论多么复杂的行为都可以通过条件反射这一机制建立起来, 因而得出婴儿可以任意塑造的论断[3], 将儿童简化为一架被动地对外界刺激做出相应行为反应的机器, 忽视了儿童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华生曾声称“给我一打健全的、没有缺陷的婴儿……也可以把他训练成为一个乞丐或窃贼”[4], 由此可以看出, 旧行为主义者眼中儿童行为的形成完全依赖于刺激和反应的被动连接, 儿童只能对环境的刺激做出回应, 而自身对环境的控制能力却很弱。这无疑片面夸大了环境、教育的作用, 忽视了儿童意志的自由和主观能动性。

3. 否认语言和思维的区别, 抹杀了动物与人的区别

以华生为代表的旧行为主义心理学否认意识代之以行为为研究对象, 否定内省法代之以客观的观察法。[5]因此, 思维过程能否归结为可观察的客观现象俨然成为行为主义走向严格的客观心理学道路上的重大问题。华生据其机械行为观主张语言是一种动作习惯, 主张“思维外周论”, 因而进一步认为语言和思维没有根本区别, 都同属于言语习惯。换而言之, 言语是外显 (出声) 的言语习惯, 而思维则是内隐 (不出声) 的言语习惯。

众所周知, 思维是人与动物最主要的区别, 行为主义将人的思维依据其机械行为观简化为刺激—反应, 并将其和语言归于言语习惯。如此, 不仅否认思维与言语的根本性区别, 同时还降低了人作为万物之灵长的地位, 使之与动物别无二致。华生认为“行为主义是二十世纪头十年期间研究动物行为的直接的结果”[6], 可行为主义的目的是为了预测和控制人类的行为。不可否认, 华生前期对动物的研究对推动行为主义的发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且人与动物之间确实存在许多共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无视差异, 在人与动物之间划等号。纵观其上, 不难看出行为主义者否认思维的特殊性, 混淆了人与动物的界限, 无视人与动物的区别。

4. 情绪

华生力求将有机体的所有反应客观化, 在将语言和思维作了行为主义的论述之后, 又将情绪这一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有机体特定刺激下的某种特定的反应, 并对婴儿进行实验研究证明了情绪的形成与消退。华生将情绪定位为一种涉及到整个躯体的深刻变化, 特别是内脏和腺体系统变化的模式反应。[7]通过许多实验研究发现, 在新生儿身上可以找到由特定刺激所引发的三种原始情绪:爱、恐惧、愤怒, 并论述了以上三种原始情绪在通过条件作用的基础上产生更为复杂的各种情绪。

情绪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大特性, 因此行为主义研究情绪行为的对象就必将是人, 且为明晰成人情绪反应的复杂性不得不从发生的角度研究儿童。华生以儿童为研究对象, 利用客观操作的物质环境下的特定刺激进行情绪行为实验。在一定的程度上表明, 行为主义者从对动物的研究转为对人的研究, 从人身上得到的研究成果递推于人的身上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而实际上, 人所处的环境是复杂的、多变的, 其在单一背景下研究, 结果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再者, 以身心不完备的婴幼儿作为实验对象, 并对其造成巨大影响的做法严重违反了实验的伦理性原则。

二、新行为主义心理学代表人物———斯金纳的儿童观简述

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大约10年中, 旧行为主义由于华生刺激—反应公式过于简单, 只能研究如感觉、动作等低级的心理过程, 行为主义内部酝酿着一种变革, 并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正式形成新行为主义心理学。

1. 新行为主义者未公开否定遗传, 并提出了“遗传环境”概念

斯金纳承认先天行为的存在, 认为先天行为是遗传列联的产物, 并具体分析了有机体的强化性列联和生存性列联。其中, 生存性列联即人类的遗传禀赋, 强化性列联即习得行为。并在其论述个体行为的形成与维持的过程中, 两者都提及到, 只是更加强调环境的作用。即表明新行为主义者不再持“白板论”的儿童观, 表面上也不再持环境决定论观点, 这应算作是对旧行为主义的发展, 可也并不意味着改变了华生所提出的环境决定行为的基本观点。

深受华生影响的他以另一种方式响应了华生的环境决定论, 即将先天行为被认为是环境的另一种形式 (遗传环境) 决定的。斯金纳将遗传也归结于环境, 从而成就其环境决定论观点。斯金纳借以“玩弄”概念的方法来挽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旧行为主义, 实质上却并未有所革新, 但值得欣喜的是新行为主义者眼中的儿童不再是一张等待被涂抹、填充的白纸。

2. 新行为主义承认人的内部心理过程的存在, 同时承认人具有自我认知

斯金纳说过:“一门恰当的行为科学必须考虑在有机体皮肤内部的活动”[8], 即说明新行为心理学承认这些人的内部心理过程不仅存在且可以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 (虽然斯金纳并未将其作为研究对象) 。斯金纳虽承认人具有自我认知, 但反对内省法的他却认为人不能准确报告自我认知的内容。新行为主义虽承认人具有自我认知, 能够认识自己, 但同时又认为人是无能的, 不能准确报告出自我认知。

3. 新行为主义的操作性条件反射, 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儿童具有主观能动性

新行为主义者同旧行为主义者都认为遗传对行为的决定作用是最小的, 人类大部分行为是习得的。斯金纳分析了条件作用之下的两种行为, 一种是应答性行为, 即刺激—反应之间的联结;另一种是操作性行为, 即受到强化而形成的, 是操作的效果而引发的。斯金纳持第二种行为观, 认为环境决定的选择性相互作用, 否认行为主体内在的某种意图, 仅仅注重于行为发生密切关系的环境条件。

不难看出, 斯金纳并未公开承认儿童具有主观能动性, 且将内部状态归结为伴随行为出现的附属现象。但斯金纳反对华生的“刺激—反应”理论, 在其操作性条件作用原理中, 要求当儿童做出一个符合期望的行为时呈现一个积极刺激或者撤消一个厌恶刺激, 儿童的这种行为就会再次出现, 反之则不同。同时, 斯金纳主张行动的主动控制, 主张强化反对惩罚。可见, 新行为主义眼中的儿童是有生命力的, 至少其认为儿童是有主观能动的个体。

三、新的新行为主义心理学代表人物———班杜拉的儿童观简述

20世纪50年代, 旧行为主义和新行为主义严格的环境论和人与动物的观点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 同时认知主义心理学的崛起使得过去为行为主义所拒绝的意识、思维、记忆等概念再次成为心理学的合法研究对象。在这种境况下, 以班杜拉、罗尔特、米契尔等为代表的行为主义者在坚持行为主义基本观点的前提下, 大胆吸取了认知主义心理学中一些合理的观点和成果, 新的新行为主义应运而生。

1. 新的新行为主义辩证地分析了先天遗传和后天习得的关系

班杜拉认为机体具有先天皮层结构和感觉—运动等生理特征, 这些生理特征的不同导致个体在行为上的不同。因此, 班杜拉认为先天生理因素和后天习得因素共同决定着行为, 但后天习得因素在其中占主导作用。[9]可以看出, 新的新行为主义既不持旧行为主义“白板论”的观点, 也不持新行为主义“遗传环境”的概念, 而是认为遗传和环境共同决定着人的发展, 这无疑较之前有很大的进步。

2. 新的新行为主义否定环境决定论, 坚持环境是决定行为的潜在因素观

新的新行为主义者班杜拉在否定前期行为主义强调环境是行为的唯一决定者的基础上, 提出了环境是决定行为的潜在因素的观点。该观点具有两层含义:其一环境对行为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二这种影响作用是潜在的, 只有环境和人的因素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该论断表明, 新的新行为主义者看到了在行为前后环境因素仅起着潜在的可能性, 要想环境的影响作用成为现实就必须考虑人自身对其的选择、组织和加工。

3. 新的新行为主义强调自我调节是行为的中介

班杜拉否认行为主义片面强调环境决定行为的机械观, 主张人是环境的产物同时承认人也能主动调节改造环境, 肯定了人的内在动力和个体能动性, 强调自我调节是行为的中介。其自我调节是个体、行为、环境三种因素的交互作用, 换言之自我调节不仅是个体对行为的调节, 同时还需要个体对行为调节的思想、情感等被旧行为主义排除在外的东西进行调节。其儿童观是儿童再也不是被动地接受环境刺激的动物, 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能自我调节行为和改造环境的独特个体。

四、行为主义心理学儿童观的评价

如何评价行为主义往往毁誉不一, 一种看法认为行为主义是西方心理学史上的一次革命, 另一种则认为其毫无价值。面对这褒贬不一的评价, 对行为主义儿童观的评价应从客观立场出发, 既看到受当时社会科学发展限制之下其儿童观的进步之处, 又要看到其儿童观较之当代儿童观的不足之处。

1. 行为主义心理学儿童观的进步之处

(1) 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发展丰富了研究领域。首先, 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发展促进了动物心理学的发展, 且有望使得动物心理学合法化;其次, 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极其重视对动物学习的研究, 且力图用动物研究得出的规律来说明儿童的学习规律, 在当时还找不到合适的研究儿童学习规律的情况下, 通过先研究动物来推进人类学习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意义。

(2) 行为主义心理学儿童观处于不断吸收、融合、进步之中。首先, 研究从动物到人的变化, 说明行为主义者随着时间的流逝、科学的进步发展逐渐意识到人与动物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动物的研究不能简单机械地推广到人, 人除了具有动物所具备的特性之外还具有其特有的东西;其次, 行为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从排除意识到排斥意识到承认研究意识是其儿童观演变的基本前提, 研究人的内部心理过程是确立人独特性的前提, 也是心理学科学化的过程;最后, 行为主义者后期从实验上证实, 儿童是具有自我意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 这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是最难能可贵的, 尤其在今天的教育教学中仍然需要这样的儿童观。

2. 行为主义心理学儿童观的不足之处

(1) 陷入了生物主义。早期行为主义者主要以动物为研究对象, 在继承进化论思想的基础上, 肯定了人与动物的相似性或相同性, 忽视了人是社会历史的存在物。将研究猫、白鼠、狗等动物而得出的研究成果推广到人类, 以期达到预测和控制人的行为, 从而混淆了人与动物的界限, 抹杀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2) 否认或轻视遗传的作用。各时期的行为主义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否认或轻视遗传在儿童行为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因而陷入了环境决定论。从而使其儿童观陷入洛克的“白板论”, 认为儿童是不成熟的、是贫瘠的, 除了从遗传而来的身体结构之外, 空空如也的如同容器一样等待别人灌输知识、技能、情感等。

(3) 主张客观主义, 否认意识与行为的差别。行为主义者力图将心理学构建为像生物学、物理学那样的自然科学, 从而要求仅以外显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 摒弃内隐的心理和意识。与此同时, 也贬低了作为有机体的人在心理和行为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 处于被动状态之中。

(4) 主张机械训练, 否认儿童的主观能动性。行为主义否认儿童的主观能动性存在一定的差别, 但早期行为主义者大都将儿童当成是接受的容器, 忽略儿童自我学习的意愿。因而在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眼里, 儿童是完全被动且与动物无异的个体, 只要精心设计控制的条件便可以“创造”出符合要求的人与行为, 完全否定了儿童的意志自由和主观选择, 儿童被看成是接受机械化操作的物体。

儿童是一个社会的人, 儿童观也是一个社会建构的结果, 儿童是生活在社会变迁中的、社会结构特定设置中的、特定环境境遇中的儿童。[10]因此, 一个时代或一个理论流派的儿童观并不是永恒固定的, 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迁的, 是特定阶段的儿童观。现在的儿童观可以对行为主义儿童观进行批评, 但儿童观的科学化不能绕过这个过程, 因此对行为主义儿童观的演变进行客观的分析, 对于认识儿童和为儿童创造美好的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要：自行为主义心理学问世以来, 学者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行为主义进行了较为深入、广泛、全面的研究, 但关于行为主义心理学中儿童观的研究较少。笔者在文中通过对旧行为主义、新行为主义、新的新行为主义的三位代表人物——华生、斯金纳、班杜拉的儿童观进行述评, 以期勾勒出行为主义心理学中儿童观的大体框架。

关键词：行为主义心理学,儿童观

参考文献

[1][美]赫根汉.心理学史导论[M].郭本禹, 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4][5][7][9]张厚粲.行为主义心理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3.

[3][美]E.G.波林.实验心理学史[M].高觉敷,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6]李阳, 肖雯, 李晓军.心理辅导三大理论之人性观之剖析[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2007 (2) .

[8]乐国安.从华生到斯金纳——新老行为主义者的比较[J].外国心理学, 1982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