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化”困境

“功利化”困境（精选7篇）

“功利化”困境 篇1

一、何谓“非法证据”

非法证据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非法证据是指所有违背了有关的法律对证据予以规范的证据。狭义的非法证据则是指司法人员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方式, 即取得证据的手段、方式上不合法获得的证据。当前, 争论的焦点仍是狭义的非法证据。

各国立法对待非法证据的态度有所不同, 美国对非法搜查和扣押所获得的证据采取强制排除。而英国将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的取舍决定权交给主持审判的法官, 由他来自由裁量。那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该有多大?英国在1984年的《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中, 确立了自由裁量的成文法根据。该法第78条规定:在任何诉讼中, 法庭在考虑到包括收集在内的各种情况以后, 如果认为采纳这一证据将会对诉讼的公正性产生不利的影响, 以至于不应该将它采纳为证据, 就可以拒绝将控方所据以指控的这一证据采纳。

二、关于非法言词证据现状

我国针对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得来的言词证据采取强制排除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 第2条) , 对于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的排除采用比较原则, 即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 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应当予以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 否则, 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 。

但是仍不断有触目惊心的案例曝露在公众面前:“杜培武”案, “佘祥林”案, “赵作海”案……

1998年4月20日下午19时左右, 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民警王晓某及昆明市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某被人枪杀, 二人尸体后被人发现置于一辆昌河微型警车上。这一案件引起了云南省和昆明市的高度重视, 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组成专案组侦破此案。4月22日下午, 犯罪嫌疑人、王晓某丈夫、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被拘押讯问。7月2日被刑事拘留。8月3日经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杜培武。10月20日昆明市检察院以杜培武犯故意杀人罪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999年2月5日昆明中级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判处杜培武死刑。至此, 一起骇人听闻的冤案宣告形成。2000年6月中旬, 昆明公安机关破获杨天勇等抢劫杀人团伙案, 犯罪嫌疑人供认1998年4月20日杀害“二王”系他们所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宣告杜培武无罪释放。但是人们有理由怀疑还有别的“杜培武”冤沉海底。

三、笔者观点

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在《公正:该如何做是好?》的第四讲中提到了这样一个情形:假设一名恐怖主义嫌犯在9·11前一天被捕, 你有理由相信这名嫌犯掌握了将导致3000人遇难的恐怖袭击的重要情报。你撬不开他的口。为了拿到情报而对他严刑拷打, 这是否合理?或许绝大部分人会认为这是合理的。为什么同样的行为, 只是变换了几个因素, 就让人们接受了它, 并认为这是正义的?

在一些两难的场合下, 我们不得不做出抉择, 我们试图找出使得我们选此非彼的原因。然后遇上了一种新的情况, 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刚才的原因, 而后不得不调整它们, 结果我们做出了与前次抉择相反的抉择。边沁的功利主义道德推理认为, 道德的最高准则, 无论是个人道德还是政治道德, 都是最大化公共福利或者说集体幸福感, 或者说权衡苦乐, 将幸福最大化。一言以蔽之: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所以在制定政策、制定法律时, 公民和立法者都该认识到:正确的选择应该是, 减去苦难后, 幸福最大化的那一个。

用功利主义的视角去讨论非法言词证据这个问题, 立法者做出的第一次选择是反对它, 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然后出现了桑德尔教授所讲的新的情况, 即关于恐怖主义和酷刑。那么为了获得情报而对嫌疑犯刑讯逼供是合理的吗?这不是一个能够简单轻松回答的问题。因为当牺牲1个人, 只能保住1个人时, 有人会当然的认为嫌疑犯也有人权, 因此不该被施以酷刑。那么如果是1对上3000又该如何?对上3万又该如何?当人们做出了与第一次选择截然相反的第二次选择。就不得不扪心自问, 为什么在第一次选择中认为是错误的东西, 在第二次选择中就变成了合乎道德的?

我们的决定之所以在摇摆,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 对刑事诉讼的两个目的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从保障人权的角度看, 可以坚定地说: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而从控制犯罪的角度出发, 有些方式就需要再讨论商榷。这些手段方式应当限制在什么程度, 怎样保障其不会超越界限, 则仍需要进行思考。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 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希望的春天, 那是失望的冬天。”这话很符合当前的局面。面对那些触目惊心的案例时, 我们都迫切的希望能够改变现状, 能够根除不法的行为, 能够使无辜的人远离无法挽回的伤害。但现实是法律制度的改革必须与经济的发展, 思想观念的发展相协调。我们不可能一味的追求在制度上达到像美国这样的程度。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思想观念的相对落后都在制约着法律的制定与实行, 一旦失去了本土化的土壤, 法律反而成为一纸空文。要想法律落到实处, 而不是被束之高阁, 光靠激进的口号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要总体趋势是向前的, 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 那么每一小步的前进都更接近目标。

参考文献

[1]孙连钟.刑事强制措施研究[M].1版,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7.06:197-198.

[2][美]迈克尔.桑德尔.公正, 该如何做是好?[M].1版,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1.05:38.

警惕阅读功利化 篇2

想想也的确如此, 曾经特别喜欢光顾的图书馆、阅览室、书店, 现在, 一年半载都难得去一次, 书桌和床头柜上早就想读的几本书籍, 常常是翻了个开头就被静静搁置甚至蒙尘。不知不觉间, 阅读书籍的习惯已然成为过去式。

另一个偶然的机会, 因为一篇精彩的书评, 突然萌发出下载和阅读那篇原作的欲望, 阅读的结果是满心感动。

那是一位母亲对孩子成长的记忆, 清新淡雅的文字间, 作者用心用情融入了浓浓的母爱, 但凡身为母亲的读者, 每一个细节描写, 都仿佛亲身经历过;每一段独白, 都能用心灵去读懂它。原来, 书籍仍有如此魅力。阅读, 让人重拾起一份久违的愉悦, 萌生了一次对生命的思考。那是每天从手机微信“朋友圈”批量化生产、批发式转载的信息里, 所感受不到的。

有关国民阅读调查的结果显示, 2012年, 我国18至70周岁国民的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为4.39本。而犹太人平均每人每年读书64本, 北欧国家人均年阅读量达到24本, 韩国人均阅读量约为每年11本。另悉, 近几年国民阅读率 (即每年至少有读一本书行为的读者数量与识字者总体之比) 持续走低, 目前, 我国有阅读习惯的人仅占总人口的5%。这个比例不仅比发达国家, 就是比印度也低得多。面对这些数据,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全世界最悠久阅读传统的国家, 是否会汗颜?

网络侵蚀阅读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 有人据此认为, 数字化阅读是导致国人纸质阅读率降低的重要原因。的确, 借助手机等数字化媒体, 刷微博, 发微信, 接受快餐式的碎片化信息, 已大量占据了国人的阅读时空。利用便捷的网络信息平台, 似乎让知识的获取近在眼前, 但有人直言:“天下文章一大抄”。

也有人坦言, “应试教育”忽视了良好阅读习惯的养成, 过早地剥夺了年轻阅读群体对书籍的兴趣。的确, 当今各级各类教育, 阅读总与应试形影相随、互为因果, 被“绑架”在“应试战车”上的学生, 鲜有自主阅读的选择权和时空条件, 阅读少却了“悦读”的味道, 甚至埋下了“厌读”的恶种, 进而结出“厌学”的恶果。有媒体报道, 应试完毕, 曾有学生撕毁的书籍像雪片一样飘满校园。阅读的功利化和机械化, 可谓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的“隐形杀手”。

阅读与网络时代同步本无可非议, 然而, 警惕阅读功利化并非危言耸听。汲取人类知识的精华营养, 蕴藏着古今中外、历代名家智慧的书籍仍无可取代。阅读一本好书, 品赏一篇美文, 如同获得一段独特的生命体验, 这一剂心灵发育的滋养品, 更开启了一扇精神成长的天窗, 蓄积起创新创造的动力。

应该摒弃学术功利化倾向 篇3

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社会, 科学家放下学人清高的架子, 发挥掘金的潜能, 当然无可厚非。让过去神秘的科学研究走出象牙宝塔, 走向社会大众, 走向商业市场, 为经济增长助力, 也为自身发展增添物质基础, 更为再发展提供资金后劲, 照说也理所当然。但是科学研究与学术问题, 要走完全市场化道路, 除了要区分科学事业和科技产业的关系外, 还要理清学术研究与科研生产两个不同的概念。

学术研究是一种完全个性化的精神劳动, 需要心无劳骛, 激情投入;需要潜心钻研, 深思熟虑;需要深入其中, 忘记自我;需要精心测算, 反复求证。任何学术研究的成果, 如果不付出巨大的心血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科研成果的市场化, 包括中间试验、工艺设计、产品研制、市场营销等诸多环节, 当属科研成果的产业化阶段。这个阶段要营利, 要效益, 要产出, 要推销, 要市场。市场越大说明成果越好;效益越好说明科研的价值越高;产业化程度越高说明研究者贡献越大, 事业越成功。

如果不加区别地把科学研究的前期学术开展和后期的产业化开发, 都交付市场, 科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就会受到严重挤压, 正常的学术探索氛围就会受到极大抑制, 科学自由探索的精神和规律就会受到严重违背, 科学研究的事业就会停滞不前, 或者只能在功利化的层次上徘徊不前。试想一个满脑铜臭气的科研人员能够研究出有水平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恐怕只有天知道。

在一个普遍随波逐流, 追名逐利的浮躁环境中, 有科学工作者如能放弃功利心态, 坚守一份学术研究的清高和寂寞, 应该是科学研究中的“真金白银”, 应该成为遵守学术创新之道的科学大师, 也应该成为当下学术研究中值得倡导的时尚。

摒弃学术功利化, 需要良好的学术心态。浮躁往往让学人失去自我, 名利诱惑让捉襟见肘的常人毫不心动, 实在太难。做些应景性的学术文章, 立马可以名利双收, 这大概是平常学人挡不住的诱惑。然而, 不为功利所动, 平心静气, 潜心钻研, 思常人之未想, 言常人之未道, 打造自身或团体的科研学术高地, 无疑是种高难度的选择。这里没有聚光灯下的荣耀, 也没有腰缠万贯的实惠, 甚而还可能戮力追求一生也做不出什么学术业绩, 失落的痛苦可想而知。所以, 科学家保持良好心态, 守住一颗宁静的心, 才会有气定神闲物我两忘的创新境界, 才能虚心面对成功的喜悦, 坦然稀释失败的忧虑, 领略奋斗过程中的精神慰藉与富足。

摒弃学术功利化, 也要常怀敬畏之心。学术研究是神圣而崇高的事业, 无所敬畏则人文尽失, 找不到精神故乡的心灵寄托。因此, 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要有殉道的精神。这里所说的殉道, 是对科学事业神圣的追求, 是探索和独创的情怀, 是真善美纠结的胸臆。心存敬畏, 就少了心浮气躁的骄狂, 就不会沦为功利的奴隶, 就有了坚守的韧性。因为没有坚守的韧性, 学术研究就不可能持续, 没有持续的创新, 科学研究就不能称其为研究。科学家不是循规蹈矩的匠人, 不是人云亦云的学舌鹦鹉, 只有遵循学术研究规律, 潜心研究, 精心磨砺, 才能在艰难困苦的跋涉中找到创造的乐趣, 传递给社会公众睿智的发现和使社会广泛受益的发明。

国产智能手机切忌功利化 篇4

智能手机的新进入者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它们大多位于深圳, 处于一个比山寨机略强、与大牌手机尚有一定差距的尴尬地位。双卡双待、超长待机、金晃晃的外壳——这些与山寨手机极为相似的特点, 让这类手机以往只能凭借低价格存活于低端消费市场。尽管这些厂商通过加大广告投入的方式努力提升品牌, 但在品牌形象打造上仍有欠缺, 并没有得到消费者的完全认同, 而智能手机的兴起给了这类厂商一个重新建立品牌形象的机会。

随着高通、MTK等厂商的芯片方案走向成熟, 智能手机成本能够下降至人民币600元左右。而目前国内智能手机消费者群体偏高端, 人民币千元以下的智能手机还未真正普及, 这就给了国内智能手机厂商一个机会。随着3G网络在二三线城市和县城的逐渐完善, 潜在的智能手机消费群体需求需要得到满足, 而这些国内厂商往往在国内的二三线城市拥有渠道优势, 能够迅速地将智能手机铺展到销售终端, 比如某厂商称其社会会渠渠道零售网点多达5万个, 专职销售人员约6万人, 并预计2012年在在全全国开设1万家智能机专卖店。此外, 成熟的手机UI设计公司和完善的产品生产线能够帮助这些公司快速生产出智能手机。

国产智能手机的制胜因素主要集中在制造成本低廉和对本地消费者消费心理的理解上, 但是这并不足以保证国产智能手机取得成功。联想乐Phone就是前车之鉴, 虽然乐Phone手机获得了大量广告宣传和渠道覆盖的支持, 但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

探析学校德育的功利化倾向 篇5

(一) 小学道德教育步入了功利性的误区

在学校, 做好事, 助人为乐, 是应该大力提倡的。这是一个人应该具备的基本道德素质, 也是一个人应该主动积极追求的高尚情操和价值取向, 同时也是学校德育应该培养的方向。然而, 如果学校的教育把做好事、助人为乐与功利联系在一起, 做了好事一定要达到一个目的, 甚至一定要得到相应的回报或实惠, 把提高人的素质的教育变成了功利色彩的教育, 那就不能不让人担忧了。让孩子给母亲洗脚的做法是近年来学校兴起的。据了解, 最初, 学校教师用这种做法只是对学生进行孝敬教育, 让孩子孝敬父母, 尊重父母, 培养亲情, 进而提高学生的文明和公德素质。然而不知什么时候, “洗脚”的做法逐渐走了“味”, “洗脚”与表扬、德育加分联系在了一起, 加上了浓厚的功利色彩。这一变化, 给孩子带来的就不再是原本的教育意义了, 而是在引导孩子去专门追求荣誉了。

目前, 还有不少学校把做好事与评先进挂钩, 功利色彩十分明显, 甚至有的家长为学校做了好事, 家长的照片还要贴在学校的墙上, 还特别标注上这是哪个班级学生的家长。此举无论是对做好事的学生还是没有做好事的学生心里会留下怎样的烙印呢?对孩子的道德成长会有益处吗?如此, 学校的功利色彩的教育, 有利于孩子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高尚的情操吗?这的确令人深思。

(二) 中学荣誉和品德教育的混淆

品德教育的功利色彩不仅表现在学校一般的教育行为上, 而且还体现在升学上, 这就更是公开地引导学生去追求功利和实惠了。一直以来, “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这些荣誉称号是升学获得加分的主要依据, 因而, 这些荣誉的评选也就带有味道十足的功利化色彩。一些家长都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孩子评选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最终达到升学加分的目的。据了解, 近年来, 凭加分升上名牌大学的并非鲜见。这的确令学生家长羡慕, 道理很简单, 没有这样的加分, 会被名牌大学录取吗?这怎能不叫人趋之若鹜呢?加分看起来很虚化的一个数字, 却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烙下了功利主义的印记。这已经违背了道德教育的初衷:道德教育不应该带有任何功利主义的色彩。作为学校, 设计这样的奖励方式, 本意是为了更好地进行道德教育, 但实际上并没有收到较好的效果。品德教育的功利化倾向, 已经使学校德育发生了很大的偏差。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作为加分的条件, 纳入到应试教育的轨道, “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已不再是评选, 而是竞争升学。

(三) 大学德育功利化的危害和根源

大学德育功利化的危害是指在对待和处理大学德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 片面理解和强调德育为社会即时需要服务的工具性功能, 而忽视和遮蔽了德育对于个体成长和德性发展的本体价值和育人功能;也是指在大学德育内部运作过程中, 忽视或违反德育的内在规律, 急功近利, 要求德育产生即时的、显性的功效结果。大学德育功利化, 忽视或遮蔽了大学德育的根本目的, 使得作为“社会良心”的大学, 难以承担起培养具有高尚道德素质和完善人格之人才的重任。

二、品德教育功利化倾向的不良影响

(一) 品德教育功利化倾向不利于学生良好品质的形成

教育是以人为本的, 通过各种激励机制最终要使学生优良品质的形成, 做好事、助人为乐成为优良品质的一部分, 养成愿意做好事、愿意助人为乐, 愿意做少索取多奉献的志愿者, 并促进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和提高, 成为道德高尚的人。而功利性教育, 容易形成过于追逐名利的价值取向, 是外力强压给孩子的, 这很难让孩子的内心真正地接受并物化为自己的自觉行为, 一旦功利消失了, 没有达到目的, 做好事恐怕就难以长期坚持。

(二) 品德教育功利化倾向还容易形成孩子的心理偏差或扭曲

品德教育功利化的最终目的是要得到实惠。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 有的恐怕就要不择手段, 以致产生不良行为。既然学校德育功利化倾向有如此之多的弊端, 我们该如何让它远离校园呢?据了解, 目前, 有些学校已开始作这方面的尝试了。以“争星创牌”“十爱教育”等德育新内容和新机制, 取代传统的“评三好”的做法, 建立新的素质教育评价机制, 让功利教育从学生的荣誉中褪去, 让孩子获得荣誉更自然, 更加真实, 为孩子的道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据报载, 湖北省已明文规定从明年起, 其省市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不再享受加分待遇。

(三) 我国大学教育中对德育的重视不足

作弊:教育极端功利化的必然产物 篇6

就像体育比赛中使用兴奋剂现象越来越严重一样, 在应试教育的助推下, 高考舞弊现象也大有逐步蔓延之势, 这是教育走向完全功利化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对于资本有过这样一段论述:如果有20%的利润, 它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 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100%的利润, 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 它就敢犯任何罪行。说明在利益驱使下,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有多大的利益, 就会使人甘冒多大的风险, 不管是道德的, 还是法律的。随着应试教育的变本加厉, 应试与人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的联系, 使分数成为决定人生走向的重要砝码, 它所代表的, 是成功背后的巨大利益。今年全国有一千多万人参加高考, 按今年能够达到的62%的录取率来算, 仍然有400万考生要充当陪考的角色。同样是十二年的寒窗苦读, 同样付出了很大的精力财力, 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就是因为分数的差别, 有时甚至是极其微小的差别, 而得到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正是这种升学考试体制, 带给人们巨大的心理恐惧和成功渴望, 使得不少人甘冒风险在高考中作弊, 并由此而催生出了一个作弊产业链, 从中谋取暴利。于是, 在利益的驱动下, 参与作弊的人数越来越多, 地域越来越广泛, 手段越来越先进。而由于高考又事关当地政府的政绩和形象, 在容忍作弊方面的地方保护主义苗头也越来越显露, 一些地方从过去的适当放松监考要求, 发展到监考人员与考生及家长相互勾结, 明目张胆地将考场演变为自由市场。松原舞弊案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考场舞弊在中国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在隋唐以降的中国科举史上就发生过许多科场舞弊案, 其中不乏“名垂史册”的大案。究其原因, 主要还是一考定终身的制度设计和巨大的名利诱惑。十年寒窗, 考场是进入富贵之门的唯一通道, 是一生命运之所系, 岂可等闲视之?若实力不济而又不甘落败, 作弊便是唯一可行的手段了, 尽管有时要冒掉脑袋的危险。令人遗憾的是, 在时代的脚步已经跨进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我们的教育制度依然没有摆脱科举的制度性弊端, 我们的学校教育依然深深地打上了科举文化的烙印, 没有走出封建私塾教育的阴影, 求取功名, 依然是几千年来中国教育的主要价值取向。在这样的功利化教育面前, 在整个社会被应试教育绑架的现实中, 在追求个人成功的巨大精神压力和名利诱惑下, 作弊便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了。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 给更多的人带来了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可能, 也激发了更多的人参与高考博弈的热情, 相应的, 上不了大学也更加不为人所接受。加之毕业生就业压力增大, 使人们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上了大学尚且如此, 不上大学, 不就更没希望吗?而事实上没有高校学历的人群也越发地被整个社会所忽略, 他们能够就业的面也越来越窄, 出路越来越少, 生存压力也越来越大。当我们以一种价值和目标为导向, 而在制度设计上又没有给不同群体做出必要的安排, 高考便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唯一出路, 我们国家的教育乃至整个社会也就处在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竞技场中, 所有的人都认为输不起, 所有的人都想得到一个能够接受的结果, 因而发生任何事情的可能性都会产生。

大学生学习动机功利化探讨 篇7

一、学习动机的内涵与特点

学习动机是推动学生进行学习活动的内在动因, 是激励、指引、维持、调节学生学习的强大动力[2]。从概念上能看出学习动机的两个特点: (1) 具有内部驱动力。 (2) 有激励、指引、维持、调节的功能。毫无疑问, 学习动机带有前瞻性, 学习动机的目的就是促使个体的学习行动, 一个学习动机是否健康、科学、有意义, 要看它带来学习行动的效果以及后续影响, 包括对于社会和个体本身的影响。当然, 这种影响有可能不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 而是一组有因果关系的联系。同时, 学习动机的前瞻性也造就了它的滞后性, 个体的学习动机会随着社会需要、大众赞许性、家长期盼等诸多因素发生变化。

二、学习动机功利化倾向的形成

学习动机的功利化倾向严格地说是一种现象, 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其系统的发展过程。在国外, 学习动机的出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 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 许多心理学家开始相信, 人的行为大部分是因本能需要产生。前苏联的生理心理学家巴甫洛夫发现当环境中出现新异刺激时动物或者人类会暂停正在进行的活动而把注意转向新异刺激。这种对新异刺激进行反应的倾向性, 就是动物和人类最原始的学习需要, 即最原始的学习动机。20世纪是学习动机多层次全方位发展的一个时代, 20世纪60年代以前, 大学生学习动机主要是探索成败、奖惩、竞争、褒贬等对于学习的不同作用。但真正占统治地位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认知理论, 人们开始重视认知在学习中的重要作用并对它展开一系列的研究, 期待价值理论、归因理论、自我决定理论和自我效能理论被相继提出。

学习动机功利化随着西方享乐主义的声名鹊起自然而然产生。《剑桥百科全书》认为:“功利主义, 是以目的论为核心的道德理论, 它主张人们始终为增进福利而努力。”启蒙运动为功利主义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而杰里米·边沁是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提出功利主义理论的人。他提出“与我们对于一个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 我们看该行为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幸福”[3], 它强调效益最大化, 宣扬不计工具和手段只为达到“最大快乐值”, 幸福和痛苦在个体中是可以等量换算的, 痛苦是“负的快乐”。人活在世界上就是为了追求幸福、快乐、金钱、财富、美好等这些“正的快乐”, 而逃避贫穷、衰老、欺骗、谎言等负的快乐。趋利避害是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实质。

我国《辞源》“功利指功名利欲, 功效利益等, 功利主义又称功用主义, 用实际功效和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伦理学说”,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中, 功利主义思想早有萌芽。孔子在《礼记》中曾经提到“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焉”。告子也曾说“食色, 性也”, 在这两句话中都含有明显的功利主义思想。他们是古人的功利主义先驱。墨子是中国历史上提倡功利主义思想的第一人, 在其思想中“功”“利”都已分别提出, 如“利人多, 功又大, 是以天赏之”。墨家主张的是“兼爱天下”的利他主义思想。以后法家又提出过权力功利主义, 王安石的“理财乃所谓义也”, 南宋陈亮的“功到成处, 便是有德”, 叶适的“以利与人, 而不自居其功, 故道义光明”[4]。

我国封建社会中的受功利主义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起源于隋终止于清的科举制。不否认科举制为我国古代封建统治选拔了大量可用人才, 打破了世俗门第以及世袭、荫袭制度。然而人民将学习、考试、权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出现“进士之科, 往往皆为将相, 皆极通显” (宋吕祖谦) 。科举制被无限地放大和重视, 登科中举已经作为权利的象征和代名词。

三、大学生学习动机功利化倾向对教育的影响

美国心理学家约翰·杜威的著作《人的问题》曾经表述过著名教育学家费利克斯的观点“不管一个人多么愚蠢, 有一件事情他知道的比任何人都清楚, 就是鞋子在什么地方夹痛他自己的脚”[5]。用这段话来表明学习动机的功利化倾向对教育的影响再恰当不过。

真正的教育必须有培养出健康合格的社会人的作用, 而在我国现实社会中, 亚健康群体却日益增大, 人民的幸福指数持续降低。教育影响着复杂的社会变革、政治制度建设、经济关系博弈, 而社会变革、政治制度、经济建设则会左右个体 (主要是大学生) 的学习动机, 问题的重点是, 我国现在处于社会转型的初期阶段, 各个领域当中出现的问题使学生的学习动机日趋狭隘和具有近景性, 至此多米诺骨牌效应形成。

先改变教育现状还是先改变学习动机的功利化倾向似乎是一个“鸡究竟先生蛋, 还是蛋先生鸡”的悖论哲学问题[6]。然而, 争论的焦点不应放在先改善哪一方。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在我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基本稳定的前提下, 大学生学习动机的功利化倾向这种社会现象本身恰恰就向我们证明应该将大学生精神世界的教育纳入重中之重。

四、正视大学生学习动机功利化倾向的现实意义

由卢梭提出杜威升华“教育即生长”的观点一语道破其本质, 教育就是个体的健康发展而非外在功利性力量的强加[7]。我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 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国情决定了我国具有更高层次的教育内涵, “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在胡锦涛同志的讲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我国的教育具有社会功能和树人功能。

(一) 有利于教育社会功能的发挥

我国古代教育最初出现在《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广义上讲教育的社会功能是指促进生产力发展。而我国现在社会的教育现状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和否定, 不是说现在的教育失去了其社会传播功能, 恰恰相反, 教育的传播功能在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信息渠道的推动下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我们的过失在于过分注重了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东西———金钱, 而真正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适应的科学、技术则渐渐被我们忽略。学习、择校、选专业的唯一标尺是距离财富的远近。这种学习动机的功利性和实用主义严重制约了教育的社会功能的发挥。

第一, 从理论上来讲, 丰富和完善了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理论, 高等教育改革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 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在前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种种问题, 大学生学习动机的功利化倾向正是其中一个方面, 如果我们能够研究它的形成, 分析它的特点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是重要的理论支持。

第二, 从实践上来讲, 对于大学生学习动机的物质化功利化研究有助于一些矫治策略的实施, 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第三, 从大学生本身去探索高等教育的发展之路, 注重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展, 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形成一种主观支持, 顺应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要求, 符合我国未来人文教育的发展之路。

(二) 教育树人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教育的树人功能是指“做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8], 首先要做的就是由“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 包括衣食住行、言谈举止、社会技能的掌握,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 而健康、科学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态度正是“三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学习动机既是大学生教育的主体也是其客体。学习目的近景性, 学习内容物质化, 对于成功的判断标准狭窄性等并随之带来了大学生在价值取向、人生态度、交往意识、婚恋观念以及择业心态等方面的诸多问题。解决大学生学习动机的物质化、功利化是更好更快地普及和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市场化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现阶段学习动机不纯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 有它存在的土壤和养分。这种现象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如果借助科学的研究逻辑与范式结合多学科理论与多元化角度对这种土壤和养分进行深度研究, 具有强大的时代意义。

摘要：学习动机是推动学生进行学习活动的内在动因, 是激励、指引、维持、调节学生学习的强大动力。学习动机的功利化倾向作为一种现象, 在国内外都有很长的演变发展过程, 国外主要受功利主义的影响, 对于儒家思想的片面理解及科举制的畸形发展是我国古代受教育者功利化学习动机的促成因素。研究当前大学生功利化学习动机, 有利于教育的社会功能和树人功能的发挥。

关键词：大学生,学习动机,功利化

参考文献

[1][美]马萨.诺斯媬姆;吴万伟译.为了利润的教育, 为了自由的教育[J].复旦教育论坛, 2010, (3) .

[2]冯忠良, 伍新春.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22-23.

[3][美]宾克莱;马元德等译.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35-36.

[4]方虹.功利主义让大学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EB/OL].[2006-01-15].http://tieba.baidu.com/f?kz=78419015.

[5][7][美]约翰.杜威;傅统先, 邱椿译.人的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178-179, 193-195.

[6]郭少峰.大学官本位影响学术发展[EB/OL].[2007-09-09].http://news.eastday.com/c/20070909/ula30963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