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民族主义的两面（共4篇）
韩国民族主义的两面 篇1
21世纪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代, 文化是综合国力的一部分, 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是绝对不容忽视的。韩国是中国的近邻, 它不仅经济发达, 而且其民族传统文化对亚洲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韩国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特点
1.政府重视民族传统文化事业并进行有效管理
1998年, 韩国政府正式提出“文化立国”的战略, 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先后颁布《国民政府的新文化政策》 (1998) 、《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 (1999) 、《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21世纪文化产业的设想》 (2000) 、《电影产业振兴综合计划》 (2000) 、《文化韩国21世纪设想》 (2001) 等政策。其政策重点主要是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设立文化产业振兴基金、建立国家级尖端文化产业基地, 构筑文化产业基础网络体系、强化外向型产品, 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等。2001年8月24日, 在已有的文化产业支援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 下属韩国文化观光部。该院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推动“文化立国”战略的全面实施, 全方位地支援文化产业。[1]
政府的有效管理, 是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保护与传承的制度保障。韩国在首都首尔建立了众多的民俗博物馆。像国立民俗博物馆, 全面展示了韩国的衣、食、住、行、农业、手工业、娱乐、婚丧、祭祀等各种民俗场景和实物。此外, 还有地球村民俗博物馆、丝绸刺绣博物馆、韩国钱币博物馆、农业博物馆、泡菜博物馆、瓮器民俗博物馆等等, 凡是韩国人独有的东西, 几乎都有博物馆。[2]
2.民众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意识很强
韩国一年四季都有各种各样的节庆活动。如民间代代相传的村俗, 类似中国民间的庙会、赛龙舟之类, 活动规模很大, 而且完全是自发组织的。各种民俗节、民俗文化节, 很好地保存、继承了民族传统文化。在小说《春香传》中春香的家乡, 人们建了“春香馆”, 每年都举行“春香祭”。在民族英雄李舜臣的家乡温阳, 有纪念李舜臣的“温阳文化节”。此外, 还有光山战祝祭、珍岛灵登祭、江陵端午祭、安东民俗祭、百济文化祭等等。[2]民间文化构成了韩国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通过这些形式, 民族传统文化得到了保留与发展。韩国民族传统文化得到很好的保护和传承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广大民众的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
3.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有法律保障
法律的实施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是一个有力的保障。韩国于1962年颁布了《韩国文化财保护法》, 至今已经经过14次修改。在这部法律中, 韩国将本土文化遗产划分为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纪念物及民俗文化财四个部分。韩国以法律的形式制定出了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和严格的奖惩制度, 从而有力地保障了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3]韩国为了促进本国文化产业发展, 也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 如《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 (1999) 、《设立文化地区特别法》、《出版与印刷基本法》 (2002) 等等。这些法律给本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并最终有利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
4.重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韩国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 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全面保护和振兴, 并使其在保护过程中得到传承, 逐渐步入规范化轨道。韩国学者对韩国文化遗产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普查, 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果。截至2004年8月31日止, 韩国文化财厅共指定重要有形文化财1722件 (其中国宝307件, 宝物1415件) , 重要无形文化财116件, 重要民俗资料244件, 史迹兼名胜9处 (其中史迹454处, 名胜12处, 史迹兼名胜9处) , 天然纪念物441处。同时, 他们对文化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普查, 出版民俗调查报告书2028卷, 并指定重要无形文化遗产传承人367名, 候补传承人51名, 使无形文化遗产传承进入良性发展状态。[3]
韩国把能够最佳表现单个文化遗产项目的人确定为“活的人类珍品”, 以使这个项目所蕴含的原始形式的功能和艺术价值得到继续传播。“活的人类珍品”被要求将他们的技艺传授给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可以无需缴纳费用而得到培训。韩国政府给那些“活的人类珍品”每个月相当于850美元的生活补贴, 还为他们提供免费医疗和其他的特殊待遇, 大力提高其社会地位。这些有利措施有效地促进了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5.文化产业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驱动器
目前, 韩国文化不但在亚洲邻国, 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持续扩大的影响。无疑, 韩国在文化的推广方面是很成功的。仅以韩国电视剧为例, 在我国热播的《明成皇后》、《大长今》等韩剧几乎成了韩国文化的代名词。韩剧中其浓郁的民族特色和生活气息极大地吸引了亚洲观众, 更重要的是, 借助电视剧向海外成功地介绍了韩国文化, 为扩大韩国的影响和宣传韩国文化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韩剧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 不仅停留在电视剧出口的一次性收益上, 而且借助电视媒介的影响, 还带来了包括旅游、文化产业等一系列商机。韩剧《大长今》在韩国和香港热播后, 由湖南电视台引进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股“大长今”风。《大长今》综合效应不断扩散, 一切关于《大长今》的记录片、动画片、专题片及其他音像制品热销, 粤港台三地还掀起了《大长今》美食养生热, 韩国料理的餐馆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地街头, “韩国文化”及韩国服饰备受吹捧。不仅在中国《大长今》深入民心, 甚至在韩国也出现了“韩国传统文化新娘培训班”, 专为准新娘传授韩国传统的文化。拍摄《大长今》的处所已经成为旅游观光的风景区, 粤港台旅行社纷纷推出“大长今”体验文化游路线。
二、韩国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启示
1.政府应制定政策大力保护民族传统文化
首先是财政支持。除了中央政府直接提供赞助、补助和奖金外, 地方政府也应设立支持文化事业发展的财政预算, 政府还应通过税收减免制度等扶持措施, 鼓励企业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其次是制度保障。完善的政策体系是民族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和传承的重要保障。因此政府应该建立大量的文化保护设施、机构、团体、组织以及进行文化投入, 培养文化人才, 实施有关文化工程, 需要赶快出台对民间技艺传承人的补贴扶助措施等等。
2.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需要民众的自觉保护意识
民族传统文化主要存于民间, 因此民间保护比任何保护都更重要、更实际、更普遍、更传统。政府应该积极倡导各民族人民热爱、珍重、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 通过宣传、倡导等方式使人们认识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 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中来。民众的参与是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有长期效果的根本保证。
3.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必须有完善的法律保障
我们进行民族文化保护也迫切地需要法律的保障, 这样既能对民族文化进行有效的保护, 也能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通过立法切实地使民族文化得到保护, 这一点在今天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显得尤为迫切。有了完善的法律, 对于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与如何保护就有了依据。
4.注重文化遗产保护, 彰显民族文化魅力
韩国十分注重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保护, 推行地方文化振兴政策, 大力扶助民间技艺传承人等, 使文化遗产的保护得以良性运转, 并且使民族传统文化在世界上散发着其独特的吸引力。例如, 2005年11月, 韩国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5.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作用
韩国文化产业已经成为21世纪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 文化产业的成长和崛起使韩国加速成为文化出口大国。文化产业如同驱动器, 将两国经济带动起来, 因为文化产品的大量出口, 不仅带来了巨大的外汇收入, 更潜移默化地宣扬了本国文化, 加强了国内的凝聚力, 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有积极作用。
摘要：韩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 明确了“文化立国”战略, 大力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 其成果引起世界的瞩目。韩国在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方面确实有很多经验给我们以启示。
关键词：韩国,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启示
参考文献
[1]安宇, 沈山.日本和韩国的“文化立国”战略及其对我国的借鉴[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5 (4) .
[2]张宏杰.韩国如何保护传统文化[J].环球视窗, 2005 (6) .
[3]苑利.韩国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历史与基本特征[J].民间文化论坛, 2004 (6) .
韩国民族主义的两面 篇2
关键词：韩国新村运动,经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上世纪70 年代初韩国为了解决工农业比例失调和缓解城乡差距扩大引发的社会矛盾, 实行了旨在缩小城乡、工农、区域差距,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提高人民文化素质, 缓和社会矛盾的新村运动。 经过四十多年的实践, 韩国步入到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成就有目共睹, 这引起联合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注, 各国纷纷赴韩学习借鉴成功经验。 我国也不例外, 中国农业部、中国农学会也纷纷派人前往考察研究, 因为中韩两国在农业和农村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 比如都面临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工农差距大等问题。 党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 因此, 分析和研究韩国新村运动的模式和方法, 吸收和借鉴其成熟的经验, 对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1 新村运动发起的历史背景
韩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 其国土面积约10 多万平方公里, 人口4500 万左右, 韩国山地丘陵地带多, 受地理环境影响, 其国内可用耕地面积少, 耕地面积仅为国土面积的22%。平均每户只有1 公顷多。 战后伴随国内人口增速逐渐恢复, 人口增长对土地面积有限性的压力日趋增大, 从而导致地皮价格不断上涨, 人地矛盾日益加剧, 这种现象尤以城乡交错带最为显著。 收入水平的提高更大的激发建设美丽农村的积极性, “新村运动”由此逐步演变为民众的自发运动。
2 新村运动的发展阶段
新村运动在上世纪70 年代初开始实行, 起初是政府主导推动, 韩国政府在组织实施新村运动的过程中, 规划了阶段性的目标, 为公务员、农民等直接的实践者指明了建设方向。 循序渐进的拓展, 由农村逐步推进到城市, 农村的城市化推动了韩国的现代化进程。 新村运动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1) 基本建设阶段 (1973-1971)
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农民的生活条件的改善。 例如, 卫生间、厨房的改善, 房屋建筑外墙, 道路, 水道施设, 村馆的建设, 提高作物栽培技术。 1970 年年初开始, 政府免费提供水泥、不锈钢等材料, 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 新农村建设的同时, 行业, 自助、合作的社会的精神。中央直接指导和组织, 中央国家机关设立的新农村的运动的中央, 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全国的网络确立, 同时新村体育中心, 培养了大量的新的指导人员的村, 新农村建设突出贡献。新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阶段的运动, 通过农村的生活条件的初步的变化引起的农民, 农民的精神的改善, 调动了他们的热情, 回家, 建设的家。
(2) 扩散阶段 (1976-1974)
在这一阶段, 新农村运动蔓延的城市, 并且马上国家现代化建设活动。 村的现有的区别, 村民的收入根据情况改变福祉村。 农民的生活条件的改善, 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的阶段, 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 为了改善。
(3) 富化和改善阶段 (1980-1977)
城市和农村的差距逐步缩小, 随着地域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 政府一直致力于推进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色农业的发展, 积极推进, 农村的保险的发展。 另外, 促进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服务, 广大农村的各种各样的建筑材料, 支持住区文化建设和农业和农村发展。 在这一阶段, 政府提出的“建设新的村的运动, 增加收入的全面发展”的计划, 新的村运动开始, 政府主导的“到农村运动”的民间自发集中, 很多的活动的内容, 是发展和社会利益的群众。
3 韩国新村建设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经过新村运动四十多年的发展, 韩国取得的成功举世瞩目。 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经验和一些“接地气”的做法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韩国新村运动给我们的启示是:
第一,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必须要让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韩国新村运动的最突出特征是政府引导下的以农民自发建设美好家园, 在运动中首先改善农民生活环境, 然后发展特色农业增加农民收入, 发挥个人的智慧, 激发农民的进取精神, 形成“勤勉”、“自助”和“协作”的基本精神, 进行国民的伦理道德建设。 以往我国只是将农村问题简化为农业问题, 而没看到解决农业问题的重点在于解决农民问题。 因此, 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要真正做到“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思路。 政府要在财政、政策方面适当的向农村倾斜, 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保障。
第二, 政府的坚定支持、大力推动是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 韩国新村运动之所以在四十年的时间内取得辉煌的成就, 离不开韩国政府的坚定支持和积极推动。 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也应该像韩国政府那样, 对农村问题的解决大力进行倡导、扶持、示范和带动。 当然为了避免政府“一刀切”, 滋生官僚主义等负面行为。 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农民走自我发展道路, 激发农民自主建设新农村的创造力。
4 结语
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相当时期内仍将是一个热点问题。 虽然韩国的新村运动有很多成熟的经验值得借鉴, 但参考不等于复制。 我国国情的特殊情况是我们考虑所有问题的出发点。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角度, 统筹规划和统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因此, 我们应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教训, 立足于中国国情, 制定出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针, 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农业现代化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韩国民族主义的两面 篇3
关键词：韩国历史剧,韩民族,“恨”情结,民族意识
一、引言
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 伴随着汉江奇迹, 韩国国民的经济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电视在民众间也得到了迅速的普及。与此同时, 韩国历史剧的发展也更是欣欣向荣 :据笔者统计,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的短短二十年间里, 共有一百五十八部左右的历史剧出产, 其中包括如《大长今》、《朱蒙》、《不灭的李舜臣》、《明成皇后》等多部海内外享有盛名的优秀电视剧。如此高产的同时, 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韩国国民对于历史剧的喜爱, 也能够看出韩国历史剧在韩国电视媒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韩国历史剧对于韩国人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以及韩国人素有的精神品质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表现, 而其历史剧中所体现的价值观、世界观及人生观也毫无疑问地影响着韩国人自身性格的培养及养成。
我们在众多韩国历史剧中, 挑选出收视率较高、对韩国人影响相对较深的历史剧进行深入探究, 同时结合韩国的史实及时事, 分析韩国历史剧对韩国国民“恨”情结的影响, 从中也针对其影响进行探讨, 以此希望对我国电视媒体, 特别是对我国历史剧的创新发展提供启示。
二、透视韩民族的“恨”情结与韩国影视发展的关联
“天不足予, 地不足赋”, 韩国特殊的地理位置促使其民族不仅要为温饱问题而伤透脑筋, 更要时时为外来侵略做好战斗的准备。拥有着灿烂的历史文化的韩国, 其近代史中层出不穷的苦难经历在世界中也是较为少见的。
“近乎半个世纪的日本统治之后, 好不容易河山光复, 整个半岛又被冷战体制拦腰切成两段。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 韩国又经历了几十年的军事独裁。盼望和平, 盼望民主, 盼望统一, 可以说是韩国人挥之不去的永恒情结。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一部韩国的苦难史, 同时也是一部韩国人民的反抗史。他们用不屈的反抗, 迎来了三韩大地的光复, 又用前仆后继的起义、革命, 结束了军事独裁, 迈进了民主时代”[2]。在这样一部民族苦难史的影响下, 我们至今也能够在许多领域发现韩国人“恨”的痕迹 :一方面, 韩国人对于日本人是极其痛恨的, 但是许多韩国国民却都喜欢日本著名诗人石川啄木的二十四字俳句——“在东海小岛之滨的白沙滩 / 我孤寂, 哭泣 / 逗弄着一只小蟹子”。因为韩国被侵略的历史, 韩国国民内心充满着难以平复的悲情与伤痛, 而这短短的几行字, 恰好引起了韩国国民情感上的共鸣 ;另一方面, 在韩剧中, 我们经常能够发现与中国的大团圆式结局不同, 韩剧里总有一些悲剧因素在其中, 并且以悲剧收尾的剧目并不在少数,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韩国人的一种悲剧情结。这种带有“恨”的民族悲情主义发展到今天, 则更多地被表现为一种奋进、不放弃甚至是一种发狠的精神。
这种“恨”的精神, 对于韩国的电视媒体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在二十世纪末, 韩国的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并不乐观, 观众所观看的更多的是美国好莱坞制作的商业大片, 或是中国香港的功夫电影。而面对这样的情况, 1997年, 数百名韩国电影人到美国大使馆前集体抗议, 削发明志, 立志要使韩国影视业发扬光大。正是这样的精神, 促成了韩国影视多方面的快速发展, 也正是这样的精神, 促使一代又一代的影视编剧看重历史剧的制作拍摄, 促进着韩国历史剧的不断发展。
三、韩国历史剧中的“恨”元素及其对国民的影响
(一) 韩国历史剧的类型
纵观韩国历史剧, 无论是描写哪一时期、哪一人物, 它们总体可以分为三大类 :
一是正剧。这类历史剧更为尊重历史, 在某些情况下, 如果对史实不了解, 则可能会在观看过程中发生对剧情理解困难的问题, 这类历史剧以《明成皇后》为代表 ;
二是将历史剧偶像化, 通过对男女主人公外形上的包装等途径吸引收视, 但在历史的表达的准确性上多有待考证, 这类电视剧以《李祘》为代表 ;
其三则为历史架空剧, 虽然没有史实依据或为小说改编, 但这类电视剧也或多或少地表达了韩国历史的一些风貌与精神, 这类电视剧的代表为《快刀洪吉童》、《拥抱太阳的月亮》等。
(二) 韩国历史剧中所体现的“恨”情结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曾说 :“照我看来, 朝鲜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恨’的文化……在整个历史过程中, 我们一直生活在‘恨’之中。”[3] 韩民族的“恨”具有多方面的因素 :在地理上它幅员狭小, 地势多山, 不利于古代农业的发展 ;在历史上它不断地受到邻国的欺压甚至侵略, 种种的因素构成了韩民族特有的“恨”情结。而这种情结并非仅仅是单纯的恨意, 它更多地表现出了一种在苦痛中的坚持与隐忍, 在艰难中的立志和向上。因此通过这一特点, 韩国的历史剧跨越了年龄、职业、教育程度的鸿沟, 深受人们的普遍欢迎。
关于“恨”的体现, 我们拿出两部经典的作品——《李祘》及《明成皇后》进行分析和探讨, 便可起到管中窥豹的作用。首先我们针对正祖李祘这一重要历史人物进行探究, 在研究此人物之前, 我们先根据史实对这个历史人物进行简单的了解 :李祘是朝鲜第二十二代君主, 1776年至1800年在位, 被评价为朝鲜最后一位明君。在其统治期间, 朝鲜社会相对安定, 文化发展十分繁荣, 士农工商各领域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因此被称为“朝鲜的文艺复兴时代”或“朝鲜中兴时代”。繁荣的背景 , 促使以正祖年代为历史背景的电视剧作品层出不穷 , 而其中描写正祖的历史剧《李祘》 (MBC, 2007) 拥有非常高的人气。《李祘》共七十六集, 剧中第一集便向观众展示了一个幼年失父、面临失去爷爷英祖宠爱的少年李祘的形象。剧中通过描写众人乃至至亲姑姑对李祘的迫害、李祘与松渊来之不易的爱情以及其夭折的儿子等一系列片段, 给李祘的一生渲染了悲情的传奇色彩。同时, 为了满足大众们的一般审美需求, 本剧将李祘刻画成了十分完美的帝王 :他对爱情专一, 对于国民更是视如己出般的爱护。即使身患重病, 他依然心系天下, 告诫世子与臣子要为国民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平等的国家。但剧中针对封建本质对朝鲜时代近代化的阻碍却只字未提, 从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出韩国历史剧对历史解读是带着韩民族的“优越主义”, 即时时刻刻向众人展示韩文化是最为优秀的古老文明。
《李祘》中所体现的特点在《明成皇后》中也同样找寻得到相似的影子。史上对明成皇后在历史上作用的评价是毁誉参半的, 但韩国人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对明成皇后的印象更多的是肯定与赞美。这主要是因为明成皇后在对朝鲜领土的保护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悉心研究历史, 明成皇后的真实形象是这样的 :她善于宫斗, 颇有心计, 在与其公公大院君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而高宗的无能也促使了明成皇后成为了政权的掌权人。明成皇后虽然对本土的保护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她的家族贪污腐败, 她本身也签订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 导致了那一时期人民的生活十分艰难困苦。然而在《明成皇后》的描写中, 明成皇后的形象则转变成了一个为了爱情而小心翼翼的侍奉、陪伴君王的毫无心计的皇后, 她的善解人意几乎达到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女般的程度——为了满足丈夫的愿望, 她主动将自己的丈夫让给了其他女人, 自己则默默忍受了三年的空房之苦。在这一人物个性设定中,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一种特有的“恨”的情绪。同时, 明成皇后对国家的爱更是显得十分高尚, 在明成皇后被杀的剧集中, 剧中对明成皇后的形象已经如神女般进行刻画, 她的不畏牺牲、她的深明大义俨然成为“乙未事变”中最决定性的一笔, 而对于中国在“乙未事变”这一事件中对韩国的帮助则轻描淡写, 一笔带过, 仿佛在这一悲剧的事件里, 韩民族是历史的唯一主演者。在这些故事里, 韩民族对于侵略自己国土的日本的“恨”情绪并没有得到化解, 而是在“恨”的最高潮时以悲剧为结尾, 这无疑巧妙地激发了本土观众们内心积压的“恨”的民族情绪的产生。但从客观的角度来看, 如果把这样的悲剧仅仅作为刻画其历史人物颂歌的工具, 或者滥用类似的悲剧手法来培养民族的自负感, 这无疑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
(三) 韩国历史剧中的“恨”对其国民的影响
结合大量历史剧的特点, 我们能够发现, 大多数的韩国历史剧中都有极度弘扬本国文化、弱化中国对韩国影响、强调日本侵略罪恶性的特点。通过电视剧的传播, 一代又一代人接受着这样的主流思想, 因此在今天, 韩国所发生的申请端午节为本国文化遗产、改“汉城”为“首尔”、世界杯中与日本白热化的比拼等事件中都能探视出韩国人的性格特点, 即一种民族优越主义、强烈的凝聚力与爱国主义, 而这些精神, 也正是韩国民族悲情主义的核心——恨的体现。
历史上的韩国似乎一直与“独立”无缘, 但他们也从未停止过追求独立的脚步。不论是领土、民族或是文化他们都孜孜不倦的追求着独立。朝鲜朝徐巨正 (1534-1591) 便提出了韩字的独立性, 说 :“是则我东方之文, 非宋元之文, 亦非汉唐之文, 而乃我国之文也。宜与历代之文, 并行于天地间, 胡可泯焉而无传也哉。”[4] 对独立的渴望也展现在韩国历史剧中, 如在《不灭的李舜臣》中, 通过描写僵持七年的朝日战争在李舜臣、刘成龙、元军等人的带领下获得胜利的故事, 来激励国民独立求自强的精神, 但这种激励也恰恰是通过严重弱化明朝军队得以实现的。剧中明朝将领通过挑拨离间使李舜臣受到冤屈的情节, 则丝毫不差地再现了韩民族的“恨”精神, 即无法相信他国、只能靠自己的力量保护国家的观念, 与此同时敏感意识、危机意识、戒备意识也再一次被传输到观众脑中。
韩国历史剧使其国人记住了一个又一个在韩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 同时也使韩国人的历史观、价值观、世界观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当越来越多的韩国国民支持“国语净化运动”来弱化汉字影响、当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坚信韩服并非是源于对唐装的改造, 我们可以看到, 韩国的历史剧用国人共有的“恨”情结迎合了大众的口味, 也通过“恨”引导着国民形成了强烈的凝聚力、爱国主义甚至是民族优越主义。抛开韩剧本身为了追求收视率而进行的大量的历史虚构这一层面, 韩国历史剧真正的抓住了韩国国民的内心, 并起到了价值导向作用, 这一点上, 也是值得肯定的。
(四) 韩国历史剧对我国电视媒体发展的启示
电视剧作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信息传播方式,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韩国电视剧的高速发展也无疑是影视传播产业发展的一个奇迹。以韩国历史剧的发展为例, 韩国历史剧能够很好地将大众娱乐与严肃的话题相结合, 充分地展现东方文化的历史神韵, 是其受到韩国国民乃至整个亚洲广泛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韩国历史剧的成功原因之二, 在于它包含着韩国人的“魂”, 即韩国人的普遍情绪——恨, 通过抓住这样的一个特点所拍摄出的影视剧, 观众不仅能够更加乐于接受, 也能在电视剧中通过找到相同的情绪而得到安慰与激励。然而纵观我国的电视剧, 则显现出“跟风”的状态 :清一色的宫斗, 清一色的反贪, 或是清一色的婆媳战争, 为了拍摄而拍摄的无限循环, 使我国观众产生了厌烦感。除此类宫廷剧、历史剧之外, 我国的电视剧很多都是围绕侦查破案、江湖黑幕等题材进行刻画描写, 很少出现能够真正展现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及情感生活的优秀影视剧, 使国人难以产生共鸣。更多的电视剧渴望在题材上出奇出新, 但其本身所体现的道德、文化和精神层面却乏善可陈。
其三, 在于韩国历史剧中对于东方饮食、服饰、风俗等文化风情的细腻体现。韩国历史剧正是通过对韩国历史中优秀文化的细致刻画, 来使观众产生对本民族历史的归属感与自豪感。倘使一味在宫斗或其他情节上下工夫而忽略了文化层面上的创作与体现, 无疑是一种损失, 也是一种遗憾。
中国作为文化大国, 本应有更多的文化产品向韩国及其他国家输出, 但在今天, 我们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不乐观。韩国在地理意义上虽然是一个小国, 却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韩流的文化大奇迹, 这其中无疑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我们虽意在探究韩国历史剧中的“恨”情结对韩国国民的影响, 但更多的也是为了我国影视文化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经验及启示。但由于研究中涉及到的部分史实我们无法考证, 因此文中的观点难免有所纰漏, 还望专业人士予以批评指正。同时笔者也期待此篇论文能够对读者有所启发, 并期待我国的影视文化产业有一个更为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牛林杰刘宝全:《韩国发展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
[2]金文学:《丑陋的韩国人》,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年.
[3]李胜利、肖惊鸿, 《历史题材电视剧研究》,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年.
韩国民族主义的两面 篇4
一、韩国“新村运动”及其经验
(一)韩国“新村运动”的兴起
20世纪60年代,韩国在迅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工农业发展、城乡发展、地区发展出现严重失衡,“三农”问题愈发突出。为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韩国政府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新村运动”。1962—1971年,韩国政府实施了第一、二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重点扶持和发展出口加工工业。韩国出口加工贸易的突飞猛进带动了其工业经济和城市发展的一日千里。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国的农村经济却裹足不前。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1962年农户年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到1970年则下降到61%。而当时在全国农村人口中,经营不足1公顷耕地的农户占67%,他们的年平均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50%。这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普遍存在,并呈不断扩大之势。城乡生活的巨大反差,迫使大批农村人口尤其青壮年劳动力离土离乡,涌入城市。大批青壮年劳动力流往城市后,农村健壮劳动力已所剩无几。据韩国开发研究院统计,到1978年,韩国农村中妇女劳动力占45%,而50岁以上的劳动力高达30%[2]。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弱质化,农业生产后继乏人以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等,致使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几乎陷于崩溃的边缘。农业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渔民的生活环境恶劣、发展意识差且信心不足以及农业发展基础条件落后。在这种背景下,韩国政府于1970年发起了全国性乡村建设活动———“新村运动”[3]。韩国前总统朴正熙下达了这样的指示:通过农渔民、关系单位、指导者之间的合作,寻找让农村自助、自立、振作的方案。本着“摆脱贫穷是我们的责任”和“辛勤汗水能致富”的信念,决定对农村进行全面扶持、改造,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了“农渔村经济的革新开发计划”,被称为“新村运动”。
(二)韩国“新村运动”的历程及内容
新村运动就是从乡村实际出发,开展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的运动,不仅是指摆脱贫穷,而且还包含精神改革以及要营造现在和未来美好生活环境的含义。其基本目标是促进农渔民树立“勤勉、自助、合作”精神[3],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渔民的生活水平。新村运动的基本内容涵盖精神启蒙、环境改善、增加收入和经济开发等诸多方面。70年代的“绿色革命”,完成了粮食的自给自足;80年代的“白色革命”,使在塑料温室中培育四季农作物成为现实;而在90年代,通过加强各种农副产品的竞争力,韩国已经做好了向着21世纪生命科学农业进军的准备。时至今日,韩国“新村运动”已开展30多年,大体可化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其明确的目标和具体内容[13]。
1. 奠基起步阶段(1970—1973)
1970年4月22日,在“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家乡”的口号下,新村运动拉开了序幕。1970年10月起,韩国政府为全国每村免费提供335袋水泥,要求必须用于村里公共事业,大大提高了农渔民参与新村运动的积极性。如果按户计算,每户可得到4袋水泥[4]。按当时价格折算,相当于政府拨给每个农户4 000韩元左右的资助。这项示范工程以整治江河支流和小水库、修理公共水井、整修落后的房屋、桥梁涵洞、河堤马道、村级公路等“十大建设项目为中心”,参加者达720万人,完成385 000个项目,不仅名副其实地激发了农渔民和农渔村“只要行动就会成功”的信心和“必须去干”的积极性,而且也使政府大受鼓舞,产生了“能做到”的决心。除此以外,韩国政府还组建了“新村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各道、郡、邑都设有相应的协议会,实行垂直领导、管理和指挥,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此外,中央政府还批准组建了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以培养大批新村指导员,由他们组织带领村民进行村里各项建设活动。每项工程在经过全体村民的充分讨论协商后开办。在推进“新村运动”的过程中,政府根据各村的资集水平、劳动效率、村民相互配合能力以及工业产品开发能力等进行综合评比和考量,把全国34 656个村划分为基础村、自助村、自立村三种类型。村民参与程度最低的村属于基础村;参与程度最高的村叫自立村。政府根据不同类型村庄的具体情况,制定出各不相同的开发计划。到1973年,韩国农村中的自立村有2 307个,自助村约13 834个,基础村为18 415个[5]。通过这一时期的改善环境运动,韩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极大地振奋了广大农民积极向上的合作精神。
2. 自发拓展阶段(1974—1976)
新村运动在农村取得成功之后,从1974年起逐步扩散到各大城市,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改革重点从改善农村环境与农民居住条件转变为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了增加农民非农收入,1972—1976年韩国政府又推出了“第二次增加农渔民收入计划事业”,又称“建设新村运动增加收入事业”。主要开发禽类、养牛、水产养殖、香菇等林产品21个品种。以郡(县)为单位,在全国137个地区开展,参加农户75万多个[4]。政府从财政、技术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各地区因地制宜,发挥各自优势,广开生产经营门路。如平原地区,大力提倡种植经济作物、果树、蔬菜等;山区则发展牧业、林业,开发经济作物等。同时,政府还鼓励农村就地建厂,对产品进行初加工和深加工,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为提高粮食产量,实现大米自给,1972年韩国开始在农村推广普及高产水稻新品种“统一稻”的种植。政府从科学育苗、栽培、管理等诸多方面给予技术上的大力支持。粮食增产、粮价上升、经济作物的种植等使农民收入有了明显提高。1974韩国农民的收入已基本达到城市工人的收入水平。1967—1976年间,韩国农民家庭收入由12 456韩元增加到96 355韩元,增幅达774%。这期间韩国城市工人收入从20 720韩元仅增加95 980韩元,增幅为463%[2]。农业生产连年喜获丰收,广大农民的收入普遍得到大幅度提升,是这一阶段“新村运动”的主要成果。
3. 自发主导阶段(1977—1980)
1977年是韩国第4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政府把这一阶段农民收入目标定为140万韩元,又把“建设新村运动,增加收入事业”扩大为“建设新村运动,增加收入综合开发事业”。为大力发展农村工业,扩大生产,政府将原来以家族式的小农经营的单一产品扩大到以县、邑为单位的生产基地,形成生产、销售、加工为一体的综合经营。农村工业多数为出口加工厂,如农产品或水产品加工厂等[6]。农村工业的发展,农民非农业收入明显增加,原来预定1981年达到的农村自立目标,提前4年于1977年就已实现。全国34 656个村有98%成为自立村,基本消灭了基础村。1978年农村企业达到384个,1980年增加到790个。
4. 自发建设阶段(1981—1988)
这一阶段,韩国政府大幅度调整“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广大农民在政府引导下自发地开展农村现代化建设。政府的工作重点是建立和完善全国性新村运动民间组织,制定发展规划,做好协调与服务工作,为新村发展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物力支持和技术支持。新村运动的培训和宣传教育工作转交民间组织承担,鼓励农民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提高农村金融和市场流通的效率和农民收入,以此引导农民自发地进行农村现代化建设。这一阶段,尽管政府的主导作用有所弱化,但农民自发建设新农村的热情并未减退,农民的生活水准开始普遍接近城市居民生活水准。
5. 自主管理阶段(1988—)
1988年以后,韩国的“新村运动”开始进入一个农民自主管理和自我发展的阶段。此时的“新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的特征。这一阶段,政府的工作重点是教育广大农民自觉抵制各种不良社会现象,加强国民道德伦理建设,培养村民的共同体意识,强化农村的民主与法制教育等。在这个过程中,“新村运动”初期为启动农村经济和文化活动而建立的相关政府机构及其职能逐步弱化,而有助于推进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组织机构、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如农业科技推广和培训组织、农村教育机构、农协、物资的流通、农村综合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应运而生,为传承和彰显新村运动的价值理念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韩国“新村运动”的主要经验
韩国的新村运动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世人瞩目。这种农业现代化运动,既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扩大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途径,又快速缩短了城乡差别,实现了农村的繁荣和稳定。纵观整个运动,有许多成功的经验。
1. 以精神启蒙为先导
精神启蒙是韩国新村运动的核心,精神启蒙主要是指农民教育及通过机制的建立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韩国农民缺乏个性和开创精神,带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为此,韩国政府通过一些具有感召力的活动和国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而不是政治宣传口号,使国民长期受抑制而潜在的良好社会伦理道德迸发出来,释放出了无穷无尽的效能。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新村培训院,其主要职责就是培训“新村领袖”。其培训方法和内容主要是:强调“精神”培养、请成功者介绍经验、政府官员进行政策说明、实地考察、研究讨论、制定计划等。另外,他们把参与相关工作的公务员也派到研修院,与“新村领袖”同吃、同住、同培训。培训院是新村运动中一个成绩非常突出的机构。
2. 长远着眼,小处入手
上马的都是切实可行的小项目,如修路、修井、修塘、拉电网。从1973年始,政府的投资全部转向遍布全国农村的细小项目,见效快、动员群众广泛。而且,项目的上马并不依靠领导人主观决断,都由专家设计,是现代科学和理性决策的产物。并且在实施中,能及时对方案进行修正。
3. 政府的主导作用
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靠分散的决策方式来发展经济与社会不仅周期长、成本高,而且极有可能丧失发展时机,因而必须依靠政府主导的纲领性决策模式。整个运动过程中,韩国政府在政策目标的确立、政策推进的组织领导、资金的筹措与安排、技术的开发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主导作用[7]。
4. 以农民为主体
韩国在开展新村运动中,始终坚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始终激发国民的进取精神,引导国民进行自我教育,主要依靠农民自己来实现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目标。坚持以农民为主体,实现村民自主自治。从渔村内部出发,以农渔村民为主体掀起自律运动,以人为主体的相生运动,通过人与人的网络,将邻里与邻里、村庄与村庄联系在一起;把农渔村到城市、农渔村问题到城市问题联系在一起。
5. 利用区位优势因地制宜
韩国根据当地农村发展要求、农业生产条件,把农民摆脱贫穷作为立足点和出发点,进行新农村建设。比如,春川市北山面富贵里通过开发樟脑、土产蜂蜜等当地特产,使其成为固定高收入品种;原州市好楮面梅湖里采用无公害农村养鸭法,并且修建绿色农村体验馆;洪川郡瑞石面检山二里用灵芝带动“山林复合型经营新模式”;另外还有山菜村、鲜花新月村、豆花村、高寒区白菜村、桃园洞村、山葡萄村、土雇米村等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生态村[5]。充分分析当地情况,利用良好的区位优势,因地制宜,是开发特色农村提高农民收入的有力途径。
6. 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农民收入
为了提高农民收入,韩国新村运动采取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水稻新品种、通过财政补贴保护水稻新品种的价格、鼓励部分农户种植经济作物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政府大量投资扶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等多种措施,效果明显。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步向农村地区扩散,农户收入中的非农收入所占比重逐步增大,到2004年,非农收入所占比重从1994年的35%增加到50%。与此同时,以农业产业化为动力,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新型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市场,形成一个融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体系,不断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转变。通过培育新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将贸工农、种养加、农科教融为一体,增强城乡产业的关联度,促进城乡产业优势互补、一体化发展[8]。
二、韩国、青岛市新农村建设的比较
(一)青岛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概况
韩国的“新农村运动”起始于1970年,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于2005年正式提出。但事实上,在中国,特别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各级政府几年前便开始实质性地推进新农村建设。青岛市政府从2000年开始实行“二园一城”建设,通过建设农业园区,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通过建设工业园区,推进农业工业化建设;通过建设小城镇,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2004年的“七个互动”文件切实从城乡要素、农村劳动力、农业机械化、财政收入等方面解决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在2005年中央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后,青岛市提出了“深化七个互动”文件,以此建设较为完善的农村建设体系。2006年在全市农村全面推进“十八件实事”,2007年抓好“四百工程”,同时对全市农村加强基础建设,“五化”工程效果显著。2008年,青岛市重点扶持100个“一村一品”示范村和10个“一镇一业”示范镇,财政支持三农资金达20.4亿元[1]。对青岛和韩国新农村建设进行客观的比较,有利于从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更好的推进青岛市的新农村建设。在建设内容、目标、社会经济背景等方面,既有许多相似之处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二)韩国、青岛市新农村建设的相似之处
1. 建设初期的思路基本相似
1970年4月韩国政府号召开展以“勤劳、自助、合作”为主导精神的乡村建设运动,主旨表明了农民是主体,运动作用的对象也是村民,运动是否成功也要看村民。我国在2005年提出了“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社会参与的新农村建设”,建设思路与韩国基本相同。中韩两国的农村改革都特别重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实现两个积极性的有机结合。尽管在农村改革的形式上存在很大差异,但其实质内容却都是赋予广大农民更多的自主权,目的都是更充分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农民的生产潜力调动和发挥出来。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提高农民收入,但是如何使农民增收,如何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却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韩国新村运动初期,以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居住环境为切入点,激发农民参与新村运动的积极性。与韩国相类似,2008年青岛市提出了以实施“五化”(硬化、亮化、绿化、净化、美化)建设为重点的村容村貌整治工程,开展“千村整治、百村示范”工程,每年扶持1 000个中等收入以下的村实施以村庄道路硬化为重点的“五化”建设,到2010年使全市行政村基本实现“五化”目标[1]。与此同时,推广清洁能源,继续扶持农村“一池三改”户用沼气、大中型沼气、秸秆气化集中供气工程建设。逐步扩大农村垃圾和污水集中处理系统建设。
2. 农村内部问题基本相似
青岛市当前农村面临许多宏观问题,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也同样存在。比如:农村人口比重大、人多地少、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规模化经营小、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农村教育落后、农民文化素质较低等。1970年韩国新农村运动开始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45%,人均耕地0.071公顷。据2005年统计,青岛市农村人口占青岛市总人口的52.3%[9],人均耕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 城乡发展失衡基本相似
青岛市被形象的誉为小城市大农村,强工业弱农业。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与青岛目前的状况类似,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阶段,在城市与农村、农业与非农业、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较大。1970年韩国农民收入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75%,而2006年青岛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 32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 546元,仅为城市居民收入的42.7%[9]。
(三)韩国、青岛市新农村建设的差异
1. 经济发展阶段不同
韩国新村运动起始于1970年,当时韩国处于工业化兴起阶段,而青岛市现在处于工业化中期,说明经济基础比韩国更为成熟。因此,新农村建设的问题和主要矛盾也不同。韩国当年要解决农民基本生活问题,而青岛市现阶段要在解决农民基本生活问题的基础上,解决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以及农民收入问题。
2. 农村改革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联系机制不同
韩国农村改革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联系机制是农村社区,例如,在包括劳动力和其他物质资料在内的各项投资总额中,以上的投资来自村庄及村民个人。青岛市甚至中国农村改革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联系机制则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除了土地属于国有且由农民承租使用、使用权一定年不变以及大型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仍由国家投资建设外,其他所有生产经营性投人均由农村家庭联产承包户承担。
3. 农业工业化发展路径不同
在农业工业化发展路径上,韩国是由集中到分散,而青岛市则是由分散到集中。韩国工业化初期阶段,过于强调工业的集中布局和规模经济效益,导致1970年代初韩国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在空间上的严重失衡,制造业主要集中在首尔和釜山都市区。1973年韩国提出了“新村工厂”计划,通过一系列金融和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工业投资到农村地区。该计划一方面旨在通过农村工业化来提高农村非农业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则试图通过该计划达到促进工业重新布局,将首尔、釜山都市区的部分工厂扩散到农村去的目的。与韩国的制造业集中布局于大都市不同的是,青岛市的农村工业自发地在各区农村中兴起并得以长足发展。但是,工业布局过于分散导致的规模不经济、工业分散布局形成的环境污染和治理的不便,成为制约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2000年提出“二园一城”,以此引导乡村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
三、韩国“新村运动”对青岛市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一)以思想启蒙为先导,培养内动力
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改造相结合,三位一体,相互促进。朴正熙政权意识到,不改造农民、振奋其奋发向上的精神就无法改善农民生活;而农民生活的提高反过来又会促进农民信心的恢复。“新村运动”把思想启蒙、精神改造作为起点,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改造有机结合起来,融入到农村开发政策目标的制定和实施中去。这种追求“软利益”的做法可能最值得中国学习。
(二)以“输血”为主、“造血”为辅,拓展资金源
资金是新农村建设的瓶颈,如何破解这道难题,在“新村运动”过程中,韩国政府把国外财政借款中的大部分用于农村建设,并为之匹配了完整的金融政策。因此,必须以政府投入为“催化剂”,有效激活社会各方的资金来源。
(三)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统筹规划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规划,进行合理的设计,有序安排,突出重点,注重实效。以村庄建设为着力点,以国家财力为基础,注重实效,重点突出,循序渐进进行建设。在现阶段,可以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
(四)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韩国的“新村运动”的起点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清理高利贷、复兴国民运动。从1970年正式开始延续至今,历时30多年。无论从政策目标的设计、实施的组织领导来看,都表现了计划性、连续性、稳定性的特征,避免了跳跃和动荡,为运动成功做出了保证。青岛市新农村建设,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努力推动各项强农惠农政策,惠及基层、惠及农村和农民。一是要继续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增加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切实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11];二是加快转变畜禽养殖方式,对规模养殖实行“以奖代补”,落实规模养殖用地政策,继续实行对畜禽养殖业的各项补贴政策;三是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重点提高玉米、花生生产机械化水平,积极推进机械化保护性耕作及秸秆还田,扎实搞好农机化示范区建设;四是加快供销合作社组织创新和经营创新,推进新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工程建设。选择有条件的镇村,进行土地股份合作试点,完善土地流转奖励补助办法,建立规范的土地流转机制,引导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
(五)根据区域特点和产业基础构建可持续发展模式
韩国新村运动经验表明,新农村建设模式只有与乡村的人文环境、经济资源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收到应有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