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村运动”对青岛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韩国“新村运动”对青岛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精选7篇）

韩国“新村运动”对青岛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篇1

论文摘要：建设新型农村，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或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新村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提高了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质量，有效解决了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相比而言，韩国的情况与青岛市有着更多相似之处，表现在农村建设运动的背景、所处地理位置及传统文化等方面。因此，韩国新村建设经验的分析总结，对青岛市新农村建设具有更多的启示意义。

建设新型农村，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或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新村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提高了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质量，有效解决了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相比而言，韩国的情况与青岛市有着更多相似之处，表现在农村建设运动的背景、所处地理位置及传统文化等方面。因此。对韩国新村建设经验的分析总结对青岛市新农村建设具有更多的启示意义。

一、韩国“新村运动”及其经验

(一)韩国“新村运动”的兴起

20世纪60年代，韩国在迅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工农业发展、城乡发展、地区发展出现严重失衡，“三农”问题愈发突出。为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韩国政府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新村运动”。1962～1971年，韩国政府实施了第一、二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重点扶持和发展出口加工工业。韩国出口加工贸易的突飞猛进带动了其工业经济和城市发展的一日千里。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国的农村经济却裹足不前。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1962年农户年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到1970年则下降到61％。而当时在全国农村人口中，经营不足1公顷耕地的农户占67％，他们的年平均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50％。这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普遍存在，并呈不断扩大之势。城乡生活的巨大反差，迫使大批农村人口尤其青壮年劳动力离土离乡，涌入城市。大批青壮年劳动力流往城市后，农村健壮劳动力已所剩无几。据韩国开发研究院统计，到1978年，韩国农村中妇女劳动力占45％，而50岁以上的劳动力高达30％。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弱质化，农业生产后继乏人以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等，致使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几乎陷于崩溃的边缘。农业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渔民的生活环境恶劣、发展意识差且信心不足以及农业发展基础条件落后。在这种背景下，韩国政府于1970年发起了全国性乡村建设活动——“新村运动”。韩国前总统朴正熙下达了这样的指示：通过农渔民、关系单位、指导者之间的合作，寻找让农村自助、自立、振作的方案。本着“摆脱贫穷是我们的责任”和“辛勤汗水能致富”的信念，决定对农村进行全面扶持、改造，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了“农渔村经济的革新开发计划”，被称为“新村运动”。

(二)韩国“新村运动”的历程及内容

新村运动就是从乡村实际出发，开展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的运动，不仅是指摆脱贫穷，而且还包含精神改革以及要营造现在和未来美好生活环境的含义。其基本目标是促进农渔民树立“勤勉、自助、合作”精神，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渔民的生活水平。新村运动的基本内容涵盖精神启蒙、环境改善、增加收入和经济开发等诸多方面。70年代的“绿色革命”，完成了粮食的自给自足；80年代的“白色革命”，使在塑料温室中培育四季农作物成为现实；而在90年代，通过加强各种农副产品的竞争力，韩国已经做好了向着21世纪生命科学农业进军的准备。时至今日，韩国“新村运动”已开展30多年，大体可化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其明确的目标和具体内容。

1、奠基起步阶段(1970～1973)

1970年4月22日，在“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家乡”的口号下，新村运动拉开了序幕。1970年10月起，韩国政府为全国每村免费提供335袋水泥，要求必须用于村里公共事业，大大提高了农渔民参与新村运动的积极性。如果按户计算，每户可得到4袋水泥。按当时价格折算，相当于政府拨给每个农户4000韩元左右的资助。这项示范工程以整治江河支流和小水库、修理公共水井、整修落后的房屋、桥梁涵洞、河堤马道、村级公路等“十大建设项目为中心”，参加者达720万人，完成385000个项目，不仅名副其实地激发了农渔民和农渔村“只要行动就会成功”的信心和“必须去干”的积极性，而且也使政府大受鼓舞，产生了“能做到”的决心。除此以外，韩国政府还组建了“新村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各道、郡、邑都设有相应的协议会，实行垂直领导、管理和指挥，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此外，中央政府还批准组建了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以培养大批新村指导员，由他们组织带领村民进行村里各项建设活动。每项工程在经过全体村民的充分讨论协商后开办。在推进“新村运动”的过程中，政府根据各村的资集水平、劳动效率、村民相互配合能力以及工业产品开发能力等进行综合评比和考量，把全国34656个村划分为基础村、自助村、自立村三种类型。村民参与程度最低的村属于基础村；参与程度最高的村叫自立村。政府根据不同类型村庄的具体情况，制定出各不相同的开发计划。到1973年，韩国农村中的自立村有2307个，自助村约13834个，基础村为18415个。通过这一时期的改善环境运动，韩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极大地振奋了广大农民积极向上的合作精神。

2、自发拓展阶段(1974～1976)

新村运动在农村取得成功之后，从1974年起逐步扩散到各大城市，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改革重点从改善农村环境与农民居住条件转变为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了增加农民非农收入，1972～1976年韩国政府又推出了“第二次增加农渔民收入计划事业”，又称“建设新村运动增加收入事业”。主要开发禽类、养牛、水产养殖、香菇等林产品21个品种。以郡(县)为单位，在全国137个地区开展，参加农户75万多个。政府从财政、技术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各地区因地制宜，发挥各自优势，广开生产经营门路。如平原地区，大力提倡种植经济作物、果树、蔬菜等；山区则发展牧业、林业，开发经济作物等。同时，政府还鼓励农村就地建厂，对产品进行初加工和深加工，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为提高粮食产量，实现大米自给，1972年韩国开始在农村推广普及高产水稻新品种“统一稻”的种植。政府从科学育苗、栽培、管理等诸多方面给予技术上的大力支持。粮食增产、粮价上升、经济作物的种植等使农民收入有了明显提高。1974韩国农民的收入已基本达到城市工人的收入水平。1967～1976年间，韩国农民家庭收入由12456韩元增加到96355韩元，增幅达774％。这期间韩国城市工人收入从20720韩元仅增加95980韩元，增幅为463％。农业生产连年喜获丰收，广大农民的收入普遍得到大幅度提升，是这一阶段“新村运动”的主要成果。

3、自发主导阶段(1977～1980)

1977年是韩国第4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政府把这一阶段农民收入目标定为140万韩元，又把“建设新村运动，增加收入事业”扩大为“建设新村运动，增加收入综合开发事业”。为大力发展农村工业，扩大生产，政府将原来以家族式的小农经营的单一产品扩大到以县、邑为单位的生产基地，形成生产、销售、加工为一体的综合经营。农村工业多数为出口加工厂，如农产品或水产品加工厂等。农村工业的发展，农民非农业收入明显增加，原来预定1981年达到的农村自立目标，提前4年于1977年就已实现。全国34656个村有98％成为自立村，基本消灭了基础村。1978年农村企业达到384个，1980年增加到790个。

4、自发建设阶段(1981～1988)

这一阶段，韩国政府大幅度调整“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广大农民在政府引导下自发地开展农村现代化建设。政府的工作重点是建立和完善全国性新村运动民间组织，制定发展规划，做好协调与服务工作，为新村发展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物力支持和技术支持。新

村运动的培训和宣传教育工作转交民间组织承担，鼓励农民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提高农村金融和市场流通的效率和农民收入，以此引导农民自发地进行农村现代化建设。这一阶段，尽管政府的主导作用有所弱化，但农民自发建设新农村的热情并未减退，农民的生活水准开始普遍接近城市居民生活水准。

5、自主管理阶段(1988～)

1988年以后，韩国的“新村运动”开始进入一个农民自主管理和自我发展的阶段。此时的“新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的特征。这一阶段，政府的工作重点是教育广大农民自觉抵制各种不良社会现象，加强国民道德伦理建设，培养村民的共同体意识，强化农村的民主与法制教育等。在这个过程中，“新村运动”初期为启动农村经济和文化活动而建立的相关政府机构及其职能逐步弱化，而有助于推进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组织机构、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如农业科技推广和培训组织、农村教育机构、农协、物资的流通、农村综合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应运而生，为传承和彰显新村运动的价值理念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韩国“新村运动”的主要经验

韩国的新村运动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世人瞩目。这种农业现代化运动，既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扩大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途径，又快速缩短了城乡差别，实现了农村的繁荣和稳定。纵观整个运动，有许多成功的经验。

1、以精神启蒙为先导

精神启蒙是韩国新村运动的核心，精神启蒙主要是指农民教育及通过机制的建立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韩国农民缺乏个性和开创精神，带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为此，韩国政府通过一些具有感召力的活动和国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而不是政治宣传口号，使国民长期受抑制而潜在的良好社会伦理道德迸发出来，释放出了无穷无尽的效能。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新村培训院，其主要职责就是培训“新村领袖”。其培训方法和内容主要是：强调“精神”培养、请成功者介绍经验、政府官员进行政策说明、实地考察、研究讨论、制定计划等。另外，他们把参与相关工作的公务员也派到研修院，与“新村领袖”同吃、同住、同培训。培训院是新村运动中一个成绩非常突出的机构。

2、长远着眼，小处入手

上马的都是切实可行的小项目，如修路、修井、修塘、拉电网。从1973年始，政府的投资全部转向遍布全国农村的细小项目，见效快、动员群众广泛。而且，项目的上马并不依靠领导人主观决断，都由专家设计，是现代科学和理性决策的产物。并且在实施中，能及时对方案进行修正。

3、政府的主导作用

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靠分散的决策方式来发展经济与社会不仅周期长、成本高，而且极有可能丧失发展时机，因而必须依靠政府主导的纲领性决策模式。整个运动过程中，韩国政府在政策目标的确立、政策推进的组织领导、资金的筹措与安排、技术的开发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主导作用。

4、以农民为主体

韩国在开展新村运动中，始终坚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始终激发国民的进取精神，引导国民进行自我教育，主要依靠农民自己来实现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目标。坚持以农民为主体，实现村民自主自治。从渔村内部出发，以农渔村民为主体掀起自律运动，以人为主体的相生运动，通过人与人的网络，将邻里与邻里、村庄与村庄联系在一起；把农渔村到城市、农渔村问题到城市问题联系在一起。

5、利用区位优势因地制宜

韩国根据当地农村发展要求、农业生产条件，把农民摆脱贫穷作为立足点和出发点，进行新农村建设。比如，春川市北山面富贵里通过开发樟脑、土产蜂蜜等当地特产，使其成为固定高收入品种；原州市好楮面梅湖里采用无公害农村养鸭法，并且修建绿色农村体验馆；洪川郡瑞石面检山二里用灵芝带动“山林复合型经营新模式”；另外还有山菜村、鲜花新月村、豆花村、高寒区白菜村、桃园洞村、山葡萄村、土雇米村等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生态村。充分分析当地情况，利用良好的区位优势，因地制宜，是开发特色农村提高农民收入的有力途径。

6、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农民收入

为了提高农民收入，韩国新村运动采取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水稻新品种、通过财政补贴保护水稻新品种的价格、鼓励部分农户种植经济作物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政府大量投资扶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等多种措施，效果明显。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步向农村地区扩散，农户收入中的非农收入所占比重逐步增大，到2004年，非农收入所占比重从1994年的35％增加到50％。与此同时，以农业产业化为动力，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新型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市场，形成一个融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体系，不断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转变。通过培育新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将贸工农、种养加、农科教融为一体，增强城乡产业的关联度，促进城乡产业优势互补、一体化发展。

二、韩国、青岛市新农村建设的比较

(一)青岛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概况

韩国的“新农村运动”起始于1970年，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于2005年正式提出。但事实上，在中国，特别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各级政府几年前便开始实质性地推进新农村建设。青岛市政府从2000年开始实行“二园一城”建设，通过建设农业园区，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通过建设工业园区，推进农业工业化建设；通过建设小城镇，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2004年的“七个互动”文件切实从城乡要素、农村劳动力、农业机械化、财政收入等方面解决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在2005年中央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后，青岛市提出了“深化七个互动”文件，以此建设较为完善的农村建设体系。2006年在全市农村全面推进“十八件实事”，2007年抓好“四百工程”，同时对全市农村加强基础建设，“五化”工程效果显著。2008年，青岛市重点扶持100个“一村一品”示范村和10个“一镇一业”示范镇，财政支持三农资金达20.4亿元。对青岛和韩国新农村建设进行客观的比较，有利于从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更好的推进青岛市的新农村建设。在建设内容、目标、社会经济背景等方面，既有许多相似之处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二)韩国、青岛市新农村建设的相似之处

1、建设初期的思路基本相似

1970年4月韩国政府号召开展以“勤劳、自助、合作”为主导精神的乡村建设运动，主旨表明了农民是主体，运动作用的对象也是村民，运动是否成功也要看村民。我国在2005年提出了“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社会参与的新农村建设”，建设思路与韩国基本相同。中韩两国的农村改革都特别重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实现两个积极性的有机结合。尽管在农村改革的形式上存在很大差异，但其实质内容却都是赋予广大农民更多的自主权，目的都是更充分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农民的生产潜力调动和发挥出来。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提高农民收入，但是如何使农民增收，如何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却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韩国新村运动初期，以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

民居住环境为切入点，激发农民参与新村运动的积极性。与韩国相类似，2008年青岛市提出了以实施“五化”(硬化、亮化、绿化、净化、美化)建设为重点的村容村貌整治工程，开展“千村整治、百村示范”工程，每年扶持1000个中等收入以下的村实施以村庄道路硬化为重点的“五化”建设，到2010年使全市行政村基本实现“五化”目标。与此同时，推广清洁能源，继续扶持农村“一池三改”户用沼气、大中型沼气、秸秆气化集中供气工程建设。逐步扩大农村垃圾和污水集中处理系统建设。

2、农村内部问题基本相似

青岛市当前农村面临许多宏观问题，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也同样存在。比如：农村人口比重大、人多地少、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规模化经营小、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农村教育落后、农民文化素质较低等。1970年韩国新农村运动开始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45％，人均耕地0.071公顷。据2005年统计，青岛市农村人口占青岛市总人口的52.3％，人均耕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城乡发展失衡基本相似

青岛市被形象的誉为小城市大农村，强工业弱农业。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与青岛目前的状况类似，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阶段，在城市与农村、农业与非农业、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较大。1970年韩国农民收入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75％，而2006年青岛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32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546元，仅为城市居民收入的42.7％。

(三)韩国、青岛市新农村建设的差异

1、经济发展阶段不同

韩国新村运动起始于1970年，当时韩国处于工业化兴起阶段，而青岛市现在处于工业化中期，说明经济基础比韩国更为成熟。因此，新农村建设的问题和主要矛盾也不同。韩国当年要解决农民基本生活问题，而青岛市现阶段要在解决农民基本生活问题的基础上，解决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以及农民收入问题。

2、农村改革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联系机制不同

韩国农村改革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联系机制是农村社区，例如，在包括劳动力和其他物质资料在内的各项投资总额中，以上的投资来自村庄及村民个人。青岛市甚至中国农村改革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联系机制则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除了土地属于国有且由农民承租使用、使用权一定年不变以及大型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仍由国家投资建设外，其他所有生产经营性投入均由农村家庭联产承包户承担。

3、农业工业化发展路径不同

在农业工业化发展路径上，韩国是由集中到分散，而青岛市则是由分散到集中。韩国工业化初期阶段，过于强调工业的集中布局和规模经济效益，导致1970年代初韩国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在空间上的严重失衡，制造业主要集中在首尔和釜山都市区。1973年韩国提出了“新村工厂”计划，通过一系列金融和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工业投资到农村地区。该计划一方面旨在通过农村工业化来提高农村非农业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则试图通过该计划达到促进工业重新布局，将首尔、釜山都市区的部分工厂扩散到农村去的目的。与韩国的制造业集中布局于大都市不同的是，青岛市的农村工业自发地在各区农村中兴起并得以长足发展。但是，工业布局过于分散导致的规模不经济、工业分散布局形成的环境污染和治理的不便，成为制约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2000年提出“二园一城”，以此引导乡村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

三、韩国“新村运动”对青岛市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一)以思想启蒙为先导，培养内动力

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改造相结合，三位一体，相互促进。朴正熙政权意识到，不改造农民、振奋其奋发向上的精神就无法改善农民生活；而农民生活的提高反过来又会促进农民信心的恢复。“新村运动”把思想启蒙、精神改造作为起点，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改造有机结合起来，融入到农村开发政策目标的制定和实施中去。这种追求“软利益”的做法可能最值得中国学习。

(二)以“输血”为主、“造血”为辅，拓展资金源

资金是新农村建设的瓶颈，如何破解这道难题，在“新村运动”过程中，韩国政府把国外财政借款中的大部分用于农村建设，并为之匹配了完整的金融政策。因此，必须以政府投入为“催化剂”，有效激活社会各方的资金来源。

(三)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统筹规划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规划，进行合理的设计，有序安排，突出重点，注重实效。以村庄建设为着力点，以国家财力为基础，注重实效，重点突出，循序渐进进行建设。在现阶段，可以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

(四)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韩国的“新村运动”的起点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清理高利贷、复兴国民运动。从1970年正式开始延续至今，历时30多年。无论从政策目标的设计、实施的组织领导来看，都表现了计划性、连续性、稳定性的特征，避免了跳跃和动荡，为运动成功做出了保证。青岛市新农村建设，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努力推动各项强农惠农政策，惠及基层、惠及农村和农民。一是要继续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增加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切实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二是加快转变畜禽养殖方式，对规模养殖实行“以奖代补”，落实规模养殖用地政策，继续实行对畜禽养殖业的各项补贴政策；三是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重点提高玉米、花生生产机械化水平，积极推进机械化保护性耕作及秸秆还田，扎实搞好农机化示范区建设；四是加快供销合作社组织创新和经营创新，推进新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工程建设。选择有条件的镇村，进行土地股份合作试点，完善土地流转奖励补助办法，建立规范的土地流转机制，引导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

(五)根据区域特点和产业基础构建可持续发展模式

韩国新村运动经验表明，新农村建设模式只有与乡村的人文环境、经济资源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收到应有的成效。

青岛市新农村建设总体方向是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生产、生活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但是根据各个镇村的区位、产业基础、建设进度等具体情况，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使青岛市新农村建设更加本土化、实用化，比如，城阳区实行市场带动型建设、莱西实行龙头企业带动型建设、崂山区实行产业带动型建设、城阳区夏庄村工业园带动型建设。最近青岛市在借鉴韩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适合本市的扶持100个“一村一品”示范村和10个“一镇一业”示范镇的举措，就是建立在适应本区域发展特点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探索。

韩国“新村运动”对青岛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篇2

一、韩国“新村运动”及其经验

(一)韩国“新村运动”的兴起

20世纪60年代,韩国在迅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工农业发展、城乡发展、地区发展出现严重失衡,“三农”问题愈发突出。为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韩国政府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新村运动”。1962—1971年,韩国政府实施了第一、二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重点扶持和发展出口加工工业。韩国出口加工贸易的突飞猛进带动了其工业经济和城市发展的一日千里。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国的农村经济却裹足不前。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1962年农户年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到1970年则下降到61%。而当时在全国农村人口中,经营不足1公顷耕地的农户占67%,他们的年平均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50%。这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普遍存在,并呈不断扩大之势。城乡生活的巨大反差,迫使大批农村人口尤其青壮年劳动力离土离乡,涌入城市。大批青壮年劳动力流往城市后,农村健壮劳动力已所剩无几。据韩国开发研究院统计,到1978年,韩国农村中妇女劳动力占45%,而50岁以上的劳动力高达30%[2]。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弱质化,农业生产后继乏人以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等,致使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几乎陷于崩溃的边缘。农业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渔民的生活环境恶劣、发展意识差且信心不足以及农业发展基础条件落后。在这种背景下,韩国政府于1970年发起了全国性乡村建设活动———“新村运动”[3]。韩国前总统朴正熙下达了这样的指示:通过农渔民、关系单位、指导者之间的合作,寻找让农村自助、自立、振作的方案。本着“摆脱贫穷是我们的责任”和“辛勤汗水能致富”的信念,决定对农村进行全面扶持、改造,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了“农渔村经济的革新开发计划”,被称为“新村运动”。

(二)韩国“新村运动”的历程及内容

新村运动就是从乡村实际出发,开展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的运动,不仅是指摆脱贫穷,而且还包含精神改革以及要营造现在和未来美好生活环境的含义。其基本目标是促进农渔民树立“勤勉、自助、合作”精神[3],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渔民的生活水平。新村运动的基本内容涵盖精神启蒙、环境改善、增加收入和经济开发等诸多方面。70年代的“绿色革命”,完成了粮食的自给自足;80年代的“白色革命”,使在塑料温室中培育四季农作物成为现实;而在90年代,通过加强各种农副产品的竞争力,韩国已经做好了向着21世纪生命科学农业进军的准备。时至今日,韩国“新村运动”已开展30多年,大体可化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其明确的目标和具体内容[13]。

1. 奠基起步阶段(1970—1973)

1970年4月22日,在“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家乡”的口号下,新村运动拉开了序幕。1970年10月起,韩国政府为全国每村免费提供335袋水泥,要求必须用于村里公共事业,大大提高了农渔民参与新村运动的积极性。如果按户计算,每户可得到4袋水泥[4]。按当时价格折算,相当于政府拨给每个农户4 000韩元左右的资助。这项示范工程以整治江河支流和小水库、修理公共水井、整修落后的房屋、桥梁涵洞、河堤马道、村级公路等“十大建设项目为中心”,参加者达720万人,完成385 000个项目,不仅名副其实地激发了农渔民和农渔村“只要行动就会成功”的信心和“必须去干”的积极性,而且也使政府大受鼓舞,产生了“能做到”的决心。除此以外,韩国政府还组建了“新村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各道、郡、邑都设有相应的协议会,实行垂直领导、管理和指挥,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此外,中央政府还批准组建了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以培养大批新村指导员,由他们组织带领村民进行村里各项建设活动。每项工程在经过全体村民的充分讨论协商后开办。在推进“新村运动”的过程中,政府根据各村的资集水平、劳动效率、村民相互配合能力以及工业产品开发能力等进行综合评比和考量,把全国34 656个村划分为基础村、自助村、自立村三种类型。村民参与程度最低的村属于基础村;参与程度最高的村叫自立村。政府根据不同类型村庄的具体情况,制定出各不相同的开发计划。到1973年,韩国农村中的自立村有2 307个,自助村约13 834个,基础村为18 415个[5]。通过这一时期的改善环境运动,韩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极大地振奋了广大农民积极向上的合作精神。

2. 自发拓展阶段(1974—1976)

新村运动在农村取得成功之后,从1974年起逐步扩散到各大城市,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改革重点从改善农村环境与农民居住条件转变为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了增加农民非农收入,1972—1976年韩国政府又推出了“第二次增加农渔民收入计划事业”,又称“建设新村运动增加收入事业”。主要开发禽类、养牛、水产养殖、香菇等林产品21个品种。以郡(县)为单位,在全国137个地区开展,参加农户75万多个[4]。政府从财政、技术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各地区因地制宜,发挥各自优势,广开生产经营门路。如平原地区,大力提倡种植经济作物、果树、蔬菜等;山区则发展牧业、林业,开发经济作物等。同时,政府还鼓励农村就地建厂,对产品进行初加工和深加工,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为提高粮食产量,实现大米自给,1972年韩国开始在农村推广普及高产水稻新品种“统一稻”的种植。政府从科学育苗、栽培、管理等诸多方面给予技术上的大力支持。粮食增产、粮价上升、经济作物的种植等使农民收入有了明显提高。1974韩国农民的收入已基本达到城市工人的收入水平。1967—1976年间,韩国农民家庭收入由12 456韩元增加到96 355韩元,增幅达774%。这期间韩国城市工人收入从20 720韩元仅增加95 980韩元,增幅为463%[2]。农业生产连年喜获丰收,广大农民的收入普遍得到大幅度提升,是这一阶段“新村运动”的主要成果。

3. 自发主导阶段(1977—1980)

1977年是韩国第4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政府把这一阶段农民收入目标定为140万韩元,又把“建设新村运动,增加收入事业”扩大为“建设新村运动,增加收入综合开发事业”。为大力发展农村工业,扩大生产,政府将原来以家族式的小农经营的单一产品扩大到以县、邑为单位的生产基地,形成生产、销售、加工为一体的综合经营。农村工业多数为出口加工厂,如农产品或水产品加工厂等[6]。农村工业的发展,农民非农业收入明显增加,原来预定1981年达到的农村自立目标,提前4年于1977年就已实现。全国34 656个村有98%成为自立村,基本消灭了基础村。1978年农村企业达到384个,1980年增加到790个。

4. 自发建设阶段(1981—1988)

这一阶段,韩国政府大幅度调整“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广大农民在政府引导下自发地开展农村现代化建设。政府的工作重点是建立和完善全国性新村运动民间组织,制定发展规划,做好协调与服务工作,为新村发展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物力支持和技术支持。新村运动的培训和宣传教育工作转交民间组织承担,鼓励农民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提高农村金融和市场流通的效率和农民收入,以此引导农民自发地进行农村现代化建设。这一阶段,尽管政府的主导作用有所弱化,但农民自发建设新农村的热情并未减退,农民的生活水准开始普遍接近城市居民生活水准。

5. 自主管理阶段(1988—)

1988年以后,韩国的“新村运动”开始进入一个农民自主管理和自我发展的阶段。此时的“新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的特征。这一阶段,政府的工作重点是教育广大农民自觉抵制各种不良社会现象,加强国民道德伦理建设,培养村民的共同体意识,强化农村的民主与法制教育等。在这个过程中,“新村运动”初期为启动农村经济和文化活动而建立的相关政府机构及其职能逐步弱化,而有助于推进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组织机构、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如农业科技推广和培训组织、农村教育机构、农协、物资的流通、农村综合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应运而生,为传承和彰显新村运动的价值理念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韩国“新村运动”的主要经验

韩国的新村运动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世人瞩目。这种农业现代化运动,既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扩大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途径,又快速缩短了城乡差别,实现了农村的繁荣和稳定。纵观整个运动,有许多成功的经验。

1. 以精神启蒙为先导

精神启蒙是韩国新村运动的核心,精神启蒙主要是指农民教育及通过机制的建立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韩国农民缺乏个性和开创精神,带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为此,韩国政府通过一些具有感召力的活动和国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而不是政治宣传口号,使国民长期受抑制而潜在的良好社会伦理道德迸发出来,释放出了无穷无尽的效能。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新村培训院,其主要职责就是培训“新村领袖”。其培训方法和内容主要是:强调“精神”培养、请成功者介绍经验、政府官员进行政策说明、实地考察、研究讨论、制定计划等。另外,他们把参与相关工作的公务员也派到研修院,与“新村领袖”同吃、同住、同培训。培训院是新村运动中一个成绩非常突出的机构。

2. 长远着眼,小处入手

上马的都是切实可行的小项目,如修路、修井、修塘、拉电网。从1973年始,政府的投资全部转向遍布全国农村的细小项目,见效快、动员群众广泛。而且,项目的上马并不依靠领导人主观决断,都由专家设计,是现代科学和理性决策的产物。并且在实施中,能及时对方案进行修正。

3. 政府的主导作用

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靠分散的决策方式来发展经济与社会不仅周期长、成本高,而且极有可能丧失发展时机,因而必须依靠政府主导的纲领性决策模式。整个运动过程中,韩国政府在政策目标的确立、政策推进的组织领导、资金的筹措与安排、技术的开发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主导作用[7]。

4. 以农民为主体

韩国在开展新村运动中,始终坚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始终激发国民的进取精神,引导国民进行自我教育,主要依靠农民自己来实现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目标。坚持以农民为主体,实现村民自主自治。从渔村内部出发,以农渔村民为主体掀起自律运动,以人为主体的相生运动,通过人与人的网络,将邻里与邻里、村庄与村庄联系在一起;把农渔村到城市、农渔村问题到城市问题联系在一起。

5. 利用区位优势因地制宜

韩国根据当地农村发展要求、农业生产条件,把农民摆脱贫穷作为立足点和出发点,进行新农村建设。比如,春川市北山面富贵里通过开发樟脑、土产蜂蜜等当地特产,使其成为固定高收入品种;原州市好楮面梅湖里采用无公害农村养鸭法,并且修建绿色农村体验馆;洪川郡瑞石面检山二里用灵芝带动“山林复合型经营新模式”;另外还有山菜村、鲜花新月村、豆花村、高寒区白菜村、桃园洞村、山葡萄村、土雇米村等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生态村[5]。充分分析当地情况,利用良好的区位优势,因地制宜,是开发特色农村提高农民收入的有力途径。

6. 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农民收入

为了提高农民收入,韩国新村运动采取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水稻新品种、通过财政补贴保护水稻新品种的价格、鼓励部分农户种植经济作物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政府大量投资扶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等多种措施,效果明显。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步向农村地区扩散,农户收入中的非农收入所占比重逐步增大,到2004年,非农收入所占比重从1994年的35%增加到50%。与此同时,以农业产业化为动力,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新型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市场,形成一个融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体系,不断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转变。通过培育新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将贸工农、种养加、农科教融为一体,增强城乡产业的关联度,促进城乡产业优势互补、一体化发展[8]。

二、韩国、青岛市新农村建设的比较

(一)青岛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概况

韩国的“新农村运动”起始于1970年,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于2005年正式提出。但事实上,在中国,特别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各级政府几年前便开始实质性地推进新农村建设。青岛市政府从2000年开始实行“二园一城”建设,通过建设农业园区,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通过建设工业园区,推进农业工业化建设;通过建设小城镇,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2004年的“七个互动”文件切实从城乡要素、农村劳动力、农业机械化、财政收入等方面解决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在2005年中央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后,青岛市提出了“深化七个互动”文件,以此建设较为完善的农村建设体系。2006年在全市农村全面推进“十八件实事”,2007年抓好“四百工程”,同时对全市农村加强基础建设,“五化”工程效果显著。2008年,青岛市重点扶持100个“一村一品”示范村和10个“一镇一业”示范镇,财政支持三农资金达20.4亿元[1]。对青岛和韩国新农村建设进行客观的比较,有利于从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更好的推进青岛市的新农村建设。在建设内容、目标、社会经济背景等方面,既有许多相似之处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二)韩国、青岛市新农村建设的相似之处

1. 建设初期的思路基本相似

1970年4月韩国政府号召开展以“勤劳、自助、合作”为主导精神的乡村建设运动,主旨表明了农民是主体,运动作用的对象也是村民,运动是否成功也要看村民。我国在2005年提出了“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社会参与的新农村建设”,建设思路与韩国基本相同。中韩两国的农村改革都特别重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实现两个积极性的有机结合。尽管在农村改革的形式上存在很大差异,但其实质内容却都是赋予广大农民更多的自主权,目的都是更充分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农民的生产潜力调动和发挥出来。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提高农民收入,但是如何使农民增收,如何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却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韩国新村运动初期,以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居住环境为切入点,激发农民参与新村运动的积极性。与韩国相类似,2008年青岛市提出了以实施“五化”(硬化、亮化、绿化、净化、美化)建设为重点的村容村貌整治工程,开展“千村整治、百村示范”工程,每年扶持1 000个中等收入以下的村实施以村庄道路硬化为重点的“五化”建设,到2010年使全市行政村基本实现“五化”目标[1]。与此同时,推广清洁能源,继续扶持农村“一池三改”户用沼气、大中型沼气、秸秆气化集中供气工程建设。逐步扩大农村垃圾和污水集中处理系统建设。

2. 农村内部问题基本相似

青岛市当前农村面临许多宏观问题,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也同样存在。比如:农村人口比重大、人多地少、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规模化经营小、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农村教育落后、农民文化素质较低等。1970年韩国新农村运动开始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45%,人均耕地0.071公顷。据2005年统计,青岛市农村人口占青岛市总人口的52.3%[9],人均耕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 城乡发展失衡基本相似

青岛市被形象的誉为小城市大农村,强工业弱农业。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与青岛目前的状况类似,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阶段,在城市与农村、农业与非农业、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较大。1970年韩国农民收入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75%,而2006年青岛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 32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 546元,仅为城市居民收入的42.7%[9]。

(三)韩国、青岛市新农村建设的差异

1. 经济发展阶段不同

韩国新村运动起始于1970年,当时韩国处于工业化兴起阶段,而青岛市现在处于工业化中期,说明经济基础比韩国更为成熟。因此,新农村建设的问题和主要矛盾也不同。韩国当年要解决农民基本生活问题,而青岛市现阶段要在解决农民基本生活问题的基础上,解决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以及农民收入问题。

2. 农村改革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联系机制不同

韩国农村改革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联系机制是农村社区,例如,在包括劳动力和其他物质资料在内的各项投资总额中,以上的投资来自村庄及村民个人。青岛市甚至中国农村改革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联系机制则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除了土地属于国有且由农民承租使用、使用权一定年不变以及大型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仍由国家投资建设外,其他所有生产经营性投人均由农村家庭联产承包户承担。

3. 农业工业化发展路径不同

在农业工业化发展路径上,韩国是由集中到分散,而青岛市则是由分散到集中。韩国工业化初期阶段,过于强调工业的集中布局和规模经济效益,导致1970年代初韩国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在空间上的严重失衡,制造业主要集中在首尔和釜山都市区。1973年韩国提出了“新村工厂”计划,通过一系列金融和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工业投资到农村地区。该计划一方面旨在通过农村工业化来提高农村非农业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则试图通过该计划达到促进工业重新布局,将首尔、釜山都市区的部分工厂扩散到农村去的目的。与韩国的制造业集中布局于大都市不同的是,青岛市的农村工业自发地在各区农村中兴起并得以长足发展。但是,工业布局过于分散导致的规模不经济、工业分散布局形成的环境污染和治理的不便,成为制约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2000年提出“二园一城”,以此引导乡村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

三、韩国“新村运动”对青岛市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一)以思想启蒙为先导,培养内动力

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改造相结合,三位一体,相互促进。朴正熙政权意识到,不改造农民、振奋其奋发向上的精神就无法改善农民生活;而农民生活的提高反过来又会促进农民信心的恢复。“新村运动”把思想启蒙、精神改造作为起点,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改造有机结合起来,融入到农村开发政策目标的制定和实施中去。这种追求“软利益”的做法可能最值得中国学习。

(二)以“输血”为主、“造血”为辅,拓展资金源

资金是新农村建设的瓶颈,如何破解这道难题,在“新村运动”过程中,韩国政府把国外财政借款中的大部分用于农村建设,并为之匹配了完整的金融政策。因此,必须以政府投入为“催化剂”,有效激活社会各方的资金来源。

(三)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统筹规划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规划,进行合理的设计,有序安排,突出重点,注重实效。以村庄建设为着力点,以国家财力为基础,注重实效,重点突出,循序渐进进行建设。在现阶段,可以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

(四)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韩国的“新村运动”的起点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清理高利贷、复兴国民运动。从1970年正式开始延续至今,历时30多年。无论从政策目标的设计、实施的组织领导来看,都表现了计划性、连续性、稳定性的特征,避免了跳跃和动荡,为运动成功做出了保证。青岛市新农村建设,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努力推动各项强农惠农政策,惠及基层、惠及农村和农民。一是要继续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增加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切实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11];二是加快转变畜禽养殖方式,对规模养殖实行“以奖代补”,落实规模养殖用地政策,继续实行对畜禽养殖业的各项补贴政策;三是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重点提高玉米、花生生产机械化水平,积极推进机械化保护性耕作及秸秆还田,扎实搞好农机化示范区建设;四是加快供销合作社组织创新和经营创新,推进新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工程建设。选择有条件的镇村,进行土地股份合作试点,完善土地流转奖励补助办法,建立规范的土地流转机制,引导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

(五)根据区域特点和产业基础构建可持续发展模式

韩国新村运动经验表明,新农村建设模式只有与乡村的人文环境、经济资源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收到应有的成效。

韩国“新村运动”对青岛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篇3

韩国开展新村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得到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关注和肯定，得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先后有133个国家派出人员参观、学习和取经。中国农业部、中国农学会在农民绿色证书培训、农科教结合、科教兴村活动等项活动中，与韩国新村运动组织机构、全国大学教授新村研究会有着广泛深入的联系、交流与合作。

一、新村运动的发展

韩国政府在组织实施新村运动的过程中，制定了阶段性目标，至今已开展30多年，取得了超出预期目标的效果，实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模式。

(一)基础建设阶段(1971—1973年)。这一阶段的目标是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自1970年冬季开始，政府无偿提供水泥、钢筋等物质，激发农民自主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勤勉、自助、协同精神。由中央内务部直接领导和组织实施，建立了全国性组织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同时建立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养大批新村指导员。新村运动经过基础建设阶段，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生活居住条件，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共鸣，调动了他们立足家乡、建设家乡的积极性，妇女也开始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二)扩散阶段(1974—1976年)。在这一阶段，新村运动迅速向城镇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原来划分的自立村，根据村民的收入情况改划为福利村。新村建设的重点从基础阶段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条件发展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修建了村民会馆和自来水设施，以及生产公用设施，新建住房，发展多种经营。政府对新村指导员、国家各级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分批进行了新村教育；对卓有成就的农村提供贷款，并在各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动员理工科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教师、科技人员轮流到农村巡回讲授和推广科技文化知识和技术。在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业连年实现了丰收。

(三)充实和提高阶段(1977—1980年)。在这一期间，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社区经济的开发日趋红火，政府推进新村运动的工作重点放在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同时，为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为广大农村提供各种建材，支援农村的文化住宅和农工开发区建设。在这一阶段，国内政治不断动荡，新村运动受到种种批评和责难。经过调整以后，新村运动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的更加注重活动内涵、发展规律和社会实效的群众活动。

(四) 转变为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1--1988年)。在这一阶段，政府大幅度调整了有关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建立和完善了全国性新村运动的民间组织，培训、信息和宣传工作改由民间组织来承担。政府只是通过制定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一些财政、物质、技术支持和服务等手段，着重调整农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进一步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继续提高农民收入等。当时，农村居民普遍认为，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了城市居民生活水准。

(五)自我发展阶段(1988年以后)。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派繁荣气象从城市开始逐步向四周农村地区扩散，新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的特征。政府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并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同时，积极推动城乡流通业的健康发展。新村运动转变为国民自我发展阶段以后，为在运动初期启动农村经济、文化活动而建立的政府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逐步弱化，而具有客观生存与发展规律，有助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如农业科技、推广、培训组织，农村教育机构和农协、流通、农村综合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应运而生，并在不断优化其结构中生机盎然地传承新村运动的精神和理念，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二、新村运动的主要内容，形式和效益

新村运动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和建设工程，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称赞。

(一)改善农村公路。新村运动初期，全国大部分农村都组织实施了修建桥梁、改善公路的工程。到70年代后期，除了个别极为偏僻的农村外，全国都实现了村村通车。村民们又自发起来，修筑了许多政府还没有顾及到的大小河堤。不少农民无偿让出了自己的土地，供村里修路。新村运动发起后，很多农村妇女积极参与，妇女活动在新村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改善住房条件。由于改善了农村周围的公路，水泥和钢筋等物质的运费也大大降低，很多农民从外地运来水泥和沙子，改善屋顶工程逐渐转变成以建新房为开端建设新农村的事业，政府也积极给予贷款支援农民改善居住条件和环境。

(三)农村电气化。随着新村运动的深入开展，农村电气化得到迅速发展，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这期间，由政府补助一部分，农民借用低息贷款，加速实现了农村电气化。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家电得到了普及，农民为了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就要储蓄，这又促进了农村储蓄业的迅速发展。

(四)农民用上自来水。新村运动开始时，村民们自觉地动员起来，把山上的水引到村里的蓄水池后用水管接到每家每户。因地势高不宜引水的村庄，深挖井，再用水管接到每家厨房，用抽水泵取水。

(五)推广高产水稻品种。新村运动初期，政府开始推广“统一系”的水稻高产新品种，使韩国的水稻生产跨入划时代的发展阶段。农民们在水稻生产中，学到了共同合作的“集团栽培”方式。水土条件相近的10－30户农民，在掌握先进耕种技术的班组长的带领下，共同选种、育苗、插秧、施肥、灌水，直到收获。

(六)增加农民收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步向农村地区扩散，农户收入中的非农收入所占比重逐步增大，到2004年，非农收入所占比重已从1994年的35％增加到50％。

(七)农协组织迅速发展。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协的规模也迅速得到扩大。70年代，全国基层农协数为1500个，大致与邑为单位的行政区域数相近，一个基层农协对1000多户农民开展业务。

(八)兴建村民会馆。各地农村纷纷兴建村民会馆。农民有了自己的会馆以后，不仅用来召开各种会议，还用来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为在农忙期间节省劳

动力，提高劳动效率，在村民会馆中办起了公共食堂。妇女会在村民会馆中还举办了公共交易场，降低了产品的流通费用，节省了村民的购物时间。

上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认为已经完成了运动初期需要政府支持、协调和推进的某些使命，国民及非政府组织已有能力自主开发一些活动，于是便通过规划、协调、服务来推动新村运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培训、信息和宣传工作由民间组织来实施和完成。然而，因为农业本身的效益比较低，仍需要政府的一些保护和扶持，并有相应的资金投入，在这方面，韩国历届政府始终加以高度重视和努力施行。进入90年代，韩国政府制定一系列扶持农业和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的政策措施，以促使新时期韩国农村与新村运动有机衔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进入新世纪，韩国政府将继续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投入，从2004年到2013年将投入119万亿韩元。

三，韩国新村运动对海西新农村建设的几点启示

可以看出，韩国通过新农村运动，为农村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各个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看韩国的新村运动，对海西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韩国新村运动一开始，由政府投资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对于海西地区来说，也由政府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选择性的进行投资，努力做到改善农牧民的路、水、电、通迅等和兴修渠道、沼气池等农牧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他们发展农牧业创造基本条件。

(一)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海西新农村建设。针对海西地区农村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发展不同的特点，先要对其按发展现状进行分类，可以划分成不同程度类别的村，如富裕村、半富裕村、贫困村等，针对他们发展的基本情况，制定相关的计划，按一定的步骤周密地进行各项工作，以达到整体推进。

(二)加强农村教育，努力提高农牧民文化素质。努力构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经费财政保障机制；扩大“阳光工程”的实施规模，不断提高培训质量；巩固完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加快农技推广体系改革的步伐，保障其公益性职能的履行；进一步创新农民培训项目管理机制，提高培训绩效。

(三)努力发展特色农牧业。制定柴达木特色农产品发展行动计划。引导农牧民大面积种植柴达木枸杞、甘草、藏木香、亚大黄等中藏药材和经济可观的亚麻、食用葵和油葵；建立优质反季节蔬菜生产基地，露地种植莴笋、甘蓝、芹菜、胡萝卜、青萝卜、紫皮大蒜等反季节蔬菜，大面积种植以紫花苜蓿为主的优质高产牧草，为牧繁农育、自繁自育和农区养殖业发展提供充足的饲草料。

(四)建立健全农牧业协会。不断创新发展理念，调整工作思路，组建和创办各类协会，为农牧业产业化永续发展保驾护航。通过协会的管理和工作，不断提高产业化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通过各类协会的组建和创办，实现党建与经济工作的双促进。

(五)强化民主，完善农牧区管理制度。在充分利用各村党员活动室的基础上，制定有关措施。通过召开党员及全村的各种会议，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等，进一步调动他们对村级事务管理的积极性，推动本村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六)继续发扬柴达木精神，培育适合海西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精神。针对海西特点，应建立新农村建设的核心理念，即“团结、勤勉、协作”，以此突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的。

韩国新村运动考察报告 篇4

为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我市新农村建设步伐，7月10--15 日，我带领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赴韩国考察“新村运动”。通过拜访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和进行实地考察，对韩国“新村运动”有了深入了解，达到了开阔眼界、启迪思维、寻找差距、借鉴发展的目的，收到了预期效果。

一、韩国为什么要发起“新村运动”

通过考察，我们感到，韩国之所以要发起“新村运动”主要基于三个原因：一是摆脱困境。上世纪六十年代，韩国的基本国情是落后的农业国。1960年人均GDP仅为85美元。为了让大多数国民摆脱贫困，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扶持出口工业品上，从1962年始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1970年韩国经济开始起飞，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发展迅猛。也正如此，城乡发展差距随之扩大，城乡收入比为1.64。虽然在此期间，政府在增产粮食方面竭尽全力，但乡村状况仍然非常落后，生存、生产条件极差。这种状况急需韩国政府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提速的关键时期，大力改善农村落后状况，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协调发展。也正是在这种两难的背景下，韩国大胆探索实践了“新村运动”，也以此破题，推动了城乡发展、消除了贫富差距、改善了农村面貌，实现了协调发展。二是改善生活。1970年，韩国35000个乡村250万农户中80％住茅草房、点油灯、吃两餐，这种状况是当时韩国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倡导“新村运动”后，历经40年努力，“新村运动”不仅彻底改变了乡村面貌，而且推动了城乡居民收入同步提高，使韩国人均GDP由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不足100美元,增长到目前的人均20000美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0.84，由世界最贫困的农业国飞跃到经济总量世界12位的经济强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建了“韩国模式”，也因此让韩国国民过上了好日子。三是教育国民。60-70年代，由于南北战争刚刚结束，加之连年旱灾和水灾，农作物欠收，当时的韩国国民不仅解决不了温饱问题，国民意识也因此变得颓废、消极和懒散，没有秩序、缺乏信心和动力。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以开展“新村运动”为契机，政府大力扶持和倡导，鼓励农民“勤勉、自助、合作”，由于注重激发农民的原动力、注重从精神层面引导、注重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不但使广大农民养成了爱国敬业、自力更生的好习惯，也因此改善了环境，增加了所得，国民素质显著提高、爱国情怀明显增强。如今在韩国随处可见的是韩国的现代、大宇、起亚等自主品牌汽车，购买本土的、民族的产品成为韩国人的一种习惯、一种爱国情结。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韩国妇女还主动无偿捐出自家的金银首饰，帮助政府渡过难关。由此可见，“新村运动”不仅仅

改变的是韩国国民的物质状况，在精神层面的改造和激发人的潜能方面更是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二、韩国怎样开展“新村运动”

韩国政府通过不断改善环境，增加收入，分阶段丰富不同内容，不断提高发展层次，以及采取一系列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和建设，倡导实施了“新村运动”，大体分为五个阶段：

1、改善环境阶段

从改善农民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条件入手，容易得到广大农民的响应和支持。因此，这一阶段的目标是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1970年11月至1971年7月，韩国政府

为全国3.5万个村庄，平均每村提供335包水泥，用于改善乡村环境的10大事业20个项目，主要是拓宽村庄的马路、改良屋顶围墙、改善饮水条件、建设公用洗衣场、澡堂、架设桥梁和整治溪流等。强调每项工程都要按乡民的意愿进行，每项事业要符合4个条件：一是全体村民受益，又急需要办；二是因地制宜，切合乡村实际；三是发展潜力大；四是投资小、效果好。程序是按照事先上报的项目计划，先分配和征收由村民应负担的劳动力或资金，然后再向政府请领补助的建材资金进行项目施工。村民得到这些援助物资后，自觉组织动员，共同出力合作完成村里的公共事业。发起新乡村运动的第一年，村民的反映比政府预期的效果还要好。第一年，全国35000个村庄有16000个表现积极，成绩显著。第二年政府对这些成绩显著的乡村继续提供支持，每村增加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据此，政府制订了“支援优秀乡村”的原则，进行有区别性支援。全国35000个村以乡村发展阶段划分为“基础、自助、自立”三个类型，成绩最佳的划为自立村，最差的划为基础村，政府的援助物资只分配给自立村和自助村。1973年，全国1／3的村划为基础村，此后基础村迅速减少，到1978年基础村基本上消失，约有2／3的村升为自立村。

2、增加收入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以增加收入为主的全面发展阶段。政府推出增加农、渔民收入计划，支持农村调整农业结构，推广种植业、养殖业良种和先进技术，普及高产水稻新品种“统一稻”，1974年达到大米自给。与此同时，政府支持乡村动员村民开展较大规模的乡村基本建设事业，像整理耕地、开辟道路、整理河川、开发农业用水等开发项目。这些项目有的是乡村独立完成，有的则是与附近乡村联合进行，以提高投资效果。1971－1975年，全国共架设桥梁65000座，每村都修了3.5米宽，长2－4公里进村道路。新建自来水管4440公里，新建会馆36000座。这一阶段，农业连年丰收，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超过城市居民。

3、充实提高阶段

随着城乡差距逐步缩小，社区经济的开发越来越红火。政府推进“新村运动”的工作重点也放在鼓励发展畜牧业、特色农业和兴办乡村工厂上，并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同时，为广大农村提供各种建材，支援农村的高档住宅建设和农业开发区建设。1980年韩国农村企业达384个，1986年增加到790个，推动“新村运动”向纵深发展。1977年，作为农村贫困标志的草房顶全部更换为彩钢或瓦顶。1978年，全国98％的农户用上了电。

4、全民参与阶段

这阶段韩国政府大幅度调整了有关“新村运动”的政策措施，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更加注重活动内涵、发展规律和社会实效的群众活动。政府建立和完善了全国性“新村运动”的民间组织，设立了“新乡村庄建设中央会”，下设“新乡村庄指导者（男性）、新乡村庄妇女会、新乡村庄读书委员会、工厂中央委员会、新乡村庄金库联合会”5个会员团体。设立了中央新村运动研修院。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改由民间组织来承担。政府通过制订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一些财政、物质、技术支持和服务等手段，推动调整农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进一步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继续提高农民收入等。当时，农村居民普遍认为，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

准。

5、创新发展阶段

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派繁荣气象自城市开始逐步向农村地区扩散，“新村运动”也带有明显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特征。政府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并致力于开展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法制教育。同时积极推动城乡流通业的健康发展。“新村运动”转为国民自我发展阶段以后，运动初期为推动运动开展，启动农村经济、文化活动而设立的政府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逐步弱化，而具有客观生存与发展规律，有助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比较活跃，如农业科技推广培训组织，农村教育机构、农协、农村综合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应运而生，并在不断优化其结构中生机盎然地传承着“新村运动”的精神和理念，发挥着应有的作用，推动“新村运动”迈向了“变化、挑战、创造”的更高发展阶段。

三、韩国“新村运动”与众不同之处

纵观韩国政府组织实施的“新村运动”，应该说，既是韩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次成功转型，也是化解城乡矛盾，提升国民素质，实现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成功案例，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创建了“韩国模式”。目前，全世界已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赴韩考察和学习“新村运动”建设经验。其主要特点：

一是特别注重在精神上启蒙。在“新村运动”中，韩国政府主要强调“勤勉、自助、合作”精神。这种精神后来扩展到城市，发展为民族自立、事业报国的国民精神。政府设置了奖勤罚懒机制，重在激发村民内部的积极性。在后来开展的新农村运动中，原州市又将“勤勉、自助、合作”精神变为“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自律竞争”，建设信念得到了新的升华，为“新村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是特别注重农民主体地位。政府大力倡导、支持“新村运动”，但具体上什么项目，完全由农民自己选择，让农民选出“指导者”，自己的事情自己办。每个村选出的指导者负责组织大家的行动，里长（相当于我们国家的村长）只管服务。这些指导者，既是指导员，又是战斗员，以身作则，带头苦干，负责组织、规划、指导。指导者统一着装，不拿报酬，政府给予精神和物资奖励。他们可以随时面见公务员,可优先选拔为公务员，坐火车、汽车票价便宜50％，子女在初高中考试排在前一半名次的免学费并发奖学金等。

三是特别注重政府支持引领。韩国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政府，从总统到最基层的公务员都动员起来，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新村运动”。1972年4月26日，朴正熙总统亲自为新乡村运动撰写行动纲领，并到中央研修院和学员一道听课，共同研究问题。中央内务部负责管理指导“新村运动”，内务部以外各中央机构也都设立相应机构，各道和市郡的地方政府成立领导机构，面、邑设立了新乡村建设促进委员会，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层层都设立了完整的指挥机构，以加强协调。政府明确要求，中央内务部的课长和局长要负责一个道；道一级的课长和局长要负责一个郡；市郡、面邑（相当于县、乡）的公务员每人要分包一个村。处在第一线的公务员每星期至少两次到村里指导，并负责考评。在“新村运动”之初，韩国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和民居建设，除给予必要的建材、资金支持外，还帮助搞村镇建设规划，推荐多种标准住宅图纸，道路桥梁建设由政府派技术人员指导。为了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政府还向农民普遍发放长达３０年的长期低息贷款，支农资金通过农协直接发放到户。此外，政府专门拨出专项资金，用于奖励新村

运动中的优秀村庄。如原州市每年选拔道优秀村３０个，政府每村支援资金５亿韩元；市优秀村１３个，政府每村支援资金５０００万韩元。同时，这些优秀村还可获得地方政府规划市政项目时给予优先考虑等奖励。

四是特别注重培训骨干力量。从中央到地方都有相应的培训机构。中央新乡村运动研修院是专门为培训新村运动骨干而建立的，设施比较完备。最初几年每期15天，现在每期3天，可培训600人左右。培训对象是各级公务员和每村推选的男、女各一名指导员，培训期间从早晨6点到晚上11点都安排活动。培训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编有统一教材，并经常请有实践经验的基层干部、农民去讲课。参加培训的公务员和农民推出的指导者同住同吃共同讨论。研修班制订的各村建设规划，交郡核准后实施。研修班学员毕业后，返乡担负起劝导民众和以身作则的核心角色。特别是女指导员回村后，主要是动员妇女参与“新村运动”。通过培训教育骨干，逐步使“新村运动”成为提高全民素质的教育普及运动。

此外，政府还要求社会各界包括社会名流、知识分子和企业老总，宗教界，甚至是外国人等都要与新村建设指导者一起培训，各行各业尽其所能支持“新村运动”。这样不仅支持了乡村发展，而且使“新村运动”逐步发展成为提升国民精神的运动。

四、对我市新农村建设的思考

自2006年全面启动新农村建设以来，我市精心组织、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2008年我市以每年集中抓好“三项重点工程”为载体，使新农村建设更加贴近百姓实际，在全市率先实现了村村道路硬化，村村都有90㎡以上的公共活动室，自来水入户率达95%以上，泥草房改造进度全省最快，村屯绿化一年见效，使广大农民走上了畅通路，告别了泥草房，喝上了纯净水，有了自己的文体活动场所，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极大拥护。但是对照韩国“新村运动”，我们感到也存在一些问题，对此，要有理性思考和正确认识。一是重视了政府的主导推动，忽视了民众自发的原动力。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我市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了政府的主导推动作用，认真落实国家对“三农”工作及“三项重点工程”的各项优惠政策，不断加大投入和扶持力度，有效推动了新农村建设的快速发展。但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双向的工作，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由于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不够广泛深入，缺乏引导和激发农民自主创业、建设家园的有效措施，农民主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还没有得到集中释放。部分农民对新农村建设认识不足，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主体，“等、靠、要”思想比较严重，自觉参加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生产生活等义务劳动的积极性不高，思想观念还没有从“要我建”转变为“我要建”。个别村民认为新农村建设只不过是上面喊口号、下面做样子，刮五年风就没事了。政府热，群众冷，思想难统一，群众难发动，工作不主动，行动慢半拍的现象还存在，一定程度影响了新农村建设的进度和质量。

二是重视了物质改善，忽视了精神改造。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切实加强了环卫、排污、绿化等环境整治工作，农业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和提高，有力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但相对于快速发展的物质生活，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还很匮乏，乡风文明和民主建设没有跟上，农村文明和谐程度有待提升。“四清”、“五改”、“五比”等有益活动没有真正开展起来，村民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法制政策宣传等还不到位。农村公共文化娱乐设施较少，村级活动室和图书室利用不好，缺少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赌博、封建迷信等不良现象有所抬头，进一步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任重道远。

三是重视了指标的硬性要求，忽视了长效机制的建设。自新农村建设启动以来，我市相续召开多次动员和总结大会，按照新农村建设要求，结合本地实际，确定了多项硬性指标，经过不懈努力，完成得很好，部分指标还提前超额完成，如泥草房改造2008年完成15741户、2009年完成15341户，两年就完成五年任务的48.6%。但由于我们把主要精力和时间都放在如何圆满完成这些硬性指标上，忽视了在推进过程中长效机制的建设。部分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缺乏规范性的管护措施，普遍存在“重建设、轻管理”问题，一边是热火朝天的大修通村公路，广建村屯道路，一边却是竣工不久的水泥路面出现了破损、坑洼、翻沙，一边是创森的硕果累累，一边是管护的缺失，个别树木遭到破坏等现象。一些村屯搞突击、抓运动，编制规划注重形式，注重短期效应，注重硬性指标的完成，内容不充实，特色不鲜明，存在“克隆”现象，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完善新农村建设长效管理机制等方面思路不清，缺少产业发展定位和长远规划，影响和制约了新农村建设健康、可持续发展。

四是重视了一般性的号召，忽视了典型示范。我市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新农村建设的号召，大力推进省级试点村建设，取得了三年建设任务两年达标，提前一年完成省级试点村建设工作的显著成效。但在注重整体面的推进的同时，往往容易忽视打造点的特色，各示范村进度不一，发展不平衡，缺乏亮点，主导产业、村民收入、环境建设、公共事业、民主管理等优势不明显，典型性、引导性和实效性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个别乡镇、村屯对示范村建设认识模糊，认为只要修好路、盖好房、栽好树就可以成样板，产业建设、文化培育缺少创新，试点与整体工作脱节，不利于全市农业和农村整体发展水平的加快提升。

五、韩国 “新村运动”对下一步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韩国“新村运动”的一些成功经验可以为我所鉴、为我所用。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一）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城乡一体不动摇，实现科学协调发展。韩国经验告诉我们，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最佳方式，城乡融合是一个国家社会进步的最高境界。没有乡村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双鸭山的整体发展。从我市经济发展现状看，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连续8年保持了高速增长，已经初步具备了“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条件。因此，建立城乡统一的大循环、大系统，是助推全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当前要紧紧围绕全市“三步走”和“五区一城”发展战略，突出做好六篇统筹文章，推动城乡联动、协调发展。即：统筹城乡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统筹城乡劳动力结构和人口布局的优化，促进城乡劳动就业一体化；统筹城乡社区和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促进城乡建设一体化；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一体化；统筹城市经济与县域经济、乡村经济协调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统筹城乡配套改革，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体制一体化。切实通过一体化发展，实现双鸭山经济社会科学、协调、可持续发展，把新农村建设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二）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发展为要不动摇，夯实雄厚物质基础。韩国“新村运动”的各个阶段，也正是韩国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阶段。从７０年代“新村运动”倡导至今，韩国实现了经济腾飞。由此可见，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做后盾，韩国的“新村运动”就不会取得如此骄人成绩，韩国农村就不会变得如此富庶、文明、和谐。所以，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要始终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任务，用生产发展的办法，为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一是坚

持以发展城市经济和壮大县域经济为着眼点，加大改革力度，加快“上大项目，上好项目”步伐，努力增加各级财政收入，促进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产业链条向农村延伸，城镇文明向农村辐射，以城市经济和县域经济的快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大发展。二是坚持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采取发展民营经济、加快劳务输出、开发第三产业、落实惠农政策、推进扶贫开发等综合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和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努力形成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三是采取综合措施，多措并举，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实现大的转变。着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和企业集群示范基地，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户有机结合的组织形式，真正让农民从产业化经营中得到实惠，增加收入。

（三）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不动摇，强化农民主体地位。韩国农业农村经济的跨越发展，与农民自发、自立、自强息息相关。“我们一定要成功”“过好日子”成为每个农民的信念，农民在农村建设中真正发挥了主体作用。如今的韩国农民不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没有丝毫的自卑，相反，充满了作为一名农民的荣耀，处处彰显出创业热情和发展活力。正是这种力量促进了农村生产力发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因此，推进我市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基础任务，就是必须依靠宣传、机制、政策的力量唤醒农民、启发农民、感召农民、激励农民，大力培育农民自力更生的精神，充分调动起广大农民自己动手，建设家园，美化家园的主观能动性，形成新农村建设的内在动力。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乡村重大建设项目要让农民自己议、自己定、自己干，实施过程和结果要接受村民监督，使农民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使农民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参与者、推动者，成为建设新农村、管理新农村的主人。

（四）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教育培训不动摇，着力提升农民素质。韩国“新村运动”的第一任务是改造农民精神面貌，这种追求“软利益”的做法非常值得学习。我市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硬件建设的同时，更应该重视软件建设。当前，一是要加强农村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加大对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发展的投入，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加快农村文化事业发展，加强农村普法宣传教育，推进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二是要合理调整教育结构，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现代远程教育，着重抓好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基层农技服务人员知识更新培训，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劳动就业本领，提高农民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能力。三是要分期分批组织涉农主管书记县长，乡镇书记镇长，12个示范村的书记村长以及涉农后备干部、农业农村工作的拔尖人才到韩国现场学习，以先进的经验和理念，指导我市新农村建设快速发展。

（五）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先易后难不动摇，突出改善农村环境。韩国“新村运动”从基础建设入手，逐步向增加农民所得、改善社会福利待遇等纵深发展。他们在建设初期，以物质供给为诱因，根据农民所需对房屋、道路等设施进行了改造建设，不仅极大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而且在广大农村营造了珍爱环境的思想氛围。我市农村的现状目前看还存在基础差，底子薄等问题，广大农村暴露出的薄弱环节还很多。在政府和农民投入有限、农村环境卫生较差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坚持先易后难的原则，从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事情做起，如房前屋后清洁卫生管理、房屋改造、恢复植被、修村中道路、禁赌等等，有规划、有步骤，奖优罚劣，坚持不懈地向前推进，使农村面貌每年都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直接改观，推动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逐步实现大的改善。

（六）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集约发展不动摇，改革创新经营体制。农业面临着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韩国农民应对市场的成功经验是组建农协，通过壮大经营实力来提升农民在市场上的谈判地位。农协不仅负责会员的产品销售和农资群购，而且将功能拓展到报刊杂志、旅游观光代理、保险、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领域，为每个会员创造财富、提供服务，农协的作用在会员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强有力地显现出来。我市受传统观念影响，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方式还根深蒂固，农民在市场竞争中显得脆弱无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处于弱势地位。增强农民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最有效的方式是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探索建立龙头企业、农技服务体系、产业大户和专业合作组织“四位一体”模式，把农民集结起来，凝成一个整体，增强产业的竞争实力。

（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本土”特色不动摇，选准推进工作的着力点。就我市目前而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要突出做好规划。我市有8个县区32个乡镇，415个行政村。各乡村自然条件和经济文化状况都有差别，而且改变农村面貌是一个长期目标。因此，一定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安排，科学规划，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区分轻重缓急，突出建设重点，把规划制定好，分步实施扎实推进。要大力推广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农业技术。要保护地域文化。要立足乡村特点，突出地方特色，尊重传统风格，保护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保护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村落和民宅。要更加注重精神文明建设规划，有序推进新农村建设。二要加大各级财政投入力度。要重点在“多予”上下功夫，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投入机制，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建设。加快建立社会各界人士的参与机制。要制订政策，鼓励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和社会各界人士志愿者以多种方式联系乡村和农户，进行对口帮扶。三要深入实施滚动式“三项重点工程”。要坚持这一经过实践检验、深受农民喜欢的好做法，继续推进农村泥草房改造建设，重点采取沿线发展的战略，优先改造主要公路沿线村屯的泥草房，确保完成改造任务。抓好小城镇建设。全力打造福利镇、宝清镇、太保镇等城镇建设示范带，每个县还要按照省里要求，打造1-2个功能完善的中心乡镇。要抓好村屯绿化工程。以绿化配套建设为重点，加大乡镇绿化建设力度。继续深入开展“百万农户植百万株树”活动，实现农村四旁绿化100%。四要全力打造新农村12个示范村。按照五个领先要求，建设好农村12面红旗。一是实现主导产业覆盖农户达80%以上，基本形成产加销一体化发展格局。二是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出本县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以上。三是实现村内道路硬化、村庄环境美化、农户厕所无害化。四是实现以“一户（文化中心户）、一室（卫生室）、二店（超市和农家店）、一场（体育健身场）”为重点的、与示范村规模相适应的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目标。五是实现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更加完善目标。五要全面完成新农村第二批省市级试点村建设任务。今年是全省新农村建设第二批“千村试点”工作的完成年，09年试点村的建设已超额完成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2010年底要确保全部完成试点村的各项工作任务，切实把我市新农村建设引向深入。

新村新农村建设工作总结 篇5

——XX村理事会

我点在党的十七大精神指引下，全国都认真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认真组织学习十七大报告，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我区在抓好“五新一好”的热潮中，我点在镇党委、镇政府的正确领导，在镇领导挂点及包村干部的直接指导下，在区财政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特别是在刘普海镇长经常来我点指导工作和检查工作，以及全组的村民共同努力，大家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村、组干部带头，会长领头。抓好典型，树了形象，促后进，上下团结，全面完成了今年的“三清六改”工作，改水达到98%，改厕达到95%以上，安装了太阳能19户，电脑5户，真正实现了农村不比城里差。

一、宣传发动，健全组织

在年初包村干部就带着致农户一封信和征求意见表，认真组织学习“五新一好”和一封信，讲解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新农村建设的好处，还带领大家去参观学习。体验新农村建设好处，通过好几次的宣传发动大家都提高认识，在大家认为搞新农村建设确实是好事的基础上，通过户主大会，在大会上选出了比较得力的理事会成员，选出院会长时会长，成立理事会搭配的相当好，有党员，有退休工人，有组长，老中青相结合，并制定出了今年新农村建设的规划，提出全年的总体要求。同时成立了新农村建设党小组，并发挥了作用。

二、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发挥作用

1、首先是理事会组织学习，统一好思想，提高对新农村的认识，摸清

现状和农民的底细。因下长井的现状是脏、乱、差，路是高低不平，下雨乱糟了，天晴一把刀，猪栏、厕所乱切入糟，吃水吃河水，下雨吃混水，同时有好多人得结石，所以，通过研究讨论，党的政策好，又针对我们的实际情况，决定一定要下大决心，搞好新农村建设特别是改水、改厕。

2、我们包村领导和包村干部的带领下，理事会立即动手，每家每户进行登记进行丈量，哪些要拆，马上写“拆”字，哪些要改的进行登记，镇、村、组干部及理事会成员经常打晚班进行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特别在改路上几个晚上进行测量，节资，筹集资金修路，村干部、理事会带头拆猪、牛栏和厕所。我们点基本形成了，门对门、户看户、农户看干部、干部看党员，党员看支部，支部看书记，书记带头抓新风，农户旧貌换新村。

3、在镇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区财政局的大力支持，对我们的动力就更大了，对我们公益事业也非常关心和重视，区财政局给我们三万元，搞公益事业，我重建了理事会活动中心和休闲广场，财政局送给我们伍仟元钱的化肥农药，我们采取给予奖励的方法，鼓励农户，搞得快的给奖励农户化肥和农药，镇领导和财政局领导经常来我点指导工作，还给我们送办公桌和用品，我们在做公益事业上，进行了公开、公正、公平招标，所以也得到农户的好评。还给低保户和困难户送材料。

三、共同努力，搭建了和谐平安的社区

在十七大精神的鼓舞下，在区、镇、村、组干部和理事会成员，以及全体农户的共同奋斗，全点完成了改水98%，改厕完成了95%，改路全面完成了，猪、牛栏全部拆除了，新建猪、牛栏13间，五户人家新建新户型住房五栋，全点有了学习和农技培训场所，老少有了活动广场，还评出二名

韩国“新村运动”对青岛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篇6

··县委、县政府为切实加强文明新村建设工作，首先从机制建设入手，抓领导力量，抓奖励资金，抓帮扶单位，保证领导、资金、措施“三个到位”。县委、县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文明新村建设的意见》、《关于对文明新村建设工作进行奖励的意见》和《关于对文明新村建设进行帮扶的意见》等，专门

成立了文明新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县委书记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各乡镇党委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各单位一把手为文明新村建设联系村帮扶责任人。将文明新村建设工作列入各乡镇和单位目标管理进行考评，年终奖惩兑现。县委、县政府出台了奖励意见，规定对荣获省、市、县级文明新村的村给予重奖。去年以来，各级财政及农业、林业、水利、交通和扶贫开发等单位通过各种途径对文明新村建设工作进行倾斜和奖励达3000多万元。全县97个县直单位全部联系文明新村创建，在项目、资金、人力、科技、规划等各个领域开展各种形式的帮建工作。共投入资金110多万元，捐水泥、物料等价值20多万元，大力支持文明新村创建工作。

二、发挥优势，以特色产业的发展支撑文明新村建设

该县充分发挥特色农业、旅游开发、集镇建设的优势，重点建起了三大特色文明新村；一是以建设沿国道、省道为主的百公里文明长廊，发挥交通区位优势，打造了20个以沿集镇为依托的高标准文明新村。二是以伏牛山国家地质公园规划区为依托，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文明新村，高标准完成了鹳河漂流、老界岭、龙潭沟等景区周边以旅游服务为主的特色文明新村。三是以观光农业为依托，建成猕猴桃、山茱萸、食用菌等特色农业文明新村，以特色产业的发展培育特色文明新村。

三、提升品位，推动文明新村创建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该县文明新村建设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建设、人才与经济建设、家庭细胞建设四项工程，在品位上有提升，在特色上求突破，在长效机制上求探索。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高标准达到路、电、水、电话、电脑、有线电视五通；文化建设工程达到村有图书室、阅报栏、村务公开栏、文化活动室、农民学校；人才与经济建设工程着重培育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培育一个诚实守信的文明环境，培育一个有竞争力的支柱产业，培育一批科技致富人才，培育一支宣传文化队伍；家庭细胞建设工程要实现经济信息进家园，新型能源进家园，法律道德进家园，卫生观念进家园，科技意识进家园。按照建管并重的原则，对所有文明新村加强管理和引导，促使其持续健康发展。

韩国“新村运动”对青岛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篇7

1.1 韩国新村运动的背景(1)韩国山多耕地少,资源贫乏人口密度大。

韩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多山国家,人均耕地仅有0.6亩。(2)韩国在上世纪50、60年代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农业基础薄弱,全国250万农户中只有20%的农户通电,5万个自然村只有60%通公路。(3)乡村部门的低就业率、低增长率,导致了城乡之间巨大收入差距的存在。农业发展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同时,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是农村发展更加缓慢,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村更加后继无人。

1.2 我国西部农村现状(1)我国西部资源丰富,人口密度小。

我国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和广西12个省(区、市)。拥有广袤的土地,地下矿藏资源十分丰富,经济和社会发展潜力很大。(2)我国西部地区是传统农业区,大多数地区生产水平处于传统农业阶段,农村生产主要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农村受教育水平低,我国文盲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3)农业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西地区农业结构主要以农作物种植业为主,有限的耕地资源主要用来种植经济效益低的粮食产品。

通过韩国新村运动的情况和我国西部农村境况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我国西部农村现状与韩国新村运动前农村情况有一定相似之处。而我国在西部农村资源分布和人口秘密度都比韩国的条件要好得多,因此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条件更有利。

2 韩国新村运动的内容和成效

2.1 以政府主导农民参与为主阶段

2.1.1 起步阶段(1970年—1973年):

1970年11月,韩国政府首先拨款20亿美元启动新村运动。1971年初中央政府免费向全国村庄法发放水泥,平均每村335袋,让各村自行决定如何用它们来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同时,政府提出了十大建设性项目,但不要求强制执行。地方政府为了利用好这些物质,设计了近20种建设项目,如修建桥梁、公共浴池、洗衣场所、修筑河堤,改善饮水条件和房屋、村级公路等。

2.1.2 全面发展阶段(1974年—1976年):

这一阶段主要致力于发展多种经营,增加农民收入。政府继续强调修建村民会馆、道路及公共浴室等公用设施鼓励新建住房,推出增加农、渔民收入计划,支持农村调整农业结构,推广良种和先进技术和发展多种经营等。政府对新村指导员、国家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分批进行新村教育;对农村提供贷款和各方面的优惠政策;动员大学和科研院所到农村推广到农村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和文化知识。

2.1.3 充实提高阶段(1977年—1980年):

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调整结构,配套完善软件和硬件建设,对民众进行精神启蒙,以此全面提高和巩固运动成果,确保持续发展。随着新村运动的推进,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色农业迅速发展的时期。政府指导新村运动在加强区域合作、密切城乡工农关系等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鼓励特色种植和种养并兴建农业和制造业相结合的工业园区,支援农村的文化住宅和农工团地建设,推动农村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然而,随着当时韩国国内政局出现动荡,这种以政府为主导的新家村动开始受到批评与责难,政府不断淡化自身与的角色。新农村动运动由政府主导型开始向民间自发型农村现代化运动转变,政府逐步退出主导作用。

2.2 农民自主建设为主导阶段

2.2.1 自发建设阶段(1981—1988年):

在这一阶段,政府调整了有关新村劝的政策与措施,工作重点是建立和完善全国性新农村运动民间组织,制订发展规划,做好协调与服务,为新村发展提供必要的财政、物力和技术支持。政府通过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优惠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服务等手段,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进一步改善农村的环境,继续提高农民的收人等。通过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农民的收人大幅度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开始普遍接近城市罟民生活水平,城乡差距越来越小。

2.2.2 自我管理阶段(1988年以后):

1988年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政府加强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同时,积极推动城乡流通业的健康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早期建立的相关政府机构及其职能继续进一步弱化,有助于推进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组织机构。

经过30多年的发展,韩国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实观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人的同步提高,到90年代末期,韩国基本实现了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与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已经相差无几。

3 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韩国新村运动丰富了我们对建设新农村的理论和认识,韩国的新村运动成功的经验与做法对我们积极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一定的启示。

3.1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从韩国的经验来看,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建设首要任务,因为只有好的基础设施才能构建发展平台。首先着重解决农民最需要、最基本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满足他们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其次加强政府投资的引导,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在新农村建设初期,需要倡导、扶持、示范、带动农民,但应在几年内逐步退出,科技教育逐步推进。再次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切实保护好农村自然生态。在农村形成资源节约的增长方式和健康文明的消费模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3.2 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农民的总体素质和职业技能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引导、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只有把农民看成新农村的主人,重视农民的话语权,尊重民意选择,才能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农民的幸福家园。因此要以人为本,给农民一个平等的自我发展空间,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新农村建设最主要的一点是要提高农村的人口素质。而人口素质的提高,主要依靠教育。由于农民文化水平不高劳动技能偏低,因此只能从事一些技术要求较低的体力劳动。针对这种情况可以建立农民资料档案,对农民的家庭情况、特殊技能、文化水平等有个详尽的了解,结合市场需求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农民的职业技能。

3.3 改善农业、农村生产条件,培育农村的支柱产业

政府应该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进行政策倾斜和专项财政支持。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政府应采取多予少取、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政策,积极对农民进行人财物的支持,但不能抑制农民自发、自助、协作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同时也要注重统筹区域和缄乡经济的协调发展。要因地制宜根据各地的具体条件,宜耕则耕、宜牧则牧、宜果则果、宜林则林,大力发展特色农业,走出了一条市场化、产业化的道路。因此,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也必须统筹区域和城乡经济发展,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政策,进一步改善农村面貌,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政府还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3.4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在我国城乡之间的社会保障体系实际上是相互分割的,农村人口无法享有城镇居民的各种社会保障。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应该把农村人口逐渐纳入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中来。逐步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别。把农村人口纳入城镇医疗保险体系之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一直是我国扶贫工作的难题。因此把农村人口纳入城镇医疗保障体系是新农村建设之路的必然选择。建立新型的农村互合作助医疗保险,在大病重病的家庭实行财政补贴。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制度。当农民失去劳动能力,因为没有养老保险,只能依靠子女生活,给子女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建立社会化的养老保障体系是必由之路。建立失业保险体系,首先应该把最低生活保障引进农村,保障失业农民的基本生活。其次,对特殊的弱势人群如残疾、重病、寡居等进行专项补贴是非能够生活有保障。总之,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农民后顾之忧的重要条件。

4 结束语

韩国的新村运动的有益经验,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我相信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全方位推进,我国西部农村经济必将步入全新、快速、健康的发展轨道。

摘要：“三农问题”一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为关注的问题,特别是我国西部农村的发展缓慢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突出问题。为此,党和国家适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本文力图通过介绍韩国新村运动的背景、发展过程及成绩等方面,以期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一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