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访调查（共11篇）
随访调查 篇1
高血压是一种引起心脑血管疾病和导致其死亡的主要因素,超过50%的心肌梗死与75%的脑卒中发病均与高血压有关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病例均来自我中心2014年1月—2015年12月接收的高血压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0)》(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委员会制定)
1.2 方法
1.2.1 随访护理
结合《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11年版)》
1.2.2 调查方法
选取6名医护人员作为调查员,所有参与调查工作的人员均经过统一培训。本研究所采用调查问卷由我中心自行设计,经过多次反复修改和专家审批通过。调查均采取现场调查,调查人员与患者进行面对面询问,仅为患者解释调查目的、方法及内容解答,严禁暗示或左右患者想法。
1.3 统计学分析
运用Excel 2003对调查结果进行整理,并运用SPSS 20.0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数据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高血压患者基本情况
本研究选取的246例患者均无脱离病例,其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武汉市汉阳社区高血压患者基本情况[例(%)]
2.2 随访护理效果
结果显示,86.18%的患者心理调整一般,54.88%用药规律,82.93%遵医行为一般,53.25%表示对随访护理不满意。见表2。
表2 武汉市汉阳社区高血压患者随访护理效果[例(%)]
2.3 单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心理调整与年龄、职业、居住情况、病程、并发症有关(P<0.05或P<0.01),用药依从性与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病程、并发症有关(P<0.05或P<0.01),遵医行为与年龄、职业、居住情况、病程有关(P<0.05或P<0.01),随访护理满意度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及并发症有关(P<0.05或P<0.01)。见表3~6。2.4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将随访护理效果作为因变量Y,取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居住情况、病程、并发症作为相关影响因素X,经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职业、居住情况、病程会对随访护理效果造成影响。见表7。
表3 武汉市汉阳社区高血压患者心理调整的单因素分析
[例(%)]
表4 武汉市汉阳社区高血压患者用药依从性的单因素分析
[例(%)]
3 讨论
高血压在学界一直有着“无形杀手”的称呼,这与高血压病特征有着直接关系,通常情况下特别是针对新发病例,不少患者都是通过体检才发现自己患上高血压,一部分患者除表现眩晕、头痛等症状外,并无其他不适症状,而另一部分甚至不会出现任何临床症状,仅仅表现为血压升高;由于长时间以来人们对高血压预防意识的淡薄,导致我国高血压患者表现出“三低、三高、三不”的特点,即治疗率低,知晓率低,控制率低;致残率高,患病率高,死亡率高;不坚持测量血压,不长期服用药物,不重视非药物治疗。随着国内外对高血压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尽管高血压无法彻底治愈,但却能够实现有效控制
表5 武汉市汉阳社区高血压患者遵医行为的单因素分析
[例(%)]
表6 武汉市汉阳社区高血压患者随访护理满意度的单因素分析
[例(%)]
表7 武汉市汉阳社区随访护理效果多因素losgistic回归分析
本研究所选取病例较少,社区中心根据研究需要合理分配护理人员,故所有患者均能够得到较好的随访护理。但就实际情况来看,我中心高血压患者多,但护理人员却非常有限,若要实现随访护理的有效开展,未来必须加强专业护理人员的配置,并加强专业技能、知识的培训,才能够确保随访护理发挥最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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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访调查 篇2
医院开展出院患者随访服务
为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切实为病人服务，我院推出出院患者随访服务，解决患者出院后遇到的实际问题，使患者在出院后得到有效的健康指导。
为将出院病人随访工作做好，我院组织召开出院病人随访工作中层会议，就出院病人随访的流程、注意事项进行讨论，建立出院病人信息登记表，各科安排专人进行随访，随访形式以电话和上门随访为主，内容包括：了解病人出院后的病情变化和恢复情况，指导病人如何用药、如何康复、何时回院复诊，征求病人及家属对医院的意见及建议。我院还将出院病人的随访工作融入到医院文化建设中，使之成为医院为病人办实事的有效举措。
骨转移癌评估和随访 篇3
骨转移癌疼痛评分及脊髓损伤评分
骨转移癌所引起的疼痛特点为夜间疼痛加重，静息时疼痛更明显。而在临床中，视觉模拟评分法是一种实用的明确疼痛程度的方法。基本的方法是使用一条长约10cm的游动标尺，一面标有10个刻度，两端分别有“0”分端和“10”分端，“0”分表示无痛，“10”分代表难以忍受的最剧烈的疼痛。临床使用时将有刻度的一面背向患者，让患者在直尺上标出能代表自己疼痛程度的相应位置，医生根据患者标出的位置为其评出分数。
而对于转移癌侵犯的脊椎节段而言，骨的强度将会降低，在轻微外力的作用下（比如颠簸、打喷嚏等小动作）都可能造成骨折，即所谓的病理性骨折。骨折再加上转移癌病灶对脊髓原有的压迫，患者会突然出现瘫痪及脊髓受压的其他临床表现。如果肿瘤患者在轻微外力的作用下突然发生肢体的感觉、运动障碍，在排除了脑病变后，就须考虑是否为脊柱转移癌。在脊柱的病理性骨折发生后，患者会出现相对应的体征，比如上肢或者下肢的运动障碍，肌力、肌张力的变化，出现某一平面以下痛、温觉的减低，并可能会出现病理征，包括巴氏征、霍夫曼征等，而且腱反射会出现异常，有时出现腱反射亢进，有时出现腱反射减低，这取决于患者受损神经的位置。
那么，如何判断脊髓损伤的程度呢？我们通常使用Frankel脊髓功能评分法。这一方法是1969年由Frankel提出。其将损伤平面以下感觉和运动存留情况分为五个级别。具体为：A：损伤平面以下深浅感觉完全消失，肌肉运动功能完全消失；B：损伤平面以下运动功能完全消失，仅存某些感觉；C：损伤平面以下仅有某些肌肉运动功能，无有用功能存在；D：损伤平面以下肌肉功能不完全，可扶拐行走；E：深浅感觉肌肉运动功能良好，可有病理反射。该方法没有括约肌及性功能进行评估，所以要另外评估二便及性功能情况。
疑似脊柱转移癌患者的辅助影像学检查
对于疑似脊柱转移癌患者，首先进行X光检查，可以发现一些异常，如椎体出现压缩、楔形样变，脊椎的一部分骨组织“消失了”，那些病变的骨组织就如同被一只会吃骨头的毛毛虫啃了几口一样，这就是常说的“虫蚀样改变”。由于老年患者常伴有骨质疏松，椎体压缩和骨赘增生也非常普遍，X线检查通常会有相应的结构异常，这对转移癌的诊断有一定的影响，此时要特别注意对脊柱正位片的观察分析，特别注意椎弓根结构是否完整，如果椎弓根的结构完整，我们可以再继续进行其他检查来明确诊断，如果这一结构已经消失或者无法分辨出来，基本可以断定这一节段脊椎出现了病理性破坏，通常就意味着骨转移癌（年轻的患者如果出现这一情况应考虑原发性骨肿瘤发生的可能性）。
对可疑部位进行CT检查很有意义。从CT的影像中可以发现骨质破坏，也可以见到骨质密度增高，因为有些转移癌病灶是破骨性的，有些是成骨性的，但在病灶处大都有软组织肿块的形成，而且所有病灶的边缘是不光滑的，是“虫蚀样的”。
MRI检查在病灶的形态上较CT结果不会有更进一步的发现，但是通常会在T2相发现病灶及其周围呈高信号，这是水肿造成的。
影像学检查在诊断方面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还必须重视临床实验室检查。其中血清学检查包括测定血钙、磷、碱性磷酸酶和肿瘤标记物，但没有一种检查对骨转移癌的诊断有特异性。骨转移癌患者常有贫血，血红蛋白下降，红细胞减少，血沉增快。广泛骨破坏时常有碱性磷酸酶升高。虽然骨转移癌的患者血钙水平容易升高，但是患者的血磷水平一般正常，高血钙并不和广泛骨转移癌有直接联系。
四肢骨骨转移癌患者最突出的、最早出现的症状是疼痛。早期疼痛程度轻，但是随着肿块的增大，对骨质的破坏及对骨膜的刺激，疼痛的程度会越来越重。受侵犯的骨组织强度降低，在日常的生活中就会出现骨折，这时患者的临床表现和一般的骨折几乎是一样的，惟一的不同是所受的暴力不大。X线检查能发现骨转移癌造成的骨折和一般的骨折还有一些差异。一般骨折的骨折线是非常清晰、锐利的。即使是粉碎性骨折，骨折碎片的边缘也是光滑、锐利的，而骨转移癌造成的骨折断端是模糊、毛糙的。这主要是因为破骨性的转移癌病灶对骨组织造成了破坏。如果只通过X线检查难以分辨是否存在病理性骨破坏，那么就应当进一步进行CT检查。CT检查可以发现骨质破坏，骨折处可以有软组织肿块的形成，病灶的边缘也是“虫蚀样的”。MRI的T2相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分辨出病灶的范围。
转移癌治疗的目的不仅仅是延长生命，而且应当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随着肿瘤辅助治疗技术的进步，骨转移癌患者的生存时间明显延长，5年生存率有大幅的提高。骨转移癌如不进行手术治疗，骨折是不可能愈合的。只对肿瘤原发病灶治疗，而不对肿瘤的骨转移灶进行治疗，患者在其生存期内，四肢骨折会造成严重的疼痛，进行外固定治疗后疼痛虽然能够有所缓解，但是功能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脊柱骨转移癌造成剧烈而持续的疼痛，瘫痪，大小便失禁等，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骨转移癌的评分系统
针对骨转移癌是否手术或者进行什么类型的手术，目前国际上有许多评分标准，如Tomita脊柱转移癌预后评估系统，Tokuhaski脊柱转移癌评分系统等。现将一些常用的评分方法列出来，供大家参考。
Tomita脊柱转移癌预后评估系统
2001年Tomita等提出的脊柱转移癌评估系统包括3项预后因素：（1）原发肿瘤的生长速度；（2）内脏转移情况；（3）骨转移灶数目。每项预后因素的分值为1、2、4分，总分为10分。根据这3项预后因素计算预后评分，并由此决定治疗的目标和治疗策略。具体见表1。
Tomita评估系统治疗原则为：（1）2～3分者可行广泛或边缘切除以获得长期的局部控制；（2）4～5分者可行边缘或病变内切除以获得中期的局部控制；（3）6～7分者可行姑息性手术，求得短期症状缓解；（4）8～10分者则不应手术而行支持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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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uhaski脊柱转移癌评分系统
可用于决定对脊柱转移癌施行手术的类型是行切除术还是行姑息性手术。Tokuhaski术前评分系统包含6项参数：（1）患者的一般状况；（2）脊柱外转移灶数量；（3）脊柱转移灶数量；（4）主要内脏器官的转移灶；（5）原发癌；（6）有无瘫痪。每个参数的分值为0～2分，用以表示每个参数的严重程度，0分代表预后最差。总分越高，预后越好。
Tokuhashi于2005年将此系统进行了修改，提高了原发瘤的重要性，将分值同原来的0～2改为0～5，修订后的评分系统改善了对预后的推测，准确性由63.3%提高到了81.2%。具体见表2。其中（1）总分0～8，预计生存期<6个月，可保守治疗；（2）总分9～11，预计生存期6个月以上，可行姑息性手术（如果脊柱转移为单发且主要内脏无转移可行切除性手术）；（3）总分12～15，预计生存期12个月以上，可行切除性手术。Tokuhashi和Tomita评分系统均可对脊柱转移性肿瘤患者进行生存期预测，但Tokuhashi评分系统对生存期短的患者的预测要比Tomita评分系统更加精确。
Karnofsky脊柱转移瘤功能评分
该评分是对脊柱转移瘤患者一般功能状况的主观评价。具体见表3。
应当注意的是，上述这些标准均是在国外的环境下制定的，是否适合我国患者、以及这些评分标准是否还可以进行一些合理的改进，还应进一步分析。医生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几点然后作出决定：患者的临床表现（特别是瘫痪的情况）、大致的生存时间、手术所能达到的效果、手术的风险、患者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对手术效果的期待、患者及家属的意愿等。
全科医生处理骨转移癌患者方略
对于非骨肿瘤专科的医生而言，遇到骨转移癌的患者后应做些什么呢？首先应当根据患者的病史、症状、体征及影像学检查的结果对患者是否存在骨转移癌做出判断。应注意以下几点：（1）骨转移癌的发病率虽然较以前明显增加，但是仍然较低，诊断前应当已经排除其他疾病。（2）患者的病程可以达到数个月，在这数个月内，症状会逐渐加重，自行好转非常罕见。（3）部分患者的脊柱存在先天性或良性病变，不能见到脊柱的病变就认为是转移癌，关键还要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是否有肿瘤病史、病灶处是否存在着软组织肿块、骨组织是否受到了明显的破坏及病灶边缘是否光滑等因素综合考虑。（4）注意肿瘤病史的询问，如果没有肿瘤病史，在影像学完成后进行病理检查。
在做出骨转移癌的诊断后，应予以对症治疗，如止痛、营养神经等治疗；其次应进行外固定治疗，如佩戴颈托、胸围及石膏外固定等来缓解症状、防止病情进一步加重。对于存在脊柱骨转移癌且脊柱节段很不稳定者应当建议尽可能平卧，避免负重，之后应尽快至上级医院诊治。
接受了手术或者其他相关治疗的骨转移癌患者，应进行定期复查。随访应包括：临床表现有无改善、恶化，特异性肿瘤标志物的结果是否增高，进行影像学检查后需明确原有病灶是否有变化，是否出现了其他部位的转移灶等。特别是应当使用前述的评分标准对患者进行再次评分，然后与之前的评分进行对比，以观察疗效。另外，这些患者大都正在进行着或者已经进行了化疗、放疗等辅助治疗，一旦出现了治疗相关的副反应，如恶心、呕吐，骨髓抑制等情况，应积极对症处理。
（编辑：徐艳玲）
随访调查 篇4
肾移植是终末期肾病患者最佳的治疗方法,目前在世界各国肾移植已广泛开展,然而供体肾源的短缺一直是困扰肾移植的一大难题。以前主要以尸体肾移植为主,近年来随着亲属间活体供肾移植手术的广泛开展,进行活体供肾移植的数量人数在逐年增加。随之,对于活体供肾移植术后的供者肾切除后的健康状况、受者移植后肾功能和生活质量日益受到关注。本文则对我院在2008年1月至2008年12月31日间68例行活体供肾移植的供进行术前后的健康状况进行了随访调查,并和健康人进行了对比分析,现总结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行活体供肾肾移植的供者68例以及随机抽取的在我院行体检的健康人68名为研究对象。在随访期间共68例活体供肾者被纳入本研究,但由于其中3例资料不完善,未纳入本次统计,其中纳入本次统计的活体供肾移植者共65例。健康人68名,男性35名,女性35名,其平均年龄32.28岁(22～58岁),体重指数为(25±4) kg/m2。
1.2 方法
采用调查问卷和临床检验相结合的方式对研究对象于移植术前和术后进行调查。主要通过免费返院复查、信件等方式计划对所有供体进行随访,供体术后7 d、3个月、半年、一年各复查一次,以后每年复查一次,到目前为止与65例供体至少联系到一次并获得至少一次包括肾功能、尿常规、血糖、血脂、血压、体重等在内的生理指标和生活质量问卷,随访时间为术后7天～46个月,收集到的资料不完整的有3例,这3例供体未纳入本次统计中。一般问卷调查情况包括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受教育程度、手术时间、既往病患、婚姻状况、家庭关系、如何获取捐肾信息、躯体变化、情绪变化、捐肾压力、相关费用、工作状况及供受者的关系等。健康状况调查问卷采用SF—36量表[2],内容包括机体功能(PF)、身体对工作的影响(RP)、躯体疼痛(BP)、总体健康(GH)、精力(VT)、社会功能(SF)、情感职能(RE)、精神健康(MIq)等8个方面,每个方面分数值为0～100分,分数越高,表明生存质量越高、健康状况越好,此为国标上普遍认可的生活质量测评工具。根据最初登记的一般临床资料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调查,均有效完成调查问卷。临床检验项目包括血清肌酐(SCr)、肾小球滤过率(GFR)、肌酐清除率(CCr)、24 h蛋白尿(24 hSP)等,其中GFR通过MDRD公式计算得出[3],公式为:男性GFR=186×SCr(mmol/L)-1.154×[年龄(岁)]-0.203,女性GFR=186×SCr(mmol/L)-1.154 ×[年龄(岁)]-0.203×0.742[3]。CCr公式为:男性CCr=[140-年龄(岁) ×体重(kg)/[0.82×Scr];女性CCr=[140-年龄(岁)]×体重(kg)×0.85/[0.82×Scr]量。
2 结果
2.1 随访结果
截止2011年7月,在我院供肾者72人进行了定期随访,至少每人都获得了一次完整的资料,其中术后7天、一年的完整资料的供体共65例,占定期随访的95.59%,最长时间的有三年资料。65例供体中有男性37名(占56.92%)、女性28名(占43.08%),供者为受者父母亲者38例,兄弟姐妹者11例,表亲堂兄妹6例,夫妻关系者4例,其平均年龄为41.25岁(22～58岁),体重指数为(26±4) kg/m2。HLA配型3例无错配,6个位点相配9例,5个位点相配13例,4个位点相配21例,3个位点相配19例,群体反应性抗体均<10%,淋巴毒试验均<5%。活体肾移植供者和健康人群在年龄、性别分布和体重指数方面无明显差异。
2.2 问卷结果
65例供者的文化程度如下:初中学历及以下的有44例,占67.69%,高中学历的9例(13.85%),大学学历的12例(18.46%)。在经费方面:供肾手术平均花费为18 500元,其中绝大部分供体(53例)手术费用为自费,多为受体承担,少部分(12例)供者由医保、社保承担部分费用。在夫妻及家庭感情方面:供体捐肾后对婚姻产生影响有5例(7.70%),其中2例年轻女性供体因供肾对结婚产生影响,3例男性供体捐肾后与配偶的关系比术前差。供体捐肾后与家庭关系产生影响有6例 (9.23%),与家庭关系比术前更加紧密的有5例(7.70%),与术前相当有62例(83.07%)。在工作及体力方面:38例(58.46%)供者表示体力较手术前下降,24例(39.10%)供者体力与术前相当,3例(4.62%)供者术后因身体原因无法从事原来工作而改变工种,没有供者因捐肾而导致失业的情况。在精情绪变化方面: 2例(3.77%)供者常有抑郁现象,18例(27.69%)表示偶尔会觉得抑郁和沮丧,45例(69.23%)供者表示基本正常。2例(3.08%)供者表示对捐肾后悔,有20例(26.4%)的供者表示如重新选择不愿意捐肾,43例(66.15%)供者表示如果重新选择还是愿意捐肾。其SF—36评分表情况见表1。
2.3 供者主要异常情况和并发症
65例供者中术后共有6例发生并发症,发生率为9.23%,其中术后新发高血压2例,糖耐量异常1例,切口出现脂肪液化3例,经治疗后3周痊愈;其它供者未发现相应并发症。
2.4 总体肾功能变化
对65例供体术前、术后7天和1年时间点的血清肌酐(SCr)和24小时尿蛋白(24hSP)进行检测,并计算肌酐清除率(CCr)和肾小球滤过率(GFR),并进行男女分组比较。结果显示活体肾移植供者术后7天及1年的SCr和24 h尿蛋白均高于术前,术后7天无论男女SCr和24hSP与术前比较都存在显著差异,但到术后1年与健康人相比已无显著差异。另外,男性供体手术前后血清肌酐都明显高于女性,术后肌酐增高的比例方面女性要高于男性,但都仍在正常范围之内。具体情况见表2。
*,与相应组别术前对比,存在显著差异(P<0.05)。
3 讨论
目前,活体供肾已成为肾移植的重要器官来源。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活体肾移植已占总肾移植的50%以上,在我国也达到近40%[4,5]。研究发现,活体肾移植的效果要远优于尸体肾移植[6],但活体肾移植供者术后的安全性尤其是供者的生活质量、生理和心理健康、肾的功能等是医务工作者、伦理学工作者以及供肾者极为关注的问题。
本研究在选取我院2008年65例活体供肾者的调查问卷中发现,绝大部分捐肾者术后生活基本正常,身心健康也影响不大;但也有少部分供者的生活、工作受到影响,主要表现在3例供者夫妻关系变得紧张,2例年轻女性供体因供肾对婚姻产生影响。在情绪方面,2例供者出现抑郁现象。另外,2例供者表示对捐肾后悔,其中1位女性出现忧郁。从SF—36健康状况调查表结果来看,无论从机体功能、总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精神健康等来看,供肾者与健康人群并无显著性差异,甚至部分选项供肾者的分数比普通人群还要高。因此,捐肾对绝大部分人的生活并无太大影响,但对少部分人来说,需要进行捐肾后心理辅导,尤其是在做出捐肾决定时就需要做好心理准备,而且与家庭尤其是夫妻进行良好的沟通;同时,社会上应对捐肾者产生更多的包容和鼓励,作为医务工作者也需要对肾移植活体供者家庭进行更多的关爱和疏导,医院和社区应组织相应的宣传和关爱活动去促进家庭的和谐,让捐肾者得到家庭和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活体供肾者术后并发症的报道状况数据不一,发生率在7%～48%不等,早期如Dunn等在1986年报道314例活体供肾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46.8%[6],但近年来随着手术水平和技术的提升,供者术后并发症已下降很多,如2006年曾凡军等报道101例供者中有8例出现并发症,发生率为7.9%[7],2008年陈正等报道132例供者中有7例发生并发症,发生率为5.3%[8]。在本研究中有6例发生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9.23%。在报道的并发症中,主要表现有如下类型:尿路感染、肺栓塞、纵隔积气、肾窝血肿、肺不张、气胸、胸腔积液、切口感染、肾上腺损伤、胰腺损伤、高血压及糖耐量异常等。但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一些并发症如尿路感染、肺栓塞、胰腺损伤逐渐减少。在本研究中并发症以切口出现脂肪液化为主,与陈正等报道的相似,其可能与继发性伤口感染有关。
此外,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供肾者一侧肾切除后,剩下的另一侧肾是否可以补偿原先两侧肾的功能,剩下的单肾是否会由于代偿性的功能增强而遭到破坏。据研究证实供肾切取后对供者肾功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术后早期阶段。目前,在临床常用SCr、CCr、GFR和24 h尿蛋白定量作为客观指标来评价肾功能。国内外均有报道认为供者术后SCr水平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CCr和GFR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如陈正等报道供者术后7天SCr上升了38.5%,但仍在正常范围以内[7];宋振兰等研究显示,供者的Cr、24 h尿蛋白较术前均有所升高,术后1年基本恢复到术前水平[3]。在本研究中,男性和女性的SCr有所差异,术后7天男性SCr升高了23.0%,女性升高了33.3%,但都均未超出正常指标,术后1年基本降至术前水平。术后早期供肾切取术后,供者的肾单位数量减少一半,CCr、GFR在早期会急剧下降,但随着时间的延长会逐步上升;同样,由于术后肾单位数量的减少导致滤过面积减少,以及术后应激反应而改变了肾小球滤过压和滤过面积导致SCr升高,但由于此类变化并不是器质性的变化,而是功能性的代偿而致,随着术后的延长,肾小球代偿功能的激活,SCr、CCr和GFR会逐渐恢复到术前水平。由此说明,单肾切除后并不会对人体肾功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剩下的单肾能发挥效用而代偿之前的双肾功能。
总之,通过本研究说明,活体供肾者术后无论是在肾的功能、生活质量及机体健康等方面并不会带来大的损伤,但由于个人的身体差异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会对少部分供者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因此,对此部分供者来说,需要加强术前和术后的心理、生理辅导和术后护理以及定期的复查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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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访科工作总结 篇5
我科特定病种共两种：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衰。第一季度两种特定病种共出院109人，其中急性心肌梗死18人，急性心衰91人。总随访率为21.1%，急性心急梗死随访率44.44%，急性心衰随访率16.48%。
急性心肌梗死
急性心衰
各位主管医师均能按照医院规章制度进行特定患者随访并登记，不过有个别特定患者随访登记到了普通患者随访登记本里面。各位医师所随访的患者均能遵医嘱用药，且病情都有所好转。
基层产前筛查与随访结果分析 篇6
【摘要】目的：面对经济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基层如何有效地利用现有的资源，把产筛工作开展普及施惠到农村做到更加科学完善。方法：加强优生知识宣教和产前筛知识的灌输，利用计划生育服务网络优势，实行计卫联手做好产前筛查，使筛查对象更广泛地参与成为产前筛查成功开展的关键。结果：本组筛查94例，筛查出高风险妊娠6例(6.4%)，随访中有4例(4.3%)出现异常，产前筛查工作的推广与开展从实处着手，让群众了解其必要性并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结论：面对基层文化水平相对落后及人口素质又有待提高的严峻形势，只有从实处着手，探讨科学有效的管理办法，才能广泛开展产前筛查，减少出生缺陷，提高人口素质。
【关键词】出生缺陷；产前筛查；唐氏综合征；神经管畸形；甲胎蛋白；游离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Primary Prenatal Screening and Follow-up Study
Yu Lihua， Liu Jian， Hu Huiqin
【Abstract】Objective：To face the relatively backward economic and cultural level of grass-roots how to effectively use existing resources， the capacity to carry out universal screening of work by rights to the countryside to do more scientific and perfect. Methods ：Ways to strengthen the eugenic knowledge of prenatal screening， education and the inculcation of knowledge， access to family planning service network advantages， implementing a good pre-natal screening Wei together to make the object wider participation in screening as the key to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prenatal screening. Results： The 94 patients screened， screening high-risk pregnancy pregnancy in 6 cases (6.4%)， follow-up， 4 cases (4.3%)， abnormal prenatal screening of the promotion and conduct from the real scale， let the masses know its necessity and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the masses； conclusions： The face of the grass-roots cultural level is relatively backward，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population has yet to be grim situation， and only from the real scale， to explor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order to carry out extensive pre-natal screening to reduce birth defects and improve quality of population.
【Key words】 Birth defects； Prenatal screening； Tang syndrome ； Neural tube defects； AFP； free β -HCG
“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是党中央确定的计划生育工作的基本方针。出生缺陷问题不仅仅是家庭的问题，更关系到经济发展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未来[1]。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出生缺陷的发生，降低出生缺陷的危害，世界卫生组织（WHO）针对预防出生缺陷的各个关键环节提出了三级预防的概念，即孕前干预、产前干预和出生后干预。产前筛查属于二级预防范围。目前所说的产前筛查通常是指通过母血清标志物的检测来发现怀有某些先天缺陷儿的高风险孕妇。也可称作母血清产前筛查，俗称唐氏筛查。
1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 2008年5月至2009年8月，来我站遗传咨询门诊咨询并进行了产前筛查的单胎儿孕妇94例，年龄20～42岁，预产期母亲年龄＜35岁81例，≥35岁13例，孕周14～20wk。
1.2 方法
1.2.1 血样的抽取：在孕妇空腹状态下，抽取外周静脉血3～4ml，缓缓将血液注入无菌试管中，待血液完全凝集后（约2h）离心分离血清，将其分装到三支1 ml的塑料离心管中，盖紧盖子，标上相应的号码，置-20℃冰箱中保存。
1.2.2 检测分析：采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对血清中AFP和 Free-β-HCG定量检测，利用唐氏综合征和神经管畸形前筛查分析软件综合所检测出的孕妇血清标记物浓度及孕妇年龄、孕周、体重等因素进行唐氏综合征和神经管缺陷的风险评估，以风险值数据进行检测结果报告。DS的风险临界值为1/250， NTDs的风险临界值为2.5倍MOM。
2结果
筛查结果及孕妇的管理：产前筛查94例，筛查出唐氏儿高风险孕妇（即唐氏综合征筛查结果阳性）6例，其中年龄＜35岁4例，≥35岁2例，均建议到有资质的医院进行产前诊断。对唐氏综合征与神经管畸形筛查低风险孕妇指导做产前保健。对接受产前筛查的孕妇94例进行妊娠结局随访。医学终止妊娠3例：其中1例于湖南省产前诊断中心省妇幼保健院B超检查结果显示为胎儿小于孕周（BPD、HC、AC约26～27W，FL、HL约23W）及羊水偏多（羊水指数18.4），孕妇及家属在知情的情况下要求引产，在我站住院实行引产手术，产下1四肢短小男婴； 1例在湘雅二医院进行B超产前诊断，超声提示，胎儿上唇连续性中断，符合胎儿唇裂，该孕妇自愿来我站住院实行引产手术，产下一唇裂女婴[2]；1例由于已长期服用避孕药而意外怀孕担心终究会对胎儿有不可预见的损害而要求人工终止妊娠。 妊娠结局单活产91例，其中90例健康儿，1例为血友病患儿。
3讨论
3.1 产前主要疾病的筛查及意义：目前的产前筛查主要针对两种疾病：唐氏综合征（Down，s Syndrome，DS 21－三体综合征），又称先天愚型；神经管缺损（Neural Tube Defects， NTDs）。是由于21号染色体长臂1区到3区的额外复制所致的一种常见的染色体病。唐氏综合征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累及人体不同的系统，其中特殊面容，肌张力低下，通贯掌，智力障碍和先天性心脏病最为突出。神经管缺损是世界范围内危害最重且发生最多的一种出生缺陷性疾病：无脑儿、开放性脊柱裂、闭合性脊柱裂、脑膨出、脑积水等，脊柱裂存活率较低，而且需要实施脊柱裂吻合术，甚至需要多次手术。有的脊柱裂患者尽管存活下来，但也是终生残疾，如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和智力低下等。产前筛查的方法主要是在孕中期用母亲血清中AFP及F-β-HCG两项生化指标的检测结果，结合母亲孕周、母亲年龄体重等多种因素进行唐氏综合征与神经管畸形这两种疾病的风险估计，从而将高风险人群从普通孕妇人群中筛查出来，在高风险人群中进一步进行产前诊断。目前对孕期妇女进行产前筛查可检出60%～70%的DS患儿，联合B超检查，90%以上的NTDs能被诊断，产前筛查还可同时筛查出部分非目标疾病。据统计，我国目前大约有60万以上的唐氏综合征患儿出生，全国每年的唐氏综合征患儿将达2.7万例左右，每年因神经管畸形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亿元，唐氏综合征的治疗费用超过20亿元。因此推广产前筛查这一出生缺陷的预防性措施，有效地防止唐氏综合征和神经管畸形儿出生，提高人口素质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随着我国政府对人口与计划生育科技服务体系投入的加大，特别是我省对出生缺陷干预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和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的财政采购免费下发，及我县政府提供的出生缺陷干预免费检测的优惠政策下，在经济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农村基层，为使此项工作顺利广泛开展，产前筛查知识的普及及筛查对象的参与尤为重要。
3.2 产前筛查知识的灌输与普及：针对公众的健康教育非常重要，通过向公众提供预防出生缺陷的相关信息，可以使许多先天性异常得到预防。在对象领取结婚证时就开始向新婚夫妇提供出生缺陷干预宣教活动。发一本优生科普读物，让优生从实际行动做起：孕前夫妻远离烟酒、远离具有已证实及可疑的生殖毒性或胚胎毒性的有害因素的环境；孕期保健包括合理营养、预防感染、谨慎用药、定期做好产前检查，尤其是孕中期唐氏综合征与神经管缺损的筛查，并发一份出生缺陷干预免费检查温馨提示单，告之于孕中期（孕14～20W）到县计生服务站免费接受孕中期产前筛查与胎儿检查等。
3.3 充分利用计划生育服务网络优势：计划生育目前已初步形成以村、乡、县为基本框架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利用这一网络优势，免费为准备怀孕的妇女补充叶酸以较好地预防神经管畸形的发生的同时，收集孕妇信息：①乡镇计生专干在给服务对象办理准生证时，收集对象基本资料（夫妻姓名、住址、电话号码，对已孕对象还要记录该对象末次月经日期）；②在乡镇村室计生专干例会上，由各村计生专干上交当月本村新怀孕对象信息。然后由乡镇计生专干每周一次把以上所收集对象的所有资料用电子邮件或电话的形式输送给县级计生服务站优生遗传检测室专职人员，由该专职人员及时推算出每个孕妇具体的产筛日期，并在该期内用电话通知该孕妇定时直接到县计生服务站进行血样的抽取，或每2wk1次成批到各自所在地的乡级计生服务所，填写筛查对象相关资料及知情同意书后抽取血标本，由县计生服务站专职人员及时将血样带回县计生服务站。
3.4 实行计卫联手：由于基层卫生系统还未开展产前筛查工作，以医院为基础在该妇科线上的卫生工作人员对来院检查或就诊的孕早期或孕中期的孕妇实行产前筛查的告之义务，并可对当时适宜产筛阶段的对象抽取血标本，及时由县计生服务站专职人员收取血标本。这样对于充分利用计生系统拥有的优生遗传咨询医师和实验技术人员及产筛检测设备等现有资源，促进产前筛查工作的广泛开展能起到推波助澜立竿见影的效果。
参考文献
[1]乐杰. 妇产科学[M]. 第7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44～54
[2]余丽华.单纯性唇裂畸形多谱1例[J]. 中国保健. 2009，17(Issue331)：7
随访调查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2010年3月~2012年10月收住本院呼吸内科的95急性肺栓塞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纳入标准: (1) 初次诊断为急性肺栓塞; (2) 符合中华医学会《肺血栓栓塞症的诊断与治疗指南》的诊断标准; (3) 入院后均进行常规凝血功能、动脉血气、血浆D-二聚体、血液生化以及脑钠肽等项目的检查。排除标准: (1) 既往肺栓塞史; (2) 治疗或随访依从性差; (3) 住院期间死亡。
1.2 研究方法
搜集整理患者住院病历, 统计患者年龄、血浆脑钠肽、D-二聚体浓度、凝血功能、Pa O2、Pa CO2以及是否合并恶性肿瘤等项目数据。对患者进行电话随访, 统计患者临床转归情况, 预后不良包括肺栓塞复发以及患者死亡, 其余认定为预后良好。随访时间12个月, 根据患者预后情况将其分为预后良好组和预后不良组。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纳入标准者共95例患者, 其中失访2例, 共计93例, 预后不良患者29例 (31.2%) , 其中死亡7例 (7.5%) , 死于慢性呼吸系统疾病1例, 心脑血管疾病1例, 恶性肿瘤5例, 余患者年龄65~81岁, 平均年龄 (71.7±5.8) 岁。预后良好患者64例 (68.8%) , 年龄51~68岁, 平均年龄 (58.3±5.2) 岁。
2.2影响因素分析
对两组患者相关指标进行统计学比较发现, 预后良好组患者平均年龄 (58.3±5.2) 岁, 平均血浆脑钠肽浓度为 (215.7±152.4) pg/ml;而预后不良组患者平均年龄 (71.7±5.8) 岁, 平均血浆脑钠肽浓度为 (524.4±186.2) pg/ml;两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t=-11.1030, -8.4320, P<0.01) 。预后不良组患者合并恶性肿瘤11例 (37.9%) , 明显多于预后良好组8例 (12.5%) (χ2=6.4524, P=0.0111) 。两组患者D-二聚体浓度、凝血功能、Pa O2和Pa CO2、是否合并心脑血管疾病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临床上大部分发生肺栓塞之后, 患者多表现为明显的呼吸困难、不同程度的胸部疼痛、可伴有咳嗽、咯血, 部分患者还可有发热症状。经及时有效治疗患者临床症状多在短期内逐渐消失, 但在患者出院后常需较长时间继续口服抗凝药物进行治疗。目前, 对于急性肺栓塞后患者的远期预后尚无可靠报道。有研究表明, BNP是心室功能紊乱时特异和敏感的指标, 可对左心室舒张末期压力升高进行独立预测[3,4]。BNP是一种多肽, 由32个氨基酸组成, 当心室负荷增加时可刺激其释放, 当急性肺栓塞发生后, 肺动脉压显著升高, 右心压力负荷增加, BNP释放随之增多, 故BNP可对急性肺栓塞的严重程度进行间接反映, 其水平升高提示患者预后不良。此外, 合并恶性肿瘤的患者其血液一般呈高凝状态, 肿瘤组织和细胞可释放多种促凝物质, 促进血栓形成[5]。手术、放疗和化疗等治疗手段均可损伤血管内皮细胞, 增加血栓形成的几率。因此, 合并恶性肿瘤的患者远期预后不佳。而年龄较大的患者机体器官功能下降, 对预后可造成影响。作者对部分急性肺栓塞患者住院期间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并对患者进行跟踪随访, 分析比较不同预后患者的相关指标。调查结果显示, 预后良好组患者平均年龄和平均血浆脑钠肽浓度显著低于预后不良组, 且两组患者在是否合并恶性肿瘤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在对两组患者D-二聚体浓度、凝血功能、Pa O2和Pa CO2、是否合并心脑血管疾病比较中发现, 上述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果提示患者年龄、血浆脑钠肽水平以及是否合并恶性肿瘤可能是影响患者远期预后的危险因素。
综上所述, 作者认为, 年龄、BNP水平以及是否合并恶性肿瘤是影响急性肺栓塞患者远期预后的危险因素, 综合三种因素进行评估, 对患者远期预后的判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摘要：目的 随访观察急性肺栓塞患者, 分析对患者远期预后造成影响的危险因素。方法 对95例急性肺栓塞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电话随访患者的远期预后情况, 比较预后良好组与预后不良组患者相关指标, 对可能影响患者远期预后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95例患者失访2例, 余93例患者预后良好64例 (68.8%) , 预后不良29例 (31.2%) 。预后良好组患者平均年龄 (58.3±5.2) 岁, 平均血浆脑钠肽 (BNP) 浓度为 (215.7±152.4) pg/ml, 均明显低于预后不良组的 (71.7±5.8) 岁、 (524.4±186.2) pg/ml (t=-11.1030, -8.4320, P<0.01) ;且两组患者是否合并恶性肿瘤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6.4524, P=0.0111<0.05) 。两组患者D-二聚体浓度、凝血功能、动脉血氧分压 (Pa O2) 和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 (Pa CO2) 、是否合并心脑血管疾病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年龄、血浆脑钠肽水平以及是否合并恶性肿瘤可能为影响急性肺栓塞患者远期预后的危险因素, 对可控因素进行针对性防治可能改善患者的远期预后。
关键词：急性肺栓塞,预后,随访,危险因素
参考文献
[1]潘啸东, 李拥军, 马根山.血清C-反应蛋白对急性肺栓塞近期预后评估的初步研究.东南大学学报 (医学版) , 2010, 29 (4) :459-461.
[2]于丽娜, 李琳, 张劲松.肌钙蛋白T和脑利钠肽对急性肺栓塞患者病情和预后评价的临床研究.南京医科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12, 32 (1) :82-84.
[3]檀旦, 赵玉虹, 黄亚明.B型利钠肽对急性肺栓塞预后预测价值的Meta分析.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11, 11 (1) :64-69.
[4]方建江, 李波, 何旭娟.血浆肌钙蛋白、型钠尿肽及二聚体检测在急性肺栓塞预后评估中的意义.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 2012, 11 (1) :61-64.
随访调查 篇8
关键词：电话随访,改进工作,提高满意度
病人是医院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病人满意度是衡量医疗服务质量的金标准[1], 而出院患者对医院服务的评价是对医院工作最客观、最公正的评价[2]。出院患者电话随访是医患沟通的延伸。2009年我们对出院患者进行电话随访, 调查患者满意度, 及时发现工作中的薄弱环节, 找到管理的侧重点, 为医院更好发展, 提高患者满意度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09年1月至2010年1月, 我院共出院患者2.8万人次, 电话随访3680人次。
1.2 方法
选择有丰富临床经验、良好交流沟通能力的医务人员从事电话随访。每月5日前从各科上月出院病历中按确定比例随机抽取额定数量病人的联系电话, 按照我院设计调查内容进行电话随访。调查随访内容为: (1) 跟踪患者的康复情况, 及时给与关心和指导; (2) 了解对医务人员满意度; (3) 征求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意见和建议。每月对随访资料分项按类地统计、梳理、汇总, 计算出科室和平均满意度、分类列出意见和建议, 有党群办公室对提出表扬和批评的医务人员按照医院奖罚规定提出奖罚意见, 对病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交有关部门拿出整改措施后在中层干部会上反馈。
2 结果
2.1 2009年出院患者电话随访情况
产科1215人次, 妇科558人次, 儿科1907人次, 收集意见650条, 改进措施十多项, 病人满意度由年初的95.7%提高到98.6%, 经济效益同比增长32%。在2009年度安阳市卫生局组织的全市医院行风评议中我院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2.2 改进措施
一年来, 针对我院电话随访病人满意度调查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根据病人的意见和建议, 采取了多项改进措施, 有效的提高了医疗服务效率和患者满意度。 (1) 公开承诺事项, 公示行业要求, 主动接受病人监督, (2) 加强信息公示, 电子显示屏、电子触摸屏及时更新医疗公示内容, 患者可随时查询药品和收费信息; (3) 在全院范围内实行“首问负责制”, 提高了医院各级人员的主动服务意识, 改善服务质量, 促进了医院优质服务工作深入持久的开展, 赢得病人的信任。 (4) 创新服务模式, 开展“三声四有五清楚”活动:“三声”是接待病人有迎声, 工作不周有歉声, 病人出院有送声。“四有”是看病有人引, 住院有人接, 手续有人办, 检查有人陪。让病人在住院过程中做到“五清楚”:清楚分管医生和护士, 清楚用药, 清楚检查, 清楚治疗情况, 清楚具体费用。 (5) 规范用药、合理检查:根据病人病情, 规范开药, 合理检查, 不开大处方, 不做不必要的检查, 努力减轻病人医疗费用负担。 (6) 为来我院就诊的病人实行“路径”服务:即每个在我院就诊的病人, 在尽短时间内完成必要的检查, 及早明确诊断, 实施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 (包括手术和药物治疗等) , 努力减轻病人的单病种治疗费用。 (7) 改进医院服务流程, 加强挂号收费窗口人员配备, 增设挂号收费“优先窗”和“差错处理机动窗”, 并由专人负责。 (8) 加强分诊管理, 重点缓解儿科、妇科的“围诊现象”。 (9) 实行无节假日制度和弹性排班制, 合理安排窗口工作人员, 加强节假日值班的力量, 有效缓解“三长一短”现象。 (10) 在门诊实行“十分钟”聊病制, 保证医生和病人聊病时间不少于十分钟, 通过充分的时间和病人沟通, 能更清楚更全面地了解病情并对症施治。 (11) 是改善就医条件, 完善服务设施, 在门诊、病房增设候诊椅、开水房, 儿科病房装饰儿童卡通组图、演义多个故事情节, 成为儿童乐园式的病房, 优化病房环境。 (12) 是医院有计划的、定期的、分层次地对医务人员进行专业知识的培训和考核, 加强技术操作训练, 制定临床操作带教责任制度、诊疗操作演示制度, 不断提高诊疗护理水平。
3 讨论
3.1 电话随访的必要性
(1) 患者对医院服务的评价直接影响医院的发展, 电话随访收集到的信息是重要的信息资源, 是来自患者的、社会的真实评价, 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加以改进, 对医院的生存和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2) 研究表明, 采用现场调查方式对正在住院的病人进行问卷调查, 问卷的回收率固然高, 但其后果可能会因趋同效应而产生调查偏差, 且患者在住院期间会心存顾虑, 使调查结果没有很好地反映真实情况和问题。对出院患者进行电话随访, 充分打消患者的思想顾虑, 真实地反映就诊患者的意见和建议, 真实地了解医院在患者心中的地位, 了解医院工作中的薄弱环节, 作为医院工作改进的依据之一, 是非常有必要的。
(3) 指导、解决出院后的后续问题。如新农合直补报销手续的办理, 出院后的护理问题解答、新生儿疫苗接种等。
(4) 每一个电话虽然只是几句简单的询问和问候, 但让病人感受到的却是亲人般的关心和温暖, 充分感受到了我院人性化的跟踪服务, 拉近了医院与患者的关系, 为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医患关系搭建了平台, 为医院赢得了声誉。
3.2 体会
(1) 在进行电话随访过程中, 发现患者提出的许多建议, 既方便又实用, 是管理人员容易遗漏的问题, 也是人性化服务欠缺的地方。
(2) 院长定期在院周会上反馈随访信息, 对表扬次数多, 患者反映好的医护人员在全院表扬并奖励, 反映不满意的通报批评, 以此约束、激励医务人员。还制定了十佳服务名星评比, 并以此作为奖励, 提升、年终评优的重要条件, 激发了大家的工作热情, 营造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
(3) 通过采取综合措施, 通过回访反馈持续质量改进[3], 对患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迅速作出反应, 使患者产生一种被尊重的愉悦心理, 即使患者对医疗护理工作有意见, 通过沟通也会得到化解。
(4) 出院病人电话随访满意度调查结果具有时效性, 应当及时收集并分类汇总, 医院有针对性地加以教育和整改, 不断提高医院服务的层次, 完善医院的“服务环”, 提高满意度。
参考文献
[1]张梅霞, 姚瑶, 李妙, 等.基于HOQ的患者满意度测评模型实证研究[J].中国医院管理, 2007, 27 (11) :27.
[2]顾竹影, 骆啸, 李平, 等.省级医院住院病人的满意度分析[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2005, 21 (1) :33～36.
随访调查 篇9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于2013年2月随机选取萝岗区168例癌症患者进行焦虑、抑郁量表调查分析, 男90例, 女78例, 患者年龄在21岁~75岁之间, 平均年龄 (45.5±2.6) 岁;其中乳腺癌患者46例, 肺癌患者37例, 胃癌患者28例, 肝癌患者19例, 肠癌患者38例。选取的168例癌症患者均经过临床诊断确诊为癌症, 患者均同意接受本研究的随访调查。
1.2 方法
1.2.1 问卷设计
利用Zune焦虑状态自评量表 (SAS) 和Zune抑郁状态自评量表 (SDS) 进行调查, 各样表均包含20个项目。
1.2.2 调查方法
对全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癌症随访工作人员开展统一培训, 使之掌握焦虑量表 (SAS) 、抑郁量表 (SDS) 的正确使用方法, 对随机选取的168名癌症患者开展焦虑、抑郁量表调查。把问卷表发放给被测试者, 并要求其按照规定的要求以及真实情况进行问卷填写, 掌握保密性原则, 确保问卷结果的真实性。
1.2.3 问卷回收
回收有效的焦虑自评量表150份, 有效的抑郁自评量表168份, 由测试者统计总分。
1.3 程度划分标准[3]
焦虑指数或者抑郁指数=总分/80;指数<0.5表示正常, 指数在0.5~0.59之间为轻度焦虑或者抑郁;指数在0.6~0.69之间为中度焦虑或者抑郁;指数>0.7为重度焦虑或者抑郁。焦虑或者抑郁标准分=总分×1.25。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录入SPSS13.0数据库, 计量资料采用u检验, 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调查的168例癌症患者普遍存在轻度以上的焦虑和抑郁情绪, 其中, 伴有焦虑情绪的占49.33%, 伴有抑郁情绪的占49.40%。
见表1。
2.2 女性癌症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分别为 (51.5±9.2) 分和 (50.9±10.6) 分, 均明显高于男性患者 (44.9±8.6) 分和 (44.1±9.3) 分,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2。
2.3不同的癌症种类患者SAS以及SDS评分结果不同, 其中, 肠癌患者的SAS评分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癌症患者;乳腺癌患者的SDS评分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癌症患者。
见表3。
3讨论
近些年来, 癌症患者中出现焦虑以及抑郁情况较多见, 目前尚没有证据证明焦虑抑郁能够导致癌症的发生, 但癌症患者较多出现焦虑抑郁情绪是被广泛认同的观点。国内曾报道, 思想和情绪的长期压抑容易促进肿瘤的发生以及发展。此外, 紧张焦虑的情绪会影响人体正常激素的平衡[4], 从而削弱机体的防御水平, 进一步引起一系列的神经、免疫以及细胞代谢功能紊乱, 继而导致内环境失调, 导致患者病情的恶化[5]。
本研究中发现, 癌症患者中普遍存在轻度以上的焦虑以及抑郁情绪, 且女性患者高于男性患者, 乳腺癌患者更容易出现焦虑情绪, 大肠癌患者更易出现抑郁情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应该根据患者的情况提供更多的心理支持, 以帮助患者减少由于负面情绪引起的病情恶化, 如鼓励患者说出内心的苦闷, 帮助患者疏导其不良情绪, 提供疾病专业知识以及动员家庭的力量等。此外, 对于长期且较为严重的焦虑抑郁患者还可以应用药物治疗减轻其症状, 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摘要：目的 分析2013年广州市萝岗区社区随访癌症患者焦虑、抑郁情况, 为更好地开展社区随访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对全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癌症随访工作人员开展培训, 使之掌握焦虑量表 (SAS) 、抑郁量表 (SDS) 正确的使用方法, 对全区168名癌症患者开展焦虑、抑郁量表调查, 其中回收有效的焦虑自评量表150份, 有效的抑郁自评量表168份, 对焦虑、抑郁量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伴有焦虑情绪的占49.33%, 伴有抑郁情绪的占49.40%, 焦虑以及抑郁情绪的发生率较高。女性焦虑、抑郁评分分别为 (51.5±9.2) 分和 (50.9±10.6) 分, 均明显高于男性患者 (44.9±8.6) 分和 (44.1±9.3) 分,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肠癌患者的SAS评分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癌症患者;乳腺癌患者的SDS评分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癌症患者。结论 在社区随访的癌症患者普遍存在轻度以上的焦虑和抑郁情绪, 需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提供更多的心理支持, 或是通过药物治疗减轻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症状, 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关键词：癌症患者,焦虑,抑郁,调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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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俞雪芳, 孔玲珠.癌症患者的负性心理调查分析和心理干预[J].中国中医急症, 2009, 18 (2) :321-322.
随访调查 篇10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1.1.1纳入和排除标准纳入标准[2,3,4,5,6]:1确诊为脂肪肝痰湿郁阻型(非酒精性脂肪肝),接受柴苓降脂方或血脂康加护肝片联合治疗,3个疗程治疗并一次性治愈者;2门诊病历等资料完整;3年龄20~55岁;4患者(含对照组健康志愿者)知情同意,乐于积极配合。排除标准[2,3,4,5,6]:1确诊为脂肪肝痰湿郁阻型 (非酒精性脂肪肝),接受柴苓降脂方或血脂康加护肝片联合治疗,非3个疗程治疗一次性治愈者;2门诊病历等资料不完整;3年龄 <20岁或 >55岁者。
1.1.2痊愈停药标准1肝脏B超:肝脏大小正常,回声均匀,肝脏血管清晰;2中医痰湿郁阻证症状:主症,次症均消失;3肝功能: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serum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和门冬氨酸氨基酸转移酶 (aspartate amino transferase,AST) 降至正常范围;4血脂3项降至正常范围[2,3,4,5,6]。
1.1.3临床一般资料调查对象选自1996年3月 -2005年4月,临汾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临汾中医院、临汾市医院和侯马市医院4家医院的门诊治愈病例,本调查对象共入选2 130例,脱落66例,脱落率3.1%,确定调查对象2 064例。包括,柴苓降脂方治疗组(A组)1 140例,其中,坚持继续非药物干预者820例,男622例,女198例,年龄20~55岁, 平均(40.5±11.5)岁,病程1~120个月,平均(32.2± 30.2)个月;不能坚持继续非药物干预者320例,男242例,女78例,年龄21~55岁,平均(38.5±12.5) 岁,病程1~112个月,平均(30.2±20.2)个月。血脂康加护肝片联合治疗组(B组)924例,其中,坚持继续非药物干预者658例,男485例,女173例,年龄22~55岁,平均(36.5±10.5)岁,病程1~110个月,平均(30.2±21.2)个月;不能坚持继续非药物干预者266例,男198例,女68例,年龄20~55岁,平均 (36.5±11.5)岁,病程1~116个月,平均(30.2±16.2) 个月。单纯非药物干预对照观察组(C组)24例,其中,坚持继续非药物干预者17例,男9例,女8例, 年龄25~50岁,平均(32.5±10.5)岁;不能坚持继续非药物干预者7例,男5例,女2例,年龄22~52岁,平均(34.5±10.5)岁。
1.2非药物干预《约定》
包括5大项[4,5,6]:1节制饮食:节制高糖、高脂、高热量和过于辛辣饮食;禁止严重损害肝脏药物的使用;节制暴饮暴食;节制临睡前加餐;2坚持运动:坚持有规律的体育运动;坚持适当、适量的身体锻炼; 3规律生活:按时作息;反对经常熬夜;午休时间以1 h左右为宜,不超过2 h;4戒烟、限酒(限时、限量);减肥,但注意减肥不宜过快(每周体重下降不宜超过1.6 kg[7]);5相关疾病: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等代谢紊乱性疾病,须及时就诊。
1.3方法
采用问卷式调查法进行调查。
1.3.1调查工具调查问卷的编制[8],主要经过课题组研讨形成初稿———专家组评议———修改稿———专家组复评———问卷定稿,5个阶段。问卷的种类:根据调查对象和目的的不同而分别设定为问卷1和问卷2。其中问卷1,是针对各组患者的非药物干预《约定》养成的自觉性(依从性)而制定,并进行调查;问卷2,是针对各组患者在分别接受柴苓降脂方或血脂康加护肝片治疗治愈后,脂肪肝复发以及其他相关疾病并发情况而制定和进行调查。
1.3.2调查方法依据愈后时间,采用医院复查和电话随访,先后两种方式相继进行。医院复查:脂肪肝愈后一年内,预约患者在停药后的第3、6个月和1年末定期到医院复查,以观察前期药物治疗效果是否巩固,并随访患者愈后非药物干预方案实施情况。电话随访:脂肪肝愈后停药的第2~7年间,每年在2~3月份至少电话随访1次,连续随访6年,建立随访记录卡,记录随访情况。如出现疑似脂肪肝和 / 并发症症状者,即预约患者回医院复查,并记录复查结果和治疗。以上两种方式坚持随访被调查者2 088例,定时对每一个人跟踪随访7年(健康观察者6年)至少9次,应答率为98.28%。并对其确认的资料进行分组分类整理和统计。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5.0统计软件分析结果,计数资料采用例数(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比较用 χ2检验, 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3组被调查对象依从性(问卷1)随访结果
脂肪肝药物治愈停药后一年内被调查对象依从性还好,能坚持采用各种非药物干预措施;第2年即出现少数不能坚持非药物干预现象,而且其不能坚持非药物干预人数逐年上升,在第6年时达高峰(其中A组,320人占被调查人数1 140人的28.07%;B组,266人占被调查人数924人的28.79%;C组,7人占被调查人数24人的29.17%)。3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1。
2.2 3组被调查对象脂肪肝复发(发病)及相关代谢性疾病并发情况(问卷2)跟综调查结果
1坚持非药物干预者脂肪肝复发(发病)率和其他相关疾病的发病率明显低于不坚持非药物干预者 (P <0.01),脂肪肝复发(发病)率和其他相关疾病的发病率与药物干预品种(A、B组间)无明显相关性 (P >0.05);2不坚持非药物干预者脂肪肝在停药后第2年开始出现复发病例,5年后明显增加。见表2。 2.3对3组第6年的脂肪肝复发人群成分分类统计结果
1复发年龄,见于各年龄段,而以45岁以上明显高于45岁以下;2性别,以男性高于女性;3肥胖或体重超重者明显高于一般人;4两组治愈后不能坚持继续非药物干预者明显高于坚持继续非药物干预者;5其他相关合并疾病,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尤其以糖尿病的发病率较高。3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3。
注:n =2 088,(A 组 1140 例,B 组 924 例,C 组 24例)
注:1)3 组脂肪肝复发(发病)率:坚持非药物干预比不坚持非药物干预者明显减少,P <0.01;2)3 组其他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坚持非药物干,P <0.01
注:†C 组 2 例,其中 1 为脂肪肝同时合并糖尿病与冠心病
3讨论
调查结果说明,非药物干预在降低非酒精性脂肪肝治愈后复发率和减少临床发病率方面产生明显的积极影响,脂肪肝治疗痊愈后复发及其相关代谢性疾病的发病率与停药后是否继续坚持非药物干预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而与治疗脂肪肝所选用药物干预品种无明显相关性。
根据中医理论分析,脂肪肝合并代谢综合征当以“土壅”为核心病机[9]。主要是由于先天禀赋、过食肥甘厚味或情志失调,损及肠胃,中焦运化失职,膏脂过剩,积而日久,导致土壅,脾胃不得运化则反过来影响肝气的疏泄,进而产生“木郁”,肝郁不舒则痰、湿、瘀或毒阻于肝脏所致[9]。药物干预,无论选择什么药剂(品种)并无本质的区别,均是根据脂肪肝的症状、体征来辨证论治,未能达到审因论治、治病求本,其采用药物干预加非药物干预正是从病因出发,从根本上有效预防、治疗脂肪肝。故而,非药物干预是防治脂肪肝的重要手段[10,11],调查结果也说明了非药物干预在脂肪肝的防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肾癌4例随访观察 篇11
1 临床资料
我院近10年收治肾癌患者11例, 男10例, 女1例, 年龄42岁~61岁, 平均年龄53岁。均有消瘦、乏力、贫血等症状, 时间3个月~12个月, 平均6个月。11例均为体检时发现异常, 均为查尿隐血阳性, 做肾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发现肾肿瘤, 直径2.5 cm~5.0 cm, 无1例周围及腹腔淋巴结转移。CT和 (或) MRI检查证实为肾癌。11例中仅4例有完整的治疗和随访资料。手术前1 d~2 d做穿刺活检证实3例为透明细胞癌, 1例为集合管癌, 4例患者既往均身体健康, 无慢性疾病或传染病。
2 治疗方法与结果
4例患者经术前准备, 于确诊后次日行肾癌切除术, 早期结扎肾血管, 切除肾周筋膜、肾周脂肪、患侧肾、同侧肾上腺、肾门淋巴结及患侧输尿管上1/2段或全切患侧输尿管, 术后转肿瘤科放疗, 对局部瘤床区放疗40 Gy.放疗后, 2例以淋巴因子激活的杀伤细胞 (LAK) 加干扰素治疗3个月, 治疗后出院。4例患者有完整的随访资料, 其中1例5个月后出现肺和胸椎转移, 1例6个月后发现腹膜后淋巴结转移, 1例7个月后出现骨转移, 1例8个月后出现脑转移。经生物治疗、姑息放疗, 4例于发现转移灶后的4个月~8个月先后死亡。
3 病案举例
患者, 男, 43岁, 因体重下降、消瘦、贫血、乏力头昏, 于2009年1月23日来我院检查。胃镜检查未发现胃十二指肠炎或胃十二指肠溃疡, 血常规提示红细胞计数2.8×109/L, 血红蛋白 (HGB) 81.0 g/L, 肝肾功能基本正常, 大便常规正常;尿检:红细胞 (++) ;胸部CT检查:心肺及纵隔无异常;彩色多普勒超声肾脏提示:左肾上极肿瘤, 直径3.0 cm, 有不规则血管进入肿瘤, 肿瘤内血流丰富, 有高阻高速的动脉频谱, 考虑肾癌。因无病理证据, 当时未手术, 口服安络血及云南白药等, 血尿好转。2009年2月10日在医生和家属的劝告下到湖北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检查, CT提示:左肾上极肿瘤, 分叶状, 直径3.0 cm, 考虑肾癌。2009年2月13日入我院泌尿外科治疗, 2月14日穿刺活检为透明细胞癌, 2月15日行左肾癌切除术, 将左肾、左输尿管、左肾上腺及周围脂肪组织一并切除, 术后病理报告为:左肾透明细胞癌。术后于2009年3月10日转肿瘤科治疗, 入肿瘤科后查血象, 除轻度贫血外 (HGB 89 g/L) , 肝肾功能、心电图均正常, 3月13日在模拟机下设左肾区野, 对肾瘤床区放疗40 Gy, 放疗后以LAK细胞加干扰素治疗3个月后出院。2010年1月12日患者诉背痛, CT胸部提示:T7~9椎体骨质破坏, 左肺2个圆形结节影, 考虑转移癌。又入我院肿瘤科治疗, 入院时体检:仰卧位, 平车推入病房, 表情痛苦, 消瘦, 意识清楚, 全身浅表淋巴结不大, 巩膜不黄, 咽部微充血, 颈软, 气管居中, 双肺听诊无干湿啰音, 心音中等, HR 90次/min, 各瓣膜听诊区无杂音, 腹平软, 肝脾肋下未触及, 肠鸣音正常, T7~9椎均有压痛, 腰椎压痛明显, 双下肢无水肿。此次入院诊断:左肾癌术后肺、胸椎转移Ⅳ期。查血象:HGB 90g/L, WBC 6.8×109/L, N78.3%, PLT 126×109/L;肝功能正常、肾功能基本正常、心电图正常。单光子发射型计算机体层成像 (ECT) 骨扫描提示:肋骨、胸骨、胸椎、腰椎广泛骨转移癌。对骨转移灶疼痛较重的胸椎、腰椎行姑息放疗, 总剂量为30 Gy/10f, 并以LAK细胞加干扰素治疗。终因双肺广泛转移, 呼吸功能衰竭于2010年5月12日死亡。
4 讨论
引起肾癌的病因尚不明确, 有文献报告肾癌与解热镇痛药物、激素、病毒、射线、咖啡、吸烟、镉、钍等有关, 另与有些职业有关, 如:石油、皮革、石棉等产业工人患病率高[1]。本组4例肾癌患者均为油田的采油工人, 每天都接触石油, 石油中含苯环类物质等, 均有致癌作用。肾癌不论其肿瘤大小, 一旦明确诊断, 45%的肾癌患者已发生远处转移, 而转移部位有肺、骨、腹膜后淋巴结以及肝、脑、锁骨上窝淋巴结、皮肤等[1]。本组4例患者均完成了根治术, 数月后均发生远处转移而死亡。因此, 肾癌的治疗重在预防, 从事与有害物质经常接触的工作人员要定期体检, 做好肿瘤的三级预防, 以减少癌症的发生率。
参考文献